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务院批准公布了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浙江省有12家图书馆和宁波天一阁博物馆、西泠印社等两家单位的110部古籍入选。台州市仅黄岩区图书馆5部古籍入选。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文化部组织开展了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浙江省共有18家单位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共计437部。

    去年11月，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古籍保护评审工作会议。经专家委员会的评审并报国务院批准，进入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共有2392种古籍，其中汉文古籍2282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110部。黄岩区图书馆入选的5部古籍是清王棻撰写的稿本《六书古训二十四卷》、《台学统一百卷》；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刻本《朱子大全私抄十二卷》；明嘉靖十六年（1537）刻本《韩柳文一百卷》和明嘉靖八年（1529）刻本《唐文粹一百卷》。(引用)

    2008年10月17日至19日上云阁主赴上海淘书,收获颇丰。淘书之旅也匆匆（有时在晚上）拍摄了一些图片，由于淘书记文章还没时间写，先将相机中的图片做一编辑，以“图记”形式发表，以后有空容再写“文记”。

图记之一福州路文化街。

上海福州路书店店名与广告

尖尖的山钓住了云

云团慢慢地向山聚拢

好象要将山峰切平

双方僵持着

风来调解

山说

我

生于斯

长于斯

是云来侵犯我

云说

我路过此地

是山峰钓破我的衣裳

骚扰我

风知道是山的不是

但云能将山切平

我——风能将山吹走

风呼呼作响

作出调解结论

山是尖了些

但山生成如此

云既然赶路

衣衫不应如此轻薄

好在双方没有大碍

今日到此为止

云还想申辩

一阵大风过来

云团迅捷散去

山上下了一场大雨

那是云的眼泪

                                         罗隐 2008．10．10

“身可杀，书不可亡”

---------《清季外交史料》与王彦威父子

   《清季外交史料》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及清末外交关系的重要文献。作者王彦威（1842～1904），字弢甫，黄岩县城人，清同治九年（1870）举人，历任工部衡司主事，营缮司员外郎，军机章京，江南道监察御史，太常少卿。

    清代自道光中期始，对外交涉日益增多，光绪朝更是频繁。但外交文件从未系统刊行，依靠外籍转译，失实颇多，政治、军事、外交十分被动。光绪十二年（1886），王彦威任军机处汉官领班章京。军机处为辅佐皇帝处理政务机构，由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组成，执掌国家政令。军机章京由满汉两班组成，是军机大臣重要助手，称为小军机。担任军机处汉官领班章京的王彦威有机会接触到紫京城“大库”藏书。他先从“大库”抄录道光、咸丰、同治三朝钦定未刊的《筹办洋务始末记》，以及光绪元年至十二年外交案卷，再从十二年起，每日记载诏令、奏章、摺片、条约、照会、电报、会议纪录及“留中”（经皇帝批阅不发的奏议）的机密文件。采用编年体纪事，区别情况，慎重选择。内容涉及外交、政治、军事、教育、商务、实业、交通、边防等。

    王彦威在军机处繁忙公务之暇编纂，往往夜以继日，十余年积稿数筐。光绪二十六年，慈禧误听外国主子要光绪执政的谣言，利用义和团，谕旨各国使臣三日回国，由军机处发出。王彦威得知，奔走荣禄等重臣之间，说：“都城内外，乱民纵横，使臣一出，必遭其祸，从此外交决裂不可收拾矣。”

慈禧专权，呼号徒劳。王彦威痛哭流涕说：“恨吾卑，无奏事权，不能救国也。”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仓皇出逃。王彦威掘地深藏手稿，随慈禧到西安。还都后，王彦威十分不满慈禧卖国行为，与其子王亮说：“不惜城下之盟，纳款请成，遂据榻旁而睡。棋输一局，错铸九州。”终于忧郁成病，于病榻将手稿整理成《筹办洋务始末记》182卷。光绪三十年五月病卒，终年63岁，归葬黄岩委羽山。遗嘱王亮；“身可杀，书不可亡。”
       王亮（1881～1966），字希隐，王彦威侄，过继为子。清末毕业于北京大学堂与南京陆师学堂。历任陆军部员外郎，国务秘书，驻秘鲁嘉里约领事，外交委员会科长，外交部条约委员。王亮曾考察西方九国与日本，出使16个国家，深知外交艰巨。为继承父亲遗志，王亮搜集并续编了光绪三十年至宣统三年（1911）外交史料，费时10年编成，连同《筹办洋务始末记》，共243卷，取名《清季外交史料》。又编《索引》与《外交年鉴》于书后。国事多难，十余年书稿未能刊行，王亮多方奔走。蒋介石于民国二十年（1931）九月写序，蔡元培、徐世昌、胡适、蒋廷黻、章梫均为书作序，终于在民国二十三年刊行。

     上云阁收藏的是《清季外交史料》卷一百三十七和卷一百三十八，是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北京和济印刷局初版的样本书，比正式出版还早二年，其中卷一百三十七首页盖有“东北文史研究所藏书”朱印和蓝色编号。书最后一页有样本书特有的、用红色框印的书名及总发行人及板权情况。

    第一次在网上拍书担心的是书会不会不寄来。好在我的首拍是100元起拍，130元拍得的10册民国教课书，钱不多，书寄不寄来无所谓，第二天款汇出去后也没放在心上。十天后小区门口的小黑板上出现了我家的房号－－我首拍的书到了。打开包装一看，书的品相不错，让人高兴了一阵子。从此在孔网拍书便一发不可收。

    孔网上拍的书都有图片，多的四五张，少的一二张，但图片与实物还是有差距的，加上有的图片拍得不够清晰，有的图片太小，光凭图片还是不行。此外有的店主只上好的书页图片，不上差的，收到书后一翻书缺了半页甚至少了一页，让人哭笑不得。也有的店主，把一册较厚的线装书拆成两册来卖，并在拍卖说明里说了此书有几面几叶，可收到书一看便知是分书了，因为书的目录没有了，有的目录还没有取下，一对目录便知少了几节。由于店主在拍卖说明里说了此书有几面几叶，你想给差评也不妥，再多给个中评。当然这样的店主只占少数，大多数孔网店主还是比较诚信的。因此当你在下拍时，不妨先查看一下该店主的信誉和以前其他买家的对店主的评价。

    店主资料不完善会影向他的信誉度， 有的店主没有一个差评也值得怀疑。3月底我收到的两册名为“清乾隆内府刻本新（后）唐书”，竞然是民国石印本，更不用说是清内府刻本了。于是便首次给店主网名叫什么蓝的信誉评价打了个差评。这一打不要紧，“蓝”便又是发帖又是打电话解释，开始说是“不会是石印的，如是石印的可以退”。我说我玩书时间也有多年了，刻本与石印本还是认得的。也许他看了我在孔网的注册资料，知道骗不过了，便不断发短信说自己在孔网是个学生，这是他的第一个差评，希望高抬贵手，向网管说一下将差评取消掉。我想人难免犯错，也就与网管说同意取消差评。本以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可是不久我又拍得“蓝”的一套“精刻”〈清惜阴轩丛书〉，发现所谓“精刻本”很象复印本，知道又“吃药”了。于是，便不管他十来个短信和电话如何好说歹说，甚至咒骂，硬把差评打到底。至此，我才知道为什么我的差评是他的第一个差评。十多天后，一位孙姓书友给“蓝”打了第二个差评。后来孙给我来短信，谈起店主反复纠缠的事，我深有同感。孙还说这个店主连个地址也不写，这样的书店不可靠。卖书与其他生意一样诚信不可丢，不讲诚信就应该给曝曝光。我们坚持打这个差评是为了更多书友不“吃药”。

    当然有的拍家有“书托”，你要自已把握好，不要一时冲动，拍下后悔的东西，或者拍下后不汇款，遭到投诉或差评。 孔网买书有喜有忧，但只要你我坚持诚信和正义，孔网的购书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孔网书源足，好书多，网上书店也越开越多，称得上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旧书网站。2008年5月29日孔网首页显示，在该网开店的书店有3260家，2423万种古旧书。孔网以“网罗天下图书，传承中华文明”为宗旨，不失为广大书友淘书的好去处。（2008年8月28日）

赵师渊与《资治通鉴纲目》

------兼谈《通鉴纲目》“八书”真伪

    朱熹所撰的史学著作不多，《资治通鉴纲目》是朱熹生前未能定稿的史学巨著。关于《资治通鉴纲目》的著作者、凡例真伪等问题，学术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赵师渊是否参与《纲目》一书的编修？朱熹与赵师渊论《纲目》之八通书信是否伪作？史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

    据《朱熹集》附录《版本考略》，朱熹生前已有文集刊行于淳熙十六年（1189），并非朱熹手定。庆元元年（1200）朱熹卒，其幼子朱在始初编《正集》于嘉定十年（1217），《续集》为王遂编于淳五年（1245），《别集》为余师鲁编于景定四年（1263），至此，朱熹正、续别集诗文全帙始备。现《朱熹集》辑有朱熹《答赵几道书》二函，《答赵致道书》三函，其内容主要是探究理学，当为赵师渊兄弟俩提供。但赵师渊为何当时不提供“八书”呢？因其文集今佚无考，只能从当时时代背景去考察。这就是中国素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朱熹既是赵师渊兄弟俩的尊师，又是他们的祖辈（首次姻缘关系为子辈，第二次因娶其长孙女，故为祖辈）。当是出于维护朱熹形象等原因，赵师渊才秘不示人“八书”，以影响朱熹的“冠名权”（朱熹卒后，朱子学由“禁学”渐成“显学”），约嘉定三年（1210），赵师渊卒55年后，即咸淳元年（1265），南宋末期最知名的理学家之一朱熹再传弟子金华王柏（1197—1274）就聘于台州上蔡书院主讲席，偶“观《讷斋赵公文集》，间有考亭（朱熹）往来书问，乃知纲下之目属（嘱）笔于讷斋（即赵师渊），而昔未之闻也。赵师渊生前并未提供“八书”，只是编入自己的文集之中，50多年后王柏亦是偶然才首次发现“八书”。王柏不但精于朱子学，台州朱子学派车若水等人还视其为“朱学正脉”，而且对天文历算、地理博物、文字音韵、诗词书画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正因为经过朱学权威王柏的鉴定，且载于《纲目》卷首，才使“八书”流传至今。自宋末至清，朱熹文集一再辑佚“扩容”，但始终未将“八书”编于集内。晚清王芬编的《台学统》中“八书”选录三封（见下图）。1996年10月，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郭齐、尹波点校的《朱熹集》才将“八书”辑入《遗集》之中，历史跨度长达700余年。这种奇特现象亦蕴含了“为贤者讳”的历史信息。下面是八书具体内容：

      第一书：“《纲目》看得如何？得为整顿，续成一书，亦佳事也。”
      第二书：“《纲目》能为整顿否？得留念幸甚。”
      第三书：“《通鉴纲目》以眼疾不能细看，但观数处，已颇详尽。‘东平王苍罢归藩'连下文幸邺事元本漏，已依所示者补之矣。此书无他法，但其纲欲谨严而无脱落者，目欲详备后不烦冗耳。         

      第四书：“《纲目》想闲中整顿得尽可观，恨相去远，不得相聚讨论也。”
      第五书： “《通鉴纲目》目次如何？有便幸逐旋寄来。”
      第六书：“所补《纲目》幸早见示及他卷。不知提要曾为一一看过否？若闲中能为整顿一番，亦幸事也。巡幸还宫，当如所谕，但其间有事者，自当随时笔削，不可拘一例耳。后汉单于继立不书，本以匈奴衰，不足详载，如封王侯、拜三公、行赦宥之类耳。更告祥之，却于例中略见其意也。”
      第七书：”闲中了得《纲目》，亦是一事。不知已至其处？自古治日少、乱日多，史书不好看，损人神气，但又要知，不奈何耳。某今此大病几死，幸而复苏。未病时补得《稽古录》三四卷，今亦未敢接续整理。更欲续《大事记》记熙宁以后，亦觉难措手也。此恐他日并累贤者，用功亦不多也。”
      第八书：“所补《纲目》今附还，亦竟未及细看，不知此书更会如何整顿。恐慌须更以本书目录及《稽古录》、《皇极经世》、《编年通载》等书参定其纲，先令大事都无遗漏，然后逐事考究首尾，以修其目。其有一时讲论治道之言，无纲可附者，惟《唐太宗纪》中最多。虽以事类强而附之，然终未安。不知亦可去其太其否，而于崩葬处作一总叙，略依次序该载，如何？某衰朽殊甚，次第只了得《礼》书，已无馀力。此事全赖几道为结果了却，亦是一事也。又如《稽古录》中书乱亡事时，或不著其用事人姓名，无以示惩而作戒。此亦一大眼目，不可不明；著其人与其交党之尤用力者，使其遗臭无穷，为万世之明鉴也。”
     从“八书”内容、赵师渊为人、《纲目》成书过程和历代学者评价来看，“八书”并非伪作：     

     第一，无作伪之动机与迹象。
     赵师渊品行学识，深受时人推许，治学严勤。赵师渊为朱熹高第，朱曾荐于赵汝愚，赵汝愚罢相，赵师渊遂“翩然东归，专力问学，积十余年不仕”。后任太常丞，又因论成肃后山陵事而忤时宰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观，年61卒，时人目为“当代端人”（《宋元学案》）。宋代著名理学家、“甬上四先生”之一的袁燮在《祭太丞赵公几道文》中，称赵师渊为人“卓荦不群，器能足以任重，谋虑足以经远”；“养之以宽洪，守之以坚正；宁陆沉于下位，耻阿世以苟求”（《台学统》），对其人品才识作了高度评价。朱熹再传弟子王柏“尝跋晦翁所与讷斋帖，称讷斋（赵师渊）登朱子之门为最先；其后远庵（赵师夏）昆弟相继而进，开之以道谊，缔之以婚姻，往来尺牍其多可知然；则讷斋在诸赵中，晦庵（朱熹）所尤注望者”（明金贲亨《台学源流·赵师渊传》）。由此可见赵师渊品行学识，深受时人推许。朱熹既是尊师，又是姻亲，故在“庆元学禁”取缔理学之际，“危难之处见亲情”，朱熹幼子朱在于庆元三年（1197）曾一度避于姻亲黄岩赵家。王柏作为宋末朱子学权威，向以“疑经”名著于时，对“八书”不可能不进行鉴别，而贸然列于《纲目》之首。更何况“宁陆沉于下位，耻阿世以苟求”的赵师渊非作伪之流，其后裔亦非夸饰炒作之辈，故从动机与迹象看：“八书”应是真作，而非伪书。
      第二，与相关事实相符。
      一是与朱熹晚年健康状况相符。从“八书”载朱熹“《通鉴纲目》以眼疾不能细看”（第三书），“某今此大病几死，幸而复苏”（第五书）等语看，尤其是后者，当年作于庆元元年（1195）夏，是年夏朱熹大病几近两月。这与《朱熹集》中朱熹答吴伯本、李守约、徐子融等书信与“八书”所载完全一致。

     二是与《纲目》成书事实相符。朱熹于乾道八年（1172）撰《资治通鉴纲目序》，并分配《纲目》撰“纲”任务：三国部分由李伯谏承担，南北朝原拟由任希夷撰写，后归张元善，东晋部分由少舆撰写，唐代部分由朱熹自撰，但先秦、秦汉及五代由谁承担不明（详见《答李伯谏》）。淳熙元年（1174）冬朱熹苦于各人学识，分工撰纲与其凡例不尽相符，始觉殊非易事：“《通鉴》功夫浩博，甚悔始谋之太锐，今甚费心力。然已为之，不容中辍”（《答林择之》）。”淳熙七年（1180 ）三月，朱熹在《答吕伯恭》书中流露了无专人担纲编纂《纲目》的焦虑心情：“ 《纲目》此中正自难得人写，亦苦无人专一子（仔）细工夫。”淳熙十三年（1186），朱熹致函曾任台州知州的尤袤：“《纲目》不敢动着，恐遂为千古之恨”（《答尤延之书》）。从其作序至庆元六年（1200）逝世，“《纲目》仅能成编，每以未及修补为恨”（宋黄干《朱子行状》），时间长达20多年。从以上情况看，未成书主要原因是无专人担纲总成《纲目》一书。在朱熹“门人如云”的弟子内，岂无一专才耶？最后还是“亲者无怨”，朱熹终于选择了既是高第，又是姻亲的“当代端人”赵师渊。
      “八书”中值得注意是三处“闲”字：“《纲目》想闲中整顿得尽可观”，“闲中了得《纲目》”，“（《纲目提要》）若闲中能为整顿一番”，说明《纲目》当作于赵师渊赋闲家居之际。庆元元年（1195），与朱熹、赵师渊关系密切的赵汝愚罢相，“庆元党禁”风起，朱熹“夺职罢祠 ”，而赵师渊受牵连后“翩然东归，益究所学，积十余年不仕”。是年“大病几死”的朱熹在“门人离散”风烛残年的凄凉晚景中，思多年之夙愿《纲目》尚未完成，询赵师渊“《纲目》能为整顿否”？亦在情理之中。因而赵师渊“积十余年不仕”的主要时间与精力应是在编撰《纲目》上。既是系编地整理编纂《纲目》，不可能不涉及原有《凡例》、《提要》、纲目的调整与充实，因成书于朱熹逝世后，朱熹生前未及修订，故有“每以未及修补为恨”的终生遗憾。从“八书”所论事实和文风来看，均与《朱熹集》相一致；又《纲目》于嘉定十二年（1219 ）由朱熹幼子朱在刊刻于泉州，与赵师渊“积十余年不仕”，全力修纂《纲目》的时间正相吻合。可见“八书”并非伪作。
      第三，得到历代学者的认同。
      自王柏发现并肯定朱熹与赵师渊论《纲目》“八书”后，得到了历代学者的认同。元代学者徐昭文、明代理学家宋濂都通过自己的考证，认同朱熹与赵师渊合著《纲目》的结论。清代学者芮长恤《纲目分注补遗提要》载：“朱子原不讳言，因流传刊板未题赵师渊之名，后人遂以为分注亦出朱子。”清代康熙帝《御批通鉴纲目提要》载：“朱子因《资治通鉴》作《纲目》，唯《凡例》一卷出于手定，其纲目皆门人依《凡例》而修，其目则全以付赵师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光绪黄岩县志》、《民国台州府志》、如今的《辞海》、《辞源》、《理学大辞典》等均肯定《纲目》系朱、赵合撰。当然有的学者完全否定朱熹的作用，认为此书“全出讷斋”（清全祖望《书朱子纲目》），亦是有失偏颇。应是“始于朱熹，成于师渊”。 

    朱、赵合编《纲目》开创了史学的新体裁—— “纲目体”，它虽脱胎于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但却不是简单的删繁就简。而是根据义理的标准来裁剪历史，使历史“合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它把取“《春秋》之义”和法《春秋》用字规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春秋》书法”加以发展和完善。其次是严篡弑之诛，倡节义道德。认为轼君是大逆不道的，为天理所不容，要大书不隐。要褒扬尊者、贤者和死节者。最后是站在汉民族立场上强调夷爰之防。为伸明“《春秋》大义”，在书法上则极尽褒贬之能事。《纲目》是一部通过叙事来宣扬纲常伦理道德的著作，因此，它既是一部史学著作，又是一部理学著作。由于《纲目》比《资治通鉴》更适合于历代统治者的需要，因而纲目体裁一直影响到元明清三朝。如元代尹成华的《通鉴纲目发明》、明代商辂的《通鉴纲目续编》、清代康熙帝的《御批通鉴纲目》、乾隆帝的《御批通鉴辑览》等等。（参考台州智科网等）
     

                      “知非求是楼”

    如果说九峰名山阁是王芬为九峰书院创办的公共藏书楼和图书馆，那么“知非求是楼”则是王芬的私人藏书楼。

   “知非求是楼”在今台州市黄岩区橘乡大道柔桥菜场西北50米左右,为晚清名士王芬故居。据史料记载，王芬故居有二进，第一进房有五间，东西厢为家塾，第二进楼房也有五间，东西两厢房各五间，为王芬及家人居住。一百多年来，故居几经改造，已无昔日规模，但正屋和东厢房还在，尤其是门前那棵古樟，仍枝繁叶茂，生气盎然。

    光绪二年（1876）春，49岁的王芬为家里建造新屋，12月正屋落成，全家人高高兴兴搬入新房过年。第二年11月，王芬将自己的藏书《古今图书集成》等搬到正屋楼上，定名为“知非求是楼”。希望借藏书，明是非，求得实事求是的真理。书楼建成后，王芬广收百家经史和地方史料于书楼内，常常终日在房内读书著述，写了许多有名的论著，如《驳韩非》及纠正章学诚《文史通义》等书。此外，他对地方史实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著有《后汉永宁非唐永宁》、《黄岩沿革论》等论文百余篇，纠正过去历史上的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这对今天研究当地历史仍然有重大参考价值。在“知非求是楼”王芬共写出了30余部书，所写的书均为实事求是的佳作，梁启超先生对他评价颇高。王芬著作之富在近代台州首屈一指，多半得益于其“知非求是楼”的藏书。

    据王芬后人回忆，从前，故居屋前有四副旗杆，那是王芬中举后立的，堂前还曾挂有一块题为“亚魁”的匾额和国学大师俞樾题写的一幅对联。民国初“知非求是楼”藏书还没有散出，在当地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的藏书楼，当地的好多绅士和教师都经常到此翻阅资料。民国三年，王芬的大儿子曾将十余本王芬的著作送展于上海全国图书博览会，获一等奖。五十年代，苏州、上海古籍书店曾多次派人来王家购书，其中《中外和战议》稿本，出价500元，王氏后人珍爱有加，都未曾出卖。王芬著作和藏书除一部分被临海、黄岩博物馆收藏外，大部分在文革时散失。值得欣慰的是王芬故居“知非求是楼”已经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准备加以修膳保护。

                                                  2008年1月8日

台州书话（之一）

    近日购得韦力先生的《书楼寻踪》（藏书楼访古――浙江之行）一书，然匆匆读完，不免生出些许遗憾。作者访问了宁波天一阁、抱经楼等后沿甬台温高速直奔温州玉海楼，没有来我们台州。本想借《书楼寻踪》一书了解台州书楼的掌故的愿望落空了。也许韦力先生没有太多时间来台州，也许是台州古书楼名气太少。然而作为台州人我认为还是有不少书楼值得一访，不少古代读书人值得人们去记住他们。

              王芬与名山阁

    位于台州市区绿心的九峰公园，原为北宋初瑞隆感应塔院和清代九峰书院所在地，近年已不收门票了，但在公园东边的一处叫梅园的地方还是收门票的。这里就是在清朝同治十二年（1873）王芬任九峰书院第一任山长时建造的“名山阁藏书楼”旧址。

                                                 (上图为九峰公园一角） 

    王芬，字子庄，号耘轩，黄岩人。同治六年中举，后二次应试不第，遂一意讲学论著。从咸丰二（1852）年开始，先后应邀在处州莲城书院，黄岩九峰书院，温州中山、东山、肄经书院，江西南昌经训书院，黄岩清献书院，台州正学书院和太平（今温岭）宗文书院等处任山长，台州近代学者喻长林、王舟瑶、管世骏、黄方庆等均出于门下。光绪八年，江西乡试，一半以上中举出自王芬执掌的经训书院。

     作为山长，王芬深感藏书不足，多方搜集经史典籍。同治七年赴京赶考时，在京城借得明抄本《杜清献集》，日夜抄录。并掇《杜清献年谱》作附集一起刊印。向瑞安玉海楼借台州古籍，刻印宋车若水《脚气集》，明方孝孺《逊志斋集》。由于在江西经训书院教学成绩显著，返家时江西学政赠银3000两，王芬将这毕钱用于添置《古今图书集成》等书籍，赠于名山阁藏书楼，使名山阁藏书(见下图:印有“黄岩九峰名山阁藏书印”的乾隆版《国朝诗别裁集》)达三万余卷。后人为了纪念他及后继者，于书院内筑山长祠。

    王芬一生著书734卷，台州近代首推第一。王芬编纂的方志有《黄岩县志》及《黄岩集》、《青田县志》、《永嘉县志》、《仙居县志》及《仙居集》、《太平续志》、《杭州府志（稿）》、《赤城志校注》等。除县志及〈柔桥文抄〉等少数著作外，大部分著作因无资刊印而束稿高阁。光绪七年开编的《台学统》100卷，经十余年编辑才完成，缉录台州晋代至清代名人337人及外籍名人朱喜等在台州的的学术活动情况。民国七年吴兴刘承干将《台学统》作为嘉业堂丛书刊出。出版前吴昌硕为之题书名，王舟瑶、喻长霖、刘承干等分别作序。刘承干在序中指出，“吾浙同光间，台州有二王之称，一王柔桥舍人王芬，一王六潭太守咏霓也，柔桥以孝廉隐居不仕…….国变以后，台州遗老多在沪上，余时时就访台州文献，搜求先贤遗集，其有孤本未刊行者，如宋《舒阆风集》，明〈王静学集〉，近人李静轩〈云南水道考〉，黄子珍〈台州金石录〉，余皆为次第付梓，然篇幅具不及此书之多，编辑亦为最富，台州名儒硕彦，仁人志士，殆略备于此矣。”王芬论学不立门户，著文不事雕琢，务求持论公允，编纂的志书，综合纂辑派和著述派观点，自成一套完整理论，为清后期方志理论集大成者之一，梁启超称为清代方志佳构。光绪二十四年，由浙江学政徐志祥荐举，清廷赏王芬内阁中书衔。

    2008年3月文化部颁布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全国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在内共有2383部国宝级古籍入选，王芬一人有二部手稿入选,它们是01584号《台学统一百卷》和01422号《六书古训二十四卷》。《台学统一百卷》完稿于清光绪年间，到民国七年才有唯一的刊本问世。《台学统》民国书板原藏黄岩九峰图书馆，在文革中散失,不知去向,嘉业堂印本亦已难得，稿本《台学统一百卷》自然成为国之瑰宝。

                                             2008.01.01初稿   2009.3.10重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