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14:30，海南师范大学黄华康体育馆

11月28日，19:30，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报告厅

11月29日，19:30，海南医学院报告厅

近期工作上的事情太多，博客上的很多问题都未能回复，万分抱歉！

很多朋友在关心我的新书何时出版，这让我无比感动，也倍感压力。事实上我在完成《读大学，究竟读什么》的时候，以为完成了一个心愿，画上了一个句号。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始。3年前我在武汉大学做完讲座后，认识了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姚梅老师，并答应她写一本新书，专门针对大学生职业规划和求职指导的。可谓是不谋而合正中下怀。没想到这本书我直至今日才终于完稿，因为时间跨度实在太长，书里很多当时引用的最新数据现在都早已过时，还没完稿就需要修订了。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早日与大家见面。同时，不能不感谢长江文艺的姚梅老师，她这3年来给了我最大限度的宽容。换成是别的出版社、别的编辑，可能早就已经放弃了。

在这个什么都变得快餐化的年代，图书出版在很多时候已经跟思想无关、跟文化无关。细心的朋友或许已经注意到我前段时间在公告栏增加了这么一段话：“本博客的每一篇文章及回复均为我本人所写，不转载，不抄袭，不让助手顶替，不找枪手代笔。我对我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负责。任何组建团队编写图书然后由我署名的请求均无条件拒绝。”这几年陆续有过很多机构跟我联系，提出借用我的名义来出版图书、办培训班，承诺给我若干好处。也有一些圈内好友建议我效仿某些名人，让助理、枪手来帮我维护博客。我概不考虑。我承认有些人通过这样的方式取得了成功，新书接二连三地出版，名气比我大，书的销量也比我多，但是，我要的不是名气、不是销量。我只想让我的读者能够少走一点弯路，借用《南方周末》的话来说就是“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所以，我坚持我的原则。

我对我署名的每一个字负责。因为，我要对我的每一个读者负责。

悲哀的并不是大师离去，而是大师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绝响。当陈寅恪从我们的生活中和记忆中消失，我们把季羡林、任继愈称为了大师。可是，当季羡林、任继愈、贝时璋、钱学森这些大师又一个个远去，还有谁堪称大师？

大师们走一个少一个。很快，大师作为一个“珍稀物种”就要绝迹了。

不禁想起了鲁迅在钱学森的母校北师大附中的一篇讲话：《未有天才之前》。先生说：“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我们曾经有适于天才生长的泥土，所以，西南联大培养了诺贝尔奖得主，北师大附中也培养了钱学森。然而，1949年以后，泥土都变成了尘土，天才都变成了绿豆芽。

钱学森走了，带着巨大的遗憾。这位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的巨人，将他一辈子的聪明才智都奉献给了祖国，可是，直到他闭上双眼，都没有看到自己的祖国有一所像加州理工的大学。当他躺在病床上看到《参考消息》上一篇关于加州理工的文章，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问题”：“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学森多次跟温家宝总理提出了这个问题。可是，他一直没有得到答案。现在，伟人已去，他需要的不是络绎不绝的领导人前来悼念、献上花圈，而是这个体制拿出勇气来回答他的问题。

对于这样的勇气，我很是悲观。

我的书取名为“读大学，究竟读什么”，很多人都说这个题目很土，可是，我至今敝帚自珍。我仍然没有想到比这更好的书名，因为，摆在当今中国几千万大学生面前的，摆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面前的，没有比这更紧迫的问题了。这几年来，我每到一所高校做讲座，都要反复强调书中开门见山谈到的观点：大学不只是学技术的地方！大学之所以是大学，在于它能给人创造性、批判性的思维能力！可惜，我的奔走呼号无异于螳臂当车，丝毫不能影响到任何一所大学的办学方针。

“钱学森”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关键在于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体制（不仅是教育体制）能不能拿出勇气来回答。我们只要看一下钱学森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是怎么办学的，自然就知道答案了。

加州理工学院只有大约2000名学生。如果是在中国，因为大学排行榜是以规模取胜的，加州理工肯定进入不了前100名。可是，这所历史并不悠久的大学却有31人获得了32次诺贝尔奖。加州理工学院的师生比高达1:3，30%的班级不到l0人，63%的班级不到20人，93%的班级不到50人。师生之间可以充分地讨论与接触，增进学术思想的交流。同时，所有本科生都由教授亲自授课，就连一年级的新生都有可能参加教授的研究项目，为培养拔尖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

不需要了解更多，看了上面这段短短的文字，就知道人家为什么可以培养出钱学森了。那么，我们的教育体制究竟该怎么办？“钱学森问题”的答案究竟在哪里？我姑且列出以下几条，但愿能够抛砖引玉。

第一，在所有高校撤销党委。让教授来治理大学，而不是让政客来统治大学。取消旨在洗脑的政治公共课。学术只服从于真理，不服从于政治。

第二，停止大学扩招。就算要扩招，也等师资、图书馆藏书量、实验室设备等等软硬件设施都跟上来了以后才继续。扩招的基本前提是：平均每个大学生享有的教育资源不能减少！

第三，尽可能小班上课。保证学生在课堂上能够与教师充分地互动交流。

第四，彻底根除功利的、工程化的教育思维。不能单纯以论文的数量作为学术评判的标准。中国目前的学术论文99.99%是纯粹的垃圾。

第五，严厉打击学术不端。一切剽窃他人成果、伪造实验数据的行为都要遭到严惩。不具有创新性、原创性的论文一律不予发表。

第六，用通识教育取代专才教育。专业划分不能太细，撤销高尔夫管理之类的垃圾专业。必修的专业课不能太多，主要的学分应该让学生去选修完成。

第七，对大学教师既要严厉，又要宽容。所谓严厉，就是说不让任何不学无术的学术投机分子有可趁之机。所谓宽容，是指我们的体制不能太急功近利，要让学者可以静下心来做研究，而不是一年必须发表多少论文、拉来多少项目。

第八，对学生也既要严厉，又要宽容。所谓严厉，是指让那些整天打麻将、玩游戏、睡懒觉、跟女朋友同居、考试靠舞弊的大学生无法拿到学位。所谓宽容，是指要能包容学生各种稀奇古怪的创意和思想，要鼓励创新。至少，要允许他们逃课。学生花钱来上学，自然有权选择他的老师。他喜欢哪个老师，就去选他的课，不喜欢的话就逃得远远的。这是天赋的人权！

如果我们的体制能够拿出勇气做到以上8点，我敢保证，中国不说一年出一个钱学森，至少每10年可以出一个钱学森。如果以上各条都不去做，那么，100000000年也出不了一个钱学森。

愿钱老安息！

附：该文已被天涯论坛置顶推荐，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过去参与讨论。点击进入

几乎每到一个地方做讲座，总有人在提问的环节让我推荐一些好书。前两天在母校做讲座的时候，有个师弟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没有推荐任何一本具体的书。事实上我也从来不给大学生列书目。在湖南财专做完讲座以后，有个从湘潭大学赶过来的同学一直缠着我，让我推荐些好书，最好是告诉他怎么挑选好书。刚才他又发来了邮件，我正好坐在书房里，就列举了书柜里的一些书回复给他。现在索性把这些书名复制过来放到博客里，排名不分先后，不构成推荐，仅供参考。

极权主义的起源（汉娜·阿伦特）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博登海默）

江村经济（费孝通）

法律帝国（德沃金）

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

20世纪思想史（彼得·沃森）

哈耶克文选

法律的概念（哈特）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卡尔·波普尔）

论语今读，中国思想史论，美学三书，李泽厚近年答问录等（李泽厚）

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

民主的细节（刘瑜）

退步集，退步集续编，荒废集（陈丹青）

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大历史不会萎缩，放宽历史的视界等（黄仁宇）

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林达）

围城，写在人生边上，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人·兽·鬼，管锥编，宋诗选注（钱钟书）

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刘道玉）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

政府论（洛克）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不朽，笑忘录，生活在别处等（米兰·昆德拉）

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卡尔维诺）

恶棍列传，另一个，同一个，虚构集等（博尔赫斯）

小逻辑（黑格尔）

上学记（何兆武）

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

瓦尔登湖（梭罗）

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

我们（扎米亚京）

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尔斯泰）

长河，边城，湘行散记（沈从文）

曾国藩（唐浩明）

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

书斋里的革命（朱学勤）

红楼梦，三国演义，史记等

鲁迅全集

国画，苍黄，西州月等（王跃文）

读库系列

独秀文存

胡适口述自传，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牛棚杂忆（季羡林）

西方哲学史（罗素）

流逝的岁月（李新）

沉默的告白等（余杰）

现代化的陷阱等（何清涟）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余华）

君王论（马基雅维利）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等（朱苏力）

……

陆续有不少读者发来邮件，说看了《读大学，究竟读什么》中关于做简历的内容以后，仍然不知道简历究竟应该长成什么样子。精力有限，邮件没法一一回复，就在这里统一答复好了。简历的表现形式其实是不固定的，同样的原则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下面是我做的两份简历，希望能够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第一份简历纯属虚构，第二份简历则是以我大学毕业时的情形现身说法。

个人简历 

 因字体稍小，请点击图片，查看原图，放大。

阿喀琉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位颇有独立意识的近乎完美的英雄，其惟一的致命缺陷就是他的脚后跟。据说他在出生后，被他的妈妈海洋女神抓住脚后跟倒拎着在冥河里浸过一遍，全身得以刀枪不入，而没有浸到冥河之水的脚后跟就成了他身上惟一的弱点。在后来的特洛伊之战中，所向无敌的阿喀琉斯终于被一支阿波罗之箭射中了脚后跟，从而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对于很多应届毕业生来说，零工作经验何尝不是他们的阿喀琉斯之踵呢？他们有毅力、有斗志，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唯独没有工作经验。而正是这唯一的缺陷往往让他们在求职的道路上受尽委屈。腾讯网2009年7月的大学生就业调查结果显示，45.8% 的求职者认为在求职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没有工作经验”，其得票率遥遥领先于排在第二位的“竞争太大”（14.8%）和排在第三位的“学历不够”（13.1%）。

其实，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没有工作经验并不能算是什么缺陷，就好比我们不能责怪一个处女没有孩子、不能要求一只蝌蚪学会蛙鸣。可是，社会却让无辜的大学生们必须为这个不成其为缺陷的缺陷买单，无数的大学生在求职的时候因为没有工作经验而被无情地拒之门外，连个面试的机会都不给。这样一来，其实就陷入了一个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与怪圈——没有工作经验就不给工作机会，可是，不给工作机会又哪来的工作经验？

作为弱势群体的大学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经验歧视”，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们只能无所作为地坐以待毙。在我看来，大学生至少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努力，从而让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也能或多或少地浸入到冥河之水中。

无中生有——积累社会实践经验

对于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获得完全意义上的工作经验是不现实的，但是，可以通过社会实践获得“准工作经验”。关于社会实践的方式、原则等问题，我在《读大学，究竟读什么》一书中已经做了详尽的分析，在此就不赘述了。只想再强调一点：对于本科生、专科生来说，一定要克制住将“准工作经验”升格为完全意义上的工作经验的冲动。放下学业去从事一份全职的工作，就像是用成长中的人参去换取已经成熟的麦子，从长远一点来看，绝对是不划算的买卖。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事情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去做的。对于研究生来说，则要视情况而定。如果毕业后准备从事学术研究或者研发类的工作，无疑应该以学业为重；如果读研究生不过是为了混个文凭，毕业后将要从事的也是应用型的工作，找一份全职的工作、尽早积累工作经验则是可取的，甚至是必要的。

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打消用人单位的疑虑

用人单位为什么不愿意录用没有工作经验的应届毕业生呢？我认为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应届毕业生没有行业经验，需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培训过程才能入行。这个培训过程无疑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第二，随着大学不断扩招，大学生的能力、素质在整体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这就导致用人单位录用应届毕业生存在较大的风险，新劳动法的出台进一步加大了这种风险——当企业花了较大的人力财力来培训一名应届毕业生，却发现这个人的学习能力、工作能力并不足以胜任他的工作，而劳动法却让企业辞退员工的成本非常高，在这种时候，企业是很被动、很无奈的。

第三，因为很多大学生都缺乏职业规划，求职的时候都抱着“先就业，再择业”的想法，第一份工作往往被当成了跳板，所以，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跳槽的比率相当高。当用人单位手把手地将一个什么都不会做的应届毕业生教会了，终于可以为公司创造价值了，他却领到工资就一拍屁股走人，哪个用人单位碰到这种事情都会感到伤心。顾名思义，用人单位是“用人”的地方，而不是代替学校来培养人才的地方，更不是为别的用人单位培养人才的地方。

第四，现在的很多大学毕业生都是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缺少吃苦耐劳的品质，还没给公司创造任何价值就开始嚷着要涨工资，稍微辛苦一点就牢骚满腹。他们在大学里懒散惯了，以为在公司里还可以像在学校里一样混日子。当一家用人单位有了几次这种失败的用人教训以后，自然就会对应届毕业生敬而远之了。

不管是社会招聘还是在校园招聘上的用人单位，以上四个方面的顾虑都是普遍存在的。既然找到了症结，就应该对症下药，在制作简历和面试的过程中想办法消除用人单位的这些顾虑。如果这些顾虑都不存在了，求职者作为个体所承受的经验歧视也就不复存在了。

针对用人单位的第一点考虑，应届毕业生的发挥空间是非常小的。如果一个刚出校门的人就拍着胸脯打包票说自己不需要培训就能独当一面地为公司创造价值，那只能被理解成狂妄自大而招致用人单位的反感。不过，求职者在面试的过程中可以透露出这样一些信号：会非常珍惜公司提供的每一个培训、学习机会，让自己尽可能快地掌握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具备很好的学习能力，不但能迅速掌握培训的内容，而且善于通过主动性学习来提高自己，比如向同事请教、搜集资料下班后带回家分析研究。

针对第二点顾虑，需要尽可能全面地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展示出来。比如应聘一家财经杂志的编辑，就应该让用人单位明白你为了做好一名编辑而付出了多少努力，发表了多少文章；同时，为了具备财经方面的专业知识，你又付出了多少努力，看了多少相关领域的书籍，对财经类的报刊杂志保持着多大热情的关注。在用人单位面前展示与应聘职位相对应的核心竞争力是整个求职的关键，也是消除用人单位经验歧视的关键。

针对第三点顾虑，需要真诚地表达出自己的忠诚度来。当面试官旁敲侧击地试探你是不是把这份工作当作跳板，你应该给他吃下一颗定心丸，让他明白这是一份你梦寐以求的工作，你会好好珍惜这个工作机会，与公司长期共同发展。你相信只要脚踏实地地工作，干出成绩来，公司一定会为你提供更大的舞台。从道德的角度来说，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从实用理性的角度来说，你明白轻易地跳槽只能让自己的路越走越窄。当然，这些话不是随便说说就能把用人单位忽悠过去的。要结合自己的职业规划来谈，不能自相矛盾，也不要过于做作，夸张得让人觉得虚伪。

针对最后一点顾虑，一定要让用人单位明白你具备不畏艰苦的品格，而且做好了在工作中吃苦耐劳的准备。我曾面试过一位来自农村的应届毕业生，面试的过程就像是聊家常。当我说到他的皮肤跟我当年一样黑的时候，他说本来就比较黑，暑期又回老家帮父母忙了个“双抢”，晒得更黑了。说到这里，我对他的印象突然就好了很多——他既然可以在炎炎烈日下踩着打谷机收割稻子，也就不至于因为加班到晚上九点钟而怨天尤人了吧？当然，大部分毕业生并没有过干农活的经历，在很多用人单位面前说到这个也未必能够获得好感，但是，求职者至少应该具备这样一种意识，并且尽可能让用人单位明白他具备这样一种意识——工作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而实现个人价值的前提与途径是为公司创造价值。具备这种意识的人才能懂得坚持、懂得蛰伏，也只有具备这种意识的人才是用人单位想要的人。

产销对路——尽量选择面向应届毕业生的招聘会

我们不能到农贸市场去卖珠宝，珠宝行也不会专门拿个专柜来卖白菜。基于同样的理由，应届毕业生招聘会才是出售毫无工作经验的劳动力时最佳的销售渠道。这是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可是执行起来却有不少需要注意的问题。

有些人对学校举办的双选会有太强的依赖心理，守株待兔一般等待着学校举办毕业生双选会，把求职的视野局限于来自己学校招聘的用人单位，而对于其它的求职渠道漠不关心。虽然在自己学校的双选会上求职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途径，可是，这种途径有着太多的局限。首先，学校举办的双选会次数有限，少则一两次，多则三四次。就算加上非双选会期间主动来学校单独招聘的用人单位，可供选择的就业机会不会很多。缺乏办学特色、位于中小城市的非重点大学更是如此。其次，现在绝大多数高校都在努力地发展为综合性大学，比如师范大学纷纷创办了法学院，农业大学也争先恐后地开设了经济管理类的专业。然而，用人单位在招法学专业毕业生的时候不会跑去师范大学，招经管类人才的时候也不会跑去农业大学。每一所院校所能吸引的用人单位往往都局限于某些类型，这对于非优势专业的毕业生来说就非常不利。我的母校中南工业大学在划归教育部之前是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属下的老大哥院校，到了双选会的时候，几乎国内所有有色金属领域的用人单位都会来招人，他们占据了招聘会场的半壁江山，冶金、材料、选矿等专业的毕业生平均一个人有几份工作，而外语、法学等专业的毕业生却只有看热闹的份。

所以，大学生对于校园招聘会一定要有“不等不靠不要”的姿态。一方面充分留意学校举办的双选会，提前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另一方面积极寻求其它的就业渠道，比如参加社会上举办的应届毕业生招聘会，或者农业大学商学院的毕业生去参加财经院校的招聘会，虽然免不了受到一些用人单位的白眼，可成功的概率或许比在自己学校的双选会上还要高。

有些人在校园招聘会上容易走入两个极端：要么因为举棋不定、优柔寡断而错失了到手的工作机会；要么“有奶就是娘”，只要有人愿意聘用，就忙不迭地签约。股市里有一句话：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是师傅。每个股民都想赚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所以，贪婪的本性让大多数股民并不懂得在合适的时机落袋为安；每个大学生都想找到最理想的工作，所以，有一些大学生总觉得已经到手的工作机会存在方方面面的遗憾，过一段时间肯定能找到更好的。我一个读者在毕业前曾经找到过两份工作，第一份工作是民营企业，他觉得不够稳定，放弃了，第二份工作是在兰州一家大型国企，可他觉得西北太偏了，而且气候不好，也放弃了。直到毕业离校，他都没有找到第三份工作，只好打点行囊找家里要了盘缠来广东找工作。我问他是不是后悔，他不假思索地背起周星驰的台词来：“曾经有一份工作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

另外一些人则正好相反，只要有用人单位愿意聘用，不管是不是自己适合的、喜欢的，都迫不及待地签约。不断地有读者给我发来邮件，他们过于轻率地跟用人单位签了约，后来又找到了更加满意的工作，却又舍不得支付违约金，问我该怎么办。如何避免这样的窘境呢？我认为大学生在求职之前至少应该明白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工作，投简历的时候尽量避免“海投”，当某份工作自己确实想得到它的时候才去应聘，假如被录用了，而且在面试的过程中对这份工作的印象并没有产生明显的转变，那就应该签约。宁愿在日后得到了更好的offer时再考虑违约的问题，也不要去冒毕业时后悔曾经没有签约的风险。

明知故问——敢于去社会招聘会淘金

如果某个职位明确要求应聘者具备一年以上工作经验，一个应届毕业生却把简历递了上去，问道：“我没有工作经验，可以来应聘么？”这是典型的明知故问，按照常理，肯定是要碰一鼻子灰的。可是，还真有很多应届毕业生就是通过这样的明知故问找到工作的。校园招聘是应届毕业生求职的首选，可这并不等于社会招聘的大门向他们彻底关上了，一条门缝都不留。

事实上有很多用人单位就算愿意招聘没有经验的新手，也不愿意劳民伤财地去参加校园招聘会。就为了招聘三五个人，专门派几个人事部的员工坐飞机跑到大学里去参加双选会，实在不是明智之举。他们宁愿在网上发布招聘信息或者去当地的人才市场摆设摊位，在职位要求中不注明需要工作经验就是了。在每天都人山人海的深圳人才大市场里，虽然大部分职位都明确要求应聘者具备工作经验，但还是有不少职位是欢迎应届毕业生的。应届生在应聘这些职位的时候难免会遇到有工作经验的在竞争者，但是，不要求工作经验的职位往往起薪比较低、工作比较辛苦，那些优秀的有工作经验的人一般都看不上，那些有工作经验却与应届毕业生来抢饭碗的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

有些职位即使明确要求应聘者具备一定的工作经验，只要不是要求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应届毕业生或许也有机会的。只要公司不是迫切地需要新员工入职后第一天就做事，而且来应聘的应届毕业生确实是个可塑之材，他们就很可能会放宽要求。有些抠门的公司把薪资定得比较低，加上公司规模有限，名气太小，他们心里也明白根本招不到既有出众的才能又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可心存侥幸，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在职位要求中注明需要一年以上工作经验，能够瞎猫逮到死耗子固然最好，就算逮不到就退而求其次招个新手好了。我来深圳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这种情况，公司只能从有工作经验的人当中挑选到下等马，干脆就从没有工作经验的应聘者当中选择了我这匹上等马。

1989年以后，中国的大学生一度需要先在部队、军事院校进行为期一年的军训，然后才开始上课。当时所有的男生都需要剪平头，女生也统一剪短发，长一点点都不行。为什么这么做呢？名义上是要整齐划一，要培养所谓的“团队精神”，可事实上呢，不过是通过剪掉头发来剪掉思想，让思想严格控制在意识形态的尺寸之内，多出的就要剪掉。可是，思想真能剪掉吗？如果可以，余杰后来就不会写文章很不客气地评论他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一年的事了。

社会是多元的，思想是多元的，每个人的生活也理应是多元的。胡适说，真正的民主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包容少数。可是，当一个女生留长发都要被视为异端而剪除，那这个社会还谈什么包容与多元？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包容没有了多元，那差不多就回到黑暗的中世纪了。陈志武说：“耶鲁制定的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如果学生在大学从耶鲁毕业后，在某一个领域投入极深，而忽视了更广泛的做有思辨能力的公民的机会，那将是耶鲁的失败。”当我们的学校“毁人不倦”，连学生的发型都要求整齐划一，又谈何培养“有思辨能力的公民”？这些孩子在进入大学之间，他们的思辨能力就被阉割了。

前些天看陈丹青的书，他提到的一个事例让我忍不住改变想法了——我本来想让我的孩子在国内念完高中再去国外读大学，现在却考虑是不是应该提前。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年布什总统视察纽约，特意提出访问纽约头牌高中斯蒂文森（Stuyvesant High School）。这是学校的殊荣，校长当然兴奋，可是要经过学生会讨论，而学生会开会的结果是：鉴于布什入侵伊拉克，而学校里有各国移民的孩子，所以孩子们不欢迎布什。所以，布什就被拒之门外了。我们的高中生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思想与魄力？我的社会什么时候才能赋予孩子们这样的权力？

忽而又想起了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的一张图片——

强行跨年级、班级交女朋友是违法行为！我学法多年，无论是法学理论还是各种法条，都有所涉猎。可是，我实在不知道强行跨年级、班级交女朋友违反了什么法律。假如真是如此，那我们理工科院校的男生，尤其是地质、冶金、采矿等专业的男生，岂不是都成了练童子功的好材料？这些“毁人不倦”的学校领导啊，求求你了，别丢人现眼了！

在深圳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如果你爱他，就让他去深圳吧，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也让他去深圳吧，因为那里是地狱。”当我们叫一个人去深圳，显然不是让他去端坐在写字楼里从事学术研究，也不大可能是让他去谋个一官半职，而是让他“下海”，让他在经济最活跃、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接受市场经济的洗礼。所以，对于一个将要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我们可以把这句话改写成：如果你爱他，就让他去企业界吧，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也让他去企业界吧，因为那里是地狱。

Every Dog Has Its Place

英语中有这样一句谚语：every dog has its day，往往被人翻译成“凡人皆有得意时”。套用这句谚语，包容的商界对于大学毕业生而言，every dog has its place，每个人都有容身之所，每个人都能寻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

在仕途、学术和商界这三条路当中，商界的门槛是最低的。考公务员的时候，每一个职位都对学历、专业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如果一个本科生去报考限硕士以上学历的职位，不管笔试的分数有多高，不管他的才华与能力有多么出众，都是没办法通过考试资格审查的。学术之路的门槛更是高得离谱。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硕士、博士学位的不可替代性不断缩水，大部分高校在引进教师的时候只考虑重点大学的博士了，甚至有一些学校只考虑毕业于世界前多少名大学的海归博士。面对这么高的门槛、这么严格的准入资格，绝大多数毕业生还来不及上场就被红牌罚下了。

幸好，在这两条路之外，还有企业界。我曾经对前程无忧在深圳发行的两期《前程招聘专版》进行过统计，这两期共有408家用人单位发布了1857个职位，其中明确要求应聘者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职位为932个。这932个职位当中，483个要求是大专以上学历，446个要求为本科以上学历，仅有2家公司的3个职位要求应聘者必须为硕士学历或者硕士优先。几年以后，我又去深圳的人才大市场做了一次统计，在我随机统计的近千个职位中，仅有不到5%的职位要求应聘者具备硕士以上学历，绝大多数软件工程师、建筑设计师之类的职位不过是要求大专或者本科学历，而很多文员、助理类的职位都只要求高中或者中专。

企业招聘的门槛不但很低，而且有比较大的弹性。如果某个职位明确要求应聘者具备本科以上学历，那并不意味着大专以下学历的应聘者就被一票否决了。我一个亲戚高中毕业后就工作了，现在在从事国际海运货代方面的工作。这个行业领域的职位几乎找不出一个只要求高中学历的，可我这个亲戚却相继顺利地进入了该行业的好几家知名企业，并且能够把工作开展的风生水起。

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准备进入企业界的大学生都犯不着考研了，更不是鼓励大学生都辍学肄业。我只是希望大学生们不要因为一叶障目而自己把自己吓倒了。仕途和学术的门槛不等于所有职位的门槛，一部分企业对于高学历的盲目崇拜不等于所有企业都存在着这种崇拜。有一些用人单位即使在校园招聘的时候设置了比较高的学历门槛，可同样是这些企业，同样是那些职位，到了社会招聘的时候，就算不要求具备工作经验，门槛也会变得矮很多。既然如此，又何必担心自己的简历没有机会进入企业的视野呢？

自由的舞台

在中学的历史课上，当老师谈到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时，不能不谈到这样一个观点：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就必然需要把大量的农民转变为自由的劳动力。尽管马克思说他们的自由不过是被剥削的自由，可是，在很多人的眼中，这种自由依然弥足珍贵。

厦门大学谢泳教授说：“自由流动是大学教授的命根子。”当今的教授虽然也有不少跳槽的，但其流动性较诸1949年以前的教授早已相去甚远，要不然贺卫方先生准备从北大南下浙大去“教授治院”的时候，也不至于平添出那么多的事端来。至于仕途中人，那更算不得自由劳动力了。古代的官吏辞职叫做“乞骸”，乞求退职，使骸骨得以归葬故乡。在这种语境下，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时至今日，“乞骸”一词早已作古，可公务员又岂是想辞职就能辞职、想跳槽就能跳槽的？

相对而言，商界的人却是自由的。首先，他们的人身是自由的。老板炒员工鱿鱼的时候免不了考虑诸多方面的问题，而员工炒老板鱿鱼的时候往往是非常洒脱地拂袖而去。如果是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那更是无拘无束了。其次，他们的思想是自由的。当别人在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论证“八荣八耻”的伟大意义，当别人在毕恭毕敬地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企业的员工可能正在将一些冠冕堂皇的金科玉律付诸笑谈中，或者正在理直气壮地对上司的项目方案提出质疑甚至全盘否定。

正因为商界是一个自由的舞台，所以，这个舞台上的剧情充满了悬念，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如果某个人厌倦了一个地方，他随时可能在另一个地方工作；如果某个人突然发现了一个市场空白，过不了多久，一个新产品或许就摆上了超市的货架。当一个官员因为渎职、违纪而被撤免的时候，他的政治生命基本上就到头了；可是，一个商人即使破产了，谁又知道不久之后的他会是怎样呢？当史玉柱被巨人大厦拖垮的时候，谁又曾料到几年后那个让人大倒胃口的脑白金广告会无孔不入？谁又敢相信这个一败涂地的家伙转眼间成了身价数百亿的富豪？

也正因为商界是一个自由的舞台，所以，这个舞台上充满了夸父逐日般的激情与执著，每个人都有可能将自己的梦想付诸实践。如果一个农学院的毕业生梦想着让“旧时深山野猪肉，飞入都市百姓家”，那么，他完全可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承包一片山林来大规模地放养改良后的野猪，将野猪肉整车整车地送往城里的大超市；如果一个建筑设计师渴望像卡拉特拉瓦一样设计出富有生命力的建筑，那么，他完全可以用一个出色的方案去打动客户，进而让自己的创意变成现实，让别人惊叹于自己设计出来的建筑像鸟儿一样面朝大海舞动着巨大的翅膀。当一个人在为渴望已久的梦想而奋斗，怎能不满怀激情？当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那种成就感又怎能不让人激动万分？

“草原法则”

商业世界里流行着“狮子与羚羊的故事”：在非洲草原上，每一只羚羊醒来后就想着要跑过最快的狮子，否则就会被吃掉；每一头狮子醒来后都想着要追上最慢的羚羊，否则就会饿死。不论你是狮子还是羚羊，为了生存下去，每当太阳升起，你就应该尽快奔跑。这就是在商业领域被视为理论圭臬的“草原法则”。

相对仕途和学术这两条道路而言，商界确实是一个自由的舞台，可是，这种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草原法则”就是它的代价。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里，哪怕只是一点点的落后就足以导致企业的死亡；在企业内部，一个员工在工作中稍有懈怠就可能被炒鱿鱼。如果说自由是一枚硬币，当正面是创业者随时创办一家企业的自由，反面就是这家企业随时可能破产的风险；当正面是员工随时可以辞职、跳槽的自由，反面就是他随时可能失业的风险。

在这样一种风险之下，每个人都只能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紧张地奔跑，否则就无法生存。我刚到深圳工作时的上司曾经为了赶一个项目，在办公室里呆了七天七夜没有下楼，困了就躺在地毯上睡一会儿，饿了就打电话叫一个外卖。我当时以为这种事情是“千年等一回”的，没想到几年下来，我一次又一次地破了他的纪录。然而，当我呆在办公室里通宵达旦地加班时，那些人民公仆们或许正在慢条斯理地喝茶，或者优哉游哉地打麻将。有个在内地一个小城市当公务员的朋友曾对我说：“我一年下来真正的工作时间恐怕还比不上你一个星期。我每天去单位报个道就万事大吉啦！”

“草原法则”在华为可谓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严格的末位淘汰制让每一个华为员工俨然就成为了非洲草原上随时可能被狮子吃掉的羚羊，于是，长时间的加班成为了常态，“床垫文化”也就成为了华为的传统。所谓“床垫文化”，是指华为的每个开发人员在公司里都有一张床垫，午休时席地而卧，加班晚了就不回家，铺开床垫在办公室里过夜，一醒来就马上继续投入到工作当中。一位华为员工说，从进入公司的第一天起，每个人就必须努力把自己的智力和体力发挥到最大值。华为的高薪成就了很多人的幸福，可是，紧张的工作也造成了很多人的不幸。2006年5月，华为一名员工因为劳累过度而猝死，一时间很多人不禁感叹：“天堂里还要加班吗？”巨大的工作压力不仅可以摧毁一个人的身体，还能摧毁他的精神。华为总裁任正非在写给员工的一封信中写道：“华为不断地有员工自杀与自残，而且员工中患忧郁症、焦虑症的不断增多，令人十分担心。”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商界的人都需要呆在办公室里几天几夜不下楼，也不是每一家公司都像华为那样崇尚“狼性文化”和“床垫文化”。但是，任何一家企业，只要它随时可能因为跑得不够快而被竞争对手吃掉，它就必定会让那些跑得太慢的员工因为捕捉不到羚羊而饿死。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选择去别的地方，或许上班能够随意迟到，上班时间可以无所顾忌地在电脑上聊天、斗地主，但是，如果他选择了商界，这一切的安逸都将成为乌托邦，每天的生活就像一首打油诗所描述的那样：为了生计吃苦受累，鞍前马后终日疲惫，为了出库几乎陪睡，点头哈腰就差下跪，日不能息夜不能寐，客户一叫立马到位，屁大点事不敢得罪，一年到头不离岗位，劳动法规统统作废，身心憔悴无处流泪，开发客户经常喝醉，不伤感情只好伤胃……

天堂与地狱原来只有一线之隔。商界确实是一个自由的天堂，是一个孕育着奇迹的梦工厂，可是，它也是个可怕的地狱。世界是多元的，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可能截然不同。有些人把安逸当成空虚，把忙碌当成充实，而有些人却把安逸当成享受，把忙碌当成折磨。所以，商界必然是，也只能是一部分人的天堂。如果你在二十几岁就想过养老的生活，如果你觉得长时间的加班会让你崩溃，那么，还是别来企业界了，至少不要来私企和外企。

让人无奈的“潜规则”

说到“潜规则”，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是官场和娱乐界，有些人或许也会联想到学术腐败。然而，商界非但不能独善其身，而且“潜规则”大行其道。这对于那些为了逃避官场黑暗和学术腐败而选择商界的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利空。

在一切有商业的地方恐怕都有商业贿赂，诸如西门子、戴姆勒-克莱斯勒之类的公司都曾身陷商业贿赂的丑闻。但是，在市场机制完善、法律制度完备的地区，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要小得多。我一些香港的朋友在获悉大陆这边的企业里回扣盛行的时候，都感到非常吃惊。采购员明目张胆地向供应商伸手拿好处，市场部的员工在为企业投放广告的时候堂而皇之地谋取私利，这在香港都是不正常的，可是在大陆却似乎非得如此才正常。我就亲眼目睹了好一些人因为深谙此道而累积了百万甚至千万家财。

然而，“潜规则”远不止存在于商界内部。对于一个渴望“出淤泥而不染”的中国商人来说，他可以游离于政治之外做几百上千万的生意，可如果想要做得更大，恐怕就不现实了。

中国是一个缺乏商业传统的国家。明朝晚期的商品经济发展随着清兵入关而夭折了，直到19世纪下半叶，洋务运动才催生出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企业。这些企业从一开始就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种联系直至今日依然解不开。虽然“服务型政府”的口号喊了一万遍，但是行政管理者的管理冲动依然按捺不住。1999年，内地某市的副市长到华为考察参观，在欢迎晚宴上，副市长问任正非：“为了促进企业的发展，政府究竟应该干些什么？”任正非笑着回答道：“政府什么也不要干，政府只要把道路修好、把城市绿化好，就是对企业最大的帮助。”可惜，任正非的这句话在更多的时候只是企业界的一厢情愿。在“大政府，小社会”的环境下，在很多商业资源都是通过行政手段而不是市场手段来分配的背景下，“潜规则”自然而然就有了滋生蔓延的温床。

2009年初，国wu院副zong理张德江给浙江政府和浙商“支招”：“今年，搞外资的招商引资会非常困难，全球的企业、老板都捂住钱袋子了。这里，我用赵本山的话说，‘可但是、但可是’，我们的央企有钱，如今，世界500强中，我们央企有19家，所以，你们可以‘傍老大，靠央企’。”当“国进民退”的趋势在能源、钢铁、航空、食品、房地产等各个行业愈演愈烈，当资源都通过行政手段流入了“嫡传”的央企手中，对于一个“庶出”的民营企业来说，如何才能通过“傍老大，靠央企”而分得一杯羹呢？个中无奈，无法说，无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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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几句话：

1.以后我每篇文章后面的前50条评论尽可能做到有问必答。对于未能回复的评论，深感歉疚。

2.接下来两三个月我将尽可能多抽些时间到高校与大学生面对面的交流。

3.值此新的学年开学之际，有不少读者给我发来邮件，通过我向出版社采购了一些《读大学，究竟读什么》推荐给新生，并制作了一些传单、海报（如右图）宣传拙著。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阵容空前豪华的《建国大业》成为了近期的大热门。依我看来，这部电影改名为“建朝大业”应该更贴切一些。所谓“建国”，不过是庄子所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总是有人脱口而出“伟大祖国60岁生日”，我不禁想问：60年前的中国是谁的祖国？我的祖国已有5千年！要过60岁生日的不是文化和道德意义上的祖国，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政权。

9月4日，国家邮政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国家交通运输部2009年第12号令公布的《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自2009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按照《办法》要求，中国目前80%的民营快递企业的注册资金还未达到可从事快递企业注册资金的最低限制。此外规定同城快递50克以下和异地快递100克以下将均属于邮政专营范围。看到这则新闻，联想到石油、煤炭等多个行业领域的“国进民退”，我进一步坚信教科书上的一句真理：法律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这段时间在为一个名字感到深深的悲哀：托马斯·潘恩。200多年前潘恩的小册子《常识》如今读来依然让人振聋发聩。这个伟大的思想家以世界公民自居，将毕生的才华奉献给了英、美、法三国的革命，可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圆熟的政客，不知道谋略、心计、城府为何物，所以，这位美国（United States）的取名人，这位《人权宣言》的起草者，虽然受到过众星捧月般的爱戴，虽然几度在政界身居高位，最后却被英、美、法三个国家同时抛弃，非常凄惨地死去，遗骸至今都下落不明。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思想家、革命家参与政治的下场基本上都是悲惨的，潘恩如此，陈独秀也是如此。思想家注定只能是政治家的工具。工具的价值是有期限的，当潘恩这个工具失去了使用价值，美国之父华盛顿也就可以对他忘恩负义见死不救了。

如果我是马英9，我现在就宣布与大陆统一，服从北京中yang政府的统治。同时，允许GC党平等地与国min党、民jin党等政党参与台湾特别行政区的各级选举，允许中yang政府（注意，是中yang政府，而不是党zhong央）派驻军队。不过，前提是：全国，而不只是台湾省，实行民主选举，国min党可以与GC党平起平坐地参与中yang政府的选举。口号就是：“要统一，不要分裂；要和平，不要战争；要民主，不要独裁。”

跟政府部门的朋友聊天，心里不禁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假如政府可以投标，那将会是怎样？深圳一年2800亿的财政收入，2000亿直接上缴中央，剩下的800亿作为地方财政来开销。这800个亿分到朋友他们单位的好像是8000万，某区某局。去年到了年底的时候，愣是只花了7000万，还剩下1000万没花完。怎么办呢？不能私分呀，也不能留到下一年啊。如果这一年的8000万还剩了1000万，那明年财政局就只给你7000万了。怎么办呢？想方设法赶在12月31日前把这些钱花光呀！其挥霍程度足以让当年那些爬雪山过草地的老红军们从坟墓里跳出来。假如政府可以投标，为公众提供同样多的公共服务，谁需要的财政开支最少就让谁中标，那该多好！可惜，这只能是笑谈呢。政府都能来投标，那人家当初何必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今年是建国60周年，弘扬主旋律的电视剧自然应运而生了。同样是弘扬主旋律，题材却是各异的。最火爆的题材当属“潜伏”了。我很少看电视，晚饭后偶尔陪家人看看而已。通过这有限的认知，我发现今年很多频道都在播放着关于解放（有人说是沦陷）前国共两党的特务互相渗透的电视剧。每当我看到电视中那些革命信念无比坚定的地下党员，心里不禁产生出这样的疑问来：他们1949年以后生活得好吗？能活到1976年吗？可能很多大学生都看过电视连续剧《亮剑》。看过这本小说的人就知道，电视剧只把故事讲到一半就戛然而止了。去看看小说《亮剑》的后半部分吧，看完以后就知道什么叫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前段时间看了王跃文的新书《苍黄》。书中的主人公李济运有一段精彩的言论：“我说树什么榜样都有道理，只有这廉洁榜样没道理。廉洁应是对公务员的最低要求，干部只要廉洁就应该树为榜样，那就是笑话了。好比说，普通公民不偷不抢，不杀人放火，这也是最低要求。老百姓只要符合这个最低要求就要大力表彰，国家表彰得过来吗？从逻辑上讲，凡是没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公民，国家都应该表彰他们为守法公民。我说哪，我们对待干部，已经把最低要求当成最高要求了！”我总是不厌其烦地跟大学生强调“大学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玩的”，何尝不是把对一个学生的最低要求当成最高要求了呢？

跟孩子的老师聊天，得知幼儿园那些三四岁的孩子就已经在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了，这让我着实感到悲哀。我们的教育告诉幼儿园的孩子要懂得爱国，等他们读大学了，成年了，再告诉他们不能随地吐痰、不要乱扔垃圾、不要毁坏公物。我们的教育还在试图培养“子民”，可事实上呢，很多人发现当“子民”很痛苦，索性就当了“刁民”。这个国度充满了“子民”与“刁民”，唯独没有“公民”。一个公民所应具备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是我们的教育所不屑于面对的。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由于民主政府的本质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的多数人绝对主权，一个多数群体必然会有权力去压制少数群体。正如有绝对权力的个体会滥用他的权力，有绝对权力的多数群体亦会如此。鉴于公民的平等状态，我们可以预见一种新的压迫形式会在民主国家中出现……人心中有一种对平等的恶癖，那些弱者会试图将强者扯到和他们一样低的位置上，从而使人爱好奴隶的平等甚于自由中的不平等。”托克维尔的分析鞭辟入里，可惜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在美国，而是出现在了一个有着红太阳的国家。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里，无论是知识精英还是财富精英，连做人的最起码的尊严都失去了，从而让那些文盲和穷光蛋获得了平等。

教育部要對44個漢字進行整容了，實在是讓人哭笑不得。好端端的一個“琴”字，非要把左上角的“王”的最下麵一橫改成一提。這不是吃飽了撐的是什麼呢？建國初期廢除繁體字，改為簡體字，當時是廢美觀性而取實用性。現在對漢字整容呢，又是只為了美觀性而不考慮實用性。文字是一種約定俗成的文化媒介，行政權力要介入其中必須萬分謹慎才行。可是，不幸的是，我們的官員拿著老百姓的血汗錢卻不想著為老百姓辦實事，就想著瞎折騰。與其想方設法去美化漢字，還不如去邊遠山區多修建幾所小學。按照行政法的精神，尤其是行政許可法的精神，你行政主體批准我一個行政相對人去做某件事，趕明兒你又告訴我不能這麼做了，那麼，我是可以把你告上法院的。以此類推，教育部昨天發給我們的教材上，“琴”字是這麼寫的，明天你讓我換個寫法了，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把教育部告上法庭呢？對於當年廢除繁體字，我一直耿耿於懷。那簡直就是對中國幾千年的祖宗進行了一次粗暴的強姦。好端端的一個“來”，非要寫成“来”，真不知道簡在了哪里，可是，它的象形意義完全失去了——“來”，本來是就是小麥的樣子。還有“馬”，多麼象形！可是，簡體以後，四不象了。同時，簡體字運動讓大陸的國人與世界上其他華人產生了一種文化上的“柏林牆”。為此，我這段文字採用繁體字，以示對教育部的強烈抗議。

许宗衡在深圳执政的这几年，这位“铁路市长”大兴土木，一下子上马了很多条地铁线，把整个深圳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我们公司跟深圳地铁有一些合作，所以对于新闻上所说的“轨道交通建设、运营、管理等人才需求急剧增长”多少有些体会。任何一条地铁线在人员招聘的时候动辄就是几百上千人，新修建的地铁正式运营以后，一个站就需要70人。可是，轨道交通人才需求急剧增长究竟是不是深圳大学创办轨道交通学院的充要条件？从理论上来说，大学创办这样一个学院，逻辑上必须满足这样两个条件：轨道交通学院的毕业生能够满足轨道交通的需求；轨道交通学院的毕业生比交通运输等专业的毕业生更能满足这种需求。在我看来，这两个条件都需要划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其实，一言以蔽之，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就是四个字：利益驱动。利益是双重的，第一是经济利益，“地铁集团在合作期间内根据实际情况每年为交通学院提供90万元的奖学金、助学金及研究经费”；第二是利用地方保护主义解决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每年录用至少70%的轨道交通学院毕业生”。

这些年来，中国的大学越来越懂得“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了。首先，高校越来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社会上的经济热点是什么，高校马上就设置了相应的院系、专业。就拿房地产来说吧。房地产在中国匪夷所思地成为了支持产业，成为了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是，“房地产”成为了一个高校招生的金字招牌。可无论是房地产的设计、开发，还是宏观一点的规划，都对应有土木、建筑、城市规划类的专业。那高校还开设房地产专业干什么呢？只能是房地产营销。可是，房地产的营销需要专门开设一个专业吗？商学院其余的专业不行吗？中文、历史之类的专业就培养不了房地产的营销人才吗？据我所知，在深圳的各大房地产公司里，出类拔萃的策划人员几乎就没有一个房地产营销专业的毕业生。深圳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设立高尔夫学院更是把高校媚俗的本质暴露无遗。一些贫困生连学费都交不起，学校却想让他们在高尔夫练习场挥几杆就成为贵族。其次，高校对于“两个基本点”的坚持越来越明确了。学术自由遥遥无期，学术行政化病入膏肓，如今在专业设置上更是趋炎附势。东北某高校在一个重要官员的建议下将信访堂而皇之设置成了一个专业方向，这难道不就是一个明证么？

最近在看两本书，哈佛前校长德雷克·博克的《回归大学之道》和前哈佛学院院长哈瑞·刘易斯的《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看着人家对于自己的检讨与反思，我反观国内的高等教育，无地自容。这种横向的对比感觉就像是一个侏儒在看着姚明检讨自己长得不够高。前段时间还看了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回忆先生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岁月。拿西南联大和现在的高校做一个纵向的对比，更是让我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产生出深深的怀疑来。

既然大学迎合社会的需求是如此必要，那么，我建议深圳大学把这种迎合更进一步。城市轨道交通还是太笼统了，不能完全满足深圳轨道交通建设的需求。深圳的地铁分为1号线（罗宝线）、2号线（蛇口线）、3号线（龙岗线）、4号线（龙华线）等等，一直到16号线。建议深圳大学轨道交通学院设立16个系，每个系对应一条地铁线。而每条地铁线又包括十几个到几十个不等的地铁站，所以每个系可以相应地设十几个到几十个专业。一个深圳大学轨道交通学院龙岗线系木棉湾站专业的毕业生去木棉湾地铁站应聘，无可挑剔的专业对口！

说到人才需求，又何止一个轨道交通领域？深圳这些年在大力发展会展、动漫、油画、物流等行业，深圳大学完全可以再设置一个动漫学院、油画学院。深圳的夜生活这么丰富，酒吧随处可见，夜总会无孔不入，所以，建议我们的大学切实满足酒吧、夜总会对于人才的需求，创立一个夜总会大学三陪学院洗脚按摩专业。我呼唤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根据我的用人经验，我习惯于把人才分为三类：创意型，管理型，执行型。顾名思义，创意型人才从事以创意为核心的工作，比如策划师、设计师；管理型人才主要负责团队的组织与管理，通过合理地整合各种资源，带领团队完成任务，比如各种职业经理人；执行型人才通过各种具体的工作将创意转变为现实，比如程序员、业务员。

创意是任何一家企业、任何一个项目的逻辑起点。爱喝豆浆的人很多，可是做豆浆的工序实在太繁琐了。能不能发明一种机器使得做豆浆和用电饭煲做饭一般方便呢？1994年，25岁的王旭宁将这个创意变成了九阳豆浆机。十几年后，九阳股份的市值竟然超过了海尔，王旭宁的个人资产高达数十亿元。1998年，25岁的佩奇和24岁的布林预见到互联网上的信息会越来越多，一个方便快捷的搜索引擎将会成为人们在网络上获取信息的必要工具，很快，这个创意导致了Google的诞生。有一句广告词叫作“品质改变世界”，依我看来，“创意改变世界”恐怕更为贴切一些。

可口可乐公司发展历程中的每一步也无不印证着创意的重要。1898年，一位名为亚历山大·山姆森的玻璃工人在同女友约会时发现女友穿着一套筒型连衣裙，显得臀部突出，腰部和腿部纤细，非常好看。约会结束后，他突发灵感，根据女友穿着这套裙子的形象设计出一个玻璃瓶并申请了专利。可口可乐公司以600万美元的天价购买这个专利之后，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销量足足翻了一番。一个世纪以后，可口可乐准备生产果汁饮料。可是，这个时候果汁市场早已被统一鲜橙多等产品充分占领，如果可口可乐也生产鲜橙多那样的橙汁，肯定很难打开局面。于是，经过细致的调查和分析之后，可口可乐另辟蹊径，推出了带果粒的橙汁——美汁源果粒橙。这个创意很快就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到2007年，美汁源用短短3年时间就跃居中国低浓度果汁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位置。

确切点说，创意是无处不在的。哪怕是枯燥、严谨的财务之类的工作也不可能与创意绝缘。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不厌其烦地跟大学生强调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原因。然而，毕竟只有一部分工作是以创意为核心的，从事这些工作的创意型人才必须具备一些特有的才能。究竟是什么样的才能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言不明，创意型人才的核心竞争力自然在于一个“创”字，富有创造力，有非常强的创新思维。然而，这个看似简单的答案到了很多人那里会变得五花八门。

我到深圳以后应聘的第一份工作是房地产策划师。我和一个有房地产行业经验的人竞争这个职位。当面试官问我们凭什么应聘这项工作时，那个人的答案是“熟悉房地产”，而我的答案是“善于策划”。结果，我胜出了。面试官后来对我说，“房地产策划”这个词组的重心是“策划”，熟悉房地产不用很久，要具备策划思维则需要很多年。

后来，我陆续面试过很多名平面设计师，我让他们用最简短的一两句话说出我应该录用他们的理由，换句话说，我让他们告诉我他们最值钱的才能究竟是什么。超过一半的人给我的答案是：能够熟练使用Photoshop、Coreldraw等设计软件。这是一个让我失望透顶的答案，因为我要聘用的是设计师，而不是程序操作员。设计是以创意为核心的工作，熟练操作相关软件不过是从事这项工作的基础。若非如此，那么，会写字的人都成为了泰戈尔、钱钟书，会使用CAD的人都成了梁思成、贝聿铭。

所以，对于一个准备从事广告策划、建筑设计等创意型工作的大学生来说，大学四年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记住多少个原理、学会多少个软件，而是要知道通过这些原理和软件实现什么样的创意。我一直强调批判性、创造性的思维能力是大学生区别于非大学生最本质的特征，而这种能力对于准备从事创意型工作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更是vital important。

创意固然重要，但是要想将创意变成现实，则离不开管理与执行。企业管理是一门复杂的学问，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是很难深入掌握的，刚毕业的大学生也不太可能在进入企业以后就直接从事管理类的工作。然而，这并不妨碍一些有志于成为管理型人才的大学生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顾名思义，管理型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组织、管理、协调方面的能力。李嘉诚说：“一个总司令，是一个集团军的统帅，拿起机关枪总不会胜过机关枪手，走到炮兵队操作大炮也不如炮兵。但作为集团军的总司令不要管这些，只要懂得运用战略便可以，所以整个组织十分重要。”在《水浒传》中，宋江文不如吴用，武不如林冲，但却能够坐上一百零八好汉的头把交椅，架空晁盖成为梁山泊的CEO。为什么呢？因为吴用、林冲等人都只能算是执行型人才，宋江才算得上是李嘉诚所说的那种“懂得运用战略”的管理型人才。

有些人习惯于先入为主地把企业里的管理人员看成是吃闲饭的人，对于他们并不做实事却拿着高薪而感到不公。实则不然。就好比用同样的士兵、同样的武器去应付同样的敌人，不同的将领往往会有截然不同的战果，让不同的企业管理者来运用完全相同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实施一个项目，业绩可能有着云泥之别。这就是管理型人才的价值所在。

正因为企业管理并非南郭先生可以随意滥竽充数的工作，所以大学生如果想成为一名管理型人才，必须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来锻炼作为一名管理者所应具备的能力。首先，应该多学习一些管理方面的理论和案例，多看一些相关方面的教材、论文及报刊杂志；其次，可以通过担任学生干部、组织社团活动等校内渠道来锻炼管理能力；另外，还可以通过兼职、创业实践等方式让自己得到锻炼。我一个同学曾经在低年级新生入学的时候组织过一个小规模的销售团队，虽然他没有亲自去推销一件东西，却创造了非常不错的销售业绩。即使现在我回过头去看他当时的所作所为，仍然觉得他在招聘、培训、激励等各方面都做得有板有眼。

一支NBA球队需要有总经理来配置阵容，需要有教练来布置战术，可是，最终上场打球的却是球员。同样的，企业的每一个项目最终需要由执行型人才来完成。这个比喻就足以证明执行型人才与管理型人才比较起来，并不具备身份上的优劣。单纯地、想当然地以为管理职位更加优越，所以渴望成为管理型人才而对执行型职位无动于衷，那是极不理智的。一个人究竟适合从事管理型的工作还是执行型的工作，这是与他的能力结构、内在气质、性格特点、为人处世等各个方面相关联的，并不是每个人想做管理就能做管理，也不是对每个人来说做管理型的工作要好过做执行型的工作。

IT界的人对于李一男这个名字都不陌生。李一男15岁考入了华中理工大学少年班，23岁正式加入华为，两天时间升任工程师，半个月升任主任工程师，半年升任中央研究部副总经理，27岁就坐上了华为的副总裁宝座。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技术天才，对通讯和IT领域的技术发展趋势和产品走向具有惊人的敏感度和准确的把握能力。如果按照执行型人才的标准来衡量，李一男绝对是完美的。可是，他在为人处世方面却显得有些弱智，根本就不懂得如何与人相处，而他偏偏不按车道行驶，在管理型人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就造成了他北上创立港湾网络注定成为一个悲剧。

我放下案头所有的事情，站在窗台上，任由闪电照亮我的影子。

一如贰拾年前那个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夜晚将它浓黑的悲凉燃成火把照亮我脚下的路。

一切黑夜终将迎来曙光，一切暴雨终将迎来彩虹。

在曙光和彩虹来临之前，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这是昨晚发的帖，已经被删，重发。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文关闭评论，抱歉。

在仕途这枚硬币的正面绽放着无比的风光，而背面却有着很多人难以承受的无奈。所以，大学生在选择仕途的时候必须三思而后行，不但要对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都有充分的认识，而且要对自己的职业兴趣和职业能力做全面而深入的评估。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书中写道：“要是能有什么方法把人分成不同类别的话，那么最佳的分类尺度莫过于个人内心深处的渴望，将人们引入不同的职业并终身从事。”那么，内心具有什么样的渴望才适合选择仕途呢？

在我看来，有两种人可以考虑加入公务员队伍。第一种人是那些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仕途意味着权力，权力可以用来满足私欲，也可以用来造福百姓。对于一个渴望“造福一方”的人来说，无论是做一名创造物质财富、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家，还是做一位推动科技进步的科学家，恐怕都不如“为官一任”来得直接有力。大到伟人邓小平在版图上画了一个圈便有了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迅速崛起为现代化大都市，小到一个乡长、镇长一声令下便让几个大山深处的村庄通了公路，无不展示着权力的无穷魅力。

第二种人是那些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工作稳定、生活舒适的人，他们不需要太多的激情，只要没有太大的压力，能够衣食无忧、循规蹈矩地过日子就心满意足了。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曾经在一所学校教书。那是一份令很多人都羡慕不已的工作。可是，当我发现身边那些三十岁、四十岁的同事所过着的生活就是我十年后、二十年后将要过的生活，我决定辞职了。我不能接受人生变成一个计算机程序，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个程序几十年后的运行结果。我向往一种更冒险、更刺激、更富有激情的生活。可是，有很多人与我截然相反，我所追求的正是他们害怕的，我所害怕的正是他们孜孜以求的。有个当公务员的朋友曾对我说，她宁可躺在那舒服地死下去，也不愿意在外面竞争的环境下痛苦地活下去。对于她这样的人来说，到哪去找一份比公务员更合适的工作呢？

发掘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进而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做出取舍，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是大四临近毕业的时候靠一朝一夕的思考就能解决的事情。我一个朋友早些年大学毕业的时候被分配到了深圳某区的税务局，后来，他厌倦了公务员那种程序化的、过于安定的生活，辞职下海了。经过一番努力，这个朋友成为了一家大型外企的高薪白领，可就在这时，他后悔当初从税务局辞职了。他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最想要的就是公务员那样的生活，而此时的他已经过了35岁，没法报考公务员了。如果说像我这个朋友一样对自己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变是一种潜在的风险，那么，对于大学生来说，要想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就必须趁早审视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如果等到毕业的时候才慌乱中选择报考或者不考公务员，很可能导致多年以后后悔不已。

当然，有很多人削尖了脑袋往公务员的队伍里钻，既不是因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不是向往稳定、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状态，而是为了满足病态的权力欲，为了贪污腐化，为了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对于这种人，我惟有寄希望于制度的完善。一个坏的制度会让好人做坏事，一个好的制度会让坏人做好事。同时，我还想拿那句早已过时的话来忠告这些人：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如果当官却不为民做主，迟早有一天连回家卖红薯的机会都没有了。

塑造核心竞争力

在评估职业兴趣的同时，职业能力的评估同样重要。公务员考试有一门科目叫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如果你认为做那份试卷能够拿到高分就意味着具备了充分的行政职业能力，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实在想不出解答那些脑筋急转弯一般的小学奥数题和担任公务员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一个应试教育体制下的考试高手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公务员考试中拿下高分，但是，这个人很可能一点儿也不适合当公务员。那么，一个准备做公务员的大学生究竟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能力呢？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塑造担任公务员所需要的核心竞争力呢？

担任公务员所需要具备的能力大体上可以分为做人和做事两个方面。相对于企业界的人来说，公务员面临的人际关系网要复杂得多，所以，如何做人、如何处理微妙的人际关系是公务员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连察言观色都不会、连基本的城府都没有的公务员恐怕寸步难行。梦想着去党政机关工作的大学生必须在日常生活中提高人际交往方面的能力，既要懂得关心别人，又要懂得保护自己；既要善于倾听，又要善于表达；既要避免站错队，又要避免四面树敌。在金庸先生登峰造极的封笔之作《鹿鼎记》中，主人公韦小宝胸无点墨，毫无武功，却能戏剧般地平步青云，凭的正是他极为娴熟的处世手腕。

除了会做人，公务员还应该会做事，具备一定的业务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则笑话——一个不学无术、好吃懒做的人问一个智者：“我什么都不会，应该干什么呢？”智者答道：“你什么都不会吗？那你只能去做官了。”当官真有那么容易吗？窃以为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对于准备从政的人来说是一部绝好的教材，看过这本书的人就不难明白，即便是在晚清那个摇摇欲坠、病入膏肓的官僚体系当中，经世济用的雄才伟略是何等重要。在当今社会，国际国内形势瞬息万变，公务员如果“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注定是难成大器的。

应该从哪些方面塑造做事的本领呢？首先应该学好专业知识，具备足够的业务能力。如果去给领导当秘书，免不了要写得出一手好文章，要去司法部门、执法部门则需要熟读甚至精通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文，去财政局、税务局等单位的又不能不具备充分的财政、税务专业知识。对于一名公务员的长远发展来说，这些专业能力虽然不是充分条件，但绝对是必要条件。与其在毕业以后感叹“少壮不努力”而慌忙补课，还不如大学期间好好学习，打好坚实的基础。其次，应该通过各种方式锻炼人际交往、组织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对于一个想从事学术研究、技术研发的人来说，热衷于担任学生干部实有舍本逐末之虞，可对于一个想入仕为官的人来说，担任一定的职务、组织一些社团活动却尤为必要。

如果把做人的技巧、做事的能力都看成是不那么直观的“软资本”，大学生要想从政的话还应该具备学历、政治面貌等方面的“硬资本”。企业招聘时注明的招聘条件往往是比较灵活的，就算要求应聘者具备硕士以上学历，一个能力出众的大专生也有可能被录用。公务员考试则截然不同，招考时要求的学历、专业等条件毫无灵活性可言。比如，深圳市交通局招考公务员的绝大多数职位都要求报考者是交通运输工程、土木工程等专业的硕士，要想报考这些职位，就必须具备相应的“硬资本”。所以，对于部分准备报考公务员的大学生来说，选择一个合适的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就很有必要了。虽然也有不少职位只要求本科学历，还有少数职位不限定专业，但这些职位的竞争要激烈得多。要求硕士、限定专业的职位往往只有几十比一的考录比，而只要求学士、专业不限的职位动辄就是几十甚至几千比一的考录比。

至于政治面貌，原则上最好在考公务员之前就成为党员。党群系统的大部分职位都要求报考者是中共党员，政府系统的职位虽然无此要求，但是入职以后，党员身份在很多时候还是十分必要的。在大学期间入党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毕业以后就要困难得多。当然，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党员都具有优势。按照规定，政府部门应该有一定比例的党外人士，有些人正因为不是党员，所以更有机会得到升迁。有不少领导干部被称为“无知少女”（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如果她们是党员，升迁的难度恐怕就大得多了。

战术上重视公务员考试

在毕业生双选会上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签约，通过“4+1模式”（四年本科教育后再到军事院校学习一年）到部队担任初级指挥军官，通过职员考试成为政府部门的职员，这些都是大学生进入政界的有效途径。然而，最主要、最重要的途径非公务员考试莫属。

相对于其他考试而言，公务员考试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有很多人在考前几乎没有任何复习却能考出高分。我认识的好一些人就是考前用十天半个月的时间一边工作一边复习，顺顺利利地考上了公务员。既然如此，那是不是公务员考试不需要认真对待呢？

为了一睹公务员考试的庐山真面目，我曾抽了半天时间参加了深圳市的公务员考试，试题的难度固然比不上国考，但是我报考的那个职位因为不限户口、不限专业，且只要求本科学历，考录比达到了700：1。我考前根本无暇去做任何准备，属于标准的“裸考”，没想到竟然得了第五名。乍一看，我似乎没有花任何时间来准备这次考试，可转念一想，我为之准备的时间恐怕比谁都多。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很多题目都是病句、选词填空等语文题，读中学的时候我下在这上面的功夫还少吗？至于公务员考试中法律方面的题目，我大学四年为了考北大法学院的研究生，花在专业课上的时间何尝不是别人为了考公务员所花时间的百倍千倍呢？

“裸考”的人能够在公务员考试中脱颖而出，这不但不能成为轻视公务员考试的理由，反而充分说明了公务员考试不能够临时抱佛脚，需要以充足的知识积累为基础。行政执法、时事政治方面的选择题可以考前突击，而语文、常识、逻辑推理方面的题目何以临阵磨枪？为什么南极没有熊？鳄鱼遇到食物掉眼泪是怎么回事？曾出现在试卷上的这些题目估计让很多人眼前一黑。在国考中决定成败的申论更是需要长时间的日积月累才能取得高分。很多人习惯于把申论看成三段式的八股文，认为考前背几篇范文、按照固定的模式去堆砌一千多个四平八稳的文字就万事大吉了。千篇一律的文章自然不至于得分太低，运气好的话进入前20%也或有可能，但问题在于，必须考到前2%甚至0.2%才能进入面试。

针对公务员考试的部分题型摸索规律、加强练习也很有必要。如果缺乏足够的准备，行政职业能力测试中的数字推理题、图形推理题就足以让人一筹莫展。比如有这样一道数字推理题：1/9，1，7，36，（）。如果缺乏足够的训练，恐怕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括号里应该填入什么数字，但是，训练有素的人看到36马上就能联系到6的平方，进而把前面的数字依次看成9^-1，8⁰，7¹，答案就昭然若揭了。依我看来，拿这些变态的、摧残了很多小学生的奥数题作为公务员考试的题目，还真不如古代的科举考试。可是，现实如此，要考公务员的大学生也只能硬着头皮去积累考试技巧了。

如何选择报考的职位也颇有文章。报考条件非常宽松的职位肯定竞争非常激烈，报考条件限定得很窄则有量身定做的风险；如果想要尽可能地规避竞争，所能报考的大都是冷衙门的闲职，发展空间有限，可如果报考海关、发改委等单位，难度却要大得多。如何才能寻求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专业特点来选择报考的职位，而不是一味地盲从，扎堆到经济发达地区的职位，扎堆到一些热门单位的职位。每年的公务员考试都会有很多职位竞争非常激烈，同时也有很多职位应者寥寥甚至无人问津。与其去热门职位当炮灰，何不选择冷门一点的职位另辟蹊径呢？

同时，要善于捕捉、分析一些信息。比如，深圳市招考公务员的时候，在报名阶段会陆续公布每个职位的报考人数。有些职位的报名人数如果一开始就高得离谱，则很有可能是有人舍得花几十甚至几百人的报名费来吓唬别的报考者。在2008年11月的考试中，有个职位的报考者一开始就遥遥领先，可是超过80%的报考者缺考，一些本来准备报考那个职位的人纷纷惊呼上当。

考霸不可为，该止损时应止损

公务员考试的高淘汰率注定了很多考生只能像中举前的范进一样屡战屡败，而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为了一个金饭碗而百折不挠、屡败屡战，甚至有些人毕业后多年不找工作，以考公务员为职业，转战全国各地，成为了不折不扣的“考霸”。

《上海青年报》曾经报道的李玫便是“考霸”中的一员。李枚是某政法学院毕业的法学硕士，成绩优异，而且通过了司法考试，按理来说找份工作应该不难，可是，她对公务员以外的任何工作都毫无兴趣，毕业一年内不但参加了国考，还参加了湖南、北京、上海、江西、深圳等十个省市的公务员考试。像李玫这样全职考公务员，家乡、学籍地、沿海大城市、国家公务员考试“一个都不能少”的人还有很多。我认识的一个人从中山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上班，两三年内参加了全国各地数十次公务员考试，其座右铭竟然是：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公务员考试中去。其执著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甚至望而生畏，可是，这样的执著究竟有多少价值可言？

公务员工作轻松、收入稳定、有社会地位，是公认的金饭碗、铁饭碗，可是，铁饭碗的真正含义不是在一个地方吃一辈子饭，而是一辈子到哪儿都有饭吃。如果考了几次公务员都铩羽而归，何不考虑找一份公务员以外的工作呢？工作以后还可以以社会人员的身份参加公务员考试，就算还是考不上，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么多企业界的人不屑于或者苦于没有机会去当公务员，不照样生活的有滋有味么？不照样成就了一番事业么？当我们看到悬崖对面有一片草地而企图跳过去，可是尝试了很多次却不能成功，为什么不转身看看呢？或许身后有着一片广袤的草原。

2008年，我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很不忍心地拒绝了很多高校发来的讲座邀请，太多太多的读者来信顾不上回复，博客更新得太慢了，一直想写的好些文章（比如：如何看待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迟迟未能动笔，想把《读大学，究竟读什么》出版以后这几年新积累的想法整理成一本新书，却始终没有完成。

2009年，我希望能够弥补这些遗憾。博客更新得频繁些，回复读者来信的时间多一些，拒绝讲座邀请的次数少一些，写新书的速度快一些。原来我在博客表示过想做一个专门针对应届毕业生的招聘网站，让应届毕业生足不出户就能应聘全国各地专门针对应届毕业生的职位，而不是去人山人海的现场招聘会。如果精力允许，我希望在2009年能够把这个网站做起来。

另外，很多读者的咨询我实在无能为力，一方面是因为精力有限，另一方面是因为经历有限。很多专业、很多行业的情况我并不了解，所以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如果有可能，我会组建一个团队来为读者提供咨询，这个团队来自全国各地，尽可能覆盖各个专业、各个行业，让华为的项目经理来告诉你如何成为程序员，让中国平安、招商银行、长江证券的高管来告诉你金融行业对大学生的要求，让上市公司的财务主管来告诉你如何成为出色的会计，让海关总署等部门的公务员来告诉你如何备战公务员考试。当你想走某一条路，就让那些沿着这条路走过去的人来告诉你如何走，而不是听别人瞎指挥，也不是闭上眼睛去瞎闯。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虽然对我来说属于不务正业的范畴，但是，我会投入最大限度的热情去努力。虽然现在看来还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有待解决（比如如何向这个团队的成员支付足够的报酬），但是，我相信这个梦想一定能够实现。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想法，不妨各抒己见，谢谢。

该文近期所有评论有问必复。

我们的政府首脑把大学生就业问题放在了如此重要的位置，并且呼吁企业要珍惜人才，不要轻易裁员。其用心之良苦，不能不让人感动。相信政府接下来肯定要出台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措施，当我尝试着对这些可能出台的政策措施做出预期的时候，不禁担心起来。

首先担心政府为了就业率而一味地牺牲了就业质量。大学生抢农民工的饭碗，这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如果政府进一步引导、鼓励大学生自降身价去这么做，实在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政府部门和不少专家一直在鼓励大学生去西部、去基层就业，这一点我也并不反对，但是，我所关心的是：大学生到了西部、到了基层以后，究竟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如果他们并不能将自己的所学所长用在工作上，而且这些工作让非大学生来做会做得更好，那实在没什么意义。我一直都让大学生不要在乎第一份工作的起薪，但是，从来都不会让大学生随便找工作，骑驴找马都需要骑一头能找到千里马的驴。如果一味地讲究就业率而忽视了就业的质量，有些时候找到了工作可能会更加糟糕。

其次，我担心政府沿袭这些年来一以贯之的思路：用逃避矛盾代替解决矛盾，用将来的矛盾代替现在的矛盾，通过研究生、博士生扩招来缓解本科生、研究生的就业压力。现在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如此突出，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思路导致的结果。三年前的本科生就业难，便让很多人成为了研究生，从而解决了他们的就业。可是，现在他们研究生毕业了，就业的“基本面”更加恶化，不得不为三年前的扩招买单了。通过研究生扩招来解决大学生就业，用四个字来评论就是：愚不可及。该亡羊补牢了！

再次，我担心政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出台的一些政策都不过是扬汤止沸隔靴搔痒。大学生就业难，说白了就是供求矛盾过于突出。既然是供求矛盾，自然就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供给太大；第二，需求太小。必须从这两个方面着手，不但要控制供给规模，而且要提高职位需求。如果控制供给规模呢？答案只有一个：控制招生规模。大学生产业化，这个荒天下之大谬的错误决策必须寿终正寝了。通过大学生扩招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把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经济产业、把大学生作为盈利的对象，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我其实并不反对适当地扩大高校招生规模，毕竟中国的大学毛入学率到目前为止都还不算高。但是，大跃进一样的大学生扩招必然导致大学生的迅速贬值。是时候反思大学生扩招这个政策了！是时候叫停教育产业化了！

关于扩大人才市场的需求，则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大问题了。这个需求取决于经济大环境，而大环境的改善需要出台一系列的财政、货币、税收等措施。其他的方面都不谈了，我只谈两点。第一，应该鼓励用人单位聘用应届毕业生。用人单位都喜欢“熟手”，可我们的大学生在毕业以前压根儿就没有积累工作经验的机会。是不是可以考虑像德国一样通过法律保证每一个大学生都有实习的权利、每一个企业都有接受大学生实习的义务？第二，是时候大幅度减轻企业的税负了。给企业松绑，企业才可能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不要再说什么财政紧张、没有减税的空间了。国外的税负是什么样，香港的税负是什么样，大家都心知肚明。为什么我们如此高的税率却不能做到高速公路免费？为什么我们的财政收入如此庞大却仍然支出紧张？一切尽在不言中。

要降低税率，就需要减少财政开支；要减少财政开支，就必须体制改革。这一次全球经济危机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最好的契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改革是冒险的事情，改革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在别的时候搞政治改革，失败的话不好交差；而在当前这个环境下改革，如果失败了，把原因都归结为经济危机就是了。可是，我不知道我们的管理层有没有这样的勇气。我只知道，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这不禁让我联想起2005年的卢雪松事件。吉林艺术学院教师卢雪松因为与学生谈论《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介绍过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被学生告密，并被校方剥夺授课资格。我也有过类似的遭遇。2001年，我们班上一个同学以老党员的名义打印了一封匿名信交给校党委，说我是一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危险人物，多次在课堂上散布反动言论，要求学校对我进行查处。

实在想不出比这更荒唐的事情了！当言论自由这一天赋人权成为了全人类的共识，在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度，大学教师竟然以言获罪！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在北大法学院的课堂上，陈端洪老师谈到言论自由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和前提。”而我们的言论自由在哪里？历史是用来反思的，不反思历史就会重演历史的悲剧；政府是用来批评的，政府不被批评就难以更好地为纳税人服务。而我们的处境是什么呢？历史不允许反思，政府不接受批评。

因为老师的言论而以“反革命”的罪名去公安局告密的学生，纯粹已经沦为了一个可耻可悲可笑的工具。为什么说是工具呢？因为他已经没有独立的人格了，被体制化了，沦为了体制的工具和牺牲品。我在《读大学，究竟读什么》一书的开篇处就强调了这么一个观点：一个经过思考而坚持错误观点的人比一个不假思索而接受错误观点的人更值得肯定。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身边有太多的人习惯于背政治教材，可我一质疑，他们就无言以对了。在他们看来，教材上的观点都是不证自明的。

这段时间忙得不可开交，好久没有更新博客了。前两天看到这个学生告发老师的新闻，忍不住来发几句牢骚。不知道我在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真正的言论自由。就算没有，能够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也就无比欣慰了。不要让我几十年后在闭眼之前跟儿子说：家祭无忘告乃翁。

哈尔滨5所高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黑龙江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联合邀请我去做一次巡讲，我本来一口答应下来的，可是因为最近手上的事情实在太多，加上身体不太争气，所以就只能延期了。对于我来说，进入冬天以后去哈尔滨实在比较抽象，所以恐怕只能下学期开学后了。不知道到时候还有没有机会。

下个月可能（暂不确定）去一趟重庆大学的新旧两个校区。

因为事情太多，实在难以抽出时间，所以近期恐怕很难接受新的讲座邀请，十分抱歉。忙完这一阵以后我将尽量多抽些时间用在讲座上。另外，因为讲座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差旅费、宣传费等方面，所以希望大家在联系讲座事宜之前取得学校足够的经费支持。

诚然，我们生命中的很多东西确实是无法设计的。无论汶川地震那样的天灾还是9·11那样的人祸，都彻底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而这样的情形起初又有谁能预料呢？一个梦想成为诗人的才子可能因为忍受不了清贫的生活而做起了海鲜生意，一个死心塌地要在上海定居的人可能为了某个一见钟情的女子而义无反顾地去了新疆。鲁迅曾经想做个悬壶济世的医生，为此东渡日本学习西医，职业规划十分明确，可是，一部电影中的几个镜头却让他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从此弃医从文。我大学期间的奋斗目标一直是考上北大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然后做一名国际贸易领域的律师，可是，这一理想在毕业后不久便放弃了。

职业规划其实就是从多个发展方向中选择一个走下去，而生命是不可以重来的，所以我们无法用实证的方法去论证究竟哪个方向更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不可能沿着一条路走完以后再回到起点去走另外一条路。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书中写道：“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正……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检验哪种抉择是好的，因为不存在任何比较。一切都是马上经历，仅此一次，不能准备。”这似乎进一步论证了“人生无法设计”这一命题，因为我们就算沿着规划好的职业生涯发展下去，也没法用直观的、实证的方法论证这种规划究竟是不是最好的。

然而，因为生命充满偶然性而陷入不可知论的泥淖，因为生命不能重复而抹煞了选择的价值，实在是对人生极大的不负责任。未来确实有很多不可知的事情，但有很多是可以确定的。大学生要修满学分才能顺利毕业，毕业后必须走上某个特定的工作岗位，明年的司法考试还将如期接受报名，旅游业提供的就业岗位会越来越多……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可以预期的，就好比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冬去春来、月落日出。既然有这么多可以预期、可以把握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够基于这样一种预期而设计自己的将来呢？人生固然无常，可如果我们把握好了那些可以把握的，不就足够了吗？

米兰·昆德拉在感叹生命无法重复的时候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只能活一次，就和根本没有活过一样。”这样的想法出现在小说中主人公的脑海里，那是一种哲学的思辨；可如果这种人生观从小说进入了现实，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们吃完一顿饭以后没法回到吃饭前饥肠辘辘的时候去选择继续挨饿，那是不是吃饭毫无必要？我们读完大学以后没法回到高中毕业的时候去选择不读大学，那是不是读大学没有意义？

假设有个人来到某个路口，有一条路通往公园，有一条路通往百货商场，他可以沿着第一条路去公园里散步，也可以沿着第二条路去商场里购物。他可以了解每条路究竟去什么地方，然后挑一个自己更想去的地方走过去；也可以不关心每条路到底通往什么地方，随便挑一条路走下去；当然，他还可以不做选择，一直站在路口，哪里都不去了。在第一种情形下，他的选择其实存在两个方面的风险：第一，在去目的地的路上遇到交通管制之类的客观原因而去不成了；第二，在去目的地的途中，或者是到了目的地以后，主观意志发生了改变，更想去另外一个地方了。不管选择走哪条路，第一个风险都是存在的，我们如果为了一个不想去的地方而冒险，何不为了自己想去的地方而冒险呢？至于第二个风险，其实是一种概率。继续喜欢原本喜欢的东西，其概率显然高于喜欢一个原本不那么喜欢的东西。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又何必因为一个较小的风险而选择一个较大的风险呢？

可惜的是，有很多大学生就因为这两个方面的风险而宁愿做后面两种选择，要么随波逐流，不去考虑毕业以后究竟想做什么，也不关心自己所走的路究竟能通往何处，大学四年忙忙碌碌，到头来却碌碌无为；要么不思进取，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在欢乐的觥筹交错和刺激的网络游戏中度过大学四年。

在福建呆了好几天，去好几所高校做了多场讲座，感触颇多，感动不已。当一些学生坐了很久的公交车早早地在我将要做讲座的学校等候我的出现，当一些学生为了能够面对面地向我咨询几个问题站在书店里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当一些家长放下工作和家务活陪同着孩子听完我的讲座，我不能不被深深地感动。因为这种感动，我做讲座的时候恨不得把我所知道的、这些年来所体会到的一切都倾囊相授；因为这种感动，我这些天晚上因为忙公司的事情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去做讲座的路上在车上都一次次睡着了，可我一走进讲座的现场，所有的疲惫、困倦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这种感动，我在上台之前还明明感觉到肠胃不适，可讲座过程中以及讲座结束后被同学们团团包围的时候，我早已将身体的不适忘得一干二净。

我真觉得我不值得获得如此的尊重和关注，不值得收获那一次又一次经久不息的掌声。除了是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我真的什么都不是。我既不是为了高等教育的改革而奔走呼号的改革家，又不是为了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呕心沥血的教育家。我不过是一个过来人，一个刚刚从大学校园里走出几年的大学毕业生。相对其它千千万万的过来人而言，我唯一多做的事情不过是在摔倒的时候不是马上爬起来继续前行，而是在陷阱的旁边为后来者做了一个记号，写下“危险”两个字让他们不要再摔倒在同样的地方。

当我面对大学生脸上那种对未来的迷茫、对前途的焦虑、对出路的渴望，我感到一种无比的羞愧。为了他们，我完全可以做得更多。很多读者在见面的时候都告诉我早就给我发过邮件，可一直没有收到我的回复；我早就想写一本新书，对《读大学，究竟读什么》做一个全面的补充和深化，可迟迟没能遂愿；我也很想去更多的高校与大学生们见面，可大部分的讲座邀请都被我婉拒了……是不是真的就抽不出更多的时间来更新博客、回复邮件或者写一本新书？是不是真的没法腾些时间多去一些高校？一想到这些，我就羞愧难当。

以后我一定会花更多的时间“与大学生同行”了。一方面我会写更多相关方面的文字，另一方面，我会尽最大可能接受每一所高校发来的讲座邀请，无论这所高校远在东北、西北还是近在广州、珠海，无论它是名牌大学还是毫无名气的“草根院校”，无论它在繁华的大城市还是在交通不便的小城市。当然，讲座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场地、宣传、经费等方面的因素，所以一些学生以个人、宿舍、班级等名义发来的讲座邀请，我实在不知道如何答复。希望同学们在发来讲座邀请之前最好取得学校的支持，并在邀请的同时将讲座的具体安排一并发到我的邮箱。

在“不务正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为配合福建省泉州市全民读书月活动，我将应邀前往泉州、厦门一些高校做几场讲座。具体行程如下：

泉州华光摄影艺术学院

时间：2008-9-24 18:30～21:30

地点：华光操场

泉州师范学院

时间：2008-9-25 18:30～21:30

地点：陈祖昌大礼堂

仰恩大学

时间：2008-9-26 18:30～21:30

地点：新区和昌楼103室

华侨大学厦门校区

时间：2008-9-27 18:30～21:30

地点：待定

华侨大学

时间：2008-9-28 18:30～21:30

地点：陈嘉庚纪念堂

非常感谢福建灵感书屋为此次活动所做的努力。期待着与福建的大学生朋友们见面。

具体行程并不是我能决定的，希望福建其他高校的朋友能够理解。我很期待日后能有机会去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等其他院校。

覃大哥：

您好！我是今年的高考考生。高考前我就看完了您的书，书中很多篇章都让我无比激动，让我暗自下定决心要考上一所像样的大学好享受思想的快乐。可是，事与愿违，因为偏科比较严重，数学成绩一直都不太好，高考的时候又发挥得不太理想，我的分数只能上三本或者大专了。三本的学费非常高，而我的家境又非常困难，所以我比较现实的选择就是读个大专。

在高考之前，我们老师就一直跟我们强调一个观点：无论如何也要考上本科，因为专科根本就不能算是大学，大专生根本就不能算是大学生。我有几个同学也考得不太理想，只能上一所专科院校，他们都决定去复读了，觉得读一个大专还不如先读一年高四，明年再考个本科。我也有复读的冲动，可是又很犹豫，毕竟我的家庭情况跟他们不太一样。我父母年事已高，这几年一直是在外打工的姐姐供我上学。我不想给姐姐更大的压力了。

覃大哥，现在的大专生真的就一文不值了吗？如果我选择去读大专，会不会毕业的时候因为学历太低而被用人单位一票否决？先选择读大专，然后再专升本，这对我来说是不是一种合适的选择呢？如果我决定读大专了，填报志愿方面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我知道您的时间非常宝贵，可我真的迫切需要得到您的帮助。请您抽点时间帮帮我吧，谢谢了！

杨建成

小杨：

你好！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这几年来，每次高考过后我都能收到很多高考考生的邮件，其中有很多人的情况跟你类似，对自己考上的大学很不满意，想去复读又缺乏足够的勇气，想去读大学却心有不甘，又担心学校、专业不够好，毕业后没有足够的求职竞争力。复读和接受录取结果，这二者之间互为机会成本，究竟哪一个成本更大，往往是因人而异的。就你的情况而言，我觉得读大专应该比复读更为明智。一方面，你的数学基础不好，复读一年未必能够有根本性的改观，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风险；另一方面，你的家境很不好，复读的话对你的家人来说难免会造成心理上和经济上的压力。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不在于此，而是我们没有必要刻意矮化了高等专科教育，更犯不着用过于悲观的眼光去看待大专生的前途。你们老师说大专不算是大学、大专生不算是大学生，大抵只是想鼓励你们全力以赴备战高考罢了。大专院校也是大学，大专生也是大学生，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从理论上来说，本科和专科属于高等教育体系中两个不同的层次。本科教育侧重于培养有较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与一定科研能力的人才，而专科教育侧重于培养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技术应用型人才。不同类型的人才满足不同工作岗位的需求，各得其所，我们岂能因为一个的价值而否定另一个的价值？

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的转型刚刚开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社会对掌握一定实用技能的大专生自然有着非常庞大的需求。只要你选择合适的专科院校学习合适的专业，大学期间通过刻苦学习和社会实践切实掌握一门专业技能，毕业后不但不愁找不到工作，而且很可能成为人才市场上抢手的“香饽饽”。据《黑龙江日报》报道，在哈工大、吉林大学等东北五校联合举办的2008届毕业生春季供需见面会上，不少用人单位为专科生提供的岗位甚至超过了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的岗位。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大型企业明确表示，公司一些专业操作类的岗位需要不少专科生，而优秀的大专生已经成为难找的稀缺资源。

对于专科生来说，选择什么样的院校和专业才算合适呢？至于学校，我觉得应该首先考虑有办学特色、有独特资源的专科院校。比如，有些石油类的学校开设了一系列与石油勘探、开采、冶炼等相关的特色专业，与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学生就业时的优势就很容易体现出来。至于专业的选择，我觉得应该优先考虑那些符合专科教育定位、旨在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专业，尽量避开那些盲目模仿本科教育的专业，比如法学、工商管理、行政管理等。几乎每一所大学都在批量生产这些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供过于求的高学历毕业生都为饭碗发愁，专科生又何以杀出重围呢？参加司法考试、从事法律职业的前提条件就是具备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而好些院校还在大量招收法学专业的专科生，这样的专科生就业怎能不难？

有调查表明，2008年珠三角企业对高职高专毕业生的需求集中体现在下列专业：电气自动化、模具制造、数控机床操作、汽车维修、生产线设备维护、机电设备管理调试安装维修、品质检验、生产工艺、物流管理、园林绿化、装饰装修、工程监理、动漫制作等。这些专业无一不是与专科教育相吻合、以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

当然，你可能对电气、机床之类的工作毫无兴趣，也可能报考这类专业却录取到了国际贸易、市场营销等专业，那是不是大专学历对你来说就毫无价值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事实上，在一场名为教育产业化的运动中，本应多层次、差异化的高等教育严重同质化了。专科院校都在争先恐后地升级为本科，专科教育也在专业及课程设置上简单地、机械地模仿本科教育，而北大、中科大等院校竟然提出要以培养蓝领为本科教育的大任。如此一来，本科和专科这两种不同层次的教育就定位上就模糊不清了，似乎把四年制的本科改成三年制、少开几门课、取消学位论文就成为了专科教育，反之亦然。在这样背景下，同一个专业的本科生和专科生又能有多大的区别呢？

有人说，本科生不过是比专科生在大学里多堕落了一年。这句话不可不谓是很多大学生的生动写照。如果按照高三的状态来读大学，大部分专业本科四年的课程估计一两年就完全可以学得很好，可是，有几个人能够用高三的状态来读大学呢？很多人都是期末考试前一两个星期，甚至是考前一两天临时抱佛脚就轻松修满学分的，其余的时间都在做些与学习无关的事情。既然如此，在大学里学三年还是四年又有什么区别呢？重要的是这三年或者四年中究竟有多少时间真正用在了学习上。你的大学生活虽然看上去比本科生少了一年，但是，只要你将这三年充分利用起来了，你毕业时就足以比大多数本科生更加优秀。因为，三年的学习绝对超过四年的堕落。

这个道理不是每个人都明白，所以人才市场上总有一些用人单位对专科生施以学历歧视。但是，这个道理并不是每个人都不明白。对于一家务实的用人单位而言，它需要的是员工为自己创造价值，员工用来创造价值的是实实在在的知识与能力，而不是一纸文凭。所以，当我来到深圳以后第一次进入宝安北路的人才大市场，发现大部分职位对学历的要求都不过是大专，一些公司就算要求应聘者具备本科以上学历，他们也很少会因为学历而拒绝专科毕业生的应聘。事实上，我这几年接触过的很多专科毕业生都非常优秀，他们在工作中展现出来的才能丝毫不亚于高学历的人。他们都做到了，相信你毕业以后肯定也可以做到。

你在来信中还提到了专升本的问题，我的答案其实已经在前面的文字里了。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脱颖而出，又何必在乎一个本科文凭？毕竟，专升本的机会成本是两年的工作经验，这个成本实在太高昂了，除非你准备从事对科研能力要求非常高的工作。事实上，专升本不但没有太大的必要性，而且没有了很强的可行性。2006年1月，教育部下发了《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编报2006年普通高等教育分学校分专业招生计划的通知》，规定“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校、独立学院和民办院校原则上不举办普通专升本教育，同时对其余院校的专升本教育招生规模做出了严格的控制。所以，我觉得你大可不必把专升本看得太重，就像本科生犯不着刚进大学就把考研当作一种信仰。

我一方面希望你乐观地、客观地看待专科学历，另一方面也希望你对于接下来将会遇到的一些困难有足够的认识。比如说，专科院校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往往要差很多，学习风气恐怕也要差一些，毕业求职时也难免会碰到一些歧视专科生的用人单位。这一系列的困难希望你能够用正确的心态去面对，不要自卑，不要自暴自弃，更不要自甘堕落。就算你身边的人都在混日子，你也应该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翻开任何一个版本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你会发现榜单上的很多人都只是大专或者大专以下的学历，比如黄光裕、鲁冠球、黄茂如。可是，这并不能证明学历越低就越容易成功。没有本科学历的人不计其数，而能够成功的人却凤毛麟角。因为在任何逆境中都能够坚忍不拔地追寻梦想的人永远只是少数，所以，成功注定只能属于少数人。

为了成为少数人中的一员，加油！

覃彪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