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东子

三十三、合肥。

合肥与南京中间隔着长江，虽说江北的下关也属于江苏，但感觉坐车往北一过长江大桥，就进安徽了。南京距离安徽实在太近太近，都不知道怎么能号令徐州、连云港那么遥远的地方。安徽叫集的地名特别多，集就是镇，人家河南叫朱仙镇，到了安徽就叫双堆集了，读书时淮海战役的过程没记住，但记住了这个地名，记得共军在这里把国军打得落花流水。这块地自古是兵家较劲的场所，史上著名的垓下之战和淝水之战也都发生在淮河流域。

合肥作为安徽的省城，感觉不是那么牢靠的，安徽二字实际上由安庆和徽州而来，一个在江北，一个在江南，这两座城市加上芜湖，都要比合肥更有历史，也更有文化。合肥在当代中国的名气，跟设在这里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很有关系，想当年少年班设立时，那些自认为是神童的少年，和那些自认为养育了神童的父母，都是很激动的，谁不想一鸣惊人出人头地呀，进了少年班等于走完了一半通向诺贝尔奖的路，有的神童如宁铂、干政、谢彦波已经不是神童，跟神也差不多了。其实人就像种子，优秀的种子自然有独特的成长方式，一定要给它额外浇水，培土，施肥，搭棚子，是不是就一定有好收成，反而很难说，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假如真的天资聪慧，应该由他去，还是按普通孩子的方式生活，该读书读书，该玩玩，有谁暗恋女同学，也由他暗恋去，人除了智商，还要发育情商才好，非要把同类人集合在一起，就像把好种子集中起来播撒，反而剥夺了生长成大树的空间。

我对少年班没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市中心步行街上的李鸿章故居。李一贯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卖国贼，这种观点肤浅了些，他不过一个朝廷大臣，为满清收拾烂摊子而已，换了别人在那个位置，照样得签马关条约，没准赔出去的白银更多。当时的中国闭关太久，对世界的认识已经过于陈旧，只知世上有皇上，不知有的国家的皇上，已经死在了断头台上。李游历过欧洲和美洲，算是官僚中有见识的了，所以推行洋务运动，这样的官员跟满朝姓爱新觉罗的八旗子弟相比，已经开明了许多。李家是当地望族，现存故居仅为当年不足十分之一，里面的小姐楼据说是张爱玲外婆的闺房。我对合肥的印象不够清晰，好不容易找到了桐城路上一家黄梅戏剧院，却说当晚没演出，只好自己哼着“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往古逍遥津的方向而去。

三十四、扬州。

扬州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喜欢它的平民气质，走累了，找家小店坐下来，吃个狮子头，或蟹黄汤包，这些都是正宗的维扬菜——我一直弄不清楚维扬菜和淮扬菜的区别，有时还以为是写错了字，后来才大约明白，维扬菜是扬州本地菜，是淮扬菜的一部分，淮扬菜还包括了淮安那边的菜，那边是苏北。大概在扬州人看来，淮字比较土，维字才有文化，这种地域感觉在别的地方也有，比方在桂林，如果谁的名字里带一个桂字，那感觉不太洋气，尽管英国人把这种花叫做奥思曼色斯，云这个字挺飘逸的，可如果哪个云南人的名字里带上它，在当地也不被看好。史上名曲广陵散跟扬州有点关系，扬州古称广陵，据说广陵散是嵇康最喜欢弹奏的曲子。

可能是因为生活太自在，烟花，美人，澡堂，炒饭一应俱全，这地方产怪人，以郑板桥为首的八怪最著名，都是些不得志的文人，因为不得志，聚在一起写字画画，不高兴时写诗发发牢骚，曲里拐弯骂皇帝。想想古人也蛮好玩的，对时局不满意，至少还可以聚在瘦西湖上骂人，找到那八个妖怪，跟他们做做伴，做扬州第九怪也好。瘦西湖够瘦的，用如今的话说叫骨感美人，从南门走到北门，一路上见无数盛开的琼花，花朵洁白，果实艳红，古人诗中的烟花三月，那花除了指美妓，应该也指这琼花。什么时候在这座湖上，举办一场骨感时装展示会，应该有点意思。一直喜欢杜牧的这两句：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我宁肯相信那二十四桥是一座桥，而不是二十四座桥，那桥应该就在瘦西湖上。想象清朗的秋夜，一个孤单女子坐桥墩上，在月光下悠然吹萧，那情那景是何等别致。在湖畔的一座园林里，我看见本家沈迈士先生题写的“半青”二字。

说扬州，无法回避扬州十日这个史实，专门去看过梅花岭下的史公祠。满人入关，江南抵抗尤烈，史可法戍扬州，明不可守，清不可投，只能以自刎的长剑，为汉人的没落划一道寒光，“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这是祠前的一副名联。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南京大屠杀，都是汉人心中的痛。江浙是鱼米之乡，百姓酷爱读诗书，个小体弱，视阴柔为美，与异族交锋吃亏居多，自古习惯以多繁衍延续族群，如今强调只生一个好，那前提必须是国富民强，否则一旦异族来袭，一群独生子如何应战？我这样说似乎振振有辞，可在肉食者看来这叫吃饱了撑的，也是，我着什么急呢，不如去看城东的古运河，当年隋炀帝就是从那儿进来看琼花的。

                                                  沈东子

三十一、济南。

如果说我在去济南之前，对那座城市有什么美好想象，那实在得益于刘鹗在老残游记里的描写：家家泉水，户户垂柳。文学有什么用处？就是这种用处。济南泉眼多，据说能数出名字的就有七十二口，无名者不计其数，这当中最有名的当数趵突泉，趵突泉于济南，相当于西安大雁塔，桂林象鼻山，是城市的标志或叫城徽，去济南不看趵突，等于没去。不过话又说回来，把趵突当做城徽，是有风险的，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趵突泉不涌了，济南人如丧考妣，好在后来又开始奔突起来，大伙儿这才松了口气。离趵突泉不远处，有一口漱玉泉，那是李清照取水梳妆的地方，淡妆画毕喝茶写作，作品就叫漱玉集。为了印证刘鹗所言不虚，我曾在省政府背后的一条小巷子，掀起一块松动的青石板，下面果然有泉水流淌，旁边的住户都用泉水洗漱。这还是这几年的景象，当年千泉喷涌的盛况可想而知。济南的泉水不似南方的小井，薄薄一片水，平静得可以看见鬼影，人家是动态的，可以汇成大明湖。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是济南人引为骄傲的句子，半城湖说的是大明湖的宽广，当然这宽广指的是几百年前的湖面。城市湖泊的命运，这几十年来是大同小异的，都是越缩越小，没被填掉已属幸运。“到了铁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见对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楼，与那苍松翠柏，高下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仿佛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做了一架数里长的屏风。”这是老残游记里对大明湖上千佛山倒影的描述。

其实千佛山在城南，离大明湖挺远的，打车要走半个多小时。在千佛山的古董市场，我看见几张丰子恺漫画，问哪来的，对方说从南京弄来的，说得有板有眼。我当时想买下来，遭到同行的莫胡子强烈反对，他把我拉到一边说，连我都看出来是假的，你看不出？我说我知道是假的，只是想买下来蒙别人。我说这话是有原因的，桂林有人知道我家与丰家的渊源，常来纠缠索要丰先生的字画。莫胡子听我这样说，连说不好，不好，这种事做不得。虽是小事一件，也可见胡子为人之厚道。后来他看中一方巨砚，来了兴致，想买下来，被我力阻，那玩意有一张书桌那么宽，叫武松来也扛不了，他说他想租辆车押回去。人家古人押犯人，押林教头，押宋衙司，他居然想押砚台。我与他结伴出行，两人都买不成东西。

我曾经下决心去一趟曲阜，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下决心的事有时也完不成，至今未去过孔老先生的家乡。也曾经想去看大同石窟，火车都到大同车站了，但被同行者劝阻，没去成，结果机会渐行渐远。旅途上的事，有时候就是这样，当时觉得还有机会再来，可世界这么大，要去的地方那么多，错过了没准还真的永远错过了。我对山东大汉的景仰，则完全来自水浒中的梁山好汉，还是来自文学，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吃饱了就唱打渔杀家：昨夜晚吃酒醉和衣而卧，稼场鸡鸣惊醒了梦里南柯……不过现实却是另一番景象，济南开北京的长途汽车，路程本来就远，车子为了多拉客东拐西弯，走了老半天还在山东境内兜圈，我和莫胡子跟司机理论，要求直开京城，不然天色晚了不方便，这本是个对大家都有利的好主意，可车上众多齐鲁壮汉不吭声，只有我们两个南方人在力争。那天说好下午七点到北京的，结果晚上十一点才到赵公口，回到住处一点多了。男人的胆识和勇气，跟所谓豪爽没关系，跟个头也没关系，中国近代史上演的好戏，往往由个头矮小的南方人唱主角。

三十二、青岛。

海边的城市因为时常遭遇海风暴雨的洗涤，通常是比较干净的，比方青岛的滨海步道就很不错，从团岛到石老人四十多公里，放眼望去“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康有为语），慢悠悠走可以从上午走到天黑，最适合城市孤独者散步。为什么说适合城市孤独者呢？一来饿了有吃的，不远处总有小店，二来没野兽袭击的危险，专心想你的伤心事就是了，三来不会迷路，只要沿海边走，哪怕弯弯曲曲，最终也能走到目的地，还有四呢，走到终点了，走累了，也想累了，可以坐公交车回家。城市人毕竟舒适惯了，哪怕内心再孤单，也不适宜去走塔克拉玛干，说是孤独散步，其实总有旁人在不远处，所以我说青岛的步道适合城市孤独者。我走过这段路的大概三分之一长，从团岛到鲁迅公园，路上全是雪堆和积冰，若换了阳光灿烂的秋天，感觉会更好。

说青岛的洋派得益于德国人的殖民统治，这话听起来不舒服，可也是事实，我客居的栈桥王子酒店，对面的灯塔，附近的火车站和教堂，都是德国人盖的。附近崂山的青岛啤酒，味道也未见得如何优异，但被德国人经营成了头号品牌，洋人来中国喝啤酒，都会首选喝“青岛”。相形之下后来的日本人，在青岛留下的痕迹不算明显，据说他们发现青岛码头的设备是德国货，竟然拆了运回日本本土去安装。同样都是帝国主义，日帝比德帝差劲多了，一副出门劫掠的北海道农民嘴脸。这些年来青岛做生意的韩国人忽然多了起来，机场附近有个镇子叫流亭，那里出产很好吃的酱猪蹄，韩国人聚居在那一带，好几万人呢，好多店铺只有韩语招牌，也只接待韩国人。他们为什么喜欢聚集在青岛呢？查查地图就明白了，青岛到首尔的距离，比到北京或上海还要近，坐飞机只要一个多小时，还有轮船去仁川。不过韩国人的口碑不太好，韩商欠一屁股债半夜逃走的事时有发生。

青岛盛产漂亮MM，当代影坛的许多大美人，如林青霞，盖丽丽，范冰冰，陈好，宋佳，都是青岛人。女人要想长得美丽，是需要烂漫的外在环境的，设想一个女孩子从小不给漂亮衣服穿，头发全纠结成脑后的马尾巴，额头上一根头发也不许出现，整天面带愁容，任她如何天生丽质，长大后都难成绝色美人，所以说一个地方出美女多，说明那儿民风开通，对女性性意识持宽容态度，妖娆一点，妩媚一点，都没问题，时间久了，宽容的结果就表现在女孩子的面容和身段上。中国有不少地方出美女，我认可的是重庆和青岛，这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前者吹山风长大，后者泡海水成人，外观和内心都有差别。当然别的地方也产美人，不过长沙妹子稍嫌泼辣，苏州美人略显纤弱，据说西安美人也不少，可惜在街头没见着，可能都进沿海城市的酒吧了。民国期间青岛一度是直辖市，这样的城市心气是很傲的，在坊间流传的一份未来中国重新划分的五十省份名单上，青岛、大连、桂林等都升格为省会城市，分别领衔胶东省、辽东省和岭西省，虽然只是坊间流传，但也可见这类城市身世不凡。

                 

  咳嗽这件事

       沈东子

一个多月以来，大约从十月底开始吧，我招惹了咳嗽这东西，整天咳。记得邓丽君有首歌是这样唱的，雨儿雨儿下不停，心儿心儿跳不定，我是只要遇上阴天，嗽儿嗽儿咳不停，心儿心儿跳不定，熟悉的知道是我在咳，不熟悉的还以为家里来了个小老头。

朋友知道我的状况，纷纷为我出主意，有的建议服抗生素，什么头孢安苄、克林霉素、阿摩西林、特非那定、细辛脑片、菠萝蛋白酶、伊巴斯汀，列了一大串，有的建议吃中成药，复方感冒灵、银翘维C、佩夫人、联邦止咳露、念慈庵川贝琵琶膏，有的说别那么麻烦了，直接打吊针，打先锋霉素和病毒唑，有的主张用中药疗法，取半夏、陈皮、甘草、紫苑、前胡、白芍、麻黄、百合、百部、黄芪、桔梗各若干煎服，或者萝卜、生姜、大枣若干加水煮沸，去渣加蜂蜜温热服下，有的说我用红糖熬姜糖水喝两天就没事了，有的说用醋，拔火罐，刮痧，推拿等等，还有最简单的，什么药都别吃，买只老母鸡炖鸡汤喝。

我相信所有的主意都是好主意，都曾在不同时段，不同人身上产生过疗效，可说实话，主意多了，我反而一筹莫展。假设我现在被关在牢里，忽然咳嗽了，面前只有一碗药水，那么甭管那药水是用什么药熬的，我都会喝了它，因为那是惟一的生存希望，在牢房外就不一样了，面对铺天盖地的药方，你又不可能每种都去试试，只能发愣。如果什么药都吃，一定会被笑话犯了医学大忌，病急乱投医，何况这么多药吃下去，恐怕病毒没被灭，我先被灭了，可如果不吃药，又会被视做反社会反文明分子，有病不治，有药不吃，真是两难的抉择。我决定索性先去晒晒太阳再说，好在这段时间太阳尚好，属于我时常在小说里夸奖的十二月的阳光，坐在阳光下打瞌睡，身边有两只在热恋中快乐飞舞的苍蝇，嗽也不咳了，看上去跟健康人没什么两样。可是咳嗽这东西，就像跟太阳捉迷藏的小精灵，当着太阳的面，它躲起来，太阳回家了，它就冒出来，整夜陪你玩儿。你累了，它不累。

有时候我想现代医学怎么了？是医生素质下降，对病症无法准确诊断？是病毒发生了变异，全都成了鸡流感或猪流感？是药物成分不足，量不够？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为什么拿几只小小的病毒没办法？想多了不如不想，不如去想童年的事。我上小学期间，有那么一段时间，母亲由医院门诊换到药厂工作——门诊多辛苦呀，面对那么多病人，每天打针要打到手抽筋，相比之下药厂轻松多了。那药厂是医院的药厂，可以按方子制作一些简易的中成药，因为免掉了中间商这个环节，成本比较低，制作出来的药品很受患者欢迎。有次我去玩，一个做药的叔叔塞只山楂果给我。我说这不是做药用的吗？他说跟别的药材一起熬是药，单独吃就是水果，拿去吃吧。

有了第一次，就有无数次，我一放学就去找果子吃，有时去得巧，还真有好果子吃。我一边吃，一边记住梨是润肺的，山楂可以开胃，桑葚清肝明目，枇杷治咳嗽等等，对了，顺带说一句，如今的琵琶露似乎也不如以前管用了，不知是枇杷出了问题，熬制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吸收功能出了问题？外面又出太阳了，还是多在阳光下晒晒吧，就当自己是一只大病毒——其实我们都是地球上的病毒，难道地震和海啸，不是地球偶尔打的一个喷嚏？至于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更可以被看做是地球在发低烧。有时候我想，我们都把地球折腾成这样了，轮到自己咳几声嗽，还是少抱怨吧。

                            

无 边 之 月         

         沈东子

利用去厦门的时机，专程去了一趟泉州，去看开元寺里的弘一法师纪念馆。这次行程我筹划已久，主要是想看看弘公最后十余年的生活环境。泉州自古香火兴旺，是佛门要地，开元寺内有东、西二塔，体积庞大，气势恢弘，是泉州的标志。塔是这样一种东西，站在面前你必须仰视，从而对天产生敬畏，收敛自己的各种欲望。古人大概觉得塔越高，离天越近，所以总是设法将塔修得高一些。这两座巨塔原先是木制的，后来改为砖砌，再后来又改成石头，上面有精美雕刻，旁边有千年古桑，大殿中央是缭绕的香火，设想李叔同早晨推开房门，心情大概不会太坏。有朋友见我去探寻弘公遗迹，不免有点担心，问你不是想出家吧？前段时间我本来是想剃光头的，觉得光头有光头的方便，若真剃了光头再去开元寺，我出家的可能是不是大增？出家哪是这么简单的事，不经历苦行，只是嘴上的奢谈。

其实二十岁上下，我已经是居士了。那时遭遇人生低迷，忽然很想看看佛教方面的书，就写信向丰子恺先生的女儿丰一吟求教。丰先生是我父亲的老师，丰先生的老师是李叔同。丰女士把我介绍给朱幼兰先生，朱为上海佛学名士，曾任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与丰子恺合作《护生画集》第四集，丰作画，朱题字，造诣是很深厚的。我与朱先生通过几次信，他称我为居士。所谓居士，就是不出家，居家修行的人士，我那时清心阅读，也算是一种修行吧。我向朱先生借阅了一些佛学书籍，都是市面上见不着的，其中就有一部弘一法师的《晚晴集》，民国版的。说实话，以我彼时的阅历和定力，想读懂里面的偈语还早了点，但佛教讲究的是通性，心到了，总会渐渐悟到。我每看完一本，就在里面盖上自己的印章，再寄还朱先生。至今记得弘公遗言：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这话是写给几位朋友、弟子的。

寺内有弘公的不少手迹，大殿的门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是手书朱熹对泉州的评价。橱窗内有一件小横幅“只管自家，不管人家，看一切人，皆是菩萨，唯我一人，是实凡夫。”这是法师的内心历炼，现代人恐怕是反过来的，看一切人，皆是凡夫。同样意思的还有“我当于一切众生犹如慈母”。弘公对佛教的最大贡献，是给这门宗教注入了积极的东西，世人常把皈依佛门视为看破红尘，对人生万念俱灰，没路走了才信佛，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悲凉，佛门似乎成了落难者的收容所，听说谁做尼姑或和尚了，那一定是遭遇了人生之大不幸。弘公不一样，他当年决定做僧人，想得很周全，出家前先绝食（不绝水）半个月，看看自己能不能适应僧人的清苦生活，而后又独坐屋内一个礼拜，倾听亲朋好友的各种劝说理由，最后才正式皈依佛门。

弘公既削发为僧，则努力救世，这世包括世人，也包括佛教本身。他一贯强调老实信佛，将佛拉近人间，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佛经，他宣扬的佛是有亲和力的。同时他还强调入世，而不是遁世或避世，亲自为厦门第一届运动大会会歌谱曲，说明强身健体也为佛门教义，以积极方式介入社会生活。弘公的佛学观，让人想到马丁·路德对基督教的改良，基督教曾一度走入深奥晦涩的路径，神甫宣讲的内容距凡人的内心迢迢遥远，路德由圣经引出许多新理解，从而把基督教从沉沦边缘挽救过来。佛学也一样，尤其五四后渐陷萎靡，遭受新文化运动强烈冲击，弘公身为新文化先驱鼻祖，来一个华丽转身，归隐山林潜心学佛，对当时社会的震撼可想而知。章太炎晚年也学佛，主张以传统文化救国。太炎救国，弘公救世，区别在此。

如果说弘公对普世有感召力，那感召恐怕更多的是来源于他的人格与智慧，优秀的人格给智慧添了光华，智慧又给人格抹上了神秘色彩，倍增感染力。世上许多事业，是因实施者的品德而升华的，没有优秀的实施者，任多么宏大的理想，最终也只是笑话。弘公39岁出家前，也曾走马章台浪漫到极致，于音乐、美术、戏剧、诗词、书法等都表现佼佼，堪称一代宗师。他最终选择皈依佛教，一方面固然显示出宗教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舍身饲虎的决绝，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本色，也正因为有这分决绝，弘公才赢得佛家尊崇，被推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世祖，成就了他圆满的生命之月。

弘公归西时特意交代身边左右助念佛经，并说：若见余眼中流泪，此乃“悲欣交集”所感，非是他故，不可误会。意思是说若是大家看见我流出了眼泪，那是悲欣交集的缘故，不是我眷恋世俗生活，而是对世间的慈悲。笔者在开元寺门口见到这样的景象，大殿门槛上坐着几个乞讨的老人，有的失明，有的拄着拐杖。换了其他寺庙，可能会把人撵开，但开元寺没这样做。设立佛门，本意就是拯救众生，佛门毕竟不是衙门。也曾在杭州西湖边上，见一长溜从诸暨过来的老太太，头上缠着白毛巾，手拉手，迈着碎步结伴而行，去灵隐寺拜佛。她们读懂过几本经书很难说，但那分虔诚打动了旁观的我。

                                                   沈东子

二十八、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旧名归绥，有归化绥靖的意思。古代命名偏远地名，都喜欢用归、化、绥、宁这些字，比如乌鲁木齐旧称迪化，青海省会叫西宁，以此表明中央政府的怀柔政策，希望边疆风平浪静，别闹事。不过闹不闹事，最终还得由国力决定，当年蒙古国就是乘中国国力衰弱分离出去的。在现今的中文世界地图上，蒙古乃至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不少地名，都仍附有汉字旧称，这多少表明了一种态度，即中国人没忘记那些地方原来属于中国，至于能不能再回归中国，那得看未来各方实力转换的结果，比如乌兰巴托（库伦），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涅尔琴斯克（尼布楚）等。

国家的边界线是随政权的改变而改变的，历史上北方的游牧民族，曾经数度与中国分分合合，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千军万马灰飞湮灭，独留下一座青冢，守望大漠的黄昏。呼和浩特是一座寂寞的城市，到处都能听见一种单调的曲子，伴着马头琴怀念成吉思汗，蒙族人称做大汗，亏得有这座追念王昭君的青冢，给粗砺的形象抹了一笔春色。史上来来去去的皇帝数都数不过来，为什么会在呼和浩特给一个小女子竖碑呢？我想这墓一定是汉人盖的，男人打不过对方，只好送一个女子过去，用她的柔弱身躯去化解对方的敌意，想到这一点岂能不生愧意？若是反过来西域民族给中原朝廷送来一个妃子，我们只会把她认作是一件战利品吧？

童年看过一部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说两个蒙族小姑娘为了保护公社的羊，与暴风雪彻夜搏斗，看得又揪心又绝望，也由此对草原陡生敬畏。我在呼市以北的草原上，平生第一次骑马，因为怕摔下来没敢狂奔，只是像马术比赛里的盛装舞步那样斯文缓行，草地远看平整，其实有许多土疙瘩和沟壑，若是人走是很辛苦的，汽车走起来也颠簸，可是矫健的马腿一跃就过去了，真如风一般轻灵，骑马才能真切感受马背民族驰骋草原的自如与快意。在一个帐篷里吃烤羊腿，充分体会到什么叫大快朵颐，大口咬，大口嚼，大口咽，酒也是大口喝，回到南方再也没吃过那么鲜美的羊腿。

二十九、保定。

那年我到河北省的保定开会，因特快列车不停靠，要先到省会石家庄下车，然后再转乘汽车过去。到了保定才知道，这城市规模不大，名气却不小。清朝的直隶省省府，就设在这里，市区保留了直隶总督府、保定军校的旧址，抗战时有名的白洋淀和冉庄地道战遗址也在附近，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斗的就是它。这里的故事多呢，五壮士跳崖的狼牙山，荆轲悲壮出行的萧萧易水，都在附近不远的地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不过我乘车经过易水时，看见的只是一条干涸的河道，那是七月份，还没到秋冬季节。七十年代中期，迷恋东方禅宗的美国垮掉派诗人金斯伯格曾经来中国游历，也许读过几本中国历史书，他选中这座当年的京畿重镇小住，几次在诗中提到过青纱帐和白头巾。

跟精致的保定相比，石家庄一片灰蒙蒙的，难怪被认为是中国省会中“最后的村庄”。保定人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大学和公园，似乎不怎么爱搭理石家庄，实在要看看比自己大的城市，往北走几步，过了涿州，就到北京了，世上的城市有比北京更大的？所以保定人对南边的石家庄，没有多少亲近感，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城市并不比省会差，石家庄再神气，也不过是一户石姓人家的庄子。这种不把省城当回事的心态，在别的地方也有，桂林也是一个例子。不过话说回来，省城这种东西是人气凝聚而成的，你说你不在乎省城，可人家更不在乎你，反正重心已经转移过去，慢慢的人家发达了，你衰弱了，熟重熟轻也就显示出来了。

坊间有这样的说法， “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这京油子，卫嘴子都好懂，北京城的人脸皮厚，用桂林话说叫撒谎不打草稿，动辄拍胸脯这事包我身上了，有紫禁城撑着腰，当然什么事都敢包。天津卫的人耍嘴皮子厉害，侯宝林、马三立、冯巩、郭德纲，还有那卖狗不理包子的郭东临，都是天津人吧？快板那么一打呀，我把那包子夸一夸，你不服还不行，什么扁担与板凳，喇嘛与喇叭，光是那绕口令，我这辈子就学不来。保定府的狗腿子就不好懂了，是不是保定人爱好习武，出去后多半做了保镖这种行当？如果这样解释，倒也不算骂人，荆轲也是燕太子丹的狗腿子吧，狗腿子做得壮烈，也照样能留名青史。

三十、天津。

记得小时候看杨柳青年画，一度以为那是一个叫杨柳的青年画的画，后来才知道人家是年画，画上好多胖娃娃，是中国著名农民画基地之一，与陕西户县和苏州桃花坞齐名呢。杨柳青除了出年画，二十世纪初还出过红灯照，当年闹义和团时，一个年轻女子出头领了一群黄花闺女参加，她们每逢午夜就将风筝升到空中，风筝下系着两只红灯笼，在天上一闪一闪的，便成了著名的红灯照。天津人对义和团的态度，与我们熟知的教科书不一样，我与一个出租车司机聊天，他就很讨厌义和团，说那叫拳匪，他家祖上是教民，是与义和团对着干的。海河边有个黑糊糊的法国天主教堂叫望海楼，据说教民与义和团在这里曾数度冲突，酿成近代史上著名的天津教案。

天津离北京太近了，常年笼罩在紫禁城的阴影下，有时会被世人忘记。它能顽强地活到今天，是因为市内的大片租界，洋人在北京租不到地盘，只好在天津租，而租界又养育了大量政治文化精英，给包括梁启超、蔡锷在内的反清人士提供了游动空间，于是天津以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把自己的命运与北京绑在一起，虽然不能取代北京，但自己的位置也无谁能取代。一般人都知道五大道，但天津的原租界之大，远出乎我的预料。可能洋房太多了，我去的时候正在拆小意大利区，我去看梁启超的饮冰室，周围大片独门独户的小别墅倒在废墟中，当中的随便一栋放在南方内陆城市，都有可能成为被保护的文物建筑。所谓小意大利区，是指海河东岸的原意租界，据说是意大利在其境外的惟一租界，盖因意大利参加了八国联军，战后得以瓜分到一份战利品。租界内原来有但丁广场、马可·波罗广场，是天津的独特景观之一，大规模的拆迁曾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议。

城西南有个文化部五七干校，其实也就是劳改农场，叫团泊洼，因郭小川一首《团泊洼的秋天》而出名，这首如今读来味同嚼蜡的作品，却是那个时代最浪漫的抒情诗。距团泊洼不到20公里的大邱庄，则出了一个名人叫禹作敏，大邱庄一度被称为中国第一庄，禹是庄主，所谓庄主就是老大。他最大的悲剧在于不懂得中国国情，统治是自上而下梳理式的，怎容得你做庄主？一个庄主就是一个瘤子，一旦形成那是非割掉不可的。对了，杨柳青还有一个展览馆，专门展出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事迹，那里原先是一个庄园，后成为中共天津地委的办公地。文化人的观点通常是有分歧的，不过在看展览时，大家空前一致的认为，他俩贪的那点钱实在不算什么，相当于如今的几万或几十万元，换了现在连牢都不用坐。太少了，怎嘛整的，还判了死刑？几十年过去，执政者对贪官的尺度是大大放松了，如今的赃官可谓百万不言富，千万刚起步，不到亿万不算数。这放松会让中华民族付出多大的代价，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

 
                            

      今天是你的忌日，柏林墙

              沈东子

二十年前的今天（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垮了，德国统一了。柏林墙多么结实，多么厚实，哪怕在前一天，哪怕在1989年11月8日，世上都不会有几个人相信，这坚如磐石的玩意会崩塌。可是它说倒就倒了，就像一个貌似威武的巨人，死掉后才发现其实早已病入膏肓。纽约双子塔多雄伟呀，在2001年9月11日以前，哪怕在2001年9月10日深夜，世上不会有谁相信它们会倒，可说倒就倒了，在世人惊愕的注视下成为废墟。双子塔的塌陷看似偶然，其实早已暗藏命数，是美国政府长期偏袒以色列造成的恶果，当权者对此心中有数，悲剧发生后布什马上呼吁建立巴勒斯坦国。还是说柏林墙吧，二十年前的今天，千百万东柏林人越墙而过，连自己的家都顾不得收拾，拔腿就向西狂奔，生怕这只是一场梦，梦醒后那墙又合拢了。一个人没经历过黑暗统治，不会明白那刻的心情。西柏林人也没闲着，跑到墙边鼓劲，酒吧敞开供应，免费接待东边的同胞，那天消耗的慕尼黑啤酒，估计以吨数计。只要想想时至如今，我们还在为台湾何时回归伤透脑筋，就可以想见当年统一给日耳曼民族带来多大的喜悦。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东德土地上还驻扎着大量苏军，面对两德民众渴望统一的呼声，苏联军人最终松开了无数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扳机，由此可以看出俄罗斯民族还是有理性的。反观联邦德国的那些所谓盟友，以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一群欧洲老小，当年被德国欺负惨了，一想到统一后的德国就心怀恐惧，连声惊呼别那么快，别那么快，要统一也慢慢来，利益转换后的表情一览无余。柏林墙的倒塌再次说明，地缘政治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许多貌似强大的东西，要倒只欠一阵风。

柏林墙消失了，对德国人意味着祖国的统一，是德意志历史上一件惊天大事，不过在我看来，它还有更深的意味，意味着东西方两大阵营四十多年的较量，最终以西方大获全胜而告结束，更重要的是，这种胜利的到来，没有经历传统较量的血腥暴力，没给平民百姓带来妻离子散的灾难痛苦，因此它同样是人类历史上一件惊天大事。一个社会能和平演变，那是老百姓的福分。设想秃顶戈尔巴乔夫身处的那种体制，一贯推崇用坦克层层推进的镇压原则，动辄将装甲车开上布达佩斯、布拉格街头，要开上柏林街头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对莫斯科而言，镇压是常态，不镇压才奇怪，不镇压会动摇苏联及其东欧仆从政权的根基，威胁到一批效忠者的利益，进而威胁到高官自身的安全。可是话又说回来，为什么有的政权要建立在违背民众愿望的基础上呢，为什么总要与民心相对抗？说来说去还是涉及到权力建立的方式，是靠武力建立的，还是通过选票成立的。靠武力建立的，当然要用武力来维护，那是旧社会的做法，是历史的特定手段，只有投票选举，才是现代文明的常态，一个国家也才算进入现代国家的行列。

政治人物要做出恰当的历史抉择，有时候是非常艰难的。读赵氏自述，曾看到其中有一句话说，我不想成为第一个向学生开枪的总书记。只要读一点历史，就能明白作为一个政治家，想兑现自己内心的一点诺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赵氏做到了，但也因此跟光绪一样做了囚徒。历史就像卸妆的角儿，最怕散场的观众回头看。墙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是自由的天敌。一堵墙砌起来，不是把别人关起来，就是把自己关起来，总归是要把人与人隔开。生活在动物园里的动物，因为生性不同，要用笼子分开关，否则狮子会吃了猪，鳄鱼会吞了羊，人类就比较奇怪，大家都是灵长类生物，为什么也要隔开呢？因为想法不同。想法不同本来可以分开过，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就像西方有的宗教信徒，按自己的爱好拢在一块，爱怎么念祷就怎么念祷。但是因为有了政治，情况就不一样了，强势者强在哪里？就是能用上墙，用墙把大家围住，困在里面过日子，这种墙在苏联和东欧叫铁幕，他们的重工业比较发达，钢铁多，在东方叫竹幕，因为东方盛产竹子。

为什么不许民众离开呢，因为政权是需要有人簇拥的，如今的朝鲜最擅长这一套了，动辄调动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上街集会，乌拉乌拉喊，好象好多人都支持金家政权似的，当年的齐奥塞斯库更好玩了，头天站在阳台上向大批民众演讲，演讲完群众热烈鼓掌，第二天他被推翻，在同一个阳台下，大批民众响起更热烈的掌声。独裁者总以为可以玩弄民众于掌心，殊不知民众也会玩弄独裁者的。

民众的用处除了簇拥，还需要提供大量劳动力供它盘剥，如果大家都走了，只剩下土地，只剩下吆喝人的人，吆喝谁去？又怎能体现制度的优越性？所以绝对不允许老百姓随意出走，别说出走，连走动都要批条。这种道理古代的皇帝最懂了，人越多，人头税越多，手上花的银子也越多，总想变换名目征更多的税，把农民绑在土地上干活，没听说哪个皇帝愿意孤零零自个儿过的，皇帝一不会种地，二不会做工，没人伺候怎么活？当年东德一夜间把柏林墙修起来，就是因为太多技术工人逃亡西柏林，能干的人走光了，谁创造利润？这书记和主席怎么当？可是人是有想法的，身体被困住了，想法还在啊，有想法就有挣扎，挣扎就是俗称的社会动荡，有时甚至是动乱。所以说强行围住的日子，就像小白兔的尾巴，一定长不了。

有首英国儿歌是这样唱的：伦敦大桥它要垮，它要垮，钢筋铁骨也会塌，也会塌。想想看连钢筋铁骨都有塌的时候，水泥盖起来的柏林墙岂有不垮的道理？可以这样说，所有用墙把人隔离开的做法都是封闭保守的，不是出于愚蠢就是出于恶毒，包括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盖的隔离墙，美国人在墨西哥边境修的铁丝网都是如此，总会有一天被拆成碎块供人收藏。

说到德国统一，自然会想到中国的统一大业。记得宋楚瑜在说到这个话题时，有句话很有意思，他告戒大陆民众，在谈论两岸统一时，千万不要只想到台湾的土地，而忘却台湾的人民。这句话的延长意思是很明确的，如果不能赢得民心，回归的只是一座荒岛。大陆要赢得台湾回归，首先要赢得台湾民众的心，怎样才能赢得民众的心呢，说起来很简单，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体系。其实台湾人也是很矛盾的，真正想闹独立的没几个，绝大多数人是害怕与大陆统一，至少害怕与当前的大陆统一，宁可保持现状不统不独。别以为独立有什么好处，大陆如今这么强大，台湾经济严重依赖不说，真要闹起独立，国际上也没谁承认，生活一下就掉下去了，做秀的是几个政客，吃亏的还是平民百姓，我想理性的台湾人，都会明白这一点，至于台南的农民没见识，嚷嚷着要独立，让他们嚷嚷就是了，喊累了继续回田里种甘蔗。一个儿童谜语问，一堵墙对另一堵墙说什么？答案是咱们墙角见。同样都是著名的墙，柏林墙对长城说什么？你是文物我碎片。

那二十多年的幸福时光

            沈东子

翻开书本打开网页，我们在谈论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时，会不由自主地往回望，把眼光停留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大陆，那时候我们并不富裕，但乡村有乡村宗法，城市有城市文明，今人津津乐道的那些文人逸事，甚至诸多花边新闻，都发生在那个年代。其实何止于文学，理工科的天堂也属于那个时代，四九年后跑出去的海外华人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等，在回忆自己青年时期的就学经历时，也会不约而同地怀念清华园的柳叶，华西坝的秋天。尽管那些回忆不免带些夸张，有的是对往昔生活童话般的描绘，但是那个年代滋润了一代中国读书人，却是不争的事实，几乎所有有资格进入现代大师行列的人物，都在那个时代的大城市度过了青春期。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老皇帝垮台了，新皇帝还没爬上来，我们的头顶两千多年来都有东西罩着，不是房梁就是黄瓦，窒息得不是想悬梁就是想割脉，这时候那些罩罩忽然不见了，天空忽然变蓝了，出现了阳光，于是我们得以拥有一段政治真空期，这对于长年生活在皇权阴影下的中国人，可以说是空前罕见的。从1911年满清垮台，到30年代中期日寇入侵，这是中国文化人最幸福的二十多年，清华、北大所在的北平已不是国都，上海、天津有租界庇护，如果还嫌不够自由，可以随时买张船票东渡西渡，去东京去巴黎都可以，没人卡你的护照，也没谁拦你的签证，学成归国有好位置等着你坐，学不成饿死了，那是你自己的事。

皇帝没了，也没哪个党团要你表示忠诚，你什么都可以批评，不怕批评谁，只怕说不清楚批评的理由被人笑话，那个时代的教育体系，也被认为是最宽松，最自由的，有蔡元培蔡校长开风气之先，大学生活开明的很，你宣扬什么主义都可以，只是别鼓吹暴力就是，暴力会伤及老百姓，这是任何政府都不能也无权袖手旁观的。也正由于有了这分开明，社会主义学说才得以四处蔓延。那二十多年真是思想与权力的蜜月期，中华民族的创造力空前爆发。鲁迅是那个世道造就的文章家，他死于1936年，真可谓死得其时，若晚死几年，还不知道在巨大的威权压迫下，会不会丧失一世英名呢。

后来该死的日本人来了，中国人短促的幸福时光结束了，日本人有千恶万恶，最大的恶是入侵中国。国民党以抗战为名，开始实施一党独裁，谁不听话就灭谁，史量才不听话，灭了，杨杏佛不听话，灭了，到后来连闻一多、李公朴都灭，终于到达专制的巅峰，开始划船去台湾。李敖坐过老蒋的大牢，一生最恨国民党，到现在还恨，恨到宁可为共产党讲好话，为民进党讲好话，也要讲国民党的坏话，可见专制对人的戕害，可以跨越多少年的光阴。若论勇气和才气，四九年之后超过鲁迅的人也不是没有，但都被执政者像拍蚊子一样拍瘪或拍死了，鲁迅若活着，也难免被拍，也不知道会不会被拍成郭沫若，所以还是死了好，死了还给中国人的灵魂留一点希望。一百年快过去了，我们依然怀念那黑白分明的二十多年。

                                                    沈东子

二十五、北海。

第一次去北海，银滩还是南郊的荒滩呢，叫白虎头，可以捡到很漂亮的贝壳，脚下到处是横行的小螃蟹，跑得贼快，一下就钻小洞里了，我捉了一只回到海滨公园旁的招待所，把它放回了朝北的海湾，它要想自己从南游到北，估计要游好几天吧。后来银滩盖了许多小别墅，改装成海边的小酒店，推开窗户就能看见海，晚上窗外是哗哗的涛声。说起海涛，第一次去北海印象最深，在我的住处附近，白天风平浪静，有一座石头小桥，晚上我顺着涛声走过去，发现桥不见了，原来有桥的地方，是一片汹涌的海浪，难怪当地人喜欢用一个传说吓唬外地人，说一个外省爸爸带着女儿去海边玩，不熟悉涨潮的规律，结果海水涨上来，只见到女儿的小红帽在漂。如今到银滩捡贝壳，已经成了童话，贝壳是捡不到了，捡塑料瓶倒是有可能，要想见到各种贝壳，要么去海洋博物馆，要么去海产市场。

银滩旁边有一些小饭馆，做的海鲜还是不错的，不是厨艺有多好，实在是那些海产品太新鲜，想不做好都难，有段时间我经常去吃。一次老板听说我去过海产市场，说你是不是想比较比较，我的价钱比市场贵多少呀？我是开餐馆的，价钱肯定是要比市场贵一点点的啦，何况我做的味道也不错吧？其实我去市场是想看各色各样的海洋生物，人家讨论的是怎么做好吃，我想看看它们被吃掉前的样子。我去不同的城市，都喜欢顺路看看当地的菜场，菜场里往往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动植物，哪怕是同样的品种，各地都会有差别，称呼有差别，大小和形状也不一样，比方昆明的芹菜，叶子就比桂林芹菜大多了，在内蒙见过一种武川土豆，金灿灿光洁圆润，真的像土里的金豆豆。

南郊的侨港镇，实际上是联合国资助的难民安置点，专门接纳被越南人驱赶的华侨，这是一项善举，拯救了诸多被越共驱赶出境的华人性命。安置点原来设在海角，就是市区伸进海湾的那个角上，但难民人数太多，于是转移到南郊的荒滩上。人陷绝境会焕发出巨大的求生本能，如今侨港镇的渔业加工在广西数第一，里面船帆林立，弥漫着大海的味道，也就是鱼的味道或者腥的味道。北海的房地产挺有意思，曾经一落千丈，在银滩小住时遇到一个汉子，他指着一栋三层小别墅对我说：30万，你拿去！我也省得在这里守了。原来他是湖南那边派来守物业的，看大海看腻了。问题是许多房产的产权手续没办全，怎么卖得出去呢。

北海是谈情说爱的好去处，记得有次坐火车，那是惟一一次从南宁坐火车去北海，在车上遇到一对南宁年轻人，邀我参加打扑克，期间我随口说了一句：你们是去北海度蜜月的吧？不想这句话把两个年轻人的脸都说红了，谁也不吭声。其实我也看得出来，人家是很纯情的，还只是在谈朋友的阶段，只是想去海边看看月亮，我想帮他们一把，直接捅破那层纸，让该到来的早些到来。第二天在银滩又见到他俩，坐在一艘废旧的木船旁，见到我，两人笑嘻嘻的，估计这时该捅破的都捅破了。小俩口以后回想起恋爱过程，该谢我吧？

二十六、海口。

从北海可以乘渡轮到海口，被晚霞送出国际码头，次日清晨抵达新港。我对海口这座城市无从把握，总觉得里面藏着很多东西，藏着什么呢？有点像潘朵拉的盒子，还没有打开，或者只开了一道缝隙。感觉海口四处都有闲人，要么盯梢，要么放风。一次坐车去美兰机场——这名字听起来像台湾或越南的什么地方，上来两个女售票员，喝令大家买票，轮到我时，一个售票员小声对同伴说：他有要事进机场，不用买票。我确实有事进机场，去接人，但这也算不上要事吧？更何况有要事也得买票呀。这事让我纳闷了好一段时间，莫非我的长相跟当地黑社会老大有点像？

最有名的海口名人大概非海瑞莫属，海瑞是老百姓心中的神，比皇帝正派多了，世上如果只有皇帝没有海瑞，那是很黑暗的，海瑞犹如暗夜里的一点星光，寄托着老百姓对光明的盼望。这样的人死了，埋在远离大陆的海岛上，倒也寻得一点清静。古时海南是流放之地，一个人一旦流落天涯，便成了失意之士。人总有当朝和在野之分，在野失落于仕途，对清醒认识世界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五公祠展示的就是海南的流放文化，五公是指唐代宰相李德裕、宋代宰相李纲等五个得罪了皇帝，被从中原贬黜到海南的重臣，被贬黜了，自然有激愤，也就有传世之作，如果天天在庭院里享福，世人哪里还记得？这也是命运的一种公平。如今有的人既想享福，又想不朽，对命运的理解，可谓到了虚妄的地步。

海口东边有个文昌，是宋氏三姐妹的祖籍所在地，文昌东边有个清澜港，去西沙群岛的轮船从这里出发，港口东郊有成片的椰林，是海南的知名景观。我去椰林那天遭遇倾盆大雨，先乘小船冒雨过海湾，随后坐上椰农的摩托车驰进椰林。原以为椰林里只有椰子，进去才发现里面有五星级酒店，很扫兴，当然酒店里的人很高兴。椰农把我径直带到一棵椰王跟前，算是完成了旅程，当地人大概以为，所有来椰林的人，都是为了看这棵树吧。那椰王真够粗壮的，绝不是树影摇曳的窈窕景象，那是电影和画报上的通常景象，椰王像一座山横在你的面前，光是树根就比你高，站在下面你看不见椰子，只看见叶子。

二十七、三亚。

三亚的亚龙湾现在很有名了，什么世界小姐比赛呀，丝路花雨模特儿大赛呀，都在这举行，美人妖娆，风情万种，大赛期间周围的五星级酒店全都爆满。不过亚龙湾以前是很安静的，名字也不是这两个字，叫琊琅湾或琊珑湾，有的地方是手写的繁体字，比鬼画符还难认。如今的三亚沿海边建了大量豪华酒店，据说要建成第二个夏威夷，其实海滨修得漂亮些，多种几棵椰子树，大家都乐意，只是干吗非得叫第二个这个或第二个那个呢，骨子里还是不自信。曾经有人说要把桂林建成东方威尼斯或日内瓦，说了多少年也没建成，倒是威尼斯和日内瓦依然漂亮着，虽然那边没人卖桂林米粉。

三亚古称崖州，在古人看来，一个人走路走到崖州，算是走投无路了，那时只看见海天茫茫，连鹿都要回头，不知道大海彼岸还有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更不知道地球其实是圆的，走得太远了，有时又会回到起点。古代官员惹皇帝不高兴了，会被撵出京城，撵远一点的贬到南蛮，撵到柳州、潮州跟瘴气做伴，再远一点就直接撵过海到琼州，也就是现在的海口一带，其实许多皇帝也没见过海，只是觉得撵得越远越解恨，他们不把我放在眼里，老子就把他们放进海里，如果想想还烦，继续撵，于是就撵到了三亚，在皇帝看来三亚已经到大地边上了，再撵就掉下去不见了。可千万别以为一个人被贬黜到三亚，是天大的悲伤，这算好的呢，表明皇帝虽然恨你，但他的心里还有你，属于爱恨交加的阶段，倘若惟有恨，那根本不容你有出京城的机会，直接推出午门斩首，连带还要灭掉九族。所以在我看来，一个人能走到三亚，也就把路走通了。

一天傍晚无意间走到濒临三亚湾的一条小街上，只见整条街全是海鲜地摊，什么虾呀，蟹呀，还有各种小鱼，在地上活蹦乱跳，摊子旁竖着一口口小锅，路人随意挑几只虾，几只蟹，再加一条鱼，扔锅里滚一滚捞出来就吃了。我照此办理，也烫了一盘，那味道叫一个鲜，能与此媲美的，只有在东郊椰林吃过的那只大龙虾，那只虾大到吃一只就饱。我一直吃到摊子散去，这时海潮开始上涨了，除了涛声，还有椰树间的风声。三亚的风是热的，室内室外温差太大，我在那里染上了重感冒，脸色大概非常吓人，回来的路上盖着毯子，坐我旁边的一个洋女人一直躲着我，生怕我把霍乱或者鼠疫传染给她。末了还想说一句，最具海南特色的城镇是通什，现在更名叫五指山，那里才是黎族聚居的地方，没去过。

                                                    沈东子

二十二、长沙。

长沙是距离桂林最近的省会城市，比南宁还近呢，至少我感觉是这样，可是我对长沙的印象是模糊的，时常怀疑自己究竟去没去过那里，仔细想想还是去过的，而且去过好多回，印象模糊的原因很简单，去的多半是印刷厂和大学这样的地方，与市民极少接触，所以没什么记忆，倒是少年时代路过长沙的那次出游，记忆反而清晰，路是自己一步一步走过的，那记忆当然要胜过坐出租车。岳麓山还是记得的，还专门去看过岳麓书院的那副名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甚。这联子读着骄狂，但湖南人也够争气，说近代中国的名人有一半是湖南人并不为过，光岳麓山上的名人墓碑，就够你慢慢去数。有一年湖南出版社参加书展，赠品中有一件衬衫，抖开看上面全是湖南名人的名字，洋洋洒洒几百号呢，而且人家全都是真正的名人，不像小家子气的广西，列举名人时不敢提李、白，拉几个造反的农民来凑数。

说到湖南自然要说辣椒，湖南人爱吃辣，这谁都知道，据说许多人家的小孩子，就是把干红辣椒当零食嚼着长大的。那年去井湾子的一家印刷厂，督印一本外国名作家大辞典，住了好些日子，天天上食堂打饭吃，每次都提醒师傅不要辣椒，师傅后来烦了，说我们这里的菜，末得哪个菜不放辣椒的，你恰还是不恰？于是每次端着红彤彤一盘菜发愁，同事建议用开水洗洗再吃，可洗过后还是辣，而且不是一般的辣，因为人家放的是朝天米辣椒哈。再辣也得恰，恰得满头大汗。这事当然不能怪人家，是我自己不知趣闯进了人家的地盘，看旁边所有人都吃得津津有味，我更觉得错的是自己。还有比碰到辣椒更错的呢，那是碰到人。

说到辣椒自然要说说辣椒般火热的湘妹子，宋祖英的那首歌是怎么唱的了？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从小辣不怕，辣妹子长大不怕辣，辣妹子嫁人怕不辣。湘女多情，那是出了名的。还是在那家印刷厂，那是我第二次去督印图书，这次督印的是一套外国浪漫小说，有十几本呢。那次遇上寒潮来袭，带的衣服也不多，实在冷得受不了，就跑到印制科围着小煤炉取暖，车间里是不许生火的。一同烤火的还有科室里的几个湘妹子，期间免不了东拉西扯，从浪漫小说说到桂林山水，说得她们直乐，其中一个剪短发的姑娘不停掩嘴笑，消磨时间呗。书印好后我就回来了。一天门卫来叫我，说有人找。我出去一看，竟然是那个短发姑娘，她拎着一个包，风尘仆仆的样子，见到我也不说话，只是望着。我真是又感动又惶惑，不敢直面她那火辣辣的眼神。后来我送她上了回长沙的火车，至今想来仍有愧疚。

当然也并非所有人都赞赏湖南人，我就听一江苏人愤愤说，湖南人全是人渣！听了不免吃惊，细问才知道，他所在的科室，几个湖南人纠合起来排挤他，斯斯文文的苏州人，当然不敌争强好胜的湖南人，只好换部门。换了谁遇上这种同乡帮派，也蛮头疼的。

二十三、湘潭。

湘潭大概符合惟楚有材，于斯为甚几个字，出的名人太多了，曾国藩、齐白石都是，不过我去湘潭不是去看名人故居，是为了看望一个女译者。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我坐上班车，身旁是一群穿厚棉袄的本地人，他们用湘潭话热烈地争论着什么，让我不由得去想象，年轻时的毛泽东，大概也喜欢这样说话。我穿过雨湖公园，找到一家肿瘤医院。湘潭跟桂林一样没有暖气，在一个大病房里，我带着女译者的一笔稿酬，来到她面前。病房里有四张病床，三张是空的，只有她独自躺在剩余的那铺床上，盖着厚厚的棉被，窗外是几根光秃的树枝。她一开始没看见我，只是望着树枝上几只啁啾的鸟，见到我，眼里闪过欣喜的亮光，这种欣喜可能是因为是我的到来，也可能是因为钱的到来，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件快乐的事。她的欣喜感染了我，那天下午我也很快乐。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回忆，我对湘潭最清晰的记忆，就是那个冬日的下午，那个下午与风景无关，与名胜无关，只是一片温情的记忆。

顺带说几句旁边的韶山。韶山去过一次，是几个同事一起坐汽车去的，据说也可以坐火车，长沙火车站每日有专列韶1、韶2两次往返，以前是不用买票的，现在当然不一样了，光进滴水洞就要50元。大概是考虑到参拜的要人比较多，公路修得很好，一路上宽宽敞敞的，碰到下坡时一眼望出去好几里地。车到后还要步行一段路，墙壁上有许多名人题词，印象最深的是毛岸青的题词，用俄文写的。我没进毛氏故居，只在周围走了一圈，为这事还被一个女同事向领导参了一本，说我对毛没感情。她说的也没错，要说我对毛有感情，那是假话，也许有的人、有的家庭受惠于毛的统治，对他感恩戴德，但我没有。我不是怀着瞻仰的心情去韶山的，我只是想看看传说中的毛家饭店，那红烧肉做得怎么样。

二十四、岳阳。

在别人眼里，岳阳与岳阳楼记有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文人的博大情怀谁人不晓？可在我的记忆中，岳阳与我的荷尔蒙有关。有段时间认识了一个岳阳姑娘，一有空就往岳阳跑，目的性很明确，坐火车直来直去，什么长沙、株州、衡阳看都懒得看一眼，连岳阳楼名气那么大，居然都没去过，每次都匆匆往返，好似路过一座驿站，所以说我的岳阳与岳阳楼记无关，只与荷尔蒙有关。姑娘住在铁路边的一所中学里，出火车站后还要打车，那时正值著名的春夏风波过后不久，我不知为什么被调查组盯上了，可能是给学生捐了一点钱，也可能是写了几行同情的文字，反正见我匆匆忙忙上下火车，跟踪人员也来了劲，以为顺藤会摸出一只大黄瓜，那级别至少不亚于红岩里的许云峰吧，于是一路尾随着，尾随了半天，发现我是去与一个无权无势的姑娘约会，扫兴得很。

那次我本想去看望漂亮女友的老母亲。老母亲没看到，看到的是铁路边一片杂乱的平房。这里还用得上回忆安顺时写下的那句话：想到一个姿容艳丽的年轻女子，居然在这种环境里长大，不免有点诧异。可若再仔细想想就会明白，命运其实是很公平的，你出身低微，就给你一点容貌，让你在世上多一分谋生的本钱，如果投胎在豪门，还姿色过人，别人怎么活？所以不妨看看，那些达官贵人的子女，要靠怎样精心的打扮，才能达到中人之姿呢。记得市中心有个地方叫巴陵大桥，想来与岳阳古称巴陵有关吧，这个城市有太多的传说，据此不远的汨罗江上飘荡着屈原的冤魂，都爱这个国家，却因为政见不合只好投了江，所以屈原的屈也是屈死的屈。

倒是曾经坐长江客船过三峡，到岳阳城北的城陵矶下船，见识过洞庭湖的开阔辽远。湖中的君山产一种茶，叫君山银针，泡开后倒悬在水中，像缝衣针一样，样子好看，味道一般。君山上还有斑竹，据说上面的斑痕是娥皇、女英二妃哭舜帝留下的泪痕，不过自从妇女顶上半边天以后，湘妹子不怎么爱哭了。记得在城陵矶一同下船的还有几个洋人，当时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友好的接待官员，一口认定我和我的同伴是香港同胞，其实我们无非头发长点，长得黑点，也没别的特点，既然他要这么认，我们也不否认，坐车到岳阳宾馆，吃了免费早餐后，直接登上回家的火车。

 

                                  昆山片玉，桂林一枝

                          花瓣是圆的，好象是另一个品种。

 这是长花瓣。

                                                    沈东子

二十、个旧。

个旧是一个把自己的命运与锡绑在一起的城市，锡荣则个旧荣，锡损则个旧损。明清时代已经开始有规模的开发，民国时期达到鼎盛，当时中央政府组建了云南锡业公司，属当时的央企，招揽了大批外省籍人才，太太的外公外婆抗战期间来到云南，胜利后就留在了云锡公司，同时留下的还有不少从江南过来的同仁。两位老人晚年在金湖边散步，外公头戴法式扁帽，手拄拐杖，外婆围一条羊毛披肩，两人携手同行，也为当地一道风景。个旧产锡，当地人叫大锡，这是世人皆知的事情，中学地理课本上就有，我念初中时就有清晰记忆，当时还奇怪那地方怎么叫个那么怪的名字呢，据说后来胡耀邦去个旧时，也向当地人问过这个问题，竟然无人能答。我个人觉得这两个字只是汉字的注音，由当地人的发音而来，那里毕竟居住着大量其他民族，有哈尼族、彝族，还有傣族、苗族和拉祜族，大概是当中的某个民族最先命名了这个地方。

丰富的锡资源引来了各方垂涎，19世纪末法国人顺红河北上，发现了这个奥秘，他们不惜工本修建从越南进入云南的小铁轨，也就是所谓米轨，一位美丽的女工程师还为此死在红河谷地。铁轨修建以前，个旧的锡碇得先由马帮拉到蒙自，再拉到一处叫曼耗的河边集散地，然后装大木船顺红河运往越南。据说鼎盛期，来回穿梭的马帮浩浩荡荡，石板路被铁蹄踩出数寸深的凹印，在洋人的地图上，曼耗这个地名比河口还大。这种古老的运输方式延续了近百年。铁轨建成后，曼耗立刻衰落，大锡从蒙自直接运到河内，再从河内运海防，由海防装上船，运回里昂。

红河州的铁路有米、寸之分，米轨是法国人修的，已经够窄了，那么寸轨是怎么回事呢？寸轨指的是个碧石铁路。当地士绅见锡业利润丰厚，上世纪20年代也开始筹资修铁路，为了不与法国火车接轨，修的铁轨比米轨更窄，轨宽不到大火车的一半，车厢里面的座位是面对面两排，背靠两边车壁，有点像今天的地铁。云南十八怪里有一怪，叫汽车比火车快，指的就是寸轨，别说汽车了，据说坐这种火车，跳下来到路边解个小便再爬上去都来得及，连人都比它跑得快。有笑话说三寸金莲的小老太，坐火车去县城卖簸箕，途中簸箕被风吹落路边，小老太跳下车捡回簸箕，还能迈着碎步赶上火车。我去个旧时，小火车早没了，据说只有吃蘑菇中毒时，能在幻觉中见到。我看见荒废的铁轨已被高墙分割，照了几张图片，还引来诧异的目光：那么多高楼不拍，拍这些干啥？我沿金湖边的铁轨慢慢走，走着走着被一堵墙挡住了，墙后面是卖衣服的商店。个旧没火车了，个旧火车站的行政大楼，现在改成了法国餐厅，里面有个小火车展览室，算是对昔日辉煌的一点怀念。

随着锡业的衰落，个旧也衰落了，以前曾是红河州的州府，如今州府也搬蒙自了，真是人走茶凉。不过事情总有两方面，记得第一次去个旧，从老阳山顶俯瞰城区，金湖有一半是金黄色的，不是夕阳映照，是周围工厂排泄造成的污染，现在污染源减少了，再加上治理，金湖的水质好多了，当然这种所谓的好，是跟过去相比较，距离真正的好还远着呢。

二十一、蒙自。

新州府蒙自自有新的气派，最气派的莫过于这两年大出风头的州府大厦，因为红河州排名第一的民族是哈尼族，州老大按规矩也是哈尼人，所以州府大厦又名哈尼城堡。洋人说来中国办事，最好认的是政府机构，往往全城最豪华的建筑群就是，强势政府嘛，此言在蒙自得到了最佳应证。前面说到当年法国人为了修铁路运大锡，费了不少心思。来到蒙自还得说说铁路。那年一位名叫方舒雅的法国驻昆明外交官，带领几个铁路工程师，从河内一路勘探到昆明，准备沿玉溪、通海、建水修铁路，但遭到当地乡民的激烈反对，他们以火车要穿越祖坟为由，联名上书阻洋阻路，甚至拔刀抵抗。法国人见状只好作罢，将路线绕行相对荒芜的东侧，顺南盘江和南溪河而上。路线的改变同时改变了城镇的命运，沿线的车站都是法国式洋房，张着一只只漂亮的黄色百叶窗。

蒙自因其地理位置靠近南溪河，是大锡、大烟和境外货物的集散地，商贸活动极其热闹，连当时云南省的海关都设在这里，被称为“云南第一县”，城里洋行、医院、教堂、电报局、邮政局一应俱全，昆明人还在打油纸伞呢，时髦的蒙自女子已经打起了法国阳伞。那时候的蒙自女子得风气之先，是全省最洋派的。不过由于铁路不能从蒙自县城通过，只能在城外十余里的小寨子停靠，县城一下便萧条了，而那个被当地人称作“壁虱（方言发音近似‘碧色’，一种臭虫）寨”的小寨子碧色寨，顿时繁荣起来，成为周边各省商人麇集的地方，也成为周边各县城劳力打工的好去处，红河、石屏、文山的青壮年，纷纷前来做工，那时可没什么农民工的说法，做工就是做工。

铁路1910年通车，四周百姓结队围观，原先在省城见过汽车的，都躲得很远，生怕这庞然大物开动起来，像汽车一样横冲直撞，只见过牛车马车的，反而胆子大，都挤到跟前看，还拿草料喂它呢。火车此后运行了三十年，1940年日寇从越南来犯，国民党军队为御敌于国门之外，炸毁了河口境内一百多公里的铁轨，车站和洋行的法国人也全部逃走了。就跟红河边的曼耗因铁路的兴起而衰落一样，随着铁路的荒废，铁路边的碧色寨也跟着衰落了，铁轨也被拆了，它仿佛做了一场碧色的春梦，梦醒后又成了个闭塞的小寨子。

蒙自最出名的是米线，外人以为云南米线就是在昆明街头吃的那种，那是大谬。我第一次吃米线也是在昆明，一家豪华饭店里，还有少数民族演员向你身上泼水，真担心泼过来的水会变成碗里的汤。那种地方装装样子可以，想吃到真正的米线绝无可能，甚至在昆明都不可能吃到地道的米线，要吃地道的米线只有到蒙自。米线怎么过桥的传说可以不理会，但米线的料很讲究，这料包括米、汤和佐料，主料通常有鸡脯肉、猪脊肉、猪肝、腰花、肚头、鳝片，佐料就多了，豌豆苗、韭菜、芫荽、草芽、姜末、辣椒、豆腐皮、鲜菊花都可以放，更好的还放鸡枞、干巴菌，那是当地鲜美无比的特产，贫困年头可以当肉下酒吃。所有东西浩浩荡荡地端上来，那气势跟韩信点兵有得一比。当然那碗汤是永远喝不完的，碗太大了，跟盆差不多，这也没办法，汤少了，荤菜烫不熟。吃过米线还可以尝尝蒙自石榴，自从吃过蒙自石榴后，我对其他地方产的石榴不再有兴趣，此乃实话。

                                                    沈东子

十八、大理。

通常所说的大理其实是下关，真正的大理还要再坐两小时汽车才到。大理古城是古代南诏国的都城，也是我见过的最干净的城池之一，这多少得归功于白族住宅和其设计的公共下水道。整个老城建在苍山脚下，坡度很大，许多街道都是陡上陡下的，白族工匠根据这个特点，修建了大量排水沟，将苍山上的泉水引进城内，街道两旁的水沟时刻都是流动的，发出哗哗的水声。水沟用鹅卵石铺成，很结实，街面是石板路，白族民居多半也是用石头建的，下一场大雨，整个城市干干净净，感觉一尘不染。记得一天夜晚吃饱喝足，那是真正的吃饱喝足——吃了大盆的酸菜鱼，还有银鱼煎蛋，炒饵块，喝了海碗的当地米酒，摊下来一人才花了十多元，醉眼朦胧走在古城一条石板小路上，头上是一轮皎月，天空蓝得如油画一般，恍然回到了北宋。

有件事一直让我纳闷，同样是在云南，洱海之所以叫洱海，据说是因为形状像耳，可轮到饵块时，却跟耳无关了，那饵是诱饵的饵，就是引诱你忍不住想吃的意思。饵块一大坨，用米做的，可以切片、丝加佐料炒着吃，也可以烤了沾酱吃，大理街头这样的摊子很多，当地人乐此不疲。其实原料和做法都简单，往往越简单越有风味。洱海是高原湖泊，养育了南诏文明，如果说桂林的城标是象鼻山，那么大理的城标就是湖边三塔了，有塔就有信仰，在一个地方看见塔，心会忽然变得沉着，好象那塔是漂泊路途上一根定海的针，何况人家大理有三根呢，难怪那里的人看上去沉稳。可能有人会说我们大城市也有塔呀，有电视塔，比石塔还高呢。那没用，如果你的信仰在电视塔上，自然会活得如丧家犬般惶惶然。

有个浪漫的成语叫风花雪月，据说这几个字的出处在大理呢。大理人有条著名的字谜：虫入凤窝不见鸟，七人头上长青草，细雨下在横山上，半个朋友不见了，打的就是风、花、雪、月四个字，这四个字被称为大理四绝，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我只见到了洱海月，也是无意中见到的，租了一只木船到洱海中央漂，那海真够大的，海天一色不见边，边漂边吃鱼，漂着漂着，吃着吃着，天黑了，看见了洱海的月亮，于是我相信生活在内陆的人，也能写出海上生明月这样的诗句。南诏国最出名的传说是孔雀公主，这传说传到当代，出现了一个跳孔雀舞跳出名的白族舞蹈家，叫杨丽萍，用手指做出孔雀的脑袋，模仿孔雀的各种姿态，动作多半是原生态的，超越了古典的繁琐，也没落入民间舞的土俗，炫出了一点简约美。 

十九、丽江。

去丽江那年，当地还没航班，公路七弯八拐的，早上天没亮从大理出发，到丽江时天黑了，天空一片深蓝，风凉凉的，吹着当地人身上的披肩。丽江是一个有点鬼蜮的地方，光看东巴文字就能意识到这一点，许多象形文字都会出现一只眼睛，或者眼睛一类的图形。有次路过一个集市，一个背着孩子的纳西族妇女，用鹰一般锐利的眼睛盯着我，不知道是不是代表神圣的佛，看见了我灵魂中的哪颗污点？纳西族信仰东巴教，东巴教有自己的佛。还有一次走在四方街旁边的一条巷子里，忽然看见房屋的缝隙间跑过一条狗，随后出现了半张脸和一只少年的眼睛。那时去大研的外人还不多，难免会引起好奇，如今情形大概反过来了，成群结队的人呼啸而去，好奇的眼睛包围着戴花头饰的本地人。说到服饰，免不了要说到纳西妇女的“披星戴月”，人家是把星星和月亮绣在披肩和头巾上，做装饰用，好比汉族妇女在衣服上绣一朵荷花，而这个词到了汉语里，成了辛苦的意思，头顶星星和月亮干活。

去虎跳峡时车绕石鼓，远方也不知道是不是高黎贡山，耸立在澄明的苍穹下，有神的感觉。这里阳光足，落差大，植物资源丰富，峡谷人迹稀罕，成为洋人来华探险的首选之一。峡口有一家小客栈，给过客提供面条、蛋炒饭之类简单的伙食，老板娘拿出一个本子给我看，说上面全是客人的留言，称赞她的饭菜做得好。我接过本子翻了翻，果然都是留言，有英文、法文、德文，有的还画了简单插图，比如一张笑脸，一匹马，要说全是称赞也不尽然，也不符合西人性格，有个留言就说这家的面条不好，建议不要吃。老板娘一听大怒，当即把那页纸撕了，说看来老外的话也不能信，走的时候都说得好好的呢，要为我写几句好话！我说我写几句吧，用英文胡诌了几行字，说吃了人家的就要说人家的好话，要不进峡谷会被老虎吃了的，这里的老虎最爱吃洋鬼子了云云。讲给老板娘听，大家哈哈大笑。

峡谷里其实早没老虎了，只有马，好多马，叫马帮。我从小跟马不熟，跟什么牛呀羊呀也不熟，城里没这些东西，所以对动物的习性没把握，连猫都没养过。那天进了上虎跳，正沿着蜿蜒的小路走着呢，风呼呼地响着，偶尔掉下来一块石头，呼啦啦滚下山，溅起一朵水花。头顶乱云飞渡，玉龙雪山忽隐忽现，用望远镜细看，可以见到冰川的裂纹。刚拐过一道弯，就见前面浩浩荡荡过来一长溜马队。

想想看那路本来就窄，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躲都没地方躲，一路上都是小心翼翼在走，真没想过会与马帮狭路相逢，况且我背上还有背包，马背上还有盐呀布呀什么的，大家都不轻松。我见前面有个地方稍微凹进去，连忙到那紧贴崖壁站稳。一匹匹负重的马从我身边走过，发出悦耳的铃铛声，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到了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里的插曲，但一动也不敢动，真担心哪匹马看我不顺眼，一撂蹶子把我踢进金沙江喂鱼。等到马帮走过，我承认其实马的性格是温顺而细腻的，我的担心是无知的表现，它们的蹄子在崎岖的路上行走，如同人的手指在钢琴上弹跳，出现差错的概率是很低的。丽江是茶马古道路线的一条分支，现在残余的马帮，只是给大山深处的人家驮驮生活必需品罢了。

                                                  沈东子

十五、腾冲。

去腾冲前，我对这个地方很陌生，只是读史才知道，抗战后期这里曾进行过激烈的攻防战，全城被炮火毁灭，是中国军队从日本人手里夺回的第一座城池，城郊有国殇墓园，里面埋葬了近万名国军将士。由于滇西抗战与共产党毫无关系，1949年以后很少被人提及，那段悲壮而惨烈的历史一度被尘封。时间证明这是狭隘的党派意识在作怪，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不利的。腾冲产玉，又有缅玉加盟，被誉为翡翠之都，为了反抗日本人的奴役，在飞虎队的轰炸中化为烟尘，与六千日寇同归于尽，真正做到了玉碎。据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人掀起一股寻根热，认定云南是他们祖上的地方，纷纷来云南东跑西探。笔者倒是很怀疑，他们来云南不是想寻根，而是想寻找当年战死日军的尸骨。

我那次去墓园是下午，下了一点雨，印象深的景象有二，一是时任县长张问德的《答田岛书》，在回应日军的劝降时，其中有这样字句：“……余所能供献于阁下者，仅有请阁下及其同僚全部返回东京。使腾冲人民永离枪刺胁迫生活之痛苦，而自漂泊之地返回故乡，于断井颓垣之上重建其乐园。则于他日我中国也不复遭受侵凌时，此事变已获有公道之结束时，且与日本已恢复正常国交关系时，余愿飞往东京，……且必将前往靖国神社，为在腾冲战死之近万日本官兵祈求冥福，并愿在上者苍苍赦其罪行。”当中蕴藏的力量，比简单的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知强多少倍。张县长当时已60多岁，被国民政府誉为“五百沦陷县县长之楷模”。二是国殇墓园的一个角落，居然有几座日本人的矮坟，所谓倭寇倭寇，连坟都是矮的，叫倭冢，这大概是受岳坟里秦桧跪像的启发设置的，有永远匍匐于国军脚下的意思。

说起来最早出国谋生的云南人，当为滇西人，腾冲有个侨乡叫和顺乡，许多人经由瑞丽出境，穿越性情温和的缅人和克伦人居住区，往东南亚和日本留学经商，慢慢形成颇具规模的同乡体系，19世纪末有人托马帮给家乡带回著名的富兰克林烤炉，这种烤炉十分先进，上海租界都难得一见，我在和顺乡的一家旧民居见到一台。在风行出国的今天，不少云南人还把东南亚做为首选呢。这里的温泉也有名，当地人叫热海，富含硫磺和硝矾，冒出的蒸汽呈黄色，尤其是硫磺塘，“其色浑白，从下沸腾，沸泡大如弹丸，百枚齐跃而有声”（徐霞客语）。当地人喜欢在温泉下游沐浴，据说可以驱百病。温泉眼周围的水域是无法沐浴的，通常有 6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最高的达90多度，常年翻滚，雾气缭绕，就近拍摄会粘湿镜头，鸡蛋扔下去就熟。文革期间曾有黄牛跌落泉眼，不消几分钟就煮散了。

如今滇西远比周边国家富裕，除了旅游者和毒品走私分子，一般不再会有人越境潜逃，相反从境外过来做小买卖的缅甸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倒是不少，此外大量邻国资源源源不断运回国内，在通往猴桥口岸的公路上，可以见到络绎不绝的载重卡车，由西往东进发，车上装载的全是缅北原始森林里砍伐下来的千年原木。

十六、瑞丽。

如今瑞丽这个名字，被一本杂志霸占了，好象瑞丽是指一本关于时装的印刷品，其实不是的，那本杂志只有几年历史，真正的瑞丽在云南，是一座明朝时就设有宣慰司的边境城市，所谓宣慰司，就是安抚少数民族的政府机构，在云南边境有好几个，有的地方甚至直接用什么什么宣慰司做地名。瑞丽地势比较低，汽车从腾冲过来时一路下坡，明显感觉进入河谷地带，空气变得湿润起来。20世纪初这里有个刀姓傣族土司，去新加坡经商，见种橡胶有利可图，而自己家乡的气候也够暖和，于是引进橡胶树苗，在大盈江流域广泛栽种，形成了大片的橡胶林，可是运气不好，没多久日本人来了，橡胶园被日军砍伐毁灭。同行的朋友是当年的成都知青，曾在此插队，他说到了70年代，这里又开始栽种橡胶，在版纳和潞西也栽种成功，云南成为仅次于海南的橡胶生产基地，不过知青回城后，橡胶园再次衰落。

边门缅甸一侧，有许多南亚面孔的妇女儿童，头顶水果篮向人兜售。对面叫南坎，原来是缅共武装的地盘，缅共解体后被掸邦武装接管。往东不到一百公里，就是今年打仗的果敢地区，那片土地原属中国，1897年与英国谈判后划到缅甸那边去了，土地上的人据说多半是南明残兵的后裔，明朝覆灭后不再回来。当年南明的永历皇帝被吴三桂一路追杀，逃到这么遥远的荒山野岭还被捉回去勒死，想想也怪可怜的。云南的西边与缅甸接壤，一道麦克马洪线从西藏划过来，留下了很多隐患，除了果敢，片马、江心坡、野人山（抗战时中国远征军曾穿越此处转往印度，结果伤亡惨重），包括南坎都有争议。瑞丽出境到木姐，然后是一条黄尘滚滚的公路，别小看这条路，一百多年前南坎是中国领土，后来英国人修了路，以这条路为理由，说要“永租”南坎，随着1957年中缅边界协定的签定，成了缅甸领土。南坎除了庙和小和尚比较多，其余跟中国没什么两样。我看见一队小和尚端着脸盆，嬉嬉笑笑地走过，不似这边的和尚，总因为万念俱灰才出家，脸上总有那么多愁苦。

在瑞丽的东边，有个口岸名叫畹町，这语言节奏有点像琼瑶写的那首歌：有个姑娘名叫婉君。读过点历史的人都知道，畹町是当年滇缅公路出关的地方，因抗战声名远播，一度非常繁荣，虽然人口不多，但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升格为市，成为全中国最小的市，也造就了一批富裕边民。此后形势发生变化，边贸的中心由畹町转移到了瑞丽，畹町的地位一落千丈，口岸一片萧条，我在口岸附近的街面上转悠时，街上没几个人，转到一条巷子里，看见一户人家门口贴着一副对联：娇女勿撒娇当陪有志英勇，掌珠今离掌望做贤良佳妇。估计这户人家近日嫁女，嫁给了守边关的军人。

其实瑞丽才是滇西与外界联系的真正通道，古时候的南方丝绸之路，就是由瑞丽出境通往南亚的。据说清朝使臣曾在印度看见中国瓷器和丝绸，当时大为不解，因为与印度并没有通商，后来顺着来路了解，才知道是马帮从腾冲、瑞丽运出来的。当年大理农民起义，一度想独立为国，曾派特使出境往伦敦，试图争取英人的承认，但未获成功，特使出境的路线，也是马帮引导的。说到马帮，在写到丽江时，我会叙述与马帮的一次面对面遭遇。陈毅那首“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的诗，里面提到的江，当指瑞丽江。

十七、芒市。

芒市又叫潞西，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州府。一般人说起傣族，自然会想到西双版纳，其实德宏的傣族也很有特色，他们把住在河谷的叫水傣，住在山地的叫旱傣，当然这种区分只有傣家人自己分得清，我们是看不明白的。对面是缅甸，据说景颇族与对面的克钦族，傣族与对面的掸族是同一民族，跨边境的亲戚多得很。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居住在泱泱大国这边的同种同胞，因内乱互斗，居然穷到逃往蕞尔小国的亲戚那边讨吃的，说起来真是耻辱。芒市满街都是穿民族服装的人，这里地处偏僻，旅游业还不是太发达，衣服穿在身上首先是为了自己舒服，其次才是给人看的，所以显得格外自然，就跟盛夏时，上海或武汉的汉人穿背心拖鞋上街一样。

在亚热带雨量充沛的地区，树木充分显示了力量，芒市树多塔也多，说芒市离不开树包塔，所谓树包塔，是指两百年前从一座佛塔里长出了一棵榕树，那树渐渐伸展开，把塔包裹在里面了。榕树被称为佛树，如许多少数民族一样，傣族对大自然是有敬畏之心的，尤其对佛塔周围生长出来的树木，视为有灵性的生命，努力加以保护，所以才形成这样的景观。关于热带雨林的树木，还有比树包塔更震撼的呢，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见过一幅吴哥窟照片，巨大的树根如流泻的岩浆，将一座古代建筑紧紧缠住，那建筑是石头垒成的，也够结实，没被树根捏碎，换了现代建筑，估计早成碎片了。树包塔在一座小学内，对每天络绎不绝的游客，小朋友们已经见怪不怪，看见这么多人从遥远的地方来，满脸惊奇地围观学校里的这座塔，大概内心是很骄傲的，估计学习成绩应该很好吧。要见识树的力量，还可以去看独树成林，一棵榕树浓荫蔽日，长出许多垂挂的气根，气根落地后如蟒蛇盘踞，生根成为新的粗大树干，继续往外蔓延。一棵榕树长成一片树林，这在德宏州不少见。除了傣族，德宏还有景颇族，景颇人喜欢吃舂菜，把蔬菜和肉舂在一起吃，吃不出是什么菜和什么肉，有一种粘粘的香味。

在芒市看过一场民族歌舞秀，歌舞本身很平常，无非踢踢腿，扭扭腰，但当身着鲜艳服装的表演者，一边有节奏的拍手，一边从我身边走过时，我有点发愣，她们一个个面若桃花，貌似天人，真的非常漂亮。大家都知道泰缅一带产人妖，就是相貌清秀的小男孩，从小吃变性药，长大后身段曼妙，皮肤光滑，变成了妖冶的女性。说变成女性是不确切的，她们的容貌和身材都很女性化，胸脯也高高隆起，但生殖器官还是男性的，英文把她们叫做ladyboy或者shemale，就是把两种性别的称呼糅合在一起，译作她他或者他她或许更合适吧。除了变性药，我想这跟泰缅盛产清秀男人也有关系，这边的男人不怎么长胡子，许多男孩子15岁以前，相貌跟女孩也差不太多，外表变性相对比较容易。

有一次在南坎看人妖表演，散场后几个窈窕的shemale过来跟大家合影，我走开了，不想没走多远就被其中一个美人盯上。她的上半身是裸露的，戴着网眼状的胸罩，步态婀娜来到我面前，轻拍我的肩膀说，照一张嘛。说的是云南口音的汉语。我这人并不保守，如果她不说话，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可她一开口，什么都没了，声音低沉粗糙不说，我还看见了蠕动的喉结，反差太强烈了。扯远了，还是说在芒市看歌舞秀的事吧，我自被那人妖拍过肩膀后，有那么好几天，丧失了对女性美的鉴赏力，现在一下见到这么多美丽姑娘，不禁有点疑虑。我问随行的朋友：景颇族姑娘怎么这么漂亮，以前没听说呀，不会是人妖吧？朋友答犯傻了吧，人家是州歌舞团的演员，千挑万选出来的。

                                                    沈东子

十二、贵阳。

说到贵州，不免会想到夜郎或黔驴，有人说这都是文字惹的祸，要是没这些个成语，贵州没准已经很发达了。其实要怪也不能全怪文字，只能怪贵州奉献给世人的成语还不够多，所以大家记住了夜郎和黔驴。贵阳是世人记忆比较模糊的省会城市，举个例子，第一次在贵阳的餐馆吃饭，点菜时特意提醒少放辣，结果上来的菜一片红，跟服务员理论，她反问你为什么不早说？我说我说了少放辣。她说这已经是少放辣了。那顿饭感觉比湖南辣，比四川辣，比世上任何地方的菜都要辣，可世人只记得湖南辣，四川辣，似乎贵州辣是一种偶然，实际上贵州菜是非常辣的，可以吃到你嘴上吸气，头上冒气。

我与贵阳最早的联系是在八十年代初，一次在一家专为洋人服务的咖啡店，遇到三个女学生，她们说自己就读的是贵阳师范学院外语系，暑假来桂林旅游，于是用英文聊起了天。大家都刚学英文，兴致高得很，说对了笑，说错了也笑，从黄昏八点聊到午夜十二点，末了还互换地址，彼此恋恋不舍。离开咖啡店时，我听见一个店员对老板说，坐一个晚上，才要了一壶茶。老板倒也开通，说人家聊得高兴，就给人家聊嘛。三个女学生回去后，分别跟我通信，各自讲述自己的事情，最短的通了两封，最长的坚持了一个学期。看我有那么多贵阳来信，人家还以为我在那边有女朋友呢。等我真到贵阳时，她们早回家乡做老师去了。

都说贫困出文学，贵州是贫困的，如今依然不富裕，但贵阳出了一本不错的文学期刊《山花》，这本杂志的主编叫何锐。记得九十年代末我与文学院签约，开始当作家，开始坐在家里写小说，写好就四处投，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用略带地方口音的普通话说，我是何锐，你的小说我看了。从此我结识了何先生，何先生也够给我面子，我给他的稿子，无论小说、随笔还是文论，他都发，有的还收进他主编的黄果树书系。不同城市给人的记忆是不同的，你会因为西湖想到杭州，因为烤鸭想到北京，我与何先生至今未见过面，但是想到贵阳，我会想到他。正在兴建的贵阳至广州高铁，将经停桂林，一旦通车桂林到贵阳只要两个小时，贵阳到广州四个小时，相信这条铁路将拉近贵州与海洋的距离，也将惠及贵州的众多城镇。

十三、安顺。

去贵阳是为了去安顺。去安顺是为了去看黄果树瀑布。那次同行的有一个贵阳杂技团的女演员，是在桂林演出时认识的。班车快到镇宁时，她在一处黄尘滚滚的村寨下了车，说这里就是她的家。我连忙说那你小心哦，要不要人接？怕她遇到歹人。她笑笑说没事。脸上的表情沉着得很。那是一个用石头垒起来的小山寨，没有一块土地是平整的，想到一个姿容艳丽的年轻女子，居然在这种环境里长大，不免有点诧异，可这只是瞬间的感觉，因为我很快就明白，其实多少风光无限的成功人士，不都是从小山村走出去的呢？只是当这小山村如此真切地呈现在眼前时，还是会感叹那强烈的反差。后来我在好几个在外面闯荡的贵州女子身上，都见识过这种韧性。

到安顺时已是傍晚，只好在车站附近住下来。同行的小兄弟倒卖外汇，坐在昏黄的灯下，掏出一把日元开始数起来，这张五千，那张一万，数得美孜孜的，我见状赶紧小声制止他，说这里人生地不熟的，被贼人看见如何是好？当天夜晚我没敢入睡，眼睛老盯着门窗，我们入住的小客栈很简陋，到处是缝隙，顶上挂着许多绳索，明白的知道是用来挂蚊帐，不明白的还以为鼓励你上吊呢。老板娘告诉我，当中的一根是灯绳，但灯是坏的。那天晚上起风了，所有的绳子都在摇晃，借着窗外的路灯，我看见门把在无声旋转，转了好几个来回。我不知道如果我没把门扣死，会是什么结果。一切都在无声中发生，在无声中结束，期间心惊肉跳的只有我。小兄弟始终在旁边打着呼噜。次日早上我把情况告诉他，他竟然不相信。

黄果树瀑布是指一片瀑布群，我们通常看到的是其中最大那座，叫黄果树大瀑布，很壮观，只是觉得有点孤单，周围什么也没有，只有山。徐霞客这样描述黄果树：“透陇隙南顾，则路左一溪悬捣，万练飞空，溪上石如莲叶下复，中剜三门，水由叶上漫顶而下，如鲛绡万幅，横罩门外，直下者不可以丈数计。捣珠崩玉，飞沫反涌，如烟雾腾空，势甚雄厉；所谓珠帘钩不卷，匹练挂遥峰，俱不足以拟其壮也。”他老先生把什么话都说完了，后人没话可说。徐霞客从黄果树继续向西走，我没这个勇气，回安顺坐上了返程的火车。

十四、昆明。

说实话，我在二十岁以前，从未注意过昆明，我的眼睛朝北，朝东，朝南，就是没朝西张望过，没想过西边跟我会有什么关系，在我的眼里，云南跟西藏也差不多。后来有一天，就如基督徒梦见神迹那样，我忽然悟出，我祖籍在东，出生在北，生长在南，就独缺一个西，昆明大概就是由这个西召唤而来的吧。结婚后为了探望岳父岳母，我去的次数开始多起来，对昆明也渐渐熟悉起来，终于明白昆明离西藏还远着呢，要沿滇藏公路过丽江、迪庆才进西藏，没一礼拜到不了拉萨，那还得天气好才行。有一次我到了迪庆，司机说前面有泥石流，路都烂了，没谁愿意拉你的，你打转吧。结果我去了虎跳峡。人家云南虽然是内陆省份，但也有自己的海，比如洱海、阳宗海，有个县还叫通海呢，就是通向阳宗海的意思。

云南是这样一个省份，玉溪烟，普洱茶，腾冲玉，个旧矿，版纳的贡米，宣威的火腿，水多电多，有花有果，自古自给自足，不怕与世隔绝，哪怕全世界的人死绝了，云南人照样过着自在的日子，在蝴蝶泉边喝三道茶，唱阿哥阿妹。这是自在的一面，也有不自在的，那就是一城独大，全省惟昆明马首是瞻，其余的城市都不能与昆明抗衡，甚至不能确定哪个城市是第二大城，昆明就像一个大老板，俯视着下面的各州各县，所有人都渴望上昆明，想象昆明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昆明人确实也是很骄傲的，在穿衣服还需要布票的岁月，就唱响了这样嘹亮的歌：我们昆明人，哪点不如人，的确良的衣服，一层又一层。的确良是一种化纤纺织物，30多年前曾风行大陆，是身份的象征，想想看一般人能穿上一件的确良就了不得了，昆明人不但穿，还一层又一层呢。其实的确良衣服跟尼龙袜、塑料袋一样，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那时的人不觉得。昆明有其自身的特性，夏天不用空调，买菜以公斤论。第一次七月盛夏去，不听太太劝阻，坚持不穿长袖衣服，结果在街头冷得哆嗦，过马路时听见一北方妞对同伴说，这昆明怎么冷成这样，哪像南方呀。她说错了，这里的确不是南方，是西方，人家是春城，也就是一年四季不热也不冷，你在其他城市热得难受时，人家穿长袖，晚上还要加个小背心，你冷得哆嗦时，人家也还是长袖加小背心。

有一次去翠湖看红嘴鸥，去晚了一点点，结果只看见红嘴鸥飞走的几片身影，离开时意外发现了讲武堂。这堂子原来是清政府用来训练新军的，没想到训练出来的新军成了自己的掘墓人。翠湖边的训练营地并不大，也就相当于一小足球场，我走过一圈，内圈操练，外圈跑步，仿照日本士官学校的方法管理，在当时很有名气，连朝鲜、越南的年轻人都慕名前来就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朝鲜人民军总司令崔庸建和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都出自这里，厉害吧？讲解员说这是一所出过三个国家总司令的学校，相当于东方西点了。

还要说几句滇池，这话题不轻松，但不能不说。说昆明不能不说滇池，说滇池不能不说大观楼长联：“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芒芒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苯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这联子共180字，我看完都快断气了，可云南才子才女们可以倒背如流，引申为自己的品格与抱负。据说古代滇池的巅峰期，水位曾达市区金马碧鸡的位置。经过多年围湖造田，五百里滇池是肯定没了，只怕再过几年，连鱼也没了。昆明大了，滇池死了，如今里面的鱼是不能吃的。我把滇池看做云南的眼，不是眼睛的眼，是围棋里活棋的眼，如果滇池死了，云南这盘棋下起来是很累的。

                                                                          沈东子

九、从化。

对从化的了解，最早是从父亲的一张照片开始的，照片上的他身穿军装，在吃一种红色的小果子，他说那是荔枝，那时他在从化的一家军人疗养院休养。等我见到真实的从化，已经是30多年后的事了。我在从化头一次看见荔枝树，以前看见的荔枝树，多半也就是一个人那么高，再高一点也不过四五米，可在从化看见的是真正的参天大树，有三四层楼那么高，遇上挂果的时节，太好看了，尤其是黄昏，果实被晚霞映着，红彤彤一片，好象每棵树的枝头，都挂着一片晚霞，或者都有火苗在燃烧。我去的时候正是荔枝收获的季节，一路上都是奔驰的大货车，挂着各省的牌照，里面有冷柜，专门来拉新鲜荔枝的，沿高速公路急速狂奔，当天就到长江边上了。想想当年杨贵妃，为了吃到一颗鲜荔枝，要累死多少马夫，如今早上采摘的鲜果，早上就能送到中南海。

在一座由台湾人经营的果园里，我还第一次见到了生长中的火龙果。火龙果是热带水果，现在市面上多了，红彤彤一个，表面上长着刺，它的植株并不高，有点像仙人掌，我见到的果实是绿的。说实话我不太喜欢火龙果的口味，甜得简简单单，没什么力度，跟什么山竹、榴莲、猕猴桃一样，属于那类索然无味的热带水果，跟荔枝相比，那是皇后与婢女的差别。让从化驰名世界的，并不是荔枝——增城的荔枝更出名，是温泉。据说从化温泉含有微量矿物质，对人体有好处，因此来这里泡澡的富人络绎不绝，民国期间这里跟庐山一样，盖了许多别墅豪宅，归达官要人所有。

有一处隐秘的温泉宾馆是专为毛泽东盖的，叫松园一号，不过毛没来过从化，那宾馆没派上用场，白盖了，一直闲置着，也不敢给老百姓住，偶尔来个别像西哈努克那样的亲王，才可以进去泡泡。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温泉，这个泉眼撒几片花瓣，那个泉眼倒点牛奶，就成了玫瑰浴或牛奶浴，反正是泡你没商量。在一家温泉酒店门口，我听见一个北方人说，妈的，还有泡葡萄酒的呢，把我当药材了。

十、深圳。

从大陆这边看过去，深圳是通向世界的前沿，可是换个角度从香港看过来，深圳则是香港中低收入男人的天堂，因为有大量价廉貌美的性工作者，香港人把她们叫做北妹。说实话，深圳给我的印象确实是北妹多，在东门一家电影院附近，一个面容憔悴的年轻女人拦住我说，先生，玩一次吧。眼神充满哀怜，好象我身处的是万恶的旧社会。那是潦倒的妓女，也有春风得意的，一次阳光酒店的电梯在行进中，中途进来两个头戴小红帽的绝色女郎，脚踏黑色高跟凉鞋，脸上笑成一朵花，哦，错了，两朵花，让人觉得深圳的女孩子真是美丽又大方，其中一朵对我说，先生，这么晚了，就不想要个女孩子陪陪？我说当然想呀，可是我没钱。两人脸上的花朵消失了，速度之快让我以为是幻觉。

最抢眼的是巴登街的夜晚，黄昏降临后街道两旁站满了年轻姑娘，她们面容姣好，身材窈窕，在自己的家乡一定是骄傲的女郎，不知有多少小伙子追都追不上呢，可是她们宁愿身穿黑色丝裙，站在这座陌生城市的街道上，任过路的男人挑肥拣瘦，上下打量，有时一辆私家车路过，一次就带走两三个女郎。她们为什么不顾家乡小伙子的痴情等待，把青春交付给鹏城的黄昏？因为钱。北妹在深圳挣到的钱，在家乡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据说每年春节前，由年轻姑娘从深圳汇往内地的款项，数额十分惊人。曾在西安与一的哥聊天，他说一哥们的媳妇在深圳歌厅伴舞，没两年就把房子盖起来了，言语间透出无比羡慕。

可是在香港的卡车司机、修理工和小商人看来，周末最快乐的事，无疑是进深圳消费内地女人，这点开销对他们来说够便宜的，他们在香港是低层，够不着受过良好教育的香港女郎——她们的眼睛盯着的是洋人，可一到深圳，就成了上宾，尤其是那些中小公司的老板，似乎不包几个北妹做二奶，就没法跟哥们交差。大量港人的消费，造就了深圳的繁荣，繁荣逐渐蔓延到外围的二线城镇，如樟木头、常平、惠州、东莞。有钱的深圳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央视基本不看，什么黄金剧场、非常6加1、同一首歌、星光大道与当地老百姓无关，连大陆精英酷爱的凤凰卫视，也会被冷落，深圳人看什么呢，看翡翠台、本港台、CNN、星空卫视等等，所以说这里离北京远，离香港近。

十一、珠海。

珠海最漂亮的无疑是那条蜿蜒的情侣路，可以沿海边从市府一直走到九州码头，有了这条路，这座城市才被人记住。像深圳一样，珠海有今天，是因为紧靠一块殖民飞地，只不过葡萄牙比英国小，所以珠海比深圳小。拱北海关是赌徒的必经之路，也是毒品走私的重要通道，一次在海关，一个老太太走到我跟前，小声用粤语说着什么，同时指指手里的一个小袋子，大意是请我捎过去。我摆手拒绝了。这时候如果你想学雷锋，你一定疯了，想想看那么一个小袋子里，能装什么呢？

我去过旁边的横琴岛，在那里吃过很便宜的鲍鱼。横琴岛与澳门隔海相望，此岸茅草疯长，彼岸车水马龙，不同制度的效率一目了然。所谓一国两制，据说是一种过渡，最终要渡到一国一制，那么怎么过渡呢？大家都是中国人，套用老邓的说法，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哪种制度，只要对中华民族有好处，就是好制度。香港澳门总担心被大陆吃掉，殊不知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当年华盛顿率领的几个东部州，最终还不是把整个美国大陆都啃下来了。人心是一道分水岭，我们只见大陆人偷渡去港澳，不见港澳人反方向偷渡过来，这多少也说明了人心的向背。

最近政府把横琴岛的一部分，划归澳门管理，扩大澳门大学新校区，这个决定很有创意，听起来平平淡淡，其实是对澳门特区政府运作效率的首肯，言外之意就是，既然珠海无力开发它，那就给澳门做吧。就像从澳门可以坐船到香港一样，从珠海可以坐船到深圳，船过海面时，雾蒙蒙中不时出现一座座小岛，据说未来的港珠澳大桥，将依托这些岛屿横跨伶仃洋。

                      

在天秀，看黑人

          沈东子

早就听说广州已经率先实现了英特纳雄耐尔，成了国际大都市，当然那国际主要是第三国际，哦，错了，主要是第三世界，于是决心去小北路的天秀大厦看一看。天秀大厦是非洲人的聚集点之一，这里的黑人主要来自加纳、尼日利亚等西非国家，下面几层是小间小间的商店，店员几乎全是中国女孩，个头高大的黑人男子懒洋洋的坐在商店里，用英文跟女店员讨价还价，或者调情，双方的表情都很愉快。大厦内有一个停车场，穿着艳丽的黑人妇女守着大包小包，在等候货车到来。偶尔可以见到一些维吾尔面孔的新疆人，考虑到西非许多国家都信仰伊斯兰教，新疆人在这里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北京的洋人有外交界群落，上海有大公司群落，广州的黑人已经融入当地老百姓的生活，黑人与老百姓混居在一栋楼里，也会去买菜等车，搬运货物，与中国姑娘在酒吧约会，跳非洲舞。或者是因为生性温和，或者是因为身在异国，非洲黑人总体来说不算是寻衅闹事的人，不但不闹事，还特别守规矩。我看见在北园对面的公交车站，几个黑人排队候车，公交车开过来，中国人习惯性地蜂拥而上，黑人们不为所动，依旧安静地排着队，任瘦小的中国人从他们的胳膊下往前钻，最后才依次上了车。在天秀大厦门口的天桥上，有两个戴白帽的黄皮肤老乞丐，伸着一只乞讨的碗，中国人穿梭而过无暇顾及，倒是一个大个子黑人往碗里放了一张纸币。由在广州的非洲人，我想到了一些在非洲的中国人，与当地女人生了混血儿后逃之夭夭，至少在广州的非洲人还不至于干出这等缺德事吧？

小北路周边有一些专为非洲人开设的餐馆、咖啡店和酒吧，当然少不了专为他们服务的性工作者，我去的时候是下午，已经有不少穿着暴露的黄皮肤年轻女子在四周逡巡了，夜幕降临后黑人的夜生活才真正开始呢。黑人本来就黑，出没在黑夜中，那真是如鱼得水，如果套用北岛的诗句，黑夜给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用它来寻找光明，或许可以这样形容夜色中的黑人，黑夜给我一身黑色的皮肤，我用它来遮人耳目。据说他们身手格外矫捷，一旦跟警察遭遇，忽啦一下就跑掉了，体格也很结实，通常一个人可以跟几个中国人对打——这一点也是黑人敢独自游走世界的重要前提。

我们素来生活在黄种人的圈子里，说得确切点，是生活在汉文化的圈子里，在孔孟文化中左冲右突，对不同文明的不同点看得比较重，要么仰视，要么蔑视，很难用平和宽容的眼光看待对方。说到种族歧视，骂黑鬼自然是一种，但有时也是不自觉的，连自己都没意识到。一次打出租车，两辆车几乎同时在我面前停住，可我本能地选择了后面那辆，因为从前面那辆的副驾驶座位下来了一个黑人。

文化融合是大势所趋，尽管黑人的出现已经引起了一些中国人的不安，反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与黑人交往的声音也很强烈，但我觉得作为世上最具包容性的民族，同时也是密集度最高的民族，中国人在大面积接受白人文化的同时，接受一点黑人文化，也没什么坏处。天秀大厦旁边是天秀小学，相信那些从小熟悉黑人的小朋友们，长大后会比自己的父辈更适应这世界的变化。

                                                     沈东子

六、广州。

我熟悉的城市，除了桂林，要数广州了。许许多多的人生阅历，都是广州给我的。漓江与珠江是相连的，如果航道疏通的话，从桂林可以坐船直接去广州。我不记得在桂林和广州之间来回飞行过多少次，有时是早上去，晚上回，街坊邻居根本不知道，在他们玩几轮麻将期间，我已经去几百公里外的地方转了一圈。坐火车和汽车也去过，一次从桂林一直站到广州，站了15个小时，到站时人家都站起来准备走，我找个空位一屁股坐下去歇歇再说。我去广州做什么呢？做买卖，所谓吃在广州，我用桂林的蘑菇、冬笋去喂吃不胖的广州人，再把广州的花伞、衣料带回来，卖给喜欢花哨的桂林人，用中间赚到的差价吃陶陶居，吃菜根香，吃遍广州的好馆子。我见证了桂林飞广州机票的一路飚升，从最初的30元一张，到现在的500多，只觉得广州才是桂林的省会。

去广州首先面对的是广东话，也就是粤语。粤语在北方没几个人懂，但在海外的地位比普通话还高，华侨不用说，许多洋人学中文，会说粤语不会说普通话，唐人街也是粤语的天下。广州话要比通行的粤语软一点，感觉更容易听懂，但要说好就比较困难，所以尽管在广州逗留过不短的时间，我对粤语的把握始终处于会听不会讲的阶段。会听也很重要呢，尤其是骂人的粗口，什么丢呀，衰仔呀，要是听不懂，被人骂了还朝人家笑。我以中国康华总公司供应商的身份参加广交会，广交会在东方宾馆对面，名气挺大的，其实成交额并不大，每年只有几千万美元，我看过所有的展馆，虽然按省份划分，但展品无非是工艺美术、食品、服装之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几十万双袜子，也不抵进口一台加工设备。

后来康华公司被吊销，但我依然经常去广州，去文化公园看花市，去海珠广场看同性恋人，去省体育场看球——从越秀山走侧门进去，站在高高的看台上往下看，哪有什么绿茵场呀，球场一片灰色，根本看不清皮球在哪。广州的过客是形形色色的，一次去中国大酒店找人，敲错了一间房，开门的是一个东北女人，嘴上叼一根烟，她一见我就说，是小李吧，赶快去火车站帮我拿票！我说我不是小李。她马上面露凶光说，你不想去是不？看我叫你们何总把你给开除了！不象话！说着把门砰的给关了。我隔门骂了一声丢。还有一次对门住了两个昼伏夜出的漂亮姑娘，对我说是卖女表的，我年幼无知，竟然在很长的时间里，以为她俩卖的真的是女式手表。

当然我说的那都是过去的广州，如今的广州也变了，我熟悉的东山、西关一下缩小了，成了老城区，高架桥将人民南一带昔日繁华地段肢解得支离破碎，原来偏远的黄花岗成了市区，珠江上盖了十几座桥，广州的重心在逐渐东移，据说正在形成一条贯穿南北，连接番禺的城市中轴线，连机场也从白云山迁到了花都。这个被英语叫做Canton的地方率先实现了英特纳雄耐尔，成了国际城市，当然那国际主要是第三国际，哦，错了，是第三世界，有次去恒福路的一个住宅区看朋友，楼梯黑糊糊的，正犹豫要不要上去，忽然从上面飘下来几个白色的亮点，原来是两个黑人的四只眼睛，那情景至今难忘。

七、湛江。

我平日自认为是个有方位感的人，但每次去湛江，都分不清究竟是在赤坎还是霞山，有次躺在酒店里，心想自己是在哪里呢，估计是在霞山，起来问服务员，告诉我在二者之间的人民大道上，靠赤坎要更近一点。湛江市区由这两个区组成，但两区之间距离蛮远的，好象是两个孤立的据点，中间用一条大道联结着，如果去湛江，事先不问清楚要找的地方在赤坎还是霞山，要走许多冤枉路。湛江本地人上下班，为此常常要拼车。

有次去湛江中心人民医院看腿，据说该院的骨科十分了得，在华南相当有名气，熟人引见了一个权威大夫，他建议我少活动，我当时就觉得这主意特馊。生命在于运动，这个观点我赞同，至少在于活动，我岳母的膝盖有问题，医生建议她静卧，她拒绝了，坚持每天长距离散步，结果把腿走好了，所以说郎中尤其是当代郎中的话，有时是可以不听的。医院在寸金桥旁边，顺便去看了这处湛江名胜，其实只是一座重修的普通小桥，承载了过多的历史意义。湛江原来是一片海滩，后来被法国人租借建成港口，按1899年《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规定租期到1999年，归远在西贡的法国安南总督管辖，可是法国人够浪漫，不够强悍，自己都撑不住100年，二战结束后自顾不暇，赶紧归还中国了事，留下几栋法式建筑供人凭吊，成为当地的旅游资源。

湛江的红树林保护区据说是全国之最，与荷兰合作实施管理，红树是胎生的，树根像吊兰，从母体上挂下来，落地后开始生长。同时还冒出许多细小的气根，如同笋尖露在水面上。保护区内各种植物连片生长，经历过漫长的海浪侵蚀和海风吹刷，形成独特的自然景色，有的盘根错节，有的枝条婀娜，树上有飞鸟，树下有虾蟹。据随行的朋友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附近海域还有大量海牛出没。海牛是什么？就是儒艮，俗称美人鱼，胸前有一对乳房，浮在海面上时，远远看上去犹如水中的美女。当地渔民把美人鱼视作吉祥物，从不伤害，更不捕杀。尽管如此，随着动力强大的涡轮机越来越多，美人鱼已经远离海岸线，转移到南海深处，如今很少能看见她们的芳影。不知道这些靠浅水区浮游物生存的美丽生命，在汪洋中怎样解决吃的问题。 湛江是这样一座城市，想到它就会想到美人鱼。

八、汕头。

文革后期有一本小说叫《牛田洋》，讲述强台风裹挟海浪汹涌而起时，知识青年为了保护军垦农田不被水淹，纷纷跳进堤坝缺口，手挽手筑起人墙试图阻挡海浪。结果当然是付出伤亡惨重的代价。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牛田洋就在汕头西郊。汕头在北回归线上，我十几年前去过一次，回来后被领导质问出门组稿为什么去汕头？言下之意是组稿应该去有文化的城市，汕头有什么文化呢？其实当时的想法很简单，看着上海飞汕头的机票便宜，想先飞到汕头再坐汽车到有文化的城市深圳，这样比直接飞深圳还便宜。说汕头没文化，也是不公平的，人家李嘉诚捐赠的汕头大学，好歹也是全国重点大学，还有出版社呢。

我去汕头的时候是盛夏，惟一的记忆是热，有多热呢？汕头港是很热闹的，繁忙的程度丝毫不亚于上海黄浦，我坐轮渡到对岸去，对岸有个叫什么石的风景区，那个字我现在也不会念，不会写，电脑也打不出来，我就在那个什么石的地方，平生头一次中了暑。人生中什么不好呢，偏偏中了暑。当时轮渡上挤满了人，甲板估计有摄氏五六十度，头顶红日高照，一点遮挡也没有，我下船后眼前阵阵发黑，下午四点回到酒店，没胃口，想睡觉，倒头睡到次日上午九点才醒过来。好在还醒了过来。

汕头是一座民风古雅的城市，当地人说的潮汕话里保留了一些古汉语，汕头离广州比离厦门远得多，汕头话离广东话也比离闽南语更遥远，我一句也听不懂。据说汕头的功夫茶很有名，保留了古人泡茶的真谛，不过我没功夫喝。想想一个人被晒得焦头烂额，这时开始对他演示功夫茶，端出小杯的茶水请他喝，那绝对不是享受，是受刑呢。跟功夫茶一样有名的是汕头女人，当地人叫姿娘，据说美丽而内敛，把相夫教子当做人生头等美德，当然如今的女权主义者是十分不屑的。

                                                                                                                                    沈东子

四、南宁。

南宁在全国不重要，在广西特重要，是广西各级官员心向往之的地方。我不是官员，对南宁没兴趣，但也经常被叫去开会，套用那首彝族酒歌的歌词，管你想喝不想喝，都得喝，管你想去不想去，都得去，不想去也得去，如果去过一百次，至少九十次是为了开会。有时上午去，晚上回，甚至半夜回，因为我愿意。这些会议说了些什么，是很难记得的，一般的程序是上午倾听，中午睡午觉——在南宁一到中午，就有一千只瞌睡虫来咬你，非睡午觉不可，下午在瞌睡中继续倾听，晚上在瞌睡中坐车返回。我由此产生这样一种想法，一个人如果生活在北回归线以南，最好什么也别想，因为你还没来得及想清楚，就睡着了，醒过来又想，没想清楚又睡着了，实在太热了，还潮湿。尽管去过一百次，而且总在会议室里消磨时光，可在我看来，南宁依旧是个墟镇，一个闹哄哄的行政乃巴扎。

南宁有树们、花们和草们最喜欢的气候，所以那里的土地是绿的，有绿城之说。有次过洛杉玑，导游指着街边的橙子树说，这里盛产加州橙，橙子多到掉地上也没人捡，这时车里一个北方汉子说，要是换了在中国，早被人摘光了。我插了一句说也未必吧，南宁街头那么多水果，也没被摘啊。北方汉子哼了一声，说那是你想象的吧。我没跟他争辩。那是我惟一一次说南宁的好话。其实南宁街头的水果有没有被人摘，我也不太清楚，但我知道南宁街头确实种了芒果、木菠萝、扁桃和龙眼，有过果实累累的景象，这种景象应该是南宁独有的景观吧，所以当导游说加州橙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南宁。

南宁的空气是酸的，大家喜欢吃酸粉，南宁的语言是碎的，叫南普，就是把普通话、桂柳话、壮话、白话全切碎了，炒成一盘大杂烩，那味道自然不一般，每句话喜欢用一个捏字或喂字做结尾，起初我以为那是南宁人幽默，故意开玩笑说的，后来发现不是这样，他们说话很认真，一点开玩笑的意思也没有。南普的出现，至少说明南宁是一个人文历史浅显的城市，只是权力的转移把它推到了省府的位置，就像一个乡村新嫁娘，嫁妆还没备好呢，就匆匆上轿了，心里难免不踏实，老怕被人看不起。如今南宁的嫁妆是备得很齐了，总有人告诉你，看看琅东吧，我们哪点不如其他省会？这种口气倒是与昆明人当年穿的确良的心态神似——写到昆明时，我会写这一节。南宁因为没什么历史做谈资，于是喜欢拿琅东说事，那里是新区，盖了不少高楼，还有地王呢，如果只看楼的高度与形状，你会以为是深圳或广州东站，当然为了有别于其他城市，还盖了朱槿花会展中心。有了这些建筑后，经常有人掰着手指在比，在南方的省会城市中，南宁排第几呢？应该比南昌强，比昆明强，也不比广州长沙差吧，只是我从来没听说上述的哪个城市，愿意跟南宁做比较的，在我看来，它依旧是个闹哄哄的行政乃巴扎。

五、北京。

北京对于我，只是一个权力符号。小时候曾经唱过我爱北京天安门，我这个年纪的大陆中国人，小时候都唱过。实际上我一点也不爱北京天安门，我宁可爱涮羊肉，爱驴打滚，也不爱天安门。天安门有什么可爱的呢，一堵红墙加几只红灯笼，知道的知道是哪里，不知道还以为是夜总会呢。北京本来是有魅力的，可是不幸被选为国都，成了一只栅栏林立的笼子，不可爱了，就如同一个美人，不幸被选进深宫，老端着架子，就不美了。北京的问题是成了京，如果它不是京，那么看看小朋友舔糖葫芦，老头老太在后海钓鱼晒太阳，也蛮有意思，可成京以后，每粒灰尘都被赋予了意义，我等平凡人惹不起，只好躲远点。

如果能迁都的话，我希望把首都迁到沿海，然后仿造香港设立廉政公署，这样政府会变得开放些，廉洁些。不是京的北京，也会回归它的文化属性，就像20世纪上半叶的北平，甚至远超过北平，有大学、研究院、天文馆、地理馆、图书馆、美术馆、体育馆、电影院、音乐厅、歌剧院、博览会，八达岭不收门票，中南海对老百姓开放。如果成为这个样子，我倒是愿意经常去看看它。

当然这是一厢情愿，一个国家是不会轻易迁都的，迁都要多大的成本呀，还牵涉到好多人的生活，好多人的仕途，更何况还不知道往哪迁合适呢，所以北京注定是北京，梁思成执意苦守的那些王朝牌楼，还有胡同里的各色四合院，注定要被拆除干净。奥运前我去北京，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拆字，白晃晃地写在许多墙壁上，昨天看到的四合院，今天可能就不见了。有人会说这叫速度，可是如果一个城市以这样的速度变化，你难免会疑虑，今天看见的东西，明天是否还在呢？别忘了那些牌楼有几百年历史，央视大楼、西客站的历史只有几年或几十年。一个没有四合院的北京，跟没有弄堂的上海，没有骑楼的广州，是没有区别的。

一次路过望京的一处建筑工地时，朋友介绍说这里是健康生态高尚住宅区，里面配备了氧气和负离子调控开关，房价特昂贵。听起来挺高尚的，可无意中透露的秘密，也蛮吓人，想想一座城市的住房居然要配备氧气和负离子开关，这城市的污染程度也可想而知了。另一次去看蔡元培故居，发现马路牙子上坐着一些人，有的人头上还绑着绷带，一言不发，眼神凝重，原来故居隔壁是国务院上访办公室，由于上访者太多，据说每天放一百个预约号，早上五点来排队都拿不到，比八十年代的火车硬卧票还紧俏。可能是因为时机偶然，我没看到传说中的截访人员。由此想到古代老百姓滚钉板鸣冤的故事，看蔡元培的心情也没了，蔡老先生大概不会想到，若干年后自己的住处附近，会是这样一番景象。

          沈东子

一、湖州。

湖州在太湖南边，盛产毛竹和桑树，是当年项羽起兵反秦，自号西楚霸王的地方。历史上出过许多宗师巨匠，尤其在文学艺术方面，仅我记得的，书法界赵体赵孟FU、绘画界吴门画派吴昌硕，都是湖州人，陆羽的茶经也是在湖州写成的。据说我的祖籍在湖州，可是湖州对于我又是陌生的，据说湖丝特柔软，没见过，湖笔特好用，没用过，据说湖州粽子特好吃，没吃过，据说城中有唐代飞英塔，城外有陈英士先生纪念碑，都没看过，所以湖州只能算是我的据说的故乡。

我少年时代去过一次湖州，只身一个人去的。那是一个闷热的七月傍晚，我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乘夜班船，踏上了回乡之路，在漆黑的河道穿行整整一个夜晚，第二天清晨到达湖州码头。我没有地图，只是凭着对父亲叙述的记忆在城里行走，我也没问路，问什么呢？难道要对别人说，你们知道吗，这里原先有一大片宅院，有花园，有果树，后来被分给了许多人家，剩余的一部分也成了厂房？我要是这样问，人家会以为遇上了白痴。一来我头一次来到这个城市，别说祖宅的方位，连东南西北都说不清楚，二来湖州历来是国民党的天下，国民党早期的中央委员中，湖州人一度占有三分之一的席位，所以共产党胜利后，被瓜分的庭院太多了，谁知道你说的是哪家的事？再说了，如果祖上的宅院真能庇护几个寒士躲避萧瑟秋风，我也就没必要去问个水落石出了。

我只是像个流浪儿一样，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溜达，想象父亲小时候，如何走过这条幽深的巷道去上学，又如何跑上那座石砌的拱桥望秋月。在一堵围墙前我停住了脚步，透过狭窄的缝隙，我看见里面有古旧的建筑，有枝叶繁茂的老树，树干上拴着晾衣的绳子。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祖上的老宅，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距离我都非常遥远，我只是像观看中国各地的老宅那样观看它，看树叶在夏日的风中飘飞。

二、伊春。

伊春在黑龙江中部，距离俄罗斯一百多公里，与四川的自贡一样，是出产恐龙的地方，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那里出土过满洲龙、霸王龙和鸭嘴龙，不知道我属于哪种龙。伊春在小兴安岭以北，位于当年北大荒平原的西边，所谓北大荒，是指中国北边一大片荒地，有多大呢，据说有五万多平方公里，差不多有宁夏那么大了，覆盖了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部分流域，又称三江平原。这么大一片地，需要人去开垦，那时父母新婚不久，充满对新生活的憧憬，血一热，就去了，从部队转业后乘坐林区小火车，高高兴兴上了路，可到那里才发现，那不是人住的地方，至少不是南方人住的地方。

一是冷，冷到零下四十多度，有擤鼻涕把鼻子擤掉的，在户外撒泡尿，立马成一坨冰。二是累，在三江平原上播种，两人一组，一个在前面掘坑，另一个在后面撒种子，种大豆和马铃薯，朝着地平线一路播下去，可以从上午走到下午不回头，累了看空中的飞鸟，饿了吃自带的干粮，还得在暮色降临前跑回家，否则会成为狼群的鲜活晚餐。三是狼多，入夜后狼眼绿幽幽一片，有人被狼群包围，在野地高举木棍与狼对峙，最后被冻成一根冰棍。狼是很聪明的，总是从后面扑上来，两腿搭住你的肩膀，等你回头就一口咬住你咽喉，所以在东北不兴拍别人的肩膀，免得吓着人家，以为狼来了。

这样的日子，不消几个月，就会把热血冻成冰。我在初冬降生，母亲工作的林区医院，距离自家住处只有几百米远，可这几百米差点要了我的小命，三个月大的一天，母亲抱我踏雪回家，把我包裹得严严实实，生怕被冻着，等回到家打开看，因为憋得太厉害，我快没气了，差点闷死了一条小恐龙。父母想方设法南迁，托了许多关系，一家三口才得以离开，由小兴安岭来到桂林。桂林附近也有个地方叫兴安，就是灵渠所在的县份，不过这兴安比黑龙江的小兴安岭小多了，虽说人家还带一个小字。母亲记住了东北那疙瘩的几句土话，我小时候调皮捣蛋，有时候惹她火了，就骂我一句啥玩意儿，还带卷舌音呢。

三、桂林。

桂林在全世界有点名气，在中国没什么名气，尤其在华北东北，名气还不如南边的柳州。有人说桂林没文化，我沉默，有人说桂林人小家子气，我沉默，这些评语有道理吗？有，有的还相当有道理，说到了骨髓里，可是对于我，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有没有文化，或者是不是小家子气，那得看跟哪里比，比方跟西安南京比，当然没西安南京有文化，人家吃的盐，比桂林人吃的饭还多，跟它们比文化，那叫找抽，跟乌鲁木齐比，当然没乌鲁木齐大气，人家靠着沙漠，一眼望出去茫茫无边，想不大气都不成，可我不会因为想念文化，就去西安南京过日子，跟兵马俑过，跟明孝陵过，也不会因为渴望大气，就迁居乌鲁木齐。

一个城市要想不自卑，找出自己不可替代的特性就够了，没必要去比有多大，有多宽，有多少GDP。桂林的特性是什么呢？很多，临时总结几条吧，假如你出门晒太阳，第一不会遇见大官，走在街上清爽，不会被前呼后拥的马队踩死，偶尔遇见几个处级或副处级干部，装做没看见就是了，继续散你的步。第二不会遇见名人，不会被名头大得惊人的宗师巨匠吓死，有巨匠从外省或外国来，反正也不认识，吓不着，当然也会有本地人士装出巨匠模样，不理会就是了，挡不住你的阳光，继续散步。第三没经济压力，下个馆子，喝杯咖啡，打个车，没问题，不会老琢磨兜里的钱够不够，高兴时喝茶，不高兴时喝酒，喝饱了继续散步。第四馆子的饭菜还算可口，这点很重要，川菜，湘菜，粤菜等等，档次都不低，吃到尽兴时，真觉得做一流的厨子，把食物把玩出如此花样，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第五大家都知道了，水还好，空气还好，风景也还好，美丽的风景可以愉悦性情，抑制自杀的念头，这点对思想家尤其重要，思想家时时站在悬崖边上，是距离自杀最近的人，一般人宁可没思想，也要活着，思想家不一样，只要思想活着，人是可以死掉的，所以有思想的人，最好住在有风景的地方，可以多活几年。可能还有一些特性，我一时没想起来。

那么生活在桂林，图的是什么呢？记得有一年我去云南的一个小城市，看望太太的外公外婆，二老都是外省人，在云南生活了大半辈子。那是一个被两座山夹住的城市，外公领我走到窗前，指着山谷里的云说：这些云，早上从这边飘过来，慢慢的，往那边飘过去。他说这段话时，眼神是安详的，手里还端着一杯茶，好象叙述的，是自家的后花园。我喜欢的，是桂林雨后的那分晶亮与宁静。

          沈东子

这几年疆独、藏独与台独闹得比较厉害，当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世界格局在悄然发生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正逐渐成为庞大的实体，在全球的分量与日俱增，这难免会让闹分离的人士感到焦虑，因为中国越强大，分离的梦想就越难实现，因此忍不住要出来亮相，害怕被世界遗忘。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强大了，也得守国际规矩，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谓负责任就是讲道理，比方你觉得应该独立，那就说出应该独立的理由，我觉得你不应该独立，我也说出我的理由，各种理由摆在世界面前，看谁更有道理，于是各种分离分子也就活跃起来。

对于那些想分离的人士，也不妨做点分析，看看他们处于一种什么状态。西藏是比较清楚的，达赖出走后带走了一批藏人，富一点去了北美、欧洲，穷的呆在印度、尼泊尔，他们想回西藏，但又不愿接受被统治的命运，想做统治者。想做统治者是需要实力的，尽管在海外积攒了几十年，但达赖的力量依然不足以与中央政府抗衡，在可见的未来也没什么希望，只能喊喊口号，在远离西藏的地方挥挥雪山狮子旗。

海外藏独想打着雪山狮子旗回西藏很难，时间对他们是不利的，随着老一代逐渐客死他乡，新一代被寄居国文化同化，流亡藏人血液里的故土意识会日渐淡漠，没准对自己的藏族背景都懒得再提，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因布尔什维克获胜而出逃的白俄。白俄兵败后流落世界各地，最终消亡在流亡的路上，历史是很残酷的，流亡流亡，就是在流浪中消亡。

更重要的是，因为达赖离藏半个多世纪，西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变化用通行的话语说是农奴翻身得解放，说得具体些，是新的藏人利益集团已经产生，占据各种有利地位的本土藏人，不会轻易拱手交出自己多年经营的利益，尤其是以前受盘剥的朗生们，哪会让昔日的庄园主再回来骑在自己脖子上，过人上人的日子？不过不要忘记，新的藏人也是藏人，反而是这些翻过身来的本地藏人，出于对自身民族宗教文化的眷恋，也有可能萌生自治甚至分离的念头。

疆独的国际背景最复杂，突厥是古代匈奴人的后代，所谓突厥，其实是土耳其的另一种译法，东突就是东土耳其斯坦的意思，既然有东土耳其斯坦，也就有西土耳其斯坦，西突包括中亚好几个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新国家，如乌兹别克、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坦等等，生活在新疆的维吾尔人，则是突厥的后代，因此可以想见，那片区域的各民族，在文化宗教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说得简单点，有一种泛伊斯兰心结。

所谓少数民族是相对汉族而言的，西域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人数总和并不比当地的汉人少，一直有分离倾向，从被左宗棠镇压的哲德沙尔汗国，到所谓三区革命，都属于同一性质。可以说要不是有新疆建设兵团镇守全疆南北，尚武的维人早反了。从这层意义上说，维人的分离意识是最强的。值得注意的是，维人和回民虽然有同样的信仰，但历史上二者关系一直疏离，呈相互制约的状态。回民跟沙特关系密切，维人的同情者主要在土耳其。有一种说法，说回民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汉人，裕固族则是信奉佛教的维人。

汉人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的说法，以这种心态猜度其他民族，则民族问题永远是一个死结。中国毕竟不只是汉人的中国，如果过分强调汉民族的特性，那会走上当年纳粹推行纯日耳曼化的老路。从历史的经验看，追求独立往往是少数人的权力野心，至于老百姓会不会跟着走，那得看生存环境，这环境包括经济环境、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和宗教环境。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只要日子好过，有肉吃，有内心寄托，谁当政都是不重要的，所以国家要想维持统一，长治久安，改善民生，也即生存环境是当务之急。

美国有五十多个州，民族也很复杂，可是没几个人想独立的，因为各种不同的需要，有各种不同的满足渠道，不需要通过独立来获得，比如你想堕胎，那就别住在密苏里、密西西比、南达科他、堪萨斯等观念保守的中部州，去东西海岸的其他州堕去，没人管你；你想立刻结婚或离婚，可以去沙漠赌城拉斯维加斯，这个月结，下个月离，也可以，只要配偶不反对；同性恋想结婚，可以去东北的马萨诸塞州登记，那里没人堵着骂你性变态；甚至连安乐死，也已经有某些州赞同，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已经通过法律，将安乐死合法化，你要得了不治之症，不愿承受肉体痛苦，不愿拖成具骷髅才咽气，想死得体面些，那就设法搬到西北去，去西雅图，去波特兰，去找实施安乐死的医生。

新疆与西藏的问题，可以追溯到匈奴与吐蕃的千年历史。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骄傲，想想当年吐蕃强盛时，连唐太宗都要把自家公主嫁过去联姻，一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有80万行之多，一向以唐诗宋词为荣的汉人，也不得不为之叹服吧。我去内蒙草原，听到最多的歌声，都是怀念成吉思汗的，那毕竟是蒙人最辉煌的一段。与藏独、疆独相比，台独要简单得多，台湾人的离心倾向是从八九年后猛然提升起来的，设身处地的想想，想到自己要在一个把坦克、装甲车开上首都街头的政府管理下生存，谁能不害怕？从这层意义上说，打消台湾人的统一疑虑，也是最容易做到的，只要把大陆的事情做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推进政治民主化，社会财富分配公平公正化，台独自然消亡。新疆的泛伊斯兰心结，西藏的高原生活方式和台湾人的民主意识，是如今面临的三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