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是产生机会主义的根源

   1.机会主义，尤其是其变种玩弄外交手腕的中派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它随时都准备通过针对其他同家的激进的决议。机会主义以此在一定

程度上满足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自己却不承担任何义务。这种两面派的表现充斥于工人运动尤其是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中。工联主义者在马克思时代就提出了有关爱尔兰和印度的问题。如今独立工党拒绝与英国共产党合作，提出了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合并的问题。英国工联总理事会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结成联盟旨在使全世界的工会运动统一起来，而在罢工的关头英国却拒绝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提供的资助、这类事例，大大小小，不胜枚举。

    2.由于机会主义倾向出现在共产国际内部，其表现特征是：随时准备通过针对别人的决议，无情地声讨各国的’‘右倾”，尽管始终（尤其是紧急关头）打算屈服于本国的资产阶级舆论。不用说，布尔什维主义是这种“激进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共产国际的任务是通过与形形色色的假激进主义、政治上的两面派行为等进 行不懈的斗争来培养真正革命的政党。问题就在于共产国际的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促进这场斗争。

    3.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共产国际内存在潜在的、经过伪装的真正机会主义的十分重要根源之一，就是共产国际本身及其领导党内存在的机关官僚制度。在苏联．官僚主义是非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加压力的表现和工具，在有了1923一1926年的经验后对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由于欧洲的共产党，主要是其领导机关在组织上向联共机关变动和改组上看齐，因此外国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首先是联共内官僚主义的反映和补允。这就是产生前面提及的令人深恶痛绝的两面派行为的根子。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共产党选拔干部的标准主要是看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认可联共这一届的机关配置。外国党中比较独立、比较负责的领导干部如不赞同以单纯的行政手段进行调整，就或是被驱逐出党，或是被赶到右翼（往往是假右翼），或者最终陷入“左”倾反对派的立场。因此，基于共产国际领导的无产阶级斗争的选拔和团结革命干部的有机过程就停滞不前、发生变化甚至扭曲变形了，在某种程度上简直被来自上面即来自莫斯科的官僚主义行政压力所取代。自然，那些比较愿意通过

现成的决定、签署任何决议的共产党领导人往往胜过那些革命责任感强、更革命的人。本应选拔坚定的百折不挠的革命者，却常常选出趋炎附势的官僚。

   4．我们看到，共产主义的（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波兰等国的）官僚化分子正以在共产国际的一般问题，首先是在联共内部问题上的保护色作掩护，不受惩治地采取十足机会主义的步骤。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而且是越来越多地发现，共产国际的政治活动家们公开正式地持一种立场．而背地里（却是真止地）偷偷持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立场。这一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就谴责了马斯洛夫-路特.费舍集团[1]所谓的两面派伎俩。但显然．无论形式上的谴责有多么公正．却不仅不解决问题、甚至没有提出根本性问题；为什么最负责的共产党人．各大党的领导人耍两面派的手法呢？答案只能是：假使任何一位外国党的领导人与联共中央发生分歧．哪怕是暂时的分歧．那么有无限权力的机关制度就会向他提供三种可能：立即被指控为右倾分子甚至开除出党；投向“左”倾区对派或暂时要两面派手法以保住其在党内的地位

  5.由此自然无论如何也得不出结论．说共产国际内的右派集团和左派集团代表了正确路线，只因为他们都与正式的中央对抗。无疑．右派集团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而左派集团则不乏“幼稚病”而认为正式的领导干部全是些无思想的官僚也不对事实上尽管许多真正的革命者越来越对占统治地位的制度感到不满，但对苏联命运的责任感使他们没有越出这一制度的范围，但可以由此得出结论，为使共产国际摆脱机关那种缺乏思想、机械死板的作风的影响，必须在共产国际内部彻底进行改组，而这又与联共制度的改变密切相关。

  所有富有生机的共产国际成员（不管他们属于现在哪一个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集团）在提出这项任务时速度越快、范围越广、态度越坚决，这项任务完成时带来的震荡就越小。

[1]马斯洛夫、阿•（1891一1941）—德国共产党内“左派”领袖之一。  1918年加人德共，1924年当选中央委员，1924年当选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1926年被开除出党。

  费舍．路特（1895一1961）——德国共产党内“左派”代表人物。1923年5月当选中央委员、1924年“左派”掌握领导权时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  1924年出席共产国际第 4次代表大会，当选执委会候补委员 1926年被开除出党。

                  苏联与共产国际

 1．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实践上是危险的，这是显而易见的，或者至少每一个多少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发展基本问题提法的革命者来说是越来越清楚了。从政治上看，这个理论是不加批判地对苏联现有的一切以及暴露出种种矛盾和自发倾向的一切的掩饰。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会使党放松对国内外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和势力的警惕性。这一理论滋养了消极的听天由命的乐观主义，而这种乐观主义又掩盖了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国际革命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

 2．这一理论如果在共产国际中得到合法化，那就会产生不小的宿命论作用。如果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看做是世界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看做是不能脱离世界革命的一个过程，那么各国共产党的比重、作用及其独立担负的责任就会增加并被提到首位。相反地，如果认为不管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什么情况，只要苏维埃共和国能防止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依靠工农联盟就能建成社会主义，那么各国共产党的作用和意义马上就会降到次要地位。不管其他国家的革命进程如何，都要保证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全面胜利．这就意味着在最近一个历史时期欧洲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即足以使社会主义胜利的任务就不是夺取政权。而是抵制帝国主义的武装干 涉。因为非常清楚，只要保证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胜利，就足以保证社会主义进一步扩张到全世界。整个前景因此就改变了。充分利用每一个真正革命形势的问题成了次要问题。出现了认为时间本身“对我们有利”这样一种骗人的错误理论。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正处于喘息时机的条件下，而决不是处于自动保证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条件下、要全力利用喘息时机。要全力延长喘息时机。但如果忘记这一喘息时机是1917年革命和即将在某一资本主义大国爆发的革命之间这样一段较长的时间，那就意味着放弃共产主义。

   3.极“左”分子指责统一战线政策，说统一战线政策使外国共产党从独立的革命立场，退到通过在各国上人阶级内部建立强大的“左”翼来协助苏维埃国家的方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完全迎合左派的这一批评，滋养这一批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种批评。“左”倾始终表现为“幼稚病”，现在获得了新的养分，因为他们的领袖维护各国共产党独立的革命作用及对本国命运和苏联命运所负的责任，反对认为只要不去”干扰”苏联，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自然会有保障的官僚的乐观主义。左派的斗争必将日趋扩大，成为一种进步的因素，相应地也会改造左派集团的优秀分子。

                  关于共产国际纲领

  以上所述又一次决定性地肯定了如下思想：只会从世界经济出发，苏联的政策，每一个共产党乃至整个共产国际的政策才可能有正确的方向，而世界经济，尽管存在着使其四分五裂的矛盾和壁垒，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正是由于这些矛盾和壁垒才是一个世界性的整体。

  对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提供标准分析的共产国际的纲领不可能按照旧的社会主义纲领的模式来构建。必须具体分析作为有内在联系过程的世界经济的各种联系和关系以及欧洲、美洲、亚洲等相互制约的前景。这样的惟一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同时也给一国社会主义这一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以致命的一击。

              法国工人运动的若干问题

 1. 法国共产党中的派别集团不是在法国工人运动基础上产生的，而是联共党内斗争的反映，这一点表现得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要突出。法国在为夺取政权而争取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出现的政治问题相当于苏维埃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带来的问题。

 2. 1923年，在与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时俄共党内问题就被公开提到法国各派别集团的中心。现在共产国际好像不再讨论俄国问题。可外国党的派别集团，尤其是法国党内的派别集团又走上了俄国党内争论的道路，只不过这一次是秘密地、暗中进行的，没有公开的思想斗争，从而彻底暴露了纯机关依附关系的性质。

  3.作为反作用，这一切必然人为地在各国共产党中引起对“‘莫斯科”保持更大独立性的意向。这一意向必然而且已经反映了一些相互矛盾的倾向：（1）一贯导致削弱国际联系的机会主义倾向；（2）革命的无产阶级派别，它会凭自身经验认清官僚制度的危险性（在这种制度下各国党的领袖像官吏一样由上面来撤换）。不必说反对官僚集中制的斗争不能也不应向机会主义联邦制作任何让步。由于共产国际中各国党与本国工人阶级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些党的独立性也随之增强，这必然意味着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和官僚主义的派别的瓦解，各派成员将按照更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新路线重新组合。

4.法国的客观政治局势（矛盾增多，出现大动荡的前景）提供了在党内重新组合的主要标准——根据法国政治发展提出的任务，当然也要紧密联系整个共产国际的作务。如果每一个原来的集团及其中的每一个成员现在仍未认识到党内力量彻底重新组合是必然的、必要的，那就必然会被以后发展所淘汰。

5.识别党内进步派别最起码的标准是力求实事求是的认识目前的一切情况，即党的实际力量如何，党员实际数量有多少，党员是否真正联系群众，工厂支部这一改组后的党的基本细胞是否真正具有生命力，统一工会的实际人数有多少。他们是否确实参加罢工，是否确实发行共产主义报刊等等。应该从澄清目前的一切情况入手与官僚主义展开斗争。只有毫不留情地揭发假象、自欺欺人的做法才能使法国党的领导人养成在组织问题上严肃认真，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式的态度，使他们认识到组织工作是革命的工具。要绘制一份法国党政组织及工会组织分布示意图，其中要标明一切说明所有工人组织和各地工人运动分支机构的实际情况的资料。为什么我们在一些地区力量强，而在另一些地区力量弱，通过这张示意图就能一目了然。这种务实的批判的方法将是检验我们的策略及其是否具有革命现实性、是否能争取到群众的十分重要的方法之一。应根据定期收集到的最新材料修改和补充这张示意图，党依据这张示意图来为自己提出具体任务：如何通过在无产阶级十分重要的中心和地区集中自己的优秀力量，落实自己的斗争口号和方法来夺取这些中心和地区。

6．被资产阶级搞得破了产的城乡小资产阶级分子不论对党有多么重要，但如果党是以损害争取无产阶级这一重要斗争为代价来完成这一任务的话，党的性质显然在某一阶段上就有蜕化变质的危险。对于我们来说在北部省份争取到100名工人要比在巴黎和马赛争取到1000个官吏或小店主更重要。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个说法理解成是削弱我们争取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斗争士气的愿望。只不过要使这场斗争与巩固和团结党的无产阶级骨干这项基本工作同步进行。我们如果没有能够掌握政权和改造社会的无产阶级．早晚就会失去那些急于投向法西斯阵营的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

7.党在工团运动方面的保守主义具有全球的性质。以工会脱离阶级为代价达到工会与党的接近，这不可能有什么价值。要坚决抛弃把工会变为党的略为扩大的版本的倾向。工会与群众运动的联系如何，与实际展开的罢工的联系如何等等是评价工会的主要标准。只有在此基础上党在工会中的巩固才是重要而有意义的。

8．德国和英国改良主义工会拥有数百万工人，法国改良主义工会和我们的工会一样很薄弱。所以法国争取统一战线的重大斗争首先就意味着扩大工会对尚未组织起来的群众的影响：要准确考察每一次罢工，切实研究罢工发生、发展的条件，争取与领导罢工的临时组织取得联系，等等。详细记录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一切表现，切实加以研究并制定领导群众日常斗争的方法是工会工作的基础。

 9．党内口号是在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的基础上集中一切力量的口号。尤其是1923年反对派必须在提出革命运动任务的基础上彻底划清界线，清除真正的机会主义分子，架设起通向其他派别革命分子的桥梁。

10．要对莫纳特[1]一罗斯梅尔集团采取正确的立场。错误地把莫纳特和罗斯梅尔开除出党使他们理所当然地向工团主义发展并在他们周围形成新的革命工团主义集团。仅一味批评工团主义而不切实改变党的工会工作，将一事无成。不管在近期恢复莫纳特和罗斯梅尔（或罗斯梅尔）一人的党籍是否合理可行，都要让莫纳特及其集团清楚，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必然和共产党一起站在街垒的一边，所以他们应据此制定自己的政策。只有坚持这样的总方针才能争取那些支持莫纳特的宝贵的革命工人．

    [1]莫纳特.比（1881一1960〕——法国的工团主义者。1919一1921任法国总工会少数派革命工团主义委员会书记，1923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4年被开除出党。1925年创办《无产阶级革命报》。

11.要团结真正的革命分子．同时还要在现实经验的基础上选拔革命分子。培养党的干部最主要的是看每个党员在罢工中、在游行示威中和在与警察及法西斯分子的冲突中的表现。过去由于机关的奉公守法，我们常常犯这类大错误。在这些问题上党必须培养党内舆论具有极高的警惕性和不妥协精神。

12.对法国党来说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舶来品。党仍然靠响应联共内部理论斗争及其他斗争来维持，而且这些响应往往是走了样的。必须帮助法同党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法国现阶段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主要问题。例如，要集体写作《法国向何处去》这本书。

13.必须使法国党及其他任何一个外国党有可能有权对联共党内的争论作出独立自主的判断。如果外国共产党难以对惟一的无产阶级执政党的道路和方法发表正确的意见，那么决不能由此就认为外国共产党不应介入俄国的争论、这只能产生打着表面“中立”的幌子，暗地里（如前所述）进行机关选拔。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扩大全会拒绝提出俄国问题是完全正确的；不认真了解问题、不事先在各党内对问题进行研究就作出决定纯属走形式，这对联共，对共产国际不起任何作用。正因为如此，认真、全面、详实地讨论联共当前的形势才的得更为重要。

                                                               列•托洛茨基  1926年6月8日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六卷271-279页          

      Questions of a worker reading History
      
      　文□布莱希特
      
      
      
      
      七个城门的底比斯是谁建造的﹖
      
      史册上记录的全是众王之名。
      
      难道石头和砖块是国王们搬的吗﹖
      
      还有巴比伦，屡次摧毁
      
      是谁又一再将她重建﹖
      
      利马城中，灿灿金光之下

       
      那些建筑工人又住在何处﹖
      
      砌了一天的城墙，
      
      天黑之后，长城之下，
 

      工匠们又在哪里过夜﹖

      
      帝都罗马，处处耸立着凯旋门。
      
      那是谁打造的﹖

      那些罗马皇帝，战胜的又是谁﹖
     
      
      
      大名鼎鼎的拜占庭，
      
      它的居民都住在宫殿吗﹖
      
      传说中的亚特兰提斯，
      
      大海先淹没奴隶，然后
      
      那些主子才漂浮在黑夜的汪洋中哀嚎。
      
      
      
      年轻的亚历山大征服了印度，
      
      仅凭一人？

      
      凯撒打败了高卢人，
      
      他该不会连个煮饭的都没带吧﹖
      
      无敌舰队沉没的时候，
      
      西班牙的腓力哭了。
      
      没有别的人哭吗﹖
      
      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获胜。
      
      除了他还有谁获胜﹖
      
      
      
      页页有胜利。
      
      由谁来准备庆功宴﹖
      
      代代出伟人。
      
      是谁构筑他们的辉煌﹖
      
      
      
      一大堆史实。
      
      一大堆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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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诗写得不错，比起那些无病呻吟的资产阶级诗人来，看这还是很顺眼的。

就是看起来不太像诗，本来想全改成四字格的，最后发现实在找不出那么多词来，先凑看吧。后面附有英文版的

Questions of a Worker reading History

Bertolt Brecht

Who built seven-gated Thebes?
Books list the names of kings.
Did kings haul the blocks and bricks?
And Babylon, destroyed so many times
Who built her up so many times?
Where Are the houses where the construction-workers
Of gold-gleaming Lima lived?
Where did the masons go at nightfall
When they finished mortaring the Wall of China?
High Rome is full of victory arches.
Who put the up? Whom did the Casesars
triumph over?

Did chronicled Byzantium build only palces
for its inhabitants? In fabulous Atlantis
the drowned bellowed in the night when the sea
swallowed them up after their slaves.

Young Alexander conquered India
Just he?
Caesar beat the Gauls.
Didn't he at least have a cook with him?
Philip of Spain wept when his Armada
Went down. Did no one else?
Frederick the Great won out in the Seven Years War.
Who won besides?

A victory on every page.
Who cooked the victory feast?
A great man every decade.
Who paid the bills?

Lots of facts.

Lots of questions.

[美]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等 著潘美娟摘译　

萨特论五月运动

　　——那你为什么不承认他们当时没错呢?你的态度使我想起高茨不久前跟我讲的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对于毛的中国特别意味深长：一九五九年左右，有些身为中共党员的技术人员警告他们的党要提防俄国人，他们说两国之间的合作归根结底只对苏联有利。于是他们就因为“损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被开除出党。后来中苏关系破裂了。这些技术人员要求重新入党，党却拒绝他们的要求，大体上对他们这么说：“你们错在懂得毛本人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没有懂得也不可能懂得的事情。只要你们不对你们的立场做自我批评，党只能把你们视为不守纪律分子。”这等于对他们说：你们错在你们对了，我们对在我们错了。你对“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说的，总而言之也是这个意思。　　

　　——我没有说过任何类似的话，因为他们也没有懂得某些我还不懂得的事情：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我有我的，在对于共产党人应该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上我们意见不一致。并非因为我今天对共产党的看法与他们当时的看法一样，所以他们的理由就必定是对的。真理是“变成”的，重要的是通向真理的道路，是人们在自己身上以及与其他人一起为达到真理而做的工作。没有这个工作，一个真理只能是一个真正的谬误。　　

　　——不妨说他们赢得了时间。你今天与柯恩—邦迪在主要政治抉择上意见一致，而柯恩—邦迪这样的人正是亏了他们才赢得时间。　　

　　——这是可能的，但这完全不是可靠的；你说的那个“赢得时间”可能日后使你丧失时间，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发生。　　

　　——对你来说，六八年五月事件深刻的独特性体现在什么地方?　　

　　——按照我的看法，五月运动是第一个暂时实现了某种与自由相近的东西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从这一点出发，这个运动曾努力探求什么是行动中的自由。这个运动产生一些人——其中包括我，他们决定，当自由被理解为政治目的的时候，现在必须努力去从正面描述自由。因为，归根结底，在街垒上造成六八年五月事件的那些人要求的是什么呢?他们什么也不要求，至少不要求政府可以让给他们的任何明确的东西。这就是说他们要求一切：要求自由。他们不要求政权，他们没有试图夺取政权，因为今天对于他们，对于我们来说，需要消灭的是使得行使权力成为可能的那个社会结构本身。我不久将设法写一本名叫《权力与自由》的书，在那本书里我要说明这一点。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看到你的态度即便在六八年以后也是矛盾的。因为，根据你刚才说的话，人们在一九七○到一九七一年间本来期待你会和“革命万岁”这样一个组织站在一起，而不是与前无产阶级左派站在一起。“革命万岁”企图把在五月的街垒上出现的这个新的自由精神付诸实施并且亲身体验，而前无产阶级左派却是一个等级极为森严的团体，它在组织先锋党问题上遵循传统的列宁主义观念。　　

　　——毛派团体内部确实等级森严，同时他们又不愿意有这种等级制度。另一方面，他们寻求与群众结合，不是作为先锋队而是作为表达群众意志的活动家与群众结合。他们既要组织性，又要群众的自发性，于是他们就陷入矛盾。毛派就是这个样子，至于我自己，六八年五月之后将近两年，我还在思考已经发生了的、我却没有理解的事情：我看不出这些年轻人要求什么，也看不出像我这样的老家伙能在这件事情里起什么作用；于是我就跟在后面走，我对他们倍加赞扬，我到索邦索邦，即巴黎大学。去与他们谈话，但是这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到后来，我与毛派有了比较密切的关系的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了。一开头他们要求我当《人民事业报》的社长，他们想的就是要利用我，不过他们对我直说了，所以谈不上玩弄权术，我是在了解底细的情况下接受的。后来这已变成和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与他支持的一个团体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的东西。　　

　　——在你的政治历程中，引人瞩目的是你的尾巴主义。一九四一年你发起成立的“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是惟一的例外，可能一九四八年的“民主与革命联盟”也是一个例外。你总是以对一个已经形成的运动表示声援的形式来设想你的政治介入。　　

　　——这不是尾巴主义。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应当让知识分子去结成团体。并非我以为知识分子只应该充当配合力量。不是的，知识分子应该做团体的成员，参加团体的行动，同时要坚定地维护原则并且批评团体的行动，如果这个行动背离原则的话。我以为这就是当前知识分子的作用。这并不妨碍知识分子作为代替别人去思想的人注定要消失：代替别人去思想，这是荒谬的，这使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本身站不住脚。　　

　　——然而在我们目前的处境，知识分子还是必要的。因此，他们应该做他们知识分子的工作，而不是像你在一九七一年主张的那样到工厂里去“落户”，那时候你本人却在继续心安理得地写你的《福楼拜》。　　

　　——你说得太过分了，我从未说过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去“落户”。我说他们应该超越他们的矛盾，除了在请愿书上签名或者写文章给别的知识分子看之外，还应该发明别的介入方式。那些去“落户”的知识分子不比其他人过得坏，即便他们今天干别的事情。至于我自己，如果我去敲一家工厂的门，要求人家把我当不熟练工人来雇，这将是很滑稽的——不说别的，光讲岁数，我已大大超过退休年龄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只是到六十七岁上才彻底懂得，一个人与政治的真正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政治人——就任何人都有政治性而言——的真正处境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多亏毛主义我才能有这个彻底的了解，但是这对于我不能如对于一个比我年轻、身体比我好的人那样在实践上产生相同的后果。

　　——一九五二年，你靠拢共产党人的那一年，还有一九六八年，不也是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吗?　　

　　——一九五二年不是很重要的。我有四年时间与共产党人很接近，但是我的想法与他们不一样，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利用我而且不受什么牵累，他们料想得到，如果发生布达佩斯那样的事件，我就会与他们分手：我也没有错过这么做的时机。客观上这可以代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是主观上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差不多已经形成我自己的想法，在与共产党人做邻居的时候我没有放弃这些想法；我在《辩证理性批判》中重新找到并且发展了这些想法。　　

　　至于一九六八年，这是重要的。对大家都重要。但是对我特别重要，因为，如果说我曾经靠拢共产党人，那是因为归根结底一九六八年以前在他们左边什么也没有了，除非有托洛茨基分子，而托洛茨基分子实际上是一些倒霉的共产党人。如果战后有过一个极左派运动，我马上就会加入的。　　

　　——那时候有个组织叫“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这是一个小宗派，联合百来个知识分子和几个工人。这些知识分子因为有这几个工人而感到骄傲，他们有了“他们自己的”工人……我不喜欢他们的正是这一点，同时还因为他们没有摆脱托洛茨基主义的遗产。这个组织里惟一与我有联系的知识分子是勒福尔，因为他也在《现代》社工作，他远没有说服我。于是我就在《给勒福尔的回答》里表达了我对他们的看法，这篇文章是紧接着《共产党人与和平》写的，梅洛—蓬蒂和勒福尔都不同意我在《共产党人与和平》里的观点。　　

　　——是的，而且如果人们重读你那时候写的文章和他们的文章，人们会发现你今天重新引为依傍的自由社会主义，与其说在你这边不如说在他们那一边。　　

　　——听着，我知道他们的想法对于准备一九六八年五月的事件起过作用。我知道柯恩—邦迪柯恩—邦迪，一九六八年五月法国学生运动的领袖。了解这些想法，彼埃尔?维克多也对之感兴趣。但是，在那个时候，“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与六八年表现出来的行动意志毫无关系。今天看来他们的想法可能比我在一九五二年提出的想法更为正确，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的立场不对头。　　

　　——因此，你对《共产党人与和平》不做任何自我批评?然而你在那篇文章里关于党的作用发挥了一种与你目前的立场不相容的列宁主义观点。　　

　　——我现在批评我从前对知识分子作用的看法。但是我当时不可能有别的看法，当时必须支持共产党，因为政府要阻止共产党发表它的见解。　　

　　——就是为了支持共产党，你也大可不必在思想上反对你自己直到反对自由的地步。你后来绕了好大一个弯子才重新找到自由。　　

　　——这个弯子转得不大，三四年的工夫。　　

　　——但是为什么你今天仍然认为你在一九五二到一九五六年间的立场是正确的，而“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的立场却不对头?　　

　　——这是因为我仍然认为在冷战年月共产党人是有理的。苏联尽管有我们知道的种种过错，那时候它毕竟是受迫害的，它还没有能力在战争中抵抗美国，所以它要求和平。因此，我们当时可以认可共产党人的言论：大致上，他们指责美国的也就是我们指责的。　　

　　——这同样也是“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指责美国的……　　

　　——但是这个组织根本算不了什么!　　

　　——你从不信任少数派?　　

　　——不是这样的，自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