树才  译

火之歌

火，男人们在夜里看着它，在很深的夜里，

火，它燃烧却不灼热，它闪耀却不燃烧，

火在飞，没有躯体，也没有心，不知道茅屋，也不知道家，

棕榈之火，透明，一个男人，没有恐惧，向你祈求。

巫师之火，你父亲何在？你母亲何在？谁哺育了你？

你是你的父亲，你是你的母亲，你路过却不留下足迹。

干木头不把你当作女婿，你没有灰烬留给女儿，你正在死去，你没有死去。

漫游的灵魂化身为你，没有人知道。

巫师之火，低处之水的精灵，高处之风的精灵，

龙眼鸡闪着光，萤火虫照亮沼泽地，

无翅之鸟，无身之物，

火的力量的精灵，

听我说：一个男人，没有恐惧，向你祈求。

译注：这是桑戈尔翻译的俾格米人的一首民歌。俾格米人是非洲中部的古老居民。

爱情鸟

别管我，哦狄昂贝汉！

你戴着流苏长长的披肩，

让我唱这些鸟儿吧。

鸟儿听着小路上的公主

听见了她最新的心里话。

你们呀，姑娘们，唱吧，温柔地唱吧

吚呀！……吚呀！……美丽的鸟儿。

你呢，打造神枪的大师，

让我为鸟儿祈祷吧，我爱它，

我的朋友和我都爱它。

别管我，缝制长袍的大师，

大师的衣裳比大白天还闪亮，

让我爱这只爱情鸟吧。

译注：这是桑戈尔翻译的马里巴姆巴拉人的一首民歌。他译成法文，我又从他的法文“转译”成汉语。翻译就是这样，转来转去，像一条河，永远没有入海口。

黑人面具

--给毕加索

她睡了，歇息在单纯的沙子上。

库姆巴·达姆睡了。一棵绿棕榈遮着她发丛的灼热，把弯曲的前额镀成了黄铜色

眼皮闭着，双重的侧影，封住的源泉。

这细腻的月芽，这片唇更加黝黑，沉甸甸--那里有同谋女子的微笑？

脸颊的圣盘，下颏的图形，唱着缄默的和谐。

面具之脸暂时闭合，没有眼睛，没有物质

完美的青铜头颅和时光的色泽

但愿脂粉不要玷污，不要红色，不要皱纹，也不要泪水或亲吻的痕迹

噢面孔，就像上帝创造了你，在岁月的记忆之前

世界的黎明之脸，不要打开就像一截温柔的脖颈会感动我的身体。

噢美，我要用我单弦琴的目光，热爱你！

布鲁斯

我浸满雾

浸满孤独

今天，

我逃。

书在我身上打开。

在我灰色的脑海

不断出现空空的词

纸页，寂寞的街道

不见小酒馆。

亲爱的灵魂，在长沙发上躺下吧

抛下锚，

让它沉底。

对，抛下锚！

译注：布鲁斯是一种起源于美国黑人的一种舞曲和舞蹈。

出发

我出发了

沿着缀满露珠的道路

太阳在那里叽叽喳喳。

我出发了

远离腐烂的日子

远离枷锁，

张大嘴

呕吐掉丑陋

我出发了

去做奇异的旅行，

轻盈而赤裸，

没有木棍没有褡裢

也没有目的。

我出发了

永远

不想着回来。

卖光我的羊群

但不能连同牧羊人。

我出发了

向着蓝色的国度，

向着辽阔的国度，

向着龙卷风激情的国度，

向着富饶多汁的国度。

我出发了，永远

不想着回来。

卖光我的首饰。

黑女人

赤裸的女人，黑色的女人

你身上的肤色就是生命，你的形体就是美！

我在你的影子下长大；你温柔的手蒙过我的眼睛。

现在是盛夏，正午时分，从高高的石灰岩的山口，我发现了你--希望之乡

你的美击中我的心，就像雄鹰的闪电。

赤裸的女人，黝黑的女人

肉质坚实的熟果，醉人的黑色美酒，激发我诗情的嘴

纯净地平线上的草原，东风吹抚下颤动的草原

雕刻的达姆鼓，战胜者擂响的绷紧的达姆鼓

你深情的女中音就是恋人的心灵之歌。

赤裸的女人，黝黑的女人

微风吹不皱的油，竞技者肋部安静的油，马里王子们肋部的油　

凌空奔跑的羚羊，珍珠是你黑夜般皮肤上的星星

智力游戏的快乐，你皮肤上赤金似的闪光

在你长发的庇护下，在你太阳一样的眼睛的照耀下，我的忧心被照亮。

赤裸的女人，黑色的女人

我赞叹你消逝着的美，你的形体将被我凝成永恒

在妒嫉之神把你化为灰烬为了哺育生命根须之前。

译注：希望之乡，也可译作福地，《圣经》中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迦南地方。

缺席的女人（节选）

（为三架科拉琴和一架巴拉丰琴而作）

    1
乳房浑圆的少女们，别再歌唱你们的冠军，别再歌唱这位身材高大的男子汉。
但我不是你们的荣耀，不是勇猛的雄狮，它咆哮出塞内加尔的荣耀。
我的头不是金子做的，也不装饰高耸的图案
我的手腕没有沉甸甸的镯子，瞧吧，我十指空空！
我不是头领。我从未像创始者那样，开辟道路，创立学说
设计四座大门的城市，我从未说过将被刻上石碑的名言。
我说：我是一名吟游诗人。

    2
颈项细若芦苇的少女们，我说，歌唱缺席的女人吧，那远去的公主。
我的光荣不在碑上，我的光荣不在石头上
我的光荣是歌唱缺席的女人的美
我的光荣是让她的美更美，我的光荣是歌唱沙土上的青苔和麦子
浪尖的飞沫，海鸥的白羽，山岗上的光
簸箕之下的所有徒劳之物，风吹之下的所有徒劳之物，以及埋骨场的气味
刀光剑影之下的所有脆弱之物和所有美好之物
我的光荣就是歌唱缺席的女人的美。

树才

桑戈尔：“我的光荣就是歌唱缺席的女人的美”

莱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Leopold Sadar Senghor，1906-2001) ，享誉世界文坛的大诗人，文化思想家，政治家，“黑人性”文化运动创始人之一。

桑戈尔用法语写作。从1936年创作第一首诗开始，他先后出版了7部诗集，还撰写了大量论文。桑戈尔的主要作品有《影子之歌》（1945）、《黑色祭品》（1948）、《埃塞俄比亚人》（1956）、《夜曲》（1961）和《黑人性和人道主义》（1964）等。1990年他出版了《诗歌总集》。

这些有着辽阔的个人诗性想象力、跳动着非洲鼓点强烈节奏的美妙诗歌，使黑人诗歌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影响力。桑戈尔因此赢得了众多的荣誉和文学奖项，包括1963年的国际诗歌大奖，甚至成为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呼声很高的候选人。

除了诗歌，桑戈尔还在文化思想和政治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创立了“黑人性”政治文化理论，使非洲人赢得了种族自尊；作为政治家，他赢得了国家的独立，成为塞内加尔共和国的开国总统。

说到“黑人性”，必须提及另外两位黑人诗人：马提尼克的塞泽尔和法属圭亚那的达马斯。“黑人性”（ NEGRITUDE）是一个法语词，出自塞泽尔1939年发表的长诗《还乡笔记》。这是一个旨在恢复黑人价值的文化运动，提出了“黑人应以黑人文化传统自豪”的论点。桑戈尔成为这一论点的杰出发言人。1948年，他编选的非洲黑人法语诗选《黑人和马尔加什法语新诗选》，标志着“黑人性”文化运动的高潮。法国作家萨特为这部选集写了长序《黑肤色的奥尔甫斯》。

桑戈尔的一生充满矛盾。他的复杂经历决定了这一点。1906年10月9日，桑戈尔出生在达喀尔附近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家庭。父亲是富有的商人，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个“高等黑人”家庭，既使桑戈尔从小接受了法国文化的熏陶，也对他后来在政治上主张改良，对法国采取温和态度有很大影响。他最初在教会学校读书，16岁进入达喀尔中学，22岁赴巴黎深造，就读于巴黎大学文学院。1935年大学毕业，又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成为在法国取得语法教员资格的第一个非洲黑人。

第二次大战爆发后，桑戈尔应征到法国外籍军团服役。1940年6月在罗亚尔河战役中被德军俘虏。在战俘营里，他学习德文和希腊文，继续研究“黑人性”。1942年桑戈尔因健康原因获释，继续留在巴黎任教，同时参加了戴高乐领导的抵抗运动。1945年大战结束后，桑戈尔加入了法国社会党。同年9月，他回到塞内加尔度假期间，应塞内加尔社会主义联盟的要求，决定参加即将举行的法国制宪议会的竞选活动。从此，他开始了职业政治家生涯。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11月，他两度任法国制宪议会议员。1946年11月起，他又连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

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桑戈尔继续诗歌创作，宣传“黑人性”。他的诗集《影子之歌》、《黑色祭品》等和诗选集《黑人和马尔加什法语新诗选》等先后问世。在桑戈尔的鼓励下，一批非洲知识分子参加到“黑人性”运动中来。1955年2月至1956年1月，桑戈尔担任法国总理府负责科学研究的国务秘书。1956年11月，他被选为塞内加尔的提埃斯市市长。

随着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法国政府颁布了海外领地“根本法”，宣布给予法属殖民地以法兰西联邦内的“半自治共和国”地位。根据这个“根本法”，法属西非各殖民地于1957年3月建立了领地议会，以桑戈尔为首的非洲人大会党在本国选举中获胜。1958年，桑戈尔被选入戴高乐政府的制宪委员会。审议宪法草案时，他提出确定海外领地自治原则的修正案。经多次与戴高乐总统交涉，修正案得以提交公民表决。

1959年4月，塞内加尔与西苏丹组成“马里联邦”，桑戈尔任联邦议会议长。1960年6月，马里联邦被承认为共同体内的独立国家。两个月后马里联邦破裂。同年8月25日，塞内加尔宣布独立。桑戈尔被推选为共和国总统。从1960年独立到1980年底，桑戈尔执政达20年之久，蝉联四届总统。

非洲国家独立后的第一代领导人，如果不是被推翻，基本上终身执政。但桑戈尔却是非洲第一个“禅让”的总统。这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宽阔胸怀。1980年12月31日，桑戈尔宣布辞去国家元首职务，将国家最高领导权移交给总理迪乌夫。

1984年3月29日，桑戈尔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成为该院历史上第一位黑人院士。2001年12月20日，桑戈尔在法国诺曼底家中去世，享年95岁。

桑戈尔的诗是自由诗，也是散文诗。在他的诗中，我们看到了山峰的雄性和河流的母性，听见了雄狮的吼叫和达姆鼓的鼓声。在《缺席的女人》一诗中，他豪迈地宣称，“我的光荣就是歌唱缺席的女人的美”。“缺席的女人”是谁？就是那《黑女人》：“你的美击中我的心，就像雄鹰的闪电”。在桑戈尔的诗心中，“黑女人”和故乡是“同一个人”。

桑戈尔的奇异之处在于，他接受的是法国文化，但他在接受同化教育的同时，没有被“西方文明”完全吞没。他始终牢记自己是一个非洲人。他要为黑非洲文化价值的特殊性及伟大性在世界文化史上争一席之地，他要为黑人去争生存权利。他的行为赢得了非洲人民的赞许。用桑戈尔自己的话说：正是这个时期，使他赢得了“未被同化的同化民”的名声。

桑戈尔诗歌中的嗓音，或者说他的诗歌风格，其实有着某种“混血”的特征。他的法语干净，优美，简洁，他的诗情却源自非洲大地的时空深处！如果说在他滚浪般奔放的抒情中，我们听到了法国大诗人佩斯和克洛岱尔的声音，那么在《黑女人》这样的精粹之作中，我们更为非洲人用双手拍响的达姆鼓的热烈鼓点所震憾。而桑戈尔对少女之美的无限向往，可能正是滋养他那颗摇篮曲般的温柔之心的源泉所在。

是的，他的语言体貌呈现为法语，但他的诗性血液肯定来自塞内加尔的古老部族。

补记：这些译诗，这篇介绍文章，发表在《星星》今年第1期上。今年，《星星》有意动用六期，译介六位重要的非洲黑人诗人。我第一个就想到了桑戈尔。我可是在桑戈尔任开国总统的西非国家塞内加尔待过整整4年啊！况且，我可是见过他一面的。我把中国诗人对他的问候转达给了他。那4年外交官生活，也许是我人生的一个大转折。总之，非洲让我变成了另一个人！谁？当然我还是认得出来的。我又是谁？那就得让树才来说了。远行，游历，异国，他乡……绝对有助于一个人了解自己，并了断一些事情。桑戈尔的诗，那么绝地舞蹈化和节奏化了，以致我一直不敢下笔……幸亏《星星》的约稿，帮我迈出了这一步！是的，好东西，读进去了，有时反倒怯于翻译了。节奏之美，对翻译的挑战，可就大了。2012-5-18

妈妈

听见有人喊妈妈

我总会在心里跟一声—

 “妈妈”，但声音

很胆怯，很小—

小到只有我自己

才能听见

我四虚岁就没有妈妈了

但我一直跟着别人喊

为了让自己听见

我天真地想

只要我听见

妈妈也就听见了

2011．9．9

爱是什么

多少人在这个问题面前

困难得说不出话来

我只偶然听见过

一次确凿的回答

那是一个孩子仰着脸

在公交车里告诉妈妈的—

“爱是妈妈！”

这孩子也就三四岁大

周围的人都听见了

我当时惊得说不出话来

我记得那一天

整整一天

我都没怎么说话

我不想说话

2011．9．10

注：如同去年，今年清明节，我也回老家了。老家在浙江奉化，一个叫下陈的村子里。回老家，其实只为一事：到母亲坟头跪地一拜。乡村习俗，尊奉祖宗。在乡野，生者在田间劳作，坟冢则躺在山坡，甚至田头，所以生死是并在的。我小时候就不怕坟地，那里小竹笋很多……几个月不更新博克了。有朋友留下纸条，催我更新。因为念着母亲，我便想到了这两首短诗《妈妈》《爱是什么》（它们刊发在《青年文学》今年第1期上）。看日期，是两天内写的。现在想想，我写时，没想任何别的，更谈不上构思，就这么写下了，仿佛心里的话自然找到了一个缺口，流到了纸上，无声，无言。但我再读时，就有眼泪涌出：为我自己，也为这世上过早失去母亲的所有孩子！2012.4.17

北园。我小时候去过那里

那时北园尚未命名

它也许是我诞生的那座村庄

一声啼哭  撕破一片混沌

不  也许根本就没有哭声

凌晨三点  一切静悄悄的

一滴无辜生命  在草尖上  凝成

小时候  不推门就进了北园

我在一棵树下  做了两年梦

都是爬到天顶  然后啊一声

摔地上  惊醒

我的童年自由得像一只空碗

饥饿的眼前  米粒也发光

北园。自从诞生了明姬……

      从大自然  北园醒来

一颗忧心  催促她早熟

忧心如焚  燃烧成斑斓

她为什么要花十年笔墨呢

收笔的刹那  她当然明白

北园没有门  北园不在北园

有人说  北园里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人  有人补充

树丛深处  有一些光

也有人说  她看见了死亡

北园。是梦？不是梦？

请睁开眼  请闭上眼

2011．11．9  北京

补记：从云南大理回来，才确认一年已逝！当然，不断流的时间保证了：一年又来！在云南大理，与最亲近的几位朋友一起，过了圣诞节和元旦。旧地仍可重游：十一年前，我也是在大理古城过的圣诞节！博克2个多月未更新。这暴露了我的懒惰：我可是经常想着要更新的。这首诗是为韩国画家明姬的巨幅油画《北园》（5米X5米）而作。在我的理解里，《北园》就是自然本身。一旦名为北园，北园也就存在。但世上并无北园，因为北园就在世上：无一处不是。是梦，是一位韩国禅师，一位大和尚，精熟唐诗，且能吟诵。我们在济州岛法华寺“明姬诗会”上相识。也巧，今天读到一篇散文，题为《是梦。不是梦》，记了一个梦，很有意味。我便想，时间也是梦一样的东西，当然我们不必太在乎它来，它去……任它来去，就是自然。生是自然，灭也是。有时间就必有末世，但末世也是来世：结束之时，开启之时，浑然一体罢了。祝福2012，为普天下爱诗习诗的朋友们！

树才 译

齐奥朗访谈录

让-弗朗索瓦·杜瓦尔（以下简称杜瓦尔）：怎么开始做这个访谈？你说过，我们的本能就是被谈话侵蚀的。

埃米尔·齐奥朗（以下简称齐奥朗）：当我们说话，就像我们写作，我们什么也解决不了。除非深入内部。我们卸下包袱。我们稍稍腾空自己。那些比较麻烦、令人忧心的问题，谈过之后，我们是带着某种解脱感来看待它们的……我们的忧虑减轻了。这就是谈话的意义。

杜瓦尔：对你作品的一次谈话，不也同样会导致可能的误解吗？

齐奥朗：我并不反对误解。当然，我很愿意关于我的描述尽量准确。但我觉得，误解也可能是丰产的。因为它引人思考。总之，这不是一种理论……

杜瓦尔：你的作品成了大学博士论文的选题，这令你不快吗？

齐奥朗：有几篇关于我的博士论文。但我反对博士论文，我反对这种文类。你知道我来巴黎就是为了做一篇博士论文！我在罗马尼亚已经通过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在一所中学教了一年书，然后我说：我要去巴黎做一篇博士论文。总得找一个借口……很明显，我撒了谎。我甚至懒得去找论文选题。我同大学彻底断绝关系。我认为这是一种危险，是精神的死亡。对一个人的精神发展来说，一切教育，即便是好的，即便很棒，本质上仍是坏的。因此，我认为我此生做过的最棒的事情之一，就是同大学彻底断绝关系。

杜瓦尔：但不是同整个传统，同你看重的比如帕斯卡尔、波德莱尔……

齐奥朗：他们是我最经常想到的两个法国人。我不再阅读他们已经很久了。我总是拿他们做参照，我对他们有一种很微妙的感情。这真的很奇怪—一位西班牙大教授写过一篇关于我的文章，说我归属于法国的道德主义者，但帕斯卡尔除外！当我读到这些，我心说：糟了！因为我生命中的某个重要时刻，某个震撼人心的时刻，是在布加勒斯特，那时我十七岁，我在一个公共图书馆读到帕斯卡尔写给他姐姐的那句话（他姐姐嘱咐他注意健康）：你不懂健康的麻烦，也不懂疾病的好处。这令人震惊！这差不多就是我那时生活的那种感觉。我甚至敢说，正是帕斯卡尔的这句话，让我后来对他感兴趣。

杜瓦尔：但你的帕斯卡尔，那是原创意义上的帕斯卡尔？

齐奥朗：对，对。纯粹主观的帕斯卡尔，帕斯卡尔现象！这是怀疑的帕斯卡尔，撕裂的帕斯卡尔，本来可以不是信徒的帕斯卡尔，无需恩宠、无需在宗教里避难的帕斯卡尔，我感到亲近的帕斯卡尔。同这位帕斯卡尔，我感觉是一家……因为我们想象无信仰的帕斯卡尔。此外，帕斯卡尔也只在这个方面有意思……整个一生，我都想念帕斯卡尔。他是片断的，你知道，他是片断之人。也是瞬间之人，在片断中有更多的真实。

杜瓦尔：这是因为，就像他，你也是片断之人，你的写作，也是片断的。

齐奥朗：是的。全部。但在我那里，完全是出于另一个理由。就是我心烦。当我开始发挥一点什么的时候，我管它叫无聊。尽管如此，我还是深化了某些东西，因为我所写的一切都是围绕同一些东西。但我不喜欢固执己见，我不喜欢表演。没这个必要。爱表演的是那些教授。

杜瓦尔：你就像那个暴君，你以前曾描绘过他的面孔，他并不关心给出解释。你不表演，你确定吗？

齐奥朗：确定！我绝不表演。我依法而行—加括号，不是吗？我说出的是某个东西、某种内在过程的结果。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给出答案，但我不描写步骤和过程。不是把三页纸都发表出来，我删掉一切，除了结论。差不多就是这样。

杜瓦尔：格言和片断……不管哪一种情况，都包含一种避免饶舌的愿望，一种抵达极简的愿望。

齐奥朗：完全如此。不想改变别人。不想说服别人。我不喜欢说服。

杜瓦尔：尼采把爱默生尊为格言大师。他也这么判断：解释就是降低，就是贬值。

齐奥朗：我读爱默生很少。我无法向你说清楚原因。但我知道他一点。毕竟，我的不幸是阅读得太多。比如，我对狄金森的诗很感兴趣，那是个伟大的女诗人，绝对！她读爱默生很多。我对狄金森有一种崇拜—我始终保持。所以，我本该读一读爱默生。还有几位作家也仰仗于他。甚至尼采，在青年时代的确如此。至于我，我还是读过他一些东西的，但我不能说我知道他。你知道，这是实话实说，我相信对我来说，如果我不是重读一个作家，那么他就不存在。当我说我喜欢某个人或者我读过他，就是我重读过他。好几遍。一本书只读一遍，啥也说明不了。比如，我很熟悉陀斯妥也夫斯基，因为我读他读了五六遍。还有莎士比亚。只读一遍，也就是同一个东西打个照面，没别的了。我生命中的所有重要作家，我都反复阅读。

杜瓦尔：你也正好被视为一位格言大师。在词典里，人们还经常给你贴上虚无主义者的标签。

齐奥朗：还有另一个标签……我对此完全漠然视之。我不是虚无主义者。人们可以说我是，但这没有意义。对我来说，这是个空句子。简单起见，人们可以说，我纠缠于虚无，或者--更是虚空。这是对的。但不能说我就是虚无主义者。因为虚无主义者在通常的意义上，是那种在大地上使用暴力啥都敢干的家伙，带着某些多少有点政治化的不可告人的想法，鬼知道呢！但我，绝非如此。因此，人们也许可以在隐喻的意义上说我是虚无主义者。即便如此，还是没触及什么。我更愿意接受怀疑主义者这个词—尽管我是个冒牌的怀疑主义者。实际上，我啥都不信，应该是这种向度—就算这样，也不是真的！

杜瓦尔：每个词都是多余的一个词，你在《存在的诱惑》一书中这么说。你是怎样把它同你对形式的关注、你对文体的关注调和到一起的？这难道不矛盾吗？

齐奥朗：听着，我是这么想的。我三十七岁开始用法文写作。我以为那是容易的。此前我从未用法文正经写过什么东西，除了几封写给美好女性的信札，还有一些必须回复的信。突然，用这种语言写作，让我感到了巨大的困难。这几乎是一种顿悟：法文完全是某种硬化了的语言。因为罗马尼亚语是一种斯拉夫语和拉丁语相混合的语言，是极富弹性的。人们想怎么用都可以，这是一种尚未结晶的语言。我意识到我不能就这么让自己去发表第一次喷涌，而第一次喷涌是真实的。不能这样做！在罗马尼亚语里，没有这种对清澈、对明晰的苛求，我理解了用法文就必须明晰。我开始有了那种外国人情结，这外国佬要用不是他母语的另一种语言写作。尤其是，在巴黎……这非常重要。我来自罗马尼亚的一个省份，以前属于奥匈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它属于维也纳，我是奥匈帝国的人。在这些地区，人们讲德语，匈牙利语，等等。但我的父母一句法语也不会讲。相反，在布加勒斯特这个首府，大家都法国化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所有人！我呢，我在这些人中是一名大学生……很显然，我有一些自卑感。

    我到巴黎那会儿，我没用法文写过一个字，整整十年，除了回几封必须回的信，像我刚才跟你说的。然后，1947年，那时我在诺曼底，我一下子弄明白了：这是荒唐的！为什么我要用一种没人读的语言（指罗马尼亚语）写作？我把已经写下的东西撕个粉碎。我重新回到巴黎，带着永不再用自己的母语写作的想法。我迫使自己服从这项纪律：我要写出一种尽量明晰和清澈的法文，而不让自己受那些当代诗人的影晌。最终，我写出了一种规范、有点抽象的法文。但我只会用法文写这类东西。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是因为抽象的这些微妙区别认识了法文。但当然，人们会问：为什么还操心文体？你知道，这是因为帕斯卡尔……他写《致外省人的信》写了十七遍！我就想：帕斯卡尔可以为它的《致外省人的信》重写十七遍，那么，我这个外国佬，我也应该做一番努力……你知道，我此前用罗马尼亚语写过一两本书！我再没读过它们，这是第一次尝试！当然，它们没写好。我没这种情结。当我读了帕斯卡尔和所有那些被语言纠缠住的法国作家，我就做了一番很大的努力。比如，那本《解体概要》，我写它写得很快。一下子喷涌而出。但我重写了四遍。全部！删掉了很多东西。书自然也就失去了某种自发性。但这是为了赋予它另一种实质。让那个外国佬消失，尽最大可能。但你的问题提得有道理：如果我怀疑一切，为何还要好好结构句子？同样，为何还要写作？这是真的。这些是无法避免的悖论。

杜瓦尔：有些作家，你的同代人，从风格入手，设法把事情拆散。

齐奥朗：是的。但他们对自己的语言没法这么干。反正不会是我，因为如果我这么干，人们会说：他不懂法语。像异国人似地玩先锋是容易的。非常容易……但我想在思想层面上引入某些感觉。所以，就不再是一些直接表达的事情，而是结构过的事情了。结构句子时，应当清晰。我写下的，就是一些句子。我做风格上的努力，就是为了这个。我不是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不是作家。我对自己说：既然我下了决心用法语写作，我就玩这个游戏。而就像我跟你说过的，这种自卑情结—我不知道用哪个词更合适，我对这种表达厌恶透顶，但又没办法！--起着一个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因为我研究过语言。当我看到，在法国文学史中，多少作家为之烦恼……而在德国文学中你找不到这个；没有人谈论写作的困难，总而言之，不是在表达的层面上。这是一种法国式的执着。而这让我感到震惊。现在，对那些纯粹的文学作品来说，我觉得不必太精雕细琢。

杜瓦尔：你风格上的古典主义，难道不会有点过时？

齐奥朗：我觉得，这不重要。因为读我的那些人，是出于某种需要读我。这些人是有问题的，就像人们用粗话所说的—我是根据我收到的信看到这一点的。这些人抑郁，忧心忡忡，恶梦缠身，这些不幸的人。而他们，不会太在意风格。他们多少处身于我结构的那些事情当中。但我没问过自己，这是否时兴，或者是否过时。我们不能说它是时兴的，这种风格是中性的，这种风格没有被形象化，它不属于某个确切的时代。确实，某个方面是有一点过时。这不太重要。

杜瓦尔：你是否觉得，你的法文风格是你逼迫自己去面对的某种困难的结果？

齐奥朗：不是。无论如何，这是我自然的风格。它精心雕琢过。但我没逼迫自己。我思考过翻译事物的方式。但我没有逼迫自己去面对任何一种形式。显然，我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暴烈，炸开，另一种方式挖苦，冷眼。我有一些文章非常暴烈，非常歇斯底里，另一些则是冷眼，几乎无动于衷。总之，我写的一切，总是有点攻击性，别忘了这一点。我尽量减弱这一点。

杜瓦尔：刚才你说：为何还要写作？问题提出来了。

齐奥朗：为我自己。我注意到，结构句子对我有好处。因为这个问题对我提出过好多次了。尤其是被两个西班牙大学生—我只在这个国度有一点反响。这不是书的成功，卖得好。但它唤醒了什么东西。这让我开心，因为我对西班牙总有那么一点偏爱。相反，在德国，在英国，毫无反响！这是次要的……我于是读到了安达卢普两位大学生的来信，让我深受感动，它写到：你的生命观排斥了写作，你自己说的！我回答：说到底，我写的一切，我是出于急迫的需要写下的，我想摆脱对我来说无法承受的某种状态。所以，我以前认为，至今也还觉得，写作行为就像某种治疗。这才是我全部写作的深层意义。我给这两位大学生提供了一种解释，比我所理解的治疗功能更加明确。我说，听着：如果你痛恨某人，你只需拿一片纸，十遍二十遍三十遍地写“某某某是混蛋，某某某是混蛋……”几分钟之后，你就感觉放松了，就少痛恨些了。对我来说，写作这个事情，完全就是这样，是为了减轻某种内在的压力，使它减弱。所以是某种治疗。确实，我坚持这一点，这显得有点可笑，但这是事实。对我，写作绝对是拯救行为。

    所以人们会问，为何还要写作？我继续：与人们想象的不同，发表这个事情也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书一旦问世，你表达过的事情就变得外在于你了，不完全是，部分地。因此，兑现的慰籍就会更大。它不再是你的。你摆脱了某种东西。就像在生活中，大家会这么说：那个说话的人，说出了他的遗恨，他就解放了。而那个一声不吭、沉默寡言的家伙，会毁了自己，会自我崩溃，甚至可能会去犯罪。说话这个事情，能让你解放。写作，也一样。这些是很明显的事情，但我经历了它们。所以，我告诉每一个人，把你们的手稿发表，管它呢，它对你总会有好处。你说到的所有执着，对你都将有所减轻……

    但理论地说，我一个字都不该写，什么都不该发表，假如我绝对地忠实于我自己。但我做不到这一点，毕竟，从某个角度看，我对自己负有责任；我想让自己适应一点生存。必须做这种妥协，这种和解，它让我能够生存。我绝对相信，假如我不写作，我会自杀。我绝对肯定。但我把这些东西投射到了外面，我咳出来了。

杜瓦尔：发表这个事情，是把别人拽进游戏？

齐奥朗：但人们不会想到别人。写作时，人们想不到任何人。当人们去写我写的那些东西。对我来说，我写作时，人类并不存在。我才不管呢。发表时，也不会想谁去读。绝对不会！有人读我，这甚至是不可想象的，我会惊讶不已。我相信，我的书是帮助过一些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自认为是一个边缘者，在文学之外。我只想说出我之所感。我是，如同我有一天所说的，形而上意义上的边缘者。这是说，你的反对仍在。因为一般来说，必须绝对地符合于人之所是。

杜瓦尔：你为你自己写作。但你却自愿地求助于“我们”，而这种用法是你在别处谴责过的：“隐含的复数‘人们’和言明的复数‘我们’，构成了假存在的舒适的避难所”，你在《解体概要》中是这么写的。

齐奥朗：这是指非单数的“我们”。当我说“我们”时，我听到的常常是“我”。这完全不是政治人物口中的“我们”，先知口中的“我们”，或天知道谁口中的“我们”，以众人之名说话。这肯定不是人群，一点没有集体的意思。我说话从来没有代表过谁。但这是为了避免实在不便使用“我”时的某些情况，为了给我的主观事物一种客观的表象。这是一种文学玩艺儿，如果你愿意的话，为了让表达式有所变化。为了赋予某些断言一种客观性的特征……毕竟，不必总是我！它超越了我，因为它对别人同样有效。

杜瓦尔：搞文学的人：一个守不住秘密的人，使苦难贬值，让苦难泄露，还唠叨个没完：厚颜无耻。你的一个句子。自画像？

齐奥朗：有一些不适当的东西要炫耀，但你写作时，你无法自我炫耀。你单独与自己相处。你不会去想有一天它将发表。你写作时，与你相处的只是你自己，或者上帝，即便你不是信徒。依我看，这才叫写作行为，伴随着巨大的孤独。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作家才有意义。你随后所做的事情，就是卖淫。但是，从你接受生存的那一刻起，你就必须接受卖淫。对我来说，没能自杀的每一个人，从某种意义上，都是卖淫者。有不同的卖淫层次。但是，很显然，一切行为都具有站街的性质。

    但我始终说，在我身上有两种召唤。你想想波德莱尔吧，就是矛盾的卖淫，生命的狂喜和恐怖……当我们了解这一点，这些矛盾的卖淫，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在我们所做的一切里面必定有一些矛盾，一些应受指摘的东西，一些不洁的东西。你在生命的狂喜和恐怖之间剪裁……我们不是圣人。最纯洁的人是那些不写作的人，没什么要忏悔的人。这些是极端的例子。但是，从我们接受生存的那一刻起，从我们为活着而东奔西跑的那一刻起—为了不至于自杀，我们这么说—我们就在做妥协。我称之为欺瞒。对我来说，这有一种哲学意味，肯定的。大家都是欺瞒者，但同样有不同的欺瞒层次。但每一个活人都是欺瞒者。

杜瓦尔：所以，话语对你有某种治疗价值。应该把这一切归结为精神分析吗（你好像谴责过它）？

齐奥朗：因为在精神分析中，话语是被迫的，它转向了折磨。这很危险。最终把人们完全弄乱了。有些精神分析治疗的情况是合适的。但不是对所有人。我只了解那些灾难性的情况。我呢，我对精神分析感兴趣，因为我视它为时代现象，而非治疗方法。依我看，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将精神分析理解为文明的某个阶段：为何是现在？它有何意义？我相信，这是一个令人忧心、大吃一惊的现象。精神分析本身也一样，它走到了自己愿望的反面。它变得越来越粗俗了。

杜瓦尔：而精神分析从其定义来讲，即分析过程。这与你所说的正好相反。

齐奥朗：在感觉和形式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空间。在所感觉和所言说和所结构之间。凡把感觉从形式中分离的，就不会进入到我的写作。一般来说，依我的脾性，我本该成为一名音乐家。它更直接。一切所言说和所结构都在形式中被打乱了。所以，读者必须做想象的努力，以便让形式回溯至感觉。如果我什么都说，人们就能找到过程，但这个过程在我的写作里被抹掉了。人们能想象某个形式是从何处生发的。但回溯源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并没有表达这个过程。我所写的一切都暗示着一段路程。这就是这类写作或文本的麻烦，也可能是优点。它不披露过程。也许应该写一些忏悔，写忏悔就把什么都表达了。但这不是我的选择。我不能。这是极限，很明显。我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我觉得，因为真正的作家试图给出所有的层面，揭示它们，写出他身上发生的一切。我写作时，是虚拟式的……该怎么说呢，是对最终的、结局的什么东西的渴望。不给出过程。当然，读者会自问：这来自何处？这个断言从哪里来？一个断言，我们能够自问它依凭的是什么。它什么也不依凭。但我们可以想象形式是从哪种状态生发的。

杜瓦尔：你谈到忏悔。你身上难道没有浪漫主义抱怨的一面？

齐奥朗：有。我自己觉得离浪漫主义很近，尤其德国的浪漫主义。在年轻时。直到现在，我也不能说我已经完全摆脱。我身上最本质的感受，就是浪漫主义的烦忧，我至今没能治愈。我对俄罗斯文学的激情大部分源于此。是文学给了我生命中最深的烙印。尤其是文学历史中的俄罗斯拜伦主义。我认为，凭他的影响，拜伦在俄罗斯比在英国更让人感兴趣。我对这些俄罗斯的拜伦主义者感觉最亲近，在他们身上我根本感觉不到西欧人：毕竟有地理的、源头的历史，起着作用。这里面有一部分真实。对我来说，在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全部人物中，我最欣赏塔吉雅娜，也理解得最深。这个人物骨子里就是浪漫主义的，为烦忧而痛苦。

    与年轻时相比，我感觉浪漫主义已经少多了。但出发点就是它：我的青春打上了德国浪漫主义的烙印。各种各样的浪漫主义，包括法国的浪漫主义。我跟你说，我来法国看见的最早的东西之一，就是孔布尔，夏多布里昂的古堡—这位作家我不读他已有很久了！我来法国看见的最早的东西之一！这有某种意义，是不是？因为我对他的妹妹充满激情，吕西尔·

德·夏多布里昂。我把关于她的书读了个遍，我甚至可以写一本书。我认为她是法国浪漫主义最出色的面孔。她身后只留下一些小文章；但这没关系。

1979年

今天十一，国庆节。我要去东北，拜访森林，同时拜访寒冷。先飞哈尔滨，再奔伊春去。几个老友，相聚途中。听说伊春那边已经下雪，听说那边穿多厚也不觉得厚，而我是多么怕冷的瘦骨子啊！也好，我携着自己提前入冬了！今年一直译齐奥朗访谈录，但精力不济，译得断断续续，还好几篇同时译。就连这一篇，也未全译完，但已在《西部》杂志刊登出来。读齐奥朗，得用脑，还得用心。这个一生都勇猛向真的思者，值得每一位写作者尊重。祝朋友们节日开心。

消息传来时，你正在

洗脚——不，应该说浴足

消息像车祸一样，来得突然

你惊呼天底下竟有这等邪乎事

凤凰台，热闹得像凤凰开屏

全世界，全世界的眼睛都盯着

这骇人的一幕，比特技还特技——

两架大飞机，轰然冲进高楼……

这消息像天塌下来一样意外

像末日一样让人接受不了

这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凶兆

魔鬼们一起喊：毁灭，毁灭……

躲进卫生间。虚无扑鼻而来

更为复杂的动机像宿命一样

像恐怖分子躲进无数个山洞……

有人彻夜兴奋。有人唱大悲咒

然后去三星堆：外星文明

暂时把我们的心扯向遥远

然后讨论：节目单，剃光头

诗人靠行为生存，凭诗艺流传

比疯狂更疯狂的是报复心

比黑更黑的是不让别人活

这消息像灰尘被天空呛进胃里

炸弹，很快将尖叫着扑向平民

怎样才能让活着的人活得更安全

全世界，全世界的总统都傻了眼

2001．9．11

这首诗是十年前的今天写的。这十年间，生活改变了我多少？我算不出来。也不想算它。过去的日子，终究是一笔糊涂帐！这首诗写好后，哪儿也没去，只是最近去了长江文艺出版社，被诗人沉河编入了我的第二本个人诗集《树才诗选》。9月11日这个日子，迄今为止是二十一世纪最重的日子，重得让两座摩天大楼轰然倒塌，重得让美国从自信的坡顶开始往下走。这个日子改变了太多的东西！一首诗当然无法与之对称，但诗歌仍有预言的功用！2009年圣诞节那一天，纽约浸在寒雨之中，我绕世贸大厦的巨大废墟走了一圈，看见几位美国人手持鲜花，默然站着，更多的人匆匆涌向不远处的大商场。今天，中国人忙于迎接明天的中秋圆月，嘴里尝着月饼；美国人则忙于悼念当年的死难者，口中念着祈祷；利比亚人正在把自己国家撕得粉碎，借着西方的外力；其他国家则忙于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二十一世纪已被物质疯狂和国家暴力所主宰！除了祈祷，我们还能做什么？

 “诗歌有它自身的伟大”

    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朋友们，

    首先，我想说，你们颁给我这个国际诗歌大奖，我极感荣幸；同时，对我本人无法来北京领奖，我又深觉遗憾。来北京同你们相识，对我本该是一件多么愉悦的事情。

    确实，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去北京）同你们相聚，但残酷的失望是，我的身体状况不允许我做这次长途旅行。我请求中国的诗人和批评家们，因为你们关注我的作品，理解我今天不能前来同你们握手、交谈的遗憾之情。

    但我没少想到你们，没少想到你们所代表的中国的伟大文明和诗歌传统。怀着这种想法，通过与你们的关系，也通过与我们欧洲诗歌的关系，我有了一个简朴的思想，我想把它表达出来。这一思想涉及何为本质意义上的诗歌，涉及诗歌的普遍性，尽管文化和语言之间存在着表层上的差异。

    我首先要说，我崇尚中国的艺术和文明。从那些造型艺术，绘画和雕刻，还有陶、瓷的绝妙创造，我意识到了中国的文化，可惜我不懂汉语，但对这些作品的沉思，很容易让人体会到，这是一种哲学，一种智慧，它以完整而直接的方式，让我们置身于对世界的经验之中。这是第一点看法。中国的这种文化并不囿于自身，而是向所有人类生命敞开，它邀请人们参与它的敏感和思考。

    第二点，这种主张始终让我感到亲切。在这种与世界、与生命的关系中，我看到了什么？一种由表意文字体现的书写，这些表意文字提示了一种对所涉事物的综合的方法。这是一棵树一下子自我呈现，在整个的它之上，在指示符号的符号之中，它就在那里，如同在场，在使用这符号的他面前，而由于它就是这完整的在场，它也就是世界的整体本身，宇宙的整体本身，它呈示给精神，召唤言说的生命投身于这一整体，去理解这一整体比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存在更加真实。

    而为什么这种生命方式，它由这种书写实践来支撑，让我感到亲切，甚至难以实践（我不认为我能掌握）？因为它就是在我们欧洲国家被期望的那种诗歌，它力求重新经历（这种生命方式）。

    我们的诗歌，穿越了这些世纪，却显得与这种对整体的直觉相当陌生。因为西方的思想自古希腊以来，已经同对事物的概念的方法相混淆，这种方法只从每一种事物那里获得一些表象，以便在对法则的研究中让它们与借自另一些事物的另一些表象相协调。就是在这里，抽象和普遍代替了特殊的存在，不再懂得在这些无限的特殊存在中，应该去打开一条路径，通往世界之全，通往这全之中的整体，这生命所系的整体。很明显，这种概念在我们的头脑里是云雾迷漫的，在欧洲它甚至也是很多艺术家的观点。我赞同这位“中国人”对我们的某位画家所说的话：“很奇怪，你为什么只画一些死鱼？”

    但我们不是只有这一类画家，我们还有一个诗歌。

    毫无疑问，这个诗歌也承受了概念思想的种种麻烦，何况它必须用拼音字母来写作，因此这种写作看重单词的面孔，而不是像中国的表意文字那样，看重对事物的记忆。

    但不管在哪个国家，诗人是记得整体的。在法国，在欧洲，我们也有一类诗歌，它能让我们理解并赞赏你们的诗歌：你们（我的中国朋友）和我们之间的差异，就是我们作为欧洲诗人必须同自身语言的这些主张作斗争，以便借助词语来互相帮助，去倾听那些深度，或者通过自身，或者在围绕并深入自身的大地和空间之所。西方诗歌，就始于诗人同语言的这种斗争。

    然而，这种斗争几乎是一种绝望的事业，它当然是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我来说一说为什么。我们的词语是分析性的，是的，这是事实。它们在纸页上的出场方式更突出了这一特点，似乎它们激起一种仅仅涉及人和事物外在表象的言谈。人们甚至会觉得，只存在词语之间的那些差异（通过它们构成的那个系统），这使得我们有的哲学家认定，在保证我们这些特殊生命的真正表达的词语使用中，什么都没有。

    但同样这些词有一个声音，我们能够这样去听见，也就是说，不是让人去区分那些字母的那个声音，而就是声音本身，独立于一切意义的、绝对的那个声音。声音，因此就是真实本身，在我们一切分析的源头即被领会。而我们从自身就能实现的这种谛听，就是“惟一”的一种经验，它潜伏在概念性意义对我们的存在材料所做的切层之下：我们将在在场的事物之间重获在场。总之，这种谛听就是诗歌的原初瞬间。此后诗人的任务，就是借助节奏在话语中保持这种谛听，节奏在诗句中人会扩大这个声音，牺牲掉日常言谈的那些期望：我们称之为散文。是节奏唤醒生命中那些被压抑的需要。是节奏把我们放回世界，总之，是节奏在言说一个“真正的生命”。

    这就是我们西方诗人的斗争，它是可能的，因为在词语里有声音，但这也正是弱点所在：这种斗争把我们的作品奉献给属于瞬间的诗歌，常常极为短暂，而在这些瞬间中，对声音的倾听战胜了空谈的主张，换一种说法，这些主张迫使诗人的工作指向一个永恒的重新开始。这种本质性的谛听一旦弱化，确实，对诗人来说，日常的思想就得重新抓住这种可能性，去思考诗歌在语言中的这个本质性困难，并且去思考另一个困难：在一个通过其思考方式屈从于所有其它追逐的社会中成其为诗人。

    但是，当诗歌成功地甩掉散文话语，它就能进入同样的深度，并且因此与你们的深度相遇，或者说得更深入一些，它就能比较开阔地向你们的思想所教导的（东西）敞开。

    诗歌有它自身的伟大，而这一伟大就是斗争的结果，为了继续存在，必须进行这种斗争。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实际上在当今社会，技术和商业活动（对简单物品的操纵）在大地上每个地方都威胁要来决定存在；始终受到威胁的诗歌，甚至从这一事实来讲，就指向对我们大家都置身其中的危险必须保持警惕的那种意识的先锋。我们的西方诗歌（多么激奋人心的任务！），因此就是我们的生存手段之一。当然，条件是，去领会其自身的动力，也就是说，知道在精神上保存你们中国文明从古至今一直如此自然地给予的这种教诲。条件是，去倾听你们。

    朋友们，这种对你们的存在的倾听，有助于理解这个国际奖项的设立，它使其它国家的诗人们有机会同你们交谈，同你们相遇。

    请相信我，我首先是把你们给予我的这一荣誉，视作加深我对卓越的中国的关联的一个绝好机会。这个机会，你们认为我得之无愧，也使我深为之骄傲，今天我当然还要借此机会，向你们，北京的朋友们，再次表达感谢，从我的内心深处。

该文发表于《读诗》（潘洗尘 宋琳 莫非 树才 主编）2011年第2卷，是法国大诗人伊夫·博纳富瓦2007年获得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时而撰写的受奖辞。诗人因身体原因最终未能亲临北京出席颁奖典礼，但该文不仅表达了对中国诗人的友好情谊，更是一篇出色的诗学论文。他对汉语的仰慕之情和认知之深，令人读来为之动容。

简介：伊夫·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法国诗人。1923年生于图尔。先后在普瓦提埃大学和索邦大学学习数学和哲学，聆听过加斯东·巴什拉的教诲。年轻时曾同布勒东有过一段密切交往，后同其决裂。1953年，他出版第一本诗集《杜弗的动与静》，被认为是诗界一件大事，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迄今已出版数十部诗集、随笔集和评论集：《昨日大漠一片》（1958）、《刻字的石头》（1965）、《陷进门口的圈套》（1975）、《无光的一切》（1987）、随笔集《不可能的》（1959）、《在芒图做的一个梦》（1967）和《红云》（1977）。除了写作，他还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叶芝的诗歌。1981年至1993年，博纳富瓦任法兰西学院教授，主讲诗学与诗歌的功能。他也许是所有活着的法国诗人中最德高望重、功成名就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