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全景   

    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创作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家收藏专业委员会、中国民间国宝专家评审委员会和中国收藏界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国宝》歌曲创作研讨会”，2008年4月9日在北京举行。乔羽、阎肃、邹友开、王世光、田晓耕、任卫新、刘万捷、杜晓十、朱智忠、张远福等音乐界知名人士，有关方面专家罗杨、阎正，应征者代表乔鲸、孙义勇等出席并发言。

    《国宝》歌曲征集活动自2007年7月19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启动以来，应征者非常踊跃，目前共收到歌词作品1053首，完整的词曲作品86首，录制好的CD作品30张。歌词征集截稿时间是今年5月底，届时评委会将评出60首歌词对社会公布，同时接受谱曲，最终将于10月份选出12首歌曲入围《国宝》歌曲征集获奖名单，同时举办“《国宝》歌曲征集颁奖典礼暨演唱会”。

    下面是出席研讨会专家的发言摘要：

 众多来稿

    乔羽（著名词作家）

    实际上，我不太赞同征歌这种方式。建国时发动大家写国歌，当时把我调那管这个事，来稿都拿麻袋装，人多力量大啊，但写歌却不是人多力量大就能解决的，几万首歌怎么选啊？这个国歌最后定下来，还是徐悲鸿，徐悲鸿跟毛主席说，别再选了，我看就是《义勇军进行曲》了。毛主席说我赞成，这样国歌就产生了。我赞成最简便的办法，我相中任卫新了，好坏都是他，就有了这个歌了。我觉得这个办法好，你让他写，他一定用他的全部精力给写好。

    我谈一谈自己的创作体会。当时创作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我的祖国》也是有一段小故事的。《上甘岭》的导演沙蒙当时找我来约稿，我很尊敬他，也想好好写，但是写歌不是想好好写就能写出来的。后来沙蒙的电影拍完了，就剩用歌的这段没拍，于是他每天来一趟，也不催我，也不说话，坐一会走了，就这么持续了大概半个月时间。我实在不好意思了，我就写自己第一次看见长江的印象。我是黄河边上长大的，但长江跟黄河风光绝对不一样，“风吹稻花香两岸”那写的都是长江。我拿出这首词给沙蒙，问他这行吗？他一看，半天没说话，后来说了句：“就它了！”这句“就它了”让我心里直打鼓，心想沙蒙回去剧组讨论意见不可能统一，歌词就怕讨论。第二天，沙蒙又拿着词来了，说剧组都说好极了，只有一个意见，这词一看就知道写的长江，“一条大河波浪宽”可不可以改成“长江万里波浪宽”？我也半天没说话，后来还是觉得大河比长江所指的范围更广，更符合《我的祖国》这个标题。沙蒙听我这么一解释，又说了一句“就它了！”。就这样两句“就它了”，就把这首歌定了下来。以国宝为题来创作歌曲，我感觉比写“一条大河波浪宽”还难，如果主办单位愿意等上半年，我也愿意来写。

乔羽、阎肃在会场就国宝歌曲热烈讨论

    阎肃（著名词作家）

    中国人从古至今爱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所诞生出来的宝贝，不管它是一种雕塑、一种铸造、一种绘画，甚至是一块残片，对炎黄子孙而言都是一种骄傲，因此能参加国宝歌曲的评选工作，我觉得很荣幸。征集活动目前所取得的成果，出乎我的意料。我感觉大家很有热情、很关注这件事情。音协、民协和央视都来关注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同小可,希望这次活动能有所收获。我认为像这样的活动，主要是为了唤民众、老百姓都来关注、爱护国宝。认真看了部分作品之后，在这里我给大家提三点建议。第一，不能局限在某一种事物上。写得太具体就很难概括国宝，比如熊猫、青花瓷、唐三彩等都不能代表国宝。第二，不能太长，这方面我更推崇更概括一点、更简练一点的作品，就像乔羽先生写的《夕阳红》《难忘今宵》。作词最大的功能就是感动作曲家，这样才能写出好的旋律，感动更多的人。第三，我建议设立编配制作的专门奖项，编配也是歌曲创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邹友开（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原主任、大型文艺晚会总策划、著名词作家）

    关于国宝歌词创作，一要考虑时代特征；二要考虑国宝本身的特点，国宝涵盖面很广，不能单独写某一件东西；三要符合歌词创作的特点，得让人家听得清楚，看得明白，还要体现歌词创作的规律，要有可唱性、文学性，要有意境。一首歌里面不能苛求每一句都是经典，但如果有那么几句，一两句，两三句，就可以了。写歌词要带有自己的感情。先看材料，酝酿感情，当自己酝酿到眼睛有一丁点泪花即将涌出来的时候，歌词就水到渠成了。我建议创作者直接体验生活，到哪里去看看，哪怕你看一个局部的东西；或者间接地体验感情，通过别的渠道去体会。我建议入选的歌曲从歌词到创作，风格多样一些，有比较适合年轻人的，有文化内涵深厚的，有抒情的，也有快节奏的，风格多样，便于推广、传唱。

    王世光（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兼创作委员会主任、著名作曲家）

    国宝征歌很有自己的特色。以前没有过这样的题材，我觉得好像在歌曲的园地里头，又开辟了一个新的风景，也可以说在星光闪闪、灯火辉煌的歌曲园地里头有这么一盏灯被这次征歌活动点亮了。现在国家对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的观念也深入人心，所以这次活动是正逢其时。创作方面，要提纲携领地抓住概括性更强的东西。另一方面，就是不拘一格，作者写歌必定有感动他自己的某一点，如果在这一点出来好作品，也是难能可贵的。我想咱们这首歌怎么就算成功了呢？大家都愿意哼唱这个歌，这次征歌的形式应该不拘一格，具备不同功能，适应不同的场合和对象。比如说潘家园市场各个摊位上都播放这个歌；或者是配合公共场合视听设备中宣传国家文物的短片；或者是喜欢收藏的人在家里头，弹弹土、擦擦灰啊，这时候他也哼哼这么几句，不见得他全歌会唱，但是就这几句深入他的心里，一边哼哼着，一边把玩；或者也不排除，有的歌曲能成为音乐会上的演唱曲目，甚至是院校声乐教学里面的教材。建议词家创作时首先在长度上把一把关，太长了不仅感情会稀释，还容易窜进来诸如“伟大”等很空泛的字眼。

    罗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著名书法家、国宝歌曲评委）

    我有三点感受：第一，国宝歌曲征集活动的立意、创意、主题非常好，主题紧扣了弘扬民族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可以小到中华文明史上某个很小的具体的点，也可以大到国之宝、国之魂，民族之宝，民族之魂。第二，从目前活动进展的情况来看，效果和影响还是很好的。表现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财富，必须要做到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以小见大，甚至是要以偏概全。第三，我希望通过这次征集，能够出现真正能够传世、传唱、唱得开的精品。

    任卫新（中国广播艺术团著名词作家、大型晚会策划人、撰稿人）

    首先要界定一个文化的范围。我们写国宝，通过国宝是不是写出民族精神，我觉得这可能是要领，那种廉价的颂扬我觉得没有多大的必要。下一步应该定向约稿，定向向经验丰富的词曲作家约稿，这样才能保证质量。国宝大忌就是赝品，歌词不能是赝品，首先歌词要过关，歌词要当当作响，敲一敲没有杂质，数量不要评得太多，评出来自身就应该经得住检验，就应该炉火纯青，就应该像青花瓷一样，发出脆音来。像国宝这样的征歌，既是一个音乐事业，又是一个文化事业，需要一个很严肃的态度。我今天之所以坐在这里开会，就是冲着“国宝”二字来的，这首歌必须要像青花瓷的烧制一样，达到一定的工艺和温度，否则就立不住。

    田晓耕（中国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歌曲》杂志副主编）

    从去年十月份登出启事，我很担心，这种主题的征歌很少，到底能征上来多少作品？没有一个模式，没有一个样子，每个评委和作者都有他心中一个标准，歌词、曲调究竟应该写成什么样的？看到已经征上来的作品，反响还是不错的，尽管其中很多作者都是业余、不知名的，但大家的热情普遍很高。一首词承载不了多少东西，应该概括性比较强，而且通俗易懂。最后所有的评委的意见能不能集中到一首上，我觉得这操作起来很难。我建议，广泛的约稿这个效果也达到了，接下来还要定向约稿，不要多，一到两个人就可以。目前征集的歌词挺多的，歌曲相对而言非常少，是不是可以先刊登出其中的一部分，征集上来对应的歌曲，这样一首歌才会完整。

    刘万捷（中央电视台《CCTV音乐厅》栏目制片人、国宝歌曲评委）

    国宝的属性是怎么定的？宝就是精品，应该就是举世无双。我认为既然要把歌曲推广出去，就要在选材上注意两条，一个是面的问题，再有就是点的东西，定向是很必需的，因为我们要评出十二首来，概括性的国宝可以有一首，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不同的点去看。十二首最好是分别从不同的点来切入。

    杜晓十（人民音乐出版社副总编辑）

    文艺作品、艺术作品的产生必须按照艺术规律来做，我们想要的就是反映国宝的歌，别的地方用不上。谈到出版，歌词和诗不一样，过去有个说法，歌词一定要插上音乐的翅膀，没有这个翅膀就飞不起来。因此我觉得如果单独出版歌词，意义不大，会有多少人看值得商榷。但是如果是配上歌曲，有传唱，有声音，加上咱们电视、电台立体的宣传，这个东西就活了。总之，我们最后要推出来精品，我们出版社也觉得这次活动是弘扬中华文化，我们也有这种责任和大家合作，争取能推出一本好书来。

    朱智忠（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音乐专业委员会主任、作曲家、国宝歌曲评委）

    这次征歌活动伟大在哪儿呢？这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一次检阅，《国宝》征歌堪称国家的一次文化行动。虽然很多作者都在基层，但都在关心我们的国家、关心我们的国宝，这是一件大喜事。不过我发现，这次征歌作品的作者大多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为什么没有年轻人参与呢？年轻人不参与是一种悲哀，主办单位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有意识的把他们纳入进来。我个人就很推崇周杰伦，他的专集每一首我都借女儿的耳朵听了，我女儿非常喜欢，几乎每首词都能背下来。你仔细听的话会发现，周杰伦的每一首歌都是中国戏曲，他的每一个打击乐的使用，他的旋律通俗上口，抓住了未来的几代人。我觉得像一些中国戏曲的腔调，还有民歌的一些写法应该进入到国宝里面，组织者应该有意识地强化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才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东西。

    张远福（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国宝歌曲评委）

    我从一个教师的身份认为，国宝歌曲创作应关注三亿四千万少年儿童的成长，为他们提供符合中华伦理和精神的作品，激励启发他们创造更多更好更辉煌的东西。国宝歌曲应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创新精神，歌词应该涵盖人文和自然两方面的内容，主要以人文内容为核心。第二，国宝歌曲应力求民族性、多源性、代表性和内容上的丰富性。

    乔鲸（国宝歌曲应征作者代表、词作家）

    我接触这个命题之初，也觉得定义比较渺茫，收藏界文物众多，到底从哪里着手？后来我感觉到，国宝能传衍至今，是因为他有生命力，是活灵活现的东西。所以从情感方面来创作我觉得这个路子是对的。我还有一个建议，这次征歌应该走向国际。国宝在任何国家都有，如果这首歌要具备有国际化因素的话，就能在更大的范围推广推广。

    孙义勇（国宝歌曲应征作者代表、词作家）

    我觉得重点约稿和面向广大的业余爱好者这两点并不矛盾。想用自己的特长来表达对中国国宝的敬畏之情，希望能实现我一惯的创作理念——以人为本，以情动人，有感而发。

    阎正（收藏界杂志社名誉社长、艺术评论家）

    国宝歌曲的创意非常好，但是非常艰难，我倒认为美丽的是过程。刚刚任老师讲的，头一天写稿，第二天就打电话问，那种心情咱们不一定能体会到，有时候这种幸福感只有作者才能体会。我非常有感触，其实在基层有很多写歌词、歌曲的，他们认为我参与了就好，对他而言就给了他一个做梦的机会。我是画画的，现在有一种说法：“杀猪的也画画。”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的，这就培养了一个很宽泛的爱好群体，更把金字塔尖的优秀人物烘托出来。

    高玉涛（国宝歌曲征集组委会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家收藏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民间国宝专家评审委员会主任、《收藏界》杂志社社长）

今天的研讨会非常成功，让我们更有决心和信心把这个活动做好，特别是听到了一些最具有建设性的、最具水平的、最有价值的意见，我们将全部采纳。首先，我们下了决心，不辱使命，要打造和创造出真正达到国宝水平的原创歌曲；第二，我们会推广推广再推广，举办大型的国宝歌曲演唱会，大力宣传国宝歌曲的征集，动员新闻媒体进行大力的宣传；此外，我们还要组成一支短小精悍的国宝歌曲演唱队，到全国各地进行巡回演唱。

与会嘉宾合影

    釉下五彩，是清末湖南醴陵窑创烧的一种瓷器装饰技法，它以五彩缤纷的色调，优美清新的艺术风格，精致巧妙的工艺技法，丰富多样的花色品种，在中国瓷坛独树一帜。1915年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拿回了金质奖章，被国外舆论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但由于烧造时间短，传世作品稀少，半个多世纪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以至于翻遍解放后出版的种种中国陶瓷史著作，也很难见到她的踪影。人们不禁要问：她当时究竟达到了什么水平？又是何种原因使她隐身幕后，深藏未露呢？毛泽东生前喜爱的“月季碗”，今天中央领导用的“常委杯”、“总理杯”，著名国礼“世界和瓶”、“富贵牡丹瓶”，与她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日前，本刊记者深入醴陵、长沙、北京等地，寻访当事窑工、大师、藏家、专家，试图找出满意的答案。

流星之美，金牌如何铸就

    二十年的生命，异常灿烂又异常短暂，犹如昙花一现，更犹如划破黑夜的一颗耀眼流星，令人赞美又令人痛惜。翻检中国瓷器烧造历史，如此生命短暂而又成就不凡的，大概只有北宋汝官瓷器与之相似。但两者相比，文化背景及文化价值意义大相径庭。我觉得，近代醴陵釉下五彩瓷的价值意义与历史地位更重要一些。

——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王莉英

    醴陵，位于湖南省东部，与江西接壤。此地交通便利，水陆相连，制瓷资源丰富，土质优良，具有发展瓷业的天然条件。早春二月，记者踏上了这片刚刚遭受了严重冰雪灾害的神秘瓷都。

沩山瓷片堆

    据《醴陵县志》记载，清雍正年间开始烧制瓷器，至光绪年间为盛，全县有瓷厂480多个，形成了以沩山为中心的瓷器产区。所有瓷厂只能烧造粗瓷，产品以釉下青花碗为主。在沩山脚下的新安村，我们看到了上个世纪留下来的四五个手工制泥作坊，有的尚在生产。选泥制泥是制瓷的最初一道工序，也是十分关键的一道工艺。在新安村旁的山坡上，现在仍能看到层层叠叠的瓷片堆，各种形状不一的青花瓷片和泥土等杂物交织在一起，经受着岁月的洗礼。村民告诉我们，这里就是清代的古窑址，也就是孕育釉下五彩的醴陵瓷的发祥地。

    在釉下五彩的发展历史上，熊希龄和文俊铎（1853—1916）的名字是不应被埋没的。20世纪初，湘籍名士熊希龄深感当地粗瓷生产的落后和洋瓷的侵入，立志振兴湖南瓷业，他和醴陵人文俊铎一起来到沩山进行实地调查，找问题，想办法。1905年，他们得到湖广总督端方的赞助，在醴陵城北姜湾创立了官办“湖南醴陵瓷业学堂”及“商办湖南瓷业有限公司”，聘请日本技师和景德镇技术工人，引进了当时日本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开启了醴陵由粗瓷生产到细瓷开发的新纪元。公司的绘画名师和瓷业学堂陶画班的毕业生，经过反复研制，成功地创烧出精美的釉下五彩瓷器。他们利用各种金属氧化物制成高火性的瓷用釉下颜料，后来收集和挑选的不同色相的釉下色料达到114个。公司十分重视技艺上的精益求精，绘瓷力量十分雄厚，像张晓耕、彭筱琴、吴寿祺、傅道惠、游先理、沈明杨等，都为釉下五彩的创烧作出了贡献。

    那么，釉下五彩的历史性突破到底在哪里？

    著名古陶瓷专家王莉英分析说：“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中国瓷器的烧造，先后创烧出高温釉下（铁）褐彩、釉下（钴）蓝彩和釉下（铜）红彩。清朝雍正、乾隆二代，是中国古代瓷器烧造的巅峰时期，几乎达到随心所欲，无所不能，恰于高温釉下彩方面建树甚微。近代醴陵瓷业异常了不起，短短数年便一举创烧出多种高温釉下彩，号称釉下五彩。尤其是创烧出多种复合彩料，以多层次的色阶丰富了醴陵釉下五彩的艺术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这是历史性的创新突破，也是对中国瓷器烧造历史的卓越贡献。”醴陵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邓文科认为，釉下五彩瓷具有以下三大特色：1、无毒、耐酸、耐碱、耐磨损，永不褪色；2、画面平滑光亮，晶莹润泽，清理明快，具有饱满的水分感。亮晶晶的，水灵灵的，给人一种美感享受。3、纹样五彩缤纷，艳而不俗，淡而有神，色彩变化丰富。也正是由于这几大特色，使釉下五彩在半个世纪之后走进中南海，获得了伟人们的青睐，赢得了“红色官窑”的美誉。

    清末由于景德镇瓷业雕敝，醴陵釉下五彩创烧成功后，很快就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据说还给慈禧太后送过，博得赞扬。1909年参加武汉劝业奖进会，获得第一等金质奖。1910年获南洋劝业会一等奖。1911年在意大利都朗博览会上获最优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5年醴陵瓷器远涉重洋，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参展的釉下五彩扁豆双禽瓶和贵州茅台酒同获最高荣誉，为中国赢回了两枚金牌奖章。由于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产品展示活动，相当于今天的世博会，所以这个奖项非常重要，不仅对于醴陵瓷，而且对于整个中国也是难得的荣誉。

扁豆双禽瓶

    据专家估计，清末生产的醴陵釉下五彩瓷传世作品仅四百余件，且分散于各处，故宫博物院有7件，收藏最多的湖南省博物馆也只有18件，以致于今人很难集中了解这批瓷器的芳容。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03年12月，中国古陶瓷学会年会在长沙举行，其间举办的一次展览令众多古陶瓷专家极为震动，大为兴奋。一个叫罗磊光的小伙子，花费十年之功收集了200多件清末民初醴陵生产的釉下五彩瓷，并集中在湖南省博物馆展出。这是釉下五彩的首次集中公开亮相，不仅普通的观众从未见过，连多数古陶瓷专家也是首次看到。年逾八旬的古瓷泰斗耿宝昌先生在罗磊光夫妇陪同下看完展览，异常激动：“醴陵釉下五彩瓷在中国陶瓷里面是独树一帜的，可以说是中国陶瓷史上创新的一个方面。”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先生也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展品，给予很高评价：“醴陵釉下五彩瓷很重要，它代表了中国陶瓷文化的一段历史。我认为有两个值得重视的地方：一，彩绘淡雅；二，器形有变化，不是千篇一律，有创新。”

清.釉下五彩菊花梅瓶 高29.8cm  底款：大清宣统三年湖南瓷业公司 罗磊光收藏

清.釉下五彩山水瓶底款：大清宣统三年湖南瓷业公司罗磊光收藏

    几年过去，罗磊光依然青春勃发。他在自己投资的富有博物馆特色的长沙窑餐厅，与记者谈起釉下五彩，仍然兴趣盎然。这几年釉下五彩瓷的影响正逐步扩大，他的三百多件藏品有人整体出价超过3亿元。国外也出现了专门研究醴陵瓷的人，英国牛津大学威廉教授正在海外寻找醴陵瓷的资料。同时，拍卖会上也出现了醴陵瓷的身影，一件镂空的瓶子在新加坡拍了36万，后来捐给了湖南省博物馆。2004年北京拍了一件宣统二年的釉下蓝彩，成交价6万。

    釉下五彩经历了20世纪初短短的一二十年发展期后，受多次战争影响，生产开始下滑，醴陵百余家瓷厂停产，最早生产釉下五彩瓷的湖南瓷业公司也于1930年倒闭，釉下五彩瓷生产被迫中断了。

神秘之源，从醴陵到中南海

    经历了二十余年的空白期，新中国成立后，醴陵瓷的窑火再一次熊熊燃烧起来。釉下五彩能否重现辉煌呢？

    醴陵市文联主席刘放年，是当地研究陶瓷史的专家，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在自己的博客上详细记录下有关釉下五彩的点点滴滴，他向记者讲述了釉下五彩瓷复烧之初的一段佳话。

    重燃炉火待寿公

    建国初期，醴陵瓷业日渐没落，釉下五彩工艺频临灭绝。在这个紧要关头，出现了两位重要人物：林家湖和吴寿褀。历史证明，他们在釉下五彩瓷的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1951年，林家湖是醴陵陶瓷研究所一名普通的技术员，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使他想把已经失传的釉下彩瓷抢救过来，为此四处寻访当年的老艺人和知情者。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次谈话中，有人提到一位名叫吴寿褀的老人，据说这位老人清末民初曾经是湖南瓷业学堂的徒工，身怀釉下五彩绝技，后来由于民国瓷业衰败，吴寿褀早已回到醴陵北乡老家，弃艺归田。

    听到这一消息，林家湖异常兴奋，不顾隆冬的严寒，脚穿一双布鞋，腋下夹着一把油纸伞，翻山越岭在北乡转悠了两天，也不见吴寿褀的踪影。次年春，林家湖在乡下收购窑柴时，偶然听到一位送柴的农民说：“我们那里寿公画的画，比你们瓷厂画的好得多呢。”林家湖一打听，果然就是那个吴寿褀！第二天，林家湖就迫不期待地启程去找那个“寿公”。几经周折，才在当地的一个山冲里找到他。此时的吴寿褀，已年逾古稀。

    两位制瓷艺人一碰面，犹如伯牙遇到子期，他们彻夜长谈，从绘画技法谈到人才培养，从釉下彩瓷工艺谈到醴陵瓷业发展前景。当林家湖诚恳邀请吴老再度出山时，不料却被吴寿褀以“技艺荒疏，有负众望”为由婉言谢绝。尔后，林家湖并没有放弃，他一面向领导力荐，一面数次前往吴寿褀家劝说。1955年，吴寿褀终于被林家湖“三顾茅庐”的精神所感动，答应出山。

    于是，吴寿褀被调到醴陵陶瓷研究所工作。他把频临失传的釉下五彩瓷技艺，通过培训艺徒和举办业余训练班的方式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一代，培养了一支实力雄厚的新生力量。像邓景渊、李人中、邓文科、陈扬龙、佘华、丁华汉、易炳宣等人，都是从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个个身怀绝技。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频临灭绝的釉下五彩瓷不仅在抢救中恢复了生命的活力，而且有了更大的创新和发展。

    揭开“红色官窑”的面纱

    釉下五彩后来的辉煌，得益于一位伟人的关注，让醴陵瓷一路春风得意，最终晋升为共和国的“国瓷”。这位伟人就是开国领袖毛泽东，这段历史也因其神秘独特，成为中外藏家关注的焦点。

    据刘放年考证，毛泽东认识醴陵瓷，始于年轻时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期间。他四次到过醴陵，对当地生产的日用陶瓷印象深刻。1956年，毛泽东批示成立醴陵瓷业公司。

    1958年4月，醴陵陶瓷研究所接到为中央首长试制一批茶杯的紧急任务，陶研所长李维善组织彩绘工程师们在两个月内拿出6种造型，先后4次送湖南省委鉴定。6月20日，省委来电话说，毛主席对醴陵生产的茶杯很满意。这时，人们才知道是为毛主席做的茶杯。后来这个茶杯为纪念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被命名为“胜利杯”。此后醴陵群力瓷厂不止一次为毛主席烧制生活用瓷。据李维善回忆，1971年为毛主席生产烟灰缸和餐具。1972年为中南海定制包括毛主席使用的生活用瓷1210件，1973年为毛主席试制带盖鱼盘和浅底三大碗计140件。而1974年那次最为人们津津乐道。

    1974年秋，毛泽东最后一次回湖南。他在湖南省委九所蓉园住了114天，正好能在湖南过他82岁的生日。这时候，群力瓷厂接到上级密令，要求他们研制出一种精美的小碗，供毛主席生日时专用。时任彩绘总设计的是李人中，据他的日记记载，当时他为这种碗采用什么花色冥思苦想了一个星期，仍然没有理想的创意。妻子看着李人中干着急，就在旁边插嘴说：“不就用月季花么？”妻子的提醒让李人中灵光一闪，月季花又叫“月月红”，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全国山河一片红”。李人中采用写实的手法，以灵巧的笔调，把月季花勾勒得栩栩如生。

    看样的时候，毛主席手捧小碗反复端详，风趣地说：“这个碗特别好看，就是端在手上只能让别人看到花，端碗的人自己看不到，这碗里面也有花就好了！”后来，毛主席的用瓷就是里外都有花。毛瓷的制造，把醴陵釉下五彩瓷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按照文物鉴赏专家李知宴的说法：“毛瓷，代表了当时制瓷业的最高水平”。在收藏界，毛瓷也倍受青睐，1997年毛瓷在广州嘉德拍卖会上第一次公开露面，当时作为拍品的“红月季碗”尚有釉裂，但因收藏价值高，最终以8.8万元成交。

    此外，醴陵还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制作生活用瓷。从1958年为北京十大建筑制作陈设瓷，到后来为人民大会堂制作国宴瓷，为国家制作对外礼品瓷，时至今天的中央领导“常委杯”、国务院“总理杯”等一系列红色经典，被誉为“红色官窑”。

    湖南省旅游局退休干部杨宗干，是行里公认的收藏和研究当代醴陵瓷的专家。他告诉记者，古玩赝品多，非专业人士很难涉足，毛瓷、礼品瓷等当代精品瓷器也有很深的文化含量，进入门坎较低，而且保险系数也大。“这种釉下五彩瓷器为什么被毛泽东和中南海大量地使用呢？第一，凡是彩上面都带有一种毒素，叫做铅或镉，如果是釉上彩，它就带着这种毒素，如果把图案加上一层釉埋在里面，这就既光亮，又没有毒了，属于环保型产品。同时它代表我们国家的礼品送出去，质量很棒，外国朋友赞口不绝。第二，醴陵的瓷质相当好。它的瓷土选用的是洪江雪峰山的球白泥，就是挖出的泥巴是一个球状，把这个球剖开，像鸡蛋一样，拿出里面的蛋黄用，把它碾碎，化成泥浆，所以瓷质相当好。”近年来，随着收藏热的兴起，礼品瓷的价位也开始看涨，其中名家大师的作品涨幅最大。

    事实上，“红色官窑”的美誉并不是轻而易举获得的。一件好的釉下五彩，往往是多种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瓷质、画工、窑火等每道工序都很关键，往往外行觉得已经很完美的作品，在内行看来还有诸多缺陷。因为一件在胎上画就的作品，经过高温烧制，器型和颜色往往会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即便是釉下五彩瓷的大师，也需要对整个流程了如指掌，在自己的作品入窑时，都会忐忑不安，不知道出窑时会是什么样的色彩和造型，这也给釉下五彩瓷增添了几许扑朔迷离的韵味。

和谐之美，创新引导未来 

    说起彩瓷，人们往往拿醴陵瓷与景德镇瓷相比。数百年间，景德镇的青花、粉彩、五彩、斗彩及各种单色釉瓷牢牢占据了宫廷、民间及海外市场，也在人们的心里扎下了根，因此景德镇有数十位当代陶瓷艺人被评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徜徉在素有“中国第二瓷都”之称的醴陵，我们也在反复寻找两地的异同。从产业规模来看，醴陵与景德镇不可同日而语；而从艺术角度看，醴陵瓷自有它鲜明的个性，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创新品种，是中国陶瓷百花园中灿烂的一朵。

陈扬龙，在他家中随处可见精心设计的草稿、素胚

    今年67岁的陈扬龙是醴陵瓷仅有的两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之一，他的一段话或许能说明一二：“釉下彩与江西景德镇的瓷器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能与时俱进，时代感比较强。现在大家都已经对景德镇瓷器有了共识，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所以突破会难一点；而釉下五彩瓷人家看得少，因而会有更大的拓展空间。2007年我们在中国美术馆办醴陵瓷的展览，一个收藏家评价道：‘美，美到什么程度？美得像一个18岁的少女。’我却比较认同另外一个摄影家的点评：‘禅在花草中’，她更像一个风姿绰约的少妇。”

陈志强，他的身后是原国光瓷厂——现在的金煌公司

    2007年11月5日，“和谐之美——中国（醴陵）釉下五彩艺术陶瓷精品展”在中国美术馆拉开帷幕。这是醴陵釉下五彩瓷经过三十年的沉寂后再现京城，也是国家最高美术殿堂首次推出陶瓷作品展。包括毛瓷和邓文科、陈扬龙等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作品的120余件釉下五彩瓷精品光鲜亮相，引起了首都各界的广泛关注。专程赴京参加那次盛会的刘放年对醴陵瓷获得的美誉深有感触，他说，这几年醴陵的陶瓷业发展很快，在传统的工业瓷、日用瓷、艺术瓷三大板块中，虽然艺术瓷所占的产值不大，但其影响力和知名度却使其他两类产品望尘莫及。

    其实，时至近日，醴陵釉下五彩瓷仍然被国家高层领导所钟爱。2006年，金煌瓷艺生产的《牡丹套具》被选为国务院用瓷，《春色满园》、《国色天香》被选为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陈设瓷。“这批彩瓷的成品率很低，后来我们算了一下，其中牡丹薄胎杯每39个里面才能挑出来一个比较完美的。”说这话时，金煌瓷艺老总陈志强言语中透着自豪。

    陈志强出身陶瓷世家，从曾祖父开始四代经营瓷厂，是接续醴陵瓷业香火的关键家族。不过与上辈不同，陈志强具有更加远大的志向，思路也更开阔。他告诉记者，为完成国务院用瓷制作任务，厂里专门成立了一支技术攻关小组，以期能烧制出展现中国特色的陶瓷极品。专项小组从精品瓷泥中再进行挑选，并将重量的误差控制在5克左右；为使瓷的玉质感更强、色彩更华丽，烧成温度也从正常的1370℃提升到超过极限的1410℃。当时有人劝他，不要这么苛求，把窑温降下来20度，合格率会高很多，但陈志强很清楚，他要追求的并不是简单的合格率，而是能把每一件都做到极致。记者看到，保存在金煌陶瓷艺术馆的国务院用瓷样品，个个玲珑剔透，雍容华贵，精美绝伦。

    记者见到陈志强时，他刚从台湾拜访宋楚瑜归来。“宋楚瑜看了我们带去的画册，很惊讶，说这个《花开富贵》不是在我家吗？怎么在你们这个书上？我说，这就是我们做的，他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本来宋楚瑜只给他们安排半个小时的接待时间，但后来聊了近两个小时。宋楚瑜兴致很高，欣然接受了陈志强带去的礼物——一件精心制作的醴陵釉下五彩梅花瓶。

    创新在醴陵陶瓷界是提得最多的一个词汇。看过当代釉下五彩瓷精品的人都会发现，从胎体的颜色到彩绘的风格，都和过去有了很大区别。尤其是看过陈扬龙作品的人都会为其开拓的一种“装饰的形式，写真的效果”所折服。著名画家杨谷贻，同样也是一位绘瓷高手，他认为创新的基础是继承，像陈扬龙这样，既有继承又有大胆创新，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陈扬龙 42CM国色天香牡丹瓶 中国陶瓷馆收藏

陈扬龙 套具-国务院专用瓷

    陈扬龙的创新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其独创的“薄施淡染”的彩绘方法。在瓷胎上作画，着色不是件容易的事，颜色很难融进瓷泥。真实的牡丹花，每一朵每一瓣颜色都不会完全相同，而每瓣的不同部位也有差异。要想真实地表现色差，瓷泥不如宣纸，宣纸不如胶片。与颜料和釉打了二十多年交道的陈扬龙，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和摸索，在前辈大师的汾水法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套薄施淡染画法，即在颜料中加大水的成分，着色时，颜色随着水分渗透进瓷胎，但由于水分多了，颜色就淡，因此需要再次加色，而加色采取分层淡染的方法，该浓之处多加几层，该淡之处，少着几层。这个方法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很不容易，料水蘸得太多，容易越位，太少又不到位。记者在他的工作室看到，弟子们用毛笔梢蘸着料水滴在勾线内的坯上，很灵活地转动坯体，料水就在流动中被坯体吸收，直接呈现出渐变的色阶。用此法画出来的瓷胎，颜色层次鲜明，着色淡雅而又鲜活，而且瓷胎在烧制过程中，不会发现流色的现象，烧出来的瓷器色彩十分鲜亮。陈扬龙用“薄施淡染”做出来的釉下五彩花瓶上的牡丹花更接近自然，比照片还光润，富有很强的立体感，得到专家的好评，也深受收藏家的喜爱。

    其二，陈扬龙的思想开放，不拘泥于古法，其新潮的观点甚至超过了某些年轻人。例如，在与记者谈到手工拉胚与注浆胚孰优孰劣时，陈扬龙认为，收藏界比较强调手工拉胚未免有失偏颇。首先注浆有着手工拉胚达不到的优势，可以做得非常薄、非常均匀；其次，注浆也是手工，完全需要通过手工去操作、掌握；再次，事物是向前发展的，不能因为这种观点，大家都重新回到手工作坊时代，那陶瓷业远远得不到发展。“换句话说，我鼓励与时俱进，如果总是注重原来的东西，停在原来的水平上，不能不说是对现在的一种无情摧残。”

    与陈扬龙一样，几乎醴陵所有的陶瓷艺人都在努力学习和创新。在每一个工作室，案头堆积最多的是新资料和画稿。记者见到孙新水时，这位出身于景德镇陶瓷世家的老艺人正手握画笔，专心作画。抗战时期，父亲带着他步行从景德镇来到醴陵，靠制瓷手艺维持生计。建国后，他的绘瓷技艺有了更广的施展舞台，以前主要画釉上粉彩，后来改画釉下五彩，难度更高，但成就感也更大。他曾多次参与国家用瓷的设计和创作，1978年他绘制的“釉下松鹤文具”曾作为邓小平赠送日本天皇的礼品。他说，现在制瓷的要求远远高于过去，一点也不能松懈。虽然已经78岁高龄，仍然活跃在创作一线。

孙新水 26cm 雀闹竹林

    陈扬龙在这方面也颇有感触，在他看来，时代的发展、科技水平的进步，不可避免地使现有产品的水平高于过去，他举例道：“过去窑都是用柴烧，慢慢发展成煤，现在烧天然气，对于窑温的控制就越来越精准。另外，以前釉下五彩发色主要靠钴、铁等有限的几种元素，现在有了更多的稀有元素，并且能够运用有效的高科技手段来控制各种元素的含量，现在釉下五彩的颜色已经数不胜数。”

    邓文科，1930年生，号清风楼主人，醴陵瓷最早的一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毛主席用瓷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博采众长，独辟蹊径，创造了一种豪放写意画法具有重大突破，使釉下五彩在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新的面貌。他在中国书画方面亦颇有造诣,尤以花鸟、篆书、隶书见长。几十年来，他供职于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创作绘制了大量的釉下彩瓷精品，代表作品有《春光花插》、《梅月瓶》、《观沧海挂盘》等。

    当记者在陶研所宿舍楼里找到这位享誉天下的绘瓷高手时，没想到他的生活非常俭朴。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大师在10年前就患了中风，疾病、高龄使他很难再来精工细作，但谈起釉下五彩，还是有说不完的话题。他说，计划经济时代的醴陵八大国有瓷厂现在都变成私有，多数已经改变发展方向，能够坚持弘扬陶瓷艺术的非常不容易。釉下五彩的复兴和创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任何急功近利思想都要不得。现在的关键是人才跟不上，老一辈年龄偏大，渐渐画不动了，年轻一代上不来。培养一个熟练的绘瓷技术人员需要几年时间，坐多年冷板凳，谁愿意？特别是学历等综合素养高的年轻人就更少了。在这方面，光靠个别企业的努力不够，政府应起关键作用，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为人才提供令人满意的成长环境。政策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要落在实处。陈志强也认为，釉下五彩瓷需要学习的时间很长，少则五、六年，多则十几年才能学成，因此很难招到合适的人。如果退而求其次，去农村比较偏远的地方，招来文化层次相对较低的人，其理解力又达不到相应的要求，成材率就更低了，往往十个人里面最后能成器的不过两三个。

邓文科

邓文科 50cm 鸡瓶

    邓文科和陈扬龙等一批老艺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醴陵釉下五彩瓷能冲出中国走向世界。邓文科仍然记得，1993年自己带着一批釉下五彩瓷到日本展览，日本朋友都纷纷爱不释手，其中有人问：“醴陵在江西什么地方？”，似乎大家只知有江西景德镇，而不知有湖南醴陵。长期关注醴陵釉下五彩瓷的清华美院教授张守智说：“真正能走向世界的，只有釉下彩。景德镇不行，因为釉上彩里面含铅；宜兴紫砂也不行，因为欧洲喝红茶不喝绿茶。唯一就是釉下彩能够冲出去。”对此，陈扬龙很有信心。

    陈扬龙计划将自己的工作室慢慢发展成为一个博物馆，在自己画得动的时候多创作一些画稿，画不动的时候再写点文章，为后人留下更多有关醴陵釉下五彩瓷的记忆，“我希望釉下五彩瓷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再有所发扬和突破，做出一种能代表国家水平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成为名副其实的国粹”。

    这两年，醴陵市也做了大量工作，推广宣传醴陵瓷，比如投资拍摄电视连续剧《红官窑》，据说该剧正在进行后期制作，今年就可以与观众见面。一些骨干企业推出的世界和瓶、中国红瓷及再造毛瓷工程等，都有助于提高醴陵瓷的影响力。在醴陵瓷的市场推广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期待的现象，比如金煌瓷艺联合北京汉今国际文化公司，把工艺美术大师对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的深度挖掘和现代化的管理经营手段结合起来，使作品的材质、艺术水准和表现形式方面，均达到较高水准。他们试图重振中国传统美学，把醴陵釉下五彩品牌推向国际舞台。令人欣慰的是，所有这些努力已经获得了丰厚的回报，釉下五彩艺术陶瓷正得到收藏界人士越来越多的认可。

    景泰蓝大师张同禄的《吉祥宝灯》、雕漆大师文乾刚的《剔红银胎壶》、定窑大师陈文增的《刻花双节瓶》、醴陵瓷大师陈扬龙的《盛世牡丹瓶》、漆线雕大师蔡水况的《哪吒试法》、木雕大师王笃才的《千里雄风》……一组当代工艺美术大师的手工艺术精品，3月19日亮相全国政协礼堂，周锦云、张同禄、冯久和、徐朝兴、王树文、李玉坤、文乾刚、陈文增等26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汇聚一堂，共商中国传统工艺传承与发展大计。同时由300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集体担当“伯乐”的首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年度提名奖正式启动。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副主任、国家档案局原局长毛福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罗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向云驹，中国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促进会会长马小玫，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唐克美、朱玉成，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锠等领导和专家出席了启动仪式。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是国家授予工艺美术创作者的最高称号，1979年由轻工部评出第一批，当时称为中国工艺美术家。1988年第二届评审时改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1993年、1997年中国轻工总会组织了第三届、第四届评审，前四届共评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4名。2007年1月11日，由国家发改委主持了第五届评审，又评出161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至今我国共评出365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们都是身怀绝技的传统工艺大家。

    据调查，由于体制转轨等多方面的原因，致使许多传统工艺美术面临失传的窘境。随着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不断加强，这些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多数已成为所在门类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文化传承的使命落在他们的肩上。由于这些大师的年龄普遍偏大，365位大师中已有六分之一先后去世，在世大师多数已进入老年，后续人才梯队不尽人意，当务之急是尽快选拔、培养年轻人才，为中青年人才脱颖而出创造理想的平台，打造各个工艺门类人才的传承梯队。

    有鉴于此，在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联谊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家收藏专业委员会和中国收藏界杂志社决定，联合举办“首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年度提名奖”活动，以期发现和培养中青年工艺美术人才，鼓励工艺美术创新，提高工艺美术鉴赏，推广工艺美术作品收藏理念。

    这项活动的宗旨是激励艺术创作，发现杰出人才，传承民间艺术，繁荣传统文化。

    每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亲自推荐本行业的中青年骨干艺术人才，参与这一大规模的艺术创作活动，所有被提名者集中在媒体公示，由活动组委会邀请被提名者在3—6个月内创作一件参赛作品，所有参赛作品集中北京，统一在网上公示，接受公众的投票。同时，由26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和工艺美术行业权威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对所有参赛作品进行集中分类评审。最终由活动组委会综合公众投票和评委意见，评出最佳创意奖、最佳技艺奖、优秀创作奖、最佳伯乐奖等。2009年3月，所有获奖作品和评委作品、特邀作品一起集中展出并举行隆重的颁奖典礼。

    杨仁恺的名字与国宝《清明上河图》、《簪花仕女图》的命运紧紧相连，是他慧眼识珠，将从清宫流失出的一大批国宝纳入国家博物馆收藏。

    昨日，杨仁恺先生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对外发布了这一消息。在治丧委员会发布的《讣告》中称，“杨仁恺毕生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播扬，爱岗敬业，殚精竭虑，涉猎广泛，著述宏富，为辽宁乃至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享誉海内外的学界典范。”

    据了解，杨仁恺同志是于2008年1月31日5时25分，在辽宁省金秋医院逝世的。而在此前的一段时间，老人已经因身体原因入院治疗了很长时间。

    当日18时左右，记者赶到设在辽宁省军区沈阳第一干休所的杨老的灵堂时，老人的子女以及辽宁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正在默默地布置灵堂。

    肃穆的灵堂里已经摆满各界友人送来的花圈、花篮以及挽联，部分花和花篮甚至已经摆到了灵堂之外。本报也代表广大读者，为杨老献上了花篮。

    据《讣告》称，杨仁恺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08年2月15日(农历初九，星期五)9时，在辽宁省沈阳市回龙岗革命公墓1号告别厅举行。

    他，传奇一生

    与沈阳50多年的“鉴宝缘”

    半个世纪，让他从一个壮年变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半个世纪，也让他与沈阳结下了不解之缘。

    国宝鉴赏家杨仁恺先生，曾经住在沈阳市御花园小区一个普通的民宅里。在这里，发生了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故事……

    “我是琉璃厂毕业的”

    1915年10月1日，杨仁恺出生在四川省岳池县城。1935年，20岁的杨仁恺到成都一所中学任教。

    学校离成都古董店云集的总府街很近，杨仁恺课余时间常去浏览，因而日久生情。

    后来，常有人问他师从何人，他总是风趣地说：“古董店和地摊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抗战胜利后，杨仁恺北上进京。当他挥手向山城告别时，绝想不到，这一别竟是悠悠60载岁月。

    北京的琉璃厂和厂甸成了杨仁恺的第二所大学。回忆那段经历时杨老曾幽默地表示：“我虽不是大学毕业的，但是我是琉璃厂毕业的。”

    1950年春天，杨仁恺来到沈阳，开始在东北文物管理委员会从事研究工作，也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寻宝鉴宝之旅。

    鉴定《清明上河图》真迹

    杨仁恺刚到沈阳，就住进沈阳故宫文溯阁，他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协助东北图书馆整理补缀《四库全书》，曾被同事称为“文溯阁大学士”。

    随后，他接受了第二个任务：清理由东北银行转来的一批文物。存在东北银行库房的这批文物，是末代皇帝溥仪1945年出逃日本路经沈阳时，被人民解放军和苏军截获的。它们被行家称为“东北货”，几乎都是顶级国宝。

    这天，杨仁恺从库房拿出一长卷，5米多长的绢本上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古代风俗画。杨仁恺眼睛为之一亮，急切地寻找款识与题跋，可惜，这幅题为《清明上河图》的巨作上没有作者署名，但是画后有金代张著的题跋，明确作者为张择端。

    杨仁恺立即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艺术鉴定，最终确认，此画是张择端的真迹，他郑重地写上了鉴别结论。

    找到《聊斋志异》手稿

    杨仁恺到沈阳后，听说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后代移居西丰县，保存着《聊斋志异》手稿，这让杨仁恺极为兴奋。很快，由蒲松龄后人保存了250年的《聊斋志异》手稿转到了杨仁恺的手里，但只有上半部，下半部手稿的遗失令他十分痛心。

    领导把手稿鉴定工作交给了杨仁恺。他首先判断笔迹的真伪，再对内容进行分析，收集了很多相关资料及旁证，又用3个月的时间对25万字的半部书稿逐字逐句校勘。经过多方研究考证，杨仁恺确认手稿是蒲松龄真迹，交由东北图书馆珍藏。

    古稀之年“鉴”遍全国

    1983年9月，身为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的杨仁恺接到通知，让他到北京参加“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的工作。

    这个“鉴定小组”由7位全国最具权威的古代书画鉴定家组成，除了杨仁恺，还有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刘九庵、傅熹年和谢辰生。在这7位老先生当中，杨仁恺和刘九庵68岁，是最年轻的，年龄最大的谢稚柳已经75岁。

    当这些老人在北京聚首时，互相抱拳问候。他们先对北京的古代书画进行了鉴定，然后到上海、南京、沈阳、大连等地，对全国22个省的博物馆、图书馆、大专院校、文物商店收藏的中国古代书画，逐一过目，鉴定真赝。

    7位老人十分敬业，鉴定意见不约而同时，他们击掌大笑，有如孩童。判断不一致时，便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项工作历时8年才结束，鉴定书画2万件以上，圆满完成了全国馆藏文物的定级工作，对全国古代书画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普查和专家定。

他，德艺双馨

    他是东北文化艺术的一棵大树

    郭德福是中国著名画家，已然退休的他曾经因创作连环画《盛京演义》而与杨仁恺老师结下了一段深厚的情谊。

    1997年，郭德福有幸见到了杨仁恺。直到2003年，杨老提议要集中辽宁最好的艺术家为辽宁打造一个品牌产品，“为沈阳画像，为盛京立传”，于是才有了集合书画名家杨仁恺、王弘力、宋雨桂、郭德福的连环画作品《盛京演义》。

    “我一直把杨老当成我的老师，”郭德福说，“有人曾经说杨仁恺老师是东北文化艺术的一棵栋梁大树，我们都在这棵大树下乘凉。”

    杨仁恺，生于1915年，原籍四川省岳池县。博物馆学家、书画鉴赏家，现任辽宁省文史馆、辽宁省博物馆名誉馆长。2000年被辽宁省人民政府授予“人民鉴赏家”称号。

    杨仁恺扩展了中国书画鉴定学，提出了鉴定古代书画的比较参照法，他的《国宝沉浮录》《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学稿》《中国书画》等专著，影响深远。为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与史树青、启功、徐邦达并称为“中国四大权威鉴定专家”。

    女儿追忆

    从父亲的著作中接受父教

    “我感觉父亲的教育，更多的是来自他的著作。”昨日，杨仁恺老先生的二女儿怀着悲痛的心情向记者回忆了自己的父亲。

    当提到杨老的时候，二女儿的眼中闪着泪光，“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是很少的，他的心全都在学术和工作上面。”

    说到这里，杨老的二女儿拉着记者来到一副挽联前，指着挽联上写的“足遍东南西北”几个字说，“这几个字很真实，表现出了父亲的一生始终都在外从事自己的学术传播和交流。”

    一直长期照料杨老的三女儿说：“父亲对学术的严谨态度，对我们子女有着深刻的影响。”

    友人悼念

    博物馆长的家里没古董

    昨日，记者在杨仁恺的灵堂外见到了杨老的好朋友、著名画家李树基。

    记者看到李树基的时候，他的眼圈通红，虽然灵堂外的门厅很冷，但他却一直站在门厅的位置，“我上午就到了，希望能给家里帮帮忙。”

    在回忆杨老的时候，李树基说他特别佩服杨老的清廉，“一个做文物鉴定的专家，家里面却没有一件古董，不是没有人送他古董，是有人送给他文物他就捐给博物馆，而且，还不是以自己的名义捐，是以给他送文物的人的名义捐。”

    回忆起和杨老的交往，李树基介绍，给他很深刻印象的还有杨老为人的低调。李树基说，他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新加坡，“那时候，杨老只要到新加坡去，就会找我陪他，一次和杨老一起去看个画展，杨老没有声张，只是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去看。”

　　“他不屈服于权威”

    “杨老和我是忘年交。”昨日，得知杨老逝世的消息，《国宝鉴定大师杨仁恺》作者徐光荣连称“非常可惜”。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时任辽宁美术出版社编辑的徐光荣与杨老结识，徐光荣负责编撰刊物，与时任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的杨仁恺业务往来频繁，渐渐两人熟识起来。

    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杂志社向徐光荣约稿，希望出一篇介绍杨老事迹的文章，徐光荣和杨老有了第一次深入接触的机会。这次采访，杨老和徐光荣感到十分投缘，因此徐光荣萌生了为杨老出传记的想法。

    2003年，徐光荣向杨老重提传记一事，杨老欣然应允。

    “杨老治学严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徐光荣说，当初发现聊斋志异真迹时，他不屈服于权威，坚持自己的观点。在鉴定《簪花仕女图》年代时，与他的好朋友、同为鉴定权威的谢稚柳产生争执，但是并不影响私交。

(张瀚 高巍 谭皓 来源：华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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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窑泡沫的破灭

杨静荣（著名古陶瓷鉴赏专家、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  金石（艺术品市场观察家）

    回首2007年，陶瓷器艺术品市场的最突出特点，就是所谓的官窑瓷器的大量涌现，五大名窑、元青花、釉里红和明清官窑瓷器，成为多家拍卖公司的重点拍品，也成为大众收藏追逐的目标，就象魔术师吹出的大肥皂泡，在它即将破灭之前，隐隐约约显现出几个大字：“疯狂的官窑时代”。

    翻开2007年全国各地大小拍卖公司的图录，您会发现，官窑（且以官窑称之，实则多为现代仿品）已成为陶瓷艺术品拍卖的主流产品！多则一千余件官窑瓷器，少则一、二百件官窑瓷器！据粗略统计：2007年全年国内上拍的各类官窑瓷达11000余件，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还不包括以往上拍的5万余件官窑器。其中四家大拍卖公司就达4000余件，而且首次出现了如下特点：一是官窑瓷总体数量达到历史新高，二是官窑瓷数量大大超过民窑瓷上拍数量，三是有相当一部分官窑瓷的起拍价大大低于民窑精品，甚至低于普通民窑瓷器！如2007年秋季某知名度颇高的一家拍卖公司的官窑瓷有数十件起拍价在2000元至6000元之间！这些官窑瓷器的价格充满了诱惑力，弄得人们真假难辨，即使遇到真品，让藏家也变得畏手畏脚。其实，从整体来说，官窑瓷器在2006年就开始一路下滑，至2007年出现更大下跌，泡沫开始呈现破灭的趋势。

    因为明清官窑瓷器年代较近，又多属技术含量高的工艺品（多不属艺术品），缺乏高古陶瓷埋藏、使用的次生变化，景德镇有雄厚的技术基础，仿制相对容易，高仿者几可乱真。而且仿制者在研究传统鉴定方面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如果不能与时具进，仍然使用过去的传统经验鉴定，“打眼”已经是常有的事情。加上有些公司明知是赝品却假拍、拍假，牟取暴利。真可谓：“真做假时假亦真，假做真时真亦假” 。从收藏市场上看，几乎多数搞明清瓷的，都收藏一定数量的官窑，全国官窑瓷器象红山玉一样铺天盖地、泛滥成灾！既然人们都喜欢“捡漏”，国家法律又不限制，就让景德镇下岗陶工满足普通百姓收藏“官窑”的愿望吧，故一些业内专家对某些拍卖公司的图录定名为“景德镇陶瓷展”。前往大小拍卖公司送拍的瓷器，官窑数量超过民窑，这是一个严重扭曲历史、扭曲文物规律的现象。

    物以稀为贵，永远是艺术品市场的一个法则。根据网上统计的数据，全国收藏有五大名窑、元青花、釉里红、明请官窑瓷器者，竟达30万人左右。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世界收藏中国陶瓷最多的博物馆，其陶瓷藏品总数也不过才35万件。这些人怀抱大量“官窑瓷器”，一会儿出书，一会儿捐献，一会儿组织各种“学术讨论会”，一会儿行走于各拍卖行。姑且不论真假，谁还会认为层出不穷，数以万计的官窑值钱呢？如果五大名窑、元青花、官窑瓷器的民间存世量像某些拍卖行那么多，那就是历史上的一个大笑话。众所周知，官窑瓷以皇家贵族定制，数量少，做工精细等特点而名贵，况且官窑瓷的主体部分被收藏于北京故宫、台北故宫，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几处单位，八国联军抢走一部分，流落民间的乾隆以前的官窑精品最大存量不过三、四千件，也不会像普通商品那样广为流通，哪来的每年数以万计的官窑？可悲的是仍有众多的收藏者陶醉在魔术师吹出的大肥皂泡的幻影中没有觉醒，如果这些人不在2007年醒悟的话，那么2008年等待我们的仍将是一万多件“官窑”。如果有人继续喜欢，其价格连普通百姓都买得起，其数量当然会继续上升。还有一点需要提醒的是，近年来海外回流的瓷器越来越多，实际上明清外销瓷在欧洲保存完整的有一百多万件，如果不是精品，希望大家购买时一定要慎重。

    纵观2007年的艺术品陶瓷市场，且不论真假，但整体交易额仍不低于06年，仍继续“繁荣发展”。可圈、可点之处在于，一部分人上了名窑、官窑的“当”以后，开始注重真正能够代表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老窑陶瓷了，开始认真对待那些不知窑口、不知具体时代，却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有着鲜明的民族、时代特点的古陶瓷。这部分陶瓷随着艺术品市场的升温、需求的扩大，会迅速升值的。多数人只在前人研究的理论指导下，对五大名窑、元青花、官窑痴迷，而忽视了一些具有很高历史、艺术、科技价值的普通民窑器的收藏，而且宋以前也不存在官窑瓷。而稍高明一点的，对龙泉窑、耀州窑、磁州窑、越窑、吉州窑、建阳窑等产品感兴趣。而那些数量众多、甚至名不见经传的窑口大多缺乏研究，更别谈收藏了，象：瓯窑、漳州窑、永福窑、西村窑、同安窑、洪州窑、寿州窑、彭县窑、广元窑、乐山西坝窑、什方堂窑、林东窑、介休窑等，众多的窑口缺乏相关知识，更缺乏专家学者带头，引导这些收藏。除此之外，象历代陶俑、陶瓷雕塑、新石器时代文化陶器等，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被国外重视，但这些具有历史极高价值的艺术品却没被大多数国人所认识，不能不说是个悲哀。

    陶瓷器是古代艺术品的主流收藏品，因陶瓷具有使用年代久、范围广、品种多、存世量大的特点，所以会成为古代艺术品收藏的主流。由于市场的误导及人们文物知识的缺乏，还有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使得陶瓷市场发展极为扭曲，变形！

    历史的发展是沿着波浪形的曲线前进的，大浪淘沙，经不住历史考验的，必将被历史淘汰，官窑的泡沫迟早会破灭，希望善良人们不要在付出沉重的代价以后，才会真的警醒。重新认识文物历史，认识文物艺术品的本源，全面认识古代艺术品，收藏才会更理性，市场才会步入良性发展。这些，都应该在五大名窑、元青花、官窑疯狂的2007年得到启示。

青铜器：墙内遇冷墙外热 

贾文忠（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委员会秘书长、中国青铜研究会会长） 

    回首2007年中国青铜器市场，可以用“青铜器，墙内遇冷墙外热”来形容。尽管国内青铜器市场在一整年的等待中，没能给我们带来惊喜，甚至一度遇冷，但我们还是能从海外市场感受到世界对中国青铜器的认可，也证明了中国青铜器

是一种世界艺术，是世界藏家所追捧的焦点。

    2007年，对于整个中国收藏市场来讲是转型最明显的一年，先后遭受楼市、股市、基金三重打击的收藏市场，终于放慢了前进的脚步，国内青铜器拍卖今年接近八成流拍。中国嘉德秋季铜镜专场拍卖是2007年最后一场青铜方面的专场拍卖会，因此备受青铜藏家的关注，全场118件铜镜，7件青铜器，吸引了将近300人前来现场竞拍，但是本场拍卖却没有出现让大家激动的场面，铜镜成交价格集中在估价上下落槌，而压轴的7件青铜器更糟冷遇，只有第一件拍品战国错金银龙纹带钩以超过估价的9000元人民币成交，2件以最低估价一手举牌成交，4件流拍。

    就在业内对07年青铜市场迷茫的时候，一场即将举办的“海归青铜器国宝”拍卖再次把青铜界的热情点燃。据悉，四件国宝级文物将在年底拍卖，估价超过7000万元人民币，为此，主办方还特意搞了一场两岸故宫专家鉴定会，说是鉴定会，实际更像是两岸专家“相亲会”，国内百余家媒体随之无厘头的轮番炒作，专家果敢断言４件“海归”珍稀文物为皇朝遗珍，非王宫贵族莫属。北京故宫专家也不惜时间为拍品撰写文章发表在相关收藏艺术杂志上，一夜间，似乎把沉睡了一整年的青铜器市场乃至整个艺术品市场叫醒。国内藏家也无疑把希望都寄托在这四件“国宝”拍卖能把市场激活，迎来08青铜市场收藏回暖。这四件“回流国宝”包括号称“中华第一带钩”的战国至西汉年间九镶带钩、两件东汉“光武帝刘秀御用漆器”以及春秋四羊青铜器方壶。

    但是就在开拍前，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在预展前的专家鉴定会上，曾经被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青铜器鉴定专家和鄂州博物馆青铜器专家鉴定过的４件“国宝”，据媒体报道，经文物局专家鉴定后，4件“国宝”中有3件为赝品，另一件四羊方壶的鉴定结果尚未公布的情况下，文物局对这四件拍品在开拍前做出了撤拍“赝品国宝”的处罚，这无疑给2007青铜市场最后的希望泼了一盆冷水。

    在这一消息传出后的不到一周时间里，第二届中国国际艺术品投资与收藏博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在国内的文物艺术品市场屡被赝品冲击的形势下，与以往类似主题的博览会不同的是，保真诚信成为本届艺博会的一大特点。部分媒体还把本次展会与撤拍事件联系到一起进行对比。

    2007年的艺术品市场虽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惊喜，但是在年底的一系列国家规范市场、规范拍卖、规范专家队伍的行动表明着我们的收藏市场在改变，在从无序的艺术品倒卖转向正规的艺术品市场交易，这是件好事。也可能正是2007这个特殊的时间，给了我们规范市场的一个良好契机。

    对于青铜器收藏市场，笔者认为要具备一颗平稳的心态，首先我们要知道青铜器是受国家文物部门保护的，不准随意在市场交易和上拍。每年虽然有少量符合国家标准的青铜器进行拍卖，但是绝对不能拿青铜与国内的瓷器、书画涨势数字相对比，青铜有自己的身份制约，因此造成了中国青铜器市场发展缓慢，国内上拍的青铜器档次低、价格低、数量少、成交率差是必然的。这样的买卖关系约束着国内很多买家的心理，致使国内市场交易量长期萧条。但是，从最近几年看，要想获取中国青铜器市场行情，我们可以把视线放在澳门、香港和海外拍卖上。因为这些地方出现的青铜器多为中国青铜器珍品，海外艺术品拍卖市场较为成熟，国外收藏家都在争相竞买中国青铜器。

    2007年中国青铜器的全球市场呈现两大亮点。

    一、澳门青铜器拍卖引领中国全部市场

    据统计，4月举行的崇源国际2007春季中国古董拍卖会，149件拍品，总成交额3928.746万元，成交率58%，8件青铜器超过100万人民币，最高单件成交价455.4万。这组数字可谓给新年开了个好头，给市场猜测一些欣慰，可以看出2007年青铜器市场还是稳中有升的。

    二、中国青铜器拍卖记录出现戏剧化换位场面

    据报道，3月20日，在纽约举行的苏富比拍卖会，一件由美国水牛城Albcenter－Knox艺术馆提供的中国商代青铜酒器青铜鸮纹方斝，以810.4万美元创下了历年来青铜器拍卖的全球第二高价，仅次于2001年在美国纽约佳士得艺术品拍卖会上，以924万美元拍出的青铜器皿天全方斝，再一次证明了中国青铜器无与伦比的艺术与历史价值。

    在国内拍卖资讯严重滞后的大环境下，一场悄然无声的拍卖会，却改变了中国青铜器的历史记录。3月9日—18日在荷兰马斯垂克(Maastricht)举行的欧洲古董博览会上，伦敦著名古玩商"Littleton &　Hennessy Asian Art" 推出一只战国时期的“青铜错金嵌绿松石貘尊”，此尊高26.5厘米，长42.5厘米，工艺精湛，华美异常，不但保存十分完好而且流传有序，终以1200万美元的天价成交，成为目前成交价最高的中国青铜器，值得欣慰的是，它为中国藏家所拍得。因为不是公开拍卖，加上拍卖数据没能及时公开，所以它的轰动性就不如3月份以810万美元拍出的那只商晚期青铜鸮纹方斝，但数日后此记录已被欧美相关各界一致认可。

    这是近年来很少出现的戏剧性一幕，中国青铜器在3月20日前创出的最高纪录，国内却没能得到消息，20日拍出的本该排名第三位的中国青铜器，却被中国媒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统统表述为历史第二位。

    2007年青铜器市场造假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回流文物”成主流外国人专骗中国贪心买家。

    今年可谓在中国刮起了一股“回流风”，大大小小的拍卖行都打出了回流文物的招牌吸引买家，暂且不谈拍卖行的回流文物，毕竟都是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的估价，老百姓买不起，离广大国内收藏家来说还遥不可及，只是看个热闹。就说民间收藏，今年老百姓购买的回流文物就比去年多三成。笔者今年参加的鉴宝活动中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其中很多持宝人的宝物，都说是从国外买回来的，有的是家人在国外工作之余买回的，还有些人是在国外旅游期间买的，他们都认为国内到处是假货、国外都是真的，外国人不懂这些，也不会造假。但鉴定结果恰恰相反，这些东西多是前十年中国人造假蒙老外的，很多假古董被外国人当成旅游纪念品买回去，可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天真地去国外淘宝，把中国造的假古董花出相当于那时几倍的高价买回来，这是很可笑的事情。

    收藏从古至今都是小众的事儿，本不是全民收藏，毕竟真东西数量是固定的，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捡漏”，收藏要从学知识做起，不能急于求成，眼力是在一点一滴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

“和田玉”泛滥原因何在？

李彦君(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副主任)

    2007年玉器市场最大特点：一是标明和田玉的拍品数量创历史新高，二是玉器拍卖从原来的单一性向多元化发展，出现了众多所谓的玉器专场及和田玉专场，有的专场总量甚至近一吨。其他古董市场、古玩店的所谓和田白玉总量相当庞大，仍可以吨位计。其实绝大部分为青海一级白玉，次为俄罗斯白玉，真正和田玉很少见。

    青海玉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采于青海省格尔木，现每年产量可达2000吨，皆为山料，而无籽料。以青玉、青白玉、白玉为主，颜色白中闪灰，以灰青、透明度大、颜色复杂多变为最大特点。而一级白玉质量较好，与和田白玉区别较小，其润度、硬度也几乎完全一致，运用科技手段检测，与和田玉结果一致，皆为软玉系统。

    俄罗斯玉产于贝加尔湖地区，虽与昆仑山较远，但仍与和田玉同属典型的软玉系统，而且俄罗斯玉以白玉、黄玉为主。其中白玉质量较好，白度远远超过和田玉，但稍微发干，颜色也较统一，因而为人们喜爱，是和田玉最好的替代品种，而且有籽料，但白色氧化皮较厚，皮下的糖色多呈黑褐色，颜色较深，与白色界限也较清晰，成为仿古玉，仿和田玉最好的玉料。其开采年代约为九十年代初，每年产量为500吨左右，仅次于青海玉。但由于其自身的优点，多被精仿成清代宫廷用玉及民间精品白玉佩饰，所以成了近几年每年上拍的宫廷玉器的主要原料，也是层出不穷，是每年拍场达500余件乾隆玉器的滥觞。

    明清宫廷用玉，特别是乾隆朝，用玉成风，对玉料的选择、工艺等极为讲究，因此成为玉器市场藏家追逐的目标，所以会出现每年数百件乾隆玉的虚幻现象。除乾隆玉外，宫廷的其他名品仿制也相当猖獗。2003年底，瀚海上拍一件康熙黄玉出脊尊，拍出440万元高价，从此，类似此等黄玉尊层出不穷，价格也一个比一个便宜.2001年某公司拍出一件白玉双童洗90万元成交，此后三童洗、四童洗、五童洗等此类作品连绵不绝，价格一路走低，但有些宫廷名品则创造了千万元乃至数千万元的天价，其中有真有假自是常情。

    一些不负责任的检测机构，在检测青海玉、俄罗斯玉的时候，在检测证书多标明“和田玉”的做法，误导了大部分消费者，加之拍卖及艺术品公司的误导，上当者不计其数，使本来的几种产地的软玉的检测几乎都被贴上了“和田玉”的标签，这就是近几年和田玉突然泛滥的根本原因。

    玉器市场最为泛滥的赝品有两大类，一是清代玉器，二是高古玉器。高古玉一般不难鉴定。清代玉器多为和田玉料所制成，而现在大量的青海玉、俄罗斯玉成为仿制清代玉器的绝好原料，而且极不容易鉴定。象苏州、扬州玉技工的手工仿品可以乱真，成为汹涌而来的清代玉器仿品的源头，其中的青海玉、俄罗斯玉，则成了当代伪和田玉的滥觞。目前最大的风险就是：如果青海玉、俄罗斯玉蕴藏量有几万吨、几十万吨的话，和田玉的泡沫就会象玛瑙一样破灭。而人们就会重新认识古玉的价值、就会重新在清代玉器中欣赏到和田玉的风貌了。

    高古玉市场从2006年开始升温，06年末香港拍出的汉代出廓璧创造了3600万港元，为目前高古玉之冠，随后汉代白玉高足杯创造650万港币的高价后，高古玉持续多年的低迷后，开始逐渐被人重视。因为高古玉毕竟是中国玉文化的精髓、帝王玉的代表。有人说明清玉的繁荣是因为明清玉容易鉴定，仿制较少，玉质可靠等三个因素。其实这种认识是极为扭曲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鉴定学的常识，越是高古的东西，离我们就越远，它所负载的综合信息就越神秘、越丰富，就更不易掌握它的技术，而且年代越久，次生变化就越多，越不易仿造。而年代越近，我们就越容易掌握它的信息和工艺，次生变化也越少，也就越容易仿造。象清代官窑、当代书画、清代玉器的泛滥就说明了这一点。因为清代的玉器多不入土，几乎没有次生变化，仿制的原料也多不需要做旧就可以出售，好的玉材替代品也多，如青海白玉、俄罗斯白玉等，所以造成了每年五、六百件乾隆玉，几十件玉玺能够上拍的现实。而仿高古玉数量虽多，但多数难以逃过真正古玉专家的眼睛，很少上拍卖会。毕竟高古玉皆有次生变化等综合因素，而且古代的工艺由此已失传且不容易被当代人们所掌握，痕迹特征也难以达到原来面貌。

    投资艺术品，必须具备四大法则：1、历史价值（文物价值），2、艺术价值，3、工艺价值（科技价值），4、稀有性。具备这四大价值的古代艺术品，才最稳妥，才有升值空间。对当代和田新玉的替代品的投资应谨慎进行，否则就会陷入历史上的：“荷兰郁金香事件、长春君子兰事件、错版人民币事件、奇石事件、鹦鹉螺事件”等泡沫现象，只有具备四大法则的古代艺术品，才是最具投资价值的艺术品。四大法则第一是历史价值，就是不可再生性，目前的玉料显然不是历史文物，也不完全是稀有矿物，蕴藏量也不可估计；第二是艺术性，新矿料也不具备，只有原料价值，将来还是未知数；第三是工艺价值，这个价值一般都具备的；第四是稀有性，很少的艺术品具备这一点，具备这点的艺术品，可以说多是价值高的，如元青花、高古玉、五大名窑、重要青铜器、古代雕塑艺术、田黄、古画等，这也是艺术品的一个永恒规律。

    质地相同或相近的物品真伪最难鉴定，拿块煤说是山西的，谁也看不出，拿一把大米说是泰国的也说不清，本来成份相同，结构相似，难以辨别自是常理。同出于昆仑山系的玉料产地有数十处，和田、若羌、且末、甘肃、青海等地所产玉材以“软玉”为主，结构、成份相同，从玉色上分皆有白玉、青玉、碧玉、墨玉、黄玉等，从硬度、密度、比重、油润度上看，也区别不大。而和田软玉的相似玉料在世界分布也不少：俄罗斯、加拿大、朝鲜半岛、美国、新西兰等地也出产，而且多具有和田玉的诸多相同特点。

    和田玉因其坚硬、温润、色纯、稀有而倍受世人珍重，成为中国玉文化的代表性玉材。进入战国时代，渐成中国帝王玉的主流用玉，因而孔子在总结玉的十一德中，和田玉因具备上述特点而成为中国玉的评价标准，成为《说文解字》玉的含义，并延绵不绝。至清代，无论是数量、品种，均为历史之冠。而和田玉，特别是籽料，在历史上长达四千多年的采集，已近枯竭。2005年全年和田籽料产量仅有200公斤！而现存世量最大的和田玉所做玉器仍属清代遗留的玉器。因为和田玉在清初之前基本以采集籽料为主，清初以后开始采掘山料，但籽料仍是主要采集对象。所以，清代的玉器材料以和田玉为主，特别是宫廷用玉及民间的玉挂件、饰物多以和田青玉、白玉为主，而且籽料较多，1949年以后至80年代初，和田白玉仍占有很大比重，2000年以后，和田籽料逐渐走向枯竭。

中国书画“回暖”只是区域现象

鲁力(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南京博物院文物征集部主任)

    “回暖”是形容2007年中国书画市场被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尤其是仇英《赤壁图》在嘉德秋拍以7952万成交，创下国内书画类拍卖最高价格之后，醒目的“回暖”大标题和长篇累牍的评论文章便充斥各大媒体，一时间“中国书画市场回暖”这一说法似乎已经成了既定的事实，对于这些，笔者颇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回暖具有区域性

    从相关的报道可以看出，所谓回暖主要还是指诸如：佳士得、苏富比、嘉德、瀚海等大的拍卖公司，由于本身的品牌效应，大拍卖公司所征集的拍品质量较高，成交量自然就高。笔者对江浙一带的市场行情较为熟悉，据了解，今年除了上海朵云轩、杭州西冷印社外，其他拍卖行的中国书画仍旧处于低迷状态。因此目前中国书画“转暖复苏”的观点并不带有普遍性，仅是一种区域性的回暖。

    许多评论家把仇英《赤壁图》创造天价，看成是中国书画市场回暖的一个标志，这多少有些牵强附会。作为明四家之一，仇英在绘画史上成就十分辉煌，况且其作品的存世量少，创造较高的拍卖价格十分正常，这只是好作品卖好价钱的一个典型案例。虽然天价的诞生也存在偶然的因素，但还是能牵引中国书画市场继续向前发展。当然，就这幅作品本身而言，这个拍卖价格已经比较靠前，笔者认为其将来升值空间不大。

古代书画市场潜力大

    中国书画，尤其是古代书画由于资源稀少，其市场潜力毋庸置疑。上世纪90年代中期，拍卖市场刚刚起步的时候，笔者就研究过佳士得和苏富比的拍卖图录，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国外的明清书画价格都非常高，而近现代的东西价格相对较低，这与目前中国大陆的拍卖图录大相径庭。

    当时，笔者就十分看好古代书画的巨大潜力，认为收藏投资者首选古代书画作品，其次是近现代，再次才是目前在世的画家。因为，古代和近现代的画家毕竟已故，在美术史上已经沉淀下来，且存世量只会有减无增，升值空间大；而我们现在很多在世的画家，人为炒作的因素太重，且没有经过沉淀，将来在美术史上到底居于怎样的地位现在很难说，价格浮动不定，所以藏家在这方面投入资金时需要谨慎。

二线画家投资价值高

    就目前中国书画市场观望和低迷的状态来看，如果有好的眼光，现在正是购买的良机。现在艺术品市场存在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很多投资者都“追涨不追跌”。事实上，等艺术品被激活了或者已经复苏、价格上升的时候再投资，升值的空间就会小很多。

    尤其对于投资收藏而言，和一般的学术收藏不同，更注重的是投资回报率。根据笔者多年来的鉴定和市场经验，非常开门的藏品是最好的选择。比如，前段时间笔者有位朋友在两件傅抱石作品的选择上飘移不定，一件120万，一件仅70万，他选了70万那张。我认为这个选择欠妥，因为70万那张是傅抱石早期风格变异时期的作品，让人容易心生疑惑，很难再有买家。

    其次，投资也需要根据自己的实力而定。绩优股如傅抱石、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等固然是投资的最佳选择，但画作存世量太少，开门的作品可能仅十之二三，资源非常匮乏，价格也非常高。这时候，一般的藏家不妨考虑二线画家，据笔者了解，前段时间任伯年、吴昌硕的作品跌得一塌糊涂，他们在美术史上都曾辉煌过，已经积淀下来了，将来价格一定会上涨，因为毕竟没有那么多傅抱石、徐悲鸿和张大千等一线画家。

    总之，作为投资三大板块之一的艺术品投资，始终会受其他两方面的牵制，在目前股市、房地产形势普遍下跌的情况下，虽然并不能断定资金会很快全部回流到艺术品这一块，但终究会给艺术品市场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因此，笔者认为，2008年中国书画有望回暖，至于回暖的程度现在很难说，艺术品投资毕竟不像股市和房产那样门槛较低，能介入的人还是少数。

历代钱币将继续增值

董大勇（著名钱币鉴赏专家、《收藏界》杂志名誉总编）

    笔者一直认为当代纪念币和金银币的购销是一种单纯的投资行为，其目的很清楚：就是增值回报。当然其中的运作过程，也有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总的文化技术含量是很有限。由于其发行量及渠道常常缺少，透明度与规范性，因而与股票、房地产等商业行业一样，其市场风云变幻无常，回报率与风险率都很高。出于可操作性强，仍吸引相当一批投资者，在过去的一年中，有所斩获者不乏其人。

    但是历代古钱币则不然，首先涉学科分类学来说，它属于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古钱收藏是一门边缘学科，涉及金属冶炼、书法、美学甚至化学等方面，其历史涉及四千多年，浩如烟海、博大精深，而钱币收藏学从南北朝发端，清代至民国形成高潮。近百年来，在传统收藏项目中享有很高的地位，早在民国时期，珍稀钱币价值远远高于其他杂项，一枚珍钱价值数十两黄金或以巨额房地产求易珍钱者亦传为佳话。

    历代钱币收藏需要更高的文化素养与知识蕴含，而古钱本身又是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实证与载体，它本身带有强烈而丰富的历史信息，又有不可再生而不可复制性，更富有中华传统色彩与国学气味的一项高文化层次的收藏活动，所以是多年来我所更为关注的焦点的。

    2007年钱币价格的飚升，是06年强劲势头的继续冲高，民国孙中山背嘉禾金样币拍卖价超过600万，而金代古币、孤品天眷通宝折二也拍到134万元，其实这些都是意料中事，6年前我曾著文预测古币中的中档币增值可能性，其中提到加大观通宝、王莽货布，北周三品，齐三字刀等现在都翻了翻，“大观”货布，涨了三、五倍，三字刀价格竟上了10倍。高档古币更不说了。

    以钱币收藏的队伍来看，情况也有着千变万化，上世纪末许多大媒体连篇累牍的“收藏古钱一夜致富的虚假”宣传广告，已销声匿迹，很多被“凡是古钱均可发财”观念误导的人群也逐渐从“熙熙攘攘”的大军中退出，而现存的收藏者也在逐步发生转换与更新，更趋于理性化，更着重于依靠提高文化素养和专业知识技能来从事收藏活动者，已逐步成为钱币收藏的主流。

    应当说这样的变化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也是一种正常的收藏活动状态。这种状态已经在2007年前后趋于稳定，是中国钱币收藏队伍成熟的表现。

    那么，2008年或者再说的远一点。其后的钱币收藏增值前景如何呢？我认为是乐观的，稳步前进的，其市场泡沫也会越来越少。我这里只举民国时期的一个例子，抗战初期，国民经济相对稳定，收藏规模与市场虽不很大，但较为规范。

    那时，一枚“贞观通宝”或“建炎元宝”均价值时范077     1000元，而雍正粉彩缠枝5寸盘值200元，普通的官窑清瓷四、五百元，而三代青铜器物无铭文、花纹工艺佳者最多数千元，平庸者数百元。清初“四王”的书画精品亦以一、二千元为普通行市，这是赵汝珍先生在《古玩指南》中叙述的行情，当然随着时间推移，现时的收藏市场，又有许多错综复杂的变化，不能简单比照，但其中仍可让我们看出历代钱币在传统藏品中可观的潜力。

赵力：当代艺术市场步入名作行情

                                      本刊记者  戴莹

    2007年对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而言是硕果累累的一年。据雅昌艺术网，截至11月30日，包括蔡国强《APEC景观焰火表演十四幅草图》、陈丹青《牧羊人》、曾梵志《面具》等在内已有61幅当代艺术作品突破了千万大关；雅昌2007年拍品成交价格总排行榜上，名列前100位的拍品中当代艺术作品占到25件；香港佳士得秋拍，“中国20世纪艺术”及“亚洲当代艺术”两项拍卖的总成交额为7.7亿港元，占到其总成交额的三分之一，其中过千万的作品就有5件……

    2007年国内当代艺术整体形势究竟如何？2008年又将如何发展？针对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美术评论家、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专家赵力，他成立了我国首个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最近又刚刚出版了《2006-2007中国艺术品市场研究报告》一书。

    记者：请您用一句话来概况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的整体形势。

    赵力：当代艺术市场进入了一个名作的行情。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迄今为止经历了三个阶段：初始阶段，只要是当代艺术就有行情，按照股票的说法是普涨的行情；第二阶段，2005年至2006年，整个市场进入了名家行情，不是所有人的作品都能卖好价；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只有有名的、代表性的作品才有行情。正因为是处在这个行情，市场上的天价就不难理解了，比如：有时代的特征，或者是艺术家在某一个时间点里面的代表作等等都倍受青睐。具体而言，张晓刚早期的代表性作品目前居高不下，《放下你的鞭子》有较高历史价值，因此比徐悲鸿一般的油画和国画作品价格要高。

    记者：您认为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的亮点有哪些？

    赵力：最大的亮点在于：记录在不断的被刷新，超乎想象。今年创造了两次高记录：岳敏君的《处决》、蔡国强的《APEC景观焰火表演十四幅草图》，整体形势还在往上走。亮点之二，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有它的行情，且国际市场行情明显高于国内市场，整体形成了一个全球普遍正面反映的市场。第三个亮点是画廊在数量、规模、经营范围等方面发展迅速，不再是从前拍卖行一手遮天的情况，还形成了一些特殊的艺术区如798等，活动很多，影响力越来越大。

    记者：您认为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还存在什么问题？

    赵力：存在的问题也很多。目前新的力量没有完全展示出来，市场上还是以一线的老面孔占主导，长江后浪推前浪，中国当代艺术的后浪在哪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隐患。第二个问题，市场涨得太快，中国当代艺术目前还缺乏收藏经验，许多人都冲着投资进入市场，这更刺激了价格，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第三，市场普遍急功近利，许多人对油画并不了解便贸然介入，实际上对当代作品并没有感情，更没有责任感。我说的这三个问题，一个是艺术家的问题，就是艺术资源、艺术创作的问题；第二个是买家的问题；第三个是操作者的问题。

    记者：刚才您提到市场增长太快，这其中是不是有泡沫的成分？

    赵力：我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这个问题提得太多了。泡沫这个词，本身有它的适用度，在发展过程中，速度太快以致出现泡沫，是事实，也是一种必然，只要泡沫还在可控的范围内就没有大碍。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还在发展中，未来还会更高，所以现在有点泡沫并不可怕。市场上确实有人会故意制造一点泡沫，但市场终究也不是几个人就能操控的，不会影响到全局。有人喜欢拿目前中国的情况和90年代日本相提并论，我认为远远没到那个地步，但提到这个案例以给大家警醒，这个是对的。

    记者：您如何看待目前市场上的天价数字？

    赵力：价格对我们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这件东西不是我在卖，一下子能挣那么多钱，对艺术家来说意义同样不大。讨论它的意义，还不如讨论谁为什么会买这个东西？买它干嘛？这方面大家讨论的焦点是，当代艺术的价格究竟是由谁创造的？我不知道中国的媒体怎么看，国外媒体说中国当代艺术是中国人自己炒起来的。稍微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尤其近段时间，绝大多数天价都是在国外创造的，这部分买家亚裔占大多数，中国大陆买家占一部分，但绝不是主导。

    记者：当代艺术收藏是否存在价值洼地？

    赵力：价值洼地肯定存在。先来说说已经实现的“洼地”，中国当代艺术前十年的一些代表性作品这是其中之一，今年8月份以后的行情主要体现在这个方面，像王广义“85美术新潮”等。这个阶段的重要艺术家也是一块洼地，比如程丛林，他的作品现在都不怎么为人所知，但当时名气很大，今年嘉德秋拍，他的《华工船》卖了2296万，也实现了他的洼地价值。还没有实现的洼地，我认为就是中国当代的年轻艺术家。

    记者：近段时间，仇英的《赤壁图》创下了中国书画拍卖的历史最高价，媒体纷纷评论古代书画回暖，您认为这会影响到当代艺术市场吗？

    赵力：古代书画是一个很特殊的领域，好东西就能卖好价钱，这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规律。大家看到前段时间书画市场调整，尤其又拍出一个7952万的天价，联系起来看，似乎是某种信号，我认为不对。中国古代书画的数量是固定的，收藏门槛比较高，真假、经济能力、艺术修养都会影响古代书画的收藏，所以中国古代书画在普遍下跌的情况下抗跌，普涨的情况下涨得慢，这就是它的特点。因此我认为，古代书画的价格高位都和具体作品有关联，《赤壁图》只是个案。

    记者：影响当代艺术市场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赵力：一是艺术家的创作量，创作有没有潜力，能不能有更好的发挥；第二，买家有没有持续买入的意愿，使其从投资变成收藏；第三，市场开发循序的开发，不能一窝蜂，市场参与者要有足够的长线作战的准备，建立品牌，这很重要。

    记者：请您预测一下2008年当代艺术市场的发展趋势。

    赵力：2008年当代艺术市场将是一个稳定增长的态势。如今市场经过了快速增长期，下一个阶段必将是稳步增长。稳定增长对市场而言很重要，前几年那样的快速发展期我认为越早结束越好，增长越快，就越不稳定，我们也不需要坐火箭嘛！发展都要建立在扎实牢固的基础之上。

    当然，稳步增长并不等于不出天价，高价位的出现和整个市场的稳定发展是两方面的事情，不能因为某一件作品拍得好与不好，就断定这个市场的好坏。高价的出现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作品的品质特点、买家是不是手上有现金等等。从我的角度来说，如果有好的、稀缺的作品，照样会有好的价钱。

    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在将来还会处在“名作行情”中，名作行情是最好、最有益于市场发展的。名作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有共同价值观，你说好，我说好，大家都说好，这才叫名作，是共同价值支撑了这件作品。名作也意味着学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合拍，名作必定是在学术上面有高度的，那在市场上有高价也是应该的。大家现在往往谈“泡沫”色变，我觉得可怕的倒不是这些，而是不该高价的作品卖出天价，这肯定会大大扰乱市场的正常秩序。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应该就是好作品卖好价钱，如果这个结论是普识性的，我想这个市场还有发展的余地，最起码还有一个支撑吧！

河汉无极

                                 ——追思白庚延

                                    阎 正

    在画界圈子里，恐没有人比我与白庚延的关系更好了。尽管我们之间也发生过一些磕磕绊绊，但在近三十年交往中实在算不得什么，我们俩与王西京、郭子绪诸友绝对称得上是莫逆之交。

    然在十天以前，白庚延走了。

    年初就得知他生病的消息，而且听说病很重。这期间他已经久未露面，我去天津想看他，两次都未联系到，直至上月再到天津，李孝萱告我白鹏电话，才找到他的家里，使我如愿以偿。当时的情况比我想象得要好，他没有卧床，而是坐着与我叙旧。他说：“美院和外边的同事朋友都来过，和我告别罢了！”我说：“我可不是来跟你告别的，年轻轻地说什么败兴话！”就差骂他装病，让他提提精神。他果然来了兴头，聊了很长时间，毫无倦怠之意，我甚至产生出幻觉他痊愈了。看来是回光返照，意料之中又感到突然的噩耗是在我走后不到一月，他悄然离世。

    朋友们陆续打来电话，他家人给我讲得很详细。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回到了老家，11月15日下午两点五十分，很安详地走了。行前对身后事一一作了交代，其中也有委托我办的事。我放下电话，久久地发呆缓不过神来。我不相信他会死，但现实告诉我，这是千真万确的，不可逆转了。

    对于白庚延的身后定位，我不想廉价地给他戴上什么一代宗师和大师的桂冠，那样容易让人说是感情色彩所使，也毫无意义，容我先摘录一段官方对他的评价：

白庚延，祖籍河北景县人，1940年出生于山东德州。1962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同年师从王颂余先生修山水、书法、画论。1973年至1985年为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负责人，对教学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白庚延致力于中国山水画的研究和探索，采众家之长，贯通古今，汇融中西，浑厚自然，洞达博大。既重笔墨，更重意境，诗情画意，相得益彰，别具特色和时代风貌。他自创一格，始终不渝追求，以山水为民族造像。他不仅是一位用丹青重铸大自然的杰出艺术家，也是一位创作生命同祖国和人民命运紧密相连的东方之子。

    白庚延创作的系列黄河及其他山水作品，是别具风格和时代风貌的艺坛经典，对前人有大幅度突破。他以热烈、奔放、拙朴、苍劲的风格内涵，创作出一件件情调古雅凝重的杰作，表现出他对中华民族终生不渝的爱。

    其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和国际展览。1991年《黄河水黄土地》获全国一等奖；1997年获美国传记研究院97国际著名先生奖、艺术成就国际金钥匙奖；1998年获二十世纪成就奖、世界终身成就奖；英格兰剑桥国际传记中心97、98国际著名先生奖、金星奖、二十世纪成就奖。

    白庚延曾任天津美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导师组负责人、天津高职评委、全国美展评委。

    这诸多头衔、职务、荣誉，足以为他赢得生前身后的名声地位，他没有白来世上走这一趟，值了。

    听人说，网上发布了同事和朋友为他举行的追思会，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和推崇。夜不能寐，一连几晚恍惚之中接他入我梦来，仍如他在世一样与我攀谈，说话中间，他似乎责怪我为什么不给他写篇追思文字？我骤然惊醒。是啊，我的追思在哪里？屈指算来，我与他整整交往了28年。

    我和他相识在河南济源，时间是1979年的春夏之交。当时王颂余先生带队来王屋山写生，其中有沈尧伊、郑庆衡、吕云所等当时已有些名气的天津美院中青年教师。大家在济源文化馆院内看王先生示范表演，而我由于“济源工区”刚刚撤消，正就地待命，文化馆成了我的栖身之地，王老现场挥毫，我当然不会缺席。其实在这天之前，我已见过郑庆衡、吕云所，尤其和郑庆衡处得很好，见我去了，大家都很热情。王老开始动笔，画案前围得水泄不通，我站在王老对面，一边看王老画，一边审视四周的人群。突然发现一个陌生面孔，灰白头发，眉清目秀，旧中山装掩饰不住那身上的儒雅英气！他一声不响地站在王老身后，引起了我的注意。正当我看他的时候，他也有意无意向我扫了一眼。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似乎都点了点头，也许根本没招呼，但双方都在一刹那间，彼此把对方烙印在了自己的心头。趁空闲我过去把他拉到一旁，自报家门然后问他姓名，他说他叫白庚延，原来画人物，现在跟王老改学山水，随即他拿出一本人物头像画集，封面就是他画的“彝族少女”，还真不错。我又看了他从山上画回的写生，那时他的山水刚起步，尽管不成熟，但已很有王老的神韵了。

    我至今不知什么原因，是他的沉静稳重，还是他的面善，总之我对他极有好感。记得散场后立即带他回家，从箱子里拿出石鲁先师的大作“泼墨华山”让他看，他震惊了。石鲁先师的大手笔，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由此我们仿佛认识了一百年，立即成了过从甚密的好朋友。

    不久，我调回新乡。先在市政府，后到电视台，工作生活春风得意。白庚延便不断带学生到新乡来，从这里进太行山，去去来来都住我家，少则三五天，多则半月四十，我干脆把筒子楼走廊对面的房间空给他，他几乎成了我们家的一口人。他与我和爱人相处极好，我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对他也格外亲热。记得儿子小时学画，画了一张送给他，他也画了一张回赠，并像模像样地写道“此画与焰焰交换”。每念及此，那美好的时光便历历在目，谁能想到竟一去永不复返了。

    白庚延仿佛生下就是为画画而来的。一天到晚，他的生活除了画再没别的内容，他是我亲眼所见的画家中最勤奋刻苦的一个。苍天不负有心人，他的画日新月异，飞速地变化着，几年时间已登峰临顶，非同一般了。那时人们还不了解他，我便琢磨着在博物馆为他搞个画展。当时傅乐善正管这个口，那是我上世纪60年代的朋友，一说就定下了。展出之后果然好评如潮，登门拜访，求他画画的人也多了起来。好像是一九八三年年底，我俩粗略统计了一下，仅这一年经我一个人之手送出去他的画，大约就有二百九十多幅。我说不能这么送了！他说：“没关系，人家拥有你，才能喜欢你，我画得快，你送吧。”这话没错，他确实画得快，最多一天，他从早到晚竟画了二十七幅，虽然画幅都不大，但那速度也够惊人了。也就是那一天，他搁笔的时候天色已晚，把画幅卷成一卷，我俩出去吃晚饭带夜宵，等回来时，那一卷画没了。当时我家是经常不锁门的，也许是小偷光顾，也许是熟人来访见没人顺手牵羊，总之，这批画丢了。我挺懊丧，他倒不在意：“拿走就拿走了，明天再画。”过了许多年后，这批画里的其中几张露面拿去装裱了，果然是熟人所为，我说给他，他淡然一笑，事过境迁，我也犯不上追究了。

    嗣后组建电视台，我们交往更频繁了。那时上电视还是很稀罕的事，我定下采访的第一个人就是白庚延，并且由我亲自主持，地点选在政府大楼前的花园。摄像机打开了，很严肃的事，他突然对我狡黠地眨眨眼睛，我一时结巴起来：“白白白……”。我白不成了！他笑了，我笑了，摄像师也笑了！这下我抓住了出气筒，把摄像师臭骂一顿：“笑什么笑！摄像机乱动，还能拍吗？”摄像师小声嘟囔着说：“你自己结巴了，还赖别人笑！”没想到我原来怕女主持没经验，结果弄巧成拙，自己出了洋相。从那以后，白庚延抓住了把柄，啥时候一提这事就：“白白白……”。我急了：“白个屁呀，后来不还是采访完了吗？”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

    1984年春节晚会，我拍摄了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中国保尔吴运铎、政治局委员彭冲、国防部长张爱萍、诗人王致远、歌唱家关牧村、太美玉，画家只有一个，那就是白庚延。播出后反响很大。其中有个小插曲，是关牧村来了之后，白庚延半真半假要和人家来个二重唱，说都是天津的，肯定合作得好。我也学着天津话对他说：“怎么着哥哥，不画画了想改唱歌？还要和牧村姐姐唱？你这不打岔吗？”一番话笑倒一片。白庚延说我把他那么一位优秀的歌唱家扼杀在摇篮里，当时他也四十多岁了，却依然童心未泯。

    那时我已开始拍电视剧，当年都是单机拍摄，设备简单，条件简陋，各方面远没有今天复杂。我请了白庚延、刘相训、傅乐善、聂文生四位画家搞美术。今天看来真够奢侈的。那得付多少钱？但当时都是尽义务，一分钱报酬都没有。记得第一部《溅血的恋情》，剧名题字是沈鹏，大寨主正厅是利用民国总统徐世昌的祠堂，那幅高四五米的古画中堂就出自白庚延之手，两边颜体对联是傅乐善写的，卧室的老虎是刘相训画的，给全剧增色不少。当时忙于拍片，忽略了“道具”的管理，白庚延这幅大画摘下来随意收放，后来便不见了，亦不知落入何人之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白庚延的名气在河南具体说在新乡地区渐渐大了起来。当时我在新乡已经栖息了十几年光景，它已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尽管如此，我始终不太喜欢这个城市的名字，觉得它不像洛阳、开封那么响亮。有人说：“中国最大的庄是石家庄，中国最大的乡是新乡。”建国初期，新乡曾做过平原省省会，毛主席在新乡的七里营推出了中国的第一个人民公社，它和总路线、大跃进并称三面红旗。在新中国历史上辉煌了将近二十年，想到这一步，心里也平衡了许多。

    我和白庚延早期的故事，大多是在新乡演绎的。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我的事业如日中天，为几家杂志社采写稿件，为几家电视台执导电视剧。一会北京，一会郑州，一会新乡，一会西安，当年没有乘飞机的概念，基本上是火车、汽车。卧铺坐不起，车速又慢，即使这样，仍常常是朝发夕至，昼夜往返，每天有干不完的活，浑身有用不完的劲。白庚延也一样，那几年他经常往返天津、河南之间，把我的家当成了他的家。我的家人和孩子也拿他不当外人，一把钥匙交给他，来就来了，走就走了，有时我外出回来，看他在家，反是他招呼我，我倒成了客人。   

    白庚延有一把好烹调手艺，因忙于画画，从未让他操过刀。有天他高兴了，让我爱人买几条鱼回来，他要给我露一手，做红烧鱼。本来我并不喜欢吃鱼，不料那次竟没吃够，直埋怨突然来访的张名直吃多了，又埋怨爱人鱼买少了。他烧的鱼确实独特，以后我来南方，随处都是鱼和海鲜，但再未吃到那样味美的佳肴。他知道我在北京时，王明明曾开着“蝌蚪虫”小车载我去办事，于是戏言：“王明明给你当司机，白庚延给你当厨师，老阎，你够牛的了！”

    当时，以黄河、太行山为主题，是白庚延创作的高峰期。他的不少精彩画面，如《黄河两岸度春秋》、《黄河落天走东海》、《巍巍太行》都成了他绘画系列中那个时代的代表作品。他不断地进山、出山，出山、进山，带回大量的写生素材，回到我家后筛选整合、埋头创作。那一段时间，他常常定型一幅作品后，往往一式两份，按同样的尺幅大小重画一幅给我留下。所以，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除去2000年以后，我应该是保存白庚延作品最完整的一个人。

    记得有一天上午，白庚延一身水、一身泥地突然回家，两条裤腿一高一低地卷着，光脚穿一双湿鞋，灰头土脸，满面疲惫地进门，把我和家人都吓了一跳，一问才知道山西、河南交界处下暴雨发洪水，把他困在山里，他徒步走了大半夜，中途还乘了一段老乡的毛驴车，百般艰难总算钻出大山。那一刻看着他，我说不出的感慨。他稍作洗漱，换了衣服，立即站到画案前画了一幅《山中所见》，并题了一段长跋记述这段经历送给了我，我珍惜保存至今。

    再以后，他的足迹逐渐延伸，从山西、陕西进甘肃，祁连山以及藏民区，又给了他新的创作思路和新的源泉。他的笔下出现了新的色彩和新的内容。这一段的代表作品有《长河旭日》《朔月寒山》《祁连山下》《高原雨后》《黄河水黄土地》《十万涛声听惊雷》等一大批博人赞叹的山水画卷。那时他刚越不惑，直到五十岁前后，他到海南岛后的创作，可以说达到了他全面丰收的鼎盛时期。他常常讲：“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此话说得不错，他的绘画，包括他的书法主要源于王颂余，但通过三十年摸索实践，他大大提高和提炼了前辈的精华，并融入了石鲁、何海霞等大师巨匠的笔墨，以全新面目展示给人们的是，特征显著不同流俗的“白家风采”。白庚延在传统的基础上，师法前人又不见前人，把历代传承的皴擦点染，化入自己的程式，和谐美妙地达到了他自己常说的“天人合一”的高端境界。他常常泼墨如云，又惜墨如金，他驾轻就熟、恰到好处地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之中。他的泼墨该行则行，该止则止，增一点死，缺一点残。他线描的一招一式，都有着锥画沙、屋漏痕的力度。他落下的一点一线，都仿佛钢筋铁块，分足量重，掷地有声。

    他不喜花里胡哨，用色极为单纯。他的创作基本上以赭石为主，稍有一点朱砂、朱镖，偶尔用一点花青、黄绿，如此而已。

    他厌恶千人一面，即常说的画来画去就是“一张画”。他总结的是：“单纯玩笔墨，方法再多，画仍千篇一律；单纯玩形式，变化再丰富，画仍千篇一律。只有做到每幅画都有新鲜感情，才能幅幅抓住人，耐人寻味。”白庚延认为：“画之写实，实而非实，走遍大地无此景，读罢前人之画无此境，只有出自我的情。情为主，景为宾，物为我用，情与景会，意与象通，重在意境。”

    以上这段论点，如果我描述得还不清楚的话，不如以《朔月寒山》一画为例，来讲明他创作中的实际应用。记得他从祁连山回来后，参考自己的速写，画了一幅四尺三开的小画。画的上方还是他一贯的赭石皴远山，然后用浓淡墨画近山，很随意，很一般，我看后不以为然。当他在下面勾出两只牦牛和牦牛身上的少女时，画面上出现了亮点。这是我第一次见他画藏女牦牛，脸上露出笑意。但这张画毕竟不成熟，山势皴法也嫌凌乱。他没有题字，弃之一边，我倒从中闻出点味道，随手拿他的图章在右下方盖了一个，收了起来。不久，一位叫李金台的组织部长要画，他仍拿一张四尺三开，还以这个题材，但用浓墨画远山，以淡墨勾近处山崖，罩以赭石，中间用淡花青填空白，下边仍是藏女牦牛，感觉好多了，但仍没有摆脱他的赭石主色调。他问我怎么样，我说有点意思，但不理想。随即他拿过一张同样大小的纸，又重画了一幅，把左边的黑山移到右边，把花青勾涂加多了飞白，下边的淡墨山崖讲究了一些，微微顺淡墨线擦了一点赭石。我说：“好，把字题在左边，这幅画有看头了。”他随前一幅题上同一画题《祁连归雪图》，并署上我的名字说：“送给你了。”但这几幅都只能说停留在成型作品的初级阶段。

    以后，他反复多次地推敲这幅画，基本上大同小异。突然有一天，他铺开一张四尺整纸，用浓花青画天空、月亮、远山，用重墨画近山，略施赭石，完全脱去了往日模样，令人眼目一新。他没有按传统位置题字，而是把字写在了画面中间，并起了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朔月寒山》。我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又出了一张好画！”他自己也兴奋不已。从《祁连雪归图》到《朔月寒山》，充分说明了他的“画之写实，实而非实”的论点。他把现实生活中的场景，大大地提炼升华，演化成“走遍大地无此景，读罢前人无此境”的全新画图。他物我合一，自然天成的“情与景会，意与象通”，精巧显示了他的重在意境。他以他的理论探索，创作出一幅令人赞叹的“经典之作”。

    白庚延大半生涯的创作之中，类似情况甚是不少，我亲眼目睹的就有好多幅类似例证，不在这里一一赘叙。

    1986年我主编的《中国书画大辞典》即将由华文出版社付梓，除精选一些古代书法绘画作品外，我请白庚延画了一批历代书画家绣像，有王羲之、怀素、苏轼、吴昌硕、齐白石等十几位人物。他画得非常精致传神。当时一位姓刘的责任编辑，提出辞书印制完毕，原稿作品全部归他，那种贪婪霸道使我心中十分不快，白庚延反而劝我：“他要就给他，只要把你们的书出了就行，我也算尽了一份心。”接着，我们的另一本书《山水画纵横谭》，由旅游出版社出版。白庚延专请王颂余先生题了书名，待拿到书时才发现，我原定的白庚延封面画，被出版社换成了贾又福的作品。我除了生气、无奈之外，很觉得对他不起。他依然淡淡地说：“没关系，咱名气不到，再画几年！”他越是大度，我越是内疚。直到我在《东方艺术》社长主编任上，专请晏平为他画了一张像，登在1999年第二期封面上，才稍微了却了一点心意。

    我们的友谊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日俱增，好长一段岁月里，几乎到了密不可分的地步。即使有时不在一起，也始终书信不断，很多小事在陆续为这种友谊增砖添瓦。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风衣在中青年人群里风靡一时，电视台为每位工作人员定制了一件。我头一天穿去看电影，散场时下起小雨，我舍不得穿便叠起来，用报纸包着夹在自行车后衣架上。不料到家发现风衣掉了，我很难受。白庚延听说了，专程从天津买了一件风衣，在衣领内还写上了我的名字，来河南时给我带来，亲自给我穿上，让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温暖。不巧的是，在电视剧拍摄换场地时又丢了。开始想风衣里有我的名字，或许还能回来，但终究泥牛入海。丢这一件，我真是伤透了心，发誓这辈子再不穿风衣。

    一次他去南阳画画，半月左右回来，带回了一张画，那是五尺对开的大斗方。他说：“这种款式国际上很流行。我在南阳画了一张雨中小景，感觉挺不错，换了地方想再画一张，却怎么也画不成了。好几个人都想要，我说我自己也不留，带回去给老阎，画到阎正手里，就是最好的归宿，你看看怎么样？”我打开一看，真的有些愣呆了。通幅作品雨意朦胧，雾气朦胧，山石花木有隐有现，浓淡干湿恰如其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白庚延画作中精品的精品。当时我俩分析，可能是南阳的天气，加上纸张特殊，才出现了想象不到的意外效果。他自己不留，而带给了我，着实让人发自肺腑地感动。

    早年白庚延的书法还没有放开，题画都是很规矩的小楷。那一年，我趁着《中国当代书法大观》出版的时候，随意说：“白老师，你的画不错，你的字不行，不配套。你要把字练好了，书法大观第二辑我把你编进去！”半开玩笑的一句话他却当了真，有好长一段时日，他不画了，整天关在我对门的屋子里练字。那时的宣纸很稀缺，尤其是好宣纸，他几天一刀，几天一刀，写得床上地下到处是字，真个是“天翻地覆慨而慷”，把我心疼得嗷嗷直叫。我说：“这是给你画画的手工宣纸啊，你手下留情吧！”他笑着说：“你这家伙说了不算，你让我练，我还没糟蹋多少纸，你就心疼了，等我字练好了，一张字就换你这一大堆宣纸！”我一看他是动真格的了，赶快又买了一批川宣，专门让他练字，他更来劲了。记得那时我给他念过一首西厢词意：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他非常喜欢，就天天写这一首词，究竟写了多少，他和我都说不清了。这期间他几乎玩命了！在王颂余先生的书法基础上，融会贯通，不拘一格地吸收百家之长，整天拿个本子，走到哪里写到哪。在街上看到哪个牌匾的字架好看就抄下来，在饭馆发现墙上书法哪个字的结构不错也记下来，简直走火入魔了。几年后，他的书风书貌焕然一新，潇洒从容之中充满了大师之气。

    1987年11月，“中国书画影视艺术学会”在无锡成立，天南海北的朋友从四面八方拥向无锡。刘海粟、徐静渔、秦征、沈鹏等或亲临参加，或发来贺电。我与吴炳伟主持会议。吴炳伟说：“秦征、沈鹏的主席不用讲了，关键是副主席名额有限，初定你我，王西京、郭子绪，你兼秘书长，可白庚延、洪丕膜怎么办？”我说：“洪丕膜你做工作，白庚延不争什么，当个顾问好了。”结果白庚延不但高高兴兴接受顾问的头衔，并宣读文件，会议发言，给我和炳伟撑了很大台面。会后笔会，大家纷纷挥毫，不知哪位非逼着我也画一张，并且要画石鲁的泼墨。我被逼无奈，端过两只碗，一碗倒墨汁，一碗倒清水，搅合几下，向宣纸上下泼去，周围人说好，墨色好极了。白庚延拿过画笔说：“让我补几笔！”三下五除二，一幅画就成了，原本让郭子绪题字，王西京一把抢过笔说：“叫我题！”于是写道：“丁卯深秋，庚延、阎正、安玲、西京、亚婷同客太湖之滨，墨戏寄语，阎正泼墨，庚延补成，西京写题，安玲盖印，亚婷收藏。”亚婷是王西京夫人，这一题引起哄堂大笑，亚婷自然收了起来。过后，白庚延打条从亚婷手中借出，我又从白庚延手中“赖”走。那时的我们风华正茂，相亲相爱，几乎就是一家人。

    美好的回忆比比皆是，当然不能说没有矛盾，但大矛盾也只有一次。那是1987年夏天，我带两幅石鲁先师的作品去天津给他看，一幅是《梨花一枝春带香》，一幅是《春在枝头红似花》。他说想留下来临一临，其中后一幅张仁芝也借去过，开玩笑说拿他自己的一百张画换，我未置可否，然不久就完璧归赵了。白庚延说留，我不可能不同意，放下画就走了，走到火车站，安玲说总觉心里不踏实，就让我在车站等，她又跑回美院交待老白千万保管好，我还嫌她有点多事。不久，郭子绪在中国美术馆办个展，我和不少朋友去了，一会白庚延也来了，一见面他就说：“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别人都以为是开玩笑，我却闪出了不祥的兆头，果然他不是开玩笑，只是想用戏言的方式告诉我，石老的画已丢失了。我一听急了，顿时发了一通火。他带的朋友想来缓和，叫我一把推到了一边。大家都觉得这事不小，劝他赶快回去再找，他展览也没看，扭头返回了天津。我因此大病一场，一病不起，天天做噩梦，说梦话，常常半夜惊醒，忽的一声坐起来，把爱人吓得直哭，一个劲劝我：“画再重要也没有人重要，因为这两张画把命搭进去，画就是回来还有什么用？”我无可奈何地熬磨自己的日子，和白庚延中断了好长时间联系。后来白庚延在郑州办个展，我也没有参加，电视、报纸宣传便少人打理，他也很伤心。何家英为此专门打电话来说：“阎老是你的不对！这么多年的交情，关键时候掉链子，太不够意思了！”无奈之下，我说了丢画的事，家英说：“哎呦！我不知道这件事，对不起对不起！”我说：“对起对不起，这事都没法说了！”

    1992年，家父病故，白庚延、李孝萱专程从天津赶来吊唁。追悼会上，宣传部长讲过话，白庚延为我父亲致了悼词，家人和朋友都说：“你俩少有的挚交，人家大老远赶来悼念你父亲，看在老人的份上，旧事不提了吧！”我自己想想也是，人死不能复生，画丢了也不能回来，不用再想了，于是当着众人面说：“白老师，你能来给我父亲送行，并给我父亲致悼词，非常感谢，那事再不说了。如果将来有朝一日两幅画露面，我不惜代价也要想法买回来。”我掉泪，他眼也红了。

    我们又和好如初，以后的日子里，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时时处处弥补着自己的过失，不管是我，还是我的朋友。他频频不断地写画，礼尚往来，我和家人也用加倍的友谊报答他，我们彻底恢复了往日的友情。

    1995年初，我与吴学军先生筹划港澳首届拍卖会，首先想到的就是白庚延。我与吴总先到天津找他，随后又喊来何家英。当时拍卖在中国是起步阶段，除嘉德拍过一次外，翰海等拍卖公司还未出现，大家凭着一股热情，但都没有经验。白庚延与何家英每人拿出了两幅精品，在那次拍卖会上，白庚延的八尺巨制《长河旭日》拍到了8万元；何家英的一幅三尺小写意《萌》也拍了3.5万元。这在当时已是很不错的成绩了，南方也由此开始认识并了解白庚延与何家英的艺术风采。

    1995年8月，我主持新华社海南95笔会，请了一二十位画家到海口。当时的门票每张18000元，是手绘的。白庚延和郭子绪、王朝瑞、杨福音、傅乐善、邢士珍一起帮我画门票。除此之外，他独立支撑为金海岸大酒店画了八米长的大壁画，汗流浃背，真难为他了。我去看时，他说：“今非昔比，现在肚子大了，蹲不下去，画得很吃力。”我装着抹眼泪说：“我感动得泣不成声。”他说：“你就会拿嘴甜换我！”两人都笑了。他能做的都极力做到最好，我心里由衷感激，随之又专为他与何家英举办了一次联展。我和白庚延都动了大干戈，他亲手写的展标，我至今珍藏身边。在对他们的舆论上也不遗余力，整版的报纸、大篇幅杂志竭力宣传。相互的友谊又有了新的色彩。我特别要提及的一点是，当时的《中华收藏》准备用十个版面介绍他们二人，我说：“怎么安排，你和家英一人五个？”他说：“不！给我四个，家英年轻，给他六个”。我说：“好好，这才像个老师的风度！”他也多次提到李孝萱，让我多关照。前天李孝萱在安徽给我一信息说：“白老师去世了，我很难过。”他的学生尽管都成了大腕，但对他的怀念仍似当年。

    在我与白庚延相识的28年中，我所从事的工作和事业，大到拍摄电视剧、出版大辞典，小到办展览、搞活动，无不渗透着白庚延的影子。同样，白庚延的大事小事，很少有我不介入和不参与的。他的嘴上长着我，我的嘴上带着他，按一句广告词的话说，我和白庚延的亲密“全地球人都知道。”

    1999年秋季的一天，突接白庚延电话说到了深圳，我问他：“在哪？”他答：“在劳教所。”我匆忙赶了过去，一看才知道是梅林劳教所的书画协会请他和几个画家来画画。我说：“你吓了我一跳，要真在深圳出事，我还得找人救你！”大队长黄奋建说：“白老师想你了，不说在这，你能来这么快吗？”他说：“我没事，要说这里关你正合适，你可像这里吸毒的。”我说：“像不等于是，你起码先在这关着吧。”大家都笑了。

    按理说，朋友处到这个份上，应该是功德圆满了。不料在2000年，不因为我，也不因为他，而是为了别人的事，我俩闹出了不愉快，并又好长时间不来往。细想想挺不值的，我不安他也肯定后悔。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我们俩的不如意事也只是这十之一二而已。

    后与奋建先生见面，他言及几次和白老师在一起，时不时会无意中提到我，谈起我们二十年前的往事。奋建动情地说：“白老师见老了，他现在很孤独。”我内心深处的一根隐藏很深的神经被触动了，晚上躺下回忆往事，浮想联翩。其实我更见老，心里也孤独得很，平心而论，我们俩谁又能离开谁呢？白庚延是我朋友之中的佼佼者，是我朋友中的骄傲啊！

    2004年，白庚延到联合国总部举办个展，我是在奋建先生处得知的，并从奋建手中拿到了北京人美印制的精美画册，说是他专门留给我的。心中甚感欣慰，尤其看到他由河画到海，由海画到洋，特别看到几件煌煌巨制，感慨良多。中国山水画里的山，古代历千年积累总结，创出了许多皴法，但对水的描绘相对薄弱。白庚延以他的实践，以他的创新，通过云水、河浪的表现，应该相当完美地解决了。

    世界的事情千变万化，画界的事情也错综复杂。我也隐约知道，美术圈子里有些人故意回避他，甚者无视他的存在，其实，还是不了解他。表面上看他似乎大模大样，难以接近，真与他交往起来，会发现他特别谦和，与人为善，虚怀大度。我与他相处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他始终如一、推崇备至的是他的两个学生后又成为同事的何家英、李孝萱，一旦说起来眉飞色舞，溢于言表，而对他自己讲的并不多。但就艺术而言，尤其在中国山水画的创新与发展上，白庚延功不可没。他的实践，他的作品，一定会为他生前身后树一座丰碑。

    秦征先生早在十几年前就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秦征说他寄情山光水色，日进百尺竿头，臻于更新境界……画之绝，情之至，岂文字所能道哉！

    书画艺术可观、可读、可居。心香三柱，贵在神会，真知善者当共享其妙。信哉斯言！

    白庚延精力充沛，生命顽强，在艺术上正值“儿女正当好年华”的时刻，论年纪也只有六十七岁，他怎么会突然消失了呢？行文至此，我眼前扑朔迷离了。他曾多次为我写“长相忆”三个字，我想那是早就安排好的吧。如今斯人已逝，书法犹存，看着这熟悉的字迹，想着那当年的情景，心头酸痛，潸然泪下……他为我写的书法很多，还有一幅小立轴是“知音在霄汉，高步蹑华嵩。”如今他去了天国，正应了“知音在霄汉”的谶语。其实，他是画得太好，天国的人们是请他到那边挥毫去了。河汉无极，云霄之上出现的五彩斑斓，说不准就是白庚延画出的新的大作……

    庚延老兄，别再像人间那样劳累，别再像以前那样拼搏，该歇一定要歇歇了，悠着点吧……

    我说的话你听到了吗？

十大人物奖杯  

    由中国网、作家文摘报、百年潮杂志、收藏界杂志等12家媒体联合推选的2007年中国收藏界十大事件十大人物，2007年12月26日在全国政协礼堂正式揭晓，并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这是中国收藏界首次评选年度人物，反映了盛世收藏文化开始进入主流媒体的视线。

    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张文彬,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石峰，国学大师文怀沙，著名作家张贤亮等出席了颁奖仪式。

会场全景    

    据联合推选委员会负责人介绍，这次十大事件和十大人物的推选原则是公益性、影响力、创新力。特别是十大人物，是从50名候选人中筛选出来的，包括收藏家、鉴赏家、艺术家、文博工作者、艺术品经纪人、媒体人士等，依其对中国收藏文化的推动以及媒体、公民的关注度大小，最终选出了对2007年中国收藏界有积极影响的十大人物。

    十大人物中，文怀沙、张贤亮、王树文、李彦君、赵泰来、郑太顺出席颁奖仪式并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获奖感言，有“中国牌王”之称的郑太顺还即兴表演了他的扑克牌绝活，令现场来宾大开眼界。

    冯骥才因公务未到现场，委托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锦强代为领奖并发表了书面获奖感言：“首先祝贺12家媒体和《收藏界》杂志举办的这次活动，这必将对时下正热的民间收藏热予以有益的推动。关于我，严格地说，我不是收藏家，我只是注重收藏。我不关心藏品升值与否，只注重历史遗存的见证价值与文化价值。收藏是留住历史的方式之一。因此我认为收藏是一种重要的保护历史遗存的文化行为。或者说，收藏是我文化保护工作的一部分。谢谢推选委员会对我的理解。”

    王刚因有档期出差，特委托北京电视台《天下收藏》节目统筹邵静贻代为领奖并带来了一幅墨宝：“去伪存真”。

    罗晰月因为正在录制节目，特别委托《鉴宝》栏目编导刘志卿代为领奖。

    与一般的奖杯不同，这次十大人物的奖杯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他是一尊定窑仿青铜爵杯，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定窑传人陈文增先生亲自设计，签名监制，不仅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而且令人耳目一新。

    12家联合推选媒体是：中国网、新华网收藏频道、新浪网收藏频道、CCTV《艺术品投资》、作家文摘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收藏快报、百年潮杂志、文物天地杂志、民间文化杂志、收藏界杂志。

链接一： 2007中国收藏界十大人物

文怀沙（国学大师、文物鉴赏家）

颁奖词：他是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一个不知疲倦的行侠，一方通晓天下的神仙。他研究屈原，成果迭出，被称为“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他一生以屈原为榜样，践行屈原精神，纯真质朴，表里清澈，被誉为“当代屈原”。他的书法取法高古，充满金石味，深受收藏界人士喜爱。他在晚年编了一套最大的书，写了一篇最短的文。《商周文明》《秦汉文明》《魏晋南北朝文明》《隋唐文明》，集纳《四部文明》；正、清、和，儒、释、道，收藏世间万象。

冯骥才（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画家）

颁奖词：他以一位学者的使命感和名人的感召力，呼吁全社会行动起来保护我们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他常年奔走在山野乡村，亲自普查中国民间文化的家底。他最先倡议设立国家文化遗产日，提议立法保护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继2004年卖画筹集民间文化遗产抢救资金之后，2007年他再次割让自己的画作用来抢救我们民族的灵魂。他收藏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有了他和他的影响，我们民族的血脉就不会断绝，我们民族的灵魂永远不会下跪。

何鸿燊（港澳知名爱国人士、企业家、收藏家）

颁奖词：他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还是一个爱国者，为澳门回归祖国做了大量工作。他发自内心地热爱中华文化，致力于抢救流失海外的珍贵中华文物。早在1987年，他就向国家捐献了147件中国古代文物。2003年捐资600万元人民币，从海外购回圆明园猪首铜像捐给了保利博物馆。2007年9月，他又以6910万港元的高价，成功购入圆明园十二生肖“水力钟”喷泉之马首铜像，并宣布将其捐赠给国家。他说，将继续搜集流失的其他7尊动物铜像，争取十二生肖重新回归祖国聚首。

张贤亮（著名作家、收藏家、宁夏镇北堡西部影城董事长）

颁奖词：八十年代，他以小说《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闻名全国。九十年代，他又因创建西部影视城、出卖荒凉而名满华夏。他醉心于收藏民俗文物，收集了大量的古代生产、生活、娱乐工具。他力行文化创意，率先实现收藏产业化。2007年，他的影视城正向中国西部活的民俗博物馆转型，影视城本身的明城、清城以及众多电影电视剧拍摄后留下的菜馆酒肆、商摊钱庄、都府宅门，和画像、剪纸、秦腔、皮影戏、舞狮子的民间艺人一起，构成了一幅幅原始、古朴的古代生活图。

罗晰月（中央电视台《鉴宝》栏目制片人、主持人）

颁奖词：在荧屏劲吹娱乐风的时候，她创办了一档严肃的传统文化类节目。伴随着悠扬的古琴曲，她与观众一起品评秦砖汉瓦，鉴赏宋瓷元画，一股清新的文化之风吹进千家万户。她使藏在深宫大院的文物专家走上前台，成为众人追逐的明星，突显了知识的价值。她坚持真理，目标坚定，励志创新。她使观众在娱乐中见识了珍宝，开阔了眼界，学习了知识。在她的栏目影响下，全国各地先后推出了数十个电视收藏栏目，大江南北掀起了新一轮的收藏热。

王  刚（北京电视台《天下收藏》栏目主持人、著名演员）

颁奖词：他是娱乐圈里最有名的收藏家，收藏家里最具人气的大名人。他博古藏今，搜求天下奇珍。他出演电视连续剧《五月槐花香》和《玉碎》，一反一正，两个角色，把旧时代古玩商的形象演绎得血肉丰满，感人肺腑。2007年每周六的晚上10点05分，他都如约出现在北京电视台一档名叫《天下收藏》的栏目，与嘉宾和观众一起说瓷论玉，评书判画，还常常举起护宝锤，怒砸赝品，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揭开了一个又一个收藏中的迷案，引导了观众对收藏的正确理解。

王树文（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象牙雕刻和花丝镶嵌艺术家）

颁奖词：在纽约联合国大厦的展览大厅里，中国象牙雕刻作品《成昆铁路》令无数外国友人感到震撼。这件获准永久陈列在联合国总部的牙雕作品是1973年中国赠送给联合国的国礼之一，它的总设计师就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树文。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象牙雕刻和花丝镶嵌的代表性传承人，他领衔创作、历时四年完成的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花丝镶嵌作品《珠宝天坛祈年殿》，共耗用白银128千克，钻石、宝石20余万颗，成为2007年最为轰动的工艺美术作品。

李彦君（北京美术学院文物系主任、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颁奖词：他11岁开始收藏钱币，后来主攻陶瓷、玉器、铜器，先后创办了5家博物馆。他出版了10本收藏类专著，首次提出文物鉴定应当与时俱进的观点。他立志培养文物鉴定专门人才，建立了科学的文物教育体系。他率先提出官窑泡沫、和田玉泡沫破灭的论断，呼吁民间收藏保持理性。他敢为天下先，在艺术品拍卖中首次引入公司自律条款，大胆承诺对拍品保真保退，取消一切不合理收费，引导艺术品市场回归历史，回归本源。

赵泰来（英籍华人收藏家、画家）

颁奖词：他衣着朴素，言语不多，很难把他与儒雅的画家联系在一起，更难把他与身价不菲的收藏家联系在一起。然而，他的传奇人生如同画卷一般色彩斑斓。为了抢救家族留下来的收藏品，他放弃了心爱的绘画事业，做起了长达10年的“地下工作者”，被称为“最穷的亿万富翁收藏家”。他先后将自己及家族的5万多件藏品捐赠给国内博物馆，其中不乏珍贵文物，估价达数亿元人民币，与陈香梅、金庸等一起荣获“世界杰出华人奖”。能让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回到祖国，是他最大的心愿。 

郑太顺（福建泰顺棋牌俱乐部董事长、收藏家）

颁奖词：他挚爱棋牌文化，收藏各类扑克七千余副，建成了两千多平方米的棋牌展示厅。他练就了一手牌技绝活，创下了世界上“最快时间排列一副纸牌”的吉尼斯记录，被称为“中国牌王”。他把扑克的技法发挥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却从不涉足赌桌。他用自己的牌技展示告诉许多嗜赌之人一个道理：赌桌上十赌九诈。他专门开通了一条反赌公益热线，全天24小时为饱受赌博困扰的家庭服务，利用自己高超的棋牌技术，教育那些沉迷赌博的人尽早幡然醒悟。

链接二：2007中国收藏界十大事件（按时间排序）

1. 161人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这是10年以来的首次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当代艺术大师的作品开始受到收藏市场的重视。

    1月11日，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共有161人获得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是我国授予传统工艺美术产业工作者的最高荣誉称号，自1979年组织评审以来，共进行了5届，评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365位。本届评审是1997年国务院发布《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以来首次工艺美术大师评审。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对此次活动高度重视，温家宝、曾培炎、李铁映、郝建秀等领导或表示祝贺，或出席表彰大会，或作重要讲话。

2.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奖牌采用金镶玉，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完美结合，由此带动了奥运题材艺术品的收藏热。

    3月27日，北京奥组委发布了2008年奥运会奖牌式样。奖牌正面为国际奥委会统一规定的图案，背面镶嵌取自中国古代龙纹玉璧造型的玉璧，奖牌挂钩由中国传统玉双龙蒲纹璜演变而成。玉的色泽随金、银、铜牌有所变化，分别为：白玉、青白玉、青玉，俗称“金镶玉”。11月14日，北京2008年残奥会奖牌式样正式发布，同样为“金镶玉”，其设计创意、造型与北京奥运会奖牌一脉相承。奖牌尊贵典雅，中国特色浓郁，既体现了对获胜者的礼赞，也形象诠释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玉”比“德”的价值观，是中华文明与奥林匹克精神的完美结合。

3.从2007年5月1日起，凡个人通过拍卖市场拍卖的财产，包括字画、瓷器、珠宝、邮品、古董等，获得的收入都要征收个人所得税。

    4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自5月1日起，除文字作品原稿及复印件外的个人财产拍卖所得，应以其转让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之前我国对个人财产拍卖所得征收个税的规定不够细化，可操作性较弱。这份《通知》进一步明确，个人财产，包括字画、瓷器、玉器、珠宝、邮品、钱币、古籍、古董等物品拍卖所得应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由拍卖单位代扣代缴，并按规定向拍卖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业内人士认为，此举对拍卖市场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不仅拍品征集的难度和成本增加，藏品的交易成本也会大大提高。

4.首批来自民间收藏家的六件珍贵文物获得“中国民间国宝”称号，民间珍贵文物有了评审标准。

    6月20日，由中国民间国宝专家评审委员会和收藏界杂志社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民间国宝评审”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揭晓。春秋早期秦公壶、清沈铨《百鸟朝凤图》卷、清棋谱《渊深海阔》手稿、清朱金木雕照壁、近现代岫岩玉龙床、当代檀香木雕《瑶池集庆》等从13329件藏品中脱颖而出，被授予首届“中国民间国宝”称号。6件国宝的保险总金额达到3.1亿元人民币。清石涛《大江红树图》卷、清乾隆鎏金填珐琅如意、清铁力木金漆木雕大屏风、清玉雕十八罗汉、启功草书《千字文》等获得了首届中国民间国宝入围藏品奖。

5. 收藏界和音乐界首次联手进行文化创新，奖金总额高达50万元的《国宝》歌曲征集活动在北京启动。

    7月19日，由中国民间国宝专家评审委员会和收藏界杂志社联合举办的《国宝》歌曲征集活动在人民大会堂启动。《国宝》歌曲创作主题是：歌颂优秀的中华文化遗产，歌颂人们对中华文物和华夏文明的热爱，歌颂国宝级遗产所蕴含的和谐理念。福建企业家曾荣火和李凤强为《国宝》征歌提供全程赞助，并向组委会负责人移交了50万元歌曲创作专项奖金。《国宝》歌曲征集时间截至2008年5月，阎肃、徐沛东、罗杨、任卫新、刘万捷、朱智忠、张远福等词曲名家担任评委，2008年10月举行《国宝》歌曲演唱会。

6.著名学者、文物鉴定家史树青先生逝世，中国收藏界少了一位标志性人物。

    11月7日，著名学者、文物鉴定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史树青在北京逝世。史树青先生自幼喜爱古玩字画，中学时代就有“鉴藏年少独名家”的美誉。在大学打下坚实的文史基础，毕业后长期在博物馆系统从事文物征集与鉴定，于书画、碑帖、金石、陶瓷、诗词等领域用功甚勤，著述丰富。他曾担任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名誉会长等职，积极参加民间收藏活动。他学识渊博，忠诚善良，乐于助人，深受海内外收藏界人士爱戴。作为中国收藏界的一面旗帜，史树青的逝世，是中国收藏文化界的巨大损失。

7.我国各大历史名窑联合发布《中兴中华历史名窑龙泉宣言》，倡议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11月17日，来自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以及磁州窑、耀州窑等历史名窑的工艺美术大师们，在浙江省龙泉市联合发布《中兴中华历史名窑龙泉宣言》，倡议在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牵头下，积极参与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行动。各大历史名窑的代表在宣言中表示，目前各大名窑发掘、保护、继承和弘扬陶瓷文化的力度需要强化，国内外知名度还不够高，作坊式生产比率高，产业化程度低，市场竞争力弱，科技水平较低，人才缺乏。因此要加强合作交流和科研教育，培养人才，多出精品名品，同时设立“中兴中华名窑突出贡献奖”。

8.四件所谓回流“国宝”遭遇撤拍、赝品风波，专家与拍卖失信再度升级。

    10月9日，四件流失海外的“国宝”级文物在北京亮相，并接受了故宫博物院、鄂州博物馆、台湾文物专家的现场鉴定。四件文物是：号称“中华第一带钩”的战国至西汉九镶带钩、两件东汉“光武帝刘秀御用漆器”以及春秋四羊青铜器方壶。主办单位称，这4件文物不久将在皇朝·诚铭拍卖公司拍卖，总估价超过7000万元，引起广泛关注。21日，这四件“国宝”级文物拍卖被北京市文物局紧急叫停。12月5日，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针对此事发表看法，撤拍的主要原因是拍卖公司没有事先报批和送主管部门鉴定，经过文物局组织的专家鉴定，其中三件为仿制品，另一件由于专家意见不一，尚不能下结论。

9.中央电视台《艺术品投资》推出“民间寻宝记”，现场鉴宝足迹遍及35个城市，被称为中国收藏界的“同一首歌”。

    《艺术品投资》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推出的一档报道艺术品收藏和投资知识的专业性栏目，在收藏界影响较大。栏目组从2006年11月开始推出《CCTV民间寻宝记》大型电视系列活动，到2007年达到高潮，先后走进全国10余个省、35个大中城市。每到一地，参加“民间寻宝记”的收藏爱好者达数千人，专家现场免费鉴定宝物近万件，热烈程度超出预计。栏目组为此制作了“民间寻宝记”系列节目，纪实报道专家现场鉴宝的过程以及对收藏文化知识的讲解，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被誉为收藏界的“同一首歌”。

10.宋庄画家村农民与艺术家发生房产纠纷，引发关于当代艺术家生存环境的讨论。

    从1994年多名画家入住北京东部潮白河畔的宋庄镇小堡村一带，到2007年这里聚集了近1500名艺术家，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画家聚居地，拥有很多由农民房改建的艺术家工作室、美术馆、画廊等。2006年宋庄画家村被规划为北京市十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房价上涨数倍，昔日将房子卖给画家的农民反悔了，纷纷把买房画家告上法庭。在画家村定居的艺术家中，有200多人买了农民房，至2007年共发生13起农民讨房诉讼，形成了广受社会关注的“宋庄房讼案”。“宋庄房讼案”表面上的关注焦点是城里人买农民房是否合法，而核心则是如何构建当代艺术土壤、营造文化产业环境的问题。

本刊记者：戴莹

2007年8月23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甘肃厅，几件陈列于大厅中央的残缺藏品引起了到场参加“第二届中国民间国宝评审启动仪式”的专家、嘉宾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其中，《毛奇龄书法册页》更是让人费解，品相如此“完好”的珍贵清人手稿，为什么被当成残缺藏品来呼吁人们保护文物呢？其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日前，记者前往其收藏者金煜先生家中一探究竟。

金煜在京城的书画圈中小有名气，不仅因其为数众多的书画收藏，更因为他能写得一手好字，对于书法的精妙之处自然颇有心得。谈起这本《毛奇龄书法册页》，金煜赞不绝口。记者在金煜家中看到，这本册页装裱精美，有上下两块木质护封，封面由其前任收藏者张允中先生题写的“毛奇龄撰书以揆法师塔志铭残本”，一侧还有四个小字注明“毛字难得”，“毛就是毛奇龄的意思，张允中是民国时期京城有名的收藏家，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古玩字画，连他都感叹毛奇龄写的字很难得，可见这幅字的稀有了。”

据金煜介绍，“难得”二字主要体现在两点：其一，字以人重，毛奇龄(1623—1716)是明末清初的大学者，曾任清代翰林院检讨，是《明史》的纂修官，著有文集四百卷，在经学、史学、文学、佛学等方面都广有建树，这样一位大学者的手稿墨迹能流传至今实属难得；其二，毛奇龄不仅是学者，同时也是杰出的书法家，在书法史上很有地位，他的行书骨力骏健、笔势挺拔，儒雅清奇、个性强烈，而这件作品写于康熙29年（1690），正是毛奇龄晚年“引疾归里、专事著述”后的第5年，不论从心境还是书法功力上，都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之作。

记者发现，微微泛黄的宣纸上，书法洋洋洒洒、一气呵成，有铮铮铁骨之感。字里行间或圈或点，几次三番校点标记中，毛奇龄对于以揆法师的尊敬不言而喻，也正是这样一篇“随意”却认真的“校样手稿”能保存至今非常不易。金煜告诉记者，启功先生也曾见过这本册页，对其也极力称赞。

如此浑然一体的珍品，究竟残破在何处？细心的人会发现，册页前两页的纸张、字体与后面几页稍有不同，原来这幅手稿被张允中得到时，已经缺失了前两页，他将其修补并装裱好。“张允中不仅是鼎鼎有名的收藏家，而且书法也写得不错，看到缺失的手稿，老先生就按已经印刷出版过的《西河文集》，对照原文格式，一字一句的补抄完整了，手稿中也写道：‘惜欠首二页……此节文字查西河文集抄补’。”金煜认为，这种得到了残本再进行修补，本身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也是一种对文物的保护，不仅保存了原文的内容，也保存了几乎失去完整性的原迹。另外，经过张允中的精心收藏和修补，这件作品也更为珍贵了。

能得到毛奇龄这件珍品，金煜庆幸之余，觉得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缘分。张允中先生和金煜的家族是世交，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关系，这件东西才得以流传到他这里。自70年代收藏册页至今，金煜对这件宝贝珍爱有加，一直妥善保管，轻易不拿出来示人。毛奇龄的作品存世不多，金煜一直很关注，但令他十分遗憾的是，20多年前，他曾在上海文物商店来京的一次拍卖中，见到过毛奇龄的一幅侍女图，画作意到笔随，妙得天趣，但最终因为双方价格未能谈妥，以致错失了收藏这幅画的机会，此后再也无缘得见。

像张允中这样倾力保护文物的例子，在收藏界数不胜数，金煜随口就能说出来几个。比如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收藏《平复帖》时，几乎变卖了妻子的所有首饰，方以4万元购得，后来日本人出价30万收购，被张伯驹断然拒绝，他说：“此举不为钱，黄金易得，国宝无二”；还有一次古董商欲以2万美元将展子虔的《游春图》卖到国外去，《游春图》在中国山水画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张伯驹听了以后非常着急，这个商人趁机向他索要240两黄金，他变卖房产换得220两，又借20两才将此画买下。晚清潘祖荫收藏了西周的“大禹鼎”、“大克鼎”，这两个鼎分别有291和290个铭文，按现在青铜器的标准是无价之宝，1937年日本侵入苏州，潘家人将其深埋家中，才躲过了日本人几次三番的搜查，新中国成立后潘老太太将其捐献给国家。

    金煜认为，张伯驹、潘祖荫等都是和张允中先生一样的民间文物收藏爱好者，也是保护文物的勇士。因为使祖国文物不外流、使其拥有合适的归宿是一种保护，同样修复文物也是一种保护，都值得我们尊重。然而，文物修复是一门技术，特别是对国宝级文物的修复要求更高，并非人人可为。《毛奇龄书法册页》幸得张允中先生这样的内行专家修复，方才得以完璧，因此，金煜提醒收藏界的朋友，文物的保护和修复以一门专业性较强的学问，若自己没有十分的把握，不要轻易对文物动手，一定要请教权威专家后再作定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