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盛学友

2009年，又一个365天，转眼间就过去了，一切似乎还在昨天。

过去的一年，我发表文章不多，上半年《全国两会：本刊记者近距离接触高官》和下半年《一起治安案件背后的领导秘书身影》。

尽管如此，我依然被感动着。

山东一位农民兄弟对我说：“盛大哥，我可以为你去死！”虽不赞成这个说法，但我内心却一直被感动着。这位山东的农民兄弟，因为邻里纠纷引发的司法鉴定问题，当地警方一直在为难他和他的父亲。本刊报道后，我一直没有放弃对该案的关注。当地警方一位中层领导对我说：“盛记者，你付出的努力，比他们都多！”如今，山东公安厅厅长吴鹏飞已做出重要批示，重新鉴定目前正在进行中。

对南方某县一起校长“自杀事件”采访时，更是遭遇“死亡威胁”——采访当天晚上，当地两辆没有牌照的车，一直在跟踪我们，我们关闭手机、东躲西藏，才算躲过一劫。次日，在省城警方“护送”下，我才乘机返京。虽然文章被“公关掉了”，但问题后来得到了较好解决。校长的家人和当地百姓，交口盛赞本刊“敢于直面司法腐败”。

还有一位不曾见过面的农民，官司胜诉多年却遭遇执行难，接到他的材料后，我向当地县委书记反映了情况，县委书记极为重视，责成法院执行。但仅执行了一小部分，便执行不下去了。给法院院长打电话，这位院长却极其蛮横，说无法核实我记者身份，“啪”地把电话撂了。我生气了，几乎在喊：“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可以给你这个院长反映情况吗？如果反映情况属实，你这个院长没有义务解决这个问题吗？”几个月过去了，案件还是没有实质性进展。我请示领导后，给当地市委书记发函，很快得到批示，没超过一周，案件执行完毕。

曾接受过我采访的某局一位副局长对我的评价是“你这个记者太‘霸道’”，我说：“如果记者不‘霸道’，有些单位和领导，会更霸道地欺负百姓！记者‘霸道’的话，个别领导的霸气，就可能收敛一些，百姓的日子就可能好过一些！”

就是在前不久，我接待了一位来京上访的，他告诉我：“全国人大信访局一位局长建议我找你，他说你是个热心肠，会帮助我们！”

本来不想写年末感想了，但一个电话让我改变了主意——12月1日上午，我接到沈阳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我写的《一起治安案件背后的领导秘书身影》一文有了最新进展，刘江对大东公安分局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大东区法院下判决了，公安局败诉！”我精神大震，心中大喊：“好样的，大东区法院！好样的，大东区法院的法官！”

江苏有一起案件，死者的女儿为父申冤15年，数年来省高院由于各种原因未予立案。我接到投诉后，积极和省高院协商，终于在2009年2月27日立案审查，进入了再审程序。这位女子高兴地对我说：“认识您是老天开眼，是我们的福！”我同时更被高度关注此案的周继业副院长、立案庭贺强兴和审监庭陆鸣苏两位庭长以及查华荣法官等人对法律高度负责的精神所深深感动着。

所以，尽管见报文章不多，但我还是感到幸福，因为我收获的是信任，收获的是感动！

 （司法部《法律与生活》2009年12月下半月）

——探访上海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新机制

本刊记者/盛学友

大凡熟悉知识产权方面的人士，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上海法院是我国最早实施“三审合一”审判机制的法院，这其中，浦东新区法院可谓实施“三审合一”的鼻祖。

2008年8月，上海法院全面部署并实施知识产权“三审合一”——上海成为名副其实的先行“三审合一”的先行者。

2009年11月末，本刊记者来到上海，走进浦东新区法院、杨浦法院和一中院、二中院，探讨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新机制。

浦东：首创“三审合一”

浦东法院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审判新机制，源于一起商标系列案件。

1994年6月，浦东法院成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1995年4、5月间，涉及侵犯中美合资上海吉列有限公司“飞鹰”商标的刑事、行政、民事案件分别被起诉到浦东法院。

浦东法院知识产权庭、刑庭、行政庭密切配合，运用多种审判职能，审理了这起涉及同一商标的系列案件。

当时，正值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关键时期。

浦东法院对系列案件的审理，引起了包括新华社、纽约时报在内的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触发了浦东法院领导层对审判机制创新的思索，这三类案件的共性和难点问题都是知识产权，由知识产权庭集中审理应该更能发挥知产审判的专业优势，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时任院长沈志先（现为上海市高院副院长）第一个“吃螃蟹”，当即提出：开拓思路、总结经验，尝试知识产权案件全方位立体审判新模式。“于是，我院对这起系列案的审理经验进行了总结。我当时在办公室搞情况综合，记得为此我写过两份情况，高院非常重视，予以了转发。并在当年的院长会议上宣布决定，由浦东法院试点知识产权庭集中审理涉及知识产权的刑事、行政、民事案件。”陈惠珍告诉本刊记者。

1996年1月1日，浦东法院正式试点知识产权立体审判模式。

这种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统一由知识产权庭审理的立体审判模式，被已故著名知识产权专家郑成思称之为“浦东模式”，也就是后来的“三审合一”。

2008年6月，《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规定推进知识产权“三审合一”。2009年3月，最高法院出台相关意见，再次强调推进“三审合一”新机制。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全国各地也都在尝试“三审合一”。在2009年4月24日召开的中国知识产权高层论坛上，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庭审判长颌中林对外公布，包括3个高院、22个中院、15个基层法院在内的40个法院试点“三审合一”。

杨浦：“化敌为友”

杨浦法院是上海市第三个实行“三审合一”的法院。

杨浦区有复旦、同济、财大等14所高等院校，100余所科研院所、3500余家科技企业，杨浦区从老的工业区成功转型为知识创新区，2009年与国家科技部签订了战略协议，努力打造国家级科技创新型示范城区——这些都为杨浦法院知识产权庭的成立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2007年12月28日，该院知识产权庭正式成立，朱养浩担任庭长。

该庭7名法官，有6人具有硕士学历，而参与制订上海知识产权审判30条的朱养浩则有着较为丰富的知识产权审判实践经验。早在1991年，朱养浩就主审了一起被最高法院评价为在国际国内产生了影响的知识产权案——原告英国联合利华公司诉被告烟台第二化工厂等12被告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案——该案也被收录到上海市高院院长应勇为编委会主任的《上海法院30年经典案例》一书。

“化敌为友”是该院知识产权审理中的一个亮点。

原告上海希文商贸公司自主创立了美式眼镜图形商标并依法注册。2009年3月，希文公司发现被告上海立茂日用百货商店以“美式眼镜凉城店”的名义开设眼镜店对外经营，擅自在玻璃门窗、广告传单等上使用美式眼镜图形商标。

法院受理该案后，被告认为是通过案外人获得了涉案商标标识使用权，与己无关，但无法提供相应证据。原告坚决维权也不愿降低赔偿额，被告为开设店铺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高额赔偿可能导致经营困难，引发劳资纠纷新矛盾。承办该案的徐忠法官耐心、细致、负责，为了避免“鱼死网破”，想出了双赢之策：若原告能“收编”被告为“正规军”，岂不两全其美？经过苦口婆心地说理、诚恳耐心地调解，双方终于握手言和，签订了特许经营合同，侵权者变加盟者，案件得以圆满解决。

依照“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要求，杨浦法院知识产权庭采取“调解始于庭前、引导理性博弈、调解贯穿始终、坚持审执兼顾”的方法，在已审结的155起案件中，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135件，调撤率达到了87%。“这样会较好地达到适度保护、利益均衡的法律效果，也能够促进知识产权的转化和运用。”朱养浩说。

已决刑案可受理审查

上海市一中院知识产权庭庭长朱丹介绍，2009年3月，上海市高院调整了全市一审知识产权案件的管辖，实行基层法院跨区划片集中指定管辖制度，对浦东、黄浦、杨浦、卢湾4区法院和一中院、二中院以及上海市高院的管辖权做出了具体规定。

上海市高院应勇院长非常重视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新机制，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并做出部署。2008年11月，上海法院全面实施“三审合一”。

2009年5月，上海市二中院实行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我庭法官素质和层次，在二中院是最高的”，该院知识产权庭庭长芮文彪眼睛闪烁着睿智的光芒，“15人中博士1人、硕士7人、本科7人，平均年龄39岁”。

该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中，迄今共有9件入选《高人民法院公告》，在全国中院中名列前茅； 2006年10月，在第二届全国法院知识产权优秀裁判文书评选中，二中院撰写的判决书1篇活一等奖、1篇获二等奖，在全国中院知识产权庭名列第一平；该庭也先后被评为“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先进集体”……

虽然较晚实行“三审合一”，但善于及时总结经验，这是芮文彪领导的这个团队的一个特点。对于“先刑后民”问题，一直被人们所高度关注。芮文彪就遇到过此类问题，“但很好地解决掉了”。

芮文彪审理的是一起职工跳槽引发的侵犯商业秘密的案件，职工因侵犯商业秘密被判刑，之后权利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民事赔偿。“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刑案审理在鉴定程序上存在一定瑕疵，但不足以影响对事实的认定，于是判决被告人承担民事责任”。这起案件被收入《上海法院30年经典案例》中。

但如果已决刑案在认定事实、采信证据及适用法律等方面，确实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那么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就一定要全面审查证据和事实”，芮文彪告诉包括记者，“这时民事案件就要中止审理，待刑案再审判决后，再恢复审理”。一中院朱丹庭长亦是如此观点。

目前，一起刑事二审、民事一审的知识产权案件，就在该院知识产权庭，该案民事审理已中止。而对于知识产权刑事、民事案件在基层法院的，则会根据信息通报获悉情况后，如果出现刑案确实可能存在严重问题的，“会及时通知基层法院中止民事案件审理”。

浦东法院陈惠珍庭长曾见到过其他法院做出的刑事判决书，对商业秘密是否构成根本不做审查、判断，却对被告人做出了有罪判决。这里当然存在受害单位相关信息确实构成商业秘密，对被告人的判刑也罚当其罪的“歪打正着”，“但毕竟也还存在这些信息不构成商业秘密的可能性”。

某地法院也曾遇到过刑案判决被告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而在“权利人”其后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商业秘密是否存在成了双方诉辨焦点。

刑事做了有罪判决，但对商业技术秘密既未进行过要件分析，也未做过技术鉴定，这会导致审理民事案件进退两难，“要么将错就错认定民事侵权而产生又一错案，要么重新审查商业秘密和侵权行为是否构成，这或可导致推翻刑事判决的结果”。

芮文彪认为，刑事审判庭更关注犯罪行为，而知识产权庭在更关注被害人权利，刑事和民事，审理思路不同，“在判断商业秘密是否构成方面，“民事法官具有更多的积累和优势”。

陈惠珍认为，在发挥刑事、民事、行政三类案件同质性优势的同时，还应充分注意其异质性特点，保证各类案件的审理符合各实体法、程序法的特点和内在规律，实现不同的诉讼目的。

和陈惠珍一样，朱养浩坚持的观点是，如果在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时，发现已决刑案确有问题的，要全面审查事实和证据，“要通过审委会讨论，或者报请上级法院”。

知识产权“三审合一”，不仅节约司法资源，减少重复劳动，还有利于保证司法尺度统一性，不仅全方位、立体化保护知识产权，激励自主创新，也可以有效避免错误的审判对民族产业的打击，即可以有效打击真正的知识产权犯罪，也可以有效遏制为垄断市场而滥用权利的恶意诉讼，更能有效地保证无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北京一位知识产权律师不无感慨地说：“知识产权‘三审合一’， 是国家之福，民族之福，法律之福，更是百姓之福啊！”

（司法部《法律与生活》杂志2009年12月下半月）

——涂志和他的北漂律师团队(下)

本刊记者/李秀平 盛学友

　　提要：一支以“北漂律师”为绝对主力的律师团队，在京城集结。蘸着深藏心间的乡愁，他们在他乡描绘出一幅什么样的事业图景？

　　在异乡北京，涂志起初把节假日也用来工作。后来，他发现，下班后没有去处的属下常常拿着一包方便面“泡”在办公室里。而在公休日，他们的“活动”是在出租屋里睡觉。

　　心中同样怀着一份入骨乡愁与无尽落寞的涂志，对身边北漂律师同事的处境感同身受。于是，在开拓业务的同时，他也在给律师们营造“家”的温暖和氛围——请了专职厨师、聘了专职司机、业余时间组织集体活动。

　　因为少了后顾之忧，像张真颖一样，多数律师来了就不走了；也有一些律师，“走”了一段又回来了。

　　深深吸引着这些年轻律师的所在，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平台，也是一方施展才情的舞台。

　　张真颖：

　　改变带来成就感

　　经过近5年时间的历练，“一手服务于劳动者，另一手服务于企业”的张真颖，在人力资源律师业务方面的功力已鲜有出其右者。“张律师对相关法律的研究，可以和专家媲美。”涂志这样夸赞他的部下。

    这位“70末”女律师，是涂志倾心打造出的人力资源团队的领衔者。

    绽放在她成长路途中的花儿，因为汗水的浇灌才芬芳美丽。

　　张真颖的律师生涯起步不久，《劳动保障报》要开一个“与法同行”专栏。由于她已经代理了一定数量的劳动仲裁案件，涂志便推荐其做了专栏主笔。

　　一篇接一篇专栏文章写下来，她的劳动法律知识随之积累，她的时间和精力也被一点点“侵蚀”。原来，自“与法同行”开栏之初，她的电话就一直被公布在报纸上，从那时起就成了劳动者的咨询热线。有的电话，是广东那边值夜班的保安“半夜三更打过来的”。

　　在2007年之前，像广东保安一样，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很强，企业却“从不考虑人力管理有什么漏洞”。但是，随着《劳动合同法》于这年6月底出台后，企业一下子变得“很紧张”。张真颖的压力，随之陡然增长。

　　他们的企业客户，都想要在“一夜之间解决用工问题”。那些日子，她白天和客户交谈，晚上为他们弥补内部规章的漏洞并起草合同样本。最忙的时候，她“一个晚上要为两三家公司做制度方案”，连觉都没法睡。一天深夜两三点钟，累到极点的张真颖哭着拨通了涂志的电话：“我想跳楼了！”

　　挺过2007年之后，劳动争议案件“井喷式”爆发的2008年来了。

　　由于劳动者打官司“不用交仲裁费”，很多人加入了告状大军。张真颖服务的一个顾问单位，在一个月内接到了15起劳动官司的诉状。

　　透过“井喷”的现象，张真颖发现，用人单位“普遍存在管理漏洞”。

　　这一发现，催生了一套企业人力资源风险自检软件。

　　原来，五花八门的“漏洞”，深深触动了涂志。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闪现，“对企业做海量调查找出共性问题，把这些问题制作成一个软件，让企业检测自己有哪些用工风险”。张真颖便带领一个团队，投入寻找漏洞的行动。如今，这个名叫“企业人力资源风险自检系统”的软件，以“漂窗”形式在奕明所及其属下的人力资源特色网站——“韩智力工作室”网站现身，供用户免费使用。

　　与此同时，张真颖的团队通过滴水穿石般的努力，纠正了不少老板的观念。在一些老板看来，“用他是我的自由，解雇是我的权利”，张真颖告诉他们：“相对固定的用工，也有利于企业。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上，企业都应该为员工的劳动权益提供保障。”

　　张真颖说，和自检系统受欢迎相比，改变老板让她更有成就感。

　　于卫东：

　　曲高和寡反垄断

　　说话简约，做事冷峻。在于卫东身上，依稀可见“法官”的印痕。

　　在奕明所，于卫东负责公司法务团队。他涉足的业务领域里，如公司治理、股权设置、股权变动、并购重组、资本运做，都是些一般人知之甚少的东西。

　　“一是出于个人的兴趣，二是出于积累了一些资源”，从法官改行做律师之后，于卫东开始涉足公司法律事务。目前，他也代理其他案件，但下一步“想把公司法务作为主攻方向”。

　　他眼下要拓展的新业务，是公司法务中的反垄断。

　　2009年春季，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未通过中国商务部审查，是《反垄断法》实施以来首个未获通过的案例。

　　目前，他的小团队正在研究施行仅一年有余的《反垄断法》。他告诉本刊：“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要通过做大做强这条路，来扩大竞争力。而一个企业如果过大，会影响到其他同类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有了《反垄断法》。”

　　法律人都明白，虽然出台了《反垄断法》，但是这样的案例很少，如果用一个词语来形容相关法律业务的现状，最为恰当的是“曲高和寡”。于卫东也说，反垄断法律事务，是“高端法律服务，这样的案子，可能一个案件就要花掉几年时间”。

　　他和他的小团队所有人明白，作为律师，自己必须去走一条“专业化的路”。而在某种意义上，相当数量的律师业务，如同鲁迅先生所说：“世上原本没有路……”

　　周帆：

　　来自《潜伏》的启示

　　周帆和“非常角度”团队的故事，还要从在2009年夏天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潜伏》说起。

　　这部剧尚处在小说状态之时，作者龙一打了一场著作权官司。龙一请的代理人，正是涂志和周帆。《潜伏》由篇幅万余字的小说，最终蝶化为大获成功的电视连续剧，其中就包含着他们作为律师的智慧。

　　亲历了一篇小说演化为一部名剧的过程后，周帆对著作权法律事务兴趣大增。

　　而通过《潜伏》等事务，涂志发现，演员和艺术家等人群的头上虽然有扮演角色带来的光环，但他们又可能因为这个身份成为受害者。对那些在专业上很成功的演员、导演、作家、摄影家、科学家等人群而言，名气越大，被侵权的可能性也越大。围绕他们的侵权行为，可能是作品的著作权、也可能是肖像权等人身权利……

　　涂志由此想到，从这个角度切入，来为这个特殊人群全方位维护法律权益。这个角度，被他定名为“非常角度”。

　　涂志的想法，得到了周帆的认可：“与其和大家一样，不如走一条自己的路。”

　　她介绍说，做“非常角度著作权”项目，涂志给了她“中心思想”和“风险指导”，其他的“按你的发挥来做”，自身的“创造性能充分发挥”。在大型的公司化管理的律师事务所，“你得不到这种东西”。

　　李广兴：

　　对特许经营望闻问切

　　在距肯德基于1987年落户北京前门已22年的今天，普通的中国人渐渐地知道，这家美国人开办的快餐店遍地开花，是因为它的一种经营模式——特许经营。

　　这种方式，在国外经过150多年的验证，被证明是一种“很好的经营方式”——尤其是对淘到第一桶金后、谋求“低成本扩张”的中小企业来说。但是，对这种舶来的经营模式，我国的企业一度“不了解”或者“不敢用”，直到近年才渐渐被一些中小企业的老板所接受。

　　涂志又一次感到，这是一条渐渐变暖的“江水”。一个做大相关业务的想法，随之萌生。

　　涂志那个把特许经营业务做大的愿景，最终由李广兴团队达成了。

　　2007年，对“坚持”二字感受颇深并一直坚持做特许经营业务的李广兴，开始带团队。这个文质彬彬的小伙子，把中医的“望、闻、问、切”引入律师业务，开辟了一条特许经营风险诊断的路径。目前，在律师业内，其他同行尚处在个人带着助理打拼阶段，他们则集结起一个十数人的团队轰轰烈烈地干。

　　和律所的其他团队一样，他们把法律知识储备和相关研究作为打开一扇业务大门的“钥匙”。

　　他们开办了一个“特许经营”网站做普法宣传，并办了一份特许经营资讯免费发放。对特许经营方面法律和规章的制订，他们也积极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目前在北京，6家法院受理特许经营案件比较多。几乎每起案件，都有一方的代理律师是李广兴和他的同事。

　　“目前，国内能做这方面业务的律师不多。”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李广兴对自己团队很自信：“在实战这块，把两个做特许经营的律师放在一起，一比较就知道我们的专业的水准。”

　　能率先站上特许经营法律服务的高点，和他们的法律服务水准不可分。

　　采访手记：

　　细节·激情·创新

　　在接受采访时，涂志说了一句话：“要把大家融合在一起，必须有我这样一个人。”在律师事务所林立的京城，奕明不算大也不算强，却是为数不多的把“赚钱和快乐结合起来”的所在。

　　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律所掌门人，涂志用自己的激情点燃了年轻律师的激情，他的创新精神打通了律所上升通道。从一些细节中，我们也有所发现……

　　1.细节

　　周帆是律所为数有限的北京人。她把律所当做“另外一个家。”她在会客室接受采访时，一群热带鱼在她身旁的水族箱里美丽地游弋。

　　采访那天，我们在奕明律所吃了一顿午餐。出自一位厨娘之手的美味菜肴多达6种。我们还发现，餐巾纸的盒子外面，是一个精美的外罩；水龙头上，包着一块小毛巾……从一个个细部，我们理解了律师们内心那份家的“情意”。

　　涂志特别重视后勤，把吃饭、网络、司机看得很重要，他把这些比做“后方”。

　　2.激情

　　涂志说话声音洪亮，谈及业务激情澎湃。北漂8年，他的脸上已隐约可见沧桑之痕，那份激情却丝毫未被折损。

　　为了不让繁杂的家事累及事业，他孤身一人在北京漂到如今。在这2000多个抛下天伦之乐的日子里，每个清晨，他都是第一个来到办公室的人。

　　3.创新

　　人力资源风险自检系统、特许经营、非常角度……这些都是从一个“念头”成长为一支团队的业务。

（《法律与生活》2009年12月下半月）

——涂志和他的北漂律师团队(上)

本刊记者/李秀平 盛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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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这是一支以“北漂律师”为绝对多数的团队，他们举目无亲，没有资源，财力有限。在精英云集的北京律师市场上，他们是如何站稳脚跟并开辟出一方天地？

　　本文背景：2005年2月，本刊以《北漂律师》为题，报道了漂泊在京城求发展的律师群体。在采访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典型的北漂律师团队——涂志领衔的北京市奕明律师事务所。当年，涂志丢下湖北一家律所主任的职位和一个温暖的家来闯荡京城、于卫东放弃法官职位转身做了“北漂律师”、何树利曾是一家企业的管理者……他们每个人都演绎着一个精彩中含点辛酸的漂泊故事。

　　随着上千个日夜的斗转星移，如今，北漂律师涂志率领着一批年轻律师在京城的律师江湖里闯荡出了一条独一无二的路。探源这份与众不同时，涂志说：“关键是我敢想。”

　　39岁的涂志，已经是律师业内的“老江湖”了。他31岁那年来北京时，已在老家湖北当了10年律师。

　　来到没有一个亲人和朋友的京城之后，他在别人开办的律所打工时，苦熬到第四个月才接到第一个“活”——一件收费1500元的小案件。但是，用了不足两年时间，他便自己做起了律所老板。

　　作为律所的掌门人，涂志最热衷于带团队。

　　一开始，他把数量有限的律师分成组，有的做刑事，有的做婚姻，有的做劳动案件……如今，在传统的公司法务等业务的基础上，他又开拓出了特许经营、人力资源法务、非常角度著作权等独一无二的业务团队。

　　如同一个拓荒者，他以激情和智慧开辟出一片业务田地后，便交给一个年轻律师团队，自己接着去开垦前面的荒原。现在，随着业务团队增多，他无法“像原来一样亲自做具体事务了”，但依旧在拓展“方向”。

　　领衔人：

　  涂志和他的“拉杆箱”

　　要想在一个行业有地位，就得有（拿的出手的）东西。

　　太阳光似地想，手电筒似地收。

　　挣钱、心情、平台，这三样东西，我更看中平台。

　　大胆，坚持。从别人不屑于干的业务起步。

　　                          ——涂志说成功

　　在出差途中，拽着一个拉杆箱的涂志，是那个每次都跑在所有同伴前面的人。

　　如同跟在拽着拉杆箱的涂志身后一样，30多位年轻人和涂志一起，集结成一个“吃在一起、玩在一起、奋斗在一起”的团队。在这个有24名专职律师的团队中，多达22人从外地来京。北漂律师团队，对他们来说名副其实。

　　他们的故事，起始于2001年正月初九，涂志以车座当床的那个夜晚。

　　此前一天，涂志突然辞去律所主任一职，开着一辆车从武汉动身一路向北，于第二天早晨停泊在北京。由于在这个举目无情的大都市一时无处安身，他只能睡在那辆往昔成功符号般的车里。这个刚过而立之年的小伙子的北漂生涯，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一度，他把带来的钱花光了，向别人借的5000块钱也花光了，摸着空空的口袋，“把回家的念头往心底里按了又按”。

　　那是一个不懂《劳动法》，就休想当律师的年代。而劳动仲裁方面的案件，一是“一裁两审”的程序比其他案件耗时多，二是劳动者普遍是连诉讼费都无力承担，就更别谈律师费了，京城律师一般不愿意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活。“很茫然”的涂志，因为“温饱”问题，像其他北漂律师一样，“敬业和勤劳”地干着这种“剩余业务”。

　　“我们从外地到北京，一没背景，二没资源，无法依靠传统律师业务活下来。你去和人家挤肯定不成，你只能干一些北京人不干的活，才能生存。”涂志说。

　　正是靠接此类案件，涂志迈出了立足京城的第一个脚步。

　　涂志说，自己是一个计划性很强的人。那时，他并不能满足于做一个有吃有喝有点余钱的普通律师，刚刚走出落魄，就给自己订下了第三年开办自己律所的计划。后来，一次对他人“拔刀相助”的行为，让他的计划提早了一年。

　　2002年一个炎炎夏日，同律所的一位行政管理者向他告别。他这才知道，这位八面玲珑的行政主管被律所老板“炒了鱿鱼”。放下电话，他就来到那位主管的住处，告诉对方：“从今天起，我聘用你了！”

　　不久，他和后者一起开始筹办自己的律所。当年岁末，在律师业高速腾飞的京城，多了一家北漂律师创建的事务所——这便是北京市奕明律师事务所的“前世”。

　　从一个律师到一名律所老板，涂志自此开始了角色迁移。

　　只要不开庭，涂志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办公室来的人。一大早，他就开始了自己的探索、发现和思考。

　　一天，他在报纸上读到了那个把旧报纸做成“生日礼物”的创富故事。这个聪明地以一个独特创意做成一番事业的人，曾是一位收购旧报纸的女性。她的故事，深深拨动了涂志的心弦。他认定，在“适合各种人生存”的北京，关键在于动脑筋，“谁会用脑谁就能活得好”。

　　读过这个故事之后，涂志觉得自己是在“平庸地做”，有很多“点”没有想到。

　　那时，他的着力点还在劳动法律事务方面。在这个领域，涂志渐渐有个重大发现，“多数人坐等劳动者或者企业出了问题，来找自己代为打官司”，他就此想到，为什么不通过研究发现“规律性的问题，把服务送上门去，为企业预防问题”呢？而这个点子，催生了一套企业防范风险的软件系统，也带活了他们的人力资源业务。这是后话。

　　自走上靠创意发展律所业务的路径，涂志一发而不可收。在一个综合性的律所，陆续开发出了“专业化”蹊径。如在传统的公司法务中开辟了垄断法务、在特许经营方面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在著作权方面着力于艺术界人士综合权益保护的“非常角度”。

　　涂志有了这些奇思妙想，便会让业务团队去践行。如是，奕明大团队里有了小团队，称得上与众不同。

　　团队核心：

　　张真颖们的2005

　　我现在工作的重点是，一方面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另一方面帮助用人单位防范用工风险。——张真颖

　　“案子大家讨论，为别的律师提示风险。个人为自己的话，收益会立竿见影，但团队的力量会比个人大很多。”——周帆

    “主任在战略上把空，我管业务分工。我们采取老律师带新律师的方式，新律师做到一定程度，做顾问事务。”——李广兴

　　在日后回望人生旅程时，涂志一定不会忘记2005年。

　　涂志要把人力资源方面的“点子”做成事业，是在2005年。这一年，4位青年才俊从山东等地进入奕明律所。

　　2005年初，美女张真颖率先到来。一个月后，于卫东辞去已经做了10年的法官一职，进入奕明所做律师。又过了一个月，李广兴从东北来到北京，一落脚就加入了奕明团队。当年年底，一个名叫周帆的漂亮女孩，来到奕明所做实习律师。

　　他们到来之后，吃着出自律所专职厨师之手的美味免费午餐、一帮年轻律师一道工作一起玩耍，就像此前或此后到来的绝大多数人一样，被这里“第二个家”一般的感觉吸引着留下了。

　　当4个花样年华成为往昔，如今，或默默或高调地循着各自的轨迹走来，4个年轻人无一例外地成长为四个小团队的领军人物。

　　涂志对人力资源业务深怀感情，但直到2005年初，这方面业务依旧“投入大于产出”。

　　正当此时，张真颖来了。

　　劳动案件像一盆兜头泼下的水，“很突然”地“洒”在她的面前。这位率真的美女律师说，一开始，这类案件对她，更像一场包办婚姻：“劳动争议案件一直是大业务，所里有很多相关的小案件，一进门就接手做，后来就一直做。”

　　和张真颖不同，于卫东这个前民事审判庭法官，在最初进这家律师所的时候，碰上什么民事案件就做什么。如今，他和张真颖一样，带着一个小团队致力于公司法务方面的反垄断法方面的研究和拓展。

    年轻的周帆，也是一位美女律师。在2009年第四个季度，她正在忙着建设一个名叫“非常角度”的著作权保护网站。这个网站，如同一扇“窗”，里面的风景就是周帆的业务。

　　周帆在做实习律师之时，就参与办理了一些著作权案件。在2009年五六月份，律所决定开拓专门针对演艺人员、作家、艺术家等群体的权益保护的“非常角度”著作权事务时，周帆被涂志点了将。

　　后者信心满满地答应了。“我是看着特许经营这个项目做起来的，那个项目很快能做起来，给我做这个项目是极大的激励。”她说。

    周帆说的“特许经营”项目，现在是律所最大的一个团队，也是律所的一张王牌。团队的领军者，就是东北小伙子李广兴。

　　200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在一家企业把法律顾问这个职业做到“民企第一家法律事务部经理”的李广兴辞职漂到北京。成为“北漂”后，他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奕明律所。此时，涂志刚刚在律所组建起了特许经营团队，李广兴一落脚就加入了这个团队。

   “我们对这个行业很了解，了解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说起自己的律师业务，李广兴尤为自信。（待续）（司法部《法律与生活》2009年11月下半月）

文/郑伟

核心提示：本文作者以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为背景，结合多年的探索、思考和实践，对企业如何更加合理地防范风险进行分析，以期抛砖引玉，供企业管理者参考、借鉴。

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企业如何更加合理地防范风险，是所有企业都要面对的严肃问题。笔者就自身供职的建筑行业撷取几个典型案例，对如何加强企业风险防范进行浅析。

案例1：管理漏洞导致贪腐

待岗富余人员齐某，被某工程集团选任某项目部经理。齐某上任后，利用项目组建之初，项目部财务和出纳由一人担任等管理漏洞，开始大肆为自己捞钱。而公司未与齐某签订经济承包协议，未明确各方责权利，因此无法让其交纳风险抵押金，为此，齐某敛财更加有恃无恐。齐某伙同担任会计及出纳于一身的赵某一道，多次以支付个体施工队工程款、向分包商开具虚假“转账通知单”等各种名义与方式大肆进行贪污。直至案发，齐某已贪污数十万元。

案例2：盲目决策付出巨大代价

某建筑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周某，获取了可分包一座大桥工程及路基、桥涵等附属工程的信息。周某未经领导班子研究，擅自决定签署分包合同。后因内部诸多原因造成工程进度缓慢，致使主包方收回部分工程由其自己的队伍实施。工程结束后，由于分割工程未签协议，主包方口头“减少收取管理费”等承诺均未兑现，最终造成了周某所在建筑集团亏损1000余万元（亏损比例达到工程造价的50%以上）的巨大损失。

案例3：监督缺失造成惨重损失

郑某在担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及某项目指挥部指挥长时，只忙于工程事务，对财务管理这项核心工作不管不问，给该项目部的财务人员钟某留下可乘之机，钟某在去公安局及开户银行办理变更预留印鉴章手续时，私留印鉴章4天，并偷盖预留印鉴章于支票、电汇单、汇票申请书等空白凭证上，并随后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多次贪污、挪用公款累计360万元，用来与他人合伙投资项目，以谋私利。后钟某案发，郑某亦因严重违反财务管理规定，疏于管理和监督，给企业造成百万元损失而受到撤职处分。

凡此种种疏漏给企业造成的损失惨重，姑且勿论此种风险肇始于企业内部，即便在对外交往中，诸如应收款手续（大账目）不齐、公司主管领导一纸白条作为财务凭证、缺少必要的文本合同、与外单位纠纷时无时效中断、中止的证据等问题、案例举不胜举。

企业经营管理活动须有流程来保障

在发现和总结出现的问题之后，经过对所在的行业风险特点和规律进行研究，笔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必须要有流程来保障，而制度是为了保证流程的，说白了是为流程站岗、放哨的。制度和流程背后的人，是由机制来协调和统筹的。企业的利益机制、人才机制、决策机制是企业的核心机制，这三大机制决定了企业的内部生态和外部命运，缺一不可。

理清了思路，如何进入到具体的操作层面？

作为法律人，首先会从规章制度层面出发，即在规章的制定、制度的规范方面加以完善。制定合同审批、管理制度、出入库管理制度、催缴货款制度等相应的规范，即所谓有“法”可依。比如上述案例3当中所述，在财务人员钟某去办理变更印鉴手续过程中，是否有相应的制度规范其行为呢？我们知道，根据法律、法规，乃至各公司的岗位规章制度，办理该项财务印鉴变更事宜时，“必须要有两人同行，并办理完毕后即刻交回印鉴章，以防丢失或偷盖等行为的发生”。

但是，仅有制度还不够，制度需要人去执行，制度必须要有流程来保障和支撑，而流程又必须有人来保障，人出了问题再好的制度和流程都无济于事。这也符合当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论断。为此，加强对公司员工的法制观念教育，无论从领导者层面还是具体工作人员都尤为重要。上述3个具体案例都显示出，无论公司领导层面的决策人，还是具体项目部的经理与财务人员，没有法律和规章这根“弦”来制约和管束，私欲便可膨胀为汪洋！此点可谓有法“必”依！

风险管理的四个层面

自2006年11月北京开展“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研讨至今的情况来看，业界已对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认识和探索已进入系统化、理论化和完善化的轨道。但是，实用化程度依然不高，尚不具备以产品化的服务全面推向市场的充足条件。

究其原因，瓶颈在于探讨和研究还停留在以法律手段解决法律风险上。众所周知，法律风险虽然是一个客观的风险，但在现实生活，尤其是现有的国情背景下和不完善的市场背景下，法律风险却是企业最后的风险，如果对导致最后的风险结果的“风险”的各种因素不能进行有效管理，企业的法律风险管理势必会成为一句空话，企业法律顾问及法律从业人员势必又将成为“救火队员”。

所以，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必须首先从价值层面理清思路，笔者认为，无论是企业风险管理还是法律风险管理，无非有4个层面：

1、以法律手段管理法律风险；

2、以法律手段管理风险，企业经营管理活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

3、以法律人的思维和逻辑，帮助企业管理和控制经营管理活动中可能产生的风险；

4、以法律人的精神和价值，帮助企业管理和控制经营管理活动中可能产生的风险。

第一、第二个层次是属于低层次的，是从形而下的角度，从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帮助企业管理和控制风险。

而第三、第四个层次，却是法律人特有的，是别的职业或行业的人不具备的优势，而且现代社会的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都以此为基础，技术和技巧层面的东西也仅仅是某种思维模式、行为模式以及信念和价值的手段和工具。

如果一味沉湎于手段和工具，势必会迷失方向、陷于“工程师情结”的泥潭不能自拔。所以，法律人在参与企业的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应起码以法律人的思维和逻辑为出发点，帮助企业利用法律手段管理法律风险，以法律手段管理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可能产生的风险。

作为一个企业，体制（即所有权形式、企业治理结构）、企业的组织设计和框架、部门机构的设置以及岗位职能、职责的配置等，是其三大基本框架，对企业的管理和运营产生巨大作用和影响。

围绕着基本框架，在对企业风险管理的系统思考和思路开始形成后，即在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的管理和风险现象中，探寻隐藏在其背后的规律、规则和相互作用机制。犹如西医解剖人体一样，对组织的结构和功能了如指掌，同时又如同中医一样，厘清企业的穴位和经脉。

仅以建筑施工企业举例，如何从项目开发阶段、调研阶段、投标报价阶段、工程实施阶段、竣工交验阶段和各个方面以及用人机制、财务制度与奖惩、材料与设备的调配等维度分析好“风险源”，并对其量化，辅以可操作性的对策，借鉴国外先进的风险防范机制，吸取我们犯过错误的教训，不断完善，不断细化，那么，在我们的头脑里，这个“风险”思路不就愈加明晰了吗？推而广之，金融行业、制造业等领域，道理亦然。

没有产品化的服务就没有产品化的需求

现在风险管理和法律风险管理之所以还不被企业普遍认同，另一个制约瓶颈就是服务的产品化，没有产品化的服务自然就不会有产品化的市场需求。

一个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所以，企业风险管理包括法律风险管理在内，必定有一个产品化的过程，而集成化、模块化则成为当务之急。具体说来应分为两个部分，即治理结构和风险管理。

企业或公司的治理结构，包括类似于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决策机构的权力来源、分配、规范3部分，通过协议、章程、规则等加以集成化和模块化，这是大部分法律顾问都熟悉的业务，从专业和技术层面上不算难，而是难在如何赋予结构以生命力和灵魂。如果对中国传统的文化缺乏应有的理解的话，那么大部分人只能做出一个企业或公司风险管理的躯壳，却不能帮助企业赋予这个躯壳以活的灵魂。

关于企业风险管理，应当至少包括以下5个方面：

第一，从体制和机制层面解决企业的人、财、物的来源、运行和交换机制，其中以权力和决策机制的风险管理为主；

第二，从组织层面完成公司组织框架的设计，并根据企业发展的规律和需要对具体的管理职能和权责利进行分离和整合、切割和调整等。

第三，从部门和岗位进行设计、设置，并对其职能和职责进行明确。

第四，根据企业和行业的特点，对企业的流程进行管理和设计，其中技术性的工艺流程由技术人员完成，由法律人给予配合并加以规范和完整。而管理流程则由法律人负责设计，由于每一个企业都有主流程和支流程，支流程总是存在于主流程基础上。管理流程的设计，相当于法律程序的设计，流程和程序在性质上是相同和相通的，具有同一性。所以，由法律人帮助设计会更严谨、更科学、更合理、更实用。

第五，制度完善工作，企业有了明确的机制、职能职责、流程以后，最终一切都还要上升到制度层面加以保障。

以上五大系统看起来非常复杂，但都有相应的模块支持，在操作层面上并不复杂，当诊断出企业存在的问题后，应该像一个裁缝一样，把各系统和子系统的模块，分割整合一下，“成衣”后给企业“穿上”即可。

综上所述，以法律人的思维、逻辑和精神、价值，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从企业的体制和机制层面、组织层面等5个方面，帮助企业管理和控制经营管理活动中可能产生的风险，才能真正发挥到企业风险管理的“哨兵”的作用。企业有了这样的“哨兵”，自然会减少企业风险发生的几率。

作者郑伟为中铁九局海外公司综合部部长、法律顾问，法学硕士，2005年取得全国企业法律顾问资格，在国际工程商务谈判、涉外合同管理、公司法与合同法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司法部《法律与生活》新闻半月刊2009年10月下半月）

本刊记者/盛学友(谷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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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一起普通而简单的治安案件，因为和当地一位领导的秘书有了关联，案件由此变得扑朔迷离。警方久办未结，双方怒气冲天，民警万千愤慨。新浪转载 

一起普通的治安案件，发生在古城沈阳市，公安机关办案一个多月也未结案。

受害人牢骚满腹，被处罚人怒气冲天，双方有一共同点，就是都认为公安机关办案不公。

“一直想尽快结案”的办案机关，则夹在中间“两头受气”，“快被折磨死了”。

何以如此？

本刊记者采访后方知，该案被公安机关认定为受害人的是一对母女——她们是沈阳市人大一位副主任秘书的岳母和妻子。

因为涉及了级别不小的市级人大副主任的秘书，这个原本极为普通而平常的案件，似乎变得扑朔迷离，更加耐人寻味了。

领导秘书被指“公权私用”

2009年6月11日17时，刘江和妻子及小姨子，因为车位问题，一对母女和刘江发生争执，继而产生肢体冲突。双方后被分开，刘江等人开车离开。

刘江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样一起简单的民事纠纷，却被人为的策划成了一起治安案件，而且是一起颠倒黑白的治安案件”。刘江被拘留10天、罚款200元。他小姨子也被多次传唤、做笔录。

那对母女则是刘刚夫的妻子和岳母。刘刚夫是沈阳市人大某副主任的秘书。

“‘公权’竟然被刘刚夫‘私用’到如此随意，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刘刚夫以市人大领导的名义难道就可以让我的家人一个一个‘进去’吗？”

“刘刚夫公权私用、以势压人就没人敢管吗？难道普通百姓与权贵有民事纠纷，就要把普通百姓关进拘留所以泄私愤？”

“如果我们国家的‘公权’可以为个别权贵者随意‘私用’，如果领导身边的秘书都来以领导的名义利用公共权利谋私利、泄私愤的话，那么我们的和谐社会还会有建成的那一天吗？法律还会有尊严吗？”

沈阳居民刘江对沈阳市人大常委会某副主任的秘书刘刚夫“将一起民事纠纷策划为治安案件”的投诉，直指刘刚夫“公权私用”。

沈阳市人大某副主任的秘书刘刚夫，真的干扰司法办案吗？那位人大某副主任知道此事吗？警方如何对待这起案件？于是，带着种种疑问和不解，本刊记者前往沈阳走访和调查。

不同版本的事件经过

对于这起治安案件，刘江一方的说法是，赵洺漉抢占其车位并对其辱骂、厮打，将他抓伤并猛踢其下身，他才还手打了对方。

而赵洺漉一方的说法则是，她们一直被动挨打，一下都没打对方，更没抢车位。

刘江一方向本刊记者介绍了事件的经过——

2009年6月11日下午5点多钟，刘江开车带着妻子王伽琪、小姨子王丹丹到中街购物，当时车位很少，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了天宝国际酒店门前的一个停车位。

刘江正在倒车进入车位时，一辆葱绿色雪佛兰乐驰轿车，突然从后面疾驶强行开入刘江准备倒入的车位。

“我见状急踩刹车，才避免了相撞事故”，刘江告诉本刊记者，他下车后找雪佛兰司机理论，“这位女司机回答，车位写你名字了吗？谁先占到就算谁的”，刘江听后“很生气”，和她争执了几句，“认为是女的，就没计较”。

就在刘江要离开时，雪佛兰轿车副驾驶位置上下来一位50多岁的女士，“却没完没了，追着我辱骂”，刘江便和她们理论起来。“这时，她们过来推我，进而双方互相推搡，她们将我手臂和颈部多处抓伤，还猛踢我下身”，刘江实在气愤不过，“还了女孩一个巴掌”。

这时，王伽琪和王丹丹“一看情况不好”，先后下车，同保安一起，把刘江和她们分开，“我们就开车离开了”。

刘江并未在意，认为不过是一起普通纠纷，“直接去了商场”，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那么严重”。

事后，他们才知道，那是一对母女，年轻的叫赵洺漉，岁数大的叫赵波。赵洺漉的丈夫叫刘刚夫，是沈阳市人大常委会某副主任的秘书。

这位人大副主任分管内务司法委员会，刘江后来才知道，内务司法委员会“专门监督公检法的”。

刘刚夫和他的妻子赵洺漉、岳母赵波，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所述事件经过，则是另外一个版本——

2009年6月11日下午五六点钟，赵洺漉开车带着母亲赵波，到了天宝国际酒店，赵洺漉将车倒着停在该酒店门前一侧一个停车位。

这时，刘江过来骂她俩，她俩在车里没在意，刘江骂了两句就走了。当她俩下车后，刘江一边骂一边冲向她们，直接给了赵洺漉右脸颊一拳，赵洺漉“当时就站不住了”。

“为了保护女儿，我丈母娘开始推刘江”，刘刚夫介绍，“这小子抓住我丈母娘，又是一顿打”。

正当赵波推刘江的时候，“后边又来了两个女人，拽我的衣服，抓我的头发，把我拽倒了”，赵洺漉描述当时的情景时说，“我妈也被抓倒了”。

赵波说，刘江用脚踢她女儿的脸，“我护着，结果把我的手踢了”。

当脖子上挂着手机的赵洺漉打电话报警时，“他们3个人上车就跑了”。

赵波起来就追，刘江下了车，“他对我说，打你是给你教训，让你长点记性，看你还敢不敢抢车位”。

赵波的说法是，在整个过程中，她们一直被动挨打，一下都没打对方，也没抢车位。

不同版本的处罚决定书

2009年6月12日11时，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小东门派出所打电话让刘江去一趟。13时，民警王立伟开始做笔录。当晚，刘江被行政拘留、罚款200元。6月22日，被拘留了10天的刘江走出了拘留所。

但是，这个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却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认定的事实是：2009年6月11日18时左右，赵洺漉及其母亲赵波在大东区大什字街107号天宝酒店西侧因争抢停车位，与对方司机刘江发生厮打，厮打过程中，刘江打了赵洺漉一嘴巴子。

第二个版本认定的事实是：2009年6月11日18时左右，赵洺漉及其母亲赵波在大东区大什字街107号天宝酒店西侧，当事人刘江因车位问题，与当事人赵洺漉及赵洺漉的母亲赵波发生口角，当事人刘江将当事人赵洺漉及赵洺漉的母亲赵波打伤，造成赵洺漉面部、颈部、眼部及耳部损伤，造成赵波头部、颈部、胸部损伤。

对这两个不同版本的处罚决定书，刘江一方的说法是，迫于刘刚夫的压力，警方对刘江的处罚，由原来的拘留5日改为了10日，认定的“事实”，也由原来的第一个版本，改为了第二个版本。

而赵洺漉一方的说法是，警方和刘江一方关系非同一般，偏袒刘江一方，才有了第一个版本认定的“事实”，后来他们提出异议，警方改了过来，于是才有了第二个版本的处罚决定书。

2009年7月20日，刘江拿到第二个版本的处罚决定书，“以前多次催要处罚决定书，派出所就是不给”，刘江说，“如果不是你们记者来采访，恐怕连这个决定书也不给我”。

刘江夫妇认为，在做出处罚决定一个多月后，警方才让人转交决定书，属于严重违法，“没有处罚决定书，我们无法复议、诉讼”。

刘江说：“在送我到拘留所时，王立伟把处罚决定书拿走了，一直没给我”。王立伟警官也承认，送刘江到拘留所时，他收走了那份处罚决定书。

2009年7月20日，王立伟又新打印了一份对刘江的处罚决定书，让到派出所接受询问的王丹丹代为转交，也没让她签署任何手续和字据。

刘江对此大为不满：“第一，我被拘时处罚书上写的是我打了赵洺漉一个嘴巴子，是第一个版本的处罚决定书。王警官7月20日让我小姨子转交的，却变成第二个版本了，与事实完全不符；第二，我和老婆并未授权我小姨子可以代替我接收决定书，王警官让她转交，属于严重违法！”

刘江夫妇要求警方将第一个版本的处罚决定书交于他本人或妻子，“并在送达回执上签发实际接收日期”。但这些要求，都未得到响应。

刘刚夫、赵洺漉及赵波，对于这两个不同版本的处罚决定书，显得义愤填膺。

“当时民警征求我们意见，问拘刘江10天行不行”，赵洺漉说，“我说行啊，就那么地吧。我们也咨询了，其实应拘15天”，等到领导审批后，“变为5天了”。这个结果让刘刚夫一家大为不满。

赵波说：“如果按照我们说的，实事求是地去写，就是不拘他，我们也心甘情愿，但没按我们说的写。”

刘刚夫对此不服：第一，给予刘江10天拘留的决定，最后却变成了5天，“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后来又改为拘10天，“相信派出所是依法改正，要是不依法，那也是公安机关的问题，不是我个人的问题”；第二，决定书只认定刘江打了赵洺漉一嘴巴子，“与事实严重不符”。

刘刚夫认为，刘江一方“临时起意”，共同打人，但警方只处理了刘江，“那两个人什么时候处理、怎么处理？”刘刚夫对至今没得到经济赔偿而耿耿于怀，“他们家人到现在都不愿意赔偿”。

不同的处理方式

2009年7月20日，警方对王丹丹做出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决定，决定暂缓执行，并收取了保证金。

警方对王丹丹处罚的理由是，2009年6月11日18时许，在大东区大什字街107号天宝酒店门前停车场，因琐事刘江（已被行政拘留）打伤赵洺漉、赵波二人，后刘江小姨子王丹丹上来推赵波，并拍打赵洺漉后背。

王丹丹当即表示不服，并写了陈述和申辩材料。

王丹丹说，当赵波母女对她姐夫辱骂、殴打并将其手臂及颈部多处抓伤、猛踢其下身的情况下，她下车过去拉架，也遭到她们母女的殴打，身上被打青紫，她并没打人。

“做笔录时，警官说录像和保安都证明我打人了，我说我记不清了，在拉架过程中可能是拍了对方一下”，王丹丹说，“结果，警官在记录中却没记‘可能’两个字。拉架肯定会有肢体接触，但我确实没打人”。

王伽琪询问为何不给刘江陈述和申辩权利，办案人说“对方不同意”。

赵洺漉和赵波在派出所接受调查时，办案人提出给她们拍照、验伤。这一点，刘刚夫和赵洺漉、赵波均予以承认，并拿出诊断病例让本刊记者拍照。

赵洺漉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一位副所长对她说，办案人跟刘江一方说，录像非常清楚，吓唬对方，这样对方就承认了，“但只承认打了我一嘴巴子。之后又对我说，那个录像啥也看不出来”。赵波说，“我从录像上看到了刘江打我女儿的动作”。

事发次日下午1点钟，刘江被叫到派出所询问时，距事发不足20个小时，“我当时让办案人看我胳膊上被她们抠的伤，说下身被她们踢得疼痛难忍，要求拍照、验伤，却不被警方允许，直接把我拘留了”。

6月15日，王伽琪在拘留所为刘江被抠伤的胳膊拍了照，10天拘留期满后，一直感到被打部位疼痛、阴茎不能正常勃起的刘江，于6月25日、7月9日、7月20日，分别到沈阳医学院奉天医院、公安医院、沈阳曙光男科医院进行检查，诊断结果是，右前臂及右肘内侧可见多处13～15个点片状伤痕，一处红肿1×1.2厘米触及皮，右处已结痂；右侧睾丸挫伤；彩超显示睾丸内有积液；不举，硬度差，今失利性生活。

7月21日，刘江向警方递交伤情鉴定申请书，至9月22日，“警方没有任何动静”。

赵洺漉介绍，她到大东公安分局做笔录，姓谢的一位警官见到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自己有没有反省一下，人家跟你有多大的仇，对你下手这么重啊？”姓谢的警察还说，警方已经很照顾她们了，“要不然，按这种情形，你家人也该抓”。赵洺漉认为她们是正当防卫，“如果这样也被抓的话，谁还敢见义勇为？”

刘江一方认为，赵洺漉她们不属于正当防卫，“她们抢车位在先，并对我先行辱骂，进而发生肢体冲突，抠伤我手臂并猛踢我下身，我才还了赵洺漉一嘴巴子”。双方肢体冲突造成刘江皮肤多处损伤、睾丸有积液并性功能障碍。同样，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也应该对赵洺漉、赵波进行治安处罚，“但警方并未处罚她们”。

7月21日，刘江向警方提起书面控告，请求本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依法对赵洺漉、赵波进行治安处罚，以显法律之公平，但时至本刊记者发稿，“警方没有任何动作”。

刘江和办案民警的对话

7月2日上午，办案民警把刘江叫到派出所，民警乙告诉他，“你媳妇和小姨子的事儿还没完呢”，原因是对方一直在找，“昨天人家又来了，追着不放，人家找到局里了，就咬着你媳妇和小姨子，就说她俩动手了”。

刘江：她俩下车根本就没动手。

民警甲：你小姨子在笔录中说拉架时拍了对方一下，咱们认为是拉架，在人家眼里是啥呀，打架，打了，人家嘴大啊，人家说啥就是啥了！

刘江：对方现在啥意思？

民警甲：对方无外乎叼着你媳妇和小姨子。

民警丙：对方认为只拘留你10天就是不高兴。这事儿一把局长都知道，对方认为轻。

民警丁：他不是人大代表吗（实际是人大某副主任秘书），你去人大告，人大代表咋了，就得听他的啊？他有这权限吗？你这么告他，直接写信，直接到人大，干涉公安机关办案，不行到纪委，再不行上中央，一个普通纠纷，至于这样吗？人大（秘书）就可以为所欲为啊？

民警丙：就是， 拘完你们，还想管你们要钱，讹上了。

民警丁：看不明白吗？就这案子，往上告，最直接，你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啥也不是。你就和他打到法院去，我和你说实话，法院他都能找着人，你和他打这个官司打不起，你要不就直接上人大告他。

刘刚夫的感慨和民警的愤慨

“只要达到教育的目的就行了。至于公安机关如何处理，我没有权力干涉。如果我有权力干涉，这个案子早就结束了”，在本刊记者面前，刘刚夫一副无奈的样子，“受害者被整成这样，这个社会太可怕了”。

刘刚夫认为，刘江他们3人殴打他的妻子和岳母，“但是，公安机关销毁或隐匿了一个录像证据，仅处理刘江一个人，对那两个人没处罚是不正当的”。

赵波和赵洺漉也觉得，“一个领导的秘书的妻子摊了这个事儿，都没有申诉的机会，要是老百姓摊事儿，肯定太难了”。

“如果我利用公权力违法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了，我受到这种质疑我认可，但是我达到目的了吗？根本就没有，在整个过程中就没有”，刘刚夫对本刊记者说：“我们不但没受到公正待遇，还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您说奇怪不奇怪？而且我们还要受到质疑，您说奇怪不奇怪？”

对公安机关办案“很失望”并“受到了公安机关压制”的刘刚夫，对本刊记者的采访十分高兴，“我们终于有说话的地方了”。

刘刚夫有没有“公权私用”干扰公安机关办案呢？本刊记者走访了办案人员。一位领导说出了心里话——

咱们媒体介入的话，咱们民警会有很多话跟你说，会很激动地跟你说。最起码让咱们有个讲话的地方，能给咱们撑撑腰，为咱们减轻负担。

当天晚上，我们一把局长亲自坐镇，就怕出现人家不满意的事儿。

刘刚夫坐在办公室一直盯着咱们。批下来后，一看是拘5天，不干了，连夜给咱们一把局长打电话。说心里话，值班领导被逼无奈，又重新填的。

这个案子困扰咱们很长时间了，到现在都没完没了的，最终目的是想人咬完了，让我们给要钱。我们有规定，人处理完了，经济赔偿不管，可以到法院起诉，该赔多少就多少，可人家就是不干，不依不饶的，没完没了，怎么解释都不行。

该拘的也拘了，已经受到教育了，还能咋地？甚至我们都提出来，对方身上也有伤，人家大老爷们被抠得一块一块的，你还想怎么样？

民警恨得咬牙切齿，有的民警嘀咕说，不行我们也告去，豁出去了，还能把我们咋地？人家说的都是歪曲事实、都是假的，你说的都是真的，还讲不讲理了？法律是你家开的呀？

说心里话，他这个身份和地位，我们想结交都结交不过来呢，还敢得罪他吗？作为人大主要领导的秘书，他这个位置砸人哪！我们一把手、主管领导全接待过他，但怎么接待也不行！

一会儿说把纪委整来，一会儿说和唯众书记（原辽宁省纪委书记王唯众）非常熟，是铁子，还说和政高省长天天见面，都这个，咱一听都迷糊，别说这么大的领导，俺们公安局纪检组组长咱都接触不上。

动不动就说让纪委来查，我说动用纪委，属于大材小用，如果民警有问题，分局纪检收拾咱们呜呜的，我这号的市局纪委收拾都富富有余。再说，许文有局长来了之后，抓咱们队伍管理，一点都不含糊，一点都不讲情面。公安纪检收拾公安老狠了。

这位人大领导正好分管内务司法委员会，内司委正好监督公检法。所以他（刘刚夫）这么一整，给咱们整得压力老大了。

不用说刘刚夫是副处级，就是副科级，都能把人吓坏了，那可不一样，高层领导咱们一年也见不着一回，人家天天围着领导转，为领导服务，这玩意儿可了不得。

人家一讲就是一个小时，这个领导，那个领导，咱们一听，都没见过。他多亏是给人大副主任当秘书，要是给陈政高（辽宁省省长）当秘书，那我们还不得都给枪毙了？！

纷争仍未结束

9月13日，一位警方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公安局法制科还在研究这个案子。

该案不是重大疑难案件， 为何一直未结案呢？

刘刚夫认为原因是，刘江一方到现在都不愿意做出赔偿；刘江一方打人后一直不承认错误；公安机关一直在偏袒刘江一方。

双方当事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导致的结果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9月9日，刘江以警方认定的“违法事实”与事实不符、适用法律错误以及处罚和办案程序违法为由，将大东公安分局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对他做出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9月16日，大东区人民法院正式立案，进入了司法程序。

沈阳市人大某副主任表示：“如果情况属实，一定严肃处理，决不姑息迁就！”

该案进展如何，本刊继续关注。（《法律与生活》新闻半月刊2009年10月下半月总第404期）

文/子轩

　　2008年12月17日，京城轰动一时的以某著名FS医院为名进行的非法集资案终于有了结果，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北京中行亚太科贸有限公司罚金10万元人民币，判处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力文有期徒刑5年，罚金8万元人民币。由于杨力文本人还犯有诈骗罪，法院最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判决后，杨力文没有上诉。

　　刑事判决虽然生效了，但由该事件引发的纷争并没有因此而平息。因为在此次非法集资案件当中，共有99个被害人，他们共被非法吸存1774万余元，而刑事判决最终只给他们退赔了430万余元，如今中行亚太公司被吊销了，杨力文进监狱了，那么剩下的这1344万元的损失应该由谁来埋单？此时，当年与中行亚太公司一起合作的FS医院进入了法律视野……

挑选合作方不慎 隐患多

　　FS医院在京城称得上是一家久负盛名的医院。2005年左右，医院决定将营区内空置的教堂楼及后山圣母院楼出租利用起来，开始对外寻求合作伙伴，经多种途径的接触和考察，最终将合作对象锁定在一个名叫杨力文的人的身上。

　　杨力文，1957年出生于北京，不但在部队服过役，还在公安部门工作过，从1984年开始做生意，1995年在香港取得永久居住权，又名钱洪。在外人眼里，杨力文是一个实力雄厚的企业家，其一人身兼数家注册资本金为百万元以上企业的法定代表人：2001年8月7日，杨力文成立了北京凌格威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600万元；2004年3月5日，杨力文成立了北京中富财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2006年5月12日，杨立文成立了北京联汇丰润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2007年1月26日，杨力文又成立了北京中行亚太酒店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2999万元。

　　2007年3月30日，FS医院于与杨力文的中行亚太酒店有限公司签署了《FS医院营区“教堂楼”及后山“圣母院楼”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开发医疗资源——亚健康人群传统医学保健，开设“FS医院玉泉山康复保健中心”，FS医院负责申办该保健中心的手续，负责健康体检和医疗服务项目的实施，中行亚太酒店有限公司投资改造房舍，每年向FS医院支付120万元的租金，从第五年起租金每两年递增10%，医疗保健服务的收益由双方五五分成。同年4月20日，双方又进一步签署了《康复保健中心医疗保健项目合作协议》，FS医院同日还下达了《关于成立康复保健中心批复》，明确了该康复保健中心属于FS医院下属的一个非法人特需医疗单位。从此，双方的合作关系正式开始。

　　但事实上，杨力文设立的中行亚太酒店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虽然表面上高达2999万元，但股东实际出资并没有到位，换句话说，公司其实并没有资金用以运营康复保健中心这个项目，但由于FS医院与中行亚太酒店有限公司之间签署的是一个FS医院不出资只获益的坐收渔利的协议，FS医院虽说进行了考察和挑选，但实际上并未对合作方的资质和实力进行任何实质性审查，因为只要其稍作调查，便能发现合作方的注册资本金可能存在严重问题。而FS医院竟然没有注意到，这就为后来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全程监督不得力 陷阱深

　　由于北京中行亚太酒店有限公司并没有运作资金，为了完成康复保健中心这个项目，杨力文只能想办法进行筹集。合作协议签署后不到一个月，杨力文便开始与医院协商，要求以康复保健中心的名义对外发展会员，销售会员卡。

　　FS医院通过研究同意了杨力文的这个想法，但限定会员的形式必须是在康复保健中心消费和体检，所缴纳的会员费相当于预交押金，会员可以在体检中心免费体检，可以在保健中心得到优惠，如住院床位费可享受七折。

　　为此，杨力文向FS医院提供了27份空白的会员合同，其中甲方是康复保健中心，乙方是北京中行亚太酒店有限公司，丙方是会员。合同约定，丙方申请成为甲方的会员，在签订合同时向乙方交付储值金，合同履行期满时，乙方一次性将丙方储值金返还。FS医院在合同的甲方处加盖了康复保健中心的印章。

　　在实际的销售过程中，FS医院所限定的会员形式并不能达到杨力文筹集项目资金的目的。于是，杨力文心生一计，擅自对会员形式作了变化，在原来合同上增加了一条收益条款，即缴纳了会员押金的会员，不但可以得到FS医院所提到的优惠，还能享有11%的年收益率。

　　为此，杨力文还在京城三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京华时报》、《法制晚报》、《北京娱乐信报》头版大幅登出了此类会员卡的广告，马上引起了一些中老年朋友的关注。

　　为了核实这个项目是否真实，有人打电话到FS医院进行核实，有人到FS医院现场考察，当他们看到FS医院与北京中行亚太酒店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看到FS医院行政楼内设置的康复保健中心的办公室，他们坚信有了FS医院这块牌子，他们是不会上当受骗的。

　　这些老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手中持有的会员合同中甲方的康复保健中心的印章，后来居然被鉴定出是杨力文指使办公室人员在外私刻的，这对他们而言犹如是晴天霹雳。

　　对于FS医院而言，杨力文的偷梁换柱这一招也使他们傻了眼，因为他们在杨力文提供的27份空白会员合同上加盖了康复保健中心的印章后，再没有就会员问题与杨力文进行接触。后来陆续有人持“健益宝”会员卡到医院体检中心进行体检，并且前来体检的人数已远远超过27份空白合同所能发展的会员人数。

　　到了2007年7月，康复保健中心的会员正在继续发展，北京中行亚太酒店有限公司内部却悄然发生着变化，其成立之初的3个法人股东陆续退了股，将股权转给了北京中富财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和自然人唐海平，与此同时，杨力文还将公司的名称进行了变更，将北京中行亚太酒店有限公司更名为北京中行亚太科贸有限公司。

　　7月10日，杨力文给FS医院发来一个更名的函，FS医院不但在函上盖章签收，还把更名函又交还给了杨力文。

　　其实，变更后的法人股东北京中富财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也是杨力文的公司，其注册资本仅为100万元，在中行亚太公司的出资竟高达2099万元，而另一个自然人股东唐海平，工商登记的出资额为900万元，但实际上分文未付，是杨力文为了还人情而送给别人的干股。这些直接影响北京中行亚太科贸有限公司后来偿还能力的变化，如果FS医院稍作调查，便能发觉，但FS医院错过了。

亡羊补牢不及时 风险大

　　如果说没有发现羊丢了而没有去修补羊圈还情有可原，那么已经发现羊丢了还迟迟不去修补羊圈，导致所有的羊都丢了，那就是一种悲哀了！

　　同样是在2007年7月，有人拿着被杨力文篡改的会员合同到医院进行咨询，FS医院理应发现会员手头所持的合同并不是他们当年签章确认的合同，明显多出了“会员利益取得方式”和“会员收益保证及押金返还保证”两个条款，但根据有关会员事后回忆，FS医院并没有当面否认这些合同，于是很多会员去杨力文那又多购买了好几份。

　　后来院方向有关司法机关陈述，他们在发现这份收益合同存在时，就约见了杨力文，明确指出他们不能以FS医院的名义对外宣传，要求杨力文立即停止对会员卡的销售，但承认确实没有对外公开发表任何澄清的声明。

　　就在FS医院已经明确知道杨力文私刻康复保健中心的公章发展会员后，仍然还有人继续在北京中行亚太科贸有限公司购买健益宝会员卡，继续在上当受骗。

　　这些会员纷纷表示，如果当时FS医院对外发表了声明，他们肯定不会去购买这个会员卡，就是认准了FS医院的牌子，相信这么大的医院是不会欺骗我们的。据不完全统计，有很大部分的会员就是在2007年7月中旬至当年8月购买的，如果FS医院及时对外发表声明，这部分人原本是可以避免这场灾难的。

　　2007年8月24日，杨力文被刑事拘留……

　　据笔者了解，会员们已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对FS医院的起诉……

律师点评：

　　本案是一起因外部合作方的犯罪行为而使自身陷入信任危机，进而引发一系列诉讼风险的典型案例，也给一些企业敲响的警钟，因为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对外合作是不可避免的。

　　如何利用合作方的优势，达到合作的目的，同时又能防范因合作引发不利的风险，避免为他人的错误埋单？事前防范、事中防范、事后防范必须三管齐下。

　　事前，在选择合作方时，不但要认真审查对方的主体资格，如查看企业营业执照、自然人身份证明等情况，还应当加强对合作方资质的审查和资信的调查，如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询企业登记、变更情况、注册资本、股东状况、经营范围、成立时间等信息，必要的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合作方的财产状况、经营状况和信誉程度等，以确保合作方具有合作的能力。

　　事中，在合作过程中，应当对合作方开展的业务进行全程监督，尤其是对合作中要使用己方的名义、公章、空白合同、介绍信等时，应当特别加以注意，最好能派专人负责，适时进行监控。因为在合作中这些环节最容易引发诉讼风险，有时甚至是刑事风险。

　　事后，一旦发现合作方冒用己方名义对外签署合同或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时，应坚决加以制止，对外发表公示性的声明，及时追究合作方侵权的法律责任，与合作方划清界限，决不能抱有只要不侵犯自身利益就不闻不问，放任自流的心理。

　　很显然，在本案中，FS医院怠于防范风险，虽然表面上貌似缘于他人的错误，但其实就是自己的错误，必将要为这个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娄秋琴

(《法律与生活》新闻半月刊2009年9月下半月)

对我来说，10月5日，是个心痛的日子。

一

2008年国庆节，我正在重庆度假。那几天，我的手机没电，充电后也没开机。反正是度假，关机就图个清静，要不然，这个找那个找的，一点也不得消停。

10月6日下午，我打开手机，看看有什么信息没有。

突然，手机响了，铃声非常急促。

我跑过去拿起手机，是哈尔滨的一个朋友来的电话。她和我认识好多年了，相处得如同亲哥妹。自从我离开哈尔滨到了成都以后，都是她每个月给我儿子送生活费。我儿子住在一家助养院，已经住了10年了。

她告诉我：“哥，盛洁没了！”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什么没了？”

“盛洁走了！”

“去哪了？”

“他……死了……”

我一下子呆住了，手在抖，脑袋有了片刻的眩晕。

“啥时候？”

“昨天。”

“我马上订票赶回去！”

“你不用来了，今天已经火化了！”

“……”

“哥，不用悲伤，盛洁走了，对他自己、对你和他妈，都是一个解脱！”

2008年10月5日，盛洁——我的儿子——走完了他短暂的16年的人生之路，离开了这个喧闹的人世，化作了一缕青烟，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一定是一个清静的没有任何喧闹的世界，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没有病痛，没有寒冷，没有酷暑，应该是一个清清爽爽的洁净世界！

儿子，你走吧，你到了另一个世界，不再有痛苦了，不再有人世间的烦忧，你回归到了你原本年少应有的快乐，无忧无虑、天真活泼，想吃什么有什么，想玩什么有什么——你在人世间所没有得到的，在那里一定都会得到的！爸爸给你祝福，祝福你过得好！

二

在人世间，我的儿子——盛洁——并未享受到快乐！

我儿子1992年3月10日出生于美丽的哈尔滨。他妈妈从怀上他，一直到孩子即将出生，都没有任何征兆。

孩子出生后，是个儿子，我当时高兴的不能自己。给接产医生买了好多好吃的，还给了小红包，尽管那个时候我是一个自由撰稿人，收入非常低且不固定。

给儿子起了名字——盛洁——神圣、纯洁之意。儿子的外婆和妈妈，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信了很多年的基督徒。

像其他孩子一样，小时候的儿子，没有发现什么不同。

记得那次恬妞、万梓良等演员到哈尔滨演出。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我采访了万梓良、恬妞夫妇。恬妞的妈妈也跟她一起来了哈尔滨。和恬妞的妈妈聊天时，得知她是山东青岛人。我告诉她，我也是山东人，是菏泽郓城人。她一听是老乡，显得格外高兴。我们聊到了孩子。她一听我有个漂亮的儿子，高兴地给了我一盒从山东带来的煎饼，并送了一个小红包——里面包了200元人民币，送给我作为给我儿子的礼物。

我的把煎饼和钱带回家，儿子在床上吃煎饼吃的很香甜，满嘴都是煎饼渣滓。我给儿子拍了照片，洗出来之后，送给了恬妞的妈妈。老人看到我儿子吃煎饼的样子，乐得眼泪都出来了，一个劲儿地夸奖孩子真可爱，并祝愿我的儿子长大成才，“像爸爸一样做个优秀的记者”。

我回家把恬妞妈妈的这些祝福转达给了孩子的妈妈，她高兴得了不得，孩子的外婆外公也乐得合不拢嘴。

三

我印象中，儿子在我起床时，会把我的衣服和鞋子抱过来，放到凳子上；儿子喜欢唱《大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这首歌曲；还会背《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青波”；我那个时候抽烟很凶，他知道拿打火机给我点烟，尽管打不着火，但他是在为我点烟……

那个时候，我还很幼稚，把一切想象的都很美好。写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法制日报、经济日报等中央级媒体发表后，都会得到领导的批示，文章反映的问题，也都得到了相应的解决，于是我的心中鼓满了成就感，觉得为百姓解决了实际问题，自己的社会价值由此得到认可。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批评、揭露的文章越写越多。殊不知，笔锋在保护了一些人的利益的同时，也在伤害着另外一些人的利益。

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我写的文章得罪了哈尔滨市一位主要领导。于是，我的人生经历之变故，由此被埋下了伏笔。

由此导致的1997年的这场人生变故，不仅改变了我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我儿子的命运。

15个月之后的1998年3月，检察机关撤销了案件，我被无罪释放。

回到家以后，我才发现，儿子不再是以前的儿子了——因为看到我被抓，儿子受到极度惊吓，开始向抓我的那个人叫喊着“要爸爸”。从那以后，儿子语言功能丧失，不再会喊“爸爸”——到医院检查，是不明原因的“大脑缺氧”引起的“渐进性脑细胞坏死”导致的。

儿子的病情逐渐发展为——扶墙挪步——搀扶着才能走动——再到后来，便卧床不起了。

虽然15个月后我获得了自由并获得了赔偿，但我还是于1998年年底之前离开了这个令我伤心的哈尔滨，到了天府之国——四川成都。之后不到一年，儿子住进了助养院。

每次回哈尔滨，我都到助养院看望我的儿子。开助养院的是基督徒，基督徒都有爱心，爱他人如同爱自己，因此我的儿子在那里得到了悉心的照料。我很感激他们——那些帮助、照顾我儿子的兄弟姊妹——他们都是基督的儿女！

我的儿子在助养院一躺，就是10年。

四

眨眼间，儿子已经16岁了。16岁，应该是读中学的年龄。但他却不能，只能每天看着天花板，一分一秒地捱着日子，等待着死神一天天的降临、逼近。

我最后一次看望儿子，是2008年3月1日。

每次看望他，他虽然不能表达，但从他的眼神里，我能读懂他的心思。他的眼光会追随着我，有时也会露出笑容来。

2008年3月1日，我来到助养院，看到我时，儿子眼里流露出一丝兴奋。他躺在床上，我握着他的手，他的手不热乎，凉凉的，因为久卧病床，再加上病情所致，他的血液循环不畅，手便是凉的。我握着他的手，和他说这话，尽管他听不懂。

我一边按摩儿子的手，一边对儿子说：儿子，爸爸离你太远，不能天天来看你，也不能经常来看你，但是爸爸天天想着你，知道你在这里。只要爸爸有时间，只要爸爸来哈尔滨，就一定到这里来看你，给你买好吃的……

儿子似乎听懂了我说的话，我发现，儿子的眼角竟然流出了泪水！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我和儿子的那次见面，竟然是最后一次见面，成了永诀！

五

儿子死后，他的妈妈按照基督教的仪式，火花了儿子的尸体。在火葬场，基督姊妹们为他祷告，为他祝福，祈祷他得到永生！

我也祈祷儿子，儿子的死，其实也是活，死了便又活了，他只不过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到了美丽堂皇的天堂，儿子变为了一个天使，在基督的世界里，他幸福地活着，并重新开始了他的另一种人生。

虽然，如我朋友所说，儿子的死，他本人、他的妈妈，还有我这个做爸爸的，都得到了解脱，但是，从内心深处，我不愿意这样！他的存在，至少在哈尔滨，还留下我一丝牵挂。

儿子走了，我没有看到他最后一眼，他也没有看到爸爸、妈妈最后一眼，带着遗憾走了。据助养院的人讲，儿子走的那天，2008年10月5日，凌晨3点多钟，他哭得很厉害，嗷嗷地哭，之后，就没有了动静！他就这样走了！

2009年10月5日，是儿子离开人世一周年的日子，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告慰自己心灵的，只有也只有写这篇纪念儿子的文章，寄托我的哀思，同时，也为了表达我对儿子的忏悔，儿子的一生——短暂的、仅仅16年的人生——却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父爱和母爱，这是我这个做爸爸的良心不安之所在！

儿子，你化作了青烟，你化作了泥水，当我踏入哈尔滨这块土地，当我看到哈尔滨上空蓝天白云，儿子，我就如同看到你本人——但此时的儿子，不再是受苦受难的儿子，而是可以翱翔于天空、翱翔于天堂的一个小天使！

儿子，上帝与你同在，上帝保佑你——直到永远！

在此我向那些曾向我儿子奉献爱心的各界人士表示我忠心的感谢！深深地给你们鞠躬致敬！

附：法律与生活社长总编李秀平文章《一位记者的新闻旅程》

网络敲诈已形成 枪手替公关公司骂人 月赚上万元

    “网络是个江湖！”这是IT圈子里流传最广的一句话。

    在这个网络江湖中，有网络管理者代表的政府，有企业网站扮演的客商，有普通网民组成的民众，当然也有靠巧取豪夺发家的“江湖豪客”。

    记者几经周折采访到了几名长期在网络上靠敲诈勒索为生的“豪客”，他们披露的内容揭开了“网络江湖”的冰山一角。

网络枪手在地产商间“挑事”月赚3万

    张雷（化名）的“早晨”是从黄昏开始的。9月18日晚7点，当记者按约定来到时，他正坐在中关村附近的一家麦当劳里吃着“早餐”。

    张雷是一名网络写手，只不过他从来不用自己真实的姓名写文章。

    张雷每天的作息时间也很规律，只不过和正常人完全相反。每天下午5点左右，他从位于中关村附近的家中醒来，简单地梳洗之后赶到家附近的麦当劳吃“早餐”。

    晚上8点左右他回到家中开始看邮件，那些邮件有很多是各个公关公司发来的，邮件的内容就是让其伪装成不同的身份，撰写文章谩骂或攻击不同的企业，“当然，有时候也骂人，不过那些挨骂的大多数是名人。”

    张雷本身就是学中文的，所以他写文章的速度出奇的快，并且用词讲究、文理通畅，这也就是他被多家公关公司同时招募的原因。

    一般来说，张雷的文章是以字数算钱，每个字两角钱。如果有了任务，他每晚要写出3000到5000字。

    文章不是由他直接放到网络上，而是把文章发到委派任务的公关公司，由公关公司进行编辑后再发布到网络上。而与他合作的公关公司都有他的银行卡号，在文章发布出几天后，就会有相对应的稿酬打到他的账号上。

    “去年金融危机时，各大楼盘之间都在打口水仗，我当时几乎都是整夜的写，一直写到早上七八点。那个月我赚到3万多，不过平时我每个月也有1万块左右的收入。”张雷说。

    他说，自己并不认识那些他骂的企业或个人，每次公关公司找他的时候都会给他提供一些被骂者的基本资料，而他就像作家一样去编造一个个故事，诋毁或谩骂那些与他素未谋面的对象。

公关公司扮演掮客角色居间调停

    在张雷的引见下，记者见到了与其合作很长时间的某公关公司媒介部经理蔡女士。

    蔡女士三十多岁，非常健谈，“其实我们是中间人，真正的雇主都是一些网站。”她说。

    据蔡女士介绍，很多骂人或攻击别人的“业务”都是一些小型网站委托过来的：“一般来说，网站会先给我们一些资料，让我们去熟悉一个企业。随后网站会要求我们写一篇长度大约多少字的文章，并且会要求写出多个不同的版本，最后由网站来定稿。”

    “网站给我们开的价是每个字五角钱，如果文章确实好，可以加钱。我们给写手两角钱一个字，有时会多给点辛苦费。”蔡女士说，文章通过网站定稿后，公司会找一些帖手去贴，而那些帖手多是一些电脑高手，可以利用技术无限量地贴到各个不同的网站。不过他们在贴之前，这种文章都要由委托的网站先独家发表，而帖手在贴的时候都会标明从哪个网站转载来的。

    蔡女士介绍，之所以标注出处，是为了被骂的企业或个人能够顺着线索找到委托的网站进行交涉。而当有被骂的对象找到网站时，网站往往会将其推到公关公司，由公关公司与被骂的对象签订公关协议，删除帖子并刊登一些正面的文章。

    “这种公关活动的费用一般在十万到几十万不等，主要还是看对方的经济实力。”蔡女士说。

    “别看我们公司不大，但是我们的客户几乎囊括了所有的领域。从房地产到汽车，从酒店宾馆到连锁超市。我们只管居间调停，其他的事我们什么都不管。”蔡女士说。

多个企业曾被敲诈

    记者从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了解到，早在2007年，总部位于深圳市的某科技就曾经打过官司，而当时起诉的原因就是有人先后在网络上发表大量侮辱诽谤该科技及其掌门人的文章。

    据该案件的审理法官介绍，当时被告就是借助一家由其实际掌握的公关公司当傀儡，而那家公关公司的名字就叫“微协”公司，谐音就是“威胁”。

    开始法院还很奇怪，明明就是敲诈勒索，为什么不去公安机关立案。但当法院了解到全部事实后才认识到，原来被告就是把写、发表、收钱等具体细节分离开来，使得其刑事敲诈变成了民事侵权。

    最终，南山区法院判决被告及其所领导的“微协”公司败诉，共计赔偿该科技人民币80万元。

    记者同时还了解到，很多知名IT企业也都曾经被人敲诈过，不过最终这些企业都没有成功地走刑事立案程序。

    这次奇虎公司抓住关键证据，才将涉嫌敲诈勒索者举报到公安机关。

业内现状博群、Q群也成敲诈媒介

    随着记者调查的深入，一些大的门户网站所开办的博客群及一些Q群也进入了调查的视野，原来这些群的成员也或多或少地参与到这种敲诈勒索之中。

    9月19日，记者采访了国内某知名门户网站博客编辑王小姐。她披露，虽然该网站早已经跻身门户网站的行列，但是依旧在从事着一些敲诈勒索的勾当。

    “我就是管理博客的编辑，我手下管理着几万个博客。我经常会接到网站高层的指示，约请一些博客主人写一些攻击性的文章，并且在网站高层的授意下将这些博文置顶，或是挂到网站的主页上。”王小姐说。

    她告诉记者，往往在这些文章发表过一段时间后，就会有被攻击企业的广告挂到网站上来，随后就有来自高层的指示让其撤掉这些文章。

    而记者还从一些Q群的参与者那里了解到，目前有一些Q群也在从事这种交易，先是组织成员集体发帖子攻击某知名企业，然后再假手公关公司从中收取一些费用，最后平分赃款后撤帖了事。

网络敲诈步骤图解

    第一步：枪手写文章

    一些网站寻找潜在的被敲诈对象，然后搜集资料并交给合作的公关公司，公关公司找枪手，撰写好攻击性文章

    第二步：帖手转帖

    专门的帖手负责将文章贴到其他的网站上。网络帖手除了技术过硬，人脉也很广，和多家门户网站有着密切的关系。贴一篇文章十块钱，要保证想挂就挂，想撤就撤

    第三步：公关公司调停

    被诋毁的企业找到始作俑的网站协商。为了避免被指责为敲诈勒索，网站都会让公关公司出面调停。最终被害企业掏钱了事，网站在和公关公司分赃后撤下文章。网站会从公关费中拿走60%到80%

法律看点:录音留证便于警方查处

    中国法学会刑法专业委员会的张平,在很早以前就开始关注网络敲诈的问题。

    张平说：“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实施网络敲诈，那么必须是行为者自己发表文章、找被害人谈判、收钱分赃，这些行为都要有证据来证实。”

    “现在，这些敲诈者为了逃避打击，往往是找枪手来写，然后让别人发帖，找公关公司调停。警方无从掌握证据来立案侦查。”张平说。

    张平指出，正是这种被分解的敲诈勒索，使得很多受害单位或个人无法以刑事案件来举报敲诈者，最终只能选择民事诉讼。

    而由于民事诉讼往往时间漫长，且程序比较复杂，所以很多受害单位或个人干脆选择出钱买平安，最终花钱撤下帖子。

    不过张平也指出，当企业遇到这种敲诈勒索时，如果能注意搜集证据，那么无论将来是以刑事案件追究还是走民事赔偿程序，都将有所帮助。

    “在奇虎事件中，就是采用了录音的办法，才使得警方在查处时有了比较充足的证据。”张平说。文/记者王洪禹( 2009-9-21《法制晚报》)

高档豪华背后的真实骗局

赵勇进  罗璐

摘要：投入四五十万元，租用高档写字楼房、借用豪华轿车，雇用10多名员工，成立两家公司进行诈骗。3个月内骗得3家公司171万元后逃之夭夭。警方历时两年多，终将行骗者捉拿归案。

2009年5月21日，浙江平阳人化名张淳的陈绍东、化名陈国回的陈夫足因涉嫌合同诈骗被江苏省通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5月27日，一审法院宣判：陈绍东犯合同诈骗罪，判有期徒刑10年6个月，罚金20万元；陈夫足犯合同诈骗罪，判有期徒刑10年，罚金40万元，合并执行刑期15年。

厚厚的案卷，揭开了一个骗局，令人深思和警醒。

抛出项目

2006年4月的一天。江苏华阳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收到一封厚厚的信函，寄信者为深圳市格利泰科技有限公司。华阳公司总经理打开信封，一本精美的册子跃入眼帘，上面推介的是一个第三代绿色建材项目。这正是华阳公司所考虑的项目。

电话打过去，与一个自称副总的陈国回联系上了。几天后，对方按要求寄来项目的可行性报告。两个月后，华阳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飞往深圳对格利泰公司进行考察。两人一下飞机，就被对方总经理张淳和副总陈国回用豪华的奔驰轿车接走。

格利泰公司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国际商会大厦内，房间内有20多台电脑，每台电脑前都有穿着考究的员工在操作。双方洽谈之后，张淳即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合同提出签约。华阳公司认为签订合同的条件还未成熟便没有答应。

几天后，陈国回考察华阳公司。双方洽谈后，陈国回从精制的文件包里掏出格利泰公司对他的授权书及公司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声称自己有权签署合同文件。此时，华阳公司认为格利泰公司有场地、有员工，不会有假。于是，双方签约，合同的主要内容为：双方合作各出资50%，格利泰公司将发挥技术、销售及资金优势；华阳公司则提供厂房、人力等。

合同起草后，华阳公司董事长代表本公司郑重地在合同上签名、盖章。临到陈国回时，他却故作谨慎，说要将合同带回寄往美国，让总部的老总陈德才签名。

虚拟设备

至6月中旬，张淳打电话给华阳董事长，问哪里有对路的设备。又过几天，张淳说他做了详细了解，湖南湘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有设备，是意大利技术，价格比进口的要低。

华阳董事长没有直接答应购买，而是上网查询，结果确有这家公司，位于长沙市开福区大明工业园，占地30多亩，有员工200余名，具有多年加工及制造经验等等。

看到这些介绍，华阳公司还是不放心，提出与格利泰公司一同考察湘意公司。7月15日，张淳与华阳的董事长、总经理分别飞往长沙。3人碰面后，张淳将盖有格列泰公司印章和陈德才签名的合同交给华阳公司董事长。来接机的是一个操着湖南口音，自称叫俞建荣的副总。3人一番介绍后，即坐上俞建荣的豪华轿车向湘意公司驶去。

汽车在横挂“湖南湘意机械”牌子，竖挂“湘意公司”铜牌的大门口停下，在俞建荣的陪同下，三方在车间转了一圈。华阳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提出要与技术人员见面。俞建荣抱歉地说：“技术人员去意大利了。”接着，数人即离开该公司下榻在长沙市南方明珠国际大酒店。

在张淳住的房间里，三方“老总”又进行了洽谈，因湖南湘意公司要价太高，商谈没有进展。翌日，张淳再次把俞建荣请来。经过三番五次艰难的讨价还价，最终三方达成一致，设备价为505万元，一周内付清定金，3个月后交货。对于202万元的定金，张淳说，按合同约定，格利泰与华阳各履行50%。

套取定金

两天后，张淳打电话给华阳公司，问他们什么时候汇定金。2006年7月21日上午，张淳告之华阳公司，说他们的定金已汇往湖南。华阳公司的董事长随后电话询问湖南湘意公司。俞建荣告诉他，格利泰的定金已经收到，并将电子划汇报单传真给华阳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华阳公司于当天下午，也以电汇的方式将101万元汇往湖南湘意公司。两天后，华阳公司收到湘意公司寄来的收据。

10天后，华阳公司董事长与深圳格利泰公司电话联系有关事宜，却无人接听，再打格利泰公司有关人员所提供的电话号码，均无人接听或停机。这下，华阳公司感到情况不妙，再与湖南湘意公司联系，俞建荣的手机拒接，该公司的固定电话也无人接听。

电话一直拨到深夜，才从一个职员嘴里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深圳格利泰公司上周五宣布破产解散，原因是美国总公司破产，老板跳楼自杀。”

华阳公司的负责人怎么也不相信这一事实。8月2日，他们决定再到湖南湘意公司调查实情。在原湘意公司所在地，他们发现湖南湘意公司的铜牌不见了。询问门卫后才得知，原来湘意公司的片子是临时挂上去的，里边的一切都属湖南五尔多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在此前数月，张淳、俞建荣等人持湖南湘意公司的营业执照与五尔多公司签订了用房租赁及委托加工协议，并提出有客户来考察时，将“五尔多公司”的牌子换上“湖南湘意公司”。

而所谓的深圳格利泰公司汇往湖南湘意公司的101万元的电子汇划报单也是假的。

立案侦查

华阳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回来后即向当地警方报案。通州警方随即介入、立案侦查。

警方发现，101万元汇入建行长沙市潇湘支行湘意公司账户后，当天就被转汇农行太原市北城支行万家美公司账户，并分3笔于当月24日、25日、26日被人提走。经华阳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对银行监控录像辨认，取款人就是所谓深圳格利泰公司的副总经理陈国回。

接着，办案人员查清，深圳格利泰公司通过虚假出资、虚假增资，在他人公司的基础变更成立，现已人去楼空；湖南湘意公司也是靠欺骗的手段，将“五尔多公司”临时穿上了“湘意公司”的外衣；太原的万家美公司，则更是无确切身份有法人、无经营地址、无经营项目的“三无”空壳公司。

犯罪嫌疑人在实施诈骗犯罪时均用假身份证，在骗得巨款分赃后，均作鸟兽散。这给警方抓捕犯罪嫌疑人带来困难。

经过较长时间的艰苦侦查，警方判断，采取这种诈骗方式的极有可能是浙江平阳人，于是奔赴平阳侦查。当地派出所提供了45张嫌疑人的照片，让华阳公司的董事长辨认。他戴着老花眼镜，将全部照片认真仔细地看了一遍，十分肯定地认出深圳格利泰公司总经理张淳，其实他的真名叫陈绍东。

至此，擒获案犯的突破口已经撕开。2008年10月、11月，两名主犯先后被抓获和押回审查。化名张淳的陈绍东交代了骗局的全过程。

揭开骗局

2006年上半年，陈绍东与陈夫足、毛仁聚商量，准备成立两个公司。其中一个公司以合作联营的名义寻找所谓的合作对象，另一个公司则假装成一个设备生产企业，以此来骗取合作对象购买设备定金或预付款。同时商量，他将自己所有的血本，约四五十万元用于注册公司、租赁公司用房、招聘员工、支付交通、通信等方面费用。这本钱由3人平均分摊，骗得的钱款也由3人平分。

为了显示实力，他们3人出高价在深圳一高档写字楼租用办公用房，并聘请了10多名员工。接着向全国的企业寄发合作联系函，每发一封函件一元钱，他们一共发了近20万封，然后就等对方回应。同样，在湖南长沙注册了湘意公司。两个公司成立后，均在互联网上设立网站。

据陈绍东交代，他们先后骗了3家公司。一是骗了河南周口一家公司30多万元，二是骗了内蒙古一家公司40多万元，还有就是江苏华阳公司101万元。

而所谓深圳格利泰公司的副总陈国回，真名叫陈夫足。2005年，陈夫足与其他同伙诈骗了山东、内蒙、浙江和江苏等4家公司250万元定金，于2007年2月落入法网，被西安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因陈夫足在西安接受审判时，没有交代其诈骗江苏华阳公司的罪行。2008年11月，陈夫足被提押到江苏作进一步审查。此外，另一名涉案人员在逃，被警方网上通缉。

至此，这起骗取巨款的合同诈骗案终于尘埃落定。

检察官点评

当今世上，骗术无所不在。本案中被害企业与骗子所开公司都签订了合同，似乎有法保证，但汇出巨额“定金”后，却发现对方已人去楼空，教训十分深刻。而合同诈骗犯诈骗得逞后，往往携款潜逃，大肆挥霍，追赃的可能不是很大。所以，预防合同诈骗是企业防范经营风险的重要方面。我们至少可从本案中得到两点启示：

一、经营者要时刻提高警惕。经营者应做到头脑清醒，处处防范，不要被对方花言巧语和假象所迷惑。有些企业在与对方接触的初期，尚能保持一定防范心理，但随着与对方交往次数增多，特别是在对方盛情招待等虚假的热情和奉承下，很快失去了应有警惕，陷入对方精心设计的陷阱中了。因此，经营者要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提高警惕，不要相信天上会掉下馅饼。

二、进行必要的工商调查。这是最实际、最有效方法。有关企业在签订合同特别是巨额标的的合同前，应该通过前往对方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询对方公司是否真实存在来确定是否存在诈骗的可能。如果对方公司确实存在，我们通过查询还能了解其注册资金的数量、经营范围、年销售收入、盈利情况，来判断对方履行合同的能力，最终决定是否与其建立合同关系。本案中，被骗企业如果在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前，到湘意机械公司所在地工商部门了解，就会发现该公司注册资本是虚报的，损失就完全可以避免。

——江苏省通州市人民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 王益锋

（《法律与生活》新闻半月刊2009年7月下半月）

郭敬波 郑秋妍

    核心提示：因感情不和，丈夫出走。这时妻子才发现，丈夫在婚姻登记时用的是假名，由此引发一场艰难的离婚诉讼。这场艰难的离婚诉讼，暴露出婚姻登记制度存在诸多问题。

七年丈夫原来“查无此人”

　　事情还得回溯到1996年，家住浙江宁波市的刘莉莉（化名）认识了来宁波打工的江西省吉水县小伙子李海涛（化名），两人经过半年的恋爱后，于当年8月选择了一个良辰吉日到当地的镇政府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登记人员审查两人的登记资料时，发现李海涛没有提交“婚姻状况证明”，就不给他俩登记。两人磨了半天嘴皮子，打动了有成人之美之心的登记人员。登记人员答应给两人办理结婚登记，但结婚证书不能拿走，要等李海涛的婚姻状况证明补来后再拿走。好事多磨，两人终于如愿以偿地在当天办理了结婚登记。

　　两天后，李海涛补来了户籍所在地——江西省吉水县文峰镇某村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换走了两人的结婚证书。婚后两人也曾卿卿我我地过了一段恩爱的日子，可后来两人因为性格不合，对一些生活小节互相看不惯，夫妻感情逐渐降温。两人最终没有跨过“七年之痒”这道坎儿，2003年丈夫李海涛离家出走了。

　　刘莉莉原本还以为丈夫李海涛只是暂时出去静静心，没想到丈夫却一去不返，两年竟然音讯全无。是继续过还是离婚总得给个说法吧？刘莉莉坐不住了，打算出去找李海涛。可到哪儿找呢？刘莉莉想到了李海涛的老家。当年结婚时李海涛告诉她老家没有别的亲人，便没回去省亲，婚后两人一直住在宁波，丈夫的老家刘莉莉还真没去过。不过，有地址就能找到，几经辗转，刘莉莉终于来到了丈夫的“老家”——江西省吉水县文峰镇某村。

    可进村一问，刘莉莉傻眼了，村里人告诉她根本没听说过李海涛这个人。刘莉莉又来到当地的派出所查询，被民警告知，“查无此人”。

想离婚却遭遇“法律围城”

    丈夫找不到，说不定人家已经用真实身份和人另组家庭了呢？可自己的婚姻总得有个了解呀！刘莉莉又来到婚姻登记处咨询，工作人员告诉她，按规定要办理协议离婚，必须双方同时到场，当面签署离婚协议，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方可办理。刘莉莉连丈夫都找不到，怎么当面签署离婚协议呢？

    协议离婚无望的刘莉莉，只好向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起诉状的“被告”怎么写呢？刘莉莉对丈夫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只能写上丈夫的假名。法院经过开庭审查后认为，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案件必须有明确的被告，刘莉莉诉状上的被告经当地公安机关和村委会证明，并无此人，被告身份不明确，案件无法审理，于是法院裁定驳回了刘莉莉的起诉。

    宣判后，为了防止刘莉莉再走“弯路”，法官顺便告诉刘莉莉，你这种情况向法院诉求确认婚姻无效也行不通，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婚姻无效包括重婚的、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未到法定婚龄的，不包括隐瞒身份而取得结婚证的欺诈情形。

　　起诉离婚这条路也行不通，自己总不能和这个“虚拟”的丈夫过一辈子吧。刘莉莉想，既然当初的登记证明材料是假的，那么婚姻登记就是错误的，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撤销登记。于是刘莉莉再次来到婚姻登记处交涉。

　　对刘莉莉认为婚姻登记错误的说法，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婚姻登记机关对申请登记材料的审查只是形式性审查，而不是实质性审查。登记人员主要对当事人提供的户口本、身份证上的信息是否一致，是否符合法定结婚年龄进行审查，并不负责审查材料是真的还是假的，登记处也没有技术条件进行鉴别。再说了，你和自己的丈夫婚前谈恋爱那么长时间都没能弄清身份，婚姻登记机关几分钟的办理时间，怎么能看出你这个丈夫是“假”的呢？所以，婚姻登记处认为责任主要还在刘莉莉自己。

    钱钟书老先生把婚姻比作“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要出来，总还是能找到“城门”的。可听了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这么一说，刘莉莉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没有出口”的“法律围城”。

婚姻登记缘何“知错难改”

     左右为难的刘莉莉央求婚姻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说，先不论责任在谁，目前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当初李海涛确实是拿着假身份证明和自己登记的，公安机关的证明和法院的判决都可以证实这一点。所以，不论形式上怎么样，这个婚姻登记实质上确实是错的，婚姻登记处能不能先撤销这个错误的登记再说其他？

　　婚姻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告诉她“不行”。因为《婚姻法》第十一条仅规定了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民政部《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除受胁迫结婚之外，以任何理由请求宣告婚姻无效或者撤销婚姻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

　　为了解释得更清楚一些，登记机关工作人员还拿出了一个2002年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能否撤销黄XX与叶XX结婚登记的答复》，上面明确写着：一方当事人对于对方当事人利用伪造的身份证件等材料进行结婚登记后，要求撤销婚姻登记的请求，登记机关不予支持。

　　刘莉莉看后哭笑不得，感情像这种情况，自己并不是“前无古人”，而是重蹈了别人的覆辙。刘莉莉搞不懂法律为什么会这样规定，但她坚持认为，有错就应改，婚姻登记机关“知错不改”是不对的，于是，2008年11月26日，又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被称为“民告官”，刘莉莉还是第一次接触。该告谁呢？一位懂法律的人告诉刘莉莉一个简单的办法：看章是谁的，就告谁。刘莉莉看自己结婚证上明确盖着大红的“宁波市民政局婚姻登记专用章”，于是将宁波市民政局告上了法庭。

　　但这次刘莉莉又错了。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告诉她，根据1994年国务院《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五条规定，“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在城市是街道办事处或者市辖区、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在农村是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所以，行政法规赋予了乡、镇人民政府办理婚姻登记的职权，上面这个“宁波市民政局婚姻登记专用章”是印刷时套印的，根据《民政部关于使用新式结婚证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和《民政部办公厅关于严禁购买使用伪造的婚姻证件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宁波市民政局作为单列市的民政局，可在“发证机关”一栏上套印该民政局的婚姻登记专用章，所以，这个章只是证明结婚证是真的而不是伪造的，宁波市民政局并不是真正的登记机关。结婚证书上面不是还有一个“宁波市鄞州区某镇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吗，镇政府才是真正的登记机关。

法院行政判决“撤销登记”

　　听法官这么一说，刘莉莉仔细看了看自己的结婚证书，上面还真的另有一个宁波市鄞州区某镇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是没有颜色的钢印，不太显眼。镇政府所在地属于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管辖，于是刘莉莉一纸诉状将镇政府诉至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在受理此案后，遇到了不少的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虽然刘莉莉的丈夫李海涛的姓名和身份证明是假的，但确有其人，为保证其在诉讼中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其应当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由于其身份证明是假的，其人又下落不明，如何向其送达法律文书呢？有合议庭成员认为就以其假的名字在报纸上公告送达，也有合议庭成员认为，李海涛的名字是假的，即便公告了，仍然无法真正送达。合议庭经过讨论，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由于李海涛的身份不明确，可以不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案件如期开了庭。鄞州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婚姻登记应当由当事人提交户口证明、居民身份证、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而本案被告忽略了要求李海涛提交居民身份证，从而让李海涛利用虚假的身份证明取得了结婚登记。同时，被告在李海涛未提交婚姻状况证明的情况下，先给予李海涛办理了婚姻登记，而后再补交婚姻状况证明。因被告做出的婚姻登记事实不清，程序违法，原告请求撤销与李海涛的结婚登记理由成立。

    据此，2009年2月5日，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撤销被告向李海涛与刘莉莉做出的结婚登记具体行政行为。

　　案子打赢了，刘莉莉脸上却没有半点笑意，虽然站在“围城”外，但10年夫妻竟不知丈夫真实身份，如此经历让她不堪回首。

    案后，笔者就本案所反映出来问题，采访了鄞州区人民法院行政庭的曹明艳庭长。曹庭长说，本案确有许多反思之处：婚姻登记是民政部门对已存事实的认可和证明，以期达到一种证明的效力和公示的效果。但是，现在的婚姻登记，在办理时要求不严，造成本案李海涛持假身份证明办理了登记；登记本身公示效果差，婚姻状况如何仍要通过当地村委会的婚姻状况证明，其他人根本无法查到别人的婚姻状况，这样很容易造成骗婚现象；错误登记撤销难，新实施的《婚姻法》倡导婚姻自由，降低了离婚成本，但本案一个错误登记，不但民政部门不能自纠错误，当事人也不能起诉离婚，通过行政诉讼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法律救济渠道不通畅，给当事人造成了讼累。因此，婚姻登记制度亟待完善。

                                                 （《法律与生活》新闻半月刊2009年8月上半月）

文/王文波

核心提示：为了达到骗了额财产的目的，邓心志可谓煞费苦心，利用保险公司作废的保单签订保险合同，诈骗2400多万后潜逃加拿大，随即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5年后遣返回国。作为首位被加拿大政府遣返回国的中国逃犯，最终还是没有逃脱法律制裁，被判无期徒刑。

2009年6月1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特大保险诈骗案做出一审判决，首位因经济犯罪被加拿大政府遣返回国的邓心志，是这起合同诈骗案的主犯，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骗保两千多万

今年46岁的邓心志，原籍河北省盐山县，大专文化，曾因犯诈骗罪、行贿罪，于1988年8月6日被判刑4年。

北京市一中院经过对这起特大合同骗保案进行审理，查明了邓心志等人如下犯罪事实：

2002年1月、7月、8月间，被告人邓心志分别伙同崔自力（另案处理）、陈泉山（已判刑）冒充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支公司的工作人员，以支付高息为诱饵，编造“国寿养老金还本一年期保险”险种，并使用伪造的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支公司印章和作废的保单、收据等，先后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中纺粮油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虚假的保险合同，骗取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保险费人民币1600万元、中纺粮油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保险费人民币850万元。后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追讨，邓心志等人返还人民币25万元，其余共计2425万元至今未归还。

作案后，邓心志伙同崔自力于2003年1月携带部分赃款潜逃到加拿大多伦多。侦查机关办理了报请国际刑警组织通缉邓心志的红色通缉令。2008年8月22日，邓心志被加拿大警方遣返回国，被公安机关执行逮捕。

另一名同案犯陈泉山，在逃匿16个月后，于2004年5月19日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2005年2月4日，陈泉山被北京市一中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2005年4月4日，北京市高院裁定驳回陈泉山的上诉，维持原判。

崔自力目前仍然被通缉。

被判无期徒刑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邓心志是由加拿大遣返我国的首名经济犯罪案件嫌疑犯。邓心志逃到加拿大后，一直居住在加拿大东部城市多伦多。

2008年8月22日，加拿大联邦公共安全部部长戴国卫（Stockwell Day）发出的声明指出：“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确认将邓心志先生遣返回中国，邓因涉嫌犯有合同诈骗罪行（contractfraud criminal offences）而被中国有关方面通缉。”

声明同时指出，邓心志在加拿大被遣返进一步表明加拿大政府的承诺，加拿大“不会成为逃亡者的天堂”，该国对犯罪“容忍度为零”。

邓心志被遣返回国后，其作为主犯的诈骗案，很快进入了司法程序。

北京市一中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邓心志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单位财物，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且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被骗单位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予惩处。

经查，公诉机关在庭审中举证、质证并经查证属实的被告人供述、同案犯供述、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证实：邓心志与崔自力、陈泉山共谋后，积极参与诈骗犯罪，联系被骗单位、冒充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与被骗单位洽谈“保险业务”、开立转赃账户、骗取保费后进行股票、期货的炒作等，在共同犯罪中与崔自力、陈泉山分工配合，共同完成犯罪活动，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为此，辩护人关于邓心志系从犯的辩护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且无证据支持，不予采纳。

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工作说明等证实，2003年1月，邓心志伙同崔自力携部分赃款潜逃出境，侦查机关办理了报请国际刑警组织通缉邓心志、崔自力的红色通缉令，2008年8月22日，邓心志被加拿大警方遣返回国。邓心志没有主动回国接受处罚的意愿和行动，而系被动接受遣返，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自动投案等自首条件。

据此，根据邓心志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北京市一中院做出上述一审判决。

编织惊天骗局

人们不仅会问：这么大一笔钱，怎么就这样轻易地被一个假保险公司人员骗走了呢？根据相关证人证言和邓心志的供述，邓心志精心编织的惊天骗局，制造了这起巨额合同诈骗案，其中有很多问题令人深思。

一是熟人介绍让受害单位放松警惕。从案件发生的过程看，邓心志等人一开始也是煞费了一番苦心。据被骗单位的一位负责人证实，是经邓心志一位亲属介绍邓心志与其相识的，这位负责人对于邓心志的这笔“巨额金融业务”的指示，是在保证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开展的，由于有了“熟人”的介绍，很多事情就会好办一些，严格审批手续的要求之外，也就难免会多了不少“不严格”。

二是内部管理制度混乱为诈骗大开方便之门。在这起合同诈骗案中，同案犯陈泉山曾是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朝阳区支公司综合科科长，掌管公司的印章及保单，2001年12月已买断工龄离职。邓心志等人正是利用了陈泉山曾是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使用陈泉山在公司领取而作废后没有收回的保险单据，与两家单位签订了保险合同。事后证实，除了保单是保险公司的废弃单据外，其他的公章、名章都是伪造的。

三是贪图利益为邓心志等诈骗得手提供了可乘之机。在邓心志合同诈骗案中，两家单位之所以上当受骗，主要是因为邓心志以保险公司名义提供的保险业务中有巨大的利益诱惑。根据案件查明的事实，邓心志等人与两家单位签订的合同中，利息高达5%至7%，而据了解，保监办规定保险公司的计算利率不能超过2.5％，超过这个利率是违规的。正是利用两家单位领导想利用现有资金多收回利息的心理，邓心志等人才得手骗到巨额钱财。

四是放长线的伎俩让邓心志等人终于钓到了“大鱼”。从两家被骗单位相关人员的陈述可以看出，一开始，邓心志等人的“业务”还是“靠谱儿”，但其真实目的是获得信任，进而骗取更多钱财。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一位财务部管理人员事后证实说，与邓心志等人的第一笔业务保险额是500万元，保期一年，2001年12月19日到期，到期后他们顺利收回了本金及利息。因为第一次还款顺利，邓心志和崔自力找他们，表示愿意继续合作，于是很快就成交了第二笔业务，合同与第一次的条款、利率、保期相同，不同的是，这笔业务保险额上升到了1000万元。在合同到期之前的2002年六七月间，邓心志和崔自力又到这家单位，说他们任务没有完成，还差600万元，希望再与他们做一笔业务，这样两笔业务连本带息共计1670余万元。在收到邓心志和崔自力送来的一张25万元的支票后，再打电话找邓心志和崔自力，就一直联系不上了，很快发现上当受骗，第五研究院相关人员马上向公安机关报案。

五是“连环计”屡屡弄假成真诱使受害单位上当。在邓心志合同诈骗案中，邓心志与陈泉山等人对外宣称的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北京市朝阳区公司营业部根本不存在，陈泉山的北京市朝阳区公司营业部经理以及邓心志的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北京市朝阳区公司营业一部经理、崔自力的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北京市朝阳区公司营业一部副经理，这些身份均系伪造。为了诈骗成功，邓心志几个人先是在保险公司同一楼内租了房子，进行了一番布置，让人深信是保险公司的办公室。而后又伪造委托书在银行开了保险公司的账户，在两家单位人员到保险公司办理业务时，陈泉山利用曾是老员工的身份带着参观保险公司，加上先前的熟人介绍等，一整套的伎俩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骗局，所有“假”的都被他们掩饰成了“真”的，再签订上千元的合同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

法官点评

邓心志诈骗案给人的启示，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要谨防“关系”伤害。从邓心志一案可以看出，几家企业之所以上当受骗，重要的一条是在资金投入起始阶段渗入了很多关系和人情成分。不可否认，很多情况下通过关系办事会很顺利，但这些关系也是犯罪分子利用的犯罪工具，在邓心志的“连环计”中，最初的关系介绍是邓心志等人赢得信任的关键，而正是因为有了“关系”，邓心志等人就受到了一些“关照”。所以，对于碍于情面而在决策中网开一面的企业管理人员，邓心志案则给他们敲响了警钟，一视同仁、不留情面、公事公办的做法或许会让自己的亲友一时难以理解，但从避免风险的角度出发，对“关系”还是要谨慎对待，很多企业因关系而陷入困境，很多官员为关系而自毁前程，其教训深刻。

二是要严堵管理漏洞。在邓心志一案中，受到损失的除了几家企业还有一家保险公司，究其根源，是管理上存在各种问题和漏洞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几家企业在审批巨额资金投放方面都有严格的审批论证程序，领导曾就投资保险业务做过批示，相关业务部门也做过审核，但如果后来却不像过去一样慎重，也未对虚假保险合同等进行必要审查和鉴别，结果可想而知。而对于邓心志一案中涉及的这家保险公司，教训更是深刻，因为过期作废的保单没及时收回而被犯罪分子利用，保险公司也遭受了巨大损失，要承担法律责任。

三是要谋取合法之利。在邓心志合同诈骗案中，两家单位之所以上当受骗，主要是因为邓心志以保险公司名义提供的保险业务中有巨大的利益诱惑。正是利用两家单位领导想利用现有资金多收回利息的心理，邓心志等人才得以骗到巨额钱财。所以，对于企业来说，通过正当渠道，谋取合法利益，才是应当时刻遵循的经营之道，只有这样才能避开风险，实现长足发展。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林辛建

（《法律与生活》新闻半月刊2009年8月下半月）

关于购买机票服务费的故事

    在内蒙古通辽市一家宾馆住宿，让人在宾馆一楼商务中心买了两张去呼和浩特市的飞机票。这位为我们买票的同志，给我们拿来机票的同时，也拿来了一张40元购买机票的服务费的发票。这个老同志十分不解：购买机票，怎么还收服务费呢？他的一个理由是：商务中心的玻璃上明明写着“售机票”，并不是“代售机票”啊！“凭什么收服务费呀？”老同志气呼呼地说。

    我拿着机票和服务费发票，到一楼找到售票的服务员，问及收取服务费的理由，她回答：我们酒店就这么规定的，每张机票都收取20元的服务费。我问她收取服务费有无法律依据？每张机票收取20元有无依据？她说没有，“都是这样收的”。

    我这时发现，商务中心有一个收费的大大的告示牌，上边有打字复印发送接收传真等价格，单单就是售机票一栏是空白的，便用手机将这个牌子拍了下来。这位服务员说不出任何理由，让我找大堂副理。

    我找到大堂副理，她的态度很不友好，说收取这个服务费，就是服务员为客人服务的费用。我问有什么依据，她说没有，酒店就这么规定的。并说告示牌没有标明售机票服务费价格，并不等于不收费。

    我问她：你们收取了我们的房费，就不给我们服务吗？她说：服务。我问：房费是否包括服务费？她回答是的。既让服务费包含着房费之中，为什么在你们这里订机票还重复收取服务费？她无语。

    我讲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商务中心标明的是售机票，而不是代售机票，如果是代售，收取服务费还有情可原，而直接售票并直接出票，这种情况下还收取服务费，则没有任何道理；第二，收取服务费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第三，收取20元的服务费更是没有任何依据；第四，服务费包含在房费之中了，再收取订票费，则属于重复收费，重复收费属于乱收费。

    这位大堂副理说没有一个客人对收取机票服务费提出过异议。我说没有客人提出异议不等于你们收费就是合法合理的。她无语。

    这时，酒店的一位副经理过来，问明了情况后对大堂副理说：“给这位先生把服务费退掉！”

    最后的结局是，不仅退了40元服务费，大堂副理和售票的服务员到房间为那位老同志赔礼道歉，表示以后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一定积极改进其不足！

菜没上饭店却先要结账

    到了呼和浩特市以后，住在了铁路宾馆。此时已是下午一点半了。我们几人找饭店吃饭。走了大约一公里路程，才找到一家饭店，本来想吃地方特色，但周边却没有饭店，只有这一家“狗不理”。肚子早就提意见了，叽里咕噜一个劲儿地响。于是决定自此吃午饭。

    点了几道菜，要了几瓶啤酒。当服务员把啤酒刚拿到桌子上不久，却出现了这样一幕：另一个服务员拿着菜单，走过来说，你们结账吧！我们当即大惊：菜还没上呢，就都没打开，筷子都没动呢，怎么算账呢？

    我们提出了质疑。服务员知趣地走开了！后来才知道，他们的理由是，会计要下班了！

    这是什么理由？怎么感觉又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到点就下班？

    他们的这个做法，让我们非常反感，这个时侯，我们才意识到，我们用的筷子，并不是一次性的。问服务员这种筷子是否收费？答曰收费，一块钱一双。问有无一次性的筷子？答曰没有。问有无不收费的筷子？答曰没有。我们又生气了，这不是没得选择吗？这不是强迫客人必须花钱使用一块钱一双的筷子吗？

    我们据理力争。一位高个子服务员很会来事，过来说不要你们的筷子钱了，你们就用吧。

    我们饿得不行了，菜也上来了，尽管菜的质量非常一般，但我们也还是狼吞虎咽，一阵猛造，连吃带喝，倒也津津有味。

    酒也基本喝光了，菜也基本吃完了，狗不理包子还不够，就又点了一屉包子。这个时侯，服务员又过来要求结账。

    这个时侯，饭店的灯也多数闭了，好在我们头顶上的灯，还是亮着的；有的服务员开始打扫卫生，用扫帚扫地。

    我们真的生气了。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包子刚点完，至少还要十分八分才能上来，怎么又要结账呢？饭还没吃完，就打扫卫生，这不是撵我们快点走吗？这哪像一个服务行业的酒店呀？

    我们说：结账可以，但包子不要了。因为包子还没上来。

    那个服务员却不干，非要把还没上来的包子钱也算上。双方争执不下，互不相让。

    最后，那个男服务员说可以，不算就不算。

    我们给了他200元钱，服务员拿着钱找零。这个时候，大约是狗不理的老板模样的女人说什么也要收那12元的包子钱。我们这边说啥也不干。急着结账，包子却没上来，凭什么要叫这屉包子钱？那个服务员说包子已经蒸出来了，你们不要谁要？他在耍横！看他那副模样，就是一个地痞癞子！

    双方争吵的厉害，大有大打出手的架势。

    我到了外边，给110打了电话，说我们是外地游客，这个饭店强迫交易，请出警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说明呼和浩特市的环境不好，宰客、欺生，影响呼和浩特人的形象。

    110两位民警很快就到了现场。他们说，有的客人吃完后不交钱就溜了，快餐嘛，这个地方都是这个规矩。但他们也认为狗不理店方太过分了，责令店方把12元的包子钱退了回来。

    这个狗不理店，离火车站很近，周边也没有什么其他饭店。老子独一家，乐不乐意吃，随你便，就这个规矩，怎么着吧？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我打110报警，主要是防止双方打起来，就麻烦了，他们人多势众，又是当地人，我们人生地疏，两眼一抹黑，真打起来岂不是吃亏？第二，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采访来了，不是吵架、打架来了，何必呢？但是，我们还是叫一个真，那就是服务行业不能如此待客！要以诚心、热心对待每一个客人才对！那个客人愿意在饭店吃一肚子气呢？

    为了防止他们不服气找人报复，我建议我们这些人，立马转移，不在铁路宾馆住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由于是旅游旺季，宾馆很是不好找，找了大概有一个小时，才找到一个合适的宾馆住了下来。

    晚上吃饭时，我们的那个六七十岁的老同志，还没消气呢，没吃几口就饱了，“真他妈的气人”。 

顺道挽救一个家庭

    在通辽市开鲁县法院采访一起行政诉讼案的立案情况时，到法院前边的一个打字社打字，发现一对夫妻正在那里打离婚协议书，他们还带着自己10岁的儿子。看到那个无辜的孩子的无助的眼神，我的心有些打颤，觉得孩子太可怜了。于是决定劝说他们不要轻易离婚。经过我20多分钟的苦口婆心的劝说，他们真的给我面子，和好了，一家三口回家了。详细过程请见链接《顺道挽救一个家庭》。  

对进京上访大省派接访组 就近解决矛盾

以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为根本出发点

本报记者  裴智勇

2009年08月19日04:57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近日，中办、国办转发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人就《意见》中与百姓权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涉法涉诉信访总量稳中有降

　　占全国信访总量比例仍较高

　　问：为什么在现阶段出台这个《意见》？它的基本精神是什么？

　　答：近年来，大量社会矛盾纠纷以案件形式汇聚到政法机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比较突出。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全国政法机关对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进行了集中处理，解决了一大批群众反映强烈的信访问题，全国涉法涉诉信访总量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多数地方的涉法涉诉信访高发势头得到遏制，总体上呈现稳中有降的局面。但是，必须看到，涉法涉诉信访占全国信访总量的比例仍然较高，进京访、重复访仍然偏多，政法机关解决问题的力度和效率与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强烈期待还有差距。为了切实解决好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努力实现涉法涉诉信访形势的明显好转，中央政法委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在认真总结近年来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多次调研，多方征求意见，制定出台了《意见》。

　　《意见》的基本精神是，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为根本出发点，以“案结事了、息诉罢访”为工作目标，坚持把解决问题放在首位，坚持把问题解决在源头，坚持依靠基层解决问题，坚持靠法制解决问题。《意见》提出了加强源头治理、完善调解衔接、强化排查化解、规范工作流程、下移工作重心、完善终结机制、落实司法救助、加强协调配合、严格责任查究等一系列重要措施，力争树立相信和依靠基层，不到北京也能解决问题的导向；树立来信与来访一样受到重视，一样能够解决问题的导向；树立依法按程序反映诉求，无理不能违法上访，有理也不能违法上访的导向，实现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司法权威的有机统一。 

　　每周至少一天领导干部接访

　　原则６０日内解决来访问题

　　问：《意见》在方便群众反映和解决问题方面，有哪些具体措施？

　　答：为进一步方便群众反映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意见》提出了多项便民利民措施。如：

　　中央政法机关对进京上访量比较大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派出接访组或巡回接访组，并对外公告，就地就近受理督办依照信访条例和司法程序，可能到中央政法机关上访的问题。

　　省、市、县级政法机关主要领导干部一般每月安排一天接待群众来访，领导班子成员定期轮流接访，确保每周有一天安排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定期接访的时间、地点要及时公示。

　　上级政法机关要坚持开展带案下访，到下级、到基层直接解决信访问题。

　　各级党委政法委要牵头组织政法机关开展联合接访，共同解决涉及多个部门的信访案件。

　　有条件的地方要通过政法机关信访专网受理群众信访，及时回馈办理情况和处理结果，减轻当事人负担。

　　对群众来信和初访反映的问题，能解决的立即解决；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原则上要在６０日内解决，并回复当事人。

　　完善各种调解方式衔接机制

　　建立涉法涉诉信访终结制度

　　问：如何充分发挥调解在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中的作用？

　　答：调解是我们的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特色。《意见》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等的衔接机制，依靠基层党组织、基层政权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自愿协商和调解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公安机关对一般治安案件，特别是邻里纠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等案件，要依法加强调解，提倡调解结案。法院要把调解作为处理民商事案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案件的优先选择。有条件的地方要设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联调窗口，引导当事人通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方式解决矛盾纠纷；对必须进入司法程序的，要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努力做到案结事了。　　

　　问：《意见》首次从中央层面提出了建立涉法涉诉信访终结制度，请介绍一下这一制度的基本内容？

　　答：针对当前一些涉法涉诉信访反复申诉、没完没了的问题，《意见》提出，对合理诉求确实解决到位、实际困难确已妥善解决的问题，经过公开听证、公开质证、公开答复，由省级以上政法机关审核后，按有关规定作出终结决定，各级政法机关不再受理、交办、通报，以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和终局性。《意见》既明确了信访终结机制的适用范围、条件和程序，同时，为防止一些地方政法机关随意使用终结机制，不重视实际问题的解决，强调中央政法机关要定期评查各地的信访终结案件，发现问题，从严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意见》还强调，案件可以终结，但对上访人的工作不能终结。有困难需要继续帮扶的，要报请当地党委和政府，协调纳入政府救助、社会救助、民间互助范围，使其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运用典型案例加强法制宣传

　　严处非法代理上访牟利行为

　　问：《意见》对维护正常信访秩序，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答：多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要实现涉法涉诉信访形势的好转，既要在解决问题上下功夫，把群众的实际问题解决到位，又要切实维护正常的信访秩序。《意见》提出，各级政法机关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结合涉法涉诉信访典型案例，引导群众正确理解法律，理性对待纠纷，自觉接受执法机关依法作出的判决和裁定，减少新的信访问题发生。对违反规定上访的，要做好说明解释工作，引导当事人有序上访。对经省级以上政法机关作出终结决定，当事人仍然无理缠访的，要加强思想教育、心理疏导、行为矫治，动员上访人亲属、基层组织，共同做好停访息诉工作。对经过法制教育和批评劝导，仍然违法闹访，到重点地区进行非正常上访，或采取极端方式上访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处理。对非法代理上访牟利，或教唆、鼓动上访人非正常上访的，予以批评教育；情节严重或屡教不改的，依法严肃处理，建立规范有序的涉法涉诉信访秩序。

    跟着两个原告到开鲁县法院立案。由于原告的行政起诉状还未打字，于是来到县法院对门的一家打字社，好像是信达打字社。

    当我们四个人走进这家打字社，我发现打字员在打一份离婚协议书。我站在打字员身后。我的右侧在板凳上坐着一个女士，表情平静。我的左侧坐着一个男士和一个男孩子。男孩子跨骑在一把椅子上，两个胳膊搭在椅子后背上，眼巴巴地看着我右侧的那位女士。

    我看到，这个离婚协议很简单，没有什么财产分割，“我只要离婚，其他什么也不要”，那个女士说。

    我看到的那个男孩子，就是他们的儿子了。这个时候，我发现，男孩子的眼睛里，闪烁的是迷茫、无助、绝望！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说不出的难受。

    我对孩子说：“孩子，你的父母离婚了，但他们还是你的爸爸和妈妈！”

    我走到那位女士跟前，拍了一下那女士的肩膀，说：“你离婚有没有想到，会对孩子造成多大的伤害？孩子是无辜的！”

    我说完这句话，我发现，女的立马哭了，泪水哗哗地流淌，但没有哭声。这个时候，那个男孩子，趴在椅子背上，哭得特别伤心，肩膀一抖一抖的。

    从女人的断断续续的哭诉中，我知道了这样一个事实：她老公和一个女的，在县城住在了一个宾馆。他的理由是：一天半夜，老公的手机响了一下，老公到厕所给那个女的打电话，被她听到了。为此，她不能原谅她老公！   

    那个女的哭着说，她和他结婚时，娘家人都不同意，她坚持了，和他结了婚，“现在，他却背叛我”，于是，无法容忍的她，选择了离婚。

    我告诉她，你家人反对和他结婚，你坚持和他结婚了，说明你爱他，他有很多优点，现在他背叛了你，所以你从心里恨他，越是恨，就说明你越爱他。既然爱他，为什么不给他一次机会呢？

    我这个时候示意那个小男孩过来，男孩儿过来后，我按住男孩的左肩膀，使劲往下压，说：“这样吧，你看你孩子多可怜，没有爸爸或者没有妈妈的孩子，性格上将来会有缺陷。你孩子给你跪下求情，还不行吗？”

    男孩子非常聪明，立即明白我按他肩膀的意图，他立马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哭着求妈妈给爸爸一次机会”。

    我赶紧又示意那个丈夫，“给你老婆赔礼道歉，我们做个见证”。

    丈夫眼巴巴地给她赔礼道歉，说就这一次，保证再也不做对不起你的事情了。

    女的不依不饶，问你和那女的在一起住了吗？

    男的说，没有，只是吃饭了。

    女的听到这个不干了，说不行，要是这样，我还是要离婚。

    我对男的说，不管有没有，你就都承认了吧。

    果然，女的消了不少的气。

    我这时又示意男孩子从妈妈手里夺过打印出来的离婚协议书撕掉。男孩子很聪明，夺了过来撕了。

    我对女的说，你们一家三口，中午找一家饭店，吃一顿饭， 就算你老公给你赔礼道歉，好不好？要不，我给你一百元钱，就算我请客，怎么样？

    女人说不用。

    我对男的说，你们一定中午一起吃饭，给她赔礼道歉，从此，过去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一切从今天中午重新开始，怎么样？

    男的一个劲儿地点头。

    我又对女的说，我给你一张名片，上边有我的电话，如果他还做对不起你的事情，你就给我打电话，我告诉公安局的，把他抓起来，怎么样？

    我给了她一张名片。我说，如果你老公这以后还做对不起你的事情，我支持你跟他离婚。

    我对男的说，作为男人，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要对家庭负责，对老婆负责，更要对孩子负责。孩子无辜的。你们离婚，可能无所谓，但是，对孩子来说，却是最严重的打击，会影响他一辈子。

    我对他们说，中国之大，十三亿多人口，在大街上能够擦肩而过，就是一种缘分，而能够如此苦口婆心地劝你们不要草率行事，不要冲动，不要轻易离婚，你们不觉得是一种缘分吗？你们要该冷静、冷静再冷静，不要轻言离婚两个字。这两个字，只要说出口一次，就会伤害一次感情。

    我还对他们说，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们的儿子不在现场，如果不是看到你们儿子孤苦无助甚至绝望的眼神，我有可能不会管你们，你们离婚和我有什么关系啊？都知道清官都难断家务事。但是，我既然管了，就想管好。我尽力了，就可以了。至于你们离开这个打字社，你们离还是不离，我就不知道了。我尽心了！

    我对女的说，离婚后，你敢保证找一个丈夫，一定比你现在这个原配的好吗？如果你后找的那个丈夫，也出现类似问题，你不是还要离婚吗？如此反复，你何时才能不离婚？如果这样，你总是要处于动荡之中。你内心受煎熬，你会怀念原配丈夫和孩子，你想复婚，但是你的丈夫也组建了新的家庭，你怎么办？

苦口婆心，说了将近半个小时。她终于想明白了，也不哭了，擦干眼泪，说，大哥，我听你的。但如果他还不改，我坚决不跟他过了。

    女的表示，她不离婚了。他们一家三口走了。   

    之后，我们到县政府采访、到县法院暗访当事人立案。

    这期间，那个男的来电话，表示感谢，说如果不是遇到我，这个家就完蛋了，就四分五裂了。

    我这时突然想起来，应该跟他们合个影，做个纪念，因为我这个人爱管闲事，竟然在采访的时候，顺道挽救了一个家庭。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我一贯坚持的，那就是，人要做善事，要经常做善事。做善事，会心情愉快，心情愉悦，自身免疫力就会提高，就不会轻易得病，就会延年益寿。

    但是始终，我没有询问那家三口姓甚名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