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   好

1、紫江读书会

            （拍摄尤医生）
    

    这张看上去很像情侣的照片，背后是黛色的山岗，旁边是桃花二月。真是一派早春二月的风光。

    不过图中的场景季节还真是今年二月。漫山遍野的读书会成员中，不知道尤医生怎样抓拍到这样的情景。这是一张令我在离开贵州后，能够想念贵州生活的照片。

图中的女子叫张江英，是紫江读书会的会长，编辑开阳文史是其份内之事。当时，江英的文集《桃花乱落红如雨》马上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心情自然如眼前的桃园，而我并不知道我父亲即将经历一场生死大病。

一个江南女子和一个读书会的故事能延续多久我不知道，……目前张江英在读陈永苗写的林徽因，读书会最近的一场活动是游览修文阳明纪念馆。能结识贵州乡下惟一的读书会长，我感觉有种找到组织的感觉。

              （拍摄尤医生）

    西西弗书店的高冬梅有一歪句，现在已经是冬天了。假装是秋天吧。

    这张图片的环境像四月天，其实已经是深秋最后一两天了。我身旁的女子，喜爱古筝，时尚、贵族，我俩计划来个人间四月天的造型，可惜周围人起哄，摆出来的成了80年代的哑默与上个世纪20年代的陆小曼。——呵。

看到柴静谈林友仁的一个文章，柴静感叹说：“我以前不喜欢古琴用来修身养性这样的说法，所以不太听。总觉得有点装……林友仁说‘他们只看到古琴是一种道器，但它首先是音乐，就像释迦牟尼，首先是人，然后再成为佛。没有情感的音乐是音响，不是音乐’。”琴只属于社，“三五知已，琴声才能悠远”。

这个话，我在雨雾缭绕的青山碧水间，听到青子的古筝，我才能体会到那种“悠远”，而且必须在旷野、必须只三五知己，还必须没有暴风雨般的掌声和雨雾般的赞美。这是一次心灵感悟之旅，虽然短暂，但纠正了我对古典音乐的一个误区。

               （拍摄尤医生）

    梦萦拿出小本子，希望我留个证据，以便哪一天突然值钱了，好悬鼓拍卖什么的，因为堵车，我沿着中国汽车拉力赛的山道，想了一路，用残疾的右手写下，“小片子当年酒干倘卖无，大天鹅茶山深夜舞黎明。”结果人家一脸雾气说，“我没有收过酒瓶子卖呀”，突然大家一阵大笑，此事不了了之。

     秘书长梦萦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主，前不久突然在读书会主讲了一次阿赫玛托娃，这让我很感动，不约而同喜欢一个诗人，可见知识的造化多么可爱而可贺。我知道阿赫玛托娃与梦影的距离有多近。

                （拍摄尤医生）

     汗墨他爹是读书会的一次延伸活动，知道当地著名书法家汗墨，不是由于汗墨的书法，而是他写他爹的一则短文。

     歪打正着，当电影界每年推出市民贺岁片时，我就被传染了这一恶习，2008年的贺岁片，我弄了两部，中国最老的保长，还有诗人唐亚平。2009年的贺岁片是汗墨他爹，名字暂定为“吴少爷的迁徙史”，虽叫少爷，但一辈子生活在残忍的被折磨中而不是被照耀或者被代表什么的，还有一部贺岁片需要保密。藏一把吧。

 2、尤医生与一本相册

         我要叙述的人尤医生，是个兄弟样的女士，如果中共党员都是这样素质的人，贪官会少很多，可惜尤医生是民主党派的。但尤医生出场，要等我把自己的心里话倾泻一下。

大概在2005年，我就看过山西作家陈为人写的《唐达成风雨人生》，记忆中是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很好的书，可惜国内无法出版；当然现任作协主席铁凝女士的书在大陆不会被禁止出版，因此她才会在前不久法兰克福中国图书展销会上，面对记者的质疑，否认中国作家出书有禁一说，只是铁凝女士的20年前的前任唐达成书记的传记必须在美国出版。后来这本书，我送给了山西朋友谢红俭，我希望更多的人看到。

                                                1959年马中行去劳改农场去看望唐达成

1999年之前，我就买过林贤治主编的流亡者丛书，《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这本书在山西晋城的席殊书屋买得后，没有过夜，就看了一半多；我知道在10年前为什么自己会如此沉闷，我也知道为什么必须读这样的书。

 10年后，在2009年第6期《随笔》杂志上，再度看到了陈为人三个字，猛然间心里咯噔了一下，这期刊载了他的《无言的地坛——唐达成十周年祭》。其中，引用《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与《唐达成风雨人生》里的引用几乎一字不差：

         当30年代的“大恐怖”开始的时候，受惊的公民销毁了私人的文字记录，随之也还抹去了他们对往事的回忆。此后，凡是应该作为回忆的，由每天的报纸来确定。历史以令人眩晕的速度被改写。

没有回忆的人，不过是一具尸体。这些行尸走肉，他们记得的仅是官方许可他们记得的事件——而且仅仅以官方许可的方式。

10年前在《见证》里读到这些句子时，我惊讶为何与周围环境很贴切——一个有才华的人，不满意前苏联社会，又不愿意和时代妥协。

5年前读《唐达成风雨人生》，再度重温依然触目惊心；

今年底，又在双月刊上看到，我照样几度拿起又几度翻开，这些句子折磨我不写出来，难以入眠，我终于知道，我是一个记忆力超强的人，鲜有歌声能同化我，也没有被愤怒迷失。

尤医生，我感觉是能够迅速进入我交流领域的人，对人有比较真挚的同情，可能是我俩开始的基础。

例如对中国最老的保长的采访中，我在她拍摄的几百张照片中，体会了深入其中的一个业余摄影者，与走马看乐者的区别。她天赋的拍摄才能很厉害，公开在官方媒体上发表的第一个作品就是保长的图片。这组图片表现了尤医生绝对的构图能力，和天才的表达能力；她的思考、激情、单纯、判断和想法，在她的照片中，一望而知。

       （尤医生制作的相册一页）
    尤医生的照片还有一种特别的倾诉，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这点在保长、哑默的拍摄中表现的很饱满。前者是乡间被遗忘的人，后者是被所谓主流社会（准确说应该是官场社会）故意遗忘的中国诗歌界曾经的勇士。

此后，凡是应该作为回忆的，由每天的报纸来确定。

尤医生拍摄了很多照片，可能在记忆这个方向上的价值更大，我们身边历史，每天以人为的速度在流失；其实，每一个人只需要做一点，也许报纸就不能来确定我们的记忆，我们记下了官方忘记的那些东西，然后打捞起来送给世人。防止历史被改写。

尤医生的友情令人感动，她还在悄然之中，记录了两年来，一起活动的40多幅照片，制作成一个相册送给了我；两年，每次那么琐细却有趣的贵州友情，诚如梦萦所言，看小尤的用心，方知友谊是如此境界.

         尤医生制作的相册封底
    很多人感叹友谊为什么总能在别人的身上发生，而自己一生走着，却频频落空。其实，友谊就是这么来的，像花溪的河水，之所以清澈见底，因洗尽铅华、泥沙，并能映照天上的虹。

道一句，水漫年华，长路有约，英儒、梦萦、青子、汗墨、小尤。

    93岁的陈老研讨会12月3日刚举办过，会上五人作了主讲发言。分别为：

      1、青年陈福桐的思想起点

         主讲人 帅好（记者）   评论顾久（硕士生导师、馆长、省人大副主任）

       陈老被监禁、管制、流放达23年之久,直到如今还是一个观点，是啥，不入党。

      摄影记者杨舰最近获得美国PPA职业资格证书（据杨舰说，贵州只有三人取得），摄影上屡有斩获，但在会议报道上，不会有什么突破。没办法，这不是他的强项，杨舰的职业精神，是可佩的。  

      顾久说，陈福老是有情怀的人，帅好的分析方法对我们很有启发。

      2、发现贵州700进士6000举人的符号价值

         主讲庞思纯 （贵州人物史专家，进士、举人三本专著作者）  评论，顾久

      3、陈福桐任贵州省志总纂的一些情况

         主讲人史继忠（前馆长、史学家）    评论张新民（贵州大学中国书院院长、博导）      张新民教授，我曾在以前采访过，他给我讲了先秦儒学的精华，但这次不同意我的中国人缺少大爱的这个观点。谢谢教授。杨舰雕塑般的拍摄，实在抓住了教授的神

      4、陈福桐的学术人生

         主讲黄万机（沙滩文化首席专家）    评论张翔光（贵州师范大学教授）

      5、陈福桐的品格操守

         主讲刘学洙 （学者、贵州日报前总编） 评论魏明禄（贵州师院）    刘学洙先生为陈老做了一个定位，并称自己是追随陈老20余年的门生。刘老今年已经81岁了，对我在贵州的调查采访也多有支持，谢谢。杨舰拍摄。

青年陈福桐思想的起点

            ——在陈福桐70年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演讲

帅 好

谢谢陈福桐先生、谢谢贵州文史馆、谢谢主持人、谢谢来宾！

这个主讲人10分钟的限时研讨方式，给贵州文史界开了一个规则上的先河。在座的除媒体年轻朋友以外，几乎都是我的长辈，我说的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敬请直接质疑、指正。

对青年陈福桐的研究，是我一年来的社会学研究项目之一，目前基本完成了田野调查，收集、录制，录音录像资料10多个小时，文字资料不低于100万字吧。

在这个短暂的交流中，我要回答如下问题：1、以什么方式研究陈福桐？2、陈福桐学术思想的起点在何处？

庞老师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央日报贵州总编，身世相当……，我身后坐着画家、书法家“牡丹王”。聂卫平来贵阳，请他画扇，一下子画了10把，每把都是不同的牡丹，每把收费不菲。杨舰拍摄

一、  以什么方式研究陈福桐？

假如以2000年划分时段，始于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研究，一般认为有两股轨道：

一个是按传统与现代的新旧对比，分析知识分子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其内心坚守和现实的冲突。应该说，去年10月来文史馆访问的李泽厚，1987年曾认定胡适、陈独秀肤浅，不过即便如此，他仍然认为胡适、陈独秀、鲁迅是五四时期“屈指先数的前三名”。 此项研究基本是这个类型的。

二是从学术和政治之间重点考察知识分子在转型中的政治命运和学术命运。例如，针对陈寅恪、王国维的研究。谢泳对西南联大自由知识分子研究等。

这两种研究，就方法论或理论预设而言，基本达到了研究的极限，如传统与现代，单以思想、学术、文化等为由头。甚至四川的冉云飞正在用实证的办法，研究知识分子改造的告密问题。

传统的文史笔法，举一个身边成功的例子，庞思纯老师受陈老雄文引导，写出《明清贵州700进士》、《明清贵州6000举人》，两大本，一个方法论。继续这样钻研下去，唯一需要防止的是审美疲劳，追求原创性的突破。

研究陈福桐，能不能用文史传统的笔法？完全可以，已经有前辈写了很多赞美的文字，我看了署名宦乡的那个，受益多多。

去年底庞老师在贵州师范大学演讲时，顾久教授曾经在演讲完毕提到知识分子研究中的场域研究问题，今年1期顾教授在接受采访时，再度提到知识分子研究的相关问题。

我在今年上半年理了一个稿子，是从社会文化史的领域下手的，主要研究了陈福桐在旧学和新学传统中思想方面的一些变化、发展。这种办法在国内尚属探索阶段，许纪霖教授带领一帮研究生做了一些研究，出版后反响一般，这里面原因比较复杂。

运用场域研究陈福桐，要事先清理如下一些问题。

简单地说，把知识人陈福桐放在一个知识、经济、政治组成的场域，资本和惯习是观察的角度。引用法国学者布迪厄提出的社会学反思分析模式，好处在于，更加客观、清晰建构了陈福桐，即对陈福桐个体及其背后群体的差异进行观察，而不是更加文学、主观或史料地描述了陈福桐。采用建构的方式，而不是单纯的史料还原和描述，展示研究者心目中的陈福桐。

它的另一些好处是，展现各种环境下的（场域中），学历出身、知识类型、文化趣味、价值目标、生活方式、朋友等等发生了什么。我追问的是，具有不同信仰、意识形态、价值目标和生活方式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大小共同体，为何常常会发生同等惨烈或酷烈的结果。

我在文章里没有直接使用这些社会学的学术概念，而是运用了其中的原理。

2、陈福桐学术思想的起点在何处？

这个问题里，我第一次找到了一件实证，陈福桐如何获得作为独立学者的终生追求？为何致力于改良而非改造民众思想？我在阅读中发现一则资料，应该是其思想起点的一个重要线索。1937年冬天，19岁的陈福桐曾为遵义青年抗日救国会写过一首会歌，其中一句是：“我们是时代的先锋队，新中国的主人翁。新的历史要我们来写成，旧社会要我们来改进……”

对比大家耳熟能详的“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中国”，从根子上区分为两种社会进步观念。前者是改良的、温和的改进；后者是千百年来不断轮回发生的暴力、血腥的夺取。一个19岁刚参加工作的青年，在战火纷飞的乱世，一个以暴力轮回为特征的政权交替国家，能有如此远见胸怀，实属伟岸。

     诠释陈福桐，也许要在这个思想背景之下，才能领悟其跌宕人生的轨迹。

第二，我分别从师承、读书（卢梭的契约论）、交往（乡党、同学、同事圈子）、公共空间等角度，尝试寻找了世纪学者陈福桐的学识源头；这里有一点要强调的是，陈福桐青年时期中国没有市民社会，只有地方士绅的公益精神，这是我的预设，而且多数时候士绅不是为了捍卫私人权益。中共在野时的言论研究是这一环节中的重点之一。

第三，通过23年的流放或监狱生活，观察陈福桐青年时期的思想怎样贯穿了他的人生。这里会涉及当事典型事件，如剿匪、镇反、四类分子的界定和构成分析。匪乱的真正原因是？

第四，得出一个结论，在百年发展道路上，一直有两个群体：一是高层精英，成为今天无数后学魂牵梦绕的怀想；另一个就是更为广泛庞大的基层精英群体，他们虽然默默无闻，却因更接近中国民间，传承先贤真理的影响力更广阔、更深入。他们践行民间自由精神却遭受长期压制，成为黑铁时代的见证或脚注，这是以生命换来的恶世盛业。

相似的铭言警句信条，大家说的太多了，重要的是践行，去践行善及善的事业。对于罪恶要不断的叙述，不停的表达，否则罪恶还会卷土重来。

世纪学者陈福桐，数十年历经各种覆顶浪涛，顶住铺天盖地的各种势力，积淀下来的珍稀品格，达到了陈寅恪们独立自由的沉静境界。逝去的年代里随风飘散的人文传统，竟意外在被流放的世纪学者体内生了根，表面和内心均没有向专制低头。更为可贵的是，在获得相对自由重回人间之后，他对社会所表达出来的言行，一如既往饱含着原初的勇敢、智慧和大爱。

他是由一个民国乡间热烈的知识人，成长为今日社会公民的世纪标本。这个标本的特点是有着温文尔雅的血性，有监督政府的意识，有这个社会的所有事情与我有关的普世情结。内心怀拥的热烈和对社会不公的坚决反抗，不会圆滑做作，不会冷漠看世事。

第五、提出一个疑问。中国人文传统中最缺少什么？我认为，是大爱。它是由纯正和美好的人心所产生的温暖力量，即便是在遭遇人性误解、暴力压迫的情况下，也能持续对人类社会给予毫无自私动机的助推，给予别人包括陌生人足够的信任、宽容和支持。大爱是一种信仰，中国人文传统一开始就缺少大爱的价值属性，这种属性的第一要素应该是人权素养。经历了这么多大难的族群忘性也很大，很少有人追问，“我、我家长辈为什么受难受虐”？很少有人站出来说，“这灾难咱们迟早要搞清楚”。

……

剩下来的时间，请评论员和在座师长给予提问、批评、讨论。

贵州重彩工笔画的开门人、贵州师大王瑛教授，现场为陈老造像。杨舰拍摄
      近60岁的“牡丹王”为93岁陈老献上他的祝福，令大家分外惊奇，因为此前并没有安排这个规定动作，谢谢画家，祝福老人。杨舰拍摄

             1、12月4日报消息     2、12月4日报新闻

        3、12月11日报专题

                                        帅 好

                              93岁陈福桐先生2009年夏致帅好信函手稿，六页之一
                       
题记：听说崔哥最近手边没有电脑，每次要步行几站地才能找到上网管理的机子，可见俺们西部有力量，咱们崔哥的魅力就在每一步的脚印里吧。此文借以感谢西部管理员们。向《西部生活评论》管理员致以友谊和谢意

     眼下，贵阳街头的树叶还没有褪尽，枫叶接近了火的颜色——令我想起早先“谢泳居”主页上看到的一个句子：“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 ——此时回忆朋友，应该是最恰当的季节了。

    去年10月家谱休博之后，很多人惊呼不能接受，也有多人敦促我，“作为《西部生活评论》圈发起人，难道不写点什么？”

    我曾经留言：“……改天专门写个问候，表达对家谱的感受……” 当时的承诺静静地躺在家谱的评论处。

    我有个未必贴切的说法：当时突然看到家谱休博公告，我有大学毕业时同学分离的那种感受。后来想，只要考进同一个大学，成为精神意义的同窗，就该是终生的情结了，就算有所谓的毕业，也无所谓物理意义的的分离。“吵架”吵到心灵深处了，怎么能相忘于江湖风尘？

    如今一年过去了，一个字没有写出来，有人直率地指出，我转眼就把朋友的好当成了过眼烟云。其实，我一直记着的，一直在期待一个适当的时间、合适的机会。

    很小的时候，就梦想着每天跨过一条特别宽阔的河流去上学，去上班。如今，每早都要徒步路过南明河。望着宽阔的河床上，飘落的叶子连同漂浮物一同被河道管理员捞上快艇，送进岸上的垃圾站；只有一两片落叶能侥幸逃过垃圾的宿命，消失于视野，融入更远的长江之中。就像某种命运，本来不是垃圾，不应该被焚烧或掩埋，就应该回到大江大河；或者像某种因缘际会，有的成为云烟，有的却意外获得启示。

     与家谱的相识，我觉得是两片不同质地的叶子，偶然在嘈杂的河道上相遇，她用“吵架”的方式，抛给我一个救生的启示，然后独自上岸。又时不时在岸上加油，仿佛说，“你此生，避免被垃圾的命运是一定的，草的命运也不会了，因为岸已经太远了，除了海，你没有别的道路。”有时又会喊叫、嘲弄、生气，“你想要当垃圾吗？”

     其实，我特别不擅长用比喻、象征和形容词，像小说写法那样去渲染一个好人。迟迟没有动笔，是觉得时间尚未沉淀，写家谱，不像眼下流行的那些装模作样的人物报道，两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采访，抱回一堆资料，转眼第二天媒体就写出了勾引眼球的深度人物报道。

    屈指算来，家谱在西部生活评论圈也有3年了。西部圈版面上的开篇语，是经家谱修改才正式挂出来的。像所有来西部的人一样，先前不相识，一张网络把天南地北的人圈在一起，如同大学同班同学一样。开始，我对家谱精力旺盛的博客，是心存隔膜的，那些不断给人免费提供健康、饮食理念的文字，也与我漂泊旅行的生活距离很远。

    这样说，不够公平。家谱另外一个特点是，对自己感兴趣的博文，绝对认真阅读，并写出很多阅读感想。我有时遇到家谱在别的博客的留言会粗览一番，当数次遇到之后，你会觉得，这是敏锐而坚决的思考。

    读博客，很多人都有一个感受，肉麻的胡吹瞎捧的特别多，而能仔细读完别人文章的恐怕少之又少。迄今为止，通读我每一个文章，均留下坦率的真知灼见的，在西部圈子，家谱是其中之一。还有一群潜在的读者，例如北方、莲缘、歆语、布衣、谌老师、曹尔滨等，虽然很少留言。

    当下高调浮躁的城市里，穿戴早跟世界接轨了，但能拥有起码的修养的人，好像并不普及。人人都像奔跑在成功人士的大路上，说着十分相似的话语，给每一个人当着相似的老师；但如果请他们从自己做起，表达一下公民的心声，在某个场所践行一下自己的信仰，或者前去扶助一两个失学儿童，好像忽然又都失踪了。

    香港诗人黄灿然有一句一针见血的话：中国大陆知识精英们太善于在严酷的环境中让自己舒服起来。诚哉斯言！摇尾巴做人已经是今天的圣经。

    再过10年，再想找到这个时代留存的印象，恐怕只剩下韩寒同学、杨+同学、邓玉娇同学等水滴石穿的行动与语言了。

    记忆中，我和很多人的意见分歧大过统一，有时争论的激烈程度像英国议会一样。家谱、闲人、王雅清、安庆人是几次讨论最主要的发动者、参与者。家谱一般开始时总是和稀泥的角色，而最后一般会站在批判我的立场上。

    翻看那些文字，我感觉，假如没有这些争论，过去三年多的“博坛岁月”真是索然无味了。我很怀念西部的大学时代，怀念辅导员般的同学家谱，闲人、王雅清、安庆们。

     这种争论有一个特点，就是鲜有个人恩怨私人问题，一律是大学级的思想问题。例如——

     王雅清教授把自己新闻学学生牵进来的“疯母回家”法制伦理讨论；

     与艾琳讨论文学自由问题；

     与卓玛聊新闻及其管制；

    “致表弟”引起的关于奥运的讨论；

    “一个呐喊的英国男孩”中的教育价值观问题；

    “与PELLOL壶说王法”系列中的法理、法治问题；

     文革情书大讨论；

     圈子文章推荐标准问题；

     家乐福事件讨论等。

     假如没有从2006年底开始的一场场网上争论、明辨，仅仅作为圈子管理员同事，我们不会拥有大学生涯一样的记忆——三年不闻其声、不见其面的同事，怎敢比作大学呢。但整个新浪的圈子中，能有几场这样的讨论？类似《西部生活评论》这样一波又一波大规模彼此激发、彼此启发的讨论，恐怕再也没有了。而在一些讨论中，家谱是讨论的发动机，推动者。

    美好的情谊，不是敬邀明月、暗中独品的陈年美酒，而是一见如故的友情，不断激发你对人生的信心，给你一种想象力，就像笼中养尊处优的猛虎，终于被激活了独立、自由驰骋的梦想。对一个记者来说：“自由而强悍的表达对民主社会至关重要。” （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康妮·斯葛丝语）——与家谱的各种辩论，强化了那种强悍的表达训练，并且在表达的心态、秩序和节奏上得到了家谱的启示。

    在认识层面，家谱输出了一种开阔视野下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理念，一种平衡又不失尊严的行动能力，对我来说颇有弥补先天不足的意义。家谱的努力是从社区生活的角度出发，所做的事情又与公共学者殊途同归——推进普世价值的落地。这在每一次辩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别人看我俩针锋相对的观点，仿佛在吵架；但我能清楚地知道，价值观相似，理念上相惜；不同的是，实现的途径、手段差异而已。对照检查，反省自己的粗枝大叶和谋略缺失。家谱较为圆润的解决模式，对我而言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以及逐渐渗透灵魂的营养作用。这像上帝眷顾、别无分店的造化。

    在时下讲究利益，新闻机器被指派****的年代，我需要经常提醒自己，记者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价值理念？这是记者的根。美国专栏作家、两届普利策奖得主沃尔特·李普曼，曾基于美国传媒机器“日复一日地宣称，所有一切其他考虑都应该让位于爱国主义”， 1920年在《自由与新闻》一书中提出：“民主的基本问题就是要有新闻的准确性和对新闻源的保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当前的西方民主的危机是新闻媒体的危机”。

    新闻的真实问题、对新闻源的法律保护，在中国均未普遍兑现，而这恰恰涉及社会民主的基本问题。从这个层面看，中国绝大部分媒体从业者，是党的新闻工作者而非新闻记者。我们所谓的民主幸福，是****的民主幸福。90年前人类已经解决的新闻伦理问题，到今天，我并不能期待用来启蒙这片土地的其他人，但我能确定它已然融入我的灵魂。

    为了答谢家谱的帮助，我已经将贵州名宿93岁的陈福桐先生今年夏天写给我的珍贵的毛笔小楷手稿一页装裱，送给家谱作为纪念。

    送人至宝，不为手留余香，只为感恩岸上的家谱吧。

                       93岁陈福桐先生2009年夏致帅好信函手稿，六页之一。陈老用黔古纸书写，黔古纸贵州古代手工制作的纸张。

                          此框高63厘米宽43厘米

                      文/ 帅好   图/文帅

     在人话不能说的新浪时代，鬼话我是绝不说的。博客上发点风花雪月估计总该是允许的。

         左一画家潘闻丞、朋友文帅、画家彭世翔。右一为画家贺未泓。潘闻丞、贺未泓等四人创作的油画《哀悼日》在去年第三届全国青年美展上获得最高奖后，上月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在武汉举办的油画展。青年美展一共参选作品4万件，最后入展263件，获奖只有12件，《哀悼日》排名第五。

            《哀悼日》就是在这个房间制造出来的。汶川之后，潘闻丞前去救灾，也是这个画的主笔。潘谦虚的说，吴传双是这个画的创意，因为画太大了，四个人的分工是，潘在前面画，其余三人在背后指点那个地方需要画人等。《哀悼日》这次获这个奖与第二届时著名的罗中立的《父亲》属于同一个等级，不同的是，两个奖项相距了28年。图为小任在采访。

           去年，吴传双为山西《黄河》主编张发在文庙画的肖像速写，张发很是喜欢；这个线是小任牵的。吴兄说了，什么时候高兴也给我来个速写。巧合的是，画家彭兄，先给文帅来了个漫画肖像，这根弦是我乱弹的。请饶恕我彭兄。
    
     彭老师的漫画速写好几幅，都上了北大出版的全国高校的艺术设计教材。图为文帅几分钟搞定的珍贵漫画，那一双孤儿眼可以表示画家的深刻。目前文帅正在装裱之中，等裱糊好了，我们再看，另外他还欠彭老师三顿茶、八次饭，计划在一定时刻，邀请沙龙朋友看这张画时，一并请了。凡是永乐沙龙的朋友，记住了，文帅欠大家了呀。彭老师的画有啥讲究，看看下面的图片上的说明就知道了。

   
      还有一个地戏的代表动作。

     
      这样丑陋的瞎子漫画人物，除了我绝对不是别人。在这个时代，你不能把眼睛擦亮了，千万也别瞪大了眼睛表达愤怒，这是一个和谐的社会，这是一个天堂早在1958年就来到中国的世界。

     彭老师说，对比文帅那张，你这张画的不好，以后再画一个更好的。天哪，和谐社会难道只为文帅孤儿类盛开呀。
 

                                  帅  好

   (文稿中常称贵州父老乡亲的、贵州人民的儿子、前排穿白色体恤的现任省政协黄主席参观峨嵋山。图来源峨眉山网，报国寺特邀通讯员程佐平  供稿)

前晚，疏雨浓雾，山上茶海庄园，酒喝高了，一群人干脆把车开到院子中间，放开音响，飞蛾圆舞曲，狐步11响，老虎屁股摸不得武术排练，一系列难以阐释的动作伴着谁也说不清的潇洒、轻松，陶醉进一个狂放自然的好时光。

我有点借酒装傻，在此绝对混乱和优雅的山顶上，请朋友就自由、金钱、权力、环保、健康都选项做出人生选择，多数朋友高呼优选自由。还有一个朋友电话上通知我他的答案，“财色权包括自由，他希望全中！”可能是当夜仰或凌晨，突然，甲朋友电话给乙朋友报信，贵州省人民政协黄瑶主席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话毕，甲朋友甚为震惊。

    而我，为我党我国和贵州人民近日访僧拜佛的黄主席，感到很尴尬。但我此前的这番高谈，绝非清风乱翻书的影射，也不是神卦在世，希望一向关心我的组织和个人，不要以喝茶为由，对我进行跨省大追捕；或者以关心为由，本省核心报道，一概不得私下议论。

    这是24日晚间的事情，事实上，这个消息是新华社早晨就发出了。只是我们一路深山，无缘互联网的便捷了。更其实这些事情，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感到有什么吃惊。这也算一个高危人群了，如果世界反贪组织再不把中国官员列为高危人群，像艾滋病加吸毒于一身的患者一样，人们要给予更多的监督和爱护——再说有可能犯禁——我们继续举例。

     邻居甲和邻居乙吵架说，“你敢背后整我，你会死的很难看。”要问之间什么事情，不过偷听了人家的床事罢了。也就是说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

而敬爱的毛老转译过司马迁的话，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今后我们的队伍中谁家办红白喜事，希望一律从简，并写几句赞扬的话，给予送行。其他费用一律不能用税金公款报销，包括旅游、拜佛和出国。

峨眉山佛教网最新消息： 9月8日，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一行13人来到峨眉山报国寺参访，受到报国寺监院昌明法师等的热情接待。

这条新闻也许没有什么价值，但今天却有了新的含义。

           （本想杀法官却误杀法警和杀伤法院保安的前贵州人民群众的儿子何胜凯）

   误杀人命的何胜凯，原本也是贵州人民群众的儿子，看上去也不是鸡鸣狗盗之辈，一脸16岁的汪精卫杀腐败高官的正气和慷慨！他曾豪迈地写到：
　 我是一粒来得偶然的种子，我这人生何以如此凄凉，生于贫贱，长于磨难，苍天这么多的冰刀雪剑。　 

   我不想说自己比得上夕阳之歌，但杨佳之佳事，我和他认为是轩辕之慨事。　　

　一个有心天下的人，苍天不会负他吧？何以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人如此茫茫？（参见《南方人物周刊》）

   这样一个大脑正常，腹有志气的青年为什么会视红色之都遵义的人民法官为敌？而且竟然引刀一快！有人说这是向社会报复，我不能同意这样模糊含蓄的说法，我们知道小何这样说了——他的申诉信、日记中满怀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虑。“法官是社会正义和良知的最后一条底线，竟然如此腐烂、卑劣，不铲除大乱之期不远。”“资源的不对称、地位的不平等，我知道，我所能动用资源太悬殊，正义不仅是迟到，而是永远的缺席。”（参见《南方人物周刊》）

    “法律这场戏中，需要律师、法官、警察演戏。”“在这场戏中，谁是最大的受害者，我的家人。肇事者却身居官位，逍遥自在，八面威风，堪称领率。像他们这样渎职、滥用公权，尽做违背法律与秩序，道德与良知，法律制裁了他吗？反而逍遥快活到了至极。”（参见《瞭望东方周刊》）

    同在贵州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当黄瑶主席因公代表人民政协委员，前去遥远的峨嵋山报国寺做重要的为了人民政协事业参访活动时，从9月份至10月初，同是人民群众的儿子何胜凯，反复在修改一封信，“一为天下苍生，二为共和国永存”。这信他想寄给国家主席。他觉得这个国家“树大难免有枯树枝，要进行打扫卫生的清洗工作”。信件的结尾一句是“不旗帜鲜明地反腐……国家和民族将受到不测的命运。”　

    《南方人物周刊》说，在为国家民族命运忧虑的同时，觉得自己所能发挥的作用是：“为天下苍生请难，引刀为一快，不负少年头。”　

    何胜凯的故事如今已经传遍了他和谐的祖国和不是他祖国的网络各地，请不要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主义、实用主义，反贪主义、爱国主义等立场上，来诠释这场罪恶；也不要用人性残忍、腐败横行以及别的什么来深化这起简单的刑事案件；尤其反华势力，不要拿杨佳来类比或说事，他根本是一个神经病患者，与一个神经患者，高雅的人类是不能计较的。依法办事，他一定会被鉴定为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主哦！

   　不过我以为我们要在每次吃饭前朗诵，像朗诵圣经片段一样朗诵何胜凯的未完信件：“何以未成为国家栋梁，却来到这里学习反省，成为了人民的罪人呢？”“国家对我们的教育一点点效果都没有吗？”　“威严的人民法院竟然给我鸳鸯判决书，给我进行了篡改。”“生不为惜，只可未为国之捐躯，荡平污垢。死未所憾，英雄虽死贼仍狂。憾。一腔热血未君识。憾！”“六十年之大治，国民之深望。”（参见《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文明之人均知道以暴制暴的丑陋，但我们文明人是否知道，当一个人遇到冤屈求告无门还要“被传讯、被吊扣”、“被构陷”，并视“威严审判”为“鸳鸯判决”，并要被迫接受一个毫无透明公道而言的结果？这个更为漫长的被接受被安排被强制改造的过程，难道不是一个灵魂和肉体同时被暴力的过程，只不过这个过程给了一个合法的外衣罢了。

    既然无路可走，为啥不杀出一条血路来呢，这是我们革命教育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我们的报应才刚刚开始，还有更多的惩罚等待人类。　　　

           中国饥荒粮政第一日记（节选）
                            帅 好
               （2007年9月首次采访王民三，罗江浇拍摄）  

 1、日记的价值
     王民三的《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工作——王民三日记摘录》，时间，从1959年1月1日开始，到1961年12月31日止；区域，为贵州全省。这个时间段，王民三任粮食厅副厅长，跑了全省约40多个县（其中严重饥荒区，多次前往），进行全面调研、提出紧急救济建议和执行粮政决策。
     贵州省在1959年至1961年，是中国七大饥荒严重省份之一，是中国三年饥荒特大历史灾难的组成部分。王民三日记，以其丰富的亲历史料，帮人们还原历史现场，找到一般文献中难以得到的信息和感受。这部日记，不仅记录了王老本人对贵州全省民间饥荒具体事实细节的调查，还记载了三年贵州粮食行政决策亲历过程及部分隐密。它既是一个国家公务人员的私人记忆、面对饥荒灾难的心路历程，又是国家和地方饥荒观察的珍贵实证文献，在民生与行政关系、经济与政治关系以及历史和学术研究等方面，具有极高的多重价值。迄今为止，王民三日记是全面披露中国省级饥荒粮政决策的第一本公务日记，堪称 “中华民族国宝级良心日记”。

2、日记作者简介

     王民三老人，今年85岁，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1939年14岁在冀南投入抗日征粮，1949底随部队进军贵州并接管国民政府田粮处。1956年被周总理任命为贵州粮食厅副厅长，一直到1987年从粮食厅长位置上被调任省人大常委、农村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人大期间，王民三被聘为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粮食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贵州省粮食经济学会会长。1994年正式离休。粮食管理，几乎是他全部的人生阅历。仅在贵州从事粮食工作达38年之久。
    王老写日记的习惯从江西进军贵州开始，一直写到现在，共有70多本，从未间断，这本身是一个奇迹。王老说，“由于年久，自己写的字，有的都不认识了。为了使日记全面准确，我又找出部分当时的工作笔记，来进行核对。这三年日记，大约摘录6万字，从2008年4月整理到2009年5月，历时13个月。”我初次拿到部分日记部分在2009年1月底，2月12日拿到王老整理出的全部日记。

3、王民三救荒工作概述
    饥荒时期，王民三总体工作可以概括为五个重点：
    一、及时向分管省领导如实报告各地饥荒、死亡实情和粮食实际收成，勇敢开启体制内报警机制。
    二、在中央、粮食部和省里召开的关于粮食征购分配会议上，大胆陈述贵州各地饥荒及收成，讨价还价，以减少中央征购和上调任务，尽管失败次数很多，但屡败屡战。
    三、以个人的良知和努力，化解了贵州一些县份、公社的局部饥饿。例如检查发现基层征购不留口粮的恶劣做法，当即指出并及时报告分管省领导纠正；推行减轻饥饿的征购策略，例如建议重荒区安顺地委有可能进地区仓库的粮食，别进省管国库；有时采取拖延中央调拨任务的战术，以赢得夏秋粮食收割时节到来；极力寻找有效的代食品救济新办法，并进行推广。
    四、被省委、省政府领导多次批评右倾的压力，忍受部分基层的误解，忍辱负重，努力找到一个上下平衡兼顾的点。使粮食分配管理向重度饥荒区倾斜，或者变通粮食征购内容；鼓励包干到户实践，例如提出“分等级包干，使好的生产队、社达到多产多留多购”，这个办法不仅部分改变了当时农民的生存处境，还在农村制度朝有利于农民的利益上有所突破。
    五、实事求是进行调查和独立思考后，大胆质疑、准确判断并鼓足勇气说实话。1959年11月17日粮食厅机关整风、反右，在党小组检查交心会上，王民三发言：“对9个指头和1个指头的关系，我怀疑动摇……认为毛主席说的‘只是妇女头发卡买不到’不合事实。”在那个年代，即便是在党小组会上和日记中，对毛主席言论作如此大不敬之语，也非得有巨大的勇气不可。
    还有，1959年2月15日至3月2日王民三走访两个州摸底调查后，在黔东南州，看到中央批转的广东赵紫阳调查农村瞒产私分粮食报告，他作出与赵紫阳报告完全相反的如下判断，“如果把大跃进的成果寄托在瞒产私分问题上，不符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判断，然而谁能听得进去王民三当时掷地有声的实话？

4、中央决策与贵州省情
    除前述内容外，这本日记详细记载了，中央决策、地方粮食行政和民间饥荒的真实互动状况。这是日记的主体部分。

    先看饥荒日记里记载的中央和省里互动情况：
    例如， 1959年1月2日，根据中央指令，贵州粮食征购任务为36亿斤，秋收过去五个月了，入库为26亿斤，其中还有5亿斤为虚报数字。5日，中央要求调出2亿斤，请示省委书记周林和副省长徐健生多次，他们一致拒绝。并责成省粮食厅给粮食部汇报、反映，但反映之后“粮食部不理会”，“周林批评我们向粮食部反映不力”，“粮食部放个屁也是香的”。
    同年4月上旬，国家粮食部召开会议，各省对粮食的购、销、调、存政策一片叫喊。赵发生部长说，1958年粮食工作的教训有两条，一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二是，牛皮吹得太大，困难越大。李先念副总理说，当前的方针是，上下携手，互不埋怨，千方百计，埋头苦干，内外兼顾，保证稳定，我们对外不能不硬着头皮说有7500亿斤产量。叫喊意见就这样压下去了。
    4月下旬，中央直接给各省委和粮食厅党组发电报，王民三总结电报的重点是：一，粮权高度统一集中；二，压缩本地销量，确保上调中央。

其次，看贵州实际饥荒、省里决策和地（州）县的领导态度的变化。
    2月2日，专区粮食局长会议统计，贵州已经有47个县农民自留口粮不足200斤原粮。2月6日（此前中央召开各省省委第一书记会议），周林说，“中央分配贵州2亿斤粮食出口任务，我开始讨价还价，以后看苗头不对，痛快接受了任务。”周林前后态度变化之大，让王民三不可理解。
    2月15日至3月2日，王民三地县摸底，结果令他头疼。
    惠水，人均口粮97斤，能吃到5月；
    罗甸，有四个公社食堂断粮，克度公社每人只剩26斤。桐籽烂在山上，劳动力都去大炼钢铁去了。
    都匀，为黔南首府，去年大跃进全省属于中游，现在有四分之一缺粮面积。王民三与地区领导谈到有的地方闹粮荒，地区领导不以为然。
    凯里，是黔东南首府，州里介绍不少人外流，有粮食问题。
    3月7日，徐副省长批评粮食出口任务完成的不好。3月9日，周林传达中央精神，农村大闹粮食风潮，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所有制和我们的政策带来的。简单地说，就是“平、调、收”起了破坏作用。3月18日，徐副省长说，要下决心先拨3亿斤粮食供应农村，不要贻误时机，到时我们就被动了。王民三完全赞同。
    3月21日，近期闹粮荒风潮四起，遵义、湄潭、桐梓较为严重，病人、饿死人事件不断发生。29日，周林开始在六级干部会上，强调贵州存在严重的私分瞒产问题。
    1959年的贵州春天，在王民三的忧虑、在大跃进的中央精神、省府官员矛盾的情绪和粮荒饥饿、死亡事件中开始了。

       （2009年2月12日第18次采访王民三时，他赠送日记征求意见稿。杨舰拍摄）

5、民间饥荒与省际粮政应对
    民间触目惊魂的三年饥荒，在非饥荒研究者心中最多只是个笼统模糊的印象：老百姓吃不上粮食死人很多，中央一直往外调不管下面死活。通过王民三勤勉调查、记载，我们可以看清楚每个年度饥荒，是如何具体演变、蔓延和步步僭越生命生存底线的。
    1959年5月，省财贸部长从凯里调研回来说，有两个公社已经死亡703人；7月，民政厅报告全省浮肿病人7-8万，死人1000多；12月，贵定三个公社发现浮肿病人2700多，死亡200多人。“干部不敢说实话，怕批右倾。有个公社几十户，有一个月不吃粮食了；包括公社书记，队干部家家有浮肿的，有的已不能站立走动。”王民三要求县委不管销售指标够不够，立即供应。并电话告知州委书记金凤。12月20日至23日，连续收到病人、死人告急电话的有：修文、清镇、思南、沿河、德江、石阡、铜仁、凯里等地。其中修文县报告，浮肿病人5000多人，死亡500多人。
    面对如此严峻局面，第一轮1959年的贵州粮政如何艰难应对呢？
    1959年5月20日，全省农村吃粮下降为10两和12两（当时实行16两制）。所有交通沿线国库一律冻结，地方不得动用。5月23日，陈濮如副省长说，“得下毒手，挖库存一定有人骂，为了完成出口任务，我是不顾一切的。”5月25日徐副省长传达食用油供应精神，城市压销一半，农村不供应，保证出口任务。第一次批评王民三右倾。6月2日，周林批评粮食管理部门对基层动用粮库制止不力。
    从6月12日至7月11日，王民三连续奔赴，黔西、金沙、遵义、大方等地调查，研究代食品制作、粮食征购新办法等。
    8月4日，传达周林在中央庐山会议精神，要反右倾、反放松，鼓干劲，大战三个月，完成180亿斤粮食产量。这个会议上，各地地委书记提出少征购、多留口粮的意见，徐副省长没有表态，还说不要过分宣扬粮食紧张，苗春亭认为夏粮征购没有完成的原因是思想右倾，王民三回应苗，是夏收没有那么多的粮食。
    12月19日，中央指令贵州紧急调出一亿斤粮，周林当场表示态度坚决，责成粮食厅连夜安排，限期突击集运加工，保证完成。24日，周林在北京打来电话，传达中央压缩粮食销售精神，他的意见是，农村由12两压缩到10两。28日，王民三向徐副省长建议，公社之间应该允许互调余缺，徐副省长开始担心违背政策，后来同意了王民三的建议。
    在第一轮饥荒粮政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各种决策者、执行者形形色色的作为、立场和行动，但贵州总体饥饿态势是在升高，升高的背后，是基层民众付出生命的代价。
    第二轮饥荒与粮政，是以酷烈、多难、复杂的局面中开始的： 1960年1月，“印江反瞒产用了捆绑打等8种刑法，全县饿死万余人，前任书记还强迫一个老太婆活活打死一个小孩煮来吃”，“瓮安，浮肿病人发展到4000多人，死亡300多人”，“毕节加急电话报告，水城铁路要上马，10万民工，需要1000万斤大米……”但摆在粮政决策者面前的工作任务顺序是：完成上级调粮、地方工程建设上马用粮和民间不断蔓延的饥荒问题。
    截至3月15日遵义地区，全区浮肿18万人，死亡6万多人。
    5月24日，“中央派人来听取灾情汇报，省委向中央报告遵义、湄潭等地死人3万多。”省委显然向中央隐瞒了死亡真相，这年4月仅湄潭一县共死亡12.2万人；王民三只提了一条意见：请示中央6-8月停调贵州粮食。
    11月，省粮食厅机关浮肿统计50多人。王民三一家六口人，浮肿4人。整个贵阳浮肿报告约为4万人。会议披露的材料，毕节、遵义地区，已经死人15万，全省不下几十万。
    12月，王民三被临时抽到省委生活办公室：“各地告急电话、电报雪片飞来，病人、死人、抢粮、盗窃等等，我都看不完。黔南州电报说，有一家四口上山挖厥巴，全死在山上。有一户，六两粮食吃不饱，全家三口上吊自杀……” “各地都发生十几人、几十人、几百人抢劫粮食事件……中央明确处理方针为‘先分是非，后分敌我’。”
    第三轮1961年的民间情况和1960年的情况大体相似。1961年1月全省约有500多万人处于缺粮断炊和吃不饱状态。同月，经检查王民三患中度浮肿，间断治疗半个月。
关于贵州省三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口到底有多少，王民三收集有三个数据，大约在100万到174万之间。

6、日记与中国饥荒关系
    三年饥荒的研究，一般遵循三个方向之一：发现饥荒事实的存在，政府面对饥荒的态度和作为，或寻找饥荒发生的原因及防止办法。
    目前对中国饥荒事实的研究，杨继绳先生的《墓碑》较为全面、细致、系统。对导致中国饥荒原因的当时政策和高层决策，也有不少披露。世界著名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森有个著名的结论：长时间延续的大规模饥荒，绝不可能是天灾造成的，只会是制度性和政策性的原因。
     但在“高端路线、政策”和“低端饥饿事实”之间，那些庞大的处于中间环节的决策执行机构及群体，比如以一个省为区域来观察粮政运转，与基层民众大规模饥饿之间互动关系的系统文件，由于被限制，很少看见。其次，文件毕竟还有一些局限性，一些私人观察的内容被剔除了。这里原因很多、很复杂，好在贵州出了一个王民三，好在王老把当年的基本情况做了完整的个人记录，好在现在有可供研究的空间，否则，中央政策如何具体在地方运转，地方又如何在煎熬、麻木中作出两难选择，从而加速或减轻基层社会的饥荒，就没有较为可靠的亲历实证出现。
    这部日记令人震撼之处在于，不仅仅记录了那些恐怖的饥饿细节，还记录了粮政决策者，变化多端、麻木官僚、视民命如草芥的惊悚细节。无论是在王民三的日记中，还是翻阅饥饿年代的报纸，很难找到记载饥荒的新闻报道情况，只能找到正面的、粉饰性的新闻。正因为没有新闻、信息自由，没有任何监督却有绝对权力的政府官员，完全可以更加有侍无恐、唯上视举。
    阿马蒂亚•森在《发展与自由》中论证，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基本的自由，包括信息自由、言论自由以及普通百姓参与的自由，那么这个发展的过程一定会被扭曲，一定不会产生对普通民众和社会基层生活状况持续改善的效果。
    从某种意义上讲，王民三日记以详细的决策过程和数据资料、个人观察，验证了阿马蒂亚•森的部分结论。王老以壮士暮年、民族良心的英雄气概，为20世纪中国饥荒作证，显示了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这本珍贵的日记证明了，中国国家政策在那个年代不是以民生为根本。
    有一个值得研究的客观事实：在大一统的粮政秩序下，很多处于省、市、县的主要官员，是被拖进恶性循环的粮政决策秩序之中，而无力捍卫民生的。如果他们敢于坚持不执行政策，多数人将面临对抗中央政策、反革命的惩罚。如贵州江口的时任县长，私自开仓放粮饮弹自尽。而时任县委书记又因虚报产量激起民变，跳河身亡。
    是什么力量使人们为了迎合上级，而忘了“民以食为天”的古训，忘了人的生命乃社会之本？组织是一个什么机构？为什么它能把人弄到在危难面前，不思救人，而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保钢、保酒、保红旗、保上级任务，或批判谁右倾？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伦在用物理实验得出一个结论说：“在权威下达恶意命令时,无法让公民不做出残忍和非人的行为来。只要以为命令来自合法的权威,就有相当多的人会按命令去行事。他们不会顾及行为的内容,也不会受到良心的制约。”
    邓小平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了同样的道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换句话说，在坏的制度下，坏人可以任意横行，好人同样也可能作恶。
                                        2009-3-9

           帅好

题记：我们昂首挺胸迈入公仆和人民享受同等歌唱权的新时代。

（图片转自雨桥兄弟的博客）

1、被赐予的歌唱自由

像花钱建造政治方向最正确的鸟巢、红旗下的蛋（国家大剧院）和央视大裤衩一样，中国最近有一道也需要花钱复活的最正确的风景——世界之最全国比吼——大合唱。

这种人山人海的合唱，早先发生在颂扬君主恩典的祭祀中；后来由于天朝各帝王频繁地更换，传播技术手段也有限，上一个曲子尚未在全国流传，王朝已被推翻，因此很少有皇帝的颂歌流传在民间，只是读书识字的奴才，把它记载在皇帝家书中。在古代民间的歌唱中，很少有高兴的时候的合唱，合唱在中国民间也大都是在祭祀或家人去世哭丧时使用。

近一百年来，皇帝制度在顽强抵抗民意2000多年后终于没有了，合唱有时成了一种壮胆的艺术，如（删除30字）；这种情况与文革中集体高烧、高吼成正比。

文革这10多年可以说高吼型合唱特别风行，风行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来说应该是政府提倡全体中国人民，以集体主义革命的方式和面貌，来表达内心的激情、力量，或者疏通由于反对接吻、打扮等带来的生理分泌障碍，以及人和人斗争的压抑等等，而不提倡像《建国大业》里蒋介石独裁制度下，允许周恩林一个人在台下这样高吼，“反对一￥党￥专￥政，要民￥主政府。”

近30年来，年年小规模的合唱偶尔还是会出现，一般密集发生的时间，通常是某个纪念时期，纳税人放声歌唱伟大、光荣的党，一本正经、发自肺腑地奉承腐败尚未横行时的那个可爱的天上东方巨龙。

毫无疑问，排练数月、场景宏大的大合唱，从来无需纳税人同意，党和政府说举办就举办。有首歌唱到，不要问谁代表了人民的今天，月亮代表我的心愿。莎士比亚曾经说，“这是疯子给瞎子引路的时代”。但我不能同意莎士比亚的说法，他是一个外国人，不了解我们的国情。

            （此图片来自网络）

假如在30年前，想歌唱党和祖国，还需要审查政治出身才能参与，现在仅需要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歌唱，不携带危险品即可平等参加。天朝最正确的的舆论机器，自从被定时定点骟除监督功能后，歌喉歌唱功能发育特别强大，动用卫星也十分方便，一夜之间就将来自各省、直辖市组织精密、训练有素的歌声和喜好，￥￥给了雄伟的社会。

这样，个人的情感思想被注入复活了的红歌，以确保每个听到歌声的人，油然而生一种预设的、模具般的效果，被讲着春天的故事，被引入新时代，被就业100%，被提升工资20%。

在伟大的新时代里，我们终于牢牢掌握了自由歌颂指定对象的权利。换句话说，地富反坏右臭老九的后代们，在人民共和国60周年的时候，已经获得有特殊条件的歌唱权，这大概是仅次于生存权的最大人权——我们昂首挺胸迈入公仆和人民享受同等歌唱权的新时代。

通俗地说，这个时代里就是，一样荡起双桨迎着朝阳去医院挂号，一样病症，却分有干部和普通病房。一样的治疗，却有免费、部分减免和全额自费各类标准。窗外吹着凉爽的社会主义轻风是平等的，但刮入农村的，是每月3元钱的社保，而刮入城市，别墅价格早超纽约地产。

对人权的宣示，表现在这歌声里，其意义不在于摆脱内心的恐惧和奴役状态，而在于给所有人注入一种宏大的民族尊严意识——中国的事情由中国主宰，个人的权利由强大的政权赐予。你不会不说我们进入伟大的新时代。唱吧，尽情地唱吧，谁说中国不高兴？

（待续：2、红歌为啥需要反复合唱？）1510唱歌笔记一

    已经好久没有更新了，这里主要的原因是，越来越不知道，什么样的文章符合网管的需要，而非国家的需要；越来越不清楚，网管会何时删除哪类我的文章。

    不知道这是谁的节日，反正连旧文章也要被删除；对社会公开说话，也最好不要说人话。

    适逢儿子的作业有一个父亲给儿子写信的任务。因为有的不适合给儿子老师看，怕生出误会，凡是变楷体的文字均为给老师作业中删除了的文字。

    网管，家书作业好像不妨碍你的对国庆的忠诚和职责吧，我们一直都在批判阿伦特批判的那个艾希曼类似的平庸之恶，不知道你们履行删节并不反历史反文明的文字的行为，是不是算平庸之恶；比如说，你可以告诉分管你的人说，谁有能力统一全部上网人的嘴巴呢，这个理由还不能成全你们饭碗的安全吗。为什么非要创造性地超额性地完成你们的删除他人文字的义务呢？我知道你们两难，但两难之中也要装个打盹的时间，你打盹了，专制就觉得自己的队伍不好带了，这样腐败起来至少不敢那么霸道了，对不？

儿子：

     接到你妈妈的电话，我在网上找到杨选堂这个文章，《18岁和其它》，发现竟然是一则教科书的课文。而且写于1966年。上网搜索，发现一片对此文的欢呼、赞美；天哪，为什么一个写于国民党专制时期的平庸、八股且空有豪迈口号的文章，竟然能成为大陆教科书上的范文呢，这个恐怕要问问教育部的官员们了。

     这个文章先用很多华丽的形容词回忆父子成长的一些片段，然后直接进入父子矛盾的大段叙述中，之后谈了读书苦乐，感慨了青春一番而结束。说实话，我是很少看这类励志长文的。这样老套的东西，我很反感，如果有代沟的话，我觉得我和这个范文、这个教育部先有了代沟，和国民党60年代的台湾独裁制度有水火难溶的沟壑，而不是你，我的儿子。

    儿子，按着我现在的真实的想法，我觉得我和你永远不会出现什么代沟，我认为代沟是酸腐文人制造的一个词汇，至少在我一辈子的人生中在我俩之间，我不会用“代沟说”来分析我们的关系。

    我觉得无论父子还是同学之间，也许拿平等为原则来沟通，就好办一点。比如遇到了不同意见，我个人的立场来看，首先检讨这个事情长辈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其次，父母学习从儿子的角度来看看，这个事情会有什么不一样的。

    那么，对做儿子的来说，是不是也需要想一想，自己作出一个决定，是否考虑了可能给父辈带来的后果或父母会有什么反应。其次，自己的这个决定是否很稳妥。这是一个独立思考的锻炼！

    为啥非要这样考虑问题，为啥不能不考虑父母或孩子的意见呢，显然不行，因为孩子在成长中需要家长的扶持，不能只要家长的扶助，而不要家长的监督或关注以及建议等等。

    当然以上的方式是一种预设，不见得事事都需要这个方法。如果父母与子女都能做到这一点，并坚持这个习惯，我相信对你以后的人际关系，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流行中代沟这个定义，还有一点是，用简单词汇替代复杂的代际关系问题。

    为啥这样说呢。我看薛涌的文章有一个启示，他举一个例子，在美国上课，好像是讨论向老人学习问题，他发现美国青年是非常尊重老人的；相反中国来的留学生，反而对老人有些不屑一顾的，意思，你们都老了，知识过时了。而美国青年马上站起来反对说，长辈的经历是任何理论和知识不能替代的财富。

    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人，观点也不同，是很正常的。你喜欢周杰伦，我喜欢毛阿敏，各取自爱，没啥了不起的。我看那些把自己观点强加给对方的办法都不是可取的，无论父亲还是儿子。直到长大之后你还会面临很多类似的关系，如作为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作为公民和国家的关系，和政府的关系等等。平等是所有关系的基础，凡是强制给你的估计都不会是什么好东西，任何人都无权利强制别人接受非正当的要求。包括思想和主义。这些要慢慢识别，慢慢增加判断力。但要搞清楚，这个强迫你接受的东西，和父母对你的关心要求不是一回事情。与教育所要求你的和给予你的也不是一回事。

    一般来看，老人丰富的人生经历，不是教科书和知识所能替代或覆盖的。青年人对新知识的掌握确实要比老年人快的多，但要切记，这个世界不是仅有新知识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向老人虚心学习，不仅是一个美德问题，完全关系成长的前途和命运。

    这次暑假我俩难得在一起呆了一个月，早晨，我看到你巨人般地斜躺在不太够长度的简易方便床上的样子，我感慨万端。13年前，父母看着你拎着废纸篓摇摇晃晃地去倒垃圾，你当时可爱的行动，我用文字记载下来了，转眼15岁的你竟然1米82的个子了。

    我想起自己15岁时在干啥呢，不瞒你说，我15岁曾经在暴风雨来临的下午在玉米田里收割玉米杆子呢，这个故事好老套，像艰苦奋斗，其实不是，我的超常的忍受能力也许从那个时候每一个秋天孤独的下午就开始了，我要克服整个田野只有我一个人的恐惧感，田野上那些零散的坟堆也是心理上要力求忘记的，要丢掉被同学笑话的虚荣心，要坚持在暴风雨来临前把事情弄完，好回家。我觉得任何经历都是人成长不可逾越的环节，既然来了，就安心的接受，并设法去解决它。

    这次暑假，你称为“被软禁的假期”，主要是我没有考虑让你返回100公里外的家和你的同学们一起过生日，所以你感到委屈。

    这个事情，如果换在咱们家没有任何麻烦事情的假期里，如果我限制你，那一定是我的不对；问题是，你在处理这个事情上，没有分清主次。

    你看，你爷爷在老家刚做完重大的手术，而且你知道你爷爷处于生命的减法阶段。何况他需要帮助。我由于每晚要起来好几次伺候爷爷解手，晚上很少能睡个安稳的觉。3月在医院伺候一个月，我的血压都很正常，7月一个月，我的低压就不对了，原因就是很疲倦。

    这个时候，最该帮我的无疑是你了。当然你每天帮爷爷按摩一次做的很好，这个时期提出回家去和同学过自己的生日，现在你自己来看，是不是也是一种很奢侈的想法呢。我想你的同学也会理解你为了爷爷健康所做的牺牲，对不？

    针对这件事情，我和一个学法律的朋友讨论过，他第一个反对我说，孙子还有义务抚养爷爷吗？我说在儿子活着的时候，孙子确实没有什么直接的义务，但作为家庭成员，大家有为他人提供相互协助的义务。为此我这个朋友谴责我对你这个要求太苛刻了。

    我为什么在事情过后还要和朋友讨论这个事情，一来觉得心中有点歉意，二来觉得这是一个两难，让你选择一下，对未来是有好处的。

     可我不能认同朋友的这个说法的。为什么？家庭民事法律关系，我认为是给那些不孝顺、无人性的亲属规定的，我对父母家人的爱，不会因有法律规定而才爱，也不因法律没有规定而不爱。

    亲情之爱是伦理的，天然的，不是人造的，我深信自己的修养能无条件地做到的。

    现在回忆我在这个事情上的不妥之处是，当时对你的态度比较粗简了，应该和颜悦色细说一下。可能由于天热和疲倦带来的心情所致的。这点是我的不对。

    请记住，一个没有感情的人，一个和所有家人关系弄的都很糟糕的人，一定不是一个可以相处的人。即便“功高盖世”，那也可能会演变成为希特勒。这是人生最低的修养起点，和家人处好关系。另外，我不信一个与家人为敌的人，能够作出什么有益于人类的事情，看看今天中国法院那些因为各种纠纷而成仇敌的亲人们，就知道我们这个民族有一部分人有多么可恶了。原因在哪里，至少和教育制度及个人修养教养脱不了关系。

    儿子，想说的话特别的多，但我没有喊口号的能力，一条条说的那么从容和仔细，只能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今次我俩就说一个父子关系的代沟问题吧。再说一下，所谓代沟是一个文人制造的酸腐概念，就家庭内部来说，没有不能沟通的问题，只有有没有确立平等尊重的立场问题，有了这个立场，家庭就没有天大的问题了。

    人群也是如此，人群只有继承和扬弃的过程没有沟通不了的问题，那些族群之间的战争，族群内部的各种内斗起因，可能均是一些挂着各种旗号，进行的利益之争。这个问题好像说的大了点，还是回到家里吧。15岁的少年，我认为头等大事，就是读好书，在现有难以周全完美的教育环境中奋力读书，只有在这个年龄多读书，才有机会向明天迈步的，真的。努力儿子，你能行的。

                                  父亲   9月20号

您的文章《帅好：不要逼我走向人民》已被管理员转移到回收站。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2009-08-20 10:57
您的文章《建国60周年纪念之基层行政》已被管理员转移到回收站。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2009年8月19日 18:56

您的文章《建国60周年纪念之谁行就拿下谁》已被管理员删除。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2009-08-17 09:36
您的文章《转贺卫方博客上的转帖，不多说一...》已被管理员转移到回收站。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2009-06-12 13:04

您的文章《转贺卫方的博客上的转帖：我的电...》已被管理员转移到回收站。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2009-06-12 10:18

 您的文章《汶川一年祭：国家情书》已被管理员删除。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2009年5月13日 11:

您的文章《饥饿的茅台往事，像风一样掠过世界 》已被管理员删除。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2009年1月7日 16:3

您的文章《饥饿的茅台往事，像风一样掠过世界 》已被管理员删除。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2009年1月5日 20:

您的文章《在民族学院的演讲（录音整理）（下）》已被管理员转移到回收站。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2008年11月5日 19:3

您的文章《李泽厚：政治哲学是当代第一哲学》已被管理员转移到回收站。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2008年10月28日 12:55

孙志刚案“三博士上书”中，三位博士分别是许/志/永、滕/彪和俞江。如今志永身陷囹圄，滕彪在twitter上推荐俞江近日新诗一首，遥寄狱中友人，以及所有身处黑夜的勇士。祝愿三位博士能尽快在阳光与自由的空气中相见，把酒言欢！

八月·纪念

——献给所有我尊敬的朋友

黑夜来敲门

纯净的沙，蔓延

越过明月照耀的窗棂

擦洗被亵渎的荣誉

因绝望而失明的眼

恐惧当针，卑劣当线

五千年编一个牢笼

天地就在牢笼间

装点

用伪饰的娇嫩，轻飘飘的情歌

以及遗传下来的油滑的脸

多么适合做奴隶的脸

那些脸漂浮在牢笼里

那些脸散布在天地间

那些脸异口同声地劝我

幸福就是吃喝玩乐

幸福已经离我们不远

幸福就是成仙

神灵们，驰骋在光明的红日之下

在大河与广袤的城市上空

投下巨大而自私的身影

红日驰骋

忠诚的勇士，迎着暗箭

立于八月苦闷的天地间

决心救那些想当主子的奴才

和那些缺乏教养而嚣张的脸

他倒下，沉默地

倒在用纯净流沙做的坟墓

千年城墙的废墟前

沉默，从雪山之巅出发

掠过长城与大漠

穿透古希腊城邦与罗马人的荣光

直达绵延万里的自由土田

链接：爱国分子

                         帅  好

题记：我们日常的总结中，习惯用大多数来形容评价一个单位或一些主流。我以前评论过这个案子，这个案子什么时间想起什么时间就愤怒。今天看一个博友一张图片，标题是《卑躬屈膝的高度》，又让我想起这个案子——有一个时期，姚院长听说喝人奶对身体好，干警便奉命四处寻找，有位年轻的同事，妻子生下孩子不久，这个小伙子赶紧省出妻子的“奶水”孝敬姚院长。这件卑鄙之极的不要脸事发生在人民法官的队伍中，我们可以相信法官队伍的大多数？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个法院的多数法官具有阴阳两面的行为准则呢？

闻名全国享有“当代活阎王”美誉的原山西省洚县法院“文盲、法盲、流氓”副院长姚晓红，似乎已成了旧闻，神圣的法律两个月前也已判其无期徒刑暂谢国人。然而，了解这场正义与邪恶较量过程的人，从其中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止不住要产生重重疑虑。

“上层建筑”方面的疑虑，查庆九先生在法制日报上撰文指出三个方面：一是“姚大人”如何闯过严密的干部免程序关，直奔院长宝座；二是，姚横行不是一年两年当地有关部门和领导为什么数年如一日装聋作哑；三是，正义伸张何以如此艰难。这三个问题拨开云雾，乘胜追击，点到了要害，可谓深的民意民心，但我今天想谈的是另一个层面上的“民心”——那些数年知根知底——洚县法院“沉默的大多数”同行。

 沉默的大多数，是王小波先生一篇文章理出的特指群体或对一个文化现象的研究，他说，一件事大多数人都知道，但人们可以在话语和沉默两种文化中选择。对姚大人数年恶行，最先体会的该是那些受害者，挨打致死的被迫永远沉默了，吓神经的、致残的，他们没有沉默，他们在阳光下求饶祷告，悲冤震天，指望青天降魔或法律撑腰。比如，受害人任某在法庭上见了站在被告人席上的姚小红虽然吓得连自己的生日都想不起来，但还是选择了出庭作证。举报人樊江在姚倒台前的六百个日日夜夜，与家人在11次抄家、无数次的跟踪、恐吓中度日如年，可只要有一线希望，他还敢说话。再比如，在更深夜半，无奈的百姓将法院的牌子换成畜牧局的牌子，这也是一种话语的表示。

倒是天天与姚同在一个“阎王殿”办公，数年如一日，亲眼目睹活地狱景观的法院同事们，沉静如水，心胜铁石，他们选择了货真价实的公众场合文化沉默权，这似乎无可指责。据我估计，一个北方县级法院，一般定编人数约在40-60人左右，这个数字与姚及其构成犯罪的同伙相比，明显形成了大多数。中国人历来崇尚少数服从多数，连法也有不可责众的传统，这是祖宗的千年示范。

可在此地此境里，法院的多数服从了少数，既然大多数同事一声不吭，那说明我姚某的行为没什么问题。于是，洚县法院广阔的法庭，办公室，包括梧桐树、单双杠皆成既方便又安全的法场刑具。墙外的人，量你不敢说法律打你不对，砍下你的脑袋说明你罪不容诛。再说，这些执掌法律保持沉默的大多数，心里明白——举报、作证，法律没有可据操作保护的条款，再说强大的网状生活天地，多一事真不如少一事。

但还是这些大多数，在另一个方面另一些事情上，却选择了话语甚至行动的权力，请看一位记者叙述的情景：早晨上班，全院干警列队欢迎姚大人。小轿车一停，有人开车门，有人用手护车门顶。进得办公室，有人倒水，有人扶他躺下，有的端洗脚水，有的拿拖鞋。这早上洗脚，也算一绝，它肯定不属廉政制度的约束内容。如果在法院过夜，有人把被子铺好，尿盆拎来，而在早上，有挤牙膏的，有送尿盆的……，这尿盆在沉默的献身中，恰似礼尚往来的酒杯。

有一个时期，姚听说喝人奶对身体好，干警便奉命四处寻找，有位年轻的同事，妻子生下孩子不久，这个小伙子赶紧省出妻子的“奶水”孝敬姚院长。而另一个时期，姚防病要吃蝈蝈，每天竟有30名干警奉命开赴农田扑捉……。这不是什么神奇故事，也非处文化大革命时期，但这阴阳两界“沉默”的舞者们，的确上演了一幕幕心照不喧“官领民会”的哑剧闹剧。民间恶霸之所以成为诸神，大致都是这样被所谓的大多数送上至高无上的佛龛。而在神的面前，除了顶礼膜拜或为虎作伥外，你还有什么选择。

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看肥皂剧也许会掉眼泪，看见自己家的孩子也是孩子，他们没有任何心理和生理的病因，但为什么该出手时也堪称阎罗在世，我实在找不出其中的缘由。据新闻报道，挨过打的百姓不下千人，非法拘禁达300多人，那种施暴的手段笔者不忍重提，但有一人的杰出表现我不能不说。受害人郭老汉被折磨的万般无奈，喊了声：“别打了，我外甥也是法院人”，这句话让姚听见了，他竟对此产生了极大兴趣，姚随即把警棍交到这位老汉的外甥——名叫郭伟的法院人手中，让郭亲手打，这郭也真不含糊，为了表示对姚院长的忠诚，直把舅舅打得屁滚尿流，屙了一裤裆。

这是一种怎样令人颤栗的，丧尽天良的沉默演绎，这怎样不让人联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代另一种翻版——为了巴结，六亲不认。我们用什么样的文化或何种病例来认定、治疗如此扭曲的人性呢？这群当代人性教师，其人品的可汲之处，除了感谢“沉默”的生活教诲，我看别无它途。

王小波认为，沉默的大多数古往今来是一个最大的弱势群体，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没有能力，没有机会说话或隐情不说等等。分析绛县法院里大多数法官所选择的“沉默”配合，这个沉默的大多数完全是一种强势群体，它的背后在中国社会里是一个以权利为背景的观众阶层，这个阶层至少在这个案件里所表现出来的，是对普通民众生命的严重漠视，那么这是为什么？

用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理论是无法诠释的。但生活为什么又要选择这个“拥有权利的沉默的大多数”，而让我们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到肆无忌惮的残害呢？而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又在他们占据的权利层面上因占于多数，而逃避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这应该是整个事件的表面事实。也因此，今天姚院长倒下了，明天、后天李院长刘院长们为什么不敢长成更阴险、更无耻的李牲口、刘阎王。到那时，我们是否继续选择“少数败类”或“加强廉政”的字样来自慰麻醉自己，或继续一声叹息“没办法，都这样”，以表示自己的良知未泯。我们的传统中一直把民心喻为可以载舟覆舟的水，但我觉得，民心”在中国有时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因为在我们既有的历史中，关于“民心”的传统均在野蛮流血中滋养。(原载《发展导报》一版，发表时有删节）

     酒厂前身之一荣和酒坊前老总的两个儿子饿死后，其儿媳妇卖房契约。一间房子卖了15元人民币。)

建国60年纪念之秋天的饥饿——

    以酒为天：中国大饥荒中的茅台酒纪事
         文/帅好     翻译/奇帜

    此文是世界范围内第一次披露茅台酒与中国大饥荒关系的文章。部分文字2007年初首发博客中国，稍后被中国网、搜狐、凤凰新闻网转载，旋即风靡世界华人著名各大论坛；2009年3月部分文字首次刊载国内平面媒体《财富生活》杂志。这里为未删节全文。

     感谢首发媒体：以酒为天

    贵州省不是我的家乡，但来贵州第二年发现的一组中国名酒茅台酒的数据，让我产生了与山西省家乡同等重量的记忆。这是我如此投入讲述被掩埋真相的原因。
    五年中，断断续续地发现、积累，一组数据变成一系列数据。
    这组数据的起点是，1959、1960、1961三年，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饥饿的年代，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1）
    茅台酒的上述产量，大约相当于700万听(355ml/听)可口可乐。这一巨大产量对于当时中国的人口、国力来说是非常奢华的，况且茅台酒远不是普通人所能消费，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正挣扎在饥饿线上。
    按照茅台酒粮酒生产5：1的比例计算，即生产一斤酒，耗费粮食五斤，2079吨茅台酒，耗去原粮约1.04万吨。
    茅台酒的产地为仁怀县，当时有20万左右农民，年人均统计数字上的分配粮食为300斤左右。如果把生产茅台酒的粮食用来救济，每个人可平均分得100斤左右。换言之，2079吨茅台酒约等于20万人3个月的口粮，再配些野菜、树皮之类，估计熬过最危险的春荒没有什么问题，能够把更多的人从饥饿、死亡的沼泽里拉出来。然而，历史里没有假设。

1. 粮食、生存与统计
    在1959－1961年，仁怀县还有下列公开统计数字值得关注：
   1.1 人口：
   1959年仁怀全县死亡6263人，其中“疾病”死亡6130人，占死亡总数的97.8%。
   1961年全县人口负增长，人口自然增长为负增长22.55‰。死亡率为31.39‰。(2)

   1.2 粮食
    国家征购：1959年仁怀粮食总产为14403万斤，实际征收折原粮7055万斤；1960年粮食总产为11663万斤，实际征收折原粮5506万斤。
农民口粮：1959、1960年的仁怀农民人均口粮分别为350斤和334斤（包含种子、饲料30斤）。(3)

    从上可见，两年中国家征购占总产原粮的比例均超出50%，除此之外国家还要征收相当数量的粮食作为正税、附加税。留给农民的口粮，刨除种子、饲料外，包括杂粮在内理论统计上人均每天0.8斤左右，老人、幼童消耗量可能更少，按照这个数据，可能还基本能够维持最低的生存底线。但疑点在于，一、干部任用制度只需对上级负责，至于农民口粮问题，显然上级难以核查，真实性存在质疑；第二，农村一律实行公共食堂制度，农民过去几年留存的粮食以及炊具、餐具一律收缴，而不合理的统一安排普遍造成粮食的浪费、贪污，故多数农村出现“刚开始吃干的，后来吃稀的，最后食堂没有任何食物，家里也没有”的情况。

    另外，1959年，仁怀也有局部发生了旱、雨灾害，但粮食总产至少比1953年高。其中稻谷产量比1962年至1964年还高，其余的小麦、玉米、高粱、杂粮等都不是历史上最低的产量。可见，自然灾害不会成为农民缺少粮食的主要原因。
    也许有人会质疑：茅台酒是窖藏生产，入库窖藏时间为4年以上。按照这个逻辑，1959-1961年生产出的酒，应该是1955-1957年先行生产出来放在窖中的，没占用饥饿年月的粮食。
    那么，饥荒蔓延全国的1959－1961年茅台酒厂是否使用了当年的粮食？查阅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比文章第5段理论计算的耗粮量还多：这三年实际用粮1.13万吨，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4)
    线索到了这里，一连串的疑问，自然产生。一是，这些粮食来源何处？二是，当时仁怀农民的生活状况究竟怎样？三是，全中国缺粮的年月，为什么茅台酒厂能有多余粮食生产奢侈性消费品？四是，国有企业为什么没有主动慈善救济民间的自觉？五是，这些酒，哪里去了？六是，茅台的后来人，是否给饥饿受难、甚至死于饥饿的人们道歉了？

   1.3 酒与生存：
    以1960年为例。
    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地调粮数据为：
    遵义地区11万斤、毕节地区29万斤、铜仁地区10万斤、黔东南地区12万斤、贵阳市7万斤、湄潭县1万斤、习水县10万斤、铜梓县10万斤、正安县1万斤、赤水县4万斤、务川县1万斤、熄峰县1万斤、仁怀县20万斤，共计117万斤。
    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省江津县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茅台酒。(5)饥荒年代的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改革开放、“中国重新出发”的1978年才被超过。

    上述调出粮食的地区饥饿情况如下：
    被紧急调粮10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8大旱区之一，1961年再度成为全国15个旱区之一。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5.1万人。(6)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7)
    分别调出10万斤粮食的铜梓、习水两县，其中，铜梓截至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1959至1960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9)
    调出29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53990人。(10)
    与仁怀相邻的金沙县（毕节地区下辖），1961年1月10日县委报告， “非正常死亡”5.5万人。在饥荒结束后，金沙县另有遗孤3191人需要安排，一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11)
    从上可以看出，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人口减少的数据也就越大。从官方统计来看，上述地区中死亡最惨烈的地区，是遵义地区的湄潭县。这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4737人，孤儿4735人。同一时期，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12)
    那么，调出20万斤粮食的仁怀情况如何？

2.故人、故事与档案
   2.1 故事
   有酿酒、饮酒民风的仁怀，1949年前，战事、匪祸、天灾、人害，几乎年年都有。当地老人回忆，远的不说，民国时期青黄不接的事情，每个村子都遇过，普遍贫穷是事实。而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象没听说。民间酿酒，自然遵循着灾荒伦理底线和灾荒市场规则。
1937年，贵州当局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10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罚金”。(13)

   担任过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14)
   “端午踩曲，重阳下沙”，是茅台民间形容酿酒的过程的谚语。曲，是麦子，如同药引子，在端午前后制作。沙，是高粱做成，把带壳的高粱磨碎蒸煮谓之生沙；下沙，是把多次蒸煮的生沙过滤为熟沙之后，拌入谷壳按工序投入窖中密封、发酵过程的俗称。也因此，有诗人说，茅台酒提了高粱之“精”，取小麦之“魂”。
    但是，1959年的仁怀没有诗意，只有“饿魂”。
    2.2 档案
    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仁怀的饥饿，爆发在1959年的“端午”至“重阳”之间的7月份。
    当地文件记载：
    截止1959年7月16日，仁怀有各种病人8384名，其中浮肿5335人占总人口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9%和9.8%。其中，大同如果加上其他病种，人数达到27.7%。调查者在调查途中，亲眼看到4个青壮年在回家途中昏倒死去。(15)
    仁怀干部杨代绪撰文回忆：这个时候，公共食堂制依然存在，下锅的粮食却越来越少。从干饭到稀饭，由稀饭到清粥。但还不准对上说在饿饭，更不能说饿死人的话。(16)
    8月4日，仁怀县委(各项工作的最高领导)、县政府（行政执行机构）贯彻首长周林的电话精神。周林要求：各县必须抓紧秋收，大力进行爱国爱社教育，把垮了的食堂，用农忙的形式恢复起来。他还要求：教育小队干部和社员说实话，超产受奖，瞒产批评，私分者要处理。(17)
    周林，仁怀人，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电话内容是周林赴江西参加“庐山会议”期间指示给贵州的，由省委传达全省各地。
    10月17日，县里向农民发出“计划和节约用粮公开信”，信中号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菜粮混吃。”
    12月1日，县卫生科报告：回龙、喜头、学孔等地11名农民有一个多月没吃粮食，水肿不消而死亡。(18)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伴着农民“闲时少吃”和国营茅台酒厂放开肚子“耗粮”，仁怀的“农民”与“非农民”在两个天地中，一起进入1960年。
    2月16日，县里的简报显示：全县发病人数达16864名，其中浮肿9073，严重6141人。截止1959年12月下旬到1960年2月14日死亡3718人（其中，路上死亡217人）。严重的有喜头、大坝、三合、桑木、茅坝、长岗等公社，病人都在千人以上。特别严重的管理区有13个。经检查三合公社报病988人，实为2600人；鲁班报病296人，实为1720人。(19, 20)其中，鲁班，是民国时期以及现在，仁怀著名的产粮大区。
    杨代绪说：这个时候可以讲饿死了人的话了，但灾难铺天盖地般来了，人人都只想用什么办法填饱肚子。一农民在家中把高岭土（一种土）刚揉成团，正准备下锅烤吃，恰好被一干部碰上，干部担心吞下这个东西，引起肠道堵塞，加快死亡，就随手扔进粪坑。结果，干部走后，饥饿农民又从粪坑里把观音土团掏出清洗后煮食。(21)
    杨代绪列出当年农民的“代食品”清单的名字还有：枇杷树皮、干胡豆叶、干藤叶、芭蕉头、棉花籽油、娃儿肠（一种猪草）、酒糟、玉米芯、梧桐树皮、干牛皮等。
    然而，6月29日，县里决定，今年夏粮丰收，外调150万公斤、茅台原料250万公斤。400万公斤的粮食即将从饥饿的仁怀农民视野中消失了。
    到了10月30日，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庞耀增号召说，全县要准备稻草、谷壳、苞谷杆叶、青杠子（一种植物）各500万公斤，红薯藤1500万公斤，荞杆子750万公斤，小米糠75万斤，蕨巴150万公斤……，共5000万公斤。按30%的出粉率，生产1500万公斤“淀粉”，这样，每人能平均50公斤，保证农民减粮不减饭。(22)
    到了12月27日，县里领导又指示安排，茅酒原料从1960年底到1961年6月需要360万斤，饲料用粮60万斤。(23)农民们也许没有想到，秋收带来的不是新的希望，而是死亡率的惊人上升速度；“代食品”淀粉并不能阻挡饥饿在1961年的仁怀吞噬人群。

     1961年县委《大事记》摘要：
     1月1日：目前病情上升，死亡率惊人。病人要，一集中、二归口、三休息、四治疗。大抓代食品，以蕨巴为主。
    1月18日：病情发展，死亡上升。15日统计，仁怀全县有各种病人24342人，占总人口的7.4%。其中，浮肿6399人，干瘦病4939人，妇女停经、子宫病等6870人，其他6134人。16日止，死亡1045人。
    1月24至27日：统计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965人，比上月上升48.9%。全县现在还有各种病人26744人。其中，最严重的有66个生产队，病人占30－50%。
    2月11、12、21日，县里连续开会，大意为：分析严峻局势；整顿工作作风；大搞代食品；检讨反瞒产中打人、把个别向中央写信的人关押致死的错误；在10天内堵住不正常死亡现象。
    4月4日：至今全县每天死亡人数仍在30人左右。县委指出全党全民共同努力，将全县病人由2.6万多人下降到1.9万多人。
    4月8日：今年代食品生产任务为1131.6万斤，不包括茅台酒厂。培训技术，取得经验，全面交流。（原料为前述草本植物）
    4月26日：为了夏收到来，县委决定，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劳力集中收。口粮、种子、饲料由大队统一掌管。生产队的口粮由大队定期发给食堂。
    5月5日：“4月中旬后，病情和死亡人数猛然上升20%”。（据其它资料对比，换算出具体人数为，每天死亡70人左右）
    5月12日：县里决定，夏粮征购3543.05万斤，生产队集体入仓910.4万斤。夏粮任务要求在9月完成70-80%。
    7月20日:截止7月15日有病人8396人，其中肿病、疳病4890人。但情况依然严峻。通报要求，各级党委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治病，“两手都要硬”。

                 纪念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春天的故事”：

                31年前政府如何挽救两名女青年

                                 帅好 

1、春风不渡“异/议”关

    无论是谁，邂逅那个春天两名女青年的故事，都会陷入一种恐惧。

    1966-1976年是中国文革，也称十年浩劫或严冬时期，这样1977-1978年就被顺理成章地喻为祖国的春天或解冻时期。

   （删除430字）

    同在这个被诗人和歌手不断歌唱、赞美的春天里，在江西赣州监狱，针对被判刑的李九莲和钟海源两位女青年所持的独立异/议，政府试图通过前后几个月的“加刑运动”，来和谐其异/议、挽救其人生——这个挽救的指向，与整个国家的春天为什么正好成相反的情形？仅是个案，还是体制的内在逻辑在发挥作用？

    关于这两个女青年的悲惨故事，许多人已经熟知——李九莲为工人，钟海源为小学教师；同在江西赣州一城，一生从未谋面，却殊途同归。本文与以前看到的文本不同的是，重点展示30年前的政府，采取哪些办法改造、统一并钳制读书人的思想。这个过程，对今天的邻国朝鲜，也许有点借鉴意义，他们正在从大学到工厂到新闻媒体，贯彻学习普世真理“主体思想”；从医院、政府，到法院和军队，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既定准则。

2、600多人领受刑罚、处分

    事情要从李九莲的一封“情书”开始。

   1969年2月，刚参加工作的李九莲，在匿名情书中向当兵男友曾昭银，诉说了对文革革命路线及林彪的怀疑。

    曾昭银看了来信后，不能确定这封信是谁写的，就将情书交给部队领导，结果领导认为曾昭银不可信任，随即劝其退伍。退伍后的曾昭银，大约在1969年4月约见了李九莲。李九莲向其说出写匿名信的实情，曾昭银听到这个消息，迅速向军管组织告了密。

   同年5月，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下令逮捕李九莲，判刑5年。领刑原因就一点：对前男友私下诉说了对文革路线及林彪的怀疑。

     一个政府的政策、路线，只许人民无条件执行，不允许怀疑，其实是经不起质疑，这样的政府是我们的吗？更可恨的是，这样的政府，还常常把自己定位在人民政府的名义上。康德说过：“一个建立在‘爱民如子’的专政者仁慈之上的政府，是我们想像出来的最专制的政府”。下面的事实，将进一步兑现康德100多年前的预言。

    1972年，革委会一把手程世清因林彪事件倒台，李九莲获释，发配江西兴国某工厂。

    之后，李九莲不断上访，但赣州地委、地区法院、公安处、妇联等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干部机关一律推诿。期间，李九莲曾路遇告密者曾昭银，请其帮助辩冤，告密者恶语拒绝。李九莲一气之下，将冤屈写成大字报贴出，赣州城引起了轰动。

     在所谓的“革命弯路”年代，赣州地委认定，李九莲的大字报属于反革命翻案。经请示省委，于1974年4月，又将李九莲逮捕。

    请注意：行动的指挥者，地委、省委，均为党委。如今物是人非，已经很难找到具体决策者，也没有谁站出来承认。“公开公务”办成“秘密专政”，这就是专制体制的特征。历史上一件件实际发生的罪恶，无人具体负责，无人勇于忏悔，不但无怨无悔，而且还用歌声放肆掩埋罪恶。

    也不知道赣州城的父老兄弟姐妹突发了何种慈悲， 1974年4月24日夜，赣州259个单位签署《联合声明》，要求释放李九莲，将大标语贴满了赣州市街头。集会后，一群人涌向地委，要求释放李九莲，交涉无果；凌晨，300多人分乘四十多辆卡车，奔赴兴国县，请求县委和公安局释放李九莲。

    这时，主持江西政务的是省军区政委、省革委会主任陈昌奉。我们在革命电视剧和电影中经常看到这个革命者的光辉形象。据说陈发出5点指示：1、李九莲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2、赣州某些人争论此案，实际上是为现行反革命翻案；3、冲击兴国县监狱是严重政治事件，必须立即制止；4、某些干部、公安干警在李九莲问题上严重丧失立场，实际上是向反革命投降；5、对在李九莲问题上立场坚定、坚持原则的同志，应予表彰。

     当时，赣州有一群特立独行的李九莲支持群体，他们顶住省委、地委的指令，在赣州公园，公开成立一个“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实际是整个文革期间中国大地上成立的唯一一个“民间真相调查组织”。这个组织成立之后，召开大规模的真相辩论会，几次赴北京上访；甚至迫使江西省委关于李九莲问题的常委会，开在了北京，党的新一代领导人王洪文、张春桥先生均莅临现场指导革命会议。

     毫无疑问，无论在专制体制还是民主宪政体制中，大规模的群众示威，都是十分棘手的事情。民主宪政制度中，一般是采取协商、谈判或法治的手段平息众怒和诉求；而专制政体中，仅能采取用武力强制镇压。但在粗暴镇压的过程中，总要挂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头——“革命对反革命的正义事业”。

    老鬼的文章写到：1975年5月后，李九莲再度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另有40多人由于为李九莲说话而被判刑。其中，调委会主要负责人朱毅，被判了20年。大约有600多人领刑事、行政、党纪处分。还有的自杀，有的流落街头，有的离婚，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被打致残，有的几年不给工作。

    在监狱李九莲受尽狱吏的折磨，盼到1976年10月，这个被文化人一再高呼为春天的时刻来了，但李九莲太独立了，在监狱中写了封信，骂英明领袖华主席，替文革旗手江青鸣不平。

    江西波阳县珠湖劳改农场的狱吏，接到这样的信，因阶级性变种为坚定的革命性，失去人性记忆太久，马上报请上级，称李九莲“恶毒攻击华主席”、“公然为四人帮鸣冤叫屈”，应该改判其死刑。法理、程序一概都不管了，在一个集体失去记忆的国家，是没有法治的；即便原有的法律机构存在，恰好成为专制政体的武力工具。

    1977年12月14日，31岁的李九莲被执行枪决。其亲属没有收尸，据说一个精神病老头，将其乳房和阴部割下盗走。

     从李九莲入狱的整个过程来看，政府系统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直不断加刑，直至死刑，完全与“取消言论获罪”的现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驰——你的思想和党的不一致，如果敢公开表达出来，对不起，杀了你，看你再开口。当年政府是以消灭有独立见解的李九莲，来拯救爱护李九莲的。可见当年政府对识字人的思想改造不仅完全失败，而且极其血腥野蛮。

    李九莲死了，以自己无辜的生命为铁血专制的春天当了证人。

3、活人提肾的残暴施刑

     本文的另一个女主角钟海源，最初是因看了大字报之后，自动找到“调查真相委员会”，请求为李九莲干点平凡事，才参与到本案中来的。

     钟海源相当于一个公益事业的“义工”，当时具体负责“调查真相委员会”的大喇叭广播，捎带刻制宣传单，有时像国民党专制时期的地下工作者一样，四处张贴散发传单标语等，这大体是其被认定的主要罪行。其身上强大的可爱的道德勇气、正义感以及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能力，不是每一个如今自由活着的人都能具备的。

    钟海源1975年5月后被捕。丈夫在她被捕的第二天就跟她离了婚。第一次被判了有期徒刑5年

    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由于在她在监狱里说了“华国锋不如邓小平”。又被加刑7年，合并执行12年。

    为啥钟海源对素不相识的英明领袖华主席有意见？倒不是钟海源比后来党的决议起草者聪明，先知般判断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有人分析可能是，华此前当过公安部长，是认定“赣州调查真相委员”为反革命组织的那个公安部的头。在一把手人民民主时期，冤有头债有主，这可能是钟海源那代人朴素的逻辑。

    钟海源在监狱里同样遭受狱警的万般折磨，据说，在被打断小腿骨的情况下，拖着镣铐，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打倒华国锋！”的反动口号。看到如此决绝的反革命分子，政府简直无计可施，于是1978年4月30日，钟海源被判处死刑。

    因言获罪，因保持顽强记忆获死，因坚守人性尊严而无法在非人道体制内生存。在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异议者的国土上，保留异见，发出异声，再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了。

   有人回忆，时年30岁的钟海源听完死刑判决后，签了名，扭头就走。执行死刑人员问她有什么后事要交代，她平静地说：“跟你们讲话白费劲，我们信仰不同。”

    然而，这还不是最后的时刻，即将出现的残暴必将如少奇同志所说——“你们将会被人民写进历史”。

　　我不忍复述这场残酷的死刑，大概场景为，钟海源被押赴刑场前，预先在囚车上被局部麻醉，到执行地后，负责执行的一个副营长，先朝她右背打了一枪，然后由等候的军医，把她架上一辆篷布军车，在临时搭起的手术台上，上演了活人提肾的惨烈。

　  老鬼愤怒地说；“她的肾也和铁矿一样，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可以自由支配。”

    据说，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干，是因南昌92野战医院住着一位高干子弟，患肾功能衰竭，急需移植肾，且必须从活体上取。

    这个1978年我们称之为共和国春天的故事，发生在中国江西省新建县。

    钟海源一共被杀死三次。第一次是被专制政府执行死刑；第二次是有人要用其肾取悦高干，被合谋的人性之恶二次杀死——这次死亡，是高贵人性在群体中的死亡；第三次是一个历史过程，被失去记忆的国人合谋忘记，而成为第三次被屠杀——这次死亡，是记忆之死。

4、国人需要的救援

    《百年孤独》里的马孔多小镇，有一个外乡姑娘偶然患了失眠，失眠症顿时传染了整个镇的人和动物，紧接着，由失眠继而变成遗忘症患者——“开头会忘掉童年的事，然后会忘记东西的名称和用途，最后再也认不得别人，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

    1980年5月28日的韩国的光州学生被屠杀事件，也曾经与马孔多小镇的遭遇相似。在韩国军人政府独裁时期，学生被屠杀事件，一般会被说成是教育和挽救青年学生，同时禁止任何新闻媒体和人们对此次屠杀的记忆。军人政府为了怕人们记忆这个事，竟然毫无廉耻地下令700多名新闻工作者提前退休。这事一直捂着压着差不多20年，直到民选总统金大中上台，大约1999才开始允许纪念允许控诉，并着手对被杀害青年的国家赔偿。

    好像是谁说过：禅宗对人的救援，不是替代，它只告诉你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我觉得，在禅宗正蔓延中国，给国人带来无穷的心灵轻松之际，在人民一遍遍为儒学、佛学顶礼膜拜的时候，如何让中国人找回记忆，更是对中国人道德水准和人性提升的真正救援。

    有人说，网络乃是上帝赐予人类的一个宝贵礼物。纵然各种监视者有千手观音的功夫，也无法删去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帖子，也无法将臭名昭著的某些恶行彻底掩盖。我们终于可以进行全民搜索了，也终于可以瞬息之间传递意见和信息了，对于如此残酷的行径，如此残忍的刽子手，难道真的让他们未经忏悔，就消失于我们的时代和记忆吗？

                        2009/5/31

“这种暴政，如果以教导人如何长大成人为目的，那它最像父权不过了。与此相反，它力图把人永远地留在儿童时代。”它“向人们提供无微不至的呵护，提供对前途的预测，提供生活必须品，逗着他们高兴，控制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指导他们的从业方向，管理财产的继承。”

“平等原则则为人们准备好了这些权利；它使得人们倾向于容忍上述这些关心，并且经常认为这种关心是对自己有利的。”

“当至高无上的权力把社会里的每一成员都通过这种连续不断的方式牢牢地控制住，并且随意地把他们塑造成想要塑造的人之后，这种无上的权力就会笼罩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通过复杂的、细微的、划一的行为规则覆盖到整个社会，即使最富有的人和最有活力的人都无法穿透这个大网。”

“人们的意志并没有被粉碎，只是被软化了，被弯曲了，被诱导了；人们很少被强制着做某事，但他们却时时刻刻被束缚着无法行为：这种无上的权力并没有破坏什么，它只是压制着人们，使人有气无力，使人两眼无光，使人麻木不仁。这样，每个国家的老百姓都只不过是一群诚惶诚恐的、辛勤劳作的动物，而政府却是手执鞭子的牧羊人。”

被删除的全文链接

                       帅好

    他是谁——除非读走眼书的人不知道——专门靠为那些奇丑无比的杂种狗，能进入帝国各种人才市场，伪造硕博文凭、血统人脉证明书来过活的人，哈耶克把他称之为“好兵帅克”。又称“奥匈帝国蛀虫”。

    1914年6月28日，这是世界上任何读书人都难以忘记的日子。帝国体制一位普通继承人被一把修脚刀刺杀身亡，这一事件成为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这是帅克的观点。

    帅克，上世纪出生于捷克，世界公民；一个不愿意和帝国体制用同一种角度看问题的人。

    帅克尝试干过各种各样的行业，开假证明、修脚人、按摩师、下岗者、申诉被关进精神病院、传令兵、帝国战士。

    比较有典型的作为是，因怀着纯真和热忱在酒店公开议论修脚刀与皇帝体制“以刑事罪和叛国罪”扭送精神病院；又因在精神病院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发表“捍卫帝国”干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言论，而一举被媒体捧为举国崇拜的英雄。帅克回忆当年精神病院里言论自由的环境时说，有点像时下的弱女子用修脚刀给社会不公上课的那种味道。

    帅克除了幽默还有点学理头脑，他说在奥匈帝国替代新闻自由的办法是，新闻行业开始启用说评书、唱儿歌和放故事片的形式，其秘密源头是，某宣传首长想出的国策——给帅克的种子们不断蔓延，提供合适和谐的舞台。为此，前精神病患者帅克，把阿赫玛托娃与伯林的私人约会改变世界格局，分析成引发世界冷战格局的事件。

    帅克特别热爱世界主义，还在1945年，他就预言，资本主义世界之所以掀起两次大战，就是贪婪的专制欲造成的，世界主义理念在和平年代无甚高深，就是政府的官员首先是人，是握有公权力的人，凡人须有一点追求公平与正义的良知。否则的话，社会矛盾难以化解，底层的男人们都去打工养家去了，留守的妻儿们只有走向用修脚刀革狗官一命之途了。

    帅克1945年的高论，不幸在2009年5月兑现了，帝国体制基层一继承人，拿着一叠纸币，砸在良家洗衣女的脸上要求嫖她。良家女怒持修脚刀，小吏应声倒地。帅克随即报告帝国宣传首长，申请前往巴西。一路上签证、飞机、海关、乘船、步行，尤其要应酬那些向他巧妙暗示威胁意味的信息。帅克一如既往，以哈哈了之。

    昨日上午11点左右，帅克正在巴西镇采访烈女的外婆。四、五个人突然闯了进来，那些人冲进来先把帅克的本子撕掉扔出去了。接着抓起来摁在墙上，像当年被宪兵警察扭进精神病院一样。

    帅克说：“那些人喊道‘不允许你拍！把你的手机拿出来！’要把那些东西删掉。我死活不给他们手机，他们就一群人扑上来，把我扑到地上，使劲夺我的手机。有个人伸出他的手使劲的掐我的脖子，我都喘不上气了，脖子上现在还有伤痕，指甲也翻了流血了。”

    事后，从巴西逃出来的帅克看见，还有一个新帝国日报的女记者被二名男无赖包围，女记者说：你们是男的，如果要打我，我会做第二个烈女。男人就退了，随后来了两个女人，把女记者打了一顿。

    据博客联盟报道，好兵帅克女婿艾威魏的“新郎博客”昨日已经被无限期责令关闭整改。其原因是：和平时期他们同住一家旅馆，在旅客登记簿 “国籍”栏填上与奥匈帝国敌对的“俄罗斯”，又在“事由”栏填上“窥探烈女审判活动”。警察把该旅馆包围后，严厉责问他为什么在和平期间开这种玩笑，帅克真诚回答说，他对奥地利警察的效率不大放心，是想考验一下他们警惕性如何。

     帅克留下的话有——公正难道不是最美好的事情吗？除非你的言论权利能够自由行使，而不是妻儿用修脚刀给人上课时才成为舆论。

                                    5月29日

                     帅好

    我曾在前不久的一个学术动态的新闻访谈中亮明一个观点，“历史不仅可以明鉴，还是建设的新动力。”当时写下这个观点的时候，其实内心还不是太想指报道所涉及的历史研究，而是我以往对历史阅读的判断。我说“有两种力量让我们迈向新生活，一种是心怀诚实认识脚下的土地，一种是胸装波澜仰望头顶的星空。”真正的历史研究应该兼有前述两种方向，才可以称之为具有建设力量的史学研究。

1、谢泳《书生的困境》

    我始终认为，读谢泳教授的书踏实、可靠，这个什么都有可能伪造的年代，读到一本不掺水的书，是件困难的事情。谢泳总能在被人忽略的历史细节上，清楚明白地道出事关国家道路走向和群体命运的大思考。他的书好读耐读的道理也在这里。

    例如通过《学习》杂志，辨析延安知识分子新意识形态如何建立；通过《文艺报》的一场讨论，和《文汇报》一个事件，北大《红楼》杂志研究，分析学生如何被洗脑，文艺、文学如何转型为“诛人性、诛人道，最后发展成诛人命”的教育等。而各个年代的学生，又如何在失去独立思考能力后，成为各个领域一家主义的管家、头人，并创造性地贯彻和发明专制政体中的思想，率领人民在30年的道路上走向悬崖地带。

    这本书无疑是谢泳知识分子命运与国家道路关系研究中目前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其中部分文章在网上已经阅读过，5月买上，一周里抽空，连注释全部读完了。依然放在下一个阅读阶段，因为，有些事情需要再度思考一下，初步阅读只是享受先睹的快感，思考、揭示，才是读书的第二阶段，其中的一些成果，正验证和支持了我的某些研究想法，如对赵树理悲剧命运的那些揭示。

    谢泳是知识分子思想学术研究开先河之人，早先开启了对20世纪初自由主义学者研究的大门；某种程度上，目前中国大陆的民国研究热，有一部分是当年名不见经传的谢泳开启的。对现代以来知识分子的研究，这一次又成为绝对原创性的开门人。

    这本著作，谢泳把社会精英同时置入两个时代、多种平台上来对比，透过政治制度，大学生活、传媒批判、文学等平台，观察知识精英的知识结构、精神品质、所持立场及其变化，辨析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为何在专制整体的逻辑下嘎然而止。一般情况下，精英群体所处的社会位置，及其所持的核心价值观，能引导一个社会的整体走向。而在专制政体中，这个情况正好相反，知识群体成了放大专制极权一切能力的工具。除了谢泳，鲜有中国人写的书，能让我把30年前的中国看的如此具体。 

    这本书还有特别的地方是，至少有三篇文章，把法治引入观察的角度，这在谢泳研究对象中是少见的。还有一篇是《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这个文章中列举了5名海外华人高级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对中国的错误判断，真是令人长叹。失去思考，失去判断，无论是谁，头衔有多大，都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谢泳说：中国知识精英后来的命运主要是国家造成的，因为国家的基本制度对知识精英的普遍不信任，最后导致了知识精英的悲剧命运。

    为什么只有在专制国家里，一心爱国爱族的知识分子才会成为不受信任的群体？我想原因只有一个——知识精英不合时宜地保持了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这种特征与专制政体的大合唱，从心理到生理上都不合拍。而那些合拍者，又必须以失去独立思考和判断为前提，这个前提就是知识人个人命运悲喜的转折点。

    读这个书，我还想到阿伦特的判断一个政体是否严酷、专制的那N个主要元素：第一，用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来诠释全部历史并证明政权及其政策的正当性；第二，通过一场场狂热的政治运动，瓦解全部社会结构，实行新的全面恐怖统治；第三，家庭关系、私人空间、公共空间（含言论、出版自由等）被瓦解；第四，官僚政府，无具体人担责的政府。第五，从生物学或历史学的角度，宣称同一地区的人民说成同一民族。这个引文是我根据记忆自己发挥的大体意思，引用的人不要在这里复制，最好找来原文比对准确。

2、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我留在当当网上对该书的评论承诺，在一个合适的时刻，我会焚香洗手，仔细阅读，目前这个时机来了。林徽因和阿赫玛托娃，不断的能写一点思考。阿伦特迟迟不能动笔，原因就是这部书，没有认真领悟了。阿伦特的书能找到的都读了，读完这本书，我就能判断伯林为什么对阿伦特有批判，倒不是阿伦特不能批判，而是要看这个批判是否能站住了脚。目前国内开口闭口阿伦特的大腕不少，但没有一个文章是能够说清楚伯林为什么会批判阿伦特，这个任务，我要去完成。我计划7-9月仔细看完这本书。

3、田毅等《他乡之税》

   时尚阅读，无话可说。

4、[英]杰弗里·罗伯逊《弑君者》

   在机场的路上买的，贺卫方写序并推荐，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律师。在候机和飞行中看了50多页后，七事八事在眼前，先放下了。历史书写出法治的细节和理解，只有在自由制度下才有这种能力。全中国的律师，目前无一人能与其比肩，善于执法如山的法官就更不要提了。

5、『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

    这部书是讲国民党是如何灭亡的，在医院伺候父亲的时候完整读完了这部书，其中关于抗战前后农民问题的分析很有价值，还需要再看一遍。

6、【法】佛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

    看了一半，对年鉴学派的全面批判的一家之言。

7、[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阿伦特为什么重要》

    阿伦特为什么重要，需要好几本书的量才能说清楚，由于我还不能完整的说清楚，所以我必须大量阅读其各种著作。

    先说什么是“政治”？这个概念，由于在中国很少有政治哲学上的那个含义，到如今已经败坏到与腐败同质的境地。我遇到很多写字的人，口口声声称，不喜欢政治，文学不涉及政治，文艺不涉及政治，他们的理由很充分，那个年代政治败坏了众人的胃口。当我说，政治就是你的人身权利，政治就是人性延续的一部分，政治就是你对这个国家正义、公平的关注时，他们突然眼睛发了直。

    国人反感政治，情有可原，像在厕所待久了，没有见过溪流一样，此国政治与彼国政治的区别，有时胜过大粪与泉水的差异。阿伦特说得特别清楚，极权政体中是没有政治的，极权主义正是政治的消失。

    这样一种摧毁政治的政府，如何有条不紊地清除言论者和行动者，一般先是选出一类人加以攻击，摧毁他们的人性，然后攻击所有人。阿伦特理解的政治是，为公民得到政府各种许可和法律保障的公共性言论和行动。阿伦特对政治的分析，不是预设形成的观念，而是基于对法西斯和前苏联制度事实的存在。

8、[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传播与社会影响》

    在我们时下的汉语语境中，有着各种各样被污染、被伤害的词汇，可能由于汉语中的微言大义传统特别根深叶茂，时不时也能和民主、平等、自由等接轨了，因此一直没有人进行清理。

    但当中国知识人还在慈禧太后的怀抱里享受皇恩浩荡，继续辨析王阳明创造的天人合一的微言大义时，法国教授、19世纪法国社会学三大创始人之一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在1893年，才笨拙地帮我们区分了“群众”与“公众”的关系，区分的前提，是先知般预测了舆论时代的到来。

    我觉得这个外国人，真是不如白求恩对世界革命的奉献大，没事分什么“群众和公众”呢，我们的孔孟老庄，可以顺延千年而不朽，“民以食为天，民贵君轻”之道理，已经足够和任何一种后发理论所抗衡了。也许正是这两种思维方式和行动，国家进步的分野、速度，就此差之千里。

    为什么布里埃尔·塔尔德会说，被群众支配的国家不如公众主导的国家更宽容？为什么每一个从未谋面的博友，会形成一种共同的判断，这种判断在怎样的情况下，就会成为舆论？后一个句子是我说的。

9、[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历史讲稿》

    行文优美至极，眼界尖锐而辽阔，历史也有如此写法，在中国学院里估计评不上职称。一本老书，思想常新。

10、吴思《潜规则》（修订版）

    重新读。

11、林建增等《世界三大宗教在云贵川地区的传播史》（贵州部分）

    属于部分知识性阅读。

    我和自己反复说了几次，约定这几个月不读书了。可看见好书，还是要买，还是像年轻时赴约会一样迫不及待。其实，这段时间，我仿佛在火上煎熬，父亲手术后刚出院的情况非常好，但恢复期间的状况不是太好，不时伴有心脏和血压突然升高等麻烦，饮食也有问题。我们的压力很大。在无能为力的压力面前，我的习惯总是保持沉默，不想说话不想交流。大约有十年了，我的心灵和身体，从没有休息的时候，觉得非常疲倦，非常。读书的好时光过去了，但现在必须读一本是一本。上帝，请保佑我父亲，请给我力量和信心。

                          2009年5月22日中午

        阿赫玛托娃与伯林的三次会面

                         文/图 帅 好

    1946年8月，时在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的20岁青年高莽，翻译完话剧《保尔·柯察金》后，突然接到了新的翻译任务——翻译联共布尔什维克中央关于《列宁格勒》和《星》两个杂志的决议。

    60年多年后，面对中国媒体记者，高莽谈到自己的内疚说：“我……不仅翻了，而且我完全接受了他们决议的思想。比方说，把阿赫玛托娃看成是一个荡妇，一个从尼姑院跑回来的尼姑。这个认识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很深。1954年，我和作家代表团去苏联参加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和阿赫玛托娃住在一个旅馆里。所幸我没有见她，如果见她，那个时候我还会用旧的观点来看待这个女诗人，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人。”

    1946年的秋天，前苏联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一个严肃的决议会有泼妇骂街的思想，这个决议前后，与俄罗斯诗歌黄金时代的“太阳”普希金，隐约对称的诗歌白银时代的“月亮”阿赫玛托娃，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个人生存状态，淹没在权力阴谋、鲜血专制的国家关系中？这个决议的背后，对世界格局产生了何种影响？

                                            阿赫玛托娃轶诗手稿

开除诗人的决议日

     我，犹如一条河，严峻时代改变了它的流向。我的人生被暗中替换。从别的河道傍边经过，流入另一河道，于是我不知道哪里是岸——阿赫玛托娃《走遍人间大地》

    1946年9月5日早晨，阿赫玛托娃去作协办事，她发现认识的人都远远地躲着她。绕道回家买了一条鱼，马路对面，左琴科心情沮丧地靠过来低声地对他说，“安娜，你说该怎么办？”

    阿赫玛托娃一头雾水顺口答道：“不想按计划生产文艺，就应该忍住！”

    回到家，解开包着的鱼，那张包着鱼的报纸上赫然登载着苏共中央的决议，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被永远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阿赫玛托娃恍然大悟刚才左琴科那番话。

    经与会代表一致通过，苏共中央此前的8月14日作出的决议指出：阿赫玛托娃是与我国人民背道而驰的、内容空洞、缺乏思想性诗歌的典型代表。她的诗歌充满悲观情绪和颓废心理，表现出过时沙龙诗歌的风格，停留在资产阶级——贵族阶级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以及“为艺术而艺术”这一理论的立场，不愿意与本国人民步调一致，对我国的青年教育事业造成危害，因而不能为苏联文学界所容忍。（参见阿曼达·海特《阿赫玛托娃传》）

    刊载阿赫玛托娃诗歌的《列宁格勒》杂志做停刊处理，为阿赫玛托娃提供诗歌版面的《星》杂志被勒令整顿。

    一并被点名的还有几个与人民为敌的庸俗的文学家、剧作家、编剧等，但其中最与人民敌对、最具毒害性的要数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

    决议一周后，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彼得堡）两次会议上讲话做报告，澄清文艺领域新的官方政策时谩骂：“阿赫玛托娃的精神世界，不知是修女还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把淫荡与祷告掺和在一起，在小客厅和祈祷室里瞎折腾。”并断言阿赫玛托娃的作品为“废品”。（参见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阿赫玛托娃札记【二】诗的蒙难》）

    注意这个“小客厅”一词，因为接下来的第二节，阿赫玛托娃破旧的“小客厅”，将成为本文的“主场”。

    决议的起草者们，习惯专制行政的权力官僚，同所有的有关庄稼、黑色金属、铁路运输计划制定一样，以组织的名义作出前述结论。他们不会用文学、哲学，不会用道德、社会方式，甚至也不会用政治的方式去思考。既然小偷可以抓捕、经理可以开除，为什么作家和作家的言论自由不可以开除呢？

    接下来的事情，形同中国反右运动，祖国各地文学组织，按计划必须揭批出2-3个与人民为敌的“小荡妇兼修女”，从而为高品位的文艺而斗争。

    决议在本国公开发出，不仅影响了阿赫玛托娃的个人命运，个人诗集一再被销毁，三年后儿子和第二任作家丈夫一起再度被逮捕。前者，将有7年牢狱；后者，在劳改营里死去。而且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还有，许多想回国的人终止回国打算。在二战刚结束，对全世界来说，这场文艺牵头的政治迫害运动，出乎世界的预料，出乎二战反法西斯联盟的意外；同时，这还令世界确信，从大清洗时代起，斯大林的个人独裁、迫害制度，并没有因二战而改变。二战前，阿赫玛托娃的第一任诗人丈夫被枪决，个人创作遭联共中央秘密禁止过。因此，1946年8月14日这一天被俄国学者视为冷战的开始日。

小客厅来了“英国间谍”

    我们没有呼吸过沉睡中的罂粟气息，我们都不明了犯有什么罪恶与悖逆，是哪些星辰的指引，我们生来才苦命？……是什么无形的霞光，在黎明前使我们神魂颠倒—阿赫玛托娃《诗五首》之五

    那么，为什么是阿赫玛托娃首当其冲，引起了官方的怒火？左琴科怎么也被牵连进去？这要从来自英国住苏使馆一秘伯林，与阿赫玛托娃的私人约会说起。

   全文阅读链接:财富生活的博客

           私人约会改变世界格局

本文首发《财富生活》杂志2009年第五期 “记忆”栏目 。5月14日新浪博客首页文化栏目转载。同日分别被（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首页、PChome新闻台Blog转载，

新浪编辑：

    纪念汶川，国人同心，为什么不允许我纪念呢？这是国家和党的指示精神吗？我的《汶川一年祭：国家情书》是写给国家的情书，为什么要删除了呢，而且博客回收站也没有，请你们给我还回来。不允许发表，但需要帮言论自由保存一个底。

    在伺候父亲的日子里，我有一种感受，就像上战场的父子兵，没有退路，必须迎接每一个细小却又致命的挑战。

    姐姐们说，父亲的脾气突然变得非常让人难以理解。帮他翻身、搽身，哪怕极其轻微的举动，他都会发火、骂娘；身体虚弱到，咳一口痰的力气，需要结转好几次甚至攥1-2个小时，才能咳出来。就这，喝豆浆，却非要自己端着喝，日本人子弹致残的手臂端不牢碗，打翻豆浆洒我一身，还要骂我。我须笑着陪个不是。

    在到快出院的前四天，父亲能够自己支撑着起夜了，半夜不再喊我“要解手”，但每一回我都能自动醒来，我父亲会说，“你管你睡吧，熬什么夜”。这时的父亲回到素日状态，但我们知道谁连续被卧床治疗输液27天，心态都会变化的，何况是这样高龄的人。

    四月最后一天的下午四点，我已办好出院手续，父亲突然血压高压升至190，父亲突然紧紧抓住我和二姐的手说，“头晕目眩简直难以承受了”。我和二姐也心跳加速，切除肾手术成功后第一次出院，被检查出双下肢血栓，结果继续转科治疗14天。前三天彩超复查，血栓完全融化，一切正常，为什么偏偏再度准备出院时，危险又出现了。

    医生赶来检查后，认为是起床的姿势错误造成的。另外，由于他心里着急出院，中午没有吃饭，早上还30天以来第一次行走100余米，对一个高龄手术患者，医生说，这也是一个危险。

    谢天谢地，在口含降压药片30分钟后，血压归为正常，大家商量决定，继续在医院观察，改天天出院吧。

    五月的早晨，正在康复的父亲被推上轮椅，走过清洁的楼道，转入电梯，我在市医院五楼目送阳光下父亲毫无表情的那张脸，我忽然疲惫至极，整个身体软弱无力，心里一句话也没有，好像在沙漠里与父亲一同行走了30天才找到绿洲的那种疲惫。

    我看见阳光如泪，那种只有虔诚祈祷才能看见的泪水。

    我强忍着不让这眼泪模糊摄像机的监视窗，赶忙去病房收拾留着的别的行李。

    感谢上帝，父亲走出了死亡地带，我们一家人走出了沙漠了。

    感谢家乡市医院的医生和护士，真的谢谢你们！

    由于手机放在电脑上卡号被磁化，我用当地的公话拨打显示关机；又因为这个号是来贵州时朋友拿自己的身份证办理后赠送我的，所以我也无法在当地电信补办。目前身份证复印件还一时没拿到。如果没有你及时回复朋友的问候，请谅解。这里，深谢各位朋友的牵挂和问候！

    2、由于中国有责任感的编辑还在，九死一生，文章发了。

    我在给兰草的信中不知不觉，写了八个字，“茅台一文，九死一生”，谁知道这个话，正好伴我父亲住院。其实，持续多年的“茅台与饥荒研究”，期间几乎也好似“九死一生”。   

   (这边，酒厂吃饱得红旗；那边，酒厂前身之一荣和酒坊老总的两个儿子饿死后，其儿媳妇卖房契约。一间房子卖了15元人民币。)

    是在“谁喝了饥饿年代的2000吨茅台酒”的基础上，2007年9月从未谋面的《南方周末》***先生至少四次主持修改的结果。中间不仅学到了编辑衡量表达的尺度和知识，更有对***编辑，作为真正新闻人责任的理解和尊重。几次修改，又几次被撤下。

   （上图为当年的采访笔记；下图左一为当年荣和酒坊管家的妻子，右一留了半个脸的是我；拍摄为小龚，这家伙拍摄有一个特点，经常把重要对象拍摄不全。）

    后来，2009年，2月中旬的一天，忽然收到一个陌生的编辑朋友的短信，说从***处得到这个文章，询问发表事宜。最终促成文章面世。尽管发表的是整个文章的一部分，已经非常感谢了，这个朋友的名字暂时保密吧。这个文章某种角度看，是衡量中国真正新闻媒体底线的一个东西，也说明国内新闻的最大容忍边界在哪里。在中国做新闻，像地下工作者似的，真是想骂娘了。此稿全文，目前还无法在媒体上与大家见面，但我想时候也许不会等的太长。

    链接：以酒为天：1959-1961年间茅台酒纪事（载《财富生活》2009年第3期）

    最近《财富生活》3期赠送名单：共计14本。谢红俭2本，王之鸿2本，宋旭芝1本（表姐），郭艳红1本（表妹），白洋1本，曹晓君1本，崔积宝1本，市医院医生、护士5本.

    目前200本杂志，基本赠送完毕，

                  帅好   

    父亲在哪里我的故乡就在哪里，父亲就是我的家。

    电话中原定用微创手术切除肾上的肿瘤，在我回来后才发现，父亲的一个肾是完全的开放式手术切除了。竖开的刀口长达20厘米。因为那个肿瘤已经把肾给包围了。在医院的楼道里，病友们会暗暗为父亲鼓劲，说这么大年纪，做这么大一个手术，闯过来已属奇迹。

    浑身插满各种维系生命运转的管道几乎三两天拆除一个，每拆除一个我的大脑就感觉轻了一点。最初回来的几天，每夜都听见父亲无数次的仰躺长叹，那种86个年轮的叹息声，在夜半的房间不断轮回，每一轮像车轮或海啸盖住我的心脏——我说不清自己的痛是什么？好像事事都对不起父亲。我是一个无能的孝子，我猜不透父亲的叹息意味着什么。

    我哥说，你见过咱爸哭吗，这辈子我们都第一次看到父亲在手术后嚎啕大哭。

    他为什么哭的如此伤心？对瘫痪十年的母亲，他做到了完全彻底的付出；对儿女尽到一个父亲的全责。我长这么大，假如父亲啐在我脸上，我都会陪上笑脸的，可他没有啐过我。婚姻问题，令他失望。远走他乡，漂无定所，导致在其年迈时无法尽的儿子义务。这是我的心病。可他从来没有责怪我没有养他老，而是痛责我在婚姻问题上的一误再误，怕老了误了自己。每逢此刻，我从不敢顶嘴，只会不吭气陪个笑脸混过去。

    我多少次怀着歉疚想解释，想与其沟通，可我无法打开他的心灵，他的观念非常传统而单纯。我的人生目标，他从来不理解也不支持、不限制。在他只有叹息没有呻吟的声音里，如果没有猜错，我的问题是其中的绝大部分。其实，他越是不说自己，我越是感到心头的重负，我已经是经常会因这个问题而屡屡失眠、自责的一个人了，有时半夜长吁短叹一番才能昏睡。每年，无论路途多么遥远，车有多拥挤，在买不起飞机票的那些岁月，我都会在年关时分赶回去，在火车上过大年初一至，少有三个年度。假如我不回去，父亲整个春节是过不好的。每次返乡，我都会把父亲的日常用品，一次买够一年吃的、用的，牙刷、卷纸、牙膏、香皂，能想到的我全买。其实，这些事情根本不需要我来做，姐姐们做的已经很好了，可我觉得在赎罪，赎生命之罪。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么一点点。

    父亲是一个传统的人，觉得老了就得不离老家且随儿子，女儿家不是很方便，那一代老人都这个观念。父亲当年是他们村里出名的孝子，奶奶自称自己是村里同辈人中最不缺钱花的人。爷爷我从来没有见过，好像也没有一张照片存世。

    小时候，我二姐经常拿奶奶的照片吓唬我，那个照片上的奶奶，披着传统的北方农村老人的黑色布条头饰，脸型棱角像俄罗斯小说中的老太婆，大概10岁左右，我都不知道这个老人是活着还是死了。真正面见奶奶是带着初恋恋人回乡那一次，那一年，我已经18岁了，够早恋的。

    翻过一道道山岭，走进石板铺出的村街，在牛群的簇拥里，找到一个非常破落的四合院子，在一个矮小的侧房角落，一个非常开心的矮个子婆婆，一口本地方言又快有难懂，她就是我的奶奶。与照片的记忆有点相似，但古铜色的皮肤透出一种自信。见我的面，一眼就认出，并喊我的乳名 “大眼”，这年奶奶85岁左右。

    奶奶忙从箱子里掏出枣子、核桃、柿饼给我们吃。我说，你怎么认出我的，她说。“你爸爸给我有你们的照片，我经常看照片。你小的时候我在你们家住过，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我住不惯你们那里，太平了，没有一个山，没有一坡草，就回来了。”我说，“我认识你的照片，但害怕。”我把随身携带的钱和粮票交给她，奶奶说，“我什么也不缺，你爸爸每月定期寄钱，我都花不完呢。”

    奶奶和三叔住在一起，但除了挑水需要三叔帮助外，做饭洗衣，完全自理。三婶子年轻时应该是一个美人，和奶奶有些隔膜，原因不详。我不怎么喜欢这个婶子。婶子的那张脸比奶奶年轻很多，但奶奶那张美丽大度乐观的老脸，才是父亲温馨的故园。

    孙子回家，老人开心自负，牵着孙子的手，自掏腰包，买二两糖，挨家挨户走亲戚，隔着院门就喊开了，乳名绰号乱喊一通，“这是俺坤（父名）的二小‘大眼’”。

    可惜因恋人突发胃痛，全村竟然找不到一粒止痛片而草住一夜就开发了，那一晚和奶奶同居一室，躺在泥土砌成的火炕上，我听见奶奶不停的长叹、着急，独对黑屋自言自语什么，大概是数落没药买、苦了孙子的意思。离开时，奶奶拉着手爬上陡坡，还计划送到5公里外的镇上，被我们坚拒。这是我唯一次与奶奶的见面，在我上吉林大学期间，奶奶去世了。

    爷爷去世大概在1969年或1968年，爷爷是地道的庄稼种地能手，我父亲说过，“你爷爷太能死受了，我15、6岁就和你爷爷下地，我们一天‘三水’，早上趁着露水、中午留着汗水，晚上踏着‘潮水’；一你四季如此；我小时候农闲就是和大人挑担下河南买卖东西，一挑200里翻山越岭。真是苦。”

    大概拼了命干，在1944年左右，在本村、邻村买了不少山地，但他父子买的不是时候，1945年，太行太岳迎接新政权，所有土地，包括自己仅有的一个四合院，全部无偿分给了穷人。据三叔讲，实际爷爷就是运气不好，才定为富农，抄家时家里除了粮食几乎什么也没有，房子给张家留了三间。三叔住一间，爷爷奶奶住两间。在各种运动中爷爷均为批判的对象，最惨烈的一次，是把衣服脱光扔在荆棘捆成的“大垫子”上拉着在村街上来回游斗。

    我父亲说，“爷爷一辈子没有享过一天福，我记事就是没白没黑劳动，临老是饿死的。”

    爷爷大概是一个极其自尊的文盲农民，由于年轻付出过度的劳力，加上郁闷，腿在文革期间突然不能下炕了，这老人固执到坚决不吃饭、不吃药（也无药可吃）、不说话、不准通知我父亲。（我想他可能考虑到牵连的问题）

    其实，直到那一年回父亲的故乡，我才知道父亲不是爷爷的亲生子。父亲本姓尚，因家穷很小时给了张家，在父亲要过去7岁时，奶奶突然开怀，儿子、女儿生了一大串。但父亲和养父家的关系非常好，其亲生的父母我没有听其说过；亲生兄弟只有一个哥哥，活了近90岁，哥俩关系很融洽，父亲和养母的关系几乎是全村母子的楷模了。

    在我搜索的所有奶奶级的老人的记忆中，没有人能和我奶奶给我的印象比。她衣衫摞着干净的补丁，眼神里没有一丝阴影阴郁，坚毅、乐观、自信和开阔，简直盖世无双。

    也许病中的父亲，也在回忆自己的人生，那些夜里的长叹，有疾病的痛苦，更有对人生的阵阵眷念。父亲也是一个乐观自觉的人，80岁以后，每次见面，都唉叹“自己怎么还不死，已经活够了，老同事、老乡邻一个个走了，自己居然还活着，比我父亲都活大了很多，”

    17号，随着最后一根腰部的导流管子拔掉，我看到他晚上开始穿衣服睡觉，也不叹气了。医生估计最晚22号出院，我们姊妹暗暗庆贺，收拾行李准备。

    但18号下午，三姐给父亲洗脚时发现右小腿内侧，有5平方厘米的一个浮肿，我马上请值班医生诊断，经彩超对双下肢检查，发现两腿内侧由于卧床10多天，已经出现血栓。双腿从即刻起，绝对不能用力，不能按摩揉腿——医生开出转科通知单，我们推着手术车，请父亲上车，父亲突然坚决地说，“女怕戴帽，男怕穿鞋（地方俗语，意思女人脸肿、男人脚肿，都不是好兆头）到时候了，我那也不去了，我要回家。”

    天哪，我们必须说服他，相信医学的力量！我祈祷上帝和我们同在，闯过第二关！

                              帅 好

      1、“人民”与父亲

   上周由于自己不妥，摔伤腿、胸休息一周。勉强一瘸一拐周一上岗。周二，接到我哥电话：“父亲已经住院好几天了，可能需要手术。”我的心一下悬到天上。可周一我才与四位学者分别约定好一个采访。

    吃过圣济堂的灵芝胶囊，照样连续失眠。

    五千里之外父亲的手术时间，直到周四下午才正式确定，而这个群体采访来的真不是时候——在同事毫无资料准备的情况下，临时替代类似的学术访问，显然真正的新闻记者是不能这样处理的。

    在两难选择中，此前两天里，再三和兄姐们电话磋商，一来，等待医生最后的决定；二来，医生检查认为，父亲有把握安全回来的情况下，他们劝我可以把这件采访做完再返乡。

    86岁的父亲，周五（4月4日）上午8点30分被推入手术室，直到中午1点我哥发短信告知“已出来、暂时稳定”，一颗悬起的心稍得片刻安宁。——匆忙吞下5元的炒粉，赶往“阳明祠”主持建省600年历史研究的访谈。

    两个多小时的采访，实在是太漫长了，这个时候，说实话，预约采访的承诺，成为我心理上极为煎熬的负担，但必须完成。采访完毕，立刻与我哥通话，得知父亲正在重症监护室观察，生命各项指标比较正常，医生这样的安排，是出于手术给老人身体带来的伤害而考虑。

    这位当年抗日的八路军机枪排战士，被日本鬼子子弹致残后，部队没有医疗条件，留地方养伤；部队前脚离开，国统区乡村的“人民群众”，后脚就把我父亲赶出门外；挨门挨户求助，“人民”都不愿意救助这位为抗日负伤的八路。白天，忍受剧烈伤痛庄稼地藏着，见啥吃啥填饱肚子；黑夜，连续不断地向着故乡逃亡。从豫北平原，翻越曲折艰难的太行山脉，整个逃亡的路上，没有遇到任何一部红色电影里所谓的军民鱼水情的救助情节。

    这是往日的个人生活史，这是真实的“人民群众”，何谓“人民”，谁的势力大，“人民”就会站在谁的一边，这里没有是非没有理论，那个年代的人民从来如此。我的问题是，哪种价值判断的传统，把中国人的心肠变得如此亢奋、冷酷，无论什么党派，为什么会出现见死不救？

   “倘若阿道尔夫倒在你家门口，快饿死了，救或不救？”这不是一个哲学命题，至少是一种信仰。

    王书亚在《刺杀希特勒》的电影评论中回答：“第一，救他的结局如何，我不知道，上帝知道，所以救他导致的历史结局由上帝负责；第二审判的权柄在有司，不在我；第三，救人性命永远是美善的。因为生命有无价值，并不由人的作为来决定。”

   这种选择简单、清晰，但中国人民不会这样选择，因为中国群众没有这个信仰，只有生死对立的黑白判断，然后，用“多数”判决“少数”的命运，人民群众的智慧，在“民心”这个美丽无能的外套下，坦然履行着乌合之众的罪恶。在大陆区域，1949年后，轮到国军成员及其后代的命运，陷入惊涛骇浪，在“人民群众”各种接近虐待的惩罚之中，“人”已经不存在了。

    我一直不愿分析八路父亲的这个伤口，也从未敢深入询问父亲当年如何疗伤。他负伤后的遭遇，是他的老战友郭穆青大叔，1995年告诉我的。他们村子一共10青年参军，7个牺牲，只有三位幸存。7个亡灵怀着对组织勾画的未来民主幸福社会的绝对信任，不知死于何年何月何地，他们仅有名字存在老战友心底。这7个亡灵如果幸存下来，要么像郭穆青老人，在抗美援朝中负伤，有个一官半职；要么在政治运动中，遭遇残酷斗争而死。

    在我所有的记忆里，父亲有四个特别的地方，特别沉默寡言，不善笑，在单位人缘特好；无党无派，从不参与任何群体运动，从不对任何事情发表任何看法；特别自律，什么嗜好全无，抽烟喝酒娱乐全不会，从早到晚只有勤勉工作；肚量特别大，什么事情都能撑得下，而且从不生气。

    他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2、人民与人命

    在一个鼓励民粹、商业和颂词的出版国里，最近出了一本让出版社发财、让一些人添堵、让一些人兴奋的书——《中国不高兴》，我属于感觉比较堵的人。

    媒体人长平说：“基于对《中国可以说不》的了解，我没有读这本书（《中国不高兴》）的任何兴趣。”

    长平的理由为：“首先我不清楚抽象的“中国”如何表情，这里指的是中国政府呢还是中国人，抑或是中国政府代表的中国人？我知道很多中国人的确不那么高兴。孩子喝牛奶喝出了肾结石，吃猪肉吃到含毒瘦肉精，丈夫去挖煤被活埋在地底下，官员抽的烟上千元一条，去上访被送进精神病院，买本书一看逻辑混乱，他能高兴得起来吗？”

   《中国不高兴》的作者、喜欢它的出版社、各种热捧媒体，显然对奶粉结石之类人命关天的事情没有兴趣，“它说的是怎样对美国人、日本人做脸色，‘撕破西方的面纱’”。“这本书的伦理基础是爱国，但是它并不是通过指出国家的问题、帮助国家进步来实现这个目标，而是通过恨别人的国家，恨爱别人国家的人。”

    这类通过仇恨别人别国的爱国者，网上有一个别号叫“爱国賊”。

    许子东在《电影政治学》一文中说：“1959年和1971年的事，党史已有定论，为什么文学界这么敏感？为什么也不问怎么写，就本能地躲开？”

    我想，原因比较复杂，首先出版系统的乌纱帽和既得利益群体，无能引导这个国家向冷静和理智的方向去走。其次，很多写字的人，要生活，要顾作家的面子，垃圾产品就来了。我不说《中国不高兴》是垃圾，但我会劝朋友不必看、不要买，避免让你的言行影响到你和邻里的关系——总不能看着富裕自由的邻居，你拿着这本书说，你终于找到了邻居犯罪的理论依据了吧。另外，爷爷是日本鬼子，孙子不见到都是日本鬼子；俄罗斯爷爷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玛丽主义”，也送来灾难深重比半封建半殖民时期死亡受虐的人还多的岁月。这又怎说？

      3、人民与人性

    临近子夜，连续看了《南方周末》三月中旬和四月上旬刘小磊主持的“往事”板块的文章，感觉背后一直发冷。第一个文章是《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作者章诒和。

    文章开头，章诒和写到：“2008年春夏之交，谢泳从厦门出差到北京，我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早茶。边吃边聊，你一言我一语，无主题地东拉西扯。坐在身边的谢泳低声对我说：‘最近，我看到一份关于聂绀弩的档案材料，很吃惊。’”

    章诒和问：“吃惊什么？”

    谢泳说：“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

    章诒和用了如下的句子表达自己的震惊：“瞠目结舌，半天回不过神来。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难以置信！我的脑子全乱了。”

    和谢泳说话一年之后的2009年，章诒和在今年2月刊纪实版《中国作家》杂志上，看到了谢泳所说的《聂绀弩刑事档案》后，章诒和挥笔写下：“文中之人，我大多认识，甚至很熟悉。但一部‘聂档’使他们的面孔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陌生起来。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切都是无法回避，也无可辩驳：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结论——聂绀弩入狱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

    “告密行为是从1962年开始的。也就是说，聂绀弩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通过身边的人及时汇报上去，并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的。……检举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戴浩（湖北人，电影家）、向思赓（湖北人，曾参加左联，1949年后为中学教师）、吴祖光（戏剧家）、陈迩冬（作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钟敬文（教授，民俗学家），他们与聂绀弩有着密切往来，到了“文革”时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有交代检举材料。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包括王次青（先后在出版总署和版本图书馆工作）、黄苗子等。”

          [聂绀驽（右一）与章诒和的母亲（左一）等]

    被告发的言论选摘如下：“现在农夫也不好当。从前的农夫向地主纳了地租之外，那块地怎么种，他有完全的权利。现在的农夫一点权利都没有……这样的制度是无法搞生产的。”“现在主要问题是人的权利问题，自由问题……”密告内容还包括用诗歌攻击党等等。

    “有许多事情，我们会觉得奇怪，你想：一个普通人，总不能不看报纸吧，天天看报纸都看到自己怎样伟大，怎样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从个人来讲，不管怎么伟大英明，也总有不伟大不英明之处。从党和组织来说，不管怎样正确也总有不正确之处。都好了，都对了，都正确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完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不辩证的。”

    《聂绀弩刑事档案》的作者，我在山西法院系统工作那五年曾经不止一次见过，但他不是作家，这次《中国作家》杂志能够发表非作家的10万字的纪实长文，我们应该向其致意；可是，那些吃税金的职业作家哪里去了呢？

    第二个文章更令人毛骨悚然，叫《卧底》。说的是翻译家、出版家冯亦代在晚年日记中鼓足勇气承认，自己是中国一号右派章伯均家的卧底。

    这个惊人的消息，让章伯均家的女儿章诒和全身瘫软“一连数日，泪流不止，大汗不止。”冯亦代“与章家两代人交往的深情厚谊以及那笑脸后面的一片慈祥，在我是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可证据就摆在那里，你不信也得信，你无法接受也要接受。”

    冯小刚说，最能害你的就是你的好朋友，这话真是烈火见真情。

    冯亦代的“卧底”秘史大致脉路如下：1、某部给其交代的工作，将其调入民盟中央办盟刊。属于秘密联系，垂直领导。2、冯亦代以落难右派重点“卧底”章家。3、冯亦代“对所有人都好，善意溢于神态。”“他关注的人大多为民盟中央成员和文化精英。”4、密告文字密度极大。所有做法类似《无间道》一般。

    章诒和说，“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我理解，这个阴影不仅指当时的专制制度，还应该包括朋友在内的“人民群众”人性中的毒瘤。

    就像父亲肾脏上发现的肿瘤，这突如其来的疾病，虽和人性无关，但至少给健康人一个警示，时刻反省生活中各类毒瘤，警惕悄然潜伏你身心的各种毒素。

    现在我终于明白，记忆里的父亲为什么在生活里那么沉默寡言，这是“战争”后遗症的一部分，这是“人民群众”给予他的生死教诲。父亲这辈子远离任何运动，靠着严格的自律、谨慎、沉默和不信任群众运动，才侥幸逃过一个又一个的政治死亡，凭着人的本能获得了独立做人的全部自尊。父亲的经典语录包括：“不参与，不管你是多么大好事”，“不当积极分子，不管你说的再天花乱坠。”父亲这辈子只有一次对我发过大火，好像在1989年，他猛牛一样吼道，“号召，号召是什么东西？哄死人是不偿命的。”

    眼下，我们姊妹兄弟5人，必先鼓足勇气帮父亲渡过这个黯淡的春天。我要出发了，他会康复的。

    我祈祷上帝和我父亲同在。

                                                  4月5日4点2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