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说，中国重工首日上市的表现的确让投资者有些失望，这同公司的基本面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距。

    中国重工集船舶装备、军工装备和能源装备于一身，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目前我国国产船舶装备产品装船率不到50%，按照国家产业规划 ，2011年我国国产船舶装备装船率达到65%，国产船舶装备收入预计将超过676亿元，中国重工作为行业龙头必将长期受益。 同时，中国重工也是我国海军舰船装备最强最大的供应商。伴随着我国海军发展远海作战能力、实现整体战略转型的快速推进，中国重工将成为军工板块的领军企业 。中国重工在能源装备领域亦有较好表现。目前，风电齿轮箱市场占有率已跃居全国第二，其中2兆瓦以上占据国内第一。核电方面，核级应急发电机组和水处理装备是国内唯一供应商。此外，中国重工还有望成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的资产运作平台。

    中国重工良好的基本面，吸引了大量保险机构和大基金的疯狂申购。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供有效报价的273家配售对象中，有272家配售对象参与了网下申购，其中271家配售对象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入围机构的参与率高达99.3%。从最终的网下配售结果看，不仅有华夏、博时、招商等大基金现身，大型保险机构更是密布其中。中国人寿、太平洋保险和泰康保险分别获配1.09亿股、1.03亿股和0.92亿股，分别占网下配售股数比例的13.6%、12.9%和11.5%。该三大保险机构占据了网下配售股数的38%。

    然而，42.14倍市盈率的发行价，不仅远远高于目前不到30倍的A股平均市盈率，而且也提前透支了中国重工未来业绩的增长，这大大限制了公司股票首日上市的涨幅。这充分说明了在资本市场，再好的公司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价格，必然会受到投资者的抛弃。从首日上市的情况来看，中国重工的股价很可能会象其它大盘股一样，有一个较长时间的调整过程。

    今年恢复新股IPO之后，大盘股的发行价不断走高，它们从最初的发行价开始就给二级市场带来了极大的风险。由于发行价市盈率超过A股市场平均市盈率的一倍左右，这些大盘股在首日上市的涨幅都很小。一旦上市，这些大盘股很快便掉进了发行价保卫战的怪圈之中。

    今年恢复新股发行以来首个出现跌破发行价的招商证券，其发行价市盈率就高达56.26倍，是同期沪深股市平均市盈率的两倍。高高在上的市盈率让招商证券的投资价值完全丧失。首日上市，其涨幅更是只有区区8.4%，创下今年新股首日上市涨幅最低纪录，这已经注定了招商证券跌破发行价的命运。

    目前，极有可能成为今年第二家跌破发行价成为“第二个招商证券”的大盘股公司非中国中冶莫属。中国中冶目前的股价只有5.70元，距离其5.42元的发行价只有5%左右的距离。龙其严重的是，其12.34亿网下配售股份即将于下周一上市流通。因此，中国中冶跌破发行价的可能性极大。

    到今天（17日）上午10点半，中国重工的股价跌到7.87元，较首日收盘价跌5.2%。再一次掉进发行价保卫战的宿命之中。

    http://finance.qq.com/a/20091217/005262.htm

    最近，中央党校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韩保江在《瞭望》新闻周刊发表题为《注重提高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的文章，建议股市要加快新股发行速度或调高印花税，以遏制股价泡沫的形成。该文刊发后受到市场的极大关注。

    韩保江提出的调高印花税的观点并没有得到证券市场的认同。不过，也有专家学者在谈起国外股市免征印花税的问题上，提到国外股市征收所得税的问题，表示开征所得税比征收印花税合理，因为所得税只是在赚钱的情况下才征收，而不象印花税，不论投资者是否赚钱都要征收。

    中国股市的税收政策确实有理顺的必要。目前印花税征收的合理性是受到市场置疑的。印花税的征收不仅名不符实，而且提高印花税的做法更是与世界股市免收、减收印花税的国际潮流背道而驰，中国股市有必然早日取消印花税。

    但要不要开征所得税，在这个问题上，股市管理层以及国家税务部门有必要慎重对待。毕竟目前中国股市还处在为中国经济发展“作贡献”阶段，重融资轻回报，是现阶段中国股市的真实写照。中国股市现阶段还只是一个“负数游戏”，投资者整体上处于亏损状态。而在投资者总体“无所得”的情况下开征所得税又有多少现实意义呢？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实情，所以国家一直对个人进行股票交易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且，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现阶段开征所得税，也不利于增加国民的财产性收入，这与“扩内需促消费”的国家决策明显不符。

    不过，在所得税开征问题上，有必要把面向公众投资者开征所得税与向大小非开征所得税区别开来。目前国家未在股市开征所得税，这一政策明显是针对公众投资者所制订的。相关政策主要是财政部及税务总局于1994年6月20日、1996年2月9日及1998年3月30日分别下发的《关于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关于股票转让所得1996年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及《关于个人转让股票所得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通知》三个文件。而当时股市根本就不存在大小非减持的问题，当时的大小非全部属于非流通股范畴。所以，对股票交易收入不征收所得税的政策不适用于大小非。

    更重要的是，大小非在股市里不仅“有所得”，而且还是获得几倍甚至是几十倍的暴利。对如此巨额暴利如果不征收所得税，这显然有违税收立法的精神，也与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要加强税收征管和非税收入管理”、“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的精神不符。而且鉴于大小非的暴利高达数万亿之巨，如果不征收所得税，将是国家税源的重大流失。

    所以，对于目前的股市而言，调高印花税是逆股市发展历史潮流的，向公众投资者开征所得税也缺少必要性，唯有向大小非征收所得税才是正途。此举不仅有利于股市稳定发展，更是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精神的实际行动。

    又到一年的收官阶段，又到各家券商发布新一年投资策略之时。每年的此时，各家券商都会发布研究报告，对新一年的行情进行展望，包括新一年股指运行的区间以及十大金股等。今年也不例外。而从目前券商公布的2010年投资研究报告来看，各家券商对新年行情总体看好，有乐观者中信建投将市场“天花板”定在了5000点上；当然也有悲观者民族证券则看低至2200点。

    其实，不论是乐观的研究报告还是悲观的研究报告，对于投资者来说，都仅仅只能作为投资参考而已，投资者根本没必要将券商研究报告当成投资指南。

    实际上，券商研究报告的准确性是很差的。在过去的三年里，券商研究报告就遭遇了“三连败”。如在2006年底对2007年预测的时候，绝大多数机构对2007年上证指数的预测都远远低于4000点，而实际最高点达到了6124点。而在2007年底预测2008年的时候，券商报告又普遍预测上证指数将达到8000点甚至万点之上，但当年上证指数却跌到了1664点。2008年末预测2009年走势之时，大部分券商预测上证指数波动区间在1400~2800点之间，但上证指数今年来的波动区间却为1800点~3400点，券商整体低估了今年的股市行情。

    券商研究报告出现这种“尷尬”局面并不出人意料之外，其实是一种必然。

    首先，预测行情本来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股市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可预知性，一个投资者如果能看准三天的行情，这就足以保证他在股市里赚取取之不尽的利润，以及回避股市的风险了。看准三天都不容易，要看准一年更不可能。因为即便券商的研究报告是正确的，但当券商的研究报告为大多数投资者所熟悉的时候，市场的走势也必然会背离券商的预测。如果股市的走势真如券商所预测的那样，那市场主力如何能够赚到投资者的钱？更何况中国股市是政策市，政策对行情的演变至关重要。而作为券商来说，又如何能提前几个月甚至提前一年就知道政策的变化呢？如2007年的“5.30”事件，今年8月的货币政策“微调”，这显然不是券商能事先知晓的。所以，券商研究报告预测不准股市行情应是很正常的事情，投资者没必要对此大惊小怪。

    其次，券商研究报告预测不准股市行情，也与券商本身的利益休戚相关。券商的研究报告必须符合券商自身的利益以及符合财团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中外券商概莫能外。如美国著名券商美林证券也曾发生过1亿美元“堵口”的事件。而在国内，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晓蕾今年4月出席中国社科院举办的金融论坛时，就公开批评证券分析师“不讲实话”，看基金脸色行事，“基金经理想听什么，就讲什么”。毕竟基金分仓带给券商的巨额佣金收入是任何一个券商都无法拒绝的诱惑。更何况证券分析师的排除都是由基金经理来打分。面对“名”与“利”的诱惑，券商研究报告能不看投资基金及一些大机构投资者的脸色来行事吗？明白了这其中的利益关系，也就不难明白证券的研究报告为什么不准确了。也许券商真正核心的研究报告只是供基金经理们阅读的“内参”呢！

    但这份良好的愿望很可能要落空。毕竟创业板第二批只安排了8家公司。将8家公司投向创业板，这对于投机炒作成风的创业板来说，与其说是“灭火”，还不如说是“火上浇油”。创业板如此缓慢的扩容速度甚至比中小板还不如。因为从11月份以来，中小板已上市了18只新股，创业板的扩容速度比中小板都慢了一半。

    创业板扩容速度缓慢，当然与创业板公司过会率低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创业板发审来看，11月无疑是“黑色”的。11月份有18家公司进入发审程序，过会公司只有11家，过会率仅为61%，远低于第一批93.5%的过会率。由于过会率的低下，创业板可发行上市公司数量自然就减少了。

    第二批创业板公司过会率低反映出创业板上会公司质量不佳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本不该存在的。毕竟创业板刚刚推出不久，而国内适合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多达三、四千家，可为什么上会公司还面临着过会困难的问题呢？

    而且，从第二批发行的8家公司来看，8家公司的质量被普遍认为不如第一批。甚至有业内人士直言，第二批8家公司中，有6家公司不值得投资，其中宝通带业更是受到来自包括同业在内的多方质疑。由此可见，创业板第二批上会公司过会率低，并非是因为创业板发审委从严把关的缘故，而是上会公司的质量确实存在问题，以至发审委在审核时只能从矮个之中选将军，进而导致过会公司也倍受市场质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创业板上会公司过会率低，而且即便是过会公司质量也不高的现象呢？在这个问题上，保荐机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妨假设一下，如果保荐机构保荐上会的都是一些质量良好的公司，创业板发审还会出现低过会率的情况吗？还会出现第二批发行上市的8家公司质量受市场普遍质疑的问题吗？

    但保荐机构之所以没有选择那些质量可靠的公司，而是选择一些有问题公司来保荐，这其中显然存在着利益关系问题。而这其中的利益关系，又远不止是保荐费那么单纯。也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利益关系，以至保荐机构在选择保荐公司时往往是“近亲保荐”，关系越密切的，越优先保荐；越涉及到切身利益的，越优先保荐。

    当然，我们不能把创业板公司过会率低，过会公司质量差的责任完全归咎为“近亲保荐”。但“近亲保荐”的问题在第二批发行的创业板公司中却是确实存在的，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了第二批公司的质量。如8家公司中，有金龙机电、钢研高纳以及阳普医疗等3家公司都是由国信证券保荐的，而且国信证券其下的全资子公司国信弘盛又同时是这三家公司的股东，国信证券与这三家公司的利益关系不言而喻。而这三家公司中又有金龙机电、阳普医疗两家公司被指不值得投资。因此，至少在这两家公司的质量问题上，国信证券的“近亲保荐”是负有重大责任的。“近亲保荐”对创业板发展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http://www.nbd.com.cn/newshtml/20091215/20091215042650442.html

    12月11日，武汉中百发布的董事会公告显示，在10日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上，审议并通过了《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配股募集资金使用事项的议案》。根据该议案，武汉中百2009年度的配股融资金额由此前的8亿元减少到6.25亿元。原方案中的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1.75亿元改由通过银行授信等其他渠道解决。在目前股市备受巨额再融资压力困扰的情况下，武汉中百这种缩减再融资额度的做法，无疑值得称道。

    当然，武汉中百缩减1.75亿元再融资金额多少与该公司的配股方案受到市场的质疑有关。本来，在今年6月份，武汉中百就提出了融资额度为6.2亿元的配股方案。但三个月后，该公司在原配股方案的基础上又增加了1.75亿元的融资额度，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但武汉中百的三季报显示，该公司三季度末不仅拥有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8.6469亿元，而且该公司还动用了不超过3亿元的巨资在股市上“打新股”。于是，该公司拟增加1.75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合理性就受到质疑。《每日经济新闻》于10月28日以《武汉中百 一边“哭穷”一边动用亿元打新股》为题对此事进行了独家报道，笔者随后也发表了《武汉中百为何能边哭穷边用亿元打新？》的评论文章，认为武汉中百多圈了1.75亿元。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一段背景，所以这才有了武汉中百对配股方案的再次修改。但尽管如此，笔者还是要为武汉中百配股方案的缩水叫好。

    首先，武汉中百配股方案缩水一事表明，该公司是能够虚心接受舆论监督的。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圈钱已经成了许多上市公司共同的选择。一些上市公司的再融资动辄几十亿、上百亿。根据统计，今年前11个月，A股市场的再融资金额达到了2500亿元之巨。面对如此巨额的再融资，武汉中百8亿元再融资实在算不了什么，多融资1.75亿元更是九牛一毛。而且，武汉中百坚持按8亿元融资的话，一样可以获得成功。但武汉中百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采取了接受舆论监督的做法。这一点是非常可喜的，值得很多上市公司来学习。

    其次，武汉中百配股方案缩水，有利于保护公司股东的利益。在公司效益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上市公司配股的比例越大，公司盈利被摊薄的程度就越大。相反，配股比例越低，公司盈利被摊薄的程度就越少。而武汉中百的配股方案随着融资金额的缩水，其配股的比例也由原来的每10股配售不超过3股减少到每10股配售2.2股。公司配股数量减少了，盈利被摊薄的程度也相应减少，因此，新方案更有利于保护公司原股东的利益。

    此外，武汉中百配股方案缩水的做法，有利于减轻市场再融资的压力，为其他公司树立了一个好榜样。目前股市面临的再融资压力是巨大的。根据统计，目前已提出再融资计划但未实施的上市公司，其涉及的募资金额高达2555亿元。如此庞大的再融资连同IPO融资、大小非套现一道构成股市的三座大山。虽然武汉中百减少1.75亿元再融资额度对减轻再融资压力的影响有限。但如果其他公司都能够象武汉中百一样，剔除本公司融资额度中不合理的再融资部分，这显然有利于减轻股市再融资压力。所以，武汉中百的做法更是在减轻股市再融资压力方面为其他公司树立了一个榜样。

   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09-12/14/content_494004.htm

    从这8家公司的发行来说，除了8家公司及其大股东是最大的赢家之外，国信证券无疑是另外一个大赢家。在这8家公司中，国信证券保荐、承销的公司就有3家之多，分别是金龙机电、钢研高纳以及阳普医疗。不仅如此，国信证券还是这三家公司的股东，其旗下全资子公司国信弘盛均参与了对三家公司的投资，其中金龙机电是今年3月投资的，以每股2.68元购入700万股，占发行前股本的6.54%；阳普医疗也是今年上半年投资的，国信弘盛以2.8元/股价格购入380万股，占发行前股本的6.8%；钢研高纳也是国信弘盛在今年5月以4元/股价格买入350万股，占发行前总股本的3.99%。国信证券既赚保荐承销费又赚投资收益，可谓“双丰收”。

    其实，这种既做股东又当保荐人（承销商）的“直投+保荐”的业务模式，在创业板首批上市的28家公司中就已经存在。如中信证券旗下的金石投资，于2008年6月以8元∕股认购了机器人320万股；2009年5月，金石投资以13.2元/股的价格认购了神州泰岳210万股。而中信证券就是这两家公司的保荐人。又如保荐银江股份上市的海通证券，其控股公司海通开元于2009年3月28日每股5元的成本，认购银江股份150万股份。而这种“直投+保荐”的模式，带给当事券商的收益显然只能用暴利来形容。以中信证券与海通证券为例，除了获利相应的保荐、承销费用外，其直投收益目前均超过8倍。也正是基于这种暴利的诱惑，有越来越多的券商开始选择“直投+保荐”的模式。

    “直投+保荐”带给券商的利益有目共睹。但这种模式存在一个致命伤就是，券商作为保荐机构的公信力荡然无存，职业道德彻底沦丧。作为保荐机构来说，在保荐企业上市的时候，理应客观公正，但当保荐机构自己又是公司的股东的时候，保荐机构为了自身的利益，就是想公正也都公正不起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些券商在直投时，往往都是以较低的价格买进股份；而在保荐上市的时候，又都竭力高估公司的投资价值，抬高股票的发行价格。

    不仅如此，这种“直投+保荐”模式甚至涉及到以权谋私、利益输送等问题。即券商用自己保荐人的特权来牟取获得所保荐公司的廉价股份，进而在股票上市后获取暴利。这种做法，从券商的角度来看，是以权谋私；而从所保荐的公司角度来看，则是一种利益输送，与“老鼠仓”没有什么两样。

    因此，为维护证券市场的三公原则，切实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确保上市公司的质量，监管部门有必要尽快叫停券商“直投+保荐”的业务模式。

    http://paper.cs.com.cn/html/2009-12/10/content_60084.htm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7日闭幕，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被明确为2010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据会议布署，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尤其是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总之，扩内需促消费将在2010年的保增长和调结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股市在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担负着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使命。虽然在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股市发展问题，中央主要强调“要积极扩大直接融资，引导和规范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但实际上，在扩内需促消费方面，股市同样可以大有作为。

    经过这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之后，扩大内需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得以体现。但要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消费，都离不开一个字：钱。所以，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归根结底还是要增加居民收入，没有居民收入的增加，扩内需促消费只是枉然。

    而在增加居民收入方面，股市完全可以有所作为。虽然多年来中国股市留下了“七二一”的恶名，即十人炒股七人亏损二人持平一人盈利，但出现这种结局，完全是不合理的股市制度使然。股市如果能够完善目前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增加股票的投资价值，股市完全可以打破“七二一”魔咒，让更多的投资者从股市里获得投资收入。

    而且，让更多的投资者从股市里获得投资收入，对于增加消费扩大内需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截止2009年11月27日，沪深两市共有A股账户13,623.68万户，按每个投资者同时持有沪深两个账户来折算，A股市场投资者人数达到6800万人。再按每个投资者影响到3个家庭成员的消费来测算，股市的涨跌影响到全国2亿人的消费。而且这2亿人主要还是消费能力较高的城镇居民。这2亿人的消费对促消费扩内需的作用显然不可低估。股市如果能够带来投资收入的增加，则这2亿人的消费水平就可以增加；相反，股市就会拖扩内需促消费的后腿。

    那么，股市如何让投资者增加投资收入呢？如下三个方面的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是要改变目前新股超高价发行的发股方式。目前我国股市并不具备新股市场化定价发行的条件，半年来的实践已经清楚表明，市场化定价发行已沦为高价发行的代名词。而这种高价发行，不仅让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化为乌有，带给投资者以巨大的投资风险；而且超高价发行也带来了大量超募现象的出现，造成股市资源的巨大浪费，不利于让更多的企业上市融资，进而妨碍保增长目标的实现。因此，要增加投资者的投资收入，首先就要降低新股的投资风险，降低新股的发行价格。

    不仅如此，目前这种新股超高价发行的方式，被称为是中国富翁的“生产基地”，其实质是将广大投资者的财富，集中到了少数富人手上，从而使得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严重加剧了两极分化，使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水平进一步下降。因此，目前这种高价发股的发行制度也是与扩内需保消费的精神相违背的，需要尽快加以改革。

    其次，是要加大股市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内幕交易、股价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遏制股市投机炒作之风。如创业板股票，将股价的市盈率炒高到了145倍，如果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严厉打击，其最终必将套死一批投机客，将巨大的投资风险留给二级市场，危及投资者对投资收入的获取。

    其三，是实行强制分红的政策，规定上市公司每年必须将利润的20%~30%分配给投资者。并将上市公司的分红与上市公司高管的工资、资金挂钩，杜绝上市公司年年扮演“铁公鸡”，但公司高管收入却年年大幅增长的事情发生。

    可以断言，在上述措施确保投资者投资收入增加的情况下，股市完全可以为扩大内需促进消费作出新的贡献。

      http://paper.cnstock.com/html/2009-12/09/content_71768165.htm

  　最新一期《瞭望》新闻周刊发表文章，认为当前流动性过剩，国内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率加速上升的可能性逐渐加大。为此，文章建议在股市方面要加快新股发行速度或调高印花税，以遏制股价泡沫的形成。鉴于《瞭望》是国家高层决策信息的重要刊物，而该文作者韩保江又是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因此文章一经刊出，就在市场引起强烈反响。

    用提高印花税来打压股市，这是监管层某些人士僵化而固执的思维方式。尤其是2007年“5.30”的“半夜鸡叫”，将印花税由１‰调高到３‰，导致股指暴跌，这更让某些监管人士认识到了调高印花税的“威力”，提高印花税因此成了某些人打压股市的“杀手锏”。

    针对《瞭望》的文章，不少市场人士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A股总体不足30倍的市盈率水平是一个相对合理的位置，A股市场尚未出现泡沫，因此现在提高印花税并不合适。

    其实，不论A股市场是否出现泡沫，动用提高印花税的大棒来打压股市是永远都不合适的。监管部门不应再拿提高印花税这种“野蛮人”的做法来折腾股市。

    首先，有关人士应该看到，提高印花税并不能遏制股市泡沫的形成。2007年“5.30”的“半夜鸡叫”，除了制造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加剧股市的动荡之外，并没有真正起到遏制股市泡沫形成的效果。虽然监管部门将印花税从１‰调高到３‰，但当年股指还是由“5.30”前的4300点上涨到了当年10月的6124点，市盈率水平由“5.30”前的40几倍上涨到后来最高时的70余倍。因此，提高印花税并不是遏制股市泡沫的灵丹妙药。

    其次，用提高印花税来遏制股市泡沫，完全是逆中国股市发展潮流及国际股市发展潮流而动，是股市监管的大倒退。最近几年，中国股市一直都在强调市场化发展，把市场的事情交给市场来解决。管理层甚至超越中国股市的发展阶段，强制性推出新股市场化定价的发股方式。但用提高印花税来遏制股市泡沫，显然是过去政策市的做法，是与中国股市市场化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实际上，要遏制股市泡沫，完全可以通过加大新股发行力度及国有股减持力度等市场化手段来进行。并且，从世界范围来看，降低交易成本，取消股票交易印花税，这是国际潮流。据统计，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成员中的发达国家大部分停征证券交易印花税，如美国，早在1966年就废止了股票交易印花税。因此，如果我国股市现在还要提高印花税的话，这完全是与国际潮流相违背，是与国际股市的严重脱轨。

    更重要的是，我国股市本来就缺少投资价值，如果上调印花税，这只会增加投资者的投资成本，使股市更加没有投资价值。有统计显示，2007年投资者印花税支出2005亿元（当年“5.30”，印花税率上到为３‰），佣金支出超过1500亿元，两项数字之和甚至超过了2006年所有上市公司的利润总和3202亿元，股市变得毫无投资价值可言。尤其是在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强调要“促消费”，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提高印花税这种增加投资成本、减少投资收益的做法，明显不利于投资者收入的增加，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与中央强调的“促消费”精神背道而驰。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09-12/09/content_40361.htm?div=-1

    近日，随着“第五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第五届中国（深圳）国际期货大会”的召开，关于股指期货推出的声音再次在中国股市的上空响起。先是在11月29日召开的“第五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上，上交所研究中心总经理胡汝银表示，股指期货推出时机已经成熟。随后在12月3日召开的“第五届中国（深圳）国际期货大会”上，前证监会主席周道炯表示：股指期货很快就要出来了。

    股指期货的推出已经达成共识。在这里，笔者要强调的是，推出股指期货对于中国股市健康发展的积极意义。由于没有股指期货，股市只是一个单边市，投资者只有做多才能赚钱，由此养成了投资者的“一根筋”：做多，做多，再做多。而且投资者不仅自己做多，甚至还反对别人做空、唱空，以至股市里唱空、做空者成了过街老鼠，空头司令侯宁干脆檄械半年。这种一味的做多，不仅使投资者丧失了风险意识，而且盲目推高股指的结果也加剧了股市的投资风险。中国股市的高估值，在很大程度上就与股指期货的缺失有关。

    推出股指期货是中国股市的一次革命。不过，正因为意义重大，所以推出股指期货的准备工作更要做得充分一些。在这里，笔者需要补充的是，推出股指期货，相关联的制度建设也应一并跟上。比如，作为股指期货标的物的沪深300样本股，其相关大股东的交易行为有必要作出进一步的规范。

    对于股指期货的推出，不论是投资者，还是市场人士，或是管理层，大家都有一个担心，担心股指期货被操纵。这种担心并非多如。毕竟沪深300样本股中真正流通股的数量较为有限。虽然很多样本股名义上全流通了，但实际上，60%甚至是70%以上的股份还掌握在大股东的手上，并没有真正上市流通。则目前股市里的机构投资者发展迅速。这些机构投资者，甚至这些样本股公司的大股东，操纵股指期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所以，推出股指期货，就必须要防范股指期货被操纵，为此，就必须要完善相关制度，尤其是要进一步规范大股东的交易行为。

    首先是在推出股指期货前要有步骤地安排沪深300样本股公司大股东减持，使沪深300样本股公司真正流通的股份最少达到30%以上（未解禁股除外）。改善中石油式的畸形流通股本结构。确保沪深300样本股有足够的流通股股份，减少股指期货被操纵的可能性。

    其次是在推出股指期货后，要进一步规范沪深300样本股公司大股东的减持，增加大股东减持的透明度，做到大股东的减持提前预告。在大股东绝对控股的背景下推出股指期货，大股东减持对股指期货的影响不要避免。为了尽可能地将这种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这就必须对沪深300样本股公司大股东的减持严格管理。

    其三是规范大股东的增持行为。由于目前市场上沪深300样本股公司真正流通的股份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所以沪深300样本股公司大股东的增持行为应从严管理，规定大股东持股高于60%的上市公司，大股东一律不得增持上市公司股份。避免市场流通股份的减少，增加机构投资者操纵股指期货的可能性。

    此外，规范上市公司回购行为，其相关规定可与大股东增持的规定保持一致，规定大股东持股高于60%的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一律不得回购二级市场的流通股份。

    http://www.nbd.com.cn/newshtml/20091208/20091208041854444.html

    而预示国际板渐近的还有一个信息就是，11月18日，中移动董事长王建宙在香港出席2009移动通信亚洲大会及2009国际LTE论坛时表示，有关中移动登陆上海国际板一事正在推进，筹备工作已启动，目前正在挑选保荐人。中移动的回归进程很有可能成为国际板推出的进程。

    这种用红筹股回归来开启国际板的做法是不厚道的，是对国内投资者感情的一种玷污。实际上，包括红筹股在内的中资公司回归A股，不应该走国际板；而国际板也不应该以推出红筹股上市之名来推出。

    把B股建成国际板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不久前B股市场还为此疯狂过，但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既然上交所副总经理刘啸东明确表示“境外企业在Ａ股上市的规则正在制定中，这就表明外企上市选择的是A股市场而不是B股市场。想想A股市场40倍、50倍的发行市盈率，外企上市不选择A股而去选择B股那也实在是够傻冒了。不过，既然国际板要落户A股市场，那就应该名符其实，那就应该让国际板成为外企上市的平台，而不应将红筹股及各类中资公司回归A股也放在这个平台上。

    把红筹公司混同外企是国人所不能接受的。象中国移动一直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企业，怎么就因为资本市场的一个注册游戏，忽然就变成了外企呢？如果真是外企，对我国的通讯形成高度的垄断，那我国的安全还有保障吗？如果是外企，又何来回归A股市场一说？如果是外企，国内股市也不欢迎它来股市圈钱。所以，撇开注册游戏，至少在国人的心目中，在国内投资者的心目中，象中移动这样的红筹公司还是中国人自己的公司。也正因如此，对中移动的回归，对红筹股的回归，国内投资者并不排斥。

    红筹公司、中资公司回归A股没必要走国际板。象中国联通、中石油等众多在香港上市的公司都已经回归了A股市场。它们都没有走国际板这个渠道。而且，从目前来看，走国际板并不利于红筹公司、中资公司的回归。虽然上海方面为国际板的推出进行着积极的准备，但实际上目前国际板推出的阻力并不少。在目前A股市场及国内投资者并不成熟的情况下，推出国际板让外企来A股圈钱，这是对国民利益的严重损害，是对中国人民的犯罪行为。因此，推出国际板远不是现在应该做的事情。虽然不排除上交所方面以试点的形式推出国际板，但试点阶段能接纳的上市公司将是非常有限的。

    红筹公司、中资公司回归A股别走国际板，这也是为了避免将红筹公司、中资公司回归A股与国际板混为一谈。对于红筹公司等中资公司的回归，投资者是能够包容的；但外企来华圈钱，不论是于国还是于民都很难通过。如果利用中移动的回归来达到推出国际板的目的，这是对国民感情的一种捉弄。

  
http://www.huanqiu.com/newspaper/default.html?type=hqsb&date=2009-12-03&block=15

    创业板发审会这一票否决得好！赛轮股份之所以引人关注，关键就在于该公司在递交上会申请之前一个月突击扩股，大搞利益输送。今年6月25日，赛轮股份召开的200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同意陈金霞以及15名新股东以4.4元/股的价格增资，该公司的股本因此由2亿股增加到2.8亿股。正是通过这次突击扩股，原“涌金系”掌门魏东的妻子陈金霞增资455万股，共计持有赛轮股份1707.49万股；包括史玉柱、郑海若、何剑锋等在内的一批资本大鳄也得以潜伏其中。如果赛轮股份得以成功过会，并发股上市，这些突击买股的资本大鳄们又将获得数倍的暴利。因此，赛轮股份的被否决大快人心，这也表明创业板发审委向准创业板公司上会前突击扩股、大搞利益输送打响了第一枪。

    这一枪响得正是时候。从创业板首批28家公司的新股发行来看，准创业板公司在上会前的突击扩股并非个别现象。一些有着各种社会背景、利益关系的机构投资者或自然人，利用突击扩股的机会在企业上会前突击买进股票，而一旦企业过会，发股上市，这些突击买股者就可以获得新股高价发行、高价上市的巨额暴利。以至突击扩股成为新形势下典型的利益输送行为，这些突击买股者也成了新形势下的另类老鼠仓。如特锐德、网宿科技、中元华电、吉峰农机和金亚科技等公司，在证监会正式受理前六个月内均进行过突击扩股。不过，对于这种突击扩股行为，深交所方面只是要求相关股东承诺自工商登记变更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不转让所持新增股份，但这显然改变不了利益输送的事实。

    不仅如此，正是基于这种突击扩股的存在，一些券商们以“券商直投”的名义积极参与进来，使“券商直投”变成了“券商摘桃”、“灰色直投”。一些券商们见利忘义，甚至连基本的职业道德也不顾了。一方面以券商直投的名义买进准创业板公司的股票成为股东；另一方面又作为保荐机构来负责该公司新股上市的保荐工作。这些券商们在自己突击买股时往往尽可能地以较低的价格买进股票；而在保荐股票发行上市时，又尽可能地抬高公司股票的发行价格，从而使得这些券商作为保荐机构的公信力荡然无存。如海通证券旗下投资公司海通开元以每股5元的价格持有银江股份150万股，但其保荐的银江股份发行价高达20元/股；中信证券旗下的金石投资以8元/股买进的机器人，但中信证券保荐的机器人发行价达到39.80元/股；金石投资以13.2元/股买进的神州泰岳，中信证券保荐时的发行价更是高达58元/股。更加重要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券商选择“直投+保荐”这条路了，如在11月份过会的钢研高纳、金龙机电、阳普医疗三家公司，国信证券既是股东又是保荐机构。如此发展下去，创业板完全有可能沦为一个牺牲公众投资者利益、充满利益输送与内幕交易的灰色交易场所。

    因此，创业板发审委对赛轮股份的否决是非常及时而且很有必要的。此举对于那些试图通过突击扩股来进行利益输送与内幕交易的各种所谓创投、直投及资本大鳄们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对于维护证券市场的三公原则具有积极意义。笔者期待，对于此类行为，除了否决上市资格外，还能出台更细致、更严格的措施，切断灰色的利益输送链条。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09-12/04/content_38433.htm?div=-1

    而上会前尤受关注的赛轮股份最终未获通过，笔者以为十分正常。理由有三：

    首先，赛轮股份的盈利能力有限，而且业绩增长很不稳定。根据公开资料，公司发行前总股本为2.8亿股。公司2006年到2008年的财务报表显示，赛轮股份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只有1339万元、5329万元、2630万元。07年利润较06年大幅上涨了298%；而08年又比07年大幅下降了51%，与此同时，2008年的营业收入同比却大幅增长了60％。09年上半年公司的净利润又大幅上升到4448万元，半年利润已经超过了08年全年利润的69%。这到底是公司今年盈利水平的真实反映，还是公司为了突现今年利润的高速增长而人为地对财务报表进行了“微调”呢？另外，公司也坦言，今年9月的美国轮胎特保案会对募投项目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如此一来，公司下半年的利润又会出现大幅下降，最终导致09年甚至今后几年利润的大幅波动。

    其次，赛轮股份的发行股本太大，融资太多。根据公开信息，赛轮股份拟发行不超过9800万股，上市后公司总股本将达到3.78亿股。而公司今年上半年每股收益为0.22元，如果按第一批上市创业板公司平均50多倍市盈率发行价计算，则一旦过会，赛轮股份的发行价将会达到20元，公司募资总额将会高达20亿元左右，大大超过其计划融资的5.14亿元。另此，公司9800万股的发行规模，已经完全具备了在上交所上市的规模，更别说在中小板上市了。既然能够在主板上市，为何一定要挤进创业板呢？是因为创业板的上市门槛太低，还是因为创业板可以以更高的天价发行从而“圈”走更多的资金？投资者完全可能这样理解。还有，既然如此大的流通盘都可以在创业板上市，那中小板不就成了聋子的耳朵空摆设了吗？

    最后，上市前夕，赛轮股份突然增资扩股有明显的利益输送性质。2009年6月25日，赛轮股份召开200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向原股东陈金霞、新股东何东翰先生等10位自然人以及苏州新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以4.4元/股的价格增资。其中，魏东之妻陈金霞认购455万股。一旦赛轮股份上市，上述进来人员，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将会攫取超过300%的毫无风险的利润。可见，创业板发审委拒绝这种“摘桃子公司”上市是非常正确的。

    http://finance.qq.com/a/20091202/004440.htm

    11月30日是创业板开市一个月的日子。“满月”对于一个新生命来说，是一件大事，创业板的“满月”，同样令人关注。

    创业板这一个月的表现“惊天动地”。从10月30日开市第一天起，创业板就以其疯狂的表现让全世界行“注目礼”。而在随后的日子里，创业板“不甘沉沦”，“奋勇顽强”，“愈挫愈勇”，至11月27日收市，28只股票的加权平均静态市盈率为114.79倍，总市值达到1438.69亿元，均创出上市以来新高。领头羊吉峰农机“勇往直前”，屡创新高，已两度被“强制休息”。创业板成为名符其实的“投机板”、“博傻板”、“风险板”。

    不仅如此，创业板还成了A股市场的“标杆板”，成了主板、中小板的“壮胆板”。正如网络上流传的调侃所云：“大棚把季节搞乱，小姐把辈份搞乱”，一个创业板也把A股市场搞乱。

    首先，在新股发行市盈率上，主板、中小板向创业板看齐。在创业板没有推出之前，主板、中小板新股发行的市盈率大多在30几倍。光大证券58.56倍的发行市盈率受到市场人士的长时间炮轰。但创业板首批28家公司新股的平均发行市盈率就达到了56.7倍，其中鼎汉技术的发行市盈率达到82.22倍。如此一来，主板、中小板的新股发行市盈率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于是，主板、中小板新股发行以创业板为榜样，奋起直追，最近中小板公司日海通讯的发行，发行市盈率达到74.22倍。

    其次，在对超募资金的追逐上，主板、中小板向创业板看齐。虽然今年IPO重启以来，超募是一种普遍现象，但主板、中小板公司的超募还是相对有节制的。创业板28家公司的超募无疑更上一层楼。28家公司原计划募资67.61亿元，实际募资154.78亿元，超募幅度高达128.93%。其中，仅神州泰岳一家就超募了13.30亿元，超募比例高达264.94%。于是，主板、中小板急起直追，最近发行的日海通讯拟募集资金2.4亿元，实际募资达6.2亿元，正在发行中的大盘股中国重工，募资超两倍也已成定局。

    其三，新股高价上市，中小板向创业板看齐。创业板新股的高价上市，大盘股只能甘拜下风。但中小板个股并不示弱。在创业板上市首日诞生了神州泰岳、红日药业两只百元股的刺激下，中小板的信立泰奋起直追，股价一度站上百元，而27日上市的东方园林，在上市当天就站到了百元股行业。

    其四，在投资价值取向上，主板、中小板向创业板看齐。最近几年来，A股市场一直信奉价值投资，认为股票30几倍、40几倍的市盈率就偏高了。如今创业板股票的市盈率达到百倍之上。于是，主板、中小板马上就成了价值投资的洼地。至于境外10几倍市盈率的成熟股市，不再是主板参照的标的了。

    http://www.changjiangtimes.com/html/2009-11-30/156861.htm

    政府资金参股设立创投基金的积极意义显而易见。作为初创期的高科技企业和创新企业来说，它们通常被社会资本与银行资本所遗弃。通过政府资金参股的形式设立创投基金，服务于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初创期企业，对于这些企业的发展无疑是雪中送炭。而且通过政府资金参股的方式设立创投基金，可以使更多的民间资本在政府资金的引导下，积极参与投资新兴产业，以部分解决4万亿投资中民间投资不足和投资乏力的问题。

    但政府资金参股设立创投基金，必须防止创投基金变成“灰色基金”、“摘桃基金”的问题。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因为在发改委、财政部《通知》下发之前，中国股市已经出现了这种类似于“灰色基金”或“摘桃基金”的券商直投现象。

    和政府资金参股设立创投基金一样，券商直投的初衷也是好的。然而，随着创业板公司的新股发行与上市，券商直投中的问题也就暴露在了投资者的面前。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一些券商直投完全沦为了“灰色直投”、“摘桃直投”。一些券商利用自己的关系，或者保荐机构的特殊身份，在一些准创业板公司新股发行前，以较低的价格突击买进大量的股份，摘采这些准创业板公司新股发行上市的桃子。有的券商更是置职业道德于不顾，既当这些准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东，又做这些公司的保荐人，从中牟取巨额暴利，严重践踏证券市场的“三公”原则。如保荐银江股份上市的海通证券，其旗下投资公司海通开元以每股5元的价格持有银江股份150万股，目前获利可达8倍。而中信证券旗下的金石投资以8元/股买进的机器人，目前获利也有8倍之多；以13.2元/股买进的神州泰岳，目前市价获利也达8倍。这些券商一方面在有关公司发股上市前低价买入股票，另一方面在作为保荐机构时又竭力提高这些公司股票的发行价格，其保荐机构的公信力荡然无存。

    而与这些券商直投相比，有着国家资金与地方政府资金背景的创投基金，在各种社会关系方面，显然不比券商直投差。可以说，券商直投能从准创业板公司中拿到的好处，有政府资金参股的创投基金都可以拿到。甚至券商直投拿不到的好处，这些创投基金也可以拿到。所以，对于政府资金参股设立的创投基金，务必要有严格的监管措施。否则在巨额的利益面前，难保这些创投基金不会沦为第二个“券商直投”，这除了加剧社会的不公平之外，显然也不利于初创期的高科技企业和创新企业的发展，背离了政府资金参股设立创投基金的初衷。
 
    http://www.nbd.com.cn/newshtml/20091128/20091128042810171.html

    这是两件看起来并无关联的事情。不过，将二者放在一起，倒也体现出超乎寻常的意义。因为吉峰农机的爆炒停牌，证监会的监管成果无疑大为失色。

    证监会公布对莫建军的查处成果，原本是为了表明监管部门对市场监管的卓有成效。一些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不仅使用了“严打”、“严查”、“严控”、“严惩”等字眼，而且还声称“证监会交易所联动，市场操纵无从遁形”。然而，就在一些人认为“市场操纵无从遁形”的时候，以吉峰农机为龙头的创业板股票的炒作却在大摇大摆地上演着，根本都不曾考虑过要去哪里“遁形”。吉峰农机是不是市场操纵，这个问题需要监管部门来认定，但该股价格的异动却是有目共睹的。因此，面对吉峰农机的疯狂炒作，监管部门的任何监管成果都会失色。市场监管是否有成效，吉峰农机是一块很好的试金石。

    其实，吉峰农机的爆炒不仅令证监会的监管成果失色，而且直接令监管部门的一些监管措施形同虚设。

    11月26日的停牌实际上是吉峰农机的第二次停牌。早在11月6日，在该股只上市五个交易日的时候，该股票就被停牌过一次了。而停牌的原因为：鉴于公司股票近期交易价格波动较大，换手率较高，公司拟就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的事项进行核实。但当时核实的结果正如人们早就预料的那样，“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而此次该公司再以“由于公司股票近期交易价格波动较大，换手率较高，公司拟就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的事项进行核实”为由停牌，其结果恐怕仍然还会是人们预料的那样“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吉峰农机遭遇爆炒，主要是市场炒作的原因，但监管部门却一次次要求公司方面从信息披露上来找问题，恐怕很难找到症结所在，而这样的停牌措施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仅如此，为防范市场对新股的爆炒，深交所不仅推出了“三档停牌制”，防范新股炒作的风险；而且在创业板开板之前的10月27日还发布了“四道令箭”，同时对存在重大异常交易情况的“华某民”、“林某仲”、“陈某生”账户实施了限制交易措施，希望能给创业板的新股过度炒作行为敲警钟。但吉峰农机的爆炒，无疑让这些监管措施化为乌有，甚至严重危及创业板的稳定健康发展。因此，就算证监会查处100个莫建军案，也抵不过吉峰农机爆炒带给股市的负面影响。要提高股市监管效率，就必须多抓大案要案，象一些鸡毛蒜皮之类的小案，抓与不抓，影响都不大。

    http://www.nbd.com.cn/newshtml/20091127/20091127042454809.html

    深圳证监局11月5日披露，今年8月深圳证监局对辖区内基金公司进行大规模调查时，发现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原基金经理涂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原基金经理韩刚、刘海三人，涉嫌利用公司信息从事内幕交易，被“抓了现行”。

    11月初，证监会、上交所在上海组织召开了一次全国108家券商和数十家基金风险控制及IT业务代表参加的座谈会。据称，证监会官员在会议期间多次提及要求各个机构加强内部防火墙建设，杜绝“老鼠仓”。6日，全国二十多家券商代表再一次聚会杭州。会议的重点放在了“老鼠仓”上。

    在上海、杭州会议结束后不久，“捉鼠风暴”便很快由深圳扩大到上海乃至全国。

    上海证监局迅速布置了相关工作，开始了预先通知的轰轰烈烈的“捉鼠运动”。上海证监局开始的“捉鼠行动”，范围包括券商研究所、资产管理部、证券投资部及投资银行部。检查重点是券商与基金有关人员相互勾结并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行为。

    各基金公司纷纷响应，一些公司还火速升级了内部监控系统。具体监控措施包括：基金经理上报所有亲属（包括旁系亲属）的身份证号和证券账户；在投资部、交易室安装摄像头；每隔15秒，电脑截屏一次；屏蔽MSN等网络聊天软件 ；封闭电脑U盘端口 ；对外宣传口径受监管。

尽管此次“捉鼠行动”范围很广，动作也很大，但时至今日，仍然只是“雷声”大“雨点”小——据报道，中银国际深圳营业部的某总经理在这次“严打”中落网了。实际上，这只是违犯了券商行业工作人员不得炒股的规定，恐怕还算不上是真正的“老鼠仓”。而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是监管部门在对所辖基金和券商进行检查之前，都会下发相关的通知，有充足时间让被检查的基金和券商做好应对的准备。“我们每人电脑里的文件要用专门软件删除35遍。所有人都忙着处理自己的电脑”上海一大型券商中层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光删除还不行，我们现在用了最新的覆盖软件，能把历史全部抹掉。好几个同事还不放心，现在买电脑或者换硬盘去了。”

    象上海这样事先打招呼、然后再“捉鼠”的结果只能是让“老鼠”提前跑得没了踪影。上海证监局这种事先通知被检查的基金或证券公司的做法，到底是要“捉鼠”还是“放鼠进洞”。从效果来看，上海证监局的做法明显不如深圳证监局的方法。

    涂强、韩刚和刘海三人被“抓了现行”，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事先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到位。深圳证监局当天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突然造访深圳的各家基金公司。据基金公司内部人士透露，当时的调查很细，对基金公司的台式机、笔记本电脑都进行了检查，有部分基金经理的电脑硬盘被检查人员带走。这次调查行动发生后，深圳证监局称，“此次检查属于例行检查的一部分”。很难想象，如果深圳证监局事先通知基金公司或者提前有人走漏了消息，最终检查的结果肯定不是现在这种情况。

    “捉鼠”贵在持之以恒，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增加不定期突然检查的次数。轰轰烈烈的“捉鼠风暴”，看起来吓人，而实际效果却未必让人满意。

    http://finance.qq.com/a/20091124/002513.htm

    继对深国商控股股东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之后，仅隔一天的时间，深交所又于11月24日在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诚信建设指引》的基础上，出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诚信建设指引》，要求上市公司建立完善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严控上市公司操纵股价和内幕交易行为。

    操纵股价与内幕交易是中国股市的两个大毒瘤。虽然最近几年来，管理层一直都在强调加强市场监管，加大对操纵股价与内幕交易行为的打击力度，但操纵股价与内幕交易行为真正受到打击的并不多，受到严惩的案例更加少见，倒是各种疑似操纵股价与内幕交易的行为在股市里不断涌现。所以，这次深交所要求上市公司建立完善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严控上市公司操纵股价和内幕交易行为，可以说是有的放矢。

    但由于操纵股价与内幕交易行为的隐蔽性，以及巨大的利益诱惑，以至操纵股价与内幕交易行为在股市里从来就不曾间断。深交所是否真的能够做到严控上市公司操纵股价和内幕交易行为的发生，投资者还心存疑虑。更何况中小企业板与创业板上市公司，由于管理制度的不规范，也是最容易产生操纵股价与内幕交易的地方。以时下股市里受到市场追捧的高送转题材股的炒作为例，上市公司的高送转分配就是中国股市操纵股价与内幕交易行为的一个风口浪尖。所以，深交所严控上市公司操纵股价与内幕交易行为，不妨就从严控高送转分配过程中的操纵股价与内幕交易开始。

    之所以建议选择以高送转分配作为突破口，首先是因为高送转对于投资者来说存在巨大的利益得失。高送转题材是上市公司中最具魅力的题材之一，中国股市也有炒作高送转题材的习惯。投资者如果抓对一家高送转公司，少则获利百分之三、五十，多则翻倍甚至翻几倍。其次是高送转分配中存在操纵股价与内幕交易行为具有普遍性，影响也很大。在一年一度的利润分配过程中，那些股价上涨得多的公司，往往就是有高送转题材的公司，那怕一些公司业绩很差，也会推出高转增方案；相反，那些股价涨得少或者不涨的公司，往往也就是没有高送转分配的公司。这种现象可以说已经成为中国股市的一种经典，屡试不爽。这其中要说没有操纵股价与内幕交易，恐怕没有人会相信。这是绝对的股价操纵行为或内幕交易行为！但它却一年又一年地在股市里上演着，监管者对此视而不见，投资者也习以为常。

    正是基于上市公司高送转分配中各种操纵股价与内幕交易猖獗，因此希望深交所能够借《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诚信建设指引》出台之机，重点打击上市公司高送转分配中的操纵股价与内幕交易行为，除了要求上市公司建立完善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还应立规加强对上市公司高送转分配的管理：一是分配前股价明显异动的上市公司，不得进行高送转；二是分配前三个月内明显有机构潜伏的上市公司，不得进行高送转；三是业绩不良的上市公司，不得进行高送转；四是分配前一年内进行了再融资的上市公司，不得进行高送转；五是分配前后半年内有大小限解禁的上市公司，不得进行高送转。使上市公司能够“干净分配”，避免瓜田李下之嫌。

    http://www.nbd.com.cn/newshtml/20091125/20091125041054369.html

    最近，创业板上会公司接连被否决一事引人注目。根据统计，11月2日以来召开的6次创业板审核会议审核的14家公司中有6家未过关，通过率仅为57%，较9月、10月创业板发审93.5%的通过率大幅降低。

    上会公司通过率大幅降低，这反映了创业板发审委严格把关的一面，这是可喜的。放眼世界创业板市场，之所以总体表现不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创业板上市门槛低，创业板上市公司质量不佳的缘故，以至很多国家的创业板最后都开不下去了。我国创业板市场要办好，当然要吸取国外的教训，严把上市公司质量关。因此，创业板发审委严格把关，这无疑让人们看到了我国创业板的希望。

    不过，创业板上会公司的低通过率，也让人们看到了创业板发审工作效率低下的一面。11月份以来的6次创业板发审会只通过了8家公司，这同样不利于当前创业板市场的健康发展，更不利于发挥创业板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功能。

    我国主板市场目前显然是不成熟的。而之所以在我国主板市场都不成熟的情况下急于推出创业板，其目的就是要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创业板有必要让更多的中小企业上市。但象目前这种审核效率，创业板又如何能够更多地接受中小企业上市呢？

    而且，就创业板的健康发展来说，目前也有必要让更多的中小企业上市。由于目前创业板规模很小，以至首批28家公司股票上市后受到暴炒，股价严重畸形，给投资者带来了极大的投资风险。并且，由于创业板规模小的缘故，导致创业板公司新股发行受到极大追捧，发行价也明显扭曲，使得28家公司严重超募。28家公司原计划募资67.61亿元，实际募资高达154.78亿元，超募87.17亿元，造成股市资源的巨大浪费。实际上，如果能把这87亿元的超募资金分配到另外的40家中小企业中去，这显然更有利于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

    所以，创业板发审委在从严把关、重视上会公司质量的同时，也需要为创业板挑选出足够数量的公司来上市。在创业板推出初期，创业板不应该存在挑选不到足够数量的有质量保证的符合上市标准的公司这种问题。因此，这就要求创业板发审委员们能够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每周能再多开一、两次发审会，让更多符合上市标准的公司早日上会、过会。同时，作为保荐机构也要尽量推荐一些符合上市标准的企业来上会，以提高创业板发审委的工作效率，提高创业板公司上会的通过率，使创业板有更多的新公司可以上市。

   http://www.changjiangtimes.com/html/2009-11-23/155943.htm

    这是证监会针对个人违法违规开出的首个亿元罚单，同时也是证监会有史以来开出的第二张大罚单。而最大的罚单是2001年4月23日对亿安科技股价操纵案开出的：没收违法所得4.49亿元，并处罚款4.49亿元。但由于主要当事人罗成失踪，以至这张最大罚单成为一张空头支票。因此，证监会的第二张大罚单能否执行到位，格外引人关注。如果再次被逃票，那么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严肃性就会受到挑战。所以，这次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能将“汪建中案”高达2.5亿元的罚没款执结到位，意义重大。

    但将“汪建中案”的2.5亿元罚没收入上缴国库，似乎并不妥当。虽然一直以来，证券市场的各种罚没收入都是上缴国库，但这种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证券市场的罚没收入来自于对市场上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而证券市场上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与社会上的一些违法违规行为明显不同。比如，社会上人们常见的偷漏税问题，其罚款上缴国库是名正言顺的。因为这种偷漏税本身就损害了国家利益。

    但证券市场上的违法违规行为，并没有损害国家利益，而是对投资者的利益构成损害。既然是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了伤害，那么，证券市场的罚没收入就应该是给投资者以补偿。这正如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伤害纠纷一样，甲侵害了乙，甲给乙以赔偿及补偿，道理就这么简单。而证券市场将罚没收入上缴国库的做法，明显是将甲给乙的赔偿与补偿，上缴给国库了，作为受害人的乙却没有得到分文。因此，将证券市场罚没收入上缴国库的做法显然是没有道理的。这种做法虽然罚治了违法违规者，但却没有保护证券市场中的受害者，这显然是中国股市长期不重视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结果，是保护投资者意识薄弱的表现。

    因此，本着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原则，包括“汪建中案”2.5亿元在内的证券市场的各种罚没款收入是不应该上缴国库的，而是应该用于给受到损害的投资者以赔偿及补偿。只要投资者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的利益受到了相关的损害，就应该从罚没收入中得到相应的赔偿及补偿。所以，证券市场的罚没款收入，更应该存进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基金账户，以充分发挥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基金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的功能。

    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09-11/23/content_486543.htm
 

    基金“老鼠仓”问题无疑是困扰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尽管证监会对唐建、王黎敏、张野等老鼠仓案进行了查处，但基金“老鼠仓”仍然层出不穷。在不久前监管部门组织的一次例行检查中，又有涂强、韩刚、刘海等三只老鼠仓现形。此外，还有传言称，有基金经理抱着电脑就跑，从此再未露面。老鼠仓之猖獗到了成群结队的地步，不“严厉打击”不足以消除“鼠患”。

    但如何“严厉打击”却是监管部门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实际上，每一次对“老鼠仓”的查处，监管部门都是声称“严厉打击”，但这种“严厉打击”的结果却是“老鼠仓”越来越多。所以，对于老鼠仓的“严厉打击”，必须动真格儿。

    其实，过去对老鼠仓的打击无非就是“三招”。首先是在“老鼠仓”事发后由基金公司将当事人撤职除名，划清与基金公司界限，表明只是当事人的个人行为。其次是由证监会对当事人没收非法所得并进行相应的罚款，而且罚款金额往往只是接近法律规定的下限。此外，就是对当事人实施终身市场禁入。

    这样的查处显然是没有多少震慑力的。老鼠仓前赴后继，明显与这种没有震慑力的监管有关。因此，严厉打击老鼠仓，有必要采取新的三招打击，让老鼠仓无处可逃，无藏身之所。
 
    首先，加大对老鼠仓的处罚力度。一方面是加大对老鼠仓当事人的罚款力度，实行按上限罚款。根据《证券法》规定，对内幕交易当事人，在没收违法所得的同时，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而目前证监会对老鼠仓的处罚多在2倍以下，这对于年薪数百万的基金经理来说，根本构不成打击。因此有必要按上限来处罚老鼠仓。另一方面对老鼠仓当事人，要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刑法修正案》规定，内幕交易者最高可判刑10年。但目前还没有一个老鼠仓当事人被判刑，这显然不利于打击老鼠仓，更谈不上“严厉打击”。

    其次，对基金公司实行“连坐”。在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召开的辖区基金监管工作会议上，深圳证监局局长张云东强调，对于出现利益输送、基金经理建“老鼠仓”等严重违法违规事件的基金公司，不仅要严厉惩处当事人，而且要实行“连坐”，追究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主要领导的责任，对公司也要给予相应处罚。对此，笔者建议用制度将其固定下来，而且，建老鼠仓的基金经理在位期间的基金管理费停止征收，已征收的应该予以退回。如此一来，基金公司对老鼠仓的监管就会动真格了。

    此外，引入公安部门来查处基金老鼠仓。由于证监会与基金公司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少基金公司的高管以前就是证监会的高管，因此，证监会在查处基金公司老鼠仓时，难免手下留情或点到为止，不利于对老鼠仓的进一步挖掘。在这个问题上，不妨借鉴当前足坛扫黑的做法，引入公安部门来查老鼠仓，此举有利于将老鼠窝一锅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