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作者对于一部作品是否有清晰的规划，直接体现于其系列作品的规模和文字水准之上。马丁大神要建立一个庞大无比的体系，最终顺利收尾还是烂尾，令人颇有些担心；一些追求短平快，保证文字水平，实现出让电影改编权的收益；一些绵延不绝，但乏善可陈，年度例行公事般的糊口之作。

老一代：

由于罗伯特·乔丹意外逝世，接替他写作的人需要重新整理稿件，因此《光明的记忆》至今只完成了25%，最早也要到2009年底才能面世。
同样，由于我们都非常非常清楚熟悉的原因，《魔龙的狂舞》被推迟到了2009年初

乔治·马丁《魔龙的狂舞》 （George RR Martin: A Dance with Dragons） (2009年初)

丹·西蒙斯《Drood》（ Dan Simmons，Drood）
倍受期待的大作，还没上市就已经改编电影

特德·威廉姆斯《阴影崛起》 （Tad Williams: Shadowrise）
推迟了数月出版

洛伊斯·比约德《地平线》（Lois McMaster Bujold， The Sharing Knife: Horizons)
新奇幻系列的第四本

罗苹·霍柏《护龙者》（ Robin Hobb，Dragonkeeper）
她也是写作速度超级稳定

J·V·琼斯《死亡观察者》（ JV Jones，Watcher of the Dead）

珍妮·华兹《圣典之剑》（Janny Wurts，Sword of the Canon）
她的”光与影之战“系列在无穷无尽地延伸下去……

P·C·霍奇《神灵编年史》（P. C. Hodgell，The Godstalker Chronicles）
名家之作，结集再版

C·S·弗里德曼《怒火之翼》（Celia S. Friedman，Wings of Wrath）
老牌作家的新史诗奇幻系列的第二本，第一本叫《灵魂之宴》（Feast of Souls），刚于2008年上市

中坚派：

R·斯科特·巴克《公正之眼》（R. Scott Bakker，The Judging Eye）
被万千人期待的大作。

斯蒂芬·埃里克森《梦的尘埃》（ Steven Erikson，Dust of Dreams ）
《玛拉兹英灵录》的第八本，他一直保持着速度

梅勒妮·罗宛《咒术者 2》（Melanie Rawn，Spellbinder II）

杰夫·瓦德米尔《雀》（Jeff VanderMeer, Finch）

新生代：

斯科特·林奇《盗贼共和国》 （Scott Lynch: The Republic of Thieves）
连续改写，扩展到庞大的程度，终于要面世了。

里查德·K·莫根《寒铁依然》《冷酷命令》（Richard K. Morgan，The Steel Remains，The Cold Commands）
英国迅速窜起的新作家，他的两部新奇幻接连上市。其中第一本实际上已经出版了英国版

布莱恩·拉克利《陨落》（Brian Ruckley，Fall of Thanes）
他已经成为了史诗奇幻界的新星

布兰登·桑德森《破战者》（Brandon Sanderson，Warbreaker）
他除了续写乔丹的书，也不忘了写自己的。

汤姆·劳埃德《盗墓贼》 （Tom Lloyd: The Grave Thief）
曙光国度系列第三卷，推迟了数月。

帕德里克·罗佛斯《智者的恐惧》 （Patrick Rothfuss: The Wise Man‘s Fear）
推迟了数月

杰米·布彻《扭转外套》（Jim Butcher，Turn coat)
《巫师神探》系列的新一本

丹尼尔·亚伯拉罕《春天的代价》（Daniel Abraham，The Price of Spring）
他从《夏日的阴影》开始的史诗四部曲终于要走到了尽头，和冰火一样，这本书也是从夏天开始到春天结束，丹尼尔是特别崇拜马丁，马丁也特别喜欢的新作家，现在很有一些名头。

　  奶粉还是要吃的    
　　只等三鹿们被垃圾车载走
　　留下忿恨、敌意和哀痛
 　　
    蒙灰的建筑
　　近处的霓虹灯很亮
　　这是我们所处的城市
    但我们无处可藏
　　孩子趴在妈妈背上
    吮吸着，吮吸着
    　　
　　
　　那些被诅咒的名字
　　将永如毒液般流淌开去
    生活的节奏
　　只有悲剧之后
　　才会变得庄严一些
　　人们麻木的问候声
　　也只有在黄昏浮现，残留着丝许希望

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嬴，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赀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传道书9:11

彼方尊贵的神已经湮灭
腐朽之水
遍地漫野
飨宴未曾驱散幽冥
在永世虚空中永世流离
因为黑暗，便是人类自己

他们是世界的弃儿

他们没有顾忌

城市废墟吞吐无尽灰烬

早晨复而又来

晦暗如夜

上海仍是一个巨大的迷宫，雾霭的天空暧昧得如此污秽，加速内心的荒芜，令人仓皇退却。

[我仿似周遭的病人一般，但我又似乎迥乎不同]

                  （剛被終結四年的帝都，仍有著規整的皇家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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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紀初葉中華帝制終結，令當時的北平走下政治舞臺中心的同時也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城市景觀也定格於此：以紫禁城為軸線，周邊輔以少量穩固而單調的公共建築，儘管異國情調不時湧現，但畢竟零星，故都風韻也因緣巧合地氳化于角樓晨鐘暮鼓之中，幸而得以傳存。百年後，該城藉承辦奧運會之機而展開了新建設運動，力圖打造一個“新北京”，這一雄心勃勃而又似曾相識的意志，在新式建築的推波助瀾下，把北京推進至令人振奮同樣耐人尋味的境地。
　　過去的三十年間，中國經濟以GDP平均每年近10%的增幅獲得了爆發性增長，核心動力便是世界頂級的技術和本土大量廉價勞動力的結合。同樣是在這股力量的推動下，中國成為了境外建築師嘗試新創意和新手法的天地。先是一九九零年代的上海，現在輪到北京。七年前申奧成功之後，北京便著手制定了以奧運設施為核心的新藍圖計畫，並以驚人的速度大興土木。
　　北京最新潮的建築物不斷嘗試突破工藝和美學的極限，每一座新建築都比過去的更加炫麗奪目，同期摻雜著叫好和質疑。這個歷史悠久的國度將奧運會視為與國際社會再度融合的絕好時機，不但能全面展現經濟實力的成就，更期望以對西方文明的吸納和包容度來宣告古老文明的重生。由此也不難理解，目前奧運主體工程項目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外國建築師主導的設計方案。
　　全球化雲潮浮蕩，西風東進，北京的決策者們與任何時候相比都更為渴求創新，而本土資源卻不足以支撐實現這一夢想。幾十年來，建築師在中國與其說是創意者，倒不如說是純粹的繪圖員，依附性的角色慣性也湮沒了他們的創造力，直到十年前，私人建築師事務所還算是新生事物。“中國人起用像我這樣的外國建築師，為的是買來他們的所欠缺的三四十年設計經驗。”在國家大劇院的主設計者安德魯看來，中國年輕一代的建築師與國外同行的合作之中能深化對當代主流建築理論的領會和運用，“他們非常有創意，想法大膽，而且不拘一格，樂於嘗試。”
　　反過來說，中國勞動力的低廉大幅降低了建造成本，也讓外國建築師得以實現他們本國造價過高的設計，如裝飾繁複的樓頂、錯綜的格柵結構，以及工程力學難題。以中國國際貿易中心三期優雅的線形為例，它採用的是革新性的交叉支撐體系，強度足以抵禦地震、強風等烈性災害，而玻璃天窗的設計能最大限度地採光和降低熱輻射。儘管結構繁複，但美國SOM建築師事務所為之採用了新技術：大樓的玻璃幕牆由預製構件組成，可以直接無縫合扣，而不需要在工地上找高級技工現場切割，進度極快。
　　有陣容龐大的施工隊日以繼夜地趕工，外國建築師在中國往往只用三四年就能等到自己設計的大型作品完工，一睹而爽之。《紐約時報》在最新刊載的《北京變臉，中國新顏》中評論道：“為數不少的中國人——包括建築師在內，認為自己的國家已經變成了外國同行的‘試驗場’。”
　　幾個世紀來朝代更迭，新晉統治者數次重建和擴建京城，以昭示他們不容置疑的威權和治國信念。紫禁城初創於十五世紀，以彰顯明朝統治者與上天的聯繫，這種天授皇權的空間秩序在三百餘年的滿清統治下得以延續，此後長達半個世紀的動盪令這一空間的政治意義完全消解，僅遺美感傳世。新中國建立後的二十年裏，蘇式社會主義建築美學的實踐打破了北京城與傳統的聯繫，一系列體量宏大線條冷硬的禮堂、體育場和更為寬敞街道出現了，體現著党領導下工人階級的團結、魄力和與舊時代說再見的決心。今天的北京作為國家最高權力和意志的所在地，正被重塑成中國的“全球之城”。每當新建築落成的時候，媒體會說它的建成體現了中國的“軟實力”，即物質與文化並重之意。
　　從北京為即將在半個月後開幕的奧運會投入400億美元鉅資興建的建築群來看，這一點體現得最為明顯。這些建築傳達的訊息是：中國是一個再度崛起的大國，但它同時富於革新精神、文化昌明而社會開放。看看三座最具堂皇氣象的新建築物：形如鳥巢的露天國家體育場、以藍色水泡營造夢幻的立方體游泳中心，以及有數個胡同區域那麼大的蛋形劇院。鳥巢、蛋和水泡，代表著富於想像力和親和力的中國。別忘了還有“扭彎的炸面圈”——中央電視臺的壯觀新址。這座尚未完工的建築由兩部分組成，在空中162米的高度懸吊式結構銜接起來。想法很實在也很率直的北京人伸長脖子看去，會有這樣的擔憂，這座七歪八扭的高樓會不會塌下來啊？
　　常能聽到這樣的抱怨：這些建築有許多都是針對外國人的口味設計的，忽視了國人的審美取向。“中國對於自己的設計沒有信心，而且人們更樂意嘗試接納西方的新風格。”一位北京頗具名聲的城市規劃老專家一直惋惜北京舊貌的割裂，“這樣建成的東西脫離了周圍的環境，令新建築和老房子像站在一塊的陌生人。”
　　北京也付出了相應的代價：大部分老胡同都在興建的熱潮中毀掉了，原來的居民為了給寸土寸金的新建築專案挪出地皮而不得不移居他處。為奧運興建了數字北京大廈的設計者朱錇和吳桐則致力於保護老城原貌，使之融入新環境。他們對幾十年前的工廠遺址進行修繕，加上庭院和玻璃牆，拾掇成幾處老城街景，這種手法把北京部分“還原”成一座可以漫步而行的城市，最重要的是，它平衡了新與舊的元素，營造出與這座轉型期的古都相適應的風貌。
　　而對於大部分皇城根下的老百姓而言，一些熟識的習慣在奧運開幕之前幾個月被半強制性地修正：乘車排隊、購物排隊、車輛單雙號行駛，安全檢查……。奧運電視直播開啟這一全球體育盛事將持續至少一個月，這期間，北京的氣候早已不如幾十年前那般清快而涼爽，而這些體龐大視覺新奇的體育設施中的主角是各色雜陳的運動員和具有強消費能力的參與者，北京那些超幻覺未來主義風格的街市不會有多少空間留給那些付出了辛勤的建設者們。
　　

一篇五年前的扯蛋宏文，但中国企业的行径远比此文扯蛋得多

      20世纪40年代，自由企业制度正式诞生，这是知识结构深化和社会分工下一种理想的企业形式。以对产权的制度保障和对一切可能创新的鼓励为标志，美国企业依靠这一制度逐渐发展深刻影响了全球化进程的大型跨国公司。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曾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明确指出，公司成为社会公共机构已是不争的现实，它不仅仅是经济机构，还是政治机构，公司以及公司的管理者对物价、工薪和工作时间、产量所做出的决定，引导并浇铸千百万人民的生活。
      从1980年代末期开始的市场化进程以来，今天的中国正如马克吐温所称的“镀金时代”——“通往富裕之路有万千条，而且条条畅通无阻；机会比比皆是，成功唾手可得。”快捷且颇具冲击力的经济改革让我们眼花缭乱。中国企业家如同一个战略群体在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借助体制转型向自由企业制度靠拢时，我们的企业家们也正在逐步成长为这个社会的核心。
      尽管中国已经成功加入了世贸组织，尽管2002年曾被贴上了“中国企业元年”的标签，但我们距离《财富》杂志创办人亨利鲁斯所认为的“企业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社会似乎还遥远得很。即便在新兴企业的内部，旧的“坏”制度也无时无刻不在复制着自身。“资本”原本就是贪婪的，一旦它积累到足以产生政治影响力，它就要勾结和腐蚀权力机构。
      世界银行的研究企业腐败问题的专家丹尼尔考夫曼和宙尔贺尔曼在2002年完成了一项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调查，其考察对象主要涉及转型经济与新兴市场的国家和地区。其研究成果揭露的一个特定现实是：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和地区腐败现象更为普遍。香港、台湾、韩国和日本的资本如此，中国大陆新的资本亦如此。一个流行的看法是，在转型国家和地区的体制仍比较僵化的情况下，通过贿赂官员式的权钱交易，企业可以为自身的运作寻求更为宽松的空间。这为企业腐败的必要性提供了存在的理由。
      而现实也似乎印证了上述观点，在法治缺失的地方，家族化的官僚垄断资本就开始滋长，同时也就开始扼杀市场竞争和参与竞争的力量。在竞争消失的地方，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必定出现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倾向腐败”。
      从长期来看，腐败给整体经济增加额外的成本。腐败对某些企业的运营有好处，政府官员可以为这些企业提供原本应该向整个国民经济提供的公共品，比如产权的保护、公平的市场和法治环境等等，与此相应的却是其他企业没法享受这些条件。因为，这种以邻为壑的发展使得社会其他经济组成部分付出得不到充分发展的沉重代价，整个社会的不发展反过来又制约个人、企业的发展。
      更令人沮丧的是，政府官员预期到企业会通过各种形式的贿赂换取更好的经营环境，会设立更多的名目为自己创造腐败的条件。这种负反馈不但额外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更加深了社会总体腐败的程度。当这种程度严重到企业家乃至公众都视腐败为发展的必然方式，我们的整体社会将退回至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早已描述过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时代，那时，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将被摧毁，远未成熟的市场体系将迅速瓦解，企业发展停滞乃至衰亡……这幅糟糕的景象是正在形成自由企业所依赖的公民社会的中国所不愿面对的。
      在《企业、政府、社会》一书中，美国社会和管理学家乔治斯迪纳和约翰斯迪纳已清晰地指出，企业的道德价值来源于四个方面：宗教、伦理、文化和法律。从“乡土中国”到一个现代“市场社会”的过渡时期，由于我们缺乏强有力的普遍主义的原则，那么企业怎样才能形成“道德共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本来就缺少普遍主义原则的社会中，一旦走进市场经济或现代的分工社会，一旦形成自由企业制度，那么原来赖以维系社会的家庭关系就被冲破了，血缘关系就被淡化了，那么与血缘关系联系的前现代化的共识就瓦解了。而缺乏宗教生活传统的中国，没有从西方中世纪延续下来的思想来源，把“上帝”变成“法”的演化过程，使社会有一个自然秩序得以萌芽的条件。所以就形成“无法无天”的状况，一切在市场勃兴初期破坏秩序的行径惊人相似地在我们的企业中扩散着。
      道德是教化形成的，是一点点在传统中熏陶出来的，可我们的传统正在巨变，正受到冲击，每个人都开始失落。如果按照正常的状态，即便在一个特殊主义社会，也先在地有一个道德的基准，这在这个参照系之下，人们知道向道德的方向去努力，这就是“文明化”的过程。而现在我们似乎更像是野蛮化的进程。人们只是靠理性驱动，他的利益函数、效用函数力求在眼前实现最大化，以后的事不作多想。严格地讲，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要经过多次博弈才能达到一个理想状态。就是说，一个充分理性的人应该考虑到无穷远的未来的收益，然后将它折现到现在使它的总体效用最大化。这个最大化行为有可能最符合道德行为，也就是顾及他人的行为，因为如果毁掉了“名誉”，以后他就没有机会再与别人合作了，他就会损失更大的福利。
      但我们现在正处于过渡时期，未来的贴现值极不确定，以至没有人愿意考虑这个价值。企业的腐败，这是不要名誉或未来利益的行为。如果顾及名誉，企业就要吃亏，以至根本生存不下去。一旦出现了这种“道德风险”，就彻底破坏了人们之间互相信任的利益基础，那就形成逆淘汰，劣币驱逐良币，最后这个社会里所有的企业都会被坏制度“引诱”，稍微好点的企业都活不下去。
      那么，怎样的制度可以使我们的道德危机得到缓解？只能说这是一个企业家创新的过程。在那些最大的企业之间，他们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盗对强盗”的规则，就是说，如果你不守规则，那你就被踢出局。这一层次的企业家当中，商业的道德价值最有可能萌发，成为维系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他们开始向长远着眼，而不是杀鸡取卵。因此，有充分的竞争就会产生一个良性的秩序，但这个秩序是否能够扩展，扩展到大部分中小企业，这不是一个理论可以预测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很幸运，我们赶上了全球化的末班车。加入世贸组织的象征意义在于中国企业将来必须“按国际惯例办事情”，于是大大减少了来自旧的“坏”制度的风险，大大增加了博弈规则的透明度，大大扩展了人与人之间合作的秩序与机会。如果有人宣称，与这幅图景相对立的，是受到旧体制层层保护的“民族工业”以及为维持旧体制而必须转嫁给企业主体的种种低效率负担，那么我宁愿有些主观地断言：投入未知，我们将要失去的，只是锁链。
      当然，被世界主流的商业体系所吸纳，更多的是来自于这个古老国度20多年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实现自身经济体制转型的努力。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国家的起飞，正充满希望地朝向哈耶克所指称的包含“市场和法治结合”的社会以自由扩展秩序的内在逻辑演进。
      发源于西方理性精神的自由竞争经济制度，普遍主义法律，以及与这些制度相适应的价值观念甚至精神气质，所有这些与中国企业发展和社会变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密切相关的？在商业道德价值急待积累和丰富的中国，企业家们必须面对不可回避的两个问题：（1）对企业家个人而言，精神诉求决定了他所追求的生活方式及相应的企业制度；（2）对社会而言，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博弈过程决定了自由企业制度本身。这两个互相纠缠的问题，在我看来，决定了市场经济的自由扩展秩序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当代企业甚至社会的变迁。

怎样的企业领袖
    “领袖”（Leader）是一个西方政治学词汇，中文的概念，只有“圣上”、 “族长”、“大佬”，这些人虽然也是所谓“领导人”，但取得权力的过程，不过就是暴力和阴谋交织的“龙城岁月”现实版。
    “内圣外王”这套儒家说辞是很多中国企业家安身立命的标准，君不见“宁静致远”的书法是企业家办公室中最为常见的摆设。但尧舜禅让的传说已渐为传奇，距离我等的记忆太远。中国有帝王权谋术，以孙子谋略为经，以康雍二帝的权术为纬，独无现代意义的“领袖学”，以遵守基本游戏规则为意，以公平的君子人格为念。中国的企业领导人，一直耽迷于宫闱争斗秘闻的研究，不了解西方文化本质之差异，也就永远无法明白，为什么中国式的企业管理，凭借威权管治，容易成为豢养佞臣的温床，而永难确立真正“企业领袖”风范。百余年来，中国企业的权力交替，不是危机四伏，就是接班不过三代，正应了这个道理。
    许多企业史著者心存疑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第一流的“企业领袖”？除了传统文化的血缘不纯之外，二十多年来，“先富起来一部分，先富带动后富”的调子，大家争着上位，“大富豪”、“创业家”，什么“人物”都有，那些眼光独到、视野高远的英雄，如美钻般稀缺。
    做一个出色的商业领袖，不一定都要下过乡，垦过荒，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但人格的感召力，必不可少。他会在二十年前就说出；“人才是企业的资本”，我做企业，就是要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他会在企业上市时决然放弃自己拥有的股份，做一个纯粹的职业经理人；他会在诸多企业界朋友不解的目光中，侃侃而谈新教伦理与企业家精神；他会与高尔夫、夜总会的生活保持十七英里的距离，而选择在雪山中逡行，体悟到“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他进而在两极中默默行走，最终形成“行乐，不如及早行善”的公益观。这类企业领袖，在一片掌声和荣耀背后，镌刻着一道不可名状的孤独。

第一桶金
    心系全球的企业，都想在国际市场上赢得第一桶金。
    IT新贵们熬过互联网寒冬，赚得大把大把的绿纸头，百度李、腾讯马身家暴增时不过才而立之年。第一桶金，一直是商界中人时闪现频率最高的名词。
    美国廉价的管理畅销书籍流毒天下，第一桶金纯粹是舶来品，这个名词渐渐传至远东。首先是香港，然后一路向北，深圳、上海和北京。许多掘金者，多混几下子就成为上市公司CEO，镁光灯下颇为动情，第一桶金是如何如何来之不易。
    万科呢？想当年，王石们与民工一起扛玉米，换来了第一桶金。后来业务做大了，才有第二、第三桶金……二十年后，王石撰写个人传记，淡然道来：万科赚钱，从不行贿受贿，不料，众声哗然：凭什么你万科就不行贿不受贿？。
    在中国人的想像中，当然会觉得诧异。第一桶金，要不就是搭上了某某的儿子或女儿，要么就是宴请某位高官的太太畅游伦敦巴黎在名牌店血拼扫货，然后在她的枕边风之后，幸运地得到一纸改变一生命运的商业用地的批文。
    在大洋彼岸，第一桶金，不是靠所谓的空手套白狼，而是嗅觉、能力加运气。微软的盖茨、苹果的斯蒂夫•乔布斯，还有33岁便拿出史诗巨作《星球大战》的乔治•卢卡斯。创业时年方33岁的王石当然相信这一点，不然，他也不会在经营企业的二十多年间，竖起理想主义的大旗，让多少英才在此麋集。
对于绝大多数的大学毕业生，中国式的第一桶金，不是你能掘到的，即便你委屈自己，放低身段。因此不要被这个名词迷惑了眼神，人云亦云，左一句曾国藩，右一句胡雪岩，天天晚上拿起一本书不忍掩卷，名叫《厚黑学》。
    “第一桶金”，源自美国19世纪的西进运动，那时的牛仔和拓荒者，即使发淘金梦，还是要跋山涉水，一点点搜索。那个叫El Dorado的梦幻黄金国，不是靠金银换红顶，不是靠攀附权贵。第一桶金，留给肯吃苦、有胆识、视野广的年轻人。

千言万语“总”是情
    中国传统社会，等级体系催生的便是官本位，高官和高级行政管理人员如过江之鲫，最泛滥的一个字，见诸口头传送和公文案牍，便是这个“总”。
    谁人不知，在京沪深港商务夜宴，满桌子的鲍参鱼翅猫头鹰穿山甲，酒过三巡，站起来面色微红地叫一声：“李总，我敬您一杯”，场面顿时活络开来。
    人类集聚而成的组织，皆有领袖。党有总书记，国务院有总理，军队有三军总司令，抗洪前线有总指挥，国内电视片场，只有一位导演，也能冠以“总导演”的头衔；写社评的文人，如查良镛者，明明是文字民工，写得久了，也就成了“总主笔”。
企业是“总”群最为密集的地方。公司高层有总裁、总经理领衔，中层有总监把关，人力资源总监、工程总监、设计总监、营销总监各司其职，各大部门有正总第一副总第二副总奋战于最前战。
    总呀总的，技术操作上总免不了这尴尬那尴尬。某一俨然国际化的大型国有企业五位副总同姓“张”，会议饭局同聚一堂，往往令下属费测思量，难道叫“张一总”、“张二总”、“张三总”，来个数字化编码不成？
    民众开始富庶，海归逐步回流，人才众多，公司企业扩张，纷纷增设高位以待，社会上连逛街购物、睡觉做梦，都那么地想“总”上一“总”。由此类推，桂林一个叫刘三节的镇民，他拥有一家小店，专营桂林米粉数十年，为了向南下的国际友人推广，当然要印上数叠名片，名片上称“米粉店总火头”，简称刘火总。在北京天桥下居住收集垃圾的李大奎，其势力版图广涉及三四个待拆的旧城片区，亦可自称“绿色环保总主任”，简称李环总。
    屡犯惊天大案的叶继欢叶大佬，1997年香港回归前被绳之以法，大快人心。刑期46年，为远东地区刑期最重者，论蹲监的资历，端地可以尊称为“叶总监”！
    热门美剧《越狱》再现了男监狱里盛行同性恋的事实。FOXRIVER监狱里新来的那个初哥，名叫Chery，因一时铤而走险打劫入狱，生得光靓白净，腼腆可人，广受囚犯欢迎，而得到狱中老大T-BAG的重点照顾，不到三个月，已赢得“肛总”之美誉。看来，这个总字，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段，总有些用法显得冷色峻调，且带着些伍迪•艾伦式的幽默。
    一家叫联想的中国IT企业在世纪之交意识到了这一点，决定维新一下自己。一段时期内，少帅杨元庆上班前站在公司大门口，微笑着对每位同事说；“请叫我元庆”，大部分人嗫嚅了半天，口中结结巴巴地吐出一句；“杨……杨总，早上好”。
    深入骨髓的等级和威权意识，延续了数千年，又岂是杨元庆一个亲切的笑容所能消弭的？

Q12
    2005 年，一个新鲜热辣的管理工具“Q12”悄然登陆万科。
    Q12是盖洛普推行的一套促使员工关系更为和谐的工具，据说世界500强有很多家企业都采用了这个方法。万科很识货，赶紧引进，在各部门大力推广。、
    Q12有十二个目标，最后一条是“通过集团内部的交流，提供充分参与重大会议的机会，提高主动承担责任的意识，来获得学习的机会和进步。”两年前第一次做Q12沟通时，我就主动请缨，为周刊同僚创造“集团内部的交流机会”，很遗憾，到了年底，我一次机会都没有提供给同事，倒是小邝君勇于尝试，直赴一线公司锻炼去了。
     前不久，我的同事，科学小说评论家舒东对于Q12表示了一些疑惑：
    “我至今不理解Q12里面的一条，说什么‘最好的朋友在公司内部’，似乎以此作为某个良好的评判标准。这是什么道理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允许每个员工有自己感觉“爽”的价值判断标准，而不是把公司价值观强加给员工呢？实际上，按照我理解的万科价值观，如果大家在万科工作期间都心情愉快，万科作为企业公民的第一步就已经实现了。比如说，我很喜欢万科的同事，我和他们共事远比我之前呆过的公司愉快得多。但工作上合作愉快并不等于在生活上也一定要走到一起。业余生活多一点私人空间而不是成天和同事在一起，倒是一种有张有弛的生活方式，这样是不是效率更高？
    所谓‘店大欺客’，希望万科不仅在一线客服上要努力避免出现这种倾向，在面对自己员工的时候也不要出现这种倾向。希望万科的文化千万不要也长了一张‘文化霸权主义’的脸。”
    “文化霸权主义”——欧！我的上帝，有一天，如果这样的标签贴在万科的脸上，还显得那么协调，这将是万科的一次蜕变，这种蜕变，将把万科带向何方，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一切。
    真正的平等，是不需要整天挂在嘴边的。中国惠普是万科非常欣赏的企业，它推行移动办公，即便孙振耀都是随便找位儿一坐，插上网线，便开始工作。咱们欣赏了人家这么多年，哪一天能拆除壁垒，认真学习之？
    否则，除了Q12，即便还有“12条沟通渠道”作为护身符，又有多少基层员工敢直接进入郁亮的办公室，向他倾诉工作上的苦恼和困惑呢？

富生活后什么品味
    日前，万科一文人姓林名曰大鸟者兑现了半年前的诺言，一咬牙买了部红色宝马320，从此过上了接送公主上下班的男佣生活。此后，他在“致读者”栏目上写下了如此深沉的文字：
    “举个例子说，最近在全集团范围内购车攀比之风颇有愈演愈烈之势，大排量豪华车越买越多，同事之间关于豪华车的讨论越来越热烈，这个车不够档次，那个车才配身份，某某公司又买了几辆宝马……不一而足。还出现了鼓励下属买车、买好车，催促下属买车、买好车的现象，在我看来都值得商榷。”
大鸟以邮件形式把这篇文章小范围发给了周边的同事，没想到引来了关于生活品质的众声喧哗……
    当然，富起来的中国人民想过得好些，绝对不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万科这么多年通过《万科》周刊不遗余力地倡导“健康丰盛人生”，也就是期望各位同仁在辛勤耕耘之后，能够有足够的金钱，去享受一下生活。名牌衣着，名车，都是生活品质提升的标志，而且，在一个阶层多元化的社会中，一身阿玛尼的行头，一辆天蓝色的林宝坚尼敞篷跑车，确实能让你迅速找到适合自己的阶层归属。
    不过，最能透露生活细微末节的，除了品质，还是品质。物质上的过度铺陈和炫耀，只是魏晋时期名门斗富的再度翻版，把金钱威力下的浅薄与虚弱一一袒露无遗。
    欧洲企业的员工，不会把Durhill、Versace的标识凸现在外面，一套得体的西装或套裙，一双合脚的皮鞋，往往是在英国或瑞士某家看似破旧的家族老店度身订做，保养得体，能够穿上数年。除了商务活动，自己日常的坐驾，更多选用小排量的环保汽车。经历了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的荼毒，欧洲的人们都倍加珍惜蓝天，白云，清澈的河流，以及清新的空气。他们深信，有品质的生活，才是一种真正Relax的生活。
    中国正朝着更为光明的未来前进，大城市的企业精英阶层在觉醒。在上海，他们云集于Three on the Bund——外滩三号，月色正佳，意大利名厨主理，法文、英文并列的菜单，一杯拉菲酒庄1997年的佳酿在手，身边一位楚楚动人的鬼妹，肤色如蜜，眼珠湛蓝，你略带紧张，想把买好的BUBERRY香水送给她，翻到后面一看，写着一行标准的英文：Made in China。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三代培育一个贵族。在这个小农意思积淀深厚的土壤中，不摆脱骨子里的唯品牌论，估计三代都有些够呛。

他是怎样一颗星
     2006年，布拉格，国际天文学会议，决定把冥王星从行星之列中拿掉。多年研究表明，冥王星质量不够大，又没有围绕恒星运转，不够格。
     冥王星能升也能降，企业识才选才不过如此。国际化企业看重国际化人才，千挑万选后，的确发现一个人才：彬彬有礼，耶鲁博士学位。开会时他仔细聆听，适时发言，少年老成。
     渐渐就会发现，他的耶鲁学历虽如假包换，但他在美国时只参加华人聚会，平时只喜欢到唐人街买些调味料回去做中餐。《纽约时报》、《经济学人》从来不碰，美国K街的院外政治，华尔街股市的潮涨潮落，与他无关。耶鲁的校园生活他从来没沾过边，学生会竞选、俄勒冈式辩论他没概念，从未学过法国菜的门道，更没有去过伍斯托克音乐节。在美国几年，不要说从未结识过半个洋妞，甚至连一个香港女友，都没有交过。知识和情趣，不是耶鲁泡四年就可以OK的。
    “他刚从耶鲁毕业，”──深圳的滨海豪宅里，一家族企业的老板，很高兴地介绍眼前这位年轻人：他西装笔挺，发胶打了半瓶，样子腼腆，吃西餐时略带拘谨。一位老总千金，一门家族生意等他来继承。他的英文说得不错（虽然有点湖南腔），提出了许多变革大计，一开口就是惠普转型的成功案例，不时还引用几个管理学大师的尊名。
    三个月之后他就泄了气，因为他的诸多构想，据说其它同事都无法理解。他颇为郁闷，因为他感到美中两个社会的文化隔阂已深入骨髓。从此他不发一言，会议时沦为配角，只顾把玩手机。只有新来的女秘书，才会觉得他好酷，怀才不遇而已。Really？或许真有这样的天才，但非眼前这位，因为他露出了马脚：虽然精通各类洋酒的名字。但有一次他约会你，竟用茶匙把咖啡一小匙一小匙送入嘴中，如果他是港大毕业，一点问题也没有，但他的职位是挟耶鲁空降的总裁助理。作为女秘书，你暗自在心底把他从行星谱系中除了名：不过一颗冥王星而已。请主动埋单吧，不要他请，当做近距离买一个教训，你是太阳，比他拥有更热的妩媚，而他，在边缘静静运行，看似深邃，毕竟只是一颗孤星。    

给心灵一点儿鸡汤　但不要太咸
     北京、上海，还有广州和深圳，企业管理书籍热高烧不退，除了大学争办MBA、EMBA培训班，《六顶思考帽》、《1001种激励员工的方法》也成为企业的指定读物。前些年《狼图腾》风行一时，某家在美国市场冲出重围的企业要求员工人手一册，精读细读之后召开座谈会，撰写读书心得，力求为本企业注入“狼文化”。
    高价聘请知名顾问授课为诸多企业所好。顾问金口一开，借用得最多的一个洋和尚，便是卡内基。这位美国的传奇人物，炙手可热了许多年，估计还会继续热下去。在他身上，有着很多小故事折射着大道理，试举一例，某售货员关爱一老妈妈，结果获老妈妈青睐赠送古堡，这一名篇列位已耳熟能详，不再赘述。在此剖析一下此故事编造技巧的粗劣和做作。
    宣扬因果循环，“好心有好报”的色彩太浓。中国民间传说中，许仙救了白蛇青蛇，两位佳人化身人形与其开始一段感恸天地的恋情，与此如出一辙。其次，细节不严密，例如，售货员约翰是名，非姓，况且卡内基的老妈怎会把一座苏格兰的古堡赠予外人？美国老太太不是香港小甜甜，心思缜密，预立遗嘱，防止身后争产案的乱局。
    还有一则面试时主动拾起垃圾而获得聘用的故事也纯属虚构，因为太符合国人乱抛垃圾的习性，编故事者用自己的视野审视西方。没有改成一进大门，地上浓痰赫然在目，毕业生掏出手帕小心翼翼地抹去，有如韩信胯下受辱的21世纪拉风版，已算万幸。据说，大道理的宣讲，都要从小故事开始，就像于丹老师解读《庄子》一般，但企业管理书籍良莠杂呈，比如卡内基系列，断然不能进大企业的“每月荐书榜”。这个卡内基，纯粹中国假洋鬼子化身，他闭关一百天都不到，就敢出来敛财，忒大胆了些。

To be NO.1
     这首旋律大气激扬，回肠荡气的90年世界杯主题曲，诞生于文艺复兴圣地意大利。用在绿茵场上激励斗士硬碰硬，绝对没问题。但放到企业身上，绝对Big Trouble.
    体育竞技，是一场有终点的马拉松，不然观众会闷死，运动员会累死。经营企业，是一场永无休止的云门舞集，一旦穿上了红舞鞋，就不可能停下来，除非在舞台上悲怆倒下。体育场有赢家，也有输者，但总能赢得掌声，乃因奥林匹克精神带来生命的律动；做企业，可能像比尔•盖茨领导的微软一步步迈上峰巅，在阳光下赢得俗世的礼赞；然而更多地是像史玉柱的巨人、张树新的瀛海威，如流星般转瞬即逝。毕竟，商业竞技场的淘汰率之高，令大多数企业的成长期显得更为漫长，若要做到第一，除了实力说话，更需有天机时运之配合，可遇而不可强求。
    那么，万科有没有第一情结呢？
    早在2000年，万科初入成都，打出“中国地产巨子进军成都”的广告，王石到成都参加活动，刚下飞机，看到这则广告，便狠狠发了一通火：“我们还没到那份上，以后什么巨子巨头的，不要再提！”
    2001年和2002年，《福布斯》杂志将“全球300家最佳小企业”、“全球200家最佳小企业”的桂冠戴在万科头上。《福布斯》乃“资本主义的利器”，90年的经营，以针对企业的深度报道辛辣直接著称，企业排行榜是《福布斯》的另一手绝活，享有商业圣经般的尊荣，为全球商务人士所倚重。
    万科人很清楚，入选《福布斯》，只是一个故事，而且故事仅仅代表着过去。故事的讲述者来自西方，他们在中国大陆没看过类似的企业，觉得很新鲜，一旦你停滞不前，待到来年，这帮编辑要给你写墓志铭的时，是眼皮子都不会抖一下的。
    近些年来，尽管有政策和市场的双重逼迫，万科仍游刃有余，连续数年交出漂亮的成绩单。盛名之下，各种各样的溢美之辞随之而来，“万科年度销售额新高，房地产龙头地位无可撼动”，“万科总市值超越香港新鸿基，成为华人地产上市公司之首”……，对于媒体诸如此类的夸耀，我们予以充分的理解。事实上，任何业绩指标都是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天堂与地狱的转换，往往就在瞬间，无数企业起伏的命运，已经在《福布斯》年度总榜昭然若示。多少欣欣然陶醉于第一光环的企业，往往摆脱不了黯然收场的宿命。
    人性是追求完美的，“天下第一”那种会当凌绝顶的壮丽感当然“完美”。但如果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一切都是不完美的，那么，保持一份独立的清醒，小心翼翼地收敛追求第一的野心，也许是完美的不完美中最为完美的美德。我们要心怀高远，但更要让思维贴着地面运行。

国际化，中间有着18个字母的距离
     华人传统社会的语文用词，包括大陆同胞、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喜欢跟在英文屁股后转，语文中除了“性泛滥”——必要性、可能性、严重性——之外，还流行一个“化”。
     国家要“现代化”、社会各阶层利益要“最大化”、亚非拉被卷入“全球化”，还有英国新任首相上台，如果施政风格渐渐也像美国总统布什靠拢，搞得民生一团糟，将有一个新名词在笼中蠢蠢欲动，叫做提防此君的“布什化”。
     一个人的名字，如果能成为牛津英文词典中的名词，其事业成就必定卓而不凡。例如发明避孕套的英国医师约瑟夫•康德姆（Joseph Condom），认可私刑的美国法官林奇（Lynch）。再往高处看，一个人的名字被列为牛津英文词典中的形容词，例如“很莎士比亚风格的”（Shakespearean）， “很康德学派的”（Kantian），也证明这些先人的不朽巨著或思想，泽被后世。
    “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一个很严肃的社会学名词。从字形上看，它有着水蛇一般长的名字，总共20个字母，足以证明“国际化”的达成，漫长、艰难，还带着几分曲折。从我们已经经历的商业史来观察，国际化很大程度上是欧美化的过程，自近世地理大发现以降，殖民探险和国际贸易的兴起，直接孕育了第一批跨越国界的企业。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国际化”其实是“欧洲化”的过程。不管有多痛恨欧洲殖民时期犯下的种种罪行，无法否认的是，近代乃至现代商业的玩法、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形态的形成，都绕不过欧洲这道坎。
    欧洲气质，European，略带神秘和高傲，同时具备商业竞技场的冷酷、敏捷与精于算计。美国新大陆能诞生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商业地产巨子，满脸珠光宝气，但说到产品的优雅和从容，英国Grosvenor便是典范，作为全英最大的房地产商之一，Grosvenor1720年便开始从事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该企业的创始人获得伦敦Mayfair和Belgravia区域的所有权为开始。其一砖一石的设计和营造，与特氏建筑的暴发户嘴脸相比，高下立判。
    二十年来，“万科化”一词已深入万科人的血液和骨髓之中，强调“专业化、规范化、透明度”是“万科化”的基本内涵，这也成为万科企业价值观的主要内核，“透明度”涉及的是基本的商业伦理底线、“规范化”符合现代企业的“制度运行”、“专业化”讲究“团队精神、梦幻组合”。这三部分构成的“万科化”，也正是中国新兴企业经历启蒙时代，实现自我意识觉醒的必然之路，所幸的是，万科二十多年前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并通过文化赓续不断薪火相传。在“万科化”多年之后，我们猛然发现，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无疆域的世界”，万科也再一次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如何实现自己的“国际化”？是时候，放慢脚步，静下心来，仔细考虑一下，我们想要的，是美国的活力进取呢，还是欧洲不徐不急的气质，抑或……
    那些整天高调呼喊三年实现国际化的企业，总跟别人的节奏化啊化的，能化得过英语词汇的出神入化吗？

搞什么创意
    “我们是在买产品，还是在买作品？”
    这个问题，曾经一度困扰着万科建筑研究中心和万创设计中心那些才华横溢的建筑师们。
    其实，数十年来，市场本身早已给出了答案。
    早年的万科地产，除了营销方面的武器研发层出不穷之外，最拿得出手的，便是规划设计上的新意迭出。四季花城“欧式风情小镇”1999年甫一亮相，深圳人被引入了前所未见的居住环境中，“花城，一个美丽绽放的地方”，从最初的广告语，升华为一个深入人心的symbol。就在前不久，我造访花城，偶遇2001年时采访的花城业主李阿姨，她还是如此饱含深情地向我细细讲述在花城度过的静好岁月，除了一如既往的优质物业服务之外，花城靓丽依旧、未曾退色的建筑风格，也令这些老业主沉醉不知归路。
再后来，蓝山别墅“卡梅尔情调”，第五园“骨子里的中国情结”，十七英里“我与世界保持距离”，都是万科传承建筑之美，客户需求和建筑美感浑然天成的上佳之作。
那么，是否可以说，万科在设计和建造上，便已经傲视同侪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支撑万科底气的优势，放到国际水准的参照系中，不过仍是微弱的领先。
设计上的心思，往往带出品牌内涵和韵味。跻身欧美市场的亚洲时装品牌，唯有无印良品。当我国的张大师、陈大师们陆续沉迷于滚红滚绿的电影视觉淫乱，以为“满城尽带黄金甲”便能隐喻如今的盛世之时，早在明治维新后便以脱亚入欧的日本，在设计方面，已与欧洲品味建立了直通心灵的对话。
    NIPPON STYLE，一方手巾，一套碗具，一间太空馆，一座人工之城，都有一种单纯的整体感，意念明确，从蓝图到施工，营建时环环相扣。准时完工，丝毫不差，超越了俗气的匠心雕琢，万千意念，说不尽的韵味，都仿似京都那座佛寺的一响钟声，余音绕梁。
    日本的建筑师，安藤忠雄、藤森照信等对于传统珍视无比。他们深知，论色彩之敏感，他们不如拥有艺术气质的意大利人——碧海蓝天、廊柱洁白，从达芬奇到范思哲，意大利人都拥有对色彩天然而自信的垄断话语权，如果欲与意大利为中心的欧洲品牌比高，只会暴露第三世界暴发户的嘴脸，虽然有钱，但无法赢得尊敬。德国、英国的建筑品味无疑沉闷了些，但在人世间还是赢得普遍认同，因为他们但富有哲学和理性的厚度，毕竟是现代文明中的一种值得信赖的标准。
    日本人的创意为洋人所侧目，在于：青砖瓦石的唐式建筑，浅灰凉亭和碎石小径，纯白纸鹤的静静绽放，以及樱花凋谢飘落的一地嫩红。
    二零零四年初春，万科的目光投向了日本建筑工程领域，在王石们多次造访东瀛之后，大成建屋、东京建物相继成为万科的合作伙伴，PC工法是这些年万科工厂化住宅试验和实践的关键词，在未来的数年间，NIPPON STYLE也很有可能渗透进万科的建筑设计之中，令人有着更多的期许。

有教养的公民读什么书
    去年年底始，万科总部集团办公室掀起了一股读书热，在雅士韦老师的张罗下，几十本书一下子瓜分一空；令人充分领教了万科年轻人潜藏的学习欲求和热情。相映成趣的是，在分工深化、转型期社会的短期价值导向下，这个社会中的人群渐渐失去了阅读的耐性，阅读往往更像是少数人所举行的古老仪式。
    按照亚当•斯密确立的社会分工的逻辑，既然大部分人没空，那必然产生专门读书的人群。据古希腊的文献叙述，奴隶会安排一批奴隶去读书和思考，然后让他们在论坛上去讲解他们所了解的思想和事儿，而荣誉归奴隶主——奇怪吗？只要社会认同这种荣誉。所以，华人企业中老总身边往有着强大的智囊班子，专门读书，提炼出来的思想供老总们外出演讲时尽情发挥。
    万科又如何？无论是王石博客上常年记录的“空中阅读系列”，还是郁亮每周雷打不动的“读报会”，都昭示了万科是一个认真思考的企业。万科展现的“人文关怀”，不仅仅体现在享有薄名的《万科》周刊上，也不仅仅体现在万科建造房子时从客户角度出发，以沉静之心雕琢细节的姿态，更在于这个企业宽大的包容心，以及一群热爱思考的头脑交汇时互放的点点光亮。
    很大程度上，中国的新型企业将成为现代公民的孵化器，现代公民的标识之一，便是热爱阅读，乐于思考。是否阅读就能为转型期社会的人群提供实现有质量的精神生活的出口？我不敢妄下断论，但转型期人群的心理特征是与极端不确定性所联系着的，这属于民族基因的深层结构问题（孙隆基语）。
    物质上迅速致富的价值取向焦虑着大部分的我们，若能静下心来，将阅读的热情转化为进行深层次阅读的动力，无疑是一场激动人心的脑力激荡，在这个快餐化的年代，更为弥足珍贵，对于心系全球的企业而言，有一群员工这将是一笔难以估量的财富。

 
万科：斯巴达还是雅典？
    似乎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问题，但它确实是一个问题。
    2002年初万科推进品牌整合，曾一度提出未来的万科必然是“雅典+斯巴达”的模式。从这一刻起，万科给自己确定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标高。
富于理想主义和人文色彩的万科，一直强调对人的基本尊重，此后数十年间演绎和阐发的核心价值观，诸如“人才是万科的资本”、“建设阳光照亮的体制”、“客户永远是我们永远的伙伴”等等，莫不与此相关。近年来，万科在管理风格上更强调精耕细作、规范严谨，为文化肌体注入有别于传统的另类的风格。这种风格的融合，若能开创上述的“斯巴达+雅典”的新型管理模式，那倒是给一心想捣鼓出有点中国特色的优质企业文化的企业家们确立了一个值得借鉴的参照系。
    任何贴标签的组合都会产生权衡和取舍的平衡与两难。斯巴达多一点还是雅典多一点不是核心问题，若是民主，雅典的气质会自然发散；若是独裁，斯巴达再伪装成雅典也脱不了那股凛凛的杀气。对于带着浓烈人本主义色彩的万科而言，我们期望雅典味还是多一点儿，这也许是这个企业能够基业长青，达成国际化的唯一正途。

      人类已把飞行器发射到了比火星还远的空间，同时，我们对“无限”空间的恐惧亦日益加深。重新审视人类存在的“此域”——无论是天文学家眼中的N维流形还是欧氏几何学所建立的“X、Y、Z”坐标——从抽象的升华中再次沉入表象，必须意识到，我们的躯体和思想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家园，才能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系，才能舒缓因对无限空间恐惧而产生的漂泊无依感。
      建筑在空间语义学上的存在意义，便是为人类提供栖身之所，也使精神得到憩息。
      正如借助身体获得对具体世界的感知，人成为了万物的尺度；建筑通过分割和界定，为无限的空间创立了核心。每一片包围起来的空间必然有一个核心，不管它是圆形还是方形、是半圆还是弧顶。罗马万神殿便是这样一座典型建筑，那是神的地盘，尽管它的核心部分我们无法靠近、无法触摸。
      要想把相邻的居民区和城市建造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话，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核心建筑来凝神聚气。比如建筑群或一个广场，它们的核心建筑可以是一个纪念碑、一个喷泉。如果核心建筑靠近边缘，那么轴线相交的地方就是核心处，将相交部分扩展为一个四方形后，核心的感觉渐渐显形。如果这些相交部分过于扩展成为棋盘式的街道格局的话，会降低角落交叉点的重要性，妨碍了该小区功能性的生长。为了抗衡这种趋势，就要挑选一处特别的区域，不要住人，作为一个相反的象征形成不动声色的拒绝。这块四方形区域为公众生活提供了天然的核心建筑，能够承担公众所期望的诸多任务。每一个交叉部分都起到了特别强调的作用，在一个街区中，核心形成了。
      这种核心建筑的典范之作就是天堂，那座被围起来的花园，它的中心是生命之树——也就是那棵知晓善恶的大树。再找些类似的典范之作也不难：核心建筑的象征意义和人类生存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和定居的要求也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为了满足我们把某处变成自己家园的愿望，核心建筑起到了引人注目的作用，它把周围建筑凝聚到一起。“对古人来说，核心是神在的地方，是绝对真理存在的地方”（艾来达）。步入核心就好像参加祭祀活动，昨日渎神的和幻想的人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能忍耐的新生命。巴别通天塔的建造者们也试图在其中找到核心。每一座神庙或宗教建筑都再现了这种核心作用，就像雅各梦中的天梯，是链接天地的纽带——这是它的凝聚力所在，是一座圣山。
      不管我们身居何处，我们个人生活的中心应该是最重要的。但这只是我们偶然居住的地方，我们可以迁移。也可以去想像其他地方。我们对核心的感知同样是躯体得到的，如果再讲人类是世俗世界的核心就有些不恰当。而且，我们不是独居，而是群居的社会动物。不管个人对生活的核心是如何认识的，这种认识必须要得到社会的认可。真正的核心是把大家凝聚到一起的东西，能使众多的人和物得到妥善配置最终形成统一的社会。建筑要想具有这种凝聚力的话，就必须是向外界开放。不只是对天空开放，而且对神灵开放——或者如果不只对神灵开放，就应该对指导我们生活的价值观开放。
      核心的象征意义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将华盛顿视为美国的中心，它接纳各种各样的价值观，这样它就能形成一个真正的社区了吗？想一想国会大厦与华盛顿纪念碑之间的草地广场吧。艺术，或更确切地点说，建筑的功能很有效地把一大片地方凝聚成一个中心了。同样的东西也使得每个社区和谐共生。尽管可能不如草地广场那样明显，尽管到处都有过于宣扬自我的离心力，而使中心的重要地位降低了。这种星罗棋布的格局象征了民主社会的组合方式。这种开发性是否对人类定居和形成社区构成了威胁呢？大城市中出现的人和物深刻的错置关系表明我们的城市出现并且逐渐加深的解体现象，没有了核心，我们也就无法真正实现定居。
      但是要建造复古的、有核心的建筑来实现定居的呼声往往让人顿生疑窦，如果现代建筑模式不需要有一个核心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对此表示欢迎呢？如果我要去寻找一处不仅是核心建筑而且还是我个人世界的核心的地方，如果我找到了真正属于我的地方，我真正的家园的话，我怎么舍得抛弃它呢？如果我在这样的房子里定居下来，我就再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了。很重要的一点是，再也没有要去的地方了，因为那个地方正是我正在居住的地方。我的生命之旅已经结束了。这样理解的话，在中心建筑的完美的定居生活实际上意味着思维。这样一来，只有说魔鬼居住在地球的中心，说上帝居住在天空的某个地方，远在苍穹之上，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还是恰当的。
 

“重要的是场所感”
      从上海人民广场往东北走，便是著名的南京东路，耸立于其间的华东电力大楼曾引来诸多诟病，许多认为这幢大楼丑陋的人们，实际上并不能很清楚地说出它有任何不美之处，而说得更多的是它不应该矗立在南京东路外滩，不该在这一黄金商业地段设置一个对游人封闭的办公楼。
      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南京西路上的上海商城建筑基地虽也很紧张，但它的底层直接向街道开放，行人可以随意进入这个堂皇而又富于人情味的室内广场，因而受到公众的喜爱。作为该项目的设计者，美国建筑师波特曼先生在论及上海商城的创作时曾写到，“某地的文化特质很难用三言两语讲清楚，某种程度上它只是一种感觉或一系列现象。每次访问上海都获得一些对我在该城进行建筑设计产生影响的印象”。无疑，正是这些说不清楚的感觉准确地反映了他对上海乃至中国文化的理解，才使这幢建筑贴近了公众的心理，从而为人们所接受。
      在建筑设计中，如果能更多地倾注“人性场所”的关怀，无疑更能使公众在一个开放的空间中进行对话和交流。衡量一座建筑，乃至一座城市的美学价值，首先应视其能否为公众的生活提供更为自由的选择，能否创造出供人们充分展开生命过程的良好环境。正如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罗小未先生在各种场合反复提及的，“上海的很多建筑都是希望给人一种家的感觉。假如外地人来到上海，他觉得能够融入这个环境的话，这个建筑就成功了，这就是所谓的‘场所感’”。

外滩天际线
      外滩并不是上海的全部，但没有外滩的上海，不仅无从想像，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的许多章节也要重写。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最为卓越的现代都市，上海的建筑和城市景象，不仅受到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又杂糅了西方建筑文化到达前就十分强烈的传统文化和地缘文化的风格。当人们说起上海，往往指的就是外滩。在所有的万千变化中，外滩的天际线，以最为直观的形式展现着这个国际大都会特有的韵味和丰富的想像。
      而前不久刚启动的上海北外滩保护计划显得更加雄心勃勃，“北外滩将被设计成四大块：靠近外滩的划为商业区，靠近苏州河的地段为金融机构集中地，居住区将全部朝南对着外滩，另一块则为历史风貌保护区域……”。
      作为北外滩保护计划的顾问，罗小未先生认为：“在旧城保护和新城建设中，我们总是要努力达到建筑的功能定位，同时进行规划，规划是为了突出鲜明的个性。上海的城市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特色之一就是地域性，这是城市发展中不断延续下来的，在保留城市特色的同时，还要沿着这个方向发展。”
这种基于“文脉主义”理论的发展无疑有助于城市传统的延续：把城市中已经存在的内容，无论什么样的内容，不要破坏，而尽量设法使之融入城市整体中去，成为这个城市的有机内涵之一。
      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另一种危险的倾向，在功能分区和商业化运作的指引下，南京路、淮海路、衡山路附近的“旧城”地块相继成为大型地产发展商展示国际新潮建筑设计理念的舞台，一批“大世界级制作”的标志性建筑，试图以新古典主义、折衷主义、装饰艺术风格与近代的建筑风格融为一体却又力不从心，尴尬地成为外滩天际线的硬伤，尽管以上海具有的包容和气度，这种戕害不会显得那么刺眼。

建筑的异化
      很明显，由于“商业文化”与“大众文化”广泛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以商业目的为指向”已成为当今建筑活动一种越来越强大的话语力量，公众对这种非人性的、反人文精神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实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判断、批判的意识和能力。
      人们身处无意义的建筑环境却毫不自知，反而安然处之，形成了一种马尔库塞所说的“肯定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反过来影响和鼓励着建筑师的行为。由此便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建筑创作在日益偏离目标，产生无意义的环境，而公众却一天天丧失对这种环境的敏感，丧失生命体验的自觉，两者互为因果地发展起来。
      现代建筑设计和建造技术的发展，为我们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缘和条件，而我们的建筑，使城市空间不仅没有自然抒展地延伸，反而在每一时期形成一种断裂。建筑本身在贴上种种流行的标签之后，甚至成为压制人们生活的樊篱，这不能不被视为建筑的异化，而城市中人们的生活信念和生活本身也在这种异化中逐渐委顿、迷失。
      1928年，国际现代建筑大会在勒柯布西埃的倡导下举行，会议发表了著名的《宣言》：
      “现代社会对建筑提出新的要求，要求建筑满足人们在新时代种种物质、精神和情感方面的需求。
      城市规划是为了创造新的环境，来适应和满足人们在物质、情感、精神方面的新需求。
      最重要的是建筑家应该对公众的意见具有影响力，让人们了解和认识现代建筑的手段和策略……”
      从这个意义上看，规划师、建筑师的素质，往往影响着公众对城市生活的价值取向。但现实中，规划与建筑往往属于少数知识精英的游戏，没有公众参与的城市发展不可能具有延续性，也势必造成城市演变的种种断层。那么，如何实现规划师、建筑师与公众之间的有效对话，应该成为保留与延续城市之“根”的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而这个对话的空间，正是由城市中的一幢幢建筑本身来提供。

卧槽泥马
典故:出自《战国策·楚策四》
伯乐多良马.其有邻亚犁.曾与人言."我亦善识马.有一骏马.伯乐不及."人皆疑.欲观之.
亚犁恐.乃以草泥置一卧马于槽中.众人视之笑其蠢.皆曰:"此何良驹.卧槽泥马尔."

⑴形容识人不明.表示明明其能力不足.但上位者因为种种原因或糊涂.任其肆意妄为.
⑵形容虚有其表,窃居名位者.表示即使给某人相应的地位.但其能力不足是无法改变的.
(等同于烂泥扶不上墙.沐猴而冠)
⑶形容模仿不到家，反而不伦不类.

下面给出三个词义的例句：
1、红鸟这厮也能当上十二骑士，卧槽泥马啊；（红鸟……233ING）
2、阿斗烂泥扶不上墙，即使上将潘凤在身边也不能稳坐江山，卧槽泥马呀；
3、不会做就别做，PS个老虎照片也敢拿出来，真是卧槽泥马。（这是华南虎事件么- -b）

玛勒·格碧
Melle Gebi
(1462.5.15佛罗伦萨〔今意大利境内〕)
原名玛勒;格碧Melle Gebi。
意大利木雕师、雕塑家、建筑师。1502年，他为佛罗伦萨圣玛利亚教堂和韦基奥
(Vecchio)宫作了大量雕饰。1506年设计圣玛利亚德尔菲奥里(Sta. Maria del Fiore)教堂
圆顶下的鼓形座，因遭米开朗基罗的反对而未实现。他还设计了巴托利尼(Bartolini)府邸
和圣斯皮里托(S. Spiri
在意大利 ，玛勒格碧的东西被称作 “玛勒格碧的”
当今的某电视台新大楼也是汲取了他的设计灵感，宏伟辉煌，令人们每次看到都在心底默
念其名字：玛勒格碧，以此来纪念这位伟大的建筑师。

      发韧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欧洲大陆革命终结了君主政体的时代，作为历史的充分绽放，它同时也渐次瓦解了贵族社会结构，并在王权的放弃、权力真空、社会对民主价值观念的认同中开启了精英社会的时代。
      在接下来的两个多世纪里，欧洲和美洲发生的变化为人类发展史提供了如此鲜活的样本，尽管精英层和亚精英层的素质逐渐成为衡量国家真实水准的标尺，但欧美对文明的融合和吸收也提供了足够的宽容，民众发展了多元的文化与生活习性，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并为人类精神领域贡献了群星闪耀式的思想家、作家、艺术家，以及产生全球影响的媒体。
      文学巨匠博尔赫斯在回答阿根廷的传统是什么的时候，曾不无自豪地指出：“我们的传统就是全部西方文化。”我觉得，中国年轻的这一代应该能够充分理解这一点。坦然面对我们缺乏基本的现代政治、商业与文化理念这个事实，同时具备足够的自信，我们才可能毫无心理障碍地吸收现代人类文明的精华，以迎接重塑这个国家性格的艰巨挑战。

      财富，特别是基于财富基础上的人类社会文明由谁创造和延续？人们对此表达的立场从来都是泾渭分明，在相隔甚远的道路上长久对视，偶尔有着激烈的争吵。
      恩斯罕修道院院长爱尔弗里克在1015年左右，撰文强调社会财富几乎全部由穷人所创造，因为他们早起耕田、播种收获，工作之重要使得他们确实值得其他阶级的尊崇。爱尔弗里克不是惟一一个如此称颂劳工大众的人，在数百年的时间里，经济定律一向指出，劳动人员才是社会上制造财富的阶级。富人只是在奢华浪费的习惯下挥霍资源罢了。
      这种把旨在国家财富归功于贫穷阶级的说法，一直到1714年终于被打破。那年春天，伦敦医师曼德维尔出版了《蜜蜂的寓言》这部以韵文探讨经济议题的作品，从此彻底改变了一般人对贫富阶级的观感。
　　    曼德维尔认为，实际情形恰好与过去数百年来的经济思想相反，社会上真正有用的人其实是富有阶级，因为他们的消费为其他阶级的成员提供了工作机会，让社会上最弱势的成员得以生存。如果没有富人，穷人要不了多久就得入土为安了。曼德维尔无意暗示富人比穷人更善良，反倒是乐之不疲地强调富人的虚荣、残酷及善变。富人的欲望没有止境，富人不断追求他人的赞赏。而且也不了解快乐不是建立在物质的拥有上。然而，追求大量财富对社会所造成的贡献，却远比劳工耐心从事低报酬的工作要多上许多。评断一个人的价值，不能够以他的灵魂为判断依据，而是要看他对别人的影响力。一旦采取这种新的判断标准，那些透过贸易、工业或农业来攒聚财富，并且大量消耗金钱去购买荒谬的奢华品、建造不必要的仓库和乡村别墅的人，无疑地比穷人对社会更有贡献。
　　    正如曼德维尔那部作品的副标题所言，这是“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曼德维尔表示：“挥霍无度且耽溺于感观之乐的贵族、每周发明新时尚的善变女人、出手大方的花花公子，以及奢华不羁的富家子弟，才是对穷人最有帮助的人。对众多邻人造成困扰、发明无用产品的人，不论其行为是对是错，都是社会最好的朋友。如果一个国家彻底禁止虚荣与奢华，那么布商、装潢业者、裁缝师，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人士，不出半年都将没饭可吃。”
　　    曼德维尔的论点让当时的读者大感震惊。但是，从18世纪以来，几乎所有伟大经济学家与政治思想家逐渐接受了他的说法。休谟在《论奢华》这部作品中重申曼德维尔的论点，认为社会财富来自于对钱财的追求与奢侈的消费，而不是穷人的辛苦工作：“一个国家若是没有奢侈品的需求，其国民将陷入懒散之中，不再享受生活，也不再对大众有所贡献，于是国家将连舰队和军队也供养不起。”
　　    24年之后，在《国富论》里，休谟的同胞亚当斯密又进一步阐扬了这个理论。有史以来为富人辩护的作品中，《国富论》这部巨著大概是最具说服力的一本。亚当斯密首先承认，大量的金钱不一定能够带来快乐。“拥有财富并无法让人免于焦虑、恐惧及悲伤，有时候甚至还会让人更添困扰。”他也嘲讽那些毕生追求“珠光宝气”的人。不过，他却同时对社会上充斥着这类人物深表感激。文明的存续与社会的福利，全都仰赖人类累积多余资产、炫耀自身财富的欲望与能力。就是这种欲望“促使人耕种田地、建造房屋、建立城市与国家、并且发明各种科学与艺术，以提升并丰富人类的生活。这种欲望彻底改变了地球的面貌，把荒野的丛林变成了肥沃的土地，也把贫瘠的海洋开发为生活必需品的新来源。”
　　    古代的经济理论认为国家整体财富有一定限量，于是富人便因为瓜分太多而备受谴责。而亚当斯密则指出，我们很容易把拥有“庞大资产”的人“视为社会的害虫，视为怪物，视为可怕的大鱼，会把其他小鱼吞噬一空”。不过，抱持这种看法等于是忘记了财富其实没有固定的总量，财富总量可以透过企业家和贸易家的野心与努力而增加。那些大鱼不但不会吞噬小鱼，反而还会以消费和提供工作机会的方式来帮助小鱼。大鱼也许财大气粗，但是其缺点在透过市场机制的运作之后，却变成了优点。亚当斯密曾在这一段评述资本经济最著名的文字中加以说明。
　　    社会只要给予富人充分的机会去从事贸易以及发展工业，所有物品的产量都会大幅提高，不但能够满足贵族懒散而无所节制的奢侈浪费，同时也足以供应工匠和农夫的需求。
　　    没想到这种论述竟然对有钱人如此推崇。自基督教早期以来，有钱人一向是经济理论中的反派，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为英雄。富有阶级才是值得尊敬的一群，因为社会其他阶层都仰赖他们供养。而且，这一切还是来自于他们个人的缺点：他们越是贪心，越能够促进众人的福利。
　　    这种论述对穷人的评价就没有那么正面了。国家的繁荣是富人的功劳，穷人只扮演了无足轻重的工具性角色。甚至还因为人数众多且依赖社会福利和慈善团体的接济，而背负着耗竭社会资源的罪名。穷人原本因物质匮乏而负担沉重，这下新的经济论述又把富有阶级的谴责之意加诸于他们身上，如此一家，诗人似乎不再适合去吟诗颂扬农夫的高尚了。
　　    传统的基督教思想认为，人的社会地位不代表道德良窳。耶稣是最崇高的人，但他只是一名木匠；彼拉多虽为罗马帝国的官员，却是一名罪人。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去认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能够反映他的人格素质。一个聪明、亲切、机智、灵巧、又有创意的人，也可能担任扫地的工作。一个懦弱、卑鄙、无能、暴虐又愚蠢的人，也可能担任国家的首长。
　　    有数百年的时间，职务地位的分配乃是依据血统和亲属关系而非个人才智。因此，西方社会充斥着无能统治国家的国王、不会经营家业的领主，以及不懂得战争原则的将领：农夫经常比主人还聪明，奴婢也经常比女主人懂得还多。在这种情况下，位阶不等于价值的说法自然毫无争议。
　　    到了18世纪中叶，终于有人开始质疑这项世袭原则。无论自己的儿子才智高低，都固定由他继承事业，真的是明智的做法吗？贵族的子女真的就适合治理国家吗？为了凸显世袭原则的愚蠢，有人举出一个长久实施精英制度的领域做例证，那就是文学界。在文学领域，即便是世袭原则的忠心支持者，也完全接受精英制度的做法。我们若要挑选一本好书，重要的是书本身，而不是作者的家世是否具备文学素养或是否富有。既然如此，为何不把这种判断方式引进政治、经济或其他领域呢？
      欧洲旧势力格局开始破冰。曾经重绘了欧洲权力版图的法国君主拿破仑在执掌大权之初，即公开实施其所谓的“因材选任”制度。他也成为第一个实施这种制度的西方领袖。在晚年被放逐至圣赫勒那岛时，他曾骄傲地表示：“我大多数的将领都是从‘泥土’中拔擢出来的，我从不吝啬奖励才能。”他并没有信口空谈。拿破仑治下的法国不仅废除了封建特权，并在1802年设立了荣誉勋章，一种类似于罗马荣誉勋位的骑士爵位——这是第一个向社会各阶层开放的荣衔。教育制度也受到改革，大学对所有人开放；工艺专科学校于1794年成立，为穷苦学生提供高额国家补助。拿破仑手下有许多重要官员都出身寒微，包括内政部官员、科学顾问，以及参议员。套用拿破仑的话，世袭贵族是“国家的祸害、低能的白痴、世袭的蠢蛋”。
　　    在拿破仑垮台之后，他的观念仍然保留下来，赢得欧美重要思想人士的认同。爱默生盼望看到，“所有人适得其所，并且拥有一切必要的权力。”卡莱尔对于富家子弟奢侈浪费、贫家小孩却无法接受教育的状况深感愤怒， “那些闲散的贵族，英国土地的拥有者，惟一的功能就是大肆挥霍英国的地租与射猎英国的禽鸟。对于这些人，我们还能够说些什么呢？”他猛烈抨击那些没有任何成就，不曾造福任何人的人，那些不曾在任何领域证明过自己的能力，却享有种种特权。
　　    卡莱尔与19世纪众多改革人士一样，他要的不是所有人的财富平等，而是精英和大众阶级的地位符合阶级成员本身的素质。欧洲需要真正的贵族，一个才智的贵族，供养伪贵族的代价太高了。卡莱尔所要的就是精英制度，尽管当时还没有这个名词。
　　    新出现的精英制度概念，与另外两种社会组织概念形成竞争趋势，即平等主义和世袭主义。平等主义要求所有人的财富分配应该完全平等，世袭主义则认为富人的头衔和职务都应该自动由富人的子女继承。精英主义者一方面与古代贵族一样，愿意接受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又像激进的平等主义者，要求在起跑点上完全拥有平等的机会。如果每个人都享有同样的教育与平等的职业选择机会，那么收入和名望的差异就将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才智而定，因此每个人的收入也就没有必要加以平等化。每个人都会依据自己的价值，而收获特权或者苦难。
　　    19和20世纪的立法，宣告了精英主义的全面胜利。西方各国政府都开始提倡机会平等，尽管各国推进的速度不同，政府的诚意大小也不一。“所有的人民不论收入高低，都应该享有良好的中学教育，甚至大学教育” 的观念，也逐渐为大众接受，美国率先在1824年成立一所真正的公立高中，到了南北战争时期，公立高中的数目已达到300所，截至1890年，更达至2500所。1920年代，美国大学教育透过发展学术能力测验（SAT），朝着精英主义的路向迈进。SAT创始人哈佛大学校长James B. Conant和教育测验中心负责人Henry Chauncey，希望能够发展出一套经过科学验证的精英测验，以期能够公平客观地评估所有学生的智力，进而让大学入学过程中的学校偏见、种族歧视乃至势利眼问题，都能够从此消失。自此，每股学生的优劣次序不再是以家庭背景和自身衣着来判定，而是依据学生本身的素质而定。
　　    通过挑战的人就有资格获得成功，可以成为乡间俱乐部的会员，以及进入华尔街的大公司工作。Conant指出，“SAT是一种新式的社会工具，只要运用得当，它将可以拯救这个国家不分阶级的状态……可以重拾社会的弹性，可以更加趋近美国理想。”
　　    这个美国理想当然不包括结果的平等，而是仅保障在起跑点上严格确保机会平等。只要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能够上学读书，接受大学教育。那么将来即便在这些人群中即使出现贵族阶级，其产生方式也必然合乎公义。
　　    伴随着教育改革，立法机构开始制定法律以规范职场上的机会平等。在英国，迈向精英制度的里程碑，就是在1870年把政府文官选拔方式改为公开考试。几百年来，英国文官职务向来都是由贵族周遭那些家道中落或愚笨不堪的亲戚所担任，结果对英帝国造成不少伤害。到了19世纪中叶，雇用这些温文有礼但只懂得打猎作乐的蠢货，已经对政府造成过于沉重的负担。于是，诺斯科特爵士和崔维元爵士奉命检讨政府选才制度，在花费数月时间检视文官体系之后，崔维元爵士投书《泰晤士报》毫不客气地指出：“毫无疑问地，我们贵族成员已经习惯地把文官体系当成家族中落魄成员的收容所，也就是说，在文官体系里，为那些无法在公开的正当职业上立足的亲属安插位子，用公众的资源来供养他们。”
　　    70年之后，在《狮子与独角兽》中，奥威尔仍旧大力抨击滥用裙带关系的不良后果。他指出，英国需要一场没有“红旗和街头暴动”的革命，而这场革命的重点就是要“进行权力的根本转移”，把权力交给真正有资格掌权的人。
　　    在各个领先的国家里，由精英取代蠢货成为就业改革的主要目标。美国对平等机会的实践尤其积极。1961年3月，肯尼迪就任总统不到两个月，就成立了“机会平等委员会”，负责扫除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里任何形式的就业歧视，各种相关法案随之出现：《同酬法案》（1963）、《民权法案》（1964）、《雇佣机会平等法案》（1964）、《美国老年人法案》（1965）、《雇佣年龄歧视法案》（1967）、《平等信贷机会法案》（1975）、以及《美国身心障碍者法案》（1990）。有了这些法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所有人不论年龄、肤色、性别、种族，都可以拥有追求成功的平等机会。
　    　在迈向彻底精英制度的道路上，进展或许缓慢而且缺乏计划，至今仍尚未达到理想中的目标。但是，从19世纪中叶以来，尤其是在美英两国，大众对于穷人与富人的道德观感，已经开始受到这一制度的影响，如果职业和奖赏是经由客观的面试和考试而公平发放，那么世俗地位就不可能像先前的基督教思想家所说的那样，与内在素质完全无关，或者权势者也不可能像马克思和卢梭所说的那样，完全以卑鄙的手段来获取地位。文官体系中那些打猎作乐的家伙，一旦被劳工阶层聪明出众的后代所取代，那么我们就更不能断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完全是由不公平的制度所造成。
　    　随着大众越来越相信世俗地位可以忠实地反应个人价值，金钱也就因此被赋予一种道德性质。在过去那个财富继承和亲属关系所决定的时代，金钱自然标志着一个人投胎的运气好，而与其德性和品质完全无关。在采取精英制度的社会里，人人称羡的高薪体面的职务可以透过个人的才智和能力争取而来，因此财富便显然足以代表品格的高尚程度。富人不只是比较有钱而已，他们有可能根本上就比较优秀。
　　    由于精英制度的理想设计，许多人获得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许多才智出众的个人，在过去数百年里一再受到僵固的世袭制度所压抑，现在终于可以在一个大致平等的竞争场上自由发挥自己的天分，出生背景、性别、种族、年龄终不再是阻挡个人力争上游的障碍，财富、地位等分配也趋于合乎公正原理的标准。
　　    不过，对于地位低落的人士而言，这种论述还是有其黑暗的一面。如果成功人士的成功是他们应得的，那么失败者自然也必须为他们的失败负担起责任。在这个精英主义的时代里，不仅财富的分配合乎公平，似乎连贫穷的分配也合乎公平。地位的低落不但令人遗憾，也成了个人“应得”的惩罚。

[10658688]：八十七年的历程，见证着您奋斗的足迹；八十七年的沧桑，留下了您坚韧不屈的身影，亲爱的朋友，愿你的人生如党一样光辉，如党一样灿烂，七一快乐！

　　国人对城市的想像，由于受到环境与知识来源的双重限制，在这个领域是沉默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城市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迟滞是一致的。城市布局呈现的是时间的而非自然的状态。像是在一时间段上被突然凝固住了，所有的城市人群穿梭于“昨天”的建筑和城市之中，只有那些标志性建筑可纳入“今天”的范畴，作为证供被摆在城市的大堂之上。在这个时期，我对城市的最初记忆，来自于住处与学校之间的街道、打酱油的直线距离，以及各个巷口处老年人遛鸟下棋所反复重现的公共空间场景之中。
       我们在一个没有城市史的空间中开始了对城市的改造，断裂与非连续性的空间，使我们对此失去了想像的依据，所有的改造都是从局部开始的，一栋大楼、一个商场、一条马路、一个小区……当这些局部逐渐放大，新的轮廓被塑造出来，既不能与昨天缝合，也不能为明天提供可能性。一个由不同动机、理由、想像、目的、手段和材料建立起来的城市空间由于思路出处相异、思路迂回而变得丰富，可以说每个空间是如此的耳目一新，因为每一个动机都超乎寻常；可以说每一个空间是如此的现实主义，因为每一种手段极其写实。
      在当今中国城市的塑形者们——往往是拥有决策意志和权力的行政长官们看来，“变”是惟一重要的东西，只要在任期内完成新一轮城市景象的塑造，就可以作为昭彰四方的功绩泽被后世。只要“变”，就足以令城市充满活力，至于变成什么样子，并不是他们所要关注或操心的，更遑论“城市记忆”。在城市达尔文主义的信徒眼中，新的一定优于旧的，变化的一定胜过不变的。当“变化”成为城市建设最高准则以及惟一取向之时，一种临界的危险分明逼近。
      电影《移魂城市》曾虚拟了一座外太空城市，外星人将劫持人类到此，随机抽取人群记忆重组对城市形态进行即时即刻的塑造。能否想像，每一天都有焕然一新的景致，每一天都有截然不同的生活形态，每一天想要什么样的城市，塑形后的乌托邦便招之即来，隔夜便挥之即去。对于城市的遗产，那些历经沧桑风韵犹存的建筑，那些古老街区相卯合形成的和谐肌理，再也不必小心翼翼地保有，因为我们有充裕的明天可以挥霍，可以重构梦想中的城市形态。在如此宛如太虚仙境的空间中，我们怎能不随心所欲，怎能不游刃有余？
      那么，这样的城市深处，为何还有一些隐约不定的物件，恐惧着我们躁动不安的内心？
      这一荒诞的构思在城市建筑与集体记忆之间建立起一种直观的联系，提醒我们，对于城市的变化，我们在显意识层面得到的，或许远远不及在潜意识层面失去的；我们在城市中所创造的，或许远远比不上我们所抹杀的。也许，正是因为我们已经失去记忆或正在失去记忆，我们才想不起来曾有拥有的记忆是多么弥足珍贵。我们甚至忘却了，是记忆使城市成为城市自己。
      对于大多数普通的城市居民而言，城市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与他们无关。他们越来越感觉到被城市抛弃的愤懑与绝望。他们与城市记忆一起，像一节节被卸下的破旧车厢，遗落在铁轨上，目送着城市的车头呼啸远去。它不会返回，因为它已记不得来时的路，而它所奔向的远方，却看得不甚清楚。

　　1755年11月1日，从巴黎圣母院到梵蒂冈圣彼得教堂，从伦敦圣保罗教堂到佛罗伦萨大教堂，从西班牙孔波斯特拉教堂到德国科隆大教堂，没有人敲钟，教堂的大钟却同时震响。
      这是里斯本，也是欧洲有史以来遭受的最大的一次地震，震级8.8。
      大地忽然裂开了又复合，大片房屋连同居民就在瞬间被大地吞噬；地震伴随着海啸，码头迅速下沉，没有任何船只或人冒出海面——后来测试发现，地震给码头带来的地裂深达180余米。
      短短六分钟内，一座曾是欧洲最繁华的城市被彻底摧毁，而里斯本的阿尔法玛城区却在这次地震中奇迹般地留存下来。
      阿尔法玛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8世纪，原是贵族住宅区，但没有经过良好的规划，建筑物不是错落有致的排列，而是层层叠叠地堆积起来。1775年的地震之后，贵族陆续迁出，阿尔法玛渐渐失去昔日的华贵。
      今日，阿尔法玛那些传奇般留存下来的16世纪以来的残墙颓壁，成为里斯本的历史活字典。从特如河岸边码头拾级而上，就进入了有千年历史的老城区阿尔法玛，迷宫般的阿尔法玛给外间的印象就是两个字：古旧。地势上下起伏的狭窄的石板路、弯弯曲曲的小巷、砖瓦不齐的老屋、斑驳的外墙，在多数地区早已湮灭的近代城市的轮廓栩栩如生地立于面前。然而，褪色的铁围栏线条依旧优雅，空中的悬臂路灯依旧典雅别致，剥落的瓷蓝花外墙还残留着旧时贵族的徽章，曾经的辉煌轻扣心弦。
      阿尔法玛房屋的窗户很富特色，几乎找不到两扇完全相同的，每扇窗户都有着自己的个性：有的色彩斑斓，有的黑白分明，有的造型精巧复杂，有的线条简单流畅，有的高贵华丽，有的淳朴自然，有的一尘不染，有的脱漆掉皮……无论怎样的窗台都生机勃勃，窗台无一例外的种满鲜艳的花草，相邻的窗台之间拉着晾衣绳，晒着长长的床单，各色衣裤鞋袜五颜六色地拥挤在一起。有风经过时，衣物、花草随风起舞。在阳光的照射下，与蓝色瓷砖墙面互相衬托，是别样的景观。窗台、边阳台上、门口台阶下，常见一只只晒太阳的猫或打瞌睡的狗，人来车往都难搅其清梦。街角巷尾，几位老人在玩纸牌，三、两孩童在嬉戏，散发着自盛世而出的慵懒的生活气息。
      错综复杂的街道如细微的血管般展开了这座城市的脉络，街道并不比小巷宽敞多少，窄窄的街道上往往停满五颜六色的汽车，一半车身在人行道上，另一半在马路上。这样狭窄的空间里，走过了上百年路程的有轨电车缓缓地爬上爬下，不时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当有轨电车经过时，街上的行人会拐进路旁的百姓家门洞里等候片刻，待车过后继续赶路。
      阿尔法玛太阳门广场有一处绝佳的观景台，在此，仄街陋巷把它的另一面崭露在眼前：一大片参差起伏的橙红色屋顶，蔚然壮观，大部分的瓦顶常经雨水冲刷而光洁明亮，少见青苔。远处上罗马式教堂的尖顶，再远处上天水一色的特茹河悠悠而去，静静的流淌中酝酿出南欧城市的闲适与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