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明朗

                                        2008-6-3

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是一种预期经济，它与信心息息相关。

当大家对市场充满信心时，就敢于投资，敢于消费，敢于拼搏，市场就具活力，股市就上扬，行业欣欣向荣，经济各项指数呈现上扬趋势。倘若市场缺乏信心，就会观望，就会冷漠，就会悲观，就会缩手缩脚，搁置投资不敢消费，银行业务跟着缩减，经济就会出现紧缩，企业利润就会锐减，银行借出的钱一时就可能就收不回，百姓的收入跟着锐减甚至失业…如此种种，经济步入真正的低迷状态，紧接着可能使社会问题逐步暴露，不稳定事件跟着滋生…

可见，信心同样可以左右经济。

而尤为令人困惑的是，在现代经济运行过程，信心的产生或信心的消失总是非常微妙，理由极其复杂或根本不需要理由。过度乐观可以导致，过度悲观也同样可以导致，关联的经济因素可以导致，政府的政策也可以导致，个别人的话语，一个不经意的判断或预测，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等等都可以让经济的风向标瞬间逆转！

市场经济可以说是最具活力的经济，也可以看作最脆弱的经济，它是一种感性经济，如孩儿脸，六月天，说变就变，它本身不具有太多的自我约束的理性因素甚至让你可以用理性去推理，随着影响和干预市场的关联因素不断增加，比如国际化、证券化等等，市场变得更加复杂，市场前景也变得更具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信心对于市场似乎变得更加重要！

我们迎来一个信心经济时代！信心因素在市场经济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中国这几年的股市可以说是信心经济最直接的诠释也是最生动的例子。今年股市从年初的6000点，到跌破3000点，一直到4月底政府出台相应政策救市，但一个多月过去了，股市依然徘徊不前，最直接的原因是，股市的连续低迷不仅严重损伤市场的元气，更是严重抑制了市场的信心，信心缺失，市场的恢复便显得事倍功半。

而在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市场信心全面动摇，白宫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不断地安慰和鼓励市场的信心，并通过降息、减税等手段鼓励市场信心，提升信心指数，在今年年初的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赖斯也在极力吹风，宣称美国经济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正是这种“信心”元素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在或议论、或担心经济“拐点”的时候，事实上真正应该担心的是信心的“拐点”！

房地产市场同样是典型的信心经济的产物。

很显然，这轮地产市场所表现的低迷与供需关系无关（事实上潜在需求是巨大的，不管是自用需求还是投资需求），政府的政策也不是引发低迷的决定因素（事实上政府对地产的宏观调控已经有年头，调控的目标是防止过热而非发展），与房价也没有必然关系（尽管有人抱怨，但并未见得房价影响了整体需求）。但它和信心的预期以及点燃这种预期的市场非理性情绪有着直接的关系！那就是大家都不陌生的“拐点说”（严格上是某些精英及好事者的“拐点预言”），以及围绕着这个“拐点”又掺合着多种情绪和唯图新闻效应的炒作（炒作也是市场经济中极不理性的因素）所造成的大众心理预期息息相关——既然有这种舆论或观点的预期，再加上政府出台的抑制房地产投资市场过热的相关政策的“佐证”，积极的投资市场便进入短期的观望状态，而潜在的自用需求市场便本能的籍此带来房价下降的利好观望，这种观望势必对短期市场的僵持造成直接影响，当这种僵持超过一定限度或市场承受力的时候又会引发行业本身的悲观情绪，站在各自立场的争论旷日持久但于事无补，前景和方向依然渺茫，情绪独有的弥漫性更加剧了市场的猜度行为，加剧了市场的去信心化，噩梦可能从此开始。

导致行业偏离信心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上一年度对市场前景的过度乐观判断不仅使不少开发商在再生产环节投资过量，同时助长了关键生产要素—土地价格的上涨，这使开发商骑虎难下，腹背受掣：一面是政府主导的宏观调控的组合拳，另一方面是市场本身的犹豫和观跌心态。为此，有人预言行业将重新洗牌。

多方焦灼和市场数据已经表明一种信心松动的存在。如果撇开一个地产从业人员的视角来看待这样的问题，并试着用理性的心态去分析这一十分情绪化的市场现象时，我们关注的是他对经济社会方方面的影响。

而结论是，它没有受益者，更没有赢家。

首先，在今天多元融合、各种相关经济因素纠合在一起的时候，房地产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业，更何况作为传统经济的支柱产业，它与许多事情息息相关：巨大的产业链市场、金融市场、城市建设、地方税收、国民资产品质、投资性收入、城市建设、生活与居住品质、鼓励积极的社会心态，等等都与之不可分离。一种因素的动摇，都可以引发经济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同时根据木桶原理，任何一块木板的短缺，都可以影响整体的经济水平。

其次是，房价的增长是否真的“猛于虎也”？ 它果真给社会带来了负面效应并有多大？房价的回跌是否真的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或明显的受益群体？我们经验的感觉，房价在上一年度的确有些超速增长，理论上预期，过度的增长可能使社会陷入一种盲目乐观的心态从而诱发泡沫经济或社会问题。但是，这种增长的安全尺度是难以丈量的，更没有确切的标准。事实证明上一年的房价增长并未引发新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房价所带来的适量的泡沫对整体经济不仅无害更是有益的（甚至可以帮助消化一定的通胀），只要信心依然存在，信心就可以化解适量的泡沫并转化为经济的动力。

有一种观点是房价过高使许多中低收入者买不起新房子，影响社会公平，诱发社会问题。这个大帽子有点让人喘不过气来。表面上看，房价的确令社会低收入者望而生畏，但大家不要忽视一个前提，房地产已经是一种市场行为，既然是市场行为，就会有一定的市场目标及消费群体，市场只是解决市场本身的问题而非全民问题，买市场化的房子在任何社会也都不是全民的事，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是难以通过市场化得以解决的，市场也无法兼具社会福利的功能，这种所谓的“低收入者买不起房子”的问题并非真实市场本身的结果或供求关系的失衡，如果我们不去健全社会居住保障体系，不在社会福利上去解决低收入者的居住问题，而一定要把他们推向市场并参与到无能为力的竞争中去，如果我们为了这种去市场化的道义逻辑或纯粹的善良而拿一个充满市场活力的支柱产业来做贡品，这显然是一个超越行业的巨大的观念代价。事实上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温总理在年初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福利保障型住宅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已通过另一个渠道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

倘若降价果真是市场的期待，我们又会问：降到多少才是合适的水平呢？才是老百姓可以买得起的水平？在行业萧滞的当下，期待降价的群体享受到这种市场信心动摇的益处了吗？连续成交量的锐减证明，百姓不仅没有受益也无法收益，相反的是，同样作为百姓的另外一个更为庞大群体——拥有房产的已置业群体（据统计中国城市超过60%的家庭拥有自己的房产）正在当心他们家庭的核心财富---物业是否正在贬值！

这个庞大的群体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以积极的心态充分享受国家改革开放的成果并努力拼搏为家庭创造财富并想方设法保护自己财富价值，如果期待的房子降价以牺牲他们的物业价值和投资性收入为代价，牺牲这个正在成长的社会主流阶层的物质利益为代价，这种降价的预期与多数家庭的努力是相悖的，与社会的发展也是相悖的，与市场经济的精神和新的主流价值观是相悖的，政府正在提倡保护公民的投资性收入，而我们正要唱衰它。

还有一种理论是房价太高影响了百姓的其他消费，使消费难以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新支柱。我认为依据也不充分。因为我相信，假设房价降了一倍，超过一半的中国家庭，依然还是会把剩下的钱再去添置一套物业----如果政策允的话！因为，影响消费更大的因素使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不社会性的保障体系。

经济的增长和衰退的周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绝对的逻辑，发达国家已经远远的延长了经济繁荣的周期。而我们，面对一个尚且十分脆弱的市场经济环境，盲目的、无厘头的预期和争论，以及纯粹刺激眼球的炒作可能无意中动摇了整个市场的信心。

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导的新经济时代，我们对市场充满了依赖。信心已经成为今天民众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它成为我们每天起床后面对的新的太阳，鼓舞我们如何利用和把握市场经济带来的机会，努力拼搏，创造价值。把握经济的理性发展，不能以失去市场信心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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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鸱吻：屋脊上的舞者 -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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鸱吻：屋脊上的舞者

   不论东西南北，我们在中国传统殿堂建筑的屋脊上，总能看到在屋脊的两头，装饰着似龙非龙神化动物，神情张扬，姿势夸张，与挑出上翘的飞檐互相呼应，让整个屋顶呈飞动之势。

   而这“似龙非龙”的神话灵物，就是“鸱吻”，又叫“螭吻”、“龙吻”或“鸱尾”。传说龙生九子，而“鸱吻”便是其一，这位龙子好在险要处东张西望，也喜欢吞火。相传汉武帝建柏梁殿时，有人上书说大海中有一种鱼，虬尾似鸱鸟，能喷浪降雨，可以防火，建议置于房顶上以避火灾；于是便塑其形象在殿角、殿脊、屋顶之上。

   因此，关于鸱吻的形状，便是在“龙—鸱—鱼”之间，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工匠们想象力不同，因此形状难以统一，但各有生动之处，都能与不同地方的建筑相映衬，成为不同区域民族建筑生动可爱的部分，尤其在屋顶上，造型各异，成为传统建筑艺术的一部分，使建筑多了许多的灵性和想象。
   本人在全国各地旅历中拍摄了一些相关照片，在这里与诸君共享。（图片见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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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民族在灾难中崛起

---汶川地震十日祭

2008-5-22

  十天了。

  这是一个民族用泪水浸泡的十天。

  也是一个民族用意志执着守护的十天。

  这同样是一个涅磐与重生的十日。

  这十天，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八级大地震，以及围绕这场地震的生命狙击战，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太多太过了，以至于我难以在源源不断的资讯中屡清理性的头绪，难以在一个接一个的感动中止息泪水，我守候着几乎所有的媒体，让心灵交感这场灾难魔法与民族意志的较量，更让灵魂的引擎在这场较量中感受从来没有的力量。

  我们通过救援现场的报道，看到了就在地震发生的那个瞬间，那一个个撼动灵魂的场面：师生之间、夫妻之间、母子之间、同事之间——那种以生命为代价的爱在那个瞬间几乎无需犹豫无需做任何选择！爱，是爱者的本能！

而在地震之后，我们同样看到了无数最纯粹、最彻骨的亲情私爱。赤手刨掘儿子的爱、千百度寻亲盼亲哭肿泪眼的爱、已是阴阳两界无语对白的生死至爱…无不感天动地！此时此刻，让我们发现人类即使是最自私的爱，也同样是最神圣、最伟大、最感人的爱！

 灾难，撕开我们的肌肤，暴露我们筋骨的同时，也暴露我们所有的平日鲜见的最深处的爱！它让我们对爱，有着超越一贯固有的解读而深触真谛。

在这个时候，我们更看到了弥漫整个民族的无疆大爱！当温总理在废墟中捡着孩子的鞋和书包的时候，爱的感动已经让我们看到一个远远超越了政府领导人和政治家形象！还有，我们的士兵、专业救援组织、医生、警察、公务员、自愿者，逝者家人、我们全国、全民族的人民，乃至行乞者，几乎包含一切个体和群体……一切的人间至爱，在这个民族瞬间面临巨大灾难的时候，愣是以最博大、最坚韧、最义无反顾地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形成一张巨大的爱的网络，在汶川这片崎岖的、面目全非的天地间集结、探寻、延展，包裹着这块被强震蹂躏失血的美丽而柔弱的中华腹地！

同样，我们还看到了对生命所表达出罕见的坚韧与执着。

从总理发从救人是第一要务的那声呐喊起，“一分的希望，就要一百分的努力”成为我们建国以来最感人、最民本、最体恤的口号！它展示了一个国家对民生最真诚的执着！不扭曲，不夸张，不掺杂任何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的企图，民本的理念展示了执政的强大力量！在这样的一个口号的鼓舞下，是我们全民族的执着和全力以赴，使我们有勇气有毅力对灾难说“NO”!对生命永不言弃！

而在那些岌岌可危的瓦砾废墟堆中， 100小时！120小时！150小时！196个小时！216个小时……孩子、老人、男人、女人，他们用最柔弱的躯体，顶住大自然最强暴的施虐！生命的执着，在汶川大地谱写着一曲又一曲让鬼神颤抖的惊天乐章！

当我们面对生者的找寻，面对伤者的脆弱，面对孤儿的忧郁，面对那些已经难以辨别的尸体，我们竭尽全力，用史无前例的执着，保证每一个个体生命的肉体和灵魂都能得到最大的关照、安慰与尊重……

执着，爱！爱，执着！

从国家元首，到边远山区的大娘和都市的行乞者。

因为生命是一切的基础，个体，是群体的基石！

所有的爱，所有的执着，面对这次灾难以及所有的抗击行为，都使我们看到中华民族大写的“人”字！一边是个体人性焕发的光芒与力量，另一边是对个体和生命的尊重和体恤！在这个大灾大难的历史时刻，两者完美应接、融合、升华，汇成一股巨大的、让全球为之感动，为之刮目的中华意志！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看到了全新的民众，全新的政府---一个全新的民族！

这场极端施虐的灾难，以最疼痛的方式点燃了一个民族大爱与人性的光芒。我们为灾难而哭泣的同时，我们更有勇气，更为自信的用人性的光辉、大爱的力量去战胜灾难并迎接新的明天！

不管是人性的力量激发了执政意志，还是政府民本意识点燃了全民族的大爱与执着。在过去的十天内，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面对灾难，同时也是面对一个新的时代的全新力量和价值体系！

我们同样希冀用这种力量来完善我们的人性。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许多人通过努力获得了物质和财富的厚遇，而内心、灵魂、道德、公民意识却不能与之同步提升，物质的富足与自我的膨胀反衬了精神的苍白和意志的偏执。这次灾难以及灾难的应对，使我们的灵魂终于在大痛面前得到了一次切骨的洗礼！

我们真的都是幸存者！我们都是汶川人！我们都是受灾者！我们都是亡灵的家属！我们深知生者的美好，我们深知生着的义务与责任！

为此，我们珍视每一天，把握每一个机会，关爱每一个人。

大自然，冥冥中的力量！它无善无恶，既善既恶。当一块大地，一个民族际遇它的时候，与它迎面相逢的时候，他别无选择！他只能直面痛苦，而在他最痛的时候，也是他涅磐重生的时候！

当我们用泪水掩埋死难者尸骸的时候，用全民族的七十二小时为他们哀悼的时候，我们在灾区蓝色的帐篷里，在白色天使温暖的手中，我们又看到了一个个新的生命的诞生！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二日，汶川地震十日祭。

我们留意一下下面这些城市的房价在经济运行或宏观调控背景下的房价情况：

纽约：面对全美次贷危机冲击，今年第二季度，在全国30多个城市房价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3.5%-4.1%，而纽约房价却逆市而上，不跌反升，比去年同期上升3.7%，尤其曼哈顿的公寓住宅，价格更是只涨不跌，居高不下。

东京：刚刚走出经济衰退期的日本，东京房价率先复苏，达到15年来最高，超过了十年前。日本不动产经济研究所8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东京23个城区内7月开盘公寓的每套平均价格为7109万日元（约合456万元人民币），是自1992年11月以来首次突破7000万日元，且平均价格超过3亿日元（约人民币2000万元左右）的超高级住宅陆续开盘，使得公寓平均价格出现上扬。

香港：经过数年冷冻期，房价已经走出97金融危机的阴影。受大陆经济影响，香港经济于2003年开始步出谷底，豪宅市场率先反弹，而其普通住宅市场价格也逐步回升。最新推出的豪宅价位，已经超过97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房价。

上海：之前炒楼成风房价飚升且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最为严厉，通过这两三年的波折，但依然可以看出上海房价根基非浅，尤其是高端物业的房价依然是稳中有升。

北京：处在GDP增长、奥运拉动与宏观调控天平中间的北京楼市，一路涨价就没歇过，直至攀升历年最高，且成交情况也依然热闹不减。

纵观这些超级城市，房价有三个共同特点：一是房价与同地区或国家的其他城市相比，总是处于最高价或高位价区；二是房价受经济周期的影响远远小于其他城市；三是越高端物业（豪宅），其抗跌性和升值空间更大。

出现这些情况，首先是超级城市的经济总量盘大、经济基础好，许多城市都是国家或区域的经济中心或金融中心，资本和信息都优越于其他次级城市，“春江水暖鸭先知”，经济的排头作用带动房价的高涨和升值。

其次，市场化和全球化无疑是世界超级城市，尤其是开放的发展中国家超级城市房价的重要引擎。一方面，全球化为超级城市率先带来资本的流动和涌入，也带来富有的商务人群的涌入，他们综合世界的信息来判定这个区域或国家的经济状况，并借此判断房产的投资和升值预期，商务人群的聚集必然拉升了这些超级城市的房价。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加剧了贫富分化，富裕人群更加富裕，而豪宅---作为富裕人群---满足生活舒适、身份表现以及构建社会及经济双重优势的必需品，使富裕人群志在必得，新项目独有的建筑语汇的时代性以及稀缺性使富裕人群不断角逐和挑战豪宅极限。

 第三是这些超级城市庞大的富裕人群不仅经济底子厚，而且他们拥有良好的面对经济风潮和通胀的心理预期，普通百姓可能见风是雨，但富裕人群心理和财富的双重耐受性要更强，这使他们更能承受住经济、宏观调控等多种因素对房价的影响。

第四，超级城市的物业，尤其是高端物业表现出更强的资本和流通属性。由于超级城市在商业和生活方式上的风向标作用，使更多的流动人口涌向超级城市，尤其是精英人口的流动和聚集，这使房产的流动性要比一般城市强，交易频率更高，换句话说，房子更有投资性，更便于出手。良好的流通性同样促进了房价的提升。

由于高端物业的良好市场，必然带动中低端物业房价的提升，也带动中低端物业的流通，这使超级城市的房价呈现出与普通城市截然不同的市场属性。 

至于房价高与低的评论和吵闹，事实上是城市不同人群的不同视角的分别见识，也可能是无房产者与有房产者的对阵，因为，买了房产的人，谁希望自己的房产跌了呢？而正是因为有了涨，才更有购买房产的欲望和信心，否则，如果纯粹是为了住的问题，租房要划算了多，就想买车不如坐出租车划算一样。

商业地产注定成为地产商头疼的事情。

之前，人们对商业地产的认识有一个定势：商业地产的投资回报高于住宅和写字楼等其他物业的回报，然而高期望值与现实中商业地产的尴尬处境形成鲜明的对照。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商业地产的空置率在30%以上，同时，即便已经经营和招商的，其经营效益也远远低于正常的回报，甚至能守候在盈亏平衡点上的也寥寥无几,商业地产成为开发商的心病。

为什么在地产市场阳气上升的今天，而唯独商业地产市场却显得阴阳不调，诟病缠身呢？

开发商对商业地产认识不足

固有的做法是用传统的开发住宅的思维开发商业地产，并以住宅的投资回报视角来理解商业地产的投资回报，这使商业地产的运作偏离了商业地产自身的规律。

事实上，商业地产是一种与住宅地产截然不同地产类别。

住宅和写字楼开发是直接通过销售或租赁地产产品而实现利润回报，相反，商业地产必须把地产价值转移成经营价值，并在经营获利中体现，决定商业经营成功的因素很多，除了地产因素（地段、产品设计、品质和物业管理等）外，商业业态规划、商品类别、经营管理、竞争环境以及城市及区域的消费能力、消费习惯等等都将影响商业地产营运的成功，因此，地产本身不是商业经营成功的全部要素，地段和产品都将成为商业营运的筹码之一，地段不再是简单地产意义上的地段，而建筑也不再是简单地产意义上的建筑了，商业地产的内涵远远超越了地产自身的内涵，对习惯开发住宅的开发商而言，商业地产有着许多我们难以破译的专业语汇和营运奥秘，比如，看似市区的黄金地段，然而，一街之隔，却是水火两重天----一边是风风火火，人流如织，一边是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面对商业地产运作的复杂性和看似高回报背后的操作艰难性，在认识不足带来的战略准备不充分以及面对资金压力的情况下，许多开发商无心在经营上下功夫，不愿长期持有，因此经常急功近利，打散产权销售，最终使商业物业违背了商业运作的规律，难以成活。

商业地产自身发育不全

商业地产的成功严重依赖于商业业态的合理规划与经营方式以及管理的得当，这又依赖于另外的专业：商业策划与商业管理。目前国内称得上专业的商业运作公司寥寥无几，多为外来菩萨，往往由于缺乏对中国城市和地域文化以及消费文化、经济环境的了解而水土不服，参与的多，成功的少。市场上商业顾问服务的滞后，使得市场为开发商提供的专业支持十分有限。

在发达国家，商业地产的投资和发展是由分别的公司进行，投资建设常常有专业的投资机构，或者地产商，或是投资公司，也有是大型的商业管理机构，但无一例外的是，商业的经营和规划都是交给专业机构来运作的，并且它们在投资的决策阶段就积极参与，从地段考察、消费论证、业态规划，无不谨慎务实，科学严谨。由于商业地产的领域差异问题，理论层面上看，传统的地产开发商大可不必招此麻烦，回避商业地产的开发，或交给那些专业机构来投资和开发，而中国目前的现状是房地产市场在业态领域上没有细分专业和市场，商业地产常常不是独立的业态，而是伴随新城区开发、老城区改造过程中住宅社区或综合体开发捆绑出现，这使在住宅需求旺盛的市场背景下开发商难以自主选择，于是囫囵吞枣，在消化了住宅的同时，却消化不了商业。

城市开发超前引发商业过度开发

在城市化的幌子下，政府官员对于显性政绩的偏好和对地产财政的严重依赖，促使中国的城市处在超速发展和过度开发之中，城市不仅成为商人的名利场，更成为政府及官员的名利场。在这场政府导演、开发商唱戏的城市开发竞赛过程，一方面刺激了住宅市场的非理性需求，诸如投资需求、生活方式需求、有钱人对优质房产占有或炫耀性收藏的偏好需求等等，这就造成买的多，住的少，这使许多新区建筑密度虽大，但人口密度很小，人流不足，商业消费支持跟不上，“造城运动”下催生的商业街或购物中心，门可罗雀，商家要么招不上来，要么退场，要么迟迟开不了业，或苟延残喘，艰难度日。另一方面，以推动城市国际化名义或重塑城市形象为出发点的老城区的商业改造和拓展，不仅使原来满足旧城区市普通市民消费需求的商业生态被破坏，同时使消费零售业成本提高，竞争加剧，生意难做。

伴随新城运动引发的商业地产供应过渡，也使中外零售业界更趋谨慎，面对开发商的百般拉拢献媚，更多了份牛气，要么爱理不理，要么狠命杀价，使开发商束手无策，背负沉重的投资压力，或干脆自我做主，收拾残局，最后事与愿违。

消费需求增长缓慢难以支撑新增商业

与商业地产遍地开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消费增长不足。直接的官方数字（2006年底）显示，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排除政府消费，居民消费率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双双创下历史新低，而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则达到78%－79%。

消费不振的更直观的佐证是来自于零售业的报告。据英国金融时报介绍，中国现有零售市场的规模远比大多数人料想的要小得多，中国的零售总额在5000亿美元左右，而其中的一半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生活必需品开支，而另外一半—来自城市的零售开支也只不过是美国除车辆行业零售额的1/10。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可在全球消费中所占的比例仅不到5%。

而一直呼声很高的奢侈品的在华销售，也不象预期的那样。最近的美国《商业周刊》甚至提醒被誉为“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大国”的奢侈品市场景象充满“陷阱”。因为更多的奢侈品消费者选择更实惠的国外消费。

与这些数字和报道相对应的是中国人的消费习惯远非老外们评估的那样，凭贫富差异的拉大、传统观念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使中低阶层消费者趋于谨慎和不足，瞄准中产阶层和年轻白领的各类商业场所，由于这个群体的规模和房贷压力而难以活跃。商业消费，更多的还只是停留在满足生活必需品方面，而关于生活方式以及各类体验式消费则市场份额更小，当前的消费现状给商业带来结果是以满足生活必需品的低层次零售竞争愈演愈烈，而高级消费则少人过问。

消费不足，是商业地产生存问题的根本所在。

 (2007-8-20

    对于现前的流动性过剩现象，财经观察家们普遍认为：社会的确富裕了，但需求却不足，资金过剩与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是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寄予拉动国内经济平衡发展的消费需求却未能在新一轮的增长中扮演应有的角色，不管政府的初衷如何，通过消费来平衡经济的预期并没有达到。

    直接的官方数字显示，到2006年底，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排除政府消费，居民消费率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双双创下历史新低，而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则达到78%－79%。

    消费不振的更直观的佐证是来自于零售业的报告。尽管我们对于零售业的繁荣充满着乐观，但更为理性的声音却不尽然。据英国金融时报介绍，中国现有零售市场的规模远比大多数人料想的要小得多，中国的零售总额在5000亿美元左右，而其中的一半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生活必需品开支，而另外一半----来自城市的零售开支也只不过是美国除车辆行业零售额的1/10。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可在全球消费中所占的比例仅不到5%。

    而一直呼声很高的奢侈品的在华销售，也不象预期的那样疯狂。最近的美国《商业周刊》甚至提醒被誉为“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大国”的奢侈品市场景象充满“陷阱”。

    这些现象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我们期待的消费社会虽然未雨绸缪，但步履蹒跚。

    如果我们综合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分析，原因似乎是多层次的。

    许多现象似乎都在告诉我们：中国人富裕了，在欧洲的知名城市，在香港的各类消费场所，中国人不仅有钱，而且敢于消费，中国人在外的消费“美誉”一时成为舆论的焦点，也乐坏了欧美大地的旅游零售商和国际奢侈品的经营商，并铆足了劲，要分享中国这块“大蛋糕”。然而真相是中国老百姓都清楚的，这种“外消”手笔仅仅是极少数“先富”起来的有钱人。他们为了炫耀自己的成功和优越并杜防跟进或模仿性消费，这个群体选择更多中国人甚至是中产阶层也不能企及的异域消费（更多是奢侈品），这种外域消费不仅不能推动本国的良性消费，而恰恰表达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的财富不均以及增长不均影响着中国的整体消费水平。

    消费不足的传统看法是，中国过高的家庭储蓄，但实际上，中国消费不足可以用工资收入占经济比重的变化来解释。两年前，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造成中国消费长期低迷的原因，是衡量居民收入指标的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其在经济指标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已经从九年前的53%下降到去年的41.4%，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换一句话说，居民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抑制了城乡消费需求的增长，使更多急需满足提高基本生活水平的的大众消费趋于不足，消费对于经济的驱动不能立竿见影。

    老百姓消费支撑下降，源自于在新的一轮经济增长中不仅不能受益，反而为此付出了代价。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分析的那样：较低的利率水平，加上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使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大多获利丰厚，但百姓很少得到实惠，‘由于存款利率有上限，实际上中国家庭在为这种低资金成本提供补贴’”。这就是为什么哪怕经济从快速到过热的增长，老百姓依然没有发现自己口袋的钱多了。

    在这一轮的增长中，恐怕没有什么增长比房价的增长让老百姓更关心的了---不管是卖了房子或还没买房子，这场关注几乎是全民性的。这是因为，在中国的老百姓看来，房子在作为生活耐用品和不动产的同时，更是一个人能否在城市安身立命体现，也是个体成为城市主体的标签，再加上来自地产商、媒体、政府以及金融机构等多行业话语的共同合唱，置业，成了全民性的时代语境，不管能力是否可及，置业成为城市多数人的梦想，也成为许多人甚至是年轻人的既超前又超能力的“双超”支出。对占家庭收入比重巨大的置业的超级热衷，驱使许多家庭的日常消费开支趋于节俭，也使原本活蹦乱跳的年轻人提前进入思量理财持家过日子的阶段，他们原本是这个社会利己性时尚消费的踊跃分子，无奈房贷的压力使他们在消费面前表情尴尬，消费市场也少了应有的生动。

    与消费社会关联性最强的中产阶层，在中国不仅处在形成之中（美国的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80%，而中国现阶段只有5%左右），被誉为社会消费主力军的这个群体，却在面对消费的时候显得一点也不轻松，小心翼翼，他们上有老下有小，熟知社会现状和自身处境，卖房买车，名牌时尚，旅游度假，康乐休闲，一样都不敢大手大脚。

    如果说，收入不均，中产阶层群体太小，是制约着今天中国社会消费增长的社会经济原因，那么，政府支持消费的后台机制没有完善，则是制约消费增长的另一个因素。

    一方面，政府对于全民性的消费鼓励，只停留在调低利率上，而真正为消费社会保驾护航的包括医疗、教育以及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而西方国家政府为了促进消费，不仅健全了消费者无后顾之忧的社会保障体系，还用低税率、低利率、高工资等一系列的配套政策来促进消费的增长。社会保障是居民消费的基本前提，否则，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只能是一厢情愿。

    另一方面，政府没有营造出与消费需求对应的良好的消费市场环境。无序竞争、丧失道德底线并缺乏品质管制带来的大量的伪劣产品以及低劣的服务充斥市场，不仅严重影响“中国制造”的全球声誉，更伤害了广大消费者并打击消费者的消费积极性，使消费环境处在与经济发展极不和谐的低级嘈杂状态，这同样拖缓了消费的步伐。

    与复杂而具体的社会保障机制以及市场管制不到位相比，意识形态领域对于现代消费价值观的积极视角和鼓励显得更为苍白。

    以物质主义财富至上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现代消费观念推动着西方工业社会的形成并正向消费社会迈进（早在十七世纪的莫修和亚当斯密们已经发现贵族消费对于贫民就业的意义），政府以及社会精英人群都在鼓励并利用消费的积极面，以促进生产、拉动经济的繁荣并化解通胀的风险，怀特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甚至提出“节约就是反美”(thrift is unamenrican)的口号，911和IT泡沫破裂之后，美国依然动用鼓励消费的武器，推动经济的复苏且立竿见影。

    恰恰相反的是，中国社会缺少这种消费文化的基因。遵从宗法礼教的先贤们并没有发现消费对于社会经济进步的益处，倡导勤俭节约一向是儒家价值体系的重要品质，他们处处从道德伦理和礼教甚至佛教角度看待物质对于生命和社会的价值，号召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抵御各种财富的诱惑，并倡导朴素的生活方式。

    更与消费社会背道而驰的是，这种以道德抑制消费的观念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中得以高调的延续，今天它依然坚韧的主导着社会主流人群的财富观念和消费意识。任何纵欲、奢侈与浪费都被看作堕落与腐朽的表现，这种传统不仅为现在的中低收入阶层名正言顺的指导家庭和个体的理财和消费，而成长中的中产阶层也不排除这样的传统价值观的系缚，“赚五块花三块”依然是中国多数人的消费准则，也是传统消费理性的最后防线。政府的宣传部门，面对收入不公和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等社会问题与矛盾的出现，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思维惯性重新主导着意识形态思维，更不敢高调唱响消费之歌—尽管对于消费的积极意义心知肚明。

    我们似乎陷入传统理性、社会主义价值观与现代消费观的冲突和悖论之中。一方面，我们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依赖于消费的成长并寄厚望于消费的拉动，我们有必要引导大众的消费---满足物质增长带来生活富裕和人生享受而大胆消费，同时有效推动国内经济的良性发展；可是另一方面，社会物质财富增长的不平衡使这种期待只能在社会少数人群中兑现，仇富心里的滋长恐惧和社会和谐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又要抑制这种方兴未艾的消费势头，政府尤其对于面对富足阶层的奢华消费广告提出警告，消费就像一个古代深闺中的素女，在宗法礼教的条条框框中遮遮掩掩羞羞答答中成长怀春。

   尽管经济在飞速的增长，有钱人财富呈几何数跳跃，人民币对于美元的升值----在一派看似歌舞升平的景象背后，是老百姓囊中不饱，是中产阶层势单力薄，是社会基础保障的残缺，是房价的攀升，是传统消费观念的固守，在这种情势下，任他商家无孔不入铺天盖地的广告怂恿，中国的老百姓也仍不敢也不能轻松的消费，面对商品的诱惑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理性和坚毅，股民和基民的角色取代了消费者的角色，全民性的价值观焦虑和财富焦虑取代了承载消费理想这个渐进渐远的梦。

    不能否认的是，我们已经进入商业社会，我们也已经参于到经济全球化之中，我们在分享经济全球华的物质财富的同时，我们也在分享全球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经济学家们早就证明，消费者的需求和满足都是生产力。消费，在今天的商业社会，维系着经济体和社会关系。积极、健康的消费不仅可以带来经济的繁荣，也同样可以塑造更为积极、主动进取的社会心态；从人本视角看，通过消费可以重新塑造自我，增强社会个体的自信和幸福感，并丰富了人生体验和阅历，缓解今天纷繁复杂社会带来的压力和焦虑，消费，重新创造并润滑了各种社会关系，给了我们新的生存逻辑。

    所谓的富足，无非是创造财富的同时能够真正的享受财富。

    社会的共同富裕是消费社会的基础，对于一个超级大国要成长为一个超级经济体，更需要本国人民的消费拉动，也需要政府和人民去承当消费社会应有的各项义务。我们期待社会收入趋于公平，使百姓消费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同步，期待着消费市场环境的理性和净化，也期待消费意识能突破传统并积极面对，使更多的个体成为消费社会的真正主人。(2007-8-6)

北京“东富西贵”说法早有历史，近年地产营销也屡屡借题发挥，琢磨起来，还是有故事可说。

首先，可以用“说文解字”的方法来解读“东富西贵”之说。

先说“富”与“贵”。在历史上，富贵还是有别的，中国人向来是官本位，有钱有地位意味着富贵双全。过去的富多指财富（物质）上的积累，寓意经商发财，是一伙有钱没地位的人，所以有卖官卖官，商人不务正业，拼命往政界里挤，这种风气至今还没有消失。贵是有官爵，有地位，有阶层，有文化内涵，是古代社会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了。随意北京城的东福西贵，或多或少有这种地位和阶层的偏见。

而更早的孔子则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说明富与贵，是凡界俗人的向往两个最高境界，富与贵，得一皆可，就算这辈子没白活。我认为这种观念更朴素，更有辩证法，要得到富与贵，需要许多前提和条件的，即便今天，许多人还生活在贫困下一下，根本谈不上富和贵了，更何况富贵两全呢？人生的确难以富贵两全，社会也难以富贵两全，能够富贵两全，对个人来说，那就是佛说大功德圆满的层次了，而对社会而言，就是真正的和谐社会或和谐境界了。

然而在现代社会，由求在市场经济价值观的导向下，富和贵的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了，求富，更是普罗大众的心仪所在，所以每到过年，第一句话总是“恭喜发财”，发财是致富的更本，也是贵的基础。

再看看北京的“东”和“西”。北京作为皇城，其功能规划，也许在早期城市区域功能定位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伏笔：皇家地里风水师分别在城东、城西两侧设置典仪性建筑日坛与月坛，日坛代表太阳升起的地方，是一天的开始，也是劳作的开始，可演绎为适合劳作的地方，所以企业多，发财的也多；西边设月坛，代表月亮升起的地方，是夜晚，是休息的场所，预示西部在居住方面的优势。长期发展延续，北京的确形成了东西城区各自的相对优势。西城的过去是：王府、格格、皇家园林、亭台庙宇，上风上水，东城的过去由王府井、东四等繁华区域，有四大钱庄、运河码头等等商务功能；京西的现代又是国家政治功能区、国家金融区、教育科技区、生态人文区，市民追捧的优质居住区，城市地理形态充盈着内敛、文气、优雅和智慧，有传统的阴柔之美；京东则是国际商务区，有国际机场、大使馆、多数的涉外酒店、外企、高级商场等等，城市人文形态彰显着外向、张力、融合、跃动的气质，充满阳刚气---东与西，可以看出“贵”与“富”的各自城市文脉的延续，同时也延续着各自的功能优势。

然而，随着以经济发展为旗帜的城市化的推进与城域发展的需求，北京城东西之间正在走向以“富”为导向的趋同状态。调侃一点，就是贵的按奈不住贵，要向富看齐，富的嫌自己不够富，还要更富，因此，商务化、商业化、时尚化、国际化淹没了传统城市的文脉。

我以为，如果从竞争的角度看，放弃各自传统积淀的人文优势去面对竞争是不利的。

    说起居室，厨房是个有趣的话题。

既为居所，必须有厨房，哪怕是一个人的居室，厨房也必不可少。换句话说，一处居室，唯有厨房，才有家的气息。酒店没有厨房，宿舍也没有厨房，虽供人居住，但不是家，找不到家的感觉。

    在现代楼房设计中，厨房是十分讲究的。最突出的是开放式和封闭式的差异。今天多数人认为，开放与封闭，主要是由于中西方饮食方式的差异，中国人重炒菜，油烟大，污染重，所以要封闭；而西方重蒸烤、凉拌，所以开放，我已为这话只说对了一半。

    开放厨房与封闭厨房的不同，究其历史，还是可以窥见其社会性的差异：如今时髦的开放式厨房与传统的普通民居生活水平及生活方式有关。中国传统民居厨房常常设在距离进家门最近的地方，充分体现“民以食为天”的要义：家里最显眼的不是客厅，而是厨房餐厅，客厅却融入到餐厨之中，回家第一件事便是吃饭，客人一来，不是坐着聊天，而是一边寒暄，一边忙碌准备吃的；孩子们放学回家，也乐于围着灶头看母亲做饭，甚至做做帮手。虽然满屋子蒸汽缭绕，五味俱全，但也其乐融融，充分体现一个家的氛围。

    西式传统开放式厨房在许多地方与中国传统的民居厨房很相似，都是开放式的，都是女主人一边做饭，一边和家人、访客聊天，甚至共同作业。唯有不同的是，做饭的方式不同，西方人做饭体现西方人的行事法则，更像实验室或精品店，技术感更强，更讲究，设施设备繁琐，厨房的中心不是中国式的灶台，而是专门独立的作业台。

    然而真正的富裕人家的厨房却完成相反。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造成：一是富人的居室空间不仅大，而且功能分工细，厨房一定有专门的空间；二是富人的家务是雇人完成的，有主有仆，因此涉及油米酱醋的事自然由雇佣的专业厨师或下人完成，厨房成为典型的专业厨师或下人的操作空间，因此，越是大富大贵，厨房越封闭，位置也越不讲究，厨房内的排场也越少，因为那是供下人的工作间而已。（市面上有天价的厨卫设备，无人问津的原因，正是在与厂家没有真正了解富人的生活方式。）

    可见，开放式厨房与封闭式厨房有着本质的身份不同：封闭式厨房对应的是专职厨师或下人，而开放式厨房对应的则是家庭主妇。不管中国的传统民居厨房，还是西式厨房，开放式的厨房使做饭过程不仅成为一个家人（或客人）感官体验的过程，还是一个以女主人为中心的交流过程，体现女主人的素质、精明、娴熟及友好，同时也是展示其厨艺的过程——总之，做饭是一个愉悦的劳动秀的过程。相反，封闭式的厨房则显示下人的雇佣地位，厨房是一个封闭式的严格意义的工作场所，做饭是一个切切实实的劳务过程，身份的不同使厨房操作者更不可奢望在此与客人及家室成员的平等交流。

    今天，建筑空间的演变和中产阶层的丰富使这种厨房的“身份现象”发生变化：开放式厨房似乎成了中产阶层家庭和时髦的小资家庭的专利。中产阶层的专职家庭主妇乘坐工业革命的头等舱，跃然成为全副武装先进技术与设备的开放式厨房的主人，她们的厨房一如她们的人：行头讲究，名牌堆砌，冠冕堂皇，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宽大结实的工作台与宽敞的客厅直接相连，派头十足，厨房地地道道地成为了女主人地位与素质的展示厅。而二人世界的小资层面的厨房则相对逊色，主要是小资女子不愿在厨房里显示其家庭地位和属性，当然也没能真正找到做饭的乐趣所在（厨房角色的进入程度也往往意味着婚姻的牢固程度，小资的婚变高于中产阶层大概和厨房角色不无关系）。然而开放式厨房依然是小资生活方式的重要象征，尤其有一个间隔厨房与厅堂、结实性感的作业台，有模有样，必不能少：做饭做菜的用途不见多，率而为性时还即兴作为他用则不见少，体现的是“食色性也”的即兴人生。

    遗憾的是，今天城市楼房里的厨房多数不能秉承这些优点，多是封闭式的，天然气的危险和油烟的污染以及相关建筑规范使厨房失去其固有的本色，即便普通人家的厨房也堕落为准下人的去处，餐厅生意火红、乃至离婚率的提高都与现代人进入不了出访角色和找不到做饭的感觉有关，而做饭乐趣的泯灭又与厨房空间的封闭使做饭者失去主人的地位有直接的关系。

    不管是开放式厨房，还是封闭式厨房，当轮到男人做饭时，又都是另一回事了。

    男人在家有两个去处：一个书房（或茶室），一个厨房。男人不宜在客厅耗着，有知心客人也应往书房带。客厅是装点门面的，正如女人有装点丈夫门面之意，客厅是女人的阵地，或是装模作样，寒暄礼仪，或是窝在沙发中，看看电视，磕磕瓜子，与客人无东无西的聊着天，一晃半天过去。

    厨房同样是男人显真性情的重要阵地。男人做饭不叫做饭，叫“下厨”或“掌厨”。下厨者，厨为下，不到不得已之时，不轻易下厨；掌厨者，贵为“掌”，是统筹一顿特别饭、招待一群特别客的权利与荣耀。就此二词，足看出东方式男性的自为尊大，也看出东方男人的可爱之处：乐好、摆谱、屈尊、以及在厨艺方面的真正才华。

    男人下厨有两种：一种是偶尔为之，且技艺精湛，特别场合特别露面，有点似明星大腕，这号男人，是可爱的大男子主义类的，与从不下厨索然无味的大男子主义截然不同。另一类男人是天天下厨类的，这类男人要么有一个在外能打天下的老婆，事业为重，男人自甘辅佐，认领家务，且任劳任怨，练就一手好厨艺，不仅做饭，而且买菜、洗涮都一丝不苟，样样皆能；要么是家有娇妻，娇滴滴的人和娇嫩嫩的手，基本不能主厨，也不能主家务，找这种老婆的男人多数早有准备，暗暗练就了伺候人的本事。总之，不管哪类男人，只要男人在家能下厨，必能看出一个家庭的和谐与浪漫。

   厨房有趣，不仅是因为厨房是个居室的建筑功能所在，同时还是一个家庭的内在关照和功能调节器。

商业总是永无休止地挑战人的本能和需求，并借此控制人的消费意志，使 现代城市成为永不停止的消费漩涡。

当民主、自由、个性和性解放的成果—人们由虚伪的政治性精神审美转向更直 观的身体自然审美和表达生物本能的时候，“性感”一词终于从羞羞答答的潜 话语状态，在上个世纪末乘坐高速的社会变革列车进入我们几乎所有的社会空 间并目中无人。

“性感”是人性物化的美感，它预示着健康、漂亮、青春活力，充满张力 的生物性征并对生殖能力的指令，是社会群体交往、繁衍的内在动力，它可以 说是社会审美以及社会功能的一种真实，因此，性感成为社会个体品质的重要 部分，在社会潜意识层面更成为衡量个体社会价值的一个无形杠杆，而现代的 医疗科学、生物科学使更多的个体（尤其女性）在工业化的背景下获得性感修 正的可能，因此，这种可能使加入性感化团队的个体变得浩浩荡荡，几乎无一 漏网，成为一种全民化的身体修正运动。然而，性感成为身体个体品质的部分 ，是会随着人的生理年龄的变化而变化的，对于性感的修正并不是可以一步到 位，而是需要不断地重复投入，并随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加大。

当我们发现性感是个体作为社会品质的重要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能主宰 它的时候，“自我美感”、自我欣赏和自我肯定更发展成为一种自恋式情结。 科技的发达和计划生育使“性”游离于生殖和繁衍的生物任务而成为社会的独 立意识，它使“纵欲”获得合乎名义的社会与医学科技的双重保障，“纵欲” 从幕后走向前台，“性感”便当然地成为世俗流行的话语和纵欲的潜台词。 

在强化交往或通过交往获得生存空间的今天，身体首先是交往的身体，是 要在交往中能获利的身体，这种获利最直观的就是身体的性感！因此身体成为 了社会身体或资本身体，性感更充当了货币的角色，性感成为了身体社会交往 和商务交往的平台和筹码，性感由原本意义的纯粹审美和性诱惑转变为一种社 会功用，性感成为“社会功用性”性感—正如法国社会学家让·波德里亚在《 消费社会》一书中所言—“美丽之所以成为一个如此绝对的命令，只是因为它 是资本的一种形式”。

为使性感成为永驻的青春和保值的交易成本，我们必须对“性感”的维护 投入大量的成本（精力、时间和费用）。

性感的解放与传统的男权社会有关。男权社会里，男人用大量的投入诱使女性 裸露更多的肌肤并加以修饰，而男权的尤物心态与女性心理解放和个性张扬在 这个时代（社会制度和医疗保障）一拍即合，使“性感”以女性乐意、男性欢 迎的皆大欢喜的局面成为全社会的日常消费性语汇。然而仅仅这些是不够的， 商业的彻底性参与使“性”和“性感”成为一台真正唱不完的大戏。

物质社会造成的精神本质的空虚为“性”的无孔不入提供了最广阔的土壤。新 的商业社会的竞争压力所造成社会群体的焦虑感和本质上的性无能，而商业化 的性感不仅为公众起到了性憧憬的作用，更是一种超越现实与能力的诱惑，它 不再是画中美人，也不再是画梅止渴，而是一种性诱惑下的非性行动：消费。 

在这一过程中，商业不仅鞍前马后，而且成功地操纵了这一成果：它使这 种身体审美和情感解放变成一种胶合着纵欲与自恋的沉溺：性感消费。我们必 须了解商业如何以“性感”的名义操纵消费。

首先，身体本身成为了最炫目的消费品。“性”的前台化与社会的欢迎度 为商业的欲望操纵提供了巨大的平台。商业完全伦理化地借助于“性”来造势 。在这里，商品（物）的诱惑与性的诱惑成为一种暗合，人们借助于物的满足 来慰籍性的满足。于是，性—商品—性感—性成为一个合理的逻辑进入一种循 环，任何一个环节的强化都可以使这一循环加快，于是，性无所不在，无时不 有，他以理所当然的角色进入消费领域。

商业“性感”是完全被工业化过滤后的程式化的美感。女性在争取“性感 ”的同时，也被商家以“性感”的名义收购，女性在为了“性感”而消费的同 时，又被商家以“性感”的名义所消费，消费与被消费在女性的身上实现了“ 完美”的二元统一，从而实现了消费时代的大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