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黑无果，英国选择让赌球合法化

赌博是英国人传统

    要理解英国人为何如此痴迷于赌球，看看如下历史记载就能明白。
    英国是公认的赌马起源地，在中世纪，庄园主之间为展示实力而赛马，吸引了大批围观群众，是很重要的公共活动。而人们也通过下注的方式增加观赏比赛的刺激性，这种活动几乎人人参与。英国还是最早出现彩票的地方，1569年，英国便首次发行了国家彩票。一直到今天的英国各级联赛中，每个赛场都有不同博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抛售下注单，投注像买杯啤酒一样方便。

庄家也在那时诞生了，为了赌注能公平安全地使获胜者得到，人们愿意将赌金交给那些德高望重、诚实可信的中间人保管，并支付小费，后来这些中间人渐渐成为职业博彩商，这就是今天英国各博彩公司的雏形。但是直到英国在20世纪60年代为赌博业立法之前，博彩公司都处于一个比较灰色的地带。

早期联赛被庄家操控

    19世纪末现代足球诞生后，赌博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足球领域，第一次博彩活动，是1872年3月16日进行的首届足总杯决赛。随后，在海外扩张中富起来的英国人民，开始了疯狂赌球。有利可图的博彩商们，也开始不满足于仅仅收取小费，他们试图去影响比赛结果。最著名的莫过于1922年濒临降级的曼联以2比0蹊跷地击败了强大的利物浦而保级成功，在当时，球员收受庄家、对手的贿赂也较普遍，并不比今天的中国差多少。

    这一现象引起英国政府重视是在1964年，这一年，托尼·凯成为了英国足球历史上第一位被司法机关认定打假球的球员，这位谢周三队的球员和两个队友一起向博彩商投注，买自己的球队输。最后，托尼·凯被罚款150英镑，监禁4个月，终身禁赛。

    托尼·凯事件迫使英国政府开始重新思考对于赌球的政策，他们的思路是让赌球逐渐合法、公开化，由政府进行严格监管。1960年，政府开始对各种民间博彩机构进行合法化认证，1968年，英国的博彩法案开始允许开设公共赌场。而司法机构、审计部门也参与其中，对足球联赛进行监督。

合法化让庄家也成了打黑者

    尽管有严格的监管，但我们仍会时不时听到英超有假球的新闻。但英国国内的博彩公司，基本已不再去操纵比赛，如著名的格罗贝拉案件，其操纵者便是东南亚的赌博集团。而这些东南亚赌博集团也很难直接控制比赛结果，而是采取歪门邪道。

    1999年查尔顿主场对利物浦的英超联赛中，现场灯光突然熄灭，40分钟无法修复，工作人员检查后发现配电房有爆炸痕迹，系人为破坏。后经调查，发现查尔顿主场保安经理收受了两名亚洲赌博集团成员的贿赂，让其故意熄灯。按东南亚庄家的规矩，比赛因故停止，终止时的比分便是最后比分，因此他们可以通过停电这种方式来操纵比赛，97年英超便有三场比赛停电。但是在规范化经营后的英国博彩业，一旦比赛因故终止，按行规是直接将赌注退还押注者，这就避免了暗箱操作的可能，这就是英国博彩业自律的表现。除此之外，英国足球博彩中，还有诸如“谁是第一个进球球员”、“托雷斯下个赛季会转会吗？”等不易被操纵的赌球内容。
    而在2005年中国商人叶泽云操控芬超联赛的事件中，第一时间向芬兰足协反馈信息的，是两家博彩公司。今年的一场英格兰低级别联赛中，Blue Square公司向相关部门反应了格兰森林流浪队的问题球，而Blue Square 还是这家俱乐部的赞助商。

赌球合法的英国联赛为何更健康？

庄家：操纵比赛不再赚钱

    合法化对英国联赛最大的正面作用，来自于庄家的自律。根本原因，在于其盈利模式的转变，在地下赌球的状态下，由于庄家生存状态的不确定性，随时有被扫荡的危险，因而它们往往选择短频快的盈利方式，即通过操纵比赛结果，一次性获得数百倍的巨大利益。中国国内庄家有一种说法，叫“三年做庄，三年坐牢，养活三代”，即是这种心态的最好表述。

    而在合法、规范的环境中，公司可能会选择更长远和持久的盈利模式，即收取押注者的佣金，比例一般在百分之十左右，盈利能力取决于如何吸引更多的人押注，信誉好的博彩公司会获得更多赌民的亲睐。这虽远不及操纵一场比赛带来的数百倍暴利，但在整个博彩业都规范化的情况下，细水长流才是博彩公司们的最好选择。所以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假球反而是博彩公司率先告发。

监管部门：查账更为方便

    地下赌球交易之所以危害大，不易被发现，主要是因为其帐目都是不公开的。而合法化便意味着博彩公司必须公开透明地接受政府监管。在现在的英国博彩公司，每场比赛的投注详细清单，都可以被监管部门查到，与此同时，奖金的派发也是透明的。也就是说，如果有大的赌博集团想要操纵比赛，或者通过某场比赛获益，其资金走向都可以被监督，监管者根据盘口变化以及帐户资料，便能轻易查处幕后黑手。这使得操纵英超比赛的难度越来越高。当然，在一些不引人注目的低级别联赛中，操纵现象仍然严重。

    除了政府层面的监管，博彩业界也自发引入了行业监督。具体来说，就是英国博彩独立仲裁委员会，这个机构是一个第三方仲裁机构，解决客户与博彩公司的投注纠纷，它采用会员注册制，一旦发现有会员违规，便会被取消注册资格，这对公司的信誉是一个巨大打击。目前英国最重要的博彩公司都是其会员。

 足球圈：打假球面临更强大的监督

    球队：英超多数球队目前都有博彩公司的赞助，譬如球场内经常看见的888.com广告，就是著名的博彩公司，有人认为这会使得两者串通一气，但实际情形却是，因为这些赞助关系都是公开的，在网上都能随意查到，因此一旦这些球队配合赞助商打假球，便会曝露在公众的眼球下。相反，那些博彩不合法的国家，公众无从知道博彩集团与球队之间的关系，很难进行监督。

    裁判：而裁判更不敢收受庄家贿赂，很少听说英格兰有黑哨，最多只有“情感哨”，譬如对老爵爷弗格森的照顾。在英格兰，社会对足球裁判监控非常严格，裁判要向有关部门登记自己的个人财产，而职业裁判的收入也是公开化的，他们都受雇于职业比赛裁判有限公司，一名裁判的基本年薪为7.5万英镑，每场比赛有各种补助，都记录在案。税务和司法部门每年都会对裁判员财产进行定期检查。4年前，著名裁判迪恩在一家赌马的博彩公司投注，很快便被发现了，尽管和足球没什么关系，但还是被职业比赛裁判有限公司宣布禁赛。

       球员：在英格兰足球圈，球员赌球虽不被提倡，但却是公开的秘密，希勒、欧文、特里等人都是资深赌民，譬如周末时，特里向好友鲁尼打听曼联当天对阵阿森纳的首发名单，以此来判断曼联比赛的走势。博彩合法后对球员的最大改变，是他们不再对自己球队的比赛下注。目前，英国对球员涉赌的监管也极为严格，一旦发现，轻则两年禁赛，重则终身禁赛。而即使是球员冒险为自己的球队下注，博彩公司也不会接受。英国媒体曾报道，在一场联盟杯中，一家博彩公司便发现了1000万英镑的异常投注，工作人员立刻通过公司网络查询到投注者与参加该场比赛球员是亲戚，于是拒绝了这笔订单。

    赌球合法化后的英国足坛，并非就完全没有了假球现象，同样是赌球合法化的意大利等国家的足球联赛中，假球问题就比英国严重得多，将赌球合法化，当然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途径。而对中国足球来说，这一问题的探讨可能还过于超前，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漠视别国联赛已有的经验。

拿地主力军：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

    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央企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经国资委确立的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他们也是房地产市场的主力军。从2004年起，国资委用4年时间先后圈定了16家央企可以从事房地产，并以它们来整合其它央企的房地产业务，其中，在2009年表现突出的保利、招商、华润等，都名列其中。除此之外，中海地产的母公司，是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鹏利国际隶属于中国粮油食品集团，中冶新奥则隶属于中国冶金建设集团公司，而业界知名的香港中旅置业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司，都是属于当时确立的中央企业。
 
因为银行普遍愿意把钱贷给国企，所以这些央企出手阔绰，譬如方兴地产在08年就获得了245亿元的高额授信，这让民企可望不可及。而根据资料显示，作为地产业龙头老大的万科，目前土地储备已少于保利集团，而新增土地的成本却是保利的一倍。因此有业者指出，未来几年内，保利很有可能超越万科。 
 
房地产不是主业的央企也在拿地
    除了主业为房地产的央企大举进军土地市场，未获国资委确立的央企，其实也以辅业的形式在经营房地产。虽然这多少显得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政府需要房地产这样的支柱产业保增长，因此其行为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默认。

    据统计，在136家央企中，辅业中包含房地产业务的央企达到80多家。也就是说超过70%的央企都涉及到房地产业务，而这些企业的主业原本和地产关系不大，如钢铁、冶金、医药、农业、粮油、化工等行业。以中化集团为例，其主业顺序为能源、农业、化工、金融、地产。但在2008年年报中表示，受外部环境剧烈动荡，到4季度，公司受金融危机影响营业收入和盈利增速下降，因此在此情况下，中化决定战略转型。

    数据显示，2009年二季度主业非房地产的央企，其直接利润中有28%来自于楼市，可见央企对地产市场依赖之大。在宏观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特别是出口大幅下降导致行业产能过剩，很多作为行业龙头的央企效益受到影响，试图通过进军房地产来拉高企业利润率，它们相对宽松的融资渠道，使得民企在竞争中处于弱势。

央企与民企携手“共进”

    在今年央企频频出手砸下地王称号，令多数民营房地产商“望地兴叹”时，同为民企的绿城集团却在7月到10月初，共斥资210亿拿下10块土地，令业界侧目。最初，业界普遍猜测绿城拿地资金主要来自于江浙一带的富豪，然而，据绿城集团对媒体的最新回应，其买地行为相当一部分是与国企合作进行的。换言之，如果没有国企的参与，绿城这种频繁的高溢价拿地方式，恐怕难以为继，不止是今年，绿城早年也和央企地产有过合作，譬如中国葛洲坝集团下属的房地产企业。

    在今年的土地市场，也有不少民营企业选择与国有资本合作“曲线拿地”。9月7日，万科与中粮地产以22亿元的价格联手拿下“房山区长阳镇用地”，溢价162.6%。9月28日，万科与中粮地产的合资子公司联手以29.3亿元拿下北京房山区长阳镇起步区5号地。而万科地产最大的股东，也是央企华润股份有限公司。对民企来说，选择央企的最大好处是资金，而一些主业并非为房地产的央企，也需要借助民企相对成熟的市场操作。 

网易后评论专题

    球迷们怨声载道的根本原因，其实还是在于价格。前面其实已提到，英超方面不断攀升的要价，使得运营商不得不逐渐放弃免费模式，继而向观众直接收费，这一现象恐怕也是英超独有的。对于中国这样庞大的潜在市场而言，先通过免费直播进行品牌推广，建立忠诚度，继而试水收费，应该是一个妥当且符合长远利益的做法，NBA就是这么做的，英超联盟未必不明白这个道理，但英超联盟的独特体制使得他们反其道而行之。

    众所周知，英超是由20个会员俱乐部组成的公司，在做出一个决策时，采用民主投票制，不管是强大的曼联，还是弱小的斯托克城队，都拥有平等的一票。但英超强队和中下游球队对待中国市场却有不同的态度，切尔西、利物浦、阿森纳、曼联等豪门看重的是球队长远的影响力和品牌建设，他们不在乎中国市场的那一点“小钱”。而中下游球队却志不在此，他们关心的只是最短最快地从中国市场捞到高额转播分成。很多时候，英超联盟的投票结果都是4比16，而在决定中国市场的转播权时，价格高低便成为了唯一依据。天盛介入英超转播后，中国收视率的急剧萎缩已经引起了豪门的不满，曼联和切尔西多有怨言，但却无力改变这个现状。【专题链接】

网易后评论专题

    9月20日，日本警方确认了《蜡笔小新》作者臼井仪人的死讯，小新从此失去了他的爸爸。虽然这部超人气的漫画将不会再有新篇，但人们对它的讨论不会终止。很多人认为，观众——尤其是成年观众——之所以爱看《蜡笔小新》，是因为它无厘头式的搞怪风格、可爱的动漫造型，以及让成人们会心一笑的黄色笑话。其实，这并不是《蜡笔小新》的全部。

   在讨论成年人为何热爱《蜡笔小新》时，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个事实：《蜡笔小新》不是画给孩子看的。一些道德卫士对《蜡笔小新》大加批判，甚至在臼井仪人逝世后，大骂他死得好，理由是该剧过于低俗，很多黄色段子教坏小孩子，是日本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其实，这种幼稚的批判是因为没有搞清楚一个基本事实：动漫并不一定就是拍给孩子看的，甚至多数优秀的动漫，都不是拍给孩子而是给成人看的，《蜡笔小新》中的很多隐喻，亦不是小孩子所能明白的。实际上，喜欢《蜡笔小新》的人，也主要以大学生、白领为主。臼井仪人创作的初衷，也是画一部成年人的漫画，他无需对孩子负责，因为在日本，动漫都是严格分级的，孩子看不到《蜡笔小新》，谈不上被毒害。但在中国却不存在这样的分级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批判《蜡笔小新》，批评者未免找错了靶子。【专题链接】

网易后评论专题

    尽管国营邮政企业效率普遍不高，但各国仍然在邮递领域中保留了一定的国有份额。其原因在于这样一个逻辑：有一些公共性质的服务是民营企业无利可图、不愿意进入的，但这些服务又是一个现代化国家所必需的，因此需要政府出面。譬如在我国，民营快递基本上很少覆盖偏远城市或农村，因为往这些地方寄送物品的成本太高，而当地民众可能也无力承担高额费用。但是从人权的角度来说，政府必须保障每个公民享有最起码的通信自由，这也是写入我国宪法的。因此，一些国家才设立国营邮局，亏本为民众提供普遍低价的服务，包括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也存在着国营邮局，虽然至今仍在亏损。普遍服务，也是我国建立国营邮政系统的初衷。

    邮政部门进行专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便是邮政部门为了向民众提供普遍服务，而承担了巨大的亏损。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在谈到邮政企业常年亏损的原因时，便提到两点，一是我国目前基本邮资偏低，尽管经历了数次提价，但仍不及成本价。其次便是普遍服务的负担太重。我国目前邮政局所、代办点共6.6万个，而其中4.7万个都在农村，而这些农村的邮局普遍亏损。

    邮政系统的确“苦大仇深”，但不能因此就从竞争领域中划出一部分来自行垄断经营，由垄断带来的暴利弥补亏损，这实际上就是以侵害市场公平和消费者权益的方式来为财政的不作为埋单。在邮递领域里，普遍服务应该和商业化服务严格区分开来，普遍服务是政府对社会的最低承诺，理应由财政埋单，从这个角度来说，提供普遍服务与专营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提供普遍服务并不需要由专营来实现，但一些人却将两者联系在一起混淆视听。 

    实际上，如果我们再继续深究下去便会发现，普遍服务必须设立国营邮局来提供这一论点也未必站得住脚。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国营邮局就一定比民营企业更具有公益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财政慷慨解囊补贴一个企业的起码前提是，这个企业有比较规范的外部监督机制，并且在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效率，而不是相反。纳税人有权选择将自己的钱补贴给那些面单进价3毛的民企，而不是6毛的国企。从这个角度来说，鼓励民营企业提供普遍服务，也有利于降低财政负担，体现社会公平。

    因此，不管是商业化服务还是普遍服务，都不应将民企排斥在外。只有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情况下，邮政专营才有充足的理由，譬如公务机关、军队、驻外机构之间的信函。

    邮政专营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实行的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有天生的合理性。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网络通讯的发达，专营不再具有必然性，各国专营的范围也逐渐减小，德国、荷兰、瑞典、芬兰等国早已解除专营限制。拿美国来说，美国最初是没有专营体制的，那个时候邮递市场生机蓬勃，而美国设立专营邮局后，几乎是年年亏损，同时它也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除了普通信件外，很多服务都不能提供，譬如1907年UPS在西雅图成立时的招牌业务——“包裹递送”，而在里根时代，美国的私人包裹和快递业务就已经向民企全面放开。与此同时，近年来美国国营邮政的经营范围也越来越小，几乎被严格限制在提供普遍服务上，商业服务基本被四大公司瓜分。【专题链接】

网易后评论专题

    教师个人道德是自我追求的一种道德，是私人的，它可以有境界高下。与此相对的是教师的职业道德，它是由一系列法规或行业规范等因素来认定的，如教育部在去年“范跑跑事件”后增加的一条“老师必须保护未成年学生”，当然这也备受争议。对学生的教育来说，老师的职业道德更有密切的相关性，因此它必须被遵守和规范。而对于老师的私人道德，只有在其直接涉及到学生的道德成长时，我们才能对其进行硬性约束。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作为一个有私心的人，老师可以不助人为乐，但是我们不提倡将这种纯粹属于私人领域的道德观，有意无意地施加于学生。同理，即使是一个私人道德并不怎么样的老师，他完全有可能符合职业道德的标准。

    然而，我们往往将老师的私德和公德混为一谈，要求老师不但要有职业道德，还要有极其高尚的个人道德，一定要“德艺双馨”，这种社会舆论的高标准只能使得老师不堪重负。一般来说，职业道德的要求往往只是底线性的要求，因此它容易被执行。相反，将高标准的对个人私德的要求等同于职业道德，道德卫士们固然拍手称快，但在实践层面根本无法操作。【专题链接】

网易后评论专题

    建国后30年，中国人“世界观”区别于其它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国际主义”。表现为流行于当时的口号，如“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的国人真诚地相信，中国的道路能拯救这些人民。细心的人会发现，在这30年的时间里，人们的口号或文章里极少出现“民族利益”这样的词语，而“民族利益”恰恰是今天的人们谈论国际问题的出发点。其实这并不奇怪，马列主义的一个核心思想即工人无祖国，各国无产阶级利益完全一致而没有利害冲突，因此，讨论“民族主义”是不合适的，当年南斯拉夫被共产党情报局开除，其罪状就是奉行“民族主义”，刘少奇在1948年还专门就此写文章，论证民族主义是反动的。应该说，“国际主义”是60年来中国人看待世界的一个特殊角度，它是阶级斗争思想的产物，也随着中共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结束。【专题链接】

    两年前，贵州省荔波县成功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但最近，有媒体曝出该县因申遗而欠下2亿多元的债务，而据官方资料显示，荔波县每年一般预算可用财力仅仅为2.89亿元。显然，不惜血本的荔波看中的是后续旅游开发带来的经济利益。类似这样热衷于申遗的地方政府并不少见，据统计，我国目前共有200多个项目有申遗意向，这与西方国家近年来对申遗的渐趋淡然形成鲜明对比。

原因一：“世遗会”开始对申遗进行限制

    与中国一样，国外也曾有过申遗热。自1976年世界遗产协会建立《世界遗产目录》后，各国“申遗热”开始出现，截至2008年，一共有145个国家的878个项目入围。但从2000年开始，这股申遗热开始退潮，譬如，美国就将遗产保护的重点转移到国内遗产名录上，从1995年开始，就不再积极申报，也几乎没有项目入围世界遗产。

    造成各国转向的原因之一，是世界遗产大会于2000年通过的《凯恩斯协议》，这项协议在2004年经过修改后规定：每年每个国家只能申报2个项目，且其中一个必须是自然遗产，而世遗会每年只受理45个申报项目。《凯恩斯协议》的出台，一方面是为了改变遗产地域分布不均衡、文化遗产多于自然遗产的现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对“申遗热”降温，保证质量而非数量。

原因二：商业开发被限制，政府财政被监督

    进入世界遗产目录并不意味着财源滚滚来。世界遗产目录设立的初衷，是保护那些具有人类普遍性价值的自然、文化遗产，因此它在本质上是反对商业开发的。但申请、维护一个世界遗产的成本极其高昂，各国除了能从世界自然遗产基金会等机构获得一些补助，其它资金需自筹。于是很多国家都会对世界遗产进行商业开发，但开发一旦过度，便会遭到世遗会的警告，甚至有除名的危险。2007年，张家界武陵源就因景区内的商业设施而遭到世遗会尖锐批评，险些红牌出局。

    但是，如果一国政府严格遵守保护原则而拒绝商业，就不得不加大财政补助或提高门票价格，但这往往又行不通，比如在美国，财政支出要按照预算严格执行，就连门票涨价，也只能在申请通过后的第二年实施，不像在我国，价格一“听”就涨了。且国会还立法将国家公园门票限制在20美元以内，涨也涨不了多少。英国甚至于2008年宣布不再申遗，因为它们发现每年世界遗产景点所带来的收入，远不及维护成本。申不申遗，很多时候也是一笔经济账，而不是全凭一腔热情。

原因三：申遗不是保护遗产的唯一途径

    有人可能质疑英国人的做法不道德，为了节省财政开支而退出申遗，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申遗只是遗产保护的手段之一，而不是最终目的，世界遗产目录建立的最重要功能，是规定当某项世界遗产因自然、战争等因素濒临灭绝时，世界人民有义务对其进行援助，我国丽江就曾因此受益。然而，濒危遗产往往只是特例，很多没有进入世界遗产目录的一般性项目，同样需要保护。1916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国家公园管理组织法》，之后相关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并实现了管理和经营上的分离，国家公园的管理由国家公园管理局直接行使，其日常开支由联邦政府专门拨款解决，而景区内的餐饮设施，统统向社会公开招标，其营收与政府部门脱钩，政府只负责管理。甚至在二战的特殊情况下，国家公园管理局还抵制了军事制造业、水电业租用公园土地的要求。而这一切，统统都发生世界遗产目录建立的数十年前。

    （原刊网易后评论，http://news.163.com/special/00012Q9L/shijieyichan090903.html）

网易后评论专题

    常识告诉我们，在没有灾害、战乱或政治原因的情况下，人类选择背景离乡，无非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但在建国后的前30年，中国人的迁徙却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数次人口大规模迁徙运动，都是计划经济产物或是政治原因。直到改革开放后，迁徙终于回归了它的本意，在市场经济下，人们本着自利的原则，更加理性地选择自己的“下一个故乡”，这种进步无疑是极其深刻的。网易后评论专题，欢迎围观，【点击此处】

    许宗衡落马后，有深圳官员出面向媒体表态：深圳的“行政三分制改革”不会因此终结。其实，不管官员出不出来表态，改革已经终结了。

    深圳最初之所以能获得改革破冰权，真实原因，除了毗邻香港，更重要的是在这块中国传统政治地图上的化外之地，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阻碍是最少的。既然不损害官僚利益，那自然可以放手改革，官僚阶层也乐见其成。这种逻辑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改革之初，农村一直领先于城市，因为农村的改革，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发展乡镇企业等，都无碍于官僚阶层之利益，农村官员是中国政治体系中最基层的官员，也是官员中最无话语权的官员。

    在官僚阶层无利可图的地方，改革路径很容易是“让权于社会”；而在官僚阶层有利可图的城市，改革的路径便成了“让权于官僚”，80年代国企改革的“放权让利”，便是后一种逻辑，这也是当年乡镇企业迅猛扩张的真实原因之一。深圳改革的最初，建立起了“大社会、小政府”模式，但到了90年代，政府规模越来越大，五套班子齐全，全国人大虽然授予了深圳市立法权，但这一立法权却基本上掌控在了行政主管部门手中。这种变化充分说明：一、深圳已经变成一个官僚阶层有利可图的地方；二、深圳无法在这个以官僚利益最大化为己任的国家制度中独善其身。

    顺着这个逻辑思考，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极其悲观的结论：中国所有不触动官僚阶层利益的改革，都已经进行过了，并且这种改革的果实，已迅速被官僚阶层瓜分，接下来的改革，便是巩固官僚既得利益的改革。

    这些年，深圳要再次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发端地的呼声时常响起，但这仅仅是美好的一厢情愿。如今的深圳，早已不是当年的政治化外之地，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的第四位，财政收入超过五百亿。在这种情形下，作为中国改革政策唯一“话事人”的官僚利益集团，必然不会选择有损于自己利益的方式。深圳或许可以借鉴香港的公务员管理模式、社会治理模式等技术层面的东西。但其政治体制不可能有根本性改变，只可能进一步固化。

    舒适、安逸、节奏缓慢、宜居、美丽的姑娘。是很多人对成都的印象。今天，我要纠正它。

    因为就在这个闷热的上午，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在完全缺乏程序正义的情况下，我们被审。

    今天，有人从各地赶来，目的各不相同——有人为了亲眼看看事情是不是像说的那样可怕，有人为了不使自己忘记过去，也有人想通过访问受难者受折磨的场所，来向他们致敬。

    当然，今天还有另一批人赶来。

    事实证明，为了维护短暂的利益，他们不惜付出一切成本。

    我们必须要让人知道，这里也和所有中国的城市一样，毫无边界，我们一切因制度而遭受的磨难，在这里，变本加厉的存在。它并不美好，它使用的是最见不得阳光的手段，还被贯上一个令人充满遐想的称号。

    讽刺的是，它是我生活了五年的地方，我一直因为离开它，感到孤独和沮丧。

    在成都，今天没有新鲜的东西可供报道。这里阳光明媚，绿树成阴，在人民公园保路英雄纪念碑附近，孩子们在追逐游戏。

    克朗凯特的死让我想起罗京。官方对罗京之死的评价是：他的优秀就是体现在无比忠诚党的新闻事业，他的优秀就是忠诚。

    对比两者就能发现，实际上，罗京算不上新闻主持人，主持人意味着是有自己的见解和思想的，罗京充其量只能算是播音员。因为它只是将别人拟定好了的文字，通过声音传播出来，连语气和表情都毫无偏差，说不好听点是传声筒。而克朗凯特与罗京的角色不同，克朗凯特做过20多年的记者，采访过纽伦堡大审、越战、驻过苏联。同时制作过60多部纪录片，这些经历，为他积累了足够的见解、知识、思想。这是与罗京同样背景的中国主持人完全不具备的。

    网易评论引用过《60分钟》节目主持人莫利·塞弗的一句话，“一个新闻节目的主播应该是一个最聪明的记者。而中国新闻主播的门槛要低很多，绝大多数没做过记者，没有亲临现场就在演播室对事件评头论足。”一语中的。

    中国也有很多有实战经验的主持人，但可惜的是，他们不可能在现有体制下生存，也无处发挥。在新闻约等于宣传的国家电视机构里，是不允许有其它见解的。这造成一个现象，那就是普遍选择长得好看的主持人，这很好理解，假如你是电视台领导，需要一台念稿机，你当然会选一个长得好看些的念稿机。更重要的是，中国电视机构的事业单位属性，决定其市场竞争的不充分性，不少主持人都是暗箱操作和睡出来的，没有竞争，自然出不了优秀的人才。

    在这一点上，台湾要比大陆做得更好，但与美国相比，仍然有很多差距。我认为，在中国的新闻体制导向没有发生重大改变之前，谈论新闻主持人谁很优秀都是一件扯蛋的事情。克朗凯特死了，美国还会诞生新的优秀主持人，这些家伙今天可能正供职于《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CNN；同理，罗京死了，中国也依然会诞生很多新的优秀的朗读机，这些同学目前可能就读于某大学，学习着扯蛋的新闻理论，反复练习着刻板的播音纪律，但对公共事务、国际问题一无所知，最后就只好在电视里问出“你感到高兴吗？”类似的傻逼问题。

    再见，乌托邦——纪念《一九八四》出版六十周年。这个专题，算是我前一阶段思想的一个总结，也是完全凭个人喜好、口味做的一个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我能感受到繁重的网媒工作，带来的那一丁点儿的乐趣和自豪感，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自我调剂。近期由于临近党国六十周年，风气颇紧，专题不可能再有推荐位，而我希望它尽可能得到推广，里面有些文章是很值得一读的。

    http://book.ifeng.com/special/yijiubasi60/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死皮赖脸地混进去拍下这张照片后，天真地试图再采访唐爷爷，然后他那位英俊高大的警卫说：“你哪家媒体的？”我说“xx网”。他笑了笑，很鄙视地说：“哦，这样啊，我们不负责回答你的问题。”

    我当时心里头油然想起江爷爷的一句话：“我什么大场面没见过？美国那个华莱士知道吗？我跟他谈笑风生。”

    顺着这个逻辑，这些人进而认为：我们不应把矛头指向一个初出社会的年轻人，我们应该宽容他，与其指责他，不如指责体制，指责央视。

    这种看似很理性、很“人性关怀”的思想，其实是对作恶者（不管是人，还是体制）最大的纵容。

    首先，如果我们都抱着这样的思想，就不会有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所顾及，以后当每个人在面临体制与人性的矛盾选择时，每个人都会选择做出伤害社会的行为，因为没有人会谴责他，他不会有心理压力，因为他知道大家都有共识，“这就是体制问题，与个人无关。”他会心安理得地继续说谎话、做坏事儿。相反，如果我们保持这样的舆论谴责，就会使得每个人更加对自己的言行抱有敬畏，这个社会的进步就要多一些。

    其次，从技术上来说，我们去谴责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体制，除了加深我们对这个体制的愤怒感，对于改变这个体制几乎是没多大意义的。体制本身不会做出改变，只有人才能改变体制。所以必须问责到人。

    我们不要太好心肠地替高也担忧了，他不是小孩子，他是成年人，就必须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更何况，他是在央视上面对公众说话，难道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公共责任？再说了，看到毛片心神不宁很长一段时间，你如何面对自己的女友？能勃乎？我倒觉得对于成年人来说，看点这些东西有助于提高性爱技巧，促进感情，对女友倒是好事。

    更奇怪的是，既然是宣传色情对青少年的恶劣影响，那麻烦找个未成年的出来，像高也这样“现身说谎”，完全没有说服力，谁会相信一个成年人会看了毛片心神不宁？现在有多少80后男生没看过毛片？但如果是弄个13、4岁的少年，效果就不一样了，社会也会对国家的整治行动抱有更多认可感。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焦点访谈》节目的编导人员，是不称职的，他们也像很多公司人浮于事的官僚作风一样，不假思索地随随便便找了一个人来，结果把戏给演砸了。

    据媒体报道，5月31日，因提供晚期堕胎而颇具争议性的美国医生乔治·蒂勒在堪萨斯威奇塔遭人枪杀。奥巴马表示震惊。 
    蒂勒医生是一名争议性人物，他的诊所门前经常有反堕胎组织举办大规模抗议活动，1985年诊所曾经被炸，本月早些时候被人严重破坏。据猜测，蒂勒之死可能与这些争议有关。 
    实际上，关于堕胎问题的争议在美国历史上就一直没有停息过，堕胎是不道德的谋杀？还是对妇女自由选择权的尊重？这个问题永远也没有答案。 
    在历史，蒂勒医生并不是唯一一个因此而受害的医生，恐怕也不是最后一个。

    奥巴马总统上任已经一个多月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自然是他能否拯救美国经济。于是，有另一件也很重要的新闻被忽略了。1月23日，奥巴马签署了一项命令，允许美国政府资助那些推动堕胎的国外机构，推翻了前任布什的禁令。

    消息一出，立刻引来保守势力的指责，基督教组织“关注家庭”便认为，奥巴马的做法，是用美国纳税人的钱，资助海外的那些堕胎行为，他违背了美国人的价值观。罗马天主教也表示了强烈的谴责。梵蒂冈生命科学院的里诺·菲斯凯说：“一些人傲慢自大，一旦掌权便以为可以决定他人的生死。”但在另一些美国人看来，妇女的自由选择权，当然要大于胎儿的生命权，禁止堕胎，剥夺了妇女的权利。更重要的是，美国宪法所要保护的公民，并不包括未出生的婴儿。于是，一场口水战开始了。

    这是美国人永恒的话题，一般而言，民主党和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认同堕胎行为的合理性；而共和党和保守主义者则认为，堕胎行为无异于谋杀，是不道德的。来自南方保守势力大本营的布什在任内推动了禁止晚期堕胎的立法，但民主党人奥巴马一上台，就开始清算布什的政策。在历史中，关于堕胎问题的政策也同样经历了这样的此消彼长。

    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堕胎只是一个道德问题。当时的13个殖民地普遍采用英国的习惯法，允许胎动（即怀孕18周）之前的堕胎，只是禁止胎动后的堕胎。19世纪前期，胎动前的堕胎在各州依然是被允许的，立法机关的理由，是为了保护妇女的身心健康。

    1803年，英国通过了《艾伦伯勒法》，开始对堕胎实施更多限制，受此影响，各州亦纷纷效仿，到了1849年，有20个州将胎动前的堕胎定位轻罪，将胎动后的堕胎，定为二级谋杀。当时，只有一种堕胎行为是被允许的，即为挽救孕妇生命的治疗性堕胎。1859年，美国医学会年会通过决议，敦促各州立法限制堕胎，到了1910年，除了肯塔基州以外，美国所有的州都对堕胎进行了限制。同时，即使是在符合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下，堕胎权也是掌握在医院的审查委员会中。由医生，而不是当事者说了算。

    各州纷纷推出禁令，除了美国保守的社会风气影响以外，医疗条件有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堕胎手术难以保证孕妇的生命安全。

    然而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情况又变了。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运动、新左派运动、反传统文化运动等一系列风起云涌的社会事件，标致着美国社会开始左转，自由主义占据了上风。通俗地说，人们更加看中现实中的人的权益，而不是传统基督教信仰中的条条框框，人人皆平等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女权主义者便认为，如果一个妇女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能控制，遑论获得其它的自由，更不可能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

同时，60年代发生的两件事，使得人们更加倾向于将堕胎合法化。

    1962年，一个叫谢里·芬克拜的妇女，发现自己怀孕已有两月了，但她曾不慎服用过会导致胎儿畸形的镇静药，于是她寻求堕胎，并取得了医院审查委员会的同意。然而消息公布后，州检察官扬言要将她逮捕，于是医生不得不放弃了手术。谢里·芬克拜不得不专程前往瑞典做手术。此一事件将堕胎问题的辩论推进到一个新的层面：如果剥夺胎儿的生存权利是不道德的，那么我们应不应该为了坚守这种道德意识，而将明明有问题的胎儿也生下来？

    另一件事则是，1966年旧金山流行麻疹，很多人被感染。这种麻疹的并发症有可能导致孕妇死亡以及胎儿的先天性畸形。于是当地的21名医生不顾禁令，为感染麻疹的孕妇做了堕胎手术，结果遭到逮捕。此事经新闻报道后，引发了更多人对禁止堕胎的不满。

终于，在1973年1月22日联邦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案”的判决中，将堕胎被合法化。这一判决影响之大，甚至被一些美国人称为“第二次内战”，直到今天，每当共和民主两党辩论时，仍时不时拿这个判决说事儿。

    1969年，21岁的麦科威发现自己怀孕了，刚刚经历离婚，又失去工作的她决定堕胎，但她所在的德克萨斯州法律却规定，除非孕妇有生命危险，否则堕胎是非法的。她找不到医生做手术。最后在两名女权主义者的鼓舞下，她决定起诉。她们认为，妇女在堕胎问题上拥有隐私权，这亦是公民的一种保留权利。因为联邦宪法第9条修正案的规定，“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忽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而禁止堕胎，显然违宪。最终，联邦最高法院认可了麦科威和她律师的解释。

    大法官哈里·布莱克认为，美国宪法中“公民”这个词的用法，并不包含胎儿。他还说：“在美国历史上，认定堕胎为犯罪的法律近年来才出现，在殖民地时代堕胎是合法之举。然而，到了19世纪，禁止堕胎的法律开始流行，它们的目的是保护妇女，以免她们的健康受到损害。因为在现代医学中堕胎更加安全，所以那种反堕胎的理由也就不复存在了。”

    不过，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有一个“折中”规定：在孕期的前三个月中，堕胎的决定权由母亲和她的医生保留；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孕期里，州可以“用与母亲的健康合理相关的方式约束堕胎程序”；在孕期的最后三个月中，州可以约束甚至禁止堕胎，除非母亲的生命或健康受到威胁。

    虽然有所限制，但这个规定比殖民时代以及美国独立早期的规定，还要更自由。

    风水轮流转，就正如奥巴马一上台就否认掉布什的禁止资助堕胎法令一样，那些自由主义者并没有高兴多久。随着堕胎合法化，美国妇女堕胎的现象越来越频繁。据统计，“1973年以来美国每年有近1500万人堕胎，其中有100万人年龄在15-19岁之间，还有3万人甚至不到15岁。”这些现象又使得骨子里就十分传统保守美国人强烈不安，随着保守主义思想的重新崛起，里根、老布什、小布什等一批共和党人上台执政，反堕胎运动又再次兴起。美国国会在1996和1997年连续两次通过了禁止堕胎法案，然而都被民主党人总统克林顿否决。2003年，美国国会中的保守势力卷土重来，于10月21日以64票对34票通过了禁止后期堕胎的法案。该法案规定：由于在孕妇妊娠的中三个月和后三个月，胎儿已经成型，因此禁止在这个阶段实施堕胎。布什总统立即对该法案的通过表示了欢迎，称这个法案“结束了恶行，重塑了美国的生活文化”。随后他签署了这一法案。当然，民主党人照例反驳，他们称布什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使安全的医疗程序成为犯罪行为的总统”。在他们看来，只要胎儿没生下来，就不能作为宪法意义上的公民来保护。

    共和民主两党的自说自话我们早已看腻，不再新鲜。有意思的是1973年赢了官司的麦科威。当年她赢了诉讼，不过却生下了孩子。最初几年，她是全美知名的女权斗士，进入了堕胎诊所工作，然而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她渐渐发现了堕胎对于婴儿的不人道。在一个基督教牧师的影响下，她的思想渐趋保守，1995年，她受洗成为基督徒，正式背叛了自己当年的阵营，成为了“反堕胎斗士”。还出了一本书，讲述这些年的心路历程。这一有趣的转变显示出堕胎问题在美国的复杂性。

    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竞选者罗恩·保罗在被问及对堕胎问题看法时，坚定地认为1973年的判决是错误的。他说：“那些无辜的、未出生胎儿的权利，是美国自由理想价值的核心。”麦科威对此评论道：“我支持他竞选总统，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 有一天能彻底颠覆“罗诉韦德案”。（凤凰历史专稿，请勿转载）

    上周五的事儿了。

    晚上8点左右，和同事吃完饭，我在公司楼下等公车回家。喝了些酒，不算多，我慵懒靠在公交站的护栏上，空气干燥，略有凉风。

    然后，62路来了，我上了车。没座位，只能勉强拉着扶手，都这时候了北京的公车还很挤。我累得快散架了，但又未找到住处，只能暂居朋友那里。

    然后我开始怀疑人生。

    后来发生的事是，车坐了几站后，我发现不是那些熟悉的站名，我问售票的大妈：“这车到马甸桥吗？”然后大妈以一口浓厚的北京腔告诉我：“小伙子儿，您坐错了，下车换361吧。”

    “原来我在北京啊。”我恍然知晓，犹如梦境。

    在公司楼下等车时，我看到62路就上去了，那是我在成都常坐的一班车，之所以印象如此之深，是因为在离开成都前的最后一个傍晚里，我是坐的这路车，还刷的朋友的卡，从川大到八宝街，去和另外一群朋友玩。就在几天前，我的生活还是如此的惬意、自由。

    这北京的62路，要是能直接开回川大就好了。无论站多久，我都愿意忍受。那里有红瓦寺、九眼桥、科华北路，还有我的好朋友。

在韩家坝小学的师生中，王丽的心愿是最特别的，她的很多同学都希望拥有一辆自行车，但王丽的心愿却是“希望灾区的朋友个个都很快乐”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心愿呢？”面对我们的采访，这个来自偏僻山区的小女孩显得十分害羞，想了半天，她才支支吾吾地告诉我们：“因为看到电视里，灾区的朋友和小孩子都失去了亲人，很难过，所以希望他们能快乐。

王丹的心愿也很特别，她希望能报答那些曾经帮助过她的人们，而我们的提问，自然是“你想怎么报答那些叔叔阿姨”。按照惯例，孩子们的回答一定是“我要好好学习”之类，王丹想了半天，最后却摇摇头说：“我不知道。

山区里的孩子往往不像县城学校里的孩子那样善于表达。我们在交通相对便利的桑枣中学时发现，无论是合影、还是接受采访，同学们都“驾轻就熟”，而在韩家坝、营盘这样极为偏僻的地方，孩子们一看到照相机就紧张地说不出话来。

除了害羞，这些地区的孩子说话更质朴，王丹甚至直接告诉我们：“我自己现在不需要帮助了。”这话让我们吃惊不已。

这些连一块钱的圆珠笔都舍不得买的孩子，真的不需要帮助了吗？韩家坝小学位于大山深处，5·12时几乎所有房屋都被摧毁，而灾后重建也相对缓慢。据老师介绍，王丹和王丽的家境十分困难，家人多外出打零工维持生计，房子垮了，也没住上板房，只能住在帐篷里，生活不便，王丽每天还要走3个小时上学下学。

实际上，最需要帮助的就是他们，但他们却什么都不要。

在韩家坝小学支教了近一年的爱心蚂蚁成员陈词告诉我：“根据我的了解，其实王丹并不是不需要帮助，小孩的心里有一种觉悟，靠自己能力也能好好生活。更重要的，他们怕不知道怎么报答帮助过他们的人，面对突然出现的礼物，他们会不好意思。”

陈辞还告诉我：“王丽和王丹是特别懂事和成熟、并懂得关爱他人的学生。”她们在学校里算是大姐姐了，同学之间有什么问题，会召集大家一起解决，她们还会帮助老师做饭，当她们发现老师的心情不好，还会写信给老师，“老师为什么不上我们的课了？是不是因为不开心？请老师一定要开心。”

陈词的解释或许可以帮我们理解王丹的那句“不需要被帮助”，这两个小孩总是为别人着想，她们总觉得：别人给予了什么，就要用更好的东西予以回报，就像她们对待那些到这里支教的老师一样，可惜除了感谢，她们什么也不能做。

我知道，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仍然是：好好学习，将来报答社会。

可是我更想说的是：课外书、圆珠笔、可口的饭菜、方便的上学环境，这些东西难道不是她们本来所应该拥有的吗？我们所做的，只是把本来应该属于她们的东西，给予他们。

当面对在如此艰苦环境下生存而又无怨无悔的孩子时，那一句“你要报答社会”，我实在说不出口。

    切尔西又一次悲壮地倒下了，这一次，他们败给了裁判，更确切地说，他们被普拉蒂尼陷害了。比赛结束后，我的心情难以平静，我觉得，我前所未有的爱上了切尔西。

    其实在中场休息时，我还给朋友发了个短信，我不喜欢切尔西这样有点无赖的打法，但不可否认他们确实很有效率，这也是足球的一种。面对梅西、伊涅斯塔、哈维等人几乎变态的控球，任何一个球队可能都得收缩防守，尽量把这些妖人的活动空间减到最少，否则结果就和皇家马德里一样。

    然而裁判对巴萨的明显照顾，毁掉了这场比赛。普拉蒂尼治下的欧足联，倡导所谓的均势平衡，他们不希望英超做大，用尽手法围堵英超联赛，更不希望连续两届欧冠决赛，都是曼联对切尔西。此外，普拉蒂尼还是个十足的小人，他球员时期是名技术性球员，自己也在公开场合直言不讳地表示对艺术足球的推崇，对力量型足球的鄙夷。于是，他和他手下的裁判，牺牲公平和正义，以整个欧冠联赛形象为代价，把巴萨护送到了罗马。

    还有比这更操蛋的事儿吗？作为球迷，不管是喜欢西甲还是英超，不管喜欢那种风格，不管你是否曾经鄙夷过暴发户切尔西，但在今天的比赛后，你是否感觉到自己所热爱的足球运动，遭受到了侮辱和践踏？我为切尔西伤心，更为这项运动感到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