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人才导向

两会代表、委员献计建言——
营造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氛围
□谈燕  陆一波  栾吟之  王海燕

    “人才是第一资源。”此次《政府工作报告》突出强调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取得的成效，令很多代表委员倍感振奋：改革开放需要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也必须依靠人才，要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政策措施，营造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的良好氛围。
                              要更加重视人才产出
    【讲述】张景安委员：我国拥有科技人力资源总量3500万人，高校学生2500万人，总量均位居世界第一；全时研发人员140万人，位居世界第二。但在人才质量上，我们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缺乏世界一流的科学大师和领军人物。科技部战略研究院报告显示，在进行比较的61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科技人才资源竞争力位居第35位。
    【观点】“中国巨大的市场优势和人才优势是创新的沃土和动力，把我国人力资源优势转变为创新和竞争的优势，这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张景安委员认为，在科技工作的各个环节，要把培养、集聚和用好人才作为第一要务，在科技资源配置中，要改变见物不见人的落后观念，把针对人的投入作为第一重点，在科技产出中，既要重视技术成果等直接产出，更要重视人才的产出、长远创新能力的积累。
    “1993年我开始带博士生。10多年来，眼看着一茬茬优秀研究生走了：要么急着工作，要么出国留学。国内研究生的助研费算起来，也就1000元。而国外的研究环境和待遇要比国内高得多。” 邢定钰委员表示，由于科研经费使用卡得比较紧，只有不超过15％部分能用于人员费，他建议扩大科研经费中人员费的比例，作为专项培养经费。
    人才只有在磨砺中才能脱颖而出。黄强委员认为，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一方面要避免拔苗助长行为，另一方面也要多交任务，多压担子，让他们在工作中成长、成才。郭广银代表建议，完善有利于发挥科技人才创新活力的科研体制，以重大科技任务培养和凝聚人才；健全科技创新人才培育体系，充分发挥大学在人才培养中的基础作用，推动实力雄厚的研究机构与著名大学合作培养高级科技人才，提高创新人才的培养质量。
                           营造氛围让人才“如鱼得水”
    【讲述】张红力委员：目前，很多跨国公司亚太地区收入的一半以上来自中国，但多将亚太区总部设在香港、新加坡，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内地对高端人才设定的个税税率过高。如果一个年薪50万元的中层管理人员在香港工作，其边际税率为7％，应纳税额为25000元；若在内地工作，边际税率高达25％，纳税额接近10万元。两地近在咫尺，纳税额相差3倍多，这非常不利于留住高级管理人才。
    【观点】要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就要为人才提供一个适宜工作、生活的良好环境。一些代表委员呼吁，要关注人才生活成本，营造让人才“如鱼得水”的氛围。
    万钢委员提到，近年来，海外留学人员回归势头增强。要让人才“扎下根来”，就必须切实解决海外人才回国后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可把绿卡制度作为吸引海外优秀人才的重要政策工具，使其享受有关国民待遇；对未入外籍或取得绿卡的回国人才，要妥善解决其家人和子女的医保和社保。解决困扰归国人员的子女上学问题，对归国人员子女上中小学的，至少提供一次享受国民待遇的择校机会。对归国人员子女上大学的，要给予参加高考的同等权利，允许其优先纳入高校自主招生的范畴。
    要适当降低人才的准入门槛，戎光道代表认为，针对各类不同人才，应提供对应的政策和服务。张红力委员建议，对于那些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有重要影响和贡献的对象，可以考虑提供个税优惠，并出台一个优惠对象的审查标准。还可以设定一个税收过渡期。比如，可以考虑设定一个5年左右的过渡期，在此期间内相关人员可以享受诸如个税税率减半的税收优惠；5年过渡期满后实现当地化，即给予相关人员与中国公民等同的国民待遇。 
                             人才不是“评”出来的
    【讲述】张兆安、吕亚臣代表：现在我国以论文数尤其是SCI(科学引文索引)录用论文数作为衡量学术工作的最主要指标，很多单位都把这一指标的高低和待遇、奖励、经费分配、职称评定挂钩。脱离实践做论文，盲目追求论文数量，忽视研究成果的真正价值，导致我国每年专利申请数量巨大，但真正能够转化为产品的却是少之又少。
    【观点】长期以来，我国人才评价体系中存在着过分追求论文数量而忽视人才的实际能力和贡献、“一刀切”地使用外语否决权、单纯用文凭、学历论水平高低等人才评价弊端。不少代表、委员指出，不合理的评价方式影响正常的研究、工作，导致弄虚作假之风盛行、学术腐败难止。
    人才是“干”出来的，不是“评”出来的。舒兴田委员认为，对于基础性研究，要看人才是不是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是不是发现新的真理或新的规律。对于应用性方面人才的评价，要看他研究成果的质量，技术创造的新方法、新成果在现实中有没有用；看在国际上的承认程度，看以后在技术进步上起什么作用。
    科学评价是为了更好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于做出成绩的人才，也要及时给予肯定。怎么肯定？田静委员建议国家取消国家奖励以外的各种政府奖励，鼓励学会、协会设立社会性冠名奖，对奖励体系逐步走向“学术成就由同行认可，应用性成果由市场认可”，这样也有助于割断“成果鉴定—成果评奖—职称评审”的利益链。杜卫委员强调，奖励固然是一种激励，但同时还要考虑建立评奖追究制度，比方说，某位专家参与的工程获了奖，以后工程出了事故，就要追究他的责任。

栏目/人才导向

两会代表、委员：
鼓励更多人才投身到西部大开发事业中
□郑  杨  鲍晓倩

○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秦绍德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塔里木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李新民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邱立成

    今年两会，有关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话题，引起了热烈讨论。代表委员们指出，应鼓励更多的人才投身到西部大开发的事业中去。

西部：需要这样的人才
　　记者：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是东西部地区面临的共同课题，对人力资源相对匮乏的西部来说，需求尤为迫切。我们想知道，西部地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李新明：西部地区近年来在人才培养上步子很大，但真正的拔尖人才、领军人物还是很少。拿我们新疆来说，现在特别需要适应新型工业化方面的人才。比如农业是我们传统的优势产业，但不走深加工的道路，附加值就很低，所以就需要加工类的人才。此外，对石油化工、信息科学、环境保护类人才的需求也很迫切。
　　秦绍德：西部的发展需要明确定位，不能走与东部趋同的道路，而应该根据自身的地理位置、优势资源来确定发展方向。人才培养上也应如此。西部各省区市有不同的情况，要结合自身的优势和需要去培养人才。
    邱立成：不同高校要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以应对市场的需求。对西部地区来说，我觉得还是应该面向生产，面向科研、管理、服务第一线去培养人才，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同时通过政策倾斜、给予优惠条件等措施，鼓励、引导大学生到不发达地区就业、发展。

                            合作：其实可以共赢
　　记者：国家一直从政策上鼓励东西部人才交流、东部支援西部，目前成效如何？
　　秦绍德：国家建立了东部高校支援西部的机制，上海的同济医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都确定了对口支援的西部院校，从实践来看，效果是显著的。比如我们与云南大学的合作，派教授跟他们搞联合科研，建立起新的学科和博士点，培养了一批很好的人才。
　　李新明：伴随着西部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高校必须不断建立新学科，及时培养出相应的专业人才。学科组建核心的是教师队伍，完全靠自己培养，时间不等人，从东部引进是一条有效途径。比如新疆石河子大学制定了“绿洲学者计划”，希望吸引来荒漠化治理方面的专家；塔里木大学有“昆仑学者计划”，希望吸引生物资源环境、作物遗传育种等方面的专家。这些计划作用很大，优秀的学科领头人能帮我们把较弱的学科带起来，在申报国家重点项目上也能带来突破。
　　记者：对东部来讲，这种援助机制应该也不是单方面的。
　　秦绍德：合作带来的其实是共赢。比如复旦大学的生命科学比较强，而云南动植物物种丰富，每年都有研究生利用假期去做调查。科研需要合作，我们的老师、学生也都很乐意去西部搞研究。
　　李新明：我们也有这种感觉。拿南疆来说，我们有两大优势资源，一是环塔里木生物资源的多样性，塔里木盆地50多万平方公里，科研价值非常高，别处很难找到；二是文化资源的多样性，这里留有古丝绸之路的大片文明遗迹，吸引了很多专家学者。这些优势资源，靠我们自己开发不完，通过与中部、东部院校建立合作，将其转化为优质教育资源，双方各得其所。

                             探索：机制决定未来
　　记者：在人才培养和使用方面，东部西部之间应建立起一整套怎样的合作共赢的机制？

　　邱立成：过去我们支援西部，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但是现在这已不是问题，东部人才在那里待遇也很好。西部要吸引东部人才，关键还在于为他们提供发挥才能的舞台，让他们感到有劲头干事业。营造这种环境需要综合的措施。
　　李新明：我们也一直在思考为优秀人才建立平台的问题。现在已有一些很好的做法，比如东西部院校共建科研基地。东部专家在本校也要搞科研、带学生，让人“扎根”西部，一蹲好几年也不现实，但可以根据地方优势和需求合作建立基地，专家可以几个月一换，课题在延续，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才“留不住”的问题。来一个学术带头人，我们给配上一个团队，也大大带动了西部自身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同时，不局限于大学，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科研院所参与进来，帮助我们在产学研结合上见成效，实现成果转化，更好地为西部经济建设服务。总之，在对口支援模式上可以有很多创新。
　　秦绍德：复旦大学已经跟云南大学达成默契，支援不应是简单的资金、资源上的支援，而是帮助他们培养科研能力，培育内部生长因子。东部不少院校已经有了很好的支援西部的风气，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努力，东西部院校携起手来，共同推动我们的人才强国战略。
　　

栏目/人才评论   

    作为摄影家的李仁臣，用相机的镜头拍过很多美境。而作为大画家的范曾，却用他眼中的相机“拍”了李仁臣一下，都有哪些内容和美境？欲知者，请看—— 

天 地 大 美
□范 曾

    一个人能投身于使自己快意的事业，这绝对是一种幸福。而“快意”的事业包罗万象，它可能为人类做、为社会做、为家庭做、为个人做。而做这些事的时候，它们之间目标和手段的距离非止一端或则相去甚远。有的遥不可及，那是神圣的、壮丽的、理想的；有的近在身边，那是可触摸的、可鉴赏的、可游弋的。当然，“快意”有高低、雅俗之判，我们今天只谈那高雅的和神圣的，而且谈的是属于我的挚友李仁臣所独有的快意。

　　他从事了四十年的新闻工作，目不暇接的世界政治风云，使他知道一个共产党人信守的原则，那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人类美德；那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平理想；那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共处原则。总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李仁臣懂得比我清楚。清楚则清楚矣，有偶然的机会也会被我抓着他的小辫子，当然不是新闻的原则问题，编报纸事无巨细、身必躬亲的李仁臣竟有一次在他负责审定过的文章中出现了“一袖清风”一词，而且公开见报。这真是旷古未有的创造，几乎是罪不容赦。所幸表扬的一位老干部超不过局级，不会构成大的政治事件。从此“一袖清风”成了李仁臣的诨号，而且每人提起都会大乐不置，认定这是李仁臣虽严谨，亦难免纰漏的明证。一个人大半辈子兢兢业业，经不起这种调笑，而且其传播速度完全超过他作的一切善事，人们愿意并无恶意地津津乐道于此，而忘记他的丰功伟绩。宛如卓越的喜剧家王景愚，人们忘记了他演的《威尼斯商人》，《悭吝人》，只记着他的“吃鸡”。作为著名的报人，李仁臣很幸福，当然也容易在上述这些无足轻重的错误边缘徘徊，所以那时的幸福，显得紧张，而小辫子一旦抓在我手，则显得无奈。

　　在中国，年龄是一个不庸置疑的“坎”，当宣布李仁臣退休的时候，我相信他遗憾与欣慰参半。遗憾的是不免与所有同患难、共生死、并荣辱的上级部下分手，而且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那内心的深情和依恋，是难以言表的一种惋惜、一种哀伤。然而欣慰的是“当风何止披胸臆”的一袖，举起了他一辈子最心爱的相机，迎着拍面的清风羽化而登仙，这同样是使李仁臣快意的事，这种事接触的人少，省却了好多的啰嗦、商谈。因为李仁臣拍自然风光，自然最大的优点是无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通知李仁臣退休的当晚，他就买了机票去达里诺尔湖拍摄他心仪已久的天鹅之乡。李仁臣的太太，天真的何慧娴坐在独守的空床上想，退休了也不跟我竟夕长谈、感慨万千一番，而如此寡情薄义，竟自去了，唉！当然，知夫莫若妻，何慧娴知道李仁臣这一次的远行，所包含的所有大欢喜和大自在。想到此，她当然忘记了“不得到辽西”的怨诽。——正所谓“怨无大小，生于所爱”，从此后，何慧娴还会无以数计地享受着怀恋远方李仁臣的幸福。

　　李仁臣的勇气不免使怯懦者丧胆，从来没有去过内蒙古克什克腾草原达里诺尔湖，他竟孤踪独往。天下还有比他更大胆的，早有一个人在苇荡中挖一洞蹲于其中，同是天涯摄影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握手言欢之后，此人竟以艺术为重而不以独得之秘为念，请李仁臣同蹲洞中等候天鹅。几天过去，杳无音讯，只闻夜半远方的狼嚎。不知名的朋友冻得呲牙裂嘴，而以俊男闻名的李仁臣，也冻得如青面兽杨志。啊啊，一个多美的清晨，天半朱霞烘托着云中天鹅来了，要的就是这一瞬间！什么是摄影？摄影不是慢功出细活，他需要的是几百分之一秒，是佛家的刹那，无定法、非实相，是灵和智的不期而遇。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摄影家玩的就是谁也发现不了的偶然。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我们是一粒有灵、有慧、有智的尘沙，这尘沙不简单，它有时想包容六合、陶融天地，小尘沙中有大世界。雨果有言，比海洋辽阔的是苍天，比苍天辽阔的是心灵，摄影家是艺术家中最懂这个道理的人。相机无情人有情，相机在有情人手中是有生命的，在无情人手中它仅仅是一个硬家伙、铁疙瘩。

　　李仁臣是有情的，我也有情，但我怕累，他却绝对不怕累，他要拍的是大江流日夜，是长河落日圆，是雁门关上的长风，是鹳雀楼头的层云，他要飞向西藏的林海，要踏遍珠峰，追寻传说中的神女，他要凭吊江孜城抗击英兵的壮士，他濯缨纳木措湖，而濯足巴松措湖，昔日案牍之劳心而一变为今日美景之劳形，何变化之巨而烈，何感受之同且异。在李仁臣的字典上，独立之意志与自由之心灵同在，社会的理想和个人的情愫归一。这是一种境界，一种人生难得的境界。这其中包含着宏观的判断与微观的选择，不要以为李仁臣前四十年的大事业，与今天的大艺术无关，那是形与质的无隙统一，不为违心之事，愿创时代之美，统领着李仁臣的人生道路。

　　李仁臣追求一种无穷极的美，他希图在这样的美中，得到人生的大感悟，从而寄托自己的大怀抱。我常常想，时间的一度性使我们懵懵然怅然若失，留下的是一种永恒的迷朦，这迷朦当然最好是“不立文字”让它永远只是一种心头的浮现，一种欣慰的怀念。但是仁臣不这样想，他知道当人类的悟性还达不到迦叶微笑的时候，释迦拈花是没有意义的。他要告诉世人一些什么，于是如何说，说些什么，如何在纷繁万象中澄怀静观，是仁臣所孜孜矻矻的不息追逐。他说，人们有时说不清心灵里储藏着什么，可是这种储藏总会有一天会在“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时发现，这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瞬间之美，然而说得轻便，这不是任何人都不费功夫可以获致的。前面说到仁臣不怕累，我甚至认为他够得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先说不怕苦，他的相机其大无朋，重甚，可十公斤，固有拍数百千米之长镜头之类者以壮其声势，非膂力过人而耐力不凡者何敢使用这重型武器。再说不怕死，有一次他于雪山拍摄景色，正艳羡赞叹间踩空，作螺旋式下滑滚动，壮则壮矣，命若悬丝，仁臣兄其知乎？当然知道，然而苦中之乐，正非庸凡辈可梦见。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有云：“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有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支撑着，这就是王安石所说的有“志”与“力”的具备者，然而倘然李仁臣“无物以相之”他也是无法去北极和南极的，首先得有大力神运输机之保险和供应、急备诸条件，这又是一般摄影师不可梦见的了。

　　于是，我们看到了红着鼻头在北极高歌，在南极挥手的伟大的李仁臣。作为好朋友称他伟大决没有阿谀、溢美的嫌疑。伟大是相对的，对于我是伟大的，也不太容易，因为我可能有志、力和“物以相之”，但此生无意去北极和南极者，王安石所深恶之“怠”耳，我有些惰怠，但聊以自慰的是似乎我曾写过一首诗送给征服南极的英雄，至今仍挂在那儿的冰窖里，当然赞叹的英雄包括李仁臣。

　　人类在十七世纪才知道地球是椭圆的，这其中牛顿功劳至钜，但他不能想像北极和南极是怎么回事。

　　我问李仁臣，什么叫北极，什么叫南极？仁臣沉思片刻，出人意外的告诉我，“没有北边叫北极，没有南边叫南极”，是啊，这是何等诗意的回答。方向，本是人类在地球的一隅之地，以辨别东西南北的标示，李仁臣为人谦和，他不会得意到不知南北，换了我就难保自己不知南北了。

　　二千三百年前，庄子称至人处于环中，那是没有东西南北的寰宇之中心，庄子以为那时人类的认识会达到一个圆融之境，超越无数的差别和对应，这只是远古大哲的梦境，在南极和北极我们或许会超越为数不多的差异性。

　　从此后，李仁臣和我有更多的葭莩相投的会面，在我宽敞的画室展现他千辛万苦拍来的得意之作，他的作品决不待别人夸奖，自信心使他忘记了一向谦逊的美德，其兴高采烈则呈现出真诚的另一面。我无疑的在旁添油加醋，将其得意推向猖狂。最后两人静思画题，这是我和仁臣极重视的一项工作，画龙点睛之笔往往在此，于是“壶口惊虹”、“太行一枝秋”、“正道沧桑”等等如珠妙语层出不穷，一杯清茶，推之敲之，不知东方之既白。

人才档案

    范曾，字十翼，别署抱冲斋主，1938年7月生，江苏南通人。1955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57年转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半年后转入中国画系，1962年毕业，分配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随沈从文编绘中国历代服饰资料，并临摹优秀绘画作品多件。1978年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1984年调天津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任系主任。曾捐款300多万元人民币建设该系。 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擅长中国人物画，兼长诗文、书法。《灵道歌啸图》等藏于日本冈山范曾美术馆，《八仙图》等藏于中国美术馆，《秋声赋》等藏于美国伯明翰博物馆。出版有《鲁迅小说插图集》、《范曾书画集》、《范曾画集》、《范曾吟草》、《范曾书画集》、《范曾怀抱》、《范曾自述》等。1979年他首访日本，被日本誉为“近代中国十大画家之一”。1982年获日中文化交流功劳纪念杯，1986年获日中艺术交流特别贡献金奖。 

    我曾多次看过李仁臣的摄影作品展与主题画册，每次都感受到一种美的震撼。然而，那不仅是美学意义上的感性之美，更是歌德尤为强调的“壮美”。歌德把优美感与壮美感从心理学角度区分开来：优美摄引人，而壮美感动人，后者超越了一切感性形式，大气磅礴，无涯无际，在灵性、情性与理想的天地中盘旋。
    仁臣的作品显然不乏优美。作为一名高妙的摄影家，他颇为擅长营造空间，胸中自有沟壑，深谙俯仰远近奇暗反正之法，对借景配景分景隔景之道也娴熟于心。我与仁臣每次相聚，不论何时何地以及因何缘由，他总会背着那套沉重的摄影“行头”；偶有发现，就从各个角度举起相机，耐心等待与敏锐捕捉。看他那副忙碌的情形，我会想到古人论画时所言：“山水之为物，禀造化之秀，阴阳晦冥，朝昏昼夜，随形改步”，仁臣也曾向我述说过在捉摸不定的景境中捕获一个意象的来之不易。不过，我意会到，优美是他追求的一个层次，却并不止于此。
    记得仁臣从北极归来举办大型画展时，我在一帧容易被忽略的小品面前驻步，画面中央是一座小岛浮冰，适逢天清气朗、海平如镜，清晰地映出小岛优雅的倒影，以致上下浑然形成对称的梭形，衬着纯净的蓝天碧水，无论怎么看都是一幅绝妙、简约、抽象的后现代主义佳作。然而，就如我看仁臣的其它作品的感受那样，对着画面凝视片刻以后，我的思绪就不由自主地向着无影无形的空间飘移。那是感性之外的境域，拍摄一幅画面的背后不为人知画面，往往比眼前画面更撼人心魄。先是联想到藏在取景框后面的眼睛，继而想到与冰雪风寒相搏的身躯，又想到因何引发一个人的凌云壮志而蹈入地球极地的险境？倘若换做了我又会如何选择和应对？于是，我顿悟歌德的美学宏论——优美赏心悦目，壮美冲撞心灵，令人冥思、激励、惊叹、慌恐，触动心灵的拷问，掀起内心的风暴！
    我与仁臣是20多年的老朋友，年龄相仿，作为同代人，彼此都不需要溢美之辞，历来坦言相向。不过，回眸初次见到的仁臣仍令我心仪。
    那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相交之时，一场社会浩劫刚刚过去，犹如春水冲破坚冰的瞬间。当时仁臣在《人民日报》任评论员，我在《光明日报》任记者，我们都在用不同的体裁呼唤着梦想。那时的仁臣风华正茂，令人惊异于世间竟有这般才貌双全的精彩人物！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的许多重头社论有不少出自他的手笔，洋洋洒洒，凝练持重。以他的学养和才干，不久升任报社的副总编辑。而我则去了南方，几经蜕变，最终仍归原于一个散淡文人。
    闲暇时回首北望，有许多弯腰驼背的老报人形象映在脑海。我深知在风云多变的中国媒体，仁臣是处于政治喉舌的舌尖部位。沉浸在字斟句酌的小方块中，年深日久，对他的灵性是否拘束？对他的才气是否消磨？
    当我们再次相会时，仁臣的气色仍好，他说：“我将要退休了。”此话令我意会到，漫漫人生不过是白驹过隙的刹那，包括我在内的又一代人已经迟暮了。而这时的社会全然变为另一种风气，道路上车尘滚滚，酒楼里杯觞交错，人们多为名缰利索而奔忙，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纸醉金迷的颤动。难道我们的时光将在这样的夕阳斜照中度过么？
    其实我更早就体味到年龄对心境的影响。年轻时争强好胜，总想去证明着什么。而当韶华消逝，能证明的业已证明，没证明的也无意再去证明。人既迟暮，何来颠峰呢？活动半径愈来愈小，就连年轻时梦中神往之地也视为畏途，并把这种局促当作命运来接受。而仁臣如何度过此后时光？我对这个问题饶有兴趣，一种镜象心理令我把他当作自我参照。
    接下来发生的事出乎我的意料，仁臣在年近花甲之际携带相机开始了一次又一次前所未有的壮行。先是到了南极大陆，不久又深入北极的冰雪世界，进而登临空气稀薄的世界屋脊。就在我的活动半径越来越小的时刻，他纵横驰骋的幅度却越来越大。常年加在一个老报人身上的拘谨持慎，其下隐藏的生命活力加倍释放出来。地球的三极已被他踏遍，有媒体称他“登峰造极”。
    当一部又一部厚重的画册送到我的手中时，我总觉得那些画面扑来一股风剑霜刀的寒气和临渊履薄的悸动。于是，我们之间又多了一些话题。而我问得最多的是乘军用大力神飞机颠簸数小时是何滋味？零下四十度严寒如何抵御？海拔五千米以上有什么高原反应？而仁臣对这些问题似乎并不经意，只是轻浅地应付几句，随之就滔滔大谈海的波澜，山的雄伟，极地之冰清玉洁，大自然造物之神奇莫名……我渐而感觉彼此的问答并不是一码事。谁说得更切近艺术呢？实则很难区隔。他的话仍然沉浸在艺术追求的亢奋中，而我关注的是由生命血液中流溢出来的华彩。
    也就在这时，我对仁臣又增加了一层了解，那是刮目相看的感知。就在更多的人感叹明镜白发之时，仁臣仍然像一个喜欢冒险的年轻人，有着年轻人的心理结构和多梦的魂魄。摄影原是一门多角度的艺术，社会的万千截面和自然界的山水花鸟皆可入镜。而仁臣追求的似乎是一派无比宽阔的广角，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和凌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那是盘旋于灵魂高处的视角，而且至今壮心不已。
    于是每当我看到仁臣的摄影作品集时，都会有这样一种心情——诚如美学家们所说：在壮美面前，唯有前恭而后倨。

栏目/人才档案

军旅报人刘书忱

    刘书忱，汉族，河北省乐亭县人。1941年12月25日生，中共党员。1962年大专毕业后入伍。历任战士、班长，宣传科报道员，团报道组组长，师、军区新闻干事，解放军报社政治工作宣传处编辑、编辑组副组长、组长，副主编、主编。1993年5月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从事军事新闻宣传40年，发表各类新闻作品200余篇，编发稿件4000多篇，参加过许多重大典型宣传，具体组织过1998年抗洪、庆祝建国50周年等重大宣传战役，撰写过一批重要文章、言论，发表过数十篇新闻业务研究文章。出版50多万字的《新闻耕耘录》一书，合作出版《社会生活的红绿灯》、《走向你心中的未来》等专著8部。入选《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名人”（1994年）栏目，多种人才、专家辞典有其事迹介绍，《中国当代思想宝库》有论文收入。199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现为总政老干部学院创作研究员。
 

栏目/人才档案

武林才俊侯克嵩

    侯克嵩，1975年6月出生，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武术专业。自幼随父亲韩荣春（安徽十佳拳师）习武，勤学苦练，深得其父真传。1993年进入合肥市武术队随中华武林百杰徐淑贞老师习武，该年获得合肥市中学生武术比赛枪术第一，刀术第二，长拳第三名。1995年代表安徽省武术队参加全国武术比赛获地趟拳金牌。1997—1998年进入合肥市散打队深造， 1997年安徽省武士杯武术比赛获棍术第一，其他拳术第一，其器械第一，长拳第二，剑术第三，全能总分第二名，被省体委授予国家一级武士。1997年10月获得安徽省武术馆校比赛地趟拳第一名。1998年获得合肥市七运会散打比赛58公斤级冠军。侯克嵩擅长武术套路、散打、跆拳道拳击等项目，是一位技术全面的实战型选手。

栏目/人才回眸

海南：20年前，十万人才过海峡
□蔡 葩

    20年前发生的一幕，至今让人心潮澎湃：琼州海峡两岸，在1988年即将来临的时候，忽然舟楫繁忙、人潮涌动。
　　1987年8月29日，新华社播发国务院将审议通过关于“撤销海南行政区，设立海南省、办全国最大经济特区”的消息，顷刻激发了中国改革开放十年来积蓄的热情和能量，
    “到海南去，干一番事业！”比“特区还特”的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点燃了无数年轻人的激情和梦想！

                              史无前例人才潮
　　当年，不断涌向海南的内地年轻人，几乎将海安和海口两个寂寞多年的港口挤爆，高潮一直从1987年秋季持续到1988年夏天。这次壮举被称为“十万人才过海峡”。
　　此时，距离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刚好10年。这次中国当代史上最为集中、最为壮观的人才流动大潮，主体是20世纪80年代毕业的天之骄子，也有部分事业有成的社会才俊。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意识和摆脱旧体制的愿望在朦胧中觉醒，大特区建设的超前理念在他们心中燃起熊熊烈火。
　　林志向见证了这一不平凡的事件，当时他任海南省人才交流中心主任。3月15日，记者采访林志向时，当年30岁出头的年轻人，现在已经是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局长。
　　这是一个温暖的下午，刚从乡下出差回来的林志向一脸春天的气息。说起“十万人才过海峡”，他拿出当时的剪报，当年大学生街头卖报纸、卖馒头的景象一一重现。林志向说，建省办经济特区的消息一传出，海南立即引来三大热潮：考察热、投资热、人才热。
    “这次人才大潮来势猛、范围广，还没有做好人才接纳准备的海南一度措手无策。除了台湾省和香港、澳门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来人来函，特别是一些中西部省份来人来函特多，沿海开放城市来人来函也不少，甚至当年外流到深圳、珠海等地的本地人才也想回来了。在这次人才大潮中，自1987年8月至1989年4月，来信来函及亲来海南求职的人才达到了18万余人次。尤其可喜的是，这批求职者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百分之九十，35岁以下的占百分之八十五，具有高级中级职称的有近7000人，人才之集中令人叹为观止。”说起当年的那一幕，林志向如数家珍。

                          闯海人为大特区注入活力
　　面对这样的历史机遇，海南为之激动，为之欢欣。此时的海南还处在低水平的发展阶段，急需大量人才参加海南建设，到1989年，全省共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3000余人，其中高级职称161人，中级职称694人，初级职称1249人，仅是18万人才中的浪花一簇。林志向说，这些人才的引进，缓解了海南开发建设与人才紧缺的矛盾，为海南的开发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特区建设的骨干力量。
　　首先，引进的人才为企业注入了活力。海南省大型骨干企业海南汽车制造厂，1986年从国外引进一套冲压线设备，因为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到1988年安装工程还没有上马。1988年底引进专业技术人才充实到厂领导班子，此后几个月内又聘请国内的一些专家、教授，和厂里引进的工程技术人员一道组成技术攻关组，1989年9月底，冲压生产线全部安装调试完毕。经鉴定，质量达到或超过“一汽”的安装水平。
　　其次，引进专业人才促进了海南省新的专业学科的形成，改变了一些单位的文化、知识结构，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人才引进，为今后海南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建省前，海南大学只有法律、电子工程、工民建、农学和热作5个专业，属省级三类大学。到了1989年底，从全国几十所高等院校考察挑选，共引进各类专业教学骨干197人，形成了雄厚的师资力量，填补了海南省高校新学科的空白，增设了英语、日语、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美术装潢、国际法律、化学工程等专业。”林志向说。
　　海南人才潮是一种特有现象。那些旧体制的叛逆者、过去生活的抛弃者、新理想的追求者聚集海岛，在全新的环境中产生了新思维、新创举。新名词、新亮点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摆脱了计划经济思想约束的人才，在海岛上产生的新点子，给后来的海南和那些从海南走出去的市场经济翘楚们最初的启迪。每个人的心里希望与恐惧共存，梦想与现实同在。那是海南开发史上最值得追忆的日子之一。许多人生命的新篇章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可以说，中国经济领域里，许多后来独领风骚的人物，在1988年，随时有可能在椰树底下与你不期而遇。
　　但由于当时海南经济欠发达、就业机会匮乏，又制约着人才的吸收。很多人才因为得不到及时的安排，有的流浪街头，有的无奈跨海归去，成为历史的遗憾。闯海潮成就独特文化
　　“十万人才过海峡”的壮举，至今想起还让人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从历史来看，1988年前后的人才潮，不同于海南岛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人口大迁移，它的背后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
　　“十万人才过海峡”显然是中国当代青年思想解放、自我独立意识觉醒的开始，是中国真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一个象征。虽然此前已经有深圳特区、珠海特区的开发热潮，但海南省比“特区更特”的伟大设想，让这些时代的弄潮儿更加义无反顾，壮怀激烈。这时候的海南特区文化，代表了我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开拓意识、创新意识、市场意识以及强大的包容性。当然由于各方面的因素，这股闯海潮也夹杂着某种浮躁和投机，曾给高歌猛进的海南建设投下一些阴影。
　　但毫无疑问，“十万人才过海峡”，闯海精神已经融入特区人的血脉。经过20年艰难曲折探索，现在的海南，已经进入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大特区继续前行，仍然需要海纳百川的胸襟和闯海精神的支撑！

栏目/人才专访

海南人才潮启示
——访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局长林志向
□蔡 葩

    “海南省专业技术人才的现状是，总量不足，拔尖人才和学科带头人少，专业技术人才结构不合理，分布也不均衡，与我十一省两地’发展战略相配套的优秀人才群体严重匮乏，严重制约了我省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像汽车在高速公路行驶那样快速、高效、便捷，构建起海南培养、使用、吸引人才的便捷、高效机制和体制。”说到目前海南的人才问题，20年前见证“十万人才过海峡”的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局长林志向发出感慨。
　　从当初的“海南省人才交流中心”到今天的“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牌子变了，结构变了，可是，开发人力资源，为海南建设输送人才、选拔人才的宗旨没有变。回顾海南20年的发展历程，林志向说，人才强省的理念必须始终坚持。
　　对于“十万人才过海峡”的现象，林志向认为可以给我们带来以下启示：
　　启示一：要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筹备建省办经济特区初期，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人才和强调人才的重要性。实践证明，人才资源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至关重要的因素。谁拥有人才资源，谁就拥有未来。
　　启示二：要创新人才引进机制。建省之初，为了引进急需人才，海南不仅发函商调，还主动出击，派出队伍到全国各地招聘引进人才。但因旧的人事管理体制的束缚和各地对人才实行保护主义政策，有的人才在原单位专业不对口或积压浪费也卡着不放，调人相当困难。当时的调入成功率只有35%。为此，海南制定了《关于吸收录用省外辞去公职的科技人员的暂行规定》，采取聘用、借调、兼职等形式，千百万计延揽海南急需人才。这在全国人事制度改革方面是一个突破，它改变了人才难以调入的局面。
　　启示三：要构建人才生态环境。人才生态环境泛指人才培育、成长和发展的一切内外因素的总和，它是人才作为独特社会群体所共同指向和依托的思想理念、价值追求和文化底蕴。具体的人才生态环境，包括生活、学习、工作环境和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又包括人际环境和舆论环境等。“木茂鸟集，水积鱼聚”。生态优，则人才聚，事业兴；生态劣，则人才散，事业衰。
　　20年来，我省在人才吸引、培养、使用以及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在逐渐壮大。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许多人才问题也暴露和凸显了出来，而且是一些深层次的体制和机制问题。
    对此，林志向毫不讳言其中存在的问题。他说，与建省初期比，海南的政策优势明显减弱，使得引进人才愈来愈困难。随着海南与内地政策差异的进一步缩小，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海南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逐渐减弱，更加凸现出我省的困难局面。人才机制缺乏活力，严重阻碍了人才的合理流动。如何把人才吸引到我省的中部少数民族地区和基层单位，我们的办法和手段还不多。

    “十万人才过海峡”是海南开发史上一个空前的盛景。这短短7个字，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信息，凝聚了一幕幕令人无法忘记的历史图像。
　　每读到这7个字，我的脑海中便会涌现这样的一些镜头：人头攒动的招工栏，街上随处可见的戴着眼镜的身影，大学生卖烧饼的摊子……
　　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当时有多少人才来到海南，又留在了海南，但可以确定的一个事实是，这些人才为海南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为海南的进步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十万人才下海南，是海南之福、海南之幸。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这些及时到来的人才，如果没有这些充满创业激情和工作豪情的人才，刚刚草创、起步的海南经济特区，发展的步履将会艰难得多，发展的速度也将会放慢许多。
　　十万人才为何下海南？海南为何能吸引来这么多的人才？一个被人们普遍认同的答案是，当时的海南具备了良好的创业环境、氛围和前景，这是吸引十万人才大军下海南的最重要因素。
　　当时，海南刚刚建省办经济特区，从一个地级行政区一跃成为中国的一个省，许多方面需要大量的人才；因为创办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国家给了海南相当优惠的改革开放政策，与别的地方相比，政策优势明显；而作为一个年轻的省份和最大的经济特区，当时的海南生气勃勃，蒸蒸日上，发展前景十分令人看好；当时的海南，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百业待兴，许多方面尚是空白，个人发展的空间较大。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说海南具有当时全中国一流的创业环境是不为过的。所以，这一只只“人才”的凤凰，便如寒鸦赴水一般，接连不断地被吸引来了。
　　人才，是一个地区发展中最可宝贵的资源，是第一资源。没有人才，一个地方便难于发展或发展不快。综观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国内发达地区的发展历史，其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重视人才，重视吸引、培养、使用人才。人才战略一直是他们坚持不懈的基本战略。海南要加速发展，要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同样需要人才。人才短缺问题一直是制约海南发展的最大瓶颈，不解决好人才的问题，海南的发展便难于持续。
　　在这方面，“十万人才过海峡”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珍惜。一个地方要想吸引人才，没有一流的创业环境是不行的。人才，因为有才，所以总是想有一番作为，想成就一番事业的。哪里有好的舞台，哪里的环境利于创业，人才就会涌去哪里。因此，打造一流的创业环境，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提供美好的创业前景，便成为一些地方吸引人才的主要抓手。
　　当前，海南又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温故知新，回望20年前“十万人才过海峡”的壮举，我们应该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拿出勇气和智慧，大胆解放思想，重塑特区意识,重振特区精神，让海南重新成为人才集聚的洼地！

    望着已经过去的2007年的背影，你会发现世界人才流动出现一些新动向，围绕经济发展这个热点，世界各国政府、企业的人才政策都有新规出现。中国、印度等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由于需求旺盛，对世界人才的吸引力始终保持领先的地位，经济发达的国家为了留住人才也在不断出台新的规定。在一个多极化的和平的发展环境里，世界各国为了发展和保持优势，人才流动及国际化已经成为焦点。

                            中国吸引世界人才

    在华外企留人新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的岗位不断出现，加速人才的流动，职工频繁跳槽，提高了雇主的人力培训成本，不断提升人力资本的成本价格，劳动力市场价格也在不断攀升。在华外国企业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不得不提供更好的福利。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在华外企向中国员工提供养老金的跨国公司只占20%，今后5到10年，这一比例会增加到80%，比现在增长3倍。2006年中国大城市的员工的更替率达到了13%-15%，其中以银行业为最高，达到了19.2%。面对这种局面，迫使大多数企业不得不增加工资，以应对员工对薪酬的要求以及包括医疗和养老金在内的其他福利要求。
    “海归”人才仍是不少外企争抢的人才。中美商会的一项调查表明，对外企各级管理人员的薪资进行统计，其中“海归”中国内地职员平均薪资增长幅度超过外籍员工及港澳台员工，名列首位。
    据《北京日报》消息，调查显示，去年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在外企中薪资增长达5.18%，名列第一；其次是外资企业在华雇用的外籍员工，薪资比上一年增长5.03%；第三位是香港员工。不过，总裁级管理人才，港台人士最受欢迎，薪资增长均超过5%。而内地的“海归”则在担任部门主任、技术主管等职务方面最具竞争优势。
    虽然“海归”人才的薪资上升势头颇猛，但在外企高级管理人员中，其薪资比外籍员工和港澳台地区员工还略逊一筹。一项针对外企财务总监薪酬的调查显示，担任这一职位的香港员工薪水最高，平均年薪20万美元；其次是由跨国公司总部直接派驻的欧美员工，年薪约18万美元；再次是企业在中国本地雇用的外籍员工。“海归”财务总监的年薪仅高于内地员工，每年15万美元，而后者为9万美元。
    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不受户口限制。国家人事部、教育部等16个部门联合下发的通知显示，今后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可不受编制数、增人指标、工资总额和出国前户口所在地的限制。其中还包括回国工作的高层次留学人才的报酬与其本人能力、业绩、贡献挂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973等重大科技计划和专项基金将面向回国工作的高层次留学人才平等开放；对特别优秀、国内急需的高层次留学人才，还会得到有关部门的专项资助。   
    海外大学看好中国生源。2007年10月20日，以“多样化，新境界”为主题的国际教育展在北京开展，来自海外的参展大学由2006年的450所增加到600所。欧盟组织包括德国、法国、波兰等27个成员国的近200所大学集体亮相，各高等教育机构在展会上介绍各国的教育体系和奖学金制度，欧盟驻华代表团也专门介绍欧洲高等教育整体情况。   
    美国的50所参展院校既打专业牌又送奖学金，在介绍自  己的王牌专业的同时，还介绍奖学金申请的情况。澳大利亚展团宣布，政府将为亚太地区的19000名学生提供总额为14亿澳元的奖学金，中国学生获得赴澳留学奖学金的机会将大幅度增加。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临近，酒店管理和旅游专业又成为热门专业。   
    香港外流人才纷纷回流。香港回归10年来，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稳定，这两年吸引大批移民回流香港就业。有关资料显示，在过去的一年，回流香港求职的移民近千人，增幅达数十倍。一位32岁的英国牛津大学的硕士生刘家明，是从加拿大回流港人移民第二代，现已晋升为麦肯锡亚洲地区企业金融咨询董事。刘家明无悔离开加拿大，反而觉得香港机会处处有，这些年间他的薪酬急升十多倍，曾数十次遭受猎头公司挖角，他都一一推卸，期望未来在香港大展拳脚。

美国出现人才逆流

    据哈佛大学、杜克大学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正面临历史上第一次人才逆流，很多在美国深造的外国优秀人才开始回到自己的国家发展。印度出生的沙钦喀麦斯在美已经工作8年，现在被一家美国网络公司雇佣，已成为一名网络开发的生力军，但他所持有的是一张临时工作签证，一旦工作信息有变化，就必须重新申请新的工作签证，能否获得通过并无保证。类似喀麦斯这样持有临时工作签证的外国高技术人才有100多万，美国媒体称呼他们为“移民边缘人”。
    哈佛大学、杜克大学和纽约大学共同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由于移民政策的限制使外国高技术人才吃尽了苦头，目前美国大约有1/5的外国人才已经考虑放弃美国梦，寻觅其他途径。移民在美国创立的公司共雇佣了45万名员工，总收入达520亿美元。印度移民创办的公司最多，其次是英国、中国和台湾地区、日本。申请专利最多的是中国移民，其次是印度、加拿大和英国移民。
    哈佛大学主持这项研究报告的学者维维克瓦德华指出，  美国的人才逆流危机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引进了几十万移民，  发给他们临时工作签证，但就在美国比以往更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因为不合理的移民政策而被迫纷纷离去。如果美国不改变现有的移民法律，不革除移民当局的官僚作风，数十万外国高技术人才终将一一离去。他们带走的不仅仅是家庭，还有在美国学到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迫使大量美国雇员失业，他们一旦回到祖国后，将成为美国公司的竞争对手。
    美国公司放眼全球觅人才。据媒体披露，在美国公司里，领导办公室越来越多地被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才所占据。2007年12月11日，印度籍的维克拉姆"潘迪特被花旗银行集团任命为首席执行官，成为管理《财富》100强企业的第15名外国人。阿尔特里亚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出生在埃及，百事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来自印度，而美国铝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生于摩洛哥。美国企业已经将海外发展作为重点，如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公司2008年的海外销售额将首次超过总销售额的一半以上。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迈克尔"乌西姆说，通用电气、宝洁等公司虽然设在美国，但这些公司越来越不认为自己是美国公司。许多商学院的外国学生已占四成以上，越来越多的公司在全球网络人才。因此，未来美国企业的高管可能会更加国际化。美国光辉国际有限公司的猎头说，公司董事会越来越要求领导人拥有海外经历，而越来越多的美籍主管人员也开始在不同国家度过自己的一段职业生涯。
    美国高中生喜欢来华当“交换生”。中国人到美国留学并不新鲜，但随着“中国热”、“汉语热”在美国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喜欢学习中国文化，到中国留学。已经在美国开展了20多年的中美两国高中生交换项目，已经成为美国学生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和体验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现在这一项目已经遍及美国各州，每年赴中国交流的美国学生达到数百人的规模。仅马萨诸塞州就有20多家学校。牛顿公立学校与北京景山学校结成姊妹学校后一直在不间断地进行，1986年首批来华的美国交换生已经成为中国事务专家或者中美项目交流的执行者，本"利伯曼就是其中的代表．他说，中国之行改变了我的一生，如今已经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他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中学毕业后，他选择了耶鲁大学中文系，后来又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研究中国法律。

                            日本企业与退休人才

    日本在华大企业为了应对中国于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开始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原来1到3年的劳动合同期延长至3到5年。报道称，从松下电器和本田汽车公司的在华人事制度来看，企业将推行“成果主义制度”，即重视对员工的劳动态度、工作表现和个人能力进行评价，并将其反映在工资分配上。有关信息显示，截止到2007年6月底，日本制造业在中国的雇佣人数已经突破100万，约占日本企业全部海外雇佣人数的1/3。由于日本新出生人口处于下降趋势，预计到2030年底之前，日本的劳动人口将减少1000万人以上。在日本国内劳动力减少的背景下，日本企业已将中国作为支撑企业今后继续增长的人才供应源，不仅开办工厂需要大量的中国工人，今后不可避免地也会需要大量的研究开发和经营管理人才。
    日本中老年技术人才在中国开始第二次人生。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使专门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短缺，具有丰富经验和一技之长的日本高级专门人才通过中介都能在中国找到用武之地。日本圣保那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是从事海外人才推介业务的公司，专门招收50岁以上有意到海外工作的中老年人，进入“高级海外工作大学”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共65课时，学习汉语、中国文化和经济、如何取得中国签证等基础知识的培训，学员毕业后可获得前往中国的企业或者日企在中国、越南、泰国的企业工作，年薪一般在300万到1000万日元不等。在日本国内就业市场不断萎缩的形势下，日本高级人才的海外就业走向持续升温。

                          印度缺少“博士级”人才

    一个时期以来，人们习惯将印度视为全球信息科技中心，说印度国内研究实力不足，可能会感到意外。据媒体报道，位于班加罗尔的印度信息科技学院院长兼创始人S萨达高潘教授表示，“印度上一次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是太久以前的事情了，我们对此感到尴尬。”问题的根源是印度大学博士长期短缺。一些人认为，这是印度IT行业未来增长所面临的一种威胁。班加罗尔的IBM印度研究实验室副主任古鲁都斯"巴纳瓦尔表示，“这里的博士严重短缺．我几乎将这视为一个全国危机，就是为了维持该行业目前的增长，你就需要更多的领袖。”
    在电脑科学领域，印度大学每年仅培养约35名至50名博士。相比之下，美国每年培养1000名电脑科学博士。

                           英国大学靠外国学生支撑

    据英国高校联合会的最新报告称，在一些政府认为对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学科，英国大学正越来越多地依靠外国学生和研究人员来填补人数。在大学里，像科学、工程学等一些重点学科，有1/5以上的学生来自海外。这其中，外国研究生特别多。在一些重点学科，从事课程学习的研究生中有71%来自海外，从事研究项目的研究生则有48%是外国学生。由于缺少关键学科的本土研究生，各院校不得不让外国人来填补空位，一旦这些人回国了，研究人员就会枯竭，从而给英国的经济带来问题，英国大学意识到，重要的不是减少来自外国的研究人员数量，而是要培养更多的本土人才。

    据英国高校大学评估委员会介绍，目前，英国紧缺的行业是护士、中小学教师和工程师；长期以来就业率高的学科包括建筑、法律和工程仍保持高就业率；吸纳大学毕业生较多的行业是健康保健行业，吸引毕业生人数增多的行业是媒体研究类、市场、销售、广告、商业和财经等。其中媒体研究类毕业生就业率较高，达71%。IT业也在复苏中，IT学科的毕业生半年后仍未找到工作的比例由14.6%大幅下降到10.7%。与此相对照的是，进入科学领域的毕业生又降了O.1%，只有1.1%。除此之外有中医学背景的人也容易找到工作并且拿到永久居住权。还有一个很有优势的课程是会计课程。在英国读完3年本科拿到学士学位的学生可以免去6-7门ACCA(英国注册会计师)的考试，如果是读完一年硕士课程拿到硕士学位的学生可以免去4-5门ACCA的考试。会计专业毕业的学生尤其是持有ACCA证书的学生在英国以及全世界找工作和移民都非常容易。

                          法国部分行业开始招收外来人才

    法国政府在2007年12月公布向外国移民开的职业清单，其中有管理、金融、信息、银行、保险和医疗等等，包括技术和非技术工种多达150种，几乎涉及所有的职业和领域。这些职业主要是针对已经加入欧盟国家的侨民，而且对欧盟以外国家侨民开放的职业只有6种，媒体评论，对欧盟之外的移民，可以说大门仍然紧闭，黑非和亚洲的移民好像被人忘记，因为只有6种职业可供选择，还必须有一定的技能才行。如巴黎大区提供给欧盟之外移民的就业机会总共占劳动力市场的4%，有大约15万个就业机会。

    有些朋友还算喜欢看我的文章，可以说篇篇必看，并且还看得非常认真；对一时不能明白、甚至有误解的地方都能做到推心置腹，随时与我沟通。比如：
    朋友李先生问我：“你老是鼓励人积极向上、努力拼搏……我今年八十岁了，再向上、再拼搏，想当国务院总理，行吗？”说罢，他哈哈大笑。
    我问李先生：“你今年虽然八十岁了，大我许多，可个头仍然比我高不少吧？”
    他说：“是的。”
    我问：“如果我要说，我通过积极拼搏、努力向上，就可以超过你的个头，可以吗？”
    他哈哈大笑，说：“那怎么可以呢！”
    我说：“这就对了。让你积极向上、努力拼搏，并不是让你妄想——去当总理。想做大官，我不是在《做人做官的哲学》那篇文章中说了吗，仅靠想是不够的，还必须靠拼搏和命运。我们想事、做事，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离谱。你说一口吞个鸡蛋可以，要是一口吞天行吗？当然不行。因此，一定要正确理解我的思想。应该明白我所提倡的努力、拼搏和积极向上的真正意思——在我的另一篇文章《我之哲学人生观》里就可以看到我的观点：我既反对妄自菲薄，也反对妄自尊大。那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想事还是做事，既要积极向上又不能妄想妄做，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要考虑它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七八十岁的人虽不能当总理了，但可以根据自己的所学所思和人生经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根据你很有思想又善于写文章的优势，你可以写一些对他人有启发有教育意义的文章——这也算是积极向上、努力拼搏啊。”
    朋友范先生对我说：“我看完你的《做人做官的哲学》那篇文章，有点心酸，也有点失望。因为按你的说法，做官、干实业，仅靠拼搏还不够，还必须得靠命运；那我的命运不好，再努力再拼搏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感到心酸、失望。”  
    我告诉范先生：“做官办实业是需要命运的帮衬，但是你有没有做官和办实业的命，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其实，就是这方面的命运再好，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和一番努力之后才能知道。比如刚刚成为新一届英国首相的戈登"布朗，被称为天生的‘政治坯子’。尽管如此，他还必须经过后天努力——6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为此说得十分清楚：‘布朗从布莱尔手中接过相印实属不易。为走到今天这一步，他艰苦奋斗了多年……’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也从来没有无风无雨、一帆风顺的成功。布朗也是这样——‘1979年，只有28岁的布朗一头扎进议员选举，可惜遭遇保守党方面的强手而失败。’失败并不可怕，问题在于失败之后不能气馁，要继续拼搏。布朗就是这样做的——他失败的第四年，‘从头再来，再次竞选议员并获成功’。  
    “因此，不经一番努力拼搏和实践的检验，又怎么能轻易说没有这方面的命运呢。所以，过早地心酸和失望是没有必要的——即使你这方面的命运真的不济，也并不等于其它方面的命运也不济嘛，你完全还可以干其它方面的事情。” 
    范先生又说：“我也喜欢写作，但总觉得没有这方面的天赋。按你的说法，写作首先要有这方面的天赋；若没有天赋，再努力也是白搭。那我该如何是好呢？”
    我问范先生：“你怎么就知道你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呢？”
    范先生反问我：“我怎样才能知道我有这方面的天赋呢？”
    我告诉范先生：“这同样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仍然需要经过时间和一番努力拼搏之后才能知道。天赋，就好比地里种的胡萝卜——有的大半个身子在外面露着；有的只有半个身子在外面露着；有的却只有小半个身子在外面露着；……还有的，身子全在地下埋着。露出来的越多就越容易发现，越容易拔出；相反，露出来的越少就越难以发现，越难以拔出。特别是那些全埋在地下的，就更难以发现和拔出了——你要想看到它的真实面貌，就得费点事儿，就必须动用抓钩或铲子把它挖出来。这也就是说，有些人的天赋就像露在地上的胡萝卜——很容易发现和拔出；而有些人的就好比深埋在地下的胡萝卜——很难发现和拔出，若要发现和拔出，就必须费一番心思和周折。由此看来，你范先生不一定就没有这方面的天赋；或许你的天赋像深埋在土里的胡萝卜，需要你用心发现，费一番周折，动用‘抓钩’‘铲子’，用力挖一挖才行。”
    有朋友金先生对我说：“我看了你的《做人做官的哲学》那篇文章，改变了对你的看法——我现在认为你是个杂家——既是唯物主义者又是唯心主义者。”
    我问他：“这话从何说起？”
    他说：“我看你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命和运，因此认为你不仅仅是个唯物主义者，也是个唯心主义者。”
    我告诉他：“我所说的命运，和有些唯心迷信的人所说的内涵和意义是不相同的。他们认为，人的命运是由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在主宰。而我所说的命运——我已在那篇文章中说得十分清楚——‘就是指类似于……人力不能提前预知、拿捏的一些巧合！’”
    还有朋友马先生和郑先生说：“你的课题研究叫‘做人做官’是不准确的，应该叫‘做人做事做官’或叫‘做人做官做事’，你少了一个‘做事’嘛。”
    我说：“我很尊重你们的意见，更不会武断地说你们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我也会毫不犹豫地保留我的观点。因为我认为，做官本身就包含着做事。是官都做事，没有不做事的官——区别就在于：有的官做好事，有的官做坏事；有的官做事多，有的官做事少……仅此而已。哪有一点事情都不做、也没做过的官呢？——做得再少、再坏也是‘做了’嘛！因此我认为：做官的本身就是做事，没有其它。谈及这方面问题,我们只能用‘多’‘少’‘好’‘坏’评价，而不应该说有的官一点事都没做，这样说是不客观的。……所以，我的课题研究才叫‘做人做官’而不叫‘做人做事做官’或‘做人做官做事’。当然谁要是这样叫了，我再一次声明，我尊重他的意见。” 
     接着，他们又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咱们研究会的内部‘报纸’叫《做人做官研究》也不太合适吧？因为它是一张报，所以就不能带‘研究’二字；带上这两个字，会让人觉得它不像报名而像刊名。因此建议改名为《做人做事做官》或《做人做官做事》。”
     我说：“你们能用心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我代表研究会向你们表示感谢。我觉得你们这种说法，如果单就报纸的形式而言，是非常有道理的，但很多事情往往是顾了这头就顾不了那头——如果我们为了让它更像个报纸而更名，拿掉‘研究’二字，那就失去根本了。须知，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搞研究而不是在办这张报。办这张报目的，也是为了研究工作以及与有关领导、顾问和朋友沟通服务的。因此不能让它喧宾夺主，颠倒了我们的轻重顺序——这也就是我之所以给它取这个名字，并坚持继续使用的根本原因。”
     除了以上这些问题外，还有朋友向我提出问题：
     朋友丁先生问我：“你说做人是低调、夹着尾巴好呢，还是高调、狂傲好呢？”
     我说：“说心里话，你所说得‘这样’和‘那样’的……我认为都不好。应该取这二者之间的上限点——我为之取名曰‘看重自己’。我认为做人既不要夹着尾巴，也不要把头昂到天上，因为没有这个必要。你也不低谁一等，又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更没有什么把柄在他人手里攥着，干么要夹着尾巴呢？！你虽然比一些人强，但还有一些人比你更强，你有什么资格和理由把头昂到天上呢？！所以，我不赞同走极端的办法。值得说明的是，我们在看重自己的同时也应该看重他人；在自我尊重的同时也应该尊重他人。当然了，这还有个相互的问题——如果对方轻看我们、不尊重我们，那就另当别论了。”
    朋友薛先生问我：“有些人的文章非常谦恭，另一些人的文章却比较狂傲霸气，你对此怎么看呢？”
    我说：“首先，这与人品没有关系；其次，这两种表现仅仅是形式上的不同，而在作者的骨子里，实乃殊途同归——这两种作者虽然在文章的表现风格上看起来相左，而实际上他们都是十分看好自己的人，也都是自信心比较强的人，都有一颗上进的心。他们如果没有上进心，平时松松垮垮、吊儿郎当，书不看一本，字不写一个，哪还有像样的文章呢。他们能写出像样的文章，本身就说明他们很自信、很努力、很上进、很看重自己了；如果要是认为自己写得不行，干嘛还要写，干嘛还要交给人家发表？所以我说，他们骨子里都是一样的人。谦虚是一种谋略，狂傲霸气同样也是一种谋略。当然如果谁要是用介于这二者之间的表现形式，我认为仍然也是一种谋略。我见过文章写得非常谦恭的人，这样不争啊那样不夺啊，可实际上却在暗暗地上进——文章不断地在写、职称和职务不断地在升。我觉得这些人这样做（说做不一），没什么不好；很有谋略。我也见过另一种人，写文章很有狂气霸气——毛泽东可作为这类人的典型代表。他16岁到湘乡县一个小学读书，学校给他出的入学考试题目是‘言志’。他当场挥笔写下了《咏蛙》的七言绝句：‘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他运用拟人的手法，把青蛙塑造成虎视眈眈的高大形象，流露出了他的伟大抱负和雄心壮志。除此外，从他的《沁园春"雪》的下半阕里，我们同样也能看出他的那种狂气霸气。我觉得这样做者（心口一致），也没什么不好；同样很有谋略。
    “我的朋友吕先生，此人博学多才，为人为文都比较谦虚低调，但前几日当和我谈到文章的低调和霸气时，他却说：‘要想霸气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不是谁想霸气就能霸气得了的。刘邦虽然没读多少书，没有什么文化，但随便哼出来两句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像这样有霸气的诗句就不是你一般的书生想霸气就能霸气得了的——你没有这个心胸、没有这个气概、也没有这个抱负嘛——想作也作不出来，要作也只能是无病呻吟。’”
     以上这几个朋友，有的是我的至交，有的是我的朋友加亲戚。他们都十分关心我和我的课题研究，因此才关注我的文章，并对一时不能理解或有误解的地方随时向我提出，我很感谢他们。但我担心还有亲戚朋友也有他们这种想法和问题，于是就把与上述朋友的对话整理出来，以供参考，便于沟通、交流和探讨。

     

    我的电脑旁，放着两小摞有关李仁臣的资料。在这些资料中，有两张风格迥异的照片吸引着我。
    第一张，拍摄得很艺术。黑色的背景前，李仁臣静静地坐着。他的头发偏梳，两鬓修得挺短，纹丝不乱。灯光打下来，头发略微高起的地方，反射出形状一致的斜长的光。宽阔干净的额头下面是双微笑的眼睛。眼角处，几道深深的笑纹，无声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顺着鼻翼两边深深的法令纹，他那长却线条圆润的下巴与上扬的嘴角一起，构成了两个完美的弧。他穿着有淡淡斜纹的西服，一节有着四叶草排列图案的领带，正好衬在了西服领口处露出的、稍显单调的白衬衫上。
    他的双手支在面前，左手轻轻握住右手，食指翘起，被左手遮盖着的右手，只有一小截小指露在外面。因为是半身照，所以我们能看到的，便只能到此为止了。
    为什么我说这张照片“很艺术”呢？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有，这张照片其实“暗藏玄机”呢。看！李仁臣的脸微微右倾，如果遮住他翘起的左手食指，再看照片中的他，就好像正在双手轻握，耐心地倾听；如果遮住那一截右手小指看，他又像是在饶有兴致地讲述着什么，还伸出食指，比划指点着。一张照片，却暗含了静与动中的李仁臣——他是在倾听，又或是在讲述着什么吧。从这张照片里，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温文尔雅而又成熟睿智的“老总”李仁臣。然而，这只是我仅凭一张照片得来的直观印象。那么，现实中的李仁臣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翻开他的资料，我开始追寻他作为“老总”，在人民日报社留下的足迹。
    作为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李仁臣可谓是尽心尽责。他一直秉承“既要用红笔，也要用蓝笔”的原则——用红笔，就是尽心改好别人的稿件，做好编辑工作；用蓝笔，就是亲力亲为，自己动手写文章。17年的“老总”生涯，李仁臣坚持既“编”又“写”，且是“两手抓，两手都硬”。在《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期间，李仁臣参与和组织了报社于1994年推出的《来自东西南北中的报告》、《大江东去》系列报道，1995年的《5区新气象》系列报道。这些报道紧跟时代的脉搏，回答了广大读者十分关注的大问题。其中，《来自东西南北中的报告》还在当年召开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受到朱镕基总理的肯定和表扬，并在讲话中全文引用了这组报道中范敬宜总编辑撰写的《开篇的话》。
    在这一系列的报道中，李仁臣亲自带队采访，参与撰写了不少报道，像《东西南北中》系列报道中的山东篇《登泰山更知天下阔》，《大江东去》系列报道中的四川篇《冲出夔门方成龙》等，俱是佳作。
    2000年悉尼奥运会时，李仁臣执笔《人民日报》推出的专栏——《悉尼走笔》，每天一篇，这组随笔刊发后获得了读者的广泛好评；2002年2月，他又在《人民日报》开了个新闻随笔专栏《盐湖城随笔》，与大家分享了他在第19届盐湖城冬奥会的精彩见闻。
    李仁臣这个“老总”，可真是做到了“红笔蓝笔兼用”。不是吗？篇篇佳作就是见证。
    第二张照片，地点在户外，背景是秀美的山水，李仁臣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他身着宽松的“记者服”，对着镜头，意气风发地笑着。挂在他脖子上的一只硕大的相机，赫然映入我的眼帘。只见他一手攥着相机上的带子，一手扣住相机的底部，两只手一上一下，把相机抱在了胸前。
    从这张照片中，我看到的是“老记”李仁臣。与“老总”李仁臣不同的是，作为一名记者的李仁臣，他的眼睛里透着一种别样的活力。是因为下一个即将抓拍的“瞬间”而激动不已呢，还是在为即将奔赴的“目标”而满怀希冀？也许都是吧。“时刻准备着”原本就是记者的使命。
    “我喜欢当摄影记者的感觉。当新闻发生的时候，摄影记者必须亲临现场，不论现场多么遥远，多么艰险，都要一往无前。”李仁臣曾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在神州四号卫星即将发射的现场，李仁臣为了近距离拍摄到卫星发射的那一刹，竟然放着与中央领导同席的位子不坐，跑到离发射架更近的野地里蹲着。凌晨，神州4号卫星发射成功，李仁臣抢在第一时间把照片发回了人民网。为了拍摄数万只天鹅飞聚达里诺尔湖的壮景，他不远万里奔赴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的贡格尔草原。时值初冬，一场大雪使夜晚的湖畔寒气逼人，气温降至零下20度，李仁臣在那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守到清晨，终于，他等到了6万多只天鹅齐聚湖面的奇观。
    李仁臣有着丰富的新闻摄影经验，是位名副其实的“实干家”。但是他可不是“只会埋头苦干，不会抬头看路”。他非常注重总结摄影经验，寻找摄影技巧。他在摄影作品频频获奖的同时，新闻摄影理论文章也屡见报端。
    “老总”李仁臣总是对别人说：“我永远是一名记者”；“老记”李仁臣总是对别人说：“我永远有一份难舍的摄影情结。”
    李仁臣不仅重视新闻摄影，而且对于其它领域的摄影题材，也有广泛深入的涉及。每拍过一系列的作品，他就觉得，还有更美、更值得用相机记录的精彩瞬间在等着他，等着他继续踏上“征程”。跋山涉水也好，风餐露宿也罢，他，总是不倦的，一刻也不愿停下寻美的脚步……
    以上这些，只是有关李仁臣的部分“剪影”，读者朋友要想更进一步地了解这位“老总”，那就请看记者于3月17日下午专访李仁臣时与他的一段对话吧。（注：本刊社长兼总编辑吴玉叶和本刊顾问、《中国新闻出版报》原总编辑张芬之当时也在现场）。

    吴倩：那我们现在开始采访吧。您在多方面都是专家了，多面手。今天就专门采访一下摄影方面的事吧。
    李仁臣:好啊，好啊。（笑）
    吴倩：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摄影的呢？
    李仁臣:大学就开始学摄影了，大学念的是新闻系，有一门课是专门教摄影的。
    吴倩：哦——
    李仁臣:我的老师叫舒宗侨，舒服的舒，也就是你们安徽舒城的舒，祖宗的宗，华侨的侨。这位老先生是当年卖了自己的别墅学摄影搞摄影的。后来，他创办了一个画报。后来从教复旦大学； 1957年时他被打成右派了；教我们时已经头发全白了。
    我是1960年上的大学，大一的时候学摄影，就见到这位老师了。他是指导我们的老师。我们学摄影分成一个小组一个小组，我们那个小组是他指导。他带我们实践，但是他不能讲课，因为他是右派嘛，是另外的老师给我们上课，有郑北渭、马棣麟、谢光老师。舒老师仅仅给我们指导——帮我们看作业啊，带我们去做暗房啊。那时候照片要在暗房里冲，当时他头发全白了。有的学生在暗房冲照片时就讲：暗房做得久了，人都变成白毛男了。有人听了就觉得很好笑，但是我很尊重他。怎么尊重他呢，我的作业做得非常认真，拍什么样的照片，用什么光线，什么样的光圈，什么样的快门，表达什么意思，我都写得很详细。其他学生的作业他就是划个勾啊，或者简单写一句，而我的作业他就批得很认真，他是真的在教我。比如说我拍的一张图书馆的照片，图书馆呢就很难拍出特点来，因为图书馆就是人趴在里头看书嘛；但是我拍的那张呢，刚好是几个学生围在一张桌上讨论一个问题，而且有一个人站着，所有人的目光都对着那个人，那个人呢，是个女学生，长得也挺漂亮；我就拍了这张照片。舒老师就在这张照片旁边写下批语：这张照片有故事性。所以从那时候我就觉得新闻照片一定不能光拍成简单的一个图像，像是插图一样，或是为了美化版面而选一张照片放在版面上，新闻照片一定要有它自己的新闻含量，这是一个。第二个，新闻照片一定要有故事。你看到一张照片要想着它背后的故事。新闻照片最怕的就是没有故事，被用作填补空白、美化版面，这些都是我们所反对的；相反，倒是要抓拍出有故事性还要有新闻含量的照片，像这样的照片才有价值，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对摄影比较喜爱。
    …… ……
    文化大革命当中，我拍的一些照片很有意思，也很有故事。现在都找不到了，非常可惜。
    张芬之：您不是没受到冲击吗？
    李仁臣：当时我大学刚毕业，自然不会受冲击，但是你看，一会儿下干校，一会儿又回来，又换工作岗位，从北京到安徽，又从安徽到北京，多少次的搬家，底片照片都找不到了。拍的是什么？我记得拍的是王府井亨得利钟表行，亨得利钟表行就在王府井的路东，快到百货大楼了，我记得那天我拿的是罗来·福来斯相机，拍了个什么呢，就是那些红卫兵跑到楼顶上去把绳子绑在招牌上，然后一帮红卫兵在底下要把那个招牌拉倒。这是“文革”刚开始，破四旧的时候，他们嗷嗷叫着。我见此情景就跑到三楼去，拿起罗来·福来斯相机，就是那种方镜箱的相机，在那儿往下拍，结果给下边的红卫兵发现了，他们就讲，哎，上面有人拍照，上面有人拍照。然后，“哗——”就有人上来了，全都戴着红袖章，就讲：你是哪儿的？我讲我是记者。他讲你是记者把记者证拿出来，那天谁会想到把记者证带在身上啊，我说我没拿。没拿不行，没拿就要把相机扣下来，红袖章说。我说：相机你不能拿。为什么？我说相机就像战士的枪一样，不能离身啊。他讲，不行，你没有证件，我知道你是好人是坏人啊？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嘛，当时的警惕性很高！
    吴倩：那时候您毕业了吗？
    李仁臣：毕业了。1965年就工作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破四旧的时候，我比那些红卫兵大不了多少。后来呢，我弄不过他们，他们一帮子人啊，那些红卫兵造反派，那些小将们，血气方刚，非常有锐气的，你怎么能弄得过他们呢，那没办法我就摘下脖子上挂的相机，我讲这相机你们一定给我保管好。他们讲这个没问题，你放心，你去拿工作证。他们派了两个红卫兵跟着我，从王府井亨得利钟表行走着——那时候也没有车，只有走着，走到东四南小街，就是国家对外文委特稿图片社。他们看到我的工作证，说：哦，是。然后，他们这两个人又陪着我回去，又到了亨得利的三楼。证明了我的身份以后，就对我很好，创造条件给我拍。他们讲，你拍，从这儿拍，从这儿拍。哎，那时候的红卫兵还是比较单纯的。
还有一件事也有意思。那时候东四那儿不是有很多小古董店吗，就是从东四路口往美术馆那条路上。路北全是小古董店，就是文物商店，架子上边有瓷器啊什么什么的。然后，红卫兵就逐店检查，破四旧嘛，他们打着旗子，戴着红胳臂箍，唱着歌儿，挨个到那些文物商店。这时候，社会上确实有人想看热闹，北京人不是好看热闹嘛，叫那些红卫兵拿个棍儿把它拨拉下来。那红卫兵说，不能，我们破的是四旧，不能全拨拉下来。咦，你看，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些小孩子还是很天真、很纯真的呵。
    其实，我一直没有离开过相机。但是后来我到了人民日报，想去当记者，结果叫我去评论部写社论，这是1978年的时候。写社论就不用玩相机了呀。写社论，我认为非常重要，一些重要的评论就是我写的，像《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我为什么能写出这些东西来？凭借的就是当时对文革的感受和当时中央的精神。
    张芬之：对，包括破四旧印象很深。
    李仁臣：是啊，这个印象非常深。那时文联大楼里把那些大作家呀都押出来批斗，像田汉，贺敬之，都在挨批斗。造反派喝问田汉你是什么出身？讲，资本家。资本家就坐喷气式。然后问贺敬之，你什么出身！？贺敬之说，贫农。下面嗷嗷就叫起来了，因为其它出身都是要么地主，要么是资本家，要么是官僚，贺敬之是贫农啊。但是贺敬之马上又补了一句：忘本贫农。这样才饶过他了，不然的话要坐喷气式啊。他讲忘本贫农，这个我印象特别深。
    吴倩：您从毕业到人民日报之间这个期间就是当记者吗？
    李仁臣：我是先到对外文委特稿图片社，就是我们国家对外宣传的机构，就是现在的外宣办，对外发图片，发特稿。
    文化大革命当中，把这个机构——对外文委，撤消了。原来对外文委就是管文化外交的，像咱们国家派往大使馆的文化处的参赞啊，一秘二秘三秘啊，包括什么翻译啊司机啊，都是由外文委派的。那时候管什么事呢？就是文化交流，你派一个剧团来，我派一个作家代表团去，甚至包括你送一个大象给我，我送一个熊猫给你，全是对外文委负责的工作。那时候，咱们国家很重视对外文化工作，雄心勃勃，想开展对外宣传工作。我记得当时我大学毕业到了对外文委就安排我去学法语，就是将来准备对法语国家进行宣传。谁知道文化大革命一来，好，中宣部被讲成是阎王殿，文化部被讲成才子佳人部，我们的对外文委也撤消了。这样就全下干校了。当时我夫人是因为四个面向，她比我晚一年分配嘛，就到了徽州，黄山脚下的屯溪。她1968年去的屯溪，我1970年调过去的，我在那儿工作了8年，那时叫徽州报，后来徽州报又撤消。是怎么撤消呢，就是林彪事件以后，所有地市级的报纸全部撤消了。然后我就到了徽州地委，给地委书记当秘书。当时书记是万立誉。粉碎“四人帮”以后，万立誉也调到省里去了，当教委主任。当时是万里在安徽。万里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包产到户，支持了凤阳的小岗镇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大学生专业对口。我就是沾那个大学生对口的光。我是学新闻的，可当时徽州没有报纸了，在当地无法对口，地委领导就讲，你下步的使用我们已有考虑。当时的组织观念比较强，这种话是不可以提前讲的，为了留住我才讲这话。我讲我不是为了做官，我比较喜欢新闻专业，我想搞报纸想当记者。我这样要求，就有3个单位来调我：第一个是安徽省委，要我给省委二把手当秘书，给顾卓新书记当秘书；第二个就是新华社安徽分社，因为他们当时到屯溪和徽州采访也认识我，新华社安徽分社的周郁夫，也是个老同志，他就提出来把我调到分社去，总社也同意了，可这时候人民日报正式来函调我。当时徽州地委组织部的同志讲，像这样的事还真是没有过——“一个女儿嫁3家。”后来我就到了人民日报。到了人民日报我要求到记者部，结果叫我到评论部，写评论。之前我写文学的东西多一些，属于形象思维，现在叫我搞抽象思维。在这个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个人没有选择，就由组织决定了。我在评论部干得很不错，很快就当了副主任。我干了3年副主任，到1986年越级提拔，越过了正局直接提为副总编。是破格提拔的，这在新闻界是很少有的。
    吴玉叶：那您到了评论部之后，忙着写评论，摄影这块怎么做呢？
    李仁臣：基本没做了，除了出国。出国的时候我总是要拍一些照片。我第一次出国是跟着我们报社当时的总编辑秦川，那次出国去了法国、意大利。我拍了不少照片，写了不少文章，有通讯啊，散文啊，发表了12篇。
    吴玉叶：那一段时间的摄影作品少得很了。

    李仁臣：那段时间不多，也有一些，就是出访以后拍了一些。当了副总编以后我分管报社的一些部门，像教育、科学、卫生、体育等，这些方面的报道也需要大量的图片，我就利用出差工作的机会拍了好多。比如说到延安，有一天途经宜川县，天几乎要暗下来了，我们在那个山沟里开着车走，忽然看到一个小孩趴在一个土墙头上，哎，我说，他在干什么呢？停车下去看看。这一停车，有了一组照片，后来在报纸上发表了，就是那篇《路遇学娃》的图文报道。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那小孩的一双布鞋啊，鞋掌的前边后边都破了，两只鞋子，四个洞，这说明他家里很贫穷！我拍了照片，又写了《路遇学娃》，后来又写了文章，呼吁帮帮农村那些苦孩子，让他们能够上学，能够学下去。这组照片很有意思，决不是摆布的。为什么呢，刚好小孩后边的土墙上写的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县里搞的宣传标语。从这两点可以看出来，我们多么需要帮助那些农村的孩子。发表以后，《新闻出版报》非常重视，介绍了我拍的照片，还配了一篇文章，科技日报还用这组照片做成了整版的公益广告。
    后来比较突出的摄影实践是去了南极和北极，那时候我已当副总编了。
    吴玉叶：看来您在评论部之前拍了不少，当了副总编之后又拍了不少，就是在评论部那段时间拍得少。
    李仁臣：在评论部那时拍得少，但是也有一些，就是在国外拍的那些，出访的时候拍得也不少。
    吴倩：您在评论部期间虽然拍的照片比较少，但心里面是不是对拍照还是有份爱恋？
    李仁臣：是。
    吴倩：还是一直都惦记着想拍？想着这个？
    李仁臣：是啊，我是喜欢这个，喜欢摄影。
    吴倩：那您在南极、北极都拍了很多照片吗？
    李仁臣：是啊，我在南极和北极拍的照片都出过书的。就是拿相机来记录我国对南极、北极进行科学考察的一些情况。
    吴倩：去南极和北极的时间是连着的吗？
    李仁臣：不是，2000年去的南极，2002年去的北极，差两年，跟科考队一起去的。我两次都是科考队的顾问——中国国家科学考察队。
    吴倩：当时那种条件下您拍照是不是更加困难一点啊？
    李仁臣：是啊，一个是严寒，第二是体力，比较累。背着那大摄影包，30多斤重。那时候不大可能有人帮你啊，到北极还好一点，派个记者杨健跟着一块儿去的；去南极，人民日报就我一个人，其他都是科学家。
    吴倩：有没有发生过危险的事，在拍的过程中？
    李仁臣：危险嘛，在北极就怕遇到北极熊。南极呢，它那里的动物攻击性不强，但是海狼是可以咬你的，（笑）有一次我趴在那里拍海狼，海狼已经退化了，两个后肢都变成鳍那样了，（笑，双手比划着）这样这样往前走。
    哎，就那样往前走，结果还是朝我们攻过来，后来我旁边的两个科考队员就把它赶跑了。在那里有时候要迷路，也很冷，要一早一晚拍摄，有时候要一早起来，它那里4点钟天就亮了。
    在北极呢，就怕遇到北极熊。北极熊饥饿的时候攻击人。
    吴玉叶：那您庆幸的是没遇到。
    李仁臣：没，没遇到，科学是不能够盲目，不能够莽撞，你要有科学知识。比如说，我们去冰盖，我是和一个冰川学家一块去的，我非常希望能够到那个冰盖顶上去看看冰盖的那边是什么。走走走，走到雪线的时候，科学家讲不能够再往前走了，为什么呢，再往前走，他讲那个冰盖啊，你现在看那么大的冰，它很可能是个冰穹，就是空的，悬空的，他说，它伸出去像个屋檐一样，你这个时候往上爬爬爬……爬到这儿时，要是不巧遇上融冰——它冻得不结实的时候，就会掉下去的，所以不能够莽撞。
    上去的时候，是我们两个去冰川。下来的时候，我们两个分手了，他是沿着冰川边缘下来，为什么呢，他要去考察冰川的融化情况，看GPS定位。我呢，就顺着山沟走。他是在山坡上面，沿着那条冰线走，我就沿着山沟往前走，我们分手的时候太阳还挺高的，不觉得什么，但是我走到山沟里面去的时候，因为山脊把太阳光挡住了，太阳逐渐落山了。一没有太阳晒，在北极就非常冷，显得特别害怕，寒风怒嚎，呜——呜——，这个时候最害怕的就是怕哪个山洼里或者哪个山沟里有一头北极熊在那儿，那你跑是绝对跑不了的，它的速度跑起来飞快，比我们快多了。哎哟，我一路走一路害怕，自己壮着胆子，一看到那条冰河，心里才高兴起来，因为过了那冰河就是我们的驻地。我刚过了那冰河，水也涨起来了，在那里碰到那个冰川学家的女儿。她是个大学生，跟着他爸爸到北极去考察。那天她等她爸爸，一等不来，二等也不来，非常着急，就到冰河的边上来等，眼看太阳落山了嘛，我过去以后，她说，哎哟，李叔叔，我爸爸呢？我讲你爸爸还在那边呢。你别着急，他也快回来了。我就陪着她一直在冰河边等她爸爸，一直等到她爸爸的影子从冰盖上出现。开始很小，后来慢慢慢慢大起来……走近一看，哎呀，他的裤腿全湿了。因为他去看的那冰川的边缘在融化——他有科学任务。一路上遇到驯鹿什么的，驯鹿不攻击人。
    南极还有一样动物攻击人。是什么呢？是贼鸥。贼鸥可以把企鹅吃掉，它攻击力很强的。它为什么要攻击你呢？比如我们有一个地质学家，去采集标本，包背着不是很累嘛，就放在那儿，等采集完标本了再过来。可是等他回来以后，那贼鸥已把他包里的东西全翻出来了——包括这些小锤子啊、工具啊，全都给他叼到外边来。它劲儿很大的，它那翅膀展开来也很大的。那贼鸥什么时候攻击人呢？就是当你进入它的“势力范围”，尤其它正在孵小鸟时。那些刚出来的毛绒绒的小贼鸥，很好玩。我呢，就要去拍这些小东西。那些小东西在逆光中啊非常漂亮，毛绒绒的。我就拿相机拍，这时贼鸥就来叨你，你得赶快把风衣的帽子戴上。它有时候叨你头上还挺疼的。它再有一个招数就是往你身上拉屎，嗷——一团屎，拉下来；嗷——一团屎，拉下来。拉的你身上全是那种白的屎，很难洗掉，因为它吃的也都是那种活的东西，生物嘛。
    我还拍下来另外一个考察队员，正好被贼鸥不断冲击的一组图片。那贼鸥从空中，哇——下来，啄他的头；然后，再，哇——飞起来。……反正，南极和北极是很有意思的；我拍下来的一些照片也很好，很有意思。
    一开始，他们那些科学家对我还不理解，讲，李总你那么大的干部，整天拿着相机拍这东西干什么？——他们心里有这么一个问号。
    后来我和他们就成为朋友了。他们有时候出去一天非常累啊，我就开着车去接他们。在北极的时候，我一见到他们，先给他们一块面包，一块饼干，再给他们一瓶水，哎哟，他们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们又渴又饿嘛。
    后来，我因事要提前走。在北极那地方根本没什么吃的东西。就在我临行的前一天，他们为我包了一顿饺子。哎呀，那可是兴师动众啊——没有擀面皮的东西，就用啤酒瓶子擀，反正是非常难，好不容易包了一顿饺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我走之前，都拿电脑到我这儿来拷他们的照片。他们一辈子都没有拍到这么好的照片——工作的、生活的、肖像的，拍了好多照片。他们非常高兴。事过这么多年了，他们至今还和我有联系。其中有一个气象科学家，他还叫我介绍他参加中国摄影家协会。他叫陆龙骅，年纪比我大。结果这一次，批准嘞，他非常高兴。他把这件事情当作他们家的一件喜事啊，那天刚好是礼拜五的傍晚，我给他打电话，哎哟，一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
    吴玉叶：您刚才说的他们这些人向你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是李总啊，你都那么大的官了，人民日报副总编，副部级嘛，对吧，你怎么还拿个官不当官用啊，咋还当个记者去用啊，特别是到那么个危险的地方。那您是怎么回答他们这个问题的呢？
    李仁臣：我没回答，不用回答。
    吴玉叶：不用回答？
    李仁臣：哎，我就给他们看他们的照片，他们拿着电脑到我这个电脑上拷。他们经常晚上到我住的那个房子里去，然后就看那个电脑，哎，今天有没有拍到我啊？
    哎，你看，植物学家冒着雨在那儿采标本——这是一位地质学家，现在是工程院院士，他当时是去采集矿石标本，回来的时候夕阳照着他，拍出来很漂亮。他的一个学生，是个博士生，捡了一个驯鹿的大鹿角，背在肩上，咳哟，好像扛着一支枪一样，那高兴呀，拍出来都很漂亮的。我拍了他们，他们也是很服我的。所以我不作回答，他们慢慢地也都能理解了。最后大家都成了朋友。不光是这样，我还不断地给人民日报发稿，在人民日报不断地发，他们有时候在网上就看到了。我还拍了一个地质学家，他有一双德国进口的鞋子，那个鞋子的上面——咱们的鞋子上面不都是布的或者皮的嘛，它的里面是钢板的！为什么呢？它是防止那大石头砸下来把脚砸坏了，脚底下是那种像轮胎一样的鞋底，——他的那个鞋底都快磨透了，磨得当中几乎成了一个大洞。我趁他在绑鞋带的时候“啪啪啪”拍了几张，放大了登在人民日报上——哎哟，这就是地质学家的鞋，大家看了都很感动。就这些细节这些情节，它有故事，就是我刚才讲的，这得有新闻敏感啊。当时拍那双鞋，就像《路遇学娃》一样，凭敏感。我一开始也没看到啊，他早晨在我们住的木头房子台阶上，在那扎鞋带，我一看，因为我随时相机不离身嘛，哎哟，赶紧拍下来，这也是稍纵即逝，两秒钟过去了，就没有了，就是抢，拍照片也是抢新闻。
    吴玉叶：这也是一种爱好，对吧。有些人没当总编之前他也是有技术的，比如写啊，编啊，或摄影啊，可做了总编当了官以后就不干了。但您一直还能做下去。
    李仁臣：你看，我是干新闻又不是来做官的，我始终都没有丢开我的专业，我始终都没有放下我手中的笔和我手中的相机。
    这个摄影又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这个领域啊给你带来了很多乐趣：因为摄影你能见识到很多东西，因为摄影你要去等待，你要去获取，因为摄影你交了很多朋友，因为摄影你见识了世界上很多侧面，因为摄影你乐此不疲的去追逐太阳，追逐早霞，追逐晚霞，你可以不吃饭，可以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劳，忘记了艰险，去拍那些东西。为什么呢？这就是一种推动，这就是一种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比如说你玉叶感兴趣来研究做人做官，你就觉得乐此不疲。尽管你的主要目的，我知道，是研究为官者如何做人做事的；但也可能有人讲，哎，怎么他还研究做人做官，这个是不是研究晋升之道啊，是不是研究怎么样高升啊——可能还有这样的误解嘛，可是你就乐此不疲。我搞摄影也是这样，一拿起相机来，就忘记了年龄，忘记了职务。那年在悉尼奥运会上，我拿着相机戴着摄影记者标识，和那些国外人高马大的记者一样去挤啊去踩啊，被人家踩被人家挤啊。人家谁知道你是个副总编啊，人家才不管你哪，能抗你一膀子就抗你一膀子，把你挤走那就是他的位置——抢占有利地形啊。
    2002年在盐湖城奥运会期间，拍冰雪。我以前没拍过啊。结果呢，那些老摄影记者就讲，老李，你拍没拍过冰雪运动，我讲没拍过。他们讲你可要有思想准备哦，没准连个影儿都没有哦。他们讲的这个真是的，可不是吓唬你啊。你想想看啊，那个高台跳雪，你根本就看不到运动员，你就看到那个大悬崖，然后那个运动员从那个悬崖上“嗖——”出来了，在空中飞，做出那种姿势来，然后再“哗——”跳下来，看谁跳得远。它有几条道，至于到底从哪条道上出来你根本不知道，所以你没有点经验，根本拍不下来，连个影儿都拍不着。我一开始去，哎呀，那个相机又大，又要拿那些大镜头，那个相机太重了，你要是拿那个脚架根本不灵活，到最后等于那个镜头压在自己的脸上，脸也变成一个支撑点，那是零下几十度啊，一个相机有好多斤……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他不是空中的这个距离吗？空中的距离你必须对焦啊，我就先在平面上测距对焦，我测一下这个平面的距离跟空中的距离，差不多远，我就先拿一棵树啊或者一个建筑物啊或者一个什么标志作为标识，我先把那个焦距对准，然后再对着空中，等运动员飞出来的时候镜头中也就有了。结果那一年的冬季奥运会，奥运会的新闻中心制作出了参加奥运会的新闻记者拍的照片，我的一张照片被放成大照片摆在他的新闻中心。是哪一张呢？就是花样滑冰的世界冠军，两个俄罗斯人，一男一女，他们舞起来那个头发，金黄色的头发飘起来，非常漂亮。这是人家选上的，并不是讲我是一个副部级领导，照顾我。
    吴玉叶：他选上了搁哪用呢？
    李仁臣：放大了摆在那个新闻中心啊！就是给大家看。
    吴玉叶：那当时我们中国的摄影记者有几个啊？
    李仁臣：哎哟，多了，去了好多。所以新华社的摄影记者说，老李一来，我们就没戏了，因为新华社主要的阵地是人民日报。我就和他们讲，咱们这样，谁好用谁的，我讲又不是因为我是人民日报的，我是人民日报的老总先用我的，你好就用你的，我好就用我的。那最起码我拍的这些东西他们都认为是好的那才行啊，如果不好的话，你用了没有两张，意见就给你提出来了：哎呀，这是什么照片啊，还要用啊，是吧。挺好玩的，就是种乐趣，实际上也是一种追求，你就像写字啊，写诗啊，写文章啊一样，这就是一种乐趣，是吧。
    吴倩：您一定去过很多地方采风吧？
    李仁臣：去啊，你像南极、北极，西藏，青海……青海，我5年去了3次。前年去西藏，那时候我已经60多岁了，去西藏爬到海拔5000千多米。
    你们看我拍的这张照片，早晨的布达拉宫，那是爬到对面那个药王山上去拍的，去了3次。天不亮就去，天黑呼呼的，又是武警守卫的一个制高点，一般的游客根本不让上去。天不亮，就要扛着机器，还要爬上去，爬得气喘吁吁，光爬上去也要半个多小时。人家部队的那个指导员，夜里还要起来等你。我们西藏记者站的记者和这个警卫连的指导员是好朋友，这样，我们才能上去拍照。
    吴玉叶：要不然的话,看来，还不给您去呢。
    李仁臣：上不去，不给上。从上边一看，西藏自治区那些领导的那些小院儿就在你脚底下。我对那个指导员说，你买个相机，你在这儿拍。你等到下雪的时候，看布达拉宫是什么样的，雨后出彩虹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我讲你肯定能得大奖，因为你天天都守在这儿，别人不可能啊。他讲，人家会不会讲我不务正业啊。我讲你拍不出名堂来，人家可能要讲你不务正业，你拍出名堂来，没有人讲你不务正业，甚至人家还以你为荣。
    吴倩：根据您那么多年的实践经验，您觉得怎么样才能获得最好的取景效果呢？
    李仁臣：最好的效果呢，我不是有句话嘛，照相机的快门是掌握在上帝手里的，他让你拍出最好的呢，你就能拍出最好的；他不让你拍出最好的，你就拍不出来。我拍布达拉宫为什么去3次呢？前两次都没有这个效果，就是那一刹那，天开了，紫色的霞光放射出来——早也不行，晚也不行。早呢，就没有到这个程度；晚呢，它就收了，光就发白了，所以非常难。
    吴玉叶：其实，我看这是两方面的。
    李仁臣：是两方面。
    吴玉叶：一方面是上帝赐你这个机会，另外一方面是你自己热爱、执著、勤奋和对此不倦的追求。
    张芬之：还有灵感。他写了篇文章叫《思考的相机》。
    李仁臣：写了《思考的相机》，后来又写了《行动的相机》《审美的相机》3篇。
    吴倩：您觉得拍到一个自己满意的作品容易吗？
    李仁臣：非常不容易。摄影，你必须身临其境，你必须要到那儿，不管它的海拔多高，多艰险；你不到那儿不可能拍到。比如我有一个朋友，他到新疆一个山顶上的哨所，第二天早晨要拍早霞，结果第二天发现早霞非常好，可一打开摄像包，胶卷没了。那个大汉子，当时就在山上哭起来了。多着急啊，没有胶卷了，就好比射击时没子弹了，他这是个非常深刻的教训。所以，我每次都讲这个事。
    我们的记者也有这样的教训啊。现在用数码相机，比如两会的时候，哪个领导人来了，你有机会拍了，电池没有了，快门按不下去了，经常有这样的事。摄影啊奥妙无穷，另外确实要到现场，必须要到现场，光到了现场也不行，还要有思想，要有文化，要有闪光点。你像吴总刚才讲的那一枝山枣，为什么他注意到这一枝山枣，这正是我心里所追求的那个东西，和我的读者呼应了，他感觉这枝山枣横空出世了，这么细小的山枣枝，那么长，一下子伸的那么远，很有意思。怎么回事，这正是我所追求的，我当时就是要表现太行山的秋天，山枣从绿转黄了，那个山枣又代表着一种精神，在那样的条件下，顽强地生长，奉献出自己的果实来。那不正是一种太行精神吗！怎么才能表现它呢？你表现梯田当然也可以，但是梯田它没有个性。所以你要拍出好的作品，一定要拍出个性，一定要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去，或者人家到过的你要有新的视点，像布达拉宫，人家就到过了，你必须要有自己的特点。
    吴倩：您心里对那些摄影照片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呢？您认为什么样的照片是好的作品呢？
    李仁臣：好的作品呢，我觉得这个要各种因素最优化的那一瞬间，光线啊、形象啊、构图啊，最优化的那一瞬间，这是非常非常难。
    吴倩：还有您说的故事性。
    李仁臣：最优化的那一瞬间非常难，你比方说这张照片，这一张（指台历上的一幅他的摄影作品），黄河，黄河大禹渡，这个照片就非常有气势，黄河浩浩荡荡从远方像一条线一样“哗——”流过来，当中还有沙洲，还有很多层次，很丰富，表现出黄河孕育了我们神州大地。像这张照片应该讲我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它不是所有的因素都齐全。这张照片，假如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拍的，远处黄河流来的地方，刚好是太阳落下的地方，假如说是那个时候拍下来，这黄河就不是现在这个颜色，就是红的，就好像十月份拍黄河风陵渡落日那张（翻到10月份的台历页）。你看，就是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当然会更有冲击力，那么宽的黄河的河面，水都是这个颜色。但是我不可能做到，因为我是匆匆的过客。人家接待我，只有那个时间。我只有在那个时间拍，我不能等到夕阳西下那个时间，因为我等那个时间，下边的地方就拍不到了。同一天，中午拍的大禹渡，晚上拍的风陵渡，那么在拍大禹渡时我是不是也创造了最好的条件呢，应该讲，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山很陡峭，都拉了铁丝网，不让人迈到铁丝网外边去。我为了拍那张照片，迈到了铁丝网外边去。那里只能站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当地政协的秘书长，是个小伙子，他是为了保护我。如果我没有站到那个制高点上，我也拍不到这个作品（大禹渡）。
    吴倩：目前有没有自己最满意的一幅作品啊，或者是相对来说？
    李仁臣：嗯，最近拍到的一幅我比较满意。（他对《人才》的编辑小应说）你打开（电脑）来看看。
    最好看的就是——嗯，这张大的照片非常漂亮，拍的是加拿大国家公园洛基山冬景，照片上所有漂亮的颜色全出来了：宝石蓝，不是一般的那个蓝，桔黄、翠绿、雪白，冰、水、草、树、山、云，摄影元素非常丰富。这一幅很好，这个风景也是一晃而过，后来我叫车掉头，再回来找，找找找到这里，在那个雪地里，拍了两三个小时才拍出来。这是什么地方呢，这里是洛基山，这叫作洛基琼佩。什么意思呢，就是最美丽的宝石佩在洛基山的身上，就是这个意思。和谐啊，非常和谐！构图啊，色彩啊，颜色啊，这个景物啊，耐看，非常耐看，要是照片做大了非常有冲击力……

    读者朋友，当您看完以上对话，会觉得李总说得很有意思、很精彩吧！我也正是觉得他说的很精彩、很有意思，又有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而且还有些摄影方面的史料价值，才不忍作哪怕是一点点的割舍而全部照录了。虽然占的篇幅长了些，但很值得！

           本刊记者吴倩（左）正在采访中国首家外包网站CEO喻烜（右）

    小A最近觉得很苦恼，他是个资深翻译，专业领域内的工作做得很好，可是他厌倦了在大楼里“朝九晚五”的固定工作模式，向往成为能够自由安排时间，工作休闲两不误的SOHO一族。如果这样的话，他就要辞掉现在的工作，可是在家坐着别人怎么会主动找来给活儿干呢？左右为难的小A向坐在面前的好友说了这件事。“嗨！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吧！过不了多久啊，我就把你这个人才给‘外包’出去。”他的朋友打保票说。没过几天，小A的个人资料和档期等就出现在了一个叫做“外包在线”的网站上。不久，小A竟然接到几个电话找他洽谈翻译业务，原来是有人在“外包在线”看到了他的资料。这下小A乐了——这样找工作多好，只要通过一个网站，就能让需要翻译的单位和个人找到自己；如果谈成，以后既不用正儿八经地坐在办公室了，还可以拥有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同时钱也没少赚。小A说：“这可真是多亏了那个把我‘外包’出去的朋友喻烜。”
    小A提到的喻烜，何许人也？她是江西网络小姐冠军、中国网络小姐大赛优胜者，另外她还曾是方正电脑的售前工程师，IDC（国际数据公司）的软件与服务咨询分析师；现在，她的身份是“外包在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被大家亲切的称作“美女CEO”。
    “外包”在中国是一项新兴的网络服务项目，而喻烜，正是在中国创立服务外包网络公司的第一人！
    说到“外包”，大家可能觉得比较陌生，其实通俗地来说，它，就是通过互联网帮助人们在最快的时间内交换信息，实现“各取所需”的中介。有需要“贩卖”和想“购买”相关技术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快速通过这个平台找到对方！正因为这样比较快速、简便、实用，所以“外包在线”创立仅一年，就迅速拥有了100万用户，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刷新。大家不禁好奇，有这样的胆识和眼光创建这个网站，并且在这个领域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位外包在线的主人，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她又是怎样和外包结下不解之缘的呢？ 3月16日下午，喻烜应邀做客《人才》编辑部，与记者畅谈了她和“外包”一起走过的日子。
    2004年7月，正在法国留学的喻烜接到从国内打来的陌生电话，那时的她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电话，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打电话的人是江西先锋软件学院的院长，他们学校要参加在巴黎举办的一个展会，但是在巴黎没有自己的分支机构，于是就想找喻烜帮忙，看能不能设计一个展台。喻烜是江西妹子，接到家乡来的求助电话，自然是义不容辞地接了下来。
    “其实这就是一种外包，把做展台以及一系列的技术活儿发包给了我。”喻烜说。
    那次的展台做得非常成功。自此，喻烜便开始关注起“外包”。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喻烜发现，外包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并且在中国还没有一家专门做外包的网站呢！于是，在中国创办一家外包网站的想法便在她心中萌生。很快，她回到了国内。考虑到做外包的许多条件还暂不具备，她就继续在北京担任软件分析师，同时积蓄着力量，等待时机。
    俗话说“父母在，不远游”。孝顺的喻烜觉得在北京不能随时照顾到自己的父母，心里时时感到牵挂。考虑再三后，她毅然辞去了在国际数据公司的工作，回到了家乡南昌。在那里，喻烜的能力得到了赏识，一年后，就担任了江西先锋软件技术学院的副院长。26岁的她成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女校长。
    按理说，这样的日子也很平稳，如果一直这么走下去，喻烜现在应该也能过着衣食无忧的悠闲生活，可是如果喻烜真是这么平平淡淡走下去的话，可就不是咱们的喻烜了。张爱玲曾毫不遮掩地说：“出名要趁早！”——可见青春本身就是笔巨大的财富。喻烜想：我要抓住它，做自己想做的事，方能不辜负自己的青春。这时，创立一家网络外包公司的想法，在原来酝酿的基础上被迅速燃起。“我要趁着年轻，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她说。
    结合多反面的调查与考虑，喻烜觉得，此时，创办网络外包公司的时机已经成熟，到了把梦想付诸行动的时候了！于是她立即着手操办。
    要知道，独木是不能成林的。一个人也完成不了由众人之力才能做好的事业。创业需要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为了组建团队、吸收人才，当时真的是东奔西跑啊。”喻烜对我说。
    很多人听了她对外包的介绍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是一听到公司要设立在南昌，便迟疑、犹豫了，不少人委婉拒绝了喻烜的邀请。是啊，要放弃在自己城市辛苦打下的一片“江山”，跟喻烜去江西开创一片前途未卜的天地，这不是一个能轻易作出的决定。于是喻烜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把外包在线的理念、目标、发展前景解释给他们，甚至还给他们的家人做思想工作，争取把这些人才都给“挖”过来。终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一个由各地精英组成的“外包创业军”基本建立起来。一群满怀创业激情的年轻人，放弃原先优越的工作，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四面八方聚到了南昌。正当万事俱备，大家都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
    “当时我们已经找好了投资人，早就说好了给我们1000万的投资，可到了公司要开始运转的紧要关头，他却突然不干了！”喻烜回忆当时的情况，仍然心有余悸。
    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几乎要崩溃了。团队组好了，场地安置妥当了，公司注册成立了，大家也都从原单位辞职了，正准备大干一场呢，没想到这架就要启航的飞机，突然没油了，难道就这样看着它熄火停飞吗？
    办网络公司，就要做好先“烧钱”的准备。没有钱，公司寸步难行！钱，就是“外包在线”的氧气。由于缺钱，刚成立的公司就面临着“关门”的窘境。 “军心”开始动摇了！喻烜也怀疑自己的决定，她常常反复自问：真的就这么放弃吗？她不甘心！看到为了共同的追求而千里迢迢聚到一起的“战友”，喻烜想：外包在线不仅仅是个网络公司，它更是大家的心血和梦想，也是我们心爱的孩子啊！想到这些，喻烜突然感到有个沉甸甸的担子压在了肩头，担子里满载着大家的希望，担子里装着一种责任。无论如何，要把大伙儿的希望点燃起来，要把这个公司撑下去！她翻出自己的存折，看了看，20万，这钱，是她积攒着准备买房用的。喻烜毕竟只是个女孩子，对事业再怎么追求，心底也还是渴望着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窝”。可现在公司遭遇这种境况，构建自己小家的梦……喻烜在几番思虑之后，还是狠狠心放了下来。她决定，“钱，还是先给‘外包在线’救急用吧”。
    有了钱，公司勉强维持了下来，但是这点钱对公司的运作只是杯水车薪，要想尽快步入正轨，当务之急就是找到新的投资人。经过这次打击，喻烜认识到，要想顺利找到投资人，光凭自己的信心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有说服力，让人家真正相信、看到希望才行。只有这样，投资人才会放心的把钱交给你。于是，在用自己的钱勉强撑起公司的这段日子里，喻烜和她的团队一边积极寻找投资人，一边忙着反复修改、完善计划书。皇天不负有心人，很快，他们找到了新的投资人。这一次，他们一拍即合。
    外包在线总算正常运作起来了，可是喻烜逐渐发现，做CEO，需要考虑的事情真的要比以前给别人打工的时候多得多。
    创业伊始，大家总是不断涌现出新的想法，有想法是好的，可是每每到了决定公司发展方向的关口，来自各方不同的声音，就让她觉得很为难，到底该听谁的呢？喻烜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别人肯定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呢？喻烜想起了曾在方正集团工作的日子，对那里的工作理念和模式，她有很深刻的记忆。那时候开会，总是多数人发言，少数人讨论，“一把手”拍板……这样一来，问题通常很快就解决了。我何不借鉴一下这种方式呢？一试，喻烜发现，那些让她头疼的决策问题，解决起来果然变得轻松多了。尝到了借鉴的甜头，喻烜对工作又有了新的领悟，“很多优秀的企业家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这是他们经过多少次的成功与失败之后总结出来的‘宝典’，只要我们使用一下‘拿来主义’，就可以少走不少弯路，如果再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热情加到工作里，那做起事情来，就事半功倍了。”喻烜说。
    今年的3月1日，外包在线迎来了它1周岁的生日,迎来了100万用户1000万次点击率的累积。这时的它已经不是羸弱的婴儿，而是一个成长健康，可以稳步前行的孩童了。喻烜的团队在磨合中愈发默契，网站也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并逐渐站稳了脚跟。
    回想与“外包”走过的风风雨雨，喻烜更多的是一份淡定，“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她说，“我能做的，只有努力过好每一天，不辜负自己的梦，不辜负自己的青春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