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分歧

　　陈炯明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是维新运动所培养出来实行立宪的人才。他早年参加同盟会，策划了广东独立。辛亥革命后，他主政广东，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省，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和报纸，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这就未必为国民党人以至孙中山所同意。孙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领导全国革命，他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他说：

　　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陈炯明并不赞成此说，他曾经批评：

　　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陈炯明所倾心的，是联省自治。

　　“五四”运动后，一些文人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联省自治者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北美13州经独立战争脱离英国后，经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这似乎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选择。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不仅风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

　　陈炯明对联省自治尤为心驰神往，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政治见解：

　　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然而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和选举总统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

　　总统选举

　　对孙中山的主张，陈炯明等人则不以为然：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现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什么地方自治，什么建设模范省，统统都变成镜花水月。

　　孙中山则以为陈炯明的保境息民怀有私心，他的性格，是认准了的目标，便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此亦所谓“知难行易”也。陈派的人最终拗不过孙中山。1921年4月7日，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在这个大纲中，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也没有规定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以示负责”。结果孙中山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一张。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正如陈炯明预料的一样，孙中山当选总统和西征、北伐，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三个环节，它们是紧紧相扣的。

　　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粤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楔入广西境内，8月初，进驻南宁。

　　随后，孙中山派邹鲁到广西，敦促陈炯明出师援鄂，并由广东政府接济军费400万元。但陈炯明说，粤桂战争花费巨大，能动用的钱差不多都投进去了。他想尽一切办法，也只能筹到200万元，还要等北伐军出发以后才能付出。双方信使，徒劳往返，无济于事。孙中山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结果陈炯明仍然主张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他说自己并不反对北伐，只是现在兵疲将惫，囊空如洗，根本不可能远征北方。

　　10月29日，孙中山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他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日）遂有把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之举。（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载《广州文史资料》第9辑，此事亦经黄大伟本人撰文证实）

　　邓铿之死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决计取道湖南，进兵北伐。但由于连年被兵，湖南方面无论是当局还是人民久已厌战，所以宣布保境息民，公开拒绝北伐军假道。入湘计划于是告吹。

　　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这时广州发生了一件凶案。

　　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然而，从目前的史料看，这种说法大可质疑。据罗香林记述：“公知凶手所自来，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车者驶回省署，告陈公（炯明）暨家人亲友以后事。”（罗香林：《革命先烈邓公仲元传》）《陈炯明叛国史》也说：“邓被刺后，抬入总司令部，曾向大众叹气言曰：‘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有问凶手为谁者，邓又叹气，谓：‘我认得，真不料他杀我。’”

　　如果邓铿认得凶手与陈炯明有关，他怎么会在受伤后马上返回省署（陈炯明办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陈炯明呢？后来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邓仲元（铿）夫人及邓之介弟闻讯，赶至车站送行，陈与之谈话甚久，语及邓仲元身后时局之状况，相对泣下。”（《申报》1922年4月30日）可见邓的亲属都不认为陈炯明是幕后黑手，陈邓两家还一直保持着通家之好。

　　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有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报告说：“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邓铿之死，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可以说是致命一击。有一种说法是，陈炯明不愿全力支援孙中山的北伐，孙中山为解兵马粮饷之忧，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以杀陈手下的第一大将，以收杀鸡骇猴之效。（汪荣祖：《邓铿之死真相探索》，载《李敖千秋评论丛书》，1990年2月）

　　4月9日，孙中山决意变更计划，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到了梧州，陈炯明才知道。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

　　举兵北伐

　　4月23日下午，孙中山在越秀山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

　　孙中山赞成第二种意见，“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因此，他决定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竞存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

　　孙中山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发展，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然而，当孙中山谋求与奉、皖结盟时，已经把北伐降格为一次普通的军阀战争了。

　　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

　　炮轰总统府

　　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在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顿时沸反盈天。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

　　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中山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5月31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现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省。”

　　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6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

　　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然而，局势在继续恶化，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

　　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申报》1922年6月19日）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彭智芳：《叛孙前后的陈炯明部队》）

　　叛乱终于发生了。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孙中山登上军舰，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饶是如此，这场叛乱同谋杀还是有点差别，因为叶举等人并不想致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他们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晨报》，1922年6月4日，并参见袁伟时先生相关分析：《文化专横与历史污秽》，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三期，2002年6月29日）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几经波澜起伏，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

　　□李南央　　
　　
　　“这就是他吗？那个伟大的列宁！他死去六十多年了，但是他创造的苏维埃共和国仍如此贫穷。我心中那美丽的红色梦幻，在走出列宁墓的瞬间，飘走了……”

　　
　　我的苏联冰刀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家住在北京北郊六铺炕的水电建设总局宿舍。我们住的9号楼和8号楼之间，有一大片空场。那时，北京的冬天十分寒冷，滴水成冰。机关的后勤部门在空场的东边泼上水，用芦席一围，便成了溜冰场。记得门票很便宜，好像是5分钱一张。冰场每天晚上都开，大喇叭里悠扬的音乐一响，人们便挤挤蹅蹅地在并不宽敞的冰面上欢畅地滑起来了。

　　爸爸1955年初从苏联访问回来，给我和哥哥一人带回一双冰刀。说它是冰刀而不是冰鞋，因为它是用前后两个皮带袢儿绑在脚上的，与那时的类似自制冰刀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冰刀是双刃的。所以在冰上没有站不住、摔跟头的危险，我很快就可以滑行自如，在大人中间穿来穿去，很引人注目。我对此是十分得意的，常常滑得忘记回家，直到冰场关闭，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后来，这片空地上盖起了平房，我和哥哥就只能去什刹海，或者是北海的正规冰场滑冰了。这样多了穿大衣、乘汽车、存衣物的麻烦，滑冰不再是寒假期间天天必有的乐趣了。直到爸爸1958年第二次去苏联，给我带回一双真正的冰鞋，是黄褐色的，而且是打冰球的球刀，不是人人都穿的那种花样冰刀，使我成了冰场上常常被“拦截”的对象，这样滑冰的兴致又高了一些。

　　爸爸那次从苏联带回来的不仅是冰鞋，还有套人(编者注：一种俄罗斯传统工艺品)，橡皮吹气的玩具，和其他一些稀罕物件。哥哥得到一只鹅，滚圆的短身体，细细的长脖子，杏黄色的头冠下是红红的嘴巴，非常可爱。给我的是一只灰不溜秋的兔子，肥肥胖胖的一坨，既没色彩，也无线条，一点也不好看。有一次，家里乱哄哄地来了一屋子客人，客人散尽，发现那只蠢兔子成了一张薄片，赖赖地躺在窗户底下的暖气木罩上。细细一看，才发现不知是谁在它的背上划了一条通体的口子。

　　爸爸带回的苏联东西中还有一套塑料做的苏联各民族的小人儿，这些小人儿立在一个蓝色的盒子的底面，个子比我的小指头还小，一共有四十多个。盒底是绿色粘绒做的，小人用松紧带固定在粘绒上，也可以从松紧带中褪出来。我常常坐在收音机前，一边听音乐，一边把这些小人儿按我认为漂亮的程度，男男女女配成对儿，然后自己在心里给他们编些故事。我可以独自一人坐在那儿，一玩好几个钟头。

　　还有一样东西，受到哥哥好朋友的热烈欢迎，那是一台幻灯机和四大盒幻灯片。记得有《公鸡和狐狸》的故事，爱听奉承话的公鸡没有记住主人的嘱咐，被狐狸的好听话骗出了窗台，让狐狸抓走了；还有《小红帽》的故事，小黑孩儿的故事，那是一个逃到了一艘军舰上的黑人小孩儿和水手的故事。但是幻灯片上的大多数故事，都没有相应的中文的故事书，所以我们无法猜出幻灯片上那些俄语的意思，哥哥的那些朋友就根据画面瞎编。后来，爸爸让他的俄文翻译把幻灯盒上的名字都翻译成了中文，这样，放的时候至少可以知道幻灯片的名儿了。

　　爸爸还给妈妈带回两个十分美丽的白色塑料盒子，一个画着皇后的黑漆盒和一块玫瑰红的花头巾。总之那些爸爸从苏联带回的东西，都是那时的中国没有的，都那么让周围的人艳羡。透过这些东西，我看到了一个令我神往的国家，我多么希望有一天爸爸能够带我去苏联看看呵。
　　
　　苏联专家和他们的孩子们
　　
　　除了这些苏联东西让我向往苏联，还有爸爸工作的水电总局的那些苏联专家和他们的孩子们，也让我感到好奇。他们和我们长得那么不一样，衣着也比我们好得多。爸爸那时常常请苏联专家到家里吃饭。碰到这样的日子，位于鼓楼根儿下的马凯餐厅的大师傅就会来家帮忙做饭。我们小孩儿是不能上桌的，只有向客厅探头探脑的份儿。那些苏联叔叔会带来糖给我和哥哥。有一种小熊包装纸的巧克力糖，非常好吃。没想到四十多年后在美国的俄罗斯食品店，竟然买到了一模一样的。还有一种圆圆的核桃糖，个子非常大。苏联叔叔剥开糖纸把糖塞进我的嘴里，我的嘴就被撑得一动也不能动了。融化的糖汁顺着嘴角往外直流，我得拼命地唏溜才能不让糖汁流到衣服上。一块糖吃完，嘴巴累得都麻了。

　　苏联专家除了来家吃饭，周末爸爸还常常请他们和家眷出去玩。一般情况下，妈妈总是带着我和哥哥同去。记得去过颐和园、十三陵。在那些苏联孩子中，我只记得萨沙和莲娜。因为萨沙和我同岁，我和他在颐和园门口的铜狮子前一起照过相。萨沙的哥哥瓦洛佳和我哥哥同岁，是他的朋友。我到莲娜家玩时，她领着我到她的屋子，把她的一个塑料洋娃娃送给了我。那个娃娃的胳膊、腿和脑袋都是能动的，你可以把它们任意地转来转去，摆成各种姿势。妈妈教我给这个娃娃用毛线织毛衣、帽子和鞋子，她是我最喜欢的玩具之一。一直到有一天，因为我不断地寻求她的四肢为什么会转动的秘密，把她的脑袋搞掉为止。

　　“文革”初期，社会上刚刚开始破“四旧”、抄家时，我家曾有过一次自我破“四旧”，把那些会引起红卫兵怀疑的东西先自行消灭掉，萨沙和莲娜都被从同我的合影中剪了去。但是我们没有舍得毁掉那些幻灯片，搬家后把它们藏在过道间顶柜的最深处。可是在1968年的春天，妈妈机关来人抄家时，不知被谁偷偷地拿走了。因为那时社会上流行一种用胶片制作的灯罩，这些幻灯片实是不可多得的原料。
　　
　　我的苏联笔友
　　
　　后来上了小学，我们学校和苏联哈尔科夫城的一个中学结成了友谊学校，那个学校派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学生和老师的代表团到我们学校访问，带来了很多照片和苏联学生自制的玩具和他们的优秀作业，在我们学校的活动室办了一个很大的展览。可惜我正好生病在家，没有遇到代表团。病好后回到学校，发现整个儿学校沉浸在灼热的中苏友好气氛中，几乎每个同学都有一张苏联孩子的照片，那是他们通过代表团新交的苏联朋友。大家一遍一遍地谈论着那个叫莲娜的女孩子有多么漂亮，简直像仙女。同学们热烈地议论着部里陪代表团来学校的领导说我们学校也要选派最优秀、最漂亮的学生回访苏联。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被评为好学生，都希望自己是漂亮的，因此可以成为回访苏联代表团的成员。那个似乎不可及的去苏联看看的梦，一下子变成了可以触摸到的东西。我因为失去了直接结识苏联朋友的机会，感到非常懊恼。只好请求已有了苏联朋友的同学写信给她的苏联朋友，请她在她的同学中为我寻找一位朋友。

　　不久我就收到了斯捷塔·波林采娃的来信。蓝紫色的墨水写成的斜斜的俄文字是那么地美丽、娟秀，我看了又看，爱不释手。爸爸的俄文翻译帮助我把信翻译成中文，斯捷塔在信中形容了她所在的哈尔科夫城和她学校所在的伊凡诺夫街和校园。她把它们描写得像童话世界一样，我真是羡慕极了。我立即回了信，寄去了一张我的照片，表示希望也得到她的一张照片。我真希望她是一个漂亮的姑娘，这样我也可以拿她的照片向那些有漂亮苏联朋友的同学显摆了。
　　
　　我无法把书中那些高尚的苏联人和苏修画上等号
　　
　　可惜没有等到回信，中苏关系就恶化了。苏联似乎一夜之间从亲密的朋友变成了十恶不赦的修正主义。这又成了同学们热烈讨论的话题。同学们彼此传议着从家长那里听到的有关苏联的消息，议论着我们中国有多么了不起，毛主席真是伟大，敢于向苏联老大哥挑战。很多同学愤怒地撕碎了苏联朋友的信和照片。可是我实在舍不得，我一直将斯捷塔的信保存在我的装宝贝的盒子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怕它成为通苏修的罪状，才在那次破“四旧”的行动中万般无奈地撕了。

　　真奇怪，那次砸家中我曾那么喜爱过的唱片时，一点犹豫和留恋都没有，真心觉得自己是在与“四旧”断绝关系，可是对那封信，我却常常想起，总有一种隐隐的伤感。也许我苏联小说看得太多了，《红肩章》、《短剑》、《普通一兵》、《铁木儿和他的伙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古丽雅的道路》、《青年近卫军》、《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母亲》、《我的大学》、《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妈妈让看的，妈妈不让看的，只要能抓到的苏联书，我都会看得昏天黑地。

    实际上，那时市面上除了不多的几部中国小说，能够买到的就是苏联的翻译作品了。我深深地被那些书中所描写的苏联人的勇敢、忘我、正直、善良，还有姑娘们的美丽和小伙子的魁伟而打动，我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人，是我人生的榜样，我无法把他们和苏修画上等号。对苏联人的热爱，对那片土地的向往，在我真正踏上她的土地之前从未减弱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记得《红肩章》中有这样一段，有一个学生向他的老师汇报了另一个学生做错的事情，等那个学生走了之后，老师对自己说，这个学生的人格是这样地卑贱，他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面对“文革”中被煽起的中国人人格中最丑陋的一面，面对甚至朋友、亲人间的互相揭发、告密者受提拔重用，我愈加热爱那些小说中描写的高尚的苏联人。
　　
　　1986：终于踏上苏联的土地
　　
　　1986年我第一次得到出国的机会，是到日内瓦的欧洲核能研究中心工作八个月。回国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乘火车回国，做了一次横贯欧洲大陆的火车旅行。当我终于踏上了那块我儿时起就梦想的土地时，我是那么地失望。

　　那次我在莫斯科只逗留了短短的三天，却在警察局为了办临时户口耗去了整整半天。路上所遇到的苏联人，只要我稍稍接近他们，没容我开口，他们就一迭声地“嗫、嗫！”像躲瘟神一样，慌慌张张快步走开。我看不到一张有生气的脸，更不要说在西欧已经看习惯了的人们脸上的灿烂阳光了。在红场旁边的大百货商场里，我看到了和爸爸小时候给我们买回的一式一样的鹅和兔子，我诧异得半天合不拢嘴。要知道，那时的中国虽然改革才刚刚起步，各式各样色彩鲜艳、造型颇具创意的塑料充气玩具已充斥市场。真没有想到，20年过去，我们的老大哥还在原地踏步。我没有能在几乎空空如也的食品店的柜台上找到小熊巧克力和圆圆的核桃糖，这不但是踏步，而且是倒退了。食品店里除了面包，就只有像中国那时的食品店的猪肉一样用刀砍着卖的黄油。坐在那黄油后面的卖货的“玛达姆”，跟那墩黄油一样，硕大无比。这就是我梦中的苏联人吗？那些英俊的小伙子在哪里，那些和善的老妈妈在哪里？

　　尤其让我惊讶的是，红场是那样的狭小和破败。我见到了躺在地下的列宁，我赞赏地穴设计的简洁，不及毛泽东纪念堂堂皇的万分之一。但是气氛是阴森的。我尽量缓慢地走过列宁的灵柩，想把这个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人的面貌看得清楚一些。这就是他吗？那个伟大的列宁！他死去六十多年了，但是他创造的苏维埃共和国仍如此贫穷。我心中那美丽的红色梦幻在走出列宁墓的瞬间飘离了我的心。
　　
　　1990：到当年的苏联专家家里做客
　　
　　我从苏联回国不久，父亲通过萨沙的父亲、苏联专家库兹涅佐夫当年的翻译徐锐先生，和库茨涅佐夫先生恢复了联系，两位老人互通了离别半个世纪后各自的经历。库兹涅佐夫深深敬佩父亲的品格，父亲也说库兹涅佐夫是当年所有的苏联专家中学识最好、待人最温文尔雅的一位。1990年，我准备带着女儿离开中国，坐火车经前苏联去当时的西德。给萨沙打了电报，萨沙立即回了电报，告诉我，他会在莫斯科火车站接我们。经过五天半的旅行，我和女儿在中午时分到达莫斯科。我们开始在月台等，人都走光了，还不见萨沙的影子。只好叫了个搬运工，把行李装上车往站外推。快到站台出口，见一个青年向我们走来。双方都有些犹豫，我是觉得对方面相太少，不像40岁的人，对方则可能觉得我太老？但是我们都还是站定了：“萨沙？”对方立即迎了上来：“你好！”嗬，他居然会说中文！我拿出了写有他家地址的信封，他掏出了我打给他的电报。35年之后，这对在颐和园门前合影的“小朋友”双手紧握在一起，颇有梦幻之感。

　　萨沙一手一个拎起了我的两个箱子，就径直向车站外走去。我们在他夫人的姑姥姥家洗了澡，稍微休息了一下。当晚萨沙就带着我们上了去列宁格勒的火车。库兹涅佐夫老人在车站迎候我们，他轻柔地牵起我的手吻了吻。这种吻手礼节，我只在电影上看到过，从苏联小说上读到过。当时那种受到如此的尊重、如此的礼遇的震撼，至今仍能回忆得出。

　　老人有一辆“小华沙”，萨沙帮助我们把行李放在车上就走了。我们和老人一同回到了他的公寓。他住的是高层建筑，楼道的清洁和电梯的质量(没有电梯工)要比1990年的中国强得多。他的夫人维拉在家里迎接我们，我们人还没有进门，就被她紧紧地抱在了怀里。他们住的是两间卧室的单元，一大一小。为了我们的到来，两位老人把小间的卧室腾给了我们，自己在平时作为客厅的大间临时搭了一张床。房间的装修和家具，特别是厨房的面积和设施，比那时的中国不知要强多少倍，公寓区的绿化和高楼间的小游乐场被我刚满十岁的女儿称为天堂。但是食品、百货的供应仍然几乎是零。

　　第二天，我们还在睡梦中，被关房门声弄醒。起来一问，方知库兹涅佐夫已经从市场上回来。他是4点钟去的商场，整整排了3个钟头的队。那时苏联买一样东西要排3次队，第一个队是开票，第二个队是凭票付款，第三个队才是用付款收据取要买的东西。3个钟头买回的是6个鸡蛋。库兹涅佐夫不好意思地说，没有东西招待你们，只买到这几个鸡蛋。列宁格勒十月的清晨已经要穿大衣了。看着老人手中小心捧着的那半打鸡蛋，呼吸着他一身的寒气，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女儿以后每每说起库兹涅佐夫爷爷，都清清楚楚地记得那3个钟头凛冽寒风中排来的6个鸡蛋。那个中的爱，曾经那样地温暖了出奔异国他乡、前途茫茫的我和女儿的心。

　　老人后来给我看了他获得的列宁勋章，令我惊讶的是，他告诉我，他已经退出了苏联共产党，因为这个党的所作所为太让他失望了。他的大儿子瓦洛佳第二天来看我们，一进门就把我和女儿紧紧地拥抱在怀里。我立刻感到了苏联小说中描写的、那种俄罗斯人特有的热烈的情感，眼睛一下子热热地涌满了泪水。

　　瓦洛佳和库茨涅佐夫带我和女儿去了列宁格勒公墓，那里埋葬着五十多万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战死、饿死的军人和平民。库兹涅佐夫的两个叔叔和一个哥哥就是那时饿死的。他告诉我，当时平均每个家庭都要死两三个人。人们被围在城中，不能出城，要与城市共存亡。公墓进门处燃烧着永远不熄的地火，墓碑一个紧挨一个，空中轻轻飘动着哀怨的俄罗斯乐曲，老人紧紧搂着我的肩膀，缓缓地从碑林中走过。事过半个世纪，我仍能感到他和瓦洛佳那刻骨铭心的伤痛。我告诉库兹涅佐夫，俄罗斯有过太多的苦难，这和我们中国十分相似。

　　他告诉我，他这辈子只记得有两个时期不为食品发愁，一个是1924年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再一个就是1950年代初在中国，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永远记得我父亲和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友好。他后来听说了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运动，对我父亲的命运也有耳闻。他为我父亲能活过那苦难的岁月而高兴，他为能在苏联见到李锐的女儿而无比荣幸。

　　库兹涅佐夫和维拉还领着我们逛商店，空空如也的柜台，使他们感到无比地尴尬。我为女儿买了一个粉色的大大的塑料圆圈耳环。在一个小咖啡馆里，维拉为我们买了几块硬硬的小点心。她抱歉地说，以前不是这样的，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点心和咖啡。可那是太久远的事情了。我们在一个类似北京友谊商店、只能用美元买东西的地方买了一个十分可爱的黄色的小鸡闹钟，和一个蜡做的小女孩，给女儿做纪念。

　　到继续我们旅途的时候了，库兹涅佐夫和萨沙送我们去上开往东柏林的火车。萨沙告诉我，只有头一节车厢是去西柏林的。火车在东柏林大约只停15分钟，你们到时要快些跑到第一节车厢。进了车厢，列车员如果来查，你们只要给他10美元，他就不会赶你们下车，可以一直坐到西柏林。火车拉响了汽笛，到分手的时候了，我期待着老人紧紧地拥抱我。但是他没有，他还是轻柔地拉起了我的手，还是那样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眼中含着泪对我说，“你是你父亲的女儿，你很勇敢，你会带着女儿顺利地到达美国的。到了那边一定要给我们来信。”火车开动了，老人脱下他的帽子挥动着，火车带动的风吹起了他的稀疏白发。我一直不觉得这会是永别，我总觉得我还会回到那个城市去看他和维拉，瓦洛佳的一家，萨沙的一家。
　　
　　2003：再游俄罗斯
　　
　　后来我们一直通信，在信中老人总是抱怨生活很苦，看不到希望。一直到2002年的圣诞节，一切似乎突然变了，老人的信中充满了阳光。萨沙为他们在乡下盖了幢别墅，他们的退休工资可以使他们过得十分富裕，一切都有了。就在我们计划着全家去俄罗斯旅游看望老人的时候，万没想到，2003年的4月20日的深夜，接到他的孙女欧嘉从圣彼得堡打来的长途电话，告诉我她的爷爷一个星期前去世了。在长途电话里，欧嘉对我说，生活刚刚好起来，我们的国家刚刚开始令人兴奋的变化，爷爷却走了。我问她老人得了什么病，她说是摔了一跤，摔裂了盆骨，住院时转成肺炎，是在睡眠中安然去世的，没有经受很多痛苦。我闭上眼睛，面前又浮现出那随风飘动的稀疏白发，像一片白云。

　　2003年夏天，我们全家还是去了俄罗斯，女儿在莫斯科的医院有个研究课题，我和先生也就顺便一游了。先生是第一次访问俄罗斯，我则是第五次了，最后一次是1993年因公出差。十年过去，俄罗斯的变化很大，商店里的东西应该说应有尽有，可是价格贵得吓人。我和女儿在一个鞋店的橱窗看到一双式样不错的凉鞋，我俩打赌说不会超过6000卢布(200美元)。可是我们错了，进去一看标价，竟然要两万四千卢布，真是天价！

　　人也变了，变得很淡漠，变得只认钱，没有什么友谊了。我在美国就一直给萨沙打电话、发伊妹儿、发传真，联络手段比当年的电报先进多了，可是萨沙的回复却迟迟不来。到了圣彼得堡，在我多次电话一再要求下，萨沙才定下了让我们造访他家的日子。

　　萨沙搬了家，他所在的公寓区已没有了十年前的美丽，用惨不忍睹形容绝不过分。因为刚刚举行过圣彼得堡建城300周年大典，公寓楼群临街的一面都粉刷一新，而进到小区里，破败不堪，跟十年前女儿形容的天堂，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到处都是肮脏的水坑，垃圾遍地，楼的外墙涂料斑驳陆离，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萨沙的家倒是装修得比十年前好多了，壁纸、地板、家具，能看出萨沙很有些钱了，而且他还有了一辆吉普车。萨沙的女儿欧嘉拿了她通过伊妹儿向我要的一套保养皮肤的贵重香脂，在饭桌上没有坐多大一会儿，就告辞了，说她还有事情，这使我十分意外。萨沙的小儿子说是在乡下奶奶的别墅给奶奶看狗，也没有来。我们没能见到那么想见的瓦洛佳一家，因为萨沙不愿意为我们联系。瓦洛佳一句英语不会，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找到他。

　　只有维拉老太太还是那样热情，见到我们就哭了，抱着我不放手。吃饭时萨沙和他的妻子一直在抱怨今不如夕，对普京大加批判，说他什么也没有做。倒是老太太突然地冒了一句：你们不要老是发牢骚，我看现在比以前不知好了多少，生活会越来越好的。我们不禁哑然失笑。招待我们的午餐是让我女儿猜到了，顶多有几片西红柿和黄瓜，然后就是面包、黄油和肠。俄罗斯的青菜太贵了，一个袖珍小圆西红柿相当于两块多人民币，而俄罗斯普通人的月工资只有不到1000人民币。等到吃过饭后的巧克力和点心，喝过茶，努力营造的谈话气氛渐渐淡了下来，我们知道是到告辞的时候了。我紧紧地拥抱过维拉，老太太又哭了，不愿意放开我的手。和萨沙的夫人客气地握过手，萨沙送我们到地铁车站，在那里我们和他客气地握手告别，没有了十年前的恋恋不舍。我们三个人在地铁里好长时间都默默无语，我后来问先生和女儿：“你们还会想再来俄罗斯吗？”女儿说：“多半不会了。”先生说：“我还想再回来看看夏宫，但是会从芬兰入境，当天来当天回。”他们谁也没有提再回来看萨沙一家。这纵跨半个多世纪、三代人的友谊就这么结束了吗？

　　我的俄罗斯梦啊！　　

远征军中的少年兵

    1942年夏季，中国远征军在失败不可抗拒的情况下，苦苦支撑着缅甸战局；盟军北非战场的制空权是用放弃缅甸战场的制空权换来的；中国远征军以其悲壮的失败换回英军在北非战场的决定性胜利。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军事贡献在这里也得到了体现。以往史家不清楚这点，转而过分苛求于中国远征军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显然是不妥的。

制空权是决定因素

    1942年3月至8月，中国远征军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向缅甸境内出动，与日军血战数月，终因实力悬殊，铩羽而归，10万大军生还者约4万，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远征军全线崩溃前，在战场上始终没有发现早已参战的日军第56师团，正是这个师团先在中路挫败远征军决战的计划，然后出其不意地从东线突破远征军薄弱之防线，席卷了整个后方，导致远征军全面溃败。在实际交战过程中，远征军原以为当面之敌仅一个日军第55师团，既没有发现驻泰国的日军第18师团提前增援上来，又没有发现从海上登陆增援的第56师团，稀里糊涂地把三个日军精锐师团当一个师团来打，以四个半师的兵力摆了个围歼对手的阵势(日军一个师团的战斗力相当与远征军一般部队七八个师，相当于中国军队最精锐的戴安澜第200师两三个师)。所以远征军作战一开始便陷入十分被动的状态。

    但远征军第一次入缅失败从根本上讲还是一个制空权问题，日军完全掌握了战场的制空权，失去制空权的远征军，肯定无法弥补情报不灵的缺陷。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常规作战样式是战术空军与坦克装甲部队的协同，根据德国非洲军团司令、坦克名将埃尔温·隆美尔的权威观点：“假使敌人握有完全的制空权，那么我方尽管拥有极现代化的武器，还是无法和他作战的，就好像野蛮人碰到了近代欧洲国家的精兵，其胜败是不问而知了。……所以我们不能再依赖摩托化的兵力，以来作机动性的运用，因为他们最容易受到空中攻击的毁灭。”

中国远征军怎么会得不到先前英美承诺的空中掩护呢？

    早在1941年5月20日，英国远东军总司令波普汉托中国军事考察团团长商震致函蒋介石：“敝国已在向美订制飞机中，指定妥马霍克机100架，分配于贵国。翰期其能发生良好之效果也。”以后英方食言，这批飞机全部用在了北非战场。

    1942年3月25日，即同古激战第4天，也就是英军在缅全部45架作战飞机在马圭被毁后第4天，蒋介石同印缅战区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共进晚餐后再次会谈，亚历山大亲口答应蒋介石，数星期后将有324架飞机投入缅甸战场，但直到缅甸战场全面崩溃时都不见踪影，而日军投入战场的飞机数量已经达到400多架。其实从3月份开始，德国凯塞林第4航空军团几乎毁灭了英国地中海空军基地马耳他，德军地中海补给线恢复畅通，隆美尔非洲军团已攻下整个昔兰尼加，正准备向加查拉一线进攻，英国早就无意将空军用于缅甸战场，而蒋介石为亚历山大将军的弥天大谎所迷惑，乐观地把缅甸作战看成是一场中国军队在英军绝对制空权支援下对日军的歼灭战。

    1942年4月18日，也就是我东线被日军第56师团突破之际，宋美龄致信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礼先生，表达了对美国的不满：“除十足配备志愿队所需人员及飞机80架外，其余租借案内拟拨中国之驱逐机，将拨发美国空军第十队用，以防护印度东北之被侵及防免英国远东空军之被毁灭，委座闻此建议，不胜震怒，尤其要求总统立即加派飞机300架，以助中国远征军一项通知……”

    美国方面置若罔闻。到了6月初，隆美尔在北非突破加查拉一线进逼托卜鲁克，正在印度集结、原定支援缅甸作战的实力强大的美国第10航空队，紧急向地中海转移，这时中国远征军各部尚在作艰苦卓绝之撤退。由于美国在二战中“先欧后亚”的战略，于是当北非出现危机时，英美两国先后把原定用于缅甸战场的飞机几乎全部调往地中海，致使我远征军作战失去空中掩护。

缅甸战场虽然失利，却换来了北非战场的制空权

    1942年1月下旬，也就在中国远征军出征前两月，隆美尔的非洲军团从布鲁加港开始了进攻，2月占领班加西并控制了整个昔兰尼加。6月突破英军加查拉防线，并攻占托布鲁克，迫使守军投降。7月追击马特鲁之溃军，越过埃及边境，直逼英军北非最后一道防线———阿拉曼防线。英国和美国早在隆美尔出击时，就打算将原定用于缅甸战场的现有的和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坦克、重炮和飞机全部调往北非。6月份开始，美国的装备调动现出成效，英军空军出动架数猛增。战场形势很快发生逆转，在7月中旬到8月中旬的相持阶段，英军马耳他岛的空军基地重新活跃，英国空军迅速掌握了北非战场的战略和战术制空权，几乎完全切断了轴心国地中海航线，使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得不到装备和燃料的补充。在8月最后一个星期里，英军获得50万吨补给品，而德意军队只获得1万吨补给品。

    隆美尔被迫孤注一掷，同英军在阿拉曼一线展开决战，丧失制空权的德意军队遭到惨败，从而决定了同盟国和轴心国在北非的命运。等到蒙哥马利在10月份反攻时，美国已向英国中东部队提供了700多架双引擎的轰炸机，近1100架战斗机，900辆中型坦克，800辆轻型坦克，90门反坦克炮以及2.5万辆卡车和吉普车。在美国援助的这些武器装备中，有相当部分原是打算用于缅甸战区的。

    隆美尔元帅分析阿拉曼会战失败原因时写到：“英国人的空中优势，已经使我们过去战无不胜的战术规律，都随风飘去了。除了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强大的空军以外，对于敌人的空中优势，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真正的答案。在今后的任何会战中，美英空军的力量会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既然制空权是决定战场常规作战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必须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败在客观上具有不可抗拒性。以往史家不清楚这点，转而过分苛求于中国远征军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这显然是不妥的。应当指出：1942年夏季，由于丧失了制空权，中国远征军是在失败不可抗拒的情况下，苦苦支撑着缅甸战局；盟军北非战场的制空权是用放弃缅甸战场的制空权换来的；中国远征军以其悲壮的失败换回英军在北非战场的决定性胜利。

北非战场的胜利直接影响了苏德战场

    阿拉曼会战后，在北非战场的德意军队彻底丧失了主动权，并最终于1943年5月12日向英美军队投降。1943年7月12日，也就在北非德、意军队全军覆没不到两个月，英美军队以北非为跳板，不失时机地发动西西里登陆，沉重打击在希特勒“柔软的下腹部”上，而此时正是苏德战场双方争夺战略主动权的快定性时刻，库尔斯克坦克大会战到达顶点，苏德双方的统帅部都用上了最后的战略预备队。德军南面曼斯坦因集团已经占领上风，苏军最高统帅部最后一支战略预备队———草原方面军罗特米斯特罗夫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已经全部投入战斗，并遭受严重挫折。据俄罗斯战史学家亚历山大·科拉马奇金(lexanderKhramchikhin)最新研究称：在关键的普罗赫罗夫卡坦克决斗中，苏军660辆坦克被毁500辆，德军420辆坦克损失了200辆。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司令员罗特米斯特罗夫回忆道：“当获知损失后，斯大林非常震怒，根据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坦克部队将被使用于哈尔可夫附近的反攻，但现在却不得不重建和补充，最高统帅决定撤销我司令员的职务，差点儿把我送上军事法庭。”

    德国曼斯坦因元帅回忆道：“……在这个时候也击败了敌方机动预备队所作的反击，敌方的十个战车或机械化军均被击溃及受到严重损失。到了7月13日，面对着南面集团军的敌军共被俘2.4万人，损失战车1800辆，野炮267门，战防炮1080门……7月13日，当战斗达到了其高潮，胜利似乎即在目前之际，两个集团军的总司令被希特勒召往汇报。他在开会时首先宣布西方联军已在西西里登陆，所以情况是已经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逆转。……所以在意大利和巴尔干西部都有成立一个新军团之必要。这些兵力必须从东战场上去抽调，因此‘卫城’作战必须要停止。……我就指明出来战斗现在是正好达到了其顶点，此时若是摆脱战斗即无异于放弃了胜利。我们至少要把敌军的机动预备队都完全击溃才罢手。”

    西西里登陆使希特勒惊慌失措，他拒绝曼斯坦因等将领的意见，作出了立即撤出库尔斯克会战的愚蠢决定，放弃了快要到手的胜利，导致了德军战略主动权的彻底丧失。因此，从整个欧亚战局密切之关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各个战场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论，1942年的缅甸战场是同北非战场、西西里登陆、库尔斯克会战存在着必然联系，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朝胜利方向转变时不可缺少的一个重大环节，而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军事贡献也正体现于此。

文/倪乐雄(上海)

　　2003年，美国出版了一本哲学家杜威(John.Dewey)的传记，其中讲到杜威和一个叫Roberta.Lowitze(本文译作洛维茨)的女子的恋爱和婚姻故事。这本书的作者看到了南伊利诺大学“杜威研究中心”保存的杜威资料，其中包括胡适写给洛维茨的一些感情亲密的信。2004年，余英时先生在读《胡适的日记》时，发现在1938年的夏天，胡适与洛维茨往来特别频密。

    由此得知，除了很多人都知道的韦莲司小姐以外，胡适还与这位有过一段情缘。余先生报告这一发现的文章首先在台北发表，不久，内地就有杂志转载。《万象》杂志2004年第8期又有傅建中先生发表的回应余英时先生的文章(《胡适和R.L的一段情缘》)。傅先生为我们介绍了洛维茨小姐的身世。原来，她是犹太人，父母与胡适的老师杜威有旧交，故洛维茨青少年时期就与比她大45岁的杜威相熟。1936年，她在纽约定居下来，与杜威往来日多，关系日益密切。久之，乃至诱发了鳏居已久、年已近八十的老哲学家的男女之情。但1939年9月，洛小姐曾与一位叫Roy.Grant的男子，有一度短暂的婚姻。Grant先生于1940年底病逝。六年之后，1946年12月，42岁的洛维茨与87岁的杜威结了婚，成为杜威的第二任夫人。这是傅先生为我们提供的一些重要背景材料。

　　胡适与洛小姐的亲密交往是发生在她与Grant结婚之前，而杜威却已在与她热恋。所以，胡适的这段情缘特别耐人寻味。

　　因读余先生和傅先生之文，乃顺便检索胡适所存书信材料，居然从中发现了四封洛维茨写给胡适的信。相信有些朋友定会对此有兴趣，故在这里略作介绍。

　　这四封信的写作时间前后不超过四个月。抬头皆用“老头子”(DearLaotoutze；Mydearlaotoutze；Dearestlaotoutze)称呼胡适；落款则署“小孩子”(Hsiaohaitze；Yourhsiaohaitze；Withlove，Hsiaohaitze；Loveyourhsiaohaitze)。

　　第一封信

　　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只署“星期六”。我们初步判断为1938年10月，胡适刚从欧洲赶到美国就任大使不久。因为信中说她“一直拖着没有给你写信，是想给你一个喘息的时间”。按，胡适于10月3日早6时在纽约上岸，他在纽约停留到10月6日。6日这一天，胡适先去看牙医治牙病，中午离开纽约赴华盛顿。《胡适的日记》4、5两日皆简记：“在纽约”三字。尽管如此，我们仍可推断，这期间胡适肯定见过洛维茨。后者信中问及胡适牙病的状况，问他咀嚼东西时的感觉。

    洛小姐很体贴地对胡适说：“现在你的工作与日俱增，不要勉强一定要迅速给我回信，除非你感到需要和我‘聊聊’。”她还告诉胡适，她不会打听他的工作，她知道那是“既显赫又责任重大”。但她也因此担心，胡适会因工作的繁忙和责任重大而“悄悄地离开”她。不过，她又婉转地补充说：“我要说的是你的思想，似乎为此必将失去你的休闲和自由的思想”。我们不知道这位犹太女子的政治倾向如何，但起码可以看出，她在立身行事上，是一位独立不羁、肯独立思考的自由主义者。胡适最欣赏这一类女性。他在美国的第一位女友韦莲司小姐就是这样一位女性。胡适在他的《留学日记》里多次以赞赏的口吻说及韦小姐的独立脱俗的性格。看来，他在洛小姐身上多少看到了一点儿他所喜欢的女性风采。 
 

　　这封信里，洛维茨劝告胡适，不要过分认真。她说：“处于你的地位，确实有些事情不可疏忽，必须密切关注。但也不必对自己的每一步，每句话都小心翼翼。”她解释她如此劝告的理由。她说：“亲爱的老头子，我这样对你说，是因为这样做太累；而你必须要放松一点，注意你的健康。”又嘱咐道：“当你感到紧张和失眠的时候，要注意多多休息。”

 
　　洛维茨很想替胡适分劳。她建议：“当你需要招待或宴请客人时，如果需要我帮忙或出出主意的话，我将十分乐意。”她告诉他，“华盛顿有三家出色的置办宴会的店家，足可包揽一切”。

　　在这封信里，这位犹太女子还意味深长地引用著名歌剧《蝴蝶夫人》中咏叹一对儿异国男女之间的爱情的名句来隐喻她与胡适之间的感情，表达出她对胡适无限深情的期待。她写道：“我永远喜爱圆圆的月亮，它使人想起《蝴蝶夫人》的名句：‘月亮啊！我知道它将对我忠实，我们知道，它将向我走来。’”

　　洛维茨大概想到，她与一位来自极重伦理的国家的大使，发生这种特别亲密的关系，是不宜为其使馆人员知道的。所以她问：“你的私人信笺是否可以十分安全地收到？”她担心，大使作为使馆的首脑，也许有时会由秘书代拆某些信函和文件。故她考虑，也许必须写些不相干的一般报道，放在露天的信箱里。

    第二封信

　　这是惟一一封署有具体明确写作时间的信。此信写于1938年10月30日。

　　胡适于10月28日下午5时，在白宫向罗斯福总统递交国书；6时，举行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洛维茨的信上说，“我很关心总统对你的热忱接待”。当地报纸都对此做了报道，报纸上说，胡适这位恂恂学者，“很快进入了公务员的角色，穿戴起外交官的服饰”。这位热恋着胡适的犹太女子，心中立即出现了“一幅老头子被裹在各色佩带中的图像”。她赞美胡适是一个“多么坚定自信”的人。

　　第三封信

　　这封信署明写作时间是11月3日。我们可以断定它只能是1938年的11月3日。因为在1938年之前，胡适还未与洛维茨小姐相交往，很可能他们还不曾相识。而1939年的11月，洛小姐已是Grant太太，且是新婚不久。至于1939年以后，那就更不可能了。因为早已过了他们的热恋期，而这封信显然是写于热恋期。

　　根据上述判断，这封信距离上一封信仅仅相隔三天。信的开头，洛小姐兴高采烈地告诉胡适，她已学会了按汉语发音正确拼写“老头子”(Laotoutze)三个字了。(实际上，10月30日的信，已能正确拼写了。)她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可喜的成绩报告给胡适，更显出她自己“小孩子”(Hsiaohaitze)撒娇的味道。

　　她写这封信时，刚从外地回来，见到胡适给她的信，特别高兴。她说：“你想象不到当我回来看到你的信时，有多么高兴。我多么惦念你呀！亲爱的，有时我感到和你十分亲近，能够听到你快活的笑声。”

　　此信中说，她很想去华盛顿。惟不知道能否摆脱已作过的一些承诺。她的承诺，可能主要是指她在信中所说的，将有几个英国朋友来纽约和她相聚。据她说，当时正是纽约的“社交旺季”。

　　信中她告诉胡适，明年1月，她要去当时叫做西印度(似是指佛罗里达州海上的一些岛屿)的地方去。故她说：“如果我在11月里见不到你，也许要等好长时间才能见面。”

　　这封信里谈到了一个对于他们两人来说，是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这问题也是由对胡适的关切而引起的。洛小姐说：“对你(胡适)来说，以有一个真正的管家为好。如果是我的话，我希望在我回家时，有孩子们在；我喜欢孩子，有朝一日有一个，接着有两个。我知道，这必得结婚，必须对这个家付出我的一切。我曾答应我的在非洲的朋友，在今年底以前给他答复。但下这决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封信的后面再次提到“要作的决定使我很伤脑筋，有许多事情我喜欢和你说说，并征求你的意见”。她祈盼地写道：“给我写封长信吧，现在就写！”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完全排除洛维茨小姐有意试探胡适的想法。虽然从我们对胡适有所了解的中国人这方面说，胡适决无可能与这位犹太女子谈婚论嫁。但从这位狂放不羁的洛小姐方面说，这种试探并非毫无意义，甚至是她不应放弃的一种尝试。既然她后来可以嫁给一个比她大45岁的老哲学家杜威，为什么不可以考虑嫁给在她心目中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爱恋着她的中国学者兼外交官呢？她之所以在决定是否嫁给那个远在非洲的男友Grant时有所犹豫，她同胡适的亲密关系不能不是有影响的因素之一。联想到第一封信里，洛小姐引用《蝴蝶夫人》中的名句所表达的深情的期待，就更使我们相信，我们这样猜想是不无道理的。

    第二，这位犹太女子尽管性格极为开放，但于婚姻大事的态度还是比较严肃的。她认真地考虑到一个女人对家庭的责任，既要生儿育女，又要做丈夫的内助。同时，她还认为，婚姻应有真挚的爱情为基础。信中在向胡适说过，近期需要对Grant的求婚作出答复的话之后，洛小姐接着说了一大段她对真正的男女之爱的理解和感受。她说：“我只知道爱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对每一次的温情都感到心跳，当那男子向你伸出臂腕时，当你在月光下乘风驾驶，他在旁边坐着，近到我的手能握着他的手，或者他的手能握着我的手时，感到的那种愉快的心情。我只知道，在久别之后，伸进他的臂腕，同时亲到他的面颊时，是一种什么心情。”须注意，在当下的日子里，恰是她与胡适之间有着这类真实的体验。在这封信里，她讲到一件事，正是这种体验和经历的一部分。有一次，她驾车，正是胡适坐在她的身旁。

　　这位女子对胡适的关切，达到了一个热恋中的女子所能达到的高度。她从胡适给她的信中看出一点不愉快的情绪，她担心是胡适的工作太紧张所引起，故希望他“能松弛一下”。她说：“亲爱的老头子，请多多保重你自己。为了我，也为了你和为了中国。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把我自己放在第一位，把中国放在最后。而是为了所有你最爱的人保重自己。因为有很多人都爱你并需要你。”

　　第四封信

　　这是惟一用打字机打出的一封信。写作的时间只署“星期三晚上”，没有年、月、日。根据洛小姐在信中说她给胡适送一瓶香槟酒，又说，胡适的病，“医生肯定地说，能完全康复”。我们可以推断，此信应是写在胡适病愈刚刚出院不久。我们知道，胡适于1938年12月5日住进纽约一家医院，1939年2月20日始出院。则这封信可能写于1939年3月间。

　　信中洛维茨半开玩笑地说，胡适“有点故作姿态”，她认为不过是“一次轻微的小病，至少可使哲学家放下工作，稍事休息”。她告诉胡适说，她和杜威商量过，想请胡适到佛罗里达去休养一阵子，“那里有白色的沙滩、海贝，和煦的微风和温暖的阳光”。她并且说：“约翰尼叔叔(指杜威)和我已为你做了各种安排。”

　　信中还用颇带诗味的语言劝慰胡适。她写道：“你不要让各种事情使自己烦恼不已，行吗？请记住，你昨天为之忧心忡忡的今天，已然到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而且，很快就会过去，明天即将到来。明天，你会有十倍好的身心状态，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一切都补偿过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在语气之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是她与杜威的关系似乎更近了。她与杜威一起商量与胡适相关的事，信中有一句话说：“由洛维茨、杜威为你安排，考虑怎样可以对你更为有利。”二是洛小姐把自己同胡适的关系用了兄妹的比喻。她说：“我以一个小妹妹的身份，正在对一个十分聪明但又任性的大哥哥进行训练。”三是在落款处写了“小孩子”之后又加括弧说：我可在多长的时间里用这个称号。据此，我们可以推想，此后他们两人的关系，可能逐渐增加理性的成分。因为再过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洛小姐就要和Grant结婚了。(文/耿云志 韩荣芳) 

曹汝霖(上图)对慈禧太后说：“若是有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

　　对斯大林来说，从1930年代初开始，工资是多是少，对他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他本人连同家属的一切开销均由政府包干，他再也没有需要花钱的地方。他早已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了！
　　
　　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1870-1924)多次谈到巴黎公社原则，主张革命一旦胜利，立即实施这些原则。其中的一项就是“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通过这一措施，建设“廉价政府”。

　　征收累进所得税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一项重要措施。十月革命后，列宁主张实行累进所得税，他在一个报告中说：“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惟一正确的税收是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他主张“一切收入和工资，毫无例外都应当征收所得税”。列宁本人当然也不例外。1919年9月13日，列宁收到莫斯科第一所得税稽征所发来的1918年个人收入报表。
　　
　　列宁申报收入

　　列宁对此认真对待，当即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契-布鲁耶维奇去信，请他找人抄录他的1918年薪金和稿费的明细账目，并请有关人员签名作证，此外还请他计算出房租。与此同时，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也请求办公厅主任代查她的收入情况。

　　收到邦契-布鲁耶维奇提交的资料后，9月20日，列宁亲自为申报表写了说明。说明不长，现引录如下：

　　我1918年的收入包括以下两项：

　　(第4项)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薪金。

　　由于薪金的数额在一年中有变化，所以我委托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将我1918年领取薪金的明细账目摘抄一份，现随此件附上。

　　(第5项)稿费：我定期从负责党的出版社工作和与作者结算工作的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处领取数量不等的稿费。随此件附上有相关人员签名的、根据1918年稿费领取总额凭证出具的证明。

　　对第4项的补充。实物收入是，年初在斯莫尔尼宫(彼得格勒)内得到一套住宅，后来，从政府迁到莫斯科时起，在克里姆林官(莫斯科)内得到一套住房，内有4个房间，1个厨房和1个保姆间(家庭人口———3口人，加上一个保姆)。这套住房按当地价格值多少钱我不清楚。

　　从列宁本人写的说明我们可以知道，列宁申报了3个项目：薪金、稿费和住房。具体数字为：

　　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薪金：9683卢布33戈比。

　　稿费：15000卢布。

　　住房：1套共4间，加1间厨房和1间保姆间。

　　报表中所列的其他收入，包括货币资金、不动产、商务活动和手工劳动的收入、来自各种定期收益权的收入，列宁均填“无”。

　　这就是列宁在1918年全年的收入情况。这些收入是什么概念呢？

　　1917年12月1日，人民委员会曾作出规定，人民委员(相当于政府部长)每月最高薪金为500卢布，有未成年子女者每个子女加100卢布，对高级职员征收特别税，削减一切过高的薪金及退休费。1918年1月2日，人民委员会再次发布关于薪金的决定，“确认人民委员会成员月薪为500卢布的法令是指最高薪金的大致标准，至于付给专家更高的报酬不在此限”，同时要求财政人民委员部提出报告，说明是否已采取坚决措施征收所得税和杜绝逃避缴纳所得税的现象。

　　不过，在是否给专家以高薪问题上，1918年春在党的领导层有过一场争论，那时，为了吸引专家参加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决定给予专家月薪2000-4000卢布。当时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说：“有些人收入4000卢布，应当把他们拉到墙角下枪毙。”列宁反驳说：“这是不对的，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而我们这里能够领取4000卢布的人并不多。”不过列宁承认，这是违背巴黎公社原则的。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公职人员应当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1918年7月，工人的平均工资是420卢布左右。

　　列宁的年工资9683.33卢布，月平均工资为807卢布，为专家的工资4000卢布的五分之一。807卢布的月工资是一个平均数，当时国库的收入是靠印钞机日夜加印纸卢布解决的，因此卢布不断贬值，年初的500卢布，购买力同年底的是大不一样的。1918年列宁的月薪金超出500卢布，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顺便说一下，苏联时期有过三次币制改革，第一次是1922-1924年，实行切尔文卢布，第二次是1947年，第三次是1961年(10卢布旧币等于1卢布新币)。由于通货膨胀和币制改革，所以不同时期的工资的绝对数字很难进行直接比较，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是同时期或同年的最高工资与平均工资或最低工资的比较。

　　列宁的稿费收入比工资高，1918年收入为15000卢布。这完全是他劳动应得的报酬。列宁的所有著作都是他本人亲手所写，而不是由秘书或者写作班子代笔的。

　　关于住房，当时有一个规定，人民委员家庭成员的住房每人不得超过一间。列宁在克里姆林宫有一套房子，共4间，3人共住：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克鲁普斯卡娅，第三人是谁不清楚，可能是列宁的妹妹，后来与列宁同住的是他的两个兄弟。当时还不兴给领导人配备别墅，列宁因病需要休养的时候，住到莫斯科郊外哥尔克一个旧庄园。列宁病逝的时候，布哈林恰巧因感冒也住在那里，他是在现场给列宁送终的惟一领导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哥尔克当时并不是列宁专用的别墅。不像后来，领导人的别墅遍布全国各地，尤其是在南方避暑胜地。

　　可以说，列宁执政期间，在分配上大体上是坚持了巴黎公社的原则的，在党内并没有实行高薪制。1920年9月，俄共第9次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党员负责工作人员(即党员领导干部———引注)没有权利领取个人特殊薪金、奖金以及额外的报酬”，“必须规定切实有效的办法来消除‘专家’、负责工作人员同劳动群众之间的不平等(生活条件、工资数额方面，等等)。这种不平等现象是违反民主的，它会瓦解党和降低党员的威信”。
　　
　　领导干部的高薪制

　　变化发生在1922年4月斯大林(1879-1953)担任总书记以后。

　　这年8月，党的第12次代表会议决定采取措施改善党员干部的物质状况。“党的指挥人员”起初确定为15235人，包括中央和区域机构、省党委和省团委干部、县委(或区委)和县团委、乡支部和大企业支部书记，他们领取不同级别的工资，享受住房、医疗以及子女教育的保障。这些措施由中央委员会实施。领取最高等级工资的，有俄共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中央各部部长、中央区域局委员、区域委员会和省委员会书记。此外还允许给某些人特别提高工资。

　　此前，1922年7月，中央组织局通过“关于改善党的积极工作人员的生活”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各级党的工作人员的工资等级。最低级党的工作人员———企业和村支部书记的月工资为300卢布，中央委员、中央监委委员和省委书记为430卢布。在苏维埃和经济机关工作的领导人员的工资大体相当。同时规定，有3名家庭成员的党的工作人员工资提高50%，有兼职工作的加50%的工资。高工资的扣税完全是象征性的，从645卢布起征。斯大林作为中央委员的工资应是430卢布。但他还有兼职，是民族人民委员，应当再加50%。而1922年夏，工人的平均月工资约为10卢布。

　　对领导人来说，工资和收入不是一个概念，除工资外，领导干部及其家庭成员还获取党提供的粮食配给、无偿的住房、医疗服务，有时还有专门的交通工具。例如，苏维埃中央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在1922年夏每月获得12公斤肉、1.2公斤糖、4.8公斤大米等等。省一级的干部定额略少一些：4.6公斤肉或鱼、1公斤油脂、400克糖、162支香烟、3盒火柴等等。这对一个刚刚走出饥荒的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量。

　　还要补充一点，最高领导干部每年还可以到国外休养度假(1至3个月)。这种国外疗养，经常带着家庭成员和治病医生，均由国库开支。根据1922年5月5日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支付100金卢布作为去休息或治病的路费，100金卢布作为第一个月在疗养院的开支，还有100金卢布作为“安顿和零花钱”，以后每月支付100金卢布。金卢布是沙皇时期的卢布，每卢布含纯金7.774235克，不受苏维埃纸币贬值的影响，1金卢布大体相当于1922-1924年币制改革后的1切尔文卢布。

　　1923年下半年，中央组织局开始编制高级职务名册，一共制定了3个“职务名册”，规定这些职务的任免权归中央组织局及其分配登记部，这样就把当时叫做“负责工作人员”的高级干部明确化了，其人数起初大体在10000名左右。1922年4月—1923年4月为10351人，1923年4月-1924年5月为6088人，1924年5月-1925年12月为12227人。苏联末期开始流行的“在册权贵”(номенклатура)一词指的就是登记在“职务名册”上的领导干部，这些人不仅拥有相应的权力，而且还享有明文规定或没有规定的各种特权，例如在莫斯科就有相当著名的特供商店———“小白桦”商店，里面各种优质的国产和进口商品应有尽有，且价格低廉，就是专门为他们服务的。

　　1932年，斯大林废除了党员干部工资最高限额的规定，大幅度地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实际工资。高工资和特权实际上是一种收买。有一个文件说，斯大林经常给省委书记发去大致如下内容的便条：“卡巴科夫，恳请在代表大会上支持一下。斯大林不会忘记你的。”
　　
　　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伊甸园

　　2003年1月俄《总结》周刊发表一篇文章《从工资到工资》，介绍了苏联不同时期领导人的工资情况，据这份资料，斯大林的月工资如下：

　　1921年到1935年为225卢布。1935年500卢布。1936年翻一番，1200卢布，是当时工人平均工资的5倍。卫国战争末期为2000卢布。1947年底，大概由于政治局委员等高干家属的吃穿不再由政府包干，斯大林把自己的工资加到10000卢布，其他领导人的工资则为8000卢布。当时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为480卢布，最低工资为220卢布。文中1921-1935年的数字可能是经过换算的，应是币制改革后的切尔文卢布，所以同上文1922年规定的430卢布对不上。

　　斯大林时期还有一个发“红包”制度。由于公开提高工资不太方便，于是采取另一种途径，每月发给高级干部一个专门的“红包”，内放工资外的“奖金”，是按照级别和“贡献”发放的，通常为月工资的1-2倍。这一制度，直到1956年才被赫鲁晓夫取消。

　　对斯大林来说，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初开始，工资多少对他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他本人连同家属的一切开销均由政府包干，他再也没有需要花钱的地方。他的女儿斯维特拉娜回忆说，1947年货币改革后，政治局委员的亲属的吃穿，不再由国家开支，斯大林开始给她钱，但他并不知道新币值多少，或者物价是多少。他只知道革命前的旧价值，那时候给100卢布已经算得上慷慨解囊了。所以，当他递给女儿2000或3000卢布的时候，并不知道这笔钱能用多久，还以为给的钱值100万呢。他让他的工资袋在书桌上堆得高高的，都没有打开过。他从来不花钱———没处花，没有需要购买的东西，他所需要的一切全由政府开销，包括他的吃穿、别墅和服务人员，等等。克格勃专门成立一个部门管这件事，设有专门的会计室。斯大林的工资都到哪里去了，他本人并不知道。对斯大林来说，早已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了！

　　和斯大林一样生活在“共产主义”的还有苏联的第二把手莫洛托夫，其职务最高时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他同丘耶夫谈话时说，他不知道自己到底领多少工资，“不知道，我从不关心这个问题。几乎没有限制，按需要领。够用，仅此而已。就是这个限度。”“到我们这一级就特殊了，一切由国家包了，还可以拿工资。实际上国家什么都包了。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倡议，采用了红包制。用这种封口的信封给领导人们送钱，很多的钱。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斯大林得多少，谁都说不清。他有几所别墅……怎么算得清得多少呢？斯大林仅在莫斯科郊区就有4座专用别墅！”

　　直到被逐出“共产主义”伊甸园后，莫洛托夫才关心起养老金来，知道他起先每月养老金是120卢布，1967年提到250卢布，后来又增加到300卢布。这时他的别墅已经被收回，他妻子波林娜给领导写信，结果把位于茹科夫卡地方的部长会议的别墅给了莫洛托夫。每年可以在疗养院休养26天。有食品卡，每月付60卢布，可以在克里姆林宫食堂吃午饭和晚饭。塔尼娅(莫洛托夫家的保姆)每周去一趟，领回干的食品，是午餐和晚餐折成的，当然领的食品实际上大大超过60卢布，至少超过1倍。塔尼娅由国家付工资。

　　赫鲁晓夫执政后，曾经想改变一下这种不得人心的状态。他废除了斯大林的“红包制”，降低工资，他本人的工资从任中央书记时起至下台一直是800卢布(币制改革前为8000卢布)，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收入。后来的勃列日涅夫虽然也坚持800卢布的月工资，但他从写作3本书《小地》、《垦荒地》和《复兴》获得了巨额稿费和列宁奖金，据统计，他执政18年共获得收入50万卢布，这相当于一名乡村教师500年的工资。　　

　　文/郑异凡(北京)

　　在中意双方关于帕瓦罗蒂首次来华的谈判中，稍微特别一点的要求，中方几乎都很难做到。其中的差异，既有观念上的，又有物质上的。回首这一切，真让人有隔世之感

　　1986年、2001年、2005年，帕瓦罗蒂曾经三次来华。其中以1986年的首次来华最为中国人、也最为帕瓦罗蒂本人所看重。有人说，是帕瓦罗蒂，为中国人真正打开了一扇西方歌剧的窗户。帕瓦罗蒂本人也说：“这趟中国之旅是我毕生最美妙的经验之一，永远不会从脑海里消失。”在他的自传《帕瓦罗蒂的世界》中，用了一章的篇幅记述此行。他写道：“那次访问以后，中国政府曾多次邀请我再次前往，但我总是加以拒绝。我相信，不论另一趟访问有多么成功，也不可能像1986年的经历那么自然、美妙。类似的体验一生难得出现一回，第二次绝不会再有。”这似乎可以解释，帕瓦罗蒂前两次来华为什么中间相隔了那么长的时间。
　　2007年9月6日帕瓦罗蒂逝世后，很多国内媒体刊登了悼念文章，回溯他与中国的渊源。但不少文章并不准确。笔者所服务的中国对外演出公司，是帕瓦罗蒂1986年首次来华的主办机构。借工作之便，我到档案室里打开了当年的卷宗。厚厚三大本卷宗中，封入了“谈话谈判备忘录”、“明码电报”、“接待计划”、“外宾接待简报”等各种当年往来的工作文件，也封入了今天看来别有意味的帕瓦罗蒂第一次来华的细节。

　　意大利政府出钱

　　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原因，欧洲一个剧院到遥远的北京演出一台歌剧，在那个年代绝非易事。中演公司的一份报告显示，早在1979年，意大利政府就提出派遣罗马剧院访华，由于经费的原因，最终未能成行。后来几乎每年都会旧话重提。以至于中国文化部都感到有些疲惫了。关于热那亚歌剧院1986年访华一事，最早的一份文件，是中演公司1984年10月20日写给文化部的请示报告。当时的文化部主管领导在上面批示：“此团来访的来龙去脉未说清楚。邀请如此大团来访，目的必须明确。请再查一查情况，告我。”

　　中演公司急忙报上去一份更详尽的报告，说明热那亚歌剧院此次访华“确有诚意，将会得到官方资助”。为了让领导决策方便，还特别在新报告中提出了两个方案：其一，热那亚歌剧院与帕瓦罗蒂一起来，共160人；其二，请帕带二三十人小乐队来。但同时指出，如果热那亚歌剧院不来，费用可能有问题，因为意大利政府已经决定对该剧院访华给予官方资助。明眼人一看便知，第二个方案完全是个伪方案，根本就不成立。于是领导果断批示：“拟同意按第一方案，即请意大利热那亚歌剧院160人(包括名演员帕瓦罗蒂也来)于1986年6月来华访问演出。”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部长朱穆之很快相继圈阅表示同意。这件事就算初步定下来了。
　　中国方面很强硬

　　之后，是长达一年多的各种具体谈判和准备工作。但是直到1985年11月，双方还都一直没有直接见面。当时的谈判所涉及的内容极为琐碎，排练演出在什么样的剧场，住什么样的酒店，中国当时有什么标准的剧场和酒店，以及饮食交通如何安排，剧院需要来的人数，能不能有啦啦队、摄制组……耳听为虚，对于中国这个遥远神秘的国度，意大利人根本摸不清头绪。

　　显然意方有些着急了，通过中国驻意使馆提出来华进行考察商谈。针对这一情况，1985年10月11日，中演公司致电驻意使馆文化处：“请告热那亚歌剧院，如同意下列几点，我可如期接待该院4人自费来华商定访华演出有关问题并发签证。1.我接待的总人数(包括帕瓦罗蒂的随从人员在内)不能超过160人，超过的人数应自费。2.住房仍为前门饭店登记的旅馆。3.我方解决童声合唱团、吹奏乐队及群众演员有困难。4.同意电视组自费随团活动，每人每天食、宿(两人一间)、交通费至少60美元，城市间交通费另付。以上问题请该院均予谅解。”
　　看得出，中国方面很强硬。谈判过程在帕瓦罗蒂的自传中没有什么反映，只有一句：“这项计划已经进行了一年，但我们很少张扬，因为我们怕最后若谈不拢，会让大家太过失望。”
　　其实，今天来看，帕瓦罗蒂和热那亚歌剧院访华，条件对中国是相当有利的。简单地说，国际旅费和艺术家的工资均由意大利方面负责，中方只负责艺术团落地后的接待安排和相关费用，而且由于是两国政府间的文化交流项目，按惯例不需要支付演出报酬，也不用考虑票房分成问题，只需要支付给艺术家们一点零用金就可以了。与今天商业演出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的出场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当时，却有彼时彼地的情况与困难。

　　能否在体育馆里演歌剧

　　在谈判备忘录和相关文件中，有意方提出在体育馆演出歌剧的记录。中方提出，歌剧这样的“严肃音乐”完全不适合在体育馆演出。对方显然不肯轻易放弃，坚持在体育馆是可以演出歌剧的。中方于是告诉对方，如果选择在体育馆，需要另外支付25万美元的费用。25万美元在1980年代可是一笔巨款，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费用呢？中方说，需要支付体育馆前后共一个月的场租费。这是当时经咨询，体育馆方面的报价，而且是“上级的规定”，几乎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即便在今天看来，恐怕也是全球最贵的租金了。

　　意大利人倒是沉得住气，说我们在经费方面再想点办法，但后来这个想法还是不了了之，只有选择由中方为之选定的天桥剧场。而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从中国人的角度，在北京也没有比天桥剧场更适合演歌剧的了。如果早在1986年就能够在体育馆演出歌剧，对中国文化领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1986年6月22日至7月4日，热那亚歌剧院在北京天桥剧场演出了6场歌剧《波西米亚人》，其中3场由帕瓦罗蒂出演。此外，帕瓦罗蒂还分别在北展剧场和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两场个人音乐会。依照中国“专业界”人士的标准，帕瓦罗蒂个人演唱会同样不太适合进入大会堂。但是帕瓦罗蒂成功了，他成了第一个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个人音乐会的外国人(其实中国也没人享受这份殊荣)。大会堂的那场演唱会，是经过胡启立提议、胡耀邦拍板决定临时从北展移到大会堂的。这成为1986年帕瓦罗蒂访华的高潮，音乐会结束时，在一遍又一遍的谢幕之后，帕瓦罗蒂即兴发表讲话，表达了他的激动与感激。从大会堂出来，坐上红旗轿车，他对身边的人说：“今晚是我艺术生涯的顶点。”

　　住宿问题

　　开始，意方对许多事情很坚持。比如对于剧场，他们认为天桥剧场“条件太差”；对于人员，中方要求他们限制在160人以内，他们认为“不可能”；对于原先安排的前门饭店，他们觉得“太落后”。随着谈判的进行，他们接受了天桥剧场。160人的限制，双方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允许意方增加到210人，中方只负责接待160人的食宿交通费用，余下的50人为自费，中方同意安排其食宿交通，但每人每天要交60美元的包干接待费。

　　住宿问题，稍微复杂些，中方坚持认为前门饭店“很不错”，连卡拉扬率领柏林交响乐团来,住的也是那里。最后意大利使馆于1985年10月21日照会文化部，仍然很客气，“十分荣幸地通知贵部如下：旅馆，不太理想，为此希望选择一个较好的旅馆，其差价部分，意方支付。”为此，中方为他们重新选择了由著名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香山饭店在当时，是北京最好的饭店。两个宾馆的差价加上意方增加的50人接待费用，合在一起高达8万美元。香山饭店也“趁火打劫”，要求加收提前一天的“起租费”，理由是旅游旺季，北京租房特别紧张，同一天空出这样多房子有困难，需有一半房子要提前一天空出，其一天费用意方要多支付3100美元。我曾向今天的旅行社请教关于“起租费”的问题，他们说早就没有这个说法了，你那是什么时候的皇历？

　　每天500元“出场费”

　　让人感到奇怪的倒是关于“零用金”问题的最终谈判。意方提出普通演职员每人每天70元人民币，剧院领导和帕瓦罗蒂每人每天300元。中方的答复是普通演职员每人每天90元，剧院领导每人每天110元，帕瓦罗蒂每天500元。这一结果在总数上实际超过了意方提出的标准，因为除去院领导的零用金有所降低外，其他人都提高了，而剧院领导其实没有几个人。这时意方的态度很有趣。原备忘录上写道，对此“意方表示理解，也能接受此方案；但(需要)再做演员的工作，在文字上应加上‘保留探讨的权利’”。任何人也看不出给演员加了钱，为什么还要“再做演员的工作”的道理。历史一不小心就在这里留下了一点幽默的小插曲。参加谈判的是院领导，降了他的零用金，长了别人的，有苦说不出，慌不择言地以需要再做演员工作为借口，“保留探讨的权利”，给自己找了一个不太高明的台阶下。
　　至于中方为什么给出高于对方要价的“零用金”标准？我也百思不得其解。经向老同志请教，他们说，过去许多事情都是提前向上级部门请示，具体做事儿的没有自主权。即便是对方的要价对中方更有利，也不能临时相机改变上级已经研究决定了的事情。所谓谈判，不过是“通知”对方而已。当然，今天的中演公司在理念和工作方式上已完全与国际接轨。回首这一切，真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
　　500元人民币，在今天也许不算什么，但在那个年代，一般人的月工资也就是几十块钱。一天500元，也算得上是超乎想象的天价了。

　　“罢工”问题

　　备忘录显示，有些谈判，意大利人显然被中国人绕糊涂了。中方提出，有些舞台人员可以住在剧场附近的前门饭店，这样可以节省交通时间，而且方便(真实目的可能是节省住宿接待费用)。意方认为，如果住房条件不好，或分在几个饭店住，演员会罢工的，其责任意方不负，按法律要由中方负责。中方认为，遇有问题应本着协商精神加以解决，而不是付诸法律；因为法律是各国自己定的。如“罢工”，在意大利是可以的；在中国是不行的。届时如真出现罢工，按意大利法律办还是按中国法律办？意方只好同意按协商的办法解决。关于“罢工”条文，中方提出：一、如果写上意歌剧院可以罢工，那么也应写上中方的协助人员、舞美人员、司机等也可罢工。二、写上“如果意方的演员罢演，所造成的后果，其责任应由意方负；中方的有关人员罢工，其责任应由中方负”。意方大约也明白，中国人不可能出现罢工，写了各负其责，其实也就是等于要意方负责，所以提出“那么都不写”。中方表示同意。

　　显然，中国人踢皮球的功夫要大大超过意大利人踢足球的水平。

　　意大利“粉丝”跟着来华

　　在今天，如果有外国演出团体来华，对方表示有一个几百人的粉丝团要跟着一起来，肯定会受到主办方的热烈欢迎，也会成为媒体炒作的热点。但在20多年前的中国，帕瓦罗蒂的粉丝们却遭到了中方谈判代表的拒绝。意方提出，帕瓦罗蒂在华演出期间，希望中方能为意大利几百人的旅游者提供观摩票(意方自己出钱)；中方认为，意歌剧院来华，主要是为中国观众演出，意旅游者可回意再看，中方不能提供观摩票，一口就给回绝了。意大利人还是不甘心，说你们不是需要外汇吗？这些人来了，吃住行玩，都要花钱，是旅游创汇的好机会呀。中方不为所动，称：中国改革开放，是需要大量外汇，但是这样的外汇我们不需要。
　　但是，帕瓦罗蒂的粉丝团还是来了，而且一下子来了160人，而且是和帕瓦罗蒂同机到达。他们悄悄地组织了这个庞大的旅游团。承办的旅游公司大概也了解中国人的脾气，在大部队临行前一个半月，1986年5月7日，负责这次行程的意大利新地平线旅游公司经理塞维利欧·盖格里雅第专程来京拜会了中演公司。

　　事到如此，中方首先礼貌地感谢对方通报这一情况，但接着说，以前你们意方曾提出80人旅游团访华，我未同意。中演只承办艺术团，而不是其他团；观众主要是中国人，票供不应求；演出不像体育比赛需要啦啦队，而且两批人混在一起，管理不便。

　　但是对方却不慌不忙，表示了解中方心情，并劝中方不要担心。他强调这160人一行的访华，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不会给中方造成麻烦。两个团虽然同坐一架包机抵京，在飞机上他们可以是一个整体，但自下飞机起，两团就会分开；且表示，他有丰富的组织经验，非但不会给中方制造麻烦，相反会随时为中方提供帮助。比如，为避免歌剧院抵京时住房混乱，他可以帮助中方预先编排房号(因为他有歌剧院访华人员的名单，这一点打动和拿住了中演公司)，还有组织参观游览等。事已如此，中方表示，具体问题，等前站来后再商定。对方也顺势提出，要求参加中方同前站的会谈。
　　事后，中方才明白，包括热那亚歌剧院在内的所有一行人的访华，都是由这家旅游公司安排的。连包租专机，也是他们谈定的。这其实是西方旅游业最通行的做法，但在当时的中国，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会谈结束后，中演公司给有关方面的报告称：“据悉，意大利是世界上最活跃的一个民族，意大利人的自由主义观念极端严重。要有组织、有秩序地安排他们的活动是非常困难的。”并据此提出了接待工作新的预案。

　　中方婉拒外长赞助

　　在当时中意双方的商谈中，稍微特别一点的要求中方几乎都很难做到。原因既有观念上的，也有物质上的。

　　中演“关于意大利热那亚歌剧院访华演出赞助名义问题的请示”中说了这样一件事：意大利在举办较大型文化和演出等活动时，有由总统或部长等有较高地位的人给予赞助的习惯。意方询问，不知中国有无此习惯？意驻华使馆提出，希望以两国外长的名义予以赞助。外交部西欧司的意见是，如从双边关系上讲，他们没有什么反对意见，请中演公司根据一贯的做法，从礼宾角度出发，进行通盘考虑。中演公司说，以往官方来访艺术团从未有过以外长名义予以赞助的做法，从各国来华艺术团平衡考虑，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不提也是可以的。如果这次提了，难免今后引起互相攀比，产生亲此疏彼之错觉。再从简化礼宾角度考虑，不提赞助，也是可行的。

　　相关领导批示：“同意演出公司意见，以我无此习惯为由予以婉拒。”其实今天看来，当时如果那样做了，在理念和习惯上都是重要的突破。因为现在，两国间特别重大的文化艺术活动，由政治人物甚至双方国家元首担任赞助人或名誉赞助人，已经成为惯例。
　　冰箱、洗衣机、1500瓶矿泉水随机抵达
　　1986年来华，是帕瓦罗蒂的节日，除了他母亲患有心脏病，担心受不了巨大喜悦的冲击没有来之外，父亲、妻子、三个女儿，家中的亲人悉数都来了。
　　人之外，还有“辎重”。这一行队伍，带来了洗衣机、冰箱，还带来了重达两吨的蔬菜水果和其他食品，光矿泉水就带了1500瓶！连帕瓦罗蒂本人都为此感到吃惊。

　　1986年6月16日中方一封特急电报上称：
　　帕瓦罗蒂通过旅游团经理向我所提饮食要求(含法国矿泉水、进口牛排、法国面包)等，我难解决，希意方自行安排，费用自理。
　　收到这样的消息，再加上到了中国什么都买不到的传言，帕瓦罗蒂心中难免忐忑。为了保险起见，他不得不带来了很多的食品。还带了三个医生、两个秘书、两个厨师。

　　然而中方在当时也确有为难之处。为了将热那亚歌剧院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从25元提高到30元，还需要专门给文化部打报告。

　　关于帕瓦罗蒂和热那亚歌剧院来华，甚至还有一份独特的关于调整演出票价的请示：根据胡启立同志对外国来华表演艺术团演出的票价要“优质优价”的指示精神，建议将歌剧和演唱会门票价格根据剧场情况划为四档，分别调整到10元、8元、6元、5元。这一请示在当时是“外联局并报刘德有副部长。并经艺术局会签”的。显然，这样的票价标准，在当时属于高价了。然而演出票还是供不应求，尽管没有“黄牛党”，歌剧和演唱会的5元钱门票，还是被悄悄地炒到了50元。
　　这些细节让人看到真实的历史。到了2001年和2005年，再让帕瓦罗蒂带着冰箱蔬菜来，就会成为笑话了。但在那时，这就是荒诞的真实。帕瓦罗蒂的冰箱，后来留在了中国。中演公司医务室前两年被撤销前，还一直使用着它。已经退休的肖大夫说：“挺好用的。”

　　来华演出，对于帕瓦罗蒂来说，物质条件是极其艰苦的，但是精神上非常兴奋。6月下旬到7月初，正是北京最热的日子。当时的北京天桥剧场，根本没有空调设备。由于太过闷热，帕瓦罗蒂的感觉是“连空气都没有”。

　　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帕瓦罗蒂非常清醒。他写道：“即使我确定不会有中国人听到，我还是觉得不应该有所抱怨。如果我开始有怨言，团里的每个人也会开始发牢骚。此外，这些不便和我们所做的文化交流相较起来，都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事实上，他也是一个随时都会找到快乐的人。在中国演出之余，他还跑去看京剧，并且请化妆师为自己化了妆，现学现用，竟然咿咿呀呀地唱了一段。对于长达三四个小时的化妆，他表现得非常耐心。

　　他还告诉我们，在1986年的北京虽然汽车稀少，可也照样堵车，一次在香山饭店和天桥剧场之间的路上，他被几辆牛车堵了整整4个小时。可他并没有沮丧，反而想到小时候家乡的田园风光，过去摩德纳的街上，牛车就是这样走的。

　　　　连在乐曲当中鼓掌这样不礼貌的行为，他也不以为忤。他觉得：“此地观众对我们的音乐会习俗一无所悉，他们听到喜欢的东西，便很自然地表达他们的欣喜之情，一旦发现我与其他歌手并未停下来，立刻就停止鼓掌，音乐并未被打断。对艺术家来说，再没有比‘礼貌性’掌声更糟糕的东西(嘘声可能更糟糕，但礼貌性掌声也好不到哪里去)。相较之下，‘不礼貌的’掌声岂不非常可喜？”
　　最有趣的是在天安门广场上骑车。本来只是为拍摄几个镜头而临时想起骑车的帕瓦罗蒂，骑上从一位中学生那里借来的自行车就不肯下来了。他骑上单车，开始绕着天安门广场走，“那种感觉非常棒，我在中国骑单车！”他看到纪录片的导演与摄影师跟不上来，故意骑得更快。他们只需要拍一个镜头，“但我骑得正高兴，根本不想停下来。”

　　想不到中国有这么好的听众

　　中国人对帕瓦罗蒂表示了真挚的欢迎与极大的热情。每一场演出，都是掌声如雷。据中演公司《外宾接待简报》记载，帕瓦罗蒂的首场歌剧演出，非常成功，观众最长的一次掌声“长达6分钟”。而他在北展剧场的首场音乐会，终场谢幕15次，加演了5个曲目，相对于12个曲目的整场演出而言，加演的曲目与时间甚至超过了一个半场演出。“中国观众的热烈反应深深令我感动。我从未接触过类似的听众，他们欣赏的喜悦似乎是那么地慷慨、开放，没有沾染丝毫的排外或嫉妒色彩。他们的反应源自内心深处，似乎是完全开放自己，来接受我们提供的音乐。”

　　6月25日，帕瓦罗蒂在香山饭店举办了一场记者招待会。他真挚地说：“我不想讨好中国人，但应该说真话。中国听众给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中国有这样好的听众，这是我预想不到的。”大师非常坦率，“我是第一次访问中国，到一个新的国家来访问演出，如同上演一个新的歌剧一样，心里是不托底的。”他说，为此，他和热那亚歌剧院的同行们，在来中国之前，特意在热那亚的体育馆，完全按照在北京演出的节目进行了三场试演。

　　他形容此次来访“简直是一场美好的梦”。对中国人他也有自己的评价，认为“中国人有强烈的自信心和幸福感，这与苏联、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不同，在那里人们精神受压抑，而中国人自愿与人接近，是开放性的，富有创造力”。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他引用了一句意大利谚语，“放弃老路走新路，困难在所难免”。并且说：“中国人正在探索新道路，就像我在探索歌剧发展的新道路一样。”
　　帕瓦罗蒂在中国并不是一味说好话，他关于严肃音乐的说法切中时弊。在谈到严肃音乐、民间音乐、通俗音乐的分类时，他说，“这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这种分法不科学。把古典音乐都列为严肃音乐是不妥的，所有的古典音乐不一定都是严肃音乐；而民间音乐、通俗音乐(即现代音乐)同样也有严肃音乐。这主要取决于作品的本身。”

　　6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邀请帕瓦罗蒂到中南海做客，并举行午宴欢迎他的访华。胡表示，他看到了帕瓦罗蒂关于严肃音乐的谈话，很好，可以跟音乐理论界的人探讨一下。他还感慨，中国有可以容纳6000人的宴会厅，却没有容纳3000人的歌剧院。他首次向客人透露，10年内中国将建设一个国家大剧院，邀请他届时来演出(实际上中国国家大剧院到今天才正式落成)。为了弥补没有大型歌剧院的不足，胡耀邦当场拍板，请帕瓦罗蒂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一场个人音乐会。他还劝客人不要着急走，到中国的一些地方去看看。听说艺术家们的日程排得很满，胡耀邦决定让有关方面包专机送客人去西安看一看。

　　次日，中演公司就与空军联系，包了两架“三叉戟”飞机，7月1日早9时起飞，晚7时返回，朝去夕归。中国人的办事效率令意大利人大吃一惊，为之激动不已。尽管为了准备7月2日的演出，帕瓦罗蒂本人没有去西安，但是他的家人和热那亚歌剧院的艺术家们，几乎都去了。

　　帕瓦罗蒂不断为他和热那亚歌剧院中国之行中所发生的事情所激动。7月4日，作为第一个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演唱会的外国人，帕瓦罗蒂为这个他个人艺术生涯中最大的室内音乐会的成功激动不已。万人大会堂辉煌的场面和宏大的气势，给帕瓦罗蒂极大的震撼。7月4日当天，他表示7月8日愿为北京观众加演一场，场地小点，不用扩声设备。但其后他又紧急约见中演公司经理宋成九，说加演事未同美国记者商量。尔后，帕正式告诉中方：在京不能加演，因为美国记者不愿钢琴师留下(热那亚歌剧院的艺术家于7月4日当晚离境回国，帕瓦罗蒂因为要到上海拍纪录片留了下来，这时他的安排主要听美国摄制组的)。这在帕瓦罗蒂是十分破例的，也是“十分不谨慎的”。同样，也有人批评胡耀邦“不谨慎”，个人演唱会进大会堂，包专机去西安游览，这么大的事，说笑话一样就定了，什么意思？但正是这种“不谨慎”显示出一位伟大艺术家和一位伟大政治家极其可贵的真挚情怀。

　　帕瓦罗蒂7月16日离开中国前在机场给胡耀邦写信，说“我爱上了您的国家”。

1986年6月30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胡耀邦会见帕瓦罗蒂的消息。作者供图

　　晚清史事丛谈　

　　□叶晓青(澳大利亚)
　　
　　戊戌政变后的光绪帝给人的印象是跟着太后亦步亦趋，他的心境到底如何，外界很难知晓。新发现的光绪帝在生命最后时刻的阅读书目，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光绪帝没有放弃他的抱负。从这些书目推想，光绪帝的死，是不能瞑目的。
　　
　　戊戌政变后，光绪帝又在晚清政坛上活动了十年。从一些曾经远远瞥见过他的西方人的记载中，或者从那些伺候过他的太监口中，我们所能产生的印象是，他似乎陷入深度忧郁状态，什么也不感兴趣。宫中一些人甚至认为光绪帝有精神失常的症状。有位伺候过慈禧的宫女在慈禧的安排下，嫁给了给光绪帝理发的太监老刘。宫女回忆道：老刘告诉她，“剃完头，请示皇帝按摩不？大家知道光绪帝是个急脾气的人，对生活细节向来又不讲究，早就腻烦了，向例是摇摇头，更不挑剔奴才的毛病。奴才行礼时，皇上的眼皮也不抬，怔怔地在想心事。”老刘还偷偷告诉她说，皇上很少有喜笑颜开的时候，“可能有精神病……光绪像木头人一样，不说也不动，听从下人的摆布。他们都知道光绪的脾气，赶紧伺候，赶紧离开。孤独惯了的人，决不愿有人在一旁打扰。在光绪爷面前当差的人，都是低着眼皮做事，一句话也不说，这是一向的习惯。”(沈义羚、金易：《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第278、301页)

    传教士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1888年来华，亲历了戊戌、庚子年的事变。他的妻子是医生，与满洲亲王家眷来往密切，常有机会进宫。据何德兰太太说：“我们每次在宫里时，皇上都陪着太后———不是在她身边，而是落后几步。她坐下后，他总是离着几步在后面站着，除非她叫他坐下，否则从不敢坐。他面容清秀而高雅，穿着深色的长衫。他是一个孤独的人，与阿谀奉承的太监，聪明伶俐的嫔妃和珠光宝气的太后在一起显得毫不起眼。没有一个大臣在他面前磕着头压低声音颤颤抖抖地说话，惯于奉承讨好的太监到他面前也从不跪下……

    有一天我们在宫里时，一个人高马大的太监站到皇上面前，把他完全挡住了。我看见光绪的手伸到那人肩头，默默地将他拨过来，让他看看是站在谁的面前。当光绪抬起头来看这个身材高大的仆人时，脸上并无愤怒的迹象，只显出一副温和而可怜的笑容。我以为那人一定会在皇上面前扑通跪下，没想到他只往左边挪了几英寸，依旧直挺挺地站在他前面。”“我第一次见过光绪皇帝之后，他那双可怜而深沉的大眼睛在我面前有好几天久久不去……”(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晏方译，中华书局，2004年，第108－109页)难道这些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人生最后十年的一切吗？也许是，也许不是。

　　几年前，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务府档案中偶尔看到了一份档案，它可能是光绪帝最后的一份读书单，当时很受震动。一般说来，内务府档案大多是些事务性的流水账，枯燥琐碎，很难引起人的遐想。只有经过大量的累积，这些碎片才能成为大拼图中有意义的组成。不过这份档案的意义不同，它多少告诉我们光绪帝死前的精神状态以及尚未泯灭的政治抱负。如果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不完全排斥对个人、哪怕是小人物的命运的关注，那么这件档案所透露的绝不是毫无意义的琐事。

　　这是一份光绪帝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内务府的“呈进书籍档”，数件合成一件，是内务府办理光绪帝索要的购书单的记录。第一份是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8年1月29日)由内务府奏事处交出的光绪帝朱笔所列的书目40种：

　　政治官报局刊印各书：《日本宪法说明书》(日本法学博士穗积八束的《宪法说明书》的译本。书前提要中说：“博士，日本法学大家也。明治维新初，随使欧美。于各国宪法，既得其渊源，考其沿革，于本国国势民情，尤多经验……日本宪法之改良政体，国体益以尊崇。摧抑私权，君权愈以巩固。实熔铸欧美而成日本之特色。其中慎始防微之意，因势利导之方，博引旁通，时流露于意言之表，感情良匪浅已。”这段话大致可以代表当时官报局的立场。———书目说明均为引者所加，下同)《日本统计释例》、《日本宪政略论》、《译书提要》、《驻奥使馆报告书》；

　　商务印书馆新印各书：《孟德斯鸠法意》、《政治讲义》(商务印书馆1906年出版的严复的演讲集)、《法学通论》、《比较国法学》、《政治学》(原作者为日本法学博士小野眆。此书在日本为畅销书。商务印书馆1907年初版)《国法学》、《民法原论》(原作者为日本法学博士富井政章，商务印书馆1907年初版)《政治泛论》、《宪法论》、《行政法泛论》(原作者为日本法学博士清水澄，1907年初版)、《日本预备立宪》、《国债论》、《警察讲义录》、《日本警察讲义录》、《日本警察法述义》(作者为留日学生李凌云，1906年初版)、《自治论纂》、《宪法研究书》、《日本监狱法详解》(原作者为日本佐藤信安，1903年初版)、《万国国力比较》(书前注明译述者为出洋学生编辑所，原著者英国人默尔化。1902年初版，次年再版)、《政治一般》、《列国政治异同考》、《欧洲最近政治史》、《欧洲新政史》、《欧洲财政史》、《经济通论》、《理财新义》、《日本法制要旨》、《日俄战纪》、《最新战法学》、《德国学校制度》、《各国宪法大纲》、《英国宪法论》、《万国舆图》、《欧美政教纪原》。以上每种呈四部，并嗣后官报局有新印出之书，即随时每种呈递四部。

　　两天后，内务府呈进了其中的27部，同时对未能进呈的书目陈述了原因：

　　政治官报局欠办书籍：《日本宪法说明书》，现在不齐；《日本宪政略论》，现在不齐；《译书提要》，现在不齐。

　　商务印书馆欠办书籍；《自治论纂》，尚未出版；《宪法研究书》，尚未出版；《政治一般》，现在不齐；《列国政治异同考》，现在不齐；《欧洲财政史》，现在不齐；《经济通论》，现在不齐；《日俄战纪》，现在不齐；《最新战法学》，现在不齐；《各国宪法大纲》，现在不齐。共书十二种(引者按，应为十三种)未进。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六日(1908年2月17日)内务府又补进五种：

　　《日本宪政略论》四部，每部一册；《政治一般》四部，每部二册；《欧洲财政史》四部，每部一册；《日俄战纪》四部，每部一册；《战法学》四部，每部三册。

　　同年正月二十八日，光绪帝交给内务府他从《政治一般》一书中抄下的一份详细目录，要内务府查明出自何书，并索要这本书。这份目录的内容如下：

　　第一编古代史。第一章总论，第二章三大国民，第三章低格里幼发拉的河边诸国之兴亡，第四章希腊国民概论，第五章希腊人移住及斯巴达勃兴，第六章阿善之兴起，第七章波斯战争，第八章阿善隆盛及配洛帕纳色斯战争，第九章希腊之文明，第十章斯巴达德巴及麦西腾之霸业，第十一章达亚历山德及海伦世界，第十二章欧洲古代之形势，第十三章罗马王政时代，第十四章共和政府内讧，第十五章共和政府统一(意)大利，第十六章征伐外国上，第十七章征伐外国下，第十八章内乱，第十九章三雄执政上，第二十章三雄执政下，第二十一章罗马帝国概论，第二十二章传播耶稣教。

　　第二编中代史。第一章日耳曼人种之大移住上，第二章日耳曼人种之大移住下，第三章东罗马帝国，第四章回教之势力，第五章郄尔曼帝国，第六章诺尔曼人之迁徙上，第七章诺尔曼人之迁徙下，第八章日耳曼人种之神圣罗马帝国，第九章中古上半期之欧洲风化，第十章罗马教皇之权威，第十一章十字军上，第十二章十字军下，第十三章十字军之功效，第十四章英吉利及法兰西，第十五章日耳曼皇权衰颓，第十六章罗马教皇之势力衰颓，第十七章东欧之形势及东罗马之灭亡，第十八章百年战争，第十九章西欧诸国集权于中央，第二十章航海，第二十一章人智之开明。

　　第三编近代史。第一期宗教改革时代。第一章国力平均论之发端，第二章国力平均论之发端续，第三章宗教之改革，第四章宗教之改革续，第五章宗教之改革续，第六章荷兰共和国之独立，第七章英吉利新教之兴，第八章法兰西宗教之乱，第九章三十年战争，第十章英吉利之革命，第十一章欧洲人之文明及其殖民事业。

　　第四编近代史。

　　此系《政治一般》书内之目录，与原书所叙者不合，当系何种历史之目？应将此种历史向商务印书分馆问明。购取四部呈递。再，近来商务印书分馆又有新印各书，一并购呈。每种四部。《瀛寰全志》一册，附图一册(此书的英文书名为Complete　Geograhpy　with　Coloured　Maps)、《万国史纲》，《英华大辞典》，《帝国主义》，《欧洲新政史》下册，《高等学堂中国史》，《西洋历史教科书》(在当时出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已包括大量的清史和时事。甚至讲到立宪。虽然没有直接反朝廷的言论，但也完全不顾不论时事的传统忌讳)，《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华英进阶全集》(此为商务印书馆1904年出版的英汉对照读本English＆Chinese　Readers，from　Primer　toFifth　Readers，共5册。其中有西方儿歌，寓言，很多选自圣经，道德教育色彩很浓)，《和文汉译读本》。

　　两天后，内务府将除《英华大辞典》、《帝国主义》、《欧洲新政史》之外的其他书籍进呈，并禀告了商务印书馆方面的答复：“据云系西洋历史目录误订在《政治一般》书内。”

　　《政治一般》是一个月前进呈的27部书中的一部，光绪帝不仅已看过，还一字不漏抄下了误订其中的目录。从他列出的商务印书馆新书来看，他似乎很清楚商务的出版情况。

　　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主事者是张元济。张氏光绪十八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年散馆后任刑部主事，戊戌前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章京。据张后来回忆，戊戌期间，“光绪喜欢看新书。常常写条子到总理衙门要书。这件事都由我经手办理。那时候黄遵宪做了一部日本国志。光绪指明要这部书看。也是由我取来送进去的。”(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1949年9月)政变发生后，张元济也被革职永不叙用，从此告别官场。不久，张离京到了上海。应盛宣怀之请，先在南洋公学任译书院院长，1901年入商务印书馆主持业务，1905年商务在北京琉璃厂设分馆，这就是光绪帝提到的商务印书分馆。我们已无从知道，光绪帝是否意识到这些新书正是在当年的总理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主持下出版的，或者他知道后有什么感想。

　　内务府继续购买最新出版的书进呈皇帝(包括那些被指定的书目)。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三日呈进《日本宪法说明书》、《译书提要》及《帝国主义》三种。二月初八日宪政编查馆送到政治官报局刊印的《日本政治要览》等六种书，两天后被进呈光绪帝。二月十五日宪政编查馆送到政治官报局刊印的《日本议会诂法》，连同从商务印书馆续购的《宪法研究》和《列国政治异同考》，三书一并于二月十七日呈进。三月初一日宪政编查馆送到政治官报局刊印的《法国政治要览》、《比国政治要览》、《日本丙午议会》、《日本宪法疏证》，翌日呈进。三月初七日宪政编查馆送到政治官报局刊印书《英国财政要览》，三月初九日进呈。三月二十四日宪政编查馆送到政治官报局刊印的《日本官制通览》，连同商务出版的《自治论》于三月二十四日一并呈进。我所见到的这件档案记载了光绪帝在大约三个月时间内提出要看的书目，总共超过50种，这时离光绪帝去世仅隔半年。

　　在晚清史的研究中，有关光绪帝与新政关系的研究十分有限。庚子年底清廷颁布新政上谕后，各项改革举措陆续展开。两宫回銮后，虽说“母子同心”，但是此时的慈禧则一变而成热心新政的开明者，光绪帝却显得默默无闻，跟着太后亦步亦趋，外界很难知晓其内心想法。这份读书单中有大量书籍是关于立宪方面的，足见他仍在积极自我准备，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一个心存希望的皇帝的形象。当然，光绪帝的内心是孤寂的。他自幼体弱多病，戊戌后的健康更是每况愈下。正如朱金甫、周文泉两位先生指出的：“综观光绪帝一生，乃在疾病与政治及生活上的失意中度过，疾病与失意两者互相影响，尤其是失意促使其病情日益加重……迨至戊戌事败，身遭软禁，精神几近崩溃，而病状纷来沓至，斯时精神痛苦更促使病情加剧。其后虽经御医多方调治，病情仍时轻时重，缠绵不已。”(朱金甫、周文泉：《从清宫医案论光绪帝载氵恬之死》，载陈可冀主编：《清宫医案研究》，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381、2382、2389页)。

    从清宫医案可以了解到，自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光绪帝病发，直至十月二十一日去世，其病情并无明显好转，哪怕是短暂的恢复也不曾有过。内务府的最后一次呈书是三月二十四日，在光绪帝三月初九日发病之后，大概此时他已无精力阅读了。

光绪帝载湉(1871－1908)

□王学泰　　
　　
　　“三年困难灾害”时期，人们自愿削减粮食定量，与国家共度时艰。作为大学生，首当其冲，我减到34斤。按说这个定量也不算少了，可是当时几乎一切“进口”的东西都要凭票，十七八岁的男孩的肚子就是无底洞。郭沫若的名诗《天狗》，“我是一条天狗，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吞了”，多么豪迈，一进食堂，这种诗兴，也油然而生，有同学高声朗诵：我把饭来吞了，我把菜来吞了，把锅碗瓢盆吞了，我把“一平勺教授”(一位掌勺打菜的师傅，过于严苛，一开饭便高呼“菜一平勺”)吞了啊！

　　“食色”二事是生物的最基本需求，得不到基本满足极易出事。于是校方领导强调“劳逸结合”，课程缩减，不留作业，鼓励少看书，强调多在宿舍躺着，时时查看自己腿上、脸上浮肿没有。一有浮肿马上送到校医院给以“糖豆”(半斤古巴糖、一斤黄豆)进补。学生也真是聪明，不久发现多喝盐水小腿就会肿，于是腿肿者激增。一些骗得“糖豆”待遇的，回到宿舍开怀大笑，传经授业。很快“浮肿”的人数超标，此待遇取消。

　　那时还提倡多想愉快的事，高层人士(如政协)常开“神仙会”，“神仙会”上无非是吃吃喝喝，说说笑笑。记得当时报上还登过，侯宝林在政协“饭局”上为大家讲“焊拉管”的笑话。上面既开风气，下面自然紧追。舞台银屏也发生了变化，喜剧类作品火了起来。像京剧的《三不愿意》、《花田错》，评剧的《花为媒》，话剧的《一仆二主》(意大利哥尔多尼)、《聪明误》(俄国亚格里鲍耶陀夫)，巴西的《伊索》，中国的《群猴》、《抓壮丁》、《三块钱国币》……国产喜剧电影不用说，就是翻译影片也以喜剧为多，如阿根廷的《大生意》(卖马粪兜)，西德的《神童》、《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西班牙的《马歇尔，欢迎你》、《影子部队》，每一个都会让你捧腹不止。

    天桥的撂地相声没了，可是“前门小剧场”、“迎秋”的“曲艺”(相声为主)是10分钟两分钱，随进随出，以时间计价。北京曲艺团在此献艺。当时有些老名家还在，如高德明、绪德贵、佟大方等。不久前过世的相声名家赵振铎、赵世忠那时还是小青年，赵振铎永远是衣履俨然。天津曲艺团也到北京演出，票价1元，与人艺话剧等价，但节目真好，张寿臣、马三立不仅让你笑，更让观众懂得相声可以有品位。“笑”的高峰出现在1962年春节，北京电视台(当时没有中央台，北京台就是中央台)推出的一台“笑的晚会”。侯宝林自然是最引人瞩目的，主要节目是“化妆相声”《空城计》。主持人是“人艺”的喜剧演员方琯德。记得，他上台自报家门：“我是悲剧小生，常常对月伤怀，迎风流泪……”便引得万众轰然。

　　大环境自然会影响小环境。也许北大、清华、科技大之类的名校不受这种氛围的干扰，而我们北师院不同。这个学校有几个特点(我只说1960年代初)。第一学生多是北京人，三天两头回家，易于受到社会氛围熏染。第二，1960年代初，高考招生录取政策是根据家庭出身和考生表现分为四等：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北师院是二类院校，当时进入北师院属于“降格录取”者不少。有同学自嘲说：好学生都被北大、清华招完了，杨伯箴(当时院长)才去扛个大笊篱把我们这些“渣滓”捞回来。因此，进了师院，许多人心灰意懒。另外，我们文科，想满分和不及格都难。好歹混混就能过关。师院食堂门口有个北京区县全图，离城最远的(约有三四百里)是怀柔北端的“喇叭沟门”，同学们等开饭，常在这里指手画脚：“乡村男教师”喇叭沟门见(1950年代有苏联样板电影《乡村女教师》)！本来读书兴趣不高，此时更是各有所求了。

　　当时外校同学评论师院“男同学讲吃，女同学讲穿”(每次迎外宾，师院队伍是在最显著的位置上——钓鱼台门口，那时欢迎队伍往往长达数十里)。其实男女同学也有在一起的活动——在公共教室“打麻将”，而且往往是挑灯夜战，直到就寝铃响。

　　一到上灯时，男宿舍德斋、智斋，拉京胡的、吊嗓子的响成一片，还时时从窗子里飘出“卖布——卖布来——”，“我的朋友我爱你”的悠扬歌声。那是喜歌剧《货郎与小姐》的主题歌，许多大学生为之着迷。当时我曾有旧诗云：“一从卖布登台后，满城听唱货郎歌。”

　　同学们不读书了，躺在宿舍床上，云山雾罩，精神会餐，谈吃谈喝，谈舞台银幕，谈奇闻轶事，当然，青年人也免不了谈男女之事，每逢到这里，室长不免要说“关好门啊”。于是还没开口就先笑了起来……

　　很奇怪，困难时期，在高校的一角，弥漫的不是愁云惨雾，也有欢声笑语。于是，题室名为“开心斋”。

　　1962年底倡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1963年初“学习雷锋运动”加强阶级斗争观念(现在人们以为“学雷锋”就是“做好事”，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学雷锋的目的是学好毛著，加强阶级斗争观念。领导人题词还在)，理论学习后，是联系实际。大家认识到原来“吃喝玩乐”风是思想领域阶级斗争的表现，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同学们提高了认识，痛哭流涕。“开心斋”原住民主动把室名改为“赤心斋”。这一字之易，马上成为典型，人们赞叹不已。

　　1964年7月毕业生思想清理运动中，系总支总结4年来学生思想领域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时，又以“开心斋”为例。不过当时斗争重点转入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只是作为陪衬，并未深究，“赤心斋”同学都顺利毕业，走上工作岗位。

　　(编者注：陆谷孙先生因工作繁忙，告假一期，本期暂请王学泰先生客串)

　　严修，字范孙，津籍，光绪十年（1884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清末宪政失败后，辞官，不再从政。

　　他以为，新政难以治国，不妨先做“齐家”实验，南开新私学由此一念诞生。

　　经“庚子事变”，新政又起，袁世凯受其影响，联络张之洞等，请废科举制，而终于成功，遂请他督学直隶，适逢袁、张二人入阁，欲行君主立宪于中国，故请严修署理学部。严修借鉴日本经验，立学制，建学校，编教科书，定教育方针，为我国近代教育开山。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几番请其襄助国事，尤以教育部长一职相请，以取代蔡元培，为严修婉拒。五四运动起，北洋政府欲以他取代蔡氏任北大校长，又拒。

　　严家南北两支，北支在京东行盐，南支在宁波、上海开钱庄。严家钱庄崩溃后，波及盐业，严修整顿家族产业，使之向近代工业转型，此后严家投资，多转向实业。故其办学之宗旨，倡导实业化之实学。

　　张伯苓

　　张伯苓，名寿春，以字行，津籍，基督徒。

　　曾学于北洋水师学堂。肄业后，被派往北洋水师实习，适逢甲午海战，亲历战败，屈辱之余，决定退役。

　　很多年以后，他还在庆幸：真万幸遇到严（范孙）先生，……严先生可以说是今之圣人。他决定追随范孙先生，创办新私学。毕其一生，先后创办了私立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和南开小学等，任南开中学、大学校长44年。

　　为筹办南开大学，伯苓先生亲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教育学，同胡适一样，他有幸成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先生的弟子，胡适把实用主义用于学术研究，他把实用主义用于办学。

　　实用主义的精髓，其实就是胡适的那句话：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这是针对做学问而言的，而对于做事的人来说，多研究问题是不够的，还要能解决问题，张伯苓就是解决问题的人。

　　解决问题谈何容易？所以，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教育。

　　张伯苓，是我国教育界的阿基米德。

　　他以为，给他一个支点——教育，就能救国：“我认定救国在教育”，“解决世界大难题，要在教育”。

　　当思想界高举主义大旗，使民主与科学政治化时，他却在社会化与实业化的教育中将它们坐实，他说：“教育事业，（乃）强国之最善股票。”

　　股票是产业化的，要向社会发行，以实业支撑。向社会发行，使教育社会化；以实业支撑，使教育实业化。社会化，使教育独立；实业化，使教育自立。

　　教育的独立和自立，就是张伯苓救国的“阿基米德”点。民主与科学，在此“支点”上，方能启动。南开新私学，便是一次“启动”的实验。

　　“我不是乞丐”

　　为了使教育独立，张伯苓放下一切，去“行乞”。

　　建校之始（1904年），有邑绅严修（字范孙）、津商王益孙，每月助银200两启动。加以范孙先生的声望支持，伯苓募捐，较为顺利。

　　邑绅郑菊如先生，捐（天津）城西南之洼地十余亩，作建校用，津人称洼地为“开”，故名“南开”。新校建设费，得前大总统徐世昌等人捐助，共计银2.6万两（徐世昌与严范孙为同科举人）。袁世凯捐助1万元建礼堂，故以其字命名，曰“慰亭堂”。

　　学校扩大，开支增加，徐世昌增捐每月银200两，严修儿女亲家、直隶提学使卢木斋拨公款助经常费月银百两。

　　不久，徐世昌、王益孙因战乱停捐。严家产业亦受上海“橡胶股票”牵连，停了捐款。

　　提学使傅沅叔（编者注：傅增湘字沅叔）先生，将两所中学，归并南开，两校经费，年银8000两，亦拨给南开使用，可学校却要改称公立南开中学，不过，仍归私人经营。

　　当时，公私之分，以“集资公款名为公立中学，一人出资名为私立中学”。

　　伯苓致信范孙先生，言南开中学，因私捐一时断源，只得暂蔽公款之下。范孙获悉，遂挪借各种款项，维持南开学校日常费用，留下私学一脉。

　　新私学，虽时有困窘，人多助之，而终归无恙。

　　自设南开大学动议一出（1918年底－1919年初），徐世昌、黎元洪等，就特予赞助。

　　又拟募集基金130万元，按月利五厘计，以维持大学每年经常费。严、张二人，旋即南下，至南京，晤津籍江苏督军李纯（字秀山），以筹款事奉托。此次南下，遍访各省军民长官及教育当局，集大洋8.5万余元，聊敷开办之用，可大学之经常费用，仍无着落。

　　于是，伯苓二次南行，代范孙先生，重访李纯。因李纯病重，未能谋面。他使人转告，前所嘱筹集基金一事，毋虑，尽可宽心离去，他自有办法。伯苓返津，不及两周，李纯因病魔自戕。

　　其遗嘱，以家产四分之一50万元，捐给南开大学作永久基金。以民国元年公债280万元兑付，经由财政部抵换六厘公债，实收入87万元。

　　合计，可得月息6500元，与开办之初经常费之预算吻合。

　　基金依议启动，可伯苓未稍懈，又引来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该基金会欲捐助我国两所私立大学，经考察，确定捐资对象为东南大学和南开大学，捐资数目各25万元，要以本国配捐一半为条件。

　　伯苓方为难时，袁世凯的婶婶袁太夫人闻之甚急，即命其子袁述之认捐。当年，严修为袁世凯抗辩未果，愤而辞官。袁感铭于心，东山再起时，即赠一笔款与严修，盛情难却，严修即以此款入股他的造胰公司。后来袁家败落，其子女生计多赖此款维持。袁家感激严修，大凡南开之事，都积极参与。

　　“思源堂”，为南开实验楼，楼下为物理实验室，中为生物实验室，上为化学实验室，也是袁太夫人捐银10万元建筑的。故“思源”亦有“思袁”之意。

　　1923年12月，在袁太夫人的追悼会上，伯苓慨言：“袁太夫人所受教育，本无一般新女子之多，然其教育子女服务社会之精神，则或为一般妇女所不及。现代女子其所受教育之机会，既远多于袁太夫人，苟能获得袁太夫人之精神，则中国将来何患不强？”（《南开周刊》，第79期）

　　袁述之禀慈命，捐了7万元。此数，虽不及一半，但伯苓终于敢应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条件。自洛克菲勒基金进校，校园内，一派建设气象，各项设施，多于此时兴建。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派员来调查，以南开中学成绩优异，给予补助1.5万元，又议决，3年内拨助大学10.5万元，扩充理科，后又加拨6万元。

　　卢木斋个人捐资10万元，建南开大学图书馆。

　　张学良亦认捐南开大学基金20万元。

　　原大学公助经费，由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按月付洋2万元，公署取消后，改由财政部自中央银行按月拨付，此项经费，亦为学校经常费主要来源。

　　至此，南开系列学校，各部经费来源，基本趋于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对于新私学的支持。教育要独立，除了争取国内外各种社会资金的支持，还要政府支持，尤其是政府从专制向民主过渡，或以民主的名义执政时，可以因势利导之。

　　学校发展了，经费问题仍令人忐忑，伯苓依然如老僧托钵。他说：“余为学校筹款，常因不成而不豫”。谈到“不豫”的尴尬，叹曰：我不是乞丐。

　　“粪水”与鲜花

　　南开，这朵新私学的鲜花，总算绽开了。

　　开在“寓公”文化集散地、北京的政治后花园———天津。所谓“寓公”，是指北洋政府时期，那些来自北京的下野军阀政客和清朝皇室宗亲以及各式各样的遗老遗少。他们隐居在天津租界，看似赋闲在家，过着富有而闲淡的生活，暗中却依旧操纵北京政局，影响天津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他们的屁股坐在天津，眼睛盯着北京。

　　“寓公”们，与范孙先生人脉很深。伯苓在他们之中募捐，如鱼得水。

　　南开大学成立时，江苏督军李纯的祝词，就提到了他们：“自两先生计划书出，黎前总统、冯前总统、徐大总统、曹督军、阎督军、孟督军、陈督军、曹省长莫不起而赞成。纯亦勉趋其后。”（李纯：《南开大学正式成立祝词》，《校风》第131期，1919年11月27日。）

　　对南开，他们没有介入政治情感，不以个人倾向，作为交换条件。

　　伯苓先生以南开这片净土，唤醒了他们的人格尊严和社会责任感。

　　据初步统计，以大洋计，军阀对南开的捐助，前后有150多万元。

　　当许多国立大学和政府机构，都由于缺乏地方和国库的正常资助出现财政困难的时候，南开却能通过捐款收入、基金捐赠和私人资助维持局面。

　　可青年学子却不以为然，他们劝张校长“不要军阀的臭钱”。

　　每遇此，他都坦然一笑，说：美好的鲜花，不妨由粪水培育出来。这比喻，有失公道，却亦无奈。军阀的名字，似乎总与战乱相系，被我们的历史观封存起来。今天，我们不妨揭开封条，回顾一下历史，然后回答：为什么在北洋政府的治下，兴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

　　北洋惟有军政，军政没文化，反而能兼收。南京有党治，党治有党文化，必然要兼并，使文化意识形态化。因此，党治之下，文化退化。试以蔡元培为例，他在北洋政府治下的北大，是教育家和思想家；在南京政府治下，官当得很大，堪称党治要员，可还算个教育家和思想家吗？

　　放在这样的视野里来看北洋时期的文化，就能看到另一面。

　　例如，同样对南开新私学的支持，北洋政府让南开中学暂蔽于公款之下，条件一成熟，就让它私有化，而蒋介石却要将南开大学收归国有。一是不自觉地支持了教育独立，而另一却有意取缔之。就像当年请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一样，蒋介石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正如当年用党化手段废了蔡元培的自由思想，他想用官本位废了张伯苓。

　　可伯苓先生却“厌谈政治”，他的政治理想，是先办实业，后谈政治。从实业中拿钱出来，去办政治，不是从政治中拿钱出来，去买议员。

　　这种先实业而后政治，就是他的政治梦。

　　他拿军阀的钱，独立自主为国家培养人才，难道不是政治？

　　南开的“天之道”

　　南开学校经费来源，共有10项，其中5项，为自营收入。募捐与自营相结合，造就了教育独立的实体及其实业化办学模式。这一模式，代表了近代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化的趋势。

　　1925年，教育部特派员刘百昭到南开视察，结论云：“就中国公私立学校而论，该校整齐划一，可算第一。”

　　伯苓走四方，乞天下财，求教育独立，更以自营，谋教育自立。

　　南开第20年度经费收支状况表，将学校收入款项分为5大项，其中3大项为自营收入，这一年的租息及杂项收入，竟然超过学费收入的三分之一。

　　自南开中学成立之日起，学费就是学校的主要收入。由于生源充足，学费居高不下，伯苓先生坦言：“吾尝闻人谓本校为贵胄学校，此语诚非过当。”但南开兼容贫困学生，以“试读生”养免费生。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试读生”可以不经考试入学，但学宿费要加倍。试读一年，考试及格，转为正式生，不及格者，要重新交费，才能续读。学费虽高，但南开却没有靠学费来赢利，而是使学费收支平衡。

　　其时，国内许多私立大学，都是靠学生的学费来维持的。如北平民国大学，生源多为投考国立大学的落榜生，人数颇大。还有一些大学，则别有用心，被伯苓先生一语道破：“大多数乃专为欲分润各国将退还我国之庚子赔款。”这样一哄而起办私学，想发国难财，当然好景不长。

　　教育独立，此为近代化理想，教育自立，则为现代化要求。南开新私学，从追求近代化理想，到适应现代化要求，走了一条实业化的路。

　　“大工厂”之定位

　　论中国近现代教育，有两人并世而立：蔡元培完成了中国传统教育近代化的转换，张伯苓则开了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先河；蔡元培使中国近代教育超越了传统政治文化，张伯苓则为中国现代教育探索了实业化道路。

　　他们留下了两笔宝贵遗产：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传统和张伯苓的实业化的教育路线。

　　何谓实业化教育路线？伯苓说：外国学校如大工厂，学生如工厂之出品。学校视社会需要而定教育方针。也就是教育为体，实业为用。

　　学校管理，采用企业通行的董事会制，九名董事，统管大学、中学两部，校长由董事会聘任，大学部、中学部各设主任一人，由校长推荐，董事会批准。董事会职权，为筹募经费，议决预算，审查决算。学校章程制定及变更，由董事会决议通过，发给学生毕业证书及授予学位，也由董事会决定。

　　以此为模式，南开大学下属各院、系、所，亦自筹经费，自设董事会。捐资创办南开者，如严范孙、徐世昌、王益孙、范静生、李秀山等，都做过校董，李组绅、范旭东等大商家，也曾为院系所之董事。此外，还有一部分学界和社会名流，以其名望和经验，任南开校董，如蒋梦麟、胡适之、丁文江、陶孟和、吴达诠等，如企业之独立董事。

　　以实学培育国家“财力”

　　南开大学的学科建设，是实学化的。

　　南开的“土货化”思想，除了洋为中用，还有就是实用。实用之学，当然就是“实学”了。伯苓先生道：“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这就是他的“实用主义”的救国抱负。

　　大学扩充后，改文、理、商三科为三院，分设历史、政治、经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商学、会计、统计、银行等11系。

　　不久，原来文学院的经济系发展为经济学院。而文学院下，又增设了英文系、政治学系、哲学教育系；经济学院，则开了农业经济系、工业管理系、运输学系、经济史学系、统计学系、经济研究所等。理学院也增加了医学系、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

　　这样的学科设置，偏于实用，培养的人才也趋于实用。

　　伯苓在美国发现：他们最大的发达，就是财力。因此，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财力”。而他的每一个学生，都理应是国家的一份“财力”。

　　从理学院到工学院，理科教育越来越“财力”化。从文学院到经济学院，文科教育也趋于“财力”化。

　　那时，我国教育仍在近代化中，对于实业化教育路线，批评者多。有人说，“南开大学有文科而无中文系”，是因为“张伯苓自己文笔不通”，南开“不注重中文”，使得“整个学校鄙俗不堪”，没有文化。有人说，“张伯苓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张伯苓只配做一个职业中学的校长，不配做一个大学的校长。”

　　果真如此吗？显然有误解。南开欲立“东方文化研究所”，梁启超要牵头，惜未办成。范孙先生曾访李叔同，请他主讲国学，亦终未出山。至于所言“科学”者，就更是“不见泰山了”。

　　我国私立大学，办理科者本不多，因为理科“不经济”。可伯苓先生却认为，理科是基础，不仅科学思想的兴起，对传统文化的改造，要靠理科，而且将科学思想转化为“财力”，也要靠理科。

　　正是在培育“财力”这一点上，民主与科学思想被他坐实了。

　　南开“货”

　　南开最大的“财力”，还是学生。

　　伯苓戏称学生为“货”，对南开“货”，他有信心：南开“工厂”造人才，在社会上有用，前途就很大了。“塘沽永利（永利制碱公司）、久大（久大盐业公司）已经承认我们的货了。”“我们南开工厂造人才，本地销路少，别处多销也好。”“充实我们的工厂，造就学生到各处去。”

　　为此，他亲自推销，为他的“货”开拓市场。华西公司聘他为董事，他欣然同意，“为的是销销大学、中学的货”。

　　他的“货”有成长性：“若干年后长起来，我们的货更容易销。”他呼吁：“造就学生到各处去，特别是西南！”

　　在一次开学典礼上，他说：新来的学生很多，为什么来？不是要点什么嘛。

　　要什么？要职业，南开“货”，十成里有九成以上都就业了。化工系学生，毕业时，“每人皆有选择两三个职业的机会”。而商科毕业生，因南开对“工商以及银行界之贡献，可谓非常之大”，所以，“每年南大毕业生，特别是商科的，在毕业前，即已应聘一空”。

　　这样紧俏的南开“货”，质量究竟如何呢？

　　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说，中央研究院六任院长，有两位是受南开教育的。

　　民国中央研究院选举中国第一届院士，81人中就有南开9人：姜立夫、陈省身（数学），吴大猷、饶毓泰（物理学），殷宏章（经济学），汤用彤（哲学），李济（考古学），萧公权（历史学），陶孟和（社会学）。

　　后来在台湾被选为院士的又有梅贻琦等人。

　　这样的“货”，岂止是“财力”？简直就是国宝。

　　民主化的“不倒翁”

　　伯苓自喻为“不倒翁”。“非不倒也，倒后能复起也”。

　　“复起”靠什么？靠民主。访美时，他发现教育的第一要义，是民主。遂与范孙先生一起，于南开内部，行股东民主制。

　　南开以私立兴学，投资者为股东，而有南开“人民”资格。伯苓曰：“徐菊人先生虽为总统，终为本校旧校董，亦系一人民资格。”

　　“人民”，在这里，是有限性的，不再“无穷大”了。

　　南开新私学，即从股东民主制入手，行渐进之民主。先行股东议事之民主，次行教授治校之民主，继而行学生自治之民主，待学校民主制建设完成，再从学校扩大到社会各界，推进至国家政府。此为我国政治民主化的实用主义的实验方法。

　　而伯苓先生倡导的股东制的“民”，首先是投资者。他欢迎这样的“人民”，成为南开的“民主”———“东家”。

　　那时，私立学校纷纷落马，而南开不倒，就在于民主化。他希望南开的“人民”越多越好，“人民”多了，才能不倒。

　　伯苓先生高举“私立民有”的旗帜，每遇危机，都以民主化险为夷。

　　当范孙先生以一人之财力私立南开时，就从未将南开据为私有，当伯苓先生恭称范孙为“南开校父”时，不仅以创始者言之，更以民主化言之。

　　伯苓言：“私立学校不是私有学校。”此语，不仅发自他们内心，而且立为南开新私学的宗旨。

　　（附注：据陈明远先生研究：1900年1银元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70元；1911年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50元；1926年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40元；1936年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30元。）

溥仪(1906－1967)摄于1931年。本报资料图片

　　从《我的前半生》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实例，信息闭塞是如何使人变得愚昧可笑的。
　　
　　□朱宗震
　　
　　《我的前半生(全本)》
　　爱新觉罗·溥仪著
　　群众出版社2007年1月，39元
　　　　
　　由群众出版社新版的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全本)》，刊出了以前被删去的溥仪的打油诗：
　　自由诚可贵，
　　面子价更高，
　　若为性命故，
　　二者皆可抛。(272页)

　　这首打油诗戏拟的，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名诗，原文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如果溥仪能够熟读这首诗，他还会有帝王思想吗？我们度过了激情的岁月，对这首诗已经冷淡了，何况远离激情的溥仪？

　　如果按照我们对自由的理解，是一个个性的解放，那末，溥仪的前半生始终是不自由的，他一直是在社会信息被封闭的环境下度过。加上他幼年极端片面的帝王教育，构成了他的畸形人生。

　　溥仪的前半生可以归结为三步曲：“我是皇帝，我要复辟”、“我是傀儡，我要保命”、“我是罪犯，我要改造”。他的一生都只能在别人的支配下生活，这是他作为一个末代皇帝的悲剧。作为一个生灵，是他所处的环境毁了他的人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

　　溥仪说他“度过了人世间最荒谬的少年时代”(第32页)。从《我的前半生》中，我们看到清王朝(其实是整个中国王朝)中后期帝王、贵族教育的失败。溥仪从小没有母爱，没有父爱，却受着帝王权威的尊崇。年老迂腐的师傅的教育，完全背离了儿童的天性，而且，在事实上他又要受到那么多人的管教，养成了他畸形的心理。封闭的教育，使他完全脱离了社会，甚至没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他“没学过加减乘除，更不知声光化电”，“由于读书和生活两方面的限制，我到中年以后的常识之不足，常常引起别人的惊奇”。(43页)满族亲贵(例如他的父亲和弟弟)所受的教育也好不到哪儿去。先辈马上打天下的骑射传统，到了他这一代，早已荡然无存，他甚至没有受到基本的男子汉教育。书中记述他的妹夫康庆对他的建议：“临归国前，我曾向他献策，叫他不要怕死胆怯，应堂堂宣布自己是为了恢复祖业，不幸一切不能如愿，反为日寇利用，应慷慨就死以谢国人。”(342页)怀着复辟梦的溥仪，连殉国的教育都没有接受过，缺乏起码的男子汉气概。所谓“卧薪尝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种种说教，完全是一句空话，没有实践的基础。

　　应该说，清王朝的帝室传统，在历代帝王中还是比较好的。尚武的传统，到嘉庆以后才渐渐消失，但勤政的传统还依然存在。尽管如此，由于深宫教育的失败，只有从基层进入内宫的女性慈禧才显示出一定的政治活力，统治了晚清近半个世纪。溥仪及其周边的皇族亲贵，一个个庸懦无能，这个王朝的覆灭也就无法避免。但溥仪在师傅们的强烈灌输下，充满着完全不现实的复辟梦想。所谓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一类字眼，用在溥仪身上都觉得词不达意。

　　溥仪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得不到正常的社会信息。他对社会的认识是被扭曲的。他一方面被尊为皇上，接受复辟思想的灌输，一方面他得不到应付危机的教育。书中说，“当时世续和王爷根本不和我谈这类的事情，要谈也要经过师傅。”(64页)向溥仪封锁消息，只提供片面的信息，是他周围一群人的习惯手法。他得到的信息是“老百姓思念皇上，反对共和”(82页)。甚至在他长大，已经到了可以独立思考的年龄，新文化运动已经广为传播，他自己也可以与社会直接、间接接触时，他的成见也已经养成，收到的信息仍然是“人心思旧”。(83页)尽管他订阅了二十多种报纸，他的信息处理能力显然是极为低下的。

　　作为一个年轻人，自然有年轻人的冲动和朝气，但他周围的气氛太陈腐了，根本不可能让他跟上时代的步伐。1924－1925年间，他避居日本公使馆时，正逢二十寿期(虚岁)，曾发表声明说：“有人建议劝余运动外交，出为干涉，余至死不从，余决不能假借外人势力干涉中国内政。”(139页)但事实上，他一直怀抱“恢复祖业”的野心，把国家看成爱新觉罗氏家族的私产，完全没有正视在社会上发育起来的现代国家观念。“在我的前半生中，‘祖国’这个字眼从来没有引起过我的什么感触。”(311页)对于社会上正在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更是毫无所知。他无从进行独立的价值选择。

　　事实上，溥仪在成人之后，由于他少年时代教育的谬误，他并没有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他在偷渡前往东北以前，虽然被周边的人尊为皇上，但也一直是周边那些人物为了实现自己目的的道具而已。他们并不希望他具有乾纲独断的才华。尽管他也有了“自己的情报工作”(156页)，以他的组织才干，自然难有效率。他不能不受到周边人的愚弄。偷渡到东北后，溥仪集团与日本人的谈判，溥仪本人完全是个被人操弄的木偶。郑孝胥和罗振玉的口气是这样的：“皇上天威，不宜出头露面，一切宜由臣子们去办，待为臣子的办好，到时候皇上自然就会顺理成章地面南受贺。”(216页)所以，当面临复杂局面的时候，受到信息封锁的溥仪，“这还是我第一次离开我的师傅，在没有师傅指点的情形下……找神仙帮忙解答问题。”(219页)他从师傅们那里，没有学到先祖们的一点智慧和勇气。他成为日本人的傀儡也就成为定局：“郑垂向板垣言：‘皇上是一张白纸，由你们军部爱怎么样画均可’。”(222页)

　　溥仪周边的人，还只能弄点欺君罔上的小伎俩。而日本人，对于溥仪，则是直接的暴力控制。溥仪当了“满洲国”执政之后，“从那次游公园被搜索回去之后，除了经过日本人安排好的以外，我再也没出过一次大门。”(248页)“我就发现这些人，包括总长们根本没有人向我请示什么‘公事’，只不过和我闲聊天。当我向他们问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说：‘次长办着了。’次长就是日本人，他们是向来不找我的。”(249页)“藏在吉冈心底的隐忧，我渐渐地从收音机里越听越明白。日军在各个战场失利的消息越来越多，报纸上的‘赫赫战果’、‘堂堂入城’的协和语标题，逐渐被‘玉碎’字样代替。物质匮乏情况严重，我在封锁重重中也能觉察出来……因为怕我知道军队供应质量低劣，关东军司令官特地展览了一次军用口粮请我去参观；因为怕我相信从收音机听到的海外广播，送来宣传日军战绩的影片给我放映。”(289页)“反映人民力量的盟国军力，我知道得也模模糊糊，我只能从日本这方面看出四面受敌的形势。”(290页)日本人对溥仪实施了严格的信息封锁。溥仪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时时为生命安全恐惧，得了神经官能症。他只能在自己的宫内作威作福，对日本人惟命是从。他对战局的发展一无所知。他对国际形势、世界形势的发展，更无从判断。他在信息封闭之下，只能是越来越愚昧。

　　在这样的信息封锁之下，溥仪根本就不知道盟军的政策，也不知道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此，他在战后的辗转之间，为了保命就闹出了许多笑话。从《我的前半生》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实例，信息闭塞是如何使人变得愚昧可笑的。

　　溥仪从苏联引渡回国以后，他作为战犯，没有了人身自由，当然只能接受强迫改造，他受到的信息封闭是罪有应得。这和以前他受到的信息封闭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但对一个人思维的影响是同样重要的。书中说道：“到了哈尔滨不久，突然停发了报纸……原来现在正镇压反革命，所方向我们封锁了消息。”(317页)“认罪开始前，报纸停发了”。(345页)这一切都曾引发了恐惧心理。强迫教育与人性化管理，最终使溥仪认识到作为末代皇帝所犯下的罪恶，也使溥仪的人生经历，完成了从皇上的虚荣到平民独立生活的大转变。但他是否具备了现代国民独立思考的能力？仍然是值得怀疑的。《我的前半生》及《我的前半生(全本)》，对于广大普通读者来说，在知识、教训、审美、价值观方面，是一本很好的书。但对于以求真为目的的专业历史工作者来说，它在文史专家们的指指点点下，在捉刀人的润色之下，或许不一定完全符合溥仪本人的思想境界。我们从书中看到革命价值观的高度连贯一致，恐怕不是溥仪所能达到的水平。因此，作为专业历史工作者，更愿意读读那本质实一点的油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