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志峰

杭州南京入选09年度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等主办的“2009年度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26日在西安揭晓，杭州、成都、宁波、西安、昆明、长沙、南京、银川、南昌和长春等十大城市入选。调查内容涉及城市文明程度、赚钱机会、房价、人情味等12项指标。其中，杭州市因多年表现优异，获“建国六十年特别大奖”。（12月27日新华网）

“2009年度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名单公布后，立即引起广泛关注，有的网友还举出了一些轰动一时的事例，比如“杭州70码”、“南京彭宇案”等等，对榜单上的部分城市提出质疑。而我看到这则新闻后的第一反应，是不可抑止地想起南京近期频频发生的农民工猝死事件。

12月18日《扬子晚报》报道，17日，一名外来民工疑因气候骤降疑“冻死”在南京某高架桥下（后警方称其死于疾病）。该桥下，每天晚上都有大量外来民工睡在这里，有的民工已经在这里睡了几年。据一男子说，2号桥墩下还有一个绰号“大傻”民工，已经病了20多天，如果再不及时救治，也只能等死了！随后，中国之声《央广新闻》又播出了更令人震惊的消息：从12月14日开始，短短10天之内，南京先后有4名民工猝死。专家认为，“过度压力和生活条件非常恶劣”都有可能是猝死的原因。

忍不住想：此次的“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不知道有人找南京那些露宿高架桥下农民工调查过吗？那些因“过度压力和生活条件非常恶劣”而猝死的农民工们，他们在城市里又曾感受过多少“幸福”？毕竟，“纵做鬼、也幸福”只存在于某些大诗人的笔下！

当然，我并不想拿“个别事例”来否定一个城市，更没有针对南京或其他哪个地方的意思；但无论如何，一个对弱势群体缺乏保护的城市、一个频频发生农民工猝死事件的城市居然入选“最具幸福感城市”，我从感情上实在难以接受。连“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都这样，那没被评上“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城市又是如何？！

实际上，在名目繁多的各类评选或其他活动中，弱势群体有多少能享受跟别人同等的话语权呢？更何况还是没有户口、露宿街头的外来农民工！这样评选出来的结果，不管别人怎么想，反正我只能付诸一笑。只有让弱势群体和别人一样广泛参与的评选，其结果才更公允；只有让弱势群体和别人一样都过上好日子的城市，才是真正的“最具幸福感城市”。否则，即便获得了“最具幸福感城市”的光荣称号又能如何？这个桂冠只能更强烈地反衬出民工猝死的惨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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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163.com/09/1227/02/5RGMOAR00001124J.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09-12-25/152419339041.shtml

乔志峰

广东廉江公安局副局长迁豪宅，千人排队送红包。12月24日，廉江公安局副局长陈锡照大摆筵席，庆祝乔迁豪宅之喜，上千人排队送红包。据传宴会用酒为近3000元一支的洋酒，知情者称赌场和娱乐场老板获邀。（12月25日《南方农村报》）

这个新闻值得拍案惊奇之处颇多。公安局副局长有财力修建价值百万的五层花园别墅，一奇也；副局长乔迁之喜大操大办，酒宴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又一奇也；公安局副局长办事，赌场和娱乐场老板竟获邀前往，老鼠给猫捧场，奇上加奇也！然而，最奇的还并非上边说的这些，而是记者前去暗访时的离奇经历。

南方农村报记者在酒店的暗访引起了怀疑，欲离开酒店时四个便衣警察跟踪并拦住记者，掏出警官证称“正在执法”，扣下记者的身份证称是例行公事检查，还打电话通知其他同事。记者冷静质询，趁便衣们尚未反应过来，拿回身份证迅速搭摩托离开，随后多次换乘的士和巴士，才得以脱身。随后，一位自称警察者多次致电记者，询问记者身在何处，并称希望和记者坐下来聊聊。记者将其稳住后迅速关机，从廉江频繁换车赶往茂名，终于在次日凌晨1点半回到广州……

便衣、跟踪、扣证，频繁换车、关手机、连夜“脱逃”……怎么样，记者的“一夜惊魂”果然够惊险、够刺激吧，简直能跟很多警匪片和间谍片中的情节相媲美了！公安局副局长的手眼通天、当地某些警察的“护主心切”，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可惜的是，他们虽然用尽心机，终归是功亏一篑，让“狡猾”的记者逃了出去。鱼儿入海、飞鸟还林，再“跨省追捕”也来不及了！副局长惨遭曝光，后果很严重。不仅副局长本人会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其上级以及赌场和娱乐场老板也可能受到牵连，这可真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啊。

公安局副局长收红包竟遭曝光，是当地警方的严重失职，暴露出某些警察基本素质和应变能力的不足。如果四个便衣当机立断对记者采取强制措施，或金条引诱、或“躲猫猫”伺候，记者可能一下子就老实了，怎么会把事情闹到今天这种地步呢？说不定公安局副局长已经在痛心疾首地总结经验教训了：加强警察队伍建设、提高警察素质，是多么的迫在眉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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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163.com/09/1225/22/5RDNB48R00011229.html

乔志峰

湖南武冈市常务副市长杨宽生坠楼身亡已经一个月了。12月25日，湖南武冈市警方将杨宽生的手机、笔记本等遗物交还给家属，并首次表示，在杨宽生宿舍中搜出现金21万余元。一直未公开调查结果，是因为杨宽生在老百姓中有很好的名声，怕对其名誉造成不好的影响。杨宽生的家属则表示，21万元的现金可能是有人栽赃陷害。邵阳市公安局技术大队尹队长称：“说句玩笑话，武冈都这么穷了，谁还有钱拿20多万元来栽赃副市长？”（12月26日《广州日报》）

菜刀、水果刀和剪刀并用，触电、割腕和跳楼逐一尝试的离奇自杀方式；遗物公文包内材料由警方进行保留，因为“都是些虚构的举报材料”；遗书传出伪造疑云，有见证人称看到的遗书有两三行内容，但死者妻子拿到的却有5行；现在，又有21万巨款横空出世、无人认领……副市长啊副市长，轻轻的你走了，你留下的一堆扑朔迷离的悬案不知何时才能真相大白呢？

21万现金，不是个小数目。如果副市长的宿舍里真有这么多现金，用脚趾头想想就知道不正常。明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警方一开始要对此“讳莫如深”，而家属现在为何要怀疑是“栽赃陷害”了。警方的做法让人很难理解——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为了所谓的“副市长的名誉”秘而不宣呢？既然已经决定要保守秘密了，现在却突然宣布有这么个事情，到底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呢？也难怪死者家属会对此有疑问了！

21万，到底是谁的？警方称是从副市长的宿舍里搜出来的，“武冈都这么穷了，谁还有钱拿20多万元来栽赃副市长”呢？家属却怀疑可能是有人栽赃陷害。一大笔巨款居然没人认领，这样的稀奇事儿在下还是头一回听说。看来，要想解决此事，非我亲自出面不行了。好吧，我自首，坠亡副市长宿舍搜出的21万现金其实是我的。希望警方能够及时将钱还给我，也希望副市长的家属不要提出异议。至于我的钱咋会跑到一位素不相识的副市长的宿舍里去，这事儿不能说太细，大伙儿就不必深究啦。——君不见媒体的报道乎：有人拾到约11000元钞票，一下子引来了全国11名“失主”争相认领。“无主”之财，惟脸皮厚者得之。既然这21万无人认领，我只好挺身而出笑纳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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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163.com/09/1226/04/5REC8O6L000120GR.html

乔志峰

熊猫烧香制造者出狱，获知名IT公司邀请。近日，获刑4年的“熊猫烧香”病毒制造者李俊提前出狱了，他减刑一年多。而在李俊出狱前，已有国内知名IT公司发出了邀请，希望李俊能加盟该公司。（12月26日《新文化报》）

虽已时过境迁，但提起当年“熊猫烧香”所造成的电脑病毒蔓延的狂潮，相信许多人至今仍心有余悸。短短数月内，“熊猫烧香”病毒不断入侵个人电脑、感染门户网站、击溃数据系统，上千万台次的电脑遭到病毒攻击和破坏。那只憨态可掬、颔首敬香的“熊猫”成了人人畏惧的“毒王”。作为病毒的制造者，李俊最终受到了法律的惩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耐人寻味的是，早在对李俊的庭审中，其辩护律师就出示了一份某网络公司发给李俊的邀请函。据悉，案发后已有不下10家网络大公司跟李俊联系，欲以100万年薪邀其加盟。现在，李俊提前出狱，知名IT公司又闻风而动，向其伸出了橄榄枝。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草根人物，到名扬天下的“毒王”，再到职场的香饽饽，李俊惊险地实现了人生“三级跳”，实现了很多人耗费多年心血都无非企及的“成功”。

“熊猫烧香”，一个典型的草根成功的畸形标本。李俊是个资深的病毒制造者，除“熊猫烧香”病毒外，他还于2003年编写了“武汉男生”病毒、2005年编写了“武汉男生2005”病毒及“QQ尾巴”病毒，不过均未造成轰动，直至“熊猫”出世，才毒名远播、一朝成名天下知。 如果不是因为病毒，如果不是因为他给社会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估计李俊直到现在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或者为找份好的工作惶惶不可终日，或者像很多“IT民工”一样每日疲于奔命、拿青春换生存。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富于戏剧性，不经意间一切都改变了。

4年刑期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如果李俊能够积极悔改，可以预见，一条光明的人生之路正在等着他。代价是沉重的，但毋庸讳言，“收获”也是丰厚的。李俊是该为自己的行为后悔，还是该为自己的迅速成名庆幸呢？不知道这样的结果，是不是会树立一个不好的榜样，让其他一些人试图通过类似的铤而走险而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笔者并不是认为李俊就不该得到重用。他的确是一个电脑人才，如果他现在已经改过自新，就该正确引导这个人才，给他创造良好的环境来充分发挥他的特长、让他报效社会。笔者想问的是：既然李俊是一个人才，为什么此前一直没有伯乐去发现？如果他不搞病毒、不整大动静，是不是会一直默默无闻、终其一生永远不为人知？如果早点脱颖而出、有了用武之地，他何苦还要危害社会呢？

“熊猫烧香”实在是一个草根成名的畸形标本，其折射出的，是当前社会人才选拔机制等方面的弊端，更反映出普通人底层生活的艰辛和发展的艰难。以前，对那些靠在网络上脱衣服成名的人，对那些靠绯闻炒作自己的小明星们，笔者都嗤之以鼻。现在，尽管依然不喜欢她们，但对她们的疯狂举动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宽容。她们一无资本二无关系更没有“毕姥爷”撑腰，不疯狂怎能引起别人的注意？不另类怎么“出人头地”？

每个人都想过好日子，很多人都有出名和成功的渴望。我们不能只看到社会上某些人的浮躁和急功近利，而不去反思这浮躁背后暗藏的无奈和悲哀。当所有的人都能在公平的环境里生存，而不是有人天生就拥有一切、有人生下来就一无所有；如果只要有才能、肯努力都能获取成功，那种通过丢丑卖乖甚至是违法犯罪的方式才能“成名”的事情，是否就会少很多呢？

脱胎换骨的李俊获得了“重生”，我们在祝福他的同时，应该反思的地方也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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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163.com/09/1226/01/5RE3IN8L000120GR.html

上海电台主持人何不亲自示范“团成一团圆润离开”

乔志峰

12月23日晨，上海电台动感101《音乐早餐》节目正在直播。主持人晓君和小畅在播放音乐间隙，用上海话聊天逗听众。一名听众给节目热线发了一条短信：“求你们不要说上海话了，我讨厌你们上海人！”晓君在节目中语调认真地说：“……这位听众，请你以一种，团成一个团的姿势，然后，慢慢地比较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或者讨厌的人的周围。”（12月25日《东方早报》）

上海电台主持人让听众以“团成一团比较圆润的方式”离开上海。此语一出，惊煞了数以万计的听众，有人义愤填膺地表示“这样说外地人比带脏字还狠”。我觉得这大可不必。主持人晓君所说的“团成一团圆润离开”到底是啥意思还没搞清楚呢，你何必着急上火哩。

“团成一团圆润离开”到底是啥意思？主持人未加详解，我们只好自己分析。不少人都想当然地认为，“团成一团圆润离开”就是“滚”的意思。一定是这样吗？恐怕未必。人类并非只有在“滚”的时候才做出“团成一团”的姿态，大家都知道，胎儿尚未出生的时候都是“团成一团”的——主持人应该也不例外，你总不能说他当年“团成一团”便是要“滚”吧？在跳水运动中，也有一些“团成一团”的动作，优雅得很哩。至于“圆润离开”，显然是个模糊说法，何为“圆润”、何为“不圆润”，又有什么标准来衡量呢？因此，切不可武断地断定“团成一团圆润离开”就一定是“滚”。说不定，人家的意思是“像跳水那样优雅地离开”的意思哩。

以上解释可能有些牵强附会。让我对“团成一团圆润离开”便是“滚”的意思产生怀疑的最根本原因，其实还在于说这话的人的身份。只要略有素质的人，都知道让别人“滚”是极其粗俗和不友好的表现。晓君同志是个成年人，并且是个有文化的人，还是公共媒体的主持人，他的素质会低到这种地步吗？打死我都不信！更何况，他当时还在主持节目啊，他是在面向数以万计的听众说话啊，他代表的是上海电台的形象啊，你想想，他咋可能口出秽语，拿自己的职业前途和单位的形象开玩笑呢。

综上所述，我对“团成一团圆润离开”便是“滚”的意思持怀疑态度。至于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我没有电台主持人的高水平，实在是理解不了其“精神实质”。因此，我觉得主持人很有亲自示范“团成一团圆润离开”的必要，非如此便不足以让我们这些愚钝之人领略啥叫真正的“团成一团圆润离开”。主持人，我看好你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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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sina.com.cn/s/2009-12-25/015719333879.shtml

乔志峰

文化部将在全国推广KTV低俗歌曲报警系统。近日，全国范围内正在展开“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的安装工作，一旦有人点唱低俗、违禁歌曲，文化执法部门中央监控系统内的红灯立即自动闪烁报警。外界质疑推广安装该系统有垄断、敛财嫌疑。记者采访了文化部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建设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敛财’之说无事实依据”。（12月25日新民网）

为了加强对卡拉OK场所的内容监管、确保人民群众能够有一个健康向上的娱乐环境，文化部门可谓是绞尽了脑汁，付出了很多辛劳。尽管羊毛出在羊身上，“免费安装”的报警系统的所有费用最终还是由广大纳税人负担，但不管咋说，这都是为我们好嘛，我们除了热泪盈眶报以热烈的掌声，还能怎样呢？在为文化部门的这一英明举措欢欣鼓舞的同时，我还想提个建议：希望“KTV低俗歌曲报警系统”能够尽快增加一个“低俗气体监控功能”。

“低俗气体”，民间俗称“屁”，是非常惹人讨厌的一个东东，人人闻之必掩鼻而逃。“不良气体”含有臭名昭著的氨和粪臭素，这些物质会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刺激性气味，一亿份空气中只要有一份此类气体，人们就会感到不适。据说，如果哪个国家能将这些化学物浓缩成一种气体化合物，其杀伤力不亚于核武器。“低俗气体”如此罪大恶极，但在现实中仍有部分不自觉的人不知检点，未经审批便在公共场所随意超标排放。更有甚者，在食用了炒黄豆、鸡蛋黄等“催屁食品”后依然大摇大摆出入公共场所，频频对他人实施“屁骚扰”。屁多屁臭不是你的错，可非要跑出来熏别人就是你的不对了！

“低俗气体”的危害在卡拉OK场所表现尤为突出：其一，卡拉OK场所一般空间狭小、通风不畅，一旦有“低俗气体”炸响，满屋人逃无可逃，必深受其害矣；其二，“低俗气体”炸响时往往还伴有不雅声响，严重影响卡拉OK这种高雅艺术活动的顺利进行——试想一下，假如你正深情吟唱五讲四美三热爱之精品歌曲，突然有人“咕咚咕咚”来上几下，你能不心慌气短、跑调到爪哇国乎？因此，进行卡拉OK场所“低俗气体”专项治理工作已刻不容缓，应上升到节能减排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予以重视。

古人云：管天管地管不住拉屎放屁，虽然广大人民群众对“低俗气体”深恶痛绝，但一直未能找到有效的监管措施。现在好了，文化部要在全国推广KTV低俗歌曲报警系统了，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想必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既然如此，为何不在监督低俗歌曲的同时多增加一些其他功能呢？路修好了，跑一辆车是跑，多跑几辆车不也是跑嘛，不是更能充分发挥其效益嘛。因此，鄙人建议“KTV低俗歌曲报警系统”尽快增加“低俗气体监控功能”，一旦有人在KTV场所擅排“低俗气体”则文化执法部门中央监控系统内的红灯立即自动闪烁报警，“屁监员”神勇出动将肇事者当场抓获，岂不大快人心乎！

另外，等技术条件成熟了，“KTV低俗歌曲报警系统”还可增加低俗着装监控、低俗聊天监控、低俗眼神监控甚至低俗思想监控等诸多功能，让世间所有的低俗之物都无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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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09/12/25/3152799.html

乔志峰

调查称各地公务员上班时长普遍不足8小时。为避交通堵塞，浙江省宁波市自12月21日起实行错时上下班，调整后公务员全天工作时间仅为6.5小时，此举在网上引起热议。记者发现，目前全国各地政府公务员每天上班时间和长短不一，但普遍不足8小时。（12月23日《羊城晚报》）

一直以来，“8小时工作制”深入人心，被大多数人奉为圭臬。可随着宁波公务员“6.5小时工作制”引发争议的不断深入，我们惊讶地发现，原来宁波的做法并非特例，公务员每天上班时间不足8小时在全国属于普遍现象！

经过媒体调查，更令人惊讶的一个“真相”浮出水面：我国办公时长并无下限！1995年修订并至今仍生效的《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第3条规定“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40小时”；国家人事部同年下发《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贯彻〈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实施办法》也重申了这条规定。某人事部门工作人员解读说：这一规定实际比较模糊，很多人理解为公务员每日工作8小时为上限，而不是必须达到8小时。正因为目前没有明确规定必须达到多少小时以上，各地便“灵活掌握”了！

原来如此！对于“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40小时”的规定，老百姓的理解是“每日工作不得高于也不得低于8小时”，而政府部门的理解却是“每日工作不得高于8小时”。如此一来，很多普通劳动者在为每天工作不要超出8小时而奋斗，只要达到了这个目标便心满意足了；而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们，却总在千方百计缩短工作时间——按照他们对“8小时工作制”的理解，别说一天只工作6.5小时了，哪怕只工作0.5个小时，也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

对“8小时工作制”理解的大相径庭，生动地诠释了“是脑袋决定屁股、还是屁股决定脑袋”的道理。由于公务员和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地位不同，对事物的理解和自设的底线便大不相同。现实中，“8小时”成了公务员的“上限”，却成了很多普通劳动者的“下限”，个中况味，一言难尽！

所谓“8小时工作制”，原来只是个传说！其实何止是在中国呢，据媒体报道，“八小时工作制”正在全球“消亡”：五天工作、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制，越来越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超负荷工作可以说是目前各国上班族普遍生活状态的缩影。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最新调查显示，英国81%的专业人士每周工作40小时以上，32%工作超过50小时，10%超过60小时。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风景这边独好”，怪不得很多人都感叹“当中国公务员”才是最幸福的事情呢！

针对公众对公务员工作时间的质疑，北京大学的行政法专家王锡锌教授认为，国家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公务员具体的工作时间，机关的办公时间需要考虑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各部门之间的协调统一，不能因为一个部门提前下班而影响到其他部门的工作；二是机关的办公时间要与当地的民众的需求相符合，不能说民众还有很多事没办完就要下班。前一个因素属于政府机关的“内部管理”，我们无从置喙；而第二个因素则理应成为各地政府机关首要考虑的问题——政府机关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如果其办公时间不断缩水无法满足民众的需求，还要他们有什么用呢？理虽如此，恐怕在当前社会语境下，我们也无法质问为何公务员不干够8小时，正如我们不敢按照公务员的标准跟老板商量“一天工作6.5小时行不行”一样。

“8小时工作制”原来只是个传说，公务员和普通劳动者都与其渐行渐远，正走向两个相反的极端。“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40小时”这样的模糊规定，是否该进一步予以明确解释？公务员与普通劳动者的“背道而驰”，是否也到了该坚决矫正的的时候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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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163.com/09/1223/16/5R7TBFJ3000120GU.html

乔志峰

陕西白水反贪局摊派反腐台历，一本30元派5千本。临近元旦，白水县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向各乡镇、单位、学校等摊派“反腐败宣传台历”，一本30元，“有钱单位多摊，没钱的少摊一些”。一家单位被摊派了数百本，职工平均人手四五本，真是一个负担。当地干部群众对此议论纷纷。（12月24日《华商报》）

本人对“摊派”这个词儿绝不陌生，并曾“躬逢其盛”、多次亲身经历报刊摊派、书籍摊派、捐款摊派之类的“洗礼”。但陕西白水反贪局的做法却还是让我有一点“小诧异”：作为反腐倡廉的权威机构，反贪局咋也玩起了“摊派”，且摊派的居然还是冠冕堂皇的“反腐台历”呢？打着“反腐”的幌子来摊派，恐怕也只有反贪局才有这个“资格”吧。

据说，反贪局的“反腐台历”制作成本价20元，以成本价20元至30元不等的价格发行，共发出5000本。也就是说，仅此一项，反贪局便可“盈利”上万元，这钱赚得是何其的轻松惬意！如果不是摊派行动过于出格引起群众不满并被媒体曝光，说不定反贪局在年终总结的时候，还会将其作为一项工作创新和工作成绩大书特书一番呢。既“宣传了反腐倡廉”，又获得了不菲的收益，“反腐台历”的创意真可谓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丰收”了！

如果我们再想多一些，每本“反腐台历”的制作成本是否真的是20元呢？经办者从中有没有得到好处？我没有亲眼看到台历，也没有经过调查，当然不能胡说。但一件亲身经历的往事却历历在目：若干年前，我在某单位做小职员。过节的时候，领导突然“大发慈悲”给单位里每个人发了几斤劣质糖果。这前所未有的“仁政”把大伙儿都搞糊涂了。后来，才有知情人道出个中内情：原来，与领导关系不错的某女临时工家里开始做糖果生意了。于是，我们吃到嘴里的劣质糖果，其价格甚至比市场上的高档糖果都高得多就不难理解了！无利不起早，商人奉此为圭臬，某些人民公仆似乎也经常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践行这一古训。——但愿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吧。

尽管向来不惮于以最大的“想象力”来揣测某些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创新能力，但事实却往往证明了我想象力的匮乏。反贪局“知法犯法”、也玩不正之风，让我再次受教了。小处见大，他们在平时的工作中能否做到一身正气呢？还真令人有点担忧。不知道该反贪局的上级部门对这样的事情有何感想。反贪局的“反腐台历”其实就是一封“自首信”，将其工作作风和思想水准都暴露无遗，上级部门难道不该出面好好管一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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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hsw.cn/system/2009/12/24/0503959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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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志峰

城管砸摊欧打拍照路人，称“死一两个有什么问题”。21日，在广州街头卖字画的小王赶上城管巡逻。小王用DV拍下城管队员踢翻自己摊位的情景，并要求抢夺DV的城管队员别伤害自己，该城管队员说：“那你去死吧，这么多人，死你一个两个有什么问题？”同时，城管还涉嫌殴打帮忙拍照取证的路人董先生。（12月24日《新快报》）

“死一两个有什么问题”，怎么听都不像人话。不过，网络上有句名言：有什么事想不通，一想这是在中国，就通了。理解了这句名言的“精神实质”，再来回头看“死一两个有什么问题”的叫嚣，我们就会恍然大悟：很显然，这非常符合“中国国情”嘛。

中国人口众多，别说死一两个了，再多死几个也影响不到咱们“第一人口大国”的崇高地位。随便闹点矿灾啥的，不就会有几十号甚至上百号人死于非命嘛。“国家免检产品”（比如三鹿）吃死人，“躲猫猫”也能死人，“做噩梦”也能死人，有的人干脆就“被自杀”了，更遑论其他啦。咱人多，死得起！

普通老百姓口出“死一两个有什么问题”匪夷所思，但如果这是出自某些城管之口，可就再正常不过啦。打人可以说是城管生命中的一部分。公开出版的《城管执法操作实务》不是说了吗：打人要做到脸上不见血， “注意要使相对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还应以超短快捷的连环式动作一次性做完，不留尾巴。一旦进入实施，一定要干净利落不可迟疑，要将所有力量全部用上……”城管粗暴执法或打人的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更有甚者，湖北天门有个叫魏文华的人，就是因为在城管执法的时候瞎拍照把小命都搭上啦。殷鉴不远，竟然还有人不吸取教训，还敢胡乱“拍照取证”，不要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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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志峰

我从一些媒体看到了“余秋雨关闭博客，疑为难忍与网友口水仗”的新闻。据报道，前不久，网友送了著名学者余秋雨一个“华语世界第一文盲”的称号，本来余秋雨都抱着“忍一时风平浪静”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事情，但是网友们愈发嚣张，开始在余秋雨新浪和凤凰网的博客里面留下大批的恶评。近日，记者打开余秋雨在这两个网站上的博客时，发现余秋雨已经将博客的所有文字、图片和评论统统清零。看来，他也有扛不住的时候……

一位大师，一位以“含泪劝告”闻名天下的大师，受到了来自网络上的汹汹暴力和恶评。从秋雨大师的反应看得出，大师正用比较温和的方式来应对，但网络暴民的情绪激烈。由此，那些不明真相的网友和哄客又开始闹事了，甚而叫嚣着将如何如何了。在此紧要关头，就传出了秋雨大师关闭博客的消息，岂不令人悲哉呀悲哉！

为此，我要含泪向余秋雨大师作如下劝告——

你遭受的为人恶评之痛，全国人民都感同身受。那么多网民和民众在同一时间关心和讨论此事，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最隆重的一次恶评事件了。被恶评的对象，就是你自己，我们亲爱的大师。一位著名鬼词诗人对我说，有十几亿人关心，“纵被恶评，也幸福”。我想，大师你如果还算聪明，也一定已经安宁。

网络暴民的恶评行为，当然必须追究。我现在想不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什么机构胆敢包庇这些人。大师的所思所想，其实早已是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决心。但是，这需要有一个过程。

因为，无论怎么说，这次恶评事件主要还是天灾——要知道，不管是“含泪劝告”也好，还是“钟山碑文”也罢，大师的初衷都是为了“流芳百世”，并非为了收获谩骂和恶评的；至于“华语世界第一文盲”的丑名，则更是无来由的栽赃和污蔑。

有了这个主因，再要论定恶评事件的其他原因，就麻烦得多了，需要有较长时间的科学检测和辩论，而且要经得起国际权威的测试和人性比照。我希望有关方面能在深入调查之后尽力保护恶评大师的实物证据，以便今后进行司法技术调查。但在目前，不能急躁，因为还有更危急的事。

网络暴力和舆论暴力的问题是悬在当事人头上的凶剑。现在不管是网络也好，还是社会上也罢，上上下下无数的力量还在气喘吁吁地对大师进行大肆的诋毁和人格的诬蔑，严重损害了大师的声誉和形象。舆论狂飙突进，一切都处于混乱状态，因此，确实很难快速腾出手来处理已经被恶评了的大师的法律问题。我想，大师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不要急着关闭博客，先让大家把当前混乱的舆论问题解决了，怎么样？

大师被恶评以来的杰出表现，已经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了最高尊严。大师一定不会否认，这些天来，无论是相关部门，还是全国各地关心大师的人们，都尽心尽力、令人感动。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因此，大师要做的是要保证情绪稳定，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仿秋雨大师作“含泪劝告”之文，方落数语，已烟霞满纸，心旷神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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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nt.sina.com.cn/s/m/2009-12-24/04582821828.shtml

乔志峰

河南新蔡县村民袁某因与邻里闹纠纷，持斧头和杀猪刀劫持村小学65名小学生。两民警经过两小时劝说无效后，冒死制服歹徒，但都受了伤。经讯问，袁某与邻居多次发生纠纷。对村委会的调解，袁某不满意。袁某说：“劫持学生，是为引起更大的‘官’重视，管俺家与邻居家的矛盾。”(12月23日《大河报》）

跟邻居有纠纷，为何要去祸害孩子们？袁某自称是为了把事情“搞大”，进而“引起更大的‘官’重视”，以此来解决自己跟邻居的矛盾。袁某与邻居的纠纷究竟有何内情、村委会的调解是否合理，我们都不得而知；然而，他的这种“把事情搞大”的心态却非常耐人寻味。

近年来，类似于袁某的这种“搞大”心态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不找大官办不成事、不找上级没人重视、不把事情闹大没人搭理，在此种心态的驱使下，上访、故意激化矛盾甚至闹事成了一些人的解决问题之道。翻看媒体，关于“堵路讨说法”、“扯横幅标语维权”、“跳楼讨薪秀”一类的新闻不绝于耳，有的甚至还演变了“群体性事件”。

“搞大”心态的危害性不言自明，不仅会给当事人自己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还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理应予以坚决摈弃。然而，我们也应看到，不少“搞大”事件的发生，也不一定全是当事人的责任。很多事情，如果通过正常的途径便能及时得到妥善解决，又有几个人会千辛万苦试图“把事情搞大”呢？——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也许有，但肯定只是极个别。窃以为，正是由于正常诉求渠道和解决问题途径的匮乏和不通畅，才导致了“搞大”心态的出现和日益泛滥。就连原广西桂平市信访办主任吴宗明在涉及自身拆迁利益多方上访无果后，也终于发出了“上访没太大作用”的感叹，更何况是普通百姓呢？有多少“把事情搞大”源于基层政府及其官员的不作为！

本人并没有为劫持学生的袁某辩解的意思，更没有支持“搞大”心态的想法。可是，当“把事情搞大”成为一些人趋之若鹜的解决难题的“中国式绝招”，我们的政府和相关部门难道不该反思吗？非要等事情搞大了才会引起重视，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曾经在媒体上看到过一个关于上海解决基层矛盾的报道，觉得颇有借鉴意义：上海一些基层社区在处理社区矛盾纠纷时，根据调解需要，从小区调解、政府职能部门协调到司法介入，实行梯度化解，使调解成功率不断提升。以前一些居民遇到矛盾纠纷，常常是越级上访，“找大领导”，力求把事情“搞大”。如今，他们有事时“不找最大的，只找最合适的”。——“搞大”往往等于“搞糟”，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有时也会酿成大的冲突。如果各级政府能把老百姓的事情真正放在心上，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搞大”心态还会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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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paper.dahe.cn/dhb/t20091223_1719498.htm
http://news.163.com/09/1223/05/5R6Q8ORL000120GR.html

乔志峰 

12月22日，上海地铁一号线发生四起事故：早5：50分，突发供电触网跳闸故障，造成该区列车停驶；7：00左右，两车发生侧面碰撞；20时55分，列车故障致晚点；20点40分，1号线陕西南路站一变电箱冒出浓烟，几处站点短暂限流进出站口被封闭。（12月22日东方网）

一天内连发四起事故，其中还包括一起两车相撞的严重事故，上海地铁一下子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很多人都对此表达了担忧，甚至有人建议“应该把12月22日设为地铁事故日以示警醒”。

也许，我们应该“庆幸”——虽然事故频发，好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可是，事故到底给市民出行和城市秩序带来了多大的不便和困扰？似乎没有人统计，也无从统计。更令人担心的是：如果类似现象不能得到彻底遏制，下一次出事的时候我们还会这么“幸运”吗？

实际上，近年来轨道交通事故频发的并非只有上海一地，就在今年6月份，武汉就连续两天出现轻轨意外停运事件，相关车站的站长称“不清楚其中原因”。事故频发且“原因不明”，让乘坐公共交通的市民如何放心得下？！

什么东西都不可能不出一点问题，地铁当然也概莫能外。但是，如果说出一次事纯属“意外”，那么，地铁事故频发恐怕就绝非“偶然”了。城市公共交通关乎群众生命安全，来不得半点马虎。地铁“一日连发4事故”对城市公共交通提出了拷问——公共交通何以如此脆弱？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到底是设计的问题，还是管理的问题？到底是机器故障，还是人为责任？这些都必须彻查并予以整改，坚决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对相关责任人也须有一个“说法”，非如此无法真正保证公共交通的安全和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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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163.com/09/1223/07/5R6VM53H0001124J.html

乔志峰

杭州市娱乐场所服务小姐安全套使用率提高到近9成。杭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陈树昶领衔的科研组，耗时近两年，做了个《杭州市娱乐场所服务小姐艾滋病相关行为干预研究》的课题，探索娱乐场所服务小姐的社区、短信等综合干预形式。据统计，最近一次与客人发生性关系时安全套使用率从干预前的70.50%提高到干预后的88.9%。（12月23日浙江在线、《今日早报》）

经过科研组全体专家近两年的辛勤工作，杭州小姐安全套使用率终于达到了近九成！喜讯传来，全社会一片欢腾——

避孕套厂的厂长们热泪盈眶：金融危机冲击下，避孕套出口大幅降低，生意一落千丈。现在好了，国内的专业人士都用套了，内需撬动了，她们是避孕套消费的主力军，一天能用好多个，俺们厂子有救了！厂长们自发集中起来，准备了锦旗敲锣打鼓送往杭州，并深情宣布：今后，凡是杭州小姐买套，一律给予九折优惠！

某性学家感慨万千：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性产业在合法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专家现在已经“劝戴套而不劝娼”了，换妻、“多边恋”等等得到社会的认可指日可待啦。

某经济学家兴奋不已：小姐“用套”，带动的不止是性产业，与之相对应的旅游业、宾馆业、酒店业、交通运输业、橡胶业等等等等，都会有一个空前的大发展。此举实乃拉动内需、增加GDP的重大举措啊……

某些资深玩家弹冠相庆：东莞扫黄了，可以考虑去杭州开辟新战场。杭州的小姐都是专家教导出来的，人靓、套多，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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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163.com/09/1223/06/5R6S88T9000120GR.html
http://zjnews.zjol.com.cn/05zjnews/system/2009/12/23/016170837.shtml

乔志峰

由全国十几家媒体联合发起的2009年十大网络事件评选出炉，“躲猫猫”以67%的得票率高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欺实马”、“贾君鹏”、邓玉娇案、上海“楼脆脆”、上海“钓鱼执法”、周久耕、跨省追捕、逯军“替谁说话”和BT关停。（12月22日《新快报》）

2009年十大网络事件揭晓了。十个事件，几乎没有一件是令人顺心的，或与腐败相关，或与公民权益受损相连，个个都浸满沉重，让人勾起对即将过去的一年的不愉快回忆。出现这样的结果，也不能怪评选的组织者和投票的网友，盘点09互联网生活，还真找不出几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其实，还有好多沉重的事儿因为“名额有限”而屈居榜外呢，比如“80后市长”、豪车女检察长等等。也许，“沉重”就是09年互联网的“主色调”？

还好，我们还有“贾君鹏”。尽管“贾君鹏”因寂寞而生，并且属于一个子虚乌有的人物，然而，“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和庞大的“贾君鹏家庭”的出现，却显露出了难能可贵的温馨和人情味，给无数的网友带来了娱乐和欢笑。如果说09互联网除了沉重之外还有一抹暖色，那么“贾君鹏”当仁不让。入选年度“十大”且进入前三甲，足见网友们对“贾君鹏”的喜爱和留恋。

可是，不管“贾君鹏”有多么的受欢迎，他的出现给互联网带来了多少久违的快乐，他毕竟是虚拟的、子虚乌有的，并非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物。也许，“贾君鹏”这类拉风的人物及其贡献的狂欢，注定只能出现在虚拟中和梦想中，这也正应了互联网上的那句名言：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网友们无论从“贾君鹏”身上得到了多少欢乐，终归还是要从虚拟世界回到现实世界的，过马路的时候还是要小心提防“欺实马”，买房子的时候还是要留神“楼脆脆”，开车出门的时候一定要防“钓鱼”，说话的时候更要防备“跨省追捕”。寂寞“贾君鹏”给09互联网平添了一份“暖色”，但这份“暖色”却无法照进现实。

记得在06年热点网络事件中，一位美丽的扬州公交MM惊艳其中；07年热点网络事件，湖南省委书记发帖拜年也赫然在列；08年热点网络事件，汶川地震所引发的爱心潮温暖人心。到了09年，子虚乌有的寂寞“贾君鹏”竟成了年度“十大”中惟一的“暖色”！

互联网是一个工具，主要功能是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给人带来轻松的享受。然而中国的互联网却缺乏这份轻松和惬意，越来越多地成为老百姓反腐败、讨公道的载体。这究竟是互联网之幸，还是互联网的不幸？这究竟是中国社会之幸，还是中国社会的不幸？BT关停后，有网民哀叹：没有BT怎么活？套用一下：没有网络，中国老百姓将怎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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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163.com/09/1222/02/5R3RTI3R00011229.html

乔志峰

民工陈国芳和张大有从广西乘大巴返乡，患上了普通感冒。但司机及全车乘客误以为他们患严重甲流感，遂举行了“民意表决”，所有乘客举手同意让两人马上下车到服务区去“隔离”甲流感。两人在服务区被活生生撵下车“隔离”。无奈之下，两人凌晨只好摸黑顺高速公路往家赶。（12月22日《重庆晚报》）

两民工患普通感冒，只因被疑患有“甲流”就在返乡途中被撵下车。并且，这一切居然还是在“民意表决”之下“全票通过”的。“民意”通常都是褒义词，可发生大巴车上这可悲的一幕却令“民意”蒙羞，演变成了“多数人的暴政”。

两位民工购票乘车，便和运输单位（大巴车）建立了契约关系，大巴车有为其提供舒适的乘车环境并将其安全送达目的地的责任和义务。中途将乘客撵下车，不仅反映出当事司机自身素质和职业道德上存在问题，更折射出其所在单位在管理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和不足。而所谓的“民意表决”，无非还是试图通过“多数人”向“少数人”施压，进而达到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来换取全车“多数人”的“安心”的目的。没有一点证据便无端怀疑别人是“甲流”且欲驱逐而后快，难道那些“大多数”就没有一点恻隐之心？全车乘客的自私、狭隘、冷漠和无知，在“民意表决”中展现得多么的淋漓尽致！

“多数人的暴政”是政治学里有特定意义的一个概念，它主要是指因缺乏对少数人基本权利保护而产生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断和任意妄为。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常可遇到类似现象。北京就曾推出危改拆迁由居民投票来决定的举措，试图以此避免“钉子户”的出现，而此举显然不可避免地剥夺了少数人的利益。再多的“大多数”，再动听的理由，都不能成为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借口——虽然他们可能是“少数人”，是弱势群体。绝不能对“多数人的暴政”听之任之甚至习以为常，否则谁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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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163.com/09/1222/02/5R3SVQHN000120GR.html

乔志峰

老师喝酒忘了学生罚站，14岁男生冻死宿舍外。近日，山东潍坊临朐县一初一学生死在宿舍后面的沟里。知情人爆料称，该学生被老师罚站，之后老师去喝酒忘记这回事，最终学生冻死在寒夜里。中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发现孩子的时候，他躺在宿舍后面的一条沟里，头朝东脚朝西，仰面躺着，死得很舒坦。”坚称是一起意外事故。（12月22日《鲁中晨报》）

老师罚站，学生宁可冻死也不敢回宿舍。——这就是中国的孩子，对老师的命令无条件服从，就如同小绵羊一样，温顺、听话到令人心痛。

据介绍，孩子当晚出门帮别人买东西被值班老师发现。老师以小鑫违反纪律为名，打了他几下，并让他在宿舍外面罚站。随后，这名值班老师去喝酒了，就忘了小鑫还在宿舍外面罚站这茬。——这就是中国的某些教师，对学生说打就打说罚就罚，在他们的词典里似乎根本没有素质和责任感的说法，粗暴、独断专行到令人恍若回到封建时代。

零下十几度的寒夜里，14岁的孩子瑟缩于室外直至告别这个世界，还有比这更残酷的事情吗？可是，校方却称孩子罚站被冻死“死得很舒坦”，这只是“一起意外事故”。——这就是中国某些“校方”的水平。天气严寒，“校方”的铁石心肠简直比天气更为冰冷！既然认为这种死法很“舒坦”，“校方”何不也在室外站上一夜亲自“舒坦”一回呢？！

教师是个非常受尊重的职业，自古就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但近些年来，关于教育界和教师的一些负面新闻屡屡见诸报端，有不负责任不把学生当回事的、有巧立名目乱收费的、甚至还有体罚学生的。这样的教育者虽然为数不多，但造成的影响却很坏——毕竟，对教育这样的特殊行业，对品德的要求必然是第一位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学问、人品缺一不可，否则不足以为师。那些说出中学生“死得很舒坦”这样骇人听闻的话语的人，又何尝有一点教育者的素质在呢？当地的相关部门应彻查此事，不仅要给学生家长一个说法，还要把加强教育者的管理和培训当成刻不容缓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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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163.com/09/1222/11/5R4RO7LA00011229.html

乔志峰

宁波公务员为避交通堵塞工作时间缩至6.5小时。宁波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12月21日起，宁波市、区机关事业单位临时实行错时上下班，市级机关事业单位上班时间为上午9时至12时，下午14时至17时30分。据称，此举“能对中心城区交通拥堵尤其是东西方向交通拥堵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12月21日《钱江晚报》）

“8小时工作制”到了宁波公务员这里变成了“6.5小时工作制”，并且还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固定了下来。似乎没有人考虑这会给当地群众带来什么不便。如果群众按照正常的工作时间去机关办事，一不小心就会扑个空，不仅跑了空腿、浪费了时间，有时还可能误了大事。

宁波公务员实施“6.5小时工作制”的理由也非常好笑。公务员减少工作时间可以“缓解交通拥堵”——如果这种做法有效，那么普通工人和其他上班族减少工作时间不也能收到同样的效果吗？为何此等“好事”只让公务员享受？明明是偷了懒却还打着“缓解交通堵塞”的旗号，好像他们付出了多大牺牲似的，这才是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呢。

依我看，所谓的“6.5小时工作制”根本就是没将群众利益放在心上的表现。遵守工作时间是最基本的工作纪律，某些地方的公务员怎么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对这样的公务员，谁还奢望他们能够多么公而忘私、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

政府竟然专门下发通知缩短公务员的工作时间，令人吃惊。现在某些地方政府和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和责任感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在很多企业的员工仍要“被加班”甚至连加班工资都拿不到的情况下，宁波公务员的“6.5小时工作制”又怎能不让人心生感慨。还是当公务员好啊！——也许，看了这则消息，很多人都更坚定了考公务员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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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jnews.zjol.com.cn/05zjnews/system/2009/12/21/016165207.shtml
http://news.163.com/09/1221/10/5R26CD950001124J.html

乔志峰

内蒙古“豪车”女检察长被处分提出辞职。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呼伦贝尔市监察局、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对于阿荣旗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丽洁乘坐“豪车”问题联合作出决定，给予刘丽洁党内警告和行政警告处分；刘丽洁向有关部门提出引咎辞职。三部门还决定，对所借车辆挂蒙O牌照的行为，由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处理；对反映刘丽洁的其他问题继续进行调查核实。（新华网12月20日电）

沸沸扬扬的豪车女检察长事件终于有了“处理结果”。然而，轻飘飘的警告处分和所谓的“引咎辞职”却很有点“罚酒三杯”的意味，估计很难服众。如此之轻的处分，难免令人生疑：豪车女检察长“引咎辞职”，该不会是“金蝉脱壳”吧？

女检察长被曝光以来，各级部门的反应颇为耐人寻味。12月3日，阿荣旗检察院向媒体回复称此事是网络诽谤，“在近两年的历次民主测评中，刘丽洁个人均得到100%的认可”，“那个在建的办公楼，是要置换，新旧楼并不都是我们单位用”。态度很是强硬，完全是替女检察长说话；随后，阿荣旗纪委“调查证实”：车是借的，新楼用置换的方式，经阿荣旗旗委、旗政府同意建设，网络上计算面积的算法与事实不符。旗纪委的回应中已经没有了“网络诽谤”的强硬字眼，但其态度显然还是为女检察长辩解；现在，市纪委对刘丽洁作出了警告处分，尽管处分很轻，但起码表明，他们认为女检察长是有“不妥之处”甚至是“有问题”的。三级部门，随着级别的升高其态度也在“微妙变化”。忍不住猜测：如果省级部门也介入调查此事，有没有可能出现“更进一步”的结果呢？

警告处分了，女检察长事件是否就此划上句号了呢？引咎辞职了，女检察长是否就此“无官一身轻”了呢？恐怕很难。等待相关部门破解的“未解之谜”还多着呢。比如女检察长家中失窃、丢失巨额财产的事情，比如其上海房产的事情，比如其老公也被曝出开豪车的事情，比如有媒体曝出途锐车购自天津港保税区的事情，比如企业凭什么要将豪车“借”给检察长的事情，比如旗纪委为何查不出问题的事情……所有这一切都是疑问，任何一个查下去说不定都“水深着呢”。

如果上述诸多疑问不能查清，豪车女检察长虽“引咎辞职”也无法“金蝉脱壳”——网友们不会答应，舆论不会答应。好在相关部门还给公众留了一点“想头”，表示“对反映刘丽洁的其他问题继续进行调查核实”。希望他们并非试探舆论、搪塞民意，而是真有“继续进行调查核实”的打算，彻查真相，给公众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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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163.com/09/1220/18/5R0E9VBV000120GU.html

乔志峰

为保人气红星，虎年春晚传允许假唱。记者获悉，出于对春晚演出现场的考虑，导演组甚至计划打算采用保守办法，允许部分演员假唱。由于近几年的春晚导演都要求真唱，不少演员频频跑调，一些人气演员也因此退出春晚。为了汇聚大部分受观众喜欢的演员才出此考虑。（12月21日《重庆商报》）

“假唱”作为演艺界的痼疾早为广大观众所深恶痛绝，而提到“假唱”，相信不少人都会第一个想到央视春晚。曾几何时，“假唱”几乎成了央视春晚公开的秘密。春晚的地位和影响力是其他演出所无法比拟的，说春晚是“假唱”界的“龙头老大”一点都不夸张。直至2008年11月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出台了《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要对“假唱”、“假演奏”行为进行处罚，央视09春晚才破天荒来了回真唱。广大观众本以为春晚从此就要永远告别“假唱”了，没想到一切只是“昙花一现”，这么快央视就又打算倒退回老路上了。臭名昭著的“对口型”伎俩很可能卷土重来、再度占领春晚舞台，这会让多少观众心里“哇凉哇凉”的啊。

央视春晚之所以打算重启“假唱”，据说是“为了汇聚大部分受观众喜欢的演员”。“假唱”属于演艺界的“假冒伪劣产品”，严重损害观众的利益，绝大多数观众宁可听有瑕疵的真唱，也不愿听早就录制好的声音。央视居然打着维护观众利益的旗号重启“假唱”，真是匪夷所思。其实，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春晚此举无非还是为了收视率罢了。既然如此，何不明说呢？“为了汇聚大部分受观众喜欢的演员”云云，岂不是把向“假唱”妥协的屎盆子往观众头上扣吗？！

真想不明白，中国这么多人口、这么多演员，央视春晚难道真的选拔不出敢于真唱的人才来吗？难道春晚离开那些看似人气很高实则“绣花枕头”的“假唱”明星，就“没戏”了吗？为了所谓的“人气”和收视率，不惜牺牲原则甚至不惜牺牲观众的利益向某些“假唱”明星妥协，实在有失国家电视台的“体面”。这不仅说明春晚部分主创人员仍然存在“思想问题”，更折射出春晚人才选拔机制所存在的种种弊病。如果不能真正把“开门办春晚”落到实处，如果每年还都让那么几个“江郎才尽”的熟面孔把持着春晚不放，春晚就永远无法摆脱对“假唱”明星一类低俗货色的依赖，永远无法脱胎换骨走出狭隘的“小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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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志峰

北京“山寨春晚”定名为“民间春晚”，19日已经拿到了《北京市演出许可通知》。办公场地、演出场所及演艺人员的相关费用有赞助公司兜底“买单”。最近一直愁眉不展的老孟终于眉开眼笑了。（12月20日《北京晨报》）

文化部门的演出许可有了，赞助资金有了，也难怪“山寨春晚”的“始作俑者”老孟要眉开眼笑了。不过，为了通过审批，他们付出的代价显然也不小——通过去年运作拥有了极高知名度和一定“品牌效应”的“山寨春晚”，随着审批需要已经换成了“民间春晚”的名字，给人一种“重打鼓另开张”的感觉。民间春晚不“山寨”，我也为之深感惋惜。

之所以对“山寨春晚”四个字情有独钟，不仅是因为已经习惯了这个称呼，更重要的，是“山寨春晚”还蕴含着一股向权威挑战的虎虎锐气。08年底，当川人老孟树起“向央视春晚叫板，给全国人民拜年”的大旗，一时间，支持之声盈耳，网络上更是风起云涌，很多人都怀着既痛快又急切的心情等着欣赏这个敢于叫板央视的草根晚会。尽管“山寨春晚”最后因种种原因虎头蛇尾、令人大失所望，但其表现出的勇气和老百姓的表达欲望却足以发人深省。

“山寨春晚”之所以要“改旗易帜”，老孟说“是为审查通过方便而定”，几多妥协、几多无奈，恐非局外人所能了解。“民间春晚”听起来确实平和多了，彻底抹去了跟“官方春晚”叫板的痕迹，然而，失去了火药味和虎虎锐气，今日之“民间春晚”还是昨日之“山寨春晚”吗？“向央视春晚叫板，给全国人民拜年”的激情还会继续燃烧吗？这才是最令人担心的。如果失去了往日那份勇于挑战的锐气和勇气，“民间春晚”也必然失去真正的动力，沦为妥协的产物和货真价实的“杂耍”，甚至失去存在的必要。

在一些人看来，去年的“山寨春晚”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但在我看来，“山寨春晚”却是胜利了。不管是一开始民间的追捧，还是传说中其遭受的种种“打压”，无不显示出其蕴含的勃勃生机和思想上的冲击力，正如老孟自己所言：“央视‘春晚垄断’的现象，已经捅破了一个窟窿。”当然，我们不能对一个小小的晚会无限拔高，将其上升到吓人的“思想高度”来进行解读，但这种不迷信权威、敢于“捅窟窿”的精神，不正是最难能可贵、也是当今社会最需要的吗？

我一直在关注“山寨春晚”的进展。现在，批文有了，资金有了，“山寨”却不见了。被正统招安、被资金招安的“山寨春晚”会不会如同被拔去牙齿和利爪的老虎，空有威名却只能在铁笼内发出几声色厉内荏的“猫叫”？但愿我这是杞人忧天。民间春晚不“山寨”，可千万莫失了那份虎虎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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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163.com/09/1220/04/5QUV5RR0000112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