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我这回弄到的那个Annie绝对物超所值，咱们公司的市场部和销售部之间就缺一个像她这样的穿插人员，而且她身上带的资源比我们原先想象的多，而且就马上就能用上，可气的是，这人儿都没写进简历里，害得我差点错失了她——”

“COCO，”老大清了清嗓子。

他四十多岁，是COCO所在的这家美国电缆公司的HR主管，上身穿一件苏格兰尼猎装，正是上个月与妻子一起去休年假时在英国跳水店花99英镑购买的，左右的衣领一边高一边低，一看就是回国后没有烫好就急不可奈地上身了，为此，他妻子就在他挥舞着信用卡将刷未刷之际，跑到两百米开外的一路边酒吧，花了十分钟免费上了一次淘宝网比价，结论是值——当然，他妻子只是冲刺回店里后冲着他重重地点了一下头，幅度之大有点失控，下巴深深地撞进了同样是这个店里的购买的精纺花格粗呢围巾里，以至于她生平第一次感到被青少年刚刚长出的软胡子扎中的骚痒，他们两人一同在三十二岁结婚，之前都没有婚前两性亲密行为，所以她第一次被他的胡子扎时，只是像触到了成年猪颈上的短毛，不骚不痒，只是被狠刷了一下，让她觉得他的下巴一定在清洁专业登山鞋的高速轮胎底时一定可以派上用场。

“噢，老大，估计别人都说过了，不过你的英国猎装看起来够精英，一会Annie来的时候，你跟他签合同的气势一定能让她对进入咱们公司感到深深的荣幸。”

老大长出一口气，抬起头，用皱着的眉头对准COCO，凭心而论，他很喜欢她，她是他见到的惟一的一个好脾气的女人，那脾气好到可以多次把他对她的训斥当作玩笑对待，一点也不介意，但公司连续三年负债飙升，她成为两百名第三批被裁员工中的一员，他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重要资讯告诉她。

“我的性格你是知道的，坏事早说，一般人都是相反的，但我坚持认为他们在耽误别人的机会——”老大扭转话题的水平完全是简单粗暴型儿的，但他知道COCO可以理解，COCO简直可以理解一切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是在职者、离职者还是求职者，所以他连眼睛也不眨地接着说下去，“COCO，他们砍断了我的手臂，这帮混蛋卖美国电缆卖不出去就裁员。”

“我被裁了吗，老大？”

“如果我能找到新工作，我宁可把现在我这个位置让给你，我知道你能干得很好，”老大简单地说，“只是上周我的面试失败了，这让我很意外，现在就业市场非常黑暗，曙光也许出现在美国失业率降低的时候，也许是明年夏季。”

“谢谢你老大——无论如何——”

“第一，”老大提高声音，打断COCO，“如果用人公司来了解情况，我会对他们说你的非常出色。第二，你的补偿金我给你要了三个月，主管级。第三，送你一件圣诞礼物，我私人送的，是我从英国背回来的，你知道，我在英国和比利时念书一直念到三十一岁，不擅长表达自己。”

老大说完，低下头从书桌第一排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塑料口袋里，从中掏出一件黑色豹纹迷你裙双手递给几乎是大惊失声的COCO：“这是去年Kate Moos推出的一个系列，每个顾客限量一件，名品店开门半小时就被扫光了，”停了一下，他咽了一口吐沫，像是回味当时的盛况，“我正巧那时在英国出差，排了六小时的队，抢到一件，不知你穿合不合适。”

COCO接过来，想说为了这件Kate Moos豹纹裙我就是被裁三次也值，但她知道这件荒唐的事情一定和老大的老婆有关，多半是她用越洋电话配合急促的语气连威逼带鼓励产生出来的结果，当然，她太肥了，穿不下，她试穿时会不会把裙子的腰带撑大？

不过，COCO接过裙子展开的一瞬便知自己穿正合适，她发出一声惊叹：“六个小时！谢谢老大的圣诞礼物！”

“圣诞快乐。”老大像是有点羞涩地低声说，声音中有一丝意犹未尽的暧昧，不过说的同时他已退回到座椅上坐下了。

COCO原来也给老大准备圣诞礼物，一瓶100ml红色包装的GIVENCHY，可惜，既然Kate Moos超短裙已经到手了，抬腿走人更利落。

“圣诞快乐！”COCO听到自己不卑不亢的声音，她再也不用在每句话中胡乱添加上“老大”这两个破字儿了。

09年圣诞夜的前一天，北京开始降温，冥冥中似乎有种力量试图冷却这个城市所拥有的各种热情。一如既往，这个城市也似乎总是自有办法。

       冰冻时刻

午休时间，陶海出了写字楼，路过星巴克的时停住脚步，他转过身，正对星巴克大门前脸，大脑在出现一杯带着纸套的中杯咖啡的形象时，突然短路了，是进还是退，这成了一个该死的问题，陶海是天秤座，在他的一生里，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时刻，在这种时刻，他必须要选择，并且要马上，而且是行动，这一连串接踵而至的状态犹如一记记空中抽下的皮鞭，猛击他无助的心灵，而在这种关键时刻，他往往是全无反应，似乎是被冰冻了，他整个人就悬浮在他生命时空的某一点上。

陶海倾向于认为这就是濒死体验。他茫然地看着一个穿棕色皮夹克的中年男子从星巴克里出来，迎面走到他面前，站住，向右侧滑了一步，接着几乎擦着他的肩膀离去。他看到他的正脸，一张堆满肉的脸，就连鼻子也埋没在五官中，像是在肉海中挣扎后却不得不沉没的小岛。

就在两人正对的一秒钟，他看到那个男子正低头检查自己塞入皮夹克拉锁中的黑色围巾，然后用手按一按，再抬头，走掉。陶海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甚至可感到他内心对于整洁的焦虑，难道他的自信就建立在一丝不苟的着装中？

陶海不由自主地摹仿他，低下头，检查自己的正面，两件套North Face冲锋服，HyVent防水面料，肩部被两条双肩背包的背带紧紧勒住，两下面是一条黑色牛仔裤，再下面是一双登山鞋，有点重，棕色的鞋尖朝着正前方，他的双手插在上衣口袋中，口袋边缘的拉锁被压在他的手腕下，那种硬硬的颗粒感似乎也在催促他做出决定，是喝一杯星巴克，再稍带一块小蛋糕，还是往前走，去吃一碗日本面？

但陶海无法决定，他被散射下来的冬天的阳光冻住了，即使一阵强风吹过，他也是动弹不得。

                                        凝固                            

从COCO的写字桌边望去，北京冬天的灰暗斑驳的颜色尽收眼底，尤其是中午。

悬浮于空气中的细小粉尘在做着永远止息的布朗运动，它们相遇，分开，它们擦身而过，它们相互撞击，有时，他们结合一体，有时，那撞击让它们粉身碎骨，它们遍布于空气之中，然而谁也不会在意它们之中的某一个，它们只是空间填充物。

COCO在最悲观的时候，认为自己就是一粒城市粉尘，一个可有可无的城市填充物，但乐观时，她会喝下一口水后提醒自己，“不仅如此。”

是的，不仅如此，就像COCO现在的位置，她守着一扇巨大的落地窗，而公司中同级别的雇员最多也不过守着一条只容一人通过的过道罢了。

电话响了，COCO熟练地接起，接的同时，仔细观察自己昨夜临睡前的工作成果，右手小指指甲盖儿上的一朵小花，共五个花瓣，分别用了五种颜色，花的下方，还画着一只白色的小兔子，因为COCO画完后就要睡去，所以她画的小兔子的一只耳朵也垂下来，一只眼睛完全闭上了。

“COCO。”

“老大叫你去一趟他办公室，马上。”

“OK。”COCO熟练地放下电话，站起身，再次抬起手，闭上一只眼睛看一看小兔子，“好事儿还是坏事儿？还是无聊的一般般的事儿？”

然而在迈开腿走向老大那间玻璃围成的独立的办公室时，COCO突然觉得四周的空间凝固了，为什么今天公司里如此安静？

                                    跑

Annie迈出一大步，最后一个跨出地铁车厢，接着她感到迎面的人流几乎是在同一瞬间涌入她的背后，她甚至感到因他们的反向运动产生的吸力使她的后背向后仰去，她迅速使自己的重心从右脚后跟过渡到右脚前掌，收腹，手向后摆，站稳，好了，下来了，接下来是通过快速通道，换乘另一辆地铁，五分钟之后，她才会产生安全感，她再次看看表，时间恰到好处，手腕自然向下掉落时，她张开手掌，顺着自己的灰色套装向下滑去，这是她最满意的一套套装，又挺又软，手感一流，令她增加自信，八个月前，就在她刷暴了三张卡才入手这一身日本名牌，一次未穿便被公司裁员了，当时她是一名市场部经理。

今天她却再次重装上阵，像是纪念那八个月待业在家的日子。

那日子很不好过，她可不是在家度假，而是经历了像八年那么漫长的求职期，她发简历，面试，再发，再面，她去丽江，在青年旅社认识陌生男子，两人在酒吧听吉它弹唱到兴深夜，喝酒喝到更深的深夜，第二天下午喝了两次咖啡，第三天去黑白分明的玉龙雪山，他们只看了一眼缆车，就在讨论坐不坐时，那男子接到女儿的电话，女儿用稚嫩的声音说想爸爸，要他在电话里亲一下——Annie顿时觉得丽江风景不靠谱。                          

Annie从首都机场候机楼出来时后背仍在出汗，那个幼稚的声音从遥远的云南追到北京，穿过她的大脑。她自己曾经对不止一个男人用类似的声音在电话里真心实意地撒娇，就如同那个丽江遇到的男人的女儿一样，她不无尴尬地想到，那完全是一个女儿对待父亲的态度，但为何这种态度出现在自己对待男人身上？Annie简直不敢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但这个思路却自己一直向前走，不顾她的阻拦。

“我太不靠谱儿了!”

Annie对着北京的天空轻声绝望地喊出这句话以后，她的心情才重归平静，下面的事情就简单了，坐地铁至东直门，然后请自己吃十只麻辣龙虾，一份烤鱼，吃完后删去那个男人的电话再买单，她记得自己走出小饭馆时，手拎那只跟着她南征北战五年的小小旅行箱，像牵着一只狗——她那时要做的只是回家，急需做的是从那个家里走出来工作，她的存款只够支持付一个月的房租了。

幸运的是，第二天，Annie接到COCO的第一次面试通知，接下来两个星期，COCO亲自面试了她五次，今天是第六次，已不是面试，而是做为朋友谈一谈她的新工作。

此时，Annie看到不远的地铁已经停住，门打开，乘客下车，另一些乘客上车，她像通了电一样，猛地向着最近的一个门跑去，就在这一刻，她感到右腿一空，一秒钟后她充满恨意地理解了这个世界上刚刚发生的一件区区小事，她右脚上那只长达七厘米的鞋跟——断了。

                                  Mark II                          

“陶海，你在哪里？”电话里，传出朱晓强兴奋的声音，他是陶海的高中同学，陶海惟一的灵感之源。

陶海皱皱眉头，努力把拿着手机的右手往上抬了抬，以便更贴近自己的耳朵：“我在——什么事儿？”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我在你公司下面，你要是在公司，我马上就进地下停车场——”

“我不在公司。”

“那完了。”
    “我在公司前面四百米左右的那个星巴克门口。”

“带着你的马克二——”

“那当然。”

“拿出来，对准你公司的方向，按住快门，快！”

作家编剧是一个属于自生自灭族群，几无门槛，进出自由，但风险也自负——它最大的风险在于大投入零产出，你花尽你的青春岁月，历尽心灵上的扭曲与职业病的痛楚，勤力工作，绝大多数从业者换来的只是清贫与默默无闻。当作家最大的成功在于你有机会使作品传世，而作家的名字也随着作品一起传世，西方人以前认为成功的写作者可与人类的历史共存亡，学名叫进入永恒，也就是说，作家有机会侵入人类的记忆资源。

人类的记忆资源是有限的，只能记住很少对人类有帮助的名字，“他（她）曾通过他们的创作帮助过人类，启示过并仍在启示着存在着人类，因此我们记住他（她）。”这是对于成功的作家的最高奖励。

因此，作家写作成功的第一标志是出名，赢利是其次。说至赢利，人类最永恒的现实便是为赢得利益而奋斗，无论是个人的，还是人类的。所以，不仅作家，所有存在着的人类都不得不为利益而奋斗，猎获不到利益的人类是不可能生存及发展的。

而对于名利的淡泊说到头了，也只是作家的工作方法之一，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轻工作压力，使目标集中在创作上，把创作成功放在眼前，把赢得名利放在创作成功之后。这方法就像做生意时说的“有舍才有得”，在这里，“得”才是重点与目标，如果没有“得”，“舍”即无意义。

那些认为作家及其作品必须具备社会责任感，甚至要起到教育民众的作用的说法是缺乏文学常识，只有一类作品具有这类功能，那就是宗教作品，它有伦理上的功能，但宗教作品算不算文学很难说。更难说的是，伦理与信念是两个文化系统，具有内在冲突，现代哲学家都曾迷失其中，克尔凯郭尔便十分典型。

有人说作家本人可以是个坏人，但他的作品需具备“社会良心”的功用，这是同样是未经大脑思考的想当然的产物，首先，那不是希望作家不仅本人坏，而且还要把瞎话说得令人信服吗？这是叫作家坏上加坏。

另外，更有人以为作家有巨大的本领影响社会风气，这是对作家高看得近乎于白日做梦——神都做不到，国王也做不到，宗教家也做不到，为何作家能做到？

要知道，作家的作品最多只能是表现一下社会风气，它本身是社会风气结出的果实，根本没有影响社会风气的能力，最多只能作为八卦闲谈令读者消谴一下，能够影响社会风气的力量有政治、宗教、经济、军事，以及教育等等，一部文学作品对于社会的影响几等于零——举一个众人皆知的例子：我们曾有一个时代，使用一个叫“雷锋”的正面形象在全中国兜售，结果是中国社会丝毫不买账，社会上照样打砸抢成风，人民生活在贫困之中，我曾记得在我家附近雷锋的巨幅画像下，每天有高年级的同学抢低年级同学的钱，那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分钱一分钱地明抢，我若是斗胆冲上去指着画像要那帮小抢劫犯们学一学雷锋，他们一准儿会先抢我的，再把我打一顿了事——从这个例子，我想就连笨蛋也能懂得了社会道德风气不会受正面文学形象的影响。

而我们凭常识就能知道，社会上的义工是如此之少，普通人更是“无利不起早”，指望普通人不为名利而努力付出是一种幻想，若是单位不发工资，那么有几个人会去上班呢？如果不是多劳多得，那么有几个人会去多劳呢？

上面说的这些都是人生常识，不得不去花时间写文章谈它真是令人悲哀，遍地中国学校开在那里是干什么使的？我有时上网看一看那些糊涂观点，比如说什么“用钱去听衡量文学是文学的悲哀”这类一本正经的蠢话遍地皆是，要知道，一个国家的文明都可用GDP去衡量，为何要为文学争取例外与特权？难道文学这两个字是自造字吗，人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荒唐解释？

在有些人眼中，作家为名利而写作，即与妓女为钱买淫一样令人不齿——然而他们很难解释，妓女为何买淫才能令他们赞赏。

我认为这种观点非常扭曲，读者们接受了，会使他们只注意作家的个人品质，而不在意作家的作品是否有价值，作家们听到了，会使他们的写作目标自相矛盾，写作态度无法摆正。

社会之所以对作家有这种态度，只是因为社会缺乏有关作家的信息，他们即不了解作家的工作，也不了解作家作为社会个体的实际情况。

毛姆曾说，作家写出作品，犹如刚生下宝宝的产妇，你可以抱一抱她刚生下的小宝宝，亲一亲，却不能掀开产妇的被子，察看里面的血污。

我以为，毛姆的话讲清了作家与他的作品的关系，作家为了写出作品，历尽旁人无法得知的辛苦，作家的道德水准与他的作品价值并无关系，道德水平高的作家并不一定能写出很好的作品，道德水平低的作家也有机会写出伟大的作品。写得好与坏，取决于作家的写作天才与运气，与他的道德水平并无太大关系。

也许世界上只有中国这一个国家在理论上要求作家是一个高尚的人，而现实中，中国作家中能够讲几句真话的人都不多，理论与现实在中国出现惊人的脱节。

在中国，除了收税者，其它各行各业都可名正言顺地或为名或为利而工作，只有作家不行，这本身是对于作家的一种歧视。形成这种观点的历史原因十分复杂，但我以为读者对于书本的信息太少是根本原因之一。读者读得少，会对于书本背后的作者缺乏了解，他们很难理解作家要写出一本好书来是多么的困难，我相信，若是我在决定投身写作之前，对于当一名中国作有稍多一点的信息，我此生决计不会想去当一名作家，我更不会为当好一名作家投入太多精力与时间。

理论上，去写作，去讲实话本是一个非常简单且容易的事情，但在中国却极难实现，我平时随手翻翻茅于轼、谢国忠、任志强、王石等人的博客就忍不住叹气，那些谩骂者对于真话简直就是仇恨，可气的是，那些讲真话的人往往是面对他们而讲——我奇怪这些人为何留在这个不欢迎他们的国家里，为那些骂他们的人而奋斗，真叫我觉得我们的社会最大的问题不是不公平，而是赤裸裸的狭隘与愚蠢。在狭隘与愚蠢的气氛下，没有任何道理可讲，只有赤裸的暴力与欺骗具有效率。

只有教育可改变狭隘与愚蠢，但教育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面对中国现实，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仍像面对一座黑暗的大山而找不到出路：是花去几代人的时间愚公移山？还是能离开的人先翻山而去？

这是一个问题。

上网看一看，一个月内还真发生了不少事情，无论是艾未未被打，还是股价房价再次上升，有点眼花缭乱，以前写作时总是随手上网，有一种与世界同步的幻觉，噢，我忘了，我上网的原因是因为我写的新书需要紧贴现实，现在猛然觉得，那些现实与我正写的新书的相关性很难理清，中国正在发生着什么？中国将要发生什么？对于当代中国来讲，什么是重要的？真相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读者们会从很多本书中去拼凑，一本书能讲的实在有限。

上网用搜索看一看我在跑通告时说的话，发觉因疲倦而说得过于直白，真是问什么答什么毫无保留，也发现媒体误报颇多，简直是惟恐天下不乱——我何时讲过要让春晓取代王珞丹去演米莱？这怎么可能？

再去用博客搜索搜一搜读者反馈，让我高兴的是，开始有读者接受了《奋斗乌托邦》中使用的新技法，我希望读者们可像看美剧一样看这本书，娱乐是第一位的，至于启示嘛，倒是在其次，有些读者仍是转不过弯来，试图从字里行间找一点他们的真实，他们认为八十后不是书中的样子，但美国人难道像《迷失》、《夺命岛》里的人物那样生活？

对于那些习惯于读《晃晃悠悠》那一系列小说的读者，我在这里向你们说一声抱歉，那一种半自传性的小说我现在暂时不写了，原因是读者太少，你们又不可能每人买十本书，读一本扔九本，依靠写那种书我无法维持生活。喜欢的话，可看看我的随笔集，或者去看看韩寒的书，他正是我当时的年纪，书的风格只是外表不同，实质上是差不多的。

再不济，还有六六写的《蜗居》，据说那本书写了很多房奴的真实，然而就是那本书也无法让很多人满意，蚁族就不满意，因没写到他们更苦命的真实生活。还有一些书据说也很真实，像杜拉拉升职系列，在职场上打拼也许用得着吧——这两本书我都没看过，只是宣传中总有记者朋友提起。

其实我比较熟悉的真实生活是作家们的现实，只是这类题材实在是乏人问津，写一个作家的奋斗想必遭人嘲笑，现在我想靠写作挣钱买房就有人就嘲笑我掉入钱眼，花去三年挣了不到一千万就有人认为我垃圾，人们有可能认为，作家可以坐在马路边儿上成天风吹日晒雨淋雪冻外加饥饿生病，吃够了苦以后才有机会写一部对人类有益的名著，事实上，比起外国作家来，中国作家吃苦方面一点不少，只是没什么人写出名著，当我翻开世界各国的文学史，或翻一翻百科全书，发现上面的作者的经济情况绝大多数都很不错，而说到中国作家嘛，就有点不幸了，他们的榜样在古代是司马迁，受酷刑后身残志坚，奋力写作，最高标准也只是在史书中讲几句真话，然而在现代，只有神经病才想当司马迁。另一位是曹雪芹，人们总认为穷愁潦倒的作家才能写出名著，但他们几乎不看《史记》，也不看《红楼梦》（这两本书的销量很差），反倒是我每种书都看过两遍。

他们看什么呢？看金庸，看美剧，所以我不得不向金庸学习，也向美剧的作者们学习，我现在主学美剧作者，他们写的畅销书令全世界的读者与观众感到快乐。

有些激进青年认为，中国作家们最好是写一写中国社会最黑暗最痛苦的现实，但他们需要知道一个常识，这样的书或影视剧通不过审查，中国目前出版及制作制度，不支持暴露社会黑暗面——若是支持，我倒想写一写中国矿难，书中只回答一个问题即可：为什么在中国有那么多连绵不绝的矿难？那些在黑暗的矿井下晃动的幽灵似的身影，那些不再返回我们这个世界的不幸的灵魂，他们曾经历过的希望、梦想、恐惧及苦难，有人真正关心吗？如果有，有几个？

为何那么多什么慈善或文化基金会不出钱赞助作家们去写一写那些真实情况呢？如果有，价钱合适我就报名，我不怕吃苦，自信能写得比较真实——我担心的是，少有人会看，中国读者的真实标准非常怪，几乎总是特指他们自己，但他们却不愿雇文人为他们写一本传记，他们自己写的又没有人爱看，所以，他们自己也没办法真实起来。

从今日起，石康小说《奋斗乌托邦》（奋斗2.0）在全国各书店开始销售。

通告二

《奋斗乌托邦》官网（1.0版）上线

上面挂有《奋斗乌托邦》独家免费连载：http://www.utopbuy.com/

     石康早于08年10月授权上海MAG《奋斗乌托邦》小说的网络独家免费连载权。

“奋斗乌托邦礼品商城”是MAG旗下的电子商务网站。

    “感谢MAG出价20万，使网络读者可以免费阅读《奋斗乌托邦》，他们既尊重我的劳动，又为网络读者着想，希望大家支持他们，注册后便能立即阅读。

   “我希望大家能顺带手儿看看或买买他们的创意礼品，他们是一个礼品公司，一个十个左右的创业团队，倾尽全力把《奋斗乌托邦》当作礼物送给网络读者，他们的做法令我感动，而财大气粗的盛大文学网，跟我讨价还价一年，出价也只有他们的一半。至于其他主流网络大媒体，完全是免费连载两万字作宣传用。我认为MAG比他们更尊重作者的劳动。

   “据MAG反映，他们已发现一些未经授权的网站盗版连载，我希望这些网站停止侵权行为，你们可以连载到2万字，之后，请让让流量汇聚到付出代价MAG的礼品网站。希望网站们相互尊重，每一个创业团队都不容易，但你们若是执意侵权，那么今天的MAG，就将是明天的你们。我已委托我公司律师在收集侵权证据，我出于不得已才会打官司，在这里，希望你们停止。

“MAG旗下的礼品商城是由‘杨晓芸的淘宝店’发展起来的电子商务网站，一年多以来，他们的团队每天工作时间不少十二小时，没有休息日，他们相信奋斗理念，相信不作恶，相信公平与正义，若是他们利润微薄的礼品销售利润不能超过20万，我不能让他们蒙受损失，我会把他们付我的报酬退还给他们。”

                                                                   石康  2009.11.22

通告三

奋斗赞助商，上海MAG广告公司取得《奋斗乌托邦》植入式广告独家代理权。

通告四

继科宝·溥洛尼之后，又有Lotto与MAG加入建设奋斗乌托邦的行列。

《奋斗乌托邦》书中以下面插页感谢并纪念。

从十八日起，跑宣传通告跑到现在，每天只睡两三小时，熬得我头脑混乱，万榕负责宣传的团队估计情况也比我好不到哪里去，从电话里听他们的声音，全是焦虑，因为我们没想到那么多人关心一本书。我二十六日还要去上海杭州南京跑通告，其实只是告诉别人，《奋斗乌托邦》出版了。

两年多以来，人们见面就问我奋斗续集什么时候出来，这种千篇一律的问题汇聚成一种气场，叫我除了写《奋斗乌托邦》以外，似乎干什么事都是不务正业，就连我爸我妈都是如此，给我的心理蒙上巨大阴影，本来我过得挺好的，吃饭阅读睡觉，然而这汇聚起的声音终于形成了一种催促的力量，叫我无法躲开。事情发展到后来，我一听奋斗就想吐。听得多了，有时怒火升起，出于自私自利，禁不住想反问一句：“瞎问什么？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你也没出钱雇我写，凭什么问？想看自己写去呀。”

那时我正奔波于中国各个城市为奋斗谈软广告，谈得并不顺利，身心俱疲，一种怒火总在心头多次被点燃，那就是，人们关心看奋斗，但不关心为看到奋斗而付费，他们想让我写，但我最好是白写。人们想看电视剧，但他们只想白看。

然而大约一年多以后，我注意到，《奋斗》已成为当代年轻人的梦想与现实，与我的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负责写下它，并把它制作成娱乐产品——人们关心自己的梦想与现实，不关心我，从这一角度看，他们的话很好理解。

见到过很多年轻人，激动得浑身颤抖着与我谈奋斗，谈奋斗中的人物，谈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中有六十后、七十后与八十后，有穷人有中产有富人，当我为《奋斗乌托邦》收集素材时，几乎是畅通无阻，公司大门为我打开，被采访者毫无顾忌地打开心扉，我得到很多免费卡和打折卡，记得一部分人来自开饭馆的，他们想叫我以后拍奋斗时到他的饭馆中来拍，人们一听我要把他们的事情写入奋斗，便激动莫名，我有一天被人带着从一拨人跑到另一拨人中，直到次日早晨八点，我的录音笔里录满了声音，因为听别人说话时不住的点头，我的脖子完全僵硬了。

终于意识到，人人都在奋斗，为他们的想法，他们一直在奋斗。奋斗并不是属于我，而是属于大家。

人们的期待叫我产生责任感，我必须创作出高质量的作品来满足他们。是的，这是必须的。

创作与制作《奋斗乌托邦》成了我必须做的一件事，因这件事属于大家。这件事做完，才轮到我自己的私事，我才能为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这便是小说才完成十六万字就发表的原因，我本想全部写完再说。

这么做还有个原因，是我想了个办法让大家跟我一起奋斗。

中国的读者与观众是这样分布的，读者是百万级，电影观众是千万级，电视观众是亿级，那么，对不起，让每一拨人都为下面更大的群体服务，小说读者最挑剔，让他们打头阵，我会听完他们的意见再写电影，接着再听电影观众的意见写电视剧，希望最终能让最大的群体看到一出好戏。

这问题正中要害，惟一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是电视台的采购部门，他们出的收购价才能决定是否可用原班人马——《奋斗》导演赵宝刚的价格多少，导不导，现在还不清楚，我知道的是，部分演员片酬已涨了十倍，他们还有大笔广告代言的外快，这是他们奋斗的结果，我为他们感到骄傲。我现在的稿酬也涨了十倍，为了不在演员面前显得过于穷酸，我不得不为自己去谈软广告的外快，以补齐收入，（因让演员们对一个穷人编剧写的剧本心服口服，不切实际，我可不想再把捷达停在他们宝马边儿上然后谈合作啦）——所以仅是片酬一项，《奋斗乌托邦》的制作成本便扩大很多，更不用提在制作方面的升级。

让我们拨一拨小算盘，现在我得到的信息是，首轮中央台最多出价每集九十万，次轮四个上星台，每个台每集最多出价十五万，合在一起，共一百五十万，若按四十集算，电视剧收入最多六千万。我的预算是每集两百万，四十集共八千万，即使不赚钱，缺口是两千万。八千万成本，再加上两千万利润回报投资人，我觉得《奋斗乌托邦》的公道价应该是一亿，

这一亿元谁来买单？

其实答案很简单，若有几亿观众，每人出几毛钱，便可看上30个小时的戏。若有一亿观众，每人出一块钱。最少总有一千万吧，那么每人最多出十块钱，那可是生命中漫长的30个小时的清醒时间呀，他们总得喝杯水，吃块面包吧，成本也比十块高，我相信，他们愿意出这十块。

中央台新闻联播后面三十秒的广告标王一年就多达几亿，播出时间加起来，也就三小时，我就不相信观众宁可把一个企业广告花三小时看上七百遍，也不愿意看我写的《奋斗乌托邦》——最疯狂的观众也许干得出来。

但如何让观众的钱到达我这里呢？事实上这件事是通过电视台运作的，要知道，电视台的广告盈利百分之七十左右来自于电视剧，只是电视台不愿意把收到的广告盈利分给电视剧制作者罢了，他们当然更愿意分给自己。

有时我想想真不公平，那么多人民想看个破戏为何那么难？随便一个地方银行的坏账就可多达几十亿，只需在日常工作中稍尽力便能避免一亿的损失，一个豪宅别墅也能标价一亿，这只不过是中国人中一小家人的小享受，他们也许在里面根本住不了几天，还有那些每年多达十几亿广告预算的大企业，能不能把一部分预算直接划到奋斗里，这便能换得几亿电视观众的小开心，他们为何不换？中国的乱七八糟的公司随便哪一家上A股市场随随便便就能卷出几十亿，他们手指缝一张，便完全有能力让全国人民只通过看电视好好乐上一个多月，举手之劳，为何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大股东们不使一使他们的责任呢？

呼吁那些大财团、大企业拿一亿出来，就当慈善，我保证会努力工作，好好奋斗，按每天播两集算，让喜爱奋斗的庞大观众乐上二十天，我保证人民会记住你们，投标王还不如投我。

说到这里，我要在这里感激给《奋斗乌托邦》赞助的三个企业，他们是博洛尼，Lotto,上海MAG，他们都是稍具规模的创业公司，与富有的庞大国企与私企没法比，但正是他们能拿出钱来赞助《奋斗乌托邦》，博洛尼的总裁蔡明甚至只是听说年轻人爱看《奋斗》，就把钱直接打入我公司的账户，叫我不管怎么说，先写下去再说，根本没叫我谈如何回报他，他表现的这种情怀令我觉得中国还是有一些了不起的人的。

当然啦，我完全可以把预算降下来，降到千万以下也可以，若是可以降低质量，那么找一个电影学院刚毕业的有志导演来导，找一些好男儿快女来演，也许我还有不错的收入可赚，当然，也许还有意外的惊喜，他们没准儿也会有比原班人马有更好的表现，但这么干风险很大，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多半比不过原班人马，这有《奋斗》话剧的演出作证明。

希望那些问这个问题的记者与观众们不要再问我了，我回答烦了，你们若不想看粗制滥造的《奋斗乌托邦》，那么，就耐心等等吧，我的想法也是如此，没空间就用时间去横，反正我有的是时间，明年不成就后年拍，后年拍不成就2011年拍，我慢慢等电视台提高电视剧的收购价，依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五年后应该有戏，即使最终拍不成我也很高兴，大家都去买小说看吧，可以任意发挥想象，多半比拍出来的戏还要好，而我一本书可以提到四块多的版税，多谢支持，呵呵。

可以想见，两个自私固执且无能的人，在对方面前使劲儿地展示自我，得到的多半是否定，他们最终会受伤害，却不会通过此事改进自我，他们并不能学聪明，协调自己与别人的需要，全因恋爱中其实并无真正的目标。

无目标时，两人间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体现了个人趣味，无对错。人们讨论与争执的结果是，双方往往都更坚持自己了，这结果易使他们分手。

而赚钱则相反。赚钱多的人，往往更能自我改进，他们是调整自己能力强的人，他们从满足别人的需要中赚钱，且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而在一般性的恋爱中，人们只能学到自我伪装。

我认为，总体上看，从恋爱中，人们只能学到一件事，即认清自我是多么容易恐惧与贪婪，我们一高兴，那一定是在贪婪，我们一悲伤，那一定是被恐惧控制了，最初所有曾经令个人引以为傲的自以为是，最终都被结果击碎。

两个人恋爱成功了，多半意味着，两个人学会了适应彼此。

建立一种相互依赖的恋爱关系，比建立与一种平等竞争的恋爱关系要容易得多，就如赚到谋生的钱，比赚到大钱要容易得多，平等之难，在于平等被社会生活具体化了，若要得到平等，那么在两人的竞争中，必须是互有胜负的，只有这样，才可能有一种基于共同事实的相互欣赏与怜惜。

最终，人们会懂得，平等不是一种被教育出来的意识形态，更不是强求的，而是在相互竞争中自然产生的——强者与弱者、胜者与负者之间可能有怜悯，但不可能有平等。这种例子我们在大牌与普通运动员、政治家、宗教家，甚至科学家之间都可以观察到。

生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那些会赚钱的人，多半恋爱得更好——在当代中国，理性选择是：先赚钱，后恋爱。

只是人们更喜欢并行工作，有时想想，一个能力有限的人，同时在干两种工作，这不是在制造矛盾嘛，我看到很多人不停地调换目标，结果是哪一个都没有很好的实现，其实能力不提高，干什么都是一个水准的，无论是赚钱还是恋爱。

拿到小黄新出的两张专辑，我第一天晚上回家听了两遍，隔了一天又听了两遍，写这篇文章前，又听了两遍，因我对她老公廖佳伟的记忆力很畏惧，怕写下文字不准确，事实上我很爱听这两张专辑，以为不比任何一位大师弹得差。

    第一张专辑开始是《法国序曲》，这部作品我是第一次听到，第一小节变化很多，小黄把巴赫弹得像现代作品，其中的快板部分行云流水，还有一点点小华丽，层次清晰。

结尾部分，开头乐思重新响起，令人感动，细部却不同，这种处理思路很像古尔德在构造一部作品时所采用的技法。

接下来是五小节的舞曲，小黄弹得起起伏伏，错落有致，色彩鲜明，，像小尺寸的欧洲风景油画，可以说，听起来非常休闲，虽然音符很多，但并不夺人听觉，而是唤起人的情感，耐人寻味，我喜欢一边喝茶一边听，目光望向楼下窗外那些做游戏的小孩，小黄的弹奏里有某种淡定与满足，令人放松。

《贝多芬C小调》，上来的快板像在空气中滑行，音符没有遇到阻力，具有非常漂亮的连续性，力度也刚刚好，可听出贝多芬的那一种热情，但没有贝多芬那一种炽热烫手。柔板部分很美好，单纯、健康、灵敏、朴素，这像是贝多芬的最佳时刻，乐思清晰而灵动，情感饱满而不迷失，叫人想到在高山之巅上所能仰望的星空。

这张唱片的最后是贝尔格的《奏鸣曲1号》，我以为它是一首神思恍惚的作品，小黄为之加入了一种趣味性，从而使整个乐段显得更加协调，这种协调并不是由控制得来，而是以一种舒展灵巧的方式展开乐思，就像一只在夜里四处跳行的猫所见到的世界，听贝尔格经常令人迷乱，情绪间歇性地被扰动，但小黄的弹奏为其注入了稳定性，丝毫不影响其乐曲的色彩与想象力。

每当我想在情感上升华自己，就会听一听舒曼，舒曼的音乐中贯穿着着一种巨大的克制力，令人想到在两个苦难之间的间隙里，人类的精神为平衡内心与环境的矛盾所做的超人努力，这种努力令人免于不可复原的崩溃。有时，舒曼非常高贵，他的乐思中有一种常人可以理解，但又做不到的精神上一致性与连续性，当然，是与疯狂、痛苦、忍受、喜悦与平淡有关，只是舒曼结构这些人类精神世界的假想元素的方式令人时常感到吃惊。

小黄在第二张专辑弹到舒曼的作品17号，《C大调幻想曲》，听来很动人，三个乐章完成后，在继续听勃拉姆斯的《F小调钢琴奏鸣曲》时，我头脑中依然不时地回想起舒曼，全部听完，觉得最后的勃拉姆斯弹得最有修养，因为小黄弹得又流畅又完整，只是听完一遍就觉得真的全部听完了，再无什么可说。

这两张唱片中，小黄绕过大牌演奏者的气势，而代之以一种理解与温情，也许看到过很多幻景的人，已不会为伟大庄严而哭泣，因他们不再为恐惧所震慑。

约八年前，听小黄弹琴，那时她主弹萧邦，或是一些诸如梅西安之类的无调性音乐，那一类音乐也是我在初听古典时的最爱，记得曾在一个夏日雨夜，听萧邦听得泪流满面，感到人生酸楚及压抑被萧邦弹得淋漓尽致，听小黄弹琴时总有朋友在场，我尽量掩饰内心的激动，然而多年以后，小黄不再弹萧邦了，在她的指下，青春期所特有的那一种神经质的大惊小怪慢慢消逝，代之以一种生动而坦然叙述，像坐自家小花园里的随意闲谈。

最终，这两张黄亚蒙新录的唱片让我有个感觉挥之不去，明明一直是听着小黄弹音乐，却强烈地感到是时间在弹小黄，我是说，从小黄的弹奏中，可清晰地感到时间留下的印记，我知道，只有时间才总是自有办法的。

（《爱乐》2009年第6期）

我本人曾看过GOOGLE的发展史，非常欣赏这个创意企业，它的强大在于他创新技术与创业理念，也就是他的复杂的捕捞、识别、标记网页的搜索技术，以及众所周知的道德上的“不作恶”，我以为，这是一个到现在为人类最伟大的理想之一，为此，GOOGLE做了大量工作，他的几十万台服务器已达到环保局2011年的苛刻标准，为了保护珍本图书不受破坏，GOOGLE发明了一套专门的扫描装置，用以征服一些著名公共或私人图书馆负责人，GOOGLE至力于把人类的精神遗产公共化，也就是重要信息公共化，让人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到，我以为，事实上这是未来的人类政府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GOOGLE竟然自己就从一点一滴干起来了，如果说有一家企业拥有全球胸怀、社会意识及未来视野，我不知道除了GOOGLE以外，哪一家还会更配得上。

我们都知道，尽管有了互联网，有了网站，信息表面上看似乎可以在全世界范围里流动，我们甚至可以通过GOOGLE地图看到你花钱买的期房盖没盖好，但那些最重要的信息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不知道MIT有关物质的基础研究进展到各种地步，我们也不知那些研究投入实际应用后会给人类社会的未来带来何种影响，我们更不知道在私人小团体、大公司或国家的某些部门正在悄悄地致力于什么工作，这些工作会为人类带来何种机遇或威胁，当然，而他们之间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更是一窍不通。

实际上，那些不想让我们知道的信息我们都无法知道，因为另一个叫做隐私或者保密制度的制度也在人类社会上起作用，由于现代社会在技术方面的高速发展，使得小团队也能掌握巨大的力量，用以对巨大的人群实施影响，这些影响又会涉及人群对于未来的安全感之类的基本意识形态，简单地来说，这些不透明的信息会使人类社会对未来的预期充满不确定性，了解这些信息，无论对于个人、团体及社会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人类的社会理想才包括“开放的社会”这一条。

而GOOGLE却能悄悄地撕开这铁幕的一角。

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这是一个人人欢迎的制度，因为我们谁也不愿意让别人享受我们千辛万苦得到的工作成果，就连亲兄弟也要明算账，我们的银行账号属于我们自己，并为此配上一个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的密码，我的汽车上要配一把钥匙，装在我们自己的口袋里，我们的家的门上有一把锁，锁钥匙也攥在我们手里，我的房产证除了自己手里有一份，另一份备案在公共机构当中，用双保险来此证明它属于我们，我们一般不会把自己的东西轻意交给别人分享，就连我们最了不起的共产主义者们也不会这样干。

但历史上还真有人这样干，就是那些所谓的思想家科学家宗教家艺术家，他们的一生努力工作的成果，就是那些涉及到社会的重要信息，以数学公式、图画、文字的形式，从一个地区至一个地区，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不间断地流动着，希腊的大图书馆被毁了，但古希腊人的精神成果仍是辗转各地，被罗马人、阿拉伯人保留下来，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在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在人类意识的海面浮起，至今仍能唤醒某些伟大的人类精神，积极地影响现代人类的意识形态，启示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与把握，它们被我们理所当然地看成是人类的公共信息，我们谁也不想为此而付费，我们上学受教育，如果学习微积分也要向莱布尼兹的后人付费的话，那么我们人类的中很多人会因支持不起高昂的教育费用而丧失未来的发展机会。

我们常常以为我们付了一本书的书费就够了，但现代专利制度告诉我们情况远不是这样，因为那些创造精神财产的人类也要生活，也要养家糊口，他们也要发展，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做高尚的人夸一夸，说一些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对人类的大恩大德这样的套话就完事大吉，因为这样做我们就太虚伪了，我们没有为他们考虑，我们逼着他们无私奉献他们的工作成果，实际上是一种勒索，我们说他们高尚，等于在变相地说我们自己卑鄙。

在以往，因为受教育是一种特权，能够有空闲时间致力于公共问题研究与思考的人，不是被富人赞助的天才，就是自己本身本能够支付的起昂贵的教育费用，他们在生活上遇到的问题不大，因此，他们不向社会收费，但现在，教育在普及，这样的人在变多，通过为人类精神上提供服务，解决人类精神上面临的问题的人在增多，不仅如此，从事智力劳动还成为很多人的理想，他们在为此而奋斗，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生活上与正常的普通人毫无区别，也希望过高质量的生活，他们以书籍的形式向社会出售他们的思想，以版税的形式得到报酬，现在，他们中有些人不喜欢GOOGLE，多半是认为GOOGLE动了他们的奶酪，或在未来有可能切掉他们的奶酪后，直接送给社会。

是的，GOOGLE有可能动他们的奶酪，因为除了他们以外，GOOGLE无法动别人的奶酪，这一个创造性群体，直接向社会提供公共性服务的群体，不管是他们的伟大前辈，诸如苏格拉底、佛陀与牛顿，还是后来加入他们的新人类，都被赋予了一种追求高尚的传统，我们用荣誉或诺贝尔奖鼓励他们，他们被要求过朴素的生活，却从事普通人根本无法承担更无法想象的长期的艰苦的智力工作，事实上，我们在用两种标准对待他们及我们，这是对他们的不公平，甚至是一种歧视，效果是，我们笑话杨振宁娶年轻的女人，我们还认为李开复走出工作室到社会上到处讲演有失风度，我们看不惯他的非标准知识分子作风，但我们会用羡慕的口吻说起拥有巨额财富的李先生还拥有多少勤奋谦虚的优秀品质，更了解内情的人还会津津乐道他拥有多少个叫人流口水的女贤内助——我们的社会激励机制直接指向有形物质财富与权力，我要说，这是一种短视行为。

那么，GOOGLE是站在哪一边？

我相信，GOOGLE对此有全面的道德思考，它推出的新产品，一般都附带有无形的制度，每一次都是对以往制度的颠覆或创新，我希望看到GOOGLE更具体的有关版权方面的条例及操作案例——GOOGLE的目标是正当的，甚至是高尚的，那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通过互联网，以最低的成本，甚至是免费分享到那些对于社会及个人的发展都非常重要的信息，但我希望GOOGLE的执行程序也同样正当。如果GOOGLE真的要支付版权拥有者少一点的费用，那么我们希望世界各国政府为GOOGLE的计划提供补贴，这涉及公平及正义，当然也涉及GOOGLE的立业之本——不作恶。

总是被媒体问及与恋爱相关的问题，烦不胜烦——因我认为，这些恋爱问题并不是很基本，更基本的是个人的经济生活，现实中我观察到，中国的中上产阶级在聚会时很少谈到恋爱问题，对于他们，恋不恋爱其实并无所谓，因多半可以从工作中找到更多的乐趣。

在中国当下社会，非常适合从努力赚钱中得到乐趣，因这是一个生产方式，爱情嘛，它更像是一种消费方式，而且消费特征非常接近低值易耗品，人们不会往上面多投资，人们宁可买楼买车，也不会把钱花在恋爱上。

总有人对爱情抱幻想，并且不想正视现实。

他们忘记了，爱情所创造出的轻松兴奋与舒适，是需要借助钱来实现的，所谓的男人的负责沉稳宽容大气，无非就是收入多且稳定的代名词，而女人的所谓漂亮及善解人意，也是收入很好的结果。

很多爱情的问题出自于，有人想用爱情来赚钱，比如香港女人的爱情梦想——嫁入豪门，其实这是一种奋斗，嫁入豪门的意思，无非是试图去分享豪门的财富与社会地位，这跟自己赚钱来赢得社会地位异曲同工，同时，这想法也造成了混乱，因爱情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赚钱方式，成功几率很小，且爱情与赚钱两者之间，有很多内在矛盾，能协调好这事儿的人很少。

我以为，绝在多数人在爱情上的困惑多半是挣钱上的困惑，一旦他们发现挣钱的道路更适合发展自我，就不会把爱情看得有吸引力了，让我们坦白地承认一个事实吧，挣钱比爱情要难得多，在这个世界上，爱情可以人手一份，而钱却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当然啦，追求真理就更难了，因全世界的真理只在聚合在说得出名的极少人手中。

现实中，我们可观察到，爱恋爱的人，多半是一些无正经事儿可做的人，无聊之余，便与异性一起在混时光，问题出在其中总要有一人付账，而那一个不付的人，想把这件事继续下去，但付账的人因要忙着挣钱去付账，所以最终总会离去——他们最终会尽力保住自己的生活趣味或习惯，于是不付账的那一个成为易受伤的好人，专攻心理学，付账的那一个成为不专情的坏人，专攻登龙术。当然，在现实世界里，还有两种更极端的人，一种是不挣钱也不专情的最坏的坏人，另一种是又挣钱又专情的最好的好人，这两种人相遇的机率很大，凑到一起的机率并不大，因人人都有极强烈的自我保护的本能，所以嘛，最终凑到一起的，多半是同类。

常识上看，经济上超过一般人，自然会拥有更多排解令人不适的方式，失恋对于穷人的打击，比对于富人的要大得多，因后者拥有更多选择与机会。

谈到个人发展，我以为，从赚钱中，人们可学到很多自我改进，谈恋爱却更多让人学会自我纵容而已。

为达到某个目标改进自我才有可能，无目标，谈不到改进自我。在现代社会里，多赚钱即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一个人，若是无法协调好很多关系，是很难赚到钱的。

一般来讲，在中国，成功的商人都是人际关系专家。

    较支离破碎的信息，是一个人类生活中涉及情景的小片段，它最具体，也最片面，它包含了某个特殊人类个体的行动，情感，思想，价值观与信念。

    较抽象的信息是数学表述，它只讲述了一组抽象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然而它也最准确。

    我们一般所说的文本故事，是在文学与戏剧的框架上展开的，有关文学与戏剧，每一个民族都有对应的历史与传统，因此，很难找到一个人人同意的对于故事的定义，对于好故事，就更难达成共识，且好故事的定义随着时空变迁而改变，因人们在不同的时空与社会，关注的问题不同。

    作为一个故事讲述者，他或她为了提升自己的效用，不得不极力使故事具有吸引力，他会本能地加工他个人所拥有的信息，使其具有一种令别人感到兴趣的结构，从而达成作者的目标，但从另一层面上讲，作者与读者的信息不对称，作者很难猜到读者需要哪些信息。

    一般来讲，文本作者使用相同的策略讲述故事，他们所致力的，无非是使自己的结构能力提升，同样一件事，作者的讲述通常要比不加思索的讲述者更具吸引力，他将尽力把信息的范围缩小至常识，以便使自己的讲述更能为读者所理解，作者还会加工他所使用的词语，句式，以便获得一种造型上效果，创造出生动的情境，以便适应读者的心理结构，刺激读者的理解力与想象力，使得他的讲述得到认可。这一类作者必须相信一个前提，那就是人类个体的所掌握的信息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具有差不多的人性。

    然而，这一前提并非完全确定，人类个体的人性恰恰因其所握的信息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一个作者讲出的故事，往往只对于一部分读者有效，另一些读者则不会关心。

还有一些作者使用另外的策略，即使用不同的信息来引起读者的好奇心，总体来讲，当作者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时候，往往除了要满足读者通常的需求以外，还要创造新的需求，这使得作者不得不在使用策略与信息方面达成某种均衡。

当故事被市场化之后，故事之间存在竞争，胜出的故事往往是按市场标准来评判的，它往往可争取最多人数的支持，因此它不得不充当常人眼里最均衡的故事，这里指的均衡存在于文化之间，它站在文化高度，与历史、现实、未来，在距离上同时保持恰当的比例，每一次市场成功都是不可复制的，因那比例永远在不停地变化，而故事则完全受制于时空。

现在我相信人们更依赖于谎言获得社会适应性，据阿克洛夫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一个矿工，若是具有下井有危险的信念，他的工作将充满痛苦，所以他不得不去相信相反的信念。

每个人都会最大化自效用，说谎在很多时候，可提升个人办事效率——说谎在伤害他人，逃避责任方面也具有效率。

“个人效用最大化”是经济学上的一个假设，只是这个效用包含了很多我们所说的相互矛盾的“价值”，但这些在旁人眼里相互矛盾的价值，经常可以很好地统一在某一个具体的个人身上，成为他的存在哲学，当他在社会的中“效用”越来越大时，他便有了越来越强的行善或做恶的能力。

前一段我看制度经济学，发现组织以制度的形式发出的谎言，其威力比个人谎言大得多，具有更大的效用。

在两千年前，原始宗教为社会文化框架制定了尺度，东方的佛陀的无我倾向于极小化，因极小而渗透到一切，而西方的上帝倾向于极大化，代表一种英雄都做不到的万能，这两个极端把人类精神推向纵深，人类是在宇宙视野里思考，使人类精神高飞于世俗生活之上。

而两千年后的民主时代的文化落了地，东西方文化在世俗化的平面方向找到了共识，这种文化非常现实主义，它落地的地方也很容易令人理解，那就是与数量尺寸挂上了钩儿，里面的潜规则是，凡多凡大就是好，我发现，短篇小说市场几乎消失了，在画店，小幅画卖不出好价钱，我们的特征是工业化生产，也就是批量复制，我们的质量是用数量支持的，所有的投入产出都被会计核算所框定，我们的成功最终被统一成会计报表上的成功。

当一这潮流被推及文化生产后，我们的作家的理想便是成为销书大王，在中国，金庸与琼瑶写得最好，因他们最畅销，其实只是他们的书被使用得最多而已，我们的文化目标是为人民服务，更准确的说，是用一些方便实用的产品赚那些有消费能力的人的钱，这一方式最终确定了文化产品的生产方向。

人民是一个复数，并且是一个数量级很大的复数，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大数政治，然而我们人人都知道，“为每一个人类服务”更合理，我们更加清楚，高质量服务多半是个性化的，因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

然而就在以上这种氛围中，中国小说基本上消失了，与小说一起消失的，还有中国现实的那些令人不堪面对的背面，它存在于那些时尚杂志漏掉的地方，我们的作家对于那些他们可以理解的痛苦，只使用愤怒、纠缠、抱怨、谩骂与诅咒，事实上，无论是读与写，全是发泄，我们缺乏建设性的与批评性的视点。

但我们的文学总还有一些东西，就如同倒掉垃圾后会在空中留下那么灰灰的一小团儿——叫做什么呢？我叫它们应用类小说吧。其中的成熟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游戏，一书几吃，那么剩下的呢？或许只是一些不成熟的作品，它们至多可算是一种写作练习罢了。

然而就连这些练习也多半向着一个方向练习，即销量大的方向。标志便是，在小说中，普遍缺乏文学性，普遍缺乏生动的文学形象，作家们只是运用华丽无当的言辞写出好看离奇的故事，那种曾经出现在文学书中，充满语言本身所具有的戏剧性的段落消失了，那种准确而令人浮想连翩的描写也消失了，那些作品中所明确表达的独特思想不见了，我们读到的只是千篇一律故事，这使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读者无小说可读了，他们从经典小说中建立的个人阅读品味在当代小说中得不到丝毫的满足，他们还能干什么？

也许去看漫画与美剧吧。

从这里，你便可看到社会需要作家们去干些什么了——是为头顶的天空与天空之后的上帝吗？当然不是。是为那些消费者，他们被统计报表精确地定位了，作家创作的框架是如此的狭小局促，他们中最聪明最努力的人也只好从网上得到那些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信息，然后为他们而量身定制，而那些倾听后自己心灵后写作的作家，他们不得不成为日记作家，他们只能为自己而写。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框架限制住了作家的灵感，并不是作家们全无灵感。

再也没有什么比历史更能限定作家的了，对此，作家们大概不得接受现实，就如同身为中国作家，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可让中国以外的读者感兴趣。中国现在正集中力量搞经济复兴，什么时候才能轮上文艺复兴呢？估计也要看社会需求，也许最近一两百年中国社会对文艺复兴都没什么需求，那么，成为作家就是入错行了，乱写写吧。

结论是，作家最好去读。

一个可能具备创见的作家则必须去读，作家并不以分析见长，他们一般很少具有拿得出手的观点，但他们又要去写，那么他们写什么呢？

答案是一些千篇一律的故事。

是的，是故事。

我们对于故事的观念，是五百年欧美作者的观念，有关故事的观念与形式，并没有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我们的作家所能拥有的信息，与五百年的作家基本雷同，而我们天天在谈的人性，一直在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而且似乎全世界并没有一种普遍的人性，我们必须承认，现代人的人性已与五百年前人的人性有所不同，全因人类对于环境与自身的理解都发生了变化，人类自身也发生了变化。

并不是因为我们拥有很好的想象力，使我们的故事得以旧酒新瓶，得以延续，反倒是社会的变化催促我们不得不谈一些我们眼前发生的新的事情。

我们的作家总想绕过写作中最基本的一关，那就是个人智力，事实上，若没有后天对于智力的艰苦训练，我们只好在八卦写作中进行，那些八卦是一些很好的街头段子，一些零碎的口头文学，一些陈旧的观念，而我们却无法通过口头文学为社会提供深刻而长远的启示。

在中国作家笔下，人物总是低智力的，因作者便是低智力的，作家笔下的人物也多半是穷困无知的，因在中国，只有穷困无知的人才去从事写作，那么你会猜想，中国小说中定会展示出丰富多彩的穷人生活，答案仍是错的，中国小说中的穷人被写得犹如圣人，他们理直气壮地出生，上学，结婚，生子，失去工作，死去，他们就像必须如此一样，其实除死以外，每一件事情上都是可以选择的。

在中国小说中，人物极少有别人难以理解的私人爱好，若是男人，必爱很多女人，特别是漂亮女人，若是女人，必爱男人，特别是对女人好的有权有势男人或后裔，中国人一般不去欣赏别人才能或才智，而是与别人去攀比，即使没得可比也要硬比，如此，我们发现我们小说中的人物可比的就剩下一两件儿了，那是权势与富贵，我们的作家一般会为一个人从无权势到有权势再到无权势而感叹，我们也为那些从来就没有过权势的人而感叹，除此之外，我们就难看到更多的内容了。

然而我们谁都知道，权势与富贵是非常表面化的，人们的内心与思想才是丰富的，人们在生活中所获得的专业知识也是丰富的，然而这些知识似乎并不让作家们感兴趣，全因作家本身在上面几个方面都是贫乏的，他们不可能依此进行创作。

结果很不幸，作家们因无新东西向社会提供，无法触动读者们的内心，他们渐渐成为一些社会的多余人，社会对他们的创作缺乏兴趣，最终，作为一种对社会讲话的职业，作家们得不到关注，渐渐地随波逐流，自生自灭。

然而我在其中却看到了一种中国社会对于智力资源的新态度。

首先，人们肯为那些智力体操训练买单了。

其次，我们放下了智力门槛，以一种制度去鼓励大众去尝试着摆弄那些纯粹的抽象思维。

最后，凡参加奥数的人，会或多或少得到一种不同于生活其它层面的人生经验，多半会对智力劳动有一个基本而直观的认识，这种认识，我们现在只少不多。

奥数考试让我们懂得，社会对于智力的投资存在着极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数学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种手段，这手段的困难与复杂程度，没有经历的人往往毫无概念，让我们退一步看，奥数只是人为设置的一些困难的解题思路，但自然为人类设置的迷题显然要困难得多，若是我们不在上面投资，那么我们当然也不可能有所收获，就如同1900前的中国社会一样。

现代中国，意外地收获了西方世界免费提供的所谓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在短时间内快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解决了我们面临的一系列物质方面的重大问题，可以说是尝到了甜头儿，这遗产包括现代科学理论及其技术，这些理论与技术，是西方世界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对其投资产生的收获，它们并不是被意外地而偶然的发现的，它们是社会集中投资与管理的成果。

西方社会持续不断地为大学与科研机构注资，并用制度保证他们在研究上的独立性，是一种有远见的社会表现，这种投资若是急功近利，是难以成功的。奥数题当然很难解，更难解的还有我们必须面对的大自然，选拔并组织优秀的人类个体去探索，在我看来是十分自然的，全民奥数至少是一次可贵的尝试，它当然会浪费一些社会资源，但比起浪费在其它地方来，弄不好还算得上是明智的。

我听到社会上几乎是一边倒的反对的声音，说做那些奥数题对小孩的未来发展没意义，但小孩学什么会有意义，我们谁也不清楚，因人类面对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谁又能肯定哪一件事更重要呢？我们的社会当然不需要那么多数学家，所有参加过奥数的人加一起，也不能确定可产生出一个很好的数学家，但我们的社会若是对于培养数学家毫无兴趣，那么，我们面对未来时就缺少一种应对手段，我们可为那些运动键将加分，为何不能为奥数健将加分呢？事实上，中国在运动方面的世界冠军有很多，但数学冠军却少得可怜，在上面投投资，尝试尝试，有那么多坏处吗？

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已被短期利益填满了，可以说，以财富论，中国社会的正负两极一直接通着，于是出现了短路，人们的头脑无法正常思考，连惯性思维被打断了，想事情的出发点成为“如果我有钱”，丝毫没有注意到，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思考人类生活的出发点。

“三鹿事件”之类的事件实际上是为这种氛围加了一个其实大可不必的注解，它犹如喉中之刺，令我们在吞下自己种下的果实之时，感到尖锐的疼痛。有关道德崩溃，我们其实早已知道太多坏事，不在乎了，除了发展，中国目前尚拿不出什么应对现实的方案，道德方面，发展只是一句无关痛痒的空话，其中并没有什么可再往下谈的硬道理。

这一点，看看中国频发的矿难就够了，中国的工厂在增产增收，而中国的居民在冬季取暖时，不经意间也许会烧到几枚矿工的尸骨——但他们为何要冒如此大的风险？

在中国财富的生产与消费的背后，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空虚与消沉，在文化上，中国已很久没有什么新的声音出现了，社会财富的增加，并没有影响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思考方式，它仍是沉闷乏味，不值一提，除了大惊小怪的神经质的史诗叙事，社会无力展开一种建设性描述，当然也就没有相应的阅读，它的文化令人昏沉迷失。

在我眼里，目前中国的贫富分化还处于起步状态，接下来这分化还会不断继续，但即使形成不同消费层次的稳固人群，我也丝毫看不到文化上出现转机的可能性，文化上不出现转机，我们便会始终处在一种封闭僵硬的氛围之下，这是一种文化污染，比环境污染还令人束手无策，好吧，中国将七拼八凑地走过西方社会较为艰苦地走过的那一段长长的历史，这还得感谢全球化的浪潮与嗜血的资本，不然，中国也许会走得更辛苦——但我们人人都知道，其实我们一直有机会走得更好一点。

只凭常识我们就知道，土地是死的，人是活的，当中国人为地使土地分成两块，压低耕地价格，从而变相地压低农产品的价格，使农民无法得到发展资本，而他们缺乏消费能力，也制约中国的经济发展。

同时，有些人又利用这两种性质的土地差价大获其利，获利者有当然有动力使差价越来越大，我们便看到，房价越来越高，阻挡农民入城，农民们一有机会便远离农村的土地，不顾风险，成为四处漂泊的民工，他们冒着这么大风险，不外乎是对于一种不公平的制度的反抗，因他们拥有土地的附带条件是，他们只能耕种土地，生产出注定低价格的粮食，他们没有发展的机会与余地。

很难有人真的去服从这种悲惨的命运，农民们当然会想方设法反抗，因无人愿意做土地的奴隶。

现在，中国还在不遗余力地打击社会自生出的解决办法，使小产权房无处容身，人为地提高那些住进小产权房的居民的生活风险，为社会发展注入不确定性，这是极其危险的。

当然，这么明显的危险之所以存在，必定有其理由，质疑它只是因为不得要领，这理由当然存在于获利者一方，获利者会认为这种安排很好并极力维持这种安排，他们当然不会去种地，也不会住在小产权房内。

就像中国文化喜欢把君臣父子的位置安排成一种不可动摇制度一样，中国式制度也特别不喜欢改动，只是在出现重大危机时会被动摇一下，但最终，新的制度制定者仍然照抄从前，我认为这是一种短见，缺乏对未来的关照，也说明我们的社会极端缺乏同情能力，获利者把自己安排得很好的同时，并不顾及同是人类的别人也希望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解决办法多半只能是产权制度，然而这却是中国最大的一块蛋糕，从古至今，中国人便认为这一块蛋糕无法做大，因此，制度的着力点并不在蛋糕，只在于切蛋糕的刀上，夺取那把刀显然风险巨大，但却像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案，在汤因比所谓的中国模式中，中国表面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根源无外乎是一种见识上的盲目与知识上的不足，其来源是文化资源上的捉襟见肘，人们并不相信土地蛋糕可做大，虽然有那么多证据表明，它可以做大——反倒是中国人对于权力的迷信孕含着更大的风险。

可选择的是：是要创造财富还是夺取财富？事实上，中国文化与其衍生出的制度极少为前者提供氛围，而是被后者所牢牢束缚。

贫穷不仅意味着生存资源匮乏，便意味着缺少机会，贫穷不仅很容易自实现与自加强，更是很容易向后代传递，贫穷哲学也是如此，从某种层面说，生活永远是艰难的，无论是利用宗教去管理人类个体的欲望，还是利用道德去管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或是用政治去管理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冲突，还是利用制度去开发与管理资源，最终，我们不得不承认生活有其令人痛苦的灰暗贫乏之处，我们必须吃饭，必须生存，必须发展，必须为未来寻找空间，我们的本性无法自足。

依经济学家的统计，使用最低成本改变贫穷情况的是教育，因教育使人得到信息，从而有更多机会发展自己的能力。

然而教育本身并不是一件随行就市的商品，它一般从价值观入手，最终会发展出一种专属于我们每个人的独特的哲学，事实上，教育可能世界上最便宜的，也可能是最昂贵的，它需要施教者与受教者都花去大量个人经验、体力与智力，用以传播与接受人类的精神遗产，还必须花去大量时间，而对于每个人，时间价格的差别是极其明显的。

此外，教育还需要信息与资源，这从价值上也是很难估计的。此外，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的世界，这使人才的流动性越来越大，人才与金钱一样，总是向着可实现其价值最大化的洼地流动，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最终的形势都更加促使各种人群强强联手，也使弱弱合作非常困难。

中国的改革开放，激励出第一代富裕阶层，领跑于社会，他们实际上在越跑越快，把其余人远远抛在后面。中国政府一直紧紧握住财富的分配权，据说可使得名义上属于全体中国的资源在调拨分配上最合理最有效率，然而情况真是这样吗？

我支持经济学家谢国忠提出全民分股票的想法，让财富与资源以最快速度流入到那些最急需的人手里，我相信需要钱的人可以价值最大化地使用那些财富。时下只是股票与房地产的需求在扩大，国家印出钱来，只是让极少数经手人去利用去套利，大众手中无钱谈何需求。

我希望政府更多地投资于教育，再多也不嫌多，没有教育，一个人无法发挥他的潜在的能力。

少数人控制着太多的财富与资源，这种状况不易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