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开比谭旭光大8岁，他领导的陕西法士特是当今行业中最大的变速箱生产企业，它的存在对于现今中国任何一家重型汽车企业同样不可或缺。在他手中，法士特的盈利能力与市场占有率甚至超过潍柴发动机。
    
    由于同是零部件供应企业，彼此又同样有着硬朗、直接的工作作风，在与潍柴动力的早期接触和整合中，李大开感觉自己很容易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和谭旭光达成一致。例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利弊是他们经常一起探讨的话题，在他们两人看来在国有企业内部完全可以做到，既保持国企强大的技术实力和高度的企业凝聚力、归属感，又实现民企机制灵活、用人惟能、分配合理的优点。
     
    在李大开看来，往昔德隆带给法士特最大的价值正是帮助法士特解决了国有企业融入市场机制的问题，而德隆的继任者——谭旭光领导的潍柴动力同样是高度重视市场化运作的企业。对于谭旭光的到来，李大开从一开始就有着十分明确的态度——支持。
    
    “潍柴动力的进入对法士特而言有三大优势。第一，潍柴是非常规范的国有企业，避免了像德隆这样的民营企业过于自由、灵活而给经营带来风险的弊端，同时潍柴动力又是香港上市公司，财务、决策十分透明，规避了国有企业固有的弊端。第二，潍柴资金雄厚，不会向法士特要钱、抽血。第三，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点是，法士特与潍柴都是面向全行业供货的独立第三方零部件企业，这就决定了我们有着共同的立场和利益出发点，而且发动机和变速箱均是动力总成的核心部件，双方的结合必然能实现互补，提高议价能力。”李大开说。
    
    事实上，在潍柴动力内部十分明确，“衡量潍柴动力整合湘火炬资产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大潍柴体系内的所有产品是不是在市场上以同样的价格标准参与竞争，杜绝与体系内的整车企业发生关联交易，获取不平等竞争带来的收益，而且当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时候，必须依然能坚持这种市场化的运作。”潍柴动力执行总裁兼运营总监徐新玉说。

     
    在李大开看来，法士特与潍柴彼此最大的价值不在于资金，两个企业的资金流都非常充裕，更重要的是两者在资源与信息上的共享。如今，法士特实施了多年的绩效考核体系开始引入潍柴动力内部，潍柴的全员预算管理经验则被倒入法士特。在研发方面，法士特为研发自动变速箱需要的发动机产品的各种核心数据，潍柴动力都不遗余力地予以提供，并在2006年全力支持法士特投资近8亿元改造生产线、兴建新厂房。更为重要的是，谭旭光与李大开在促成法士特通过资本运作在行业内展开兼并收购的计划上一拍即合。目前，相关项目已经在推进的过程中。

    在潍柴1000亿元的规划中，法士特至少将贡献100亿元。而让李大开感到欣慰的是，在潍柴的大版图中，法士特或许很快将迎来自己的一次飞跃。
   
　  与此同时，在潍柴内部实现另一个1000亿的计划正在悄然展开。截至目前，新潍柴动力（A+H）的股本约为5.2亿股，市值在500亿元左右，居深圳证券交易所前5位。新潍柴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实现1000亿的市值，而支撑市值的很可能是通过兼并收购获得海外的优良产业资源。
    
   “迄今为止潍柴事业成功的最大动力是我们拥有一支战无不胜的团队。这是潍柴走到今天最具核心价值的竞争力。我要感谢他们。实现1000亿目标，我仍然要依靠他们。”谭旭光说。

川商：书写一部不断代的通史

四川日报 刘若辰

     当偌大的“浙商银行”在繁华的成都市中心南门大桥附近挂牌开业，当粤商、闽商、鄂商接踵而至……“川商”，甚至还没有叫响自己的名字，连参加上月举行的“全国十大商帮峰会”的资格都没有。
    可有人知晓，《史记》所录的12位富豪中就有3人属“川商”？可有人记得，唐宋时“扬一益二”的辉煌？
    兴衰起伏，川商不应被历史遗忘；新的时期，金字招牌更应重新擦亮！12月，四川省首次川商论坛，将暗涌的激情声声唤回……
    史家巨笔，勾勒出最原初的“川商”群像
    成都有一条百年商业街，叫春熙路，全国闻名。考其名字，有人说来自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其书《货殖列传》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岂不正与这条蜀中名街的风貌紧紧相扣，名实相符？
    不过，《史记》与川商的另一个缘份却少有人知。司马迁以如椽巨笔在《货殖列传》中记录了战国、秦汉的12位富豪，其中3人以今天的眼光看，完全应归属于“川商”这一群体：生于巴蜀或创业于巴蜀的“企业家”。
    一个是叫清的寡妇，她承继祖上的丹砂矿，创业立身，产品远销江淮，还从汉水、嘉陵江销往陕西。由于“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还专门在涪陵为她建造了女怀清台，名显天下。
    还有两位富豪“俱居临邛”（即今邛崃），冶铁为生，同样名动一时。一个就是绝色美女卓文君的父亲，称“卓氏”，产品远销云南等地；一个名“程郑”，产品更销至古人眼中的南越蛮荒之地（今广东）。
    自古为商人著书立传者微，感谢司马迁的考证，让我们可以透过历史的烟云迷雾，回味巴蜀商史上的动人传奇。
    古巴蜀的繁荣与富庶，可见一斑；“川商”发萌之早，事业之宏，可见一斑。
    翻开《汉书•地理志》，可以发现西汉后期的成都，总户数高达76256户，在全国仅次于首都长安（80800户），当时成都与长安、临淄并称三大都市。
    斗转星移，繁华不尽，唐宋之际仍有“扬一益二”的说法，益州（成都）与扬州并称最大都市。川商，这片有着久远商业传统的土地上崛起的地缘性商人群体，在中国西南一隅纵横捭阖，凭借精明勤奋和开创精神，千百年来曾经创造令世人瞩目的辉煌。

    心有隐痛，就这样输给浙商
    “实力足够，信誉足够，却输给了浙商！”
    12月初的全省首次川商论坛上，佰腾集团成都数码广场总经理唐立新自揭伤疤，痛陈四川商帮之弱。
    唐立新本应很骄傲。他拥有IT界数一数二的团队，被称为“IT卖场的西南王”。他做一个卖场，火一个卖场。“我做数码广场没有理由不成功！”
    但是，走出四川，单打独斗，唐立新在竞买青岛一个数码广场项目时却遭遇预料之外的失败。
    本来谈判很成功，凭借在业内的口碑和出色的能力，对方已决定将项目交给他的团队。这笔项目启动资金巨大，唐立新唯一需要的，就是找到一个合作对象筹集资金。可哪知道，就在他为资金奔走时，传来了难以置信的消息：浙商已经拿下了这个项目！
    这次输的，不只是佰腾，还有“川商”这个群体。唐立新心服口服：几家浙商迅速组建的“联合舰队”确实强大。
   “合作太重要了。”唐立新说，四川有许多企业实力雄厚，但由于缺乏一个团结的组织，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单打独斗最终输给了团队战斗。”
    浙商有一个非常有凝聚力的“娘家”，在很多城市和国家，他们都依靠“合作共赢”这样的原则，取得了成功。他们甚至专门组建了浙商银行，为浙商创业提供资金支持，跟随浙商的脚步征战至全国各地，一直打进川商的大本营成都。
    川商正是缺乏这样的合作。
   “我们不能只有农民工名声在外。”蓝剑饮品集团副总经理王斌感叹，打拼这么多年走出去了，但没有社会团体的支持，在省外没有“娘家”，大家很难合作起来，一旦遇到几个企业联合的竞争对手，就很脆弱。
    “也许是因为，自古以来，四川都是移民之地，人人聪颖而有创造力，却单单缺少了一些聚合力。”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何开四从历史的脉络探求今日“川帮”未兴的成因。他说，古今的数次大移民在川商身上也留下了烙印。
    四川沃野千里，天顺物丰，千百年来不断有庞大人群进进出出。不过，进出之间，真的就不需要合作？其实放眼天下，如今“移民”早已不成为阻碍合作的因素。第一大商帮浙商在全国有25个商会，拥有400万名会员，海外浙商超过百万；福建人大举出国门创业的已近百万，占大陆新华侨华人的1/4，成为闽商新力量。
    找回自信，　我们也有那么多的第一
    今年，一个大规模的多晶硅基地在乐山初具雏形。
    这个自主研发的多晶硅生产技术的落地生根，标志着在我国电子行业的上游关键领域，长期由国外垄断技术的局面被彻底打破。
    获得这个“军功章”，有通威集团立下的汗马功劳。经过多年酝酿，通威的当家人刘汉元，这个已成为世界水产业霸主的四川民营企业家，开始进军新能源产业，走上技术创新之路。
    通威集团的梦想是，用5到10年的时间，把乐山打造成世界一流和最大的多晶硅生产基地。在更长远的未来，形成一条从单晶硅、多晶硅到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组件的完整产业链，成为世界最大的清洁能源公司。
    今日新川商，应该拥有这样的自信。成为“世界之最”，川商早就实现过。
    上世纪80年代，在一次世界石油钻井会议上，一场沸沸扬扬的争论在代表们之间展开：大家都说自己国家最早拥有了钻井技术。
    只有中国代表拿出了有力的证据：在四川的一个小城，发现了北宋时期的古盐井，它采用了小口径钻井技术采盐，深度可达3000米。这比西方的钻井技术早了700多年。
    这盐井就是今天大英县的卓筒井，而这一技术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
    唐朝时期，“蜀版冠天下”。唐四川雕版印刷采用杂木，比起福建等地用榕树做出的雕版经久耐用，印刷质量更好。当时四川版书籍大量销往各地，印刷业在全国首屈一指。
    川人的创造力，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相较这些传统产业，现代企业的技术创新向生产力转化更加迅速。
    中国第一位有影响的首富刘永好，把新希望发展成全国民营企业典范，全国知名鱼饲料大王刘汉元向新能源产业进军，夏朝嘉的禾嘉集团是中国股市第一个上市的民营企业……
    前不久，位于成都双流的华神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制造出全球第一个专门用于治疗原发性肝癌的单抗导向同位素药物，被称为人类“肝癌靶向药物第一针”。
    川商的聪慧，川商的创新精神，在各个领域不断延伸，出现更多“第一”不是梦想。
    在数字背后，在成就背后，新川商正共同努力，一点点擦亮“川商”这个品牌。
    遗风未泯，川商走在觉醒的路上
    “有饭不尽，委馀空桑；郁积成味，久蓄其芳。”
    古人描述酿酒，还暗地里流露出粮食丰足有余的自豪感。川茶、川菜、川酒千百年来声名远播，也是富庶的表现。
   “四川的商业活动一直活跃，跟良好的产业基础有关。”在何开四眼中，四川的经济发展有绝佳的先天优势，积淀深厚的产业基础和其中的文化内涵是川商独有的资源。
    今年，有一部叫做《酒巷深深》的电视剧在荧屏热映，故事中江阳老窖的原型就是泸州老窖。今天位于泸州的1573国宝窖池，因其不可估量的文物价值、社会价值和独特的生产价值，被誉为“中国第一窖”，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当今的川商，眼中远远不止老窖，而是整个产业：泸州建起了“酒业集中发展区”，今年已有近30家酒类生产企业进驻。川商将合力带动上下游产业，进一步提升川酒在全国的影响力。
    “互惠”这个名字，包含了现代商业精神中的“互惠互利”。13年前，这家名为“互惠”商业集团给本土的流通业带来革命：它成为西南地区首家把便民店开进社区的民营商业企业。
    董事长潘世伟透露，其拥有的物流中心正与许多在川企业、国际大品牌合作，提供第三方物流服务。
    川商不排外，兼容并包，这种独特个性自有其历史渊源。在今天的盐都自贡“西秦会馆”，可以看到当年陕商留下的足迹；在宜宾，保存完好的滇南馆，述说着川滇商旅往来的悠悠往事……外来商人与四川本土商人一起，共同寻找商机和发展。
    虽然“盆地”在人们心中通常象征着“目光狭窄，安于现状”，但在历史中寻找川商精神的学者发现，“局促一方”，越是与外界阻隔，就越容易激发人的扩张欲望。
    古代川人善水，出川的四条黄金般的大江，疏通了四川商人对外贸易的经脉，蜀地绵延的栈道，也串连起川内外的贸易往来，货顺其道，物畅其流，蜀地商业内外皆通。
    早在先秦时代，川商就通过三峡水道和陇蜀故道与中原甚至西亚等地进行文化交流。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惊异地发现了“蜀布”、“邛竹杖”等产自蜀地的商品。北宋时，成都月月召开“商交会”……不能不说，川商大胆外走内引，是巴蜀商贸发达的重要原因。
    千年时光流转，四川商人的特征仍在今日川商身上沿袭。
    “黄总出差还没回来。”如果电话打到远成集团，通常会得到这样的回复。这个全国物流百强企业的老总黄远成，已经将生意拓展到十几个城市，是名副其实的“空中飞人”。1982年，他从仁寿县只身下广州，从打工仔成长为首开全国铁路货运市场化运作先河的传奇人物。
    还有许多川商在省外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南充人蒲若荣10多年前远走洛阳，今天已经是洛阳城最大的川菜连锁店老板；陈麻婆豆腐从成都北门万福桥一家夫妻店，经过百年风雨，如今已经在北京皇城根下安营扎寨……
    箭在弦上，唱响“川商”未为迟
    今年，全国共有9位民营企业家新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川商刘沧龙也居其中。作为现代川商的领军人物，他的高票当选令人振奋。
    “我们就是需要刘永好、刘沧龙、刘汉元这样的企业家。”省委政研室副主任李后强不止一次感叹说，这样的企业家，目前四川还太少！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政府搭台，经济的发展更大程度上还是要靠这些企业跑起来。
    浙江商会秘书长刘良绪指出：“和浙商、粤商相比，川商数量相对少，参与社会活动能力相对弱。”
    晋商、徽商、浙商、粤商……这些商帮纷纷在历史舞台粉墨登场、各领风骚，今日“川商”虽然也迸发出鲜活的创富个性，今年上半年我省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达到70.8%，占GDP的比重为49.1%。但声音不够强、品牌不够响是公认的事实。
    “如何打响川商品牌”成为目前省委政研室准备研究的重要课题。“川商的痛在弱，谜在闭，魂在文化，利在智慧。”李后强说，运用好文化和智慧，培养“责任、忧患、合作、开放、机遇”五大意识，克服移民带来的凝聚力不强的弱点，川商才能真正跑起来。
    川商是一支需要重新定义的队伍。这支队伍应该包括土生土长企业家，也包括走出四川的四川企业家，在四川创业的外地企业家；这支队伍不只是几个突出的企业，而应是一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典型。
    古有文君当垆卖酒，近有文人李劼人下海经商。四川经商传统遗风未泯，加上有丰富的文化底蕴，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何开四在接受采访时，颇具信心地说：“川商的历史不是断代史！”
    省商会党委书记杨安民看到，“晋商”、“徽商”、“浙商”都系统地开展了历史研究和宣传，借用媒体的平台，用现代传播方式打造出鲜明的群体形象。而
    我们还没有这样的平台。
    谁来提供一个合作的纽带和平台？2007年12月，川内知名企业家、经济学家、学者汇聚一堂，从历史根源和文化底蕴中寻找发展的动力，切切呼唤川商的再次聚合。
    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光金甚至提出，叫响川商，要提出“东有浙商，西有川商”。
    12月的这场“天下川商大会”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尝试：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与四川省工商联联手，借鉴《浙商》，搭建了川商传媒旗舰《川商》，意在发掘川商精神，提升川商的整体形象，共同构建川商群体的影响力，引领创富新势力，助推川商品牌走向全球。
    会议中，远在广州的广东四川商会成员给大会致电说：“我们就需要这样的娘家，就需要这样具有推动力的民间机构！”
      　　［后记］
      　　川商是天下的盐
    川商曾辉煌。川商身上的聪明、勤劳、具开创性等优秀品质代代相传。四川人是天下的盐，川商同样是天下的盐，而川商的历史，应该是一部通史。
    “希望以后川商的背后，能有一个强大的支撑。”在这次规模史无前例的川商大会上，不少企业家提出，在全国的主要城市都设立川商理事会的办事点，协助川商们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
    回顾历史，北宋时期“交子”是这样诞生的：当时四川经济繁荣，成都几十家商号自发联合起来，用纸币作为商人之间货款的支付凭证。这一创举，900年前引发了一次世界金融史上的革命。
     风云际会，川商正当其时。大联合的舞台已经搭建，这一次，又将揭幕怎样的大戏？ 

郭家学的故事

 曾利明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闻办今天透露：为加强中法两国在中医药领域的官方合作，两国政府将在明年初签订传统医药合作协议。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佘靖与法国外交部长杜斯特在本月四日举行的电话会谈上商定：双方将尽快着手签署中法中医合作协议的相关准备工作。            
    杜斯特表示，将派一名主管亚洲工作的顾问在本月中旬来华为协议做相关准备。他称，法国一些机构在草药研究以及成药制作方面具有成功经验，他希望双方就传统医药工业化和商业化开展合作研究。

    今年十月，中国科学院、巴黎第五大学、法国科技部等在法国巴黎联合召开中法传统医药会议。两国专家就公共卫生重大课题、产品注册、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新技术开发等进行了交流。此前，杜斯特曾与中国国务委员陈至立举行会谈，
    郭家学告诉记者，“我把理想、事业看得重于一切，这二者几乎占据我全部的生活，而且相比于过程，我更注重结果。” 本报记者 胡雪柏 摄风云篇
    东盛收购云药，很多人认为郭家学简直是痴人说梦，但这“梦”却真实地发生了。
    “白加黑”能卖12亿？至今，很多人仍认为这是东盛集团董事长郭家学在“吹牛皮”，但这一与跨国医药巨头的交易确实正在进行中。
    事实上，郭家学就是在一片质疑声中，创下中国医药史上的一个又一个纪录，他也成了医药企业界的一个奇人。
        　　商海沉浮20年
    郭家学的故事一天一夜也讲不完，而且一个故事比一个故事精彩。成长于西北黄土高坡的他，似乎天生就具备商业头脑，永远能发现价值。
    1988年，22岁的郭家学放弃了教师职业的铁饭碗，开始创业。其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先后经营过办公自动化产品、汽车租赁、茶叶等生意。直到1991年底，创办了一家公司经营医疗器械，随后逐渐发展壮大。1995年又成立了“西安东盛饮品有限责任公司”，建起近万亩无公害生态茶园。从那时开始，郭家学培养起一支属于自己的销售队伍，他们之中很多人如今依然是东盛的中坚力量。
    1996年12月的第一次收购经历，开启了郭家学日后的“灵感之门”。当时，一家名为陕西卫东制药厂的国有企业由于缺乏资金、销售渠道不畅，负债达1000多万元，但该厂的主要产品“维奥欣”却具有广阔市场前景。郭家学仅仅经过3天的谈判，就以零资产收购了这家企业，开创了陕西民营企业兼并国有企业的先河，并且在接手第一年就盈利1000万，一时传为佳话。1998年，郭家学成立东盛集团，确立了东盛系的初步框架，并成立了中美合资陕西东盛济生制药有限公司。
    第一个十年，是郭家学摸爬滚打从一个懵懂少年到积累丰富经验的十年；而第二个十年，是他开始资本市场征战的十年。
    1999年11月，东盛集团成功借壳上市公司同仁铝业，顺利实现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并舞动资本运营的“魔杖”,顺利将该企业变身为东盛科技———一家以生物制药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郭家学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上市公司董事长。
    这一切并没有让郭家学停下脚步。2000年11月,郭家学得知江苏启东盖天力制药股份公司要转让，当时他连这个企业位置在哪都不知道，就立即派人去谈收购，并由此获得了盖天力、白加黑等著名品牌。
    随后短短几年内，郭家学更是如虎添翼，先后收购兼并了潜江制药（600568）、青海制药集团及其下属的宝鉴堂国药、山西广誉远、河北邢台英华医药、陕西汉中生物研究所等30多家医药企业。
    公开资料显示，郭家学在2003年前并购的所有企业，亏损的都在第一年实现了盈利，而原本盈利的企业，利润更是被数倍放大，这让他赢得了“点石成金“的称号。据了解，他并购陕西卫东第一年就把其销售额从30万提高到了3000万；白加黑被并购时是2000万销售额，并购第一年达到2.9亿。
        　　神奇上演“蛇吞象”
    也许是并购之路走得太顺，郭家学的胃口也越来越大，甚至敢去“蛇吞象”。
    2004年年底，郭家学领导东盛集团做了两件在医药界引起巨大轰动的事。一是与丽珠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朱保国再度碰面，两者曾在丽珠集团收购战中相遇，东盛耗费2.1亿收购潜江制药，成为第一大股东；二是出资4.98亿元联合中国医药集团成立国药工业公司，打败华源、复星等强大对手，成功在云药集团的争夺战中获得50%的股份，并如愿出任新云药集团董事长。
    在云药收购战中体现的高度智慧和成功，使得郭家学迅速从医药行业二线梯队进入一线梯队。在这一战役中，郭家学对于规则的掌控和出神入化的运用手法令人惊叹。
    注册资本1.5亿元的民企东盛集团，想要鲸吞净资产6.4亿的云药集团，听起来像痴人说梦。郭家学却做到了，他说动了医药界最大的国企———中国医药集团，一起合资成立国药工业，给了自己一张根正苗红的面孔，设计了一个于法律合规的收购主体，迅速进入云南国资委的视线。然后他不分昼夜，以近乎偏执的认真态度准备了几十公斤的竞标材料，首先在专业精神上压倒了对手。
    他还对云南省国资委给出天价承诺———对2003年销售额仅30亿元的云药集团承诺在2007年做到120亿元，还接受了一切苛刻条件，例如云药集团的核心资产“云南白药”的品牌不作价、不入股，虽然这似乎有些偏离他攫取云药集团的初衷。
    让云南省国资委更陶醉的是郭家学拿出的令人无法拒绝的方案：先受让部分云药集团的股权，然后由云南国资对云药集团增资扩股。云药集团净资产为6.4亿元，评估后溢价为9.4亿元，而增资扩股后云南国资在云药集团持股7.5亿股，预计其对应出资额为7.5亿元。对云南省国资委来说，这个方案实际是从云药集团退出了1.9亿元的国有资本，并通过出售股权获得了7.5亿元的现金收入，可以用于推进云南省的国企改革。
    1月16日，郭家学对记者透露，自己背诵过《公司法》。
    正是这种勤奋，给了郭家学善于利用规则的智慧。这种智慧，在收购云药中被充分体现。
    据了解，国药工业净资产为10亿元，而根据《公司法》“公司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的规定，国药工业对外投资不能超过5亿元，这使得它原本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对云药集团的控制，因为7.5亿元的出资金额明显超限。然而，郭家学提出，云药集团改制重组后的股权结构将采取两家股东各占50%。根据中国的会计准则，两家股东都可以合并会计报表，这样国药工业对云药集团的出资就不属于对外投资的统计范畴，既没有违反《公司法》，又满足了合并云药集团收入和利润的要求。
    然而，对于像暴风骤雨一样疾行的东盛战车，最关键的危机迅速显现———资金链断裂。正是2004年耗巨资收购云药，崩断了郭家学的资金链，成为他多年并购生涯中的“折翼之战”，也迫使他铤而走险挪用上市公司资金。
    1月16日，郭家学在谈起资金链断裂问题时说：“我的资金链断裂时，正好赶上宏观调控的开局，各家银行开始紧缩银根，并向民营企业加紧收贷。梦想没实现，宏观调控来了，首当其冲的是民营企业”。
        　　上演经典跨国交易
    郭家学不仅在并购上创下中国医药界的奇迹，在收缩战线时也惊天动地。为了解决资金困境，他将旗下的“白加黑”卖出了令人咋舌的价格。郭家学向记者谈到正在进行的“白加黑”交易时表示：“在中国医药史上，我们是第一家可以让跨国企业投标竞购的。”
    2006年初，东盛“广撒英雄帖”面向全球招标，随后从应标企业中选择了6家公司来投标，全部为世界500强企业，其中包括拜耳、辉瑞和诺华等来自德国、美国、瑞士、英国和日本五个国家的医药巨头。
   “这些跨国企业很给我们面子。”郭家学说，之前，跨国药企对国内医药企业根本不感兴趣，更别说要它们去竞标，但东盛做到了。
    在第一轮邀标中，上述6家企业参与。经过初步筛选，辉瑞、诺华和拜耳这3家企业进入了第二轮投标。最终，东盛选择了拜耳。
    2006年10月25日，谈判结出果实，双方签订协议———仅协议的中英文对照本就有300多页，东盛拟将其“白加黑”、“小白”和“信力糖浆”三个品牌相关的西药业务以折合人民币12.64亿元的价格转让给拜耳，创造了中国医药史上迄今交易金额最大的一笔跨国买卖。
    业内资深人士评价，跨国企业此前不认为中国的药企能生产出什么好的产品，而“白加黑”首次得到了这样的重视和认同，让他们能为了中国药企来竞争，这已经很了不起。而且，苛刻的德国人最终能签署协议，证明跨国巨头对东盛的品牌管理、市场管控能力的认同。
    面对12亿真金白银的诱惑，郭家学更兴奋的却是“白加黑”交易背后的意义：“我们把‘白加黑’收过来，充分提升了它的价值后卖掉，这是我们为社会创造财富的方式。而它也值这个价钱———过去都是按净资产收购，‘白加黑’却开了先河按赢利能力收购，这在行业中史无前例，促进了中国医药行业的价值发现和价值认同，提升了产业价值。东盛在这当中起到了开拓者和奠基人的作用，这是我的自豪所在。”
    探讨了中法传统医药合作的可能性。

搜狐博客  筱晓 

    关中平原，千里沃野，风调雨顺，明清时代，陕商与山西商帮合称山陕商人，与两淮商人、广州十三行行商并立为中国三大商人集团，形成影响全国经济的强大势力。然而，几千年的黄土文化成就了陕商，同时也限制了陕商。而如今，昔日陕商风采不再，总觉得西安更多的是城墙根下那隐隐散发的书卷气，而非西装革履、觥筹交错的商业都市。

    参加陕西电视台大型活动《创业者足迹》的采访，循着创业者的足迹，聆听新一代陕商的点滴心得，忽然发现，其实，陕商，并没有离我们而去。
 
    他们聪明，他们坚强，他们勇敢……唯一不同的或许是他们身上那股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儒雅气息。采访中的两位创业者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故事，故事虽不同，创业的艰难、成功的喜悦却是惊人的相似。
 
    刘尊众，从一个大学生变成修脚工，其中的辛酸、委屈又向谁人言，忆及往昔，几度落泪，直至采访当日，刘尊众的父亲才第一次来到他的店里，十年，他终于看到父亲踏入这个门槛，十年，他第一次听到父亲给别人说，儿子还是很争气的，那一瞬间，一个七尺男儿，热泪盈眶，我相信，这肯定不是镜头前的自我表现，因为，事业无论做多大，也无法代替父亲的一句肯定。想当初，父亲反对他从事这个行业，十年来，甚至形同陌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痛苦或许是旁人所无法理解的。采访结束，他告诉我说，父亲踏进修脚店的那个下午，阳光灿烂，那个埋藏了十年的心结刹那间烟消云散。
 
    与刘尊众不同，赵军是一个在旁人看起来顺风顺水的创业者，干什么，什么成。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成功源于只是因为他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决定，就像在行情特别好的时候进入股市，傻子也能挣钱。话虽如此，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80年代，从红火的西影厂辞职下海，一年多，一无所获，原本平静而又舒适的生活忽然间被打乱了，再也没有人给自己发工资了，一切的费用都要靠自己来挣。看到西安市广告市场的空白，他开始做广告，靠着自己独特的创意，他的广告公司逐渐壮大，成了西安市最大的广告公司。可是广告做得好好的，赵军却开始琢磨干点别的，不为什么，只为他看不惯广告圈内那些拉关系、吃回扣的潜规则。于是他开始做电视剧，没想到，第一部就火了，而且火得一塌糊涂。就这样一步一步，赵军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投资各种各样的电视剧，他投资近亿元修建影视基地，如今的他，当之无愧的是陕西影视界的领军人物，可是站在他旁边，你丝毫感觉不出他是个身价不菲的公司老总，相反，就像一个早已认识的长辈，采访他，有时感觉更像是听长辈讲那过去的故事。
    我不知道，这样的两位创业者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陕商，但是，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商人应有的智慧、努力、坚持，也看到了一个陕西人朴实、认真的本质。

搭建重庆、陕西两地经济发展纽带
重庆时报刊  记者 周颖

                                   　
    近日，重庆市陕西商会（筹备会）在重庆果岭时尚酒店举行，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在2008年上半年前筹备成立重庆市陕西商会的决议。据悉，筹备该商会的目的在于，为在重庆发展创业的陕西乡党提供信息共享平台、两地经济发展纽带及在渝陕西籍人士的互助中心。
    据该商会筹备组组长符新虎介绍，目前在渝陕西籍商人约有十万人，涉及房地产、建筑、图文印刷、职业教育等各大领域。商会筹备组副组长田丰向记者表示，陕商在渝创建的民营企业有数百家，但以中小规模居多。如果重庆市陕西商会得以顺利成立，将不断凝聚在渝的陕西乡党，通过市场化运作，逐步形成品牌化的陕西团队，为陕、渝两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据悉，此次参加重庆市陕西商会筹备会的企业包括重庆佳兴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重庆战友实业有限公司、重庆纬联地产顾问有限公司、重庆海顺建材有限公司等。这些企业的陕西籍老板均对拟建中的商会充期望。            

尚之发表于《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有关晋商和陕商的研究，目前学者们以地域为单位进行了较深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晋商能够在中国商业史上纵横捭阖五个世纪，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有一套成熟、可行的经营管理制度。[1](P30-37)陕商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李刚教授的《陕西商帮史》和《陕西商人研究》。陕商准确的经营定位，合理的商品结构以及基于不同人文地理渊源实行的合伙股份制和契约股份制充分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这一经营体制的创新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学术界关于晋商和陕商的比较研究甚少，在商帮比较的许多领域仍然是空白，本文拟从产权演变和激励机制的角度对晋商和陕商的经营机制进行比较，以期找出二者走向不同发展道路的内在因素。
一 晋商与陕商的产权制度演变
（一）晋商与陕商的产权制度演变
1 晋商产权制度演变
    明初，由于晋商规模小，主要经营方式有贷金、独资等。贷金制实现了资金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经营规模，但同时也增加了风险。明永乐年间纳银逐渐取代纳粮，为适应新形势，晋商在明中后期采取了边商、内商朋合营利的经营模式。这种形式是一种跨地域的经营模式，从而增强了竞争力。朋合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优于贷金制，但也常出现因利润分配不均发生背信弃义的情况。于是，伙计制应运而生。伙计制，是由出资者选择品行端正之人做伙计，付予资本，由他们去经商，伙计对出资者忠实地履行责任。他们之间是一种比较牢固的经营形式。
    贷金制、朋合制和伙计制均是松散的群体组合形式，这就决定了晋商要进一步发展壮大必须再进行制度创新。于是便有了股俸制的产生。晋商的股俸制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充分调动了各主体的积极性，提高了商号的经济效益。[2](P426-429)
2 陕商产权制度
    明清陕商从事的行业莫不耗资巨大，另外陕商涉远行贾，因此需要资本大量而持久地投入。但明清陕西商人多为中小商人，资本存量有限。这种资本需求巨大与资本存量弱小之间的尖锐矛盾，成为陕商以“合资”经营为主的主要动因。
    明清陕商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合伙股份制资本运作模式。合伙股份制中最具特色的是商号内部大多采用了“东西制”的运作方式，即财东出资金，为“东方”，掌柜为“西方”，从财东手中领本组织经营。
    “东西制”又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领东掌柜制”，即对那些对字号经营有重要影响的掌柜，以他们的人力作为投资，在商号占一定的股份，与股东享有同样的权利，叫“订生意”，被记名开股的掌柜则需对商号经营风险负连带责任，称为“领东掌柜”或“带肚子掌柜”。另一种形式是“水牌掌柜制”。在这种体制下，掌柜对商号没有投资，只负有限经营责任，本质上是字号雇佣人员。[3]
（二）股俸制与“东西制”比较分析
    两种制度同样做到了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晋商实行的股俸制将资本全权委托经理经营。报酬视经营业绩而定，东家决不插手商号事务。同样的，陕商的“东西制”中的“东方”即财东不插手日常经营，而由“西方”也就是掌柜全权负责。这样也做到了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更多地带有某些股份公司的性质。
   股俸制和“东西制”是伴随着社会信用制度的发达和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是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过程中社会化生产的产物。[4](P93)从产权的角度看，两种制度在实施初期，产权明晰且有效率，具有良好的激励和制约作用。晋商的资本采取股份制，按股分红，经营者也有股份，但只是人身股，且数量不多。财东拥有对商号或票号的所有权、收益权、处分权和剩余索取权，而掌柜除拥有经营权外，还拥有一定程度的处分权和少数剩余索取权，权利和责任也是清楚的。因而其产权是明确的。
同样，陕商的“东西制”虽然财东不直接插手字号经营，但字号的分红比例、人事遴选等大事仍由股东大会决定，称之为“财神会”或“神仙会”。[5]（P82）这样使宏观上的把握与微观上的自主经营结合起来，保证了商号的约束机制与发展动力。体现了两权分离，独立经营的原则。
（三）顶身股制与“领东掌柜制”的比较分析
    两种制度以人力资本入股，实现了人力资本的产权化，很好的解决了人力资本的激励问题，有利于产权效率的发挥。[6](P13)由于“人力资本天然地属于个人”，其人力资本的开发与利用完全决定于产权主体的主观愿望，因而人力资本产权主体“相机抉择”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很大，加之“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其完全可以根据情况自行决定投入或不投入自己的人力资本，进而影响组织和财东利益。[7](P72)然而，不管是顶身股制也好，“领东掌柜制”也罢，都将人力作为一种资本入股，很好地解决了人力资本的激励问题，因此，从这种角度来说，晋商和陕商的产权都是明晰的，有效率的。
顶身股制是山西票号首创的激励机制，凡在商号中的掌柜、伙计，甚至经理，虽无资本顶银股，却可以自己的劳动力顶股份。这种机制把票号内所有人员的利益与票号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充分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激励他们努力为票号工作，显示出它的进步性。
    陕商的“领东掌柜制”以掌柜的人力入股，由于掌柜掌握经营大权，与东家利益休戚相关，故“物质待遇处处优厚，分红上掌柜占大股子”，[5](P63) 掌柜权利也很大，当时有两句俗语形容掌柜的经营地位，“一千两银子的东家，八百两银子的掌柜”，“只有满天飞的掌柜，没有满天飞的东家”。这一制度将掌柜、财东和商号的利益有机的联系在了一起，激励掌柜积极为商号工作。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晋商的商号中可以顶身股的除了掌柜之外，还有普通的伙计，当然，是有一定资历的伙计。而在陕商的商号中可以顶身股的只有掌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顶身股制的身股要比“领东掌柜制”的人力入股广泛。
（四）顶身股制与“水牌掌柜制”的比较分析
    这两种制度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顶身股制下的掌柜以自己的劳动力入股，成为商号的身股股东。而“水牌掌柜制”下的掌柜却只是商号的雇佣人员，只有有限经营权，不享有剩余索取权。
晋商商号中的顶身股制以掌柜和伙计为对象，而陕商商号中的伙计是没有机会成为人力资本主体的，只有在“领东掌柜制”下的掌柜才能以自己的劳动力入股，“水牌掌柜制”下的掌柜都不行。即陕商是根据不同的客观情况实行的不同的制度，从这个角度讲，陕商的产权要比晋商的产权相对的更加明晰和有效率。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晋商比陕商的道路更长。为什么产权相对更加明晰，反而衰落的更早呢？关键在于相关的激励机制不到位，影响了产权效率的有效发挥。下面对两大商帮的激励机制作一比较。
二 经营机制中的激励与约束
    晋商财东认为：“得人者昌，政界固然，商界何不独然！”，由此可以看出晋商极其重视人才，相应的，在晋商商号内部有一套相对成熟和完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陕商则不然，它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下面就激励与约束机制的选人制度、商号人员承担义务等方面对两大商帮做一比较。
（一）选人制度的比较分析
    首先，晋商于商号经理之聘用，用人唯贤，唯才是举。具体做法是：经理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人有所作为，能守能攻，多谋善变，德才兼备，可以担当经理之重任，便以重礼招聘，委以全权，并始终恪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道。[7]（P152）
任用分号掌柜，为贤是举，被选者必须是本号学徒出身、管过业务、头脑清醒、精通本行全部商业活动，且具吃苦耐劳精神的，故所选拔之人均为佼佼者，各具重望。[8](P96)
除此之外，对店员、学徒的录用也是十分严格，慎之又慎。学徒入号，需有人担保，即铺保制度。“使用同人，委之于事，向采轻用重托制，乃山西商号之通例。然经理同人，全须有殷实商保，倘有越轨行为，保证人负完全责任，须先弃抗辩权。将保证人与被保人之关系，如无特殊牵连，最不易找。倘保证人中途疲歇或撤保，应速另找，否则有停职之虞。同人感于如此严厉，再受号上道德陶冶，故舞弊情事，百年不遇。”[9](P125)学徒入号前，由主考人当面测试其智力，试其文字。通过者，择日进号。[10](P136)
由上可以看出，晋商在选人及人才培训方面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考核方法科学全面，要求德才兼备。有效满足了商号之后顺畅经营的需要，也就为晋商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而陕商则与晋商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选人方面没有形成自己较为完备的制度，以致严重影响到商号以后的经营管理。如陕商著名的商业家族渭南焦家。焦家兴家在焦荣栋、焦耀栋之手。荣栋、耀栋兄弟最初在四川彭县岐山马家（马松龄）开的“万盛”号当掌柜。由于焦荣栋精明能干，深得“万盛”号另一东家——渭南王家的信任，很快得荣升为“万盛”号总经理，并使业务蒸蒸日上。道光十七年，王马两家发生分歧，折股分伙，王家将其渭南籍雇员一起迁到四川新都，仍以焦荣栋为经理，在焦荣栋的精心执掌下，“万盛”号业务发展很快，资本积累到100万两。[11](P46)后焦荣栋兄弟生有离心。有一年，老二耀栋回陕西过年，老大荣栋嘱其迟归，并以违反店规为由硬要将老二开除，当时有人劝老大资助老二点钱，让其另立门户，老大佯装不知。陕西籍客商纷纷解囊资助耀栋在新都开设“恒丰荣”商号，焦荣栋见策划成功，暗中将“万盛”号输向“恒丰荣”号并辞东不干，专意经营“恒丰荣”号。在兄弟二人努力下，“恒丰荣”从一号发展到五号，到光绪年间，焦家业务发展到极盛，成为渭北三大富户之一。[12]（P169）
    由此可见，“万盛”号的选人机制存在着极大的漏洞。在当初聘用掌柜时，虽然注重了才能这一方面，这一点从“万盛”号的经营业绩可以看出来。但是，由于其没有在关于德这一方面建立起有效的考核机制，当初聘用焦荣栋、焦耀栋两兄弟时没有对其德的方面进行考核或者考核并不到位，造成日后两兄弟挖“万盛”的墙脚，严重影响“万盛”号的经营。窥一斑而知全豹，一家商号如此，陕商整体上约束机制缺失或不到位，以致影响到其产权效率的发挥。
（二）商号人员所承担义务的比较分析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晋商商号内部掌柜、伙计除了享受由于顶身股制而获得的红利激励外，同时也受到相应的约束。以晋商商号号规为例，其内容包括各分号与总号之间的关系、业务经营原则、对工作人员的要求等。[13](P155)如若违反号规，则由本人、掌柜及保人三方当面交割开除出号，永不续用，其他各连庄分号亦不得录用。[14](P89)
    而陕商商号虽然也有相关的号规约束，但是这些号规的约束力并不强。如上所述，焦家在有了不信义的行为后，并没有遭到其他相与的鄙夷和不屑，相反焦家还成为了著名的陕商家族。由此可以看出，陕商号规在利益的面前，软弱无力。而晋商的号规则不同，尤其是集体惩戒制，这种机制使员工一旦违反号规，将名誉扫地，无法在商界立足，以致影响生存。
以上均是激励机制中的约束部分，除了产权激励外，晋商还有其他方面配套的激励措施。比如福利措施以及收益激励等。
    福利措施方面，晋商商号学徒进号前三年的膳宿由号中供给，衣物零用则由上司垫支。如系贫家子弟，则由号中供给衣服被褥等物。而对于掌柜，如遇其殁，在号上顶身股一份者，可享应支红利三账（和生前一样在结账期按股分红）。三账后才予以取消。身股不满一份者，可享两账，作为抚恤等。[15](P103)
同时，晋商商号的伙计除了每年能领到较为固定的薪金外，顶身股的伙计还可以在账期领到身股分红，这对一个伙计来说是相当可观的。而陕商商号的伙计们每年只能领到极少的薪金，勉强维持生活。这样，伙计们留在哪个商号都一样，流动性较强，不利于商号的发展。
三 结语
    从产权角度看，晋商的股俸制相对没有陕商的东西制明晰，但是，晋商有自己一套较为完备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和其股俸制相匹配，于是股俸制的效率得到了有效的发挥。与此相反，虽然陕商有着更为明晰的产权，但是相关激励、约束机制的缺失和不完善阻碍了产权效率的发挥，由此最终导致陕商比晋商更早地衰落了，而晋商凭着自己较为明晰的产权和到位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又辉煌了几十年。
    今天的民营企业发展快但寿命也短，究其原因，与其没有处理好产权和激励制度的关系有莫大的关系。大部分的民营企业产权是明晰的，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使企业不仅有个人财产所有权，也有法人财产所有权，实行专家管理，内部有着较为科学规范的委托代理制度。但与此同时，又存在着激励机制不到位的问题，诸如“59岁”现象较为严重①。因此在注重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同时还要进行配套的激励机制建设，以确保产权效率的有效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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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商，作为一个地域观念比较浓厚、从事商业经营的集团，解放前全国各地都有其足迹，并在不同行业中取得不同的成就。相对而言，再没有比他在自贡盐场所取得的成就更大的了。他的影响一直贯穿于自贡盐场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业资本的级步发展、工场手工业的形成、近代机器工业的举步等各个阶段之中。但他后来又在盐业运输、生产两大部门次第衰落，一步步退出变化发展中的社会经济舞台。不少人总想对陕商的情况，作一番认真的观察，从而澄清一些含糊的说法。本文的目的就在为此而进行初步的探索。
 
一、陕商是何时、何种条件下进人自贡盐场并逐步取得食盐运输的特殊地位的？
 
    众所周知，清初曾鼓功陕西湖广之民移川开垦，那么在自贡经背盐运的陕商，是否就是从这批移民中分化出来的？不是。移民而来者，贫富虽有分化，多与土地分不开，这只要查一下已知的族谱就清楚，而陕商中之从事盐业者，最初多无土地，而是租买土地以建基业。这些陕商，与江西、广东、福建的商帮也有不同，如江西帮多从事百货、瓷器、干杂等，清中叶前很少有人盐运与井灶的。这批专门从事盐运的陕商，进入自贡盐区应不早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颁引之前。在此之前，虽早在元至顺年间已有诏令以川盐给贵州，洪武初有令以川盐与云南昭通镇雄等地易马．但滇黔两省尚未定为川盐销地，① 而四川境内之内销，自给不暇，不须外商前来插足，故清初之前，陕商不会来川运盐。1681 年云南事平，滇一部、黔大部已正式批准食川盐，这就给陕商选取入川贩运的机会。来到自贡的陕商不一定是曾经从事淮盐运输的人，但早在明代，陕人客居淮场者，即辛苦挤身于内商、边商之列，从事此业，其资金与经验皆可提供给入川陕商以借鉴。因此，我们认为王方中先生判定陕商入川在雍正年间⑧ 是有道理的，但不排除康熙二十五年后已有零星陕人来自贡从事川滇黔边井盐运输的可能。

作出这样的判断，有以下根据① 、自贡盐区，顺治时尚残破至极．康熙后始渐恢复，早于此来此无益，②
、自贡所存盐业契约．最早的是雍正十年陕商西秦人会购地以建庙之约，前此再也找不到有关契据，③
、西秦会馆之初建是在乾隆初年，耗资万余两，足证已经过一段经营乃有积累，康熙末到雍正初，从时间上算较为合理。因为陕商虽挟资而来，亦必先作资本，营利而后始谋修庙。为何清初要挟资云集自贡从事运盐工作？或者说是在何种条件下才肯大量进入自贡盐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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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炜等：《四川盐政史》卷一
2)      王方中：《清代前期的盐法、盐商与盐业生产》，见陈然等（编）《中国盐业史论丛》，中国社会料学出版社1987 年出版。

    决定其行为的动机只有一个，即利之所在。要使动机变为行动，且保持行动而不衰，则必须满足以下条件：① 、阻害相对要小，② 、获利较易，③ 、能依靠官府法令，获得一定的特殊（独占）利益。
在分析这些条件前，还应澄清一种流传的说法：反对满清，恢复汉业，蓄积力盈，以待时机。据说映西人有一种传统心理：汉唐正流。周秦汉唐关中皆帝都之所在，三辅之民，素望本高，元明以来，遂尔中落，饥馑频仍，官吏搜刮，因而激发闯变，直至顺治，川南地区，犹属永历所辖，执事者犹多李闯献忠陕人旧部。清以异族入主，视陕为边省，统制尤严，经济更较落后。陕人心有不甘，因而特别重视关羽的结义作用，特别崇敬关羽的扶汉精神，转而仇视满清政权，乃于有利地区借商资以蓄储力量。这种说法，在自贡流行，也不是一点投有根据。西秦会馆中的一付对联和建馆碑文耐人寻味。对联是：
钦崇历有唐有宋有元有明其心实帷知有汉
徽号或为侯为王为帝为君当日祗不愧为巨

    用一种“露头分书（徽钦），显尾褒贬”手法，暗示清乃后金，实边境之叛臣，关羽虽被褒封三代，心中推知有汉。在文字狱猖撅之时，敢于如此张胆的写出反清对联，令人深思。再观乾隆十七年之建馆碑文中“建安末造，炎纲解纽，昭烈帝以王室一线，陪困西川，不遇云龙，何以为首”, “我秦人素秉忠义，闻风俱起”等句（1） ，不能说没有政治色彩，从而加重了传说的气氛。
① 《井盐史通讯》，1982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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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能不能据以认定陕商之进入自贡，主要是为了政治图谋呢？否。究竟有没有反满复汉的意图，这倒可以作为探讨的一点线索，但主要的动机还是“利之所在”具体说，还是自贡盐场相对而言能提供其行为所需之条件。

   从阻困力来看，可以把自贡盐场与淮盐运输情况作一比较。淮盐自来税重于川盐。自明以来商税不断加重，“洪武年间，招商中盐，每引纳银八分，至万历四十年增至… 淮南合引价一两三钱，淮北… 合引价一两一钱”（1）。天启以后，增加更多（2）。到清初，虽说要恤商欲课，实际上由于“两淮岁课当天下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3），盐课并未减轻。相反，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兵逼镇江时，“两淮商课，积通四十万，猝不能办”④ ，盐商日子非常难过。到康熙十六年，两淮盐课陡增40
万两，加以在运行过程中，宫府勒素．陋规繁多，浮课超过正课不止一倍。到乾隆时盐课正杂各款，由清初之180余万两增至400 余万两。此外还续有惊人的“捐输”和巨大的“报效”④ 。相反，“蜀盐正课最轻”（5） ，实际未列人中央财政收入。据雍正八年（1730年）四川巡抚宪德奏称“查川省引税，定制原轻，水引每张配银五十包，重五千七百五十斤，征税银三两四钱五厘，陆引每张配让四包，重四百六十斤，征税银二钱七分二厘四毫。较长芦、两淮每引配盐二百八十五斤，征税银一两一钱一分一厘之例，大相悬殊。”加上“羡余”“杂课”，从总的数字看，全川共征32 万余两，较之两淮亦低得多。据王守基在《盐法要路》 列中举的，每百斤盐的征课，淮南为0.26两，淮北为0．26 两，川盐则为0.05 --0.10 两。其他的“报效”和“盐斤加价”等，对川盐来说，都没有施行。当然，两淮商税虽重，盐商也能向食户作出一定的转嫁，但商人总是先从直接承担轻重来考虑。因此，就税课而言，陕商从各个盐场的比较中，会认定到自贡盐场来经营运输是划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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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明经世文编》卷八，霍韬《盐政疏》 。
（2）    《明经世文编》卷二，金镇《盐法考》。
（3）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五五，李发之：《盐院题名碑记》。
（4）     （嘉庆）《两淮盐法志? 人物? 才略》。
（5）    （嘉庆）《两淮盐法志? 捐输? 军需》 。
（6）    《皇朝政典类篡》卷七六，《盐法》．王守基，《四川盐法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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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课轻重仅是衡量资金投向的阻力大小标准之一，既税之后，运路是否畅行又是一个标准。这里至少包含人事条件和自然条件两方面。仍以淮盐来对比。首先，由于关卡机构多，处处需索，办理运行手续极为繁复。这在后来的包世臣、李澄等的著作中，列举得非常清楚。相对而言，从清初起，川盐的贩运是比较自由的。康熙三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在《四川盐课疏》中谈到当时的办法：大商每票50
包，小贩填盐4 包。每包额定税钱六分八厘一毫，不拘大商小贩，通行无滞。此外对私盐的限制也较松。再从自然条件看，淮盐引地，除运河至江南为下水外，至湖北、江西、安徽各地多属逆水，而川盐，特别是自贡盐，沿大小江河而出，多属下水，进入滇黔镇雄等处，亦可借助一段江河之利，再由山路分进。较之明代以来，山陕商人将河东盐运川时，需翻越巴、巫大山峻岭，其经营阻力大小，运途难易之别，尤其显然。
从获利之难易以选择，入川后之具体地区而言，自贡盐场在川盐各场中，又是最易获利之区。从自贡出发，以选择经营运盐地区而言，水运与边岸（滇黔）又是最易获利之理想之地。
    仍以淮盐来作比较。客居淮场的陕人，由于当地场商和引商的势力早已强大，引票早为其所控制，只能仰承其鼻息献出钱财以分得一点运盐的好处。所谓引商“听受其值而卖之”正是内商向引商买引代行的写照，地位是非常尴尬的。而在自贡盐场，清初时一方面是盐井坍塞，一方面是原有封建势豪．即有，也已摧败。康熙以来，不得不采取听民穿井、减轻税课等措施。这里本来就是资原富集，已在开发中的盐场，潜力犹在，所以不久就逐渐恢复。尽管如此，一方面是分散生产的贫苦灶民，一方面是尚无羽毛的豪势，哪里有能力来和“资本厚、精心计”的陕商竟争？反之还得倚之来开辟销路活跃市场，进而恢宏生产。
选择“运榷黔滇”“出没于穷XXX之内”，这条运输路线是非常有利的。这条路线，早在明代就有小量川盐通过它行销滇黔近川之处，1681 年后清政府又正式允准其食用川盐。按此路线，不仅沿江各地可以销售，还可达到湖北荆沙一带。这样陕商不仅可轻易取得“典引”之利，还可因利乘便开辟财源。后来的事实证明，陕商因之而“由黔浸灌，而湘而粤而滇”①，并因之而远入鄂西与陕南。

    仅仅是正常的商业利润，还不足以成为“短期发大财”的刺激。马无夜草不肥，夜草是什么？就是既有放松又未放弃的封建政权控制食盐产售的“榷卖”制度。陕商在取得运榷权后，一方面利用对川盐相对松动的政策减少运行阻力，减小各种贡纳的损失，另一方面，又借这一引岸制度获得了操纵市场、收取垄断利益之权。特别是在盐贵如银的云贵山区，更是引商可以进行残酷盘剥的理想地方。所有这些，从后来丁宝祯等的有关奏折中，都可以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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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l 卷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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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这些情况，正符合了“三秦客友”选择在平定兰藩之后．云集自贡，畅展宏猷的所需条件，因而帮助他迅速走向兴盛之路。

二、陕商资金是何时大量转入工业生产的？
    这里须要澄清两种说法。一种认为陕商挟资来自贡就买地、建厂、设号、从事盐业的生产与销售，赚的巨资便修建西秦会馆，在乾隆年间就控制了自贡盐场。另一种意见比较持重，认为是先从事运榷，于乾嘉之际再大量投入井灶生产的。第一种看法更为流行，但这是缺乏根据的。判定其商业资本何时大全投入工业，只应根据：① 、确切的文献档案依络，② 、投入井灶生产之利必超过或相近于运榷之利，⑧ 、群雄竞起，其运输之优势渐失，不能不兼顾对井灶之投资。就① 项言，有关陕商与买卖租佃土地建厂，或独立或合伙经营井灶之文契，在嘉庆以前者至今未查到一个，唯一查到的就是雍正十年西秦大会购买位于自井街区的龙峰井座房以修建庙宇的契约① ，卖主是李光华，买方是陕帮会首的八大商号。不过这契约明白写着买地是为了修庙，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除跪庙及修建商号住宅外，确未建有井房。反之，乾隆十七年庙宇修成时，却有确切的文献（碑记）从正面写明，截至当时，陕商的经济话动是“运榷滇黔，运樯万艘”，而对井灶生产则一字未提。修庙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析福报功-----报其“福海安流，默助之庥”①
。碑文中所载诸神，道家有，佛家有，水神有，火神有，独无一字涉及井神（传说中的井神，有近十个）之类。这又从侧面说明，当时的“八大号”也只是商业组合，而无一个为井灶主。我们也希望今后能发现新的资料，遗憾的是截至目前，找不到当时陕商与井灶有关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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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第9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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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② 项而言，资金投向的利害之比，在雍乾两朝，运榷之利实大于井灶生产，所遭遇的困难和风险，则远小于井灶。在探讨其投资动向时，上面已作了一些论述，再审视其运榷之后在雍乾乃至嘉庆之初的表现是耐人深思的。雍正七年（1729
年）川抚宪德曾谈到“川省充商之人，当其引领之初……不尽殷实之户，每有将所领之引出典于山陕客民行销”② ，“行商典引……本非世业，无所顾忌，只知抬价求利，小民有食贵之虞，是以各州县民累有盐课归丁之请。”这些陕商就是从不尽殷实之户手里典引之后，凭着这一纸之引，乘井民灶户的盐井衰旺不一的困难，无所顾忌的操纵市场，以获暴利，逼着食户请求盐课归丁，就近购市。但长时期内，这盐课归丁办法都在试点过程中，直到道光三十年也才推行到31
州县。盐商猖狂谋利，直到熹庆十七年，川陕总督常明还在为盐课归丁而呼吁：“以重庆一府计之，（引）商人不过数十户，而赖盐以生者大约不下十余万人，以数十家……绝十余万人衣食之源”③
。可见佃引的陕商，除正常商业利润之外，还得到不少由此带来的超额利润。
一方面是利用“引”区获得特殊利益，另一方面又不为引界所制。严如煜对此曾写道：“各州县旧额，本地之商殷实者少，大半皆西商租引代销，认给引课。然后察地方之光景，改配引张之多寡……
引船船载而下，可由川江达到荆宜，或由石柱至施南、永顺各路销售”① ，以此不断的开辟新的市场。至于滇黔之地，除近江各州县的长江等水运之便外，深入山区，本为川人不愿，陕商却勇于开拓，因而取得在这些常缺食盐之地对食户进行超额剥削之权。平心而论，陕商为自贡盐场开拓销路是有功的，但他们操纵把持、残酷剥削，窒息了当地经济活力，却是非常有害的。至于回程贩货，借“引”挟“私”，更成了肥上添膘。反过来对比一下在康、雍、乾三朝，自贡盐场的生产，情况就更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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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井盐史通讯》1982 年第l 期．
（2）《四川盐法志》卷七 《转运》二《本省引岸》
（3）《四川盐法志》卷二二《征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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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中叶后兴起的自流井也好，清初之康熙恢复井场也好，经乾隆盛世而市肆日加繁荣也好，自贡盐场始终仍停留在小商品生产的阶段，只不过有了量的变化和发展。只要榷运没有完全放开，这大量的小生产者就无力与运商集团的努力相抗衡。在淮盐如此，在川盐中的自贡盐场亦如此，只不过情况有异程度不同。所谓程度不同，主要是指课税、行盐、缉私等略有放松，放松的结果，对灶民有利，对运商更为有利。所谓情况有异，就包括到乾隆中期本地场商尚未形成如推扬场商那种声势地位，到乾隆后期亦未大最出现具有兼管生产运营的势力集团，对陕商的利益构不成威胁，因而陕商对转投生产户亦兴趣不高。在“并无大户”的基础上，由恢复到发展生产的情况到底如何？不少意见都认为进行很快也很顺利。从井灶看，由雍正时的井298眼，煎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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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朝经世文编 户政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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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盐场生产，从钻井建厂到出盐，时间之长，耗资之巨，遭遇的风险与困难之大，较之海盐不可同日而语。乾隆二十三年（ 1758755 口，到乾隆二十三年已有井413 眼，煎锅1001口，数量上确实增加了。从市场看，雍正八年自流井设乡县时，已是商铺林立，市肆繁荣。但这并不能说明生产力已急剧提高，生产利润已能超过商业利润，相反只证明这些繁荣是建立在有众多小生产者而生产力提高不大的基础之上的，活跃其中的则是一百多家运榷的陕商。从生产效率来看，据凌耀伦先生提供的材料① 初步分析，每眼井日产卤水，雍正至乾隆二十三年为12 . 3 担，烧锅2 . 5 口。到乾隆末期（1791 年），一般已可达到每井日产卤可烧锅4 口，就是说乾隆前期井产效率增加很少，到乾隆后期，井数与产量才有成倍的增加。到嘉庆以后，日产可达七、八担，这才是生产力的飞跃。为何乾隆中前期与后期生产力的变化会如此不同？从解放生产力的角度看，得力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清政府鉴于“各处盐井枯竭，历年积欠井课十余万两，蜀盐大困”乃“听民穿井，永不加课，蜀盐始赚而复始”的政策。耐人思考的是川盐井课本来就不高，一直不过14000 余两② ．何以会积欠到积欠10 余万两，又何以因这功余万两就令“蜀盐大困”？说穿了仍是生产力低下，承受力太有限，从事生产获利不高之故。如果把乾隆时期生产力的这点缓慢提高，就主观的认为这与陕商挟资以一部投向井灶生产有关，可能会是溢美．相反，从榨取率来考虑，陕商此时是不愿意投资井灶的。

    西秦会馆建馆碑文的作者李芝，在他那著名的《盐井斌》 （1）里，对此有真实的描述，特别对井灶生产所遭之风险与灶民所受之痛苦，写得非常生动感人。有不少人认为井盐生产之险难虽系事实，但因有天燃气与煤炭作燃料是有利因素，可刺激生产的投资。这从嘉庆以后来说是对的，但在乾隆时期“井火尚不甚旺”，火井亦不多，开发利用有限。对煤炭的利用，乾隆时虽有，实际是道光之后才大盛，在18 世纪中叶，还是大量用柴火煎盐，《盐井斌》 对此有大段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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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然等（编）〈中国盐业史论丛〉第520 页。第3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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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永不加斌”算起，到乾隆终结( 1795 年) ，只有11
年时间，生产力的发展，井灶利润的增加，盐运的进一步放开，自贡和重庆等盐运集团的兴起，也至少需要十来年时间。因此，可以认为陕商之逐步投人井灶生产（不是个别人）应在嘉庆之后，既非乾隆之前，也非乾隆之际。
 
三、陕商的鼎盛与衰落
    我们认为陕商在嘉庆以后才逐步进入井灶生产，还有两项材料，可供参证。《盐法通志》 卷六十《 转运六? 运制》 引《四川官运盐岸类编》
记述行商入黔运销困难：“四岸盐商之有井灶者，不过数家”，足见嘉庆以前，即使这数家全属陕商，也谈不到其商业资本大盘转入井灶生产。其次，陕商之有决定意义的进入井灶生产，据文献表明还是道光七、八年时受李四友堂负责人的约请，和道光十八年王朗云的商求，而且这两位被约陕商都不是从自贡地区陕商中来，而是来自成都等地，也非运商而是从事典当茶叶
（1）《盐业史研究》1989 年第1 期．罗成基．《 关于李芝的<盐井赋>》。

    4月7日，省政协主席马中平在西安喜来登酒店会见了以胡焕涛为会长的美国陕西总商会一行。

    马中平首先欢迎美国陕西总商会来陕参加“一会一活动”。马中平说，今年的“一会一活动”是举办以来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盛会,这表明陕西正在走向快速、科学、和谐发展的新阶段。近年来，陕西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国外的交流往来越来越多，正在逐步走向国际化。希望美国陕西总商会能够团结在美所有关心、支持陕西发展的有识之士，一如既往地大力宣传家乡的新变化，介绍家乡在科教、文化、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促进相互了解、加强交流、推进多方面合作，为陕西的科学发展作出贡献。

    胡焕涛感谢我省的热情款待，并祝贺陕西近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今后将继续为陕西的科学发展出力献计。

凝造古城楼市品牌之魂 

韩晓更

    目前，房地产企业品牌建设已势在必行。在中国房地产领域，成功的企业品牌可为企业直接增加50％以上的经济收益。有位资深房地产营销专家指出：“目前国内房地产企业已经进入品牌的竞争时代，优秀的地产品牌将成为地产企业的第一发展力与核心竞争力”。
    经发地产（经发地产新闻）成功开发了经发大厦、白桦林居、文景商业街等项目；建设了交大经发学校、西安城市运动公园等多个公共配套项目，以高品质、高性价比作为自己的产品特点，在同价位上以优质见长，在同品质上以价格占优的特点，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经发地产”骄傲地站到了西安地产市场舞台前列。

                        　　经发地产品牌精神解读
                        　　优美弧线
                            
    今天的经发地产，业内不惜赞美之词。她唤起了西安人对公园生活的渴望，她抬升了整个北城板块的形象，掀起家在北城的居住浪潮……

    事实上，如果让时光倒回3年，我们将会把更多的目光停留在经发地产在今日“北城潮”中所展现出的高瞻远瞩。 
    当年，经发地产一举拿下白桦林居这块地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滩。正是经发地产对这块土地的精心塑造，让西安人领略到新都市居住背后，那份喧嚣居住之外的一道美丽弧线。这是经发地产 
   “试水”北城的第一次尝试，在胜者王、败者寇的市场中，经发地产不但走过来了，而且业绩骄人，2006年，其销售额近六亿元。

    直至今日，回想历经之路，经发地产仍未敢言轻。当其时也，经发地产总经理韩晓更亲自率队，用了超过一年的时间来进行调研、考察、规划、设计和修正。于是，白桦林居在缜密的规划部署与精心运筹之后，撑起经发地产在北城的一片蓝天。

                            
    随后便是我们所熟知的“白桦林居冲击波”。在这股冲击波中，白桦林居勇创2006年销售量全市领先的奇迹，并相继获得各类奖项21项，全国大奖4项，白桦林居已经成为代表西安市房地产开发水平的示范性项目之一和增值速度最快的项目之一。
                        　　正值人们沉浸在经发地产所带来的这股“生活公园”浪潮时，“经发人”没有停留在对昔日辉煌的回忆之中，而是选择了乘胜追击，白桦林间再次出手，经发地产力争在此项目的塑造上，雕刻成北城楼市的一把标尺。

                        　　品牌轴心
    从一个立足于北城的项目开发商嬗变为西安最具核心竞争力和行业竞争力的房地产品牌，经发地产仅用了两年半时间！
    两年多来，经发地产一直以“提供超越客户期望的房子、环境和服务”为愿景，开发和打造集居住、商业、休闲、公共活动于一体的最适宜民众居住的社区，从经发交大学校到城运公园，从白桦林居到文景商业街，经发地产不断走向更广阔的城市建设空间……
    两年多来，经发地产通过建造恒久价值的建筑产品、营造多元的文化、浓郁的生活气息，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等更好地改善和提升了广大居民的生活品质……
    两年多来，经发地产成功的带动了一大批地产商关注并进驻北城，带动了片区地产行业的整体增长，推动了区域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
    是什么支撑着经发品牌的发展和壮大？从其他品牌地产公司发展轨迹来看，支撑企业品牌建设的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处于快速上升期的经发地产也不例外。
    从市场上来看，地产品牌企业的竞争，更直接体现为产品的竞争，其背后也就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的角力。经发系列产品，以建立高性价比作为自己的产品特点，保证同价位以优质见长，同品质以价格占优的特点。同时，在规划设计的创新和产品品质的创新方面，经发一直走在前面。 
    “经发地产作为北城的一家大型的国有房地产公司，坚定不移地要走品牌之路，这是经发地产在今后几年，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始终要坚持的发展战略。”经发地产董事长韩晓更告诉记者。
    “一个企业要成为一个品牌企业，它最主要的是要有很好品质的产品作为支撑，是要靠产品说话的，只有一个高品质的产品才是支持或者支撑这个企业品牌的基石。”经发地产把握住了影响人们居住生活中最直接的部分－－品质，通过不断寻找差异化，通过对产品的不断创新以及不断挖掘人们对住宅的心理需求，使产品一直走俏市场，也让消费者找到自己满意的家园。
    “一个好的、有品位的开发商必须能够针对客户定位挖掘这一群客户最本质的需求。真正知道客户要的是什么，通过对客户需求的不断筛选，最终明确什么才是客户真正的最本质的需求。”在经发地产开发的众多精品项目中，充分贯彻着专业、敬业、为用户着想的人本思想。以实用、经济为精品建筑的设计指导思想；以融合周边环境，挖掘自身个性为建筑定位准则；以施工质量的控制及创新意识为建筑品质的保障；以后续服务来扩大产品的外延，提升产品价值，成为经发地产铸造品牌的核心手段。正是在对品质的不断追求中，经发地产高度重视质量控制。对产品细节把握精益求精，这构成了品质保障的重要步骤。
    更可贵的是，在经发地产，铸造精品的能力已经不是停留在公司对产品和项目的认识高度，而是已经延伸到管理层面、技术层面和执行层面上了，并融入到经发地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岗位、每一个环节。
    专业的产品开发路线，使得经发地产对于西安都市白领在居住、生活、工作、学习、休闲、娱乐等方面的悉心研究与成功的把握，尤其是针对置业者的定位和对于产品的配套、物业管理等方面的需求不断挖掘、理解、创新，取得了良好效果和广泛认同。也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经发地产的项目都因口碑较好，也因此一直在市场上保持着较高的销售率。
                        　“经发”之局
                        　　2007年，是经发地产关键的一年。 
    一方面，白桦林居-果岭和文景商业街二期已经在西安市场铺开阵势，从概念，布局、户型以及营销推广到服务概念，势将掀起一场人居革命。另一方面，白桦林居-绿岛、白桦林间项目也正积极备战楼市。

    2007年是经发地产的布局年，经发地产将在2007年全面冲刺。这是经发地产的一种谋定后动行为。
    如果把经发地产近年在市场上的频频出击看作是企业的一种厚积薄发，那么2007年，经发地产正藉白桦林间再次跨越北城区域产品的西安高度。

    在习惯性的沉稳和低调行事之后，经发地产在北城片区频频出手，再次让人领略到经发地产于无声处响惊雷的作风。随着白桦林居?果岭和文景商业街二期面市，在北城，经发地产又迎来了递交答卷的时刻。经发地产布局北城，正是她筹谋已久之后的一种“后动”。经发地产坚信从一点抑或区域发力来得更为现实。

陕商人物——韩晓更

    韩晓更，女，中共党员，一九八三年毕业于西北纺织工学院机电系，获得学士学位，一九八四年考入西安交通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并获得法学学士学位。2005年6月获长江商学院E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一九九二年调入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二零零三年底，受聘于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并出任经发集团副总经理、经发地产董事长兼总经理。

    主要成就:    
    1996年韩晓更被任命为西安高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房地产分公司（简称高科房产）总经理。在她的潜心经营下，高科房产公司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八年中累计开发面积四十五万多平方米，销售总额超过十亿元人民币，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树立起“高科房产”、“高科物业”两块良好的企业品牌。

    2003年底韩晓更受聘于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并出任经发地产董事长兼总经理。韩晓更上任后，依托经开区的环境资源，创建了一支工作敬业、勇于拼搏、能打硬仗、素质优良的管理队伍，建立了一整套房地产开发销售的先进管理机制，公司的发展迅速步入了正规化、制度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带领经发地产迅速启动起了“经发国际大厦、西安城市运动公园、经开区交大实验学校、白桦林居”等一个个项目，同时掀起北城开发的热潮。2004年初，“经发国际大厦”作为经开区重点规划项目荣获“西安市十大地标建筑”的殊荣；2004年9月“白桦林居”荣获“中国21世纪绿色生态健康住宅‘创新示范小区金奖’”，是中国西北地区唯一获奖项目；2004年12月经发地产荣膺“2004中国西安城市营造推动力企业”，初步建立了“经发地产”的品牌实力。

    辛勤的付出，必会有丰厚的回报，韩晓更同志先后荣获98年度“西安市先进工作者称号”、“三、八红旗手”、“高新区优秀党员”。2001年高新区“优秀职工之友”；“第四届陕西省青年实业家”；“2001年度房地产风云人物”；2003年“中国地产百杰”，2004年“陕西十大地产领袖人物”,“共和国55周年陕西首届十大经济推动力人物”、全国“巾帼建功标兵”、陕西地产十大杰出诚信人物“等诸多荣誉称号。

    如今，已取得成功的韩晓更仍以平常心态来正视一切，她依旧恪守着自己做人做事的准则，真诚待人，认真做事，向事业的一个又一个高峰攀登。相信韩晓更一定会带领经发地产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绩。

  海星集团总裁荣海    

                             
    商业经济的发展伴随着的意识形态中，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商帮文化。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商帮，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今天，无论是对商帮文化的重视、研究，还是新商帮的形成，无一不体现出社会、政府、企业对发展的渴求以及对新的发展模式的探讨。秦商，一个曾经位列中国十大商帮前茅的群体，凭借着自己的勤劳、质朴以及坚忍不拔的特性，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今天，当我们回望过去的辉煌的时候，我更加感受到的是，现代秦商的担子非常重。
                                 
    我曾经带着全公司人去了山西，看了山西的钱庄，也看了乔家大院，当时大家都感到非常震撼。现代管理中的很多理念，包括困扰着现代管理者的很多问题，在当时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虽然当时管理的是票号，经营的是易货贸易，但是他们实行的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人身股制度，都体现了很高的管理水平。
                                 
    海星近几年在河南投资了高速公路，公司就在开封，我也看了那里的山陕甘会馆，现在做得很精致、很幽静，已经成为了一个景点。这里描述、记载了很多当年的历史。每当到这些地方，想起陕西现代的商人，我们其实是很遗憾，也很不乐观。
                                 
    过去，有陕西商帮，但是现在的陕西无帮，现在陕西商界无帮。因为大家根本没有合起来做些事情，去一起呼吁，让这个群体去壮大，能够团结起来，能够把我们的资源、优势、平台发挥到最佳状态。但是最近，有很多企业界的朋友，大家聊起来的时候觉得有这种想法，有这种需要，希望能够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的声音，向社会呼吁，真正使这个阶层成长、壮大起来，具有很大的话语权。
   首先，我想说说陕西商业的一些现状，包括企业界的现状，实际上是令人担忧的。
                                 
    在改革开放前几年，陕西的一些企业在国内是很有影响力的。尤其是在96、97年到2000年初的时候，陕西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的数量在全国都是相对比较多的。我记忆非常深刻，当时海星科技上市的时候，那是1999年“5.19”行情之后，国家分了两个指标给陕西，海星科技就拿到了一个，成为第一个有正规指标上市的民营企业。在那个时候，陕西的民营企业在国内是有一定知名度和一定影响力。
                                 
    再比如说，福布斯杂志、胡润的排行榜，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些排名有多大的意义，但是能够代表一些现象。曾经，陕西的企业在这些排行榜上的排名都是很靠前的，但是现在的排名都已经大大落后了，虽然这些排行榜的内容并不是很准确，而且他们有自己的计算方式，但是，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陕西企业在全国的影响力在慢慢减退。
                                 
    现在陕西企业的现状是什么呢？大的企业在慢慢衰老，而新兴企业规模不够，发展很慢。西安是中国的二线城市，一线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东已经经历了商家十多年的竞争，各个领域、行业、地盘，该瓜分的已经瓜分的差不多了，现在，很多企业将目光大量地转到了象西安、成都、重庆这样的二线城市。房地产行业是一个知冷暖的行业，从前年开始，国内著名房地产开发商已经陆续进入西安，这个行业已经越来越热闹了，曾经在西安非常辉煌的一些企业已经开始退居二线了，更别说其他更多的、真正的民营的房地产开发商。房地产行业已经汇聚了各个外来企业的侵入，而这种现象正在向陕西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蔓延。如果中小企业成长不够快，个头走到中型规模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企业来兼并、收购、重组，最终变成别人的企业。大型企业如果不能在政治、经济、金融等领域受到很好的关照，有一个很好的土壤，那么慢慢地也会衰败。
                                 
    当然，陕西这几年的经济发展还是很强劲的，包括一些国有企业改制后，一些垄断行业、重工业、军工业企业的发展等都对陕西经济发展起到很积极的作用，为陕西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但是更长远的来看，从机制的灵活度、企业的创新性来看，陕西的民营企业成长的速度是很慢的，前景是令人担忧的。
    近些年，在陕北也崛起了很多资源型企业和一部分富裕人群，政府也在宣传陕北，称之为中国的科威特。但是这些企业的眼界、视野能否支撑起陕西未来的发展？当这些资源枯竭的时候，当这些企业遭到国内或者国际财团的垄断、重组的时候，我们未来的发展又会在哪里？我认为，陕西从经济方面以后会不会成为先进省份、国外资本的殖民地，都未可知，情况不容乐观，这些应该引起包括政府、社会、经济界的更多关心和关照。
                                 
    现在的陕西到了需要形成一个帮，形成一个阶层，一起联动、团结、合作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了。过去陕西商人不往来，打交道不多。近一年多，大家内心深层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苦于没有一个好的组织、一个好的环境、好的平台，把大家组织起来沟通、协商、合作。所以，我想说，对中国古代商帮的研究，对现代企业的团结、合作是有非常大帮助的。
                                 
    其次，政府、经济学界要真正重商、促商。过去陕西人，无论大小企业，没有人愿意说自己是商人，都说自己是搞企业的。因为商人在陕西历史上地位的确不高，现在也依然不高，当然，明清以前可能不是这样。陕西出什么呢？陕西出政治家，陕西是十三朝古都，都是皇帝待的地方。陕西也出文人，比如说张艺谋、贾平凹、陈忠实，陕西出了一大批中国当代文化界的巨匠，非常厚重。但是另外一方面，这种厚重的文化积淀对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阻碍。
                                 
    我也在总结当今秦商的一些特质，比如说勤快、坚韧，也很善良。但是，现在的秦商也有自己的缺点。陕西的商人很散；第二个，很慢、陕西的商人动作很慢；第三个，在某些方面也很狭隘，眼光和视野很狭隘。讲仁义的多，讲制度的少。往往仁义发展不好就变成一种愚忠、愚昧，而不是先进的理念、制度。
                                 
    在陕西的这块土地上，希望能够真正培育起陕西的企业家。因为陕西人并不笨，现在很多企业界的大家都是陕西人。比如说张朝阳，还有去年在资本市场上很活跃的华旗资讯的冯军，万通的冯仑、北京空中网的总裁杨宁。中兴通讯，一个中国很优秀的企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是从陕西过去的。所以说，陕西这块土地是能够成长现代企业家的。但是问题是，我们这块土壤能否真正成长起本地的企业家，在本地能够做大，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一直认为，商人在陕西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政府并没有真正重商，真正看到企业在振兴地方经济、富裕人民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政府在发展陕西经济的时候，应该把关注的目光更多地倾注在陕西本土的企业上。陕西已经有很多优秀的企业了，但是这些本土企业的潜力其实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他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这批企业中，有很多是具有远大战略眼光、很强的竞争实力以及现代管理理念的，因此，陕西要真正培养起一块适合现代企业成长的经济土壤，让这块土壤能够培育出本地的企业家，让本地的企业在陕西能够发展、壮大。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家自身的完善。我们陕西的商人现在也要反思一下，我们之所以没有做大，也有自身的很多原因。
    曾经我们认为比较自信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诚信，历史上陕西的商人是很诚信的、厚道的。但是近几年，陕西的民营企业成长过程中，诚信是不足的。使得陕西企业家成长的金融环境是非常差的。陕西这个地方的金融环境是非常保守的、非常封闭的。再加上宏观调控，一些企业自身的诚信问题，导致今天陕西许多企业在金融环境的压力下生存是举步维艰的。这是一个互动的问题。金融政策收紧与国家宏观调控是有关系的，与民营企业的信誉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在新时期陕西商人要进一步提高诚信度。大诚才能大赢。
                                  
    第二个，要提高自己的视野和眼光。总体来讲，陕西商人的视野和眼光和国际接轨还是有差距的，学习的精神还是不太够。有一个统计数据，国内现在很多院校开了MBA、EMBA，且不说北京、上海、广东，已经有很多企业家都在这里学习。就说边远地区的，四川企业家进入这种现代商学院中学习的人数是陕西的五倍还多。相比较而言我们的人数，连新疆还不如，所以说学习的精神、视野的提高对于现代商人而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第三点，我觉得现代商人要有自信，从自立到自律到自信，最终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这对于我们现代企业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作为陕西的商人，我们不但要塑造新秦商的形象，更要打造陕西企业在全国的影响力，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充分发挥老秦商开拓进取、吃苦耐劳的精神，用坚实的脚步踏出新秦商的辉煌。

 陕商领军人物——张朝阳

    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1964年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

      198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同年考取李政道奖学金赴美留学。
      1993年底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博士学位。
      1994年任MIT亚太地区(中国)联络负责人。
      1995年底回国任美国ISI公司驻中国首席代表。
      1996年在MIT媒体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帝教授和MIT斯隆商学院爱德华·罗伯特教授的风险投资支持下创建了爱特信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以风险投资资金建立的互联网公司。

      1998年2月25日，爱特信正式推出“搜狐”产品,并更名为搜狐公司。在张朝阳的领导下搜狐历经四次融资，于2000年7月12日，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挂牌上市（NASDAQ:SOHU）。
      搜狐公司目前已经成为中国最领先的新媒体、电子商务、通信及移动增值服务公司，是中文世界最强劲的互联网品牌，对互联网在中国的传播及商业实践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张朝阳现任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获得荣誉
      1998年10月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50位数字英雄”之一，1999—2001年被《中国青年报》连续三年评为“年度IT十大风云人物”之一，1999年7月被《亚洲周刊》选为封面人物，2001年5月7日，被《财富》杂志评选为全球二十五位企业新星之一，同年，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球“明日领袖”之一。

      2005年1月5日，搜狐公司举办的“2005·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在京隆重召开。论坛探讨了2005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在国际化、未来发展和转型期间的诸多问题。搜狐董事局主席兼CE0张朝阳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张朝阳讲道：“互联网可以说是走过了第一个十年，在第一次浪潮1996年萌动到1997年开始形成商业模式的探索到1998年、1999年高潮，这是第一个浪潮，产生了相当多的企业，当然有很多很多企业失败了。比较幸运能够捷足先登获得资本市场青睐的只有三大门户，稍微晚一些可能机会少一些，但是也能够产生一些企业。经过多少年以后或者七年以后，六年以后，最初的三大门户形成相当的规模，有了足够的资金在品牌上获得发展。第二次资产浪潮到来以后，1998年、1999年产生的企业大批企业死亡了，但是剩下的几个顽强的，除了三大门户以外还有一些顽强的企业一直活下来，终于迎来资本市场第二次浪潮，第二次浪潮可以说是资本市场的第二次浪潮。但是互联网的应用和实践网民数量越来越多，每个人上网的各种行为从简单的读新闻到发邮件到年轻人上网有多种多样跟互联网的亲密接触，这是市场上的进展。活下来渡过资本严冬的企业现在逐渐融得大量风险资金获得上市，表现出来的就是资本的第二次浪潮，中国互联网企业突然有了很多钱，商业模式比较清晰，但很多方面还需要探索。”
      这样重要的场合里，张朝阳这样一番讲话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至少在最清楚公司运营情况的张朝阳自己看来，他已经坐到了成功者的交椅上，有资格总结历史，展望未来，平静地讲几句业界的宏观话题。张朝阳真的为渴望创造奇迹的年轻一辈树立了一个榜样?张朝阳真的堪称英雄?近日专访了张朝阳，期望从他的言谈话语中判断他的现状，解读这个经常作秀的新锐财富代表人物。

      觅食的狐狸长成了巨人
      成功是成千上万的精英们共同追求的目标，但成功是个过程，过程中的哪一点上标志着真正的大功告成，这很难判定。就张朝阳的创业经历来看，目前的状态的确是一个较高的发展巅峰。采访中，张朝阳也明确地告诉记者，目前是搜狐情况最好的时期。
      2004年10月12日，胡润推出他的百富榜，张朝阳名列第66。财富是计算来的，而未来无法计算。于是，胡润对一年来的搜狐进行了业绩评价：“一年来搜狐的事业有了不少进展，但股价却呈下跌之势。前年10月底，搜狐在内容方面与迪士尼合作，11月，成功并购网络游戏网站17173.COM及房地产网站焦点房产网，从单一门户走向门户矩阵。2004年8月初，搜狐又推出拥有自己独立域名的专业搜索网站‘搜狗’，意欲在搜索引擎市场分得一杯羹。搜狐去年的销售额为6.6亿元(2002：2.4亿元)，员工1100名。”
      胡润简单地对搜狐进行评价，也许他认为搜狐的业绩就是张朝阳的业绩，也是张个人财富的最好参数。我们可以看排行榜的简介，“张朝阳个人简介：年龄：40，出生地：陕西西安，教育：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博士，主要公司：搜狐公司，公司总部：北京，上市情况：纳斯达克—S0HU
      sohu Inc(june 2000)，主要行业：短信、在线游戏和门户网站，财富：15亿元。”
      张朝阳的成长经历中，1986年是一个分水岭，他考上李政道奖学金，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学习。张朝阳从小就不安分，爱幻想，不甘落后，对很多东西感兴趣。他学过画画，做过飞机航模、拉过二胡，尤其喜欢看《水浒》。他喜欢看那些自学成材的故事，读《哥德巴赫猜想》，并暗立志向：要好好念书，将来出人头地。中学时代，张的理想是当物理学家，认为只有获得诺贝尔奖，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这是他考取清华大学的直接动力，也是他考取李政道奖学金的直接动力。
      从陕西西安到北京，从北京到美国，故乡渐行渐远，理想渐行渐近。人生的转折和变化成为一种标志。而今天的张朝阳，就是理想变化的结果。199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了几个月的物理学博士后之后，张朝阳突然感到学了很多年的物理学并不太适合自己。“在物理实验中，我发现，我是个操作型的人，特别注重结果，不能容忍搞一套理论，而这套理论要在100年之后才能得到验证。”与此同时，张朝阳看中了和中国有关的商务活动，他很幸运地在麻省理工学院谋得了亚太区中国联络官的角色，这个角色让张朝阳有机会频频回国。
      1995年7月，张朝阳突然有了回国创业的强烈念头，美国随处可见的“硅谷”式创业更是激起了他的热情。他清楚地认识到互联网经济极为惊人的商业和社会价值，于是下定了创业的决心。当他看到Internet的机遇时，感觉到应该是创业的时候了。张朝阳联系到了ISI公司，想做ChinaOnline(中国在线)，用Internet搜集和发布中国经济信息，为在美国的中国人或者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服务。ISI总裁当时和张朝阳的想法相近，两人一拍即合，于是融资100万美元，张1995年底以ISI公司驻中国首席代表身份，开始用Internet在中国收集和发布经济信息，为华尔街服务。
      在ISI的经历，张朝阳觉得中国Internet的市场潜力巨大。1997年1月初，ITC网站正式开通，可是到了年底，第一次融资得来的18.5万美元所剩无几，快到了连工资都开不出来的地步。迫不得已，张朝阳向他的投资人发出了紧急求救，三位投资者再次为张朝阳提供了10万美元的“桥式”贷款。1998年2月，张朝阳正式推出了第一家全中文的网上搜索引擎——搜狐(S0HU)。1998年3月，张朝阳获得Intel等两家公司210万美元的投资，他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1998年9月，搜狐上海分公司成立，1999年6月组建搜狐广州分公司。2000年搜狐在NASDAQ成功上市，并购了中国最大的年轻人社区网站Chinaren，网络社区的规模性发展给门户加入了新的内涵，使之成为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奠定了业务迅速走上规模化的基础。
      张朝阳不适时机地进行了一连串大手笔的动作，让搜狐出现在更多的地方。他及时判断出短信对互联网的巨大利益，并且尝试着把它作为一个能与互联网紧密结合的产业来运作。2001年耗资百万成就“sohu手机时尚之旅”，张朝阳亲自出现在首席形象代言人的位置上，这在风风雨雨的互联网世界，确实收到了空前的效果，树立了sohu人的信心。2003年春夏之交，sohu再次给网络界带来一次惊喜：sohu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在互联网正全面复苏的时候，在Sars肆虐人类的时候，他想证明sohu的勇气，并宣告sohu的理想。
      2002年7月17日，搜狐率先打破中国互连网的僵局，实现赢利。在面临新浪和网易的竞争、选择搜狐的赢利方式时，张朝阳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周末休息。有时候周末有各种活动，也是跟公司相关的。2003年，搜狐捷报频传，2月25日搜狐推出韩国游戏《骑士》进军网络游戏；在2003年上市公司中国科技人物财富排行榜上张朝阳仅次于丁磊屈居亚军；在胡润制造的2003年中国IT富豪五十强中张朝阳亦名列三甲……
      “广告市场基本上这两年网易没有份了，和新浪在广告方面一个是媒体方面内容处理方面的竞争，另一个是广告销售队伍能力的竞争，在非广告方面和新浪基本上没有什么竞争，因为在这些方面新浪已经不是对手。”在潜意识里，张的战略是先将网易清除出局，然后再对新浪打歼灭战。

      新锐张朝阳的背后
      2001年三、四月间，搜狐股票率先跌破一美元。那时没人再看好搜狐，媒体和个别网站对搜狐和张朝阳的质疑象子弹一样打在搜狐的脸上，因为一美元的搜狐有要被Nasdaq摘牌的危险。张朝阳说：“我还可以用公司的现金回购股票，或者两股并一股、三股并一股。”
      不论张朝阳有什么妙计来解困，当时的困境的确非常严重。张朝阳自己也正是在这种困境下锤炼了自己。张朝阳现在坦然地承认，有一段时间，搜狐的产品其实是愧对大众的。1999年到2001年，中国的互联网市场进入高潮时，搜狐这个老牌子其实在原地踏步。用张朝阳自己的话讲，那是一段长征。没有队伍，管理就张朝阳一个人强撑着。董事会也出了问题。张朝阳描述自己当时的境况是，30%精力应付董事会，40%精力应付媒体，只有另外30%精力用在产品上。张朝阳在极为艰难的处境下，大搞品牌经营，保持了搜狐表面上的风光，使搜狐得以发出持续的声音。2001年到2004年，张朝阳号称用“中医的方式”调整好了搜狐的严重问题，一直发展到目前的最佳状态。
      张朝阳把自己走出困境并持续快速发展的原因，归结为自己和搜狐公司所具有的较强的反思能力。正是这种反思能力，在初期的失败中很快发现自己的队伍从董事会到管理层都存在“太洋”的毛病。在品牌营销颇有些成绩的状况下，他们检讨自己长于营销，产品不够好的毛病。这种痛切地反思，用张朝阳的话说，就是“跳出自己成长的经历，变成一个全才”。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成长经历，这必然导致认识上的偏颇，只有不断调整自己，不断用第三只眼睛看自己，对一切都心存敬畏，诚惶诚恐，才能跨越自己的人格障碍，达到宠辱不惊，从而举重若轻。张朝阳告诉记者，在表面的张扬之下，他其实非常谨慎、务实，他并不相信市面上任何主流的说法，只盯着自己的脚下，过草地一般试探着，实践者，分析着。
      曾几何时，媒体还大肆渲染国内叱咤风云的五位著名网站CEO齐聚西湖的盛况。他们吃大闸蟹，谈金庸武侠，意气何其风发。如今，这五位CE0中，王峻涛改弦易辙，王志东惜别新浪，丁磊风光不再，马云游走江湖，令人平生一种惋惜和伤感。第一次“西湖论剑”的时候，大概没有人会想到，两年之后，五大CE0中一脉尚存的，竟然会是当年饱受媒体轰炸的搜狐总裁张朝阳。现在看来其中是有某种必然性的。
      与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