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从《外交政策》网站上看到一条“名言”，值得分享。尤其是在这个寒潮与暖流反复交织，难以捉摸的人生，我们需要这样的励志“名言”。

 

对话动机：

  11月19日，凭借空气质量好、垃圾量少、碳排放量低、垃圾回收率高等优势，纽卡斯尔市荣登2009年英国“绿色城市”排行榜榜首，堪称英国“最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又称“最绿色城市”）”。

　在英国可持续发展组织“未来论坛”提供的榜单中，第2位至第10位的城市分别为布里斯托尔、布莱顿·霍夫、莱斯特、伦敦、利兹、爱丁堡、诺丁汉、谢菲尔德和卡迪夫。

　“纽卡斯尔比曼彻斯特还要黑，好像用煤炭雕刻的一样。”这是曾经的港口和煤炭城市纽卡斯尔。如今，纽卡斯尔以新艺术中心的形象和丰富的娱乐生活吸引游客前来观光。

　11月21日和22日，本报就此事进行连续报道和评论。12月8日，负责监督市政建设的纽卡斯尔市议长约翰·辛普利（John Shipley）通过电子邮件回答了本报的一系列提问。

  人物简介：

  约翰·辛普利

　1975年，当选地区议员；1995年，被授予大英帝国四等爵士（OBE）；1978年至1998年，当选“自由党”、后称“自由民主党”的领导人。

　2004年5月，自由民主党在纽卡斯尔市议会选举中获胜，辛普利成为“政策合作与发展小组”10名核心执行人中的一员。2006年，当选纽卡斯尔市议会议长，并领导“政策合作与发展小组”。

　婚后育有两个孩子，个人兴趣包括听音乐、欣赏歌剧、研读纽卡斯尔历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

新京报：纽卡斯尔当选英国“最绿色城市”后，纽卡斯尔市政府网站援引你的话称：“我们致力于确保经济增长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可持续发展仍是我们对未来公正社会的愿景。”一个曾经备受浓烟和工业噪音困扰的城市何时开始转型？

　辛普利：这一届纽卡斯尔市政府于2004年开始上台执政，可持续发展是其竞选宣言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它的上台，也正得益于此。

　事实上，我们的工业传统没有一个明确的起点。在20世纪80年代的纽卡斯尔市，诸如造船业之类的传统工业，开始走向衰落或者干脆销声匿迹。还有一些工业，例如采煤业，在20世纪80年代一开始“没戏了”，而到2003年又开始兴起了。 

　不过，与此前所述相似，纽卡斯尔市实现绿色复兴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起点。只是一系列的市政项目将纽卡斯尔市老工业区域，转变为零售和家用品销售地，由此引发的城市复兴文化可谓意义深远。这得益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支撑。

　大家呼吸更洁净空气

　新京报：既然纽卡斯尔已是全英绿色“NO.1”，那么你所领导的市议会对纽卡斯尔还有更多愿景吗？

　辛普利：市议会已制定了一个细致的计划来应对气候变化，例如推动实施“10：10倡议（the 10:10 initiative）”，即在2010年，英国碳排放减少10%。

　纽卡斯尔的目标就是到2050年，实现碳排放减少80％。而在减排的同时，还要保持经济增长，为纽卡斯尔民众带来更有品质的生活。

　我们的愿景是纽卡斯尔成为国际性的科学、文化和设计之城。我们将呼吸更为洁净的空气、实现更有成效的垃圾循环再利用，减少浪费以及更多减少碳排放。

　我们将拥有连成一体的交通网和先进的宽带技术，让整座城市联系更紧密。我们将欢迎更多留学生来此就读，吸引更多人来此居住、观光和工作。

　新京报：纽卡斯尔市是否有一个更为细致的减排目标？

　辛普利：我们未来的减排任务更为雄心勃勃。每年，纽卡斯尔市总的碳排放量达到190万吨。我们计划到2020年减少碳排放20％，到2050年减少碳排放80％，而明年一年就减少碳排放10％。

　新京报：纽卡斯尔市议会环境和城市复兴主管戴维·斯莱特（David Slater）曾说，市议会正在推行全市发展战略，全力“对付”碳排放的主要源头———建筑业和交通业。你能介绍一下斯莱特所说的全市发展战略吗？

　辛普利：我们的战略就是从减少市议会自身的碳排放开始，这个量达到每年7.2万吨。我们转向使用更可持续发展的能源，例如让汽车使用生物燃料。我们减少了自身建筑的能源使用量。

　在市议会的每一个理事会中，我们会安排一个倡议节能的职务。我们公开出版《绿色交通计划》。我们鼓励议员放弃驾驶私家车，改乘公共汽车以及选择我们出色的地铁系统，还鼓励议员选择骑自行车或步行上班。

　此外，我们已让７万户民居实现了隔热功能，已给予民众很多的补贴，以便使其居所更有供热效率。

　垃圾应被视为资源

　新京报：当一项涉及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计划付诸实践时，那些与传统工业相关的公司，例如采煤业和钢铁业，对于“绿色决策”会作何反应？

　辛普利：由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产业变化，纽卡斯尔市现在很少有这类公司。即使有这类公司存在，也将面临严格的排放标准管制。

　许多年以前，英国就开始“冷落”造成污染的燃煤，进而采取苛刻的洁净空气标准。纽卡斯尔市议会长期严密监测空气质量。经年累月，如此行动，空气质量和环境现状也就有了显著的改善。

　新京报：在推进绿色复兴的路途中，还有哪些障碍需要清除？

　辛普利：目前的问题就是还有一系列的跟进投资需要兑现，这主要是针对更为老旧的住宅和那些不易实现隔热的居所。

　有一些商户和公司对节能措施具备的潜在经济和环境效益认识不够，我们必须同他们进行交涉。

　许多住户对市政当局、市议会的众多减排资助措施感到困惑，为此，我们就必须专注行动，让他们想得更长远。

　新京报：垃圾令全球大多数城市“头疼”，纽卡斯尔市在垃圾回收再利用方面应有值得分享的经验。

　辛普利：不要把垃圾看作麻烦事，而应视之为资源。纽卡斯尔市的垃圾管理战略就是实现“零垃圾”。未来，我们还将提升垃圾回收率和处理率，从而确保该战略实现经济利润、社会效益和社区所支付金融成本的平衡。

　大家渴望住在干净且有吸引力的城市，不过我们也知道每个城市都不能简简单单地在地上挖个坑，就把垃圾倒进去，随后就忘了这一切。

　我们必须减少那些运往填埋场的垃圾量。我们需要广大居民执行三“Ｒ”标准来协助执行垃圾管理战略，即减少垃圾（Reduce）、再使用（Reuse）以及循环再利用（Recycle）。

　处于健康和安全原因，纽卡斯尔市引进了轮式垃圾箱，旨在减少在街道上乱丢废弃物的行为。如今，纽卡斯尔市接近一半的家庭垃圾被循环再利用。

　生活改善需要长期付出

　新京报：在绿色城市评选中，纽卡斯尔的“生活质量”备受肯定。依你所见，一座城市该如何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

　辛普利：生活质量依赖于相当广泛的条件，例如每个人所住区域的现状，我们每年都要对此进行测评。这涉及更为具体的监测指标，例如犯罪率以及对犯罪的担忧程度、健康、就业、金融行为参与度、教育以及民众如何相处。不过，更重要的是关注如何保护投资行为。

　市议会与市政公共部门建立了“战略同伴关系”，这其中包括国民保健服务机构、警察局、学习和技能委员会、大学以及再教育提供部门。我们和这些部门一起启动了可持续发展社区战略，目标就是保证和提高纽卡斯尔市民众的生活质量。

　该项战略定期接受评估，一直执行到2030年。而生活质量的真正变化需要长期的付出。

　新京报：你个人如何判断一座城市的GDP同民众生活质量的关系？

　辛普利：我们一直明确地笃信，既保证经济增长，又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还能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是可能的。我们将所有这些目标集纳到可持续发展社区战略的核心部分。

　不过，必须指明的是确保经济增长不能不计成本，与此同时，如果民众没有充足的经济实力，生活质量也将难以保证。

　新京报：纽卡斯尔市采取何种标准来衡量议员、官员对这座城市的所作所为？

　辛普利：“人人有责”，我们拥有35项重要的国家指标来判断纽卡斯尔市在未来三年所要完成的工作。民众可以通过选举来追究我们的失职之责或者肯定我们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过程中的进步。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方李敏

菲律宾政治屠杀案主要疑犯安帕图安（中）

   57条人命，全身布满弹孔。许多遇害者被埋入深坑，而女性遇害者生前遭受性侵犯。集体遭杀戮的事，听起来更应该发生在“二战”，甚至更久远的年代。而在2009年11月的一天，菲律宾复制了曾有的荒唐、疯癫和嚣张。

　57名遇害者多为马京达瑙省一名省长竞选人的亲属和支持者，另有媒体记者。现任省长安帕图安涉案被捕，其子小安帕图安被指直接实施屠杀。菲人权委员会9日披露，割据一方的安帕图安家族涉嫌杀害另外至少200人。

　单一的人性剖析难以支撑制造屠杀案的动机和逻辑，利益以及追逐利益时不受任何制约的“自由”，才是值得深究的“厚黑学”。“人为财死”是一类，而有一类则是为财置人于死地。

　《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刊文《震慑与敬畏》称，在被屠杀案吓傻了之后，菲律宾民众被安帕图安家族“军火库”的规模惊呆了。而这个家族聚敛的财富更是让民众“敬畏有加”。被发现的武器上显现可以定罪的细节，即它们来自军方和警方。对此，尴尬的军方发誓要查清五花八门的武器如何落入安帕图安家族之手。

　有钱，有路子，就可以弄到枪；有枪，就可以变得更有钱，随后就会弄到更多的枪，还会积累更为深厚的人脉资源。这可能就是菲律宾一些地方家族政权的生存逻辑。

　美国《时代》刊文《马京达瑙省屠杀案背后》称，杀戮凸显菲律宾国内问题：拥有近百家庭的小型精英团体以及过度控制国家财富的家族，就地区权力展开惨烈拼争；有的精英团体和家族誓死“捍卫”手中大权。据称现任总统阿罗约2004年赢得大选，有一部分功劳要算在安帕图安家族身上。不过，面对国内外压力，阿罗约指责这一暴行损害了国家形象，并誓言将让凶手归案。而外界的疑问在于阿罗约是否会对忠诚的盟友“动真格”。

　阿罗约有盟友应该无可厚非，然而一旦盟友“割据一方，拥兵自重”，那就是中央政府的祸根。女总统的课题是如何利用国家法律规范盟友的政治举动。此外，是否还有其他家族有施暴的嫌疑。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现在尚不能认定小安帕图安就是凶手，不过安帕图安家族的“坐大”，并非“一日之寒”，这可能就是菲律宾的国情。如果不是这57人惨死，谁会去追问地方家族政权同民主政治之间的冲突呢？

　尽管暴行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菲律宾的国家形象，然而这也恰恰是阿罗约清除地方家族政权之弊的契机。□方言

在清华大学附近，有一处地道的印度餐馆，价格相当不便宜。一小碗，就是家里吃饭大小的碗，区别是印度餐馆的那个小碗是金属质地的，就那么一小碗什么咖喱鸡块，价格48元人民币。口味真带劲，我个人本身就偏好咖喱。
与花钱吃印度菜相比较，周五晚上，印度大使馆提供的咖喱角和鸡块，味道就要一般多了，毕竟，吃客是不花钱的。
吃，不能太计较。令人开眼界的是，印度大使馆主办的小型文化活动，很有民族特色。活动现场的那种香味，也很特别。
当晚是一位名为Anjula Sharma的印度女画家举办画展，印度驻华大使苏杰生博士前来捧场。他的妻子是日本人，相貌不错。
活动提供的资料显示：“在此次参展中，大部分是以现实主义和半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身着民族服饰和珠宝的妇女，展示了拉贾斯坦邦部落的日常生活画面。”
活动有一个遗憾：印度大使馆邀请的几个女学生模样的中国表演者，实在表现太差。仅仅是在那儿唱歌，缺少感情的投入，缺少与观众的交流，她们的表情和眼神呆板、无趣。
而两位地道的印度乐器表演者，有艺术家的意思。

印度未来总理谈女性参政

《印度时报》12月９日刊文《拉胡尔·甘地告诫女性要参政（Rahul exhorts women to join politics）》。
拉胡尔·甘地的一言一行值得关注，他被视为未来印度总理。在一个种姓制度始终“横行”的国家，民主的真实性有几分？女性参政重要，还是女性的社会提高更实际，还是两者可以并行不悖？对于年轻的拉胡尔·甘地，不能过高评价，也不要过早下定论。

该文称，印度国大党秘书长拉胡尔·甘地劝诫女性走出家门，积极参政，并说她们的参与，对国家重要。甘地称：“你们占据全国人口的50%，因此，你们应该积极参政。”（Congress general secretary Rahul Gandhi has exhorted women to step out and take active part in politics saying their particpation was important for the country. "You (women) are 50 per cent of the country's population, therefore, you should take part in active politics. ）
本周二，在与年轻女性的互动中，拉胡尔·甘地表示：“印度需要的并不是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其他邦的女性已参政，那么乌塔尔-普拉德什邦(UP)的女性也应参政。”
（During an interaction with young women here on Tuesday Rahul　said"The country needs a society which is not male-dominated...Other states have done so and it should also be done in UP," he said.）
谈及在国家水平上女性领导人数量的缺乏，拉胡尔·甘地让身边的女性说出５位35岁以下的女性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他说，这是一个讽刺，尽管印度有着一半对一半的男女性别比例，然而大家无法说出５位女性国家领导人的名字。（Expressing concern over dearth of young women leaders at the national level, Rahul asked the women to name any five women who were below 35 years and whom you could call national leaders. He said that it was an irony that though the country has 50% population of the fairer sex but people cannot name five women as national leaders.）

拉胡尔·甘地进一步分析说：“如果女性想做点事，她们不能被阻止，不过，有两个原因造成女性参政的缺失。”他指出，第一，对于女性而言，印度的政治体系可谓难入其门；第二，倘若女性渴望跨过政治的门槛，印度的政治体系向“她们关起了门”。（"If women want to do something, they cannot be stopped but there are two reasons for lack of their participation, he said. Citing the reasons, the Congress leader said that firstly, the country's political system was difficult for women and secondly if a woman wants to enter the politics, this system is closed for them, he said.）
拉胡尔·甘地称，国大党将通过印度国家学生联合会（简称“NSUI”）、青年国大党组织为女性参政提供清晰的道路。”他说，这两个组织的成员职位是公开的，选举正在进行。（Rahul said that the Congress was providing a clear way to enter politics through National Students Union of India (NSUI) and the Youth Congress. "Membership of both the organisations are is open and elections are being held.）
拉胡尔特别强调女性在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和贡献，他说：“你们必须进入政治体系。不能仅仅期望男性来改变社会。我无需担心地宣称女性是这个社会最受歧视的部分。大家谈论高种姓和低种姓，但是没有讨论女性。”（Emphasising the contribution and role of women in nation-building process, Rahul said: "You have to enter the political system. Only males cannot be expected to change the society. I have no qualms in saying that women are the most discriminated section of the society. People talk about upper caste and lower caste but there is no discussion about women.）

全球很多国家，包括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付出了很多努力。而在利用可再生能源方面，“中国在全球已具有领导作用”。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驻华代表处气候变化高级顾问何秀珍（Gorild M. Heggelund）的观点。

　“总以为天灾发生在别处”

　论及节能和环保的热情常常难以为继的情形，何秀珍接受采访时称，环保和气候变化有时是抽象的概念，由此必须道明这些具体行动的结果是什么。她说：“我们必须将生活中的一举一动同具体的结果联系起来。例如，如果时刻记着关灯，就会节约很多能源；倘若节省纸张，就会保留很多树。因此，这可能就是让我们专注于节能和环保，对此充满热忱的方法。”

　哪些困境阻碍很多国家的政府有力应对气候变化？即将前往丹麦参加哥本哈根峰会的何秀珍表示，各国、各政府都有不同的挑战。以中国为例，它面临的挑战包括人口多，有贫困人口等。而其实很多国家，包括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付出了很多努力。

　谈及气候变化和人的忧患意识问题，何秀珍认为，人有弱点，总以为自然灾害只会发生在别处，而不可能出现在自己身边。如今，中国民众对气候变化的意识逐渐增强，他们会将很多自然灾害同气候变化联系起来。

　“美国减排依赖参议院”

　德国媒体批评称，美国向来以发达的娱乐和IT业而著称，且追求社会制度的包容和开放性，不过，它不应拒绝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何秀珍指出，在美国的一些州，例如加利福尼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积极有为。而每个州其实有着不同的贡献。尽管美国当年没有批准《京都议定书》，没有国际性的减排承诺，然而其国内则努力应对气候变化。

　何秀珍补充说，奥巴马是美国“新”总统，他在更积极地寻求变化。不过，美国的减排必须依赖参议院通过《美国能源安全法案》。

　身为挪威人的何秀珍介绍说，挪威拥有充足的水力资源，水电占挪威总发电量的比例很大，而中国则以煤电为主。这意味着挪威产电时不会排放很多二氧化碳。

　何秀珍称，丹麦地势平缓，风力很足，四处走动，总能看到风车。中国与丹麦在风力发电领域有很多合作。在利用可再生能源方面，“中国在全球已具有领导作用”。

　本报记者 方李敏

  

   数名军人朝乌克兰富商尤里走过来，后者出示了护照。随后，尤里带着双胞胎儿子登上直升机，去搭乘逃离世界末日的“诺亚方舟”。

　尤里的情妇没想到关键时刻被抛弃，不过“负心汉”给出的理由听起来理直气壮：“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萨沙的事！”

　在此之前，当尤里一伙人成功地从运输机上降落到冰山上时，萨沙则和运输机一起坠下了冰山。

　萨沙是尤里的私人飞行员，高大英俊，有男人味。被抛弃的情妇在下山逃生的过程中念叨了一句：我的萨沙抵得上一百个尤里。

　电影《2012》在铺展宏大的灾难场景之时，不忘关照男女私情。

　电影《2012》描述的世界末日，土壤液化，地震频发，海啸肆虐。可有机会登上“诺亚方舟”的人则是“非富即贵”。

　对，你可以说这是剧本虚拟的末日大劫，纯粹的杞人忧天，是好莱坞制造高票房的需要；然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的报告显示：北极第一个无冰之夏会在5年到50年内出现；从2000年开始，格陵兰岛的冰减少了1.5万亿吨，每年抬升海平面0.75毫米，而预计，一旦整个冰原崩塌，那将使海洋水位再涨5米；占地表面积五分之一的永久冻土的下面是几十亿吨甲烷形态的碳，这种温室气体的威力是二氧化碳的30倍，而随着气温上升，越来越多的甲烷释放出来进入大气层……

　可以不相信电影中那此起彼伏的耸人听闻，然而不应蔑视科学数据的存在。如

　此背景之下，濒临灭绝的可能不是同住地球村的我和你，但切断的会是人类生命的延续。

　为何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被指“劈腿”的新闻，要比亚马孙森林里滥砍滥伐、肆意“劈柴”的新闻更有关注度？

　为何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夫人布鲁尼的一颦一笑，要比马尔代夫的“水下内阁会议”更能吸引眼球？

　为何德国国家队门将恩克的卧轨自杀，要比“东北航道”开辟后北极熊生存环境的恶化更能让人潸然泪下？

　为何人类总是对眼前的花边和悲情，充满着本能而无边的好奇，却对身边潜伏的危机抱有侥幸的心理？

　最后一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可供参考的思索指南：

　“按照我们日常的经验，如果一种情况此前从未发生过，那么我们通常判断这种情况在将来也不会发生，也就意味着我们是安全的，但是所有的例外会要了我们的命，气候变化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外。”

　这是美国前副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尔·戈尔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给出的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10月，阿尔·戈尔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同获当年诺贝尔和平奖。同年，戈尔参与制作的环保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获得第７９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电影胶片不仅可以用来发挥想象力，更可以用来纪实、记录。

　对于人类而言，气候变化就是致命的例外？

　答案是“一切皆有可能”。□方言

   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的绯闻女主角之一帕特里齐娅·达达里奥，在新近出版的回忆录《尽心吧，总理》中披露，绯闻曝光后，自己几度遭人身攻击，处境险恶。母亲上街时被人打得鼻青脸肿。一伙窃贼闯入她的住宅，拿走日记本和电脑。

　目前尚无报道揭露贝氏授意手下对口风不紧的达达里奥实施报复。其实，倘若贝氏蓄意报复，他完全不必直接下令。一阵摇头或者一声叹息，身边的人就有所领悟。还有一种可能是存在的，即有的人想借打击达达里奥讨好贝氏。此外，会不会是达达里奥试图通过与总理的绯闻进行炒作？以贝氏的“能量”，这种可能性很小。

　美国《时代》刊文《贝卢斯科尼的姑娘们》称，贝氏个人掌控意大利90%的电视节目市场，预计有80%的意大利人通过贝氏的电视台获知新闻。由此，批评贝氏的成本极为高昂。当电视台播报贝氏将两所新房的钥匙交给阿奎拉地震灾民的新闻时，娱乐节目选择“让路”。政府首脑拥有媒体，这在欧洲是唯一的个案。该文还称，意大利电视节目充斥着毫无新意的胸部、大腿和“愚蠢的大脑”。米兰的姑娘们争当贝氏电视台节目中的“花瓶”，这样就有机会接触足球明星。“倘若嫁给他们，这辈子不愁没钱花。”即使贝氏明天下台，他也留下了亘古不变的“遗产”。正如作家亚历山大·斯蒂利所言，贝氏推介了以“性”和“奢侈”为特征的文化，这完全不同于天主教推崇的朴素、禁欲传统。

　垄断媒体市场，制作娱乐节目，不能说有意麻痹民众的神经、炮制歌舞升平的假象，但客观上可以转移民众的视线，利于贝氏回避舆论的监督和批评。可以肯定的是，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总结贝氏的个性和政治作为。

　意大利版《滚石》杂志将贝氏定为12月的封面人物，宣布其当选“年度摇滚明星”，以此表彰他与最伟大摇滚明星身份相匹配的生活方式。该刊称，这个夏天，他经历了一系列丑闻：与18岁的内衣模特关系暧昧；相传在一次晚宴之后，与风尘女子同眠。这成为全球媒体的“重磅新闻”，不过对贝氏本人在意大利的强劲的支持率影响甚微。该刊主编卡洛·安东尼利透露说，全体采编人员一致通过对贝氏的年度人物提名，并表示此举无任何政治意图。

　如此负面新闻，在外界看来已呈山雨欲来之势，但贝氏依然表现得宠辱不惊，顺风顺水，足以表明其政治手腕的强劲力度，多变手法。而意大利足球联赛崇尚的“公平竞赛”原则，是否需要原封不动地复制到政治博弈中，还是选民说了算。□方言

  

梦想中的城市，肯定不是满眼皆高楼，处处立大厦；也不是私家车堵在人行道上，与行人争个不休；更不是上幼儿园的费用，足够读四年大学。

　在梦想中的城市，窗户半开半掩之间，能闻到绿的味道；市政、社区的工作人员总是定期向市民或业主“唠叨”：“烦请查阅公共费用的支出明细，您的监督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支持。此外，我们还需要为您做什么？”倘若执着追求，这样的城市未必就是海市蜃楼。

　英国环保组织“未来论坛”19日公布英国绿色城市年度评选结果，纽卡斯尔因空气质量好、垃圾量少、碳排放量低等优点当选“最绿色城市”。数十年来，纽卡斯尔因繁忙的港口运输和煤炭工业而闻名。去年的“绿色冠军”布里斯托尔退居次席，位居第三的是南部城市布赖顿，伦敦排名第五。该论坛负责人彼得·马登表示：“有着工业遗产的城市的确面临挑战，但纽卡斯尔的成功证明，我们有可能克服过去遗留下的一切。”

　“煤城”纽卡斯尔去“黑”发“绿”的精彩转身，的确让人瞠目结舌。不过，惊讶之余，更多城市应从中看到转型的希望、诚心和意志，市政管理者应由此得出结论：城市究竟为谁而存在，为谁而繁荣；衡量城市建设和治理成功的标准应该是什么。

　英国《卫报》刊文《纽卡斯尔高居英国绿色城市榜榜首》称，2007年位居第八、去年排名第四的纽卡斯尔历史上一度被烟雾笼罩，且被造船厂的钢锤“砸聋”了。如今，工业革命的“动力房”凭借在垃圾回收、绿色空间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摆脱了脏兮兮的形象。这得益于数百万英镑的投入以及公共机构的推动。该文指出，自由民主党在纽卡斯尔市议会的领袖约翰·希普利选择交通改革作为该市特殊绿色工程之一，对公共交通工具的二氧化碳排放予以限制。“经济发展不应通过牺牲环境而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是我们憧憬公平未来的核心。”希普利表示，“在政府的尝试推动下，纽卡斯尔已成为英国的电动汽车之都。”

　布里斯托尔未能蝉联“冠军”并未让当地人感到沮丧。当地的《晚间邮报》刊文《布里斯托尔丢了宝座，然而仍是英国最宜居城市》援引彼得·马登的话称，“我们希望纽卡斯尔的成功转型能激励其他城市加倍努力。”不过，该文称，论及生活质量，布里斯托尔在就业、交通、教育以及人均寿命等指标上依然堪称最宜居的英国城市。

　梦想中的城市应该是这种状态：时而奔跑，时而慢跑，时而踱步，时间分配合理，节奏张弛有度。老百姓看重的是生活质量，而不是市政报告中的具体GDP。

全国组织部长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第5、6期培训班，14日分别在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开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四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做好新形势下组织工作，当一名组织放心、干部信任、人民满意的组织部长。
参加第5、6期培训班的是县委组织部长。李源潮指出，落实四中全会对组织工作提出的任务，关键在组织工作干部队伍，关键在组织部长。县委组织部在组织工作全局中举足轻重。县委组织部长要政治坚定、高度负责，坚持中央精神，坚持党的原则，坚持用人标准，以对党组织高度负责、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对干部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选人用人。要知人善任，公道正派，学习和掌握科学管用的办法，提高识人用人本领，按照科学规范的制度性程序配班子、用干部。要重视关心老实人、正派人、不巴结领导的人，防止任人唯亲、唯近。要改革创新，创先争优，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不出事，通过选好干部、配好班子造福一方。要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形式主义。要努力学习，认真读书，多到基层调查研究，做学习型组织部长。要敢讲真话，如实反映干部的优劣，不盲从、不奉迎、不看眼色行事。
“要重视关心老实人、正派人、不巴结领导的人，防止任人唯亲、唯近。”这是新华社2009年11月14日的报道中一句土得很时髦的句子。
“土”，说的是“老实人”、“巴结”这样的字样的确不够酷。一说“老实人”，我们就会有一个定式思维，总觉得这个人无能得可怜，无用得让人同情，认为这个人缺少八面玲珑的本领，不会来事。“巴结”，这个词不常用了，好像在字典里是那种不会来事的词儿，它就像是清水衙门的小官儿，不扎眼。现在流行的是与领导“沟通”，按照领导的意思“沟通”。
“时髦”，指的是在一堆官样文章中，还能有这么一句话说到人的心坎上，实在是“酷”。
可问题是这事说了也是白说。说到了心坎上，并不代表我们的一言一行，会不把村长当干部，不把豆包当干粮。
倘若有权力制衡，不是领导一个人说了算，而是由一个代议机构来决策，那么很多人就没有太多动力去巴结领导，而改为以其他方式来游说代议机构，来满足自身的利益。在充满制衡因素的权力机制中，领导和普通职员也就没有多大区别，前者顶多是工作经验丰富，要比普通职员更多地付出。如此情况下，领导们似乎更要看普通职员的脸色，后者手中的选票将决定领导的“官运”。这时，更多是领导使劲拍下属的马匹，去拼命巴结拥有投票权的普通人。
一旦权力不受约束，领导个人决定资源分配，且全社会敷衍地假想“以德可以治国”，那么为什么不巴结领导呢？领导也是人，他（她）要用自己的人，巴结是因供需双方而存在的。在专制制度下，大大小小的领导希望看到属下们站队，表忠心。关起门来表忠心，就不允许说点恶心的话，狠狠舔领导的屁沟吗？
巴结无处不在，只能说有孰轻孰重之别。在良好的制度设计中，谁愿巴结领导就去巴结呗，反正以巴结牟利的几率不高!倘若全社会崇尚“官本位”，谁不巴结谁倒霉，那巴结就成为参与资源分配的“入门级”功夫。
而良好的制度设计恰恰不是李源潮一句话所能缔造的。而中国当前的最大困境则是避谈核心问题，一心敲边鼓。

假设有这样的饭局：萨科齐与默克尔窃窃私语，聊家常；奥巴马同梅德韦杰夫推杯换盏；温弗瑞邀请布朗参加脱口秀节目。此时，一毒枭被手下人簇拥着加入饭局，事先未得到通知的贵宾们面面相觑，结果“一人落座，举座不欢”。

　美国《福布斯》杂志将墨西哥毒枭华金·古斯曼列入“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排行榜，引发墨政府强烈谴责。墨内政部认为，这是在嘲弄（墨西哥）政府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努力。墨总统卡尔德龙不点名批评说，一些杂志“混淆是非，称颂罪犯”。

　英国《卫报》刊文《“权势榜”将墨西哥毒枭排在总统们之前？》称，《福布斯》首次发布“权势榜”，古斯曼位居第41位，排在梅德韦杰夫、萨科齐之前。与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弗瑞和印度钢铁大亨米塔尔相比，古斯曼被认为更为举足轻重。这一切来得让人吃惊。面对如此排名，居第29位的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可能感觉失落。

　商业杂志玩了一个噱头，也让身在暗处的古斯曼火了一把，也许他的弟兄们正在为此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地庆祝。这些人或许在想：贩毒也能让自己走进“名人堂”。布朗们的“失落”，确实会增加《福布斯》的关注度。只是如此“剑走偏锋”，真能在不伤害杂志品质的前提下，提升销售量吗？

　美国《时代》刊文《毒枭入选“权势榜”》称，古斯曼每天都在逃避追捕，可他的财富和传奇似乎与日俱增。如今，随着《福布斯》杂志将其列为“全球最有权势的67人”之一，他的声望或者说“臭名”，已达到了新的水准。该文援引《福布斯》方面的话称，将古斯曼列入榜单旨在制造话题，就是要问读者：“诸如墨西哥毒枭古斯曼这样的亿万富翁，又是犯法的卑劣之人，能进入榜单吗？”

　有一点值得注意：有两个墨西哥人进入榜单，一是古斯曼，二是排名第六的墨电信巨头卡洛斯·斯利姆。而总统卡尔德龙“榜上无名”。不管《福布斯》有何初衷，墨西哥肯定受伤了。《洛杉矶时报》刊文《古斯曼获认可，墨西哥怒了》，得知本国头号毒品通缉犯被《福布斯》列入“权势榜”，墨驻美大使萨鲁汗首次通过“微博”予以抨击，他还将在社交网站上公布体现墨西哥正面形象的图片。长期以来，尤其是美国的报纸侧重于报道墨政府对贩毒集团的浴血之战，这让墨官员很恼火。

　论战还将持续：墨西哥将为国家形象而战，《福布斯》则要摆脱涉嫌扭曲价值观的印象。□方言

在这个网络媒体日渐强势和风光的年代，新京报“逆势上扬”，加油，六周年。

为何胡舒立的“出局”闹得满国风雨？

可能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这类新闻自由国家，一家知名媒体的掌门人离职，很难引起大众们的兴趣，顶多是在媒体圈子中成为从业者茶余饭后的话题。
但是在中国，一家有着巨大勇气、敢于揭丑和揭黑的杂志，一有重大人事变动，便会成为中外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享受如此荣耀和殊荣的杂志便是《财经》。
11月10日，美国《时代》周刊网站刊文《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获得新的平台》（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936933,00.html）称，记者胡舒立向来被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如今，她可能在这个称号上变得更为“变本加厉”。身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商业杂志的主编，尽管中国有严厉的媒体管制，胡舒立还是力图刊发石破天惊的新闻报道，揭发官员无能和金融领域的渎职。在切断与杂志拥有方的联系后，她可能处在拥有更大自由的边缘。
该文还称，此前，胡舒立一直同《财经》的拥有者争吵不休，后者最近被指在新闻报道方面采取更为保守的立场，且试图严控更具挑战性的新闻报道。这家创刊11年的杂志一直是母公司的“摇钱树”（cash cow），然而据该杂志前员工或在任员工透露，编辑部的分成变得更少了。一名前员工称：“母公司从杂志吸走了大量收入资金，所以力求进行新的报道项目的胡舒立就遭遇资金紧张的难题。”
同日，美国《纽约时报》刊文《经历高调的争斗之后，〈财经〉杂志主编离职》（http://www.nytimes.com/2009/11/10/business/global/10mag.html?_r=1&ref=media）称，《财经》杂志拥有者面临有关中共官员的压力，需要对挑战性的新闻业务加强控制。
该文指出，《财经》的母公司是“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英文名为‘the Stock Exchange Executive Council’，英文简称‘S.E.E.C.’，中文简称‘联办’）。“联办”已从另一家进步报刊《经济观察报》引进了一批新的编辑。最近数年，杂志成功的政治代价在增多。胡舒立发现自己不断同“联办”的老板们和中共的审查人员发生争执。
该文指出，在“联办”，胡舒立格外被孤立。“联办”主席王波明是前任副外长王炳南之子，曾担任纽约证券交易所经济学家。1998年，当王波明和胡舒立创立《财经》时，王波明满足了胡舒立的要求，即对编辑部予以资金支持，且不干涉新闻业务。但是，随着《财经》影响力的扩大，两人各自的雄心发生了冲突。当前，《财经》为母公司创造一半的收入，然而“联办”再投资时，却只给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小额资金。
该文称，今年春天，胡舒立躲过了严重的麻烦。今年年初，《财经》刊发了对中央电视台内部腐败的调查报道，随后，中宣部官员要求召回此项报道。但是在之后的数天，《财经》在其网站上再次刊发了相关报道，并在人大会议期间，向代表们派发了未曾售出的杂志。
该文透露，当新疆乌鲁木齐于７月发生民族骚乱时，胡舒立迅速派强三名记者前往当地。不过，并不是三个记者都获得了前往乌鲁木齐的“官方许可”。一天，在官方的新闻中心，《财经》的杨姓资深记者因持有从前同事处获得证件而被扣留。当一名官员试图检查他的笔记本电脑时，该记者予以拒绝。随后，他和一名安保人员揪斗在一起。之后，警察将该记者强行带走，进行讯问，最终将其“遣返”至北京。
该文援引王波明的话称，曾有官员向其施压，要求其解雇胡舒立。对此，王波明表示他不会做得如此过分，去解雇这样备受拥戴的新闻女士。王波明告诉自己的朋友，那样做将会制造国际丑闻。
这都是美国知名报刊的点滴报道，其间的内幕是实是虚，难以定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外媒体对胡舒立的关注，并非对胡舒立本人的歌功颂德，而是对中国现有新闻环境的不满和愤懑。
没有自由的报道，何来对官员的监督？难道一个国家会因自由的报道，而陷入混乱和崩塌的困境？《财经》的困局和胡舒立的“出局”，是否在表明一个事实：有既得利益者假借维护新闻秩序和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去遮羞，去遮黑，去遮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