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有论者所说，相声的领域曾经可以是如此的自由和宽泛。观众可以长期观看到这类相声。关键就在于，早期的相 声，和其他任何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形式，都能够用丰富和真实的手法来反映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演员可以随意自由的探寻中 国人民身上的优点和缺点，中国文化的光辉和黑暗的一面，表演日常生活中令人厌烦的荒谬，无论是官场上的还是市井中的， 给观众带来欢乐。总之，相声曾经能够讽刺中国的方方面面，包括黑暗的一面。但上世纪中叶的某个节点上，情况发生了变化 。

　　讽刺，是如何从相声中缴械的？

　　“你能说清幽默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忙着戴上助听器的老漫画家方成，拔高了嗓门学着——1979年的一天，老朋友侯宝林来到他的家中，向他提出这 个问题。

　　大半辈子都活在相声舞台的相声大师，难道不懂幽默？

　　“他懂。他抖的是真包袱啊。可他在理论上讲不了。他着急，他发现一些相声演员不懂得幽默。”

　　方成从上世纪40年代起就在画漫画，他也是顿时语塞。打那起，他下定决心非把“幽默”掰扯清楚，这一研究就是 30年。

　　“幽默里有一种叫讽刺。凡是讽刺都是幽默，是用幽默的方式骂人。”

　　“现在的相声有讽刺，但是不多。为什么？就拿我们漫画似的，漫画主要是搞时事评论，别的国家能用漫画点评总统 ，咱们行吗？所以漫画都去开玩笑了。有人还专门把幽默当成了滑稽的东西。”

　　老人说话时，宛若现代的相声近在咫尺。然后他想到了一人，“那人叫何迟，他以前写过一出相声，名叫《统一病》 。”

　　两段相声 不一样的命运

　　“何迟倒霉就倒霉在这出段子上了。”提起何迟，天津老一辈相声艺人都如此说。

　　1956年，眼见中央提倡文艺思想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欢迎党外人士给党内提意见，形势红火。

　　思想活跃的天津曲艺作家何迟，与著名相声艺人马三立联手，创作出了相声《买猴》与《开会迷》。他们对各行各业 工作岗位上的“马大哈”以及存在的官僚形式主义进行了惟妙惟肖的讽刺嘲弄。

　　尽管《买猴》一度引来争议，仍然大获成功。

　　“毛主席来天津视察工作，还握着我家老爷子的手说，买猴子、买猴子。”马三立的长子马志明忆起当初。

　　1957年，正当天津庆祝社会主义锣鼓喧天，四方鞭响之际，何迟又乘胜追击，头脑冷静地针砭时弊，一气呵成写 就了《统一病》。

　　“《统一病》就是讽刺那会，整个社会‘穿一样的衣裳吃一样的饭，一样的思想说一样的话’。”老相声艺人田立禾 说。

　　“我是自投罗网，自己出卖了自己。”在文革中折磨致残的何迟，后来躺在床上对人苦笑。

　　当初完稿后，他将其连同一封请审信一并呈上中宣部，以期组织上对他的作品提出宝贵意见。

　　据说中宣部一位管文艺的领导看后，当即在扉页上大笔一挥：此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为何如此仇视……这是对我们社会 主义改造和城市工作的严重诽谤。

　　随即，何迟被打成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

　　天津曲艺学校的楼后，简陋的宿舍里，田立禾说话俏皮，“何迟不像我们这些人。我们的脑子就是文件。”

　　他眯起的眼睛里清晰浮现，1958年8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 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各地相声演员纷纷上山、下乡、下厂，编演了一批以歌颂为主的相声，备在全国第一届曲艺汇演上演出。

　　也是那次汇演，让歌颂与相声的讽刺、娱乐功能形成三足鼎立。

　　汇演地点设在了中南海怀仁堂。来自东北的相声演员李锦田，艺名小立本，他和捧哏杨海荃在中场说起了相声《社会主义好》。

　　“顾名思义，就是这也好那也好，产量上翻几番。他基本使的是贯口(整体背诵)，很见功力，火得不行。

　　“周总理就坐在第七排中间，等他说完后，亲自上后台接见。小立本个儿很矮，不是孩子看似孩子，可能总理还抱过 他。这往后他平步青云，还当上了政协委员。”

　　那晚的压轴戏本是马三立与赵佩茹的合说相声，“那段子算是泄了气。马老以后也是一泻千里，这就是命运。”田立 禾摇晃着花白脑袋。

　　1958年年底，因与何迟的合作，马三立受到牵连打成右派，十年文革更是举家下放农村。

　　现如今马志明白发苍苍，他一边揉捏着在文革中受伤的腰，一边冷然地数落着已逝的父亲：

　　“我们家在过去是纯粹的苦大仇深，新社会彻底的翻身户。得，挺好的成分都让老头说一《买猴》糟践了。依我看， 他定右派不冤。谁让你生活在社会主义美好环境里，拿着人民的工资，你不去歌颂，你去讽刺？”

　　相声改进小组

　　“我恰恰认为从1956年到1966年是相声最好的10年。”中国曲协副主席吴文科在电话中的口吻笃定。

　　他尤为指出，解放初期，相声艺人们自觉组织了相声改进小组，自律地净化了相声舞台。

　　关于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相声演员于世德在《我这半辈子》中有过交待：

　　刚解放时，演唱“拆唱八角鼓”的顾荣甫等人，有一次去白纸坊印刷厂礼堂演出。他原本使用相声“垫话”，《反正 话》垫场。殊料想，老段子中的“楚霸王、王八杵、孙猴子、猴孙子”，不但没有逗起工人群众的欢声笑语，反将他们轰下台 去。

　　紧接着，戏曲讲习班的主持人又在会上发话，文艺界哪个部门都好办，京剧、评剧不都有了新节目吗？唯独相声，那 里边除了低级、庸俗、伦理哏，就是讽刺挖苦劳动人民。它的前途哇……唉！

　　相声艺人自小生活在社会底层。生存环境练就了他们在圈内世故练达，在台上通晓把点开活。但出了圈外，他们的内 心很谦卑，特别是面对官员的时候。

　　领导干部的这一声“唉”，真格震到了艺人们的灵魂深处。

　　闻知老舍从美国回来，侯宝林等人火速赶往北京饭店，恳请这位文学家醍醐灌顶，指明相声的前途，保住大伙的饭碗 。

　　老舍对艺人刘智德说：“你说好几十年的相声，怎么会带头胡思乱想起来了？我就不信，相声一点前途没有。我同意 宝林他们几位的意见，大家抱成团儿——改嘛。”

　　于是在老舍、吴晓玲、吕叔湘等人的帮助下，由北京曲艺公会出面，孙玉奎、常宝霆、侯宝林等11名相声演员，于 1950年1月19日在前门箭楼正式宣布相声改进小组成立。

　　“通过在相声改进小组数月的学习，相声艺人们普遍认识到侮辱穷人和轻视劳动人民是最大的错误，今后应将讽刺对 象转向帝、封、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侯宝林被选为这个小组的负责人之一。他凭借深厚的功底与精湛的技艺，改良了大量的传统段子，摒弃了其中的“脏 乱荦”，一举巩固了他在相声界的地位。

　　不要给主席讲大道理

　　“曲艺和戏剧在当初都作过净化。去掉那些很庸俗低级恐怖的东西当然很有必要。但毕竟不是每件作品都如此。我们 那时强调无产阶级思想内容，这样就会在净化的同时，容易把艺术中最富有生机的，最鲜嫩的，最有锋芒的部分掐掉。”这是 戏剧研究者章诒和的分析。

　　她最后一句话意味深长，戏剧与曲艺有一条共同的规律，即生于民间，死于庙廊。

　　1952年相声改进小组解散了。侯宝林、刘宝瑞经王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早期的筹办人之一)的推荐，先 后进入了该说唱团，一并成为团里的台柱子。至于别的相声艺人也分别编入其他艺术团体。

　　艺人们满怀兴奋。他们不再是天桥卖艺的撂地艺人、搭棚茶馆里一说相声的，而是吃起皇粮，积极响应一切意识形态 为政治服务的国家演员了。

　　“侯先生不仅说传统段子，他也深入基层说过很多新相声。”

　　原说唱团团长王力叶回想起1959年，他带团远赴东海前线慰问演出，侯宝林郭启儒就合说过他即时创作的相声《 美蒋劳军记》。

　　“那时政治上将矛盾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敌我矛盾，我们是狠狠地批。至于人民内部矛盾，那就是 委婉善意地指出与帮助了。”

　　王力叶温和地说，等到了反右的时候，人们自然明白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末了，他索性连人民内部矛盾都回 避不说了。

　　“一篇好的相声就是一篇好的讽刺文学……欣赏讽刺文学是我们民主主义的一种表现。”

　　1957年反右扩大化时，热爱相声的老舍发自肺腑地呼吁。相伴而生的是，歌颂型相声的代表人物马季、常宝华等 人的崛起胜出。

　　其中要说马季，他师承侯宝林等名家专长，又能将所学融入创新中去。文革前，他歌颂全国劳模张富贵的相声《画像 》，倍受主席的激赏。

　　在早年的《说革命的相声》一文中，马季总结心得——

　　我虽然也反对相声应以讽刺为主这种看法，但当接触到《画相》题材时，对自己可以坚持走歌颂道路产生了怀疑。我 曾想用讽刺的方法来表现一个劳动模范，想来想去没法下笔。思想上认为应当歌颂，但又怕不被专家、内行承认。于是我学习 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指出，“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 们当然应该赞扬。”这才使我思想明确了，同时增加了我的信心，写出了歌颂性的相声《画相》。

　　“那个时候还是有讽刺的。但那种讽刺比较皮毛。一旦涉及到政治、涉及到科级以上的干部，就很少讽刺了。像咱们 看那相声，不都是‘科长怎么样’？再有的就是我们自嘲的一些社会不良现象了。”沉吟片刻，马季的同门，老相声演员郝爱 民开口言道。

　　60年代，郝爱民曾和马季跟随着四位师傅，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同入中南海表演相声。

　　“如今为主席说过相声的人就剩我一人了。”这使他感慨万千——

　　1960年开始，我们每周三晚上都到中南海紫光阁为国家领导人说相声。后来又增加了每周六在春藕斋演出。

　　演出之前，主席先坐在里间休息抽烟。这时候，主席的保卫人员李树槐就拉着我们进舞池。我还有点害怕，那个场合 里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咱们不能光想着跳来跳去，还得在脑中集中思想过词，准备好待会的节目。

　　主席从不抽完一支烟。等秘书发现他抽到半支时，那就是一个信号了，意味节目要上场了。我们赶紧去小间换好长衫 ，一排站好。那会，每个演员有个法定时间，每段相声再长不得超过3分钟。

　　10点到10点半左右，主席进来了，所有的人热烈鼓掌。再过一会儿，周总理朱老总他们纷纷撤离，让主席一人放 松尽兴。主席坐在专座上，先看京剧后听相声。

　　他听新相声，更爱听传统相声，特别是侯先生的《关公战秦琼》。侯先生为主席一共说了100多段相声，多数都是 传统段子。

　　我和马季表演的是相声小段，主要像《拔牙》、《装小嘴儿》、《难形容》、《猜字儿》一类的。主席都挺爱听，他 听后一笑，其他人才敢跟着笑。

　　表演之前，他的秘书就交待过我们，就是要让主席笑。让他笑了，休息好了就行了。不要给他讲那些所谓歌颂的，他 可不是要来听你讲大道理。

　　你是革命的一杆枪

　　“1959年不是刘少奇上台，调整八字方针么，整个意识形态宽松了一些，传统相声有了一段恢复。”田立禾拉扯 起调门。

　　那一年，中央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柳荫在会上多次发言，要将传统相声全部挖掘出来，哪怕是歌颂西太后的。要下决 心挖，如果再不挖，二三十年后就很危险了。

　　田立禾提到那个时候，有于宝林的《铡美案》、魏文亮的爱情系列相声。

　　他甚至记起，60年代初的一天，师傅张寿臣唤他到家中，“立禾，来，你快准备一段。”

　　“张先生不知打哪儿得来的消息，当时天津市委里有几位大人物在休养，想开洋荦，点名要听传统荦段子《直脖》。 所以他忙找来我，他以为徒弟又能够露脸了。”

　　田立禾把手放在嘴边，扮起了传声筒。

　　“哼哼。那段时间相当短。打1964年国家执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以后，传统段子一段没留下。 ”

　　傍晚，天津赤峰道上，大金台相声茶馆里，众友相声团团长尹笑声掸着烟蒂说着话。

　　那会不论是和平区曲艺团，还是南开区曲艺团，全都成立了相声研究组。

　　“相声是一段段地天天研究。监听组就设在舞台后，等演员一下场就告诉他，这段子先不说了，要回头研究研究。或 者直接告诉他，别说了，这段废了。这都是团里自己砍啊。最后是相互掐。你掐我的段子，我掐你的段子，掐到大伙没有一个 段子可说，全崴泥了(坏事)。”

　　尹笑声重重地将烟头掐灭在了桌上。

　　1965年，人们至少还能听到马季的相声。等到了1966年，马季也被打倒了，随后下放嫩江。侯宝林成了3名 三高分子。最惨的要数单口大王刘宝瑞，活活斗死在了北京房山农场的田间地头。

　　他们的老团长蔡兴林喟叹，相声再也听不到了。相声演员们都不搞业务了，前3年斗来斗去，后来全上干校劳动去了 。

　　歌颂型相声的另一代表人物夏雨田在生前曾对文革忿忿不平：

　　说“大鼓”是劝善的，“渔鼓”是讨饭的，“小曲”是才子佳人，“快板”是叫街的。“双簧”是半人半鬼，“相声 ’是专耍贫嘴……统统枪毙，全部砍掉。据统计，全国有260多种曲艺形式，几乎都被收缴了，仅剩下一样——“对口词” 。

　　此刻，他的一个好友正在模仿对口词。文革中，它几为相声的某种延续。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比如要用‘枪’来强调毛泽东思想，枪杆子里出政权。就这样——

　　“枪，无产阶级根本的需要；

　　“枪，穷人翻身的需要……”他扮演起红卫兵，斗志昂扬。

一个共同的靶子

　　“哟，有相声了。”

　　1973年，在姚文元审定的纪录片“五一游园”里，观众突然发现马季唐杰忠合说相声，欣喜莫名。

　　“文革期间老是那么几支歌几出戏，腻味透了。恢复曲艺组，马季他们从干校回来，创作了相声《友谊颂》。我一看 不错，乘这事钻了一个空子，在电台录音播放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老编辑陈连升说。

　　《友谊颂》在二七铁路剧场表演前，一位女的军代表大声叫嚣，咱们看节目时，要睁大眼竖起耳朵，挑挑有什么毛病 。

　　结果大伙听着就入迷了，毛病都让笑声掌声淹没了。

　　1974年，为让身体不佳的毛主席开怀，中央电视台让久未说相声的侯宝林、郭全宝，合说了一百来段传统段子， 并制作成了录像。

　　1976年全国文艺会演，局领导给王力叶下达了一个任务，让他为侯宝林写一个相声段子，“我写了一个讽刺苏修 赫鲁晓夫的，这是让他正式出山。”王力叶说。

　　文革结束后，一度相声如雨后春笋，空前繁荣。

　　这其间热门的，要属马季的《舞台风雷》、《白骨精现形记》、常宝华的《帽子工厂》、《狗头军师张》。姜昆与李 文华合说的相声《如此照相》，辛辣地讽刺了文革期间，人人无时不刻地背诵毛的语录的现象，而广受欢迎。

　　但凡聊及这一时段，无论天津北京，老少相声演员的观点也是空前一致——

　　那是段畸形的辉煌期。人们的笑声禁锢得太久了，太渴望笑了。哪怕你上台随便说一句，您来了，他们也要乐半天。

　　当时上下一致，矛头对准了一个靶子——王张江姚，讽刺他们一点问题没有。

　　最逗的是，相声不再逗人了

　　提起80年代的相声，人们津津乐道梁左写的段子，《虎口遐想》、《电梯奇遇》、《大新闻》、《小偷公司》。

　　相声评论家常祥霖赞叹，梁左是一个天才。他掌握了喜剧的规律——嘲弄神圣，“你看他后来写的情景喜剧《我爱我 家》，不就善意地调侃了一个不合时宜的老干部？”

　　梁左改写喜剧是90年代的事情。他在世时对相声的思考，我们仅能从他朋友的支言片语中，窥知一二：

　　他觉得相声上春晚，说的时间根本不够。相声需要“三翻四斗”，在不到5分钟节目时间里，根本没有“翻”的时间 。

　　讽刺型相声想上电视，就要苛求分寸与内容。如果一旦涉及社会敏感话题，基本不保。有一出相声《民族乐》，内容 上他不觉出彩。只因为是歌颂型相声，演员又是少数民族，于是就上了春晚。某领导审查时说，按条件不够上的，可是难办哪 ！他弄不明白，这有什么难办的？

　　“他心里有过不平。他说我一个段子哼哧哼哧写半天，别人都拿去发财了，我算什么回事？”与梁左相识的陈连升补 充道。

　　天津曲艺作家王鸣录很理解梁左的这一想法。他以为这也是九十年代后相声呈现滑坡的一个原因。

　　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沉下心来创作的人本就不多。当发现自己辛苦的产出，捧红了一个个相声明星后，而自己一次 性的所得竟与之相形见绌时，谁能完全做到心理平衡？这种情形下，怎会产生精品？

　　“相声最好是相声演员来写，因为他们懂得其中的窍门。往年间的艺人们肚子里装着五六十个段子。现在我问一些相 声演员，他们中间顶多就会四五个老段子。老段子是经过了艺人们的实践得出，千锤百炼流传下来，那是几代人的心血结晶啊 ，没有这个底蕴，他们就写不出来。就算他们想搞点讽刺性的东西，也不会运用这种手法。”老漫画家方成心疼地说。

　　“断代。一次次政治运动造成了相声的断代。创作上断代，与传统的断代，欣赏审美上的断代。”田立禾发出了一个 老艺人的悲鸣。

　　2002年，相声评论员彭俐观赏了一场新相声小品晚会。晚会取名为《越来越好》，可按他的形容，恰恰相反，“ 大部分作品像温吞水一样”。

　　他干脆拿出笔来，摘取其中的“包袱”：

　　“崔永元的腿比脖子短。”

　　“我从来不穿衣服。”

　　“葛优充靓妹——没毛。”

　　“我是你大爷”……

　　“凭良心说，这有什么可笑的？”他反问我。

　　在《最逗的就是相声不逗》一文中，他写到：相声不讽刺，就会被讽刺……人们不满意相声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 重要的原因，就是渴望相声担当起讽刺社会不良现象和落后观念与习俗的重任。

　　也是2002年，中央电视台开始在五一黄金周举办全国相声大赛。其后的第三届与第四届大赛，有人讽刺为“看不 到相声的相声大赛”。

　　如果蜜蜂没有了刺

　　相声演员们委屈啊，有人抱怨长官意志对相声的干涉。

　　老演员常宝华3年前曾对我说：就我遇到的事，除了有时间限制，还有命题限制。有次我在外地演出，有人就事先打 招呼，你千万不能说“梦想成真”四个字，因为他们的台长做的梦不好，你看多奇怪！

　　有人不满相声审查过于苛刻。相声演员李增瑞记得，1995年春晚，他们准备了相声《方言外语》，整个剧组一致 通过。

　　“结果因为台长的一句话，说这个节目讽刺我们中国人不会讲英语，它就被枪毙了。”他为此挺纳闷，中国人不会讲 英语，不也很正常么？

　　“你要想再影射和针对点什么，那就更‘可以’了。”他笑着说。

　　“不要想出名时就想到电视。到哪儿都有要守的规矩，不服不行。很多人上去前，不都备着个七八个节目？

　　“大春节闹喜庆，你来个交通堵塞、官员腐化、环境污染、住房困难，这4个节目要往那儿一堆，整个气氛全完。” 一位在央视文艺部工作多年的节目监督反驳道。

　　原央视副台长章壮沂也为相声的现状表示担忧，他真诚地说：“对文艺节目的审查，很细的明文规定倒是没有。但既 然是上央视，不管什么节目，首先考虑的是政治思想，内容健康性，符不符合政策宣传口径。电视毕竟不是小剧场，拥有上亿 的收视率，负责人对节目的把关必须全面。”

　　“什么都不怪，只怪相声从业者自己的无能！现在给予他们的还不够多吗？他们一面领工资，一面拿着大笔出场费， 却不肯踏实钻研业务，不去真正地深入生活。据说有人连公共汽车站都不熟悉了，这样还想说出深入民心的好段子？如果说意 识形态管理太严，那为什么80年代，梁左能写出优秀的作品？”一位不愿署名的曲艺评论家神情激愤地质问。

　　“可80年代却是思想最为活跃的一个阶段。那时文学、美术都经过了深刻的讨论与反思，相声有没有呢？这是要质 疑的。”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评论员王晓渔对此不甚赞同。

　　“我也不认同将板子全打在相声从业者的头上。”以下，老作家肖复兴的一番话颇长，却引人深思。

　　“建国以后，我们一切都行政化了。行政化以不同形式不断渗透在各种文化当中。我们的审查制度是必要的，但有些 违背了艺术的规律，在客观上对相声造成了一种很大的制约。加上一些行政策略并没有真正梳理相声与现实的对应，使得相声 越来越向晚会化、搞笑化跌落。

　　“相声的讽刺性在减弱，相声对现实采取了一种回避，或者是绕着弯地讽刺。这也是为什么网络段子，手机短信比相 声更显一针见血的原因。

　　“如果将相声的讽刺比作蜜蜂尾巴上的刺。那么这根‘刺’既是别人摘的，也是我们自己摘的。”

　　小剧场内

　　“又不能赚钱，又要担负责任，还不一定能演。为嘛要找些麻烦？”天津众友相声团里另一成员黄铁良在后台直问。

　　他原是侯宝林的弟子。90年代中期，在相声最不景气时，他和尹笑声等一批同行聚头开了一个会。

　　在会上，他们认为自己这一辈子吃相声，喝相声，不能眼瞅着相声就这样了。于是他们成立了众友相声团，从5元一 张票卖起，苦苦维持到了今天。

　　“现在大家肯来茶馆，花点小钱喝杯茶，听听相声图个乐，这就够了。”他蹙起了眉头。

　　至于相声的明天，他干笑了两声：“不好说。谁知道呢。兴许再出几个郭德纲？”

　　与此同时，北京德云社里，郭德纲正为准备庆祝他从艺20周年，忙得不亦乐乎。4年前，他在《论五十年相声之现 状》里，掷地有声地发牢骚：

　　和尚俩字不能说，非典俩字不能说，印尼海啸不能说，文革俩字不能说，不能说的太多了，能说的没有什么了……

　　“我来给你举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吧。”东城区相声俱乐部里，一个浓眉大眼的逗哏言之凿凿。

　　“前年中纪委整医风抓回扣，拿着文件就找上我们了，要我们创作两个段子讽刺这种不良现象。等我走访了三家医院 后，我真切感受到医护工作者其实也非常不容易。而这个问题的根结出在哪儿，不用我说，你也明白吧？

　　“有些事得靠行政命令，你不能指着相声用讽刺来解决。”

　　离他一米远处，他的搭档看了一篇网络段子想乐。其内容是一个警察在上班的第一天，目睹了社会上的光怪陆离。文 章内，还有一个相声演员在感叹自己想说这段子而不能说。

　　“这有什么难的？开场就说这是爷爷辈发生的事，跟现在一点扯不上，不就行了。”

　　“观众听得出这里的设计么？”

　　“那合着您的意思，就直接把它印成文本，到场人手一册？”他几欲嗔问。

　　不多会儿，他俩上场去了。屋中心，一张长长的桌上躺着一份内刊。翻过，一篇文章的标题赫然在目：相声，可别忘 了讽刺功能。

　　人民群众喜欢“三俗”？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明眼人一听郭德纲的《我要上春晚》里这句台词，就知道他是对冯巩的模仿 。

　　如果冯巩是90年代相声的突出人物，郭德纲则是2006年相声界冲出的一匹黑马。

　　走红时，他放言“我的相声不是教育人的，就为了逗乐”，“初一郭德纲露面，全体相声演员哑音”，惹来业界一片 哗然。

　　“曲协接到许多相声演员的电话，你们为什么不管管啊？”姜昆说，当即另有人说他和冯巩在以往说的都是主流相声 ，指责他们毁了相声艺术的人民性。

　　时任中国曲协党组书记的姜昆为此专门组织会议，在某文件中，他提到——

　　针对部分观众对德云社表演的一些相声有格调偏低，瑕瑜互现的现象提出的批评，由中国曲协发起，北京周末相声俱 乐部和德云社两个相声团体在京共同签署了一份《倡议书》，倡导相声演员以及曲艺工作者们携起手来继续坚持文艺的“二为 ”方向和“双百”方针，自觉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等不健康的表现方式。

　　协议的签订，并未挡住同年11月，郭德纲在《我要反三俗》中，对反三俗的戏谑——

　　“他(观众)活该，爱乐不乐。相声的工作就是教育人，哪怕他不乐。”

　　“损失十几亿的观众算什么？你的位置站得很稳牢。”

　　“记住了，你是一个教师，而且在台上你一定要反三俗！”

　　“有的人就是没活明白。网络、手机聊天、网友见面是我们现代生活的三大方式。外在冲击我们，我们怎么可能不三 俗？除非你把网络彻底切了。手机刚收到黄色短信，它能自动删除，或者你干脆把手机‘叭’地往上一摔。这可能么？”

　　跷起二郎腿，数起翡翠绿的佛珠的是相声小剧场——嘻哈包袱铺的创始人高晓攀。

　　那张青春逼人的脸，被一帮80年后90年后的粉丝视为偶像派相声演员。

　　“上次曲协开会，还在提我们要紧握延安时期的创作思想。我一声不吭。他们也不看看现在年轻人爱什么？说了半天 相声，他们不知道观众的笑点在哪里。他们早脱离了观众。

　　“我还就不怕谈毛泽东思想。毛说过，我们要从群众中来，回群众中去。我们说相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人乐，只 要不脱离相声的语言特色。既然要让人乐，里面必然有三俗的成分，这就要看你怎么说了。这其中玩的状态不一样。”

　　这晚的嘻哈包袱铺上演的全是群口相声。

　　其中有一个讽刺型相声剧《70、80、90》是高晓攀自创自演，“我们是把几代人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阐述出来 。”

　　剧中有一幕，60后的主持人问起三人，你们怎么看待日本人？

　　“我爷爷就是让他们杀害的，所以我们要打要打要打！”代表70后的相声演员激愤地举拳高呼，一副民粹主义的神 情引来台下的阵阵笑声与掌声。

　　“我们就是和谐嘛，我们要和谐社会嘛。”80后的演员不温不火地说。

　　只见戴着90后时兴的阿拉雷头具的高晓攀，略带台湾腔：“我就是日本人啊！”

　　台下的70、80、90后们笑作一团。

　　不是相声段子的段子

　　1、毛泽东自己就是一个相声的热心观众，有时周六晚上，会在中南海他的住所里让人表演相声。有趣的是，他只要 求看那些老段子，对于新的有关革命的却不感兴趣。江青曾禁止看所有外国电影，却在自己私人住所里观看迪斯尼的动画，和 妻子一样，毛泽东一边继续培养大量的革命艺术，一边私底下欣赏那些不合格的经典老段子。

　　2、1958年年底，因与何迟的合作，马三立受到牵连打成右派，十年文革更是举家下放农村。

　　现如今马三立的儿子马志明白发苍苍，他一边揉捏着在文革中受伤的腰，一边冷然地数落着已逝的父亲：

　　“我们家在过去是纯粹的苦大仇深，新社会彻底的翻身户。得，挺好的成分都让老头说一《买猴》糟践了。依我看， 他定右派不冤。谁让你生活在社会主义美好环境里，拿着人民的工资，你不去歌颂，你去讽刺？”

　　3、一个讽刺江青的段子

　　A：(模仿江青)我从小时候学习就很努力了。五年来我每天坚持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而毛主席的著作我读 了七年。同志们，我从头到尾的读了四部作品：我能背诵列宁的资本论(马克思写),和马克思的……

　　B:别说废话了！饶了我们吧！

　　A:同志们，上层的斗争是复杂的，在政治圈里有些敌人想害我。

　　B:是的，因为他们都知道你是个阴谋家和机会主义者！

　　A:他们说我是试图公开推翻共产党。这些谴责是没有根据的！是的，我尝试推翻共产党，但是那绝对不是公开的！ ”

（此文要感谢编辑小施）

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生于北京。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曾任台湾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唐宋词名家论稿》《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迦陵论词丛稿》《迦陵论诗丛稿》等。

“很多人问我学诗词有什么用，这的确不像经商炒股，能直接看到结果。”叶嘉莹先生清音平缓，“钟嵘在《诗品》序言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人心有所感才写诗。‘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身处贫困卑贱之中，安分守己，不为外物所动；独处时有诗为伴，陶渊明、杜甫、苏东坡、辛弃疾，都在你的眼前……”
　　头发花白的叶嘉莹端庄“独处”于她的“磁场”中，背后的三大排书架上，整齐地罗列着她的著作。她面朝壁上的《班昭图》，据说，画中女子是画家范曾依她形象所绘。头顶的吊灯柔和地俯照着“画中之人”与“画外之人”。“画外人”清澈的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清高，方正的下颌突显出她的刚强。
　　在一篇文章中，叶嘉莹提出过“弱德之美”的概念。她说，词本身存在于苦难之中，而且也在承受苦难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弱”。而在苦难之中，你还要有所持守，完成自己，这就是“弱德”。
　　有人问，您是否有什么遗憾？
　　她说，“我的遗憾都已过去了。”停顿片刻——“我最大的遗憾，还是我小时候书读得不够。”
　　又问，您少年时读《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甚明了“道”是什么，现在能总结出来么？
　　她说，“人生最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真心性，心灵的一片清净洁白。”
　　不知不觉，回到大陆教书已经30年了。30年前的1979年，叶嘉莹穿着特意在香港定做的蓝色中式上衣，站到了祖国的讲台前。去年12月，她极难得地在南开大学小礼堂开了4次关于古典诗词的大讲。讲到温庭筠的《菩萨蛮》时她转过身，望着台下上千莘莘学子说：“古诗词这么美好的一份珍宝，我多么希望你们能看见。”
　　有人说，叶嘉莹站在那里，就是一首活生生的诗。
　　诗词路上的两位导师
　　叶嘉莹是满族叶赫那拉氏后裔，1924年，出生在北平察院胡同一所老四合院里。父母对她用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教育理念。“后来父母虽准许我到学校读书，但在生活方面约束极严。因此我的见闻与感受，几乎全与外界隔绝。加之我天性中又有一种喜欢蹈空梦想的性格，重视内心的感受，而忽视外在的现实。”
　　后来踏上诗词之路，第一个要感谢的是伯父狷卿公。狷卿公国学素养深厚，膝下无女，见侄女爱好诗词，不由格外欢欣。
　　“中国诗歌传统的吟诵不是现代的朗诵。中国古诗词是以兴发感动的作用为诗歌美感之主要特质，而这种美感的由来与中国吟诵的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小时候伯父就教我把古人读入声、现代人读平声的一些字，读成短促的近于去声字的读音，如此吟诵时才能传达出声律的美感。”
　　伯父鼓励叶嘉莹试写绝句小诗。“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这首《咏莲》是她少女时期的作品。
　　“黜陟不知，理乱不闻；自赏孤芳，我行我素。”与她同在北平的辅仁大学就读的堂兄彼时这么评价她。“同是社会中人，岂能真对外界事充耳不闻？”她淡然一笑。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迅速北京城。老师们突然不见了，历史、地理教科书被一页页撕毁、涂改。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抗战开始后，在上海工作的父亲不得不随单位步步南迁，渐与家人失去联系。母亲忧思成疾，身染重病，去天津租界动手术，执意不要他们姐弟陪同，最终溘然长逝于从天津回北京的火车上。“昨夜接父书，开缄长跪读。上仍书母名，康乐遥相祝……”没有坚持陪同母亲去天津这件事，使她抱憾终身，也理解了人生无常的真义。
　　另一个要感谢的人是顾随先生。顾随是研究古典文学的一代大家。1942年秋他来到辅仁大学时，叶嘉莹正读大二。她家中书柜玻璃窗夹着的泛黄老照片，正是她们几个学生与顾先生的合影。
　　有人说，叶嘉莹与顾随先生有5点相似：同是少年丧母，体弱，具有诗人敏感的心灵；同是阅读广泛，研究小说、杂剧、书法、韵文、佛教禅理；同是旧体诗人，中西学问兼修；老年时同在天津教书。最后，他们都爱在“传道授业解惑”时“跑野马”。
　　叶嘉莹至今铭记在心的是，1945年夏，她大学毕业，陆续在北平3所中学任教。一日，收到顾先生的来信：
　　年来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却并不希望足下能为苦水（顾随别号）传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左侧墙壁的匾额上，她的别号“迦陵”二字是顾随先生的亲笔。“一次先生提出要把我的作品交给报刊发表，问我是否有别号或笔名。我一向未发表过任何作品，当然没有。先生要我想一个，于是我就想到了当日偶读佛书，所见到的一种唤作‘迦陵’的鸟。”
　　我先生不是我的选择
　　南下是因为婚姻。1948年3月，叶嘉莹嫁给了在国民党海军供职的文职人员赵东荪。11月，夫妇二人辗转来到台湾高雄附近的左营海军军区。
　　关于这段婚姻，她意味深长地说：“我的一生都不是我选择的。我的先生不是我的选择。他姐姐是我中学老师，她很喜欢我，我老师选择了我。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但是谁让我结了婚呢？”
　　为叶嘉莹写传记的学生张侯萍说，“叶先生熟谙古诗词中的儿女情长，可她这一生从来没有恋爱过。”
　　1949年8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言言降临人间。当母亲的喜悦她曾对人说过：没有做过母亲的女人，人生是不完整的。
　　但幸福感并没有维持多久。1949年前后，国共两党对峙白热化，不少赴台人士被怀疑为共产党，台湾当局在民间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第二年年底，“不爱诗词，偏好政治”的赵东荪被怀疑为“匪谍”投入了大狱。
　　随即她也失去了工作。万般无奈下，她投奔了先生在高雄的亲戚。亲戚也刚刚到台湾，生活窘迫，自顾不暇。烈日当头，瘦小憔悴的她抱着孩子四处奔波，夜深人静时才敢回屋，小心翼翼地在窄小的走道里铺上一张凉席。
　　她在《转蓬》中这样写道：“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现实渐渐磨掉创作和读诗词的心力，此后近10年时间她的创作量微乎其微。
　　几年后丈夫释放出来，他们有了第二个女儿言慧。见生下的又是一个女孩，丈夫并不高兴，而且，因为久被囚禁他性情大变、动辄暴怒。最痛苦时，叶嘉莹想过用煤气结束生命。
　　“那时我终于被逼出一个自求脱苦的方法，就是把自己一部分精神感情完全杀死，这是使我仍能承受一切折磨而可以勉强活下去的惟一方法。我现在如此说决非过言，因为我那时确实在极端痛苦中，曾经多次在清醒的意识中告诉自己：‘我现在要把自己杀死，我现在要把自己杀死。’”
　　乖戾的丈夫即使找到工作也干不长，一家六口的生计落在了她纤弱的肩上。
　　1950年代，戴君仁、许世瑛两位先生在台大教书，经他们推介，叶嘉莹先后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台湾辅仁大学等校兼职教授诗词曲。
　　“产后身体本就瘦弱，在台北兼教三所大学时，课程繁重，又染上了气喘。每天下课回来，胸部都隐隐作痛，好像肺部气血精力已全部耗尽，每一呼吸都有掏空般的隐痛。回家后，还要因没有做好家事怀着负疚的心情面对夫权的责怨。可我真是热爱古典文学，只要一讲课就神采飞扬。”
　　在那段生活里，无论是出于强烈的自尊，还是为使女儿们不受悲观情绪的影响，她一贯以平和愉悦的面容示人。而心里，最常忆及的是王国维咏杨花的《水龙吟》：“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我以为自己如同所咏的杨花一样，根本不曾开过，就已经凋零了。”
　　去年5月丈夫“去了”，叶嘉莹在诗中写下心境——“一握临歧恩怨泯，海天明月净尘埃。”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1966年是叶嘉莹的转折之年。当时大陆杜绝与美国院校的一切文化交流，于是美国人要研究汉学只能跑到台湾去。“3个大学的诗词曲，杜甫诗、苏辛词，电视、电台的古文讲座，都是我在教。他们就跑来听我的课。”
　　凭借她的古文诗词底蕴，叶嘉莹被邀请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讲学。哈佛大学远东系的海陶玮教授正在研究陶渊明，也邀请她到哈佛去作了讲学。1969年夏，她欲按原计划重返哈佛，却未成行。海教授以为从加拿大去美国容易，让她先赴加国。
　　“我到了温哥华。申请赴美签证还是没有成功。海陶玮一心想把我留在北美与他合作研究，于是请人把我留在了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教书。”
　　那一年她46岁。台湾已是回不去了，一家老小迁来异域，她和他们一样要重新适应环境。父亲更见衰老，女儿正在读书，先生一时没有找到工作，冲着她叫嚷。而她，还要重新学习一门语言，以向西方学子讲述中国诗词之美。
　　拖着一天的疲惫回家，仍要面对丈夫的咄咄发威。太累了，实在是无力纠缠。默然做完家事，一个人凑在台灯下翻字典查找生词直至凌晨。生活上有再多不快，至少她可以在讲堂上随心所欲、信马由缰，与学生们心灵相通、肝胆相照。
　　“但你想我们这么美好的诗词，把它变成英文，我怎么讲？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里面蕴涵了多么深厚的意境，你翻成英文：I saw the southern mountain from afa，这是什么？我的英文实在是可怜，真的没有办法讲。”
　　“在晚年时，有一次她丈夫看到她讲课时的录像带，惊奇地问，‘这是你在讲课吗？下次我也去听好不好？’与她生活了一辈子，就像一个陌生人。”张侯萍深为老师的命运叹息。
　　1970年叶嘉莹再次去往哈佛，开始了对王国维的研究。哈佛燕京图书馆给了她一把钥匙，闭馆后她可留在里面工作。夜晚，从长长的、黑暗的通道经过，“我竟会有一种静安先生的精魂似乎就徘徊在附近的感觉。”
　　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曾在文中感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记载着她与这颗远逝的灵魂攀谈的痕迹。为什么选择了王国维？这里有难言的苦涩吧？作者的词学观，多少受了王国维的影响，而诗词的写作，亦与王国维多有暗合之处。更主要的是，王国维肃杀、凝和的气质里，流露着深沉的悲剧精神，那里显示着人性的脆弱，与世间的无奈。一切辗转于风尘间的漂泊者，都可以从他的文字里，感受到现代人内心最沉重的东西。叶嘉莹于此，领会很深。”
　　王国维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有谁能比她体会更深？
　　1976年3月24日，结婚不足3年的女儿言言与女婿永廷发生车祸双双殒命。
　　历尽悲苦之后的余生，竟然还会遭遇如此致命的一击，她绝想不到。车祸之前她去东部开会，途经多伦多还探望了女儿和女婿，其后转往费城探望小女儿夫妇。一路上她满心喜悦，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安度晚年。谁知抵达费城第二天就接到噩耗。因为一直是这个家所有苦难的承担者，哪怕痛不欲生，她还是强抑悲痛立即赶到多伦多为他们料理后事……
　　之后，她把自己关在家中，拒绝一切友人的问候。因为任何人的关怀，都会引发悲哀。“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一世逼人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这是《哭女诗》中的一首。
　　但她并未沉溺于哀伤，母亲过世，她就清楚地意识到人生短暂。女儿女婿双双罹难，好像打通了她人生思考的关节。“过去顾随先生说过两句话：‘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以无生之觉悟过有生之事业。’我当时并没有过深的体悟，历经世事无常，痛极以后才有了彻底的参悟。”
　　谁敢跟她一样痴迷？
　　1978年，暮春，黄昏，叶嘉莹经过温哥华家门前的一片小树林，她要到马路边的邮筒那儿寄信。
　　“落日的余晖正在树梢上闪动着金黄色的亮丽光影。马路两边的樱花树落英缤纷。一寸光阴一寸金，这种景色唤起了我年华老去的警醒。”
　　那是一封寄给大陆教育机构的申请信。寄信之前她曾和家人回国，在火车上偶见一些青年在读《唐诗三百首》。叶嘉莹惊喜不已，她笃信诗词的力量正在于此。她与这个国家都刚刚经历一场伤筋动骨的劫难，“可是诗词可以使人心不死”。
　　1979年在南开读历史系的张侯萍还记得叶嘉莹第一次讲学的盛况——
　　南开中文系为叶嘉莹安排的课程是汉魏南北朝诗，每周上两次课，每次两小时，在一间大约可容纳300人的阶梯教室。“文革”刚刚结束，学生们如饥似渴，不仅是南开学生，天津其他学校的学生也赶来听课。临时增加的椅子排到了讲台边缘和教室门口，上课时叶嘉莹想进教室都很困难。中文系没辙了，想出一个方法：持听课证才能入场。
　　结果天津师范大学的一个女生心生一计，找了一块萝卜刻了一个假章，自己做了假听课证（如今她已是天津电大的老师，仍不时去听叶嘉莹讲课），引致很多人效仿。所以叶嘉莹讲课时，教室的阶梯上、墙边、窗口，挤满了学生。讲座结束那天晚上，大家不肯下课，一直等到学校的熄灯号吹响了才纷纷离去。
　　“那时她还被人称为‘叶旋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钟锦2002年随叶嘉莹学习，他说，1980年代后期，社会风气变化，人们对诗词不再那么关心了。
　　“当年她的《唐宋词十七讲系列讲座》可以卖到十几万册，现在只有一万册销量。当年包括我在内有多少人跟随她、沉迷她。而今，中文系毕业生就业困难，又有多少人敢和她一样痴迷古典诗词？
　　“前年她收了一个弟子。那个学生原本学习法学，实在太爱古典文学，给她写了封长长的信。她很受感动，收了。却又说，法学你也继续学，学古诗词怕是以后不好找工作。听到这种话你不感到心酸么？
　　“但叶先生还持有一份可爱的天真。有时来找她的人，并不见得真心喜欢古诗词，但只要听说来者喜欢，她就会信任这个人。她甚至嘱咐我，要我多带出几名优秀学生，将来能跟着她学习古典文学。可她忘了，等我的学生毕业了，她已是90多岁的高龄了……”
　　孙郁说，“在叶嘉莹的《迦陵论诗丛稿》中，她谈及了自己治学中‘为己’与‘为人’的问题。我以为这是把握她学术生涯的线索。她钟情于诗词艺术，偏于主观的感受，在神异的境界中体验自我，于是便获得了‘为己’的快慰。而当意识到这种快慰生成的缘故，便有使命感与传承的自觉，想将古文化中有生命的东西普及于社会，这便是‘为人’的内涵。”
　　“对不起，我要去工作了。学生们的论文堆在那里，还有些文稿需要写。每天的事都干不完。”客厅内的钟指向23点，叶先生站起身，慢慢走向那间书房兼卧室。
　　一位晚辈记得：有一次他们几个人送她到机场。进入登机口后，她一个人拎着那么大一个包，身影孤独。这样一个瘦弱老人的身上，担负着一种东西。30年来，她不断往返于中国大陆、台湾、加拿大。刘波他们问过她，“飞不动时有何打算？”她说得平静：不行就回加拿大住进养老院。
　　她什么都很清楚，从没有迷失过。
　　（感谢刘波、张侯萍、安易、钟锦、景蜀慧、汪若川等人提供帮助）

很长时我不敢在这下面落笔。一来是心中无语，二来是心中有愧。我想我和很多人一样曾经对这个人十分的刻薄和无聊。私下嘲弄他的脸，他的一次次失败的整容，猜度他对男孩的异样情结。可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人，一个和我们一样需要慰藉，需要关爱，需要理解，或更为需要的人。

我不相信悲伤

彭苏

      四川地震灾区，永兴板房社区里，一个妈妈抱着布娃娃，代替她死去的儿子，和丈夫并肩坐在镜头里。

     诙谐的摄影师此刻严肃而急切地摆弄着机器。真正采访这对夫妇的同事生性善良，面对这样的场景，真是难为他了，除了无言我们还有能有什么作为？

     我干脆溜出了屋。很奇怪啊，如果在几年前，我会鼻头发酸，两眼汪汪。可现在我心中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甚至在请这对夫妇吃饭时，听到男人的愤慨不平，女人缅怀儿子生前一举一动，宛若他就在其中时，我是何等地冷静，像个旁观者去分析他们话语中的情绪化，心态的裂变。

     一直到坐在回京的飞机上，我都在质疑自己到底怎么了？难道我生性冷血？不，这不是我。是因为职业让我走向了某种麻木？好像也不然。

      我知道，就在采访这对夫妇前，我那位可敬可爱的同事，在受灾某地与失去儿女的父母交谈时，遇当地某权力机构的突袭——被拘留五个小时，并强行写下永不来该地采访的字样。

     我想到，在任家坪的某深夜，一个死去儿子的母亲，留住素不相识的我，翻箱倒柜摸找着儿子的相片，只因我倾听了她的回忆，她一脸的谦卑和感激。

    “有空来坐啊。”快出门时，她把几只苹果强塞进我的包里，口里不住地说。其实我俩都知道，这是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见了。

   “祖国的花园是花朵，花园的花朵真鲜艳。”这首歌我们唱了一代又一代。

    这些年，我们分明看到，我们的花朵被毒牛奶浇灌，我们的花朵在祖国的某处被某某官员的践踏蹂躏，我们的花朵因为天灾被埋没，现在他们要被彻底地埋没。

     哭有什么用？说声“难过”何其浅薄。我不再相信悲伤。

　　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四川绵阳

　　故事一

　　男：张建均 射洪县大榆镇 务农

　　女：母贤碧 曲山镇新街村四组 务农

　　如果不是去年，成都一家纸媒记者在北川县民政局查到他们拿结婚证的日期——2008年10月27日，恐怕连张建均、母贤碧自己都不知道，他们是震后北川县第一对登记结婚的重组家庭。

    　拜访他们的这天，雨点纷纷扰扰。

　　“这雨还算是小的。不然像以前哈，能顺着这块，还有那块流进来，地上湿湫湫的。”

　　张建均坐在低脚板凳上指了指门，扭头又指了指窗。

　　“到了夏天，这屋里头热得实在没法。电风扇一晚上对起人吹都没法。”坐在床头的母贤碧，脸色蜡黄蜡黄，还在温和地笑。

　　她盯着脚上的鞋发呆。银色革面，皮质粗劣，但外壳做得好看，鞋扣盘着一朵花。

　　这是她最好的一双鞋了，35块钱。她知道今天有媒体要来拍照片。

　　两片铁皮，中间夹着白泡沫。无论是任家坪还是永兴，所有社区的板房都如此。

　　板房不能隔音，不能隔热。除了有时渗渗水，过冬时，还会让母贤碧缅怀往日屋里头，烧得红通通的火盆。

　　18平米的空间里。

　　一台较新的洗衣机——“是从老城我们家里面背出来的。”张建均说。

　　那床粉艳艳，抻抻崭崭的，中间印上一颗红心的床罩——“这是我以前老婆子（妻）的，我把它扒了出来，她也很喜欢。”他瞅了瞅母贤碧。

　　以前老婆子的姐姐送的彩电上方，是二人舍不得戴的一对手表——“去年央视给送的，潘长江为我们主持过婚礼。”

　　若论以前，“房子啊啥子都有。我们两家都好过。”母贤碧说。

　　地震前，他俩客客气气，很少多说话。各自本分地过活持家。

　　那时，张建均的家在曲山镇新街村442号。再减个20号，就到了母贤碧的家。

　　他们同属一个大家族，逢年过节聚在一起耍，好不热闹快活。

　　酒宴上，母的儿子要喊张建均 ——“姑爷”，张的儿子称母贤碧为“舅母”。因为她的前任和他的前任是堂兄妹，两人都在地震中丧生。

　　只要你对我妈妈好，

　　我没得啥子意见

　　母贤碧丈夫“走”后满3个月，张建均的大姨子找上门来。

　　“她说，你带着娃儿还要继续过。问我要不要跟张建均组合一起过。我觉得好突然哦。本来都是亲戚，再说都这么大年纪了。我说这怎么可能？”

　　这会儿，张建均已出门，去了永兴街上的一处工地。

　　母贤碧摩挲着一张照片。上面的男人喜笑颜开，长得比张建均帅。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从没像别的夫妻那样吵吵闹闹，总是有商有量，感情好好。他一走，我不知道啷格办了。就想一个人把娃儿盘大，把他老汉（爸爸）的心愿了了。”

　　大姨子也是她前任的堂姐，劝她说：

　　“没得事。你想想，你和张建均彼此知根知底的。你俩的娃儿从小就像亲兄弟。万一，你二天（将来）再到外乡找一个，怕是没得这么巴适（合适）了。”

　　堂姐的一番话，让母贤碧脑子里开始打起了仗。倒是张建均回话快。

　　“男人想事很实际。屋里头没个女人咋行？连个洗衣做饭的人都没有。要是我打工走了，蒋滔的生活起居谁管？要是遇到对儿子不好的女人咋办？”

　　所以当大姨子跟他提起这件事，他觉得没得问题。

　　为前夫作百日祭时，母贤碧把“那件事”委婉地跟儿子蒋林提了。

　　“他的脸马上就黑起，好吓人哦。他一个人在前头走，我在后面喊他他也不应。”

　　待钻进汽车里，儿子憋了半天，说了一句让她心颤颤的话：“妈妈，你硬是（简直）像变了一个人啊。”说完后，竟自哭出声来。

　　瞅着17岁的儿子在身边哭，母亲的心尖尖都快随着车身颠簸破了。

　　她红着眼咽着声说：“你莫怪妈妈啊。我和你姑爷商量过，这事要征得你的同意，你不同意还是不行的。”

　　“我不同意。”另一边，张建均的娃儿蒋滔也倔得很。他比蒋林小两岁，想法很直接 ：以前喊舅母惯了，怎能一时改叫妈？

　　为了做通两边娃儿的思想工作，大人们颇费了一番脑筋。

　　有一天，蒋林主动约姑爷谈了一宿。那晚的谈话内容，张建均从没对我说起。

　　母贤碧知道。“我娃儿对他说，姑爷，只要你对我妈妈好，我没得啥子意见。”

　　你放心，我这辈子绝对对你好

　　“母贤碧性格好，把娃儿交给她我放心。”工地上，换掉采访时穿的装束，张建均已与一个普通民工无异。

　　裤脚挽起，黄色橡胶鞋上沾满了黄泥点。光天化日下，他眼袋上原有的两处黑斑胎记尤为突出，使其显得疲惫不堪。

　　没有起点，看不到发展，希望全都寄托在两个孩子的身上。这就是他和母贤碧共同面对的命运。

　　“我们都40好几了，你说再创好大个事业，也不可能了。就算是招工，别人也只招35岁以下的，拼体力都拼不过人家。”

　　张建均踩在碎石上，慢悠悠地边走边叹，不时地回头张望。

　　再多挣点钱吧。来年，北川新县城建起时，说不定要花钱买房子。

　　要是能为两个娃儿一人盘下一套房子，将来他们结婚生子也不愁了。一家人和和睦睦的……

　　这是夫妇俩仅存的心愿了。

　　然后，张建均粗略地算了一笔账。

　　他收入最好的时候是一个月能赚到2000元。

　　之前，全家的积蓄就是两位前任死后，国家颁发的抚恤金，每人是5000元。一笔1万多元的房屋损毁补偿金至今还没有分发下来。

　　他申请过低保，始终不能通过。即使申请到了，居民只能得到150元。农民更是少得可怜，是100到35元不等。

　　大儿子参军去了。小儿子在读职中。全家人仅仅这个儿子买过保险。他一直在工地上挪上爬下，有谁为他上份保险？

　　有时，他倒想为母贤碧娘儿俩买上保险，可是钱呢——“现在这点钱只能顾到4张嘴。”

　　况且，母贤碧还有病，根本无法干重活。

　　母贤碧的病是在两人谈妥结婚，张建均去上海打工20多天后的事。

　　起初，她发现身上出现了一片片红点点，后来时不时感到头晕目眩，胸中气闷。

　　“她打来电话时，我还蛮高兴。结果，她告诉我：我不太好嘛。”张建均回忆着。

　　“啷么呢（怎么了）？”

　　“医生说我血小板很低，不做检查怕是要得白血病哦。”

　　“我心里很犹豫。不打这个电话不行。打了这个电话，事情就成不了。他好好一个家都没了，难道又要娶个病人？”在板房里，母贤碧说。

　　紧挨着电视机的筐里，放着再造生血之类的药丸。这些不知能起多大疗效的药物，要占去这家人每月开支的三分之一。

　　“结果，他说要我等着，他这就回来。我不信。”几天后，母贤碧就接到了张建均的电话，让她到绵阳火车站接他。

　　站台前，东张西望的两人见着了面。母贤碧伸手想为他提行李，张建均挡下了，“你是病人，怎么能让你来拿？”

　　他陪她到了绵阳市大医院作检查，医院开出的价目，听得他们灰心丧气。

　　“我是嘴上不急心里急啊。我们哪有钱治疗？只有让医生先开药让她吃着，等以后挣够了钱再为她治好。”张建均垂下头去。

　　说时，母贤碧弱小的身影已浮现在人群中。张建均停驻下来，平静地注视着她。

　　结婚证是在最困难的当口领的。他对她说，你放心，我这辈子绝对对你好，对你的娃儿好。

　　婚后有一段时间，母贤碧曾十分自卑，天天窝在家里哭泣，认为天下的坏事都落在自己头上了。

　　唯一能够宽慰她的，正是眼前这个朴实男人的这句朴实话语。

　　故事二

　　女：周永琼 曲山镇沙坝3组 农民

　　男：贾怀旭 曲山镇沙坝3组 农民

　　妹妹，我好痛苦哦

　　沙坝村和茅坝村的居民混杂住在社区B区。

　　在一间板房内，周永琼和她的儿子薛超正掀起一场无硝烟的战争。

　　她那结婚才一个月，还没有“完全走进她内心”的现任丈夫贾怀旭，此时更觉像个外人，很知趣地一声不吭，独自忙进忙出，洗洗涮涮。

　　周永琼娇小的身子全陷在一套赭红的沙发里，那是贾怀旭从原来倒塌的家中背出的。

　　彩电里的节目不断跳闪，橱柜里的碗具参差不齐，床上衣物的凌乱，她熟视无睹。只是在那里自怨自艾，“妹妹，我好痛苦哦。”

　　事情起因无非是，她想让儿子跟着老贾的两个娃儿学做生意——在任家坪，他们一个卖旅游纪念品，一个炸油饼。

　　她心里算计着，让儿子多学些做生意的经验，她好在以后将前夫死时保险公司赔偿的6万元钱拿出来，让儿子“自己干点啥子”。

　　“结果他没得两天跑回来说他是白搞的（没有得到报酬），好像钱没有归他的包包里头。我看不懂他在那里究竟想搞啥子哦！气得我前晚上哭到半夜，昨天睡了一天。”

　　在B区的东面，有一间周永琼原来住的板房，现在是儿子一人住。

　　薛超也偎在沙发上闷闷不乐，“我随便她怎么说。要是全听别人说了，那我根本没法过了。”

　　那张才20岁的脸，透着与这个年龄不相称的沉郁。这天早上，与他同龄的一个伙伴，离开了板房社区，并发誓永远不回来了。

　　他暗暗计划也这么干。只要等车本本考下来，他就走，离开这儿，甚至离开四川。

　　儿子的这种想法无疑加重了周永琼的愤懑。

　　她始终认为自己之所以再婚的一个原因，就是地震后，儿子还这么“扯兮兮”（不懂事）的。

　　在九洲体育馆的帐篷营里，她哭晕过无数次，倒在床上不吃不喝连续几天，守在身边的儿子却比较木然，这不得不让她感到失望。

　　以至于她看到儿子扎着的耳钉，穿着短8寸的裤子，心里都恼火。

　　她觉得前途悲凉，“他就爱扯经，二天（将来）时间长了怎么得了啊！”

　　她越想越怕，儿子以后要是娶个婆娘回来，再给她脸色看，她怎么过嘛？

　　恰在此时，隔壁邻居家传出一阵阵麻将声。

　　“我听到人家打牌心里是多么地酸，怎么别人打一下我都觉得不行。”她酸酸地说。

　　“我和我老公结婚20年了，只吵过一回架。他是多么好。特别能干特别吃苦，很多广告公司找他干活，赚得钱再多再少全归我管。”

　　“女人家总有个肚儿痛的时候，不管天色多晚，他都会起身给我烧一碗红糖水端上楼来。”

　　“5•12”那天早上，丈夫像往常一样在街面上踩三轮。

　　翻天覆地后，等她从沦为废墟的食品厂里挣扎着爬了上来，满世界就再也找不到丈夫了。

　　提到死在北川中学的女儿。她不由分说地爬上床头，从枕套里摸索出一张旧照片。

　　“你看，长得有多么的乖。学习从来不让我操心，从小到大所有的文具都是我家女子得的奖品。她死了以后，老师一见到我就落泪。”

　　前几天，周永琼从娘家回来，路过江油，一群放学的中学生齐齐打她眼前走过，“我一下就晕起，哭了一两个小时。”

　　“为什么人家有女子，我没有女子？”周永琼追问着。

　　前半截梦到老婆子，

　　后半截梦到周女子

　　“我让她莫想莫想，她还是放不下。她的胀气病就是这样得上身的。”贾怀旭宽脸盘子，肚皮突出。

　　洗衣机里黑的白的绞成一团。盯着哗哗作响的白沫子，他心里一清二楚。

　　如果不是寄托希望的女儿“走”了，儿子又令周永琼不满，她可能不会答应他的第二次求婚。

　　那时在村里，他们两家的关系好亲近呵。除了他比周永琼以前的男人爱抽点烟打打牌以外，他没有一样比人家差。

　　一场地震，老婆子走了。“家里没人做饭，衣服堆起没人洗，晚上睡倒床上连说话的人都没有。”

　　在板房里，他和两个儿子有一段时间天天吃泡面。有时吃着吃着，父子3人的泪花和着面汤往下咽。

　　“昨年子10月份，我弟娃媳妇出面想拉合我们，她没有同意。”贾怀旭腼腆地说。

　　没同意的原因有几重。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论辈份，贾怀旭要比周永琼的前任矮一辈，较起真来他得喊声“叔”；

　　论家境，贾怀旭的两个儿子都到了即将成家的年纪，家里什么都没有了，需要全家人去打拼，这副担儿挑起太重了。

　　贾怀旭却越看周永琼越像他以前的老婆子。

　　“以前的老婆子比她要高要胖，和她一样是个女强人。一学啥子都会，别人越说不得行，她偏要做得行给你看看。”

　　他甚至在做梦时，都会在前半截梦到老婆子，后半截梦到周女子。

　　如果不是今年3月份，周永琼在板房里胀气病又犯了，一个人倒在家里哼哼叽叽，气喘不过来，被他撞上了，他恐怕又要失去一次机缘。

　　那会儿他背起周永琼，一路小跑去了医院。弄得她好不感动。

　　病好点后，他又邀请周永琼正式吃了一顿饭。两个“过来人”把该谈的都谈开了，能想到的都想到了。

　　周永琼心头盘旋着，自己病在小屋里，儿子不知跑哪儿去了，想喝口水都费力。毕竟自己才40出头，未来的路怎么走？

　　于是乎，“他虽然比不上我老公。但人还是不错的。以前跑运输很踏实顾家，肚里头没有那些污糟糟的想法。”

　　尽管已和贾怀旭拿了结婚证，周永琼仍不自觉地将“一前一后”作起比较。

　　“这很正常嘛。”贾怀旭一边从洗衣机捞出湿衣裳，一边自言自语地，“明天要陪她到医院看病，事情老闷在心里头，气自然吐不出来。”

　　我就是想离开

　　薛超在板房内继续做着他离家的梦。

　　地面上蒙着一层灰土，烟味飘散在空气中。他根本无心于长辈前一刻的想法。

　　案板上搁着的一架望远镜，是他曾经送给妹妹的礼物。他望着它，后又低下头去。

　　地震发生时，他在山西当厨师，干活时充满了无穷的力气与憧憬，而今他全无半点斗志。

　　对于母亲的怨气，他只说，我希望她过得很好，只要她觉得好的我都支持。

　　母亲伤心欲绝时，他何尝不是背地落泪。“我想起来就哭，哭到最后没有眼泪了。”

　　爸爸辛苦了一辈子，做了一生的老好人。到头来又怎样？什么都没有得到，连他的尸体在哪儿都看不到。

　　都说这是大自然发生的意外，“我也有可能遇到意外啊。如果像我爸爸一样生活有什么意义？”他反问。

　　“很多像我们这么大的人都有这个想法。我有一个朋友，他弟弟死了以后，他什么也不做，每天就坐在那里郁闷，想啊想的,越想越难受。”他苦笑。

　　从山西回来后，他在绵阳找过一份职业，没干几天放弃了。闲来无事时，他去做过心理咨询，最终也放弃了。

　　“一旦有机会，我要彻底地离开这个熟悉的环境。我想找一个宁静的地方待着，不要挣很多钱，一家人每天能够开开心心的，坐在一起吃饭就行。”

　　他说的是昔日的美好时光。

　　“那你的母亲怎么办？”

　　“……叔叔人很好很可靠，他的儿子们也很老实听话。”薛超思索了片刻。

　　此后他凝视着前方的一坛泡菜。不知为什么，玻璃罐里的泡菜上面生有一层白焖子。

　　而在不久前，周永琼还曾指着它说，他们的新生活会像泡菜一样，久了，味道才足。

　　故事三

　　男：王兴平 曲山镇回龙街 居民

　　女：黄玉珍 绵阳磨家镇 农民

　　你愿不愿意安一个家？

　　“5•12”那天正逢阴历四月初八日。依照惯例，王兴平要出门放生。分配到文教局门前扫街的老伴没有跟着他一块去。

　　望着桶里踽踽而行的两只乌龟，他至今都想不明白，老婆子跟他一起烧香20来年了，为什么菩萨保住了他而没能保住她？

　　老伴朱桂俊的遗像贴在板房一端高高的铁皮面上，正神情严肃地“审视”着王兴平身边坐着的这个女人。

　　女人名叫黄玉珍，50出头，脸颊丰满，颊中央印着两块“高原红”。

　　3年前她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一个结婚生了娃，一个准备今年办喜事。为了能在经济上帮扶儿子一把，她不得不待在绵阳市的水厂里做起烧饭婆。

　　王兴平是虔诚的佛教徒，回龙街上的保洁工，开过电瓶车，和老伴共同拉扯大了两男三女。

　　令王兴平开心的事情除了儿女好孙娃娃好，再就是低保费刚从50元涨到了90元。

　　这就是王大爷的人生。

　　说起何时想起再找另一半，据他说是有一次，他在儿子那里吃了“猪脚脚鸡爪爪”。

　　“二更天人就感到不舒服，懵头懵脑地一个人摸起来上厕所。爬起来就晕晕沉沉地。儿子啊女子啊后来都来了，到晚上他们都得各回各的屋啊。我躺在床上硬是恼火了三四天。想起身边有个人多好。”

　　去年10月初，黄玉珍上街采购，“不知怎么那么巧”地坐上了王兴平的电瓶车。

　　“在车上，她聊起了她的身世那么那么苦。我说，你命苦嘛你命还在，我那老太婆连命都不在了。”

　　聊到这儿时，他俩突然不晓得再怎么聊下去了。

　　直到第二次，黄玉珍再坐上了王大爷的车。他壮起胆儿来问她，你愿不愿意安一个家？

　　她说，愿倒愿意，但是没有合适的。

　　C区街口上的修鞋摊是社区老年人摆龙门阵的地方。王兴平找上了卖肉的陈大爷，托他做一个媒，他相中了黄玉珍。

　　“那天晌午，我们在陈大爷家里见了一面。见了之后，人家问她啥子意见嘛，她说没得好大意见，就觉得个子矮小。”

　　第一次做媒尚欠火候。王兴平第二次派了自己的孙女去说亲。他觉得女人家之间也许说得通。

　　“黄娘娘，如果你要是跟到我爷爷，你儿子会不会有啥子意见呢？”孙女问道。

　　“我儿子从来不管我。还劝我遇到合适的，再找一个安家。”

　　“那你觉得跟我爷爷两个说不说得拢？”

　　“有啥子说不拢的呢？”

　　“我爷爷脾气怪得很哦。”

　　“都五六十岁的人了，有好大脾气嘛？一个说，一个不开腔就对了嘛。”

　　“……”

　　“只要他人好，不打我不骂我就行。”

　　听到王兴平讲到这儿，黄玉珍微微侧过脸去，两片“高原红”慢慢延展上升。

　　我们的儿女有个协议

　　“我们这几兄妹幸亏靠着我妈。她苦了一辈子，怎么才走了一年不到，他就找了一个女人回来？”

　　B区的一间板房里，稳重的朱云富不由加重了语气。王兴平的5个儿女中，他是长子，5兄妹中性格最好的要属他。

　　“他要找嘛，我们也不反对，主要是怕他上当受骗。”王兴平的幺女儿朱云冬温和地一旁加言。

　　这两个儿女跟随王兴平的老伴姓。

　　至于其他的儿女嘛，王兴平自有评价：大女子是个聋哑人，二女子脾气最怪，二儿子心眼最灵活。

　　去年底，在王兴平的安排下，儿女们曾见过黄玉珍一次。

　　“总不是那么满意。”朱云富说得很含蓄。他们甚至对这位“黄娘娘”作过暗地调查，认为她不是那么可靠。

　　儿女们力劝父亲，要找就找个曲山镇上的女人，底细清楚，本本分分的，稳稳当当的。

　　王兴平反驳说，这种事情要讲缘分。我就跟她谈得来。再说，她一个女人和我组织家庭不就为了谋一条活路。

　　“要是你跟个十七八岁的女子谈得来，也是有缘分啊？”儿女们呛着他。

　　“要是有缘分，十七八岁也行。”他回答说。

　　谈判3次不成后，最令王兴平耿耿于怀的是，死去老伴的一部分保险赔偿金，让儿女们管住了，“他们把存折给了我，密码却不给我了。”

　　“那是怕我用来花了。”黄玉珍在一旁插言道。

　　“我相信你，但你要给我争口气，我们活给他们看看。”王兴平忿忿然地。

　　为了“钱”这码子事，他俩之间产生过争执和猜疑。

　　黄玉珍急了说，王大爷你要是信不过我，我们就去领结婚证。

　　两人的结婚证是在今年3月18日瞒着儿女们拿的。

　　民政局的一个小伙子因为认识王兴平的二儿子，见着他面便打趣道，恭喜你哈，你家的老汉又给你找了个妈。

　　这下，儿女们真的纳闷了，难道自己不孝顺？一日三餐除了早餐免了，其他的生活起居，他们哪样不是细心关照父亲，为啥他要急于再婚？

　　儿女的心思，父亲心知肚明。但老人有老人的自尊，王兴平不愿意依靠儿女久了，有天遭遇嫌弃。

　　“我们一起吃完了饭，他们各干各的去了，跟我说声bye-bye，把我一个人晾在了屋头。”

　　劳作了一生，又遇上了一场大地震，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过得心里安逸。

　　父亲的结婚证既然领了，儿女们不得不为他想想以后的生活。

　　“他们提出来要与黄玉珍的两个儿子见个面，大家列出一份协议来。内容就是二天（将来）到了永昌镇分房子时，她能拿出好多钱？万一二天，我们中哪一个先‘走’了，或是生重病了，一定要两头儿女分摊。”

　　因为协议的签订还是下半年的事情，这刻的王兴平说得含含糊糊。

　　“协议肯定要列一个嘛。外头社会上好复杂哦，他一个老人家，啥子事都不懂。”

　　晚上，朱云富坐在电视机前，随便地翻找着电视节目。好容易翻着的频道里，播放的是电视剧《后妈继母》。

　　“‘5•12’过后，北川冒出的后妈后老子的很多，不谨慎点怎么行？”他盯着屏幕，轻轻地说。

八月中旬，通往莫斯科地铁的最后一站，斯霍德宁斯卡娅的清晨凉意十足。

七点钟起床后，李荆像往常一样，为自己沏上了一杯淳浓的俄罗斯红茶。餐桌上只有他独自用餐，家人早就送往了农村的娘家。

只要稍一兴奋，他握杯子的手就会轻轻颤抖。而这天的心情，他日后形容“像运动员即将参赛一样。”

 出发前，他再次清点了一遍沉重的绿色行囊：睡袋、毛衣、帐蓬、药品。

在迈出家门一刻，他将钥匙虔诚地装入了贴身的口袋。那里还有一张等同十万多元人民币的银行卡，以及儿子马克西姆的照片。

 我这个人比较迷信，觉得不带上它，我可能就回不来了。带上它我就还能回家。

现在，他在北京北七家鲁瞳村，马篮球俱乐部里笑着，说着武汉话，手心紧紧攥着那把钥匙。

那天是2007年8月13日。严格算来，是李荆“参赛”的第一天。

“参赛”内容实则由他一手拟定：一个人骑马从莫斯科出发，翻越乌拉尔山脉，穿过西伯利亚平原，最终抵达中国。

“赛前”准备了14年或许更长。至于“结赛”时间，他可真难以肯定。

              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警察们

按照原计划，李荆先从莫斯科坐火车，到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雅那乌尔镇买马。之前，他已和当地的马贩子在电话中完成了交易。

为了买马，他逗留了七天，全因为“那个家伙中途变卦涨价。”

他花了25000卢布买下的巴什基尔马，在前往雅那乌尔以南120公里，柴科夫斯基的故乡沃特金斯克的途中，几次三番想爬下来，这让他深感不正常。

于是他换了第二匹马，这匹全棕色的巴什基尔马，他为它起名“尤达西”。

沿着沃特金斯克的大路，他骑着尤达西来到了中心城市——乌法（UFA），乌法在乌拉尔山的西麓。

“在乌法大街上，一警察把我拦住了。他问我干嘛的？我说了原因，他一查我证件全都齐全。他找不出任何理由，还说要查查么样的。说穿了就是要钱！我不给，说随你公事公办都行。

他把我送到局子里一通臭骂。我不吭声，心想只要不打我就好。让我坐了两个小时的冷板凳后，一个长官出面说，按个指纹吧，万一有什么罪呢。

不过，事情偏偏那么巧。在我快到乌法前，在乌法南边两百公里，发生了几个乌孜别克族人持枪袭警事件。乌孜别克族人长得像中亚人。所以，综合骑马、牛仔打扮、亚洲人长相几大元素，就让警察把我盯上了，一路盘察森严。

在路上，我还遇到过一个政工所的家伙，他冲着我高喊，过来！

我坐在马背上说，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人，边说边往怀中掏证件。这个家伙误以为我要掏枪，一下子猛扑上来，拎着我的脖子就往下摁。

我当时骑的这匹马还是生马，脾气大，我生怕它受惊跑起来了。我说你慢点，我的脚还在蹬子里，你等我把马抓住下来再说。

这个狗东西把我用皮带反捆住了，搜遍我的全身。然后打电话到了分局。我不怕，反正警局我去过一次，他的上司都认识我。在证实我确实冇得问题后，我骂他为什么不动脑筋想一想，哪有通缉犯敢像我这样大模大样地在街上骑马的？

在门口，他不好意思地说，这是执行公务，我们握个手吧。

            原来你不是成吉思汗派来的

“乌拉尔山脉是欧亚两大洲的分界线。山脉宽两百公里，全是盘山路，真是不好走，足足走了两个多星期。”李荆捏着烟卷，眨巴着小眼睛。

   ——重要的是西伯利亚。过了乌拉尔山就到了西伯利亚。这是一条很有诱惑力的路，世界上有很多人对那里怀有好奇心。很多的俄国名著都提到它，让我有无限的遐想。

——西伯利亚分东西中。中西伯利亚的中心就是新西伯利亚州。一到新西伯利亚城，我想好了，这就是一个里程碑了，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以后的路，我想多走点就多走，想少走点就少走点。

在途中，他常上沿途的饭馆，公路咖啡屋里吃饭。如果运气好的话，兴许还能撞上好心人，到人家家里蹭饭借宿。

睡觉的最安全地是教堂。有时也会睡在公路旁的餐厅里，如果能睡在屋子里，即使一张板凳，他都有本事睡上五六个钟头。

“要是睡在野外，那就选择有树遮蔽的地方，要有足够宽的草皮，软、不脏的那种。”

他大谈他的旅行趣事：

在乌拉尔山上，我邂逅过两个行者，一个五十多岁了，已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来回行走了12年了。他很能聊，一个劲地抱怨解体后的制度，他想一边行走一边思考；另一个是个小伙子，叫瓦诺佳，不知是哪个民族的人。当我拿出自己干粮，请他们一起享用时，那小伙子 “腾”地给我来了个单膝跪礼；

还有某个小镇里，收留他又警告他，不许他动“歪脑筋”的女教师。

那一次在下雨，我站在一个小商店门口避雨，心想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好心收留我的人。半天来了一个老太太，喝得醉醺醺的样子，她一看到我的马就叫了起来，啊，马啊，真是不幸，在外面淋雨。然后又看了看我。

最后，她把我领回了家。在家门口，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可告诉你，我是同情马，而不是同情你。你不会强奸我吧？我今年都六十多岁了……

继而他又抱怨，唉，你们这些记者啊，只想打听旅途中有什么惊险故事。你们根本不懂，一个人牵着马在野外睡觉，只要有个风吹草动，就会胆战心惊。因为你分不清，这是风声还是脚步声。

他记得骑过车里雅宾斯克，就是库尔干。库尔干的野外，荒无人烟，没过头顶的杂草让他毛骨悚然。他慌忙拐到鄂木斯克州时，已是11月的霜冻时节。

不顶用的睡袋早被我丢了。我将所有毛衣全部穿上，恨不得再将鞍子压在身上，也抗不过寒冷。我想我必须要找个地方停下来过冬，否则我会冻死在路上。他说。

他决意留在距离新西伯利亚州三百公里远的一个附属农场。“我住在村子的老房子里，只要不赶我走，我什么都愿意干。”这一待就到了次年三月。

到达新西伯利亚州时，他受到了一位农场主的热情招待。

晚上我在这户人家借宿。刚睡下就听到咚咚敲门声。我一打开门，进来一老头。自称是农场主的爸爸，是搞心理分析的。

他说要和我聊聊，坐下来就问我哪年生日，父亲的情况，最近做过什么梦等等，问得十分详细。我只好一一回答了他。

第二天我准备启程时，那老头才对我说了实话，他说，我们这群人都是在为伟大的人工作。成吉思汗在古代一直征战到了欧洲，他就是那个伟大的人。我们相信世界运转在某一时刻，成吉思汗就会重降人间。

所以，我儿子昨天来电话说你的样子时，我还以为你就是成吉思汗派来的使者，后来一分析你说的情况，才知道你原来不是。

最令我恐惧的一次，是过赤塔时，我经过一家咖啡馆，一个样子很和善的老头冲我打招呼，喂，看来你是走远道的，坐下来休息，吃点东西吧。

我坐下后，他把全家人叫出来，我发觉其中一人目露凶光，脸上有疤。我原以为他是个伙计，后来才知道他是老头的女婿，这家店的真正主人。

店主的妈妈是个白俄罗斯人，一个善良的教徒。在她和我聊天时，对面一个吃饭顾客过来对我说，如果你不想你的马被偷的话，就赶紧走吧。他说话时，我发现老太太的神色很不安。

那人走后不多时，店里又进来几个凶神恶煞的家伙，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他们一进来就和店主称兄道弟的。

我吓死了，赶紧说我在这里不方便，要另找住处。店主这时要紧不慢地说，是啊，趁现在我们还没抢你的时候，你快点走吧。

我当时心都快跳到嗓子来了。但是走时我答应了他，明天一定让他骑骑我的马。

这样一来我肯定不能走得很远。那一晚我又是不能闭眼，耳边老听到那伙人吵嚷嬉笑的声音，还有一阵搜索的脚步声。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信守承诺来到店门口，发现店是关着的，我是一阵狂喜，这就怪不得我了，我连忙牵马离开这里。

                     我不是疯子

“我以为到了中国境内就放心了，其实跟俄罗斯没两样。从我进入满洲里开始，就有人提醒我要小心马啊。”

在乌法的农场主哈桑送给他的第三匹马腿瘸了，第四匹马因为喂得麦子过多撑死了。

第五匹马钉马掌时把蹄子钉坏了，第六匹马无法过境。李荆只好在满洲里又买了两匹蒙古马。

从满洲里、到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沈阳、再到河北秦皇岛、唐山、天津。

李荆披着从贝加尔湖买来的那件土黄色斗蓬，飘散着须发，顺着这条路线，骑着两乘马在今年三月抵达了北京。

途中总有好奇的人问他：你从哪儿来。

他特厌烦这个问题，没好气地说：我从夹皮沟来。

“你到哪儿去？”

“上威虎山去。”

有人称他为现实版的唐吉诃德，他说，唐吉诃德是个骑士，而我是个游士。

在回武汉时，一朋友建议他干脆在斗蓬上写上几个字：我没有疯。

“哈哈，我真写了，别人反而更认为我是个精神病。”他笑道。

狭小的寝室里，他摊开了那件脏兮兮的，叠成枕状的斗蓬。

上面除了用黄油漆涂鸦“我没有疯”赫然在目，还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刀郎的歌词等等；

“李荆不是一个向往金钱的人，他只是对精神生活要求比较高，和常人想法不一样。”他从小到大的好友熊斌在电话里温和地辩解。

“我也试图说服自己，还看些佛道方面的书来化解。结果，过几天这个想法又冒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天生的。”他本人无可奈何。

为了实行这次行动，他做了两年的家教，加上以前的积蓄，积存了四万多人民币。除却路上种种开支，他为家人留下了一千美金。

他苦笑着，我不想跟人借钱，这回确实冇得招数了。还是林彪说得对，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我就是太老实了。不说假话，第一笔钱哪里来？

我找朋友开口，说我有个生意要做，风险蛮大，回报率也蛮大。我承诺支付他年息20%，结果他借了我六万元人民币。

等我骑马到了西伯利亚，他看报纸才知道真相。他骂我哄他，问我要是出了事，这笔钱是不是回不来了？

哧哧。现在我不就是在跟生命做生意？跟生活做生意？钱投进去，我享受到了，回报率真的蛮大。

“1985年，他刚从武大毕业到深圳大学图书管理室工作。他阅读了大量国外风土人情方面的书籍，在那个时候他提出了骑马环球旅行的想法。”

“而且为了实现这个梦想，那时的李荆拼命苦学外语，以至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把身体都搞垮了。”他的大学同学涂晓波在电话中说。

“李荆离开了深圳大学以后，就进了一家公司打工。后来公司派他回武汉成立办事处，他就在办事处里设了一顶马鞍，每天非要坐在上面骑个两下才去睡觉。”他的另一好友董明想起。

    在武汉，李荆父母家中的客厅里，醒目的也是他当年大学毕业后，前往内蒙放马时，握缰扬鞭的巨照。

“我去查每个国家的地图。关注当地的天气状况、植被状况。我要考虑到那里后，天气会不会太冷，马有没有草吃。我要算怎么走，走多长时间能够走到那里，这都要蛮详细。”

“我想首站从中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出发，这是取个意境。”

“肯定要拿到每个国家的签证。但要先得到俄罗斯的，把它走完以后，再去申请欧洲、南美等国家的签证。”

提及第一次的梦想，李荆宛若回忆初恋般。

1990年，他远赴俄罗斯，三年后弄到了一本为期一年的中俄往返签证。

但那次的行程，才刚从呼伦贝尔的南屯骑马到达满洲里就作罢。

“在满洲里，中俄边境处里的人没有一个搞得清，要办么样的手续才能骑马通行。”

马可以卖掉，进入俄罗斯再买。可是“我俄语不好，在俄罗斯找的搭伴中途放了鸽子，没去边境等我。”

他后又找到一人作搭档，“那伙计一听要经过西伯利亚，‘哎哟’了一声，说走不了两天就过冬了，西伯利亚冬天怎么走？他不干。”

“通过这个事情，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环游世界的想法不现实。除非我有家产万贯顶着搞。”

“我又想也许从俄罗斯到中国可以。这两个国家加在一起就是大半个亚洲，而且只过一次边境就行了。”

1999年，他筹措了第二次骑马远行，集合了中俄美加一行十人同行。

“那次都开新闻发布会了，搞得蛮热闹。结果同行的人签证出了问题，又没能成功。”

从那以后，他变得极为敏感，感觉身后总有人对他“抱以两声冷笑”。

你说说看，我这次怎么敢高调？万一又失败了，他们不是笑话我做事好滑稽呵。这会儿，李荆反问道。

               旅行中，我哭过一次

“李荆的父亲是一名对古文化造诣颇深的学者。特别是对社会人口迁徙方面很有研究，这方面潜移默化给了李荆。可惜他在文革时受到了冲击，也连累了家庭。

“在这种情况下，李荆小时候肯定是不快乐的。他学习、体育都很好，但表现叛逆。他固然骨子里天生不安分，但不能排除这些综合因素影响了他，让他产生了那些奇思妙想。”

武汉的朋友们有对李荆极为真诚的理解。

“影响是绝对存在的。”在马篮球俱乐部，寝室外的客厅里，头顶的吊灯闪了两下，灭了。

幽暗中的李荆情绪泛起了波澜，尔后声音渐渐低沉：

有人问我在旅途中有没有哭过？我说没有。实际上我哭过。那是与人聊起了父亲，我话还没张口，眼泪水就跑出来了。

我们父子关系一度很紧张。小时候只要他一训我，我就把自己关到厕所里拿头撞墙。

就因为他的缘故，不管我学习再好，年年都要挨批斗会。但像横渡长江啊，走红军路啊这些事就冇得我的份。

我记得有一回，我在教导处挨批，我父亲跑来了，当着全校老师的面，扑通一声跟我跪下了。

因为他也是这个学校的老师，我表现不好的话，就会让他的处境更恶劣。

不过，父亲也是这个世界上最能接纳我的人。虽然他不轻易表现出来，我可以感受得到，他从心里欣赏我。这里面不仅有父子真情，还有一个男人对男人的理解。

在武汉我感到活得像狗一样。我想去放马想去支边我甚至羡慕到柬埔寨打仗的人。

大学毕业后，深圳正搞改革开放，我毫不犹豫就去了。但兴奋了两个月，我就厌烦了程式化的工作。

不管是为了实现旅行的梦想，还是想逃离过去的环境，还是出于对俄罗斯文化的向往，种种原因都让我去了俄罗斯。

我喜欢没解体前的俄罗斯，大家都很快活客气。一等解体后，卢布贬值了，人们经济压力加重了，心情变得焦虑，都“狠”起来了。

我一辈子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最后莫斯科成了我另一个监牢，那里空气和树都让我压抑。

1998年时，我想放弃梦想算了，想回到国内。偏偏这时我太太说她怀孕了，我们是在儿子出生前的一个月才去公证结婚。

太太人不错，但和我谈不上有共同语言。婚姻嘛，主要是为了儿子。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个小伢。他性格很弱，一有么事就哭。他觉得班上其他同学的父母都比我有钱，不像我只能给他买一只便宜手机，为这事他躲在他妈妈的怀里哭过。

我是绝不会给他买只贵重货的。我要让他为我所做的事而骄傲，为有我这样的父亲而真正骄傲。这就像我的朋友说的，如果你父亲还活着，他也会为你做的事而自豪。

你们总是追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我真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但有一个目的是清楚的，我是为了我的父亲和儿子而做。

有时我感到父亲、儿子，还有我，我们三个是一体的。

说话间，李荆须发间的银丝吹拂颤动，隐约可见。屋外的草场上，他的两匹蒙古马时而耳鬓厮磨，时而垂首以待。

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北京

砰砰——砰砰——，在与禅达相隔的怒江边上，龙文章拿枪顶住了迷龙拿命换来的渡索，连发20响弹匣，彻底打断的渡索落在江里，立刻冲了下去。

“……俺的亲妈耶……，”人高马大的迷龙望着渡索漂走，绝望地躺在地上大声号啕。

龙文章对着惊呆了的下属们，竖起了他意味轻蔑的小指：“我要带你们全过江，不过几个狗日的斥候（日军），干死他们，然后大家一起过江。”

视频里正播放着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简称《团长》）的片花。

这部华谊兄弟集团共投资4000万、由其旗下的天意影视有限公司拍摄制作近一年的43集电视连续剧，于3月初在北京、东方、江苏、云南四大卫视同步首播。

其演职人员基本延续了2007年收视火热的《士兵突击》的班底。

“拍完《士兵突击》后，大家总觉得心里的情结还没释放完。晓龙提出想做关于中国远征军的题材，我当即拍板同意。

“现在是和平时期，很多人都有‘军人情结’。因为战争离我们很远，人们喜欢看到一些不同于今天生活状态下的生存表现，这也是近几年军旅剧一枝独秀的背景。”

拍摄《团长》时，天意影视公司的总制片人吴毅谈过自家的打算。

“我想晓龙写这个剧本与他本身是个军事迷有关。他家收集的二战时期的资料，玩具刀枪、船只有很多。”与兰晓龙同职于战友文工团的马帅说。他曾在《士兵突击》中扮演士兵李梦，后是《团长》剧组的副导演。

2006年《士兵突击》制作结束后，编剧兰晓龙开始转战《团长》剧本创作。这个分集创作的剧本，直至2008年7月才最后完成。

在近两年时间里，兰晓龙一共咀嚼了两架子关于远征军的历史资料。他强调，这部戏虽然以战争为背景，但它不以战争场面为卖点，而是一部命运戏、情节戏、悬念戏、人物戏。“《团长》总的原则是要对得起那段历史，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他们战后为什么不回家？

导演康洪雷酒喝到痛快时，会光起膀子与演员们又唱又跳。谈起《团长》，他神情中难掩倔强：

——拍《团长》时，就有人问我，导啊，我们能不能拍点容易的东西啊？其实不是没人请我去拍酒店题材，可我想我们一帮男子汉出入总统套房，吃西餐牛排啊，喝红酒什么的，有个什么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啊？

——晓龙先说要做《隋唐演义》，其实我就不想做古装戏，不说人话，不办人事。我问他还有没有其他题材可作。他说拍拍远征军吧。我说好啊。我对军人题材有种本能的偏爱，我喜欢把男人放在最艰苦的环境下，来展示他们的各种能力。我喜欢在恶劣环境下去穿破，这其中的快感不是很多人能理解的。

前往滇西采风还是2007年4月的事。重返松山战场，了无人烟，他和兰晓龙倍感孤寂。

最终他俩一致将外景选在了腾冲，“那地方长年不通飞机不通火车，地貌原汁原味。”

腾冲城内街巷稠密，房屋相连。1944年的腾冲战役也是以巷战为主，其战况在远征军的会战概要中有记载：

攻城战役，尺寸必争，处处激战，我敌肉搏，山川震眩，声动江河，势如雷电，尸填街巷，血满城垣。

“中国军人与日军是零距离的搏杀，这需要什么样的勇气？150米的射杀，几乎一米半一个亡灵，那是什么密度？”康洪雷开始高亢了。

他粗略地统计，腾冲目前还有30多名老兵。

“翻开他们当年的档案，你会发现他们中有福建人、湖南人、四川人。有的人学历或是西南联大，或是某某大学化学系毕业。当年的热血青年、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在今天再也找不着了，他们成了当地的农民，说着一口地道的当地话。”

在当地，很多老兵，过着一个月一两百块钱的生活。从来不与康洪雷提起当年如何，现在如何。

久待部队的兰晓龙表示理解，“军人就是这样。经历了生死，打完仗后，他们不会去炫耀，大多都保持沉默。”

在拍摄《团长》其间，兰晓龙发起了对清贫老兵的捐助。

而康红雷想得更多的是：战争胜利后，活下来的士兵们明明可以回家，为什么要留下来再也没回去？

剧情需要一位老兵。副导演马帅根据兰晓龙提供的线索，找到了抗战老兵联谊会。

“会长给我看了一张老兵们的合影，我们按演员所需要的形象，找到了一位在世的老兵，名叫杨再景。”

“老人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当年在远征军中做后勤工作。拍片时一点不怯场。嘴上虽然没多说什么，但可以感受到，他心里是支持我们做这个事的。”马帅说。

杨再景扮演主角 “孟烦了”的老年时。镜头中，瘦削的老人独自走在腾冲城的大街小巷，背影悠悠。

“在拍片中途，他告诉我们，当年我把我们师长的女儿弄来谈恋爱了。哎哟，他说那个话时，脸上泛起了红晕，一个80多岁的老头就像一个少年。我就想年轻时，他该多么有魅力，作战多么骁勇，可是现在你在他的脸上找到的更多是谦卑与沉默。”

  老人表面上不会激动恳切，心里却非常愿意把这段往事说出来。这点细微逃不过康红雷的眼睛。

“这其中的真空让我坐立不安。这里面有很多的人生历练和故事，才会导致了他们的举止。让你觉得特别需要用手法把他们表现出来，告慰活着或即将逝去的人。”

“《团长》是讲一个亏欠的故事”

2008年春节期间，演员们陆续到达腾冲。

他们来之前，康洪雷已先声明，要把上一部戏的光环褪尽，这部戏将比《士兵突击》苦100倍，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演员们深知这部戏将不再是英姿飒爽的《士兵突击》，他们将在172天里不能安心地刮胡子和剪头发，还要每天脏兮兮，甚至有时衣不蔽体。

“他们在戏里就是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散兵游勇，国军高官眼中的烂人。他们顶着早已覆灭的川军团‘番号’，组成了一个实际上的炮灰团，一直打到了死。人与人之间，从一盘散沙变得相互惦念，再到会为其中每个人的离去感到万分惭愧。”康红雷缓缓道来。

在片场，他严格规定不许演员接近当地老兵。他不愿意演员获取灵感是建立在“揭开老兵们内心的潘多拉盒子”之上。

这部片子确实很难。难在哪里？首先是所有人对远征军历史的不熟悉。他喟叹。

200号人的创作队伍，最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就数他和兰晓龙。

“晓龙不在现场，我又是领军人物。我的门就要24小时开着，谁不明白就进来问。演员、化妆部、服装部、道具部，我必须不厌其烦，一样一样地教。”

远征同盟军里，英美两军分别处于什么位置？司登冲锋枪、“美三零”和“英七七”都是什么样？

演员们扎根在一条深巷的宾馆里进行知识的恶补强化。

宾馆走廊上，贴满了二战时期远征军的影像资料。复印的大型图片贴在楼梯口、化妆室、服装室、美术房、仓库。

“康导一直强调，拼细节才能出好的作品。”化妆师超英在电话中大声说。

筹拍前，康洪雷对化妆部和道具部提了两点要求：一定要体现出时代的质感。一定反映出是那个年代的人物。

“给演员上妆用粉，肤色底粉肯定是上棕色。但你要考虑演员演的是来自哪个地域的士兵，同处在云南的气候条件下作战，长时间不能洗澡洗头，所以上棕色的就要深浅不一。还有头发，剧中每个小伙子的头发都是脏的，都要上头土。你就要分正常装与战争装所用头土的不同，绝不能让人感到角色是用香波洗发后，再上的头土。那样很假。”

另一厢，康红雷兴奋介绍：“还有道具部门。你甭想给我上八一厂的一堆废铜烂铁。我们按二战时期的谢尔曼坦克1：1地做了两辆。包括美国C4军机，也按1：1做了一辆。飞机飞不进腾冲，我们就让演员飞到昆明山区拍。”

经过一个月的体能训练、试装、试拍后，2008年3月9日《团长》正式开机。

现在，康红雷徐徐说道：《团长》这部戏，我觉得是在讲一种亏欠。

拍戏时，有一个老兵对我说起，仗打完了，他的首长告诉他，你别跟着我了，留下来找个当地姑娘安家吧，你们活着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们心甘情愿地留下来了，而且一留就是一生。而且他们的首长也要求，死后能把尸骨埋回远征军的沙场上。

我想，这冥冥中肯定蕴藏了某种意愿，活下来的人觉得留下是表达对死者的一种亏欠。

孟烦了是《团长》里的“眼睛”

康洪雷说过，孟烦了是《团长》成败的关键。

因为观众要通过他在戏里从始到终的观察和讲述，去解读一个每天抱定目标“不饿死不病死”的炮灰团，如何成为相濡以沫顽强抗日的精兵团。

为演孟烦了，张译推掉了所有的片约，苦苦等候了一年时间。

“嘿嘿，开始还不是让我演孟烦了呢，而是打算让我演上海籍士兵阿译。你看连名都起得一样。

“后来晓龙觉得我更适合演孟烦了，就把我的生活习惯，比如爱掰手指啊，挨训时爱抠墙土什么的都写进人物里去了。”

他说起刚读剧本大纲时，感觉就像在爬陡峭的山壁，爬三步要摔两步半，看大纲更多的是啃大纲。

“因为晓龙写大纲时是为自己写剧本方便服务的，语言接近他自己的暗语。” 张译说。

“直到啃到最后一页，忽然发现前面我不理解的很多东西一下子都懂了，开始欲罢不能。从晚上8点半一直看到凌晨5点，完全不知道时间的概念。

“天亮了，看完后已经泣不成声，整整哭了一个半小时，感觉大脑缺氧，要昏了。” 

拍戏时他也哭。一段看家信的戏，不知绊动了他哪根神经，一看到上面的字就抑制不住，哭得稀里哗啦，康洪雷也不叫停。

“哭得我直抽搐，又是高原反应，接不上气。末了导演才说，这样不好，你要真有本事，叫观众哭去。”

“我还被累哭过呢。”最后他心平气和地说。

“我每天早上5点就要起床上妆，最晚一个收工。每天场场戏不能落下。

“真困，困得有时睁不开眼。收工后回到宾馆，房间就在四楼，爬到二楼就坐在台阶上睡着了。好容易回到房间里，解绑腿好麻烦啊，索性没卸装又倒在地板上，醒来就迎接新的黎明。”

在电话中，他勇敢地拿自己与孟烦了开刀：

我和他的嘴巴都很损，越是熟络的朋友面前说话越损，但为人并不八面玲珑；

我们都爱讲大道理，怀疑一切事物；

我们心里常常怀着一团怒气，怒气变为怨气，怨气又变成了伤心，最后就口不择言，满腹牢骚。

“但有一点，”，他迟缓片刻，“孟烦了是剧中最纯粹的人。他是一双眼睛啊，他要将所有看到的好的不好的，赤裸裸地曝露给观众。这才是我最难演的地方。”

接二连三的灾难

“我觉得之前我们只是在‘演’戏，包括战争场面，身边的战友离去等等。有时感受是不准确的。当剧组发生了烟火师被炸死之后。猛地一下，你有了自己很真实的反应。”

电话中，在片中饰演迷龙的张国强停了半晌无语。

那天，他在现场就听到咣地一响，3名烟火师炸飞了出去，一个炸死，两人受伤。

他说，在回去的路上，剧组一车的人静悄悄的，大伙心里堵得死死地。

2008年4月8日《团长》剧组拍摄爆破场面时，发生意外导致烟火组组长郭岩不幸身亡。

4月20日下午，拍摄南天门战役大量难民渡江逃离的场面时，在当地搭建的木质廊桥突然坍塌，导致38名群众演员不同程度受伤，一人不治身亡。

第一次事故发生时，副导演马帅并不在现场，但他参与了处理后事，他回忆说：

郭老师声音沙哑，很可爱的一个人，活着时就睡在我楼下。

他设计了一个炮弹模子，是为了在视觉效果上，能让观众看到一个毒气弹，在大场长戏上，它可以源源不断地冒烟。

在拍摄之前，他试验给导演看。康导就在他旁边，一看就过关了。没想康导刚一走开，炮弹模子就爆了。

后来我们分析原因，可能是模子的口太小了，加上他塞了六块烟饼进去。塞得太实了，里面没有空气，热量散发，然后就产生了高压状态。这么多年了我们才知道烟饼还有这样伤人的。

第二次桥塌事故，我在现场。当时康导正在上海参加一个颁奖仪式，工作交给了跟随他多年的执行导演刘涛。

我们16日就在腾冲的黑鱼河，向阳桥的基础上搭建这座木质廊桥。

我们计划先拍一批逃荒的人群在这座桥上跑，等他们跑完之后，再轰炸这座廊桥，当然不伤及向阳桥本身，电脑合成会做出效果的。

下午3点，试拍时还挺顺利的，平平安安什么事都没发生。我正在桥对岸的小院里和人聊天，远远就听到木头哄地一声掉下去的声音。不是爆炸的声音，是塌掉的声音。

我看到第一个救出来的小兄弟就是后来去世的那个人，七窍流血，面部粉碎性骨折，不停地大口吐血。再救出的有腿折了的，骨头支着的，惨叫声，哭声，混成一片。

伤员被送往腾冲当地医院。凌晨一点半，剧组上百号人徒步几公里，自发地前往医院献血。

演员佐腾云说，“演员们回去后，扒了几口饭就咽不进去了，又跑去了医院，明知什么也做不了，就想哪怕守在旁边都行。”

演员李梁说，“大伙不敢看伤者的亲人的眼睛。特别是一位伤者的老妈妈，让人心里发酸。当我和李晨看望伤势最重的伤员时，两人无法抑制地痛哭。”

康洪雷事发当晚赶回了腾冲。段奕宏从医院出来时，迎面碰到了他。

“我问他怎么样？怎么办？那时我们已经停滞不前了。”

“他很坚定的一句话，我们当然要做下去，这样才能告慰受伤的人。”

时间不等人，云南的雨季即将到来。

停机数日后，《团长》继续开工了。接着5月12日汶川大地震，让承受力还未恢复的演员们，又面临情绪崩溃边缘。

李晨和张译记得，在戏中饰演师长虞啸卿的邢佳栋，拍响了他们的门，冲到房间里喊，别拍戏了，咱们上四川赈灾去吧。

“邢佳栋是个佛教徒，平时很理性的。他真的发动大家赈灾了，钱还是他冒雨寄出的呢。”

兰晓龙这时发话了，你们跑到四川能做什么？不要去添乱了。演员们算是稍稍冷静了下来。

“接二连三出事，我真的有点信命了。有时我会独自跑到腾冲的国殇墓园里坐坐。”康洪雷说。

即使谁都倒下了，导演也不能倒下。他下令停机一周，让剧组里的姑娘们穿上漂亮的裙子逛街去，再组织小伙子们和当地学校进行足球比赛，让他们尽情地发泄心里的郁结。

“发生这些事后，我们在食堂大厅开过会。在会上，我们对康导明确地说，我们就是你的兵，跟着你一路走过来。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跟着你把这一仗打完。

“康导眼圈红了但忍住了。他一下子站起来了，说，没有心理医生没有外在援助，你们靠自己抚平了内心的伤害。我佩服你们，感谢你们。

“说完后，他很真诚地朝着厅内3个方向90度地鞠躬。我拍戏10年了，没看过一个导演这样的。”

华谊兄弟公司会议室里，演员李晨年轻英俊的脸微微地别到一边说。

戏的结局

化妆师超英记得，2008年8月3日《团长》正式停机。然而，这部电视剧的结局，似乎没人说得清楚。

饰演团长龙文章的段奕宏说：“我拍到的最后一集是，龙文章与幸存者们从坚守的堡垒里走出来。他们协助主力军攻破这个堡垒，原本只说守4天，没想到他们坚守了38天，到了恨不得吃人肉的地步了。”

张国强直截了当，“迷龙死了，因为违反了军纪，压力太大，连龙文章都保不住他。”

行刑时，迷龙对龙文章说：死了死了，还是你来吧。“龙文章磨叽叽地，然后就听到“砰”地一声……我想想最后一场戏就想哭。”

可张国强却没说，拍完最后一场戏时，他猛冲到山坡上，冲着蓝天白云高喊：终于解放啰。

刘威葳说，原剧安排迷龙死后，上官与龙文章之间会继续一段感情纠葛。

为了报复龙文章，上官每次都会给龙文章喝下了毒的茶。明知下毒的龙文章每次都喝了下去。

但是剧组发生了这么多事，无论资金和时间都无法再拍下去了，这段戏很可惜地放弃了。

康导在北京遇到我时还歉疚地说，下次我们一定拍一部完整的戏。

李晨说：“我在戏中演师长虞啸卿的属下，四川军张立宪。因为自恃是精英团的兵，平时根本不把龙文章等人放在眼中，完全像个小霸王。”

可到最后他喜欢上了炮灰团，还爱上了孟烦了的女人小醉。战争结束后，他毁容了，带着小醉远走他乡。

张译不谈剧情，只说了另一件事：

几天前，晓龙跑到横店来探班。凌晨时分，我们在横店大街上散步。起先谁也不说话，谁也没提这部戏。突然间，我们在路边失声痛哭。

我想，这部戏让我们得到了一些东西，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有些坎总要过去。

“咔”——在拍戏时，唯有导演才能果断地发出。

轮到康洪雷，此时此刻，他深沉地模仿着老年时的孟烦了的内心独白：

“我年轻的时候，拼了命想回到那个叫北平的地方。现在我老了，我不愿再回去了，因为南天门就在我眼前。南天门，我叫你一声父亲，我是你的儿子。”

镜头中，一个老者在城市里踽踽独行。他当年战死的弟兄们，穿着今天的时装，与他似曾相识，与他擦身而过。

下面这条裙子，在平遥明清一条街上开价七百多，AMAYA好舍不得，又喜欢得不得了，于是只有留下纪念。

这是我第一次睡北方的炕。

古城一隅。

、

这是当年乔家的地产证明，早已模糊不清了。

据说这是乔家当年起家的证明。

慈禧后赐于乔家的宫灯，这是三十万白银换得。

这棵树生于唐代，令我想起数年前，李玉霄老师指着青城山上的一棵松说，人是活不过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