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4月11日上午11点，一个彝族小学生走在上学的路上。在凉山贫困地区，多数小学教学秩序混乱，学生可以在任意的时间去上学。

图说：一个辍学的彝族小女孩背着蕨菜艰难行走在回家的路上。她背上的蕨菜远远超过她的身高，但回家的路还很长，按四驱越野车的车程计算，至少超过半个小时。和多数身处石排的童工一样，她渴望大山外面的世界，哪怕每个月只给她50元。

图说：童工马海曲布在凉山美姑县牛牛坝乡屯地村小学的师弟师妹们，他们的老师马青华总是担心孩子们遭工头拐骗，所以总是把校门关的严严实实。

图说：昭觉县四开中心校爱心班学生正在吃早餐。爱心班学生均为孤儿，由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出资扶持，但仍有部分学生遭工头拐骗，外出打工。

图说：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竹核乡“特困家庭女孩技能培训与就业安置班”围墙上的标语。技能培训班的老师希望通过免费培训的方式，将适龄的彝族女孩送至大城市的合资合法企业就业，以获取长期稳定的收入，但由于工头的原因，他们常常找不到学生。

图说：凉山美姑县牛牛坝乡屯地村唯一的土路上，几个成年人牵着骡子艰难回家。他们住在山上，以土豆、荞麦为生，家庭年收入不足1000元。

    但于我，甚至都不愿意把他当成一个虚拟世界的新闻人物写。因为他太真实了，真实的就像我身边的一些朋友，或者是一个放纵的自我。他提到的那些酒吧我大多去过，他经历的那些情感我亦曾经历。浮躁的都市氛围下，这不过是多数年轻白领正在过、或者想要过的生活状态。

    如果非要从梁小无拆身上找些独到之处，那就是他比多数人更了解女人，更懂得如何疼女人。他可以一夜之间把别人疼得像个公主，也可以一夜之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更关键的是，他还乐此不疲。单说这点，我很佩服他。在反复的轮回里，他说他总能看到新鲜的东西，而不是无尽的空虚。

    刻板的读者大可以用最恶毒的语言来攻击他，但不可否认，这就是现代的爱情。或许是巧合吧，在熬夜通读《广州情色录》的前夜，广州社情民意中心公布了一份《家庭婚姻爱情价值观变迁分析》。调查显示，爱情在广州人的心中逐渐贬值，从1999年的第5位，降至2007年的第11位。不如金钱，不如事业。

    我没有去看专家怎么分析，我讨厌那些学术化的说法。看看高昂的房价、奢华的消费、激烈的竞争，以及都市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我已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个调查是真的。物质化的社会，谈爱太奢侈了。

    爱已奢侈，可情感仍需宣泄。积攒的压力，需要找方法排除；孤寂的心，需要找人慰籍。于是，去酒吧吧，嘈杂的音乐下，找个酒醉灯迷之处，卸下戴了一整天的面具，像梁小无拆那样，做些自己爱做的事。只要不犯法。

    JW也走了，去了解放军报。还记得他来的时候，我就提醒过什么叫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当时是好心，没想到竟会是一语成谮。下午走的时候，我去送他。在电梯口，我停住了脚步，我讨厌这种分别的感觉。目送他离开，我心比他还凄凉。

   ……

    惊鸿一瞥——这个常用于摄影专栏名称的词语——用在杨昌腾身上，或许再恰当不过了。杨是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顶山管理处的科研人员，今年5月30日，他在为领导拍摄工作照时，竟遇上“世界上最神秘的鸟”。

    这种鸟的学名叫海南虎斑鳱，英国人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在中国海南岛首次发现，因长期以来仅在大英博物馆保存有一副标本，此后近半个世纪没能再获取相关信息，故而被称之为“世界上最神秘的鸟”。

    杨昌腾和它的相遇是个“很奇妙”的过程。当日，老天难得放晴，上午10时，管理处结束对山间电站周边的动植物情况调查，驱车赶往单位。在一个“滩涂由山侧伸出、绿草丛生、旁边是茂密的阔叶树”的小水库旁，他们遭遇“意外”。

    据杨介绍，他们当时正沉醉在大自然的清新中，不料路上突出杀出一辆急驰的摩托车，双方差点相撞。管理处的领导正要下车查看，发现摩托车主人恰好是另一科研项目的负责人。两人见面，相谈甚欢，其他几名工作人员随即下车交流。

    年轻的杨昌腾赶紧掏出随身携带的理光R3数码相机，心想为领导们拍摄一张不错的工作照。这时，同行的管理处高科长突然向他招手，“小杨，快过来！快过来！这里有只鸟！”。顺着高科长手指的方向，杨看到一只“全身是灰色，前胸为白色，具有褐色斑纹，翅边上有白色斑，脚近黄色，眼睛很大，凸出，裸皮黄色，嘴较厚，脖子伸长，头与脖连接处稍弯曲，头后有分叉发冠”的怪鸟。

    杨昌腾迅速按下几次快门，然后小心翼翼地接近它，调整光线和角度，拍了一张清晰的图片，准备用做保护区的宣传资料。怪鸟对杨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只能简单地将其判断为鹭鸟。此后，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专家们的到来为他解开了疑惑。

    “它叫海南虎斑鳱，是我国特有的鸟类，现已被国际鸟类保护委员会列入世界濒危鸟类红皮书，属全世界三十种最濒危的鸟类之一”，专家的答案让杨陷入高度兴奋。

    “冥冥中我们相遇了！这是次美妙的奇遇！寻鸟一定会有奇迹，只要你不放弃，时刻准备发现，机会总会出现的！”，平素低调而又沉默的年轻人在日记里激情地挥洒。而后，便是新的期盼，“好想再次见到它，仔仔细细地看看它，把它的姿态录制下来，也许有这么一个机会吧？”

对了，禽流感怎么样了？
r:
来禁令了

wl:

那个村子是不是封了
r:
对，不过我昨天进去了.那么多媒体,唯独我跟一个女记者进去了  

wl:

靠!可以啊，怎么混进取的
r:
我找了个本村的摩托仔做叔叔进去了,花了双倍的价钱

wl:
你又不像那的人
r:
进去过程中眼睛都不看两边,停在一个厂子门口,治安员很快盯上我了,于是我掏出手机说：“喂，我到了，你赶紧出来见我吧”。眼睛只看那个厂子，不看警戒线

wl:
然后呢
r:
然后跟门卫瞎聊几声，装着很无奈的走了.治安员问我干吗的，我说来追债的,“可惜那家伙又跑了”。

wl:
你真能装
r:
其中一个治安员觉得我面熟，说以前看过我，因为我之前去过啦，但是我顺着说:：“是啊，这家伙太能跑了，我来一次，他躲我一次”。然后装着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问，里面是不是打死人了，怎么那么多警察？他们就让我别管那么多，以后没什么事，不用来

r:
后来我从鸭场往村子里走，警察拦住我了，不过之前问话的治安员说，这个是来追债的，不用管他。于是，我大摇大摆，走街串巷
wl:
哈哈,你行，应该回去写篇博

r:
我自己都觉得我完全适合去好莱坞,典型的实力派
wl:
哈哈，赞一个

    他们大多不愿透露身份，但精明的摩托仔们仍然能清楚地作出判断。“带到村口四块钱，要进去就得八块钱。”，摩托仔说。因为这个村子已经被封锁，如果没有当地人的带领，外人基本上无法进入。

    摩托车轮划过村口一沓厚厚的、洒满消毒药水的麻布，几名身穿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警觉地盯着。一旦觉得你面孔陌生，他们就会将你拦下。巡逻的警车时而开启警铃从一旁经过，治安员们把守着各个鸭场的入口，在上司面前，他们不敢有半点疏忽。

    绕开警戒线，从鸭场后面的田地可以看到，鸭场内空空荡荡，像是一片废墟，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都已被搬走，只剩零星遗落的药水瓶。就连记者前日下午还发现存有活鸭的鸭场，几百只鸭子也已不见踪影。

    在村里一家小院的门口，卫生检疫人员拎着沉重的仪器箱拦住一个躲闪的少年，他们要求少年抽血检验，因为少年的亲人养过鸭子，曾接触过鸭子的活体。少年以“长期住校，不接触鸭子”为由拒绝了，他的亲人则挽起衣袖，吐出唾液，“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围观的人们呵呵笑着，一位爱吃鸭子的老人细声嘀咕，“得多久以后才能吃到鸭子啊”。新造市场鸡档旁边的无名档口老板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的档口是目前市场内唯一一家还卖活禽的，但“鸭子根本进不来了”。老板从钟村进了货，但在回新造的路上被查收。这位不懂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为何物的、习惯于现场宰杀的中年人板着脸，反复抱怨，“还让不让人做生意啊”。

    在村子的另一头，记者们总算找到了顺利进村的通道。他们疯狂地寻找村里的养鸭户，但养鸭户们仿佛和鸭子一起“消失”了。

    事实上，这些养鸭户们经过前日下午村里召开的紧急会议后，大多选择了不再出声。在那次会后，村干部们接到新造镇政府发出的《扑杀重大动物疫病工作预案》，随即配合开展一系列工作，比如上述的健康检测、消毒隔离、交通管制、扑杀、禁止家禽交易等等。当然，也包括“预防不良媒体炒作”。

    和养鸭户们的谨慎不同，村子里大多数人家则过的和往日一样平和。他们中，有工作的继续外出工作，种田的继续种田，建房子的继续建房子，爱打麻将的继续聚在一起打麻将。在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的恐慌，偶尔还会拿严密的监控开玩笑。记者问他们要不要去打防疫针时，他们笑着回答，“你真把我们当成北京烤鸭喽。是鸭子有病，不是我们有病啦”。

    只有谈及未来，村民们才显得若有所思，“这次的事情太大了，不知道会给村里带来怎样不好的名声，也不知道我们以后出去做生意会不会有影响”。

    裕丰村——番禺石楼以西、距离广州繁华地带三个多小时车程的小村庄——看起来像是刚刚有一颗炸弹降落在上面，所有的人都从四面八方赶回来保卫家园。

    征地便是这样一颗“炸弹”。按政府规划，这里将成为广州亚运村的中心区域，春节后，1100多村民将全部迁离故土。

    8月中旬的一天，天空间或下着小雨。

   我站在裕丰村委门口，一个老人迎了上来，细声问：“你是记者吗？能不能到我家坐坐？”

    老人的家在200米开外的马路边，那是一处雅致的小院：茂密的杜鹃花藤像是一个天然的围墙，包裹起百余见方的土地，根茎粗大的盆栽随意点缀着四周，时而带来清香，房子是用成百上千的褚红色的杉树皮搭建，看不到一丝金属或者水泥的痕迹。

    老人名叫邬锦旺，原来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前些年因为交不起每年四千多元的学习费、医疗垃圾处理费等等，不得不停止了工作。他似乎很爱读书，老式的吊扇下，摆着一个类似于小学课堂上的书桌，几本《宪法》、《农民调查》被杂乱的堆着，书的边角已经有些烂了。

    我忍不住赞叹起这种怡静的生活，老人笑了笑，以示默认，然后转身取出一份打印好的《亚运村征地拆迁安置办法》。我仔细翻阅，试图为这雅致的小院寻找一个合适的货币补偿标准，但很遗憾，有关部门没有为这种常见于裕封村的建筑专列出条款。

    “就算按最高标准，我也买不起最小的最便宜的那种安置房”，老人用眼神诉说无奈。老人的房屋实体大概有70平米，如果按一等的砖木结构补偿，他将获得58100元，而最小的安置房是60平米，以1350元/平方米的目标成本价计算，也需要81000元。

    “地没了，就什么都没了”，老人比其他人更了解征地之痛，因为这是他第三次面临征地。1990年，村委建设中心村，老人所在三队的田地被征用，每年每亩补偿十石谷子；1991年，因为附近的石清路修桥，老人原来的砖瓦房被政府征走，获得补偿三千多元。

    “政府征地，我们没意见；政府搞亚运会，我们也没意见”，老人说，“但补偿要合理一些，至少让我们能有住的地方。”

    65岁的独居老人希望能老有所终，村里的年轻人则希望从征地中“多收三五斗”，或是开店，或是做点其他的小生意，好让未来有所依靠。

    老人用电话通知村民们记者的到来。十几分钟后，近百人拥进这雅致的小院，其中不少人还骑着摩托车从远处赶来。我开始担心起这会不会成为群体性事件，于是起身说，“人多嘴杂更说不清，要不你们先回家，我挨个过来采访？”。

    “你再等等吧，听说你来了，好多在附近打工的人都请假往这边赶呢。”，人群中，一个沙哑的声音回答。说话的是一个30上下的年轻男子，他自称姓陈，家里有一条荷载几吨重的小船，平时靠打鱼为生，前些天为了和测量补偿面积的详查队员们争执，把声音弄哑了。

    “休渔期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怎么不出去打鱼呢？”

    “打鱼一年能赚多少钱，他们（详查队员）的尺子多拉一小截就出来了。”

    年轻男子直接的回答博得了很多好感，周围开始响起掌声。坐在对面的五队的高队长向我介绍，村里平均每十户人家就有一户靠打鱼为生，换作往年，这个时候都出去打鱼了，“多则一月两月，少则十天八天，村里是见不到什么人的”，但这一回，就连已经开到海南岛打鱼的船主们都回来了。

    “房子要紧啊”，类似的感慨频频发出。人群中，有的原本在附近工厂打工，有的在附近的花厂种花，剩下的大多在本村种田。这基本上就是裕丰村民所有的收入来源，但拆迁改变了这原有的生态，几乎所有人们都搁下手上的活，整日驻守家中，以备随时监督详查队员的测量。

    “田被征收了，种田的就没田种了；码头被征收了，打鱼的就没岸靠了；花厂和工厂要拆除了，做工的就没工做了。大家都指望着最后的一点补偿款了”，高队长接着分析，“脑子活的还能开个小店，做点生意，可脑子不活得怎么办呢？”

    这时，高队长的电话响了，村委要求他回去开会，但他有些鄙夷地摁掉电话，并且关机，显得很不在乎生产队长三千元的年薪。“村里人对村干部的意见都很大”，高队长说。

    这种声音几乎随时随地都能听到。村民们说，村干部们在建设中心村时囤积了大量的土地，后来村里人要建房的时候总是批不到地，而去年年末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前，村干部们却事先获得消息，疯了似的在这块土地上建了成堆的新房。

    “我们村好多房子都是九十年代建的，所有手续都准备好了交给村干部，到现在还拿不到房产证，可村干部抢建出来的这些房子却有房产证了”，一位骑摩托车的年轻人指着邬锦旺屋后四五栋面积庞大的新房说。这些房子大多没有窗户，光秃秃的一个框架立在那，看起来闲置多时。

    “先把村干部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再来谈拆迁，不然我们的利益怎么可能有保证？”，年轻人有些激动。他有一栋99年建成的两层框架结构房，由于到现在还没办好房产证，按照《亚运村征地拆迁安置办法》，很可能不被列入补偿范围。

    没房产证的四处托人办理房产证，有房产证的则变着法子让自家小屋“大些，再大些”。村干部新房对出的老屋，石棉瓦搭建的简易窝棚占据了房子周边所有的空地。一些崭新的仅仅写有“石棉瓦，139……”的小广告贴在墙上，张显着这一生意突然的红火。

    屋主是一个不会说普通话的养鸭子的阿婆。“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只是听说要拆迁，不太相信，后来看到村干部不停的建房子，觉得有些不对劲，所以就赶紧搭建了一些”，阿婆的家人说，“再后来，村里的老屋几乎都跟着搭建了”

    “拆了搭，搭了拆，何必啊”，阿婆重复地说着，周围没有人理会，他们更热心于从我口中获知这种简易窝棚能不能赔到钱。一旁，一个五六岁大的小孩翻看着课本，课本是彩色的，印有城市里常见的高楼大厦、汽车洋房。

    “你明年就可以住这样的房子了，喜不喜欢呢？”，我问。

    小孩呵呵笑着，没有回答。

    广州电视台摄像机的到来吸引了村民们的注意力，我抽空离开，独自行走。在村中央的小桥上，一个慈祥的阿婆努力推着三轮车，我上前帮了把手。和其他村民一样，她也知道征地的事情，不过她更关心的是未来生活的变化，“搬走以后，吃的菜都要花钱买了。趁着现在雨水多，我赶紧多种点，长成了好多做点咸菜（农村里流行的腌制食品，储存时间可达数月甚至近一年），那样多少也可以省点钱。”

    “你们城里人的房子就像笼子，我们老人家不习惯的”，阿婆努力说着并不流利的普通话，引来路过的几位老人嬉笑。他们一辈子都住在裕丰村，对于城市的生活，更多的是来自于电视上的印象。

    其实不习惯何止是房子，又何止是老人。在这样重大的变局中，所有的村民都别无选择，除了全部的拆迁补偿外，他们还得拿出大量的、甚至是终身的积蓄来买房。更让他们焦虑的是，他们必须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来维持生计，但那对他们来说有些难。

    写到这时，我的邻居——一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美孚公司的技术人才——进门了，看了看我的稿子。这位实诚的山东小伙子感慨了一句，“他们以后就要和我们竞争了，那不是有些难，而是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