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下床”走出血站的血员面无血色，步幅蹒跚

 

来卖血的人在开府村无证血站门外等候。

 

“我们借房东的身份证，贴上自己的照片，复印下来就可以‘上床’。”一位外地血员说。

 

驻站的血员们长期租住在开府村村民的家里，生活异常艰苦。

 

 

一名“下床”的血员正在吸毒。毒品对血浆质量的影响显而易见。

 

 

现场目击
无名血站天不亮就开始采血
    2月l日凌晨5点，记者从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县城出发，开车走了一小时后才找到隐藏在开府村南一个单独院落里的单采血站。此时，这个位于吕梁山区的村子还是一片漆黑，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只有大门上没挂任何单位名称的单采血站的小二楼灯火通明。通往血站的路上，裹着厚厚大衣的人行色匆匆，他们都是卖血者。
    记者迈进血站第一道敞开的大门，只见前院右侧一排简易房里已坐着几十个前来排队的卖血者。进入第二道铁门，上两三个台阶才是设在一楼的采浆室，此时第二道铁栅栏门没有上锁，从玻璃窗上可以看到二三十个采浆床上躺满了正在抽血采浆的人。记者还没迈上台阶，站在二楼阳台上的一位中年妇女突然喊道：“干什么的？”
    “上厕所。”为了不暴露目标，记者灵机一动。
    “谁值班？去看看！”中年妇女十分警惕，命令手下将记者追到前院的厕所里。记者以在此等车为名，才摆脱追查。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个不知名的单采血站，是2005年从山西兴县迁到方山县来的，不论春夏秋冬，每天天不亮就开门营业。卖血的人多时，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记者调查
外地卖血大军常住开府村
    自从这个无名单采血站2005年从兴县迁到开府村后，一股操着陕北口音和晋北口音的卖血大军就随之而来，他们在血头的严格掌控之下，在开府村租赁了房屋长期驻扎从事非法卖血活动。
    记者2月1日在开府村南公路边一个姓王的村民家看到，这家人正在打扫房间，主人告诉记者，这两间房原来居住的全是陕西来的血员，他们太脏，快过年了，人刚走。主人告诉记者，他们留一个人收五元，这家住了八个人。每天40元，村上大部分人家都留了这样的血员，多的时候五六百外地人住在村里。这些靠卖血为生的人，大都来自陕西延安、榆林、山西广灵、浑源和内蒙古的部分贫困地区。尽管春节临近，大部分卖血者都回家过年，但是记者在旧粮站院周围的住户还是见到了几十名操着外地口音、面无血色、步履蹒跚的外地血员。
    由于住的外地人多，村里一些人家还开起了旅店和饭店。卖血经济拉动了这个村的经济繁荣。

内幕披露
异地采血、频采超采问题严重
    行内人士称卖血者为“血员”，称躺在床上抽血叫“上床”。把在血站附近居住的外地卖血者叫“驻站血员”。
    所谓“单采血浆”，是指把采到的人血经离心机分离，取走血浆后再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使其能很快恢复体力。这种血浆被称为工业原料血浆，与人们所熟悉的“献血”和“输血”完全不同。有关专家解释，单采血浆站提供的血浆并不用于临床输血，而是卖给生物制药公司，提炼制成人血白蛋白、球蛋白和血小板因子等昂贵药剂。
    由于单采血浆极易造成传染疾病和危害供血者的身体健康，国家的法律法规规定：一个行政区内只能设一个单采血站，严禁采集非辖区血员的血；供血者不得频繁采血，单采血浆的采集间隔时间最短不得少于14天。供血者要经过严格的体检和身份确认，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办理供血许可证。
    据业内知情人士透露：这个单采血站现在一天要采140多人，高峰时仅驻站的外地血员就有二三百人，他们一个月采血一般在15次到20次，有的甚至高达30次。这种异地采血、频采超采现象，严重违反了国家的有关规定，极大危害着供血者的身体健康，甚至威胁生命安全。

■如此审查
借个身份证就能“上床”
    由于国家明文规定，血站严禁采集辖区以外血源，要求单采血站建立血员登记审查制度，所以外地血员驻站后，由血头出面，在当地借老百姓的身份证，将外地血员的照片贴上进行复印，血站明知是假的，为了拉住外地血员，多采血浆，将国家规定凭身份证原件，改为复印件，专门为异地血员留下通道。
    记者在开府村里走访了多家，这些外地血员都是用房东的身份证换上照片复印后通过所谓的审查“上床”的。
    一位叫王琳的陕西米脂籍血员告诉记者，他们一个月要卖15次到20次血，“上床”时血站只叫编号不叫名字，每次打出的单子的名字都不一样。血站的电脑里存了很多过去曾经在这里卖过血的血员的名字，打单时随意调取，为的是防止有关部门检查时发现异地血员和频采超采的违法事实。

■卖血者说
“血站老板在喝我们的血”
    2月1日上午10点，记者在无名血站后面的一间窑洞里见到了陕西延安子长县籍血员老侯，他实际年龄不到五十岁，但面无血色，蓬头垢面。当记者走进他的窑洞时，躺在土炕上的他费了很大劲才坐起来，土炕下还有一摊呕吐物，油光发亮的枕头旁放着一张用来吸食毒品被熏黑了的锡纸。窗台上放着半袋劣质奶粉，是老侯这位卖血者唯一的高档营养品。他披着被子与记者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你是哪里人？
    老侯：延安的，陕西延安子长县的。
    记者：叫什么名字？
    老侯：侯慧中。
    记者：来这里多长时间了？
    老侯：三个月了，不好干，他们尽欺负外地人。
    记者：一个月上几次？
    老侯：十五六次，主要是价格低还抽得多。
    记者：多少钱？
    老侯：抽650毫升给70块钱，这几天大部分外地人都回家过年了，刚给涨了5块。
    记者：按点(血浆蛋白含量)给吧。最好的给多少？
    老侯；最好的给90元，当地人给100元。这血站的老板根本不把我们外地人当人，在喝我们外地血员的血。没办法抽成这样了，啥活也不能干了，两天卖70块，还得给血头抽几块，除了租房费，烧炭，买菜吃饭，根本剩不下钱，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人家都回家过年，我们不敢想……
    说着说着，老侯与同屋的老米潸然泪下。

   下期预告：记者采访遭围攻，血头抢走照相机。在派出所，血站站长说：“我们的血浆全部销往北京天坛生物研究所，我们与北京天坛生物制品研究所有合同关系。”请读者明天继续关注《“山西无证血站违规采血直供北京内幕调查”②》。

 

 

■深度提示
    由于要为接手的另一所民办学校还债，曾经在职业教育领域声名赫赫的北京长城计算机学校，在2006年年末宣告破产。
    400多名学生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协调下，被分流到其他学校。
    学校校长陈德福在破产之际“人间蒸发”。
    面对没有完成学业的学生、被欠薪的教师，民办学校破产该由谁来买单？

如今的长城计算机学校已人去楼空。

职业培训
    长城学校每年至少盈利300万
    “骗子陈德福，谁知道他跑哪里去了。”从2006年11月起，随着校长陈德福在人们视线中的消失，北京长城计算机语言培训学校（以下简称北京长城计算机学校）成为北京市民办教育领域的热门话题。
    1997年7月13日，陈德福创办了长城计算机学校，这是一所经北京市海淀区教委批准成立的计算机应用技术培训学校。   该学校在北京市海淀区凤凰岭风景区独资建立了占地20亩，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的全封闭式教学基地。
    业内人士对陈德福的创业津津乐道，说他“抓住了时机，走在了很多人的前面”。 一位同样从事IT职业培训的人士称，长城计算机学校在IT职业培训中，走在了市场的前列，随着社会对IT专业人才的需求，没有任何背景的长城计算机学校得以发展壮大并迅速扩张。
    荣誉接踵而至，陈德福被评为海淀区教育系统优秀教育工作者，被外界评价为职业教育专家。
    “学校每年至少盈利300万元左右。”一位长城计算机学校的骨干教师说。凭借着北京长城计算机学校创出的品牌，各地加盟的费用也成了学校重要的收入。

    再次办学
    京城学院资金缺口1600万
    2006年，雄心勃勃的陈德福开始介入北京京城学院的运作。在他的理想中，北京京城学院是具有新闻、外语、物流、企业管理、法律等专业的综合性民办大学。
    陈德福主导下的“北京京城学院”，名义上由北京法政集团和北京长城计算机语言培训学校合办，实际则是借用法政集团的办学资格进行办学。
    陈德福在写给市教委的一份说明中称，根据他和法政集团的合同，双方合作办学，法政集团出学校的品牌，并按每个学生收取500元作为补偿，其他办学经费和办学管理由陈德福负责。
    一位负责招生的老师表示，京城学院派出了100多人的招生队伍，在全国设了90多个分支机构，仅这项开支就达300多万元。“为了招到学生，拿到招生提成，对北京京城学院的虚假宣传也愈演愈烈。”
    预计2000人的招生规模，北京京城学院最终只招来了400多人，学校也因此出现了1600多万元的资金缺口。
    债务危机并不是北京京城学院最大的危机，面临与宣传存在巨大反差的学校，来自各地的学生开始四处投诉。
    2006年11月13日，127名北京京城学院的学生前往北京市教委反映问题。11月17日晚，市教委高教处副处长徐宝力、法政集团总裁助理张小勇及京城学院院长陈德福共同来到学校，给所有在校学生开会。在这次见面会上，陈德福正式承认，因为资金困难，学校已无法再办下去了。

    讨要欠款
    长城学校被债务转嫁拖垮
    运营仅两个月的京城学院崩盘后债务转移，因为很多欠款的合同落款都是以长城计算机学校署名并盖章，债务压力立刻转嫁到了长城计算机学校。
    为了要回欠款，债主们纷纷找到长城计算机学校。为了确保长城计算机学校正常运营，陈德福使出了浑身解数筹集周转资金。
    “确实形势很危急，希望大家顶住，给学生的服务不能中断……长城计算机学校能不能保住，就看现在的危急时刻，长城人的坚韧度够不够。只要坚持才可能有转机和希望！振作起来吧！我们一定要扛过去！”这是11月27日，陈德福的妻子、长城计算机学校副校长秦文淑发给众多骨干员工的手机短信。
    长城计算机学校最终没能挺过最艰难的日子。12月20日，长城计算机学校凤凰岭基地的多名学生冲进了学校的机房，将里面的400多台电脑哄抢一空。更早一些时候，已经有部分老师，将一些电脑主机的零件拆下来带走了。
    经协商，变现后的资产除偿还了一部分房租外，其余用于补发教职员工的工资和学生在入学时交纳的设备押金。长城计算机学校凤凰岭基地的教师领到了11月份工资的27%，学生领到了每人150元的押金退赔款。而实际上，学生每人交纳了500元押金。

    人员分流
    教师学生陆续转到其他学校
    在各方的协调下，12月25日前后，长城计算机学校的学员和部分老师陆续转到北京市另一所计算机培训学校。
    2007年2月1日，原长城计算机学校网工30班的几名学生说，新学校的班主任不太管他们，与原来本校学生比，他们遭受“冷遇”。本校学生每周有班会，每月有考试，而从“长城”过来的学生除了上课，很少有其他活动。
    转学过来的学生陆续有离开的，原网工30班转到这里的50多名学生中，已先后走了10个人。剩下的学生，也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一名学生说，他们学业中的4门主课在长城计算机学校仅上了一半，如果扔掉非常可惜；但在教学质量上，这里赶不上长城计算机学校。 
    “我们是在长城计算机学校工作了5至8年的教师。由于学校办校决策发生了变化，导致大部分老师在经济等方面受到严重损失。截止到2006年12月，教师两个月没有拿到全额工资。我们教师都是从外地来京工作的，学校长期拖欠工资，给我们的生活、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更重要的是，我们为要工资不停地奔走求助，也得不到明确的答复……”
    这是一份北京长城计算机学校部分教师的申诉材料。在长城计算机学校破产的风波中，教师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如今，部分教师与学生一起转到了另一所计算机培训学校。
    2月5日，在北京京师世纪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来自长城计算机学校原凤凰岭基地的教师，大多数人领取了12月份的工资， 而另外一些教师，他们仍然在待业。

    谁来埋单
    校长在破产之际“蒸发”
    长城计算机学校的老师们说，大约在11月下旬，校长陈德福和副校长秦文淑便离开了人们的视线，至今再没有出现过。
    在长城计算机学校的资产清理过程中，一直是李德军、常键等人负责。李德军是长城计算机学校海淀图书城分校的校长，常键是凤凰岭教学基地分校的校长。两位校长均拒绝接受采访。
    北京市海淀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科相关负责人王才表示，在对长城计算机学校的善后协调处理上，他们主要是从社会稳定的出发点去考虑。“400多名学生的首要问题是完成学业，我们做了一些动员工作，最终有的学校愿承担一些社会责任，把学生接了过去。”
    而对教师的去留，王才说，在教委的协调下实行了双向选择。在采访中，无论是学校老师还是相关部门的领导，均无法联系到校长陈德福，但没有人对他的“失踪”表示惊讶，而陈德福究竟背负了多少债务，也没有人能说清。
    不过，长城计算机学校虽然已破产，但它的办学许可证仍被保留着：限期整改至2007年３月３１日，否则吊销办学许可证。
    2006年，关于民办学校的负面消息频频曝出，全国赫赫有名的西安欧亚学院曝出就业率造假、江西民办职业学院数百名学生与校方发生分歧，群体性打砸校园等。
    这些负面新闻使得民办教育的整体诚信度受到极大影响。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学校董事长张杰庭表示，企业需要短期利益最大化，民办教育不能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此外，民办学校没有退出机制，也没有融资渠道，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弱，所以才有急功近利的非法招生。

■深度提示
    京城居不易。
    24岁的胡亚丽从浙江老家来京打工，能有一个栖身的小屋是她最朴素的愿望。
    她找到了一家房屋中介。但在交了3个月房租后，却被强行撬门赶了出去。
    这场意外，让她觉得这个暖冬的北京分外地冷。
    在大批来京务工人员中，胡亚丽的遭遇并不是个案，很多人有着和她相似的经历。

①胡亚丽回家后发现，自己租住房间的门锁被中介公司撬开。

 ②胡亚丽的个人物品被扔在房间的过道里。

③中介公司业务员说：“我们公司是北京8家黑中介中的第8名。”

    2月4日，立春。在西四环五棵松一栋筒子楼的走廊里，胡亚丽正在做晚饭。狭窄的走廊被摆在每家门口的煤气灶占据了大半空间，每当有回家的邻居经过，胡亚丽就要侧身避让。
    胡亚丽叹了口气，转过头说：“要是还在丰台的那套房子里住该多好，这么大的北京，怎么偏偏就我遇上了黑中介呢。”胡亚丽说，尽管她已从那所房子里搬出来两个多月了，却总在梦里梦到它。

中介租房    搬进新家后业务员“失踪”
|租房首付2600元
    2004年，胡亚丽从浙江老家来北京工作。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里，她和另一名同学一挤就是两年。只是“女孩子在一起，难免会有摩擦”，胡亚丽动了搬家的念头：“我在北京不认识什么人，可北京有那么多的房屋中介，总能帮我找到合适的房子吧。”
    打开电脑上网，铺天盖地的租房信息让胡亚丽高兴起来。一番拣选后，一条来自北京明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吴家村分部的合租信息引起了她的注意，这是位于丰台区长安新城小区的一套三居室，出租其中的一间。“我听一名同事讲，这个小区新建成不久，环境挺不错，于是就拨通了这家公司的电话。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是2006年11月14日，这也是我租房噩梦的开始。”
    半个小时后，胡亚丽站在了长安新城小区的门前。在这里，她见到了明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吴家村分部的业务员司龙。进入小区，里面果然环境整洁，也很幽静。“上楼看房，也很顺利。”胡亚丽说，等中介公司把水龙头、橱柜、窗帘线配齐后，就可以入住了。“可以把床摆墙边，再把柜子挪到对面……”小胡开始规划起自己未来的家。
    3天后，胡亚丽与男友梁先生一起，与这家公司签订了为期一年的租房合同。每个月的房租为650元，租金“交三押一”，首付2600元。

业务员联系不上了
    11月19日一大早，胡亚丽搬到了新家。
    打开房门一看，她有些吃惊：不论是厨房的橱柜还是卫生间的水龙头都没有更换，业务员在签订合同当天所做的口头承诺，一条也没有兑现。
    当时，她还没交696元的水电费、有线电视费。据梁先生讲，11月17日签订租房合同时，双方讲好这笔钱在11月19日由业务员司龙上门来取，当时该业务员在合同上手写注明“2006年11月19日交清水、有线、卫生费，逾期不交，视为违约”。
    胡亚丽说，她当时拨打业务员司龙的小灵通电话，但听筒里却传来“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无奈之下，胡亚丽只得先搬了进去。
    接下来的几天，胡亚丽曾多次拨司龙的小灵通，都一直无法联系上对方。
    胡亚丽说，虽然有不如意，但她在这个家里仍感到很快乐。“那几天，每天下班我都想立刻飞奔回去，家里就是我避风的港湾。”

陡生变故    房门大白天竟被人撬开
得知自己违约得搬走
    4天后，明创房地产有限公司吴家村分部刘女士给胡亚丽打来电话，让她去公司交钱，并说屋子里一切设施均由承租人负责，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胡亚丽说，自己当初签合同时约定，由中介公司把水龙头、橱柜、窗帘线配齐，再由业务员司龙上门收取这些费用，现在怎么全变卦了？于是她再次打电话与司龙联系，但仍是无法接通。她再给明创房地产有限公司吴家村分部打电话，工作人员说司龙是新员工，公司没登记他的联系方式。
    就在胡亚丽入住第7天，她的房间被停了电。
    第二天，胡亚丽接到吴家村分部经理陈勇的电话称：“因你们违约，没有及时交清水电费、有线电视费等，按照合同必须马上搬走，房租和押金均不退还。”
    胡亚丽向对方再三解释，双方约好12月1日到吴家村分部详谈。

如果继续住再交1500元
    2006年12月1日上午9点多，小胡来到明创房地产有限公司吴家村分部。工作人员刘女士接待了她。
    胡亚丽介绍说：“当时刘女士说这件事陈经理已交给她处理。我只有两种选择，一是马上搬家，不退还任何费用；二是再交1500元违约金并补交水费、有线电视费等696元，才可继续住下去。”
　　  “吴家村分部经理陈勇则在电话里说，刘女士讲的两条处理意见就是我的意见，如果你们不搬，我们就会找人强制你们搬走，房租一分钱也不退。”胡亚丽说，12月10日傍晚6点多，她再次接到陈勇的电话称：“你明天上午10点前必须搬走或交违约金，否则就把门锁撬开。”
　  　12月11日上午，胡亚丽回家时发现，自己房门果然已被撬开，门锁已换了一把新的。她的私人物品则被堆到了门口的过道里。

自揭老底    “我们公司是北京黑中介”
“谁让我吃的是这口饭”
    12月23日中午，北京明创房地产有限公司吴家村分部业务员司龙出人意料地来到胡亚丽的租住处。为什么要断水、断电、撬锁，为什么不接电话？胡亚丽质问这个看上去20岁左右的业务员。
    “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问题，我都跟经理说过了。但经理说，‘这个事情你就不用管了，我也没办法’。”司龙说，“房租肯定不会退了，如果你愿意可以上法院起诉我们。”
    靠着房间的窗台，司龙点燃一根香烟说：“我刚来这个中介公司不到一个月。你是我的第一个客户，其实我也觉得挺对不起你的，但我也没有办法，谁让我吃的是这口饭，拿的是公司给的钱呢。”

“拿捏的就是这个心理”
    据司龙讲，他一个月的工资500元，要干满半年后才能有提成，而且公司还押着他半个月的工资。“没办法，年底工作不好找，就只能这样。”看着一脸茫然的胡亚丽，他抱着胳膊说，“我劝你以后别到中介找房子，没有一个中介公司是不骗人的。我以前在网上查过，我们公司是北京8家黑中介的第8名。你想想，你在这租房子，能得到实惠吗？”
　　  司龙吐了一口烟接着说：“其实，你仔细看看合同上的条款，没有一样是对租房者有利的。就算是出了什么问题，中介公司也不怕打官司。打个官司至少要耗半年，谁也没时间为几千块钱的事情请个律师，打官司用的钱比你被骗的钱都要多。所以到最后谁都不会选择打官司，中介公司拿捏的就是这个心理。”

■事件进展    房租要当做违约金处理
    近日，记者拨通了吴家村分部经理陈勇的电话。他表示，按照合同规定，胡亚丽他们应在11月19日之前交齐剩余钱款，但她不但不交钱，而且还在3·15网站发帖子说公司是黑中介，对公司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房租肯定不会返还，要当做违约金来处理。如果她有什么意见，那只有法庭上见了。”

“收取违约金显然不对”
    花费2600元租房却被撵了出去，胡亚丽不甘心，她拨通了“12315”热线向工商部门进行投诉。
    昨天下午，记者从丰台区工商局消保科了解到，北京明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有合法的营业执照，但吴家村分部没有进行登记。一名姓郭的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在租房合同中没有注明一旦违约要交纳1500元违约金，中介公司以胡亚丽违约收取违约金的做法显然不对，可向岳各庄工商所投诉，由其进行处理。

■深度提示
    电视机属国家强制认证的产品。但谁会想到，市场上流通的部分电视机是在简陋的农家院子里一批批拼装出来的。
    这种拼装的便宜电视机，无异于一枚枚炸弹，被一些居民摆放在家中。
    2007年1月，罗先生买了不到5个月的电视机在家中爆炸，但他不知道该向谁索赔。
    拼装的电视机在拆卸过程中，很容易对土壤、水源造成污染，但我国对电子产品尚无统一回收的法规。监管部门称：“没收的电视不好处理。”

在朝阳区善各庄乡一处农家院子里，废旧电视机的显像管被拆下来拼装电视机。

回收的废旧电视机堆满了院子。

拼装好的电视机包装后即将运往销售点。

拼装电视机在来广营一市场内销售。

废旧电视机的塑料外壳将被粉碎后回炉。

现 场
    便宜电视机大白天爆炸

    罗先生是在北京做装修活儿的一名四川籍打工者。
    2005年6月，罗先生花了300元，在朝阳区来广营“手机家电大世界”20号摊位买了一台25英寸彩色电视机。但不到6个月，这个便宜的电视机就没声音、没图像了。2006年8月，罗先生再次来到来广营“手机家电大世界”，打算再买一台便宜的彩色电视机。“这回，我发现20号摊位张显才老板店里卖的电视机都没有品牌标志。”
    罗先生说，他当时听了介绍，也觉得没必要满足虚荣心，贴一个所谓的标牌。再说，这么便宜的电视机到哪里去找，于是就又掏了300元买了一台25英寸的电视机。
    “张老板当时承诺，三个月内包换，终身保修。”罗先生说，他把电视机抱回家不到5个月，电视机竟在大白天发生了爆炸，屏幕炸成了一个黑窟窿。“幸好当时家里没人，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我随后找到当初的张老板，但他却不予理睬，还说‘愿找谁找谁’。因为这个电视机没有品牌，我也无法找厂家索赔，这事儿真让人头疼。”
    罗先生出示了自己购买第二台电视机的交易卡（收据），上面的销售单位是——北京玉弘基业商贸中心朝来手机电品大厅。发票上未注明电视机的品牌、型号，只有单价（300元）、保修期及售货时间（2006年8月）。

    零 售
    “想要什么品牌，马上贴一个”

    “从广东运来，质量没问题”
    今年1月13日，记者来到朝阳区来广营手机家电大世界20号摊位，以顾客身份与张显才老板攀谈起来。
    记者：你这里都有什么牌子的电视机？
    张老板：你想要什么品牌？我们这里卖的电视机没有固定的牌子，想要什么品牌，我马上就给你贴一个。
    记者：这些都是新电视机吗？
    张老板：是，全是新的，但价格便宜。商场里卖1000多元的电视机，我们这里才卖三四百元，买一台看一段时间后扔掉都不亏本。
    记者：这些电视机是哪里生产的？质量有保证吗？
    张老板：我们的电视机都是广东运过来的，质量绝对没问题。
    记者当场以265元的价格买下了一台“KAIGE”牌17英寸彩色电视机。当记者要求开发票时，张老板说：“我们这里（的摊主）都没有发票，给你开个交易卡吧，可以随时来更换和保修。”张老板给记者所开的交易卡，与当初给罗先生的一样，落款都是“北京玉弘基业商贸中心朝来手机电品大厅”。
    一名也在该商场购买便宜电视机的男子说：“这种电视质量很差，用一段时间就坏了，我买它就是图个便宜。”
    随后，记者查看了该商场的30多平方米的家电区，发现这里卖的电视机基本上都是拼装的，有的已贴上了品牌商标，如康佳、长虹、东芝、KAIGE等。

    废旧电视机拆下零件拼装
    第二天，记者再次来到来广营手机家电大世界。
    这一次，记者以一名四川老乡的身份与20号摊位的张显才老板谈起了合作的生意经。
    记者：这种电视机价格这么便宜，我们运到四川去卖，生意一定好。
    张老板：四川？你想卖到四川去，你熟悉那里的电视机行情吗？
    记者：我是成都人，当然熟悉了， 我正愁没有赚钱的好项目。
    张老板：哦，那可以做这个生意。
    记者：如果我们合作的话，你看具体应该怎么干？
    张老板：我们做这个生意，首先要有隐蔽的库房，得专门有人去收购废旧电视机，还要有资金。我和广州的厂家都很熟，只要钱到位，原料没问题。我们进货时只买电视机的壳子，里边的显像管、电子管等零件都是从废旧电视机上拆下来的。
    记者：在北京做这个生意的人多吗？
    张老板：至少有50家以上的小工厂都在生产这样的电视机，你没看见大街小巷都有收购废旧电视机的人吗？如果没有利润的话，谁会那么上心地干！
    站在一旁的老板娘则表示：“现在卖正规的东西赚不了钱，你不要看我们这么间小店，一年下来可以赚十几万元。至于拼装电视的厂家，那就更是暴利了。”
    记者：如果我们合作的话，需要多大场地，你先带我到你上货的生产基地去看看，知己知彼嘛。
    张老板：明天吧，我今天卖电视忙得很。

    批 发
    一天卖出上千台电视机
    1月15日下午两点，张老板骑摩托车带着记者，来到朝阳区善各庄乡二手交易市场。张老板说：“做这一行很隐秘，都是单线联系，没有熟人根本找不到这里。”
    进入该市场电子产品区，张老板先进去接头。接着，先是两名30岁左右的男子出来看了看记者，然后张老板示意记者进去。
    这个市场里销售的电视机也是拼装的，大约有数十个批发部。张老板不断地与同行们打招呼，互相聊着自己的业绩。一名老板模样、40多岁的男子说，他这个月生意不太好，还卖了500多台电视机呢。
    这家市场的电视机价格果然比其他销售点便宜许多，一台29英寸的电视机才卖500元。在市场外面，不时有车辆将电视机运进运出，看上去一派生意兴隆的样子。
    张老板告诉记者：“看嘛，这里批发的都是拼装的电视，我们就在这里进货。这个市场一天能卖出去上千台电视机。如果我们做这个生意，也得建立自己的批发市场。”

    生 产
    “拼装电视机就是焊接一下”

    两张桌子拼成“生产线”
    接着，记者跟着张老板又来到善各庄乡一个废品收购站后面的农家院子里，这里戒备森严，是拼装电视机的“基地”。
    张老板指着记者对农家院子里的人介绍说：“他是我店里的人，一起来看看你们这里有什么好货。最近，你们生产的电视机老出问题， 看不了几天就坏了。”
    记者进入院子后看到，在100多平方米的场地里，堆着两米多高的废旧电视机。一些电视机的显像管和主板正被拆下来用水清洗，准备拿到所谓的“生产线”上去拼装。这里的废旧电视机的品牌有：高品、鉴声、佳丽彩、海尔、高科、科诺、长虹、NOKIA、KAIGE等。
    一间昏暗的屋子就是所谓的生产车间，屋里弥漫着浓浓的锡焊味和工人吸烟时吐出的烟雾，两张破烂的桌子并在一起，搭起了一条拼装电视的生产线。张老板介绍说，其实拼装电视机就是简单地焊接一下，不需要什么技术，现场的4名工人每人每天要拼装十多台电视机，效率很高。

    电视机外壳粉碎后回炉
    在隔壁的一个院子里，地上堆着上千箱刚刚运来的电视机塑料壳子，包装的纸箱上写着“中转箱”字样。这种“中转箱”和出售电视机时所用的纸箱一模一样。拼装好的电视机被搬进一辆厢式货车里。在院子门口，还有七八辆厢式货车、面包车、三轮车等着运货。
    此外，十多名工人正在把粉碎后的废旧电视机外壳运上另一辆货车，准备运往广东回炉。
    张老板神秘地说：“现在你懂了吧，废旧电视机全身都是宝。我们把废旧电视机外壳、线路板运到广东佛山进行加工，对方把新的外壳、线路板再运回来。我们卖的电视机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和其他正规厂家的电视机相比，我们没有售后服务、不用给国家交税、不用办营业执照和生产许可证，这样算下来肯定赚取暴利。即使有的电视机坏了、爆炸了、伤人了，顾客也没法索赔，只有接着再买一台这种一次性的电视机，从而又促进了我们的销售量。”

    监 管
    “没收的电视机不好处理”

    “对付工商和质监有办法”
    记者：这些拼装电视机如此生产和销售，难道不怕工商局和质量技术监督局检查吗？
    张老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付工商和质监我们有一整套办法。这些电视机价钱便宜，大部分是农民工在买，他们一般不会去工商局投诉。就是电视机爆炸了，他们也不知道该找谁说理去。如果工商和质监来检查，我们一般就只在柜台上搁几台电视机，有人要货时再去批发部和“生产基地”取货。即使被查到了，由于电视机上没贴商标，我们就说是旧电视，他们也拿我们没办法。
    记者：工商和质监检查过这些电视机吗？
    张老板：这些拼装的电视机，就是让他们没收了又能怎样？他们处理不了，这是对他们没有利益的事儿，所以他们一般都不查，我们可以放心地生产、销售。

    电子产品无统一回收法规
    1月16日，记者就此事来到朝阳区工商局善各庄工商所进行采访。一名姓丛的副所长表示，这种情况他以前就知道，那些生产点都是地下窝点，产品质量肯定不合格。“我们会尽快去取缔，但对于没收来的电视机却不好处理，显像管里的荧光粉有毒，环保部门要求不能随意丢弃、污染环境。要是我们与质监部门联合执法会好一些，生产领域的问题归他们管，而且他们还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对于购买拼装电视发生事故，真的不好说叫谁赔偿，有的没有贴商标，就是贴了也是假的，商标持有人也不会认可，所以只有找销售方。”
    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朝阳分局执法大队相关人士表示，彩色电视机属于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必须具有3Ｃ认证书，否则不能出厂销售、不能在经营性活动中使用。翻新家电大多是由回收来的报废（或即将报废）的电子产品拼装而成。由于目前我国对电子产品还没有统一回收的法规，回收人员将低价回收的废旧家电又转手卖给略懂技术的拼装人员，经拼装翻新后重新出售。
    “据说这种廉价的劣质拼装电视机在市场上的销售量还比较大。销售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销往农村；二是城市的暂住人口；三是城市低收入者。销售、拼装电视机属于无照经营，工商局叫我们去，是因为没收的电视不好处理，这个原因也导致取缔不久又死灰复燃。再者，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法规来约束这个行业。我们去检查时，摊主说是自己用、不销售，而且是维修，我们也不好查。”

    新闻背景
    2005年，国家质检总局、发改委等八部门曾联合发布公告称，从2005年11月1日开始，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不得从事收集（包括收购）、贮存、处置废旧显像管（阴极射线管）的经营活动，禁止使用废旧玻璃壳翻新加工再生显像管并拼装电视机进行销售。
    记者从环保部门了解到，拼装电视在拆卸过程中，很容易对土壤、水源造成污染。拼装后的高龄家电超期服役，为市民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绝缘电阻老化容易导致触电事故，使超龄电视机爆炸事件屡有发生。这些拼装电视，无异于一枚枚炸弹，被居民摆放在家中。
    欧盟从2004年起实施《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除对报废电子电气设备的回收和处理作出特殊规定外，还规定回收费用由生产者承担。在我国，有关部门也在酝酿对报废的电子产品实行统一回收，但具体措施至今尚未正式出台。

 

 

 

1月18日下午，丰台区草桥汇丰汽配市场商户吴义保打赢官司后走出丰台区法院。他望着天空长长地叹了口气。“商行被强制关门这么长时间，以前的客户都走了，工人也都走了，一切都要从头再来！”
    2006年11月16日，本报“北京/深度”版以《草桥汇丰汽配市场无理强封商户门》为题，报道了丰台区汇丰汽配市场在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单方违反合同条例，强制顺天祥商行关门歇业。2006年10月23日，该商行将草桥汇丰汽配市场告上了法庭。
    2007年1月18日下午1时30分，丰台区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了此案。作为代理人，吴义保坐在了原告席上。在法庭上，双方开始了质证。原告吴义保出示了去年10月该商行法人代表何玉华及律师与汇丰汽配市场市场部经理陈庶琦两次交涉的录音。但被告代理人陈庶琦经理否认了录音的真实性。陈庶琦表示：“我不承认这两段录音是我的，这份材料上写的我名字跟身份证上的不一样，所以我完全不承认里边的内容。”但当法官提出将这份录音证据进行司法鉴定以鉴别真伪时，陈庶琦经理和律师均沉默不语。
    随后，陈庶琦经理承认，汽配市场对顺天祥商行强制关门违反了合同规定，但对原告方提出的赔偿数据提出质疑：原告提供给法庭的月利润额，并不能说明其真实利润。原告代理律师马上提出当庭核对，被告方又一次保持了沉默。
    经过双方举证、答辩后，法官当庭宣判，由于汇丰汽配市场有违反合同的行为，顺天祥商行于2007年1月19日正式营业，由于强制关门造成的损失，由汇丰汽配市场做出赔偿，合同时间顺延。
    1月19日，在经过了3个多月的等待后，吴义保打开了商行的大门重新开始营业。虽然当天的经营额不及以前，但他表示：“只要开了门，我还要把买卖做得红火起来。”  

 

■深度提示
    武玉杰，一名在京求学的安徽籍贫困大学生。2006年1月6日，他因给同学代买火车票从中获利，被北京铁路警方刑事拘留（详见本报2006年1月17日、3月1日的“北京/深度”版的报道）。
    此事经本报报道后，引发了读者及全国多家媒体的广泛关注。武玉杰被北京铁路警方刑事拘留21天后得以取保候审，重返学校继续求学。
    一年过去了，武玉杰的人生发生了什么改变？他的学业如何？他有自己的宿舍床位了吗？今年寒假他有路费回家吗？近日，记者再次来到武玉杰就读的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八达岭校区进行了采访。

 

 前天傍晚，武玉杰从北京登上了开往山东的列车，他准备利用今年寒假的机会，去当面感谢帮助自己还清债务的恩人——与自己同名同姓的山东浮来春酿酒集团的董事长武玉杰。

等待结案
“我按要求写‘认识材料’”
    2007年1月11日，武玉杰考完最后一门课后，轻松地走出了考场。他面带微笑地说：“考完了，还可以。”
    据武玉杰介绍，2006年11月21日，北京铁路公安处预审科通知他去一趟。到了那里以后，一位刘姓警官让其写一份文字材料，详细地写一下买火车票的过程及对这件事的认识。“刘警官给我口述了一个提纲后，我按照他的要求写了一份‘认识材料’。写完后，刘警官说这个材料将送交北京铁路检察院，待最后结案处理时用，我可能会被起诉，也可能不追究刑事责任。他同时告诫我说，这件事经媒体报道后，给北京铁路警方带来了很大压力和不好的影响，‘今后要知道如何跟媒体说话’。”
    昨天，记者先后与北京铁路公安处预审科、宣传科取得联系，欲就此事进行核实，但对方均以相关人员和负责人不在为由拒绝接受采访。

还清债务
同名同姓者送来2.4万元
“希望他能够安心读书”
    武玉杰告诉记者，山东浮来春酿酒集团的董事长与他同名同姓，也叫武玉杰。身为董事长的武玉杰看到本报报道后，通过学校与他取得联系，多次表示要替他还清在学校的欠款，让他安心学习，但被婉言谢绝。在此期间，浙江宁波开发区一家公司的负责人也通过学校与他取得联系，表示要替他还清欠款，让其安心学习，但也被谢绝。
    山东浮来春酿酒集团的董事长武玉杰表示，他2006年初来北京出差时，看到了本报关于武玉杰代同学买火车票被刑事拘留的报道。“由于报道中的主人公与我同名同姓，所以我看得特别仔细。当看到武玉杰因交不起学费和住宿费面临辍学时，我当即通过114联系到了他所在的学校及武玉杰本人，但对方却怎么也不愿意接受这笔钱。直到2006年12月25日我的妻子来北京办事，就顺便给他送去了2.4万元现金。我们希望这笔钱能帮他还清在学校的欠款，让他能够安心读书。”
    “马上就要放寒假了，我今年春节不打算回家，准备先去山东看望一下浮来春酿酒集团董事长武玉杰，当面向他说一声谢谢，然后再看看能不能在北京找一个寒假短工干。”武玉杰说。

退还寄来的1000元捐款
    2006年12月26日，北京崇文区居民徐全娥老人再次给记者打来电话，说：“又快过年了，学校也该放假了，武玉杰那孩子有回家的路费吗？我想给他汇1000元钱，但不知道学校的地址，麻烦熊记者转交给他。”两天后，记者收到了徐全娥寄来的汇款单。
    当记者通知武玉杰前来领取汇款时，他却说自己现在已基本还清了外债，勤工俭学赚的钱也够维持生活，不想再接受捐款了。“这一年来，我欠太多人的情了。我要靠自己来逐渐改变命运和生活。”武玉杰说。他托记者将这1000元捐款退还给徐全娥老人。

生活现状
输液瓶灌热水晚上取暖
    武玉杰告诉记者，由于他没钱给学校交住宿费，学校一直没给他安排床位。为了继续上学，他在学校附近的延庆县大榆树镇大泥河村租了一间民房住。
    记者驱车10分钟，从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八达岭校区来到武玉杰租住的民房。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平房十分简陋，里面除了一张硬板床、一张折叠桌及一些书籍外，别无他物。由于房间里没有取暖设施，脸盆里的水都冻成了冰，窗户上也挂满了冰花。武玉杰在屋子门口挂了一床薄褥子当做门帘御寒。
    记者问：“晚上冷不冷？”武玉杰表示，每天晚上10点30分，他从学校回到小平房就钻进被窝里，看一会儿书之后就睡觉了。“时间长了，慢慢习惯了也就不感觉冷了。”但记者在其房间只待了十多分钟却冷得直搓手，当时是下午1点40分左右。
    “房东每天都会给我烧一壶开水放到房间里，我回来后就把开水灌进捡回来的输液瓶里，再放进被窝里取暖。” 武玉杰说。

师生评价
他比以前更懂事、更成熟了
冬天跑步回租住的平房
    武玉杰的同学、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八达岭校区现代管理学院学生薛志银说，武玉杰这一年过得很苦，但他一直很努力，也很乐观。“除了上课外，武玉杰业余时间都在自习室学习。一般到晚上10点左右自习室关灯后，他才离开学校回租住的小平房。夏天时，他还能借到同学的旧自行车回去，冬天则只能跑步回家。他回家的路上至少需要跑20分钟到半小时，同学们都很同情和佩服武玉杰。有时候，哪个同学的宿舍有临时空床位，就偷偷地叫武玉杰去住上一晚。”
    据介绍，武玉杰挺爱帮助人的，虽然出了代同学买火车票被刑拘的事，但他仍经常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帮同学去水房打开水，或者坐半个小时的公交车去县城帮同学买一些生活、学习用品。武玉杰的同学刘杏阁说：“其实我们都挺支持和感谢武玉杰的，因为我们自己去买火车票，去一两趟市区，也不见得能买到票，而且去市区买票一个来回至少需要1天时间，车费得花30多元。别说他只收5元手续费，就是收10元同学们都愿意，这是辛苦钱啊！”

学习成绩比以前更好了
    在武玉杰读“大一”的班主任张耀华眼里，武玉杰一直是一个懂事、刻苦的好学生。
    张耀华介绍说，武玉杰刚来学校时，就与班里的其他同学不一样。“他个性比较强，在学习上非常刻苦，成绩较好。他与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处理得很好，经常热心帮助同学。自从出了代同学买火车票被刑拘这件事后，他比以前更懂事、更成熟了。在这一年里，虽然他不断地到处打工，但学习成绩比以前更好了。我经常和他一起聊天，我们现在既是师生又是朋友。”

学校今年统一订火车票
    2007年1月10日，在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八达岭校区现代物流学院一间办公室里，一位老师正在给学生发放火车票。刚领到火车票的一名张姓学生介绍，今年该学校已统一给回家过年的学生订了火车票，每张票手续费5元。“这几天，正是各个班的老师给学生发放火车票的时候。”

■武玉杰·写给读者的信
尊敬的叔叔、阿姨们：
    你们好！
    我是去年《华夏时报》报道的代同学买火车票被刑拘21天的学生武玉杰。首先祝你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一生平安！感谢你们一年来的关心、关怀、支持与鼓舞。一年来，使我感受最深最多的是感动和感激。一句句母爱般的关怀，像母亲温暖的手抚慰着我伤痛的心。一封封沉甸甸的信件，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我黯淡的灵魂。
    一年来，往事总在脑海中回荡，思潮起伏，像大海的浪涛久久难以平静下来。正是去年这个时候，一场噩梦般的经历让我终生难忘。代同学买车票被拘留21天，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精神痛苦。我无颜面对家乡的亲人，我找不到回家的路。感到回家的路是那样漫长而陌生。我对生活迷茫了、绝望了。
    是你们给了我新的希望，给了我最大的支持和关爱，给了我重新面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在这里我对你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深深的感谢。
    ……
    请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挺住的，坚持完成学业，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关爱和期望。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更加努力奋斗，做一个学有所成、孝敬父母、回报社会、有利于人民的人。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八达岭校区国际物流学院04物流（3）班  武玉杰
    2007．1．16

■事件回放

    2006年1月5日上午，来京求学的安徽籍贫困大学生武玉杰再次来到了北京北站为同学代买火车票。他在买完260多张学生半价票时，被北京铁路警方以涉嫌倒卖车票为由刑事拘留。
    2006年1月17日，本报“北京/深度”版以《贫困生代同学买火车票获利被刑拘惹争议》为题，报道了武玉杰有偿代同学买火车票被北京铁路警方刑事拘留一事。报道刊出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2月9日，铁道部公安局重新界定：每张铁路客票代售收费不得超过5元。认为大学生有偿替同学代买车票的行为仍属于违法行为，今后铁路警方将对这种行为进行教育，不再进行拘留处理。2006年1月25日下午，武玉杰被“取保候审”。
    2006年3月1日，本报“北京/深度”版以《倒票大学生获释后身负票款巨债》为题，报道了武玉杰1月5日被抓后，身上价值18000元的火车票和1700元现金均被北京铁路警方没收，致使这名尚欠学校学费的贫寒学子又背上了巨债。

 

 

 

 

 昨天，大兴区瀛海镇源海实验学校的主办人陈永明站在了大兴区法院原告席上，他的对面是大兴区教委的代理律师。原告陈永明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于2006年8月18日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并赔偿损失共计122万元。
    去年9月21日至11月7日，本报分别以《近百打工子弟冲进被取缔学校强行上课》、《大兴区教委副主任：你少拿孩子要挟》、《被取缔学校申请行政复议》等为题，报道了源海实验学校被取缔的前前后后。去年12月，陈永明将大兴区教委起诉至大兴区法院。
    在法庭上，陈永明的代理律师宋积虎称，大兴区瀛海镇教委于去年7月19日向家长发放的一封信中说，源海实验学校已被取缔。但8月1日，陈永明才接到书面整改通知。8月18日，大兴区教委作出停止办学的决定，违反了法律程序的合法性原则，明显只是走过场，视法律的公正于不顾。大兴区教委这种不合理、不合法的行政行为，间接导致了部分孩子失学，违反了宪法中“每一位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的规定。
    陈永明表示，被告取缔了源海实验学校，但却保留了无论在师资、硬件配置还是在安全方面都远逊于源海学校的康明学校，其中动机、原因不明，违反了《行政法》合理性的基本原则。
    被告方的律师则认为，大兴区教委的行政行为在程序上是合法的，大兴区教委有权对辖区内的所有学校进行监管，陈永明擅自开办学校，教委有权责令其改正，并限期停止其办学。
    对于陈永明提出的122万元的赔偿额，被告方的律师表示，其擅自办学的行为本身就属违法，损失应由自己承担。
    在辩论过程中，对于来自大兴区教委方面的说法，陈永明均进行了反驳。但对于陈永明一方提出的关于“违反《行政法》合理性原则”的意见，大兴区教委没有正面回答。
    此案当庭未宣判。

 

■深度提示
    兰成长被黑矿主打死一事的目击者称，他也曾遭到黑矿主一伙人的毒打，额头缝了6针。他被打时，还有一名派出所的警察在场。
    山西浑源县公安局长讲述了兰成长被打死一事的案发经过。他说，初步认定为非正常采访。
    兰成长被打死一事的前几天，山西大同市召开会议，并发出了“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行动的通告”。

②打死人的黑煤矿被封后，矿工们仍等在现场讨工钱。

③当地村民听说黑矿主跑了，这才敢上山去背煤。

 

记者调查
黑矿主在警察面前打人
小煤窑不在我们管界内
    山西浑源县砂圪坨镇水头村村民周林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自己是打人现场的目击者。但当地警方砂圪坨镇派出所称，打人事件是在室内发生的。除当事人以外，不可能有人亲眼目睹。周林向记者展示了他额头上缝合了6针的伤口，指认是一个月之前由黑矿老板侯四指使同一伙人打的。他说自己挨打时，砂圪坨镇派出所所长姚忠就在现场，并说：“油皮（当地人管社会渣滓叫油皮）打我时，姚忠根本没吭声，4个油皮把我头上打了一个大口子，下巴也打破了，头上和嘴里流了很多血。他不但没有阻拦，反而说‘谁让你拿人家的炭’，直到最后油皮要往沟里推我，并说要活埋了我。这时姚忠才说，‘算了吧，留他一条活命吧’。”
    1月16日下午，记者驱车来到了砂圪坨镇派出所，见到了正在午休的所长姚忠。
    记者：“姚所长，知道水头村打死‘记者’的事情吗？”
    姚忠：“知道。这个案子由市局和县局刑警队主办。我们只是配合，人家来调查的时候我们帮助找人，派出所有几年不办刑事案了。”
    记者：“你对这个矿主了解不了解？”
    姚忠：“不太了解，见过一两面，没有打过交道。老板名叫侯四，是大同人。他开的那个小煤窑在我们管界和大仁庄乡的交界处，属于西旺铺村地界内，不归我们管。只是那个小煤窑的管理人员住在我们乡的水头村。”
    记者：“你认识水头村一个名叫周林的人吗？”
    姚忠：“不认识，怎么了？”
    记者：“周林说，在一个月前他遭到了侯四这伙人的毒打，额头被打破缝了6针。他挨打时，你就在现场，要不是你救了他，他就被活埋了。”

“要推就往下推我吧”
    这位挂着二级警督警衔、看上去有50多岁的老所长听到这里，他拿起自己喝水的杯子给记者倒水，并让记者坐下。约莫两三分钟后，他才回答说：“有这回事，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大概是在去年11月初吧。”
    据姚忠介绍，当天镇里的文晓东书记、张斌镇长及分管副镇长找他一起去水头村查看私挖乱采情况。“我们开车一起去水头村，在一处沟底碰上了一个正在挖‘露头煤’的人。我们问他是哪村的，他说他是水头村的。我说谁让你在这里挖煤？那个人说，我们没有烧的啦，这个矿也不卖给我们煤。当时我们的文书记和张镇长都在场，正在我们对这个人进行询问时，突然从路上开来了两辆没有牌子的桑塔纳，从车上下来四五个留板寸头的人。他们什么话也没说，摁住那个挖‘露头煤’的人就打，我当时穿着警服怎么拉都拉不开。那个人的嘴好像是被打破了，在流血。打完后，那些人要把这个村民往沟里推，我连忙上前拦住说，你们怎么这样野蛮，要推就往下推我吧。回到水头村后，我找了他们的老板侯四，我说你们的人怎么能这样，把人家打成那样。人家不告便罢，如果报案的话，我还得找你麻烦。”
    记者：“那后来呢？”
    姚忠：“那个人没到派出所报案，后来就不知道怎样了。”

 

■深度提示
    打死“记者”的煤矿，是一个没有任何手续的黑煤矿。开黑煤矿的矿主，曾是山西大同市的一名下岗工人。
    1月19日晚，犯罪嫌疑人侯振润、武强二人到大同市公安局投案自首。
    据村民介绍，这个黑煤窑已经开了半年多，周边至少有20多个黑煤窑在生产。
    当地国土部门称：“打死‘记者’与我们有什么相关，更何况还是个假记者。”

①山西省浑源县大仁庄乡乡长靖仁称，当地的私挖滥采经常出现反复，非法矿主每天都在和政府打游击。

②从黑煤窑里挖出来的煤还没来得及被运走。

③当地派出所所长称，不清楚黑煤窑的炸药、雷管从何而来。

 

现场探访
黑煤窑的挖掘机藏在沟里
小煤窑曾数次被炸毁
    据当地人介绍，这座位于山西省浑源县大仁庄乡西旺铺村盘沟的小煤窑，是西旺铺村一个姓范的村民几年前开的。一开始，这个小煤窑只是小打小闹。小煤窑地处砂圪坨镇和大仁庄乡交界处，两个乡镇全都管，小煤窑曾几次被炸毁。2006年六七月份，那个名叫范关林的村民把这个小煤窑转给了大同市一个名叫侯四的人。此后，侯四纠集几个在大同世面上混的油皮（当地人管社会渣滓叫油皮）维持秩序，雇佣当地水头村、西旺铺村等周边的村民挖煤，直至打死“记者”的第二天，这个小煤窑才被封。
    “窑上采的是丈八煤，六米高的煤层，又没瓦斯，一炮炸下来你往外拉就是了。”在这个小煤窑干活的一名村民说。
    “窑上一天能出多少煤？”
    “一天倒两班，上午不干，上午来找麻烦的人太多。下午四五点钟上班，头班上到夜里12点再换第二班，一直干到第二天上午七八点。一个班用七八辆三轮车，一辆车一班拉20多趟，一个班能出一二百吨煤。”
    “拉一车煤给多少钱？”
    “拉一车10块，装车10块。实际上，大钱都让人家老板挣了，老板在坑口一吨煤要卖150-160元，还只卖给老范家，村里的其他人想烧点煤，200元也不卖。”
    “平时就没人查？”记者问。
    “查什么？他们跟县里、乡里全通着气，上边一有行动就提前告诉他们了，五六个月了没见（小煤窑）停几天。”

周边有20多个黑煤窑
    1月16日一大早，记者在西旺铺村盘沟岭上看到，距侯四开的小煤窑不远处有一个露天的表层煤开采点。大面积的地表土和植被已经被大型挖掘机挖掉，露出了煤层，土方工程量很大。但开挖现场静悄悄的，并不见挖掘机的影子。在路上，记者碰到背着背筐来这里挖煤的村民，对方见记者是陌生人扭头就往回返。后来经询问才得知，原来他们把记者当成了开采点的看场人。据村民介绍，这个开采点的老板是太原人，自从他来了之后，当地村民如果敢来挖这些“露头煤”就要挨打。
    老乡们告诉记者，他们这里的煤层很浅，经常在种地时就挖出“露头煤”，背点回家烧。但近几年来不行了，乡、村干部把这些地包给了外地人，一亩地给上村民几百元，但不让种地了。这几天，侯四的黑煤窑打死了“记者”，这里的开采点两天前也停了工。其实他们的挖掘机、铲车并没有走远，就藏在附近的沟里。
    根据老乡们的指引，记者果然在西旺铺村对面的山沟里拍到了藏在这里的两台大型挖掘机。
    据当地老乡们介绍，仅西旺铺村地界内就有5个这样的没有任何手续的小煤窑在生产。在西旺铺村周围，至少有20多个黑煤窑在生产。自从打死“记者”后，周围大部分的黑煤窑都停了，但还有少数胆大“窑主”在夜里组织人挖煤。

 

 

 

■深度提示
    招一个学生能拿4000元提成；3年学费12600元要求一次交清；多花7000元，中专可改为大专；学生认为受骗，要求退费无果；一些学生为了减少损失，又介绍他人到该校就读……
    位于北京海淀区的齐鲁音乐学院北京分校，实际上只是一个教学点，但它从2001年起招收了6届学生。由此引发的纠纷却一直没有相关部门进行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擅自分立、合并民办学校的，由审批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王刚说，自己的表妹共计交了19600元，但齐鲁音乐学院存在招生欺骗，一直不退还学费。（⊙本报记者  姚宝龙/摄影）

招生网站把该学校描绘成一座“豪华艺术殿堂”。

 

2007年元旦过后，齐鲁音乐学院北京分校的招生网页进行了更新。新一年的招生工作又开始了。
    招生网页上如此描述：齐鲁音乐学院北京基地，西邻凤凰岭旅游风景区，北至八达岭长城，东邻稻香湖，占地18万平方米，校舍建设面积2万余平方米，学院拥有崭新的教学楼、办公楼、学生公寓楼、图书馆、电教室和设备精良的教学设备。拥有各类专业教授、讲师、高级讲师30余人，中青年专业教师120余人，还有出国深造的机会。
    然而，对于云南女孩钱文瑾来说，齐鲁音乐学院北京分校给她带来的，却是一段苦涩的记忆。2004年，钱文瑾在这里就读了不到一个月后选择了退学。她和家人多次讨要近两万元学费，但至今无果。

进京求学
“北京分校像是一场噩梦”
多花7000元，中专改大专
    来自云南陆良的女孩钱文瑾梦想成为一个音乐人。
    2004年高中毕业后，19岁的她来不及等高考分数公布，便前往昆明联系音乐类院校。
    她被一张齐鲁音乐学院的招生简章所吸引。招生简章上说，学校环境优美，宿舍里设施齐全，有中央空调、卫生间，每个楼层都有洗衣房。
    更重要的是，该校从全国各高校聘请资深教授前来授课，学校在学生入学时将签订一份就业合同，保证安排就业。
    钱文瑾迫不及待地拨通了招生简章上的电话，一名自称是山东齐鲁音乐学院教师的男子让她填一张入学登记表寄过去。几天后，钱文瑾收到一份通知书，让她去山东齐鲁音乐学院参加笔试。在母亲的陪同下，钱文瑾来到该校，经过两轮简单的笔试和面试后，钱文瑾通过了考核，正式成为该校的一名学生。
    3年的学费共计12600元，学校要求一次性交清。
    付清了学费，学校的老师告诉她，齐鲁音乐学院山东总校只是一所中专，但在北京设有分校，如果去北京就读，毕业后可拿到大专文凭，但需要再交7000元，作为中专改大专的费用、进京费以及地区差别费。
    多花几千元就能读大专，何乐而不为？钱文瑾又交了7000元。然而，学校并没有给她开地区差别费和进京费的收据。
    年轻的钱文瑾没有多想，她期待着北京给她一个惊喜。

学生利用放假逃离学校
    来到北京，钱文瑾傻眼了。
    齐鲁音乐学院北京分校根本不像通知书上描述的：“已建成13幢大楼、5幢教学楼、6幢学生公寓、两幢招待学生家长的大楼和现代化学生食堂、商场等豪华设施……学生宿舍有冷暖中央空调，每个宿舍都有卫生间和电话，每个楼层都有洗衣机等配套设施……”
    钱文瑾反复把现实中的“豪华艺术殿堂”和通知书上的描绘进行对比，却没有发现一样是对等的。仅有的十几栋教学楼破旧不堪；教室里的桌椅七零八落，几乎快要散架的样子；一个宿舍住14个人，除了床什么都没有；甚至没有“供学习用的桌椅”，更别说中央空调、卫生间和洗衣房了。在“现代化的学生食堂”里，根本没有供学生坐下来吃饭的地方，只能打饭回宿舍吃。
    虽然有太多的失落，但钱文瑾还是留了下来，希望实现自己的艺术梦。然而开课以后，她更加失望了。据钱文瑾介绍，给他们上课的许多老师都是本校留校的学生，很难见到广告中所说的教授；甚至没有一节像样的课，只有几本乐器的基础入门教科书；宣传资料中所说的“高档琴房”子虚乌有，只有十几台钢琴分布在各个教室里。学生多钢琴少，一些学生每天早晨三四点就起来点着蜡烛练琴，起得晚了连队都排不上。其他乐器则一概没有。当初承诺的就业合同也没有签，且只字未提。
    钱文瑾偶尔从高年级的老乡口中得知，“一些人被学校送到歌舞厅就业了”。这让钱文瑾对自己的前途更加担心。
    由于学校是封闭式管理，出门很难。一些和钱文瑾一样，认为自己受了“欺骗”的学生利用国庆节放假的机会，“走了之后再也不愿回来”。
    回想起两年前的情景，钱文瑾说“像是一场噩梦”，自己年轻的梦想被这所“艺术殿堂”击得粉碎。

讨要学费
学生称招生存在欺骗行为
讨不到学费报了警
    2004年10月12日，钱文瑾在表哥王刚的陪同下来到齐鲁音乐学院北京分校，找到校长苏运来，要求学校退还所有学费。苏校长先是答应了王刚的要求，但推说需要一段时间。
    钱文瑾就此结束了北京的求学之行，回到云南补习高中。
    11月，王刚给苏校长打电话询问退还学费一事，苏回答说：“等学校董事会商量了再说。”
    2005年1月初，王刚再次去齐鲁音乐学院北京分校讨要表妹的学费，但当时学校已放假，找不到校领导。王刚报了警，当地派出所民警了解情况后表示，人都不在了，警方也没有办法，类似你这样的情况已接到好几起报案，但难以介入。
    王刚告诉记者，由于找不到该校的主要领导，王刚曾给齐鲁音乐学院山东总校打电话，但山东总校的领导让直接找北京分校解决。
    随后，王刚致电山东省菏泽市教育局进行投诉。对方回复说，齐鲁音乐学院只是一所中专，没有大专的办学资格。

虚假招生应退回学费
    根据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山东省《关于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鲁价费发〔2004〕55号）规定：虚假宣传造成学生退学，学校要退全部学费。其中规定：民办学校办学，应如实向学生介绍学校办学条件，严格按《教育收费公示制度》做好收费公示工作。学校招生简章必须写明学校性质、办学条件、经批准或备案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等。因刊登、散发虚假培训广告、招生简章或者其他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造成学员退学的，应退还所收取的全部费用。
    在两年多讨要学费的过程中，钱文瑾的表哥王刚表示，他多次联系齐鲁音乐学院北京分校的苏校长，“但苏校长只要听出是我的声音，马上就挂断电话”。对此，苏校长则向记者解释说：钱文瑾自退学后，一直没和学校联系过。

学生因“受骗”集体停课
    齐鲁音乐学院北京分校因学费退赔问题发生的纠纷并非只有这一起。2004年9月26日，刚刚开学的山东齐鲁音乐学院北京分校发生部分学生集体停课事件。学生们认为，学校提供的教学环境和师资力量都与招生简章及所签合同的承诺不符，学校招生存在欺骗行为，十几位家长分别要求学校退还3年的学费、住宿费、进京费等各2万多元。
    据学生反映，该校初中生和高中生都学一样的文化课。在该校，年龄最小的学生14岁左右，初中都没毕业，年龄大的学生则已有20岁，高考只差了几分，甚至有人考上了国家正规的本科院校却放弃机会选择了这里。然而，这些文化程度不同的人，却在一起上文化课（目前只有英语和语文）。文化程度高的人觉得学不到东西，文化程度低的人又觉得听不懂。
    当时，该校的师资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怀疑：学校没有够资质的老师，“教我们英语的老师也教专业课，我们不知道她到底是学什么的”。
    北京市海淀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科一工作人员回忆说，这样的情况已有好几年了，他们经常接到一些家长投诉山东齐鲁音乐学院北京分校的电话。“我们也去调查了解过，并将一些资料寄到了山东省菏泽市教育局，但一直没得到回音。”

记者暗访
“保证能顺利通过入学考试”
三年学费一次交清
    2007年1月9日，记者以给妹妹择校为名来到北京海淀区苏家坨镇的齐鲁音乐学院北京分校。
    一位名叫蒋振华的教师带着记者参观了该学校。从学校后边的小门进入后，沿着一排破旧的平房走到前门，经过十余栋三层、四层小楼——宿舍楼、教学楼和办公楼。宿舍楼前的垃圾和污水随处可见，教学楼的房门敞开着，课桌堆放在教室一角，落满灰尘。几间教室里摆着风琴。但并没有见到招生网站上所说的“大型喷泉”、“仿古建筑”等。
    记者：我妹妹没有任何音乐基础，文化课基础也差，刚刚初中毕业。
    蒋振华：没关系，只要她喜欢就行。无论孩子基础多差，我保证她能顺利通过入学考试。
    几经周折，记者联系上了该分校校长苏运来。
    记者：齐鲁音乐学院北京分校是否具备办学资格？
    苏校长：齐鲁音乐学院北京分校的大专文凭属于自考，可取得山东师范大学的学历证书。北京分校并不招生，只接受从山东总校转过来的学生。
    记者：学校一次收清3年的学费有依据吗？
    苏校长：学校的发展需要资金，提前收学费用于学校建设。

一些学生当了学校保安
    1月9日，临近放假，在齐鲁音乐学院北京分校里，来自安徽的学生张军（化名）说：“我本来在山东那边报了名，后来听说来这里可以上大专就来了。学校教的课是重复的，上一年就可以了，而且这里只上半天课，下午没有课。”
    张军说，他联系了正规音乐学院的教师给自己单独授课。“明年我就从这里毕业了，现在抓紧时间准备再考别的音乐学院，不上别的学院不行。”
    2004年张军刚来的时候，同年级有8个班、300余名学生，这些学生基本上都是从山东总校报了名后又来到北京分校的。来了以后，许多同学很失望，陆续离开学校。班级则不断进行合并，由8个班合并为4个班、两个班，最后只剩下一个班。
    苏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北京分校学生退学的情况非常少，往年只有三五个学生退学，今年只有两个，都是因家庭发生变故而退学。
    在张军的同班同学里，有过音乐基础的同学入学第二年就留校当了老师，教低年级的学生；而基础不好的学生则当了学校的保安。目前，学校授课老师基本上都是该学校毕业的学生，2004级许多没毕业的学生已开始给2005级的学生授课了。
    “学校当初承诺的大专学历根本不是北京分校颁发的，也不是山东总校颁发的，而是学生通过自考获得的山东师范大学的自考毕业证。”张军说。

利益驱动
“招一个学生拿4000元提成”
多个网站自称是招生网站
    在百度上搜索齐鲁音乐学院，可以找到61万多个页面，其中大部分为招生网页。经仔细察看可发现，同样是齐鲁音乐学院，网址各不相同，各个网站均宣称是齐鲁音乐学院的官方招生网站，但网址上留下的联系电话各不相同，联系人也不同。
    其中两个网站甚至打出了内容矛盾的公告：一网站通知说：请各地考生在指定时间内到北京高教基地参加基础测试和学前集训。另一网站则称：“１、我院2007年新生报名工作已经开始！２、已经在网上报名的同学，收到《专业测试通知书》后，请在指定时间内到山东总院报名并参加体检及专业测试。”除此之外，还有多个内容相近或相似的网页。
    记者拨通了一个网站上所写的山东总院的招生热线，对方称，必须到山东总院报到并接受测试，交费后可去北京上学。
    另一网站的招生热线留的则是北京的手机号码，对方称，不必去山东，直接在北京参加集训并交费就可上学。

3分钟即可被录取
    记者通过114，又查到了一个齐鲁音乐学院的招生热线。该院工作人员说，网上存在的网页都是合法的，是他们的教职工为了扩大招生范围发布到网上的。
    1月10日，记者通过齐鲁音乐学院的其中一家网站，联系到一名自称姓张的招生老师。他让记者先在指定的网站报名，记者报了舞蹈专业。仅仅３分钟后，对方通过ＱＱ通知记者：“某某同学，你好，你的报名资料我院已经收到。根据你填写的资料，经审查，你的条件符合我院的新生录取标准。”
    北京海淀区苏家坨的一熟知内情者反映：齐鲁音乐学院北京分校没有统一的招生机构，不管是老师、学生还是其他员工，只要招来一个学生，就可获得高达4000元左右的提成。所以，很多教职工都自己制作网页，广泛网罗各地的学生。而学生交了学费后，为了挽回损失，又去介绍其他人到该学校就读……

监管空白
两地教育部门均称由对方监管
引发纠纷无人监管？
    从1999年开始，齐鲁音乐学院开始在北京海淀区办学招生，到2006年一共招收了6届学生。但由此引发的纠纷却一直没有相关部门进行监管。
    山东齐鲁音乐学院北京分校是否应该受菏泽市教育局监管呢？
    山东省菏泽市教育局民办教育科的房科长明确告诉记者：“我们只是批了它在山东这边办学，北京那边我们没批过。”
    记者：我们看到了齐鲁音乐学院北京分校的一些宣传网页……
    房科长：齐鲁音乐学院的准确名称是齐鲁音乐专修学校。北京分校也不是分校，只是一个教学点。
    记者：既然是教学点，为什么设在了北京？
    房科长：到那里只是为了聘请老师方便，学生的一切手续都在山东总院。
    记者：北京教学点有没有自主招生的权力？
    房科长：它必须以专修学校的名义招生，如果征求了学生的意见，可以安排到北京那边学习。
    记者：齐鲁音乐专修学院是一所什么性质的学校？
    房科长：它本来是一所中专院校，后来在此基础上我们批了一个非学历的高等教育，我们菏泽市教育局只给它颁发中专文凭。
    记者：齐鲁音乐学院北京分校要求三年学费一次交清，这样做有依据吗？
    房科长：不应该这样，不能跨年度收费。
    记者：齐鲁音乐学院在北京设立教学点，这个教学点是否该接受北京教育部门的监管？
    房科长：这个事我们也不清楚。
    山东省教育厅主管民办教育的张处长表示：“学校在什么地方设立，当然就归当地的教育部门监管，我们不能实施监管。”
    而北京市教委主管社会力量办学的发展规划处一官员称：根据行政许可法，一地审批，全国有效。当然应该由山东省来监管。

最高可追究刑事责任
    齐鲁音乐学院北京分校的学生2001年正式入驻，至今已有近6年。
    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提出，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国家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
    6年中，对民办教育的规范性法律由《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上升到《民办教育促进法》，但无论是哪部法规，均规定了民办学校必须经过教育部门的严格审批。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程方平教授说，无论是山东省的相关教育部门，还是北京市的教育部门，都对所谓的山东齐鲁音乐学院北京分校有实施监管的责任。
    首先，将一所实施中等教育的专修学校宣传为学院，本身就是违规问题，擅自跨省区设立教学点，山东菏泽市教育局应该严格审批把关。
    而所谓的山东齐鲁音乐学院北京分校，既然在北京海淀区设立校区，招生办学，依据属地管理的原则，北京的教育部门当然应该实施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擅自分立、合并民办学校的，由审批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深度提示
    近年来，有关高压线电磁辐射的争议始终没有停止过。在这些争议的背后，是一些人无视这样的工程项目可能造成环境危害。
    一个发生在云南的电磁辐射悬疑牵动了远在北京的医学专家的高度关注。
    在云南省大理州的一个小村落，因为悬而未决的电磁辐射疑云，众多村民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轮流值班，阻止高压线施工，直至施工队强行架线，双方发生冲突，致使多人受伤。
    在村民看来，这是一场家园保卫战，即使流血也在所不惜。但当地镇、县相关领导认为，该工程施工合法，工程队作业规范，工程环境测评数据符合国家标准，村民们阻挠施工纯粹是受个别人煽动。
    这个高压线工程确实是合法的吗？它的环评报告在哪里？立项批复又在哪里？

村民称，施工人员用这个铁制工具砸自己的脑袋。

一名村民被打得头破血流。

警察手持盾牌制止了械斗。

村民在高压电塔下搭窝棚轮流守护，阻止施工。

    2006年12月27日，职业病防治专家、北京市朝阳医院职业病与中毒医学科郝凤桐主任坐上了前往昆明的航班。在飞机上，他看着手里的材料不时皱起眉头。
    12月2日，在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大营镇萂村，当地村民因怀疑在村子附近建设的高压线可能带来辐射危害，强行阻止施工。双方发生冲突，多位村民受伤。拿在郝主任手上的，正是一个摁满了村民手印的情况说明。在他看来，每一个手印都代表着村民无声的询问。

架线
村民怀疑有电磁辐射阻止施工
架高压线从欣喜到不安

    云南省宾川县大营镇萂村是一个行政村，包括8个自然村，分别是萂头、萂中、萂尾和黑家邑等。整个村庄依山而卧。
    村民的收入以经济作物为主，人均耕地5分左右，山地占到50%，渴望现代化步入萂村是每个村民的愿望。
    1997年大理州供电局在架设大理到剑川的第一条高压输电线路时，高压塔和高压线路都经过萂村的农田，但村民们没有反对。
    萂尾村27岁的村民杨耀春至今记得那时的情景：“看到高压线经过我们村，都非常高兴，整个村庄有被重视的那种欣喜。”萂尾村村民小组长杨继业谈起当年的情景也很兴奋：“那时，别说把高压线架在半山坡上，就是架在村头都没说的。”
    直到近几年发生几起电击事件后，萂村村民才改变了看法。他们不再以那条架设在距居民区不远的高压线而自豪，甚至开始有些惴惴不安。至此，当大理供电局架设的高压塔和高压线2006年再次通过萂村时，村民出面阻拦。

村民不承认架线协议

    220千伏大剑（大理至剑川）Ⅱ回输电线全长126公里，途经宾川县萂村，原计划2006年9月10日送电。
    据萂村党总支书记董胜回忆， 9月4日，在个别村民的鼓动下，村民们以高压线电磁辐射会对人畜健康有所危害为由，强行阻止工人施工。在百般解释无效的情况下，大理州供电局被迫停工。为尽快恢复施工，9月23日，萂村村民委员会和大理州供电局经协商签订了一份协议。“根据协议，村民代表同意施工。但协议签订的第二天，萂村的村民反悔了。”
    在村民看来，虽然协议上有村委会主任董泽清和村民小组长杨继业的签字，但这份协议却是不合理的。“协议上说，因高压线引起的人畜伤亡和电磁辐射引起的病症，在专家鉴定后由大理州供电局全权负责赔偿。这样的说法太不负责任了，村民现在明知高压线架起来会有危险，怎么能够就这样硬架上去？”   
    村民杨耀春说：“这样的一份协议，简直就是不把我们村民当人看，一旦出了事，先不说这钱能不能要回来，我们要钱有什么用？钱能买来命吗？这样的协议，我们当然不能承认，它没有代表大多数村民的意见。”
    9月23日《农民日报》的报道也坚定了村民们依法维权的决心。村民们认为，该报的文章《浙江宁波一项目审批违规 34户村民依法捍卫家园环境》的内容与萂村的情况极其相似，村民们表示供电局拿不出合理合法的说法，就休想在萂尾村的土地上架高压线。

村民在电塔下轮流值班

    在萂尾村村西南山坡的一小块平地上，一座银白色的铁塔醒目挺立着，几根电线把它和旁边的高塔相连。从高塔向下望去，村民的房子就在山坡下，相隔不远的马路下就是农田，有村民在那里劳作。2006年9月，施工队就在这里建起高塔。为了阻止施工队施工，从9月下旬开始，萂尾村村民在高塔下搭起了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窝棚，200多名村民自发轮流守护，白天是妇女和老人，晚上是年轻人，24小时不间断。
    和萂尾村毗邻的萂中、黑家邑村民也给与了萂尾村许多支持。
    村民的意见如此一致，让村、镇、县的相关领导有些无奈。为了说服村民支持电力建设，村里和镇里先后进行了30多次说服工作，但还是没能做通村民的思想工作。

冲突
强行架线致多名村民被打伤
施工人员称必须架线

    “是施工队非要架高压线，村民不让架，施工队动手打人！”72岁的村民赵建勋退休前曾在昆明某军工厂工作多年，对电磁辐射造成的污染多少有些了解，坚决不同意这条紧挨着村子的高压线施工。
    12月2日一大早，他和往常一样，天刚亮就从家里走上了这片山坡。
    和赵建勋一起守护的还有三位村民，大约在早上9点钟左右，他们看到有20多辆车停在了山下的马路上，一群戴着安全帽的人走上了山坡，声称自己是大理供电局的工人，今天必须要把电线和高塔连接好。
    “这几个月来就因为要建的电线离我们村的房子太近，村民坚决不同意他们施工。”赵建勋说。没多久，村民们陆续赶了过来。但由于是上午，村子里的男人都在地里干活，来的多是妇女和老人。
    很快，小山坡上站满了人。

“戴安全帽的人把我踹倒”

    “看到这么多的工人要施工，我们这些妇女都慌了，赶紧上去一边死死抱着高塔的四角不让他们施工，一边苦苦哀求他们。” 和赵建勋一起当班的杨金祥，今年38岁，算是当天在场的村民中比较年轻的。“村里好多老年人被打，我被施工队的人踹倒在地，拖出去3米多远。”
    此时高塔下已经聚集了50多名村民。冲突开始时，59岁的村民李玉芬抱着高塔西边的柱子阻拦施工。和她在一起的还有六七名村民。“我一直在说：‘不能施工、不能打人’，可没想到一个戴着安全帽的后生上来一脚把我踹倒，我这个年龄比他妈妈都大了，”李玉芬流着泪说，“我坐在地上哭了。”
    据在场的多位村民讲，他们和施工队的冲突先后发生过3次，一群老人和妇女显然不是这群戴着安全帽的人的对手，很多人都被打倒在地，有的村民在冲突中刚站起来就再次被打倒。
    跑到山下的赵建勋，看到山坡上一片混乱，不时有村民的喊叫声、哭泣声传来。他抬起头，日当正午。

一村民被打得头破血流

    在这次冲突中，有3名村民被送到宾川县医院。另据萂村卫生所医生李豪讲，还有29人先后到卫生所进行过伤口处理，但当地警方否认了这一数字。
    村民董建宝在这次冲突中头部受伤，是伤情最重的。2006年12月28日，当记者见到他时，头上的伤口还清晰可见。据村民李金和讲：“当时血从他的头上流下来，染红了衣服、裤子。”
    董建宝回忆说，当时他用手指了一下爬上高塔的施工工人，当即遭到七八个穿工人制服的人的殴打，其中一个人把他打得头破血流。
    有村民从高塔下的杂草丛里，找出了一个T字形的铁制工具。董建宝说：“这好像是工人用来架线的，我的头就是被这个打破的。”记者试着拎了一下，一只手很难拿起来。
    村民告诉记者，为了阻止施工，他们中大多数人一直在现场坚守，直到几十名拿着盾牌的民警赶来，才将局面控制住。
    据村民们讲，其实那天除了供电局的施工人员外，还有村里、镇里和县里的很多领导在场。让村民不解的是，流血冲突竟是在这么多领导的眼皮底下发生的。
    事后，记者试图采访大理州供电局负伤的施工人员，但一直未联系上对方。

协调
始终没做通村民的工作
协调村民的次数记不清了

    据宾川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王志远介绍，大剑线是大理州的重点工程，出现去年１２月２日的冲突源于那份签好后又撕毁的协议。萂尾村有村民在西藏建水电站，对电磁辐射有些了解，架高压线会带来辐射的说法就是从那里传开的，村民由此开始阻拦施工。
    由于工程从去年９月４日开始停工，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县里接到了大理州供电局要求施工的通知，这才有了１２月２日的强行施工。
    宾川县政府法制办主任丁文生介绍，为了１２月２日的这次施工，地方政府出动了４０余人配合，但没有专门制订工作方案。
    在大营镇政府，记者见到了该镇专为“大剑线”成立的工作组的组长——纪检书记崔志彬。据他介绍，在他担任组长的两个多月里，参与协调村民的次数都记不清了。既要重视地区经济发展，也要兼顾老百姓的利益，但村民的思想工作始终没有做通。在１２月２日之前，他接到了县里传来的大理州供电局要求强行施工的通知，要求镇里予以工作配合。
    大营镇副镇长王国纪、副书记李建军都表示接到过这个通知。“因为担心会出现状况，１２月２日，镇里的９位领导除了镇长外全都进入了施工现场，但不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警方称正在进行调查

    宾川县公安局副局长陈学植表示，这是一起由工程纠纷引发的多人群体性械斗事件。12月2日早晨接到报警后，考虑到情况比较复杂，迅速出动了40多名民警赶到现场制止了斗殴，并宣讲法律法规，保证了施工继续进行。目前，该案已交由大营镇派出所处理，调查工作正在进行，具体情况不便介绍。
    大营镇派出所所长韩树升也以案情复杂为由，没向记者透露调查的具体情况。

悬疑
陆续有村民患上多种“怪病”
村民连遭电击

    1997年架设的高压线让萂村村民一直惴惴不安。
    据萂村村民讲，每到阴雨天，高压线常常冒火花，令不少村民有些惊恐。最近几年，萂村高压线下又发生过几起阴雨天电击事件。
    2005年5月，萂尾村村民李正纪在山坡上的农田里种玉米。李正纪家的农田位于1997年架设的高压线下，高压线距地面约20米。当天正巧赶上一场雷雨，李正纪被雷电击倒在地昏迷不醒。大约两个多小时后，家人找到玉米地里才把他救醒。
    2006年9月中旬，李正纪在收割玉米时，又赶上下雨，李正纪在高压线下的农田里再次被击倒。
    李正纪说，经过两次电击，他被电击中的右臂肌肉硬化并无力，且常常出现筋痛。
    另据记者调查，萂中村的李桂喜和杨新宇也在四年前的一次上山砍柴途中遭电击，电击地点距1997年的高压线水平距离五六十米远。

茶树死掉一半

    2006年3月，萂尾村里陆续有村民发现，离高压线较近的树明显死亡，而较远的地方情况稍好一些。一棵在往年生长旺盛的百年老茶树只死掉一半，距离高压线较近的内侧枯死，而其外侧距高压线较远的地方，依然枝繁叶茂。
    20多年的树陆续死去20多棵，这种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些村民们开始怀疑是高压线对树造成了危害，进而促使其死亡。
    有人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在城市里打工的亲戚。萂尾村一个名叫李振兴的村民在西藏专门搞电力工程，在萂尾村的村民眼里算是有见识的人。村民们从李振兴口中第一次听到了有关“电磁辐射”的说法。经商量，萂尾村选举有学识的村民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专门负责电磁辐射相关知识和工程法律内容的查找。
    直到调查小组中有人查到，在一定距离内电磁对生物有辐射作用时，村民们惊愕了。

陆续有人患病

    2002年，萂尾村村民杨伟的妻子段福兰患脑瘤在北京治疗无效死亡。
    杨伟从没想过妻子的死和那条距离自己家200米左右的高压线有关。甚至在知道电磁辐射后，杨伟还是没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妻子的死和高压线有直接关系。但其他村民相对集中的疾病，却成了杨伟心头不解的疑团。
    2006年农历四月十五，住在距离高压线不到200米远的萂尾村村民赵德祥突然呕吐不止，且伴有头晕症状。4月18日，赵德祥在家人的陪同下到大理州附属医院检查。据赵德祥讲，当时医院的医生进行了多次检查都不能确诊，后来几位医生会诊后，其中一医生问他：“你是不是管过电？”赵德祥立即否定了医生的疑问：“我都65岁了，管什么电嘛！”之后，赵德祥在大理州人民医院确诊为脑血管出血。8月17日，赵德祥在大理市人民医院复查的结果为：脑血管痉挛，供血不足。目前赵德祥在家进行药物治疗。
    据村民们统计，2000年以后，陆续有人患上疑难杂症：
    2000年4月，杨财胡患上大脑神经系统痴呆症。
    2000年12月，董为良被确诊为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常常伴有头疼、头晕等症状。
    2001年4月，董先角被确诊为心脑血管硬化、脑血管阻塞。
    2002年5月，杨家永被诊断为高血压，经常头晕、头疼。
    2002年7月，杨家树被确诊为高血压、神经系统紊乱。
    2002年8月，张福翠经常头疼、头晕，曾在县人民医院检查，但无法确诊。
    2004年7月，张存贵的儿子张茂清刚刚小学毕业，患突发性脊柱侧弯。
    ……

辐射
北京专家称可能影响村民健康
民房距高压塔最近处22米

    经萂尾村村民测量，2006年12月架设起来的输电高压塔距最近的民房22米，1997年架设的输电高压线距民房不足60米，两条高压线之间的距离不足35米。
    据了解，1997年的高压塔18米高，2006年的高压塔30余米高，下面就是萂尾村村民劳作的土地。一条通往农田的山路与高压线的水平距离不到10米远，甚至一些山路从高压线下穿过。
    2006年的高压线下有部分树木已被砍伐，横七竖八地躺在农田里。据村民们讲，施工队砍伐树木时没取得村民的同意，所以继续砍伐受到了一定阻力，才没有把所有的树木都砍倒。
    在黑家邑，建于1997年、2006年的高压线分别从两处民房的房顶上穿过，距离高压线水平距离几十米的地方也有两三户居民。
    在萂头村，2006年架设的高压线从一户坐落在山脚下的院落上方穿过，1997年建成的高压线处于距离村民房屋不远处的山顶上。

辐射可能影响村民健康

    2006年12月28日，北京市朝阳医院职业病与中毒医学科郝凤桐主任听了萂村村民反映后，专程千里迢迢来到云南大理。在现场观察后，他又到部分患心脑血管疾病的村民家里进行了看望和治疗指导。
    郝主任认为，由于没有用精准的仪器进行测量，所以只能说可能存在健康隐患。就距离高压线较近的村民房屋来说，高压线产生的电磁辐射可能会影响居民的健康。另外，村民们长期在高压线下做农活儿，不可避免要受到高压线辐射的影响。再加上两条高压线的距离较近，两条线通电后的辐射可能会产生叠加效应，危害更大。但具体到危害的剂量，需要有专门的仪器才能测定。
    郝主任说，人体短期大剂量接触电磁辐射会引发白内障，长期接触会影响到神经系统、血液以及内分泌等，尤其对儿童的危害要多于成年人。许多疾病的得病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不是单一的因素，有时电磁辐射对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尽管不是直接诱因，却可以推动疾病的发生或恶化。就我国医学目前对电磁辐射的研究来说，有时很难断定某一种疾病就是电磁辐射引起的。目前，最好的办法是进行电磁辐射监测，以断定其对村民是否有害，尽早采取预防措施。如果等到村民已得病，再采取措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