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恩师远行的第二天。按照我们的约定，季承老师去北大所设灵堂祭拜，我先坐守房内，负责和恩师生前友朋联系。令我们非常感动的是，恩师的好友、我们非常尊敬的谷牧老人以及谷老的子女也为恩师送来了花圈。

下午4点30分左右，我赶到了北大灵堂，叩祭恩师。在场有很多媒体朋友想让我说些话，但是，我的心情让我实在无法说出一个字来。只能请大家原谅。近日，我会陆续发表文章，感念师恩。听说，有很多记者朋友一早就在北大等候我，结果以为我今天不去了。让大家辛苦了，非常抱歉。

特别是，我一接近北大灵堂，首先遇见的竟然是近20年未见的张殿英教授。25年前，正是他奉恩师之命，到华东师大附中找已经和恩师通信的我谈话，确定我报考北大梵文巴利文专业。这让我感受到冥冥之中的一种神秘。

我在灵堂前广场上见到了段晴教授。

现场有很多前来为恩师送行的人，我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恐怕未必见过恩师，可是，他们脸上的哀思发自内心。这，也正说明了恩师在国人心目中的分量。恩师就是这样的吧？当他在世的时候，我们也许看得平常；而当他一旦离开，我们马上感受到真空般的窒息。

晚上，聆听了季承先生讲述父子之间的故事。季承先生说，文革中造反派勒令恩师自己制作批斗时候要挂在脖子上的牌子：“父亲把这个工作交给了我，我做了，上面写上‘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季羡林’，还用红墨水打个叉。只不过，我偷偷地将绳子弄粗一点，这样可以少让父亲受点罪。”说到这里，季承先生泣不成声。

恩师的孙辈都已经在准备飞回国内。

   一个人的走，都会带走世间的一段印迹、一段时光和一 片云彩；但是，恩师的走，也许带走了一个时代。

   昨天上午开始，有几百家媒体的朋友打电话给我，我在这里由衷地感念大家。同时，我也想恳请大家一定要理解和原谅我。不是我不愿意或者拒绝大家的采访，绝对不是的；而是这么大的哀痛，如此突然的袭来，我没有办法让自己不恍惚。再加上，昨天一天，还有那么多事情需要去做。敬请各位朋友谅解。

   恩师走了，带走太多太多的东西。一时间，我失语。

   从我17岁开始，恩师就充实着我平庸的生命。在我的心目中，恩师还会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很久。然而，恩师终究是走了。那一刻，我生命中的很大一部分被抽空了。

   恩师是一位学者，一位如陈平原教授以及其他许多人所说的那样的知识人。我相信，恩师离去的真空，会很快被恩师留给我们的学术和思想所充满。

   那是些多么宝贵的财富：和谐、大国学------让我们永远铭记。

   再次谢谢大家，并象大家致歉。请给我一段调整我自己的时间。

但是，一早传来噩耗，恩师季羡林先生于今晨突然逝世。我实在没有办法录制，只能向听众，特别是远道而来的北川同学表示歉意。换上“百家讲坛”为我赶买的黑色服装，赶往301医院附近，和季羡林先生的独子季承先生，以及先生身边的工作人员见面。全国乃至海外媒体都对季羡林先生的突然逝世表示哀悼，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并受委托代表季承先生以及先生身边的工作人员，向大家表示由衷的谢意。

这个消息实在太突然，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前天，我们还和中央电视台的王利芬老师商量拍摄四集祝贺先生百岁华诞的片子，还和有关部门以及季老的家乡落实另外一部记录片的开机仪式，我们都已经做好了分工，以非常欢快和振奋的心情，投入到这些工作中。可是，今天，这一切，所有的这一切只能是纪念和哀悼了。

最近几个月来，季承先生一直照顾陪伴季羡林先生，老人家的心情非常愉快，胃口很好仍然酷爱吃胡萝卜羊肉饺子；精神也很好，前不久接受王小丫的采访，还思路极其清晰、逻辑极其严密地对着镜头，连续说了半个多小时。他自己多次说，这半年来，他非常愉快。

就在昨日7月10下午，季羡林先生用毛笔题写了“臧克家故居”，为孔子卫视觉题写了“弘扬国学，世界和谐”，为汶川广济学校题写了“抗震救灾，发扬中国优秀传统”。季承先生在16点到16点30分还为老人按摩了手臂。老人精神依然很好，谈笑风生。

昨晚，我和季承先生以及老人身边工作人员见面，听到这个消息，还非常高兴。

岂料，今天一早起来，老人觉得眼皮无力，感觉不好。季承先生于8点左右赶到医院，301医院的医务人员进行了全力的抢救。但是，老人毕竟已经年近百岁，一个小时后，今晨9点，不幸逝世。

令我们感动的是，北京大学闵维方书记和周其凤校长和其他北大领导很快赶到医院，商讨了治丧事宜。11点，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尊敬的刘延东同志也赶到医院；12点，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尊敬的温家宝同志也从会场赶到医院。令在场所有的人都无比感动的是，温总理满含真情地讲：“我准备在8月6日为您祝贺生日，还准备和几个问题准备和您讨论啊。”我们对党和国家对季羡林先生的尊敬和关心，深受感动，并深表感谢。对301医院的医护人员表示由衷的谢意。

季羡林先生漫长人生的最后一段，以我们无法接受的突然结束了。但是，我们知道，老人家是愉快而满足的。

作为一名学者，老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他近来正在酝酿提出“大国学”的概念。老人家认为，我们应该用这个概念。“大国学”包括全中华56个民族的文化财富，比如，特别是藏族文化、伊斯兰文化。“大国学”还应包括历代中国人向世界学习的文化成果。

近来，季羡林先生还高度关注民间办学，他授权一家著名的民办大学筹备了“大国学研究院”，并且建议民办大学也要办人文通识教育中心。原本决定在8月份揭牌，正式成立。

我们沉浸在毫无准备的哀痛之中，只能先向关心季老的人表示最由衷的感谢。

解放周末：《文中有话》这档文化批评节目亮相上海电视台艺术人文频道已一个月多。节目以您名字的谐音定名，表明了节目与您文化批评的显性关系，请问您在节目里寄寓着怎样的隐性文化追求？

钱文忠：我认为，文化批评是一个严肃而庄严的事业。因此，它需要一种端庄、率真，同时富有激情、富有思考的文化理念和姿态。

我在“文中有话”中的批评有一个特点，话题是人文艺术频道的团队事先收集，一般都会和我商定。但是，我的评论没有底稿，也不用提示器。因为，我就怕自己面对公众的时候，失去一种非常本真的东西。如果我都写好了，写得非常严密，可能就会失去某种本真。节目中我的话全部是即时表达的。我作为一个受过一定训练的、具备一定文化素养、有所知识积累和准备的人，面对社会各种的文化现象，我想把我的反应，或者我的批评，用一个最真的状态传达给公众，和公众做交流。

解放周末：本真的反应与批评，通过传达和交流之后，最后希望构筑的是什么？

钱文忠：就是告诉观众，其实所涉及的话题或者事情也许还有另外的向度。我们看这个事情的角度其实还可以多一个或几个，或者这个事情的内在也许还有另一个或其他几个部分，总之为观众打开一个新的空间，审美的空间、思索的空间。

真正的批评是要做加法，就是说，除了我们脑海中在第一时间浮现出来的反应之外，或许还有一种想法、还有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我的批评也是努力在做加法。这倒正和我在《百家讲坛》相反，讲玄奘我是在做减法，因为我觉得历史本身够精彩的了，而我所要做的是还原历史的本真。

解放周末：可是，或许如今我们不缺乏空间的多样性，而是缺乏空间的文化深度。

钱文忠：是的。所以，一开始我是拒绝做这个节目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因为我认为批评者应该处在的那个高度是很高的。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一个逻辑的关联就是，批评者往往会处在一个高位来批评，我的见解比你高我来批评你，我的学问比你好我来批评你。那么，有人会说，不识字的老百姓就不能批评了？那当然是荒唐的。他当然也可以批评，比如，他从道德的高度来批评，从心灵的高度来批评。我觉得自己不具备真正批评的条件。

我也意识到，每天在电视媒体上展开半个小时的文化批评，需要我有大量的知识储备，需要我有坚强的精神储备。因为，我不能说我有批评的自由，而别人却没有批评我的自由，这是没道理的。所以，我要批评，我就要做好自己被别人批评的准备。而这样一个互动的过程，所激发出来的是一种责任感，就是你要对你本人的言辞负责，你同时也要对你的批评对象负责。

解放周末：又是为什么后来接受了这个工作？

钱文忠：我是这样想的，做这样一个文化批评节目，既然我已经认识到了它的难度，也认识到了我的局限，既然这种事情总要有人来做，那我或许可以去尝试一下。我愿意把自己的一种认识，或者自己的一种文化批评付诸于实践，那么这个节目给我提供了一个好的平台。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特别地注意到批评的引导性。比如，我们去批评一样东西低俗，那么你应该告诉大家什么或许是高雅的。你不能仅仅骂了一通就了事，它是应该种引导，尽管它是个人化的。

解放周末：批评是非，批评本身要有是非观。

钱文忠：批评最要紧的是，公众不会被你愚弄。

【当下批评的现状令人担忧，一味吹捧，或者一味骂，还有批评的不负责任】

解放周末：另一方面，面对大众，个体的声音又将如何坚持自我与个性？

钱文忠：我不想做传声筒。如果别人好多想法通过我传达，这就不是《文中有话》了。我应该做个相对独立的发声器。在这个过程中，我应该不含糊地、旗帜鲜明地把自己的文化观点表达出来。这个观点，也许对别人有些参考作用，也许对别人有些指导意义，同时，它也许会成为一个靶子，让大家来批评，让大家来讨论。如果做到这一点，我就比较欣慰了。现在做了一个月多了，应该说社会反应还不错。从电视的考核标准收视率来说，出乎大家意料，刚开一个月就在艺术人文频道名列前茅，有几天还名列整个频道的第一。当初我有个担心，怕把文化批评节目做成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其实，文化批评应该是公众的东西。

解放周末：因为文化属于公众。

钱文忠：如果发表出去的意见，仅有一部分人理解，那说明我的文化批评还是有偏颇，或者还是有点不对。现在从收视人群分布来看还是比较均衡的，这个我还是比较宽慰的。当然，做这个节目还是会碰到很多的问题，话题的选择、意见的表述等等方面还要进一步摸索。但是，从批评的角度来发表意见，这样的节目在全国还不多。我想，如果它成功了，可以提供一个经验；如果它失败了，可以提供一些教训，都不会是无益的工作。

解放周末：无论成败，《文中有话》都具备了它的起点意义。而节目所倡导的“态度、温度、力度”则直接宣言了它的价值观。

钱文忠：对这三个“度”，我们的节目团队有自己具体的、清晰的理解与定位。态度，就是作为一个批评者的态度，应该是公众的一份子，同时我们还要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从力度来讲，第一要有真正的批评，不要小骂大帮忙。如果真的不好，我就很猛烈地批评，如果真的好，我就毫无保留地赞美，表达我的钦佩之情，表达我的羡慕之情。比如，汶川大地震一周年，我们做了一期特别节目，我几乎要流泪，谈到那些教师的时候。像对谭千秋这样的老师，我只能是发自肺腑地赞美、钦佩，毫无保留。力度，就是要旗帜鲜明，不左右摇摆，不骑墙，不做随风草。温度，就是首先我们对文化要抱有一种温情，抱有一种敬意。对你所批评的对象，也要带有一种温情，要设身处地先站在他的角度想想，努力做到同情的了解。

解放周末：具有温情与敬意的文化批评，在今天是不是显得有点理想主义？

钱文忠：确实，当下批评的现状令人担忧。我觉得当下批评界的情况，存在着几个比较明显的问题。一个是一味吹捧，一个是一味的骂，根本不是评，破口大骂。一味吹捧，毫无疑问不足取。一味的骂，把批评等同于骂，我认为同样有巨大的危害。因为批评者往往会为了故意表示自己见解的独特性，故意表示自己的特立独行，故做惊人之语，也就是所谓的“语不惊人死不休”，那就难免会把一些明明是好的事情，明明是健康的事情，明明是正面的事情，罗织一些理由，把它说成不好的事情。比如，余秋雨先生关于汶川地震的那篇文章。那篇文章我冷静地看过，尽管其中的意见可以商榷。但是，我认为余先生立意是好的，出发点是好的。我想余先生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没有想那么多，没有象他在写别的文章时那么讲究。他完全是秉着自己一种担忧，认为这种情绪要平息，不能去增加受灾群众的心理负担。但是，当时对余先生的评论，就是断章取义，一棍子打死。现在，一年过去了，大家的看法就比较平和了。

解放周末：捧与骂，作为语言表达的两极，已然远离了批评所应具有的公正理性的基本精神。

钱文忠：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批评的不负责任。这个比较多地见诸于网络和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比如，网络上的批评，我连谁批评的都不知道，连文责自负都做不到。那这种意见很容易缺乏严肃性，有点像打冷枪，出冷拳，打群架。这个我认为并不是批评。批评，我认为应该是堂堂正正的思想的交锋。

【在无序的批评下，可能会把破坏当成目的】

解放周末：近年来，诸多的文化事件正不断地上演着语言上拳脚相加的闹剧。比如，去年的韩寒与几位作协主席进行的博客骂战。

钱文忠：我在一篇文章里直击过类似的事情，某位教授的批评根本就是污言秽语，因为自己的著作遭到批评，就骂同行为“屁眼教授”。这不仅是有辱斯文了，简直太过分。可是，还有比这个更不象话的。

解放周末：更极端的例子还有，《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阎崇年签售时曾经被人掌掴，原因是打人者不满他关于清朝历史和人物的一些观点，直接把观点纷争异化成了暴力。

钱文忠：这已经不是批评了，它反映了当下人们对批评对表达的严重失度。如果非要把这些归入批评的话，那么它首先伤害了批评的本意，批评的尊严。批评要有尊严。批评者要有尊严，你批评的对象也要有尊严。

解放周末：丧失了尊严的批评，伤害的是文化的宽容度。

钱文忠：现在，有些专家观点一出来，就在社会上引发激烈争辩乃至谩骂，结果呢，一些专家只好就此“封嘴”，压力太大了。在这种无序的批评下，可能会把破坏当成目的。而破坏决不是一种目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建设比破坏重要。可是，我们现在多的就是一种带有破坏性的批评。

解放周末：批评的破坏性如何规避？

钱文忠：就是批评者永远要有向真理认输的准备。尊重被批评者的尊严，做好被他人批评的心理和知识准备。而现在我们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比较严重。批评是一件端庄还略带沉重的事情。鲁迅先生的批评，为什么我们觉得有力？鲁迅先生的笔触是很沉重的，是非常负责任的。有时候我们看他的杂文，觉得非常沉重。为什么？因为他有自己的责任感。我们需要学习这样的批评精神，心中要有尊严和端庄。

解放周末：首先表现为，要尊重批评应该有的边界。

钱文忠：是的，批评是有边界的，隐私之类的不在批评的范畴。在文化批评的范畴内，我们期望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们不能把批评当作是大批斗，批评也不是小骂大帮忙的遮羞布。我们不愿意文化批评堕落成彼此言语的拳脚相加、刀光剑影。文化批评越活跃越犀利越激烈，就越有价值，但它必然有一个前提，就是那是有尊严的、宽容的、理性的批评。

【当文化成为一种狂欢时，批评就决不能成为一种即刻的文化晕眩】

解放周末：另一方面，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则让批评成为了失语。这一点，在图书市场上似乎表现得非常明显。

钱文忠：当失语成为常态，评论也就逐渐失去了自身的独立品格，甚至“受雇”于商业利益，为人吆喝叫卖变成了图书出版的依附物。只有炒作，没有批评。在这个注意力经济时代，炒作无所不在。有热点的炒作热点，没有热点的就制造热点。是与非、好与坏，好像变得不是那么重要，要的就是眼球、眼球。这是批评的可悲，更是文化的可悲。

解放周末：与炒作相应的，就是“文化”的狂欢。文化似乎随处可见，以喧嚣的方式存在着。

钱文忠：有人一针见血说过，文化越是泛滥成灾，整个社会就越没有文化。现在文化不仅表现为一种热热闹闹的浅层化，还存在着明显的文化被滥用的情况。比如，前段时间出现的“厕所文化”。那文化成什么了？当任何东西都可以冠上文化的时候，实际上，文化被消解得差不多了。对文化，我们要把它看成一个生命的存在，不要轻易地去触及它的尊严。

解放周末：那么，健康的文化批评对文化发展意味着什么？

钱文忠：当文化成为一种狂欢的时候，批评就决不能成为一种即刻的文化晕眩。

文化是有是非的，当然这个是非不是那么轻易得来的。为文化发展提供一个批评性的意见，最好是能提供一个建设性的批评性的意见，就是批评对文化发展的意义。

文化批评可以评论文化作品，可以评论各种文化现象，这有利于找到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就比如时下的文化炒作、商业文化泛滥、学术浮躁等等现象，都值得广泛探讨。当你批评一种不妥当的现象是，你最好还包含有一种建设性的意见。我觉得包含有建设性的意见，是最珍贵的，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现在最需要的。

【健康的文化批评，能够净化文化生态】

解放周末：回到“批评”这两个字的初源，字意本身是否就意味这批评应有的态度与精神？

钱文忠：从汉语的使用习惯上讲，“批评”起码包括两个部分，“批”和“评”。“批”绝对不是大批判的“批”，而首先是应该，也必须是一种努力使自己冷静理性的“批注”之“批”。也就是说，认真地、设身处地地、同情换位地阅读、解度被批评的意见，不要歪曲，不要夸大，再“注”出自己的意见。这是中国传统中的一种读书方法，也是获取知识，表达自己或同意、或反对的意见的模式。至于“评”，我们尤其需要注意到言字旁边的“平”。语词、语气、态度应该努力平和，尤其应该避免为了惊人视听而故意走极端，施酷评。但是，也不必惧前怕后，缩头缩脑，可以有自己的个性、风格和锋芒。总之，应该时刻提醒自己，批评的生命正是朝向公正、公平、平和的努力过程。

解放周末：那么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上，文化批评的历史面貌是怎样的？

钱文忠：在中国的传统中本来就不缺乏有批评的传统。孔子、老子、孟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乃至后来的许许多多大学者、大思想家，哪一个不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大批评家呢？他们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依然屹立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地平线上，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成功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批评意见和学说吗？那是有永恒的价值的。

解放周末：百家争鸣，概括了一个批评的昌盛，也见证了一个文化的昌盛。

钱文忠：文化批评是文化生长的一种基本养料，这是肯定的。如果我们把文化比喻成一棵树的话，它生长最健康的时候，就是它的养料最充足的时候，也是批评最开放、最活跃的时候。

历史上文化的昌盛也总是伴随着批评的活跃。文化兴盛的时候，我们说言路是畅通的，这就是批评比较健康的一种情况。我们把魏征看成一个政治现象，实际上他也是个建设性批评的文化现象。

解放周末：而今天，因为网络让更多的人拥有了更便捷的“言路”。博客、网络评论等，可能成为一种民间史记，也或者是网络垃圾。匿名性造成的网络“勇气”，有时会让批评超越尺度。

钱文忠：这有好的一面，就是使得人人都意识到自己的批评权力。这是一个可贵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可贵，并不等于这个现象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我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个情况会慢慢变化，在这一点上我抱有一种非常谨慎的乐观。但我们不能太急，需要一种非常善意的耐心。特别要注意的，是绝对不能折损批评的意识，这是来之不易的，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之一，是我们民族的元气。

解放周末：有些发展，需要过滤了急功近利后的时间等待。

钱文忠：健康的文化批评，能够净化文化生态，有利文化发展，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而今天，批评有了一个更宽容的空间，批评者不能辜负这个空间，要主动维护这个空间，而不是“随地吐痰”。今天，文化批评的健康发展，需要批评者抵制人情的诱惑、商业的诱惑，避免批评的工具化，慢慢抵达一个不功利的、纯粹的批评的概念。在我看来，这就是增加一个空间，增加一个向度，在人类的思想宝库里多添一缕思想。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抹平身体和心灵的伤痛，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就已经过去一年了。时间快得很残酷。

　　一年的时间不能算长，但是，对于我们的记忆来说，或许也并不能算太短吧。难道不是吗？鲁迅先生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不过两周以后，就发表了《记念刘和珍君》，就因为他已经听见了“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的脚步声。

　　我们是善忘的。无论创伤有多么深重，一年，大概也足以抹平了吧？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在地震的巨大灾难激发出来的全民族的高尚道德、昂扬精神、伟大价值和挺直脊梁面前，每一个中华儿女都由衷地感叹和振奋。我们朦胧的泪眼，看见了清晰的希望。这一切，都在史无前例的全民哀悼日得到了升华。我曾经写道:“2008年5月19日14时28分，13亿中国人的高贵头颅随庄严的国旗一同低垂，然而，同时高高扬起的，却是中华民族之魂！”

　　然而，我们毕竟是看惯了忘却的。于是，难以抑制的担忧，也出现在不少人头。还是鲁迅先生，他曾经深沉地提出过“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而今，这个问题或许已经转化成“灾难过去以后怎样”了吧？

　　我也有类似的担忧:“灾难终将过去，但是，如何使灾难所激发出来的宝贵的集体记忆，在平和宁静的岁月里永不消淡，却是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面对和深刻思考的问题。这样的集体记忆是我们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是由数万条鲜活的生命换来的。愿凝聚中华民族、提升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永不失堕！”

　　钱理群先生也在演讲里问道:“灾难毕竟是一个非常态的状况，人们最终还要回到常态之中；我的忧虑正在于，回到原来固有的生活里，我们会不会故态复萌，又恢复了那个自私的、颓废的自我，那种冷漠的、互不信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可能打破这样的循环，能不能把这次灾难的‘非常态’中爆发出来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变成一种稳固的社会和精神的‘常态’？”

　　谁都知道，这绝对不是杞人忧天。现在，一年过去了，我们大概可以欣慰地说:民族记忆的天空并没有崩塌。不过，就此而言，一年的时间就更不能算长了。我想，或许我们还是应该将心中的问号再保留一段时间。这是无奈而必要的审慎。

　　尽管如此，我们终究还是可以坚定而乐观地认定，这一年的时间已经足以证明，最起码，有两样东西可望成为我们民族记忆之库里的珍贵宝藏:志愿者和慈善。

　　二

　　大规模群体型的志愿者从2008年起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而5·12汶川大地震则将他们永远地镌刻在了中华历史的丰碑之上。报告文学家陈歆耕先生的《废墟上的觉醒——关于汶川大地震志愿者的问卷调查》是伟大的中华志愿者的最佳写照，我们应该凝视这本书的“附录”，其中记录的，正是数以百万计的志愿者的代表。

　　雷达先生用饱含感情的笔写道:“志愿者队伍，是一支前所未有的救灾劲旅，它的出现和参战，应当说是史无前例的。……它的出现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令人振奋，表明抗震救灾不再仅仅是国家行为，也是社会成员自觉自愿的个人行为。……他们坐飞机，乘火车，搭班车，自驾车，甚至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从天南海北奔赴汶川灾区，汇成了一支志愿者大军。……志愿者是一群普普通通的人，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炫目的光环，没有个人动机，在做了大量工作，离开灾区后，他们中很多人谢绝采访，甚至不愿意披露自己的姓名。然而他们却在最危险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奔赴灾区，默默无闻地为灾区群众，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无私的奉献，把爱心传递到水深火热的受灾同胞的心坎上。”

　　李美皆女士把大规模志愿者的出现称为“‘井喷式’的集体道义”。正是这样的井喷，和大地震激发出来的炽热岩浆一样，烧灼着全世界人的眼睛和心灵。全世界人都感恩感佩地仰望着他们披满尘埃的疲惫身影。我也曾经写道:“我们看见了，数不清的志愿者背负着物资，扶挽着伤员，出现在每一处危险的地方”，“不少人甚至自己行动起来，直接奔赴灾区，深入到最危险的第一线。那些背着沉重的背包，在道路尽毁的受灾山区兼程前行的人，令全世界敬佩。这是个人行为，但和‘个人主义’无关。这是一种巨大的渴望，渴望在民族和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将自己的力量汇聚到全民的努力之中。这才是至高至大的‘个人’，由这样的‘个人’所组成的民族，才能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距离汶川大地震一年以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作为大地震“非常态”的中华志愿者，已经转化为平和宁静岁月里的“常态”了。在每一个需要帮助和关心的场合，我们都可以看见志愿者的身影了。

　　中华志愿者是中华民间社会走向成熟、具有力量的历史性标志，我相信，他们已经成为巍峨的历史分水岭。也许，在今后的日子里，还会有旁流斜水；甚或那样的旁流斜水偶尔还会冲决人们的道德堤坝。但是，我更相信，最终，这些旁流斜水都将接受中华志愿者这道分水岭的规范，或是流入正道，或是消失蒸发。

　　三

　　和志愿者一样温暖我们的还有慈善。中国新时期的慈善事业起步在汶川大地震之前，正是在这场巨大的自然灾害中，彰显出了无与伦比的力量。正是汶川大地震，使我们整个民族对于慈善有了崭新的切身认识。

　　中国的慈善是伟大的改革开放的途中产物和新时期的见证。慈善在中国历史上重新出现，是一个其意义有待于我们进一步体认的历史性事件，是我们在历经曲折和磨难之后，对包括慈善在内的诸多核心文化概念拨乱反正的结果。曾几何时，慈善这样的概念居然并不具有正面的价值，无论是在文学作品，还是在影视作品里，“善人”基本上都等同于“坏人”和“恶人”，“善”字的前面被人为地打上了“伪”的印记。不能不说，这在人类的历史是罕见的。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这样的可悲而荒唐的现象终究成了历史的记忆。

　　新时期的慈善正是伴随着思想解放应运而生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新时期的慈善事业从一开始就具备了鲜明的中国的时代特色:在汇聚社会和民间力量关注、帮扶、救助弱势群体的同时，也彰显了新时期的中国理性反思的巨大的精神和文化力量。

　　我们认识到，“人之初，性本善”，不仅没有切实的经典依据，也不尽符合我们的人生经验。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的，是人性确实具有内在的向善的可能性。如何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混淆之后，重新激发出人性中的善，从一开始就是新时期的中国慈善事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成功地应对这个挑战，则不仅是重新起步的中国慈善事业新时期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所影响的更是对人性这个最根本的社会问题的反思。

　　新时期中国慈善事业的中国特色就是由这项事业的独特历史背景和独特的复兴道路所决定的。我们艰难但快速地摆脱了慈善和人性、阶级性的说不清也道不明的牵扯，新时期中国慈善事业，成功地从中国传统的儒家等差之爱、墨家兼爱以及相关的慈善历史中找寻到了有力的资源，并且同样成功地进行了和西方博爱思想的互动交流。这是新时期中国慈善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半部中国的当代史，使得中国人对“运动”，特别是打着集体主义旗号的“全民运动”谈虎色变，到了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步。这样的情况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假如由此抹杀了“社会动员”的有效性和有益性，那就是重蹈了极端化的覆辙。我们欣喜而钦佩地看到，中国新时期的慈善事业没有堕入历史的泥潭，而是从一开始就以“社会动员”的姿态推进慈善事业。特别是汶川大地震，已经充分证明了社会动员型的慈善的强大和有力。

　　汶川大地震中的全民慈善还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中国慈善事业，开始切断慈善和某些群体、某些界别的特殊关联，成功地将慈善倡导为全民、全社会共同的事业。正是因为这样，中国慈善还发挥出了巨大的凝聚人心、和谐社会，导人向善的社会整顿完善功能。中国慈善事业在新时期宛如一道甘露，浇灌了个人、家庭和社会，滋养了物质、心灵和精神。这就使慈善事业本身成为了一项现代化的中国所迫切需要的社会教育事业。

　　中国慈善事业由此使全中国人发自内心地体认到，守望相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导源于善良人性的公民道德、责任和义务。汶川地震后的慈善行动，近来得到普遍认同的“一模式(一基金，一帮一)”，就是慈善事业的教育作用和功效的最佳体现。

　　这样的慈善也必将和志愿者一样，成为我们最珍惜的永恒财富。

　　四

　　一年过去了，作为自然灾害的大地震也已经过去了，但是，也许正如我在一年前所讲过的那样，心灵的地震却才刚刚开始。灾区依然在出现着不少令人担忧的情况，接连有人无法走出心中的阴霾，而用令人唏嘘的方式，结束了自己本来是劫后幸存的宝贵生命。所有这些，都在告诉我们，抗震救灾并没有完全结束，或许，我们还有更加漫长、更长艰难的道路要走。

　　我们纪念，是因为我们不能也不想忘却；我们不忘却，是因为我们有太多太多的需要纪念。

　　天地不仁，刍狗万物。山摇地裂，生灵为陷。汶川有难，国报大殇。一方有难，八方驰援。地隔万里，心连一线。时过一年，哀思绵绵。新屋正起，废墟已埋。长者有养，伤者有医，幼者有教。生者坚强，死者安息。谨以告慰。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来源：文学报　作者：　编辑：陆薇

他重新建立一个体系

钱文忠是前晚才去看的“笑侃大上海”，他笑说，自己身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最近很多次被全国记者问起对周立波的看法，但一直没有机会看，也不便发表评论，直到身边很多朋友推荐，他才特地去剧场一睹究竟。

“我本来是根本不看滑稽戏的，虽然我也认识滑稽界的很多朋友。以前姚慕双和周柏春老师在的时候，没有一个上海人是不喜欢姚周的，他们是上海人的共同记忆。但现在，滑稽就只是在别人的艺术形式里充当一个小配角，滑稽就像麻将牌里的‘百搭’，自己的形式已经被人吃掉了，所以大家对这个形式越来越淡漠了。周立波在这个行将崩溃的体系里重新建立一个体系，还是很了不起。”

对于周立波一夜之间红遍上海，钱文忠认为，这是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了最合适的人干了最合适的事情，一语概之，“just the right man”。“首先周立波肯定是个有天分的演员。”钱文忠说，“但要是早几年，他完全不可能火成这样，因为周立波恰好赶上了最近这几年，上海意识高涨的时期。”

“上海本土文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边缘化。但是最近这几年，上海开始改革户籍政策，开始接纳更多的人来到这座城市。人在什么都有的时候，会去想没有什么。上海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就会发现少了点什么自己的东西。周立波的出现，正好符合了上海人在经济站上一个新高度后，对于本土文化的一种需求。”

在钱文忠看来，正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周立波的红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远没有红够：“现在就算演了50场，但观众也最多只占上海总人口的1%，所以他的未来还有很大的空间。”

他连结两代人的回忆

对于周立波独创的海派清口，钱文忠认为至少有几点值得肯定。“首先，他的清口很‘清’，语言不脏，清清楚楚；而且确实只用了‘口’，并且完全是一种无底本的演出，这本身就是一种创举。一个艺术家利用的工具越少，说明他的本事越大，周立波几乎没有用任何声光化电，纯粹是语言表现的艺术，体现了语言艺术的本真。其次，海派清口是在非常强大的传统基础上的一种原创，非常巧妙有效地对接上了上海的独脚戏、单口相声等这种即将消逝的传统，而且是别有洞天。”

对于周立波“笑侃三十年”中对于“文革”的讲述，钱文忠尤为欣赏，“我觉得周立波很无意地打开了我们民族一个长期以来的巨大心结，他发现了“文革”最大的特点是荒诞，他用了反讽的东西，把这些过去当笑话谈，当一件东西你可以嘲讽它，说明这件事情就过去了。他用他特有的方式，化解了我们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

钱文忠认为，海派清口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它非常鲜明地挑明了海派文化和京派文化的区别，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一个人站在直面的角度，对别人对上海文化的批评进行反批评。“应该说，我们的文化主要还是京派文化掌握话语权，因为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是普通话。我觉得有一个人站出来，让上海人走出文化上的自我矮化，是一件好事情。”而至于有人担心海派清口中的一些内容会引起京派海派文化之争、南北文化之争，钱文忠认为这是一个好事情，“我很希望这个争论能够起来。”

有意思的是，钱文忠也发现，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在不同年龄的观众中会引起不一样的反响。“我这个人笑点特别高，但是在周立波讲到‘打桩模子’那一段的时候，我真是笑得不行了，因为这让我想起1980年代我留学回来后，被一群‘打桩模子’围追堵截的样子。所以，听周立波的清口，可以让我们看到短短30年，我们中国走过了一个什么样的历程。但这一段记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完全感觉不到了，他们已经活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所以他们可能笑不起来，但是当他们问起自己的父母辈的人，为什么会笑得这么开心，周立波的意义就产生了。他让大家笑着去回顾历史，让两代观众产生反差。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不仅是一种笑的肌肉运动，也不仅是审美，而是有它特有的文化意义。”

周立波的创作完全他一人包办

在周立波之前，并没有“海派清口”这个名词。2006年底，周立波的“大哥”关栋天给他看了一盘香港录像带：许冠文的“栋笃笑”。看完之后，周立波觉得自己也能做，在关栋天的极力劝说下，周立波正式复出，而融合了上海独脚戏、北京单口相声以及香港“栋笃笑”众家之长的“海派清口”也终于“面世”。

“海派清口”最初以调侃时事为主，连续几十场时事盘点日益火爆。股票白天大跌，晚上就成了周立波口中的谈资。小布什白天被扔鞋，晚上就被周立波拿来调侃。有一度，演出中甚至曾出现20分钟的“现场短信互动”环节，除宗教、隐私、政治以外，所有问题都可以由观众现场提问，周立波即兴回答。很快，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就积累起令人咋舌的人气。直至“笑侃三十年”的时候，已经举城皆知。

周立波的每场演出都是接近于“脱口秀”，也就是被钱文忠描述为“无底本演出”。他有一个大致的提纲，有着完整的演出构架，每天的演出内容也大都相近。但每一次去看，多少还是会有一些不同。周立波介绍说，他每次的演出都会做一些小的调整。

虽然是“无底本演出”，但周立波是有准备的创作。很多人好奇周立波是不是有幕后智囊团担任他的创作团队。事实上，周立波幕后确实有着一个强大的市场运作团队。但在创作本身，却完全是他一人亲力亲为。虽然从不彩排，但演出却全靠平时的积累。

周立波说，自己每天读书时间不少于3个小时，一天要看15份左右的主流报纸、杂志。此外，他还爱看些哲学书和工具书，家里、公司、车上，在伸手可及的地方，一定会放上一个记录本，遇到有趣的事和想法，随手记下来，每个月将记录整理输入电脑资料库。上网浏览新闻也是他的一大日常功课，很多素材灵感都源于网络。

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居然又成了“热点”。一时间什么学术浮躁、话语霸权的帽子满天飞，居然还有人替我讲类似“学术精英就要垄断话语权”的话。造个靶子自己打着玩，这样的批评算什么呢？

大概十多天前，正好我在和学生谈话上课，有一位自称是成都某家报纸的记者的人，打来电话，说是要采访关于商纣王的问题。我告诉他无法谈话，就请他晚点再打来，后来也并没有接到此人的电话。我连他的名字也没有听清楚记下来。很快就在这家报纸有文章发出来了。“热点”的源头就在那里。

后续文章很多，我也没有怎么看过。近来拜读，才知道几乎都是以网络为依据，没有去看看早就出版的我的书。好象他们所批评“商纣王”和我写的并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把一些不知道哪里来的意见归到我头上就是了。

这样的批评在某些媒体上很流行。好象连“翻翻书”这样的起码要求对它们都是太高了。于是，我就更无话可说了。

二，网络上有谣言传播，主要就是出于这么一两个人。事情一发生，这位不露真名的人士就一直在编造谣言，混淆视听。好在我的意见均有博客文字。现在这位人士又玩起了老花招，开始新的一轮造谣活动。因此，有几个问题，需要在此说明。

三，我和那位买到季羡林先生的画家荣先生素不相识，从来没有见过面，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形式的联系，连这位先生的大名也是首次入耳。我去探访季先生的时候，从来没有遇见过荣先生。301医院有严格的登记制度，需要出示身份证件，这是丝毫不难查明的。

四，匿名造谣的人士散布谣言，说季承先生早已拿到北京大学退交的蓝旗营和郎润园钥匙，他似乎想暗示些什么吧。可惜卑鄙终究是卑鄙，事实终究是事实。事实是，一直到今天，2009年2月14日，季承先生并没有拿到过任何房间的钥匙。

谨此说明。

一，              就我所知，大概在春节前，北京大学有关人士已经开始和得到季羡林先生全权

委托的季承先生进行接洽，有些传言也得以澄清，事情应该有希望可以妥善地得到解决。

二，              这次又有人买到数量上百的季羡林先生所藏私人书信以及数量很大的文件合

约，令我感到震惊。这批东西的真伪，是大家很关心的。关于这一点，看过部分书信的季承先生已经有公开意见发表。我没有见到这些东西。

三，              但是，《京华时报》提到了我的名字，其中有一份文件和我有关。我在此需要

说明的是，这份文件确实是有的。大约在2005年，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位院领导以及张艺谋先生的友人表示，希望能够得到季羡林先生的授权，根据季先生的译本，由张艺谋先生主持，将世界名著《沙恭达罗》改变成舞台剧。这件事情由我禀告了季先生，得到了季先生的首肯和授权，并且签署了授权书。此事现在还没有推进。但是，这件事情知道的人非常少，我想大概还不到十个。相关人士都可以作证。

四，              现在看来，假如还说这批书信和文件都是伪作的话，那简直是匪夷所思，那实

在太过分了。我想，《京华时报》提到的那么几位学者中，自然有可以作证的。时至今日，难道居然还能够说“季羡林先生的藏品没有流失”吗？！那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那岂不是视天下人如无物吗？

五，              我的态度依然是，在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前，绝对不能妄加揣测。事情到了这

个地步，难道还不应该司法介入、独立调查、家属参与、透明公开吗？   

但是，大学毕业后的季羡林先生很快就远赴德国留学，从此开始了他漫长而辉煌的学术生涯。此后的季羡林先生给我们的印象是终日青灯黄卷，与书籍和各种希奇古怪的古代文字为伴。除了散步、爱猫，季羡林先生的作息一如德国哲学家康德，象钟表一般的准确而有规律。

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样的印象不对。但是，这并不就等于季羡林先生没有自己的调节方式。接近季羡林先生的人都知道，老人家的自我调节方式很独特，那就是调整工作对象和工作方式：做专业研究做累了，季羡林先生就会转身去做一段翻译，或者是写一篇散文。

如果说，这样的调节依然是在工作的话，那么，就我所知，季羡林先生还有一种知者甚少的自我调节方式，那就是收藏，欣赏自己的收藏品。与作为一位大学者的名声相比，作为大收藏家的季羡林先生，就几乎不为外界所知了。这主要是由于季羡林先生谦抑冲退的性格使然。其实，毫不夸张地说，季羡林先生还是一位重要的收藏家。

季羡林先生的最早的藏品本是奖品。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进入山东大学附属中学以前，乐于钓鱼摸虾的季羡林先生的学习成绩虽然也居上游，却称不上出类拔萃。但是，在山大附中，季羡林先生的作文无意中受到了国文老师王昆玉先生的表扬，这就激发了少年学子的向学之心。结果，生平第一次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这在全校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长是前清窗体底端状元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从此，季羡林先生才开始认真注意考试名次，不再掉以轻心。结果两年之内，四次期考连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威名大震。

这副对联和扇面，就是季羡林先生最早的藏品，一直保存至今，极受珍爱。有一段时间遍寻不得，当时以为，抗战期间，季羡林先生在德国留学，济南家里的生活无比艰辛，这些藏品可能被拿去易粮糊口了。先生还托人到济南打听寻觅过，当然杳无音讯。这还让素来豁达的季羡林先生很是叹息了一番。还好，终于有一天，王状元的墨宝从书深不知处冒了出来，老先生将它们挂在墙上，静静地欣赏了好一阵子。我在一旁，丝毫都不敢打扰先生。因为我知道，正是这幅最早的藏品，将先生带回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然而，这只能算是季羡林先生的无意收藏。先生的有意识的收藏开始于1949年之后，特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建国初期。那个时候，旧时豪门不是变买藏品逃离大陆，就是摈弃旧物迎接新生。一时间，千年古都北京的街头小店随处可见字画文玩，至于琉璃厂，更是充斥着名家剧迹，而问津者却寥寥无几。季羡林先生曾经告诉过我，从主观上讲，他实在不忍心看着这些艺术瑰宝就此流散消亡，总想尽自己的力量，能够抢救多少就算多少。从客观上讲，他也确实有这个能力。至少就经济状况而言，五十年代的季羡林先生是属于高收入阶层的。先生是为数很少的一级教授，月工资300多元，此外还有担任各种职务的津贴和不少的稿费。总收入在当时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六十年代以前，季羡林先生独自生活在北京，每个月给济南的师母、老祖寄去100元，这就可以过相当宽裕的生活了。一子一女进京读大学，先生也是每人每月给15元。就个人生活而言，季羡林先生除了买书吃饭，再也没有什么大笔的开销。因此，先生有相当的条件，来实现自己的心愿。

当年收藏界的现实状况，以及季羡林先生所具备的独特条件，就决定了先生的收藏起点极高。高到什么地步呢？季羡林先生将自己的收藏下限定在了齐白石，其余的都不及相顾。白石老人作品的价格，在当时绝非象今天这样高不可及，其低，同样可以让今天的我们为之挢舌。先生收藏的第一批白石老人作品，是由好友吴作人先生介绍并且代为经手的。30元人民币，入藏的是五幅白石老人蔬果斗方精品，还都带有做工精细的老红木镜框！季羡林先生收藏的白石老人作品多且精。有些是完全超出常人想象的，比如，先生就藏有白石老人的整开巨幅豹子。偶一挂出，精彩流淌，满屋生辉，观者无不目瞪口呆，不敢发一词。

下限既然定在白石老人，也就由此生发出不少有趣的故事。十多年前，我协助季羡林先生的已故秘书李铮先生，为先生整理书房。我在一个旧柜子的底层，发现了用纸线绳草草扎着的一卷东西。打开一看，居然是两张各高10余厘米，长100厘米以上的手卷，一张张大千，一张姚茫父！我赶紧捧去给先生过目，先生茫然对我说：“我不收藏齐白石以下的啊。”不一会，先生想了起来：“当年字画业者渡日维艰，我算是一个大主顾了，大概是我买得多，他们‘饶’给我的吧！”这，岂不是意外之喜了吗？

季羡林先生学养深厚，自有鉴赏眼光。然而，在收藏的过程中，先生总是心怀慈悲，很少还价。有一段时间，也是当年的规矩，经常有“跑街”的厂甸人往先生家里送字画，请先生买下。先生照例香茶一杯，礼待来者。久而久之，不少“跑街”的也就和这位一级教授、大学者成了知心朋友。他们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先生，哪些是开门的，哪些是“说不好”的。季羡林先生就根据自己的判断加以选择购藏。

如此这般，数量庞大的铭心绝品就进入了季羡林先生的收藏。苏东坡的《御书颂》就是其中之一。说起这件藏品，其中还有一段故事。这是一件久已闻名收藏界的剧迹，过去价格高昂，一直深藏不露，有幸一亲芳泽者，自然极少。解放初期，掀起过一场“说老实话”运动，工商业，特别是文物古玩行业，尤受席卷。《御书颂》的主人就站出来“自动坦白”，这副作品是钩填的赝品。于是，这位原藏者就成了“说真话”的“模范标兵”。这样一来，这副作品就乏人过问了。季羡林先生仔细研究了曾经入藏清宫、乾隆也为之题跋的《御书颂》，发觉在“真话”背后有太多的疑点，于是，出了在当时的情况下算得上是巨价的500元，将之买下。

季羡林先生的藏品，总有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命运。就是这幅《御书颂》也曾经遭遇过一次“失踪门”。几年前，先生忽然想看看这副字。这么重要的一件藏品，工作人员居然遍觅不着，只能告诉先生：“看来找不到了。”季羡林先生淡然一笑：“身外之物，找不到就算了。”过了一段时间，先生家里的保姆打扫卫生，竟然发现，先生的书桌案扳底下（也有说是先生睡床的床板底下）有人用胶带粘了一大卷东西，打开一看，正是这幅〈〈御书颂〉〉！一位助手赶紧向先生解释，因为怕丢了找不着，这才将它粘在底下。季羡林先生也是一笑了之，只是说了一句：“有那么夸张啊？”。后来还专门有文字记述这次“失踪门”。

先生断然高价购买〈〈御书颂〉〉的举动，在当时的书画业界被传诵为“善举”。名家作品也就从深藏中纷至沓来。季羡林先生的收入大多化成了藏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收入极高的先生居然了无储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仇英、董其昌、文征明、祝枝山、唐寅、八怪，等等等等的精品，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入了季羡林先生的收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季羡林先生的藏品，几乎可以印制一部中国明清字画史的精品图录。而且，其中颇多巨幅。我就和李铮先生一起，奉先生之命，打算将一幅陈老莲的人物挂起来。季羡林先生在北大郎润园的住房层高并不算低，可是，这幅画还有三分之一无法悬挂张开，青花轴头只能无奈地耷拉在地上。季羡林先生坐在那把老旧的藤椅上，看着束手无策的我们。至今，我还能想起，老先生脸上偶然一露的那一丝得意和调皮。

季羡林先生的藏品里，还有数量很大的文房雅玩。就砚台而论，沦陷期间，一位北平伪市长的著名收藏，大半都在先生处，数量有几十方，都是今天几乎看不到的妙品。就印章而论，田黄、田白、芙蓉也不在少数，不少是白石老人等名家佳镌。故宫曾经用过一枚随形章，文曰“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陈曼生名作，章料是一方将军洞白芙蓉，原配银托，这也是季羡林先生的藏品。今天已经是价格惊人的旧纸、旧墨，在季羡林先生处，也是所在多有。先生钟爱的独孙大泓就曾经用旧墨旧纸猛练大字，先生看到了，也是笑笑，如此而已。

想起来也真是奇怪，这部分文玩，也曾经遭遇过一场“失窃门”。某一天，小偷由底楼阳台闯入，撬开了季羡林先生的书桌抽屉。里面就满是名家所刻的田黄、田白、芙蓉。还好，这位小偷断乎不是一位“雅盗”，只拿了一把电动剃刀、一把瑞士军刀，就扬长而去了。第二天，我去看先生，听说此事，为先生感到庆幸之余，和先生开玩笑耍贫嘴：“先生啊，您一看就不是我干的吧？”先生的回答很让我开心：“文忠，你就这么个眼光啊？”

这些古旧文物雅玩也不仅是季羡林先生一人的藏品。主要是字画，有一部分就是师母从济南带到北京的，那口几乎可以躺下一个大孩子的铁皮画箱，后来先生也一直用着。很多人知道，师母彭女士教育程度不高。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师母出身于一个大家族。旧时大家女子所着重者在德容，而不在文才。

让我们觉得比较奇怪的是，季羡林先生的藏书数量巨大，就此而言，在北大应该是可以排第一的。但是，先生似乎并不特别在意善本古籍的收集。或许，这乃是受了陈寅恪先生影响所致。众所周知，陈先生一般都使用通行版本，至少不完全以藏书家的标准来判断古籍的价值。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时很多的廉价版本书，在今天也是动辄以万计价了。就季羡林先生的藏书而言，能够入傅增湘、张元济、徐森玉、郑振铎等先生法眼的名贵版本固然不多，但是，明清善本还是颇有一些的。先生藏书的特色在于域外出版的冷门学术经典。留德十年期间，季羡林先生节衣缩食，维持生活以外的多余的钱，几乎全部用来买书了。领域既然冷僻，这些书的印数自然也就很少，其中有不少种在国内是孤本。先生收藏生涯中的最大遗憾，也是和书有关的。“跑街”曾经给先生送来一套宋版《资治通鉴》，索价甚昂。一时间，先生手头没有那么多现钱，于是就只能失之交臂。先生曾经多次对我提起此事，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在疯狂的“文革”岁月，季羡林先生的收藏自然也被抄没了，其中有些珍品还曾经入过康生、江青之手，留下了堪作历史印记的他们的“收藏章”。然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季羡林先生的这些收藏并没有因此散失。“文革”以后，由于季羡林先生的清华同学、多年好友胡乔木的关心过问，基本完好无损地归还给了先生。这不能不说是季羡林先生个人的幸事，可是，难道同时不也是中国文化的大幸事吗？

上述的收藏已经足以使季羡林先生居于收藏大家之列了。然而，先生的收藏还远远不止这些。在漫长而辉煌的教育、研究、写作生涯里，先生所交往的自然是一国之俊彦。启功、钟敬文、臧克家、吴组缃、周一良、饶宗颐、范曾、欧阳中石、刘炳森，等等等等，也经常以自己的作品，以及自己购藏的文物工艺品相赠。这些藏品无论是在数量、价值上，即或是在价格上，都是非常可观的。

季羡林先生有一个习惯，也使得他在无意中积累起很可观的藏品：只要是有字的纸，一律不予丢弃。大家可以想想，今年已经是98岁的季羡林先生，会积累起多少名人信札墨迹啊？当然，这样的习惯，也给先生带来过无妄之灾。“文革”中，先生站出来反对炙手可热的聂元梓。季羡林先生觉得自己一生清白，和各类“反动派”绝无交往，因此，“底气十足”。谁知道，一抄家，就抄出了一堆印有包括蒋介石、宋美龄在内的各种“反动任务”画像的书刊杂志，至于胡适签发的聘书、写来的书信，那是更在其次了。这难道还不是历史兼现行“反革命”吗？多年后，季羡林先生多次谈到此情此景，直让我们唏嘘扼腕。

至于季羡林先生自己的几乎没有中断过的日记、大量的手稿书稿信札、书法，在今天自然也已经被很多人列入收藏品了。这些东西的数量，套用一句佛经里的话，真可谓是“恒河沙数”，更是无从计算了。

[转贴]高占强律师 《季羡林藏画被盗事件圆桌会议，是理论研讨还是结果论证？》

文章提交者：人独燕双 加帖在 健康社会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季羡林藏画被盗事件圆桌会议，是理论研讨还是结果论证？

得知十二日晚举行关于季羡林藏画被盗事件理论研讨会，我去找张蘅，希望他能来参加会议，一来可以把他知道的事实真相告诉大家，如果听众有疑问，可以随时解答；二来可以借此搭建一个对话的平台，让事情尽快解决（张衡本人也表示希望尽快退出这个事件）。由于种种原因，张衡不便前往，便委托我把他的意思转达给大家，我认为无凭无据，人何以信，便让他写点东西，希望能够在大会上给大家出示一下，以向大会表明我的代理身份。张衡便给我写了四句话，我建议他把后面对于事件结末希冀的两句删掉，因为结果我们说了不算，我们只能向最好的方向努力。于是张衡重新写了一遍，只保留了前两句，“事实求实，理性沟通”，然后签名盖章。

圆桌会议分为两个阶段，我被安排在第二阶段即自由发言阶段的第一位。

在教授发言阶段，基本上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认为事件定性尚早，所以只谈些相关理论问题；第二种观点高屋建瓴，直接对“盗画门”事件避而不谈，就理论谈理论；第三种观点占据多数，指责张衡构成名誉侵权，媒体构成间接名誉侵权。其中有“过去是法院向媒体投降，现在是大学向媒体投降”的至理名言，有“张衡有点坏，北大有点背”的高尚调侃。

教授一轮发言完毕，轮到我发言，我把张衡的八个大字举起来，对着会议宣传题目“舆论自由与公共理性”，我说，针对“舆论自由”，张衡坚持“事实求实”，针对“公共理性”，张衡认为应该“理性沟通”。我接着讲，刚才有几个教授讲的非常好，季羡林藏画被盗事件还处在滚动阶段，现在定性尚早，而有的教授已经在指责张衡构成名誉侵权，如果最后的结论证明盗画事件是真的，某些教授现在是不是已经构成了对张衡的名誉侵权？（会场上一片掌声）

我发言完毕，传媒人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纷纷对第三类教授和此前北大的行为进行声讨，有个记者质问道，“我曾经给你们北大打电话准备采访此事，得到的答复却是你们领导没有通知你（此事不能报道）吗？”有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的记者，也出来谴责北大的种种劣行。一时间传媒人的声音占据了上风。

此时，忽然从背后走来一个约莫六十岁的妇女，在为北大辩解。我旁边的一位记者愤怒地指着她质问道“你是谁？”有人说她是季羡林的博士生，季老今年九十有八，即使他带博士带到九十岁，也已经八年未见了，对于季老丢画的事情，她如何知道？季老过生日，受人尊敬的温家宝总理都曾经去亲自看望，能是一般人随便可以见的吗？张衡告诉我，见季老要经过三道批准程序。显然，这个女人的话语不能说服大家，因为无凭无据，何以服众？这时候，又从后面出来个壮壮的老大爷（第二天才听说这个人叫赵敦华，是北大哲学院院长），非要对“盗画门”事件作出一个确定的结论，我不明白他究竟想干什么？今天是一个纯粹的理论研讨会，而不是一个结果论证会，这个老人却非要作出一个确定的结论，是不是有意来搅局？是不是有意来加剧紧张气氛，使已经不平静的会场更加糟乱？连“主持人王锡锌教授都表示，会议并不想就季羡林藏品外流事件本身进行研讨，因为调查还在进行中，只是想作为一个公共的理论研讨。”老人家的定性，同样无凭无据，仍然无法让人信服。其将此事定性为无，假设确如其言，那么，我友张衡重则构成诬告陷害，轻亦难逃名誉侵权。既然张衡信任我，让我来出示他写的字，我就有义务维护他的权利，在朋友被人无端构罪的时候，我不出来维护他的权利，还有谁比我更有义务来维护他的权利？所以，在老人家一边发言一边向圆桌走来时，我就对他说：“这是公共场所，有这么多的媒体，你不能乱下结论，如果你对张衡有意见，你可以单独跟他说。”他说：“张衡就在后边（但无人证实，后来记者曾问张衡，张衡也予以否认）。”我当然不能相信，如果张衡自己能来，还委托我干什么？我又跟他讲：“你下结论要有证据，你把证据拿出来？”他没有理我。我继续对他说，有一个人比你更有发言权——季羡林，他自己都说丢了画，你凭什么说没有？他仍然对我不屑一顾。这时，我已经被驱赶到一边。于是，所有的人都成了配角，这个原本在旁听席站着的人成了全场唯一的主角，大家只能听他在那里进行自我论证。北大先校长胡适之先生曾经讲过，“拿出证据来？”老人家面对二三十家主流媒体，没有向大家出示任何证据，就有鼻子有眼地下结论，谁赋予他的权利？我最起码还有张衡的授权委托书，他写的大字和他的名片（我曾经把张衡的名片给过主持人），他的权利来自哪里？他代表谁在讲话？你总要对大家声明一下吧？如果你代表北大讲话、下结论，我们可以理解。但你没有对自己的身份做任何表述（总不能强求一个外人要全部认识北大的各级领导吧），如何不让人怀疑他是在这里信口开河，随便构人以罪？那还会有什么另外的其他结论？虽然说是自由发言，可我们是个理论研讨会，而不是结果论证会，你为什么非要强行改变会议的性质？为什么非要妄下结论？

老人家的发言结束，于是散会，再不给任何人发言机会了。会场已经几近失控。有记者问我为什么反对他发言，我说：“我们讲话必须公平，下结论必须有依据，不能在广大媒体面前，随便说谎。这样会害死人的！”之后就是我被驱赶到外面，一直被驱赶到老人家的面前，强行让我向他道歉，他说“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他的引文明确是在谴责我刚才打断过他的发言，认为我错了。可是，错误首先在你呀！人家一个理论研讨会，你非要把它变成一个结果论证会，肆意扭曲会议精神，随心践踏讨论主题，无凭无据，枉下结论，而且发言时，连举手的示意都没有，而且加剧了会场的紧张气氛，激化了传媒人和发言教授的对立情绪，实在令人气愤已极，怎么还能对这种人态度友好？我说：“我们都是为了正义”，我说的是心理话，正如当年我在才良律师事务所与王令律师一起在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受辱（2006年轰动全国的法官打律师案）时一样，为了正义，我无所畏惧，试问老人家是否有正义感，难道妄下结论，也是为了伸张正义吗？最后，他说他为了自己的良心。一个人为了自己的良心就可以随便构人以罪？一个人为了自己的良心就可以强行串改会议的主题与精神？一个人为了自己的良心就可以当众撒谎败坏他人？谁信！

之后，我被驱赶到一边，仍然有人对我怒不可扼，几乎拳脚相加，正如刚才在模拟法庭时一样。我不生气，因为败坏北大形象、给北大造成恶劣影响的，根本就不能算作北大人，至少不能算作合格的北大人。北大的声誉，是一代代优秀的北大人，用自己的智慧、品德和毕生的心血创造出来的，作为北大人，应该用心去呵护这个北大前人创造的金字招牌。仰，无愧于前人，俯，示范于来者。

我离开北大时，有一个发言的教授，很真诚地突破重围来向我握手表示歉意为了避免我被攻击的时候，他也无端受辱，所以，在此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但是我会一生铭记这位真真正正的北大教授的儒雅品行、学者风范，我相信，在北大的校园中，绝大多数教授正如他一样受人尊敬、让人爱戴；我也相信，北大校园内的莘莘学子，绝大多数都是言行有度，令人喜爱的。我曾对人讲，北大和清华是中国教育的两艘航母，我相信，清华人能做到的，北大人同样能做到。

这段话是：“钱文忠是季羡林的硕士生，硕士和导师的关系没那么近，博士才是真正的学生。钱文忠对季羡林的事儿全都清楚，他都明白，为什么现在还会这么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我知道赵教授是留学欧洲的西方哲学研究者，论著颇多，我也拜读过其中的一些。对于赵先生的专业造诣，我很尊敬。然而，上面这段关于我的话和专业无关，却让我大开眼界了。

一，            我的硕士论文确实是季羡林先生指导的，但是“硕士和导师的关系没那么近”，不知道和这有什么关系。至于我和季羡林先生的关系怎么样，是否近，恐怕不必由赵教授来指点和评论。我知道，赵教授和季羡林先生倒确实不仅不近，恐怕还是很远的。

二，              “博士才是真正的学生”，这是赵教授的高论。且不说这是否就是欧洲的传统，起码，赵教授对中国传统的师生关系很隔膜。

三，    “钱文忠对季羡林的事儿全都清楚，他都明白”我相信赵教授是受过比较严格的逻辑训练的。但是，既然由于我是季羡林先生的硕士生，而“硕士和导师的关系没那么近”，按照赵教授的说法，我又怎么会“对季羡林的事儿全都清楚，他很明白”呢？赵教授这么说，难道不是有点语无伦次、口不择言了吗？

三，              “为什么现在还会这么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问得好！我怎么做，具见于我的博客文字，赵教授想了解，可以拨冗垂顾。至于是怎么样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谢谢赵教授提示，谢谢赵教授替我考虑，不过，大概还要请赵教授明示。因为，这么一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只有发问人赵教授本人才有。此外，这种“莫须有”的，好象很“深沉”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也许并没有赵教授想象的那么有市场。赵教授是否也这样先问问自己呢？

我倒知道，而且可以负责任的讲，赵教授和季羡林先生不仅不接近，更谈不上熟悉。当然，赵教授依然有足够的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也正因为如此，我对赵教授关于季羡林先生藏品的言论，也就不发表我的意见了。

赵教授有句话说得非常好，我完全同意，不过，那是引用的西哲名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而且，我完全相信，赵敦华教授所说“我是为了自己的良心”，完全发自赵教授的真心。同时，我还相信，赵教授的良心和常人的良心是相同的，或者至少差距不太远的。

【刘万永按】12月12日晚7点，北京大学逸夫楼模拟法庭内，北大校内外专家就“季羡林藏画被盗事件”召开“言论自由与公共理性”专题圆桌会议。这篇文章是与会的一位记者朋友应我的邀请写的。附带还有北大学生的几个帖子。
    季羡林丢画事件，已经报道一段时间了。作为参与报道的记者，我本人也接到很多电话，有要相关人员电话的，也有讯问报道真假的。辩论是好事，比直接封口有进步。学生爱校爱师是对的，但老师应该说实话，尤其不能创造性地说假话。

北大季羡林研讨会流水帐

    12月12日晚7点，北京大学逸夫楼一层模拟法庭内，北大校内外专家就“季羡林藏画被盗事件”召开“言论自由与公共理性”专题圆桌会议。

    会议全名是：“言论自由与公共理性”专题圆桌会议－－从“季羡林藏画被盗卖事件”看如何构建理性的公共空间。

    专题研讨会邀请了北大校内外的多名专家参加，北大法学院的强世功、沈岿等等北大法学院的腕们都出席了。还邀请了十几家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CCTV、南风窗、北京晨报、新京报等等。最早报道季羡林事件的记者，一个也没被邀请。

    提前公布的会议主题称，北大公布“季羡林藏品外流拍卖”事件的调查结果之后，沸沸扬扬的秘书盗卖事件终于水落石出。言论自由一向与媒体自由紧密相连，为此，法律对于媒体自由表现出诸多宽容。但媒体自由绝非无约束的自由，新闻伦理规范着媒体行为，防止媒体公器演化为媒体暴力。但中国一向以纪律约束媒体。目前，纪律约束在某些方面逐步减弱，但与此同时，新闻伦理并未形成，这种约束的缺席导致媒体成为某些人追逐私利的工具。

    北大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为会议印发了讨论材料，收集了媒体的相关报道。
 
    自称是张衡代理人的高律师也列席会议，并带来张衡写有“实事求是，理性沟通”的书法作品，代表张衡的意见。

    没想到在自由讨论阶段，变成了媒体对北大封闭信息的讨伐会。

    想不到的是，北大哲学系主任赵敦华突然出现，表示公安局文保处已经介入调查，季老字画没有丢失，送假画去拍卖的男子在今年5月已去世，现在接下去查很困难，并批评媒体跟风炒作。

    更想不到的是，举报人张衡的代理人差点根这个赵敦华动起手来，被北大学生嘘声一片，自己又差点被北大学生打。

    一开始的专家讨论，还是很务虚的，但基本上是在反思媒体暴力。
   
    北大哲学系韩水法教授说了三个方面：享受言论自由的时候可能会侵犯到他人权利；现今缺少主流媒体，缺少责任的承担者；现今社会在转型期，缺乏有责任的报道，面临秩序重建。

    贺卫方没有到场，提交书面发言表示，网络兴起所带来的侵权问题是“成长的烦恼”，需要各方研究解决。

    北大强世功教授更厉害，提出“法律向媒体投降”、“大学向媒体投降”。说媒体叫“无冕之王”，其实是贬抑的，意思是媒体缺乏管束。还说，文革已经显示了言论过度自由的恶果。（强老师引用了一些名人名言，外国学者说法等等，恕我才疏学浅，就记下这么几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卉从法律层面解读了媒体侵权在审判中的可能性，指出按她对上百个案例的研究，中国目前对此还没有统一的标准。

    北大哲学系王博老师的主要观点是四个词，敬畏、明智、裁判、利益，主要的观点是言论自由背后是有利益操纵的。

    南方媒体报业集团法律部主任张志兵反驳了，说中国媒体在诉讼中败诉率很高，赔偿率很高，管制很多。    

    北京大学艺术学系教授俞虹说，季羡林这个事儿还在动态中，没有个结果，讨论这个事儿有些早，但是讨论公共理性又有些晚了。

    到自由讨论阶段，第一个发言的《成都商报》的记者直接质问北大（他不属于被邀请的媒体），说为什么就这个事儿联络北大很困难？为什么他同事在就季羡林事件采访北大新闻发言人的时候，新闻发言人反问：你没有收到宣传要求吗？为什么还要报道？他还指出，这次会议印发的材料，其中收录的报道有被筛选过的嫌疑，相当一部分是质疑“字画门”的真实性。

    中央电视台一个女记者也质问，媒体对季羡林的报道基本是客观的，并没有指向谁、批判谁。她举《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说，连标题中“季老字画流失”都加了问号，证明媒体是很谨慎的。而媒体同行在采访季羡林事件的时候，遇到困难重重，北大自说自话，甚至不能自圆其说，一直没能给出一个能说服人的回复，为什么？为什么不对张衡和钱文忠的回应做答，这些回应有的是很有道理的。

    这个时候，现场一片哗然。媒体记者观点就是一个：在季羡林事件采访中困难重重，可北大今天居然还在讨论给媒体言论自由过度了，这很不能让人信服。

    两位发言过后，都赢得了现场一片掌声。

    突然，几位北大老师进入会场，在学生们的簇拥下发言。

    季羡林先生的学生、北大外国语学院段晴教授说，她平时不愿面对媒体，并要现场观众不要拍照。她首先对李玉洁和杨锐对季老的照顾表示了感谢。她自己感觉，现在看季老甚至比以前李玉洁照顾时更容易，李玉洁对季老忠心耿耿，怕别人进病房会带入病菌。她说，自己最近一次见到季老是今年6月份。她说，没有一个大学会为学者设立一个调查组，这个事儿应该由司法机关来管，这不是北大应该做的事儿。（有人问：我们也奇怪呢，为什么北大自己查自己？）

     女老师太激动说不下去了，北大哲学系主任赵敦华称对此事“看不下去了”，要站出来说话。

    “北大为什么要调查？因为季羡林的书画已经捐赠给北大，所有权归北大，北大要负责。”赵敦华说，季羡林捐赠北大时，提供了收藏清单，北大已经根据清单进行清点，发现画作没有丢失。张衡手里的字画是假的，目录中没有，无需再找张衡核对。

    “这些字画明的清的都有，价值好几个亿，北大查到这些捐赠的字画没有丢失。张衡手里的画来源都是假的，但张衡一定要拿出真画与他对质，这就是无稽之谈了，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过那样一副假画，拿什么去对证？”

     赵敦华说，季羡林家里的画都捐给北大了，根本没有什么私人收藏。之前报道说，当代名人送给季羡林的画没有捐赠，都藏在季羡林家里，赵敦华说，季羡林的藏画都捐了，没有私人收藏了。

    赵敦华说，公安局文保处已介入调查并查到字画来源，向拍卖行提供字画的男子在今年5月得肝癌去世，使得进一步追查遇到障碍。他说这个男子不是学界的人，也不是艺术界的人，到底是什么身份他没说。

    至于季老和儿子13年不能相见，赵敦华表示，这是季老家的私事，北大不方便说出来，怕伤害季老。

    他说，北大很多老师都知道真相，“北大不是讲不清楚，而是要对季老身体健康负责。”他说，北大在公开信息上是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件事情上北大没有一点过错。”他还说，有些人不等司法机关调查结果，向新闻媒体公布，还等字画提供者死了再公布，是别有用心。

    在赵敦华发言过程中，张衡代理人高律师认为赵敦华发言太偏向北大，试图阻拦赵敦华发言，拉住赵敦华喊“将他赶出去”，引得现场一片嘘声。一些北大学生将高律师拉开，并质问他有什么权利组织赵敦华发言，甚至一些北大学生喊着把高律师赶出去，有学生甚至想动手。

    赵敦华在学生的拥护下，坐下来发言，现场一片掌声。

    赵敦华说，媒体不是法院，有什么权利缺席审判，这个事情不是不可以说，北大都讲到这个地步了还怎么讲？

    随后一些学生可能是受会议负责人委托，要送赵敦华回家，但一些媒体记者纷纷围上来追问。

    “花点钱，把画给一个人，让这个人送去拍卖行，自己再花低价拍下来，还打的白条，没交现款，然后自己再举报说季老画被偷了，这是什么用心？”赵敦华后来说。

    据说赵敦华和外语学院的段晴都是季羡林事件调查组的人，但他们自己和会议主办方都没有回应。

    赵敦华说，刚才季羡林的几个博士学生都在会场后面，季羡林的事儿他们都知道，但他们始终没有说话，也是为了维护季老。
 
    “钱文忠是季羡林的硕士生，硕士和导师的关系没那么近，博士才是真正的学生。钱文忠对季羡林的事儿全都清楚，他都明白，为什么现在还会这么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赵敦华说。

    高律师还试图跟媒体解释，他说：不要听信一面之词，要听张衡说。但喊“把他轰出去”的做法引起了学生的不满，一些学生围住他，质问他懂不懂维护别人说话的权利。

    在高律师走出会场后，仍有不少学生围住他，对他的行为表示抗议。他们要求高占强向赵敦华道歉。有一个女生说：你是律师吗？你有律师证吗？你连让人说话的道理都不懂，还是律师，可笑。

　　在逸夫楼门口，高律师走到赵敦华面前，两人握手。赵敦华援引了伏尔泰的那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高律师声称“咱们都是为了正义”时，赵敦华则表示，“我是为了自己的良心。”

　　昨天晚上，张衡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北大未名BBS上，有网友发帖称，有人曾在会场门口询问一位北大老师：‘听说北大弄丢了季羡林的藏画，有没有这事’；那老师说：‘这事都是假的’……后来那人就走了。大家传说那个人就是张衡。

也与是乎，北大方面出来了几位“知情人”。说他或她不是“知情人”吧，他或她却好象很知道一些“情”；说他或她是“知情人”吧，他或她却又连一些基本事实都搞不清楚，也许是故意搞不清楚，这我不知道。

现在，“知情人”说，北大似乎要调查事件背后的“阴谋”了。很好，希望赶紧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调查。只要不是左手查右手就好。我们毕竟不是周伯通，终究是练不成两手搏击的圆融技艺的。

且不说别的，起码至今为止，质疑北大“调查组”的人，都是是真名、真像、常用笔名发表自己的意见，坦然面对媒体。另外一方呢？大家可以看看，是否也是这样呢？我以前说过，现在我依然相信，他们也应该是有名字的，也应该是堂堂正正以真名示人的。

那么好，我就姑且认为自己遇见了一个不多见的姓氏，尽管它最近经常出现。那就是“知”先生或者女士，名字可就有点怪，叫“情人”。那也无所谓，怎么取名字，谁也管不了。

只不过，“知”先生或女士，可以休矣！

表面上看季老是个年近百岁的老人，为他奔走呼唤的的多是几个弟子好友和亲属，如散兵游勇似乌合之众。而另一方大有来头，又是调查组又是发言人，气势汹汹锐不可当。可事实又是如何呢？这里仅从战法和力量对比上做一分析：

一：“点杀掌”遭遇“千叶手 ”。仅从事件的新闻发布看，每当披露事实的报道见诸于世时，总有人出面“点杀”，所谓“点杀”是相对“封杀”而言，“点杀”，顾名思义就是指对准一点（某个人或某个媒体）杀将过去，他们不具备全面封杀的权力和能力，只能利用旧部学生朋友之影响关系，打着唬人的旗号招牌，对某个人或某个媒体煞有介事连吓带骗无所不用其极。可是现代资讯时代这种做法只能是顾头顾不了尾，某个网站刚被撤贴，可其他网站纷纷链接。现在《季羡林就字画遭盗卖事件回应北大声明》一文凤凰网新浪网中国网新华网都有转贴，一传十十传百环环相连，评论跟贴铺天盖地。  犹如少林拳中七十二绝技之一的“如来千叶手 ”，“一化十，十化百，百化千，变幻莫测，防不胜防。”

二：“拖延术”偏逢“回春功”。季老讲丢画之事已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些对季老珍藏心存歹意的人，自认为季老已是蓬莱路远，幽冥日近。只要拖延时辰虚以委蛇，待茶凉灯灭琴存瑟亡之时，来他个谤言四起，“葫芦僧判葫芦案”，最后不了了之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可人算不如天算，季老无惧无忧铁定心思要活到“相期以茶”。老人家的心像一面镜子，孰轻孰重孰远孰近孰是孰非，早已洞若观火了如指掌。他以其超凡的隐忍和德行感化教化众生。可某些人得寸进尺，觊觎财产偷梁换柱已是罪不容赦；限制他的家人与其来往更是天理不容。老人家没有绝地反击只是不动声色略施闲棋，就已经让那些当面做人背后做鬼的家伙原形毕露心惊胆战狼狈不堪了。

三：“障眼法”碰上“一指禅”。某些人事发之后，不知汲取教训亡羊补牢，却一意孤行拉上组织做垫背的，以机构名义扯弥天大谎漏洞百出。孰知谎言重复千遍还是谎言，既然用一叶遮目的“障眼法”说这些季老被拍卖的东西都是假的，那就用“一指禅”捅它个大窟窿，告诉人们这并不代表季老东西没有丢，这是两个概念。季老画窃案“一不让司法介入，二不让亲属介入，三不见举报人。”这些人视党纪国法于不顾的表演，已是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难辞其咎。

从力量对比上看，季老虽是年近百岁羸弱之躯，但“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其一：季老道德文章早已走进千家万户人们的心田，天下公理人心向背不言自明；其二：老人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他识时务顾大局长期以来对政府帮忙不添乱，向国家建言献策，是许多高层领导的知心朋友；其三：季老亲创的东语系早已是桃李天下，遍及海内外。在他仅有的几次寿辰活动中，光是参加活动的驻外大使就已蔚为壮观。不要说季老个人受多少委屈，就是对老人有不实轻蔑之辞，众弟子们生也会拍案而起穷追猛打。其四：季老在文化界知识界宗教界广交朋友集聚善缘，季老的境遇如何大家绝不会漠视。其五：季老的头脑异常清晰，他不糊涂不矫情不给政府出难题，相信组织相信法律，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他的意见已多次录音录像分别各处，既保护了他自己又为日后的司法介入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证据，这就是我说“季老不老”的意思。

相反，那些打着机构旗号的个别人，惶惶不可终日。一方面百般抵赖同时又拿大帽子压人吓唬人；另一方面又私下托东找西探听口风想蒙混过去。事情的关键是，无论何人做何等事犯不犯法，都应由其个人负责，不能代表机构。还是那句话：个人是个人，北大是北大。如果北大为某些个人的行为辩解，这种做法就很不自重有损北大形象。这种做法就有些小家子气了，这就是我说“北大不大”的意思。无论这个人有多大本事，组织不能给个人背黑锅，这是党纪国法的一个原则，北大领导应该有这点常识和智慧。

2008-12-8 2:16:13

东方早报记者石剑峰 来源： 编辑：

核心提示：“季羡林藏品外流拍卖”是过去一个多月最为人关注的文化事件，随着上月底北大调查报告的发布，这一事件也似乎开始逐渐谈出公众视野

               季羡林与钱文忠（左）

                                 署有季羡林上款的书画藏品

东方早报记者 石剑峰 来源： 编辑：

    核心提示：70多岁的季承是季羡林先生的儿子，他在10月获悉季老书画被盗后马上联系北京大学，并要求见父亲一面。得到的答复是：不同意。随后他自己赶到301医院，试图去见父亲亦未能如愿。直到后来有关人士从中斡旋，才终于为这对白发父子安排了一次会面。

    70多岁的季承是季羡林先生的儿子，他在10月获悉季老书画被盗后马上联系北京大学，并要求见父亲一面。得到的答复是：不同意。随后他自己赶到301医院，试图去见父亲亦未能如愿。直到后来有关人士从中斡旋，才终于为这对白发父子安排了一次会面。然而，在昨天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季承表示，自从见到父亲后，父亲已经授权他管理他的家和藏品，但是北大至今还没有把父亲在北大的家的钥匙给他。早报记者昨天试图联系北大调查组相关人士,但和季承一样,始终未能从北大有关方面得知调查组人员的真实组成。北大新闻发言人赵为民、季老原秘书杨锐夫妇的手机也始终未能接通。

             头发花白的季承在医院与13年未见的父亲季羡林相见，并给老人带去他爱吃的家乡特产

                                          新华社记者 唐师曾 图

                                     季羡林在北大家中

                               署有“季羡林同志正之”的书法

    早报：您有13年未能和父亲相见，现在见父亲方便吗？ 

　　季承：现在见父亲很方便了，没有任何阻碍。现在我每天都会去301医院，有时候每天要去2次，给父亲带点他喜欢吃的东西，陪他聊天。父亲身体和精神都很好。13年间，我去过301医院很多次，但就是有些人作梗，不让我进医院见父亲，有一次大冬天，我在外面等了2个多小时，他们就是不让我进去。什么原因，我也想不通。

　　早报：有消息说，您作为季老唯一的儿子，至今还未能拿到父亲家的钥匙，是这样吗？您见过父亲的藏品吗？

　　季承：父亲在北京的房子有两处，一处在北大校内的第13公寓（有两套），一处在蓝旗营。北大的房子，我现在能进去了，但是蓝旗营的房子我还是不能进去。父亲的藏品似乎已经被人移到那里了，主要在蓝旗营。自从见到父亲后，父亲已经授权我管理他的家和他的藏品，但是北大至今还没有把蓝旗营的钥匙给我，他们给我的解释是，调查还在进行中。但北大不是早已经对外面说，调查已经结束，父亲没有丢东西吗？我后来去北大要过钥匙，但北大就是不吭声，拒绝办理交接手续。

　　我是季羡林的儿子，儿子却没有权利进自己的家，拿不回家里的钥匙，这是什么道理？北大有这个权力吗？公安局、法院、检察院也没出示文件，不允许我进自己的家，难道北大就有？我不理解。

　　早报：北大的声明说，您父亲的藏品没有丢，外面的字画系伪作，您怎么看这个声明？

　　季承：原则上，我相信北大的调查结果，但北大三番两次发声明说，没有丢东西，既然真没丢东西，那何必发那么多次声明呢？在他们所谓的调查过程中，北大领导和调查组都没有接触过我们家属，征询我们的意见，倒是我去北大找相关领导很多次，但每次都是所谓的工作人员出来应付我，而领导以各种理由推托。

　　早报：那在媒体曝光之前，您听说过父亲藏品丢失吗？之前，您和张衡、唐师曾认识吗？

　　季承：关于父亲藏品的流失问题，我没有听说过，到现在关于这个事情我也不太清楚，而且这些年我也没见过父亲的藏品。

　　之前我和张衡、唐师曾都不认识，对他们举报的事情也不知情，但他们向媒体提供的线索有道理。

　　钱文忠：阻隔父子13年有何理由？

　　季老11月7日见儿子第一面，讲的是什么？“五舅母还在不在？”13年的父子不让见，这是为什么呢？我看季先生的次数是很多的，但是我没有一次单独见季先生的。我也是到11月初才知道，同在北京，儿子上班都要经过医院，居然13年没有见面。我原来以为，一两年见一面总还是有的。

　　事实是，从季老85岁、季承60岁开始，父子俩就没有相见，直到上个月。父亲想儿子，儿子也屡次努力与父亲相见，但有些人就是不让父子俩相见。这些事实，都有他们父子交谈录像为证。

　　我想强调的是，在这个事情上面，301（医院）没有任何责任，见不见季老，权力在北大那里。他儿子来过几十次，都没有让进来，我也是现在才知道他们父子13年不见。这没有道理。现在有人探望季老，包括他的家属，好像都有人盯着，起码我去是如此。为什么？有什么必要？有什么理由？有什么法律依据？

　　张衡：北大的调查组是“不调查组”

　　早报：北大的声明说，您拍得的季老藏品系伪作，您怎么看这个声明？

　　张衡：关于在拍卖公司拍到或见到的季老东西前后共有4期。第一期是我从金兆公司拍得的14件，其中包括北大所认定的两件伪作也就是臧克家、艾青赠给季老的那两件.那我想说的是，你既然说这两件是假的，那剩下的12件呢？它们的真伪能否也给我一个意见，更何况剩下12件肯定有真货。

　　第二期是在别的拍卖公司所得，这里也肯定有真的。第三期，我在拍卖公司看到，但我没有拍下。第三期的东西和季老无关，是我在金兆公司看到的27件与北大百年校庆有关的东西，但我认为其中仿品为主，我买了其中的7件。这些东西虽然和季老无关，但可以说明北大在管理校内藏品方面是不力的，有专门生产线从北大校内拿的校园藏品进行复制，不排除所谓的季老藏品的仿制品也从他们那里生产。

　　早报：您在博客中说，北大在调查过程中根本就没有调查过您和您的藏品，真是这样吗？

　　张衡：上月底，北大公布了调查报告，但其实在整个所谓“调查”过程中，北大、警方和相关文物专家都从没到我这里来做过调查和鉴定，我所报案的北京海淀公安分局也没有来调查过，没有给我一个回复，可能还在等领导批示。北大曾造谣说，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处曾来过我这里做鉴定，但实际上他们没有来过。另外，确实有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官来过我这里，但他是来了解情况，他也没有见过我的字画。所以在我看来，北大的调查组是“不调查组”。

　　早报：那拍卖季羡林藏品的金兆公司呢？你和他们的关系如何？

　　张衡：金兆公司的艺术总监崔贵来是我的好朋友，据我所知，他和北大党委副书记吴志攀是有比较长（时间）的联系，他认识吴志攀本人。因为在他对我的描述中，他见过吴志攀，他能准确描述吴志攀的模样，他还说吴志攀对字画很感兴趣。崔贵来也说，这些东西中肯定有真、有伪，但季羡林的东西在市场上出售是事实，他也认为这种事情肯定是不对的。

　　季羡林近况

　　蔡德贵：

　　每天帮季老作口述史

　　我从10月10日以来，几乎每天都去301医院看望季老，为他作口述。我虽然不是季老的学生，但从1994年起就开始在季老家登堂入室了，关系比较密切。这次来为季老作口述，是季老通过私人关系转告于我。

　　季老的身体、精神、记忆力都很好，谈吐很清晰，幽默诙谐，完全看不出他是个快99岁的老人了。在我看来，季老对一切都已经看得很淡了，超越了一般人的局限。一般季老精神好的话，我们能做一个多小时的口述，主要方式是对答。我写过季老的传记，所以对季老的生平都很了解，所以为了不浪费季老的时间和精力，主要是我对一些问题和疑惑，向他征求意见。关于作口述史，季老对我说：“我为什么千里迢迢把你叫来作口述史，是因为我自己的视力不太好，自己写字也有困难，你是我的传记作者，相交比较深，对我也比较了解。”他的口述原则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老人的记忆力非常惊人，连小时候在济南看的京剧里面的三位演员名字都能说出来，能完整地叙述“9·18”后，他和清华的同学去南京请愿的整个过程。

　　我对关于季老的传言都不是很清楚，也不关心，我一般下午去301医院，还没有见过北大校领导来见季老。原先的杨秘书已经不在了，现在是北大派了一位姓崔的老师来医院，主要是安排会客等事，她也自称并非秘书。

来源：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31/node262/userobject1ai13762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