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城市拥有无限多的可能性和从不停歇的运动能量，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城市文明和人们生活方式也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

开放与融合是这个城市日益显明的特征，只要你敢于尝试乐于改变，这个城市就可能是你的天堂。

上海是很多人旅途中的一站，上海是各种冒险交汇的岔路，上海是催生各式梦想的基地，上海是没有门槛的的舞台，上海简直是一场永不散场的派对。

在这里你经历的不仅仅是当地的生活，你有可能结交到来自世界任何角落的人物，每个不同的人生都会把这个城市再诠释一遍.

Shanghai is a scintillating city bristling with rapid cultural change. Since market restrictions were lifted, Shanghai has embraced the forces of business and design and rewritten its modus operanti, shaping a fresh, new city that is sophisticated, innovative and living a life it has never lived before.

Embracing every incoming cultures with wide open arms and sharp curiosity, Shanghai is the hotspot of modern China; a cosmopolitan city buzzing with the concept of 'lifestyle revolution', showcased in the architectural temples of art, fine dining and contemporary urban living on The Bund.

It is also where the real China could be found deep in the linong and alleys, be it in the French Concession, in Hongkou district, in Luwan district, but the wanderers would have to lose her map and not be afraid of getting deep down the alleys to find the old, charming and authentic Shanghai.

我对我遇见过或读到过的不少商学院教员也心存怀疑。他们的观点往往具有高度理论性，与管理公司的细节相去太远。他们当中，具有从商战中得来的实际技能的人并不够多。我的感觉是，许多学者更关心的是自己将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下一篇文章，而不是自己的教学能否在21世纪资本主义的现实世界中派上用场。

但是毋庸置疑，就某些职业而言，MBA学位——甚或是某个商科硕士或博士学位——是有价值的资历。它可以作为获取高薪职位的通行证，为升职和加薪铺平道路。在美国，尤其是当你毕业于沃顿(Wharton)或哈佛(Harvard)这样的商学院时，MBA学位能为你的简历增添实实在在的份量。但在我本人出资的公司里，我总是会聘请在对口行业里做出了相关成绩的人，而不是拿着一张光鲜的MBA文凭、野心勃勃却未经考验的家伙。从内心而言，我信奉领域知识——在实战中形成、有关某一特定领域的专业技能。在我看来，这种对某一主题来之不易的掌握，比只知道炫耀课本知识的新人更切合实际，也更有效率。

令我担忧的是，商学院培养出来的往往是管理咨询师和投资银行家，而没有足够多的制造商以及我们高科技行业的领袖。如果大量雄心勃勃的人才直接投奔华尔街或金融城，长远看来是不健康的。一些评论人士把美国和英国经济的“金融化”以及信贷危机问题归咎于MBA精英。如果一位首席财务官持有MBA学位，而不是会计资格证书，我肯定会感到怀疑：流转成本会计(FCA)或注册会计师(CPA)要靠谱得多。

商学院当然会有好坏之分。不幸的是，现在有太多教育质量低下的商学院在批量生产毕业生。这意味着MBA文凭已有些贬值：数年前，这纸证书仍很稀罕，颇受好评；而现如今，你会对许多机构的质量标准感到困惑。我担心一些学校实际上就是在骗钱。但商学院对MBA的收费，要高过高等教育机构中的任何一个项目。此外，MBA的需求之所以会上升，是因为心怀志向的职场人士感到，如果自己的名字后面能加上这三个神奇的字母，他们在残酷环境中的职业前景就会得到改善。持同样想法的还有那些找不到心仪的工作或希望能改变职业的人，而一个MBA学位似乎是一种解决办法。

我听说创业研究是商学院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如果真是这样，商学院就必须吸纳更多的实践家，以增加其课程的可信度。管理教育应尽量少在课堂里进行，而要更多地走入工厂、商店或办公室。我赞成商学院搞研究，但必须注重实践，而不是躲在象牙塔里。此外，会计业就职业道德展开了相当激烈的讨论，MBA学员或许也应该参与其中。

管深圳存在土地短缺，但它还是保证将建造更多住房。

深圳紧邻香港的北部边界，它在1980年成为中国的首个经济特区，并在过去的30年中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一座国际性都市。政府数据显示，自1996年以来，这座城市每年新增建设用地30平方公里。到2008年，深圳已总计开发了917平方公里的土地。

但现在，深圳的土地正在耗尽。

中国的房地产研究机构中国指数研究院(China Index Academy)驻深圳的分析师杨奕说，深圳基本上已经没有空余土地用于新的房地产项目了。

据深圳新发布的长期土地使用规划称，在该市195,284公顷土地总面积中，只有2.23%(约4,360公顷)依然可供使用。自12月14日起，这一规划的草案就发布在了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的网站上，以征求公众意见。这一规划旨在使深圳在2006至2020年期间的土地使用实现最优化。

规划希望严格控制深圳的土地使用，特别要在由福田、罗湖、南山和盐田四区组成的经济特区内控制用地，并设定了要在这四个区内实现建设用地零增长或负增长的目标。与此同时，经济特区之外建设项目用地的增长也要逐步下降。

然而，受人口持续流入、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涌入的影响，深圳的房地产需求依然强劲。政府数据显示，深圳人口已经从1979年的区区三万人增加到2008年末的876万人(实际居住在深圳的人口据估计已超过1,200万)。杨奕说，越来越多香港的房地产买家为逃避那里的高房价纷纷来到深圳。

深圳的房价也直线上涨，从今年1月的每平方米约人民币11,034元上涨到12月中旬的每平方米20,683元，深圳市政府正致力于增加这座移民城市的住房供应。但根据上述土地使用规划，在规划涵盖的15年中，总的建设项目用地只允许增长3.9%。

深圳市目前正指望靠使用现有土地来解决建设用地长期不足的问题：它正在约120个破旧的城内街区翻修或拆除老旧和非法建筑，这些街区也被称做“城中村”。

在深圳的城市建设高速发展之际，由于存在与土地所有权以及对本地农民的补偿有关的一系列复杂问题，深圳首先将城市扩张的着眼点放在了市中心以外相对价廉的土地上，而市中心地区却大体未得到开发。后来，本地农民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建造房屋，从早期的二、三层小楼发展到现在七、八层的非法建筑，他们将这些房屋低价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从深圳人口的不断膨胀中赚钱。

在“城中村”这些私搭乱建的楼房里，一套大约20-30平方米单卧室住房的月租大体为人民币500至800元。这些村庄现在形成了自己的社区，村中点缀着小餐馆和店铺。在一个网上问卷调查中，当被要求评价这些村庄的环境时，21,403名参与调查的网民中有63%的人认为这些村庄“脏乱、不安全”。

如今，有相当一部分深圳居民依然居住在这些村庄中，这些“城中村”占据了深圳总住宅区的约49%，它们共有约35,000栋建筑，总的居住面积为1.2亿平方米。

据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副主任薛峰说，自该市10月底通过《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以来，19个“城中村”城市更新项目和6个工业区升级改造项目已获批准。项目完成后，将能提供总计202万平方米的住宅楼建设用地，以及48万平方米的商用建筑用地。薛峰说，在2020年之前，深圳约176平方公里的土地将被更新改造。

虽然政府的这一规划预计只会对“城中村”产生微小影响，但却有可能表明，随着深圳市建设用地的逐步耗尽，以及这些“城中村”的位置越来越有吸引力，它们将日益成为政府的觊觎对象。

市场变化缘于近期中国政府相继出台的调控政策，从“营业税征收2改5”，到“国四条”，再到“拿地首付不低于50%”，从“5年内普通住房转让差额征收营业税”再到“督办全国18宗房地产闲置土地”。多项政策齐出，在年末的房地产行业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12月27日的岁末政策吹风采访中，也对房地产给予了特别关照，称要运用好税收、差别利率以及土地政策等经济杠杆加以调控，稳定房地产的价格。要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打击捂盘惜售、占地不用、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的行为。

多项房地产调控政策暂时未吓到房价，却把房地产股价吓了个半死。让市场疑惑的是：为什么中央近期密集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中央真的打算打压房地产市场吗？

从经济上来看，判断房地产市场要考虑供需、资金链、库存、融资成本、土地成本等多个市场因素，市场规律在这个领域里起作用。

但千万不要忘了分析房地产市场的另一个框架——政治框架，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府决策。在中国，没有一个产业像房地产业那样迅速发展却又积累了如此大的“民怨”。安邦研究员曾听中国国内某著名房地产商讲述他十几年心得：在中国做房地产在政策上要特别识相，房地产只是个市场问题时，政府会用市场手段来对待；如果房地产已经变成社会问题，再发展就变成政治问题，房地产商就应该主动调整，否则政府会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市场问题。

现在，中国国内就处于房地产问题从市场问题向政治问题转化的当口。金融危机爆发才一年多，国内房地产价格已经超过了危机之前的最高点。各种社会舆论的激烈交锋，老百姓对高房价的抱怨，一线城市奇高无比的房价租售比，各地不断涌现出的“地王”……都从市场之外拷问着中国政府的决策倾向。

在经济复苏企稳之后，中国政府必须腾出更多的精力关注房价问题。比如，政府政策现在正在转向从增加供给的角度来缓解供需缺口，中央与国务院领导多次强调要增加普通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安邦特约经济学家巴曙松在与安邦研究员交流时，提到中国近年房地产的政策调控周期——在正常年份，房地产市场存在典型的年度政策调控周期，往往在年末中央经济工作到次年“两会”期间，基于公众压力，调控力度达到顶峰；到年中就进入政策效果观察期，到年底房地产市场往往重新活跃。

在今年中国经济增长无忧之后，这个调控周期将恢复正常，从现在开始起作用。事实上，当前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并无全新内容，都是早已出台的政策和要求，关键是看政府在何时来严格执行。我们预计，从现在起到明年3月，中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将进入一个“严厉期”，政府将采取多种手段来干预房地产市场，以避免房价问题演变成更大的社会问题。

不过，安邦认为，中国政府的这种政策调控是有尺度的。中国经济仍需保持增长，房地产仍有着拉动经济的重要作用，政府不会对房地产业施以“重典”。况且，现在不计资金成本争当“地王”的，大多都是“共和国长子”旗下的国企，如果整顿过度将会波及向它们提供资金的国有银行！因此，我们可以相信，政策调控不会以大幅度打压房价为目的，并且在库存减少的背景下，房价也很难由目前这些有限度的政策而大幅下跌。至少在明年，我们会看到在政策趋严的同时，房价依然会表现得我行我素。

（注：安邦咨询公司是中国内地一家独立智库机构，专注于财经与公共政策研究。本文只代表该机构观点。)

“在我们开始新的十年之际，全球经济正从战后最严重的衰退中复苏，我们预计过去十年商品供应层面的制约将再次出现，从而加强大宗商品价格长期走高的可持续性，”高盛大宗商品研究主管杰弗瑞·库里(Jeffrey Currie)表示。

该银行在大宗商品市场颇具影响力，因为它曾准确预测出石油价格从每桶不到50美元向150美元飙升的超级涨升行情。

高盛在2010年前景报告中表示，新兴市场的强劲增长，将继续与发达经济体“更有力地争夺”资源，导致资源价格波动性加大。

该行预计，一年内黄金价格将达到每盎司1350美元。

受美元再度疲弱和资金强劲流入的推动，金价在周四交易中突破1225美元，创历史新高。

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估计，以实物黄金为基础，通过信托形式由大型黄金ETF基金持有的黄金总量已升至1771吨，接近峰值水平，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的官方黄金储备。

在伦敦市场，现货黄金一度升至每盎司1226.10美元的盘中高点，当日上涨1%，随后涨幅收窄，报每盎司1210美元。

巴克莱资本驻伦敦的贵金属分析师索奇•库珀(Suki Cooper)表示，黄金市场的人气仍然“非常乐观”。

白银一度升至每盎司19.43美元的盘中高点，铂金则在突破每盎司1500美元关口的基础上继续攀升。

高盛还上调了对油价的预期，但表示经济复苏步伐将比先前预测的缓慢，因为富裕国家的需求较为疲软。该行表示，到2010年底，石油的平均价格将在每桶92.50美元。

在能源市场，石油价格涨跌互现。但是，美国原油库存上周大幅增加的消息，打压了西得克萨斯中质油的价格，使其表现弱于其它国际基准石油品种，如欧洲北海布伦特原油和亚洲迪拜原油等。

在周三创下全年高点后，贱金属价格周四下跌。在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下跌0.3%，报每吨7095美元。

在全球交易活动连续两年处于低迷水平之后，在股市上涨和估值较低的鼓舞下，投行家们对于明年状况出现好转变得乐观起来。

私人股本活动的改善也是希望所在，因为收购集团正在推出持有了3至5年的投资。

普华永道(PwC)交易服务合伙人格里格•彼得森(Greg Peterson)表示，目前还有逾1万亿美元用于另类投资基金的资金在场外旁观，等待合适的机会。

“各类私人股本公司一直在大量积累债务、对冲和不良资产投资资金，以充分利用机会，”彼得森表示。

银行家们表示，新兴市场公司将帮助引领他们走出萧条。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并购业务全球联席主管拉尔森•阿斯拉克森(Henrik Aslaksen)表示，亚洲——尤其是中国——是值得关注的地区。

“寻求海外发展的企业将把视线投向东方。同时中国企业也变得日益成熟、雄心勃勃。因此这种趋势将是双向的，东方和西方都会考量彼此的潜力。”

阿斯拉克森还认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通常被视为规模较小但大宗商品储量丰富的市场——经历危机之后的状况相对较好。这将促使对两国自然资源感兴趣的外国投资者采取更多行动。

此外，处境困难的企业可能会向较为强大的企业求助以生存下去，从而进一步提振并购活动。

“有些企业还面临一定压力……要通过并购来提高收入增长，”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并购业务全球主管罗伯•金德勒(Rob Kindler)表示。

不过，尽管市场人气变得更为乐观，但几乎所有银行家都承认，考虑到股票市场与并购活动之间的联动性，宏观经济震荡有可能阻碍复苏步伐。

“有些人认为，鉴于基本收益没有多大增长，股市已出现了透支，”金德勒表示。

“如果明年初市场遭遇动荡，可能会对并购活动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2010年上半年将为下一个并购周期定下基调，但正如美国银行-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并购业务全球主管杰夫•卡普兰(Jeff Kaplan)所言，对于银行家而言，充满挑战的一年“正以一种良好的状态进入尾声”。

比谷歌(Google)还理想的雇主吗？难于想象，但这样的公司不是没有。

------------------Sue Shellenbarger的文章

《财富》(Fortune)杂志在最新的年度排行榜《最佳雇主100强》(100 Best Companies to Work For)当中就是这么说的。摘得桂冠的是NetApp，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森尼维尔(Sunnyvale)的数据存储公司，雇员有5000人。去年高居榜首、通常总是拿第一的谷歌，则被挤到了第四的位置。金融服务公司爱德华•琼斯 (Edward Jones)获得亚军，很多人都知道这家办公室分布在小城市的公司和对客户的人性化。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位居第三，这是一家大型管理咨询公司。

NetApp为什么这么强？《财富》说，这是由于它的平等主义文化──看来这种文化很容易俘获员工的心。例如，为给雇主省钱、总是乘坐最便宜航班的出差员工，常常受到时差和疲劳的困扰。考虑到这个问题，NetApp的管理层制定了一项差旅政策，十来页的篇幅总结起来也就是一句话，按《财富》的引述是：“我们是一家节俭的公司，但不要为省几块钱而以筋疲力竭的形象示人。”其他好规定中，有几条许诺要增进工作-家庭-社区的平衡，比如有五天带薪假用于志愿工作，还提供11,390美元的收养补助(adoption assistance)。

但不要劳神去这家公司找工作了。《财富》说，NetApp有55个空缺岗位，但有45,898人排队申请──成功机会只比强力球彩票的中奖几率高一点。

至于谷歌为什么失去头把交椅，《财富》说，这家位于加州山景城(Mountain View)的互联网企业没有什么不好的，就是它取消了下午茶和年度滑雪旅行这些花架子。

回顾我工作过的六家公司，让我最快乐，工作时间最久的那一家，给我的培训、新挑战和涨工资的次数都比其他几家多。这家公司就是我现在就职的这一家，其文化也是一个因素，包括它学院式的氛围，以及对高专业标准的强调。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今天（2009，12，27）10时52分报道，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抢救性发掘一座东汉大墓获得重大考古发现，经权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根据古资料现场考证研究，认定这座东汉大墓为文献记载中的曹操高陵。大墓在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南。

   曹操（公元155年7月18日~公元220年），字孟德，小名阿瞒、吉利，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汉族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曹操去世后被葬于高陵。曹魏建立后，曹操被追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史称魏武帝。

这个墓平面为甲字形，坐西向东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双室砖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主要由墓道前后室和四个侧室构成。斜坡墓道长39.5米，宽9.8米，最深处距离地表大概是15米，墓平面略呈梯形，东边宽22米，西边宽19.5米，东西长18米，大墓占地面积740多平方米。

据了解，墓虽然多次被盗掘，但仍幸存一些重要的随葬品，出土了器物200多件，包括金、银、铜、铁、玉、石、古、漆、陶、云母等多种质地。器内主要有铜带钩、铁甲、铁剑、玉珠、水晶珠、玛瑙珠、石龟、石壁、石枕、刻名石牌等等。

最重要的随葬物品极为珍贵一共有8件，分别刻有“魏武王常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用格虎短矛”等铭文。在追缴该墓被盗出土的一件石枕上刻有“魏武王常用慰项石”铭文，这些出土的文字材料为研究确定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的、最直接的历史依据。

在墓室清理当中发现有人头骨、肢骨等部分遗骨，专家初步鉴定为一男两女三个个体，其中墓主人为男性，专家认定年龄在60岁左右，与曹操终年66岁吻合，应该是曹操的遗骨。

曹操的墓到底在哪里，还是要从他临终时的遗令谈起。这份遗令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陆机于无意中在宫内秘阁发现的。全文如下：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2006年，在加入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之前，詹姆斯•戈尔曼(James Gorman)前往拉斯维加斯玩扑克。他花了几小时的时间旁观得克萨斯扑克(Texas hold'em)牌局，连酒水都没有点。一位当时在场的人士说，戈尔曼一出手就赢了几百美元。

这算不上什么赌博佚事，尤其是按华尔街的标准来看的话。但它揭示了，为什么51岁的戈尔曼即将成为华尔街第一位后危机时代的首席执行长。

出生于澳大利亚的戈尔曼与即将离任的麦晋桁(John Mack)对比鲜明。麦晋桁在摩根士丹利起家于债券销售，经常押下几十亿美元的赌注。在他治下，没有人会怀疑摩根士丹利前进的方向以及谁在当家。2005年麦晋桁在被“放逐”后回到摩根士丹利担任首席执行长时，在公司交易厅受到全体起立鼓掌的隆重欢迎。

戈尔曼在华尔街只工作了10个年头，一直都在做管理，在财富管理方面积累的经验最深。他稳扎稳打的风格受到赏识，显示了摩根士丹利正在下多大的力气改变那种躁动不安、孤注一掷的文化；那种文化以麦晋桁为代表，被金融危机冲击得七零八落。

摩根士丹利走出类似于死亡漩涡的困境才刚刚一年，进出这家公司纽约总部的政府监管人员有几个月一度达到100多人，一个反映其冒险程度的指标下降了近一半，而且，再没谁愿意公开吹嘘自己的年终奖有多少了。

戈尔曼说，摩根士丹利成功地应对了当时的难题。但即使在他维护麦晋桁的所作所为时，也看得出来，1月1日取代麦晋桁时，他会是一位不一样的CEO。这令那些希望公司不要放弃旧有招摇作风的摩根士丹利员工感到不安。

戈尔曼的晋升在9月份宣布后他听到抱怨说，他组建新管理团队的决策过程不够快。戈尔曼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征询了500多位人士的意见，直到本月才安排了公司新的首席财务长、首席行政长和另外三位高管。

他和前美林(Merrill Lynch & Co.)总裁弗莱明(Gregory Fleming)谈了几个月后两人才达成协议，让弗莱明担任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部门的负责人。

麦晋桁这样描述戈尔曼：他不着急。麦晋桁还说，公司希望戈尔曼从容组建他的团队。

华尔街“有行动好过没行动”这种根深蒂固的态度。他说，在危机或战争中这种态度是好的，但我一上任就有人吵着要行动、要决定，我觉得你需要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自9月份提拔消息宣布后，这位即将上任的CEO很少公开发言。他将面临重建摩根士丹利交易业务的压力。交易业务是最先受到次贷危机冲击的部门之一，然后在今年又因为公司不能决定想承受多大的风险而受到另一方面的打压。

投资研究公司Sanford C. Bernstein & Co.的分析师欣茨(Brad Hintz)说，戈尔曼是一个“卓越的战略思想家”，拥有重振零售经纪业务部门的良好历史纪录。

但这位新掌门人缺少销售、交易和投行业务的实际经验（这几项占摩根士丹利2009年前9个月收入的56%），让人不无忧虑地想起摩根士丹利前CEO裴熙亮(Philip Purcell)。裴熙亮担任CEO期间，摩根士丹利股价重挫，士气低落，他于2005年辞职。

戈尔曼相信，通过吸引那些希望在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和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 & Co.)这两个巨头以外另有选择的客户，摩根士丹利还有大量成长空间。跟过去一样，戈尔曼计划仔细研究公司的每一项业务和交易策略。

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BlackRock Inc.)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芬克(Laurence Fink)说，虽然他更多是以利润创造者而著称，但我认为事实将证明他是非常以客户为中心的。戈尔曼被提名为CEO过后不久，他两次与芬克见面，并通过电话交谈，商量摩根士丹利可以怎样进一步加强与贝莱德的联系。

戈尔曼涉足华尔街是从在麦肯锡(McKinsey & Co.)当咨询师开始的。当时他专门从事金融公司的咨询，而美林是麦肯锡的一家客户。1999年，美林首席执行长科曼斯基(David Komansky) 聘请戈尔曼担任这家证券公司的营销负责人。

两年后，他负责业绩不凡但却人员臃肿的经纪队伍，推行了成本削减。

他的新人地位和分析方法令美林的一些管理人员感到不满，这些人认为经纪子公司的负责人应该更加亲切一些。

戈尔曼一个负责经纪人的下属说，詹姆斯只关心数字。美林的一些经纪人抱怨说，他会纠正将他误称为吉姆而不是詹姆斯的人。

不过，在戈尔曼的领导下，经纪业务的利润实现了增长，这主要得益于股市的反弹和新的技术。戈尔曼的支持者说，他不受一些美林经纪人的欢迎是因为他作出了艰难的决定，也没有粉饰不好的事实。

在如何拓展业务和成本削减是否太大方面，紧张局面不断加剧。戈尔曼希望放慢速度，以保持服务质量，但他在2005年被调到一个新的岗位上，许多同事认为这相当于是降职。

由于深信他在美林的职业生涯已经结束，戈尔曼打高尔夫的时间开始多了起来，也开始考虑其它工作机会。

在许多方面，戈尔曼和麦晋桁都是迥然不同的一对。麦晋桁会说粗话、摔电话、酷爱办公室政治、聚集摩根士丹利的部属打击对手、大肆装修公司在曼哈顿时代广场的总部。

但麦晋桁需要有人来拯救摩根士丹利的经纪队伍，当时这个部门就其规模而言赚的钱实在不多。在接受这份工作后，戈尔曼告诉这位首席执行长，他在做出任何战略或人事变动前需要30天时间对业务进行评估。

当还剩下3天时，麦晋桁与戈尔曼一起吃饭时直接向他提出了问题。麦晋桁对他说，我想你要做出一些决定了。戈尔曼回答说，他还需要3天。戈尔曼在最后期限时做出了决定，清除这家子公司的大部分高层经理，并继续执行了麦晋桁淘汰常带来监管风险的经纪人的举措。

戈尔曼在去年危机最为严重时的所作所为提高了他在公司内的地位。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申请破产的那个周末过后，由于大量客户流失，致使摩根士丹利资金外流。

摩根士丹利的首席财务长凯莱赫(Colm Kelleher)说，戈尔曼是“一个安静的影响者”。他不像其他高管那样闯入他的办公室询问公司是否有足够资金生存下去，而是走进来坐下，审查公司的融资方案。

戈尔曼希望从三菱UFJ金融集团(Mitsubishi UFJ Financial Group Inc.)获得注资，尽管怀疑论者担心这家日本银行不够认真，或是不能及时做出决定。戈尔曼对此抱有信心。他告诉麦晋桁，他们会做这笔交易的，他解释道，他在美林同对方就一家合资企业进行商谈时就了解三菱UFJ的管理层了。

在公司从三菱UFJ获得了90亿美元投资后，凯莱赫将支票的复制品送给了戈尔曼、麦晋桁和摩根士丹利其他几位管理人员作为纪念。

百仕通集团(Blackstone Group LP.)总裁汉密尔顿(Hamilton James)说，他可以在他的位置上同摩根大通的戴蒙(James Dimon)和高盛的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一样成为华尔街非常强有力的CEO之一。这家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在2007年首次公开募股前曾得到戈尔曼作为上市公司如何运作的建议。

麦晋桁在劳工节的晚宴上告诉戈尔曼，董事会希望他成为下任CEO。麦晋桁说，他并不担心两人间的差异。麦晋桁说，他的沟通技巧和制定计划的能力都好于我。麦晋桁强调，戈尔曼在公司的任职时间相对较短，他没有我们中的一些人所背负的让决策不受朋友交情和个性影响的负担。

这个月，麦晋桁向摩根士丹利的高管传达了有关戈尔曼的决定，尽管麦晋桁还将担任两周左右的首席执行长。他打算继续担任两年左右的董事长，或直到戈尔曼认为麦晋桁应该下台之时。

麦晋桁还主动提出搬出自己位于戈尔曼隔壁的办公室，让这位即将上任的首席执行长能有更大的空间。戈尔曼说，他将继续留在目前的办公室。

Aaron Lucchetti

中国政府的行业政策，没有哪个会像房地产政策这样经年频出，一直是社会各个层面关注的对象，并且始终处在广泛激烈的争议之中。

刚刚结束的2009年中共中央经济会议制定的一系列决议，众多的新闻媒体同样地将更多的报道和讨论集中在有关房地产行业的内容。

抑扬两难

这次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房地产行业定的调子是“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购房需求”，这被许多媒体和行业人士看作是进一步鼓励行业发展的“利好”，似乎打消了之前人们对于政府一系列刺激房产购买政策到期“退出”的顾虑。可之后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落实”中央经济会议精神，制定的具体政策中唯一与房地产相关的却是取消了房地产交易的营业税减免优惠政策。又过了仅仅几天，新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直接地提出 “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要对房地产行业进行“调控”的意图已经非常明确.

在一个时点上对一个行业的政策同时释放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信号，这种让人有些疑惑的“矛盾性”，实质上反映了现阶段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市场“抑扬两难”的尴尬处境：一方面经济复苏的基础还很“脆弱”，明年经济保持增长的任务依然艰巨，看来还得依靠房地产这个“支柱”角色；另一方面，目前房地产市场的价格飞涨，资产泡沫的风险已然凸显。美国因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可谓“余音未了”，如何遏制中国一线城市房地产泡沫的加剧以及向全国范围的蔓延，并防范可能得泡沫破灭对中国金融以及整体经济伤害的风险，作为亟待解决的课题，也同样摆在中国政府的面前。

因此，与继续鼓励消费其它如汽车、家电等行业产品的政策不同，中央政府对于房地产行业的政策将是有“扬”有“抑”的双重目标：既希望通过增加“普通商品房”的供应以及鼓励“自住和改善型”需求来促进行业的持续“景气”，从而保障巨大的开复工建设量，继续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为GDP做贡献；同时，政府认为必须对通过抑制“投机性”(包括投资)行为来打压涨幅过大、过快的房价，因为高房价不仅会给银行房贷带来潜在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会不断“挤出”中等以下购买力的购房人群，对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伤害。

这显然是非常高难度的调控举措！动机无可指摘，但问题是我们有切实可行的配套方案来确保目标的实现吗？从中国中央政府目前已公布的内容，包括本月14日又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制定的更多针对房地产的政策措施，还是处在“点对点”的层次，可以说在这一系列决策的背后，长期以来一直未能最终成形的国家房地产整体战略思路、行业发展模式以及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统筹、协调机制依然缺失，这让我们对于这一轮调控政策的实际效果很难有一个乐观的预期。

作为中国明确的“支柱产业”，房地产行业的完全市场化却应该从2004年“8.31”土地“招、拍、挂制度”的实行开始算起。而第二年，政府就开始了每年一次、甚至多次的针对房地产行业的政策调控，一直持续到现在，从未中断。04到05年间正是上海房价经历第一轮暴涨的时期，于是05年中央的“国八条”以及06年的“国六条”，调控的主旋律始终都是平抑房价。所以说，对于房地产行业的“双重目标”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这其实又反映出中央政府当时的另一个重要意图——除了借助房地产来发展整体经济，同时能够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解决绝大部分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

　　1、到2010年总体趋势上扬

　　上海商业地产一直到2010年将呈现上扬的态势，主要理由在于：

　　首先，对住宅市场的宏观调控给了商业地产一个很好的发展契机。“国八条”出台之后，上海楼市随即进入调控期，住宅地产受到了抑制。然而，此消彼长，资本天生的逐利性让开发商纷纷转向商业地产，由此呈现上海房地产行业的结构性转移，这种转移与其他多种因素相结合，使得商业地产与城市发展势头相匹配，处于风生水起的恰当时机。

　　其次，上海郊区的新城镇建设，将带来非常大的商业地产需求。上海的城市化格局，正由600平方公里向6000平方公里扩展，不少新城区和新市镇需要引进新的商业设施，需要开发新的商业中心；此外，大量的新兴居住区也要发展社区商业。上海城郊地区凭借着巨大升值空间的良好预期将广泛吸引海内外投资者。

　　第三，商业地产能产生较高的投资回报。从住宅小区的商业配套开始，到城市商业中心区的商业“旺铺”，商业地产的价格是住宅类地产的2～5倍。因此，不管是国内资本，还是海内外资本都对上海的商业地产抱有很大的期望，还会继续加大这方面的投资。

　　第四，上海市政府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视以及相应的政策导向，也为商业地产提供了支持。

　　第五，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及其效应，将会直接导致并催生很大的商业地产投资需求。

　　第六，新业态发展的需求，适应现代人多元消费的购物中心和休闲商业将加大开发力度；适应贸易结构调整的大流通展贸平台将开始兴建。

　　第七，零售业的结构调整将增加商业地产需求。2005年以来，零售业开始了规模性的新扩张以及零售业内部结构性调整，这给商业地产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兼并重组是一个企业内部的整合和外部的整合过程，包括内部店铺的重新整合和调整，外部店铺扩张。

　　第八，海内外投资环境的改善。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5000美元增至7500美元是一个重要关口，经济发展会出现许多新特点。正确把握这些特点，遵循经济成长规律从而规划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这一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上海全市人均（户籍人口）国内生产总值2007年已达到7500美元。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判断，上海目前正处在加速城市化和工业化中期的发展阶段，具有巨大的潜力，已经达到国际资本的投资要求，能吸纳更多的国际资本进来投资。

　　2、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

　　然而，在总量趋升的背景下，结构性的矛盾却越来越突出，这在某些局部会呈现出“上下博弈”，会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的交织现象。
　　在上述所列利好因素的驱使下，商业楼盘还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然而就能正常运营的有效商业楼盘而言，一方面正在建设的楼盘一部分会“漏出”，进入数量不小的存量空置行列，另一方面，越演越烈的商业竞争将使现有的商业楼盘不断“换马”、“变脸”乃至破产倒闭，变成“死铺”、“死店”。
　　——一批中心城区的产权分割型大型商业设施陷入困境，如南京西路的韩港城3年多次变脸，几度酿成社会风波。
　　——贴身“肉搏”的大卖场，竞争惨烈，平均利润率只有1.2-1.5%，市场营业额下降，将有一批倒闭。
　　——新城镇开发的大批沿街商铺，商住混杂，卷帘门，档次低，卖不掉，开不出。如周浦、康桥地区，55家房地产公司开发商铺93万平方米，目前常住人口只有15万人，人均6平方米，大大超标。

　　3、可能呈现的特征

　　未来上海商业地产在市场自然的上下博弈中和政策的施力下可能会呈现如下特征：

　　（1）逐步趋向理性开发。

　　在总量增长和结构性矛盾中间，政府和企业都在试图寻找解决的办法。政府层面在于加强整体和区域内的商业规划，并确实制定和实施新开大型商业项目的听证会制度；企业则强调在项目开工前的策划工作，增强日后经营的成功把握。

　　（2）开发重点向新城镇转移。

　　随着中心城区商业设施的饱和以及新城镇的开发建设，商业地产的开发重点将从环线内移向环线外，尤其集中在那些规划发展的新城中心区和中心镇镇区。

　　（3）聚焦在轨道站点处

　　上海的轨道交通建设正在全面铺开，一般来说，轨道交通所连接的都是居民集聚的地区或是城镇中心区，这些轨道站点的出入口将成为商业地产的最好选择。融商业与交通换乘为一体的购物中心已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如已建成开业的2号线、3号线中山公园站的“龙之梦购物中心”；1号线、5号线莘庄站南广场的“闵行商贸中心”和27万平方米的仲盛摩尔；3号线、8号线虹口体育场站的“长峰虹口商城”；以及8号线、10号线五角场站已经全面启动的“五角场商圈”，这里崛起了33万平方米的万达商业广场和12万平方米的百联“又一城”。

　　（4）项目不是单纯求大，而是注重适度规模。

　　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和价格的昂贵，大体量的商业地块将越来越少，一窝蜂开发大型shopping mall的现象不会重演。开发商更加注重适度规模，提高项目的成功率。家乐福就考虑今后要开发迷你型的中型卖场。

　　（5）社区商业成为重点。

　　由于城市新社区建设步伐加快，政府积极鼓励发展社区商业。2007年与往年相比社区配套的规模与形态都有了相当大的变化，2008年将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较适合社区商业发展的商业形态包括社区型购物中心，邻里中心以及现代生活广场等，这些业态将逐渐成为商业地产的新亮点。

　　2008年规模在几万平米的小型街区Mall以更加完善的配套，丰富宜人的景观环境特色而更具有吸引力。小规模的商业设施既降低了招商的风险，又方便邻近的社区生活。是未来易于操作，容易出现亮点的商业模式。体验消费的乐趣也更容易在这些规模虽小，但更富有情趣的项目中得以实现。

　　（6）商业地产经营模式转型

　　商业地产经营模式将发生变化。据统计，目前商业地产项目选择出售的比例仍然高于半数。整体趋势将继续转向持有型物业。只售不租，把商业项目作为房产销售，产权被分割，难以进行整体商业定位策划，整体招商及整体管理。因此，目前的商业地产开发商仍存在投机心理。虽然越来越多的开发商认识到产权式销售对商业项目的长久经营不利，但极少有开发商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愿意将巨额资金沉淀在单一的商业项目上，追求长远的持久和高额回报。

　　随着WTO规则的深入实施，越来越多的国际零售企业在中国设置经营场所。其需求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势头。而这些企业在选择经营场所时，基本上只选择只租不售产品，无法与那些切割分散出售的物业进行合作。因为这种项目未来经营业态无法保证。由出售转为出租经营模式的转变是城市发展和市场优化的必然结果。

　　（7）商业地产经营业态日益丰富

　　人们的需求正由原本较单一直接的物质需求向多元化、集约化的物质精神双重需求转变，商业业态也因此日益丰富起来。2004年商务部发布公告，根据新国家标准《零售业态分类》，按照零售店铺的结构特点，根据其经营方式、商品结构、服务功能，以及选址、商圈、规模、店堂设施、目标顾客和有无固定营业场所等因素将零售业分为食杂店、便利店、折扣店、超市、大型超市、仓储会员店、百货店、专业店、专卖店、家居建材店、购物中心、厂家直销中心、电视购物、邮购、网上商店、自动售货亭、电话购物等１７种业态。商业地产的运营门类也大大拓展。

　　（8）商业地产增长方式发生转变

　　当前零售业正在由过去的外延性扩张方式“跑马开店”，发展为通过兼并重组达到规模的扩张，这是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也带来商业店铺需求变化。在结构性变化过程中，店铺从这一区域退出或进入，增加了商业地产需求数量。这些需求更加多样性，既包括商铺需求、商业配套设置，包括产权式商铺、租赁式商铺，也包括房地产衍生服务；既包括商业地产的独立运作，也包括商业地产与零售业之间复杂的纵向环节关系、横向环节关系等。
　　二、上海商业地产开发的投资取向

　　商业地产要发展，需要拓宽商业地产产品的内涵和外延，为商业地产注入新的发展动力。商业地产不仅仅是局限于狭义的购物消费，而是跟随目前的社会消费变化节奏，通过与其他产业和新兴消费需求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商业地产经营模式。

　　商业地产规划设计可以迎合体验消费，赋予商业地产文化、休闲、购物等多种功能，设定多种赢利模式。还可以与物流业，会展业等新型服务业融合，创造新的需求。
　　1.功能上，包括甲级写字楼、现代服务业、批发流通业、会展业、物流业、休闲娱乐业、文体健身业、旅游商业地产、海洋商贸业等等。

　　例如，陆家嘴的甲级写字楼，过去十年中，年平均吸纳量在165,000平方米左右。据仲量联行的最新白皮书《陆家嘴写字楼市场：界定未来需求》显示，未来五年，租户对陆家嘴的办公楼需求保持强劲，预计平均每年的吸纳量将达到277,000平方米，上涨68%。陆家嘴办公楼市场的前景乐观，这主要得力于银行和金融行业快速扩张所带来的强劲租户需求。金融银行业继续保持着推动租户需求的主导地位，其租户总量占陆家嘴地区总吸纳量的43%。排名第二的是制造业，其后依次是专业服务、信息技术和保险业，

盛(Goldman Sachs)预测中国明年前景乐观，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计划以及公司收益回升的东风将推动这个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

高盛首席中国策略师邓体顺(Thomas Deng)周二在香港作报告时说，我们认为整体市场走势将是上行的。

据高盛估计，预计银行贷款将放缓，但不会停滞，2010年新增贷款将达人民币7万亿至8万亿元。这一数字较今年的预计新增贷款10万亿元有所下降。

高盛估计，2010年公司收益将较2009年增长29%。邓体顺说，原因在于在中国有利的投资主题下，中国中部地区的医疗、汽车和企业有望实现增长。

邓体顺预计明年一季度前景乐观，原因是与之对比的2009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基数较低。之后的月份，同比业绩数据不会像一季度那么出色，会出现动荡并持续到年中。

他说，当政府看到强劲的增长势头时，可能会推出措施，给市场带来一些压力。

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随着美国经济刺激措施的减弱，明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可能会放缓。

高盛预测，2010年底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即H股指数）将位于17,000点上下，较当前水平高约30%。

高盛还预测，2010年底沪深300指数将比当前水平高约20%。该指数最大的成份股公司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石化和中国银行。

新办法最关键和核心的部分则土地原权利人可以自已操刀自改，而不需要再通过招拍挂，这样使招拍挂不再是释放土地资源唯一的途径，对现行土地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正。

　以前的旧城改造模式和土地招拍挂制度仍有一定的冲突，很多项目是政府私下里交给某个开发商的，最后都成为某个人说了算，这背后必然牵扯到巨大的利益关系，也成为腐败的一个重灾区。如深圳的许市长就是在这上面栽了跟头的，竟然有国字号的企业送钱改用地功能而不通过招拍招市场。

　　或许有人会说，政府这样不是吃亏了么，巨大的利益拱手让人，为什么还要这么干？而实际上这样做政府利益并不会受到太大的损害。纳入城市更新的，也仅是政府核发了产权证的部分，那些绿本的、行政划拔的，政府还是有权力收回去，重新进行土地储备，再按招拍挂的游戏规则来。

　深圳率先在土地出让制度上进行了大动作，可谓破冰之举，足见深圳在改革中先行者的进取心。当然这也不是深圳一时的心血来潮，其背后有广东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可以说，深圳此次试水的意味非常浓厚，如果深圳搞好了，找到一条成熟路子，将可能在全国铺开，将可以释放出大规模的居住用地，可以为全国房价的降温起很大的作用，这也算是王市长的一大政绩工程。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要把房地产开发环节中各方面的利益都照顾到了，这样会大大地推动城市旧改的速度。政府独享土地开发的利益的模式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显然已经不大行得通，政府的让利却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深圳先行一步，且看中国土地使用制度“破局”！

   普通的朋友相处，也是非酒肉不悦，非卡拉不OK。季羡林先生喟乎时人：“两顿美食城，一夜卡拉OK”，过一日。

   如何能解怀？唯有魏晋风流！然自古才识不易兼得，于今而言，才易得而识难求。想起了嵇康。

　嵇康（２２３—２６２）字叔夜，谯国人。身长七尺八寸，风姿杰出，举止爽朗，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  他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曾任中散大夫，史称“嵇中散”。

　　
　稽康严肃，也像松柏一样固执、刚健。七贤中的山涛说∶“嵇康个性如孤松一样独立于世；喝醉时，巍峨地像即要崩塌的玉山。”另一位王戎也说∶“认识稽康二十年，从没看过他有什么欢喜快乐的样子。”

   伪世里，不低头的草是注定要被割的。要避免这样的命运，很难，虽然嵇康曾经有机会，遇到孙登点拨，就是一次机会！

   史载：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康集叙》曰：孙登者，不知何许人，无家，于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鼓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

   《魏氏春秋》曰：登性无喜怒，或没诸水，出而观之，登复大笑。时时出入人间，所经家设衣食者，一无所辞，去皆舍去。《文士传》曰：嘉平中，汲县民共入山中，见一人，所居悬岩百仞，丛林郁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孙姓登名，字公和。

   康闻之，乃从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然神谋所存良妙，康每喟然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用。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多求。”

   康不能用，及遭吕安事，在狱自为诗自责云：“昔惭下惠，今愧孙登。”

   孙登乃栖逸之士，可算是嵇康的老师。最先是竹林七贤中的刘伶所遇也。世说新语记载：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陵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囗（左口右酋）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人。

   《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游苏门山，有隐者莫知姓名，有竹实数斛杵臼而已。籍闻而从之，谈太古无为之道，论五帝三王之义，苏门先生脩然曾不眄之。籍乃嘐然长啸，韵响寥亮。苏门先生乃逌尔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啸，有如凤音。籍素知音，乃假苏门先生之论以寄所怀，其歌曰：“日没不周西，月出丹渊中。阳精晦不见，阴光代为雄。亭亭在须臾，厌厌将复隆。富贵俛仰间，贫贱何必终。”《竹林七贤论》曰：籍归，遂著《大人先生论》，所言皆胸怀间本趣，大意谓先生与己不异也。观其长啸相和，亦近乎目击道存矣。

   王隐《晋书》曰：孙登即阮籍所见者也，嵇康执弟子礼而师焉。魏晋去就，易生嫌疑，贵贱并没，故登或默也。

   稽康隐居后，锻铁以自给，虽然不说人坏话，但光是“不理会”这些权贵，就足以得罪他们了。最可怕的一次，就是惹火了钟会。钟会拜访嵇康，把排场弄得很大；嵇康正在打铁(据说打铁是他的兴趣)，不以为然且态度极冷漠，连头都没抬起来。钟会觉得自讨没趣，起身要走，嵇康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

   嵇康洋洋洒洒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主张人各有志，时空的转变，与个人志趣的差异，都将造成人生抉择的不同。穷困、显达并不会影响生命的价值，重要的是循顺天赋的性情，各遂其志。嵇康举了三国时代的两个例子：华歆不强劝管宁为卿相，诸葛亮不逼徐庶入蜀，这都是真正相知的朋友。又影射司马氏“非汤武而薄周孔”，说他不屑在这样虚伪乱搞的政权下面作官。他还要教养两个小孩，女儿十三岁，儿子八岁，但愿守着陋巷，教养子孙，时常见见亲友聊天，陈述平生，喝酒一杯，弹琴一曲，也就全了今生志愿。这相当于也是《与司马昭绝交书》。

 《康别传》曰：山巨源为吏部郎，迁散骑常侍，举康，康辞之，并与山绝。岂不识山之不以一官遇己情邪？亦欲标不屈之节以杜举者之口耳。乃答涛书，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恶之。

  这“吕安事”正是司马昭“闻而恶之。”，加上眼前红人钟会挑拨，要找个理由整整嵇康而引出来的。

   嵇康有个好朋友，名叫吕安，是个“志量开阔，有拔俗气”的人；吕安却有不安好心的哥哥吕巽，看上弟弟的妻子，与她私通。嵇康原本也把吕巽当朋友，十分失望，又写了封绝交书给吕巽。吕安戴了绿帽子，气得不得了，想要举发哥哥，嵇康又劝吕安不要发作，保身重要。不料吕巽这家伙竟然先下手为强，诬告弟弟吕安“不孝”！嵇康挺身而出，写了《与吕长悌绝交书》（巽字长悌)，並为好友辩护；司马昭、钟会大喜，不但马上把吕安逮补下狱，又随便在吕安写给嵇康信里挑个毛病，也把嵇康打入大牢！
　　
　　在狱中的嵇康面对着无端的迫害，心中不平，写了一首《幽愤诗》，坚持自己的理想，谴责压迫者与他们走狗的作恶多端。嵇康入狱，全洛阳城为之哗然，竟然有三千名太学生上书请愿，甚至有人愿意陪狱！这三千太学生的请愿，被司马昭与钟会解读成“嵇康有巨大的影响力，腐败人心”，当场决定：处死嵇康。
　　
　　临刑前，嵇康对十岁的儿子嵇绍说：“只要山涛在，他就会照顾你的。”（绝交归绝交，嵇康还是很看重山涛的）嵇康优雅从容，索琴弹曲《广陵散》，曲毕，感慨《广陵散》即将从此湮灭，场面悲壮，举国大恸。嵇康是硬脖子的隐居派，虽然被司马昭害死，也算是死得有美感了。

   于今而言，无数贪官污吏当道，其幸者，日间两顿美食城，夜间一宿美酒销魂；其报应者，恶名周遍天下。未复“当年”，俱已往已，不足为论，不足为论！

    2009年10月，在持续一周的时间里，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在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发表了共分五个部分的系列演讲，阐述了他对危机中的金融市场、政治体制和开放社会的思考与主张。

   在第五日的演讲“未来的路”中，他着重探讨了金融危机将如何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由中国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未来。

第一部分：

我在这个系列讲座中提出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事件的理念结构。这些事件不是由永恒有效的自然法规决定的。当然这些法规的确存在，但不足以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原因之一是情况的复杂性，另一个原因是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所起的作用。　　

我已经集中讲了相关反身性(reflexivity)的问题，即当事者的思维与现实情况的双向关联，以及我所强调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观念对现实情况形成的因果关系。但这两种影响都很奇怪地被忽视了。这些影响给事物加入了不确定因素，结果是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况以外，几乎不可能预测未来。　　

当下所处的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渡过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1991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credit and leverage problem) 的深度和广度比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credit outstanding)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0%, 到1932年增长到250%；而2008年初是365% –  这还不包括30年代时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 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2008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个恶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 “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有这种观点的绝不止我一个人，但我的观点与目前的主导情绪不一样。复苏的时间越长，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复苏；但是据我的判断，这种主导情绪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是典型的远非均衡的状况，此时人的感知往往落后于现实。更复杂的是，这种落后于现实是双向的。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危机不同于以往 – 我们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未能预见到复苏反弹的程度。　　

乱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个国际舞台。　

前苏盟帝国垮台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大国或国家联盟可以挑战其至高无上的国力。但是这种“单极”(uni-polar) 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当布什总统为显示美国的威力，以不实之词为借口入侵伊拉克时，其效果与他的意图适得其反。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一落千丈，其结果是混乱的国际金融体系加之以不稳定的国际关系。此后终将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将不会再像以往那样的程度受美国的控制和左右。　　

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那种理念框架。有效市场假定论把金融市场孤立看待，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这是一种曲解。像我已经多次提到过的，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有一个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的理念结构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受永恒有效规律主宰的市场经济学。我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历史的一个分支。　

二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倾侧与不平衡是有意设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组建的，其中富国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权并且控制其理事会。这使处于该体系边缘的国家比位于体系中心的国家处于劣势。　　

该体系从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国控制。在布雷顿(Bretton Woods)会议上，尽管英国凯恩斯勋爵(Lord Keynes)提出了该体系的建议，但是是由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 怀特 (Harry White) 具体操作的。从那时起，我们从几乎全面监管的体系变成了几乎完全无监管的体系；这些变化由美国主导，而且所谓的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仍在继续引导这个体系。　

尽管由华盛顿共识制定的法规条例理应对所有国家平等适用，但美国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却比别人“更平等”。实际上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两个等级层次 (two-tier) 的架构：能用自己的货币借贷的国家是该体系的中心，而借贷要由硬通货之一来决定的国家是这个体系的外围。如果某个国家遇到困难，可以得到援助，但条件很苛刻，这对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核心本身受到了威胁，那么该体系的维存则成为第一位的优先考虑。　

这种情况在1982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中第一次发生。如果债务国被允许拖欠付款，银行体系将崩溃。因此国际金融权威机构联手，采用了我当时称为的“合作出借体制(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借贷国不得不滚动延续贷款(roll over loans)，使债务国能得到足够借款支撑债务。最终结果是，债务国被推进严重衰退，拉丁美洲的发展因此被推迟十年，而银行体系得以赢利而摆脱困境。当银行建立了足够的储蓄时，这些贷款则被重新组合为所谓的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s)，其余的损失由银行销账。　　

1997年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但那时银行已经学会审查贷款, 不至被迫采取合作出借的做法，而绝大部分损失不得不由债务国承担。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模式：债务国受制于严厉的市场戒律，但如果体系本身受到威胁，规则通常暂停执行。其整体失败将使该体系陷入危险的数家银行得到保释。　　

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此不同，因为它起源于核心国，而外围国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才被卷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任务 – 保护因核心国风暴而受影响的周边国。该组织没有足够的资金，但其成员国很快联合行动募集了一万亿美元。尽管如此，应对局面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IMF的设立是为了应对政府部门的问题，而这时信贷的短缺主要影响的是私营领域。但总的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承担这一新的任务上做的相当出色。　　

国际金融权威机构应对这次危机的做法，总体上与过去一样：救助将要垮台的金融机构，实行货币及财政刺激措施。但这次危机要大得多，用同样的办法起初没有奏效。对雷曼兄弟公司的救助失败，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金融市场实际上停止运转，不得不加上人工生命维持器。这意味着政府被迫实际上是在担保，不能让其他可能危及这个体系的机构再垮台。正是此时危机延伸到了周边国，因为这些国家无法提供同样有信誉的保证。这次东欧国家受创最重。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用他们中央银行的资金平衡表给这个体系注入资本，为商业银行的债务进行担保，而且政府为刺激经济，赤字财政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这些措施已见成效，全球经济似乎在稳定下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已再次免于崩溃，我们在逐渐回到一切照旧的状态。这是对目前形势的严重误解，已经破碎的不可能再拼回到一起。让我来解释为什么。　　

80年代以来形成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是一个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发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运动。允许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移动，难以对其征税或监管，使金融资本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各国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国际资本的要求，而不是本国人民的愿望，因为金融资本可以更自由地移动。这样，全球化作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项目，进行得非常成功，使各个国家均难以抵御。但是由此产生的全球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不稳固，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金融市场可以安全地依赖自身的机制来调节。这正是它垮台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不可能再拼凑到一起。　　

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而目前的管理法规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原则。也有一些国际协议，其中最著名的是设立了最低资本要求的巴塞尔协议(Basel Accord)，市场监管部门之间也有较好的合作。但是监管权威的来源总是归于主权国家。这意味着，重新启动一个停止了的机制与事无补，需要创造一个过去未曾存在过的监管机制。目前的情形是，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由各个国家自己来维护和支持的。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本国经济。这会助长“金融保护主义”的倾向，有可能扰乱甚至摧毁全球金融市场。英国的监管部门永远不会再依靠冰岛政府的政策；东欧国家也会对完全依赖外国银行而三思。　

我想要说明的是，监管条例的涵盖范围必须是国际性的。不这样的话，金融市场无法维持全球化，会被独断性的监管毁掉。生意会流向监管气候最温和的国家，这会将其他国家置于其无法承担的风险之下。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迫使所有国家取消监管，但要反过来做则很难 – 让所有国家接受统一监管条例将非常困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这促使他们会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这一点在欧洲可以看到。如果欧洲国家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怎么能让世界其它部分做到呢？在危机期间，欧洲未能达成在全洲范围对其金融体系进行担保的协议，因而每个国家不得不自保。目前情况下的欧元是一个不完整的货币：它有一个共同的央行，但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而对银行担保和对其注入资本是财政部的职能。这次危机提供了修补这一缺陷的机会，但是德国充当了阻力。　　

德国曾是促进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但那是在其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德国统一的时候。当今的德国已非常不同，它和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担心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衰退，而且更重要的，它不想为欧洲其他国家掏腰包。没有了推动力，欧洲的一体化已逐渐陷于停滞。　

幸欧洲有社会安全保障的福利，在情况好的时候这一保障制度被指责减缓了欧洲的经济增长，经济不好时它起了作用，使欧洲大陆的衰退没有预期的那么严重。现在随着对经济崩溃的恐惧减退，欧洲共同体正表现出政治意愿复苏的迹象。欧洲中央银行实际上是救助了爱尔兰的银行系统，而爱尔兰痛快地批准了里斯本条约。所以也许我对欧洲的看法过于悲观了。　　

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所将产生不同的长远影响这一事实，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在短期中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看，有赢家有输家。虽然情况发展的具体过程变数范围仍很大，但地位相对变化的预测则肯定性较大。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将输得最多，中国则倾向于以最大的赢家姿态出现。这一转变的程度已经超过多数人的预期。其他国家的相对地位也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但从全球角度来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变化是最重要的。　　

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因此获利甚多，但近来开始滥用其特权。美国从80年代起建立的现行账户赤字日益增长，这种情况本可以无止境的延续，因为亚洲小老虎们，开始以日本为首，后来是中国，愿意支持这种赤字以加强自己的美元储备。但是美国的家庭欠债过多使这一过程终止。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美国的家庭发现自己承担了过多的风险。银行体系遭受极大损失，必须赢利才能摆脱困境。商用物业和杠杆式贷款收购(leveraged buyouts) 流血的时候还在后面。这些因素会继续增加美国经济的负担，美国的消费者不再有能力做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而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取代这个位置。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很大程度上隔绝于金融危机之外。　

对西方总的来说，尤其是美国，危机是内在因素引发的，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崩溃。对中国来说，金融危机是来自外部的震动，影响了出口，但其金融、政治和经济制度并未受创伤。　　

中国已找到一种极有效的方法，能释放和激发其人民渴望和获取财富的创造性，能动力和创业精神，人民被允许可以去谋求自身的利益。同时国家可以通过支持低估的货币和累积贸易差额，提取其劳力剩余价值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个大赢家。　

中国实行的不是民主制度，领导者也知道，如果要保持领导地位，必须避免社会动乱。所以要尽一切所能保持8%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为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贸易差额使中国很强有力。中国可以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刺激国内经济，而且可以通过对其贸易伙伴投资和提供信贷增加出口。事实上中国就是这样做的，用买美国政府的钞票资助对美国的出口。鉴于现在美国消费者不得不减少消费，中国可以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样在美国步履维艰地跛行时，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积极的推动力。　　

当然中国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发动机小了，世界经济前行的速度也会慢一些。但在这一局限之内，中美之间的地位正在发生结构性的交替，第三方也在随着积极能动的脉搏重新调整自己的位置。中国已经成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这种位置交替不一定是永久的或不可逆转的 – 只要想一想日本公司的起落 – 但在目前，这是全球政治经济中最可预见的也是最重要的趋势。中国正在带动像巴西这样的贸易伙伴，及其他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印度以国内增长为基础，发展的也不错。　　

国经济政策的成功不能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在中国内陆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也许产生不了能自给维持经济增长的效益。在中国的体制下，新投资的回报一般很慢，因为投资的决策主要是由政治因素而不是商业因素决定的。前两次，银行信贷的宽松造成了一大批不良贷款。这次可能会不同，因为权力在从地方转向中央，地方银行的官员不再受省的领导管辖；但尽管如此也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再有，中国可能被全球的衰退所拖累。但是如果中国出了问题，全球的经济就失去了发动机。因此可以确信中国会有相对的成功，但不能确保绝对成功。　

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在某种程度上与二次大战结束时相似。那时主流体系已经崩溃，一个全新体系有待重建。在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会议上，战胜国承担起了这个任务。在凯恩斯勋爵理念的激励下，他们创立了一个能包容全世界的体系，尽管作为同盟国之首，美国将凯恩斯的方案做了有利自身的修正。目前主导的，我们称其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多边体制，还没有彻底垮台，但已受到重创；它内在弊病已经暴露，而且受到一个可行的替代方式的挑战 – 中国的崛起展现了一个与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根本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我们可称之为 “国家资本主义”， 以区别于在华盛顿共识旗号下的“国际资本主义”。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终点，但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　　

两种经济组织形式 – 国家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在互相竞争。两者都缺乏吸引力。华盛顿共识已经失败。目前形式的国际资本主义已被证明自身固有的不稳定性，因为缺乏足够的监管。而且它极不公正，相对穷人穷国而言这个体制偏袒富人富国。　　

与此同时，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已开始初露锋芒，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殖民国家已经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并力图纠正时，中国在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打交道时，又在重复这些殖民国家的错误。为了能接近这些自然资源，中国在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打交道，而忽略了那里的老百姓。这有助于压迫性和腐败的政体维持政权。这样的结果不好，但中国不是唯一对此有责任的国家。中国一家公司想买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 (Unocal) 时遭到拒绝。更近的，力拓矿业集团 (Rio Tinto) 反悔了将一部分股份卖给一家中国公司的交易。这促使中国与国际金融机构回避的一些国家进行交易，如缅甸、苏丹、津巴布韦、刚果和安哥拉等。几内亚是最近的一个例子。这种情况正在成为相当多摩擦的来源，对中国的根本利益并无好处，对全世界也是如此。但中国视自己为受害者而不愿意参加“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ITI,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 这已成为该倡议能继续成功的最大障碍。　　

在现行主流的多边制力图自身重建的同时，中国会在双边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当然中国也是这个多国体制的一部分，但它在其中的地位与它目前的国力不相称；因此它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参与是比较消极的，其积极发展主要是通过双边渠道进行。例如，中国会抱怨美元的作用，而且会推动特别提款权的使用。但中国不太会允许人民币自由兑换，因为这样会摧毁现有机制，即允许国家通过低估的货币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中受益。中国会继续实行资本控制，但会与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建立以人民币为主的双边结算账户。这样会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但不是取代它。　　

综上所述，世界面临着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形式中进行选择。这两种组织可以称之为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已经垮掉；后者，以中国为代表，正在兴起。自然发展途径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导致了国际金融体系逐渐瓦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而双边关系体制又容易造成国家之间的冲突。所以需要创造一个建立在更健全的原则基础上的新的多边体制，它能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最大利益，自然也是整个世界的最大利益。　

尽管在监管制度改革上的国际合作，几乎不可能用零打碎敲的方式实现，但是有可能通过整体重新安排，调整金融秩序的全盘交易来商定。20国集团作为国际合作的主要论坛，和在匹兹堡会议上采纳的同行评审程序 (peer review process) 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步骤。但是20国集团必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的范围内运作，因为修改章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可以一举完成很多任务。它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构建，使之能更好地反映国家之间的排序， 并且修改现行运作方法。会议也可以决定怎样对待规模太大而不能让其失败的金融机构，以及考虑控制资本游动的新规则。金融资本在国际范围完全自由地游动，已被证明是不稳定因素的一个来源，需要约束控制。　

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已造成了危险的不平衡。美元已失去了它曾拥有的信任和信心，但尚无其他货币可取而代之。现在总的趋势是各种货币正在向黄金、其他商品和有形资产迁移。这样是有害的，因为它将这些资产锁住而不能投入有效的使用，并且会煽起对通货膨胀的恐惧。　　

美国不应该排斥更广泛地使用特别提款权(SDR)。这可以使国际社会敦促中国放弃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  也是减少国际不平衡最好的办法。鉴于特别提款权是由数个国家的货币决定的，没有哪一个货币享有不公平的优惠特权。　　

特别提款权中包括的货币范围也必须扩大，其中一些新加的货币（包括人民币），也许是不能完全自由兑换的。这样，美元仍可能重新将自己树立为更可取的储备货币，其前提是美元是被慎重监管的。　

特别提款权很大的优越性之一，是它允许国际性的创造货币。特别像现在这样的时刻这种做法尤其有用，货币将被引向最需要的地方。针对目前的情况这将是一个大的改进。这种机制允许不需要额外储备的富国，将他们现成的份额转让给需要储备的国家，这在小范围上已经开始实行了。　　

果我们想在解决全球暖化和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上也有进展的话，那么对当前主导的世界秩序的重新调整，也许必须超越金融体系的范畴。可能需要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成员国的参与。　　

这一程序需要美国启动，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以平等的地位参与。他们是布雷顿机构中不积极的成员，因为主宰这些机构的国家已不能主宰。新兴国家应该参与新秩序的创造，以确保他们是这一新秩序的积极支持者。　　

美国为什么应该动议改革自己曾经是主要受益者的体系？因为这一体系以目前的形式不可能维持，美国如不带头对其进行改造，损失可能会更大。美国在布什执政期间已经失去了很多势力和影响。如果没有具有远见的领导，美国的相对地位很可能继续下滑。美国仍然可以对世界起领导作用。它不再能像布什政府企图的那样将其意志强加于人，但它可以领导一种共同的努力，不仅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这将以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形式重新树立美国的领导作用。　

既然中国会以赢家的身份从目前的混乱中脱颖而出，那中国为什么应该接受一个新的多边体制呢？答案同样简单。为了继续崛起，中国必须要让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它。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向更加开放的社会方向前进，将个人自由的扩大与法治相结合。鉴于目前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中国才能继续崛起，世界各国也才乐于接受中国的崛起。　　

为了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美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更为重要。一个已经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主宰的衰落的超级大国，仍拥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是一种危险的混合。　　

如我已经指出的，美国的民主在陷入困境。金融危机使不喜欢面对严峻现实的美国人备受痛苦。奥巴马总统采用了“信心增值”的做法，宣称衰退已得到控制。如果发生再次衰退，美国人会更容易受各种散布恐惧心理和蛊惑人心的煽动。如果奥巴马总统失败，下一届政府会强烈地试图制造事端，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这对世界将是非常危险的。　　

奥巴马总统的思路正确，但他需要看得更远。他相信国际合作，而不是像布什和切尼那样信奉强权就是真理。但是他有很多急迫的问题需要考虑，重建国际金融体制在他的日程上位置不高。他的一些经济顾们似乎仍然相信有效市场假设论是正确的，除了一百年可能有一次不灵。幸存下来的金融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竞争力，必将抵制会限制他们权力的系统性全面调整。目前缺乏的是一种普遍的认识，即体制已经崩溃，需要重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些讲座中阐明的有关金融市场的理论应该被更多的人接受，是如此重要。　　

中国领导人需要比奥巴马总统更有远见卓识。他们是在掌舵，而且如果要向更开放的社会迈进，他们必须放弃一些已有的特权。现在中国人还愿意将个人的自由服从于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但可能不会永远这样。腐败是一个大问题，中国需要法治，这样公民可以批评政府，防止其滥用权力。　　

为了使自己被世界所接受，中国也需要成为一个更开放的社会。世界其他国家决不会让个人的自由服从于中国的繁荣。随着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的领导，它必须学会更多地注意世界其他国家的看法和意见。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发生得太快，中国领导人还来不及调整自己。中国太习惯于认为自己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而看不到自己正在开始进入帝国主义的位置。这也正是为什么它与非洲国家和自己的少数民族打交道有这么多的麻烦和困难。希望中国的领导能够承担起历史的重任。毫不夸张地说，世界的未来要看他们怎么做。　　

谢谢。　　

当代艺术创作多侧重于社会性图像批判，在作品意义上注重形式实验和观念解读，构成一系列鲜明图式语境符号。图像是这一过程的象征隐喻，思辨性的视觉语言和作品构思逻辑，传达出艺术家的个人情感生命体验和审美价值倾向。

当代艺术在商业诱惑与社会变迁中尝试突围，在打破常规中进行破坏与重构，在混乱中生成新的秩序。

艺术精神赋予视觉图像一种内在涵义，西方意识形态与东方传统文化不断交融碰撞，演绎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史，并启发艺术家以多维视角观察中国的历史和当下社会。

当代艺术展览力图凸现艺术家的敏感度和个性状态，体现一种多元创作格局和包容性。这些颇具思辨性的作品折射出哲学价值和人文内涵，涉及到艺术的深层超越性和精神独立。

　　现在水价、电价、燃气价、景点门票价、蛋价、粮价一直在上涨，物价上行的压力已经非常明显了。如果算上房价，现在的物价涨幅恐怕又在5%以上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继续放松银根，最终的后果会非常可怕。

　　唯一可以指望的是：外需似乎有点起色了，美国经济、欧洲经济有点盼头了。内需问题，由于长期众说周知的原因，一时半会儿是指望不上的。

　　目前一切维稳庆国庆已经是第一政治任务，这次能否避免去年奥运会开幕时候，上证指数已经大跌58%得噩梦再次重演，就看中央的决心和市场参与者的合力了。一切开造化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