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这世界变化快。我看不如名词变化快。产生这一感触的，是有一天看见电视上主持人把“运输”说成“物流”。我立刻联想到在街头看见的“物流公司”的招牌。原来，当年的“运输公司”如今改称“物流公司”了；当年的“长途运输”如今改称“远程物流”了。那么，当年的“短途运输”如今就该称作“短程物流”了。这一联想，不得了，我发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这种“名词变脸”几乎是天翻地覆、铺天盖地的普遍现象，或者说到了改天换地、彻头彻尾的地步。

你走进商店，如今改叫“商场”“超市”了；营业员也走出柜台——多数根本没有柜台——立刻迎上前来问你要买什么——记住营业员也改称“导购员”“导购小姐”了。

你的身体开始臃肿，你有了脂肪肝，你需要去锻炼。记住，如今锻炼改称“健身”了；再好听点，改称“健美”了。连跑步都改在跑步机上进行了。

你看新闻，如今新闻改称“资讯”了；你看报纸，如今报纸改称“纸媒”了；你看杂志，如今杂志改称“平面媒体”了。

你称父亲叫“老爸”；你称母亲叫“老妈”；你称丈夫叫“老公”； 你称妻子还是叫“老婆”；你称朋友叫“哥们”；你称美女叫“美眉”；你称小伙叫“帅哥”；你称相好叫“情人”；你称情人叫“心肝”。

你把付款叫“买单”；你把结账叫“刷卡”；你把住宿叫“下榻”；你把心情叫“心态”；你把难受叫“郁闷”；你把胆量叫“胆略”；你把方式叫“模式”；你把打扮叫“包装”。

你还把观念叫“理念”；你还把较量叫“博弈”；你还把立体叫“三维”；你还把夺冠叫“夺金”；你还把比赛叫对决；你还把叫板叫“PK”； 你还把傻瓜叫“傻B”你还把意淫叫“YY”；你还把鄙视叫“BS”；你还把落后叫“OUT”。

你更把丑化叫“妖魔化”；你更把隆重上台叫“闪亮登场”；你更把光彩照人叫“魅力四射”；你更把胸有成竹叫“信心满满”．．．．．．

总之，这是一个名词变脸的时代，这是一个迅速变幻的时代。

                                         2009、12、23

                     

2009年12月1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由于世界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因气候变暖，雪线上升，致使中国登山队的大本营前移三公里；还导致今年拉萨的第一场雪比往年迟下了两个月。与此同时，雅鲁藏布江则多处断流，仅剩下干涸的河床。

2009年12月2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报道，12月25日，就是西方的圣诞节这一天，首都北京的气温降至10年以来最低点——最高温度只有零下4度；最低温度则降至零下14度。而在往年，这一天北京的最高温度通常是北京的最低温度。

1999年夏季我到过西藏采访，亲眼看见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河雅鲁藏布江汹涌澎湃、奔腾不息的壮景。毕竟，雅鲁藏布江是中国名流大川中位居第五的大江大河，同时是世界水能资源最为丰富的大江大河。可就是这样的世界水能资源最为丰富的大江大河居然多处断流，裸露出干涸的河床。听到这条消息，真的让我吃惊不小。

想想也不奇怪，雅鲁藏布江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北麓的杰马央宗冰川。海拔８８４４．４３米的珠穆朗玛峰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也是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在藏语里是“大地之母”的意思。现在连“大地之母”的珠穆朗玛峰雪线都在上升——同时意味着喜马拉雅山的冰川正在融化缩减，雅鲁藏布江焉能不多处干涸，以至断流？

偏偏，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加，必然加剧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情索取。一边是水资源等自然界所有资源在急剧缩减，一边是人类对自然界所有资源的加剧索取，这是多么尖锐突出的生存矛盾！

我觉得，从现在起，全人类都应该尽量节约使用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抓紧保护日益匮乏的自然资源。曾经在很长时间里，我对我父母节约用水的做法不以为然。我的已是耄耋之年的父母平时在家里总是身体力行，而且提醒保姆把洗米洗菜、洗脸洗手、还有洗衣服的水集中起来，储存起来。然后把洗米洗菜的水用来浇花；把洗脸洗手的水用来冲厕所；把清洗衣服的水用来拖地板。

我还知道，像我父母这样“环保型”的节约用水习惯，在很多老干部家里都一个样。他们全都不约而同地选择这种科学的用水方式。因为，他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半辈子的艰苦饥馑生活，养成了老一辈人节省勤俭、艰苦奋斗的良好生存习惯。特别是从干旱缺水的西北地区来到南方工作的老干部家庭，对水的近乎苛求、吝啬的使用，过去时常遭受邻居的耻笑。今天，我们应该很清楚到底谁能笑到最后。

至少，如今我看见父母家阳台上一字儿排开、以备第二次使用的大小贮水水桶就心生敬意，想到“姜还是老的辣”。

同时，我对2009年12月5日至19日在丹麦首都举行的没有结果的世界“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深表遗憾。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各自坚持自己不同的整治观点和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最终未能达成保护生态环境、减排二氧化碳等废气的共同协议，致使地球母亲继续遭受气候变暖、温度上升的蹂躏。

据统计，从2000年到2009年，10年间，世界已经又消亡了包括中国有“水中熊猫”之称的白鳍豚在内的10个珍惜物种。它们是：扬子江白鳍豚、西非黑犀牛、哥斯达黎加金蟾蜍、夏威夷乌鸦、塞舌尔蜗牛、毛伊岛蜜雀、北非弯角大羚羊、巴西斯皮克斯金刚鹦鹉、南非伍德苏铁、圣赫勒拿岛红杉。

如果真到了世界气候再上升两度，北极冰川及地球所有冰盖将彻底融化。最多不过50年后，图瓦卢、马尔代夫、基里巴斯等许多小岛国将被上涨的海平面淹没。地球上的物种将继续消亡——超过30%的动植物种群因天气的变化而灭绝。

自私的人类，谁来拯救我们的地球母亲？

                                    2009、12、25 圣诞节

                                    2009、12、27 改

                       我所敬重的闽北文学先驱及泰斗黄大铣先生

昨晚看2009年12月3日《文艺报》，大惊。因为报上公布了自2006年底以来逝世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达196人之多。其中我不知道去世的作家有叶蔚林、鲁彦周、章克标、叶公觉、林默涵、耿庸、章含之、贾植芳、王元化、夏征农、雷加、雁翼、绿原等；我知道去世的作家有何首乌、钟道新、彭燕郊、碧野、梁羽生、林斤澜、季羡林、舒芜、杨志广、杨宪益、王世襄等。

特别让我惊讶的是，福建籍的已故作家中，我仅知道章世添、蔡其矫两位先生仙逝，其余的如陈文和、黄大铣、林承璜、卓青、李乡浏、宋祝平六位先生仙逝我一点也不知道！尤其是陈文和、黄大铣、林承璜三先生驾鹤西去已经两年有余，我竟然半点不知，真是惭愧之至！

好在，这些作家多是著作等身，全身而退。也算是“腹有诗书气自华”了。苏轼在《和董传留别》里写道：

“ 粗缯大布裹生涯, 腹有诗书气自华。

厌伴老儒烹瓠叶, 强随举子踏槐花。 

囊空不办寻春马,  眼乱行看择婿车。 

得意犹堪夸世俗,  诏黄新湿字如鸦。  ”

缯，读作“曾”，古代对丝织品的总称。开头两句诗的意思是说，尽管董传身穿粗布衣裳，肚子里却有渊博的学问，气质自然充满光彩，与众不同。

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轼与弟弟苏辙一同考取进士。苏轼被授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就是掌管凤翔地区刑狱的官员。苏轼在凤翔（今陕西境内）任职时，当时很贫困的董传曾与苏轼有过交往。苏轼离开凤翔一年后，据说在长安——今天的西安写下这首七律诗。

我就借苏东坡开头的这两句诗作为诸位前辈迟到的送别。

                                                2009、12、17

            

 我发现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的发现由来已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外来人口的增加，昔日局促偏僻、地处“海防前线”的福州抛却往日故步自封、偏安一隅的保守形象，迅速融入国内与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福州人普通话的普及和水平迅速提高。只是，不过短短三十年时间，也导致福州至少两代人已经不大会说福州话了？

主要是年轻的福州人，大概觉得诘曲聱牙的福州话难听难说而羞于启齿。所以，大多数福州人的后代都操一口蹩脚不准确的福州腔普通话说话，反而把自己本应掌握的优秀“母语”给抛弃了。这是十分错误的一种观念。而且，这是一个带有全国性的普遍问题，各地的年轻一代都有嫌弃本地方言“土”“俗”“难听”而加以排拒的倾向（也有少数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出于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而盲目坚持只说本地方言，排斥说普通话的，比如上海人等，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就造成了在地方语言传承上存在令人尴尬的邯郸学步、或谓矫枉过正的状况。福州人在这点上也不例外。

其实，抛开福州话难听难懂的表象——全国南方多数地方语言不都如此？如果你认真学习福州话，会发现福州话除了保持众多北方语言的“活化石”外，还具备许多的优点：生动幽默；夸张形象；准确达意；入木三分。比如，福州话里，没有副词“很”，多用“野”字代替，就很生动、形象：

野霸、野好、野歹、野绝、野撩（读“扭”，挑衅之意）、野道、野种、野货（专骂女人）、野讲（撒谎）、野有味（读“美”，指很有趣的人或事）、野啼嘛（很会哭）。

“凄惨啊，隔壁依妹野捱啼，目滓把被四角都啼烂哦。”

这是福州的街坊说一个邻居的女儿特别爱哭。哭得眼泪把一床被子的四角都哭湿了。如果一床被子的四角都被眼泪哭湿了，岂不是一床被子都被眼泪泡烂了？一个人的眼泪哪有这么多？这就是福州话生动、幽默、夸张、形象的一个地方。另外，福州话还有很多独特的地方性特色。比如把蜻蜓叫做“蚂蝴”；把蚂蟥叫做“蚂蜞”；把拉链叫做“拉机”；把洗脸毛巾叫做“面布”；把洗脸的热水叫做“面汤”；把男孩子叫做“丈夫囝”；把女孩子叫做“诸娘囝”；把不正经话叫做“猫九话”；把碍手碍脚叫做“抡绊”。还有：

獠仔（蚬子）、胰皂（肥皂）、乞食（乞丐）、白面（妓女）、搭幔（勾搭女性）、纳闷（傻瓜）、纳闷妹（傻女孩）、己己妈（泼辣妇）、每狠（每，勿加会字，不多的意思）、每使（不行，不可以）、每会意（不理解）、无插（别管）、无郑（没有错）、无味（没趣）、无牧（无法医治）、无干过（没关系）、抹尾（末了，最后）、解闷（即解闷）、无解数（读作“无害娄”，没名堂的意思）、达落侬（丢人）、猫猴（勾当、捣蛋；不正当性行为）、契弟（男同性恋，专指骂人的话）、奸狡利（很小气）、无出式（别胡扯）、客遛仔（不务正业的人）、十绝哥（吝啬到极点的人）、尾衍指（小拇指）、大拇哥（大拇指）。还有惹汝奶、惹伊奶、惹伊股，原意都指的是与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后引申为骂人的口头禅。

犬吠——“伊犬吠，无察伊。”意思是：“他像狗叫，不睬他。”

无齿撬舌——“伊者侬无齿撬舌。”意思是：“他这个人没事情，不要紧。”

乞五帝每捏——“这丈夫仔野刁皮，乞五帝每捏。”意思是：“这个男孩子很调皮，给五帝都不抓。”

罔行罔去——“伊上堂时间罔行罔去。”意思是：“他上课时间随意走来走去。”

这么生动有趣的福州话，如何能让它这样迅速地消亡下去？至少，年轻一代的福州人千万不要以说比较拗口的福州话为耻，而要以会说普通话和福州话为荣。这样，将来为外地人，乃至外国人介绍福州，了解福州就多了一门语言工具。而且，下意识地羞于说福州话，就福州人的下一代而言，也算是数典忘祖的一种不孝表现。不知我这话是否言重了？

                                                     2009、12、14

                 

            2007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向索尔仁尼琴颁发人文领域杰出成就奖

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前苏联作家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说过：“一句真话的分量比地球还重！”

索尔仁尼琴在上世纪说的这句话，即便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感知到它的分量——确实比地球还重。因为即便在今天，我们仍然很难说真话，甚至比早先更难说真话。

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很有思想和独立人格的作家，早先因为创作了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篇小说《第一圈》和长篇小说《癌症楼》等，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小说全部是暴露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及叙述苏联集中营历史和现状的。后来，他在1973年又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古拉格群岛》，并偷偷将刚刚完成的第一部手稿送到巴黎出版，引起世界文坛的极大震撼。

本来，索尔仁尼琴创作的长篇小说《一九一四年八月》已经是一篇很优秀的小说了，它几乎可以和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之一《战争与和平》相媲美。但是这篇小说的影响力仍然远远不如《古拉格群岛》。因为《古拉格群岛》长达140万字，堪称前苏联斯大林时期残酷统治的最精彩描摹。所谓“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原是苏联劳改制度的象征。作者将其比喻为“群岛”，意在指出这种制度已经渗透到苏联政治生活的每个领域，变成了苏联的“第二领土”。全书分监狱工业、永恒的运动、劳动消灭营、灵魂与铁丝网、苦役刑、流放、斯大林死后共7部。作品揭露前苏联修建的一个个劳改集中营里，残酷清洗正直的知识分子和军队高级军官的暴政实质和内幕，因而深深震撼了世界人民。

但是索尔仁尼琴本人却立刻被驱逐出境：1974年2月12日，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索尔仁尼琴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到西德。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索尔仁尼琴于12月起侨居瑞士苏黎世，随后移居美国。如果不是索尔仁尼琴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恐怕他早就被“清洗”掉了。

2007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向索尔仁尼琴颁发人文领域杰出成就奖。算是还索尔仁尼琴一个迟到的公道。

前苏联历史上一共有5位作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除索尔仁尼琴之外，他们是：

1933年获奖的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蒲宁杰出的是诗歌集《落叶》，小说集《在天涯》，却以散文获奖。

1958年获奖的鲍里斯·列昂尼德维奇·帕斯捷尔纳克；以长篇小说《日瓦格医生》获奖。小说反映的是主人公日瓦格医生在他40岁死前的一段生命历程，同时也反映了俄罗斯20世纪初期时的一段历史——包括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俄国国内战争以及20世纪30年代俄国国内的动荡。

1965年获奖的米哈伊尔·亚历山德洛维奇·肖洛霍夫；以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等获奖。肖洛霍夫的小说始终与顿河哥萨克的命运相连。他的作品反映了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哥萨克人民的生活变迁，塑造了格里高利等许多个性鲜明的哥萨克形象，并开创了独特的悲剧史诗的艺术风格。

1987年获奖的约瑟夫•亚历山德洛维奇•布罗斯基（后入美国籍）。1940年出生的布罗斯基在47岁时以《短诗与长诗》等获诺贝尔文学奖，是迄今为止获此殊荣的最年轻的作家。

这5个作家中，除了肖洛霍夫被前苏联政府认可外，其余4人都被认作“阶级异己分子”，有3人被迫流亡国外，只有蒲宁一人拒绝流亡国外，但把自己自我封闭起来。

这就是说真话的代价。

                                                          2009、12、5

                    

                   白宫新闻秘书布雷迪脑部中弹身亡

1981年3月30日下午，美国第45任总统里根出席一场工会活动结束，刚走出华盛顿的希尔顿饭店，就遭遇了刺客暗杀。这一天，距离里根总统宣誓就职正好70天。而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里根上任时正好70岁。

万幸的是，里根总统有忠诚的贴身保镖麦肯锡奋不顾身护卫里根、替他阻挡子弹，才使里根躲过一劫。事后麦肯锡回忆：

“就在总统上车前，欣克利（暗杀枪手）上前，在1秒半内连开六枪。”

这是凶手使用的左轮手枪拥有的所有子弹。麦肯锡当时用自己的身体为里根挡住了其中的一颗子弹。他清楚地记得，凶手朝里根连开六枪，白宫新闻秘书布雷迪首当其冲，头部中弹倒地（事后不治身亡）。美国联邦密情局警员立刻将周围的人包括凶手在内，全部推倒在地。最贴近里根的密情局侍卫长则立刻将受伤的里根强压进防弹座车内，大声命令吓呆了的司机开车!开车！于是总统座车像离弦的利箭射离险境前往医院。里根是被欣克利射出的一粒子弹打在防弹车上反弹击中胸部受伤的，这颗子弹的杀伤力自然大大降低。

遗憾的是，当时枪声响起，除了里根的贴身护卫，其他的警察和军方人员都吓坏了，全部东躲西藏寻找隐蔽处。厚道的麦肯锡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替这些人说话：

“你从更远的角度看，就会发现很多人，包括军警在内，大家都俯身找掩护，那是他们接受的训练，他们只是按表操课。”

                        刺杀现场的混乱情景

这还不算，为总统受伤的麦肯锡不仅厚道，还很诚实。当许多人都在夸奖麦肯锡无私无畏、勇于牺牲自我时，麦肯锡这样回答，他当时只是想到要用身体去帮总统挡子弹：

“这可能跟勇敢与否无关，比较跟所受的训练呈现的立即反应有关。”

这真是实实实在在的一句大实话。可要说出这样的大实话，甚至比替总统挡子弹更加勇敢！因为，在这个时候，麦肯锡哪怕不置可否或者干脆缄默不语，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私无畏、诚实率真的麦肯锡说出了这句话。也因此，他的勇敢，他的诚实，乃至他的厚道，为他的优秀人品做了最好的注解和诠释。

与此同时，在今天，我们听见太多太多的关于“英雄”事后所说的豪言壮语，我们看见太多太多的关于“英雄”事后所做的光辉造型，跟麦肯锡相比，似乎造假的成分更多几成，作秀的成分更多几成。而它们，统统与诚实无关，更与勇敢无涉。

                                                   2009、12、1

在找不到麦肯锡的照片上传时，我突然意识到，像麦肯锡的这样的人注定一辈子只能是深藏幕后的无名英雄。向这样真正的英雄致敬。

新教育部长袁贵仁，人称“贵人”来了。虽是调侃，说明百姓对“官本位”治校明知不对又抱有期待。乃体制难改之下的无可奈何。

一

当今的中国高校，自1905年废除了落后的科举制度后，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讲，我个人认为：进步有限。用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教授的话说就是：“成就巨大，问题成堆。”杨教授于2009年11月21日下午14点在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纪大讲堂”播出的讲演《中国教育的文化更新》中还说：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只是重提尊重教育，而没有提出改革教育制度。所以，中国的教育仍然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的旧制度上。因此，今天“没学上”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上好学”的问题远没有解决。这种落后的教育制度仍然是鼓励学生上学的目的就是做官（施注：现在的官员必须具有大学文凭，于是很多官员都举一反三一夜之间成了“博士”；同时大学生对考公务员趋之若鹜，显然还是“读书做官论”的影响），尽管从“五四”起就批判这种观点，但是丝毫没有解决问题（施注：这是体制使然）。因此，学校里学科为考试而设，学生为考试而学，难出大师很正常。

杨东平教授的观点折中起来，说明中国的高等教育还是进步有限。这与我在前一天的思考不谋而合，这真是一种思维方向的巧合。特别是，我在重返高校执教四年的短短时间里，发现大学不断有“新气象”冒出来，让我感觉很奇怪。因为，这种“新气象”似乎不是好事。写出来就教育于方家。

二

（一）高师怕教高年级学生

以往在高校任教，和中小学教师一样，大学教师也是以高年级教学为荣，为希望的。如今的高校教学则相反，教师们都喜欢教低年级的大学生，而对担任高年级课程教学发怵。这倒不是说高年级教学内容深重难倒高师们，而是高年级大学生——甚至从大三开始，许多人已经心不在焉，无心上课，满世界考证书、跑出国、找工作、考研、考公务员去了。尤其到了大四上学期（下学期乃实习、写毕业论文时间，无需上课），学生对所开课程更是无心上课，以至于可以容纳100个学生上课的教室，很多时候是门可罗雀或空空如也。这，与大学教师的教学质量优劣基本无关。这种“新气象”是很可怕的——那就是，大学生厌学成风。这最起码是愧对了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付出的高昂学费（杨东平教授更进一步指出：如今从小学生起就开始厌学了）。

我认为这与中国的高等教育模式从曾经的“精英教育”转为今天的“大众化教育”也有关系，生源的质量必然受到削弱。而且，长此以往，中国的高校招生将越来越找不到生源。从2008年起，中国的民办大学招生变得更加困难。用不了几年，中国的公办大学也将面临这种“生荒”的尴尬。

顺便指出，以上的厌学现象在文科大学生中尤其突出，我认为不怪文科学生，至少不全怪文科学生——文科教师一样深受其害。这是由于，中国的“重理轻文”思想是有传统的。因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模式都是照搬前苏联的一套。而前苏联就是长期的“重理轻文”，重视培养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而不重视文科人才的培养。可是后来人家前苏联改正了这种观念，所以前苏联还能继续出大师。中国不但没有改正，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反而变本加厉推行这种错误的做法——大多数高校从来是轻视文科而偏爱理科。至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任的教育部长（包括国家教委主任）全部是理科出身就是明证。他们是：

刘西尧（1977.1--1979.2）

蒋南翔（1979.2--1982.5）

何东昌（1982.5--1985.6）

陈至立（1998.3--2003.3）

周济（2003.3--2009.10）

另外，李鹏、李铁映、朱开轩曾任国家教委主任。这是不是中国出不了大师的又一个原因呢？不知道是不是源于这个原因，广大网友对日前的教育部部长更换拍手称快。因为教育部终于迎来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位文科出身的新部长袁贵仁（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当然，这也证明前任教育部长周济在任上是不称职的——至少他发起的中国大学本科教育评估制度是极其失败和不得人心的——不知道制造出多少弄虚作假和劳民伤财的“政绩”。人民网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常红 高星)：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闭幕，会议决定免去周济教育部部长职务，任命袁贵仁为教育部部长。”

（二）高校面对缩略的时代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同时是一个缩略的时代。为了省时省力，在说话或写作时采用词语的压缩形式，让使用频繁的较长的句式力求精炼、简单。这本无可厚非。例如：“北京大学”缩略成“北大”、“北京师范大学”缩略成“北师大”、“航空运输”缩略成“空运”、“海上运输”缩略成“海运”等；还有“马恩列斯毛”、“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负增长”、“邓选”、“熊市”、“人流”等。这些通称缩略词。还有一类是缩略的词组, 例如：“中学小学”缩略成“中小学、“轻工业重工业”缩略成“轻重工业”等, 还有“大中专”、“老中青”等。这些通称缩略语。

问题是，当今的中国高校，也玩起了“缩略”的戏法。例如，以往硕士研究生在读，必须三年以上才能毕业。大约是从2007年开始，教育的领导者把大多数硕士研究生在读时间“缩略”为两年半。这还不算，只要你拿满硕研必修的学分，无需等到毕业，即可及早走向社会寻求职业，届时回校进行论文答辩就是。这样，一个硕研生，剩下多少在校读书时间（博士生培养大同小异）？

又例如，大学本科生的在学教育时间也“缩略”了。多数高校从2009年开始实行，本来应该在大四下学期进行的大学生毕业论文撰写，提前到了大四上学期进行。这无疑也就挤占了学生的在校学习时间和空间。实际上，大学本科四年制教育也就“缩略”成了三年半制教育。而入学收费，却仍按四年时间照收不误，并且一分都不能少。可大四下学期，大学生根本就不在学校，这是大学生意见最大之一。这也是大学“官本位”制度办学的结果（中小学校也一个样）。因为校领导都是由上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考核、任命的，同时都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所以，他们只要对任命者负责就行——以升学率、创收率为本，独独没有以学生为本，包括也没有以教师为本——学生只是一棵棵“摇钱树”，教师只是一个个强劳力。

三

2009年11月2日，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孙闻在新华网报道：

“从2005年起，病榻上的钱学森多次问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2005年3月29日，95岁的钱学森在病床上所做的，他人生中最后一次系统谈话的核心内容。那是钱老看到《参考消息》连载了两天介绍(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事后，勾起了钱学森对自己曾经学习和工作了十几年的加州理工学院的回忆——在那所世界顶尖大学里，让外人难以想象的民主而活跃的学术风气，对创新的鼓励，艺术与科学的结合，造就了许多大师级科学家。钱学森说：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

钱学森还对自己的秘书涂元济说过：我们现在这个大学，我们到一块都是客客气气，你好我好。学术你不活跃、不争论，怎么能够探讨出真理来呢？就是通过争论才能碰撞出火花来呀。可是我们现在中国人，“封建主义，向来如此”，就是见了面你好我好他好，一团和气，再就是说人家说过的话，这最保险。人家说的我就知道，我就可以说，至多在人家的边边角角弄点课题来做，不会有大的突破。你必须要敢于想人家不敢想的东西。加州理工学院就有很多这样的怪人。

2009年8月6日，在与温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病榻上的钱老讲话已经不太清楚，但依然缓慢而认真地对温总理说：

“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这，就是98岁的钱学森先生的遗言。如今，中国科学界“两弹一星”巨星、一代大师钱学森已于2009年10月31日8时6分去世了。

可他真的知道中国教育培养不出人才的症结所在吗？也许，他知道这是由于僵化的“官本位”体制导致的，可他只能用以上的方式提出这样的批评。

难怪有人说，新中国推翻了旧的“三座大山”，这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同时又制造了新的“三座大山”，这就是住房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新的“三座大山”同样压迫得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

                                                2009、11、21

          

2009年11月20日早晨，央广报道，今年广西桂林和江西赣州的秋天分别只有11天和12天，其短暂创历史记录。紧接着一场寒流南下，就让桂林和赣州迅速进入冬季。

这让我联想到就在11月7日“立冬”之前，北京早于往年下雪了。紧接着是西安在11月11日下雪了；陕北下雪了。有人报料：“要知道，北京‘立冬’前的第一场雪，是向天上放了‘催泪弹’的。西安今天也下雪了，也是对老天爷做了手脚的。”却原来，据说是为了缓解北方的旱情，才施行人工降雪的。哪里想到，这一下雪就一发而不可收——酿成北方大面积暴雪成灾。首先是西安的咸阳机场近两万旅客滞留，由于缺乏应急措施，造成一片混乱。接着是京津及北方高速公路全面封闭，单单京张高速公路就造成上万辆货车、数万辆汽车堵塞，车队排出一百多公里。饥寒交迫的司机与旅客只能从黑心商贩手里购买15元一个的方便面；5元钱一杯的水．．．．．．

接下来是石家庄遭遇55年以来最大一场雪，从11月10日至12日8时止，积雪深度达到54.5厘米，为1955年以来最大值。有网友说：“树上白了，房上白了，车上也白了，而且轿车全变面包车了。”我看见网上的照片，那轿车臃肿得岂止像面包车？简直就被冰雪覆盖看不见车身了。更糟糕的是人们下班等不到公交车回不去家了，几百人挤上一辆公交车已经算是幸福的了。据说暴雪下降两天来石家庄不见一辆清雪车、清障车出现，交通全部瘫痪。照理说，南方遭遇冰雪灾害的年份少，应急措施跟不上情有可原。北方常年下雪结冰，像咸阳机场对滞留旅客无人理睬、封堵在高速公路上的司机旅客同样无人理睬的混乱局面不应出现。

再下来就轮到南方的城市遭遇冰雪灾害了。比如武汉市遭遇20年未见之最早一次降雪。湖北省、安徽省教育厅于11月16日下发紧急通知，让受灾中小学校一律停课；合肥市小学全部停课；巢湖市中小学全部停课。人们不禁担心，2008年年初的南方冰雪灾害会不会再次降临？

短暂的秋天，提前的冬季，早产的暴雪．．．．．．我要问，这是上苍对人类胡乱改造自然的惩罚吗？

                                                     2009、11、20

                            这是裕仁在检阅“皇军”

2009年11月12日，日本政府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庆祝日本第125代天皇明仁即位20周年。在庆典上，刚刚上任的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率领在场官员高喊“天皇万岁！” 明仁天皇则毕恭毕敬地频频向大臣和百姓鞠躬致谢。作为天皇，表现得是那么的彬彬有礼、谦和恭谨，似乎难能可贵。可这让我联想起明仁的父亲裕仁天皇在位时，也是这样的彬彬有礼、谦和恭谨，直到1989年1月7日，日本天皇裕仁逝世，昭和时代宣告结束为止。可是，就是这样一个貌似彬彬有礼、谦和恭谨的裕仁天皇，却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最大罪犯。裕仁经过长期的太子教育和5年的摄政经历，于1926年登上天皇宝座，随即率领日本走上对外侵略战争的道路。

1927年，裕仁两次同意日本陆军向中国山东派兵，假借的是保护日本侨民的名义。

1928年，裕仁第三次批准日本陆军向中国青岛派兵，假借的是保护日本纺织资本的名义；同时批准向中国济南派兵，制造了屠杀中国军民1000多人、残杀蔡公时等17名中国外交官的“济南惨案”。

1928年，关东军河本大作大佐在皇姑屯炸死了中国奉系军阀张作霖，裕仁同意日本陆军掩盖真相的做法，使得关东军更加有恃无恐地以武力在中国推行“满蒙分离政策”。

1931年9月18日，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炮击中国东北军的北大营并向沈阳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仅仅一天时间，日军就侵占沈阳，几天之内又占领长春、吉林等地。由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1932年2月，不到半年时间，东北全境沦陷。而这一切，裕仁都是知道并默许的。当关东军侵占东北后，裕仁还不顾元老和外相的反对，颁布“敕语”表彰关东军：

“或于嫩江、齐齐哈尔地区，或于辽西锦州地区，冲风冒雪，英勇奋战，以铲除其祸根，扬皇军威力于中外，朕嘉许其忠烈。”

不仅如此，裕仁事后批准3000军人和文职官员的受勋和晋升报告，他们都是侵占中国东北、热河和华北的有功人员，如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和海军大臣大角岑生被授予男爵爵位。

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由北京郊区卢沟桥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后，裕仁多次召见日军参谋总长、军令部长、陆军大臣和首相并批准了向中国华北地区派出大批侵略军的方案。也是从这时开始，日本政府和军部在公文中启用“皇军”的称呼，鼓动官兵为天皇而战：

“因为日军是皇军啊！皇军的任务就是要杀掉一切不服从天皇或不承认天皇的家伙！”

1937年11月，“皇军”迅速占领京津后，又占领具有“中国威尼斯”美誉的苏州，大肆屠杀居民，焚烧文化古迹，掳走数千名妇女充当日本士兵的“慰安妇”。几天之内，苏州人口从35万锐减至不超过500人。这还仅仅只是全面侵华战争罪行的开始。

1937年12月7日，“皇军”进攻南京，13日拂晓，仅仅5万人的日本部队冲破南京城墙，占领南京城。而拥有30万人的中国军队却防御成效极低。大批军队从城里撤退，但秩序非常混乱，未能撤离的士兵被迫投降。一级战争罪犯松井石根将军纵容部下屠城，裕仁天皇则派他的叔叔朝香宫亲王鸠彦执管驻南京的日军。而鸠彦也向部队发出处决所有中国战俘的命令。这时南京城内尚有9万名中国士兵和50万平民。如此庞大数字的军人和百姓，竟任由区区5万人的日本“皇军”屠杀，杀害人数高达30万人！其中，据南京“安全区”的国际人士统计：“南京遭受强奸的妇女至少8万人之多。12月13日南京沦陷当天，就有一千多名妇女遭强奸、轮奸。”这就是彬彬有礼的裕仁天皇治下的“皇军”的兽行！

据《抗日战争8年敌我兵力损失统计》记载：“中国人民牺牲2000余万人，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超过3500万人。”

由此，我认为日本的大和民族是亚洲人中、东方人中，最典型的人格分裂的民族。一方面，日本人，从天皇到平民，似乎凡事不干，一天到晚尽忙着鞠躬了，可谓彬彬有礼到了极点，温文尔雅到了极致。另外一方面，在这些人中，却又存在最为凶恶残忍、最为灭绝人性的一群人。有日本侵华战争罄竹难书的罪行铁证如山。偏偏，作为侵华战争最大的罪犯，裕仁天皇战后却被美国人——尤其是战后出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庇护，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这是天理的不公，也是天理的难容！

                                       2009、11、15

              

      2009年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20年纪念日，德国有10万人当晚穿越柏林标志性建筑勃兰登堡门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德国总统克勒与总理默克尔、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法国总统萨科齐、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英国首相布朗等各国政要出席仪式。最重要的是，前苏联共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波兰团结工联前主席瓦文萨（二人后来都当选国家总统）等也应邀出席了纪念仪式。而正是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11月9日，东德人民举行示威并开始推倒柏林墙大批逃向西德之际，没有下令驻扎在东德的50万苏军出动镇压。他说：

“我非常自豪我们所做的决定，柏林墙不是简简单单地倒塌了——它是被摧毁了，正如苏联被摧毁了一样。”

而正是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善举、这一顺应民意的明智之举，避免了一场巨大的流血牺牲乃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当然，就戈尔巴乔夫个人而言，他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他因此丧失了苏联总统的宝座，进而导致苏共的解散、苏联的解体。

据路透社11月4日报道，现年78岁的戈尔巴乔夫11月3日在回答一个记者提问，为何当时没有武力镇压示威活动和阻止逃亡时说：

“如果苏联想武力镇压，根本不可能有柏林墙的倒塌与德国的统一。但这样又会发生什么呢？会是一场大灾难或者第三次世界大战。．．．．．．我采用了公开而诚挚的政策，旨在践行民主，避免流血冲突。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付出的代价相当昂贵。”

戈尔巴乔夫说这番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多数俄罗斯人至今将苏联解体及俄罗斯全球帝国地位的丧失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当年的软弱。对此，我个人认为，只要能避免无辜的人民大量流血和不应有的死亡，戈尔巴乔夫的决定都是正确的、理智的、也是聪明的。也因此，才有了20年后的今天，德国统一后首位来自东德的总理默克尔欢呼：

“柏林墙倒塌日是德国历史上最快乐一天。”

香港凤凰卫视素来以敢说真话、敢于担当、敢于为民请命而深受中国百姓的喜爱。就在柏林墙倒塌20年的这一天，该台迅速制作了系列节目《飞跃柏林墙》。节目的导语旗帜鲜明地指出：

“1961年，柏林墙建立；1989年，柏林墙倒塌。28年间，柏林墙隔绝了东西柏林，分割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也制造了不少骨肉分离的人间悲剧。柏林墙倒塌已经20年，但一切反思，也许才刚刚开始。柏林墙最大的意义在于：这堵对本国人民的禁锢与奴役的墙，鲜活又生动地揭示了为了自由，两德人民与政府究竟愿意付出怎样的代价。是的，迫使东德政府修建这堵墙的东德人民无疑是伟大的，值得尊敬的。正是这群无权用手投票的人们，用脚投出的神圣选票，使得压迫者们无可奈何地撕掉面具，露出真面目。他们翻越的不是墙，是禁锢；他们逃离的不是国家，是监狱……”

德国首都柏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分割为东柏林与西柏林。从1949年到1961年，大约有250万东德人冒着被东德边防军射杀的危险逃入西柏林。社会主义东德为了隔绝东德人民逃向资本主义西德，沿着边界建立围墙，将西柏林整个包围起来。柏林围墙的建立是“二战”以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重要标志性建筑。柏林围墙约155公里长，约3至4公尺高。于1961年8月13日开始建造，一开始以铁丝网为材料，由于无法根本阻止人民逃亡，才被换成更为坚固耐久的砖砌围墙。

1989年11月9日，矗立了28年的的柏林墙终于被推翻，东德与西德重归统一。

1963年6月25日，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在西德市政厅柏林墙前发表《柏林墙下的演说》：

“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

1987年6月12日，美国第40任总统里根在布兰登堡门也发表了著名的《推倒这堵墙》的演说，他呼吁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拆掉柏林围墙。

借着两位美国总统都为柏林墙讲过话的契机，说几句题外话。

1963年11月22日下午12点30分，就在肯尼迪总统在柏林墙发表演讲5个月后，他乘坐敞蓬轿车驶过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迪利广场时，遭到刺客奥斯瓦尔德的枪击身亡，年仅46岁。

1981年3月30日下午14点05分，非常巧合的是，刚刚于1月20日入主白宫70天的美国总统里根在出席一场工会活动，才走出华盛顿的希尔顿饭店正要上车，也被刺客辛克利在1秒半内连开六枪，其中一颗子弹打在防弹车后反弹射入里根的胸部。如果说肯尼迪是美国历史上第四位遇刺身亡的总统，作为第五位美国历史上遇刺的总统，里根的运气要好得多——他大难不死，连任一届总统不算，一直活到2004年才去世，享年93岁。

还有：1961年上任的肯尼迪是当年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年仅44岁；而1981年上任的里根是迄今美国历史上最年老的总统，年已70岁。前者没能见证——而后者则见证了柏林墙的倒塌。

                                            2009、11、10 上午

这些天在备课时，查阅资料，无意中看到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获奖篇目。这些尘封25年的小说佳作如今有多少人还记得它？而就是这些早已让人忘记的小说佳作，曾经怎样的感动、激励过我们啊。遂将之再现如下。

                                                 2009、10、3夜

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获奖作品

《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李存保　　　《昆仑》1984年第6期

《今夜有暴风雪》梁晓声　　　《青春》增刊1983年第1期

《迷人的海》邓刚　　　《上海文学》1983年第5期

《美食家》陆文夫　　　《收获》1983年第1期

《棋王》阿城　　　《上海文学》1984年第7期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铁凝(女)　　　《十月》1983年第2期

《远村》郑义　　　《当代》1983年第4期

《拂晓前的葬礼》王兆军　　　《钟山》1984年第5期

《烟壶》邓友梅　　　《收获》1984年第1期

《北方的河》张承志　　　《十月》1984年第1期

《祖母绿》张洁(女)　　《花城》1984年第3期

《市场角落的“皇帝”》韩静霆　　　《丑小鸭》1983年第8期

《燕赵悲歌》蒋子龙　　　《人民文学》1984年第7期

《绿化树》张贤亮　　　《十月》1984年第2期

《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张一弓　　《钟山》1984年第5期

《凝眸》朱苏进　　　《昆仑》1984年第5期

《神鞭》冯骥才　　　《小说家》1984年第3期

《啊，索伦河的枪声》刘兆林　　　《解放军文艺》1983年第4期

《腊月·正月》贾平凹　　《十月》1984年第5期

《老人仓》矫健　　《文汇月刊》1984年第5期

 一

我在大学是学历史的，虽然后来我知道历史和政治一样，很多时候是肮脏的，是可以任人涂抹的。所以当年福建长乐人、大汉奸梁鸿志在1946年11月9日中午于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枪毙前一小时留下的遗言就说到：“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肮脏，男人却最愿意搞，一是政治，一是女人的……”

但是我认为凡事总有个度。无论历史，无论政治，无论你怎么修改、变更、涂抹，总要持平才好。可惜在很多时候，要做到这一点很难。比如最近看到杜婉华在2009年第5期《炎黃春秋》发表的文章《另一个段祺瑞》，就让我大吃一惊，知道了另外一个更为真实的段祺瑞。

说到段祺瑞，“天下谁人不识君”。段祺瑞的出名，我最早是在福州一中读高中的时候，课文里有一篇鲁迅写的《纪念刘和珍君》，这是鲁迅先生在1936年闻听“三一八”惨案的噩耗之后于4月1日写下的悲愤之作，并称惨案发生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难者之列。”

 我从此记住了大军阀、大刽子手段祺瑞的名字。也记住了“三一八惨案”的由来。

                            二

1926年3月，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进兵关内。这是奉系军阀在出卖森林、铁路、矿山等国家权益后换取日本的巨额贷款来推行的一场内战。这是典型的卖国主义行为，委实可耻。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党军队遂同奉军作战（倒也不算爱国）。日本帝国主义则公开援助奉军，派军舰驶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致使守军死伤十余人。国民军立即开炮自卫还击，将日舰逐出大沽口。日本人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国公使，于3月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炮台等种种无理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照理说，自古“春秋无义战”。这回直奉两军的第三次内斗，谁是谁非本来说不清楚，可是奉系军阀出卖主权和中国权益是不能容忍的。更不能容忍的，是中国人自己的内战，你东、西方列强在中国的领土上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护甲打乙？你凭什么发出霸道无耻的“八国通牒”？这自然激起了中国人的强烈反对。

1926年3月18日，北京的市民和大中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集会之后，四五千人又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带领下一路向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游行而去，要求政府对此做出强硬姿态。当年的铁狮子胡同执政府（现为张自忠路3号），原为清朝的王府。1924年11月，冯玉祥、张作霖和段祺瑞“联合执政”，推出皖人段祺瑞充任“临时执政”，就在此办公。凑巧的是，1924年底孙中山抱病来北京讨论国事，临时也住在铁狮子胡同原民国时期外交总长顾维钧的宅邸（现为张自忠路23号）。不久后因肝癌病逝于此。现门口悬挂“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室”匾。外间西墙上镶有一长方形汉白玉刻石，上刻“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二十五分孙中山先生在此寿终。”

愤怒的市民和青年学生游行到执政府门前时，段祺瑞未在府中上班，正在东厂胡同的家里。示威的群众不知道这一点，要求进入执政府内，面见“段执政”本人，递交抗议书。护卫执政府的卫兵未接上级命令，自然不让人群入内，却因阻挡不住游行队伍的反复冲击。情急之下，卫队营长独断下令开枪，“三一八”惨案就此发生。包括两个警察、一个士兵、多数学生在内的47人横尸街头，150多人受伤。李大钊也在受伤之列。

                           三

惨案发生之后，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梁启超、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凌叔华、闻一多、鲁迅、周作人等名人纷纷公开发表言论、文章，对开枪兽行予以严斥。鲁迅在写下《纪念刘和珍君》后，还连续在《语丝》《国民新报》副刊和《京报》副刊先后发表《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大衍发微》等，揭露惨案真相并警告刽子手。爱国记者邵飘萍办的《京报》更是先后刊发133篇文章对执政府予以痛批。非常不幸的是，邵飘萍在一个月后被枪杀，但与段祺瑞毫无关系。因为“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紧接着1926年4月10日，北京又发生一次军人政变，欲逮捕段祺瑞，迫使段仓惶出逃，于4月20日宣布下野。第二天，张作霖率军进驻北平。4月24日，张作霖诱捕邵飘萍，于26日凌晨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将爱国记者邵飘萍枪毙于北平天桥。

                          四 

37年后，在我已经快要淡忘“三一八”惨案之际，杜婉华的文章让我看见了尘封已久的“另一个段祺瑞”。

“三一八”惨案发生当天，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他领导下的国会立刻通过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第二天，贾耀德作为刚刚上台不久的内阁总理宣布内阁全体引咎辞职。第三天，段祺瑞诚恳发布执政令：

“……伏念青年学子热心爱国，血气方刚，陡起填膺之愤，意气所激，遂尔直前。揆其情迹，实有可原，特颁明令，优加慰恤。”

《“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还记载：“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

这里的记载显然令人产生了原谅之心。更多的史料则记载了段祺瑞在事后举行的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到一半，突然在台上当众谢罪，长跪不起。这一点，杜婉华的文章《另一个段祺瑞》里，从段祺瑞的外孙女张乃惠口中也得到了证实：

“（段祺瑞）他让人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给予优抚。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  

“请你们想想，如果是他本人下令开枪杀人，他何必这样做作，他原本就有很重的腿病，却不顾自己的痛苦，长跪不起。”

75年后，段祺瑞的外孙女张乃惠还对好友杜婉华说过：“母亲告诉我，惨案让我外公极度悲愤不安，那几天吃不下，睡不着，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儿又犯了，真是身心交瘁。他在政府召开的会议上说，‘学生们年轻，热情，爱国心强烈，但他们容易冲动，很容易被人利用。’”

这里，段祺瑞说的被人利用，自然指的是被共产党人利用。段祺瑞虽不肯向学生开枪，但他痛恨共产党不假。对中国共产党的痛恨是一回事，段祺瑞的为人品质则是另一回事。张乃惠说：

“我外公段祺瑞的私生活在当时是有名的清廉朴素，就是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当时人称他为‘六不沾总理’。

当然，我外公和当时其他军阀一样，也讨了几房姨太太。听母亲说，外婆怕别人说她不贤惠，就主动给外公找姨太，当时的第四位姨太，一进门就愁眉不展，原来她已经有了意中人，外公就吩咐我外婆要像嫁女儿一样，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段祺瑞让姨太出嫁的事，在当时传为佳话。外公当了那么大的官，人们会以为他财产不会太少，母亲也能继承他的遗产，还有文物什么的，其实，外公不吃空缺，不收礼，除了好家风，什么也没留下。”

                             五

段祺瑞原来的名字叫启瑞，字芝泉，晚号正道老人，安徽合肥人。他生于1865年3月6日，父亲段从文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生种田养家。但是段祺瑞的祖父段佩是一个军官，很疼爱这个孙子。

1872年，8岁的段祺瑞被祖父段佩带往江苏宿迁军营，在那里上私塾。15岁，段祺瑞的父亲被友人在半道上刺死。

1885年，20岁的段祺瑞考入天津武备学堂，分入炮兵科，两年后，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

1889年春，段祺瑞以第一名的考试成绩与其他4人公派到德国柏林军校学习。在用一年半时间系统学习理论课程后，段祺瑞又单独奉派入克虏伯炮厂学习半年。克虏伯炮厂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兵工厂，这为段祺瑞日后担任中国现代化军队首任陆军总长和炮兵司令奠定了基础。段祺瑞还担任过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军事学校——保定军校的总办，蒋介石、傅作义都曾就读于此，某种意义上说，蒋、傅都算段祺瑞的学生。

                                        六

 “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愿意承担全部责任，辞去所有职务，又一次退居天津。他每天吃斋、诵经、看书、下棋，撰有《正道居集》、《正道居诗》。笃信佛教的段祺瑞还曾捐资修建青岛湛山寺；派长子段宏业将班禅九世接到北京雍和宫，授予金印。

段祺瑞一生酷爱围棋，资助过中国大批的围棋手，包括吴清源、汪云峰和顾水如等，被称作“中国围棋的大后台”。 段祺瑞的长子段宏业尽管能力一般，但同样是一个水平极高的围棋手。

最难能可贵的是，一度长期亲日的段祺瑞在晚年保持了民族气节。他不与小日本合作，拒绝土肥原邀请出山组建傀儡政权的提议。

1933年1月19日，蒋介石听说此事后，急派特使钱永铭持蒋介石的亲笔信专程赶到天津，邀请段祺瑞“南下颐养……俾得随时就商国事”。段祺瑞遂秘密抵达南京面见蒋介石，后赴上海定居。到上海后段祺瑞开始住在世界学社，后搬到霞飞路的军阀陈调元公馆长住，继续他下野天津后的吃斋念佛生涯。

1936年，段祺瑞的身体由于胃病严重，体质相当虚弱，医生建议他吃点肉以增强体质。段祺瑞回答：“人可死，荤绝不能开。”坚持吃素如故，最终于1936年11月2日在上海病逝。享年72岁。

1936年12月9日，段祺瑞的灵柩运抵北平，暂厝香山卧佛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段祺瑞后人匆匆将段草葬于北平西郊。

1963年，段祺瑞侄子段宠纲和名士章士钊将段祺瑞遗体迁葬于北京万安公墓，墓碑上刻有章士钊所题：“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1936年8月20日，在临终之前，虚弱的段祺瑞不改忧国忧民之心，留下亲笔遗嘱“八勿”：

“余年已七十有余，一朝怛化，揆诸生寄死归之理，一切无所萦怀，惟我瞻四方，蹙国万里，民穷财尽，实所痛心，生平不喜多言，往日曲突徒薪之谋，国人或不尽省记，今则本识途之验，为将死之鸣，愿我国人静听而力行焉！则余生虽死犹生，九原瞑目矣。国虽微弱，必有复兴直道，亦至简单。

     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

     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

     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

     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余生平不事生产，后人宜体我乐道安贫之意，丧葬力崇节简，殓以居士服，毋以荤腥馈祭。此嘱。”

段祺瑞作为一个有争议的北洋军阀，在20世纪60年代初能得以盖棺善终，据说与毛泽东对他的一番评价有关。解放初期，作为毛泽东的湖南同乡，章士钊曾将段祺瑞的历史扼要具文报告毛泽东。毛泽东阅后还算宽宏大量，说：

“有功有罪，已经化敌为友了嘛。”

                                        2009、1、24

                    

                                    山西省灵石县韩信墓

2009年8月14日上午，我和家人告别山西介休，返回西安。前一天我们到介休的绵山参拜了介子推的墓地。一心还在感叹不慕功名的介子推宁肯选择和老母烧死在离老家不远的绵山之上，也不愿下山到他陪伴流亡了19年终于登上晋国国君宝座的晋文公手下出任高官，这样的高洁志士如今真是不多了。正这样想着，从车窗外看见高速路上“灵石”的路牌一晃而过，才知道我们回程要途经介之推的老家山西省灵石县。这让我由介之推又想起韩信来。因为韩信作为一代名将，在身后留下了两个墓葬，这在中国历代杰出的人物中是绝无仅有的。而韩信其中的一个墓葬就安在介之推的老家——山西省灵石县。说起韩信为什么死后会有两座墓葬呢？真是说来话长。

韩信是西汉淮阴人（今江苏淮阴县），乃汉初著名的悲剧英雄。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秋，为反抗秦二世胡亥的残暴统治，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其造反的起因是这样的。陈胜、吴广等900余名戍卒被征发前往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戍边。途中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州东南的刘村集）为大雨所阻，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根据秦朝法律，过期者要受斩首处罚。万不得已，陈胜、吴广领导戍卒，杀死押解戍卒的将尉，发动兵变，口号是：“大楚兴，陈胜王。”起义军一时连克大泽乡和蕲县，并在陈县（今河南淮阳）建立张楚政权，天下豪杰纷纷响应。可惜大泽乡起义因为陈胜得势后的骄傲，加上秦将章邯率秦军镇压而失利。但这次起义沉重打击了秦朝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它揭开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秦王朝在做了一番垂死挣扎后退出了历史舞台。于是群雄割据，逐鹿中原，经年苦战，最终是刘邦一统天下。而刘邦夺得天下，主要依靠的是韩信。家喻户晓的故事是：楚汉相争时韩信被刘邦拜为大将，统率全军，韩信足智多谋，辅佐刘邦每每以少胜多大败敌军。如“井阱之战”，韩信仅率数万兵马，采用背水一战的战术，一举打败了赵国的号称二十万大军。这就应验了韩信说过的那句名言： “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又如“潍水之战”，这是楚汉相争最重要的一场转折性战役。此战韩信又是以少胜多——不但消灭了齐楚仅有的一只有生力量，并且占领了三齐之地，实现对项羽战略包围的有利局势。这一仗彻底扭转了刘邦的弱势，使楚汉之争形成一面倒的局势。项羽由此再无力灭汉，而刘邦则进入全面战略大反攻的时刻。

所以后人评价韩信是——平三秦、破代、灭赵、降燕、伐齐，直至垓下全歼楚军，无一败绩，立下了赫赫战功。直打得项羽剩下孤家寡人，自刎乌江，刘邦遂成帝业。后来刘邦封韩信为齐王，西汉王朝建立后改封楚王。后来有人告韩信谋反，被刘邦降为淮阴侯。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北方巨鹿郡守陈豨谋反，与匈奴联合进攻中原，刘邦率师亲征。吕后担心韩信趁机夺权，遂由萧何出面，将韩信诱骗到长乐宫加以谋杀。

具体过程是这样的。当时西汉王朝的宫殿主要有两座：一座叫未央宫，是刘邦称帝后居住的；一座叫长乐宫，是刘邦的夫人吕雉皇后居住的。因为这期间刘邦正在北方消灭陈豨，由吕后在后宫主政，所以韩信被萧何欺骗来到了长乐宫。哪知长乐宫两边早就埋伏好了刀斧手，韩信一进门，很多人一拥而上，把韩信像捆粽子一样捆了起来。吕后怕夜长梦多，等不及奏报刘邦就先把韩信斩首于长乐宫的钟室。这是长乐宫里一个面积不大放置编钟的房子，可怜一世英雄、为大汉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韩信糊里糊涂地惨死于此。这还不算，为了防止韩信家人造反，吕后又立即下令“夷信三族”。就是将韩信父族、母族、妻族三族的人全部杀光，政治斗争就是这么残忍。临死之前，懊丧的韩信仰天长叹：

“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后悔啊，我后悔当初没有听蒯通的建议（推翻刘邦），以至于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居然被小孩子、小女人所欺骗，所谋杀，难道这不是天意吗！

韩信被杀以后，吕后派人带上韩信的首级送往山西代县让汉高祖刘邦“验明正身”。使者走到山西灵石城南的高壁岭时，适逢刘邦打败陈豨凯旋，遂下令葬韩信的头颅于高壁岭上。随从的军土每人捧土一掬堆成墓冢。今天，韩信墓冢的具体位置在灵石县南焉乡高壁村高壁岭，距离县城仅10公里，乃秦汉时期的古官道，地理位置十分险要。

据记载，现存韩信墓冢方圆30米，高10米，墓外原有砖切围墙，内有一米多宽的通道，墓前有青石刻的“汉淮阴侯墓”碑一座。墓前建有韩信庙，庙宇坐北朝南，始建于金明昌年间。元代曾修复三次，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又扩修祠庙。韩信庙有对联一副，仅十字，却准确概括了韩信的一生；

“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

说的是韩信一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而韩信早年正是靠了漂母的施舍才得以存活，功成名就之后却死于吕雉之手。灵石的韩信墓还有明代监察御史于谦的题诗云：

“蹑足危机肇子房，将军不解避锋芒。

功成自合归真主，守土何须乞假王。

汉帝规模应豁达，蒯生筹策岂忠良，

荒坟埋骨腰山路，驻马令人一叹伤！”

在西安，还有一个韩信墓。西安的韩信墓位于今天的灞桥区新筑镇。史载：距未央宫四十里，这里埋葬着韩信的无首身躯。《灞桥文史资料》记载：

“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兼左都御史毕源为韩信墓立碑：‘汉淮阴侯韩公信墓’。抗日战争期间墓旁三株古柏被焚。‘文革’期间，碑楼破坏，墓碑被推倒，农民取土，墓冢夷为平地。”

后人将韩信墓的残碑移存于灞桥文化馆内。民间流传西安的韩信墓前曾有一副对联：

“气盖世力拔山见公束手，歌大风思猛士为之伤怀。”

为保护韩信墓遗址这一重要文物古迹，西安市灞桥区政府已经规划在这里修建一座韩信墓遗址公园。韩信后人——如果两千多年前没有被吕后杀光的话，当会告慰身首异处的韩信先祖的。

                                   2009、10、13

                                       

一

“阿廖沙”是我曾经的同事。我们在福建省文联大楼里一同共事了21年。我们都是《福建文学》和《台港文学选刊》的编辑——其时这两个刊物是一家人——一套编辑人马编两份刊物而已。直到2006年初我重返高校执教，才与“阿廖沙”分别。

认识“阿廖沙”是在1983年。这年的夏天，《福建文学》杂志在福州鼓岭（鼓山之巅）举办一期小说作者的培训班——那时还不兴叫“笔会”，但性质就是后来的文学笔会。就是把全省的《福建文学》编辑认为有培养前途（少数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的作者集中起来，利用鼓岭天然的避暑胜地，安心创作。在这期培训班上，我认识了福建文坛“女三剑客”林祁、王世彦、郑枫（如今全部定居海外）。还认识了后来成为闽籍乡土作家领军人物的陆昭环。三年后，陆昭环描写闽南惠安女压抑的婚姻生活的三万字中篇小说《双镯》发表在1986年4期《福建文学》上，迅速被1986年4期《中篇小说选刊》和1986年7期《小说选刊》转载，并于1991年在台湾拍成同名电影上映（之前大陆更早的电影拍摄计划不知何故被搁置）。陆昭环由此声名大震，1988年从惠安县调入华侨大学任校报室主任。

让人扼腕的是，2006年夏天，年仅64岁的陆昭环先生死于抑郁症。个子像鹭鸶一样瘦高的陆昭环先生除了喝酒，生前经常离群索居。我一直记得在鼓岭的小说培训班上，每天晚饭后，陆昭环先生总是一个人背着手，寂寞地走在夕阳西下的小道上散步的孤独身影。

也是在这期的培训班上，我认识了“阿廖沙”。 “阿廖沙”是当年刚刚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福建文学》当小说编辑的。按规矩，也是出于礼貌，我和其他作者都管“阿廖沙”叫“老师”。由于才进编辑部上班两个月，腼腆的“阿廖沙”不让我们叫“老师”。他说话的口气是慢悠悠的，声调也不高：

“不要叫我老师，叫我阿廖好了。”

从此，我们就对他“阿廖”“阿廖”地叫开了。叫到后面，为了表示亲热，我们干脆有时候叫他 “阿廖沙”。因为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上下的人，都读过苏俄的文学作品，都对高尔基、托尔斯泰、法捷耶夫、萧洛霍夫、马雅可夫斯基等作家诗人的名字耳熟能详。也知道苏联小伙子很多名叫“阿廖沙”的。

也是从此，“阿廖沙”低调、谦虚为人了一辈子。

二

“阿廖沙”真名叫廖一鸣，1958年出生，家住厦门，是老家在闽西永定县的客家人。“阿廖沙”小我两岁。加上我也是刚刚留校在福建师大工作才一年多，彼此年龄相当，经历相同——都插队当过知青，所以我与“阿廖沙”很快熟悉了。更没有想到的是，1985年元月，因为创作关系，我也调入福建省文联当文学编辑，与“阿廖沙”成为朝夕相处的同事，互相混得更“铁”了。

“阿廖沙”平素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性格属于慢热型的。尤其在生人面前，习惯三缄其口，埋头抽他的烟。后来我发现，“阿廖沙”不爱说话，不等于他不会说话。在“阿廖沙”节奏缓慢、语速迟滞的话语中，你会很快发现“阿廖沙”语言特有的幽默感。而且，这种幽默感是高品位的，往往你需要想一想，嚼一嚼，才能体味到“阿廖沙”语言的幽默意味。就在你恍然大悟、开怀大笑的当口，“阿廖沙”跟着呲牙一笑，猛吸一口“骆驼”牌香烟。

在发现“阿廖沙”说话幽默的时候，我还发现，在中国，就地域而言，数闽西和陕北的烟民人数最多，密度最大。“阿廖沙”是其中一个名副其实的铁杆烟民，据说他从初中起就开始抽烟了。高中毕业回到老家闽西永定县插队，更是天天烟不离口。而且，“阿廖沙”抽烟是认牌子的。插队时候据他说，那是因为“生活所迫”，没有资格讲究，逮着什么抽什么。改革开放以后，“阿廖沙”长期固定抽厦门产的“骆驼”牌香烟。这种中外合资的香烟（美国老品牌），“阿廖沙”说它“劲大”，抽起来过瘾。如果一时买不到“骆驼”牌，“阿廖沙”就抽武汉产的一种名叫“金桥”的香烟。一者“阿廖沙”毕业于武汉大学，对武汉有感情；二者“阿廖沙”说“金桥”牌香烟的优点也是“劲大”。你就可知年纪轻轻的“阿廖沙”在抽烟的资历上，绝对不是一个等闲之辈。

三

真正让人发现沉默寡言的“阿廖沙”不是一个等闲之辈的，不是他的烟瘾大，烟龄长。而是“阿廖沙”真是应验了他已过世的父亲为他起的好名字——“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有趣的是，廖一鸣在家是老大；大弟名再鸣；二弟名三鸣；小妹妹名小鸣。弟妹都很尊重有内才的大哥,廖一鸣善良的母亲更是对这个长子明显偏爱。其时“阿廖沙”刚刚开始提笔写小说。用“阿廖沙”的话说就是：

“自己不会写小说，还有什么资格编别人的小说？”

先不论“阿廖沙”这句话的观点对不对吧，难道写到妓女生活的作家都要去嫖妓一把，体验体验才能写得出来？但“阿廖沙”的出发点是好的，心气也是可以理解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嘛。不曾想，沉默寡言心气高的“阿廖沙”一出手就不凡——他在1988年9期《上海文学》上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无尾猪轶事》。一时引发省文联大院乃至全省文坛不小的轰动。因为那是一个中国文学如日中天，中国小说迎来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时代！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编辑居然能在著名大牌文学刊物发表小说，岂不让人刮目相看？

更让人感觉惊讶的是，就在“阿廖沙”的《无尾猪轶事》在《上海文学》发表不久，作为中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其时正在中国文化部部长任上的王蒙先生在《文学报》上用整整半版的篇幅著文为《无尾猪轶事》叫好，为素不相识的“阿廖沙”叫好。这样一个世界级的作家援手，这么大篇幅的评论力挺，为的只是一个蛰伏在八闽偏地皱褶里的文坛新秀，那种从上到下的巨大轰动效应自是不言而喻。

四

然而，“阿廖沙”还是“阿廖沙”，他是一个同事、朋友公认的淡薄功名的人。“阿廖沙”依然如故，我行我素，照样一根接一根地抽他的“骆驼”牌香烟，照样慢悠悠地说话、搞笑，蛰伏在编辑部里审稿、编稿，丝毫看不出半点受宠若惊、趾高气昂的样子。“阿廖沙”的《无尾猪轶事》讲的是一个20世纪70年代知青运动中极其荒诞又不无真实的故事。小说的开头是这样的：

“这又是一个闷热的夜晚：空气粘乎乎的．．．．．．这让我闷闷不乐，因为一连好些天都是这么一副要下雨的模样，但终于没下。而我喜欢下雨，这没什么道理好说，我就是喜欢。因此这种天气就特别叫我恼火。我一边走一边又陷入沉思：今晚找不到牌友了。这让我感到懊丧，我已经习惯于用打牌来消磨晚间的空闲时间。我霍然清楚地明白，我非常孤独．．．．．．”

这种小说语言我非常熟悉，因为这就是“阿廖沙”平时说话的语言——节奏缓慢、语速迟滞，慢悠悠的语气里透着明显的幽默成分。比如，在日常生活里，我们总是会对一个人评头品足，臧否是非。当说到一个大家公认的坏人时，“阿廖沙”会慢悠悠地说：

“这个人不好玩，我们决定不跟他玩。”

这种语言看似搞笑、幼稚，甚至透着轻描淡写，但是“阿廖沙”这种貌似幼稚和轻描淡写的语言杀伤力远比怒目金刚式的语言杀伤力为大。你难道没有发现吗？如果《无尾猪轶事》的开头让反应迟钝的你还没有看出“阿廖沙”式的幽默。我可以再举小说里的一个例证，那是百无聊赖的“我”把大队支书家里养的猪的尾巴割掉以后：

“我忽然发现沙滩上有一群猪在共同刨一个沙坑，走前一看，原来它们正津津有味地吃沙子。我觉得挺新鲜。我思忖，我长这么大，还从未见过猪这么一本正经地吃沙子。我嗨地喊了一声，它们并不走开，只是同时抬起头来锐利地瞥了我一眼。我顿时感到有些儿羞愧，我突然觉得它们的外表很高尚很聪明，仿佛受过很好的教育。它们看我的样子，显然是在责备我的唐突无礼．．．．．．”

很显然，猪既不会“锐利地瞥了我一眼”，猪的外表也不会“很高尚很聪明”，猪更不可能“受过很好的教育”，甚至在“责备我的唐突无礼”。但是，经“阿廖沙”这么拟人化的描写，反讽的意味浓厚，幽默的成分增加，批判的力度加大，指明了有时候犯错误的人类比猪更愚蠢的问题实质。

五

也许正因于此，王蒙先生对《无尾猪轶事》给予高度评价。他从小说的故事情节入手，提出一个当年被作者和读者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故事的价值。王蒙深入分析，在“阿廖沙”的小说叙述中，故事与意义的关系是一种辐射的关系，故事是中心，同时将各种意义和蕴意辐射开去。

不论王蒙将“阿廖沙”的小说拔高到怎样一种高度都不为过。这就是“阿廖沙”独有的举重若轻的反讽意味和语言幽默成分的魅力。甚至，正是依靠了“阿廖沙”这种独有的举重若轻的反讽意味和语言幽默方式，才使“阿廖沙”的小说一鸣惊人。

这以后，“阿廖沙”陆续又发表了几篇小说，都是短篇，比如发表在1990年2期《福建文学》上的《重要的事情》。表面上叙述的没有一件是“重要的事情”，但一件件看似不重要的事情又一件一件决定了主人公“我”——也就是“小赵”的终身大事和职务提拔的泡汤等等。其实，这也暗喻了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命运与滑行轨迹都在“重要”与“不重要”之间摇摆。

《重要的事情》的小说语言风格一以贯之的仍然是“阿廖沙”独有的举重若轻慢半拍的幽默搞笑意味。但是，“阿廖沙”的小说继一鸣惊人的《无尾猪轶事》之后，还写过中篇小说《一九八六“英雄”》和长篇小说《妨碍我们生活的人》等，都没有拿出去发表，这再次证明“阿廖沙”是一个淡薄功名的人。而且“阿廖沙”后来发表的小说也再没有掀起新的轰动与新的高潮。这倒是应验了“阿廖沙”自己一贯坚持的——他始终认为自己的诗歌比小说写得好。比如，他在1996年出版过惟一一本诗集《更高的玫瑰》，出版后反响平平，就像“阿廖沙”发表过的不多的诗歌反响平平一样。但是“阿廖沙”永远的“敝帚自珍”，表现出“阿廖沙”对诗歌创作永远的情有独钟和偏爱有加。

五

似乎就像“阿廖沙”的诗集《更高的玫瑰》的命运一样，“阿廖沙”的爱情也一直缺乏高潮、完美和慧眼识荆的女子。自从并非“阿廖沙”本意的离婚以后，大度的“阿廖沙”一人净身出户，单身的日子过了许多年。这期间不断有人介绍女友给“阿廖沙”认识，“阿廖沙”在这方面的态度也还算积极配合。可惜双方每每总是失之交臂。比如，我就安排过两位女友与“阿廖沙”见面，其中一次还安排在咖啡馆以提升“品味”，酝酿“氛围”。结果我白买了价格不菲的账单，依然是无疾而终。女作家北北也做过这类善举，同样没有成功。因此北北遗憾：“可惜了一个好人。我也当过他媒人，未遂。”我个人认为这介绍对象的失败，以来自女方的原因居多。

前面我说过了，“阿廖沙”属于慢热型的才子，属于内秀型的才子。乃至他的语言幽默都要等到彼此熟悉相知以后，才会表现、发挥出来。在男女初次见面，刚刚接触的阶段，内秀、慢热的“阿廖沙”是不具备外表优势的。因为，实事求是地说，个子中等偏高的“阿廖沙”属于比较邋遢、不修边幅的知识分子。他近视眼、皮肤黑，牙齿黄（香烟和浓茶熏的），再加上开初与生人接触不善言辞，显得木讷口笨，表现不出半点的思维敏捷（其实思维那是相当敏捷），一般的女子第一次约会以后就不愿意再见第二次。哪怕包括我在内的介绍人越是强调“阿廖沙”属于内秀、慢热型的才子，越是让有眼无珠的女方不以为然。结果，给“阿廖沙”介绍对象基本以失败告终。当然，这中间也有的是女方愿意，而“阿廖沙”又看不上的。“阿廖沙”毕竟是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有自己的房子，又具有副编审的高级职称，如果相貌平平、才气平平、缺乏共同语言的女子，自然难入我们大才子的法眼，对此，“阿廖沙”始终有自己的标准和眼光。

这中间，“阿廖沙”认识过一个来自东北的女子，大学毕业来福州打拼多年，干练而成熟，很让“阿廖沙”心仪。该女子高挑个，鹅蛋脸，身材之好正应了一个成语：无懈可击。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十分善解人意，落落大方，让“阿廖沙”打心眼里满意。我们做同事和朋友的，见面以后，也都百分之百地投了赞成票，而且催促“阿廖沙”速战速决，尽快把大事给办了，担心的就是人才难得，夜长梦多。不料，你越担心啥，它就越来啥。相处半年以后，这位难得令“阿廖沙”欣赏的东北姑娘还是离“阿廖沙”而去。从此，没少与对象见面的“阿廖沙”，多年以后，依然孤身一人。“阿廖沙”对我说过，他心里仍然放不下那位离他而去的东北姑娘。

在找对象这件事情上，我一直为“阿廖沙”抱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阿廖沙”在所写篇数不多的小说里都有或一本正经、或荒诞不经的男女性事描写情节的原因？

六

“阿廖沙”是一个做事认真、锲而不舍的人。一旦他认准了一件事，九头牛也拉不回。“阿廖沙”平生喜欢搓几把麻将，总是输多赢的少。在年轻时候，“阿廖沙”一度像很多中国人一样，还迷恋上气功健身。人到中年，体质开始下降的“阿廖沙”更加对气功的修炼痴心不改，深信不疑。有一年夏天，“阿廖沙”参加了一个省里组织的文艺家采风团到陕西采风。到达扶风县法门寺时，据事后“阿廖沙”对一个哥们回忆，他突然感觉法门寺的气场特别强烈，正是练气功的好场所。于是“阿廖沙”走火入魔，他一个人不辞而别，脱离队伍，独自留在遥远的陕西扶风县法门寺附近。

白天“阿廖沙”自我采气修身。兴之所至，他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的意志，纵身和衣跳入一口池塘，坐在水中打坐练气。这引来了周围村庄里孩子们的好奇围观。“阿廖沙”善意地劝孩子们快去上学，不要耽误功课。孩子们笑着说已经放学了。于是“阿廖沙”就拿出钱来让孩子们为他到村子里买包烟去。于是一个怪人坐在池塘里练功的消息不胫而走，引来了更多的村民围观。

或许因为“阿廖沙”的仙风道骨，或许因为“阿廖沙”的与众不同，或许因为“阿廖沙”一口奇怪的南方口音，一个年轻的扶风县村姑动了怜悯之心，友好地劝“阿廖沙”上岸——因为天色已晚，陕西的日夜温差大，会冻坏身子的。“阿廖沙”听从劝阻，接受了村姑到家住宿的邀请，来到村姑家里借宿。村姑的丈夫也是一个豁达的好心人，赶忙热情款待“阿廖沙”，还让妻子拿自己的衣服请“阿廖沙”换上，并要求妻子马上将“阿廖沙”的一身湿衣服洗了晾干。这对善良的农民夫妇在知道了“阿廖沙”的真实身份后，吃惊不浅，更加待“阿廖沙”如上宾。

多年后，“阿廖沙”仍然难忘这对法门寺附近村庄的青年夫妇为人厚道、待人真诚的纯洁友情。

七

2008年初，我已调离《福建文学》杂志，重返高校执教两年。我告别了包括 “阿廖沙”在内的诸多编辑同仁。其时“阿廖沙”已从《福建文学》调到《台港文学选刊》当编辑室主任很多年了。

一天下课后，我刚走下讲台，手机响了，我突然就听到了“阿廖沙”身患绝症的噩耗。于是我匆忙约定好时间，和友人火急火燎地赶去医院探望“阿廖沙”。没过几天，2008年3月14日，我写了《同一片阳光下》一文，记录了这件事情：

“鼠年春节过后不久，惊悉昔日一位好友罹患癌症，已是晚期。遂与友人火速前往医院探望。今年刚刚跨入五十之年的好友神情倒还镇定、放松，免除了我等多余的安慰话语。只是，这样反更让人难受。明知死之将至，却要让理智克制着自己对死神的畏惧，他的内心痛苦加倍可想而知。告别后，一行人默默无语离开病房。因为心情抑郁、苦闷、堵得慌，就都坐在医院大门口的草坪上，商议往下如何尽可能帮助这位即将离我们而去的好友。

这时，头顶的春阳正好，阳光灿烂。坐在同一片阳光之下、同一片草坪之上晒太阳的，还有住在这所全省著名的要价最高、却离死神最近的医院里的病人。”

文末，尽管我佩服“阿廖沙”的淡定自若、看穿生死，还是写到了人类面对死亡的束手无策和无可奈何。

八

说起来，“阿廖沙”是我这些年来，见到的面对死亡最为勇敢的一个人。不知是不是修炼气功的缘故，“阿廖沙”显然不是装出来的不怕死神的模样。因为装模作样是不能持久的，而“阿廖沙”确实是一个心胸豁达、看穿生死的人。每一回我去看望他——无论在省肿瘤医院化疗，还是回家卧床休养，“阿廖沙”永远的谈笑风生，神情镇定。他那慢悠悠的说话风格一如既往，纤毫不乱。他黝黑的脸庞，带着多年不变的微笑说：

“现在我的身体里，是‘红军’跟‘白军’在打仗。我的健康细胞如果打败了病变细胞，我们‘红军’就胜利了。如果失败了，那就承认打不过‘白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慢悠悠地说完这一番话时，“阿廖沙”起身给我们倒水，好像他说的是别人的遭遇。这一点，不是共产党员的“阿廖沙”比许多共产党员要坚强十倍、百倍。也许正因为“阿廖沙”的想得开、看得透，上帝也偏爱“阿廖沙”。本来医生预告“阿廖沙”至多只能再活几个月，可是坚强的“阿廖沙”硬是在人间多活了一年以上。

九

2009年9月5日上午，我正在陕北米脂县探亲、采访。一个来自《台港文学选刊》编辑部的长途电话让我伫立原地，久久无语。这是报告“阿廖沙”于9月4日病逝的报丧电话。我几乎已经忘记了“阿廖沙”不久人世这一惭酷的现实，我幻想“阿廖沙”也许可以是癌症晚期患者得以继续延长生命的一个可信的例外。如今，这只能是我的痴心妄想了。

2009年9月7日上午，“阿廖沙”的追悼会在福州举行。我没能赶上送“阿廖沙”最后一程。我只能拜托《台港文学选刊》昔日的同仁代我敬献上我的和我现在单位的花圈，聊表心迹。

我的脑海有一幅与众不同的图景长久定格不动：那是“阿廖沙”一贫如洗的家中——“阿廖沙”平时睡觉的床铺。那是一张破旧的席梦思，下面垫着几摞《台港文学选刊》合订本。准确地说，是里外六摞《台港文学选刊》合订本支撑起“阿廖沙”睡觉的床铺。这显然不能算作一张舒适的温床，甚至，它实在过于简陋、寒酸。但是，一介书生的“阿廖沙”睡在上面，与他亲手编辑的刊物相伴终身，倒也算适得其所，更给后人以启迪和思索。

明代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黄道周是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人(今东山县)。他有一副对联写得好：

“谁言退隐是离群，不信读书会饿子。”

这副对联写得有风骨，有气节，同时真挚感人，拿来形容“阿廖沙”与世无争的一生似还贴切。

我听说，“阿廖沙”生前的编辑同仁在张罗为“阿廖沙”出版一本小说集，共收入“阿廖沙”发表和没发表过的10个中短篇小说。这无疑算是对一生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阿廖沙”的最好祭奠。

那么，再见，“阿廖沙”。

一路走好，“阿廖沙”！

                                 2009、10、13

             

说起地瓜，真是天下谁人不识君。在中国的南方，大凡经历20世纪50-70年代，尤其是60年代的人，没有不饱受饥饿之苦的，也就没有不以地瓜、地瓜米、地瓜干、地瓜粉充饥的。地瓜的滋味，真是每个人都永远不会忘记。而且，地瓜的称呼各地不一，南北不同。比如，南方人称地瓜、番薯；北方人称红薯、红苕。地瓜又名山芋、白薯、甘薯、凉薯、葛薯、紫薯、黑薯、土瓜、凉瓜、葛瓜、沙葛、沙奶奶、土萝卜、地萝卜、草瓜茹等，算得上是全世界名称最多的一种植物了。

按照《辞海》介绍，地瓜原产于热带和亚热带，没有指出具体产地。其实地瓜原产南美洲的秘鲁、厄瓜多尔、墨西哥一带，由于地瓜繁殖力极强，适应性甚广，加之栽培简便，产量很高，且富含营养，地球上现有111个国家或地区种植它。据史料记载，欧洲第一批地瓜——红薯是由航海家哥伦布于1492年带回的。然后由欧洲经葡萄牙传入非洲。再由太平洋群岛传入亚洲。

1565年，地瓜传入吕宋岛——吕宋岛是菲律宾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岛屿。全岛面积10.5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二分之一。

地瓜传入中国，时间在明朝中叶已成定论。但传播来源与渠道，按照198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刊登陈树平的论文《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论证，大体有三个：一是由缅甸传入云南；二是由安南（今越南）传入广东；三是由吕宋传入福建。此后，地瓜再经过这三条渠道传遍全中国。比如山东的地瓜，最早就是由福建传入的。而在山东全省传播地瓜的，是清雍正年间任山东布政司使的李渭。李渭乃雍正皇帝的亲信，做事大刀阔斧，敢作敢当，推广地瓜种植一样毫不含糊。

            利用无土栽培技术培育的爬藤地瓜

最早将地瓜传入我国者，是福建长乐籍华侨陈振龙，准确时间在明朝万历二十一年五月(公元1593年5月)。当时在吕宋岛经商的陈振龙发现吕宋出产的地瓜产量惊人，价值很高。于是他就耐心地向当地农民学习地瓜的种植方法，才知道地瓜种植非常简单易活，只需剪一段地瓜藤插进土里浇一瓢水就行了。于是陈振龙就违反统治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当局关于不准地瓜出境的禁令，冒着可能遭受严惩的危险，偷偷将地瓜苗带回福建老家。对此，陈振龙的五世孙陈世元著《金薯传习录》（1982年10月农业出版社影印本）有详细记载：

“（陈振龙）历年贸易吕宋。久驻东夷，日见彼地土产朱薯被野，生熟可茹。询之夷人，咸称薯．．．．．．同五谷，乃伊国之宝，民生所赖。但此种禁入中国。”

后来，陈振龙：“目击朱薯可济民食，捐资阴买，并得岛夷传种法，则带归闽地。”

陈振龙将地瓜苗带回福建后，他的儿子陈经纶担心在本土栽种不活：“诚恐性不合。”就在“本屋后纱帽池边隙地试栽”。经过试种，秋收后硕果累累。这样，陈经纶才放心上书当时的福建巡抚，浙江钱塘人（今杭州人）金学曾：“以敬陈种薯之利益。”金学曾是一个有头脑的官僚，进士出身。他开始并不盲目相信地瓜的神奇，更担心在福建本土栽种不活。当下“即觅地试栽。俟收成之日，果有成效。”这才决定马上在全省推广种植。因为明万历二十一年，就是地瓜传入福建这一年，恰好福建遭遇多年未有的严重旱灾。金学曾为了“筹备荒策”，聘请陈经纶为“门下士”，协助自己推广地瓜种植，以解百姓饥饿。金学曾雷厉风行颁布了“海外新传七则”：

“饬所属如法授种，复取其法：刊为海外新传，遍给农民。”

结果当年秋收，地瓜——“大获，远主食裕”，八闽百姓度过了灾荒。福建人为了感谢“德公(即金学曾)，故复名金薯”。就是把地瓜——番薯称为“金薯”。

进入21世纪，地瓜已成为世界上排在水稻、小麦、玉米、土豆之后的第五大食物。全世界地瓜总产量约为1.3亿吨。其中，亚洲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地瓜产区；中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地瓜种植国。南起海南岛；北至内蒙古；西北达陕西、甘肃和新疆一带；东北包括东三省；西南覆盖藏南和云贵高原；还有四川盆地、黄淮海、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各省，都是中国的地瓜主产区。换句话说，中国几乎没有地瓜存活不了的土地。所以我国每年地瓜总产量稳定在1亿吨以上，占世界总产量的70%-80%。

由于地瓜的经济价值巨大，用途广泛，所以中国明代以后文人都对它写诗作赋，大唱赞美歌。譬如清嘉庆年间，台湾诗人黄化鲤写了一首赞颂地瓜的诗：

“熊掌龙蹄并有名，匀匀禹甸种初成。

自从海外传佳植，功用而今六谷争。”

黄化鲤将地瓜与“熊掌龙蹄”并称，把番薯跟农业“六谷”并列，足见地瓜功劳之大，印象之深。民国年间，福建南安人吴增著有《番薯杂咏》诗集，其中有一首赞美薯花的诗：

“一样花开小锦葵，侬家藤本较人肥。

剪藤邻女未曾到，但见花间蝴蝶飞。”

在地瓜地里剪藤劳作，可见成群结队的蝴蝶围绕着喇叭形紫红色的薯花蹁跹起舞，让诗人诗情大发。吴增不但歌咏薯花，还进一步教人科学食用地瓜，也做了一首地瓜《食法》诗：

“白薯如玉黄似金，要语流传说到今。

不剥它皮食更好，剥皮它便刺人心。”

这里说的是有的人吃了去皮的地瓜会“打胸膈”，闽南人俗称“烧心肝”。民间谚语道：“你不剥它皮，它不刺你心。”所以吴增教人吃地瓜带皮吃比较不会“打胸膈”，不会伤脾胃。

关于地瓜，说一千，道一万，如今它的充饥功能已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地瓜维生素含量丰富的营养作用和医用疗效，为现代人越来越看重。比如我的86岁老父亲，20年来，坚持天天饭后吃一小碗蜂蜜调匀的蒸地瓜，健身养胃的效果极佳。至少，常年便秘的父亲，吃了地瓜后，基本不再便秘了。

                                                  2009、10、4

    

    2007年8月23日在司马迁墓前，我真想拥有太史公手中秉笔直书的那支笔。

2009年暑假，我在陕北行走，目的是扎入60—80年前那段陕北“闹红”的历史，抓紧采访屈指可数、尚还健在的老红军，抓紧参观散落在陕北七沟八梁之间的历史遗迹和残破窑洞，然后用文字加以记录，用相机赶紧抓拍，省得消失、遗忘。

但是，我行走在尘封的历史中，不等于我就忘记了现在，忘记了当下。不久前，我看见了张召忠将军的一篇文章《当权者有良心吗》，让我相当震撼。张召忠在 2003年3月20日爆发的美伊战争期间，天天在央视现场解说、评判。他的思维敏捷和语言犀利，以及对战事的准确预测，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则从他逻辑严密、有条不紊的话语中，感受到一个头脑清醒的中国军人的爱国良知。从此就记住了他。张召忠在文章里写道：

“去年我去黑河，那里有一个中俄瑷珲条约割让中国领土以及江东64屯被俄罗斯军队侵占的血腥历史展览馆，我看后非常震撼，深受教育。这个展览馆的领导告诉我，有关部门下过很多次通知了，让他们关闭展览馆，理由是这样的展览不利于中俄两国友好关系的开展。我当即告诉他，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这个展览馆坚决不能撤！中国是一个盛产汉奸的国度，抗日战争时期就出了100多万汉奸，当今的汉奸更多，有的是外交间谍，有的是经济间谍，有的是军事间谍，这些人丧尽天良，为了一己之利连国家都不要了！我们不是捏造历史，我们是在回顾历史，那一段残忍的历史不仅仅让中国人记住，也应该让俄罗斯人记住，只有这样才能维系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中俄之间才能接受教训，永不再战。”

我完全赞同张召忠将军的观点。非常凑巧，也算不谋而合，我在2002年夏天也去中俄边境的黑河市参观过“瑷珲历史陈列馆”。黑河市地处黑龙江省北部，与俄罗斯阿穆尔州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隔黑龙江相望,是中俄边境线上规模最大、距离最近的对应城市。其实，说穿了，黑河对岸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原本就是中国的领土——现在中国人却要办理签证、排成长队在人家的海关前苦苦等候进入。人家明明设有十个左右通关口，可故意只开一个到两个通关口，故意让中国游客排成长队慢慢等候一个甚至几个小时。就是这样，遇上人家的公民——从我国倒腾商品回国转卖的“洋二盘商”回国，人家海关人员还会粗暴地将中国游客赶开，让金发碧眼、浑身上下穿10件夹克马甲、8条牛仔裤两腿不能打弯的“洋二盘商”优先通关。而在中国的所有海关，似乎从来是让外国人优先通关，中国公民只有乖乖“礼让”的憋屈份儿。

一晃7年过去了，2002年夏天，我和黑龙江省三个一级作家的北大同学王立纯、王左泓、张爱华一道，汗流浃背在人家的海关前排长队等候渡江“跨国”进入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参观的情景历历在目。

“瑷珲历史陈列馆”距黑河市区31公里,是清代黑龙江将军衙门驻地,也是不平等的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的签约地。7年前我是专程冒雨去这个纪念馆参观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在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之间，仅仅20多年里沙俄究竟侵占去中国多少的领土？看了真是令人惊心动魄、悲愤难抑。

说起来，沙皇俄国原是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一个像阿富汗一样的“内陆国”。为了夺取出海口，16世纪下半叶，老沙皇开始向东扩张。到17世纪中叶，把扩张触角伸到了黑龙江流域和贝尔加湖以东地区。1860年夏，沙俄强行侵占中国海参崴，并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思是“统治东方”。 而海参崴原是中国北部海岸惟一的不冻港区域，后来却成了沙俄的不冻良港。让我们具体回顾沙俄是如何蚕食中国领土的吧。

这是2007年我在省图讲座后与第一个研究生张天潘合影。他现在已是一个秉笔直书富有正义感的合格记者。

1689年（清康熙28年），中俄签定了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区域都属于中国领土。这个条约是中俄间签定的众多条约中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还算公平的条约——同时是第一个在俄国境内签定的条约（后来中俄之间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几乎都是在中国境内签定的），这是由于当年清康熙的军事实力大过沙俄，所以，说话才有分量，争取公平才有实力。可惜，从《尼布楚条约》签定之后，特别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中英鸦片战争战败之后，中国国力和军事实力锐减，在国际和外交上说话就没有分量、没有人听了。沙俄趁机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大肆侵占我国领土。

1858年5月28日，《中俄瑷珲条约》签定。这个由清朝黑龙江总督奕山和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签字的实际内容仅有180个字的条约，让沙俄不费一枪一弹就强占中国东北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

1860年11月14日，《中俄北京条约》签定，沙俄强占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4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

1864年10月，《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定，沙俄强占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该条约签订后，又相继签订了《中俄科布多界约》、《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中俄塔尔巴哈台界约》等多个勘界议定书，直到——

1881年2月24日，《中俄伊犁条约》签定，沙俄又强占中国塔城、喀什噶尔等地以西的7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这样，在19世纪下半叶，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沙皇俄国一共强占去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今天两个法国与一个波兰面积的总和还要大! 因于此，列宁始终认为：

“沙皇政府与中国签定的条约是非法而无效的。”

列宁在《致捷尔任斯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全集》第38卷，第171页）的信中指责：

“沙皇政府在对待邻邦中国时，总是力图不付出战争费用，不冒战争风险而获得成功，他们总是趁中国局势混乱时疯狂讹诈中国领土，这是帝国主义最丑陋的行径。”

在列宁的指示下，1919年7月25日苏维埃俄国向中国发出《俄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明确写道：

“苏维埃政府决定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中国领土交还给中国人民。”

为此，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列宁的做法非常感激，热情洋溢地称赞：“列宁是中国最好的朋友。”

很可惜，1924年1月21日，54岁的列宁因病在莫斯科附近的哥尔克村与世长辞后，这一切并未得到兑现。所以，早在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时，就毫不客气地指出：

“大约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堪察加等地却也就是苏联领土了。这是什么道理？沙皇政府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

什么叫锥心刺骨？什么叫羞愧难当？什么叫勿忘国耻？本来，《中俄瑷珲条约》规定，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中国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割给俄国，但居住在黑龙江北“江东64屯”的中国人照旧“永远居住”，仍由中国管辖，沙俄“不得侵犯”。可是言犹在耳，沙俄政府就食言了。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过程中，沙俄军队对海兰泡、江东64屯居住的中国人进行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接着俄军又放火焚烧了我瑷珲城，数千中国居民被活活烧死。在这样的情况下，沙俄强行占领了我国的“江东六十四屯”。站在“瑷珲历史纪念馆”，站在当年居住在江东64屯的我国居民被沙俄军队刀砍枪刺赶下江去活活淹死的模型前，我真的是五内俱焚，由此写出了散文《凄风苦雨走瑷珲》，目的就是希望国人勿忘国耻：

“写下‘凄风苦雨走瑷珲’这七个字已经很久了,但一直敲不下键盘将它写下去。常常的，我就这么长时间地枯坐在电脑前，却敲不出一个字。因为，瑷珲，是每一个中国人不忍回首的伤心地，是每一个中国人心口永远的痛。甚至，只要在心底深处默默念到这个地名，手中的这支‘笔’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

散文在2003年4期《书屋》发表后，2003年7期《领导文萃》；2004年9期《报刊文萃》都予以转载。

最近，关于中国南沙群岛的主权屡屡受到来自东南亚诸小国的侵犯，我国却无能为力，显得被动挨打一事。我也是感慨良多。被动的理由据说有一条：因为中国海军的实力落后。这一点我是不能认同的。不错，中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至今没有一艘航空母舰（近来刚刚开始建造第一艘），海军的实力确实不值一提。早在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山本五十六大将指挥的“联合舰队”偷袭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时，弹丸岛国日本在70年前就拥有6艘航母，从而组成了强大的“联合舰队”，一举使美国军港内的12艘战舰被击沉或损坏；188架飞机被摧毁；155架被破坏；共有2403个官兵丧生。其中美国战列舰“亚利桑那号”被日本攻击机的炸弹击中后，整整燃烧了两天才沉没，舰上近千名官兵阵亡。被打痛的美国由此才宣布对日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但是，和40年前相比，中国的海军实力，尤其是中国的整体军力可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啊。为什么40年前我们能够在武器装备极其落后的情况下，在珍宝岛打败入侵的军事实力远远强过我们的前苏联军队？为什么40年后的今天，我们反而退缩了，害怕了，不敢誓死捍卫我国南海的领土和主权了？我个人认为是输在了意志、斗志、气势和决心上。从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再往前推进20年，近60年前的抗美援朝那会儿，中国军队的实力难道不比现在、不比美国更弱了多少倍？我们又是如何取得了胜利的？这一点，张召忠将军也是这个观点。还是在前面他写的那篇文章指出：

“……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可是我们经常忘记过去。前不久我到珍宝岛去，当我站在珍宝岛上勘察1969年中苏珍宝岛之战的现场时，我马上想到了南沙群岛，我感觉我们似乎缺少了什么。当时的边防部队只有步枪手榴弹，武器装备非常差，苏军则是飞机、直升机、坦克和装甲车，最终我们取得了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我带着对南沙的忧患前往珍宝岛，想在那个地方求得一个如何解决南沙问题的办法。在进行了大量调研之后，我突然感觉到，我们丢失的东西太多了，今天我们拥有了非常先进的武器装备，可丢失了最宝贵的战斗精神！珍宝岛精神丧失了……”

是的，1858年5月28日签定的主要内容仅180个字的《中俄瑷珲条约》，就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6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了俄国，单单这样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就丧失了相当于今天5个福建省的领土面积！相信每一个中学生当年在读《历史》课文时，每每读到这一章，应该都不会忘记那种落后挨打的耻辱。还是导师列宁说过的那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毛泽东生前也说过一句绝对真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所以，如果遇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挑衅，受到侵略，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军队决不能怯弱。至少，我们不怕做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2009、9、5米脂

  

六

现在要来说说关于长篇小说《刘志丹》的大冤案了。

1956年,工人出版社拟定了一个出版革命烈士传记和回忆录的选题计划。在此之前,编辑和社领导看到过刘景范和李建彤撰写的一些回忆刘志丹的短文, 如《刘志丹太白收枪》等，认为作者对刘志丹事迹比较熟悉，加上知道刘景范是革命烈士刘志丹的亲弟弟，李建彤是刘志丹的弟媳妇，在素材收集、采访方面会有很大便利。而且，作为延安培养出来的干部，李建彤对延安的感情和认识上也比一般人要深刻得多，于是就约请李建彤创作小说《刘志丹》。

不幸就此埋下了。李建彤创作的长篇小说《刘志丹》在当代文学史中，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文字存在。作为革命历史人物传记，《刘志丹》早已超出了文学创作的本身意义，同时又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人物传记。因为小说中大量历史人物真名实姓地出现，与革命历史事件描述的客观场景之间产生了冲突，特别由于政治背景的原因，如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的历史作用及高岗等陕北籍创始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等，使艺术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意见分歧。所以，《刘志丹》从1959年完成初稿到1962年写出第四稿，尚未出版就遭到否定。到1979年中央为《刘志丹》平反后由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再到1986年重新被禁止面世。这部长篇小说的命运多舛可谓绝无仅有，也使得真正读到这部小说的人并不多。《刘志丹》重新遭禁在为《刘志丹》正式平反之后，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据来自上层的可靠消息，遭禁的原因出在李建彤写的《刘志丹》的“前言”上。李建彤在“前言”里稍微吐露了一点个人怨气，这本来是可以理解的，很正常的，毕竟作者夫妇因此无辜坐了10年牢。结果“毛病就出在书的前面那篇‘前言’”。

因《刘志丹》在“文革”前后受牵连、遭迫害的人成千上万。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当代文坛因一部小说而产生的最大一个“文字狱”。而制造这起大冤案的，导演就是康生。

康生硬说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还先知”；“把陕甘写成井岗山甚至高于井岗山”。他诬蔑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组成了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就是证据。康生等人将《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送中央政治局后，在中央政治局尚无定论时，康生却进一步加大了陷害的力度和范围。在下一步的专案审查过程中，康生利用手中之权借机大整一批党政军干部。他公开说：

“打这本书，就是为打西北山头。”

为了打“西北山头”，康生把西北五省大批省级干部陆续调到北京“学习”，要求他们提高认识。在“学习”中，许多人被诬陷为“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成员。接着，康生对连载《刘志丹》的《工人日报》党组、全国总工会党组、中宣部进行追查，凡是表态支持发表小说《刘志丹》的，都挨了整。

《刘志丹》一书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前，李建彤曾交同是“西北山头”的核心人物习仲勋审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秘书长的习仲勋原则上肯定了李建彤写的《刘志丹》，但要求她把书中敏感的关于高岗的部分删除。因为尽管高岗是陕北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此时已经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了，不宜再提。李建彤接受了这个意见，删除了涉及高岗部分。在不得不提到高岗时，用化名“罗炎”代替。包括删除涉及一直作为敏感话题的中央红军和陕北武装的关系问题。这也就是此后多年西北地区许多问题不能明朗化的原因。

  在瓦窑堡（今志丹县）毛泽东与刚释放的刘志丹谈话的窑洞前

凤凰卫视在2009年8月13日《腾飞中国》节目播出由著名作家何为之子何亮亮主持的《1962纪事：“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证实了以上冤案属实。以下为凤凰卫视这一期节目的文字实录：

1962年长篇小说《刘志丹》相关者遭遇到了前所未见的批判和迫害，相关的人无论是作者、编辑、被采访者和审阅者全部都遭到了株连，因此遭到迫害的人上至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下至黎民百姓，据称人数过万，小说的作者李健彤是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之妻。

1958年她开始动笔，第二年的夏天完成之后，她就请曾经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审阅小说稿，作者再加以修改，后来小说《刘志丹》就在《工人日报》连载，但是，一场政治风暴悄然而至。

1962年7月下旬到9月下旬，中共中央连续在北戴河、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正式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一再强调“要重提阶级斗争”。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有人把对《刘志丹》书稿的意见报告给了康生。康生立即要中宣部通过各报刊不准刊发小说《刘志丹》，康生其实根本没有看过小说稿，他就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就知道这是为高岗翻案。

8月26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9月6日，7日会议转入批判彭德怀的所谓“翻案风”。9月8日，有人在西南组的会议上，再次提出小说《刘志丹》的问题，康生说出了点睛之语“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

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正当毛泽东在讲话的时候，康生写了一张纸条递给他，上面写着：“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就念了这张纸条，而且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

（毛泽东还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是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三天后，全会决定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审查习仲勋等人，经过半年多的审查。

1963年5月，审查小组写出了《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称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于是从习仲勋开始，大批的干部和民众受到了牵连和整肃。其实污指小说反党这才是康生的一大发明，而毛泽东很欣赏这种发明。

1979年的胡耀邦领导的中组部向中央送交了《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刘志丹》这本书呢，在1979年10月，由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了。

总之，当年小说《刘志丹》的罪名有如下几条：一是“伪造党史”，把陕甘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二是“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英明、还先知”；第三条罪状是说小说中的人物罗炎、许钟写的就是高岗、习仲勋，所以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这便是康生眼里的利用小说反党，也是毛泽东眼里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是翻案。

为此，习仲勋于一夜之间丢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蹲了8年牢狱，被审查长达16年。

原经委副主任贾拓夫也为此被囚禁在北京郊区某地， 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

小说作者李建彤被列为“案犯”，戴上“习仲勋反党集团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骨干分子”的帽子，送进监牢。

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李建彤的丈夫最早被免职关进秦城监狱。夫妇两人被隔离关押了10年监狱，直到“文革”后两人才终于见面。但没过几年好日子，1990年8月9日刘景范因病在北京去世了。抱着刘景范的骨灰回家后，李建彤因为过度思念丈夫，一个从延安走出来的“三八式”老干部，整个人精神就垮掉了。

还有原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受尽酷刑，被折磨致死。

《刘志丹》一书的责任编辑何家栋全家被赶到乡下，6口人只给30元生活费，母亲和两个儿子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写作《刘志丹》过程中，李建彤曾到陕北老区查访材料。当时为她带过路的老乡王悦贤和刘景华也因此受到牵连，迫害致死。据初步统计，因小说《刘志丹》一案受到株连者达一万多人。中国自古多产“文字狱”。但因了一个杰出革命家的传记而建构了一座如此庞大的文字监狱，在中国就数《刘志丹》一书的“反响”最大了。

顺便说一句，在1985年6月号《人民文学》发表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轰动文坛，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刘索拉就是刘景范和李建彤的女儿、刘志丹的侄女。刘索拉在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任中央民族学院作曲理论教师。1988年至1993年移居伦敦与纽约，2003年后回到她的出生地北京。刘索拉除了一举成名的小说《你别无选择》，主要文学作品还有《蓝天绿海》《行走的刘索拉》。主要音乐作品有：《缠》《六月雪》《中国拼贴》《蓝调在东方》等。刘索拉的小说被译为多种外文。曾获1986年全国中篇小说奖和英美世界音乐排行榜前十名等音乐奖。这还不算，2005年刘索拉和宁瀛、章含之女儿洪晃三人共同编剧，宁瀛导演，拍摄了电影《无穷动》。连章含之都在其中扮演了角色。

《无穷动》原是匈牙利小提琴家、作曲家诺瓦契克所作的一首小提琴名曲，全曲用急速的跳弓演奏，效果、感情活跃，充满了生命的欢快色彩。刘索拉把它用作了这部电影的片名。说真的，陕北志丹县金鼎镇楼子沟村的刘家出了刘索拉这么一位才女，刘志丹、刘景范兄弟九泉之下有知，当会含笑了。

七

2005年11月19日上午9时,在西安市中心革命公园内举行了刘志丹塑像落成仪式。这是在刘志丹烈士牺牲70年后,陕西人民办的一件大事。部分参加落成仪式的人员有：高毅、高轩（高岗之子）；刘尚雅、刘尚谆（刘景范子女）；刘荣（刘志丹之妹）；方华清（方志敏之孙）；徐抗、徐文慧（徐海东子女）；宋琴（宋任穷之女）；安勇（安子文之子）；习桥桥（习仲勋之女）；马小力（马文瑞之女）；汪南宁（汪锋之女）；白培植（白治民之子）；白玉明（白坚之女）；张亚宁（张邦英之子）；曹东光（曹力如之子）；张庆妮（张策之女）；王琰（王子宜之女）；还有贺光辉、杨挺藩、王黎明、李骏、刘从军、姜明、崔军、马锐等。

2009年元月，“刘志丹革命事迹陈列馆”在陕西省志丹县刘志丹烈士陵园正式开馆。我在2009年8月29日下午参观了这个陈列馆。馆中新添的展品使刘志丹烈士的革命事迹得到更加全面和完整的再现。在刘志丹烈士陵园，我还看到了迄今为止，中央领导人给一个革命烈士题词最多的碑刻。这些珍贵的黑色大理石石质碑刻镶嵌在刘志丹纪念堂的两面墙上和东西两孔窑洞的墙上，其中有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林柏渠、吴玉章、贺龙、陈云、徐向前、蔡畅、谢觉哉、李富春、徐特立、博古、邓发、王稼蔷(即王稼样)、凯丰、肖劲光、罗迈等人及李鼎铭先生的题词。

刘志丹烈士陵园于1941年开始兴建，于1943年正式落成。1947年遭胡宗南军队捣毁，1952年重建，后又多次重修。陵园面积约8000平方米。走下长长的90米台阶，走出陵园的大门，我回头再看一眼陵园大门之上“志丹陵”三个大字，心中百感交集。我突发奇想，如果刘志丹不是轰轰烈烈地战死沙场——早夭于33岁，而是活到了解放后，在“文革”中会不会被当作“走资派”整得更惨？哪里还会有这么庄严肃穆的阔大陵园存在于陕北的志丹县？答案几乎是肯定的。

此刻照耀在陕北高原之上的夕阳依然光焰万丈，炽热如火，那是刘志丹烈士在高天之上注视人间、注视三秦大地的深情目光吗？那首动听的信天游《陕北出了个刘志丹》依稀在我耳畔回响。甚至，我看见了陕北男女人人会跳的大秧歌在志丹县城的大广场上舞得正欢：

“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

一心要共产。

．．．．．．

四月里来四月八，老谢要把绥德打，

绥德白军害了怕，刘志丹队伍吴堡扎，

陕北全红啦。．．．．．．”

                                   2009、9、10 西安初写

                                   2009、9、20 福州写完

刘璋向我们指出不远处当年刘志丹家人藏身的山洞

四

在我们一行告别“刘志丹故居”，走下一级一级砖砌的台阶下到平地后，刘璋指着距离故居稍远处的一面悬崖峭壁上的一个山洞说，刘志丹被国民党通缉后，要抓捕刘志丹的家人。附近的土匪趁火打劫，也来绑票。刘志丹的父亲刘培基曾经带领全家人躲进了那个山洞避难。刘璋的这个介绍被刘志丹7个弟妹联名发表在2003年8期《百年潮》杂志《我们所知道的刘志丹的父亲和家庭》一文里得到了证实：

“1934年春，敌人的‘围剿’更加疯狂，他们到处抓人，杀害了跟随刘志丹闹革命的许多同志，仅我们家就牺牲了八位亲人。敌人还张贴告示，悬赏捉拿父亲及家人。父亲带领一家老小，四处躲避敌人的追捕，钻梢林，宿山洞，吃野菜野果，还要防备野兽的袭击……。4月初，敌人抄了我们的家，烧毁了房屋、窑洞和粮食，还将祖坟挖开，鞭尸扬骨于荒野，残忍至极。”

     2009年8月29日上午在金汤村刘志丹出生地陈列馆

2008年11月，刘璋所述情形在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的回忆中也得到证实。2009年6月5日“人民网”在《环球人物》中刊登了记者于2008年11月底去西安采访刘力贞的专访。其时刘力贞老人刚刚过完79岁生日。她身着中式对襟棉袄，戴着一顶红色帽子，谈话间思路清晰、言语幽默，对于往事有着惊人的记忆力。1929年冬天，长女的降生，让刘志丹非常兴奋。刘力贞说：

“父亲给我取名‘力真’，是‘真诚’、‘质朴’的意思。”后来由于误写，刘力真变成了“刘力贞”。刘力贞家的客厅里摆放着很多老照片，父亲刘志丹和母亲同桂荣的两张大照片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刘志丹牺牲时，刘力贞只有7岁，她对父亲的记忆很少，更多是从母亲同桂荣那里听来的：

“我的曾祖父和我的曾外祖父是好朋友，在母亲才七八岁时，父亲和母亲就订了亲。”

1921年春，19岁的刘志丹和17岁的同桂荣完婚。婚后第二年，刘志丹考入当时陕北地区仅有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

1934年初，31岁的刘志丹担任红42师师长，同年5月任陕甘边军委主席。他刚带着军队开始转移，没过多久，国民党便贴出了悬赏捉拿刘志丹家人的告示。刘志丹的父亲带着一家老小十几口人躲进山窨(读印，指悬崖峭壁上挖的岩洞)子里藏着。为了缩小目标，刘志丹的家人开始分散转移。

“妈妈带我在一个山洞里藏了8天，靠接雨水吃炒面维生。那时我才4岁多。后来，二姨父在山上找到我们，将我们带回自己家的草窑里藏起来，才躲过这一劫。”

不久，习仲勋打听到她们母女的下落，把她们带到了南梁根据地，这才与刘志丹团聚。在南梁根据地的两年，是刘力贞童年最快乐的时光。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写道：

“一个漂亮的6岁小女孩，红军为她特制了一套军服，她扎着军官皮带，帽子上戴着五角星，人人喜欢她；她像个小元帅，还为自己有一个‘土匪’父亲而骄傲。”

                             刘志丹女儿刘力贞晚年像

对此，刘力贞笑着补充说：“红军里头的娃娃很少，所以斯诺的妻子海伦说我是‘人见人爱的宠物’。”

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是这样描写刘志丹的：

“刘志丹是个现代侠盗罗宾汉，对有钱人怀有山区人民的一贯仇恨。在穷人中间，他的名字带来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财中间，他成了惩奸除恶的天鞭。”

“斯诺没见过父亲，他形容父亲是罗宾汉，因为罗宾汉是个杀富济贫的侠盗。其实父亲哪里是侠盗，他是个英雄好汉。”刘力贞继续补充说：“别看父亲斯斯文文，打仗可厉害！都叫他‘活地图’，哪里的地形什么样，甚至哪个村有几个锅、几个炕，能往哪里跑，他都知道。”

1935年，刘志丹带着红军去了陕北，4个月拿下6座县城，使陕甘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刘力贞就跟着母亲迁往延安附近的甘泉下寺湾居住，入秋后又转移到永坪住下——今天的永坪镇由于建成了一个在陕北规模很大的炼油厂，繁荣得像一座县城，但80年前还是很荒凉很偏僻的。就是在这里，刘力贞对父亲留下一个难忘的记忆片段：

“妈妈抱着刚出生的弟弟，我自己骑一匹马。一次马突然受惊了，大人们吓慌了，我抱着马鞍一声不响。爸爸跑过来制服了马，哈哈大笑说：‘这女子真厉害，到底是我的娃！’”

1935年9月，刘志丹任红军第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他又上了前线。

“父亲刚走，我和弟弟就病了。俘虏来的国民党军医给我们开了药。我吃了药就头晕恶心，弟弟吃药不到两小时就断气了。等到明白过来，那个医生已经逃跑了。”

为了不让在前线的刘志丹分心，同桂荣没有把儿子夭折的消息告诉丈夫，只是盼着打了胜仗之后，刘志丹能早点回来。偏偏这时陕北苏区开始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大批整治陕北红军干部。1935年10月5日，刘志丹被故意调开执行一项任务，他骑马路过今天的安塞县真武洞时，碰到一位通信员。通信员身上带着一封写给红15军团领导的信，信中是即将被捕的干部名单，上面就有刘志丹的名字。但是通讯员不知道信件内容。刘志丹看过信后，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他把信交给通信员，让他仍旧送到红15军团部去，然后转身自己去保卫局报到，对抓他的人说：“我知道你们在找我。”

刘志丹被关在瓦窑堡（今子长县）的窑洞改建的牢房里。刘力贞和母亲想方设法去看他，但牢房的窗户全用砖封了，只留下一个气眼。刘力贞大声喊“爸爸”，听到的只有阵阵咳嗽声。万幸这时中央红军刚巧到达了陕北吴起镇。

1935年11月，周恩来到了瓦窑堡，亲自将戴着手铐脚镣的刘志丹从牢房里释放出来，随后毛泽东专门接见了刘志丹。刘力贞回忆说：

“回到家，父亲对母亲说，寒冬腊月毛主席还穿着单鞋，你快给做一双棉鞋。我母亲就去街上买了黑礼服呢面子，两天赶出了一双棉鞋，她亲自给毛主席送去。主席穿着走了两步，夸母亲手真巧，十分感谢母亲。”

 这是1935年底毛泽东在瓦窑堡居住窑洞的火盆，他与释放的刘志丹促膝长谈。

我身后左边第二孔就是1935年底毛泽东在瓦窑堡居住的窑洞，“瓦窑堡会议“即在此举行。

五

对于父亲刘志丹的英勇牺牲，刘力贞记得的印象是凄凉而感人的。七十多年过去，回忆起父亲下葬的场面，刘力贞仍然眼含泪水：

“当时局势比较紧张，父亲被草草埋在了瓦窑堡城南的一个果树园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4月正是梨花开的时候，满院的梨花，我感觉连大自然都在为他吊孝，很多人都在哭。”

2003年10月4日是刘志丹烈士的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他离开人世已经67年了。刘立贞写下了《纪念父亲刘志丹》：

“1936年4月下旬，重病中的母亲，突然听到父亲在东征前线阵亡，她立刻昏厥过去。组织上见她如此悲痛，没有让她看父亲的遗体，只是在下葬那天，让人用担架把她抬到墓地，当母亲看到要下葬的棺木时，撕肝裂肺般痛哭，扑着身子要与父亲同去，在场的人无不泪如泉涌。当时我6岁，这场面令人心碎，终生难忘。母亲性子刚强，心胸开阔。过后她说：‘人生在世，谁无一死。你父亲为革命牺牲，就是死得其所。’”

1943年5月，在刘志丹牺牲7年后，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人民为刘志丹举行了隆重的公葬典礼。当时几乎所有在延安的中央领导都为他题了词，如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林柏渠、吴玉章、贺龙、陈云、徐向前、蔡畅、谢觉哉、李富春、徐特立、博古、邓发、王稼蔷（即王稼祥）、凯丰、肖劲光、罗迈、李鼎铭等。

毛泽东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朱德题词：“红军模范。”

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林柏渠的题词是：“长使丹心照日月，拼将热血洗乾坤。拯民卫国更忠党，史绩不刊千载存。”

2009年8月29日下午在志丹县城“刘志丹烈士陵园”瞻仰

刘力贞对这个庄严而隆重的公葬场景永世难忘，时常记起：

“我很感动，当时边区也是非常困难的时候。他已经走了七八年了，沿途的老百姓还自动地摆香案长跪，还哭。一个给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1948年，18岁的刘力贞已经有两年的党龄，成为延安大学校部秘书。这期间，她认识了后来的丈夫——当时在《陕西日报》工作的记者张光。刘力贞笑着解释选择丈夫的标准：

 “我不找骑马的、有警卫员的，那样就要当他的附属物，我就失去独立性了。”

1949年初，刘力贞到沈阳医科大学学习，后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读研究生。由于学习紧张，她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到陕北后，刘力贞拖着病弱的身体，带领30人组成的医疗队，在陕北巡回医疗。之后，她留在西安工作、生活。

1980年，陕西省五届人大工作会议补选副主任时，刘力贞成为候选人。在打印候选人名单时，她的本名“刘力真”被误打成“刘力贞”。不曾想，打错名字的刘力贞高票当选为陕西省人大副主任。从此，她的名字将错就错改成了“刘力贞”。

刘力贞有女儿刘尚雅、儿子刘尚谆——也就是刘志丹有一个外孙、一个外孙女，如今都已成家立业。刘力贞告诉记者：

“我对孩子说，你们干什么我不干预，人的能力有大小，最主要的是不要亏负于先人，绝不给我们的先人抹黑。”

1999年，刘志丹的94岁结发妻子同桂荣在西安去世。

2009年8月29日在刘志丹故居前。左起王炜、张艳茜、施晓宇、肖志远、刘成

一

2009年8月29日上午，我们在志丹县文联主席王炜陪同下，专程前往距县城85公里外的金鼎镇金汤村刘志丹出生地参观。在现在的金汤小学校园后面，有三孔窑洞，中间一孔窑洞就是刘志丹的出生地。现在这三孔重新粉刷的窑洞已布置成为“刘志丹陈列馆”，我们在其中看见许多第一次看见的关于刘志丹和他家人、战友的早期照片，十分珍贵。

金汤村的村民说，历史上，“固若金汤”的成语就是出自这里。我将信将疑，回来查了资料，“固若金汤”出处在《汉书》的《蒯通传》：“必将婴城固守，皆为金城汤池，不可攻也。”意思是：金属造的城，滚水形成的护城河。说的是防守工事坚固无比。但婴城不在陕西，而在山西，指的是山西省潞城市，潞城又名婴城，隶属长治市管辖。显然，金汤村民的说法有牵强附会的成分。但是金汤村在历史上处在交通要道的位置不假，民族英雄刘志丹就出生在这个村也是确凿无疑。

我们先来说说志丹县的由来。志丹县在隋朝属于肤施县地界（古肤施在今天陕西榆林市鱼河镇附近。大家通常说的肤施指延安古城，就是今天延安市宝塔区）。到了金朝设置保安县。明清时期保安县皆属陕西延安府管辖；后属陕西榆林道管辖，更名为堡垒安州。民国时期恢复为保安县。1936年6月，为了纪念4月14日在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的刘志丹，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县名一直沿用至今不变。而史载，金汤村由于地理位置重要，清朝一度形成一个繁荣的金汤镇。刘志丹的祖父叫刘士杰，是清末的拔贡，就在金汤镇开设私塾，教书育人并生下长子刘培基。刘培基就是刘志丹的父亲，刘志丹是刘士杰的长孙。刘培基本身也是清末秀才，有经商头脑。刘志丹的7个弟弟妹妹刘景儒、刘桂芳、刘景星、刘荣、刘耀、刘海燕、刘德润联名发表在2003年8期《百年潮》杂志《我们所知道的刘志丹的父亲和家庭》一文里这样介绍自己的父亲：

“父亲刘培基两岁丧母，由祖父抚养长大。祖父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养子教子。父亲聪明好学，14岁考中秀才，后选为廪生。受祖父影响，父亲不求功名，放弃仕途，回家务农。他利用农闲做帮工，学做纸扎活。后与他人合开杂货店，逐渐有所积蓄，又开了草料店，并边料理农活，以此养活一家老小。”

这里所说的刘培基“与他人合开杂货店，逐渐有所积蓄，又开了草料店”，都是在金汤镇上。刘志丹就在这时跟在父亲刘培基和母亲身边于金汤镇安度童年，直到6岁。1947年陕甘苏区实行土改，刘志丹家庭出身定为富裕中农。

二

离开金汤村——失去往日繁华的金汤镇后，我们继续驱车前往距金汤村20公里外的志丹县金鼎镇楼子沟村——刘志丹故居拜访。关于金鼎镇，当地人习惯称“金丁镇”，就连一路看见的路牌和镇政府大门口挂的牌子也写着“金丁镇”，大约图的是“丁”比“鼎”笔划少，写起来省事。全国这种在地名上人为张冠李戴的现象很普遍。比如1969年我下放的闽北泰宁县儒坊公社，当地乡亲都写成“余坊公社”。又比如1974年我插队的闽北顺昌县洋墩公社，当地乡亲都写成“洋垱公社”。

从志丹县界距吴起县城约4公里的公路右拐，我们沿着一条乡村公路（专为通往刘志丹故居而修），沿着漫长的杨青沟一路行进约6公里——金鼎镇楼子沟村（原名芦子沟村）赫然眼前。这里才是刘志丹的真正故乡。刘志丹虽在金汤村出生、长到6岁后，就回到故乡，常与长工一起下地干活。直到考入保安县第一个高等小学永宁山高等小学——成为全县第一批12个高小毕业生之一，刘志丹才离开故乡楼子沟村闹革命去了。

今天的楼子沟村紧挨着吴起县城，过去10公里就到。而且，今天的楼子沟村已经成为志丹县深入到吴起县的一块“飞地”。因为原属志丹县一个镇的吴起镇，由于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北根据地大门——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吴起镇因此在全国家喻户晓。2005年10月19日，为纪念中央红军到达吴起70年，国务院批准将吴起镇脱离志丹县，升格为吴起县。此后，楼子沟村周围的村庄、田地、人口都划归了吴起县。只有楼子沟村因为是刘志丹的故乡，所以仍然归属志丹县不变。

我到了金汤村，才知道刘志丹原名刘景桂。在楼子沟村“刘志丹故居”，从刘志丹年轻时候的照片署名上，这一点得到确认。刘志丹在家排行老大，下面还有多个弟弟妹妹：其中弟弟刘景范是建国后第一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组书记兼第一副主任。

前面介绍过刘志丹的祖父叫刘士杰，刘士杰有个弟弟叫刘士哲，是刘志丹的叔祖父。刘士哲有个曾孙叫刘璋，是刘志丹的堂侄，今年58岁，帮助照看着“刘志丹故居”。

  与刘志丹堂侄刘璋在志丹县金鼎镇楼子沟村刘志丹故居窑洞前合影

“刘志丹故居”一排五孔窑洞，左右两侧还各有一孔小窑洞，加上一个宽敞的院子，单独坐落于一个高台土坡之上，位置在楼子沟村的村口。下了乡村公路，在通向“刘志丹故居”的缓缓约30米长的土坡上，今年春末刚刚修建了崭新的砖砌台阶。我们拾级而上，就进入也是重新修葺过的“刘志丹故居”的宽敞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合握粗的枣树，正是枣熟季节，树上结满红红白白的果实。在陕北，在乡村，这是最常见到的景致——家家户户的院子里、窑洞前，全都种有几棵枣树。每到夏末秋季，枣儿就熟了，可以采摘了。

可惜陕北的气候与别处不同，尤其与南方不同。南方的雨季在春末初夏，陕北的雨季则在全国到处都干爽的秋季。陕北一年难得的一点雨水全下在了秋季，正是枣熟时节，正是大豆、黑豆、绿豆、荞麦、糜子、谷子（小米）行将成熟时节。偏偏大红枣儿成熟时最怕下雨了，遇上雨水果实就全烂了。我从夏季在陕北行走到初秋，这淅淅沥沥的秋雨就跟南方的梅雨季节一样，滴滴答答下个没完没了，连我都心疼陕北乡亲树上正在成熟的红枣如何是好？而且在淅沥秋雨中，陕北秋天的凉意一直到寒意都让我生平第一次赶上了——而广大的中国南方，此刻仍然笼罩在炎热的“秋老虎”高温中，辛苦工作一个夏天的空调丝毫不能有停转的机会。我就想，上苍为什么就不能把中国南北方的气温和雨水中和一下呢？

我看“刘志丹故居”院子里的这棵枣树有好几十年的树龄了，就询问刘志丹的堂侄刘璋：

“你知道这棵枣树当年是谁种下的？”

中等个子、身材偏瘦、古铜色皮肤的刘璋很诚实，他憨厚地用陕北腔普通话回答我：

“俄伯（我不）知道是谁种哈（下）的找（枣）树。”

按滑头一点的人思维想法，说是刘志丹种下的，又有谁去证实呢？这样岂不又多了一个值得保护的“文物”？陕北人的朴实让人随处可见。走在陕北的沟沟峁峁之上，走在看得见人面、却拉不上话只能招一招手的崖畔畔上，我终于明白，正是由于陕北人的朴实忠厚，以及这奇特的地理环境，才使得胡宗南率领的25万大军在1947年到1948年里就是找不到剿不灭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的仅有2万多的中央红军，最后反被红军以少胜多打败了。

三

１９０３年农历8月14日，刘志丹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金鼎镇金汤村。因为出生在中秋节的前一天，祖父为他取名景桂，字子丹。后来刘志丹自己改名为“志丹”。

１９２2年，刘志丹考入陕北地区23个县惟一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阅读到《向导》、《新青年》等革命杂志，并在学生运动中当上了校学生自治会会长。

１９２４年冬，刘志丹在榆林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５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５年冬，刘志丹受党指派入黄埔军校第４期学习。他先在步兵科第一团第二连学习，后转入炮兵科。翌年秋毕业后又回西北，到冯玉祥部队任第四路军党代表兼政治处主任。刘志丹这时只有23岁，但在西北军中已成为知名人物。刘志丹在陕北之所以威望很高，是因为刘志丹襟怀坦荡，特别善于团结人。他有一段名言为陕北人所牢记：

“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

1928年5月，刘志丹在渭华发动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他担任起义的军事委员会主席。“渭华起义”虽然不到一个月就失败了，但为这一地区后来的革命活动奠定了群众基础。陕北至今流传着一百多首歌唱刘志丹的信天游，其中就有：

“渭华原上开红花，刘景桂主席到我家……

穷苦人拧成一股绳，打倒土豪咱当家。”

“头戴军帽身穿灰，骑马背枪看妹妹。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哥哥跟的是刘志丹。”

１９３１年１０月，刘志丹和谢子长、阎红彦等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总指挥，开辟了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

１９３2年底，刘志丹创建了红２６军（实为一个团），并担任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5年春，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4000余人，占领了6座县城，并在二十多个县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此时，中国南方苏区全部丧失，各主力红军被迫长征。陕甘苏区虽然人口不多且土地十分贫瘠，却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正是由于保存下这块革命的落脚点，红25军和红一、二、四方面军都长征到达这里，党中央也最终把大本营放在了陕北。

1935年9月，刘志丹的陕北红军与先中央红军一步到达的徐海东的红25军合并成立红15军团，刘志丹担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可刘志丹正在前方指挥作战，原红25军中推行王明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却在后方卑鄙地夺权，抓人。把红26军营以上和陕甘苏区县以上干部，全部抓起来“肃反”。许多人含冤死去。整人者同时对刘志丹、习仲勋等也进行残酷斗争，打上手铐脚镣囚禁在冰冷的牢房里，寒秋的夜晚连一条被子都不给。六十多年后，2008年11月，刘志丹女儿刘力贞回忆起家人早先说过的：1932年，不到20岁的习仲勋，在甘肃两当县发动兵变失败，非常伤心。刘志丹鼓励他说：

“我失败的次数比你多，我失败了70多次，失败了再战，接受经验教训。”从此，刘、习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今更是一同落难，关在一间牢房里。

好在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听说了“肃反”事件，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毛泽东说:

“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接着,毛泽东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中央去瓦窑堡（今子长县）接管了保卫局。先将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毛泽东指示:

“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

刘志丹放出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亲切地接见了他。2009年8月28日上午，我在从米脂县去志丹县的途中，专门寻访到子长县城的大街上，参观了“瓦窑堡会议旧址”。毛泽东于1935年年底，就是在旧址后面正中间的一孔窑洞里与刚刚释放的刘志丹谈话的。毛泽东安慰说:

“你受委屈了，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

刘志丹听了,欣喜万分,立即代表全体获释陕北干部感谢党中央的英明处理，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刘志丹恢复工作后，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兼28军军长等职务。

1936年春，刘志丹率军东征，从神木县白云山脚下的渡口率军渡过黄河。4月14日在准备攻打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时，刘志丹亲临前线侦察。这时阎锡山晋绥军的一挺机枪正在射击，刘志丹探出上身用手指着机枪对警卫员说，要把它缴下来向陕北苏区献礼。不幸，那挺机枪射来的一颗子弹打中了刘志丹左胸。刘志丹昏倒后被抬下来，清醒过来只说了一句要“宋政委（即宋任穷）指挥部队”，便停止了呼吸，年仅33岁。

关于刘志丹的死，一直以来在陕北民间有许多不同于官方的传闻，最经典的说法就是关于那一枪究竟是来自敌方阵地还是来自他身后的自己人里，一直分辨不清，其暗喻不说自明。在志丹县,我从不止一个人那里听到这个之前从没有听到的说法:刘志丹不是在战场上壮烈牺牲，而是挨了黑枪，被自己人打死的。我感到相当震惊。我回家后上网一查,似乎不是空穴来风。有一篇王若望的《刘志丹之死扑朔迷离》文章,写到了刘志丹属于非正常死亡，认定刘志丹“死于政治谋杀”。这个说法无法论证，只能姑妄存之。

总之，刘志丹短暂的一生最大功劳就是把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所以保安县要更名为志丹县以纪念刘志丹。所以在陕北，刘志丹的故事流传很广。上点年纪的人，人人都会唱信天游《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

一心要共产。

．．．．．．

四月里来四月八，老谢要把绥德打，

绥德白军害了怕，刘志丹队伍吴堡扎，

陕北全红啦。．．．．．．”

已故季羡林大师曾经感慨道：“我初听说清华历史系主任是学工程的某某某，感到很奇怪，一个学工程的人怎么会当起历史系主任来了？后来一想也‘通’了，清华不都是这样吗？”

北大才子孔庆东教授由此评判：“季老看人间俗事，确实相当智慧，往往一语洞穿，但目的不是攻击哪个具体的人，而是启发人思考更深的问题。”

事实正是如此。今天的中国高校，比季羡林先生说的有过之而无不及。自从1999年实行招生扩招后，中国高校普遍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和行为。当今社会上什么专业吃香就仓促创办什么专业，并不管自身条件是否具备？比如农林大学创办法律专业；理工大学创办美术专业；体育学院创办传媒专业；商贸学院创办音乐专业；工程学院创办汉语言文学专业．．．．．．目的只有一个：不择手段抢夺生源，增加招生人数，借以实现“教育创收”。结果许多学生录取后大感后悔，认为入学四年，并未学到什么真才实学。一方面，这与有的高校并不具备本专业扎实功底的专业条件和专业人才有关；一方面，也与大学生在学习上同样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有关——不想好好的一口一口吃饭，扎扎实实打基础，只想吃能让人感觉吃饱的那最后一口饭——一蹴而就；另一方面，造成这种局面也与不少高校的管理者——实际就是高校的“衙门化”，致使一些在校官员尸位素餐、不学无术、瞎指挥有直接关系。正好像官场上，我们常常可以在媒体看见这样的任命：某某书记调任公安局长；某某市长调任法院院长；某某工商局长调任新闻出版局长．．．．．．中国官场的官员“百事通”“万金油”式任命现象，在中国高等院校同样存在。

     其次,由于高校盲目扩招，带来极大的就业困难。这就造成了大学生和家长对中国“教育产业化之父”汤敏先生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正是由于汤敏给政府相关部门提出大学扩招的建议而被国家采纳,才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许多中学阶段学习成绩只能算中等偏上的人本来是无法考上大学的。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个大学扩招的建议，使得中国高校学费的收取水涨船高、突飞猛进。按中国人均收入计算——中国高校学费之高位列世界同等大学收费的前茅。高校扩招后的学费昂贵，对于中国多数贫困家庭来说，实在负担不起——加上这些年的就业难，入不敷出，确实让越来越多的家庭和子女对中国高校望而却步，视为畏途。

这样，同时就产生了目前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难及各个家庭教育成本投入与产出短期内不成正比等问题。

就业难及教育投入与产出短期内难成正比是个令众多高校毕业生面对无奈的问题。即便高校毕业生找到了工作，我们也能不断听到各地本科毕业生月薪低到羞于启齿的地步的报导。与此同时，现实中，很多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恰恰利用了其他人上大学的这几年时间，进行了社会知识的原始积累和社会经验的初步积淀，最终有了比大学毕业生都好的收入和待遇。于是有许多刚毕业一时找不到工作，或工作不如意、工资低的大学毕业生发出感叹：“读了大学等于白读，早知今日还不如趁早去打工。”这，也就间接导致了当今大学校园里厌学风甚的诱发。其实就是早先社会上流行“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的翻版。但是，大学生可不要忘了2009年6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西安交大毕业生时说过的话：

“一个优秀的有为的青年，决不应该是一个缺乏知识的人，也不应该是一个缺乏意志的人，更不应该是一个懒惰的人。”

我个人觉得,今天许多高校的领导还忘记了温总理在以上同样场合针对当前中国高校轻视文科现象说过的一段话：

“一个国家要赢得尊严，不仅要靠经济发展，而且要靠社会进步，靠国民素质和道德的力量。如果懂得这一点，那么就会知道文学、历史对于青年人来讲多么重要，对于国家来讲多么重要。”

以目前许多高校急功近利、重工轻文、创收为主的教育现状看，根本就不能指望大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能给他们带来多少扎实的高等知识和文化的积累，尤其是文学艺术、历史知识的积累。因为很多高校普遍轻视文科，而且从大学三年级起，学生的课程安排已经很少了，四年级毕业生更是全力以赴找工作——连毕业论文都没有心思认真写（毕业论文质量一代不如一代）。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感觉四年的本科学习,更像是一种普及性的教育,真正专业性质的学习，都认为应该是考上硕士研究生以及更高学习阶段里去完成。这实在是令人可悲又不无道理的结论。

我个人认为，当务之急，中国高校起码应当做到：一、迅速降低学费，因为高校不是“摇钱树”，不应唯利是图，有辱斯文；二、努力扩大就业渠道，减轻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让人尽其才——使受教育者“物有所值”；三、压缩和调整专业设置，改变轻视文科的做法，做到结构合理、名副其实；四、恢复世界普遍实行、中国解放前也曾实行且行之有效的教授治校理念，杜绝不懂教育、假文凭的“万金油”官员“衙门”治校现象。

                                               2009、9、 6 米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