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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斐

1

    索尔仁尼琴死了，刚刚从网上得到消息。柏杨也是前不久死的。我的一位交往过多次的诗友，几天前刚离开人世。每个人的死，其实几乎都一样，所不同的只是死的方式。泰山鸿毛之论，对死者而言，没有意义；对生者而言，那仅仅是道德家或阴谋家才干的事，虚无的励志手段。两位文坛斗士是寿终正寝，我那位诗友是自杀。但他们现在都在同一个世界，站在死的界限内，不分高低甚至彼此。他们现在都只是死者。

    死者为大。在活着的中国人的思维中，这是一句温暖的话。面对死者，无论我们内心有多少话要说，似乎都难以启齿，所谓欲说还休，因为每一种说法也许都对应于某一种流言，它甚至会打扰死者的安息。

    虽然这或许只是生者内心避开死亡思维的一种自慰策略。

2

    当一个人开始搜肠刮肚，写一篇纪念死者文章的时候，其实他的心里只剩下煎熬，属于生者的煎熬，甚至与死者无关。那些伤心、悲痛、惋惜之类的情绪，其实已然消失殆尽，如果有，或许也像需要强挤的膏药。就像面对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朵白云、一片弯月，为了让敲出来的文字带有温度，不得不挤出些许惆怅、哀怨、感伤。他会站在窗前，看一看外面的风景，想一想现实中的人和事；他会在屋子里踱着步子，思考文章的开篇和结尾，有时也会冒出诸如晚餐的地点等问题。

    残酷与真实，往往是一纸之隔，甚至融为一体。如果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恰好属于此类，那么，对生者而言，唯一能避免之的做法就是：放弃这种鬼念头，好好活着，尽可能活着。

    “非死不可”其实是一句诳语。然而，对我的诗友吾同树而言，或许他就陷入了这种诳语的圈套，于是，他自杀了。清醒地写好遗书，交待能想到的后事，为女友撇清与自己之死的干系，用文字的形式大声说了几句爱自己所爱之人的话，而后，他自杀了。

    我听到他自杀的消息时，目瞪口呆。那么一个乐观向上的人！难以置信。于是我打电话跟朋友查证，话筒里传来哭声……

    我随其他朋友一道，赶往他蜗居的城市，看到从老家匆忙赶来的他的母亲，她坐在沙发的一角嘤嘤地哭，年过半百的女人，就像一个刚刚步入社会的不懂事的女孩那般，除了哭，还是哭。

    她还能有什么盼头？一个寡居的女人，把一儿一女拉扯大……而命运却跟她开了个巨大的玩笑，把她的考上大学的儿子早早撵出了人世。

    哪里还顾得上为朋友的死悲伤，活生生的摆在眼前的充满残忍的同情，已经占满了你的心。

3

    我对“死”的敏感源自一个亲人的意外死亡。我的大表姐，在她18岁的时候，因为交通事故，离我们而去。在这之前，我只怕“鬼”，充斥在老家老人嘴里的鬼故事，让我相信了有一种不同于活人的人幽灵般地存在着。而“死”对我来说那么遥远，一直到我12岁那年表姐的过世。我忽然发现“死”比“鬼”更可怕，忽然发现，原来一个人可以这么轻易地就消失、不见了。

    本以为活着何其简单的我，忽然发现活着竟可以如此脆弱。

    浓重的虚无感，从那时起，开始向我发动袭击。

    我小心翼翼地、像对待易碎品那样对待活着的我，尽力避开一切可能让我提前消失的事与物。而我同时也向虚无小心翼翼地宣战，动用一切可能的伎俩，绕开也可以置人于死地的虚无感。我给自己的人生安插动人的理想，它像一名便衣随时捕获那些魔爪般的思绪。我给自己强行灌输“活着本身就是意义”的观念，告诫自己：倘若没有这一思维的前提，活着将会比死更可怕，一切活着时的作为都将失去色彩。

    多少人的人生意义都无非活着而已！多少所谓伟人的伟大行为，都无非指向那些视活着为意义的人民大众！

    未知生，焉知死。好好活着，本身就是对抗死亡威胁的有力武器。

    然而人终有一死。就像我的爷爷，两年前，在可能的死亡威胁下熬了七十多年的他，不得不面对最后一次死亡威胁而进入死亡。尽管他相当于寿终正寝，而我仍看到一滴泪从他的眼中滚落，那是一种不得不死的伤感和无奈，我相信。尽管我已动用了各种方法对抗死亡的侵凌，在已死的爷爷身边，我的眼泪还是不由自主地涌出来。

    抗拒死亡，而又不得不死，我该怎么办？既然迟早都是死，那么提前结束自己与寿终正寝，又有何区别？

    虚无，依旧虚无。

    也许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去想。尤其不要去想生与死。

    但这只是无效的自慰。

    而一次偶然的发现，又重新洗刷了我的生死观。那是梁漱溟说的一句话：相似相续，非断非常。意思是：生命是以相似的面貌来延续的，因为这种延续，生命看起来没有断，但绝非是从前那样。我把它理解为：人一直在不停地死，因为相似，人又好像没有死。从这层意思上说，个体人的死亡无非是死的终结——对于生者而言，死才是一种常态，每一个时段的活着，才是最宝贵的，最值得珍惜。

    生者的人生，是由死构成的。所以死并不可怕，也并不需要外力来促成一死，甚至不用去考虑死：因为死本身一直在进行着。我们只需要无畏地活着，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在消失中。

    不可避免的死亡与寿终正寝之死，我们只能接受，坦然接受。因为死者并没有对“死”感到恐惧，也曾坚强地珍爱过每一刻的活着。

    而自己提前结束“死”，放弃后面的活着，只能说是胆怯，以及，无爱。

4

    诗友吾同树的死，据推断，应与生存压力有关。而在不多的几次会面过程中，我甚至看不出他是那种会为生存压力而忧愁的人。也许是因为没有深交的缘故。人太善于隐藏真实的自我了，在以“朋友”称呼的人面前，也未免如是。“朋友”一词，在人心阻隔的时代，多么空洞、苍白、乏力。

    深交的朋友，是那种可以互相敞开内心的人。当一颗没有敞开的心，面对另外一颗同类的心，而嘴巴里却以朋友、兄弟自称时，这种场景是虚伪、可笑的。

    朋友、兄弟之称，很多时候是一种让人惭愧而负疚的称呼。

    而这个时代却往往以此来显现出和谐之象，仿佛人心因此而没有隔膜。

    我们还在、也必须在这样的时代继续活着，生存压力无处、无时不在，尽管它可能就是置吾同树于死地的外在元凶。

    当我们偶然面对这样一起自杀事件，而大言不惭地说出各种形式的话时，未来的光阴里，也许我们也未必能逃脱死者曾经面临的阴影。

    尽管我们可能已通晓生死之道，然而对于那些可能的阴影，我们是否也该做点什么？不为别的，只为自己能好好活着。

    有一些非人的世道，所有人都可能因置身于其中而死于非命。

    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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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

                                        一

    去年8月到9月，我与几个朋友在一起旅行。路线是不确切存在、却充满了象征意义的。从黑龙江的爱晖出发，一直到云南的腾冲。在地图上，这是一条斜线，一位叫胡焕庸的人口地理学家在1935年创造了这条线——爱晖—腾冲线，它也被称作“胡焕庸线”。以此线为界，约有94%的人口居住在约占全国土地面积40%左右的东南部地区，6%的人口居住在60%左右的西北部地区。
　　出生于1901年的胡焕庸是典型的“五四一代”，他先后在东南大学和巴黎大学接受教育，像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他学习现代知识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被当作拯救古老中国的手段。
但是，如果你都不理解自己国家，你能够帮助她吗？鲁迅不是在1927年说我们是“无声的中国”——“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这些应说的话……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胡焕庸相信人口与地理是了解中国的重要角度，地图上这条斜线不正说明了为何中国是如此的拥挤，人口的压力这样大。深入了解自身，既有助于我们对现实的判断，也能从我们昔日的经验中获取某种精神与智力的鼓舞。所以，林语堂在1934年手不停歇的写作《吾国吾民》——中国历史悠长，曾经无比辉煌，也有很多弱点，但它充满了韧性，总是能从挫折中复原；所以历史学家雷海宗在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完成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的主要部分，他将1937年的抗日战争，比作将近1600年前的淝水之战，上一次战争标志着中国的再生，以南方为代表的新文化主导了中国，而抗日战争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他多少相信这次战争是一剂泻药，帮助中国摆脱痼疾，重新获得勃勃生气。
　　这些片段总是让我动容。他们让我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代人在面对巨大挑战时所做出的反应的热忱、丰富与深沉。他们的洞察力超越了时间，以至于70年后，仍滋养着新一代人。
　　今天，尽管经过多次移民，我们的人口分布仍遵循着胡焕庸线的划分，而70年过去了，没有著作比《吾国吾民》更诚实与美妙的解说中国，其中很多判断似乎是为这个时代而作。
　　地图上的斜线，不可能成为真实道路。我们的旅行大致沿着它进行，乘坐长途公共汽车我们经过东北的黑土地，在山西浓重的烟尘中穿行，在秦岭中绕来绕去后抵达了风物不同的汉中，然后从川北的绵阳到成都平原，最终进入云南……我们路过很多小城，和形形色色的人谈话，我迅速忘记了试图通过这条胡焕庸线来了解中国本质的宏大愿望，但是和这些不同土地、不同人的接触，却带给我某种更细微的触动——他们每个人都经历着时代的迅速变迁、种种的社会运动，20世纪的中国被各种灾难与实验截成了很多不同的段落，人们必须顽强的在其中寻找平衡，为自己创造更大的空间。那个古老中国很多特性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他们勤劳、忍耐、富有韧性、随遇而安，另一方面，最近一个时期的气质也改变了他们，他们渴望各种“新生活”、不害怕流动性，甚至胆大妄为，也不再能做到精神上的自足……
　　这次旅行或许浮光掠影，观察或许不够深入，我试着打破在我的头脑正在形成的某种僵化。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你很可能被书籍、互联网、咖啡馆里的谈话所封闭起来。你以为自己无所不知，但是很有可能你只是接受了某种狭隘的信息；即使你知道了，但由于没有亲身的体验，你的知识与理解则流于抽象与苍白；你或许有一个宏观的框架，却没有细节可以补充。双眼、双手与双脚的感受，与电子屏幕很不同。
　　一个人与一个国家的感情，不是来自于抽象的名词，而是来自于具体的人、山水、食物的味道、对往事的追忆。在很多时刻，一个人对于一座城市念念不忘，是因为他曾爱上那里的一个姑娘，他的年少时光是在那滴水的屋檐下度过的。也因此，每个人对于他的国家的感受也该是不同的，它既具体又复杂，或单纯或浓烈，一个国家和她的人民，就像是一棵大树和她的树叶，树叶吸收类似的养料，树叶的形状相像，却永远不会有相同的两片叶子。
　　
　　                                  二
　　
　　绵阳的北川县是这次旅行中的一站。那是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记得那冷冷清清的街道，我坐在北川县的县志办公室内，和一位县志编纂者的闲谈。那是个气氛沉闷的办公室，有着典型的机关气氛，黄色的写字台，绿色的文件柜，鼻梁上架着眼镜的年轻文员正安静打着字。那位县志编纂者——真抱歉，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则和我们谈着北川县的变迁。他就是那种我在旅行中经常遭遇的中年地方知识分子的模样，一开始羞涩、谨慎，但当谈话展开时，逐渐变得兴奋、并对自己的知识充满骄傲。他说起了自己如何在文革之后考上大学，如何放弃了在绵阳中学教书的好机会，他也向我展示了他刚刚编辑出版的厚厚的地方志，似乎是对他被迫偏安这种小县城的境遇的某种补偿。在谈话时，我偶尔向窗外看去，几个老太太一直坐在街旁，她们的藤椅和她们的年龄一样老。然后，这位业余却热忱的历史学者，还带我们到办公室对面的新政府大楼的广场前，一座大禹的铜雕像正矗立在那儿。这是座新的县城，带有中国很多新建城市的特征——平庸、廉价的簇新，看不到历史的痕迹。
　　和途经的很多小县城一样，我觉得自己可能永远不会再来了。但是5月16日的下午，我又来了。
　　在从成都前往北川的路上，我想起这位喜好写散文、读历史的仁兄。在途经安县时，我们的车被拦下。拦车的是一对中年夫妇，男人穿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小平头，而女人则是碎花紫色底的衬衫，脑后扎着马尾辫。他们的表情既平静又焦灼，黑黑的皮肤上皱纹深深。我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四川话，大意是，他们住在北川县的一个山里村庄，地震发生后，他们被转移到绵阳的体育场。但是，他们的18岁女二是正在北川中学读高二。昨天，他们找遍了绵阳的医院，不管是生者还是死者的名单中，都没有女儿的名字。现在，他们想到北川中学的现场，看看能不能找到。在说到女儿时，中年女人平静的面孔突然扭曲起来，她开始哭泣。但哭泣的时间持续的很短，随即转为平静了。一路上，她的脸上毫无表情，一言不发，眼睛只是盯着远方，迎面的风吹来时，她的眼睛眯起来。
　　通往北川的道路拥挤异常，我和同事先下了车，徒步向上走。最终，我们抵达了北川中学。进入用黄色瓷砖砌成的窄窄校门，我们看到了一片忙碌与混乱，连成一片的蓝色帐篷，绿色的军人、白色的医护、橙色的消防队员、深蓝色的专业救护队，还有各种颜色不等的受伤者、志愿者……它也是北川县的救灾指挥中心。
　　校园中心是一大片废墟，4天前，它还是一座6层高的楼房，一群少年还在它前面的操场上嬉戏。如今，五台吊车正巍然矗立在那里。我走到废墟的边缘，踩在破碎的混凝土块上，发现在灰色的硬梆梆的碎片之间，是各式各样的课本。“优化的设计”、“思想品德课本”、“中国历史填充图册”，我不知道如今课本已是这样的大开本的。有两队救援者正在忙碌，一个巨大的水泥柱被吊起——围观者散落在周围，他们中的很多是在等待废墟下的亲人和朋友的突然出现。人们都带着口罩，既是为了过滤掉灰尘，更是为了隔离蔓延在空气里的尸体的腐臭。
　　距离地震已超过96个小时，也就是幸存者生还的可能性已迅速减小。救援者的动作缓慢，如果你在现场，就会发现在水泥板中将一个人救出是多么的困难，大型机械经常帮不上忙，而用手挖掘又太困难与缓慢。我的同事在一个废墟中心处看到了堆放的、尚未被清理的尸体，柔软的肉体被包围在灰色的、冷硬的混凝土中。
　　我又碰到了那队夫妇，他们也徒步走上来了。妻子向我微微一笑，但是一脸茫然。他们那样无助的看着废墟，他们该向谁去询问，我的女儿在哪里？她在废墟下？还是已被收走？现场混乱，被挖出的尸体面目早已模糊，不幸的父母是那么多，谁也帮不了他们。
　　我身旁，一个穿着浅绿色的T恤、瘦瘦的小伙子摘下口罩，问我是不是记者，然后突然开始给我讲他的故事。四年前，他毕业于北川中学，现在绵阳的一所大学里读书。他的父亲被埋在县城里，生还无望。“北川的下一代都没了”，他突然感慨说，“从幼儿园到高中，不知以后怎么办。”
　　从北川中学出来，延盘山公路而下。从山上滚落的巨大石头不断出现在眼前，从它们旁边绕过时，令人不寒而栗。远远的我开始看到县城的废墟，像是一片倒塌的积木。路上，是形神涣散的灾民，他们正赶往北川中学附近，然后等待被运往绵阳。还有一小队一小队的军人，他们年轻而疲倦，其中的一些正背着老人，或抱着走不动路的小孩子。
　　当我走到县城时，远望像是倒塌的积木的房屋，甚至开始变得更不真实了。它是意料中的面目全非，但是当它真的摆在眼前时，仍有一股超现实的味道，它们的大部分只能看到残余的一角，或干脆像是一堆水泥材料零乱的堆在了一起，一些保存相对完整的楼房则大角度的倾斜着，保持着暂时的平衡，仿佛一阵风吹来，它们就将轰然倒塌。到处都是巨大的黄色山石，在其中的一个下面，我看到了压成了片状的汽车，另两个巨石之间的微小缝隙里，是一个小孩子的脚，上面是红色的小鞋子。在县城中心的北川中学新校区，则完全看不昔日的痕迹，上面堆了一层又一层的巨石。唯一可见的是仍旧飘扬的国旗、一个歪斜的蓝球架，和白底黑字的校牌。
　　去年8月我走过的街道早已难辨。最终，我找到了那个下午聊天的办公室，它已严重坍塌。而在它对面的崭新的县政府也只剩下废墟了，广场上的大禹像倒在地上，依旧昨日的坚毅神情。广场上矿泉水瓶、废纸、各式垃圾、还有带着血色的棉絮——它是用来裹尸体的。“昨天，这里排着几十具尸体”，一个摄影记者走到我身边说。
　　县城空空荡荡的，散发出一种巨大的悲痛和疲惫之后的散漫，一些士兵坐在马路中央，一些人走向另一个方向，偶尔有一具尸体被抬过，一位消毒人员正在上面喷洒消毒液。仍有救援者在营救，但是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在空气里飘荡。人们担心不远处的堰塞湖可能会崩溃，瘟疫可能蔓延……我不知道地方志的作者的踪影，也不知道他日后的继任者该怎样记录北川县在2008年5月12日这一天？
　　
　　                                  三
　　
　　自从5月12日以来，我的情绪一直在摇摆。一开始，我无意加入那个迅速蔓延的悲痛与同情的潮流，因为很多情感是不需要立刻表达和证明给别人看的。我甚至犹豫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是否应该立刻冲到一线，一方面现场经常让我感到无力，另一方面我也警惕自己成为一名职业“经验收集者”——看，在那个重要历史时刻，我在现场。我像所有人一样被电视画面与互联网上的照片所触动，却不清楚我该怎样理解这一突然性的事件。
　　在前往北川时，我已经听说了很多关于灾区的骇人场面。我的年轻同事们，平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多尸体。在深夜，他们坐在废墟旁，看着少年们的尸身被一具具挖出来，排列在他们身旁，夜晚的空气里有浓重的腐臭气息。
　　我不知道他们内心被怎样触动，这场景会对他们未来的人生路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他们一直欢乐、平稳的人生中遭遇到最重大的事件吧。我相信，这感受一定是复杂的，它不会仅仅是悲痛与同情……我记得5月15日的都江堰的傍晚，有着灾后的宁静，一个带着口罩的女人面对着一所楼房的瓦砾平淡的对我说，她的妹妹就在下面，已经三天了，而救援队暂缓了工作，看起来希望不大；而在另一处临时帐篷旁，一家人兴奋的给我们讲解他们幸运的离开映秀镇的过程，外公与外婆却滞留在那里，但他们说起亲人，却仿佛在说起不相干的人；而隔壁帐篷里正传出的麻将声……我们对于死亡有一种特殊的态度、甚至是豁达，在很多地区，除去颜色，葬礼和婚宴没有太多的区分。不是说我们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民族，而是我们有自己的方式，这方式则与漫长的传统、特殊环境有关。
　　对我而言，让我心头最为酸楚的，不是那废墟般的城市，不是巨石下露出一只儿童的脚，而是那个前往北川中学寻找女儿的中年夫妇。他们的表情大部分时刻是平静的，有一种在乡村可以普遍见到的木然，那与艰辛、单调的生活有关。他们有大女儿在上海工作，北川中学的小女儿也在准备考大学。教育是他们改变生活境遇的最可依赖的方式。这对夫妇话很少，可能是过去两天的焦虑已让他们无话可讲，也可能语言从来不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当因为封路，我们的车堵在路上时，他们一句抱怨都没有，只是那里安静等着。而到了现场，他们看起来那么茫然、无力。多少世代以来，中国的普通人不就是以个体的沉默、忍耐来承受社会的变迁与系统的失效的吗？
　　当我再度回到北京，通过电视机与网络来了解灾情时，对北川县城与这对夫妇的生动记忆，开始被各种信息所冲淡与淹没。在电视与互联网上，那些画面依旧：倒塌的房屋、成堆的瓦砾、绿色军服的士兵、橙红色的制服的救援队、踊跃的志愿者、担架上受伤者、温家宝总理焦虑的面容和动情的讲话、还有那些感人至深的场景与故事——一位老师用自己身体压住四位学生；一位医生一心在救助伤员、却无力去寻找自己被压在废墟中的孩子……“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心连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些口号，此起彼伏，还有在网络上流传的诗篇——如果它也被称作诗的话——被一遍遍的朗诵。
　　灾难的情绪进入人们的客厅，在餐桌上出现，在公司的格子间里，在出租车上，飘荡在空气里，人们的叹息中蕴涵着某种亢奋……它的高潮一幕在5月19日下午2点38分开始的全国性默哀出现。
　　那时，我在北京东区的万达广场，在林立的高楼中的空地上，来自一家证券公司的员工正整齐的站成四列，其他一些人则散落在周围。那种我很少听到汽笛声突然响起，所有人都沉默着，除去不远处一个正在打电话的年轻人，他似乎对突然到来的声响和人群的沉静不知所以，尴尬的站在那里，电话还放在耳边。
　　3 分钟比我想象得更漫长，而且我感觉得到内心的某根神经被触动。但坦白而言，它不是来自于对灾难现场的记忆，而是来自于现场的仪式感——人们都安静和犹豫，汽笛声响又是那么凄厉。我们是个喜好形式感、却很少有仪式感的社会。形式感要求的你和别人一致，你根据别人而调整自己，而仪式则试图唤醒个人内心沉睡的一些情绪，你自发调整自己。
　　在5月19日—21日这三天的全国哀悼日，我心痛、无奈、几乎有些愤怒的看着，这些人类的悲剧、很多人在面对悲剧时被唤醒的同情、善良、慷慨、助人精神，开始被滥用与利用。
　　如果你打开电视机，会发现几乎所有电视台——不管是中央台还是地方台——都在播放同样的地震新闻节目，所有的报纸都采用了黑白印刷——上面都是“国殇”、 “天堂”这样的词语。而在人们的谈话里，“高尚情感”中开始不断加入了令人不快的元素——比起沙特阿拉伯的6000万美元，美国的50万美元太少，排列了跨国公司的“铁公鸡排行榜”、冯巩比姜昆更慷慨——于是，那个被很多人痛恨、希望能够被悲剧荡涤掉的无比简单、功利与庸俗的价值观，顽强的再次出现了。
　　与此同时，另一些亟待需要展开的事情却迟缓未动。距离灾难发生已经10天了，但政府与公众的情感与理智似乎停留在灾难的最初阶段，甚至有一种更为集中和一致的趋向。
　　最初，我理解并深切的感受到这种情绪。一场重大灾难，就像一场战争一样，能有力的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突然之间，所有的阶级、财富、性别、职业、智力、性格的差异都暂时消失了，人们感觉到空前的平等，也觉得自己是更大群体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找到了明确的归属感。人们抛弃掉日常的庸常、斤斤计较，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获得了更大的意义。就像一位年轻记者在绵阳欣喜的发现了“灾时的共产主义”。这种热情富有感染力，但是注定难以长久，这并非令人叹息，而是根深蒂固的人类特性。
而真正让我忧虑的是，事情已持续至今，但所有的媒体却开始用同一个口径说话，而且所有的私人记忆都变得一样，所有的悲痛情感都被引向“国家真伟大”，所有的悼念、慈善活动都可能变成了被形式化的集体行为时，所有对灾难更宽广和更深入的探讨都缺席、只有一种单一的悲痛，这样的复杂的人群、复杂的社会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时，所有人却是“万众一心”……
　　这些倾向蕴涵着我们时代另一场严重的危机——我们情感与理智上的双重匮乏。
　　我们都记得王小波关于芭蕾舞“天鹅湖”的例证，再美妙的演出，如果重复让你观看200遍，最初的美感会迅速淡化。同样的，那些悲痛的灾难画面、感人故事，经过60个电视台不间断、不断重复的播放，它也会让人产生异样的感觉。更何况，那些故事与情感的维度又是那样的单一——总是悲痛感激与高尚，仿佛一个个丰富的个体，都被抽象成某种精神。
　　这种个人故事与记忆的被抽象有着显而易见的后果——每个人、每种感情都是可以被轻易替换的。在此刻，如果你需要的是一种“勇敢”，那么你可以寻找这个例证；那一刻需要的是“惨烈”，你可以寻找到那一幅画面……至于，这些具体的人是谁，意味着什么，则反而可能被忘记。
　　这种抽象与被替换感，在普遍的公众情绪中也是如此强烈。对分裂的仇恨，可以被替换成爱国主义，对于西方的蔑视，可以立刻变成“为祖国的崛起而读书”，对于灾难的悲伤，也同样如此。在5月19日的默哀中，超过一万名人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喊“加油四川！加油中国！”，不是说，为我们的地区与国家打气不对，而是对于死者的悼念与对国家的拥护不应该被混淆成同一回事。前者是对生命本身的敬意，它与其他因素无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既没有尊重遇难者，也没有尊重我们自己的内心。
　　如果这种替换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难以相信任何东西。造成这种倾向的原因很多，但很有可能，难以诚实的面对自身是最初的肇始原因。
　　就像我在第一部分所提及的，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是一棵大树上的树叶，我们具有相似性，却永远不会出现两片相同的叶子。这也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方式来感知外部世界和自身，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对于某一个妈妈来说，繁华的王府井是商业中心，而对于他的3岁小女儿来说，那里则是一个到处是腿的地方——她太小了，只能看见好多大人的腿。
　　同样，对于一个人的祖国，每个人感受也不同，表达感受的方式也不同。辜鸿铭通过褒扬孔子哲学、女人小脚和嘲笑欧洲人来证明中国的优越性，表达自己对中国的情感；而鲁迅则是通过不间断的批评，你能说前者比后者的更爱国，情感更深沉吗？当中日战争陷入胶着时，你不能要求沈从文、林语堂，或是西南联大校园里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都到前线去；而今天风靡一时的作品《未央歌》，谁也想不到那是烽火岁月的记录，对于鹿桥来说，年轻人的友谊、爱情和幻想，更重要……
　　这些感受与思想的不同，使我们的国家保持了丰富性，它既为现实生活提供了多种可能，也为未来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参照和鼓舞。我真想象不出，倘若十年后（或许只要一年后），倘若人们想要更多的了解2008年5月12日这场地震，他们能找到什么资料——那浩如烟海的信息，都是雷同的，都是浅层反应，普遍缺乏个体的独特性与生动性……因为，人们不敢于、或经常忘记了诚实的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一个人对于别人的悲痛无动于衷，令人心痛，甚至可耻，因为他失去了感受力；但倘若一个人假装别人的悲剧就是自己的悲剧，用和别人一样的话来表达自己的痛苦，那么他同样是可疑的，他可能既虚伪又内心苍白……
　　
　　                                  四
　　
　　我不知道这些质疑是否不合时宜，它正是我此刻的思考与感受。阿尔伯特•加缪在1958年致友人的一封信里曾写道：“如果一个人写作只是为了证明一切都搞砸了，那么他索性保持沉默。”我理解他的感受，写作，就像其他艺术与思想活动一样，应该给予人们以希望。但是，同样警惕的是，我们该给予的希望，而不是幻像，前者激励人们，后者麻痹人们。
　　这场地震既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它同样给予我们一次重新审视我们自身、我们的社会与国家的机会。人们对这场灾难做出的反应，像是这个国家的巨大的横切面，从中可以清晰的看到我们的面临的巨大问题，这些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是被遮蔽的。
　　这场悲剧也赋予了我们的国家、每个个人以某种新的情感资源，借助这种资源，我们可能打破昔日头脑的禁锢，或是进行某种新的探索。
　　一个国家勇气不是表现在，当他跌到时，立刻爬起来拍着胸口说——我没事，我很坚强。而是他会思考，为何我会摔倒，如何能够避免下一次，不因为同样的问题再摔倒。这种思考注定是痛苦而不安的，因为正视的自己的弱点总是让人不安，但它值得一做。

《灾难》

是的，妈妈
这是一场空前的灾难
泪水已经漫过
无边的脸庞
妈妈，正如大家所感受到的
我从没有过的悲伤
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屋里
看着人体堆成的数字
浑身颤抖
无所适从
妈妈，与你所希望的
正好相反
我的生活
处于一片黑暗之中
身上被扎下了
无数的洞
妈妈，你说的
那些断肢
那些眼神
那些泪水
那些不知所去的魂灵
全钻进了我的体内
时不时
发出悲怆的叫喊
妈妈，我正坐在梦境中
数点着残肢断臂
周围堆满
没有主人的书包
妈妈，我失去了
从小擅长的
运算能力
这些哭声
怎么数都数不过来
我傻傻地坐着
旁边落满
花和木
妈妈，窗外吹过了一阵风

《梦之一》

枕着无边的悲痛
入睡，已成为汶川大地震之后的
约定

一座座小坟
开满小花，沿途排开
无数恐慌的手
从黑暗中惊出

手心中漏掉的呼喊
将废墟
带到眼前
此时
天色已亮

《梦之二》

窗外下起了小雨
冰凉冰凉的
有人来到我身旁
摸我的手
没有说话
我想说，天花板上
有影子在动
我又想说
时针在往后退
大地沉默
是的，所有人
都不说话
我听见若隐若现的呼喊声
你不说话
我拼命地挥手
想抓住什么
我的手
悬在空中
我不说话
眼睛睁得大大的

《梦之三》

我朝天
跪了下来

《梦之四》

在白天的空隙里
我看见一辆黑色的大卡车
从梦中驶过
有许多手伸入我体内
不断地往外掏
这是大家所看到的
一堆堆碎石
一具具尸体
不断被抽离
我的身体
黑色匆匆
带走所要带走的
我默默地
看着白天
发生的一切
进入黑夜
这时候
有人点起了烟

《梦之五》

画一朵花，两朵花
三朵花，画下所有的花
排着队，面朝天国
水向东流
风向北吹
那个画画的人
在午后让人忆起
亲爱的，很多花
骨灰一样的花
排着队从头顶飘过
是的，排着队
没有人知道
它们将飘向何方
也许画画的人
知道，我说
也许只是沉默
我看见了花
沿着后退的方向
朝天上飞去
天边泛起了无边亮色
那个画画的人
还是没有出现

《恐惧》
——写在“5•12”汶川大地震次日

坐在屋里，吹着风扇
烟一根接着一根抽
发慌的心
还是无法平静下来
电视上，网络上
不断传来的数字
不断在变
134，510，7651，8533
9219，11921
唰，唰，唰
上帝的红笔一挥
上万个鲜活的生命
就这么化为了
几个冷冰冰的数字
死一般安静
独坐的心，阵阵发凉
挥不去的恐惧
唰，唰，唰
上帝的懿笔
还在挥着
轻松如朝天哈气
沉下去的是人间悲痛
和恐惧
一团团，一团团
随着闪动的数字
往下沉

《汶川》

这不是汶川
不是汶川的风
也不是汶川的房子
周围很安静，安静得让人窒息
窗外的风，吹得正欢，不合时宜的欢欣
从一颗沉痛之心
再次引出悲流
这不是汶川，汶川在远方
在灾难深重的地方
那里尸体遍布，哭声漫天
伸出的一双双手
嵌满上帝的诅咒
安静，太安静了
死亡的气息在缓缓散开
悲伤与恐惧
交织成
发颤的身影
风还在吹
还在安静地吹着
吹过汶川
吹过哀嚎
吹过
一张张恐惧而悲伤的脸

《被困》

等待一道光
一道光
等待
是一道光

《默哀》

2008.5.13—2008.5.23

  吴晓波

    在一个有着2000年中央集权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我们的国民性中天然地有着对政权的膜拜与恐惧。

    政治家利用人们对社会不公的情绪，非常容易引导议题，转移焦点，并达成自己的目的。

    在这种行为中，激发人们对财富阶级的仇恨，是一种轻而易举的战略，因为，它几乎没有任何的风险，而且看上去非常的“道德”，符合基层人群的感性直觉。

    印度人奈保尔说过，象中国、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最容易发生“自我崇拜”。

   “自我感动”，也是“自我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

    当中国媒体集体地陷入煽情逻辑的时候，我们已经丧失了起码的职业性。这不是勇敢。

    金岳霖尝言，“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

    灾区是一个媒体竞争的战场。
　　这话说出来很残忍，但事实如此。第一个到达现场，第一个发回报道，第一个传回照片或者图像，这是一个记者乃至一家媒体平时所能想到的最直接的成就感。“我在现场”，这是职业新闻人的座右铭。
　　所以，我们能够理解，当一位正在赶往现场的记者没能说出他当时的位置离震中有多远时，连线他的电视台主持人脸上露出了难以自持的不悦。没有在现场，甚至不知道自己离现场有多远，这几乎可以视为这位记者的职业污点。相比之下，凤凰卫视的记者何润峰作为第一个进入汶川灾区的香港媒体记者，则极大的享受了“我在现场”的职业荣光。现在，凤凰台的人很骄傲的说：“总理温家宝到的时候，我们也到了。”
　　但是，如果稍稍回顾一下这10天来的灾区报道，我们不禁要问：报道灾区，仅仅在现场就够了吗？
　　汶川地震发生后，媒体几乎将所有的注意力投放到了受灾面积最大受灾人口最多的四川省，而实际上，根据最新的报道，甘肃省文县由于离震中仅200公里，地震摧毁了文县11万间房屋。而直到地震7天后，文县才被列为受灾较重地区。
　　据记者调查，文县灾情之所以被忽视，并非当地政府有意瞒报，而是媒体的忽视导致灾情未能及时传播出去。事实上，灾难发生之后不久，便有关于文县受灾严重、当地政府呼救的报道出来，但却湮没在大量关于都江堰、北川、汶川等重灾区的抗震救灾报道之中。全国大量的救助资金药品食品等涌入四川，却“遗忘”了临近的甘肃省重灾区。文县的例子给了媒体从业者一个教训：你所到的现场，远不是现场的全部，甚至都未必是重要的现场。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媒体承担了传播灾区信息的重要作用。媒体到达了哪个现场，那个现场才可能被报道，被关注，从而政府和社会的救助力量才可能顾及到这个地方。
　　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现场直播一切”的时代。从CNN的摄像机随着美军的战车同步开进伊拉克境内的那一刻起，观众们便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观看现场直播“真实战争”的机会。同样的，当数千名记者第一时间扑到四川灾区的时候，我们也无可选择的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天灾”的现场直播。这是新闻从业者借助发达的传播手段一次不情愿但又无可回避的机会。作为媒体，将目光和镜头对准什么地方，向什么人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写报道和剪辑镜头的时候如何取舍，都会直接影响后方的人们对灾区情况的了解。
　　地震后的头几天，充斥各类媒体上的灾区图片，大量的采用死难者遗容遗体特写。更有的电视媒体，为了收视率，不惜打断现场救援工作，为的只是拍下废墟前的镜头。如果媒体在灾区报道上行程恶性竞争，将把媒体推向枉顾新闻伦理底线的险境。拍下真实的死亡照片固然不违背新闻人道的伦理要求，但选取这样的照片放到显著版面，则理应首先考虑对死难者及其家人的尊重，以及是否存在过度渲染死亡的滥用危险。至于为了取镜头便要打断救援工作，可以说既无视新闻伦理，又践踏了不应人为破坏新闻现场的真实报道原则。须知，“残忍的报道现场”并不意味着现场一定如此残忍。
　　媒体被赋予了话语权力。这种权力来自于报道者和受众之间对于现场信息了解的高度不对称。每一个镜头每一篇报道，都表达着报道者的价值取向和世界观。新闻从业者必须谨慎的使用“我在现场”的权力，来向受众展现一个尽可能完整和客观的灾区情况。
　　媒体到了现场，但仅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必须善用“我在现场”的权力。我们需要真实报道灾区，但我们拒绝残忍和断章取义。

　　据民政部5月19日发布的数据，截至19日13时，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向四川地震灾区的捐赠款物总额108.34亿元人民币。其中，民政部接收捐款3.61亿元；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接收捐赠款物9.90亿元；中华慈善总会接收款物6.03亿元；各省市向受灾省份捐助款物68.91亿元；国外和港澳台捐助款物共计19.89亿元人民币。
　　在这些数字背后，是超越国界和阶层的人道之爱。
　　以个人形式向地震灾区捐赠的款物，几乎到了举国捐款救灾的程度，其中更有老乞倾囊捐助的感人事迹。而据搜狐财经频道的不完全统计，国内商界，无论国企、民企还是外资企业，累及捐赠总额超过50亿元。
　　除了国内社会各界捐助的大量款项物资之外，在加拿大，该国政府宣布该国民众每捐款一加元，政府便追加捐赠一加元；在日本，几乎所有连锁便利店、参观和大百货商店都设置了为中国四川地震捐款箱；沙特政府则慷慨的捐赠款物合计6000万美元。华商首富李嘉诚先生通过其基金会累计捐款达1.3亿元。
　　捐赠是慈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更不是斗富攀比的名利场。如果更抽象的来看，我们更须认真的意识到：无论是捐一块钱还是捐一个亿，在善的天枰上都是平等的。不如此，我们所有人便会陷入一个功利主义的伦理困境中，即：当我不屑另一个人所做（比如捐款）比我少的时候，我几乎肯定面临着第三个人对我同样的不屑甚至鄙视。“伸出友爱之手帮助他人”这一慈善的根本目的，在这样的伦理困境中被彻底忽视掉。相信这是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种伦理困境的荒谬，那么再回来审视这次举国慈善过程中生出的那些对慈善者的非议，大家会更加明白我们是多么容易陷入这样的困境。
　　比如，当姚明向灾区捐出200万元的时候，我们听到有人批评姚明的捐款额相较于他的收入而言太少；当李嘉诚捐出1.3亿的时候，又有个别人说这些钱不过是当年李嘉诚为赎回其子李泽钜而向绑匪交付赎金额的十分之一强。更有将德国政府的50万欧元、美国政府的50万美元捐款额拿来和沙特政府的 6000万美元相对比，从而暗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知道偏爱这种“攀比慈善”逻辑的朋友是否想过，当别人在你落难的时候主动伸出援手，而你却对别人的援助挑肥拣瘦，以一种势力的眼光打量别人的善意，这是否是回应别人善意帮助应有的心态？
　　在讨论这样一个“善”的事件，在我们表达对受灾民众的同情、对救援队伍的支持，在我们高喊“中国，加油”，在我们情绪激昂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冷静理智地去分析、去判断、去下结论。不可否认，在这样的时刻，有一些人借用这样的机会，达到一些除了“善”之外的其他功利性目的。这就需要我们更加冷静清醒地去分析，而不要轻易将立不住脚的猜测和指责加诸于人。
　　我们善，但我们不要以善的名义随意谴责他人的善举。
　　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理解这些指责所产生的情绪根源。希望所有贡献爱心的人，以善为重。我们的社会、媒体可以为这些善行提供更多的支持，但是记住，这个时候善是唯一的目的。
　　最后，说一件可能大多数人都知道的事情。当参与救灾的日本救援队在废墟中找到一位遇难者遗体后，将遗体恭敬的放到一处平整的地面上，然后所有在场的日本救援队队员肃穆的向遇难者集体默哀，对死者的灵魂表达最后的安慰和哀悼。相信这一幕，已经感动了很多中国人。
　　这是置生命高于一切的人道主义。
　　也许有人认为，很多指责无足轻重，只是自我宣泄，不会对当事人造成伤害。也许你错了，伤害已经造成。

 艾未未

    对危难之中的人伸出手，救死扶伤是人道主义，与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没有关系。不要贬低生命的价值，生命有更为广博，更为平等的尊严。

    在这些伤痛的日子里，人们不必感激祖国和她的拥戴者，她没有在人民遭遇危难时，给予更多更有力的庇护，终究没有使孩子们幸免于座座校舍的坍塌。不必褒奖政府官员，对于正在逝去的生命来说，有效力的抢救措施远胜过同情的言辞和眼泪。更无须感恩军队，因为那等于说，在危难时挺身而出不是在恪守尽职。

感伤吧！痛苦吧！在心的深处，在没有人的夜里，在没有灯光的地方。我们哀悼，只是因为死是生的一部分，逝者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死者已逝。惟有生者有尊严的活着，才能使死者有尊严的安息。

    坦诚的活着吧，尊重历史，正视现实。警惕混淆是非的人们，那些擅长于煽情和蛊惑的虚伪的新闻媒体，那些用死者的悲情进行国家、民族主义交易的政客，那些用亡者之灵来勾兑道德假酒的市侩。

当生者背离道义，所捐助的仅仅是微薄的金钱和泪水时，逝者的最后的一息光辉也将被抹去。意志的坍塌和精神的缺位使生死之界成为鬼魅之域。

    集体的记忆空白和公众道义的偏差，使人心癫狂。在三十年前，那次更大的地震中死去的又是谁呢？那些历次政治斗争中的冤魂，那些身陷在煤矿中的劳动者，那些身患绝症而被拒绝治疗的，他们又是谁呢？他们生前背负着怎样的伤痛，死后获得了怎样的哀思？有谁曾呼唤过那些逝去的痛苦肉体和不安之魂？那些真正属于他们的幸存者都在哪里？

    在混浊的泪水改变不清晰的视力之前，应该了解世界是怎样的。死者真正的不幸来自生者的无意识和觉悟，来自苟存者对生命的价值的忽视，对生存权利和表达力的麻木，对正义、平等、自由的曲解。

这是一个没有公民的社会。一个不具有真实的权利的人，不具备完整的公德和人性。在这样的社会中，一个人会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义务？对于生命和死亡会有怎样的解读和觉悟，这片土地上的生死轮回，与世界万物生息的价值有怎样的关系？

    那些长期吸食国家血液的文化、宣传机构，他们的捐赠何异于偷盗？没有人祈望来自寄生者的施舍，他们的最大的善举应该是让自己早一天消亡。

                   ――兼为朱学勤先生一辩

瓦当

    自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以来，举国哀痛，群情激昂。人们纷纷挺身而出，或慷慨解囊，或直接奔赴灾区一线参与援助。灾难面前中国人所表现出的顽强与团结，为这出历史大剧书写了无限幽情壮彩。

    借用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再次显现出来。然而欣慰之余，我忍不住要追问一句：灾难过后呢？是不是各种社会问题会重新显现出来：贪污腐败、贫富差距、公平正义……一样不缺？人心是不是又像平时一样自私、涣散、唯利是图、相互倾轧？难道非要到再次灾难来临，才会再次被唤醒？这个健忘的民族，会在灾难过后长些记性吗？

    我想，如果地震能震荡国人的灵魂，促其自省、自觉和自新，从而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就是这次地震不幸之中的大幸。对于死去的同胞，也将是一种莫大的告慰。然而，这一美好愿望的达成，取决于活着的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程度。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屈原《哀郢》）”面对四万多顷刻间消逝的生命，和幸存者失去亲人的哭喊，震惊与悲痛之际，人们是否也偶尔这样想一想：为什么死去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他们死了，我们依然活着，是我们比他们高尚，还是他们有罪？或者，仅仅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幸运？那么，这个幸运又意味着什么……死向我们指出一个真理：即上帝随时都可以把我们每个人抽走，就像我们无法预知地震何时发生，人也无法预知自己的死。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为我也为他。特别声明一点：这里所说的“上帝”，并非一定指的是天主教或基督教里的上帝，更是中国古人所信奉的昊天上帝，是民间所说的“三尺之上有神灵”。“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我想，那些“愤青”间或“精英”，误解了朱学勤先生所说的“天谴”的涵义，我宁愿将其看作是对国人失落已久的对苍天敬畏之心和天人合一信仰的召唤。诚如歌德所言：“恐惧是人类的至善，”没有恐惧，善就不会被激发。保持对上天的敬畏，善就会长存心中，和谐与安宁才有可能。这绝不是说灾难与人的行为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而是申明人对于灾难应有的庄重态度。

    当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烛光晚会，为死者祈福时，我羞愧地发现这个民族居然缺乏一种恰当、充分的仪式象征。那些仿效西方宗教仪式的烛光总让人感到不伦不类，甚至带着一种矫情的浪漫、小资情调，与肃穆的氛围格格不入。当成千上万枝蜡烛摆出硕大的心形图案，让人感觉简直是在开生日party，而不是追悼死者。人们似乎一夜之间学会了祈祷，却不知道向谁祈祷。更不要说，留下一地垃圾还要清洁工费心打扫。借着哀悼的名义，一种媚俗悄然流行。在中央电视台的直播镜头中，长沙的一群小学生手捧蜡烛，高声朗诵：“我们诅咒这该死的上天，夺去众多无辜者的生命……”这稚嫩的声音，令我感到阵阵惊悚。我只听说过上天的诅咒，从没想过人可以诅咒上天！我相信孩子们的纯真无邪，但组织他们朗诵的大人们所暴露的狂妄、粗俗，不应被轻易忽略。我还看到一群正在集体学习的青年作家联名致全国作家的倡议书，通篇充满了空洞的抒情，仿佛是共青团或少先队的活动宣言，看不出一点作家该有的独立思想和精神勇气。我想如果是我，也许会拒绝在这封倡议书上签字，我相信自己并不比别人缺少爱心，只是难以接受这种虚伪的毫无美感可言的形式。但我同时又怀疑自己是否具有拒签的勇气。因为，这是一次集体名义的“精神撒娇”，而你是一个人。

    我看到，在以集体名义高涨的道德情感之中，生命个体再次被驱逐。大面积的“抗震诗歌”涌现出来，这里面潮水般的情绪宣泄，使人不能不对它们的真诚心存怀疑。向灾区捐款的数目多寡，成为大众眼里衡量爱国与人格的标尺。而电视主持人为了追求剧场效果，不惜一次次揭起幸存者的伤疤，一遍遍地让他回忆生命中最惊恐的时刻，就连小孩子也不放过。这简直是一场虐刑。我能想象那几名北川中学刚从废墟中救起的孩子，惊魂未定，不知所措地坐上去往北京的飞机，出现在一个金碧辉煌的演播大厅，催情了观众的泪水之后，又匆匆回到灾难现场。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到首都。整个过程，如同一场梦游。我不忍心说他们是被好心“利用”，至少这种行为经不起审视。

    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每遇挫折和险境，崇高的道德情感便一次次被上演，一次次被消费，又一次次被遗忘，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的名义……看官如果不服，你们当中有谁还记得当年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时三位牺牲者的名字？还记得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在哪年哪月哪日，那位英雄叫什么？这一切怎么就没在我们曾经慷慨激昂的心里扎下根来呢？只因为我们光顾了追求当时在场的效果，却很少使用大脑。

    每于潮水般的热情退却之后，洞见历史苍凉的笑容。我和所有怀揣善良的中国老百姓一样，衷心渴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但我相信，那一天的实现，一定包含了如下特征，那就是：在任何情境之下，容许保留独自悲伤抑或独自欢乐的权利和空间；在任何情境之下，都有对应的成熟的表达形式，而不是仓促、庸俗的美学。这个形式，就是有待形成和完善的礼制。

《易经》震卦上说：“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愿共勖之。

　　我感到创造意义的伟大力量。人们是多么渴望过上意义的生活啊，多么希望自己的生命价值被肯定，多么愿意看到爱与同情、战胜天大难关而众志成城的形象。现在，一个国家都在建构着、体会着这样的信念，并且催化着、扩展着人们的善意，连乞丐都在捐款。救灾奇迹之外，我们看到火热的道德良善之花，遍地开放。
　　我无比地敬慕舍生忘死的前线将士、新闻记者和志愿者们，但是我依然要说点别的意见——

　　地震就像战争爆发，但它不是生活的常态。人们终归是要回到日常生活，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领域，有许多意义没有被肯定、没有被发现或者，意义被排斥了。

　　就在无数人打爆热线要求领养汶川孤儿时，我身边的一位同事，她抚养的孤儿得不到任何社会照顾。六年前、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医院，她抱回了被遗弃在襁褓中的女婴。现在，这个孩子到了入学年龄；可是，无论她怎样解释，我们中山大学附属小学，拒绝按照教师待遇录取这位女童。为此，仅仅上完小学，我的这位年轻同事要为孩子支付接近9万的学费。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讲师一年半的收入，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一年半即547天里她不可以吃饭喝水，更不能赡养老人抚育幼女，且必须照常上课挣工资。我这样说，大家可以想见，堪比埋在废墟下的奇迹。

　　同样，当几十亿的捐款涌向四川受灾地区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就在中国农村的很多没有受灾的地方，连干净的生活用水也不具备。我在湖南某城市看到，离豪华市区二十多公里外，农民没水喝，要花钱买。井水正在干涸，剩余的水绿油油的。农民在水缸上放一个水盆，用一条浴巾过滤水，那浴巾比城市家庭的鞋垫还要浑浊。在湖北过去被称之为鱼米之乡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肝炎村，那里的水沟没有一条是清澈的。革命年代引进的"革命草"，侵占了本地水草的地盘，这种外来植物夏天疯狂繁殖，冬天就烂在水里。如同大多数农村地区一样，当地也没有地下排污系统，人们的新房旁垃圾遍地，塑料、橡胶下雨时随风漂浮，天晴后也不降解，放眼望去，遍地污泥浊水，野蝇飞舞。

　　我不需要再说河南农村的艾滋病如何肆虐了，成千上万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家庭失去亲人，孩子失去父母，多少人间惨剧永远地掩埋了在田野里起伏的坟茔之下……我也不必说，因为过去种种政治灾难导致的社会地震，又有多少亲人骨肉分离。去过夹边沟的友人说，那掩埋过尸骨的地面依然可见大饥荒亡者的头发，仅凭肉眼，不仅可以看到摇曳的发丝，且能辨析带着颜色的破烂衣襟。当年奄奄一息的濒死者，无力深埋同胞的遗体，以至于几年之后，村童可将骨架子竖起来与之嬉戏。此情此景，闻之谁能不惊悚，真真如《吊古战场》之语，"天地为愁，草木凄悲。吊祭不至，精魂何依？"
　　听闻一个又一个的朋友说着要去汶川、要去领养孤儿时，我感到意义的诱惑是如此巨大，当一种意义不再需要阐明时，剩下的，似乎只需要精诚骁勇了。牺牲啊牺牲，我们为了有意义的生活而生，我们亦可以赴汤蹈火--只要那是有意义的。

　　可是，既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去汶川，既然我们如此地受到抗灾精神的鼓舞，难道我们不能发现身边的汶川或其他灾难的受害人吗？我们能不能以那种救灾精神，为解除日常生活中的苦难尽一点力、做一点事？李律师，当你和你的朋友们一次次奔赴临沂，为盲人陈光诚呼喊时，你是在奔汶川；当你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为政治犯胡嘉辩护申诉时，你是在奔汶川；当你和你们一批律师期图为遥远边区少数民族同胞争取法律权利时，你毫无疑问也是在奔汶川。尽管在其他话语脉络中，这些领域不叫汶川而叫做犯罪，但那只是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不同而已。
　　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着，地震的灾难是可以避免的、至少是可以减轻的，那么，我们日常的平凡岗位，何尝没有可比汶川的考验和挑战？那些执著地守护家园、抗拒暴力强拆的户主们、那些为了河流湖泊跋山涉水的环保工作者们、那些每日守在各大论坛力挺关注社会扩大参与的网友们，何尝不是监测余震扶危解困？我们可以在各自的专业做清理废墟的勇者，可以在那些尚未引起关注的领域默默挖掘，发现未被发现的意义，这意义如同汶川抗灾一样不可小视；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马革裹尸还。
　　每个人都可以救灾，每个人都有能力发现并遏制身边的世界不要变成汶川。窗外，冷雨阵阵袭来，让人忧心那山崩地裂之处。为了灾区浴血奋战的人们，让我们祈祷。汶川在我们心中，努力，就从日常生活开始。

花枪

    这些天，每天都在关注汶川大地震的消息。我不关心抗震救灾中的英雄事迹，我只关心那些逝者是否得以安息，伤者能否得到及时救治，生者会否得到慰藉，他们日后怎样重建家园，怎样才能从噩梦中挣扎出来，怎样才能抚平创伤……

    于是，悲伤的同时我也感到悲哀。通观各新闻网站和报纸，更多的报道都是领导怎样关心重视，救援人员怎么艰苦，各地捐款哀悼情况如何如何……。相比之下，缺少的是那些受灾受难的人们的消息。领导关怀、救援艰苦、捐款踊跃、举国哀悼……这些都是大灾大难面前必须的应有的举动，也就是说，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应该做的分内之事。这些最基本的应该做的分内之事，理应被报道、被关注、被赞扬，但悲哀的是这些分内之事却被媒体有意无意地扩大宣扬，甚至变成了这次灾难的主旋律！而灾难中真正的“主角”——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却相对较少的被深度关注。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关于他们的详细的消息，我们更关心的是他们现在到底怎样了？他们在家破人亡的境况下，是否都得到了必须的及时的救助；还有那些不幸罹难者善后之事如何处理；还有对可能的流行瘟疫、余震、堰塞湖等进行了哪些有效的防范措施。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却较少看到这方面的消息。呼吁新闻媒体更多的聚焦我们爱心所系的对象——灾区人民。他们才是真正应该被关注的主角！希望新闻媒体不愧对国人之心。

    但目前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迹象：新闻媒体的报道，似乎有将这次特大灾难演变成又一场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的大戏的趋势。但愿这次灾难过后，我们不是忙着表彰先进、树立英雄，而是举国上下来一次全面、深刻的反思，以让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朝着好的方向前进。

    面对如此巨大灾难，我想写诗纪念，但现在却写不出。刚写了几行，就写不下去了。只有默默为受难者致哀、祝福。含着泪看着那些不幸逝去和受伤的儿童的照片，心底就回荡着苏芮的歌曲《亲爱的小孩》： 

    小小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

折射出中国高层的进步

萧沉

    扪心说，自拿起笔来开始从事写作的二十多年来，我从未情愿地为我们政府的高层领导人唱过一句赞歌。因为我始终觉得以往中国政府的许多高层领导人，更多时候在思想境界-文化修养-科学知识-前瞻眼光-民生国策等方面，其实比一位普通知识分子的水平也高不了多少，甚至更低。我以往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笔下或嘴里，也很难听到他们对政府高层领导人唱过什么赞歌；更多则是知识分子对民众思想意识的唤醒与对中国历史-社会问题等等的反思。尤其是思想文化界，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所拍摄的大型思想记录片《河殇》《天安门》等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即使今天拿出来再看，也还不过时，且在思想上仍能得到很多启发。　

    此次5.12大地震，能够体现出中国高层领导人进步的重要方面，就是对新闻媒体报导的松绑。而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情形却是不同的；经历过的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一定会比我感触更深。当然，那时政府对唐山大地震所进行的消息控制乃至封锁，虽有怕过多报导会引起国民极大恐慌及其它不利稳定的因素考虑，但同时也等于相对剥夺了国民对社会重大事件发生与发展等情况的知情权。民众不了解地震灾区的诸多情况，也就无法达成全国上下同心同德一切为了灾区的救助声势与行动。

    而这一次之所以能令全国人民空前团结-群情振奋-无私伸出援助之手，其重要因素就在于全国新闻媒体迅速详实乃至逐步深入的24小时跟踪滚动性宣传与报导。我也听到周围有许多朋友及同事都非常朴实地说----“政府信任民众/让我们能知道灾区更多的真实情况/我们也就责无旁贷/倘若政府都捂着盖着/都不信任民众/那我们怎么支持政府/怎么支持灾区”……这真是再朴素不过的大实话了。而当大家得知温家宝总理曾声色俱厉地对部队某部强调客观困难的负责人大喊“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看着办”就扔了电话的消息后，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说，温总理的话太有劲了！太正确了！显示出当下中国政府领导层以人为本的鲜明态度与切实体恤民生的强大力度！而首都天安门广场及全国各地政府机构能为遇难万民下半旗志哀的决定，就更不用说了，简直堪称是一次划时代的进步！

    对新闻媒体的松绑乃至彻底开放，在其它许多事件上虽体现得仍不十分理想，但只要给了“松”与“开”的空间，就是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进步！而中国媒体的新闻工作者们，其实一向不缺乏迅速-准确-详实的反应与报导能力，就看中国高层领导人是否能给予他们更大更自由的新闻报导空间了！只要政府肯开一个小口子，我相信他们就有决堤的能量！而对媒体的信任，其实也就是对全国民众的信任！以信任，才能换回信任！才能唤起和聚集全国的力量，才是强大而切实有效的精神与物质力量！这也是我在这次5.12大地震事件中最深的感触。写出来，如有不当处，敬请读者批评。

 路透香港5月21日电（顾蔚）大地震後中国人奋勇捐款让人感动,但对捐款金额说三道四让人感到不是滋味.有人指责姚明,王石和马云出手不够大方,还有人对外国捐款的多少品头论足.把善款和金钱完全等同起来,让慈善成了庸俗的攀比,成为国殇中的不和谐音.

 成为众矢之的的三位名人并非一毛不拔的"铁公鸡".篮球明星姚明捐款200万人民币.地震发生当天,王石担任董事长的地产公司万科200002.SZ000002.SZ捐款200万人民币,个人不详.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1688.HK: 行情)董事局主席马云个人给了100万人民币,企业和基金会等捐赠近5,000万.这些明星虽然没有倾囊而出,但要考虑到中国是世界上灾难最频繁发生的国家,难免还有下一次洪水地震,自然要留点余量.用王石的话说,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

中国人说起有钱人,总是和"为富不仁"联系在一起的,天灾当头,觉得这是一个让富人"多出点血"的机会.电影《蜘蛛侠》里有句话,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富人多出一点力是应该的,但社会责任不能等同于捐款金额.企业家平时最大的慈善,就是对社会负责,善待员工、依法纳税、注重产品安全和环保.从这几点上看,王石和马云比很多捐1,000万的富豪做得好很多.

网上一些所谓的对富人捐赠的监督,不乏有仇富心理的成分.在举国上下对抗天灾的时候,通过抓出几个对立的敌人,来体现自己的道德高度,只能让人觉得无聊和悲哀.尤其是还有人混淆视听,有意把马云2006年的一句评论曲解成他对地震的反应,说他只捐1元钱.这种负面的言论不利于救助灾民,更是为救灾活动添乱.慈善成了一种无聊的攀比,和中国人传统的"爱心无价"背道而驰.

"我看到当地有人修车不收钱,给灾民送一篮鸡蛋,拿一床被子.这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细节才让人感动,"在现场指挥报导的中国新闻社重庆分社社长刘小青接受电话采访的时候说."国殇期间搞捐款榜没甚麽意思,这体现出中国社会捐助文化尚待成熟."

捐款不一定要在镜头前

在中央台"爱的奉献"赈灾晚会上,看到众多演艺界明星拿着装着从10万到100万现金不等的大信封投入捐款箱,感到中国国富民强,为慈善事业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物质基础.但看到他们对着镜头,展现用粗笔写上的名字和捐款金额,有的人还要在镜头前停顿一下,做出一个悲伤的表情,不免觉得他们有作秀之嫌.捐款不一定要在镜头前,越是想要借捐款出风头的人,老百姓对他们的尊重就越少.

中国人有钱了,但功利心还是很重,花了钱想要听一个响.有人把这次天灾,当成了一个扬名的好机会.不仅在中国如此,全球有华人的地方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纽约一份中文报纸的记者告诉我,他们报社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当地华团领袖们把支票投入捐款箱的时候,不仅希望记者在场照相,还要求照片上报,给他们做个便宜的广告.相对而言,美国人搞慈善已经成了习惯,较少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在慈善事业成熟的国家,尤其有钱家族比较多的欧洲国家,捐款是一个相当私人的事情.在中国,捐款多少成为一个热点社会话题的本身,就值得人们反思.中国是提倡"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礼仪之邦,但现在甚麽都要和金钱直接挂钩,这简直比赤裸裸资本主义的美国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福布斯富豪榜,福布斯慈善榜都是美国人搞出来的,美国人捐款还喜欢拿自己的名字给图书馆,博物馆命名,或是在歌剧院椅子背後挂上自己的名牌.当然,捐赠的公开化有助于增加捐款量,这种捐赠文化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慈善最为发达的国家.但过于功利也滋生了不少问题,美国就有不少有钱人拿公司的钱给个人扬名,或是借着非营利机构或慈善机构之名,避税甚至逃税.中国谨防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不要给慈善拔苗助长

国内有舆论说"危难之中见真情",沙特向中方捐了5,000万美元,美国人小气,才捐了50万美元,这其实是对美国慈善系统的一种误解.美国的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主要靠的是民间力量,而政府的作用较弱.美国政府对中国地震捐款虽然只有50万美元,而美国红十字会捐赠价值高达1,000万美元.欧洲是强政府,弱民间的国家,由于它高税收,高福利,老百姓习惯把赈灾的责任交给政府,因此民间慈善没有美国发达.

中国这一轮捐款的遍地开花,反映出了国家机器功能的强大,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组织力量和效率.但由于是第一次大规模接受国际灾难援助,老百姓的反应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对于外国捐款的说长道短,嫌贫爱富的心态传到国外,损害的是中国人的形象.

同样,对于富人适当的监督是必要的,但如果太过苛求,动不动群起而攻之,甚至传播谣言,也有损中国的形象.王石要求员工捐款不要超过10元,这个尺度和他的观点可以再商榷.但文明社会就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观点,甚至是明显不合流的意见.否则意味着中国虽然经济强大了,但在心理上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大国.中国的慈善事业才刚刚开始,千万不要拔苗助长,让慈善变了味道.(完)

一

    那是1935年吧。希腊诗人尼可斯•卡赞扎斯基正在中國旅行。在北平城的一座四合院里，在为一位90岁的老太太祝寿的锣鼓声中，他和一位中國老外交官进行了一番谈话，后者曾是驻法国大使，“讲一口古怪的法语”。
　　“您们不害怕吗？”远道而来的诗人问退休的外交官，因为一些日本人正试图从满洲进入华北，而共產黨也在向北。
　　“共產主义年轻。日本年轻。中國是不朽的”，老人微微一笑，在沉默一下之后接着说，“您知道吗，在大象身上有许多皱，里面集满了寄生虫。许多鸟飞来，落在大象身上，啄食寄生虫，为大象清理身体。中國是大象。”
　　“难道您不怕中國的其他敌人吗？更大的，比方说，鬼，水灾？前几年，长江泛滥，淹死了3千万人。”老者继续保持着他的微笑，耸一耸肩：“3千万算什么？中國是不朽的。”

     我是在那本《中國纪行》的小书中阅读到这个片段，它是如此鲜明的印在我的记忆中（虽然我不相信那3千万的数字，它可能是一个旅行者的道听途说）。1920年代到1940年代，中國曾迎来很多著名、或者日后将很著名的访问者。从罗素、毛姆到W•H•奥登与海明威，他们中的很多人被灰色城墙、画着油彩的戏剧脸谱、园林、屏风、淳朴的农民或许还有裹小脚的女人所吸引……
　　对于其中一些刚刚经历过第一世界大战的访问者来说，欧洲国家间相互残杀令人厌倦和绝望，而中國或许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新可能——他们没有欧洲的竞争与残酷，有的是西湖边轿夫的微笑。而对于在30年代到来的更年轻的旅行者来说，他们愿意目睹的则是一个古老国家的新生，这个国家饱受饥荒、殖民者、内战、自然灾害的侵袭，但是它正准备在洗礼中获得重生。
　　在阅读《红星照耀中國》时，我几乎可以感受得到埃德加•斯诺最终抵达延安时的喜
悦，沿途他看到了那么多尸体、饥饿与哀嚎的人群、官吏的腐败……中國共產黨则代表着
崭新的生命，能够将这个国家的从混乱与溃烂中解救出来。
　　灾难塑造了这个国家的气质。因为要对付无穷多的水患，我们塑造了世界上最庞大的
官僚体制；因为生活中充满了太多无常，我们容易把命运交给上天；我们还形成了自己的
突出性格：忍耐、坚韧也消极、记忆特别短暂、倾向于神秘主义的看待世界……所以，当
卡赞扎斯基来到中國时，他发现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总被看不见的力量所左右，人们害怕乌
鸦、狐狸及特别的日子；人们用喧嚣的音乐、吵闹和吃喝，来庆祝死亡；用沉浸在一个又
一个戏剧，来逃避现实……而这个国家依靠着她的迟缓、辽阔、人口众多，还有在瓦砾中
欢笑、煮食、生育子女的生命力，来渡过与吞噬一次次灾难。有时候，仅仅因为更大的灾
难到来，人们就忘记甚至制造了另一次灾难。斯诺目睹着陕西的饥荒，但日本人到来更为
恐怖，于是两年后，国民黨政府炸开了花园口的黄河堤坝……

二

    卡赞扎斯基的中國已离我远去了，那个让斯诺抱有强烈同情与期待的组织已经领导了
中國将近60年。自从19世纪末期以来，中國人就受困一个孱弱的中央政府。它不能应对农
民起义，它不能驱逐外国的入侵和羞辱、也同样在大规模自然灾害前不知所措。
　　在从1899年—1901年的陕西那场不断出现“人肉体相食”的大饥荒中，受灾地方不可
能从北京获取任何支持，因为慈禧太后在1900年8月15日那天仓惶出逃——她一开始支持的
义和团导致了八国联军的到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國人——就像沃尔特•李普曼对大多数落后地区所做的形容—
—“人们渴望被统治”。这意味着，人们不再需要以个人之力、家庭之力，来对抗时代的
震荡。
　　1949年后的中央政权足够强大，它可以团结人们建设工厂、研制原子弹、修建水库…
…但是，它制造的灾难甚至不比它带来的建设少。在面对 1959—1961年的自然灾害时，大
批被饿死的人要归咎于政治决策的失误；1976年的唐山地震，我们有强大的解放軍、能调
动各种资源，却因为资讯的不畅、官僚主义的作风、封闭的心态，而使死亡数字达到了不
该抵达的高度……
　　我隐隐意识到提及这些令人反感。在电视画面上，报纸版面上、互联网页面上是那些
场景：担架上的死伤者、废墟与瓦砾、大批的解放軍、排队的捐助者，还有忧心忡忡的总
理……滚动的字幕不断提示着最新的悲剧和进展。
　　在这些不断更新的文字的左侧，是空中拍摄的汶川县城的照片，之前是一个被压在混
凝土中的一个少年的脸庞。自从5月12日以来，这场地震的震中的汶川县一切似乎都在黑暗
中，通讯与交通的中断，使它变成了地图上一个盲点。

三

    像对待新闻事件一样，这场地震带给我的冲击是缓慢到来的。5月12日下午，我坐在北
京的一幢楼房里，经历过短暂的晕眩，事后才知这是地震，而它的源头来自四川省的汶川
县。但我尚未意识到它的危害有多么严重。
　　接着，消息开始四面八方传来。那些触目惊心的照片开始出现了，被压在废墟中的孩
学生们的消息不断出现，死亡的人数从几千名上升到1万2千名……而且，一个我去年的旅
行经过的地方也成为重灾区。
　　我再次听到了北川这个名字。我记得去年那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和朋友顺着一条窄
窄的山道向上。山腰之中的石纽村，据说正是大禹的故乡。这是8月末的四川的北川县，除
去大禹，此地还以羌族与汉族人的争斗史著称。但现在，除去房屋外墙上的图案，羌族的
痕迹基本消失了。
　　对于那个湿漉漉的、设计呆滞的大禹纪念馆，我没有太多印象。到是记住了山间村落
的静谧，阵阵香气从放满了菜与辣椒的油锅里飘出，小孩子正在石板小路上奔跑。还有山
间的那条河流，因裹着沙石而变成了白灰色的，和山谷里的腾腾雾气，拼凑出一幅神秘图
像。
　　而现在，我印象中那个安静的新县城六成以上建筑物垮塌了，而老县城的更多。很多
人仍被压在建筑物之下，1000名中学生正在北川中学的那七层的主教学楼里上课，除个别
逃生以外，大部分被掩埋在废墟下……
　　我接到了好几个年轻朋友的电话。他们说自己被电视画面里的惨状和人们齐心救灾的
场景弄得既伤心又感动，他们在反思为何自己之前为何对这个国家付出这么少的感情。
　　我理解年轻人的热血。我甚至开始怀疑，是否我的血已经变冷了。我内心出现了一个
不大不小的道德困境。当事情出现时，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却没有想到前往第一线；而
作为一个中國人，我也没有对此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冲动。甚至偶尔，我还会有点怀疑人们
立刻表现出的“众志成城”的决心，或是那种“爱心”。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太善于表达
自己的感情、太善于重复那些“政治正确”的话、太容易被自己感动……我记得4个月前的
雪灾，人们表现出一种同样强烈的悲情感。但是在悲情之后呢？那些被唤出的同情心、关
爱与责任，没有转化成一种持续的建设性力量，那种空前的社会团结与公共热忱，也没有
转变成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庆祝的声音压倒了所有反省的可能。
　　因为24小时的新闻台、互联网和每个城市的报纸，中國可以轻易形成一种国家情绪。
于是，一种新的传播与表达模式形成了。灾难到来了，它迅速成为舆论的唯一中心，并形
成了一种强大的公众压力，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觉得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然后通过这
些态度的表达过程，人们认为自己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所有的新闻事件，都有成为娱
乐新闻的倾向。即使，那些严肃的情感，也经常被消解。
　　当处于灾难之中时，人们认为应该“团结一致”，不应该对政府的反应做出质疑，而
当灾难结束时，人们则又忘记去质疑，很有可能，一个新的兴奋点再次出现，人们又再加
入表态之中。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泛滥、记忆短暂的年代。《扬子晚报》的那篇评论的标
题代表了此刻的普遍情绪：请把镜头对准灾民请把反思放在抗灾之后。但是，我相信，之
后，我们很难再反思。要么，你看看关于2月雪灾，关于3月的西藏，关于4月的火炬传递和
民族主义，我们做出了何种反思？

四

    但是该反思什么呢？去煞有介事的批评政府的效率，去责问为什么见到一所所学校倒
塌、却没听到一所政府大楼倒塌的消息，去追问为何在现代通讯如此发达的岁月，汶川却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成为盲点……关于整个事件，我们所知的信息太少了，以至于想要批评
都无从下手。
　　或是去反思公众来得快也去得快的热情吗？滥情的背后，经常是情感的空洞。但是生
活在这个时代，当世界各地的灾难场面、惊恐的面孔，都通过电视屏幕和报纸展现在你眼
前时，情感上的某种迟钝与麻木经常是被迫的选择。如果你是个真诚的、如此易被感动的
人，那么你简直无法在现实世界生存下去。在这场地震之前，不正是缅甸的规模更巨大的
灾难吗？
　　我真正想表达的是，我们如何在一场场考验面前，培养出成熟的内心与理智。现代社
会是复杂的，它需要强大专业分工和快速的反应能力，每个部分都应该提供其各自的责任
，一名抢险人员对地震知识的了解，可以直接影响到几条生命，而一名高级官员的判断，
则可能影响更多的生命。那么，信息的流畅、多种声音的并存，是防止错误决策的最佳方
式。但我们要承认，这个政府正在陷入某种僵化，它的统治能力因为组织内理想主义色彩
的消退，而变得日益迟缓和唯利是图，他们或许在发展经济、卖出土地方面显现出惊人的
高效，但在维护公共利益上面，则经常是迟缓和漠不关心的。以至于任何一桩重大事件，
只有来自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坐镇，才可能驱动变化。
　　同时，即使一个政府再强大，它也无法承担所有救灾任务。一个健康、强大的民间社
会往往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在1899—1901年的陕西的饥荒中，是江浙一带的士绅阶层发
挥了巨大作用，他们组织救灾。但此刻，这个强大的政府限制了所有的民间组织，在某种
程度上，它将减少对现政权的挑战，但也将所有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但即使再强大的政
权、再有为的官员，能做的事也是少数。
　　最后一点则是我们关于我们的内心的，关于我们那去不掉的悲情特征。我不是在要求
人们冷漠，而是相信，毫无节制的抒情，既会妨碍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更容易稀释掉我们
的情感浓度，很多时候，人们会爱上的自己的“崇高”与“同情心”，而不是受难者。每
个人的一生、每个社会在运行过程中，总会遭遇到各种不测。人的悲剧性似乎在诞生一刻
起就已开始，他/她注定走向死亡。但是正是这种内在悲剧性，给予了人生的厚度与丰沛。
我们赞叹海明威笔下的硬汉，或是孟子所说的“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是因为他们在
不可逆转的环境中，仍保持了镇定和勇气，这种镇定与勇敢赋予了人类以尊严，提供了人
生活的意义。那些苦难的面庞当然值得同情，但同情也有着更深沉的形式，这种深沉使得
同情可以持续得更久，并可能上升到良知。
    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并没有因为5月12日的地震发生改变。那些所有的问题仍是问
题，政府依旧是个傲慢的政府，而我们社会依旧被一种功利、自私、冷漠所包围，我们仍面
临的深刻的环境、腐败问题，每个人仍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并抱有一种犬儒主义的心态…
…这些问题可能因为突然到来的巨大悲情而暂时被遗忘，但是它们并没有自动消失。但是
，这因巨大灾难所带来的同情与能量，如果被妥善处理，或引向正常的道路上，引发我们
所期待的社会变革。汶川地震带来了死亡、鲜血、眼泪与绝望，也唤醒了人们的同情心与
良知——很多时刻，人们内心最温暖与光辉不正在逆境时刻爆发出来了吗？
　　但是，就像我在文章最初提到的那个插曲。遗忘一直是我们的传统。我无法期待它在
此刻改变，但至少，我期望我们可能想得更多些。

远方的人民在哭，我却还在做着这些耗人心力毫无价值的鸡巴碎事儿，去他妈的！

汹涌而至的灾难，让我感到恐惧，头也摇，心也慌。

天佑我国，神护我民！

这段时间又开始产生那种逃避的形式，或者还有别的好听的说法，因为累得够呛，感觉身体都快被榨干了。怀念在路上的日子，怀念跟朋友在一块的时光。

《关于人流医生乌小兰的一切》（组诗）

1、父亲节

乌小兰
杰出人流手术医生
著名人流未婚妈妈
在乌县
没有人不知道她

从不加班的乌小兰
父亲节那天却拼命工作
至深夜
这个怪僻更让乌县的人们
津津乐道

父亲节那天
反常的乌小兰
拼命让敲掉小孩的快感
充斥大脑

不去触
15年前
与父亲有关的残酷的
那一幕

2、母亲节

母亲节那天
人流医生乌小兰
来到邻县的一所医院
装扮怪异
口齿不清
躲过了邻县同行的
视线

人流手术后
乌小兰像往年一样
在路上买了一把康乃馨
分成两半
一半送给母亲
一半送给
自己

3、口头禅

把你丫的拧成一团，押回娘胎去
再做掉

4、对那些被打掉的孩子，乌小兰这样说

这些孩子
还没来得及
脱掉母亲
这件大衣
感受人间大狱
就成仙了

5、对那些刚出生就死去的孩子，乌小兰这样说

离开黑暗
长达10个月的
黑暗
还没披上
阳光
就再次进入
永远的
黑暗

6、红色人流记录本

从1997年4月21日开始
整整10年了
流失在乌小兰
手下的小孩
不计其数
他们排着队
操练一样
站立在
乌小兰的
人流记录本上

每次翻开那本蓝皮记录本
乌小兰的头顶
就冒出一群
密密麻麻的
婴儿的头
幼小
倒立
旋转
哀鸣如针

吃完镇定药的
乌小兰
还是咬着牙
抱着头
把记录
进行下去

7、蓝色人流记录本

乌县人流手术医生
乌小兰
终生未婚
30岁
病死
病因未明
2007年5月
在乌县第一火葬场
火化

乌小明
1997年5月11日
乌小华
1998年5月10日
乌小兵
1999年5月9日
乌小刀
2000年5月14日
乌小坚
2001年5月13日
乌小红
2002年5月12日
乌小娟
2003年5月11日
乌小珍
2004年5月9日
乌小小
2005年5月8日
乌小龟
2006年5月14日
乌小鬼
2007年5月13日

以上是
乌小兰断气前
提到的
陪她火化的
那本红皮人流记录本上
所记录的
乌小兰
尚未出世的
孩子

《镜》（1-40）

0

1加1等于多少？
他埋着头，想到了什么？风吹走了镜子上的灰尘。

1

玻璃球。碎石子。啤酒盖。
被遗忘、被丢弃、微不足道。在农村小孩的手里得到重生，它们被收集到一起，成为童年，成为记忆，成为故乡。

2

一个迟到的孩子
孤零零地站在教室门口

太阳都下山了

3

你叹了口气，掐灭手中还剩半截的香烟，丢在地上。童年的手把它捡起来，躲在一个人的角落里，猛抽。

4

父亲扬起的鞭条，落在一个啼哭的下午。
你记住了书包奔跑的方向，记住了天空委屈的雨水，还有母亲手掌上的太阳。

5

母亲面前，戏幕拉开
假扮可爱状，假扮认真状，假扮吃力状，假扮委屈状，假扮一切可以吸引母亲注意力的神态
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你还没有长大

6

他从小喜欢边做作业边啃笔头，啃着啃着，笔就坏了。
他从小喜欢边哭边咬住母亲的乳头，咬着咬着，母亲的乳房就枯萎了。

7

一个暴风雨的日子，妈妈的屋，木制的床，灰色的帘透出一股情欲的气味。
他站在门口，盯着看不见妈妈的木床，悄悄地把掉在地面上的凌乱衣裤捡起来，风中飞过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屋顶掉下一些莫名其妙的忧伤。
一个怯怯的叫声缓缓传来：“妈妈，妈妈……”

8

他不停地唠叨，不停地唠叨，不停地唠叨着这个世界对他的不公。唠叨着，唠叨着，他就心满意足了。

9

乌云压城
老屋的花已经枯萎
床板在响

棺木、药渣、噩梦、病痛、咳嗽
在手掌
如闪电

10

看见邻家大妈拿着大剪刀气汹汹地走来。
他赶紧捂紧下身。醒了。

11

两个少男少女
坐在河边的夕阳下
天都黑了

12

他说：几天没见，苗条多了
她说：几天前，堕胎了

13

在闭上双眼的瞬间，他给自己的痛苦列出了一个清单：
ａ 出生 ｂ 金钱 ｃ 女人 d 死亡

14

他把吉他的六根琴弦揉成果糖
拉开弹弓，朝树上的姑娘
射去

只听“哎哟”一声
姑娘掉到地面，跳起了
蜘蛛舞

15

半斤废铁换来的5毛钱，换来一块薄薄的油炸饼。
我们站在集市中央，扯着那块香喷喷的油炸饼，口水直流。

16

18岁的身体，追着风满大街奔跑，一只手在头顶挥舞着。
18岁的身体，在某个路口停下来，东张西望，一脸惶恐，当年冲进对方禁区，却找不到球门的感觉，一股脑儿倒回体内。

17

一种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鱼。我们特爱吃。
它的尾巴长有微刺，晒干后，打人贼疼。因此，这种鱼尾也就成为父亲手中频频扬起的武器，发怒的时候如雨点般落在我们身上，生疼生疼。我常常在想，这会不会是这种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鱼对我们的报复。

18

她的母亲曾经不停地给六年级的班主任送钱，为了她不被区别对待。
她没有想到二十年后的她，当了班主任女儿的班主任。

19

他的真名几乎被遗忘了。
他的绰号在亲人朋友之间、认识的人与不认识的人之间广为流传。
谁都没有想到，50年后的他，一生的盖棺论定就是他的100多个绰号。

20

20岁的天空，辽如帝国。
我怀着一颗革命之心，驰骋于没有人民的疆土之上。

21

他梦见图书馆着火了。他梦见图书馆在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