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正万

那年在黔北搞高速公路地质调查。那天，天还没亮我就醒了，并且再也睡不着了。带来的书已经看了几遍了，再也不想看了。我最想看的是报纸，那怕是旧报纸都行。

这是一间农舍，梁上挂满了玉米棒子，地上到处是耗子屎和被耗子咬碎的玉米。屋子的一角有扑满了灰尘的屯箩，不知里面装了什么东西，每天晚上都有几个耗子在里面载歌载舞，我找了根三米长的竹杆，不时拍它们一下，让它们安静片刻，让我入睡后再嘻闹。房东是两个老人，男的68，女的73，他们之间的交谈往往让我不知所云。我住的这间屋子是他们儿子媳妇的，但从板壁上贴的画报来看，里面至少三年没住人了。他们到遵义打工去了。

既然醒了，再蜷在床上也不舒服。在起床的同时我决定好了，下山去打个电话，问能不能回去，天晴了再来。雨已经下了十几天了，这种黔北特有的雨一下起来就没完没了，地上湿漉漉的，树上草上湿漉漉的，没有一个地方干爽，有时候感觉连鸡巴都是湿漉漉的。可我不能一起床就走，要走到有电话的小镇至少两个小时，我只有吃了早饭再去。我在房东家搭伙，他们一天只吃两顿，早饭十点钟，晚饭下午八点钟。

临行时，房东老大爷给我装了个“防滑链”。他找了一束稻草，搓成一个草圈，然后叫我套在皮鞋上。老人说，他年轻的时候上贵阳下四川都要戴防滑链。

这副“防滑链”虽然外表难看，但防滑的效果的确很好。

一路上我都在想，如果我不请示就回去，他们会对我怎样?他们也许会批评我目无组织，也许会扣我的工资，也许会因此叫我下岗。当时像我这种老实听话的年轻人已经不多了。要他们到野外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不”，他们都有自己的办法对付领导。不像我什么办法都没有。我这样想的时候觉得自己其实是一个好职工好青年，我想我打这个电话主要是提醒他们，暂时回去是最好的选择。

然而出乎我的所料，我得到的回答是绝对不允许回去。即便干不成也要呆在山上！这让我气愤又吃惊。

回头经过一个村子，两条狗凶恶地向我扑来，我叽哩哇哇吼叫，失却人声。事后我想，如果当时有一台摄像机把这短暂的一刻拍下来，一定会让许多人笑痛肚子，而我自己则会羞愧难当。

我在地上乱抓一把，什么也没抓起来，恶狗却连忙后退。当我终于抓到一块石头，一个彪形大汉吼了一声，那两条狗便乖乖地缩到他脚下摇头摆尾。他把它们唤进狗窝，然后把门关上。趁他唤狗当儿，我悄悄把手里的石头丢在路边。他的确长得虎背熊腰，可他脸上的笑容却象某些小个子男人，卑怯而狡黠。他的脑门非常宽广，一大片头发不知去向，是一个秃顶大哥。你是勘察高速公路的吗？他问。我说是的。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他得意地说。他叫我进屋喝茶。我说不渴呵。他说不渴进屋坐会儿也可以嘛。

    回到山上的确没什么事，最恼火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那就坐会吧。

    进了屋，秃顶大哥安慰我说，你要不是因为工作，会到这个山旮旮来么？既然来到这个地方，连茶也不喝一杯，这像话么?

    我嘿嘿笑。听他的话，好像我不喝这杯茶。他会感到不像话，连我也有点不像话了。

    一大罐苦丁茶，上面蒙了一层绿阴阴的茶膜。秃顶大哥要给我另外泡细茶，我说不用不用，我最喜欢喝苦丁茶。我一边说一边抱起茶罐喝了两口，其实这种茶我从没喝过，茶水刚流进口腔，我就感觉那种苦味像钻进肉里去了。不断有人进屋来打听我是谁。秃顶大哥对每个人都认真介绍一番，好像我们己经是非常了解的朋友。从他们的交谈中我听出来了，秃顶大哥在村里是一个小包工头，最大的工程是修了一座水库，最小的工程是修了一条二十米长的围墙，大不不小的工程有厕所、石拱桥、烟囱，猪厩牛厩马厩。他是一个能干的人。而其他人则是村里的农民，说到栽油菜，猪崽牛崽，就有点喋喋不休。说到我所勘察的那条高速公路，他们说出来的话总是那么可笑。他们问我挨近公路的土地还种不种，修路的时候放炮打烂了房子怎么办，到时候可不可以让他们去做小工？每个问题都是秃顶大哥替我回答的。回答前他总是手一挥。他的回答也不一定对，但我也不纠正，一屋子的人都服气地点头。看得出，秃顶大哥在村子里有威信。

茶水灌下去，膀恍像正在加气的轮胎一样，越来越饱满。我想到半路上去放掉，因为乡下没有专门的厕所。可我刚站点起来，秃顶大哥就以不容置辩的口气说，走什么？进都进屋来了，不吃饭走像什么话？我暗自想，秃顶大哥这么热情，是不是想通过我承包点工程？可我仅仅是个搞公路地质调查的普通技术员，什么也帮不了。何况这条高速公路什么时候修我都不清楚。可他不主动问我，我又不好明说。有一句话叫吃人嘴软，我想这句话说的肯定即将发生的事情。

秃顶大哥的女人和儿子把饭摆上桌。我有点不好意思。一个小时前我和他们都还互不相识，现在却坐在一起吃起饭来。那些来看热闹的人见主人家摆上饭，客客气气地告辞了。

秃顶大哥倒了两杯酒，是他自己泡的药酒，颜色和浓茶差不多，味道有点酸，但喝起来很顺□。我告诫自己，可不要喝醉了。

果不出我所料，话题不知不觉就扯到了那条高速公路上来。秃顶大哥十七八岁的儿子说，到时候要是能包点工程做就好了。秃顶大哥说，你懂个屁，那么大的工程，你一项也包不下来，送给你包你也包不了。儿子说，又不是要自己亲自去做，包到手了找人做不就行了？秃顶大哥说，你以为只要两片嘴巴就包得下来？我看你那两片嘴巴只能包饭!儿子不服气，秃顶大哥说，包这些工程，工程款由承包人自己先垫着，工程验收合格后才能结帐，人员工资、运输费材料费，你有好多钱来付哇？秃顶大哥看着我，我忙点头，心里却惭愧不已。我发现在这方面他比我懂得多。秃顶大哥的女人说，去挖泥巴总可以吧？我想挖泥巴应该是行吧，可秃顶大哥已经回答她了，他哈哈笑着说，你去挖泥巴？你的锄头有挖土机的大吗？你挖一天，它一锄就挖了!说得大嫂也不好意思地笑起来。我讨好地说，大哥真是见多识广呀。他举起杯子说，来，老弟，我们喝。我说，大哥我不行了，我要醉了。他皱着眉说，你是不是怕我没酒？我泡了一大坛，三十斤，你尽管喝。他叫儿子把茶罐里的茶水倒了，再去打一罐酒来。我忙说，我真的醉了，我只有这么点出息。他笑着说，喝吧，慢慢喝，醉了好睡觉。

从秃顶大哥家东摇西晃地出来，我感觉自己还很清醒，感觉自己还能喝，可眼睛看着干处踩，却总是踩在稀泥汤里。我骂起来，有鬼，这路上有鬼。我的皮鞋不一会就变成了一双肥大的泥鞋，裤管上的泥巴像瓦桶布，但我的情绪很好，当我又一脚踩在水函里，我便嘿嘿笑。地里一个栽油菜的妇女看着我，她自言自语地说，城里来的人走不成这乡下的路。我又嘿嘿笑起来，乡下人真幽默呵。

回到山上，房东下地去了，这山坡上没有几户人家，但没有团寨生活的习惯，是各自为政，依山而居，显得很冷清。一团黑箐箐的翠竹中间包裹着一架瓦房，像一只巨大而又懒惰的动物。我钻进被窝，舒服地睡了一觉。

醒来后大爷告诉我，有人从镇上给我带了个包裹回来。我从床上跳起来，连衣服也没穿。大爷问我，你自己也去赶场来，你不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

果然是一个大包裹，还有一个牛皮纸大信封。是从邮局寄来的。

我先打开包裹，是一件毛衣。我激动起来，回忆着妻子的种种好处，觉得她真是一个好女人，平时怎么就没有在意呢？里面有一张纸，是五岁的儿子给我写的信。只有两句话：

爸爸，给我带一点草种和花种回来。

早点回来，儿子想您。

我知道这是妻子捉住他的手写的，可我还是感动不已。眼泪一下涌上来，来不及阻拦就滚出来了。

打开牛皮纸信封，是妻子转寄来的文学杂志，上面有我的短篇小说《露草珠花》。再也没有比收到刊有自己作品的杂志更高兴的事了。

我从来不读自己已发表的作品；因为它们的缺陷我早已知悉，再读它们我会有一种蒙羞的感觉。可我做不到像大师那样，趁它们还没醒世通通把他们枪毙，而是想方设法寄到杂志社去发表。

我把杂志卷成一个圆筒，当作望远镜对着远处了望。从圆筒望出去比凭眼看去好像要亮一点，清晰一点，从理论上讲这是不可能的，可我所感觉到的确如此，我不知道这如何解释。十年过去了，儿子十五岁了，他给我写的信却像在昨天。

原题《细雨下穿的白天》，羊城晚报发表时改成了《妇产科女友的恐惧》

细雨下穿了白天

冉正万

回到城里的第一件事，是抓紧时间洗个澡；第二件事是去医院看望汪华。第一件事和第二件事紧密相连。连饭也顾不上吃。汪华是我女朋友，不管她是在上中班还是深夜班，我都要等到她一起出来，然后和她一起去吃饭。我想立即见到她的心情，的确比吃饭重要，而且重要得多。我是搞地质的，两三个月甚至半年才能回来一次。每次去医院，我的心都会怦怦地幸福地跳个不停，就像第一次和她约会一样。每次见面之前，我都幻想我们可以像电影上那些人一样，紧紧地拥抱，忘情的相吻。这是我想得最多的一件事，可每次见到她，我都像傻子一样，嘿嘿嘿，然后告诉她，小华，我回来了。汪华哩，好像也不是那么激动，点点头，或者笑一笑，要过了两三天，她才能热起来，才会像小鸟一样紧紧地依在我身上。

三天前，我所在的地质组从山谷里搬了出来，搬到了一个镇上，还没收拾好，我便去给汪华打电话。没想到她在电话里哭了——这是从没有过的事情。她叫我马上回去，她有非常重要的事要告诉我，如果我不回去，她今后就再也不理我了。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在电话里不好说。她的意思是电话旁边还有其他人，因为那是她们办公室的电话。

还好，没像前几次回城那样，先要赶几小时的山路，然后才有班车。我直接在小镇上坐车，在县城换车，汽车在我耳朵里讨厌地呜呜了七个小时，然后我回到了城里。每次从野外归来，我都觉得城市在发亮，她不像乡下那些小镇，总是黑乎乎的。我总是怀疑自己是不是上错了车？像乡下人一样错误地理解了那些站名。几天后，对城里的一切熟悉起来了，发现她并没有多大的变化，还和我离开时一样。这种感觉，和汪华见面时的感觉有些类似，只是我没法把它说出来。

到了医院，汪华的同事告诉我，汪华还在手术室。他们看着我的时候，都笑嘻嘻的，有些意味深长，弄得我有点不好意思，好像我和汪华见面有什么说不清的事情。也许是刚从野外回来的缘故，我总觉得自己土哩巴叽的，而他们虽然穿着白大褂，却总是透出一股洋气。他们的脸上、谈吐上、眼睛里，洋溢着自豪和聪明。这恐怕也是我不大好意思的原因，有那么一点点自卑吧。他们对我很热情，但我还是决定到办公室外面逛一逛，一会再回来。他们告诉我，汪华至少还要两个小时才能出来。

汪华是妇产科医生，刮宫、引产、接生，对一个外科医生来说，都是些小手术，但往往做手术的人比较多，一上去就下不来。我曾经好奇地向她打听过刮宫是怎么回事，她嗔怪我是不是有病，一个男人去打听这些。但她还是告诉了我。她说，先用一个大钳子，伸到那里面，钳子张开，把那里张成一个大洞，然后用另一把钳子把长在宫壁上还没成型的肉芽刮下来。宫壁被刮破后，会流很多血……听了汪华的描述，我信誓旦旦地对她说，不管我们什么时候结婚，我都不会让你去做这种手术。我说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都不应该让女人去做这种手术，更何况是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想到那把力大无比，把那里张成个大洞的冷冷冰冰钳子我就不好受。汪华听了我的誓言，拍着我的脸说，说得好听。我说，男子汉大丈夫，我不相信就这么点事还管不住自己。

医院里面有一条小街。说它是街道也许不太确切。也就四五十米长，两边有小饭店，有卖各种礼品的小商店，还有卖鲜花的花房。在我的想象中，这种地方的商店肯定是全市最宰人的。因为它们都是为病人家属准备的，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爱买不买，价格老高。所以我从不在这里买东西，也不在这里吃饭。想到经常有住院的病人在这里吃饭，我就吃不下去。但每次等汪华，我都喜欢在这里逛一逛。有一个卖旧书的，把书摆在板车上，左手齐手腕处切掉了，愈合后像个鹰嘴。脸上黑乎乎的，好像没洗干净，这张脸上写满了人不求人一般大的冷漠。每次看见他，我都会想象，这个人在充满虚伪和竞争的世界里如何才能安排好自己全部的生活。汪华第一次带我来，我就从他手里买了一本辛格短篇小说集，书里面夹了一张钢绳厂职工食堂的纸饭票，已经发黄，面值0.02元。当初0.02也许可以买一份稀饭，甚至一个馒头，但是现在，恐怕一勺稀饭也买不到了。买这样的旧书，仿佛还能勾起我对日常生活的回忆，也就更加喜欢来这个旧书摊了。当然大多数时候都选不出我喜欢的东西。截今为止除了辛格的短篇小说集，在这个书摊上买的还有《天使，望故乡》。

汪华不喜欢我买旧书，嫌它脏。她在医院当医生，收入又高又稳定，慢慢养成了对便宜的东西不屑一顾的毛病。有一次我开玩笑说她是被金钱蒙住了眼睛，因此看不见这些东西的价值，她生气了，两天不理我。

摊主仍然是爱卖不卖的样子。随便翻了一下，一半是新书，但全是偷版，旧书中旧杂志又占了一半。好象是旧书已经被他卖光了，只好卖偷版书了。我一本也没选上，可想到汪华还有一个多小时才出来，便随意地要了一本《飞碟探索》，五毛钱，用它消遣时间比站在医院门口傻等好。

拿着杂志又到汪华的办公室问了一下，其他医生都下班了，只有一个值班医生在，刚才我没看见她，说明她是刚来上班。她不知道我来过，便把汪华在干什么又说了一遍，还细心地用汪华的杯子给我倒水。她似乎本想坐下来陪我谈点什么，可护士叫她，她便抱歉地出去了。

很好，我对无话找话说本来就没有兴趣。或者说，在方面有点弱智。

那个值班医生来办公室取东西，顺便问了我一句现在在什么地方找矿。我告诉她，在黔西南一个叫拉弯的地方。她哦了一声，做出惊讶的样子。她根本就不知道拉弯在什么地方，是个什么样子。但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会这么惊讶一下。因为地质队工作的地方很远，都很偏僻。

汪华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把一本旧杂志翻遍了。我笑着喊了一声“小华”。汪华拿起我面前的杯子，也就是她的杯子，狠狠喝了一口，然后才向我点点头，“哎呀，累死我了。”她的头上还戴着绿颜色的手术帽，头发全部扎在帽子里，额头因此又光又亮，让人觉得有点严肃，也有点傻。我差一点笑出声来。她说她还要向值班医生交待一下，然后才能和我走。我叫她去忙，我等。

汪华换成一身浅黄色的连衣裙，腰上扎了一根细细的带子，头发也披散下来。一想到这就是我的女朋友，我的心便激动得怦怦跳。但在医院里我不敢碰她，她似乎也是如此，走得很快。直到走出医院大门，她才慢下来，主动和我手拉手。走了没多远，我揽住她的腰，她则顺从地把头靠在我的肩上。我问她到底出了什么事，这么急着把我叫回来。她说当然有事，但现在不想说。我说，不会是困为想我了吧？她说，要是天天下班都能这么靠着你就好了。我把她往我身上紧了紧，以示我很希望这样，但我无能力为，只能在一起的时候把她搂紧点。可没走几步，我就坚持不住了。其实我的手已经软得有些受不了啦，但我不想放开，我不停地鼓励自己：坚持，坚持，再坚持。她的头也在刚刚说完那句话就没靠在我肩上了，老那么靠着肯定很难受。而我的大脑，不时还要在代敏描述的时空里飞翔。宇宙有春夏秋冬，地球也有，不光是一年中有，一月中有，一天中也有。那么人呢？人的生命，生命中的爱情，爱情中的感受，感受中的所有瞬间……汪华的宿舍在医院对面，我们走的距离并不远。走到她的宿舍下面，下雨了，不大，我们冒着雨买了些菜回去。

吃饭的时候，我再次问汪华出了什么事。她说，没出什么事，她不想在医院工作了，在医院工作太累了，她想换个地方。

听了她的话我心里就不大好受，因为我没有能力帮她调动工作，我如果有，我也用不着跑野外了，早就在城里工作了。作为一个男人，我常常梦想自己有非凡的能力，自己所爱的女人想要什么就可以给她什么。我问她想到什么单位去工作，她说什么单位都行，只要不是医院。我说，那什么单位好呢。其实什么单位我也办不了，哪怕她愿意到环保局去当环卫工人，我也没办法把她调过去。我告诉她，我先打听吧，看有没有合适的。

吃好饭天已经黑了，我当然想留下来再陪陪她，可地质队在郊区，晚上没有公共汽车。我和她的关系除了拥抱和接吻，就再没有向前走一步。汪华天天面对那些作产科手术的女人，有时还要把手伸到那里面去，她似乎也对那种事没有兴趣。但她对那种事显然比我有经验，至少从生理知识上比我丰富得多。我有时很遗憾，有时又为自己能坚持住感到骄傲。我的确也怕稍有不慎，让她去作那种手术。难为情都是次要的，手术带给人的痛苦才是最主要的。有一次汪华告诉我，用药或者用避孕套的安全性只有百分之九十五，达不到百分之百。我是百分之百的爱着她，当然不希望那种事在百分之五里出现。因此一旦明确那事不能做，我便立即决定要走，呆长了是不是能忍住我就不敢保证了。我很讨厌这种保证。我真的想和她在一起，和她相拥到天明，不要去管明天的一切。

汪华送我下楼的时候告诉我，她不想在医院上班倒不是因为累，主要是要上夜班，上夜班的路上她一个人害怕。我说，我要是换个工作就好了。但这话我只能在心里说，如果说出口，那就是虚伪，因为我办不到。我多么希望汪华叫我留下来，可分手的时候她只是重重地捏了一下我的手。我以为我可以再吻一下她（从她宿舍出来时我们已经长长地吻过了），可她放开我的手后退了两步，让我那股冲动一下冷却下来。我觉得她有什么事要告诉我，似乎又不便说。我想是不是有另一个男人钻进了她的心里，因为她的柔弱或者说善良不想伤害我才这样？不知为什么，这种想法突然占了上风，这在以前是从没有过的事情。是不是我和她的关系也到了寒冷的周期，已经有不稳固的因素产生？就像那种叫“九星联珠”的现象在我们身上已经出现？直到坐上车，我才找到一个理由，觉得是因为没吻着她才产生了这种想法，其实她还是爱我的，只是她比较自重罢了。有了这个理由，我心里好受多了。当我在市中心换车的时候，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好像刚才的一切都是一个梦，我必须再回去看一眼汪华，才能相信她的确还在那间屋子里，的确还是我几分钟以前见过的那个汪华。很久以后，我发现我当时主要是受代敏那篇文章的影响太大了，宇宙都那么容易变化，都是那么不可预料，人就更容易变化莫测了。

汪华似乎并不吃惊，好像她知道我会回来。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长长地接吻。

“小安，我真的不想在医院工作了，我都快疯了。”她说。

“我已经憋了好久了，我再也憋不住了。”汪华说。她的眼泪滚了出来。我立即想到她是被谁欺负甚至强暴了。我血往上涌，脑子里出现了种种打架的场面，我可以用我的生命去为汪华讨回公道。但同时我也感到我的对手强悍而野蛮。我个人的历史到了紧要关头。我把把汪华拥在怀里，叫她慢慢说。

“我现在一见到它们就害怕，太多了，多得我都数不清。那天要不是有人喊我接你的电话，我恐怕真的那么做了……”

我的心一下放宽了，恐怕和我想的不是一回事。

“凡是来引产的，按规定都要给她们打针，打针后胎儿生下来就是死的。可我在医院实习的时候发现好多医生都不打针，嫌麻烦，生下来后用手把头一扭（像扭瓜一样），扭了丢在污桶里就不管了。最小的只有四五个月，最大的有七八个月，要是不弄死，好多都可以养活。不晓得哪来那么多，少的时候一天一个，多的时候一天好几个，都是怀上了不敢生下来的……”

我听明白了。我说：“当医生嘛，就要下得手。”

“我后来也学他们，也不给她们打针，第一次我还有点怕，和我一起上班的李姐拿过去，她扭给我看，说用不着多大的劲，就这么一下就行了。后面亲自干了几次，一点也不害怕了。有一次，我记得那个孩子已经足月了，我也是那么一扭，然后丢在污物桶里面。我给产妇料理完后，看见桶里动了一下，我吓了一跳，我产生了想把他抱起来，让他活下来的一股冲动。但我知道要救也救不活了，我盖上污物桶，打扫卫生的护士提出去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已经死了。

“由我接生的，我都记不清有好多个了，如果正常生下来，恐怕要排好长一串吧？”

我突然感到脖子痒痒的，好像汪华会突然给我来那么一下。

“我记得最多的一次，我扭了三个，那么一扭的时候，我的确没什么感觉，我不觉得他们是人……那么扭的时候，我甚至有一种快感。好象越不复杂的事情越容易让人产生快感。可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这个，我怕我控制不了。”

汪华看着我，我立即点头，表示我能理解。

“有时候，对那些正常生下的，我也产生那种可怕的想法，忍不住想把住他们的头，给他们那么来一下。我现在最怕看见刚生下来的孩子。”

我的天，我在心里想，我这辈不要想有自己的孩子了。

“那天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在育婴室检查刚刚剖腹取出来的一个女婴，我的手不知不觉地伸了过去，我完全迷糊了，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我，我不知道我是谁。就在这时护士长喊我，说汪华，小安打电话来了……”

“小安，我真的不适合再当医生了。”

“你一定要救救我。”汪华无助地说。

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去拥抱她，吻她。开始两下，她很坚决地把我推开了，可经不住我一再磨缠，好象这也是她需要的，终于和我久久地相吻。我们用看得见的手抚摸对方，最后我们都没办法控制自己，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我们，让我们探寻到了对方身体里那个奇妙的小宇宙。

那天晚上，雨一直没有停，到天亮还在下，在我的印象中，一般情况下白天到来后雨就不会再下了，白天会筑起一道墙，把夜里的雨挡在夜里。没想到雨下穿了白天。

附注：去年冬天，一个北风呼啸的寒夜，我一个人走在贵阳街头，在瑞金南路看见一个缩成一团，抚着一个小蜂窝煤炉卖旧杂志的小贩，我想买几本文学刊物回去翻翻，可这个小摊上没有一本是我想要的，最后花了五毛钱买了一本《飞碟探索》，以前我从不听说过这本杂志。

在贵阳我是一个单身汉，每到周末整个文联大院就我一个人，宿舍与上班的地方仅仅一墙之隔。我的宿舍曾是作家叶辛的办公室，他当年是白天在此阅稿或者写作，我现在则是晚上在里面写作或者睡觉。常常是，整整一天找不到一个人说话。当然也有很多朋友，但别人有家有室，哪好去打扰。这间屋子不再作为办公室后，曾经有一个老单身汉死在里面，他生病了，那天晚上本想打开门求救，可门还没打开就倒在门后死去了，几天后老被人发现，肉身已经腐烂生蛆了。别人为此都很害怕，没人敢住这里。我住这里后却一点不害怕，反倒觉得，因为有了这件事，这间屋子还稍微“热闹”了一些。

想说话又找不到人说话的时候，我便独自上街去瞎逛。买杂志时我问摊主：多少钱？他比了个手势——他懒得和我说话。“多少钱”三个字，便是这一天中我说出口的唯一的一句话了。

回到宿舍，忙钻进被窝，我没想到我被这本旧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深深吸引住了，作者代敏。文章中称：据科学家对中国历史气候研究，3000年来有一系列的冷暖波动，每个波动历时400至800年。比较中国历史发展和气候变迁就会发现一个“巧合”：和平时期都以温暖气候为主，而动乱岁月常常是寒冷的……为什么样呢？很有可能，百年乃至几百年的温暖气候和相应的良好生存条件使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权日益强大，人口逐渐增多；而气候急剧转冷（气候常常是突变的），北方草场大面积沙化，对草原依赖性很强的游牧民族生存条件便迅速恶化。……如果恰逢中原大乱，游牧民族本身又遇到了生存危机，这时不南下，几时南下？于是，在最动乱又最寒冷的六朝、南宋、明末清初，这些强悍的游牧民族骑着战马，挥动皮鞭，势如破竹地汹涌而来。中原的汉族因此就一次次被赶过淮河、赶过长江，以至更远的地方……历史记载证实了这种猜测……那么，气候变迁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学者把目光投向了“九星联珠”。他们所指的“九星联珠”是指“地球单独处在太阳一侧，其他行星都在太阳的另一侧，且最外两颗行星的地心张角最小的现象。”当“九星联珠”出现时，地球“孤独”地呆在太阳的一侧，其他8个行星都跑到太阳另一侧大汇合。为了维持整个太阳系的平衡，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就要扩大。当这种情况出现在冬半年时，地球的公转半径就会冬长夏短，气候自然趋冷；反之，若出现在夏半年，则引起地球公转半径夏长冬短，气温变暖……

气候变迁的原因是地球在享受“孤独”，这真是太神奇了。

读着这篇文章，我大脑里慢慢出现了上面写的这篇小说。这篇小说和代敏的文章有什么联系呢？和我所在的这间宿舍，甚至和那个可怜的单身汉又有什么联系？这在“附注”里面是说不清的。我想说的是，小说常常和面临的生活看似无关，而实际上它们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并且这一切对于我，它就只能产生这样一篇小说，而不是别的东西。

看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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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癌之家

冉正万

    我姑父51岁那年，仍然是个壮劳力。有一阵感觉到小腿里隐隐作痛，他说这事时不像得了什么病，反倒像一个小小的奖励终于到手。我们以为忍一下就过去了，小病小痛不是常事么？姑父自己也没打算去医院。半年后疼痛加深了，他向村子里掌握偏方的人求助。这些偏方各有来路，祖传的，因为感激什么人而传授的，也有机缘巧合无意中得到的。如果病症蒙对了，还真灵。姑父救助的人会泡一种治疗风湿的药酒。但他听了姑父的描述，说他得的是耗儿症，与风湿无关。不是腿里钻进去了一只耗子，而是腿里有血瘤，形状大小颜色都像刚下来的耗子。既然叫耗儿症，就用猫来治，一物降一物嘛。在血瘤外面抹上猪油，让猫去舔。

姑父家有一只小猫，这只猫从此过上好日子。舔了半年，猫肥了，“耗儿”还在腿里面，隔着人的血肉，猫对它无可奈何。“耗儿”在里面钻得更凶了，姑父走路都相当困难了。他忍痛烧了一窑砖，卖掉后去遵义检查。医生说是骨癌，必须截肢，并且不能再拖了，一旦转移到大腿根，就没法截了。如果他早点去，截掉小腿就行了，现在已经转移到膝关节之上了，只能从大腿中间截。

    其实这些话是姑父从遵义回来后说的，医生具体怎么说我们没法听见。当初被说成耗儿症，已经让姑父成了名人。现在又要被截肢，更是名声大震。毕竟是一条大腿嘛。卖砖的钱他没全部带去，他是回来取钱的，还要两个表哥去服侍他。那天晚上，姑父家像办酒一样热闹。先是有点亲戚关系的人来了，然后是近邻，最后邻村的人也来了。虽然每个人都拿了点东西，一把面条，二十个鸡蛋什么的，但他们不是来安慰我姑父的，而是来看稀奇。姑父呢，并不沮丧，他不厌其烦地讲述就医的经历，上车时间，下车时间，吃什么东西当中饭等等。连医生额头上一颗黑色的痦子都被重复了多遍，仿佛必须强调这一点，才能证明他没撒谎。后来我父亲，我二叔，姑父的兄弟们，他们都可以向新来的人一字不落地介绍情况，以至这些人一会把病人当成我父亲，当成我二叔，当成姑父的兄弟们。当他们知道是姑父时，往往还要他亲自再讲一遍。中途有什么问题还要仔细打听清楚，就像他们也准备去截肢似的。

    二十天后，姑父从医院回来了。因为截口处还没完全愈合，他必须躺在家里。这一次，去看他的人远远不如上一次多。大概是好奇心已经满足过了。人们最感兴趣的是被锯下来的腿在哪里？是丢在了医院，还是拿回来了，拿回来又如何存放。

    又过了三个多月，姑父拄着一根锄把出现在村道上，动不动就向别人展示他的断腿，直到别人不再兴趣为止。

    我是姑父的最后一个观众。放寒假了，我去帮表哥表妹们干活。先把砖窑里烧好的尚有余温的熟砖搬出来，再把生砖装进来。姑父不能干活了，表哥表妹得自己挣钱上学。大表哥还有半年就从师范毕业了，最爱和我讨论当教师收入高还是当医生收入高。二表哥早就辍学在家，用姑父的话说，他和书本有仇，和锄头钉耙倒亲热得不得了。姑父先说了些什么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他笑着说：

    “医生的大汗水都锯出来了。是一个老医生，头发都白了。他先在要锯的地方打了个记号，然后在离记号两寸远的地方用刀划了一圈，从这里把皮剥开，一直剥到要截的地方。不这样做不行的，不这样做没法把截掉的地方包起来。”说到这里他挽起剪掉一半裤子，像经验丰富的教师适时展示教具一样。我看到的断腿像糖果枕头。好多年后，妻子买了一个这样的小靠枕，我看见它时浑身冒鸡皮疙瘩。“皮子剥好了就可以锯了。钢锯嘎吱嘎吱的，老半天锯不断。我告诉他，你应该找个木匠来嘛，哈哈哈哈。”

    我当时还没开始写作，无法理解姑父的乐观。现在，二十年过去了，我写了一大堆东西，但我仍然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就那么快乐。看来写作不是为了去理解别人，而是让别人理解自己。洞悉了这一点，不禁相信小说已死这一说法确有可能。

    那天晚上，姑父让我和他睡一床。不是他家床少安排不过来，而是他太喜欢我了。我在搬砖时他就在旁边看着我，不时叫我休息一会，叫我喝水，叫我吃地瓜。我心里有一千个不愿意，可还是答应了，因为我从小受的教育是不能弗长辈的好意。

姑父没有立即躺下，他在蚊帐顶上摸索了半天，掏出几个黑褐色的杮子。像刚上一年级的小学生一样真诚地说，专门给我留的。他藏在上面的，谁都不知道。这种杮子有股烟味，是黄熟前摘下来削掉皮熏熟的，很甜。我以前特别喜欢，可多读了几年书后，被卫生啦、细菌啦等等字眼搞得很尴尬。好在姑父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要给我，他竖起耳朵听了听，确认其他人已经入睡，或者即便没有睡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他才神秘在挽起裤腿，让我再看一次赭红色的断腿。他期望我摸摸，我没摸，他自己摸了，半闭着眼睛。“在长肉。”他说。意思是伤口正在愈合。

    “要是不锯掉，我活不过五十三。”他说。这不是废话嘛。我也说了一句废话：“是啊，全世界都没有找到治疗癌症的药物。”“其实我得的不是癌。”他说。“医生锯错了？”“没锯错，但不是癌。”

    姑父说，他得的是一种遗传病。他的父亲，同样是腿痛，但以前医疗技术差，没有像他一样截肢，五十二岁就死掉了。他的祖父，死时才48岁，同样从腿痛开始的。

    这种遗传病和一种消失的动物有关。

    他的曾祖父的曾祖父，到哪一级曾祖父已经说不清，反正是很久以前吧，曾曾祖父养过一只母山魈。古书上说，山魈又叫橐蜚，人面而一足。不但脸像人，还能模仿人说话。曾曾祖父非常喜欢牠，牠的小脸比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还小，鼻子小，眼睛小，身材也小，小巧玲珑，非常匀称。脸廊外长了一圈白色的绒毛，绒毛后面是黑色的羽毛，这一白一黑，像戴了一个漂亮的狗头帽。曾曾祖父每次从外面回来，山魈都一跳一跳地过去迎接他。看见他后，却又不好意思，像少女一样低下头，一跳一跳地回到原处。据说，山魈虽然是野物，但极其害羞。

    如果不是因为当时牠太小，他是不可能捉到牠的，因为牠们的天性之一是离人远远的，永远不要和人打照面。山区的人除了远远地见过它们的身影，只在洞穴的干土上见过牠们的脚印。曾曾祖父去林子里挖草药。他不是医生，但懂得些土方，挖草药来给家人或者村里人治些小病。曾曾祖父要找一种叫竹黄的东西，这种东西既不是植物，也不是动物。它们长在将要衰败或已经衰败的竹枝上，像一个瘤子，指头那么大，刚开始是肉质的，慢慢变成木质。烧熟后吞服，能治小儿惊风和贫血性头痛。故事里的土方至今还在用，只是竹黄不容易找到，或者说你不找的时候总能碰到，想找的时候却总是碰不到。

    竹林深处有一个山洞，曾曾祖父在洞口看见了小山魈。挂在树杈上，羽毛上有血。被他看见后，牠不但羞得急忙藏起小脸，还很恐惧，虽然牠刚经历了一场更大的恐惧。据牠后来说，牠和母亲在洞口玩耍，没提防一只鹰突然扑下来，母亲为了救牠，用身子整个罩住牠，老鹰把母亲叼起来后，牠从母亲的怀里滚了下来。鹰的利瓜深深刺进母亲的身体，牠吓昏了，醒来才发现卡在树杈上。

    曾曾祖父的家里人很不喜欢牠，说她是个怪物。家里养一个怪物，会招来祸害的，即使不招祸，至少也会被别人说道。那些活得本份和正经的人是不会养怪物的。反对最大的是曾曾祖父的母亲和妻子。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在唠叨时唉声叹气，说是管不了他了，也不敢管了。意思是丈夫去世了，儿子早不把她放眼里了。妻子则威胁说，要把山魈丢出去。曾曾祖父对这些唠叨和威胁充耳不闻，为了不让猎狗咬到牠，他在柱子上给牠做了一个窝。只要狗朝柱子上看，他就呵斥它。牠长大了一点，他把牠放到地上玩耍，用一块小小的家织布给她做了件披风，更像小女孩了。女主人哈哈笑，嗔怪他“硬是想得出来”。他教牠：叫她妈、叫她妈。女人唬着脸：哪个是牠妈！我看你是越来越不要脸了。狗倒没对她行过凶露过齿，大概是把她当成了主人的孩子，没把牠当野物。小山魈特别怕狗，看到狗就往旮旯里藏，这时他要是去抱牠、安慰牠，牠就会把脸伏在他怀里呜呜哭。

    时间长了，家里人也习惯了，虽然仍把她当怪物，但不再怕她了，从外面回来，没看见她，还不习惯，还会低着头到处寻找，他们叫她“细妹儿”。因为她的声音和长相都像一个发育不全的小女孩。在别人面前会说漏嘴似的说，“我家那个细妹儿”如何如何。

    只要不出远门，曾曾祖父都会跟牠在一起。他在地里干活，或者上山砍柴都把牠带在身边。有空就跟牠说话，有一天，山魈突然说出一句话，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惊喜异常。从此更加细心地教牠说话。山魈学会了好多话，声音清晰，要不是看着牠，你会以为那真是一个人在说话。但牠并不懂这些话的意思。牠不但学人说话，还学狗叫，学猫叫，全都惟妙惟肖。狗和猫被骗过来，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同类在哪儿。山魈不懂人话的意思，男主人却慢慢听懂了山魈的话，牠的“话”在不懂的人听来，就像山区的人突然听一个外国人说话，和哑吧嘴里冒出来的咕噜声不多。

    几年后，山魈长大了，站在地上只有半人高，但从长相一眼就能看出来，牠已经成年了。无论是曾曾祖父，还是他的家里人，都对牠有一种自豪感，就像他们家养大了一个孩子。女主人说到“细妹儿”的时候，和说到自己的女儿没什么区别，她不同像最初那样讨厌牠了。“细妹儿”已经学会叫她妈妈，她也乐于答应。老奶奶也一样，别人给她点什么好吃的，她都要分一点给“细妹儿”。他们喜欢听山魈说话，他们说一句什么，山魈往往答非所问，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反倒愈加开心。在生活清苦的山区，这样的笑声是稀罕的。他们对牠的喜爱使他们对村里人的嘲笑甚至侮辱性说道毫不在乎，村里人提到他们家时，用“喂麻猫那家人”来指称，而不是以前的“沙田湾冄家”。

小路干净，水样单纯。

文久良走到三岔路口，朝三个方向拜了拜，然后把篮子里切割得方方正正的肉拿出来，把同样方正的豆腐拿出来，把糥米团子拿出来，把酒杯拿出来，最后把路神捧出来。路神没有腿也没身子，是一块木头雕刻的面具，放在地上站不住，他事先没想到这一点，只好把酒倒好后，再让路神靠在酒瓶上。

文久良知道路途无比遥远，但他无法弄清楚到底有多远。从擦耳岩到香溪镇17公里，如果你告诉他，相当于三个来回，他一下就能明白那有多远。如果你说相当于一百个来回，一个千来回，那就完全糊涂了。在他的想象中，远远不止一千个来回。他知道那个地方叫东莞，他以为是“东管”。一个到处是管子的地方？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样想是可笑的，却又忍不住就要这样想。

他不愿说自己想儿子了，就像一旦这样说，自己就认输了似的。他感觉自己的肠子是硬的，心也是硬的，要他认输是不可能的，他这辈子从没认过输。

他默默地请路神报个信，叫儿子回来一趟。不能回来，写封信回来也行，只要他还活着，他就不用苦巴巴的想他了，让他在那些管子里爬吧，看他能爬出什么名堂。这样想着，脸上竟有几分怒气，就像他不是在求路神报信，而是因为迫不得已生自己的气。

有人说，你儿子有出息了，当上老板了。他觉得不可能，好心的人是逗他的，坏心的人则是讽刺他的。有人说，你到香溪打个电话问问他，就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了。他有时也动心，想去打个电话。但一想到打通了似乎也没什么好说的，又踌躇起来。

是他叫儿子不要回来的，他叫他不要回来的时候说得太毒了，那样的话只有恩断义绝的人才说得出来。

前不久，村子里一位老人特别想在浙江打工的儿子，打电话说自己快不行了，临死前想看儿子一眼。老人的确生病了，但离死还远。儿子急匆匆赶回来，老人的病好了。儿子很生气，说他是辞了好工作回来的，再去只有重新找，可哪里能找到那么好的工作。老人过意不去，把儿子寄给他钱全部拿出来，他一分没动，有些是几年前取来放在床板下面的，一大股霉味。儿子不要钱，他还在气头上，他说，下回真要死了再给我打电话。老人越想越难过，想到天亮，把自己吊在楼辐上，遂了儿子的愿，死了。

这事对文久良震动很大，老人死去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唉声叹气，一夜未眠。有时候为老人不平，有时为自己不平，这种不平犹犹如万箭穿胸，既难过又难受。

这些难受全都说不出口，他们慢慢郁积，即使偶尔忘记，回来时只会更加汹涌。他还记得上吊的老人年轻时犁田打耙的情景，不管脾气多么暴躁的牛，到了他手上都会皈心伏法，他暴喝一声，好多牛都会打抖。现在呢？他在哪儿，在天上？在地下？在阴间？阴间与阳间有什么不同？

文久良望了望远山，远山层层叠叠；望了望天空，白云缓缓移动。感觉路神应该吃饱了，喝足了。他把酒瓶收起来，在小路中间挖了个坑，把路神放了进去，默默地祝祷了几句，然后盖上细土。在他的想象中，路神一旦上路，就会像箭一样快。

白狗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来，煞有介事地东嗅一下西嗅一下，中途拐向一块稻田，把在谷桩之间觅食的翠岛赶飞起来，文久良这才注意到，太阳已经下山了。

树林里的阳光

土名巴岩姜。很像《本草纲目》上说的骨碎补。也叫猴姜、胡孙姜、石毛姜。主治

破血止血，补伤折。

老家人叫它“耗子屎”，因为它的种子像耗子屎。据说，我外公曾拔来给某个女人治淋病。

曲花叶。把嫩叶摘下来舂碎，丢进小溪，鱼儿晕头晕脑里浮起来。老家人以此捉鱼。

    12月12日，东莞国际会展酒店1610房。

    刷牙时，看见瓷盆里有一只小小的甲虫，只有顿号那么大，如果它一动不动，会以为是一粒灰尘。它在我洒下的水滴边缘爬来爬去，那滴水是它身体的几百倍，它看不到彼岸，找不到出路。但行走速度极快，脾气似乎也很大，碰到水立即调头，其实好几次再往前一点就过去了。我撕开装牙刷的纸盒，以便把它接引上来。没料到刚接近它，它奋力一跳，跳了十几公分远，稳稳地落在干燥的盆壁上。像跳蚤。

    我暗想，是不是用不着可怜，人家自有生存之道。同时，忍不住发挥臭文人才有的联想：这不就像有些人，看似弱小，其实颇有出人意料的惊人之举和绝活。放心刷牙，谁知第一口水就把它冲下去了，我不知道它被冲了多远，有无性命之忧，就像我不知道这预示着什么。

    那一口水，是我一天中最微不足道的事，可对它而言，却是一件大事。我希望它活着，但同时又觉得这种愿望多么虚伪，这太像政治家的“良好祝愿”了。

    这天事很多，先是签约仪式，然后午餐，巨大的餐厅摆了近百桌，和几十个人碰过杯，但记得的只有七八个。下午正式签约，然后吃饭、喝酒，送朋友去深圳。但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只小虫。

    我从96年开始发表作品，十多年过去了，有好大一堆字儿了。把这堆字扒开，几乎全是我固执地、自以为是地建构的一个世界。它们根植于我的故乡，但又不完全是那里。

刚开始，当过小学校长的大伯就告诫我，不要用父老乡亲的真实姓名写作。可每次写作时，我总是喜欢用他们的原名，总觉得绞尽脑汁取的名字没他们的原名好。我想我的小说不可能流传到故乡去，每次印量都那么少，它们像一桶水倒在沙漠里，淌不了多远就无影无踪。何况故乡的人大多不识字，即便把我的书放在他面前，也和放在泥菩萨面前差不多。我大伯，这个乡村知识分子，他发现后语重心长地说，他们不识字，他们的子孙也不识字吗，你不能这样，你这是写书，一旦印出来，它们就是书了，就会在世间经久不散。现在我用偷梁换柱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写的时候还是用他们的原名，写完后再取个名字去替换。这是电脑写作的好处，鼠标一点就完成了。用他们的原名写作时，他们的形象会跃然纸上，可一旦换名，这些形象仿佛一下黯然失色，仿佛他们的名字也是他们形象的一部分。

我有一个远房二叔。有一次他在山坡上看见穿山甲新打的洞，断定穿山甲还在洞里面，于是兴致勃勃地扛来锄头，甩开膀子大干起来。穿山甲发现后立即在洞子里向深处掘进。他们展开了竞争，二叔为了两百块钱（一只穿山甲在乡场上的价格），穿山甲为了保全性命。他们的难度是不相上下的，坑越挖越深，就得白费很多力气把土掀上来。越往下泥土越硬，穿山甲的掘进速度也明显放慢。二叔能听见穿山甲掘土的声音，穿山甲肯定也能听见锄头的声音。二叔挥汗如雨精疲力竭，穿山甲惊恐不安气喘吁吁。二叔歇下来抽烟，穿山甲也趁机喘口气。二叔从早上干到晚上，没吃一口饭也没喝一口水，他怕回去吃饭喝水时穿山甲开溜。月光很好，二叔挖到天亮，穿山甲绝望了，在二叔的恒心面前甘败下风。我写作的时候，二叔那种百折不挠的韧劲一下跳出来，鼓励我写出一篇又一篇土里叭叽的东西。

二娘更有意思，我在很多作品里都写过她。现实中的二娘被公认为好吃懒做的典型，甚至还有些风流。有一次她去种荞子，那是一片坟地，回家后就病了，在家躺了几天，起床后就成了神仙了。她的肚子里有一个“灵哥”，能说话，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声音绝对不是二娘的，像一个蹲在罐子里的小孩，至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二娘因此远近闻名，那些有一官半职的人也悄悄来请灵哥给他们预测前程。问一次十二块钱。我也问过。我问：灵哥，我的小说能获奖吗？灵哥说，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再问，我是继续写小说好呢还是去干点别的好？灵哥说，都差不多。别人问什么都是肯定或否定，对我却模棱两可，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之前我写过一篇小说把灵哥得罪了。这个小说叫《酒干倘卖无》，有一半写到这个灵哥。如果真是这样，我这可是得不偿失啊。

我父亲，一个聪明的乡下人（2008年7月去世，愿他安息）。作品中写到他的时候更多。两年前的一天，父亲打电话来，像是经过深思熟虑却又气得不行。为的是我弟弟的事。七八年前，弟弟把老房子卖了，卖房的时候和买主说好，灶上的铁锅不在内。人家搬进去后，弟弟没把铁锅抬回家。七八年过去了，父亲想起这事，叫在城里做生意的弟弟回去把那两口大铁锅要回来。他们各执己见，吵了一架。父亲打电话给我，有叫我主持公道声张正义的意思。我批评弟弟，对父亲说话要有耐心，老还小，父亲现在老了，像小孩一样，不能一上来就讲道理。同时安慰父亲，叫他想开点，两口大铁锅算不了什么。为这事我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两口大铁锅原价三十四，已经用了七八年，也许还能值十几块钱。我用手机打长途电话，话费买两口新锅大概没问题。可父亲不满地说，冉正万，你知道不，我以前有多困难。我当然知道，家里最穷的时候盐都买不起。由这些事我深深体会到，人对物质的看重是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但是生活不允许你按部就班，它总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为你开辟一条你不走也得走的路，或许这就是因果，也好像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还不能借助文字来排遣这样的苦恼，更不能超拔于文字之外去建构一个理想的世界，我唯一能做的，是呈现这样一种事实：我为什么在这里，而我就在这里。我的作品活在父老乡亲之间，正像我永远活在他们之间。

我为什么写？一直以来，我看见很多人都在砸铁核桃。铁核桃肉少，壳又厚又硬，尤其是我老家的铁核桃，像是熔炼过铁屎，坚硬到了顽固的程度，一锤子砸下去不但没破，还会借锤子之力弹出去，撞到墙上乒乓响，撞到小腿上，那就是核桃大小的青包。费了很大的劲砸开，只能撬出米粒那么大的碎片，还不够塞牙缝。但只要碰到它，没有不去砸几个的，冒着指头被砸破的危险，非要搞几粒肉屑尝尝味道。这不单纯是对财富的进取和好奇之心，似乎更能体现人对物质的信仰和认识。于是轰轰烈烈的荒唐故事被演绎、被重复，被推向极端。

我想要写的，就是这种无处不在的一种生命，可贵又可笑，可悲又可敬。它们是我亲眼所见。在我的父老乡亲那里表现得很直接，明目张胆，因为这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在我所认识的另一些人当中（比如知识分子）则非常隐晦不易发现，情形更加错综复杂，当我发现这就是他们的上进心的时候，我不禁感到非常心酸：无论你走到哪里，你也逃脱不了这种上进心对你的威逼和伤害。

还在继续，永不停歇，就像一个落日接一个落日，一顿饭接一顿饭。

毫无疑问，鲁院将从此成为我毕生怀恋的地方。

10月20日，从河南安阳回来，已经是晚上点11点47分。当我走进冷清了几天、被雪松遮住了灯光的小院，心里顿时有种归来的感觉。这是我的家，是可以洗去风尘的地方。但是，想到学习马上就要结束，今后再来，我的钥匙将无法开启任何一扇门，而只能以客人的身份居留，就不禁有几分难舍与难过。

转眼十天又过去了。每天都含着离别愁绪，每天都害怕时间过得太快。但时间像无情的流水，一直在流，一直在流。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听了二十三次讲座，我的精神得到了二十三沐浴。从周熙明教授那里，我获得了这样的教益：在全球化的生存背景下，与他种文化的碰撞，要有自己的文化态度，要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和方向，要有自己的文化身体。而文化思维，应该是一种把握生命、生存、生活之真谛的整体的有机的、复合的、均衡的思维方式。所有的“主义”都应该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工具。从牛宏宝教授的讲义中，我摘录下这样的句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之初，在将自身带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设计时，他们始终缺乏一个进行设计的可靠的自身归依的现代性根基和讨论问题的基本程序。这在极大的方面应归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力或驱力，始终都不是来自于内部的自发增长的力量，而是来自外部的压力，以及面对“灭种”的恐惧。这样，无论是从西方寻求资源（譬如“全盘西化论”），还是从自身传统寻求资源（如“中国文化本位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在切入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进路上，都缺乏属于自身的、并将自身设入现代化进程的真正属于现代的设入方式。而在雷达老师那里，我聆听到了他对当前中国文学缺失的分析：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的缺失。生命没有在文学的书写中燃烧，的确是中国文学面临的最大问题。作为一个以写小说为主的创作者，可谓受益匪浅。从胡平老师《评论与当前小说创作》的讲授中，我被那些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所感动。如他所说，长篇小说的主题越大，其实是越没有动脑子，是作者没有用心思考。这和李敬泽先生的“小真理”的说法不谋而合。还从王彬老师的《鲁迅小说第一称的叙事特征》，我理解了当叙述进入困难时，会出现第二叙述者进行修补的道理。所有老师的讲座我都认真记了笔记，因为我知道，仅仅在课堂上听听不够的，回来后，静下来后，还得好好揣摩，用它们去打开自己文学创作的法门。

有且仅有两个月，时间太短了。我相信，还有应该听的讲座没有机会听到，这无疑是最大的遗憾甚至损失。有些课，内容相当丰富，如果有更长的时间，听老师讲得更仔细些，收获应该会更大。比如叶舒宪的《新神话主义》，这对文学创作是大有裨益的东西，但由于时间仓促，好多地方一笔带过，没有展开。另一个遗憾是对话与讨论，几乎可以说都不怎么成功。因为主题太宽泛，话题很难集中。如果命题小一些，具体一些，大家在讨论前准备充分一些，效果也许会有所不同。

两个月，61天，1464个小时，87840分钟。随着时光推移，我终将慢慢老去，但这87840分钟在我的生命里永远不会老。

——兼答部分作者询问

    我觉得很多人没搞懂先锋文学和后现代主义的区别。他们把两者混为一谈。先锋和后现代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先锋在每个时代都有。比如表现主义，自然主义，所有这些，最初都是以先锋的姿态出现的。与此同时，先锋和现实主义并不是对立关系，在最高点上它们是一个东西。比如卡夫卡的文字，不正是戳到了现实的某些痛处？就文学而言。先锋是最真诚地、最接近地抵达那个时代的真实，是那个时代叙事艺术的集大成者。是拍下了灵魂深处的风景的针孔摄相机，有一种浩然正气，但从不佯装浩然正气。那些“故意”让人读不懂的文本不是先锋，而是受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这样的文本是拾人牙慧，是对先锋的最大误解。是小看了读者，也轻贱了自己。是一种写作表演。

    据洪治纲考证，先锋在文学艺术中真正地形成一种具有相对稳定的概念，是在20世纪初期以法国为中心的“先锋派”思潮的全面兴起的时候。而最先将“先锋”和激进的艺术家联系在一起，则是英国理论家圣西门。他说：是我们，艺术家们，将充当你们的先锋。因为实际上艺术的力量最为直接迅捷：每当我们期望在人群里传播新思想时，我们就把它们铭刻在大理石上或印在画布上……我们以这种优先于一切的方式施展振聋发聩的成功影响，我们诉诸于人类的思想和情感，因而总是要采取最活泼、最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洪治纲《守望先锋》文本师大出版社，2005年）

    后现代主义，是指60年代在后期出现于西方的社会文化思潮，最初崛起于建筑和文学领域，后来迅速扩展到艺术、哲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人文精神科学领域。

    章国锋在《后现代主义：回顾与反思》（1996年《世界文学》第6期）一文中说：“后现代写作不但摧毁了文学业已存在了数百年之久的定义与规范、题材与内容、作用与功能，形式与技巧，而且使“文学”这一概念本身也变得十分可疑。在当今时代，文学的存在基础发生了动摇，社会生存空间和接受而愈来愈狭窄，其创造能力也大大削弱，新的有价值的作品越来越稀少，昔日文坛群星璀璨优秀作品层出不穷的繁荣局面已不复存在，这与后现代主义文论与写作对文学颠覆恐怕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吧。”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和很多人一样，可以不管什么是先锋，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自己能写什么，好好写就行了。但作为一个编辑，我必要明白它们是怎么一回事。看着堆积如山的来稿，我必须用先锋态度和眼光。所谓态度，从大处讲，是对文学和生活的态度，是通过文本，可以看见写作者的灵魂在哪儿的态度。往小处讲，就是考查这些文本为谁写，写出来干什么。在我这里，真正的先锋和真正的现实主义是一个东西，伪先锋和伪现实主义也是同一个东西。它们与题材无关，与作者是否被属于先锋作家无关。说得更明白一点，《南方周末》上那些和现实无一不相关的文章，正是先锋之一种。

——答龙源期刊网蔡凛立问

刚把长篇小说《纸房》改完（虽已刊发，但很多地方没写好，所以又花了两个月，认真改了一遍）。说实话，我太累了。本想好好休息一下，再不休息眼睛会瞎的，已经胀得看什么东西都疼，龙源期刊网的蔡凛立却非要我谈谈“中国小说与外国小说相比差距在哪儿，”，她“想听听比较尖锐的看法。”

国内的小说我看得多，国外的看得更多，但我很少去比较它们有什么差距。国内的小说，因为工作的原因，看到的大多是还没刊载的文本，主要是中短篇小说和文学理论。拿自己的东西和它们相比，总觉得这些文本的作者比我聪明，比我厉害。拿自己的小说和外国的小说比，差距几乎一目了然，不是别的，仅仅是精神高度的问题，但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精神高度不够，不是缺乏智慧，而是我从小就没有受到过任何宗教教育，没有在宗教文化的广博里经受大爱的熏陶。外国作家，有的也不信教，但他身边的人，他的生活环境，处处是宗教。像我这样在农村长大的人，得到的那点少之又少的宗教教育是和儒家沾了点边儿的犬儒主义。我记得父亲教育我的一句话：让人不是怕人。我让你不是怕你，在我看来其实就是怕你，要不怕就不会让了。真正做到让人不怕人，必须是自己有强大的力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说这种话是可笑的，阿Q才说这种话。当我经过几十年的生活的磨炼，体悟到一些深刻的东西，回过头，却发现很多宗教家早就把那样的话说过了。

当然，宗教文化有时是一个泥潭，有营养，也让人窒息，呼吸不畅。但是，当别人已经在泥潭里打过滚，已经找反拔的方法，准备爬出来，宣布上帝已死时。我却只能在一边傻站着。

这样的差距能弥补吗？我想是不行的，至少在我这儿是不行了。因为那是必须从小就浸淫在其中的，中年后接近它的话，主要是解决生死的问题，对文学只能是“述而不作”了。

中国的小说，总体上而言，是农村题材远远好于城市题材，其根源，不正是因为农村有那么多宗教意味的东西吗？

                     在本地改稿班上的讲稿

    小说里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汪曾琪说，最重要的是思想。这个“思想”不是哲学书上讲的思想，而是作家对生活的看法、感受和对生活的思考。这意味着作家的身份或者存在意义，什么是作家，作家干的是什么事情。

    作家想告诉读者的是：这“是什么”。这是生命的直觉，是生命与生活面对面的碰撞，是这种碰撞之际发出的第一声叹息。在这方面，我特别敬重诗人，因为他们发出的叹息往往比小说家更快、更直接，他们首先感受至了骨头后面的冷暖。小说家的感受也能深入骨髓，而且是一种钝伤式的，是隐伏着的波澜。换个说法，他们对生活巨大的力量心知肚明，他们会在“经历”之后发出长久的啸声，是欲哭无泪和欲说还休。既是记忆的保管员和记录员，也是未来社会理想形态的“想像者”。

    我写完最近一部长篇后，深切地感受到什么叫欲说还休。比如生命无常，我只有深怀恐惧，却又不无敬意，因为生命是那样坚韧与脆弱。对弱势人群的无助，我只有恻隐之心，却无回天之力。对环境日益恶化，只有不满，却不明白它对我们自身到底有多大的伤害。对生活中极不公平的现实，只有人云亦云似的议论，却无多少自责。

    写作的人，我想，这些是必须思考的，在思考中检阅自己的言行。在言行中将我们的感受诉诸笔墨。

    当别人介绍某某是著名作家时候，我用的是一把比较苛刻的尺子去检验。看他是否够得上“作家”二字，在我看来，“作家”无疑是、也只能是具有贵族气质的人，和发表多少作品无关，和在什么样的媒体上发表作品也无关，和是否能在媒体上频频亮相更是无关。

    作家写作是一项事业吗？我想问问各位。

    我心目中的作家，必须有充满现代气息的和普世精神的率直。

    199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萨拉马戈说，我们是充满欲望的可怜巴巴的魔鬼。这句话我很喜欢，也想了很久。我们充满欲望，但我们对神的世界极为不满。虽然我们的声音有限，但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声音。这就是我对“作家”这个称号的理解。我们必须在理想与现实、传统和现代、灵魂和肉体、东方和西方、男人和女人、个人和家庭、家庭和民族、民族与世界等等多种关系中说出自己的感受。对生活，我们不去诠释、不去超越，只要恳切地、发自内心地说出我们的感受，就可获得成为作家的通行证。

    我们之所以说，这仅仅是通行证，是因为要捕捉好自己的感受，并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必定还涉及技巧的问题、语言的先验问题、艺术直觉问题、文本如何建构的问题。

    回到我一开始提出的话题上来。作家到底应该干什么？前面这些话，是对作家的一种普遍要求。就具体、一个个执笔书写的人而言，我认为：作家的应该是用文学这样的一种样式，永远地、坚定地、不遗余力地去关心自己最熟悉的对象。我曾无数次地提醒自己，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东西。除此之外，别的题材无论多么伟大，无论多么精采，我都应该像一条高傲的狗一样，面对一块热气腾腾的骨头不屑一顾。否则，我将后悔不迭，我将尝到那块骨头上不适合于我的、败坏我名声的毒药。虽然我至今并没什么名声。为了弄明白哪一块骨头适合于我，我用了整整20年时间，并且是我从青春期的蠢蠢欲动进入不惑之年的20年。对此，我是悲欣交集，对艺术之神既艾怨不止，也感激涕零。她为什么这么久才让我明白，为什么让我吃了那么多苦头，走了那么多弯路。但是，我毕竟明白了，这对我的创作至关重要。这两种情绪在我目前发表的作品中已经有所显示，一方面是对命运逻辑的抵抗，同时却又不得不顺应天道（我抵抗的不是命运，而是命运逻辑。这是有区别的）。

    我想进一步说明，作家的写作是告诉读者，这——是什么。文学虽然少不了哲学意味，但毕竟不是哲学本身。哲学是什么呢？哲学的功能是告诉读者，这是“为什么”。生活、命运，它有什么规律，它为什么这样，而不是那样。但是，这仅限于精神层面，物质层面则必须由科学家完成。科学是分析的、解剖的，它寻求的是物质的形态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人类的探索远远不止于此。于是具有宗教精神的思想家站出来，对这一切进行提纯，告诉人们，世界就是这样的。比如《道德经》、《庄子》、《金刚经》、《心经》。

    师曰菩提，既非菩提。一切世间法都是佛法。这两句话在这些书里很常见，对写作的人而言，值得好好揣摩。

    下面，讲讲贵州文学创作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贵州文学的最大问题是，接受和消化严惩滞后。先讲接受。我们知道，中国文学的黄金时期是80年代，仅仅几年之后，到90年代，中国文学一泻千里的溃退和瓦解。原因我不想讨论。我只想说，虽然全国作家都受到影响，但其他地区的作家重振旗鼓的时候，贵州作家还在苦闷地摸索。我们对世界文学的接受力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份。这中间，当然不泛自觉者，但势单力薄，并且早已被其他地区同行的声音淹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中国文学，特别是世界文学的消化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要么莫名其妙地排斥，要么囫囵吞枣。这里面，当然包括我自己，我甚至想说，我痛得更深。

     解决接受和消化的问题，除了多读，多想，多写，没有别的办法。我去年把《世界文学》78年复刊以来的杂志买回来，浏览了一遍，然后对一些篇章进行细读，不但了解了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发展的来路，也学到了很多对我有用的叙述方法。

    二是文学资讯严重落后与同质化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别的地方我想一般不能相提并论，后者在全国文学创作中也存在，但前者，文学资讯严重落后的问题，是文艺之神特地用来考验我们贵州作家的。这两个问题，在贵州的关联度最大。文学资讯的落后，我想，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并且，无论现代电子通讯多么发达，我们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特别是有用的部分，是作家之间互相交流时无意中流露出来的，有心的人，一下就能捕捉到，并付诸行动。我们有多少这样的机会呢？不管交流的层次是深还是浅，反正我至今深感遗憾，我们很少交流。说到这里，我真的感谢省作协给予我们这个机会。我在整理这个讲稿时，我已经感受到了不少东西，今天和大家交流，肯定还会有别的收获。同质化的问题，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讲过，并且和国内目前活跃的评论家、作家、编辑讨论过。这是整个中国文学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翻开每个月出版的文学刊物，似曾相识的东西有多少？从形式到内容，我觉得实在太多了。包括很多名家，当我看到这些名字和这类作品时，我一方面窃喜，原来他们也不是天才，同时却又深感忧虑，我们的想象力到哪里去了？很多作品不但与别的作品重复，还和报纸、电影、电视、碟片重复。这还叫创作吗？我越来越不喜欢读文学刊物了，因为很难找到我心服口服的东西。我每天都在读书，哲学的、人文的、文学的，都是已经被公认的经典作品。大师的作品每次重读都会像第一次一样让人惊喜。这是卡尔维诺说的，原话记不得了。我的确有那样的感觉。最近，我印象比较深的书有《本草纲目》，我觉得这本书不仅仅是医药方面的书，里面其实隐藏了很多人情事故，我是把它当长篇小说来读的。读完后，那些药啊，秘方啊，一个也没有记住，但那些小故事一下就记住了。然后是舍斯托夫的《思辨与启示》，读起来比较吃力，但我很喜欢，很多句子让我狠不得占为己有，还有《中国婚姻暴力》，这本书写得比较简单，但作者举的例子很有意思，他对中国家庭的调查让人很受启发。除了这些，还读了几部长篇，几十个短篇。日本作家藤泽周平的武侠小说，在日本发行达千万册，《世界文学》介绍了几个短篇，与我熟悉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他采用的是一种纯文学的写法，几乎不写打斗场面，心理描写非常到位。我觉得非常值得学习，建议大家有机会找来看看。

    要解决我们在文学资讯和同质化上的问题，我想首先要知道目前中国文学的现状和走向，写出独特的，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来，千万不要跟风。跟风很费力，东西写出来，风头早就过去了。80年代，全国有伤痕文学的时候，我们有乡土文学与之比肩，接下来的先锋浪潮，贵州文学开始失语。90年代的新写实，新世纪的底层叙事，我们都没赶上。目前，底层叙事已经遭到怀疑，因为“底层”是一个政治术语，而不是文学现象。我认为，今后的动向，应该是塑造新的人物形象，谁在未来几年中，塑造出既适合于这个时代，又具有经典意义的人物形象，谁就有可能掌握文学的主动权。因为，中国文学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特别的让人记住的人物形象了。

    第三个问题，我觉得是缺乏自信和自明。缺乏自信，是因为发表渠道不畅，如果一个人在那里老是埋头写，得不到发表，往往会失去自信，并且有可能越写越艰难，越写越差。没有自明和没有自信一样重要，没有自知之明，我觉得是没有认真思考自己的创作，到底有多少价值。发表，我建议不妨找一个和你投缘的杂志，不要管它有没有名气，只有你和他风格相近，他喜欢你，你也不择别他，那就一直在那儿发，先在那里把自己变成重点作者。缺乏自明？文学这条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走的，让他们去吧。

    贵州文学存在的问题远远不止这些。我说的也不一定对，但我觉得这不要紧，因为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思考。我并不比在座的各位高明，而是恰恰相反。因此，剩下的时间里我希望和大家共同讨论，无论是作为朋友，作为编辑，作为一个一直走在路上的人，这种交流比我一个人挖空心思想把一些事情讲清楚更重要。

越来越痛（修改）

    冉正万

    地震发生时，我在朋友的画室里和一位篆刻家讨论一块地壳热液活动产生的石头，他从篆刻的角度，我则从地质的角度，我曾经在地质队工作了13年，其中8年在野外从事地质找矿。画室在去机场的高架桥下面，桥下一层是古玩字画和花鸟市场，一层是菜市。每当头顶上有重型车辆驶过，桥身都会震动，所以地震波传到贵阳引起的摇晃，我一点也没有在意。

    几分钟后，我走到桥面上，看见街边站了很多人。一个长相粗俗的中年人指着一幢高楼说，看，都是豆腐渣工程，晃了好几下。我不屑地想，买不起就说人家豆腐渣？

    走到文联办公楼，我才知道，刚才这一片大楼都抖动了，簇拥在楼下的人正在议论纷纷。我的领导是四川人，他几乎以质问的口气盯着我：不是说贵州不会发生地震吗？好像我是贵州人，这样的事就应该由我负责。我说，不是不发生，而是级别很低，人一般感觉不到，全球每年三千多起地震，贵州也有好几十起，大多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对人秋毫无损，真正可怕的地震是版块之间的碰撞或者俯冲，印度版块一直在往亚洲版块下面俯冲，珠穆朗玛峰越来越高就是这个原因。哪天地应力失衡，一旦释放出来，比一堆原子弹爆炸还厉害（这是我在地质学校学到的，没想几天后地震专家证实了这一点）。领导将信将疑。我说，地球每时每刻都在运动，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不发生地震不可能，但并不是所有的地震都可怕。我一边说一边想，这么摇晃一下也值得大惊小怪？

    仅过了五分钟，我就从网上得知四川发生了地震，震中汶川。我立即打电话给四川的朋友，没有一个能打通。我意识到出事了，但心里并不着急，大白天的，心想就算是地震，问题也不会太大，伤亡不会大到哪里去，去年江西不是也发生过地震吗？

    但接下来的事完全出乎我预料。

    第二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电视前面，灾区惊心的画面呈现出来，我再无法从容了。九点钟，我到离家最近的小庙，跪在菩萨面前许愿：请给我减岁，把它给灾区的孩子，哪怕只能救活一个孩子都行。我知道这是无用的，但除了泪流满面地祈祷，不知如何是好。

    接下来几天，我沉默寡言，不敢说话，担心说话时眼泪不由自主地滚下来。同时特别讨厌别人发笑，不管什么原因。我在自责中反省自己的写作与工作：这么多年，我究竟为他人做了些什么？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我的心越来越痛。

    我不敢看电视，不敢看报纸，但又都忍不住看了。看到救援的军人，我多么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看到那个为灾民免费送蔬菜的老大爷，我多么希望我是为他开车的拖拉机手；看到那个在医院默默地为伤员擦脸、抠便、接尿、喂药的志愿者，我多想献上一束鲜花，告诉她，我爱她、爱她，像爱山上的白杨一样爱她；还有那个坚毅智慧的女孩，她在直播现场流着眼泪说：我代表四川、代表北川、汶川的灾民向你们求助，希望你们把药品、食品送给他们，求求你们啦。她的话远远超过了我这辈子所能创作的任何一部作品，其感召力和诚挚之心远非苦心孤诣的创作所能等同。这短短的几天，也许将会改变我今后写作的方向……

    5月19日14点28分，全中国人集体默哀的时刻，我一个人站在办公室，看着电视，双手合十，警报声破窗而入，顿时泪如泉涌。最让我感动的是默哀结束时，成千上万的人同时吼出：四川加油、汶川加油、祖国加油！我痛苦而幸福地嚎啕大哭起来。同时在默默地和他们一起喊四川加油、汶川加油。我的心是痛的，但我什么也不怕，我和此情此景中所有的中国人一样，除了悲痛，还有满怀的希望和豪情。我甚至是幸福的，因为我终于成了所有中国人中的一员；我更是自豪的，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中国人如此情绪一致。尤其是那些二十来岁、曾被指责没有责任感的80后，当“祖国”、“同胞”这些他们平时不大用的词被他们呼喊出来时，我几乎像老人一样欣慰，我第一次发现，他们其实是最靠得住的一代。这一扫我的悲观情绪。这些年来，总有一种悲观的情绪笼罩着我。

    好吧，我想，我没什么可悲观的；好吧，我知道应该怎样活着；好吧，我会不时问问自己，今天为别人做了点什么没有。

    好吧好吧，近百年来，中国遭受了太多的悲痛，但这次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这一次没有一个人感到绝望，这种力量的结集，将超过地震所能释放的全部能量。

   已经是4月中旬了，今年只写了两个短篇。大部分时间用来修改长篇《洗骨记》和《纸房》了。这两个长篇将在下半年发出来。《洗骨记》的修改相对简单些，一是刘醒龙提出的修改意见很具体，便于动手。二是这个小说相对单纯，改起来比较容易。《纸房》就不一样了，从四年前正式动笔写成长篇那天起，至今已经改了十三次。第一稿30万字，第二稿25万字，第三稿24万字。改到第八稿时，干脆重新写了个提纲，完全推倒重来。当然，主要情节一直没变，同时也相信这是一个值得写的东西，因此才一直不厌其烦地修改。把修改过程中不适合的章节拿下来，单独形成了一个中篇《为什么总是忧伤》、两个短篇《飞鼠》和《蚂蚁搬家》，还有一个较早的短篇《鼠疫》。这一次修改，听取了《中国作家》方文的意见。他说，如果不想改的话，不改也可以。他认为一是前面部分节奏慢，二是用力过度，反失自然。这两个问题确实存在，因此毫不犹豫地决定认真修改。武汉作家墨人钢看后，提了几点具体的意见，他说：“前面有几件事情，不是节奏太慢，而是节奏太均匀了，建议疏密上作调整；增加一些闲笔对于小说趣味性的调整也很重要，闲笔的运用往往闲而不闲，貌似拉家常实则围绕主题。其实中间和后面一部分也可增加少量闲笔，长篇太紧凑了一点……”我一下就找到了修改的办法。

    经过如此反复的操练，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小说创作（其他包括任何形式的文学创作）必须回到正道上来，必须走正途。随意性的写作只会导致失败或者自讨苦吃。就是说，应该具有一种意义感，把人普通的痛苦，生存境遇，失败的经验，对生死的理解，用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以人性为基准面，把笔触深入到事情的内部。古往今来，大作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写作方法和技巧，但他们无法解决现代人所遭遇的困境，或者说现代人所面临的一切，必须从同时代作家的作品中去寻找甚至领会：人活着为什么是这样的，而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在这样的人生中还有哪些别样的可能；敬畏之心、仁爱之心、同情之心对他人有何影响，对自己有何影响。文学应该成为除宗教之外，对人都有教益的东西。当然，它不可能是另一种宗教，它来源于生活，理应映照出生活最现实和最不现实的人文和理想的图景。那么，写作者必须是那些对生活充满热情和激情的人。

4月16日正午上班前匆草

苍老的指甲和宵遁的猫

           冉正万

库工绍振国死了，只有几个人去送丧，去的人也仅仅是出于同情和职责。因为平时和他接触的人特别少，他在202地质队没有朋友也没有亲戚。当讣告张贴在宣传栏里面时好多人才知道单位上有个人叫绍振国。连以前认识他的人也是在这时才想起来，他们以为他早就不在单位上了。油库在一个静僻的小山背后，送丧的时候有人恍然大悟似地掰指头一算，才发现他一个人在那里已经呆了十年了。

我刚从学校毕业就和绍振国在一个分队工作。那时候分队在川黔交界的一座大山上搞磷矿勘探。绍振国是放炮工，分队的人都叫他绍大炮。这个绰号与他的性格截然相反。他养了两只母鸡，养得很仔细，给母鸡吃的面条都要用剪刀铰成一公分长，还要煮烂。说是怕把鸡吞不下去，咯鸡脖子。他最爱涂红油漆，他用的桌子椅子柴刀拄路杖和放炮用的起爆器，甚至脸盆筷子都被他涂得红红的。他说主要是它们掉了好找，红色抢眼。油漆是分队的，只要不偷回家，再怎么用都没有人说。他把他的一双反帮皮鞋也涂上了红油漆，走起路来像踩着两团火，在老远的山坡上走也能一眼认出来。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笑他，说他神。他也忍不住笑，抿着嘴笑，似乎一张嘴那外突的门牙就会飞出来。那个时候我有点看不起他，具体到哪一些事情我又说不出来，反正就是觉得不怎么顺眼。我才参加工作，因此特别积极，像新兵连那种被称为“新兵蛋子”的新兵。有一天绍振国捧了个刚刚生下的热鸡蛋，叫我给他称一称有多重，因为我是搞岩矿鉴定的，我管天平。我也不知道一枚鸡蛋有多重，所以也非常有兴趣地给他称了，64克，一两二还多一点。他非常高兴，他说那些农民的鸡蛋要十一个甚至十二个才有一斤。第二天他又来了，他想知道是比昨天的重了还是轻了。我正忙着，他说就一哈哈（一会儿），就耽搁你一哈哈。一称比昨天那个重了4克，他高兴得合不拢嘴，像多得了4克金子。第三他刚捧着鸡蛋过来我就故意转身不理他，他涎着脸喊我称我就火了，我说这么精密的仪器怎么能天天给你称鸡蛋！他嗫嚅着说，是公家的，又不是你私人的。我哗啦一下把钥匙砸在办公桌上，要称你自己称。我知道他不会读天平。他灰着脸走开了。几天后赶乡场，分队好几个人下山去买了些鸡蛋，不知怎么来了兴趣，也要称一称自己的鸡蛋最大的有多重。称完后叫绍振国把他的蛋拿出来，看到底重多少，因为他们都知道绍振国的蛋绝对比他们的大。绍振国懒得和他们说，装做没听见。他们用“绍大炮的蛋”这种话来取笑他，他也只是赔笑，不还击也不把鸡蛋拿出来。我知道他在心里忌恨我，但我一点也不怕，心想你放炮的我又不求你。两年后矿区勘探搞完了，分队转移到另外一个矿区，人员重新组合。我回到队办当秘书，绍振国又放了两年炮，然后才回到队部，去看守油库。

绍振国在世时，始终是老实和本份的化身。有人私下告诉我，说你不要看绍大炮现在那个样了，他年轻时还红过一阵哩。就是因为有一次单位上搞普法教育，专门去监狱联系了几个犯人来“现身说法”。布置会场的时候，绍振国说了句：犯人同志们，请你们在你们的位置上坐好。就因为把犯人们称做“同志们”，一身红透的绍振国一下子全身透黑。我老想看看他还有没有过去“红”的时候的一点影子，但始终没有看出来。连说句话都怕兮兮的，像老猫打呵欠一样软弱无力。我便怀疑他真有说那句话的时候和机会。

我在队办当秘书的时候，地质队是最不景气的，下岗人员一年比一年多。那还是87年，大多数中国人还没听说过下岗，更没尝过下岗的滋味。队领导们每年为岗位安排问题都要开特别会议进行专门讨论，完了总是少不了让一些人堵在办公室或者家里讲理，理讲不通就大骂大泼。这种理哪有讲得通的时候？软的不行来硬的，威胁说你们一家人出门的时候给老子小心点，要不就故意喝点酒然后扬言要放某某的血。那一回不知怎么就想到了绍振国。副队长老龙说，派一个人去守那些破烂干什么？把值得了几个钱的东西清理出来，能卖当废品卖，不能卖就入库，把地盘租给别人搞其他的，那么大一块地盘，少说一年也要捡个十几万。我刚被提升为队办主任，队长问我的意见，我说派一个人去的确没有必要，一年还要发几千块钱的工资，不过那地方偏僻了点，不一定租得出去。老龙说，绝对能租出去，偏有偏的好处，搞养殖，或者搞污染大一点的什么厂，那块地盘太舒服了，如果我不上班，我一定要去办个养鸡场。于是经过研究决定，让绍振国先下岗。

下岗通知是我去送的。为了郑重其事，同去的还有管人事和后勤的负责人。

油库离大队部三公里，不远，但只有一条便道相通。以前之所以选这么个偏僻的地方，是因为油料是特殊物资，当年地质队在采购和存放这些特殊物资时有点特权，这种特权主要是建立在油料等等被称为紧缺物资的基础上。后来遍地是加油站，油料不紧缺了，除了人民币别的什么物资也不紧缺。我们的油库也因此失去意义而只能成为堆放旧机器和空油桶的仓库。

绍振国有点受宠若惊，因为平时很少有人到油库来看他。但他并没有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屋去坐，他谦卑地温温地笑着站在门口。

劳人科长结结巴巴地把话讲完，绍振国还是那样一副表情。没有愤怒也没有惊讶，一时搞得我们几个人有点难堪。直到一只浑身虎纹的猫从他的脚边出来，他才假假地咳了一声。那猫走到一边呜鸣地发着威，长长地拉着身子，尾巴像桅杆一样直竖起来。

人事科长慎重而又冷酷无情地说：“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决定，这是队上的决定。”

和他刚才结结巴巴的宣布判若两人。我想一定是绍振国那声假咳使他威风起来的。

绍振国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们一眼。

“我又没有犯什么错误。”他说。

后勤科长说：“这不是你犯没有犯错误的问题，这是队上的安排。”

我立即接过话说：“我们知道你一直干得都不错，我们也知道让你下岗你一时不好接受，这换了任何人都一样。问题是现在这个油库已经没有看守的必要了。单位上另有打算。”

他把脸微微地调向一边，好像在认真听我们的话，又好像自己为什么事入了迷，根本就没听见我们说了什么。

绍振国一声不吭。

我们说完这些就走了。

可绍振国并没有离开油库。我去催了他几次，叫他搬回队上来住。我都是对着房子大声说的，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每次我都还没走拢他就躲了起来。无论我怎样突然袭击，到了油库后再也见不到他了，门开着，却不知道他人在什么地方，怎么喊也不会钻出来。只有那只猫，双眼发着绿光，吃惊地看着我。队上已经把他的工资宰了一大截，只发给他下岗工资。他没到办公室来闹，也不来领。就像他已经从我们周围消失了—样。

而油库的清理工作也一直没有进行，招租广告打出去后，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感兴趣，轮到要签合同的时候却—个也没弄成，不是嫌租金高就是嫌它离城区太远。

没想到有一天他却自己来找我了。

单位上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考试，不知道发试卷的人怎么把绍振国想起来了。这种考试年年都有，不考不行，一般情况下都有标准答案。结业证（每回考试都要发结业证）是我和秘书小王填的，填好后还要加盖单位的公章，为了加快速度，我和小王一个用红把子盖，一个用钢戳子戳，这种结业证谁还会当回事呵？因此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绍振国会来找我。他一脸讨好地笑着。他变得又瘦又黑，像是从煤堆里拱出来的。外突的门牙好像长得比以前长了许多，皱巴巴的嘴皮用劲地包着它们。我觉得有点……像大猩猩（我很惭愧我怎么得出这种印象）。他小心翼翼地述说着他找我的理由。他说我们发给他的结业证和别人的不一样，别人的是钢印，而他的是红泥印。我嘲讽地给他解释说，只要是个章巴巴就行了，红的白的都一样。我一边说一边给自己点了支烟，我不想再和他说别的话。他等我头脸周围的白烟散开后向我倾了倾脸。

“麻烦一哈，请请请你给我的改成和他们一样，要要要得不?”

“你要这个本本有什么用?”

“嘿……嘿，反正是队上发给我的。”

我说：“有个本本就行了，表示你学习过了。”

这时有人来找我了解单位上安装内部电话的情况。绍振国很自觉地让到一边，但他一点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我对他说，本本就像那个样子，没有必要重新盖过，我忙得很，不要在这里影响我工作。

谁想就要下班的时候他又钻进来了。他不依不饶地说：“就耽搁一哈哈，戳一个钢印就行了。”

我生气地扯过他的结业证砸在桌子上。

“神经病!”

“嘿嘿嘿，一哈哈，一哈哈就行了。”

我打开柜子把钢戳子拿出来。差点给他把结业证都盖穿了。他哈着腰，一连说了几个谢谢。

他照样还是下岗职工，已经好几年了。

后来他生病了。我是去给他送毛毯和选民证时知道的。单位上那年炼出四千两黄金。就像叫花子捡银子，拿不定主意怎么用，队长想了半天就给每个职工买了床毛毯。

那只猫坐在门口晒太阳，一副心逸日休别无所求的样子。它已经老了，它周围不时飘舞着从它身上脱落的绒毛，这些绒毛很轻，没有一点光泽，所以在空气中很难让人发现。绍振国躺在床上，他在门上绑了一根竹杆，另一头搭在他的枕头边，看样子是为了方便睡在床上开门关门。我还没走拢他就把门拉开了。

“绍大炮你是不是生病了?”我问他。

他悉悉嗦嗦地动了一阵，嘿嘿嘿地笑着说，“不晓得是啷个搞的，周身都不安逸。”

我感到有一种东西正在他身上缓慢地发生作用，他的身体将会越来越轻。这种感觉非常尖锐，使我一下产生了一种怜悯之情。

“你去开药了吗?”

“药对我是不会起作用的。”

“哪有生病不吃药的道理?”

“我晓得，药对我是不会起作用的。”

我把毛毯和选民证交给他，要他务必在投票的时候到场。

“要得。”他说。

我看出他好像有什么话要说，我便第一次有耐心地等着他。他推了一下竹杆，门关上了。

“我想请问你一件事。行就行，不行就算了。”

“什么事你说吧。”

“我想请你帮我打听一下，哪个地方在收指甲?”

“哪里会有收指甲的，拿去做啥子?”

“做药，”他肯定地说，“我听说过的，做药，120块钱一两。”

“你存了好多?”

他神秘地移开脑壳，从枕头下面拿出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里面装了：半袋令人作呕的指甲。

我不愿看第二眼，我忙说我给你问问，看是不是真有人要。

“你怎么不用指甲试试你自己的病呢?”我多余地问了一句。

他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很难受地把头扭在一边，怎么也不理我了。我刚出门，他就用竹杆把门关上了。

回到办公室，我立即把刚才的事当成一个笑话讲给大家听。

他们说，“他还很有点经济头脑呵。”

我并没有忘记提醒工会干部，绍振国病成那样了，怎么也应该去关心一下。几天后，工会的人说，他们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医生说必须住院治疗。我们便同时想到是不是和他家里的人联系一下，来个人照顾他，这之前由办公室的人轮流护理。他全身难受，那种不知所措的难受。护理他的人咳一声或者有点什么别的表示（其实并不一定有什么表示，是他自己觉得别人有表示），他就像做错了什么一样，干笑着，讨好地腆着脸。绍振国在医院住了四天，最后一天下午他却突然失踪了。开始我们以为他是上街给自己买什么东西去了。可到半夜还没回来。忙派人到油库去找，我们设想他可能去的第一个去处就是油库。他不在。几天后，有人在森林公园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正是绍振国。

他静静地躺在一丛苦蒿里面。一对准备在那里偷偷狎戏的年轻人发现了他。他们开始还以为绍振国是有意躲在那里看，那女的骂他老不要X脸，那个男的则过去狠狠地踢了他一脚。但立即他们就被吓坏了，他们跑到人多的地方说，山坡上有个死人，他们夸大其辞地描述了一通他们看见的“惨相”。使那些不知底细的人都以为那是一桩刑事案件。但法警和医院的医生以及202地质队的人否定了这种说法。唯一不好解释的是，他到底是病死的还是饿死的。因为他住进医院后就没再吃一点东西，而他此时又病入膏肓。

真没想到他会采取这种死法。我们坐待事态的发展。因为到时候他的亲属来了肯定要向单位“讨个说法”。在我们看来单位上并没有任何责任，谁也没有责任。但我们还是做了些准备，比如抚恤费的问题——如果他的子女没满十八岁的话，他们可以按月领取30块钱。

但两个月后我们却得到确信，他在别处没有家，他没有结过婚，自然也没有儿女，而且幼失怙恃。

这让所有的人又一次始料未及。

油库消理工作终于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决定由队办负责完成。队办秘书小王是个女的，这种事情自然不会落到她头上。她还没有流露出半点不情愿我就主动说，我去，办公室有事你打手机给我就行了。能处理你就处理，不能处理等我回来再说。

清理工作整整进行了一个星期，这是我预先一点也没有料到的。有些东西丢了可惜，留着又没多大用处。我把它们通通叫鸡肋。当然同时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居然清理出一整桶柴油和半桶机油，还有一台从未用过的直流电动机，还没开封。四个身强力壮的工人开始时抱怨我怎么找他们来干这个活，可越到后面他们越干得起劲，一旦从里面掀出什么多少有点用的东西，他们中的一个就会兴高采烈地来向我报告。我在绍振国以前住的那间值班室安了张桌子，对清理物资进行登记。越到后面，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一个正在起步的资本家。

被清理出来的东西堆在坝子里，因此每天晚上都需要有人照看。我试图安排那四个工人轮流值夜班，我刚开口他们就鼓起灿烂的双眼：放你的狗屁!

于是我在绍振国住过的屋子里住了整整四个晚上。

虽然我自认为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想到不久前睡这屋的人已经死了，还是多少有点胆怯。而且屋子里的霉味和肮脏的尘垢，老是让我想起慢慢阴阴不苟言笑的绍振国。

有一天晚上我刚睡下不久，就听见外面的席子哗啦地响了一声，好像有人在取什么东西。我顿时觉得毛骨悚然。我立即想起曾经听过的传说，是不是绍振国回来收他的脚印来了？据说人死了都要收脚印，要把在人间留下的脚印都收走才能过得了“奈河桥”。我睡意顿消。过了没多久，屋子里又悉悉嗦嗦地响起来。听了一阵，终于明白是耗子。开灯一看，一个红色的笔记本躺在屋子中间。我怕染上鼠疫，没敢用手去翻。我用一根细铁丝把它拨开，纸已经发黄了。上面画的符号让人莫名其妙。这显然是一个日记本，因为有日期。是1972年的，但日期下面不是写的汉字，而是简单的圈和叉。

1972．7．21．音．

○○

1972．8．22．青天．

×○×

音和青可能是阴和晴。绍振国是小学二年级文化。他画这些圈圈和叉叉肯定是只有自己能懂的文字。除了圈和叉，有些地方加有你我他这类的人称代词。

我索性翻身下床，看别的地方还有没有日记本。用他原来撑门那根竹杆捣了一阵，又掏了五本出来。让人泄气的是里面写的都一样，还是叉和圈。只有其中一个本本上多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几个字。但同时我又发现，本子上每到年底，有多少个叉和圈都有统计。而且越到后面几年，圈越来越多。我想起自己和他打的几回交道，他是打圈还是叉呢？第二天我回去把自己的日记找出来和绍振国的日记进行对照。宣布他下岗那次是这样记的：

他们×

我○

○

他来找我改钢印那回是圈中间画了一个叉。我去给他送毛毯和选票那回什么也没有。他已经在此之前停止记“日记”了。

我突然间明白了，“○”是说对了话或做对了事的意思，“×”则正好相反。

我一下觉得天地间变得很静，心中有一片风轻轻荡漾着。

开始清理油库时，绍振国喂的那只老猫还在，但从第二天起，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它了。它也像绍振国一样不声不响地消失了。

（原题《绍振国的隐性生活》载《山花》1997、6期）

冉云帆语录

    昨晚和儿子闲谈，没料到13岁的小家伙给我上了堂写作课。童言无忌，录于此，应不可笑。

他说——

    一部作品应该看两点，一是作者思想层次有多深，二是他的表达有多准确。

    老爸你想得不深，是因为你对工作、事业、家事、亲友等等想得太多，权衡得太多。没有时间思考人是什么。

    泰戈尔和托尔斯泰和你不一样，他们不用去想那些。

    作家应该是大自然的发言人。

    就思考而言，我觉得是这样排列的雷马克→高尔基→马克吐温→JK·罗琳。表达能力，应该是高尔基→雷马克→马克吐温→JK·罗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