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联播》说其后的《焦点访谈》要播出有关手机涉黄及中国互联网域名注册的乱象。

果然，访谈的思路看上去非常清晰，手机网站涉黄毒害了青少年----查处中发现网址可以随意变换----变换的原因是一个人注册了许多网址----原来注册网址这么容易这么便宜，于是找到了问题和解决的焦点----那就是管好互联网域名，而这个管理机构名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即CNNIC。

看到这里我笑了，想起了另外两件事。

其一，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多元统计分析，挺抽象不好学，老师曾请一经济学高人来校以刺激我们的兴趣，这位仁兄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的研究成果，中国历史上的粮食产量到底和什么有关，各种杂七杂八的因素经过他的计算分析一个个被剔除，最后他发现中国历史上的粮食产量主要和人口、耕牛数量有关（现在想想这是有道理的，人口需要消耗粮食，人和牛都能生产粮食）。再然后，这位统计专家说要把这两个因素统一起来才能发现真相，于是得出如下结论：粮食产量主要和粪便相关。

其二，很久以来暴力致人死亡的主要犯罪工具基本是刀枪，曾经有过许多对刀、枪的管制规定，甚至在非常时期会限制商店里卖菜刀。但是，菜刀伤人的事件依然屡屡有闻。小时候我曾试图推导过，刀枪伤人----舞刀弄枪的人有责任----贩卖刀枪的人有责任----制造刀枪的人有责任----发明或发现金属的人有责任。真应该把历史上某个罪人翻出来鞭尸啊？因为他的发明发现，后世多了多少鲜血仇杀。

我曾起诉过CNNIC，而且自以为获得了些许的成功，让中国的域名注册制度进步了一点点，更加贴近了所谓的国际惯例。

但《焦点访谈》就这么轻轻的两句话，我想这一切就都白干了，可怜费的牛劲和差不多整整一年的时间。

有道是：

就象追究杀人可以，但不能处理卖菜刀的一样，CNNIC管理并出售域名，但这些域名下到底放的什么东西得由放的人负责，也就象工商局发了营业执照但如果商家买了假冒伪劣，顾客追究不到工商局头上一样。

这个道理其实简单得不行，国际惯例也是知道这个道理的，于是CNNIC的爸爸NIC（管最高级互联网事情的那个单位）其实就是一个民间的公司，他也就是只管收钱和让这个互联网能正常运行，上面放的什么内容全然和他无关，如同电视里常放的“个人观点，与本台立场无关”一样。

但我们不同，我们施行的是全方位管理，会在几近溃烂的时候，开始清理手边的角落和毛孔，因为这是看上去逻辑最严密、最为义正辞严、最为有效节约的方式，管它明天会发展到什么样，反正今天医了一下，也见了点效。

突然又想到自己遇到的另一件事，接到的无数的涉嫌违法犯罪的电话和短信是常事，最离谱的是曾遇到吓唬胳膊腿并以此敲诈勒索点小钱的“东北阿彪”，想想不能让这类人这么嚣张，于是俺弱弱地为自己之事报警，走的是最普通的程序，到的是被称为最正规的警局，报的是最让官爷警惕规范的律师名号。把事情说清后，提供了那嚣张的手机号码，警员认真地记录了，极规范。我签完字，坐在那里等，警员说没事了，我愣愣地看着他问“没事了？”，他也愣愣地看着我：“没事了！”。我笑了笑问“这类事情一般怎么处理”，他无奈地说：“都是作个记录备案一下，我也接到过这类无聊的电话。”我的好奇心支配着自己继续问：“不追查一下这个电话号码么？”警员平静地回答：“所里电话打不了长途，查也查不出什么结果，这类事情也都见怪不怪了，况且又没有产生实际的后果。”然后稍含歉意地向我笑笑。我也对着他笑笑，返身离开了警局。

出来的时候，蓝天白云，阳光正好，但我非常想买一把枪，寻迹去把那些半夜响一声的情感陪护、电话欠费、管我叫爹、中奖或退车船税、代开发票等等全都逼出来认罪或认错。

可是，我没有执照，有执照的又不是这么个操作手法。

有执照的需要等待命令、等待专项行动、等待事态扩大的严重后果。

（二）

有个叫李庄的律师近来火了，他舍身为当事人的精神令人赞叹，其间又杂着打黑、政治或势力背景、不当金钱、内幕等等，公检法司被调动起来，媒体如同注入了兴奋剂，那些受过本方或对方律师伤害的百姓更是多了话题和倾诉，巧舌如簧的律师圈也开始奏着自己的乐章，就连我老爸也亲自电话关切、提醒着。

说实话，这些都是身边事例的舞台剧目，无非剧情轻重而已。

我关心的是另一件事，和信任这个词有关。李庄事件中，最受打击的其实是当事人与律师间的信任，推而广之是所有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依赖受到了冲击。如果信徒和牧师、罪犯和辩护人不能互相信任，或许这世道让自己都难于信任自己。

中国古谚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其实这倒有点像正常的律师与当事人关系，一方面为了代理费、帮助大小之类计较、衡量，另一方面，互为保守秘密、遵守底线、共同应对法庭或对方等双方需共同把持，凡有出卖当事人、办完案找律师茬者，一般均不在善主之列。

一个民族，当鼓励或赞赏夫妻反目、父子相斗、律师与当事人互叛这类大义灭亲之举的时候，那就真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无论如何，对李庄案的判断都会循如下轨迹：李庄会受到处理或处罚、举报者可能会被认定为立功，但未必获得足够的好处，对律师行业开始进行教育或加强管制，继续对黑社会进行打击，同时黑社会与那些被认为侵蚀了法制体系的律师间的潜在同盟或互信可以被瓦解或被分化。

他享年62岁，其实应该算不上享年了。

5年多以前，每周都会见他两三次，都是在他讲完课后。彼时，他会手捧一个大大的褐色雀巢咖啡瓶，一只沾满白色粉笔末的手中夹着燃起的香烟。他总是要先喝一大口瓶子中浓浓的花茶，然后再美美地抽一口烟，顺序一直很严格，看上去非常享受。当他喝水抽烟的时候，双肩会微耸，此时能感觉到作一个尽职老师的辛苦。

王克家老师是教初中物理的，曾在一个很普通的中学任职，后到一个有名的课外辅导学校兼课，随着时日，渐成行内广受尊崇的名家，在初中孩子眼里，是神奇的“物理王”，想想，初中生、物理都是令人头痛的字眼，能得到这样的赞誉需要怎样的能力和品性。后来王老师当了这个学校的副校长，但依然舍不得离开他的三尺讲台，离不开孩子们，离不开物理。

王老师为人直率，也很有性格，看得顺眼或合得来的人，他会很快给以评价并成为朋友，不喜欢的就不再理会，偶尔会表达点微辞。虽然与他相处时间并不多，但我俩已经算是忘年的朋友了，一是他有北大荒插队情结，与我脾气也算相投；二来我曾极其喜欢物理，对物理老师中的高手总是景仰倍至。

彼时，王老师曾与朋友们商量，要买一处牛街附近的房子，周边服务周全，退休后要更多去四处游走，过一两年就要回到那留住了他的青春、让他受尽了苦头的北大荒去看看，言谈间，对自由支配自己时间充满了期待。

彼时，我曾非常渴望安静地到课堂上听一节物理王的课，但一拖再拖，后来也就成了奢望，算来已有三四年没有什么联系了。

昨天突然知道“物理王”过世的消息，晚上特意在网上下载了他的视频课件，完整地听完一节课，心里酸酸的。

此时，只能感叹人伦物理，唯愿物质不灭、精神永在。

谨此悼念，祝他安息。

晚清法制演变实际上是对政治体制动荡的因应，总起来看，这一阶段实际上是在完成移植西方的法治理念和模式的过程，从民刑不分的中国式法制传统向西方的区分方式类归。

而沈家本和武廷芳两人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虽然其任务和作用是在皇权、政治、官僚体制之下得以一定程度实现的，但对之后的中国法制无疑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至于中国古代的刑事制度和法制理念与西方的差异，此类比较有较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没必要多说。如果用目前认同的文明标准衡量东西方任何国家历史上的法治水平，怕都会让我们产生质疑。

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罪刑法定、罪罚相当、无罪推定等原则已经是18世纪中叶了，而这些文明原则被实际公认则更晚，且不说自诩文明的美国直到20世纪上半叶才开始改变种族隔离和歧视、男女政治权利不平等的制度，至少在表面制度层面，在这两方面以及时间上，它并不能给中国作先师。

一切都是在过程之中，不过是中国晚清时开始进行，过程比较突然和痛苦而已。

有关细节的讨论：

1、绞监候和斩监候与现在意义上死缓有较大区别，现在的死缓基本属于放条生路，而监候是要等待另一个审级定案，如果“情实”则会被处死。在对待死刑方面，态度也会经常有些调整变化，有意思的是，历史上出过一个“留养承祀”的对待死刑的制度，看上去充满了人情味，而这又是发生在被认为暴戾的雍正年间的事情。

2、在有关主观故意方面，涉及“有罪”和“无罪”推定问题，中西方存在文化差异，一时半会儿还改不了，直到97年刑法才取消了类推原则，而在实际生活中改变有罪推定的社会文化心理怕还需要很长时间。

3、文中所提在一般的民事和刑事案件中，对主观方面的因素考虑并不多，更多坚持的是“一报还一报”原则，但如果涉及对皇权、政权侵犯的归罪，查明（或质疑）主观方面则会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比较典型的是对“腹诽”的认定，说实话，从皇权的绝对权威和不可质疑僭越角度出发，这一颇受褒贬的罪名还真有其合理性。

4、有趣的是，中国历史上对待死刑的态度，关注重点可能不在死与生方面的争执，或许因为大家对是否罪该致死能够达成共识，反而，在怎么个死法上，讲究颇多，“斩”“绞”“凌迟”“五马分尸”这是常听到的，其实还有其他许多的死法，如同扑克的众多玩法和花样一般。

“人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无所谓，怎么个死法很重要。其实，我们现在也挺在意这些的，不是么？

原来，死是给活人看的。

2009.9.21  12：00

……

一个月后，翠平被关进了县监狱，罪名是：私通台湾特务。余则成到底在台湾发生了什么？

……

一个海军司令部的上校参谋因牵连被捕。这个参谋名叫董华，其实是中共地下党，也是随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潜伏下来的。……董华经不起重刑，供出了自己的身份，……并提供了重要信息，军调局内部可能有中共潜伏人员。

……

余则成被秘密囚禁在台北的一个无人知道的地方，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潜伏时代结束了，也明白自己已经没有机会再回到大陆了，过去的一幕幕不断地在脑海中闪现，他没有看到一直向往和期盼的胜利，他为那个1938年在心中树立的信仰献出了一切：左蓝、翠平、晚秋，这些曾经在他生命中出现过的女人，他只是觉得对不起他们。信仰是要付出代价的，而有时这个代价是巨大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余则成是其中的一个特例。

中共从1955年下半年后再也没有得到有关余则成的消息，而另一个消息却传出了：董华被抓捕，不久后被枪毙。这个消息被演变成了董华被叛徒出卖，叛徒可能就是余则成。

翠平一直被关押在监狱里，1976年出来后已经是白发苍苍，但是她坚强地活了下来，因为她不能忘记女儿还活在世上，那是她和余则成的女儿。

1975年，有一个前军调局的人在高雄市看到了一个很象余则成的人，他正想打招呼，那个人却匆匆地离开了，从此再也没有人见到他，余则成被关押了多久，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被放出来的，更没有人知道。

吴敬中1964年死于癌症，他生前看望过余则成两次。（完）

某未成年人被查出肝部长一肿瘤，有点大，初步判断为良性，到某医院住院，行开腹探查，手术进行8小时，输血1500ML，肝部创面较大。术后告知肿瘤周边血管丰富，无法切除。7日后再告知，术中切除了该孩子的胆囊。家属与医院产生争议告至法院，院方辩解称失去胆囊对人无任何影响。

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去医院摘肿瘤，最后胆没了，瘤还在，还说没事，最多同意减半收取治疗费。

是有趣还是无趣？

案子里还有其他的一些乱乱的细节，不赘述。

2009.9.3 13：00

每年到这个季节，全中国除了一些特别事件，有一部分学生家长们会全神贯注着一件事情，那就是入托、入小学、小升初、中招、高招。这些全是调动家长们全部神经、不惜动用一切可以活动的力量的一个开关。

关于日常的学习教育，那是专业人士讨论的范畴，虽然到现在也没有讨论出个结果来，外人听到的无非是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间的争论。其实，这没什么好争的，事实非常明显，素质教育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也可以让教育真正为社会输送人才、让家长教师不再焦虑、让学生们放松快乐有素质。但在现有情况下，对素质教育的要求显得过于宏观、长远，对于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家长、每一个教师和学校而言，素质教育所能带来的不确定的长期优势在每一个具体对象的具体压力面前根本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试想，两个小学的孩子，一个坚定地按素质优先原则培养，另一个按分数培养，而现行的逐级升学除名义上的小升初义务教育按地域外，其他基本都是按分数遴选的。经过十几年的基础教育后，有素质的孩子最后可能去了一个高等职业学校培养技能，而有分数的孩子可能是去了北大或清华混日子，再然后，两个人的人生可能会有些分别，虽然会存在些特例，但基本的线路还是有高下区分的。

所以，叫苦归叫苦、众望归众望，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使出浑身解数按应试准备外加规则之外的努力才是最理性的正途。孩子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一点点成长起来，他们也会一步步深入地认识到分数可以弥补素质的不足、关系可以弥补分数的不足、权利和金钱可以弥补关系的不足。

让孩子们认识到社会的某种赤裸的本质或许也是在实践着某种素质教育。

二

大而化之会让人厌倦，咱说说具体的方法吧，也算是给家长们支个招。

幼儿园的事情咱不熟，只是听说同样需要孔方兄和渠道或势力的支持。

小学现在是就近入学，但会有一些例外，这些例外主要包括学校和学生两个方面。第一个例外其实往往被人们忽视，当大家目光紧盯着那些难进的品质优良的小学时，一些非常普通的小学校正在为生源、保住不被因学生数太少裁撤而费尽心机；另一个就是优质小学的例外学生，这些当然是非本地、依规不能入学的那些，这些例外的启动因素会有许多，比如：本校教工子女（这看上去符合人情），赞助者子女（公开透明得让人觉得符合情理和规则），关系（学校又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这符合中国的社情，但不符合未受益团体的民意）。这三个主要例外看上去又不太象例外了，而为了上学买房搬家迁户口之类是否能归于例外之列不太好判断。

小升初、中考、高招也都差不多，如果从要素角度进行分析的话，有几个方面是要考虑的，包括孩子的分数、信息及渠道、资金多寡或权位高低或关系疏密。这些方面，如果说与学生的素质有些关系的话，就是被用作托辞且已被用滥的各种课外证书、民族、特长之类手法，但这些也均是围绕着成绩应试或为变通提供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

三

一个办学校的朋友提到过，新东方的英语培训其实并没有提高全社会的英语水平，只不过是加剧了英语考试竞争的激烈程度而已，细想想好象还真有道理。全社会英语水平的提高靠的可能还真是社会本身的国际化程度，用马克思精辟深邃的话说是：社会的需要胜过十所大学。

这个办学校的朋友还提到，现在学生、家长以及老师、学校乃至全社会都热锅上蚂蚁般围绕着分数和升学转，进而教育失去了培养人的宗旨目标，其罪魁祸首就是高考之类的考试制度，废掉它一切都应该会好起来，象那些现代、文明的国家一样。

真的么？

前几天一美国回来的朋友，说自己孩子在那边也在参加高考，也关乎是上哈佛还是耶鲁，他们的高考也是全国性的，只不过在考试内容上会与我们有不少区别，人们也没有象我们这般当作比天还大的事情，当然，在这个现代文明的国度，上不上或上什么大学也并不是区分人生贵贱的标尺。

有消息说，北大之流希望能自主招生，其理由赫然，期望实现自主、公平选拔。

有人信么？

既使相信那美好的出发点，谁会相信那选拔的过程和结果？君不见，考生们的民族、评优、证书、户籍甚至姓名通通都可以再造，这还是面临生硬的制度和国家行政权力，以及全社会火辣辣嫉妒的眼神时的胆量和勇气。如果把对手换成一个个单一的学校，用脚趾头都能想到结局，要么是党校被钱、权、关系压死，要么是学校把家长们玩死。如果不信，就回身看看周遭，那些可怜的天下父母们都在想什么？看什么？做什么？那些不掌握其他资源的老师又在追什么？躲什么？

教育，成了无教无育；可怜天下父母心，留下的是“可怜”和“父母”，但却丢了“天下”和“心”。

四

教育如此，医疗若何？推广到每个人身边，这等买株还珠的事情少么？

去年某位达人曾在电视上言之凿凿，“这是中华文明自汉唐以来再一次盛世闪亮”，如果是文明，那就不应该存在敌人，但为什么人们眼睛如此通红，如同要复仇一般？

在老天佛祖那里我们没有得到护祐，但他们算不上敌人，因为力量不对等，没几个人敢这么去想。

人类自己对环境的作践好象也和大地抖动无关。

生死有命，是不是应该就此默认我们的文明就这么被点亮了？如同大家一起在玩一个危机攻关的游戏，轻而易举地就可以给出让所有生者自豪的结果？

不是这样。当不得不面对稀松的渣土、脆弱的横梁、倒掉的学校、昂贵粗陋的捐赠物、认而不捐的身影、贪婪猎奇的镜头、攀比作秀的神态、强颜的关怀和感念、久寻不见的机骸、被偷盗的板房旧屋……，这时没法不让人血往上涌，心里填满了鄙视、愤懑甚至仇恨。

敌人是一定在的。

但没人知道它姓甚名谁，来自何方，也没人知道我们能不能用所谓再一次的文明战胜它，或者点亮它。

2009.5.12  12：35

胯下的白马急如闪电

那是远古的旷野

我从你的眼前掠过

甚至你看不清我的容颜

只有我背上银色的剑鞘

在阳光下瞬间闪耀的光芒

我一定要在黄昏之前到达

我要看到我的爱人

在夕阳里娇艳的容颜

碌碌无为的一年就要过去了，在失落或低谷的时候往往通过对未来的希翼来强心，那就让我们许个美好的愿望，作个憧憬吧。

今天早上去法院领了一份判决，为一个拖了一年余的案子，的确有些疑难，还好，我们算是胜了。不知为什么非要赶到这个日子宣判，总之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冷清的法院里没什么人，反倒对面的八宝山看上去沐浴在明澈的晨光里。

对方律师曾是一个高校的老师，在等法官的时候我们闲聊起来，聊到08年景，聊到律师业务等，虽然在庭上是对手，但庭下还是有除了代理案件外的交流，都知道吃哪碗饭都不容易啊。

当然，我们都不会谈及今天的判决结果，也不会无端作出任何猜忌。

法官和书记员来了，这倒让我有点吃惊，一般这会儿只能见到书记员的。

女法官随合地坐下来，年底加班过多总会有些令人倦怠。她口气温和地大致给双方说了一下这个案子的难处和难度，随口带了句这个案子拖的时间有点久就是因为这一点。最后轻轻带出的是一个经过斟酌的判决结果，问问双方还有什么意见，如果考虑上诉的话可以与书记员联系。

于是双方开始签收领判决，女法官继续倦怠地坐在法官椅里等着下一个当事人。

两个律师坐回各自位置，大略但又细心地看着判决书的内容，然后各自冷静快速地收起放至公文包中，与法官和书记员祝新年快乐并道别。

出得法院大门，街上人流稀少，路上车辆也没往日拥堵，阳光越发刺眼。

与对方律师交换了一下名片，匆匆握了下手，各自钻进车里。

迎着太阳开着车，路面反着白光，曾以为这个具有一定挑战性的案子如果拿下来的话，会比较兴奋，但现在并无其他特别的感觉，或许这也算一种感觉。

日子过得总是很快，不管你的喜欢或烦恼，也不管什么节日与否，在这一层意义上，今天和明天并无分别，无非是人们赋予了这个岁末和元旦一些含义而已，说起来今明两天并没有冬至和夏至更有意义指向。

不过，人们过的是节，而不是日，需要休息和快乐，有这些就够了，管他在哪天呢。

09年还要继续折腾，胡哥说的“不折腾”不是指我，也不是指律师，我想也不包括记者、企业家、学生、家长、科技工作者等等，说实话，到现在我依然有点不明白到底说的谁。对于普通百姓，在折腾中求得自救和发展是硬硬的道理。或许胡哥说的“不折腾”不是指人，而是指某些个事儿，那倒是挺让人贴心的，有些破事确实不能瞎折腾。总结一下就是：瞎折腾些个乱事儿，最后会伤到人；而人和组织又必须在折腾中生存和成长。

好了，今年就以这个胡乱的东西收尾吧。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7）海民初字第22111号

原告赵磊，男，1985年10月14日出生，农民，住山东省单县杨楼镇崇福集行政村赵庄41号。

委托代理人郑光远，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又名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四街四号中国科学院软件园1号楼一层。

法定代表人黄向阳，主任。

委托代理人孙含会，男，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法律顾问，住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四街4号中科院网络信息中心。

被告北京星缘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星光巷7号。

法定代表人安江，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双恒，男，北京星缘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客服员工，住辽宁省大石桥市高坎镇东高坎村。

原告赵磊诉被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以下简称互联网中心）、被告北京星缘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缘公司）计算机网络域名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磊的委托代理人郑光远、被告互联网中心的委托代理人孙含会、被告星缘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双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磊诉称，2007年7月5日，我通过域名注册服务机构星缘公司以我个人名义成功注册计算机网络域名“银龄乐.中国”和“银龄康.中国”。2007年7月20日，互联网中心以个人不得申请注册域名为由要求星缘公司注销我持有的上述两个域名。我认为域名一经注册成功，产生了独立的权益，任何人没有合法理由不得侵犯，互联网中心和星缘公司进行注销的依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注册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是根据已经失效的部门规章《中国互联网络域名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制定的，且与该办法冲突，其无权以我方为个人注册者为由注销我已经注册成功的域名。 故我诉请法院判令互联网中心和星缘公司停止侵害，恢复我的域名“银龄乐.中国”和“银龄康.中国”。

被告互联网中心辩称，依据《细则》第四条的规定，域名注册申请者应当为依法登记并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组织。赵磊以个人名义申请注册涉案域名，违反该项规定，我中心应当注销其注册的域名，而且我中心在注销之前已经向赵磊书面通知限期修正域名注册信息，但其未予以修正，故我中心依法注销赵磊申请注册的域名“银龄乐.中国”和“银龄康.中国”，我中心不同意赵磊的诉讼请求。

被告星缘公司辩称，我公司只是域名注册管理机构互联网中心授权的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受互联网中心的管理和监督，我公司按照互联网中心的要求注销赵磊的域名，我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经审理查明：

2007年7月5日，赵磊与星缘公司签订《虚拟主机服务合同》，约定星缘公司为赵磊注册包括“银龄乐.中国”和“银龄康.中国”在内共8个域名，域名所有权归赵磊，赵磊向星缘公司支付包括域名年费在内的服务费915元，其中“银龄乐.中国”和“银龄康.中国”的年服务费各1元。

1997年5月20日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颁布的细则的附件4为域名注册申请程序，该程序为：确定申请注册的域名，通过查阅CNNIC的WWW服务器了解规定确定域名；索取域名注册申请表、填写域名注册申请表、递交域名注册申请表、域名注册申请的受理；审核申请材料答复用户、用户收到完成注册的通知后，在规定日期内交纳域名的首年年度运行管理费，发放域名注册证。

星缘公司网站的域名注册办理步骤为：会员注册和登录、查询域名是否已被注册、递交申请表、付费申请成功。服务说明中提示：填写的资料必须真实、详细，否则域名可能被删除。点击会员注册和登录显要求填写用户名、姓名、EMAIL地址、选择成为何种会员项下可选择企业会员或个人会员、密码。点击个人会员进入个人会员注册。用户登录后进入域名注册，填写申请注册的域名，点击搜索显示是否可以注册，进入购物车，填写详细注册信息，包括注册人信息、域名管理联系人、域名技术联系人、域名付费联系人，均包括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等项。

星缘公司网站域名注册栏目的法规支持包括《细则》和《办法》、注册协议和域名打印证书。注册协议第二条、第十六条规定《办法》、《细则》、《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程序规则》等与本协议及域名注册申请表一起，共同构成申请人和域名注册服务机构之间关于域名注册的协议。相关管理政策规定发生变化或被修改以后，申请人应当继续遵守，如果申请人认为以上内容的变化和修改不可接受，应当及时通知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域名注册机服务构收到此种通知后，将为申请人保留30日域名服务；30日后，有关域名将被予注销。第六条规定域名注册服务机构有权对违反《办法》的域名予以删除。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对此删除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及后果不承担责任。第十条规定了注销的情形，与《办法》第三十四条一致。第十二条规定申请人如果不遵守本注册申请协议将被认为是一次严重违约。此时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将向申请人发出一个书面通知并说明违约。如果在发出通知15日内，申请人没有提供或不能提供关于没有违约的合理证据，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将删除申请人注册的域名。域名注册服务机构以前对违约没有采取措施不能成为申请人违约的理由。

同日，包括“银龄乐.中国”和“银龄康.中国”在内的四个中文域名进行了注册并注册成功。登录互联网中心CNNIC网站（网址为www.cnnic.cn）可以查询域名“银龄乐.中国”和“银龄康.中国”的注册情况，显示域名联系人赵磊，域名创建日期为2007年7月5日。

2007年7月10日，信息中心收到关于银龄乐.中国”和“银龄康.中国”域名的注册者赵磊为个人的投诉信。

2007年7月12日，互联网中心客服部向星缘公司李双恒发送电子邮件，主题为“关于修正域名注册信息的通知”，通知说明在星缘公司申请注册“银龄乐.中国”和“银龄康.中国”域名的注册者赵磊为个人，违反了《办法》和《细则》关于域名注册申请者应当是依法登记并且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组织的相关规定，要求星缘公司督促赵磊在收到该通知后五个工作日内修正注册信息，否则注销上述域名。

当日，星缘公司向赵磊发送限期修正域名注册信息的通知，告知其应于收到该通知后五个工作日内修正域名注册信息，否则将注销域名“银龄乐.中国”和“银龄康.中国”。

赵磊收到该通知，但未对域名注册信息进行修改。

2007年7月20日，互联网中心致星缘公司邮件，主要内容为“银龄乐.中国”和“银龄康.中国”的域名违反了《细则》第四条的规定，按照中心发布的“关于正确填写域名注册信息的通知”规定，域名持有者未在接到中心发出修正通知后五个工作日内修正域名注册信息，中心决定注销该域名，并要求星缘公司在收到该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注销上述域名并通知域名持有者，注销原因为域名持有者不属于依法登记并且能够承担责任的组织。

2007年7月24日，星缘公司向赵磊发送电子邮件，主题为“关于注销域名的通知”，内容为“我公司接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通知，您的注册的两个域名如下：银龄乐.中国和银龄康.中国，我公司遵照中国互联网络中心的要求注销了上述两个域名，有关退款事宜，我公司相关部门稍后联系您”。其后附有互联网中心客户服务部分别于2007年7月12日和2007年7月20日向星缘公司发送的主题为“关于修正域名注册信息的通知”和“注销域名的通知”的电子邮件。

互联网中心曾于2005年3月18日在其网站上发布“关于正确填写域名注册信息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内容为：对于域名注册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或者域名为个人注册的，我中心将通知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和域名持有者按照《办法》及《细则》修正相关信息。如果域名持有者接到通知后五个工作日仍未修正的，我中心将做出注销该域名的决定。

另，1997年6月3日，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颁布《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在国务院信息办的授权和领导下，CNNIC是CNNIC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根据本办法制定《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实施细则》，并负责管理和运行中国顶级域名CN。第六条规定：域名注册申请人必须是依法登记并且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组织。同日CNNIC制定的《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实施细则》公布，第二条亦规定域名注册申请人必须是依法登记并且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组织。个人不能申请域名注册。

2002年8月1日原信息产业部公布9月30日施行的《中国互联网络域名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注册和使用的域名不得含有下列内容。2002年9月30日，原《细则》废止，新《细则》第一条规定：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域名管理办法》制定本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域名注册申请者应当是依法登记并且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组织。

2004年12月20日新的《办法》施行，原《办法》废止。该办法第二十七条保留了原《办法》中第十九条的规定。该《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域名注册申请者应当提交真实准确完整的域名注册信息并与域名注册服务机构签订用户注册协议；第三十条规定应当按期缴纳域名运行费用；第三十四条规定了域名注册服务机构予以注销的情形：域名持有者或其代理人申请注销域名的；域名持有者提交的域名注册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域名持有人未按照规定缴纳相应费用的；依据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或域名争议解决机构作出的裁判，应当注销的；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本办法规定的。

上述事实，有赵磊提交的《虚拟主机服务合同》、发票、网页查询打印结果、网页打印件、电子邮件、互联网中心提交的修正域名注册信息的通知、注销域名的通知、“通知”，《办法》、《细则》以及开庭笔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域名注册服务机构是受理域名注册申请，直接完成域名在国内顶级域名数据库中注册、直接或间接完成域名在国外顶级域名数据库中注册的机构。域名申请者与域名注册机构之间存在域名注册服务合同关系。本案中赵磊与星缘公司订立的虚拟主机服务合同中包括代为注册域名的内容，按照一般注册程序及星缘公司的注册步骤，赵磊向注册机构提供选定的域名和要求、填写域名注册申请表后，注册机构代为递交，赵磊缴纳注册费用和服务费用后，注册者即向赵磊提供域名解析密码，获得将域名使用于互联网的权利。域名注册服务机构是直接以自己的名义与注册申请者订立注册服务协议的一方，系注册服务协议的当事人。

域名注册机构与域名注册管理机构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域名注册服务机构的注册服务权限来源于注册管理机构互联网中心的委托，域名的受理、变更、注销注册机构均无法独立完成，主要义务的完成者是互联网中心，互联网中心应为注册服务协议一方的委托人。二者的委托关系处于公开状态，申请人均已知晓。依据合同法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 故域名管理机构互联网中心应受域名申请者赵磊与域名注册机构星缘公司之间合同的约束。

域名注册服务合同的内容不仅源于书面合同，星缘公司网站中关于域名注册的内容亦作为合同的附件。根据书面合同、注册协议、说明等内容可以确认申请者有权获得指定域名的注册和解析、有权变更域名信息、有权转让域名、有权注销域名，申请者的义务包括提供真实身份和地址、提供适于注册的域名、支付注册费或年费以及转让时的通知义务。注册者有获得年费的权利，有及时受理申请、完成注册、提供域名解析、及时进行变更和转让的义务。

个人申请域名是否违反了合同约定，关键在于合同是否存在这样的约定及约定是否有效。首先，包含有域名注册内容的虚拟主机服务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为赵磊个人，赵磊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事实得到了星缘公司的确认；其次星缘公司网站对域名注册的要求和说明事项中仅强调注册信息的真实合法，未对是否个人提出要求，同时在域名注册项上的会员登录中不仅包含企业会员同时也有个人会员，在具体的注册申请表上明确注明个人姓名，这意味着星缘公司接受个人作为注册申请人；再次赵磊作为个人申请注册成功的事实说明了个人可以注册。最后，星缘公司和互联网中心主张依据的《细则》和“通知”无效。作为合同附件的《办法》和《细则》应为合同订立时有效即2004年《办法》和2002年《细则》，而2004年《办法》与2002年《细则》在个人能否申请域名上存在矛盾，2004年《办法》未对个人申请域名予以禁止，相反在有关条款中给予了肯定，2002年《细则》则明确禁止，“通知”是对细则的说明。合同条款对同一问题的约定存在矛盾时条款均无效，应进行符合合同目的的解释。纵观域名规范的发展，可以看出从1997年最早的《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和 《细则》，以及1997年到2002年间互联网中心的规定，均要求域名注册申请人只能为企业和组织，这符合当时域名注册起步阶段便于管理的初衷。2002年《办法》的颁布未进行此类限制，表明了管理部门对此类问题的态度，2004年《办法》进一步延续了这一精神。2002年《办法》和2004年《办法》均未对个人申请者进行限制，反映了域名注册领域的实施规则和行业惯例。同时，尽管《细则》规定个人不得注册，但是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均可以申请注册域名；个人可以申请国际域名注册，因此个人申请域名包括中文域名实际已经存在。因此，如前所述，个人可以订立合同，个人可以申请注册并且可以成功注册，符合鼓励域名的申请和使用、保证申请者资料真实合法的合同目的。

关于注册协议中注册机构对因域名删除行为免责的条款，属于免除条款使用人主要义务的情形，依据合同法应属无效。

综上，被告的注销行为并无合同根据，域名持有者可以违反合同为由提出诉讼。当事人未选择违约之诉而选择了侵权之诉，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注册合同成立后，注册方不仅有提供域名和解析的义务，亦有维持此种状态的义务。而域名一经注册成功提供给申请者，域名申请者成为域名的持有者后，持有者便通过域名符号媒介与域名在互联网上建立起固定的联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域名持有者有权排他地在互联网上使用该域名，有权将域名使用于特定的解析服务器，有权将该域名进行商业宣传或突出性使用。域名注册成功后可通过查询等方式了解，域名注册后，域名持有者享有的附着于域名的权益，不仅可以对抗合同相对人，也可以对抗合同之外的第三人。

被告具以注销原告域名的依据是《办法》、《细则》和一份内部通知，上述依据均不具有法律法规的援引效力，其中仅《办法》属于部门规章。规章的规定在具体实施法律和行政法规时发挥作用，因此规章规定可以作为法律和行政法规实施的参照以及行业惯例的参照。《办法》与1997年颁布的《中国互联网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在同一问题上规定不一致，依据立法法，同一部门制定的规章，适用新规定，应当适用《办法》。而《办法》中未禁止个人注册域名，相反根据该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个人可以注册域名。因此，被告的行为并无法律根据。  

依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合同相对人违反合同损害域名权益的行为，当事人有权选择合同之诉或者侵权之诉，持有者有权就他人侵犯域名权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现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和域名管理机构没有合法的根据擅自注销的行为，造成了赵磊对其享有合法使用权的涉案域名使用不能，妨碍了域名持有者正当使用域名的权利，侵犯了赵磊的域名。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百零二条、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北京星缘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赵磊计算机网络域名的行为，恢复域名“银龄乐.中国”和“银龄康.中国”。

案件受理费五百元，由被告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北京星缘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马秀荣

                                      代理审判员    石必胜 

                                      人民陪审员    王  梅

                                       二ОО八年八月五日

                                      书  记  员    刁云芸

互联网个人域名权益述评

    计算机互联网技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普及，到今天，该技术已经触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真切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个人邮箱、MSN等早已成为人们交换信息频繁使用的方式，许多人也独立地开通了专属于自己的博客或个人网站，用于记录或宣传，也有的成为交流和游戏的平台，其中不乏具有巨大商业价值或广泛社会影响者。但是，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监管的现实条件下，许多互联网上的自然或自由行为会受到约束，考虑到政治、法律和社会的现实情况，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的监管往往也会出现过度控制进而侵犯到合法权益的情形，比如，持续了几年之久的个人注册域名的纷扰。

    一、现实背景

    随着近些年IT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互联网更深地渗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8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至2008年6月底中国已有上网人数已达2.53亿人，域名注册总量达1485万个，其中CN域名数量达1190万个，网站数量191.9万个，CN下网站数量137万个。互联网络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交流、宣传、游戏和商业活动等的重要手段之一，与互联网连接即意味着与他人、与世界的联通，而对于普通用户而言，互联网络的域名（或网址）是用以识别的标志，域名甚至有着比商标、企业名称更加显著的意义和价值。

    1、互联网域名的历史、管理方式和现状

    实际上，国际上互联网技术、标准和管理、服务更具有商业性的特点，国际顶级域名管理机构美国的ICANN是一个商业性的组织，它管理着.com、.org、.gov等最高级别的域名，下一级或下几级的域名则由各国或地区的相应组织分别管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成立于1997年6月，负责我国CN的域名注册管理工作，2008年起，CN之下的“.政务”和“.公益”类别域名调整由中央编办机关服务局事业发展中心负责管理。

    2、中国互联网域名的注册流程和相应管理法规

    《中国互联网络域名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是规范域名注册的最重要规章，该办法由原信息产业部于2004年颁布，与之配套的还有《中国互联网域名体系》等规范性文件。域名管理机构CNNIC的《域名注册实施细则》对域名注册的具体流程和规则进行了规定。

    就域名注册申请人而言，其无法直接到CNNIC注册域名，应通过CNNIC授权的注册服务商向CNNIC提出申请获得域名，注册服务商与申请人签订合同、收取费用并提供服务。

虽然在《管理办法》中规定了成为域名管理机构的条件，但截止目前，仅有CNNIC和中编办的事业发展中心取得了相应的资格。根据国际经验，在一国或一地区内同时拥有两个以上域名管理机构是不现实也是不必要的，而我国该两家域名注册管理机构按域名类别进行的职责分工实际与单一机构无异。

    《管理办法》作出这样的规定应该有其法律上特定的用意，前面说过，域名虽然已经具有了更大意义上的公共属性，但国际上其依然属于商事领域，以国家监管形式直接干预并不符合市场经济和法治要求。因而，如果以国家授权某机构（如CNNIC）的形式对域名进行管理自然会受到质疑，《管理办法》则回避了“授权”这一敏感且可能带来行政压力和麻烦的形式，采用的是行政许可方式确定注册管理机构。在实际操作中，除前述两家外的其他单位获得该许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以看出，这是形式上的行政许可，本质上依然是行政授权性质。当然，通过这样间接的办法让国家权力介入到敏感、自由度大且具有公共属性的商事活动领域无疑是符合我国当下国情的，但这在法律或司法层面则会带来更大的复杂性。

    二、域名的权益、价值以及个人注册域名的情况

    对于单位或组织而言，按现行流程顺利正当地注册并解析域名、建立网站并不是件难事，费用也越来越低廉，许多单位的域名已经具有了极强的号召力，比如“新浪”“百度”“天涯”等，人们甚至不再留意这些域名的注册人是谁，当然，这些域名包含的巨大商业价值自然还是要属于这些注册人。

    本身能够带来商业或其他利益，无论是基于天然的、法定的还是来自合同，必然涉及某种民事权益，这种域名权益或权利目前尚没有法律层面的设定，但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24号）中，将域名与商标等其他民事权益进行了比对，说明域名本身具有权益属性或属于派生出的民事权益。前面提到的“新浪”等域名的价值自然有相应的民事权益作为基础，如果失去法律上的支撑和保护，则无法成为合法利益，那是令人无法想象的。

    对于自然人而言情况则并不乐观，虽然《管理办法》中没有排除个人成为域名注册申请人，甚至在第27条提到“任何组织和个人注册和使用域名”字样，其意思已间接说明个人可以合法申请域名注册，但是，CNNIC的《域名注册实施细则》第4条明确规定域名注册申请者只能是组织，显然把个人排除在外，且在操作流程上如CNNIC发现申请人为个人的，则有权要求修改或注销该注册申请。考虑到另一家域名注册机构中编办事业发展中心系针对政务和公益类别域名注册，亦与个人无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域名注册制度和体系在操作流程中封闭了个人注册CN域名的渠道。于是出现了如下滑稽的局面，1、个人可以依自由注册原则申请取得更高一级的国际顶级域名，但无法合法取得CN域名；2、许多个人在CNNIC申请了域名，但随时有可能被撤消或被要求修改，或者会修改为并不存在的后缀“公司”的虚拟主体名下，再或者仅仅为注册域名成立公司。以上情况已普通存在；3、另一部分个人可能会委托他人公司代为申请注册，那些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往往扮演着双重受托的角色。

    三、有关个人域名权益的争论和司法救济

    要求域名注册对个人开放的呼声已持续了很长时间，这种诉求即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也完全符合法治精神和规范，CNNIC也确曾于2003年公开提出调研个人域名开放实施方案，但该机构至今未对其2002年公布的《实施细则》进行相应的修订，依然坚持域名注册者只能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组织”。值得注意的是，该《实施细则》所依据的是2002年版的《管理办法》，而现行的2004年版《管理办法》已将原版废止。但这又涉及CNNIC的《实施细则》的属性确认问题，由于CNNIC取得的是域名注册机构的行政许可而非授权，其享有民事活动的自主选择权，该《实施细则》在形式上更具有合同性质，其限定注册人为组织表面上亦没有违反法律。

    2006年阎树锋个人曾因被注销个人域名注册对CNNIC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两审结果均以CNNIC系被行政许可而非授权进行域名注册管理，因而其撤销域名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而驳回了原告的起诉。但如果个人注册域名被CNNIC拒绝，又无法获得司法救济，则个人无法通过任何其他渠道取得CN域名，《管理办法》中提到的个人域名注册则成为空文，这显而易见是对个人权利的变相褫夺。

    2007年7月，赵磊个人用其取得的中文注册商标通过域名注册服务商向CNNIC申请域名注册，CNNIC知道该域名注册人为个人且不同意修改后将该域名注销，赵磊以侵犯域名权益为由向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CNNIC恢复赵磊个人已经取得的域名。经过审理，法院支持了赵磊的请求。法院判决的理由是：1、法律层面的《管理办法》未对个人注册予以禁止，而合同层面的《实施细则》明确禁止，二者存在不一致；2、赵磊个人最初提出的注册申请已经成功，意味着注册机构曾同意与个人订立合同并接受个人作为注册申请人；3、注册机构注销个人域名缓引的是冲突的合同条款且与先前同意个人注册行为矛盾，亦不符合域名注册国际惯例和行业规则，在合同层面该注销行为没有依据；4、域名注册成功后，即使是个人亦享有附着于域名的权益，可以对抗第三人，有权通过域名符号与互联网建立固定的联系而被识别，有权进行商业宣传或突出性使用，对于个人独资企业、自由职业者、农村承包户等更具有实际意义，个人域名注册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应被支持。

    赵磊诉CNNIC个人域名注册争议案通过合适的司法救济洞开了被封闭的个人注册域名渠道，具有很强的昭示意义。1、通过案例确认了域名本身即是一种民事权益，该等权益的取得可以基于合同，但取得以后则相对独立于合同并可以对抗第三人；2、个人与组织同样可以享有域名注册权益；3、域名注册规则应考虑缓引法律的变化、国际和行业惯例、时代发展以及社会实际注册需要；4、该案从侵权角度切入并获得支持，对域名注册规则的影响具有普遍意义。

    当然，个人域名注册在本案中尚有几个障碍没有解决。1、个人注册域名成功以后注销行为属于侵权，但对CN域名注册机构自始不同意个人注册的情况，即个人域名注册的申请权本案尚未涉及；2、CNNIC的《实施细则》是否需要修改没有直接作出判定或提出建议。但无论如何，这些有关个人域名注册以及权益的争论和争取过程都是有意义的，在一点点取得可喜的进步。

    四、有关互联网域名权益展望

    正如前面提到的，互联网域名具有独立的民事权益，个人能够成为域名注册者应该是顺理成章的，目前成文的注册规则障碍必将被消除。但仅仅就互联网域名对个人开放这一点来讨论似乎显得有点视界狭窄，让中国互联网不只是在信息上与世界连通，让其规则和世界接轨才应该是解决大部分问题的根本所在，改变旧有的立法和管制理念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实际需要，特别要改变动辄需要国家权力直接或间接介入、更相信所谓“组织”有承担责任能力而怀疑个人的独立社会地位的理念。须知，互联网技术在绝大部分国家是由商业性组织自行管理和规范的，这也算是一种国际上的通行惯例，这样的管理方式并没有使这些国家的情况变得比中国更糟。另外，目前中国社会中的“组织”并不是一定会比“个人”更有信用或承担责任的能力，甚至有些所谓“组织”具有更强的社会破坏力和逃避责任能力。当然，在众所周知的层面，随着中国社会曲折艰难的法治演进，社会管理者和参与者间的进一步沟通互动，对国际规则的了解和掌握等，相信蓬勃发展的中国互联网络将更加规范、繁荣并嵌入生活，当然这还需要过程，也需要时间。

书接上回,说说为啥会成了这个样子.

谁都希望自己能挣更多的钱,不包括盗抢和祖上荫德的话,要么靠自己的智力体力,要么靠已有的积蓄以钱生钱.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了,许多人口袋里都有两块银元,特别是还有"黄世仁"般的银行可以向你提供银两.所以,除了出卖体力,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叫"理财"的营生,这一行以"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为口号四处招揽生意.

"理财"有点象"穆仁智"的业务,就是想办法让钱能生出更多的利息来,好的"穆仁智"总是能让"黄世仁"的本金滚出比平均水平高得多的利来.其实,有两吊钱的人都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作的.

话再说回来,让所有的钱都带回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息在数学上是不可能的,稍微懂点数学的人应该都清楚,就象所有人都高于平均身高是不可能的一样,当然计算错误除外.

再说说那真正的利息是怎么产生出来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前面所有的利息都来自智力和体力劳动的创造,与钱的投入没什么关系,再综合一下其他大师们的说法和我们自己笨笨的琢磨,大家光有钱什么事情都不作显然无法进步发展,没钱光靠傻干活可能也不会发展太快,利息这玩意儿最终应该是与劳动关系大些.全世界的平均利息也应该是差不多会有一个适当的水平,或许会比银行利率高一些,但出现本金翻番这种情况基本是属于作梦.

可美梦人人想作,何况经常有"穆仁智"在旁鼓动.

现在又出现了新的难题,怎么才能把所有人的梦想都实现呢?"穆仁智"们想出了新的办法,让钱虚胖起来,原来的一元计成两元,不就所有人都会有翻番的利息入账了么?这一招叫"通货膨胀",实际上浮肿而已,这是幻觉.当然,别人浮肿而你还保持体形的话,你在人群中就变成了瘦子,属于吃亏行列的.

好了,说到这里应该可以作个小结了,原来在钱上出了大事,与所有人对利息的疯狂追求有关,可如果大家不追求或者说都图个平均水平完事,那不是让人们的积极性大大受影响么?这里请注意,我说的是疯狂追求,而且是所有人的疯狂追求,这里"所有人"和"疯狂"两个词非常重要,正因为这一点,才让"穆仁智"绞尽脑汁和丧心病狂,让那个自由市场的欠条如雪片般增长.希望课后大家能深入理解"疯狂"和"所有人"这两个词的重要涵义,有利于从另一个侧面学习领会"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念.

咱们不否定人们对利息或利润的追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但现在讨论的是出问题的原因.中国有句古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用在这里似乎比较贴切了.

好,今天暂且到此,下回再叙破解之法--"黄世仁"结盟"杨白劳"共度难关.

  [秋日庸懒，好久没有关照这片田地。前几天央视神乎其神地解说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让所谓专业人士阿嘻笑怒骂、让百姓云里雾里稀里糊涂，也气得我到了非写个博客不行的地步。实际上，无论什么经济学还是国际金融，都是围绕着“钱”字打转转，没什么神秘的，创造一些新鲜的名词、手法。无非是以很高的围墙门槛不让别人轻易看出自己挣钱的伎俩，专业上称之为术语、产品、创新之类。我觉得要是用普通话讲到小商贩都明白的程度，那应该对摆脱和预防这该死的金融危机非常有帮助。]

先从次贷危机说起，问一个问题，你愿意把一大笔钱借给一个不怎么认识的穷人么？

一般情况下你和银行都不会傻到这个程度，谁不愿意把钱借给厚道殷实的人来保本生息呢，即使这样，也还得有保人或抵押。而所谓“次贷”就是银行真的把钱借给了一些还款能力和信用都可能较差的人，这种借款我们就叫它“次级贷款”，这里的“次”实际就是“差”点意思。

那银行为什么干了这种傻事呢？

首先，银行如果在贷出这笔款的时候可以收到更高点的利息，那是不是就有了一个甜头？其次，如果有那么一个自由市场，银行这边把钱借出去，另一边又可以把这个借条和利息在这个自由市场上直接卖掉，那银行是不是就没什么风险了？打个现实的比方，一般情况下，银行贷出1亿元可得500万利息，而这种危险的贷款可以得1000万的利息，但银行把这笔危险的贷款放出去后，马上就可以把这个欠条放到一个自由市场上以1亿零750万元连本带息卖掉的话，那这买卖是不是就有利可图了？

好，现在解决了银行方面的问题，下面再说说是谁来借这笔钱。

钱总是要服务于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在众多支出中，住房应该是最大件的，但往往人们在这方面总是力不从心，没有足够的钱去买心仪的好房子。如果有人愿意借钱给你，而且对你的还款能力也不怎么在意，那你是不是很愿意呢？用脚趾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还不上钱大不了不要房子了呗，也赔不上什么，更何况房子还可能越来越升值，毕竟是个物件儿。

两厢情愿，无数的黄世仁和杨白劳间巨额的借贷就顺理成章，雪片般的借条就在前面说的那个自由市场上频繁转手。

但杨白劳的还款能力不强，经常会还不上钱，于是从自由市场上买了老杨欠条的人就会倒霉。如果这个人摊上了很多个这样的杨白劳，那这家伙就要破产完蛋了。

再说回美国去，他不是有两个搞房地产贷款的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么？这两个公司手里就砸了些这样的欠条。收不回银子地主家也过不好年，黄世仁家还有挺大花销、也和别人有许多拆借。别的、更大的地主就也过不好年了。那些在自由市场里的其他地主也就受到了牵连，这些人就是更大的银行、投资公司什么的。

借出去的钱还不回来，欠别人的也还不了，谁都不愿意再借钱给别人，互相牵扯着，一家家都面临着完蛋的风险，这个自由市场也就没什么生意可作萧条起来。如果有一个黄世仁死了，欠他的就不用还了，他欠别的地主的也就还不了，那就会又逼死一个黄世仁。如果黄世仁都死了，以后杨白劳就没处去借钱，豆腐作不成，日子更没法过了。

总结一下，借给穷苦杨白劳的钱叫“次级贷款”，杨白劳作豆腐是干正经事，叫“实体经济”，那个黄世仁们炒卖欠条的自由市场叫“金融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或“债券市场”都行，黄世仁死了叫“金融机构破产”，自由市场上没什么生意，那些欠条越来越不值钱就叫“萧条”“贬值”。前面这些加在一起，就是“金融危机”。

今天先说到这里，下一节讲问题的根源。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解析  

    随着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场运动后来被称为“浩劫”，在以政治运动为中心的文革十年，中国经济被认为是停滞的，谈不上增长或发展。中国共产党粉碎“四人帮”以后，又延续了两年坚持“两个凡是”的路线。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从此开始了历经波折的近30年经济持续增长。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在抵挡住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继续保持了高速稳定增长，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升到世界各国的前列，经济持续增长的速度和能力也受到了世界的瞩目。如果从对比的结果来看，较30年前改革开放初年，中国经济无疑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

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

    统计显示，到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21万亿人民币，比1980年增长了10.5倍；国家财政收入达3.93万亿元，比1980年增长32.4倍；外贸进出口总额达17604亿美元，比1980年增长45.2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比1980年增长4.3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比1980年增长3.8倍。中国的十三亿人口，近三十年来不仅解决了衣食温饱问题，而且生活质量、膳食结构大大改善。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已经建成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科技教育及其他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基本实现了两步战略目标——由饥饿到温饱、由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贫穷落后、商品匮乏、定量供给的时代已成为历史。从世界范围看，我国经济总量已名列前茅，人均收入也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下收入国家的行列，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

    有学者总结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为：高增长、不稳定。这六个字基本可以概括这段时间中国经济的表面特点。三十年来，以年均近10%的速度保持经济增长，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但在保持较高增长的同时，中国经济又经历了1989年前后的通货膨胀和治理整顿，也有92年开始的经济过热和持续到90年代末的所谓“软着陆”。在10%的年均增长水平背后，曾有过若干年份的经济显著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怀疑，与之对应也曾出现过1988年和1992年两次经济过热增长率大幅提高的不稳定情况。

    虽然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同时又强烈呼吁迫切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从中国经济增长数据与政治理念或事件的关联上不难看出，自改革开放之初开始，经过1989年前后的“六.四”政治风波，到92年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再到中国共产党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交接，中国经济增长变化实际上是与中国的政治变化密切和高度相关的，暂不论其原因，仅从现象上看，中国经济增长即具有极强的政治依附性，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特点。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可以作出许多种不同的归纳或总结，不同的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又不尽相同。但如下因素是不能被忽视的，虽然它们对中国经济实现增长的贡献各有不同（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应该很难作出量化的描述，仅能作出定性或必要的推理），这些因素包括：政治、社会、体制和制度、国际环境、资源等。

1、政治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性保障。

    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在对若干历史问题作出决议后，目光直接转到要把全党和全国的政治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无论这次转变是来自自身的变革要求还是社会现实因素的强迫适应，总之中国强大的政治力量或因素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其他国家或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强有力支持。在此之前，中国实行了长时间的计划经济，中央集权和政治统治力量、社会动员能力都是强大和统一的，循着这一惯性，当中央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号召和指引，并且该目标被持续坚定地贯彻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则有了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政治优势，这种优势也经常被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虽然这种单纯为经济建设服务、其他一切要为经济活动让路的政治理念的实施后果会导致社会整体发展的不平衡甚至有所偏废，但经济不发展的后果可能更加令人担忧。况且，其他社会问题亦可能随着经济增长和发展随之得到解决。这一观点在“六.四”政治风波后被更加坚定下来，1991年中共中央采纳了邱晓华在《对三年治理整顿的反思与回顾》一文中提出的“治理整顿已经可以结束，留存的问题应在继续深化改革中解决”观点就是一例，而且这样的思维模式一直延续下来，直到近年来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之前，中国政治上未再有过将重心从经济建设上移开的迹象。

2、社会因素

    虽然中国社会一直有克己复礼的传统，但通过近现代中国的巨大历史变迁，这一传统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共产党领导建立新中国的过程，打破了旧有的社会平衡和原有秩序，中国人经历了从隐忍到革命，从小农自济到全民政治诉求的过程。到1978年，被破坏的经济几近无力支撑社会的时候，中国社会开始意识到了全民政治的虚无。套用萨缪尔森的幸福指数，甚至在经济几近崩溃的时候中国人依然满心充实，无非是政治和全社会作了个游戏，放大了民众的政治满足，又抑制了人们的物质需求欲望而已。

    但游戏是无法一直作下去的，当十亿人突然苏醒过来，开始为了填饱饥饿的肚子而努力的时候，这个一直有着勤奋、节俭美德的民族所迸发出的、被抑制了很久的物质追求本能是超乎寻常的惊人的。与其说改革开放指的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不如说是对全社会的改革头脑、放开手脚。把被禁锢的人和社会解放出来，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最长期稳定的原动力。

3、体制和制度的适应和保障

    “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句名言经常会出现在各类重要文件或官样文章中，而实际上这句话的确是有现实意义的。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增长，确实与相应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相联系。国家曾经专门成立各级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研究、协调改革问题。当然，有人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进步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违法违规违反成例中实现的。这一结论看上去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也能印证体制和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针对试验、试点、自然生发甚至因违规而产生的、适应现实有利经济发展的作法或模式，在整体上必须得到体制和制度的良好回应，并以法律或其他形式在体制机制上固定下来才能获得长期的保障。而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实践在体制和制度层面正是这么作的。总结起来，体制和制度与现实的相互回应过程是遵循“摸着石头过河”的理念和方法，以“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是好猫”为标准进行的。经济体制和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起到了良性的作用而不是成为障碍。

4、国际环境

    三十年来，虽然国际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苏联、东欧解体，围绕种族、宗教、利益等的地区冲突不断，但对中国来说，总体上国际环境保持了长期的稳定，这些是基于中国准确的国际形势判断和“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以及务实的外交政策，当然伴随着淡化与西方发达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争取到更多同等的市场地位的努力，这也是从服务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这一战略目标出发的外交手段。长期稳定良好的外部环境无疑是国内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更何况对外开放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建立有效的对外联系，吸引国外的资金、技术，带动本国经济发展。从中国飞速增长的外贸进出口总额以及巨额外汇储备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对国际社会的依存度越来越高，相对于中国来说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从上世纪末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及美元贬值等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可以反向印证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5、资源禀赋

    从人均相对指标看，中国的资源实际上是匮乏的，但中国却有着相对的资源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对资源的控制和配置能力上，实际上，中国的土地、矿产、电力、水资源、能源等等，均由国家控制或主导，中国的资金、利率、汇率、税收等亦由国家掌控，国家甚至可以通过灵活调整法律或政策调动或吸引各种资源。从这一层意义上说，中国的资源又是丰富的，利于集中和调配，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在人力资源上，改革开放把人从旧有的体制禁锢中解放出来，劳动力更加自由，工人可以自由择业，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为农民工进到城市，因为历史原因形成的中国人口和劳动力优势直接转化为人口红利，这种成功的转化应归功于改革开放初期确定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的政策，虽然在享受人口红利过程中忽视甚至牺牲了众多劳动者的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但通过对全社会的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资源的配置，中国社会较好地实现了工业化和经济起飞，取得了经济增长的奇迹，而下一步面对的经济转型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四、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缺失

    中国实现了30年的经济增长，虽然这令举世惊奇，但这并不能让人满心喜悦。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实社会和当前经济中也埋伏着诸多的危险和矛盾，中国经济增长中也存在着严重的缺失。

1、唯经济增长导致负面社会后果

    30年来，中国社会基本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号令声中高歌阔步前进的，当全社会把目光都投入到这一目标上，则会导致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因为社会进步不只是物质和经济方面，正如邓小平在总结“六.四”风波教训时提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实际上，政治、精神等与物质对应层面的要求随着经济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显得越来越重要。变换一个角度，89年的风波也是精神要求对物质社会的一次反对，只不过，这次社会波折随着社会目标被转移或统一到了进一步深化改革发展市场经济上来而有效地化解了。但“唯经济增长马首是瞻”准则基本沿用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始终，这必然会忽视对公平正义、法治、信仰、生态等社会诉求的满足，而随着经济增长和物质满足，物质以外的诉求将日渐突出，如果该诉求无法满足或社会没有作出相适应的准备，那么必将产生新的矛盾，这是在得意于经济增长时必须严肃谨慎考虑的问题。值得高兴的是，中国当下提出了“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目标，应该是注意到了唯经济增长可能存在的缺失。但社会行为惯性会让完成均衡和谐的发展目标这一任务变得长期而艰巨。

2、政治、法治与体制保障不足

    虽然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都受益于政治开明和体制因应，但在系统和制度层面上，政治、法律、体制等尚不具有长期的稳定性，经济增长和发展对政党、组织或个人的依赖程度过高，具有较强的随机色彩。许多在经济领域无法找到答案的疑难症结最后会归结到政治体制上来，这一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提出了二十年，但一直没有真正实行。正如前面提到的，通过经济增长能够短时期内化解或淡化政治或社会问题，但长期来看，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势在必行是社会共识，政治开明与政治文明之间的差别和差距是明显的，也是易于区分的。政治文明、法治健全、体制完善是经济保持增长的保证，失去了这些保证，经济增长则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不会给社会带来持续的满足和幸福，从而经济增长似乎失去了意义。

4、国际经济依赖渐强但缺乏应对能力

    如前所述，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中国经济的国际依存程度越来越高，渐强的国际依赖必然要求中国具备较强的国际应对能力，中国长期坚持的务实外交政策的确为中国赢得了经济发展空间，但中国处理国际问题的精力主要还是耗散在取得独立的国际地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消弥意识形态差异和影响等方面，从本质上讲基本是在被动应对。在争取话语权、建立国际政治经济规则和秩序等方面中国并没有足够的空间和发挥，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较之于中国的国际经济依存程度和国际经济地位并不相称。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扭转国际经济中的被动局面都是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