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定光寺（于山白塔寺）

身居这座城市，对这座城市却从来没有做过太多的研究。一直很佩服北北、林焱、邓晨曦、唐希，这些出身于本土的作家，对本地历史掌故知之甚详，如数家珍。还有像曾忆丹这样的文博专家，用毕生的心血在为一个城市书写历史。

其实，一个人住在哪里，就应该是哪里的人，就应该了解脚下的这块土地。

早就想着要补些地方史的课。因此前些日子出门旅行，所带的书中就有一本《闽国史事编年》，一部装帧粗糙而内容丰富的文献类著作。这部书对于了解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福建的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事实上这本书成了我前些日子旅行中唯一打开的书。

《闽国史事编年》这部书让我厘清了闽国历史上的一些事件，释去了一些多年的疑惑。闽王王审知的事绩，过去略知一二，通过这部书所收录的文献，王审知主闽的许多细节与脉络变得清晰起来。

从前只知道王审知为“光州固始人”，一路与兄长从河南率兵入闽，翻阅收录的文献，才知道这位开闽王祖籍琅琊，后来亦受封为“琅琊王”。唐昭宣帝天佑三年，敕准建王审知德政碑，唐礼部侍郎于兢亲自为其撰写的碑文上也如此记载“公名审知，琅琊人也”，可见无论他自己还是朝廷，都把他当作山东人，让我这祖籍山东的闽人也有一点小小的得意。

王审知自乾宁四年（897年）十二月兄长王潮卒后，任威武军节度留后，至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卒于福州节度使任上，主闽29年。其在任上省刑薄赋，重文礼士，修好邻封，息兵安民，在唐末中原板荡之际，独守一方安宁，对闽地经济发展，百姓的休养生息，功莫大焉。清人郑杰《闽中录》在谈到王审知主闽事绩时，亦十分感慨：“窃叹五季之乱，群雄争长一隅，王独愿为开门节度使，贡献不绝”。这里“开门节度使”指王审知在唐末乱世，能广纳天下来归之士。钱昱《重修忠懿王庙碑》，评说王审知“怀尊贤之志，弘爱客之道，四万名士，万里咸来……”，应当是可信的。

——想想看，四万名士呵，想必大都是唐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来闽安家落户，对于福建经济与文化的贡献，怎么评说都不会过分。

王审知兄弟虽据有全闽，却不肯称王，照样向唐宗室及后梁入贡，甚至在陆路中断后，还不畏艰险，仍然取道海上从山东莱州登陆后，再向后梁后唐入贡。对已经称王的邻居吴越国王钱鏐，则以儿女通婚修好，其用心可谓良苦。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保证了闽地的长久安宁。

王审知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在他的任上，广延天下高僧，并先后重修或新建了许多寺庙。现存于世的许多著名寺院，如泉州开元寺、福州雪峰寺、鼓山涌泉寺、于山定光寺等，都与他有很大的关系。鼓山涌泉寺至今有“闽王祠”，香火不缀，足见其佛门对王审知的尊崇。

这部《闽国史事编年》对于山白塔寺——“定光寺”的来历也记叙得很清楚。

唐昭宗天复四年，公元904年，王审知在九仙山——也就是今天的于山，开建报恩寺，内筑报恩定光多宝塔，其用意据云乃“为其先人荐福祉于幽冥也”。原塔为木塔，历时一年多，至天佑二年（公元905年——这里应该解释一下，唐昭宗天复四年闰四月改元天佑）四月就已经建成。

为了庆贺报恩寺定光多宝塔竣工，王审知大陈法会，藏经其中，且勒石以记其事。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出自黄滔之手。黄滔是他的幕僚，他的文胆，也是十分倚重的“威武军节度使推官”，据说，当时北方诸强藩多建国称帝，而王审知独不称王，就与黄滔的规劝大有关系。黄滔为报恩寺定光多宝塔落成撰写的这篇长文，对王审知主闽的文治武功，颇多歌功颂德之辞。这篇长文《全唐文》有录，因原文太长，仅摘录其第一段，约略可知定光寺的来历：

金圣人之教功与德，鲁圣人之教忠与孝。以忠孝之祈功德，莫之大也。天复元年辛酉，天子西巡，岐汴交兵，京洛颙颙。我威武军节度使相府琅琊王王公，祝天地鬼神，以至忠之诚，发大誓愿。于开元之寺造塔，建号寿山，仍辅以经藏，乞车驾之还宫也。其三年甲子，以大孝之诚，发大誓愿，于兹九仙山造塔，建号定光，仍辅以经藏，为先君司空先秦国太夫人元昆故司空荐祉于幽阴也。大矣哉！赫赫忠诚，恳恳孝思。以国以家，以明以幽。胡天地之不动欤？胡鬼神之不感欤？释之西天谓之窣堵波，中华谓之塔。塔制以层，增其敬也，造之获无量无边功德。

…………

定光寺整修一新，重归佛教界，当是福建佛教界之盛事。也算是对开闽有功的王审知最好的纪念。

                           清末定光寺

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为于山定光寺题写寺名。左2起：福建省民族宗教事务厅林致知副厅长、普法方丈、孙立川博士、香港篆刻家林墨子先生

福州人都知道白塔寺。于山西侧高耸的白塔，乌山北角那座清瘦的乌塔，两塔遥遥相对，多年来一直是福州这座古城的象征。直到前不久，因为一段特殊的笔墨因缘，我才知道，白塔寺只是民间的俗称，早在闽王王审知主闽时，这里就有一座定光寺。因此，当孙博士从香港给我电话，说福建省佛协副主席、鼓山方丈普法师傅请饶公题写定光寺寺名的时候，我起初还以为这是普法师傅住持的另外哪座寺庙。后来知道“定光寺”就是位于市中心五一广场的这座“白塔寺”，不禁有些汗颜。

记忆中，福州人从来都称这座寺院为白塔寺。几年前，这里还一直是福州市文化局、文联和一些文艺单位的所在。因为爱人曾在这里工作过，对这座寺院的环境我很熟悉，但从来没有探究过这座寺院的历史。

重修定光寺，当然希望找一位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题写寺名。据普法师傅说，季羡林先生曾答应，由他出面请香港饶宗颐先生书写。季老驾鹤西去，方丈请人辗转找到吾友孙立川博士，孙博士从香港来电了解相关情况，并望我能征询一下民宗厅领导的意见。而民宗厅分管宗教事务的领导又恰是我大学时代的班主任林致知先生。大家当然都希望促成此事。

我专门致电立川先生，希望他恳请饶公为定光寺撰写一副楹联。普法方丈住持的涌泉寺以长联众多、书法精湛而著称。如定光寺能留下一幅饶公书写的楹联，当是一段难得的佳话。立川先生很快就请饶公书就了定光寺匾额，楹联之事则因饶公年事太高而又诸事繁多暂时未果。饶公让孙博士返闽之际，专程将他的书法送往定光寺，以示郑重。为了迎接饶公默宝，普法方丈也极隆重的请来涌泉寺的师傅，在尚未峻工的定光寺内备下丰盛的斋饭，宴请孙博士一行。叨陪座末，亦算见证了饶公与定光寺的这段文字因缘。

                 福建省佛协副主席、鼓山涌泉寺、漳州南山寺、于山定光寺方丈普法

定光寺落成开光之后，方丈亦是普法师傅。普法师傅人缘极好，在福建佛教界大名鼎鼎。眉宇轩昂，有一副漂亮的胡须，堪称美髯公，看去极像《水浒》中的人物。我与普法师傅过从不多，但彼此印象都挺深。两次都是笔墨因缘。上一次还是几年前，我陪国画大家慧禅法师去鼓山涌泉寺拜会他。慧禅法师显然对他颇有好感，那天很高兴的拿出画笔，当场为他画了一幅惟妙惟肖的水墨写生。看着慧禅法师就凭着一支毛笔，挥洒水墨，活脱脱一个美髯大和尚就飞快的跃然纸上，在座无不拊掌称赞。

记得那次也蒙普法师傅赐斋宴于涌泉寺，宾主尽欢而别。

与慧禅法师一别也已数年，真希望定光寺开光时，能见到慧禅法师。他的水墨写意人物，中国第一！

大红袍母树 /夏蒙摄

上一次到“大红袍”，还是二十年前。那时候，到“大红袍”要步行很长的一段距离。之所以特别想看到那几株大红袍，是因为上小学的时候，就听老师说过这几棵茶树的神奇。我们的语文老师，一位见多识广的上海大学生，绘声绘色的对我们说，为了保护这几株茶树，清朝的时候，专门派兵把守着进山的路口。到了民国，也有专门的士兵把守。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曾经把大红袍当国礼送给斯大林……

几株茶树弄得这么神，让我们倍感好奇和吃惊。

我们提问说，大红袍好到什么程度呢？老师很严肃的对我们说，大红袍可以很好的帮助消化，科学家做过试验，如果放几粒米饭到茶水里，可以看见米饭被融化掉。

——哈，现在当然知道这是无稽之谈，可我们当时都相信这是真的。

因此，二十年前，和同学们一起步行到“大红袍”，看到这几株茶树的时候，真的有点掩饰不住心中的失望。

大红袍——就这么不起眼的几株茶树？

以后再到武夷山，也失却了去看这几株茶树的兴趣。十多年前，有一位在闽北工作的老同学，每年都会给我寄一大包产自武夷山桐木关的“武夷肉桂”。那茶看去并不起眼，闻起来有一股桂圆的甜香，常常是他刚寄来的时候，会去品尝一番，日子一久，就淡忘了。过很长时间再看这些茶叶，就以为已经过期。听人说茶叶放久了就不能再饮，最后只能扔掉。多年以后，在建霖先生处品尝到存放十多年的岩茶，还有那么醇厚隽永的芳香，才知道自己的无知。

看来，少年轻狂，青年浮燥，皆与茶无缘。

这次到武夷山，忽然十分想念那几株“大红袍”，二十多年，别来无恙乎？

                                                    通向“大红袍”的峡谷  夏蒙 摄

通向“大红袍”景区的道路已经修得很好。驱车到山门，步行二十分钟就可以看到那几株神奇的大红袍了。这条狭长的山谷，上午十点前是照射不到阳光的，当周围的山峰沐浴在耀眼的日光里的时候，山谷里却是一个晨雾缭绕，清凉阴冷的世界。此时进山，沿路的茶园，每一片茶叶都沾着细密的露珠。要到正午时分，阳光才能照进山谷，那几株半崖上的“大红袍”才能见到一天中短暂的阳光。

正宗的岩茶，大都产在武夷山悬岩峭壁下为数不多的茶园中。武夷山满街销售的岩茶，有多少是真正的岩茶，也就可想而知了。

                                                   山谷中醉人的景致  夏蒙 摄

唐末孙樵《送茶与焦刑部书》中虽将产自武夷一带的茶饼美称为“晚甘侯”，毕竟极其稀少，在宋及五代文献中，似乎记载就少了。现在一说武夷岩茶，总喜欢把历史追溯得很长。其实，武夷岩茶的真正成名，是在元朝。清人谈迁在《枣林杂俎》把这事说得很清楚：自贡茶外，产茶之地，各处不一，颇多名品：如吴县之虎丘、钱塘之龙井最著……宋贡茶首称北苑“龙团”，而武夷石乳之名未著，至元设场与武夷，遂与北苑并称，今但知武夷，不知北苑矣。

真正对岩茶品味至深，最知其神韵的还是乾隆。现在说岩茶有“岩骨花香”，所谓的岩韵，其实就是乾隆皇帝的心得。

“岩茶奇香惊玉阀，骨韵至味醉清宫”，“就中武夷品最佳，气味清和兼骨鲠”——乾隆皇帝的这些诗句，当是对岩茶神韵最传神的描述了。非品鉴天下名茶，无以知茶之真味，有此便利者，非皇帝老儿莫属。

既然到“大红袍”，当然要坐下来品一壶岩茶。茶艺小妹报了几种茶的价格，说贵的要380元一泡，中等的280元一泡，最便宜的茶，一泡也要160元。小妹忽悠我至少也要来一泡中等的，不然枉到“大红袍”。我说，只要水不要茶。小妹说，老板有规定，买水必须买茶。我说，那就要最便宜的，只要水，不要茶。说罢，掏出朋友送的一泡“大红袍”搁在桌上。小妹见了，眼睛一亮：“这是陈老做的茶！”。哈，这下知道我有好茶了吧？被他们尊称为“陈老”的，是建霖先生的好友陈德华，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个取得了“大红袍”无性繁殖栽培的成功，并参与创办了“爱德华实验茶厂”，所产各品种岩茶，皆为武夷山岩茶中之上品好茶。这一泡“大红袍”，是面前这几株母树“大红袍”血缘与地缘最近的茶树上出产的，市面上根本就难得一见。

领班的小妹见状，也拿出了一泡好茶。为我们冲茶的小妹有些惊讶的对我说，这是破例了，你知道领班给你的是什么茶吗？是江泽民来武夷山时品尝的茶呵，轻易不卖给游客的。小妹玩笑地说，但得讲个条件，给你这么好的茶，我们一会也要品尝你的茶啊。

                     遥对“大红袍”品“大红袍”，何不快哉！

这天上午，大红袍的游客比往日要少，大批的团队，大都要中午才进来。有那么一个多小时甚至没有一个游客。小妹说，我们坐的位子，正是金庸大师来“大红袍”问茶时所坐的位子，她如数家珍般向我们介绍了许多“大红袍”和其他岩茶的知识。几位画家朋友，用手指蘸着盏中的残茶，涂抹在刚刚完成的写生画上，戏说让画也沾上些武夷的茶韵。

如此幽静的山谷，遥看着那几株神奇的“大红袍”，在四溢的茶香中，品味上好的岩茶，何不快哉！

可惜，这样的时光，在我的生活中十分难得。忙忙碌碌的日子总是多数。客人未走，我不得不匆匆赶回福州，因为半月前就已约定，要陪香港天地图书的总编辑孙立川博士去拜会普法方丈。第二天，当我与孙博士坐在普法和尚的方丈室里品茶的时候，与方丈谈起了岩茶。方丈说，武夷岩茶的源头在鼓山。我连忙请教他根据何在。他说，鼓山涌泉寺从唐代建寺起就有四十亩茶园，所产茶叶称做“半岩茶”，而武夷山“大红袍”和最早的岩茶，早年都是天心寺的茶园，天心寺是鼓山涌泉寺的下院，种茶技术是鼓山涌泉寺的师傅们带去的。呵，果如方丈所说，那么，关于岩茶的来历，又有了一段新的发现。

方丈处当然有好茶，虽如此，还是更怀念面对大红袍饮茶的美妙时光。

饮罢岩茶，天下无茶。

南方冬日温暖的阳光下，我坐在大王峰对面的山亭里，看山，看大王峰，对我来说，这真是难得浮生半日闲。

每次拍片路过武夷山也好，陪朋友来武夷山也好，建霖先生这里是我必来报到的地方。每与建霖先生谈天，都有启发与收获，许多共同的朋友，共同追怀的人与事，也都是我们的话题。更兼有上好的岩茶，可以让我在茶香中竟坐终日，不愿离开。

前些年到建霖先生这里来，他正为北京的一位朋友经营着一处画室。幽谷之间，林荫深处，一座回廊曲折，长窗落地的三层广厦，在显山露水之间处处见出了他的匠心。这座由他设计并监造的画室兼小小美术馆，成了朋友们和许多艺术家向往的地方。无奈遇人不淑，画室主人是个成日混迹于官场的三流艺术家，所作之事，无非是终日炫耀几幅有最高领导签名的字画，与建霖先生为人处事原则格格不入，几年下来，合作并不愉快，建霖先生毅然与此公分道扬镳，关门而去。

于是，就有了这个可以眺望大王峰的更好去处。

这个杂树丛生的小山包，是朋友买下来的一块土地。建霖先生用几根立柱支起了一座山亭，又用废弃的水池改建了一处茶室，这座小小山头也就“有仙则名”，成了朋友们向往的又一处盛景。他在景区设计的所有景观，都是因地制宜，因景制宜，绝不喧宾夺主，我相信，若不是他亲自指引，即使有人在景区踏破铁鞋，也绝对找不到这个幽静的地方。建霖先生本来就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他祖籍福州，家中还有年近百岁的老父。若不是时不时去福州看望一下老父亲，或为朋友搞些设计，他是不愿离开武夷山半步的。

我的朋友李先生出生豪门，年轻时几经奋斗，早已坐拥数亿身家，但从来一袭汉装，布鞋便帽，是一个得大自在，从不显山露水之人。这些年，他摆脱了许多繁杂事务，潜心于书画，算是黄永玉先生的关门弟子，颇有笔墨心得。虽然他不止一次来过武夷山，但直到见识了建霖先生，才对武夷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与建霖先生可说是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建霖先生的茶室                                         李先生在专心作画

李先生在世界名胜巴厘岛有数十公顷风景绝佳的土地，发愿将在那里建一个非赢利的亚洲艺术家交流平台，当下即邀请建霖先生去巴厘岛看看，帮他提些建议。李先生认为世界的纷争与矛盾，许多都是因为不同文化的冲突引起的，而艺术是最容易沟通的语言，通过不同艺术语言的交流，可以增进相互的理解，达致世界更加和谐。这也许真是一个好主意。试想，一位伊拉克画家或者阿富汗画家，与来自欧洲或美国的艺术家，在同一间画室里面对共同的题材作画，他们之间还会有交流的隔阂与障碍吗？

画家们不停的写生作画，我也带了几本早就想看而没有时间看的书来到了武夷山。但在温暖的阳光下，面对大王峰，我却无心读书，只想看山。

相看两不厌，惟有大王峰！

陪几位海外画家到武夷山写生，向他们介绍的第一个人就是陈建霖。

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武夷山有块“毁林碑”，但“狗官建霖”依然名满天下。

这个“狗官”姓陈，建霖是他的名字，原系武夷山管委会一名小小的科长，充其量也就是个八、九品的芝麻官。因敢言人之不敢言，管人之不敢管，舍身护山，拼着性命护林，自喻武夷山一恶犬，谁破坏山林就咬谁，故得此“雅号”。金石大家潘主兰先生以此绰号刻印相赠，他也就干脆把这方印章印在了名片上。

其实，陈建霖真是“狗官”中的好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家开始一切“向钱看”，闽北武夷山区毁林成风，官员下令砍，百姓自己也砍。为了卖钱，为了烧柴，谁都可以进山砍树。建霖先生为了保护武夷山那些树木，真是拼上了身家性命。因为他制止官员砍树，官府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那些砍树的山民也把他当做眼中钉，想把他连树也一起砍了。他不但不退缩，还干脆立起了一块“毁林碑”，专记武夷山毁林之事。因为这块“毁林碑”，我相信不止一个人想打他的黑枪。

关于建霖先生保护森林，保护树木的传奇故事，已经有很多人写过。作家徐刚在他很有影响的长篇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中，对此有精彩的描述。毫不夸张的说，今天的武夷山，在那些景区里，还能有一些参天的大树，在那些景区里，没有乱七八糟的建筑，建霖先生功不可没。几处难看的建筑，也都是在他被勒令提前退休以后，被人弄出来的。

到过武夷山的人都知道“三姑”，现在已经是一个颇有点规模的度假区，但无论怎么看，这都是武夷山最大的一个败笔。

在没有这个度假区之前，那里只是一个村庄，村庄周围是阡陌纵横的水田，还有许多几人才能合抱的香樟树。这片田野与乡村，是武夷景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玉女峰和大王峰前流过的九曲溪，从峰回路转的武夷山谷间到了这里，忽然停下了湍急的脚步，变得平静而温顺。游人若是进山，在攀登天游，泛舟九曲之后，出得山来，眼前一片豁然开朗的田园风光，顿时会感到神清目爽。

项南任省委书记的时候，再三告诫武夷山的官员们，不要在景区和景区周围轻举妄动，保持自然风光就是造福一方。可没有人能听进去。项南前脚离开福建，有人紧接着就在景区搞起了房地产开发。把一个好端端的“三姑”，弄成了一个杂乱无章、丑陋不堪的地方。

陈建霖当初就是极力反对把“三姑”打造成度假区的人之一。在他看来，武夷山景区离崇安县城（现在的武夷山市）只有区区十几公里，游客完全可以在游完景区之后回到县城食宿，这样保持了景区的环境，又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可以说一举两得。

是建霖先生人微言轻，还是一些人利令智昏就不得而知了，丑陋的三姑还是建起来了。

建霖先生和武夷山的缘分已近半个世纪。爱这座山，爱得如痴如醉。他熟悉与这座山有缘的每一个人和每一段掌故。更熟悉这山里的一山一水和一草一木。

                “狗官建霖”（夏蒙摄）

岩茶今天已经名满天下，二十多年前，许多人尚不知岩茶为何物的时候，建霖先生就对岩茶深有研究。每年都从茶农处买几十斤上好的岩茶贮藏起来。并向朋友们介绍岩茶的历史和岩茶的种种好处。多年以前我在武夷山见到建霖先生时，他便极力向我推荐岩茶。他送我品尝的岩茶，存放时间最长的已经十五六年。在他看来，天下之茶，无过于岩茶者。此说当然有根据，他让我看过乾隆皇帝品评岩茶诗句“就中武夷品最佳，气味清和兼骨鲠”，乾隆皇帝什么茶没品过？能让他赞口不绝的茶当然是茶中佳品。记得也是在建霖先生处，还读到过一本曹聚仁的散文集，其中也有武夷岩茶的掌故，大意是说，民国时期，大红袍母树所产的“大红袍”茶，每年都要进贡给国民政府，国府主席林森大约可得四两、冯副委员长可得四两，蒋委员长可得半斤（当时是小两，半斤亦即八两）。足见此茶珍贵。

建霖先生酷爱读书，手不释卷。对于建筑设计、环境设计尤有心得。武夷山景区有今天的美丽，与他当年的努力保护、精心规划是分不开的。建霖先生并非建筑科班出身，但他设计的一些景观与各种建筑，常有神来之笔，大师级的专业人士也赞赏不已。

                  陈建霖设计的武夷山庄周边景观之一（夏蒙 摄影）

今天武夷山景区内武夷宫边上的盆景园等，就是建霖先生的杰作。甚至入园处的那两尊明代的石翁仲，都是他捐献的。说起这两尊精美的石翁仲，也有一番来历。那是文革后期，有一次建霖先生从外地出差回武夷山，看见民工们正在把一些石头打成铺路的碎石子，其中就有这两尊石翁仲，他马上让工人们“锤下留人”。由他筹钱把这两尊石翁仲买下来，又找来卡车运回了武夷山。

陈建霖先生为武夷山留下的宝贝真不算少。据说武夷山博物馆还有他捐献的一些文物。几十年来，他在收藏着一切与武夷山有关的文化记忆。他简陋的家，如同一座琳满目的博物馆，拒绝权贵，却永远向喜欢艺术的好朋友们敞开。就在去年，还有一位爱忽悠的本省长官，不知听了谁的介绍，想一见建霖先生，建霖先生闻风而逃，锁上门，关上手机，拒不“接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对曾担任过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项南却始终念念不忘。在他的“毁林碑”惹恼了地方官员，有人想对他下手的时候，是这位省委书记保护了他，并在以后的岁月里一直力挺他护山护林的壮举。

几年前，当我受省里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许集美委托，筹建纪念项南的相关建筑时，专程到武夷山找他，请他在冠豸山为赵朴老的纪念项南诗碑和纪念项南的“清气亭”搞一个设计方案，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不仅为此事多次从武夷山到冠豸山，而且始终未取分文报酬。现在，这座汉唐风格的“清气亭”和赵朴初“纪念项南诗碑”，已经成为冠豸山的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 

                          陈建霖木雕作品（夏蒙 摄）

陈建霖先生是一位收藏大家，同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他用武夷山那些人们丢弃的树根、杂木棍，随手就能制作成很精美的艺术品。他的油画、国画，书法和篆刻，都有相当的造诣。少年时就师从福建金石书法大家潘主兰先生学习书法、篆刻，并由此与潘老成为忘年至交。尽管在艺术上有极高的造诣和天分，他却从不以艺术家自居，更不曾以书画和收藏牟利。每日饮茶读书，自得其乐。

这些年，我不断将建霖先生介绍给我的一些好朋友，见面之后大家都觉得相见恨晚。到武夷山，怎么能不认识陈建霖呢！

——滚滚红尘之中，还有如此超凡脱俗之人，让人称奇。

《一个人和一座山》，这本来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建霖先生与武夷山的故事，是可以写一部书的。

1999年，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与香港“地球之友”组织，将中国环保最有影响的奖项“地球奖”授予了陈建霖。

这是一个迟到的荣誉。

对于陈建霖来说，获奖并不重要。过去的都已成为过去。每日能看到武夷山，在大王峰下读书、品茶、会友，就是他最大的享受。为此，他每天骑自行车往返几十公里从市区到景区，风雨无阻。要知道，这是一位早已过了花甲之龄的人呵。让吾辈惭愧的是，要是走起山路来，我们根本就跟不上他。

他在能望见大王峰的一个小山包上，筑了一个四脚凉亭，又用废弃的水池改造了一间茶室。但我敢说，这是武夷山一个最佳的去处，一个人与一座山就这样互相遥望着……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晚风扶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天之涯 海之角 知交半零落

     …… ……

    人生自古伤别离。无论生离还是死别，都让人伤感。弘一大师作词的这首《送别》，总让我想起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想起那个时代才有的情义。那时候的人们，对友谊的重视，对人间真爱的追寻，在我们这个被手机、互联网弄得无比浮澡的时代，已经成为绝响。黄永玉先生在他的《比我老的老头》这部怀念师友的文集中，就提到了李尚大先生。为将来写这位老朋友埋下了伏笔。他之所以没有马上动笔，一定是相信这个认识已经七十年的老朋友，一定还能再活七十年。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李尚大从来就不会老去。

    2008年，忽然接到老友李尚大逝世的噩耗，黄永玉最初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李尚大逝世近一周年的时候，他又停下手中画笔，在“万荷堂”静默数日，写下了这篇《微笑·汗水·家园——悼李尚大兄》。虽是悼文，却写得妙趣横生，写活了一个李尚大，也写尽了人生的许多感慨。这是他《比我老的老头》这类文章里，最好的篇什之一。

    今天是尚大先生逝世一周年。集美大学和集美校友总会，将举行追思会，深切缅怀这位逝去的仁者。转帖黄永玉先生这篇情真意切的悼念文章，既是对尚大先生的纪念，也算为我的纪录片《永远的李尚大》作了一个最好的诠释。

                                                     夏蒙2009年11月21日

                                微笑·汗水·家园

                                 ——悼李尚大兄

                                                         黄永玉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圣经·创世纪三：十九》)

李尚大从小就是个胖子，到老了还是个胖子。一九三七年我们在集美中学同学，他念高中我念初中，大我三岁，是好朋友。

为什么这么好?用现代的话说，他是我的偶像。

说偶像是因为他力气大，能拉六根“先道”(是一个发明扩胸器的英国人，用他的名字做这玩意的名字)。我先只能拉两根，跟他在一起之后能拉三根，并且准备明年向四根前进。

有一段时问他不在学校，后来回来了。说是去考“航空”，因为眼睛太小，不合格，只好又转回来读书。这让我很开心，要是眼睛长得大，我的世界就没有李尚大了。论“航空”，这是多高的境界，考不考得上根本算不得什么。

我大概是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或是更早一点在集美入学的。七月间就抗战了，厦门湖里山炮台跟日本军舰对打起来，隆隆震地而响，每轰一声，人就跳一次，很怕人。学校就搬到山区安溪县的文庙里来了。

尚大是安溪湖头村人。离县城一百多里。湖头就是康熙年间宰相李光地的家乡，图书馆藏有一部李光地写的书,名叫《榕村语录》和《榕村续语录》，用的是讲白话的文言体，味道像《聊斋》，我在图书馆借来看过，很好懂。书封底的借书套里卡片上没有别人填过名字，我算是第一个。安溪县宰相写的书，居然我是第一个签上借书卡．你说我神不神气?他是个有见识的人，我欣赏他跟我的看法一样，他说，小孩子啃书懂不懂不要紧，是为长大以后预备的。后来晓得少年时代的辜鸿铭的英国养父布朗先生也是用我们的观点教辜鸿铭，“只要求他读熟，并不要求他是否听得懂。布朗说：听懂再背，心就乱了，反倒背不熟了。”辜鸿铭背过六千五百多行密尔顿的《失乐园》，三十七部莎士比亚戏剧，德文的歌德的《浮士德》。(引海天·肖炜着《沉重的转身》)

尚大是高中生，到底有多少学问我不清楚。我只佩服他念遍了厦门(除女子中学以外)所有的中学；要不是开除就是退学，最后才来到集美。(当时厦门有多少中学我不知道。)

他有很多长处，一是胖得可爱，二是和气，三是力气太，四是沉着讲理，五是有钱，六是慧眼识英雄，把我当他的朋友；怪不得接着有几个跟我差不多同龄的人巴结我，想我介绍入伙。

那时的集美学校有个特点，到放暑假，南洋群岛的学生都坐船回家等开学之前再赶回来。本土的学生回本土。少数一二十个各有各的道理的学生留在学校。

尚大这时候带着二三十个年纪大的高中同学回湖头去了。住在他家，吃在他家，不晓得这些大同学在他家里吃些什么，玩些什么?只听说他妈从不另给他开偏食。

我们小一辈的人也想去，他眯着小眼睛说：

“三百多里，抱你去还是背你去?”

所以我们从未实现过能去一次湖头的幻想。

若是哪一年暑假他不回湖头，那我们就过年了。

空荡荡一座大文庙剩下我们这一点点人，号兵不再吹号，连号兵传达都成为密友，大厨房伙食照开，进出校门自由，图书馆正常开放。固然，有时候校长或先生不定期要求巡查一番，李尚大端坐读书的神气，简直就像个活孔子，一定感动得校长和先生要死。

也有三五个南洋学生没有回去的，他们见闻广，夹在我们里头想贡献点外国的下流习俗见闻的时候，他就会走到跟前左手捏着他的脖颈，右手抠着他的屁股眼推出屋去。

“贱！”他说。

这点功夫我练了好多年都没有学会。

午觉醒来，他令我们其中的人说：

“你，你，到厨房去煮绿豆沙！”

“你，你，出去买五斤开花蚕豆，花生，你，泡茶……”

“走！上街吃‘蚵呀没’(小生蚝粥)。”

“上午扫地，下午到河边吃龙眼！(河边几里长的沙地上长着百多棵龙眼树，有主的，他教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上树的勾当。)”

晚上，在“大成至圣文宣王”殿前石台子前练武功。

他一用劲，手腕上有鹅蛋大的两个硬球。

每人脱光了衣裤只留下一条“沙波德”(带橡筋的极窄的短裤)，真像家练武艺的什么堂口。还特别让我表演家乡带来的翻筋斗、“扯旗”、“地滚螺”、“少林拳”、对打……

有时大家围着他讲闲话，忽然有人不该提的时候提出来要他请客，他不请，要他请，他硬是不请，于是大家一拥而上呵他的痒。于是他就像希腊神话中的那个“安泰”离开了土地一样，大叫一声：“好！投降！‘赛你凉’！(闽南粗话)”叹着气掏出钱来。胖子最怕的就是呵痒。

我是湘西人，原不搞这种赖皮事，怎么样也卷进去了，七八个人滚在一起，压在竹床上，然后坍塌于地，尚大糊里糊涂顺手抓掉我一把头发，我一口咬在他左边大腿上。就这么一口，我满嘴血，他伤得很重，送到卫生所 (六十多年后的某个场合在印度尼西亚谈起这些事，我要他亮左腿给老同学们看看那伤疤还在不在，他不肯，下意识地隔着裤子捂住旧疤遗迹。)。

过几天他一拐一拐地说：“你真毒!”

“你晓得我不是故意的。”我说，心里也实在不好过。千年后的考古家在尚大木乃伊上发现了那块大伤疤一定很费研究。咬他的那一口上，我又没有签字，是查不出罪踪的。

有人说，他母亲在黄梅天过后好太阳的时候，会叫人搬几百个大葫芦出来晾在屋外晒谷子的石板广场。葫芦里竖着破开成两半、中间捆着绳子，打开葫芦都是钞票。

她老人家在晒钞票。

尚大眼泪都笑出来了，可见是没有这回事。不过觉得有趣，当然也得意。

不管晒钞票是真是假，父亲当过混成旅长却是事实，并且是个做好事的人家。从尚大的坦荡格局是看得出来的。

秋季开学不久，有一位让高中同学(或是水产航海、师范、农林、商科同学)讨厌的姓孙的训育主任(名字我就不说了，我们初中生好像并不觉得他特别讨厌)，那一帮高年级同学让尚大找我带木刻刀跟他去办一件事，我不敢不办，就跟着他到厕所后头小树丛里，在他们捉到的一只面盆大的乌龟背上刻了原来写好的三个大字“乌龟孙”，另一个同学染上鲜红的油漆，偷偷放进了文庙的大池塘里。

在龟甲上刻字我明白古时候是有过的，叫做甲骨文，刻得也很顺手流畅。说是要我绝对保密，我也算是做到了(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才向世界解密)。

没想到后果是如此精妙，这只乌龟几乎像具准确的晴雨表，每逢阴天将要下雨或清晨黄昏，它老人家便会冉冉地浮游逡巡于池塘四周，那耀目之极的三个大字不免吸引几百名等候早、午、晚集合进善堂用餐的同学及先生们的密切注视，甚至欢呼。

乌龟这活物跟名人不同，面对欢呼它一贯谦虚沉默，退隐于水底，不作任何回应答谢。

校长和孙先生的反应虽然昂扬，诺大池塘深约二三米，正所谓“难淘尽西江之水”，曾动员过全校工人用了一星期宝贵时间打捞这只冤家，总是毫无结果。

那池塘是座活泉，时光倏忽，孙先生和校长都已作古，听说乌龟是长寿的，七十多年来，怕会长的有簸箕般大了吧?

大约是九月间，县城里某个地方唱戏，学校里新来的一位教员去看戏，挨了警察局局长带领的人一顿臭打，说是我们这位教员调戏了坐在旁边的他的夫人，这绝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呢?连我们这帮小孩子都明白，集美学校的声誉那么神圣，聘请老师从来非常严格，道德、学识都经过慎重考察，难以想象会让浮浪人物混进教师队伍里来。

事情已经发生了，学校领导当时马上知会政府如何处理这桩严重事件……

说时迟，那时快，当晚李尚大已经带领一帮大同学把警察局砸得稀烂，局长、股长们一个个收拾得像僵虫模样……

三天之后全校师生在广场开了一个旷古未有、别开生面的“欢送开除同学大会”。(我忘了除尚大之外还有哪几位同学?)

这恐怕是解决政治和文化矛盾的最爽脆的范例，既照顾政府的面子又维护了陈嘉庚先生的集美学校的尊严和声誉。那位为看戏而闯祸的教员也悄然蒸发于“大会”之外。

这事发生在一九三八年的秋天，和尚大兄再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四九年夏天的香港了。我不明白他怎么晓得我在香港的地址?哎！我们都已经长大了。

那一次晤面，他详细地叙述别后十一年的情况。

被开除以后，尚大兄在闽南东混西闯了一阵，流落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永安这地方我去过，在山洼洼里，传说伸个懒腰都会碰到山巅。其实，地方不小。

熟人没碰到，便去找省国立音专的校长蔡继琨先生。

蔡继琨先生是集美的老校友，是位大人物，早年留学日本，作品《鹭江渔火》交响乐抗战前在日本得过很辉煌的、我说不上来的大奖。抗战后每创作一首歌曲马上全省传唱。比如《保卫大福建》我至今还能一字一调不漏热血沸腾地唱出来：

“福建是我们的家乡，一千三百万的斗士，守着这十二万方公里的地方。敌人来吧!杀吧!铁血保卫我闽疆。看那蜿蜒的江水，崎岖的山脉，可别想在这里有半点的猖狂……”

他还是我远房叔叔黄洪焘的亲舅。身材魁梧，潇洒漂亮。他弟弟蔡继标(彪?)是学航空的，个子黑兼胖。听说年轻时谈恋爱追求女朋友的时候，驾一架双翼机在女朋友房顶上反复打圈表现技巧，兴奋过度，几个筋斗掉进厦门鼓浪屿之间的海里，幸好人机无恙……

别扯远，咱们还是回说李尚大和蔡继琨吧!

尚大见到蔡继琨，想上国立音专找个事干。

“你会干什么?”蔡问。

“什么事也没干过。”李答。

蔡上下打量他一番说：

“那，给我提皮包吧!”其实就是今天所谓的“生活秘书”或警卫员的意思。

永安是战时省会难免政府机关和其它附属单位就多。日本飞机常来轰炸，机关单位人员下班之后都分散回乡下住宿。大点的乡下还有公共汽车，蔡继琨虽然是校长，下班也得搭公共汽车回家。

李尚大的首要任务是在公共汽车上给院长占个好座位，也就是挨着司机旁边的那个单独的座位，这已经成为惯例；不料有一天去晚了一点这位置让别人抢先坐了。

看这人来头和年龄都不小，黑呢子中山装，金丝边眼镜，五十来岁。

“起来!”尚大说。

“你叫谁!”那人问。

“你!”

“做什么起来?”

“这是我们校长的位子。”

“什么校长不校长?哈!看派头坐小包车嘛!怎么挤公共汽车?”

司机也在会心地微笑。笑归笑，他却懒得管闲事。

“你起不起来?”尚大还想发点威风。

那人从口袋里取出包香烟，倒出一根点着了翘起二郎腿晃着晃着，慢慢抽将起来。

蔡继琨这时上车了，“咦?位子呢?”

尚大说：“这人占了!”

“那，你?你是干什么的?”蔡继琨问。

“他告诉我，这是公共汽车，谁先到先坐。”尚大把皮包塞给蔡继琨：“你自己找地方坐吧，我不干了!”

尚大跳下车。到重庆去了。

他也不想想，重庆这个战时首都是随便可以来的吗?提着那口小破藤箱，坐在朝天门码头石阶上看天想事。

口袋里有个小本本，写着飘流各地的同学名字；里头有个初中四十六组的陈其准，他在重庆。早就听说陈其准在重庆的“军之友社”混得挺不错。“军之友社”是搞什么的?他怎么个混法?

他终于找到了陈其准。陈其准晚上在“军之友社”跳南洋土风舞，简直红了半边天。

陈其准是马来西亚的侨生。他爹是福建南安人，妈是地地道道的黝黑皮肤的马来土人。一生下来样子偏妈不偏爹，除眼白之外，全身黑中透蓝；他若是闭了眼睛，晚上谁也摸不着他。矮胖，凸脑门，厚嘴唇，一口好的英语和马来语。

他在学校游艺晚会上经常表演草裙舞，全身赤裸只穿一条黑色紧身三角裤，上千彩色细纸条围在腰上算是草裙，吉它和手风琴伴奏，合作拍子，你看他全身抖动，手脚浮游，那种庄严法相，真可谓绝世的天份。

“军之友社”的头头黄仁霖将军，他一辈子的最高理想就是努力钻研如何把宋美龄跟美国大兵侍候好。陈其准的确让他看准了，眼前他要做的工作是别让那些唱歌和伴舞的女人们过分地对他忌妒。

陈其准第一次把尚大带去看演出，几乎吓傻了。那么大的场面，乐声响亮，那么多的美国佬怎么会如此疯狂地拜倒在陈其准脚下?他真担心这些傻美国佬会把陈其准当做美国总统候选人。

演出完毕，陈其准开回满满一吉普车的面包、黄油、奶粉、火腿、香肠、巧克力……他说：“这东西可以进黑市，好多穷朋友等着我……”

“你不是说可以给我找个工作?”

“工作?你英文怎么样?”

“英文?二十四个英文字母我都搞不清。”

“怎么英文变成二十四个字母了?你高中怎么念的?在这种地方，连Boy侍候人都会两句……”

回到宿舍，尚大站着发愁，其准电灯下看着看着他，忽然蹦起来：

“你跟我一起跳双人舞!你看你一身白肉，一黑一白，要乐死他们……”

“‘赛你凉’(闽南粗话)!你把我当什么人?”尚大举起拳头。

“你说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土风舞是什么舞?那一夜一车东西是什么东西?我‘赛你凉’，我‘赛你凉’!”其准也生气了：“你讲，我跳舞是下贱工作吗?”

……

“那我不会怎么办?”

“你不会我能让你上台吗?教你三天!”

三天后，尚大认为比当年练拳击还累，手、脚、脖子，连头发都痛。总算勉强过了关。

两位宝贝第一次登台，那种黑白反差引起的大哄动真是难以描写，街上行人不知今晚“军之友社”美国佬里头又发生什么事，中央日报登了个特写辟栏新闻，黄仁霖还把这件盛事第二天早上在老蒋夫妇用早餐的时候，轻言细语地作了汇报。平日不爱大笑的蒋介石也哈哈笑了三秒半钟。

没在那时代亲眼见过的人也可以想象嘛!一黑一白两个胖墩，白的小眼睛，黑的鼓眼睛，穿着草裙在台上配合着南洋群岛音乐跳土风舞，是一种什么梦境?

尚大跟陈其准就这样“跳”了两个多月，赚到进大学的学费。又不知使了什么神通，正式考上了在重庆的朝阳法学院。

不过，我总觉得尚大跟上学这档子事一点缘份也没有。这有点像钱钟书先生的那本《围城》的含义，在城外的想攻进去；城内的想突围而出。何必那么忙地进进出出呢?活像一只从不酿蜜的孤独“雄峰”，跟着蜜蜂在花丛中瞎起哄。它根本不具备采花和酿蜜的生理结构。

不出所料，上学没多久，尚大又坐不住了。他忽然萌发了思乡之情，一路迎着轰炸回到闽南。

这一次决定是他一生中的大转折，既干脆而又正确。使出浑身解数办了两件大事。一，全力整顿了故乡安溪湖头慈山小学。二，跟一位当年厦门双十中学的同班，学医的好女子吴灿英结婚。半年后虚心实意地上福建学院法学系一口气读到一九四六年毕业，领了文凭。抗战胜利已经一年，在厦门鹭江道64号跟好友和同学开了一间天平行贸易公司。这公司除他之外都是共产党。我不相信他不清楚。他像对待以前好玩的事情一样，潇洒自如，眼开眼闭地做着掩护工作，一九四九年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在厦门搞大屠杀，天平行成为目标，被彻底砸掉。尚大父亲的老部下帮助他秘密地只身逃到香港，几经艰难来到印度尼西亚。

我八十年代回到香港，生活了近十年。尚大在香港也有企业，由大儿子川羽照料。时不时尚大来香港，或经香港回闽南圆他永远圆不完的帮助家乡建设的梦，

我们见面时就会没完没了回忆过去；有时候也谈些正经事。

我是一直感激闽南人的恩情。他们慷慨，好客，同情心，宽容，在那片土地我才能勉强长大成人。

我们也谈起人世间好多解不开的谜团和矛盾。比如陈仪这个人，他当时是福建省长，我们心目中伟大的圣贤，集美学校的校主陈嘉庚就十分不满意他。蒋介石也尊敬嘉庚先生，听了他的理由就把陈仪调走了，换来个不三不四毫无份量的刘建绪。

陈仪实际上是位很有厚度、很有远见、胸怀宽广的人。他是鲁迅先生的老朋友。

主政福建的时候，部下的质量也很高。后来在台湾当过总统的严家淦，就是他当时的建设厅长；科学家(生物学家?)郑贞文是他的教育厅长……

郁达夫在那里做过嘉宾。著名的作家黎烈文给他主持文化出版活动工作，于是一大串左派作家都微妙地来到永安。陈仪知道吗?知道的。黎烈文三两天要到他那儿去汇报工作。他们有私交情谊，所以汇报工作之外当然也说点别的东西。这种情况之下，先来了左派文人王西彦，接着来了重要的共产党伟人邵荃麟、葛琴，做了福建省官办的主要杂志《改进》的负责人。所以福建全省当时的进步文化活动开展得十分活跃。陈仪暗中庇护着许多进步人士是肯定的。

解放前夕，陈仪策反他的老部下汤恩伯起义，忘恩负义的汤恩伯马上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介石枪毙了陈仪。

这样看来，陈仪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暗中他跟谁有过联系?总不至于要汤恩伯阵前起义是个个人兴之所至的“行为艺术”罢?今天，我真希望有良知的历史学家为他说个公道话，纪念他。

我们集美的校主陈嘉庚当然是个好人，陈仪看来也是个好人：用最高指示检验：“好人打好人，误会!”

在福建呆过的共产党人邵荃麟、葛琴夫妇“文化大革命”中死得好惨!我们素来敬仰的这两位高尚的共产党人居然也困死在自己的囚牢里!唉!

这一切怕都堪称为历史伟大悲剧罢!悲剧的特征是自我矛盾。

李尚大四九年只身来到印度尼西亚干了什么呢?

印度尼西亚有许多他爸爸的朋友、老部下，受恩惠者要帮助他，他真诚地多谢这些阿伯、阿叔说：

“让我先在印度尼西亚码头上混三两年吧!眼前我什么都不懂怎么做事情?”

于是在一个陈姓名人码头上找到一个扛生橡胶块的工作。每块生胶重一百零八公斤，从这个地方的码头仓库里扛出来，过码头，上跳板，进船舱，入舱底，堆叠整齐：随船开出到另一个地万，再把生胶扛上肩膀，上船面、过跳板，到码头，进仓库，一块块码齐。苏门答腊、巨港、楠榜、雅加达……真的足足玩命地干了三年。从苦力，提升工头到仓库管理。让老板发现了：

“你是个大学生!你玩得还真像那么回事!”

“不是玩，是上学。”

“码头有什么好学?”

“它是本大辞典，大百科全书的第一页!我从码头学起……”

“你别走，我提升你，把好的位置给你……”

“我三年流汗吃苦不是为你，是为我自己。从今天起我要忙自己的事情了。”他微笑点头而别。

一九四九年到他二00八年逝世，六十年过去了。

一开始在各岛跑些橡胶、咖啡、椰干散碎生意，越做越大，加进了木材厂、夹板厂(森林开发，动不动就一百八、两百公里直径的大森林)、瓷砖厂、轧钢厂、酒店、房地产、石油……六十年，公然变成印度尼西亚几大财主爷之一。

上头这一段话不到一百字，读起来连气都不用换，可知道?这是尚大忙碌一生的时间。

回头讲讲尊敬的大嫂吴灿英。

尚大去印度尼西亚之后，灿英带着两男一女三个孩子侍候着尚大的母亲——她的婆婆。

这位婆婆丈夫去世多年从来就是全家的舵手，并且还是个百分之百的大地主婆。一九四九年土改开始，首先遭受反手吊打的就是她。七十多岁的人，还是个缠脚老太太，每天灿英背去背回到广场去接受斗争，老太太居然神志清爽，说自己的确是“一种阶级的代表”，要孩子们记得人生的基本态度，“记得朋友的好处，忘记朋友的过失”，活下来了。

全家“扫地出门”，老小五个人，住在一间小破屋里。灿英一个人砍柴，挑水，山上开荒种白薯，养活这五张嘴巴。后来见面她对我说，“想到印度尼西亚的尚大，什么折磨都忍受了”。每天做完家务，还要去义务夜校教课，上医疗站为人打防疫针。

看样子是尚大的祖上积德，湖头乡政府正确的掌握政策，土改过后，得到“宽大处理”。

一九五三年老同学是集美医院的护士长，非常需要一位正式学校毕业的专业人员当护士，正好把灿英大嫂拉了过去。五四年灿英大嫂想办法把婆婆和三个孩子也一齐弄到集美学村居住。五六年灿英带着小儿子龙羽先申请出国到香港，二年后得到印度尼西亚政府批准，五八年四月间，夫妇分别了漫长的九年时间，得到团圆。

老太太和大孙子川羽、孙女雪蕾住在厦门尚大弟弟陆大的家里。老太太一九七二年阴历五月一日去世、川羽插队，七三年与雪蕾申请出国得到批准，全家在印度尼西亚见面。唉!川羽和雪蕾跟爸爸已经分别了二十四年……

我这个人总是动不动就感念：尤其是牵挂闽南那一边，这一边……许许多多温暖信任的笑容和温暖的手……少年的漂泊是一只无助的、纸折的小船。

旧时代闽南的妇女伟大之极，她们意志的坚韧真是世纪绝响。她们长年迎染过海风的肤色、眉毛、眼睛、身材、穿着的一切美丽……也是世纪的绝响。你怀疑我是不是在讨她们的好?是的，惟愿她们能看到我的赞美。你知不知道?闽南的妇女是怎样杀出那苦难的深渊的?

她们跟男人一样的劳动。挑担子，开山，敲石头，出海，甚至做轿夫抬轿……结了婚，丈夫远渡南洋谋生创业，她们在家乡苦守等待。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数不尽白发的期盼。惠安县年青悲伤的妇女们，而耐不住活寡煎熬，成群结伴用绳子捆成一线，跳鱼塘自杀宣叙她们的凄苦，成为当时一种风气。

灿英大嫂运气好，带着孩子只等了九年。要是没有高堂婆婆和孩子，没有对尚大的坚定信心……我想，她未始没有跳鱼塘的念头。

闽南人把“下南洋”称做“过番”。数百年来“过番”后有成就如尚大者，真像恒河沙冲筛下来的金屑那么希奇!

尚大老年后曾告诉我：一生有两个知己。一个是吴师摩(我听龙羽讲过)，一个是我。

我们交往分三个阶段，一，集美两年多；二、一九四九年香港一晤，大概一个小时；三，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香港国内间歇地来往；也就是说，一九三七年到二00八十二月二日他逝世为止，一共七十一年。我们在漫长的生活中都有过交谈和深深的想念。

前几年他到万荷堂来参加我的生日餐会，他说：“你这些房子盖得太差，你到印尼去，自己随便选个地方，我给你盖一套比这个好得多的房子!”

“你‘扯校’!(音，这两个字是我们七十多年前在集美学校时常用的闽南下流之极的骂人话。)我三十、四十的时候你不盖，到我八十的时候你才说!”我骂他；他眯着一对小眼睛裂开嘴巴大笑。

其实说出这番话之后，自己心里头又作了纠正。我三十、四十的时候，不正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共产党狂热的信徒吗?什么房子能留得住我不回北京呢?

他那一次参加生日晚餐会还带来了九十多岁的蔡继琨先生。他答应蔡先生在福建福州创建一座宏大的蔡继琨音乐学院。(一两年后已经成为现实。听人说蔡老先生搭了一间小帐篷在工地天天督工，直到完成。前些年蔡先生己先尚大兄去世。)

上世纪九十年代(1994年)，尚大兄他邀我全家到印尼、雅加达参加一个有点意思的聚会。

大科学家李远哲在美国柏克莱大学计划盖一幢化学大楼，需要一千万美元，想到印尼慷慨好义的李尚大，便去求他帮忙，果然一口答应。条件是大楼要用“陈嘉庚”的名字，也得到同意。于是尚大找了几位印尼富豪好友一齐助就了这个善举。

在印尼雅加达他的香格里拉酒店举行了一个盛大酒会，来了各界猛人。李远哲上台，尚大也上台，完成收受一千万美元支票的典礼。

一千万美元买一个陈嘉庚的名字。

尚大在祖国只花钱不赚钱。把自己故乡安溪县和湖头乡彻底翻了个“个”。开辟205国道；建厦大医学院；参与开办集美大学；厦门中山医学院心血管研究中心，泉州黎明大学拓建八幢大楼，厦大医学院聘请国外专家，每月月薪由尚大支付，蔡继琨音乐学院……

他两个儿子龙羽和川羽对我说：“我们在印尼努力赚钱好让他在家乡办这办那。”

女儿雪蕾在香港按月提着大包小包钞票往回跑。

先到印尼的儿子龙羽，安排在一两百公里直径的加里曼丹森林里搞开发，与蛇蝎猛兽蚊蚋朝夕相处。一九六六年去，七一年底才让回来；然后上日本进早稻田大学商科，东京农大木材加工专业学习。川羽先在香港大楼建筑工地当泥水工人，再才进树仁学院，后在林场、夹板厂从小工头干起。对儿子们的安排好像报仇一样，先让他们受尽人世煎熬。

印尼政府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或更长的时间，跟我们中国政府的关系弄得很僵。在印尼世代生活的中国人也受到痛苦牵累，这方面尚大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协调工作，了解当时真实历史情况的人就会明白，这工作做到今天的地步，真是不简单。

尚大兄一生到老无病痛，饭量很大，爱好运动，于2008年11月2日安睡中逝世于新加坡家中，足足活了八十九岁。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派政治安全顾问，资政为专使主持葬礼并带领八位嘉宾扶灵出殡，而国会第三（司法)主任委员把国会刚通过的两份法令——《国籍法》和《反歧视法》文件安放在棺木内尚大兄遗体两旁，一齐入土。因为这是他为印度尼西亚华人二百余年来取到的珍宝。

尚大兄！精彩!

                                    2009年9月3日一时完稿于北京万荷堂

那天在万荷堂为李尚大先生的纪录片采访黄永玉先生，

偌大的万荷堂的荷花池中，仅有一朵白莲开放，

难道这朵白莲花是专为他们的友谊而开放吗？

神奇之，故摄影以记之。

——夏蒙2009年7月4日摄于万荷堂           

在集美学校的历史上，曾经有一位名叫李尚大的学生。在这些珍藏的毕业照片中，我们却无法找到他的身影。因为，李尚大没有毕业，就不得不离开了集美学校，他是被集美学校“开除”的学生。

六十多年后，在集美大学的校园里，屹立起一座雄伟的“尚大”楼。人们用“嘉庚精神”、“尚大情怀”这样的评价，来颂扬这位追随陈嘉庚先生，为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伟大校友……

李尚大先生出生于福建安溪县湖头镇。这里山清水秀、地灵人杰，也是一代鸿儒、清朝康熙重臣李光地的家乡。

从李氏家庙今天犹存的牌匾上，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学说对这里的深刻影响。

李尚大先生是一位儒商，他常以 “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样的儒家思想来教育自己的子女。

即使长期定居海外，李尚大先生对父母长眠于斯的土地，对曾经养育过他的故乡，依然充满深深的眷恋。

李尚大先生曾经这样写道：“我生于福建省安溪县湖头镇。父名瑶悌，字和声。母姚氏，名卡。家本殷实，讵料，我才九岁，父亲溘然早逝，遗下孤寡，顿失所怙。强豪环伺，境险恶，全靠母亲艰苦支撑，坚毅应付，把我们养育成人，修完大学。”

李尚大先生1949年离开故乡，只身一人先生南洋谋生。

凭着勤劳、智慧、诚信与努力拼搏，李尚大先生早在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就已经成为印度尼西亚一位成功的实业家。直到1985年，在离开祖国整整35年后，他才第一次踏上了回乡之路。对于他来说，这条回家的路实在显得太漫长了。

故乡的贫穷与落后，牵动着他的赤子之心，而开始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也让他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他曾数十多次踏上故乡的土地，以他的对故乡的深情和对教育事业的热爱，谱写了伟大而又感人的乐章。

李尚大自述（1999年采访。地点：新加坡。）：

真的是这样。我们中国电视台，一个节目很好，“常常回家看看”，讲得很有感情，“常常回家看看”，自然而然就有感情了。没有感情，你常回家看看也有感情了。

父亲去世后，是勤劳善良的母亲含辛茹苦把李尚大培养成人。

母亲认准了只有教育才能改变他的人生，尽管李尚大曾是一个不安分的学生，被不止一所学校开除过，但在任何情况下母亲都不许他辍学，所以从安溪到厦门、泉州、重庆、福州，李尚大先生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接受了完整的教育。

李尚大先生说，是母亲的坚毅与执着，才让他终于完成了学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他终生都对母亲怀着无限的崇敬，多年以后，他在捐资创办的慈山学校里，特意安放了一尊母亲与孩子的雕像，以此来纪念伟大的母爱。

回忆自己求学的经历，李尚大先生总是感慨母亲的一片苦心。为了让他好好读书，母亲特意安排与尚大同龄的侄儿李景昀和他一起读书。

李尚大自述（1999年采访。地点：新加坡）：

我不念书，他一直跟在我后面，哎，你妈妈叫我要（你读书）因为我念书念得这样好，你念书没念好，是我失掉责任。我们是同班同学。我说，你不要吵我。（他说）来，明天要考试了。他大声念，那时候我有点小聪明啊，他今天把课本重要的念得很大声，念一遍，我明天就可以考及格了。一考过了，就忘记了。

厦门的大同小学是一所有百年历史的学校，李尚大在这里开始受到启蒙教育。

李尚大自述（1999年采访。地点：新加坡）：

吴龙江，他是我们班主任，教我们国语，他不是用课本啊，他用《爱的教育》。讲得很生动。但是我最坏。他也是这样，教不好我，他感觉很惭愧。每次骂我的时候，都流眼泪，他讲，你是很好，但是怎么会这样坏？我教不好，我对自己不住。你看以前的老师啊，多有责任感。我常常把这些做人的道理啊，同我学校的老师讲，你们不要开除学生，你们要把坏学生教好。

双十中学，也是厦门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学。李尚大先生在这里上过初中。

李尚大自述（1999年采访。地点：新加坡）：

我那个老师啊，陈后潮，照顾我们无微不至。我在中学时候，给他罚站，再次罚站，他感觉都是我做老师的不好，才会（有）像你这样坏（的学生）教不好。他罚我的时候，他和我一样站。我晚上偷偷跑去吃东西，看电影，冬天冷的要死，他还站在那里。我晚上一点了才回来，从窗户爬进来，门锁了。只有我的窗户自己打开，很晚回来，窗户打开，爬进来。他等我打开了，要冲进去了，他把我抓出来。说不要大声喊，来，来，我同你讲，你这样做对不对？你不可以这样。好像爸爸教训孩子一样。

           李尚大在新加坡看望他中学的老师陈后潮

李尚大先生的求学之路并不平坦。从初中到高中，先后辗转了几所中学。但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集美中学。

在他初中将要毕业的时候，芦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拉开了序幕。

为了控制海上通道，日本侵略军向东南沿海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福州、厦门相继沦陷，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校不得不内迁安溪，托身于这座古老的文庙。

高墀岩（李尚大先生同班同学）：

初中、高中、师范、水产、航海，五个学校，这个农业学校搬到大田去，那么其它都在安溪，几个学校在安溪的文庙，就是一个文庙。

黄永玉（李尚大先生校友）

李尚大这个人呢，他念高中，我们念初中。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好，因为他等于是我们的头儿啊。

高墀岩：

尚大很调皮，但是对同学很亲近，很爱护。

李尚大自述：

因为我妈妈人很好。那个抗战期间啊，所有的同学跑到我家里，都是住在我家里。

高墀岩：

尚大还没有走到家门口，还在田间，就喊：阿母，阿母，同学来了，鸡抓去杀吧。就这样喊。同学来啦，你把我们家自己养的鸡杀掉吧，杀几只请同学。他就这样，半路一直喊，喊到家里去，所以他母亲也很好的，对同学很好。

黄永玉：

老妈妈要做大伙食，二三十个同学，吃一个月。他又没有给尚大一个人偷偷地开过小灶，一样的。

李尚大：

我妈妈量器很大，不但是（同学）来，从来没有说一点“哎呀，你带的这样多”。没有，而且越来越住越好，有几个同学，没有钱念书，都是我妈妈给他钱。

黄永玉：

暑假，很多南洋华侨的人都回南洋去了，他有时不回湖头。他不回去，我们高兴了。为什么呢？他可以同我们讲怎么练身体啊。他本人的身体很强壮，他又有钱。

李尚大：

我妈妈给我的钱特别多，她晓得我做大哥，她晓得我要请（大家）出来吃饭。吃小饭啊，买那个“笃笃面”，不是一个人吃，都是三个五个人吃。

黄永玉：

他一高兴起来，会请我们吃东西。我们就一直讨他的好，买花生啊。花生仁（闽南语）。

李尚大：

在中学里面啊，他（黄永玉）钱用完了，我袋子里面的钱，他一直把我抢都抢走了。

在陈嘉庚先生的激励下，集美学校嘹亮而雄壮的《诚毅之歌》与抗日救亡的歌声始终回荡在这座美丽的山城。

高墀岩：

他在学校的爱国主义表现没有人写过。

黄永玉：

他还考过航空，准备当驾驶员。

高墀岩：

特别安溪受到日本人的轰炸，他很气，他说怎么能给日子鬼子这样欺负，好男儿要奋勇当先，要去当兵。他年龄还不到，不能报，到以后高中二年上，全省的学生集中训练，训练结束以后，他跑去报考空军，空军经过体格检查，各方面合格了，当时去重庆要去报道，恐怕半个月都走不到，接到通知，要去报到，已经过期了。

黄永玉：

很佩服他，他还考过航空啊，很不简单。

在黄永玉的记忆中，李尚大永远都是他心中的老大哥，永远都那么和蔼可亲，更可爱的还有他那永远不变的个性。他在这部怀念文集《比我老的老头》中，用很生动的文笔写下了他与李尚大先生在集美学校的交往。

得知李尚大先生逝世的消息，这位国际著名的艺术大师，放下了手中的画笔，在万荷堂里静默数日。

李尚大是少年黄永玉心中的偶像。对于他来说，李尚大先生故乡的祖屋就是“麦加”一样的圣地，而集美学校在安溪的那段生活，也有太多值得他回味的故事。

黄永玉

他打抱不平，学校一个老师去看戏，让公安（警察）局的人打了。说他侮辱了坐在旁边的公安局长的太太。这个不太可能。因为我们学校是很严肃的一个学校，很完美的一个学校。不光是学生们守纪律，先生们也是很守规矩的。不太可能。

李尚大：

那天一讲，老师被人家打了，全校都轰动了，集美搬到安溪，按照安溪的旧风俗、旧的传统、旧的势力，那个警察局最凶的，（尤其是）那个局长。那个陈村牧（校长），他晓得我。“李尚大啊，一定要把他好好照看，不能给（让）他去打”，一直跟在我背后，不让我去打。但是，我跟同学们说，“哎，我们到那边去，老师一直跟着，等他没时间回去了，我再来跟你们会合”。

黄永玉：

他因为身体好，也有几个同学爱闹事的，就把警察局毁掉了，用现在的话，就是踩平了。

高墀岩：

我也去了，回来就回来了，大家一回来，就回到宿舍里面。结果呢，县长说，（同学）把孙中山的照片，挂在厅上的，蒋介石，蒋委员长两个照片，拿到地上，弄碎了，踩上几脚，这些闹事的学生弄的，他一定要查这个带头人，带头人当然是李尚大，就要抓李尚大。

黄永玉：

反正闹了一下。闹了一下，安溪政府，当时呢，他也不敢惹集美学校，集美学校是陈嘉庚的学校，陈怡都不敢惹，当年，省长都不敢惹。但是我们学校自己还要管自己。他这个把警察局基本上踩平了，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大概，学校同政府，学校同省里头，这个在永安嘛。到最后把两三个学生开除了，那么李尚大是排头的。

李尚大：

三个人同时开除了，初中、高中那样，我就这样给开除了。那个全校都开送行会，人家给他开除了，老师、先生、同学还来送我。

黄永玉：

那么，全世界也没有这样的。开除学生啊，全校，校长，连同所有老师、学生，在广场开会，欢送。因为他是为学校打的啊，开欢送会，欢送被开除。

因为李尚大打抱不平引起的这场风波，很快演变成一场波及全省的学潮。

最后，安溪县警察局局长被革职，而学校也不得不开除李尚大等三名带头的学生。

离开集美学校的李尚大很顺利的进入了培元中学。多年之后，他才知道，培元这所名校之所以收留他这个被开除的学生，是因为陈村牧老师的暗中相助。

                  李尚大夫妇与集美中学原校长陈村牧先生在一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离开祖国三十多年的李尚大先生回到了家乡。他首先去看望的就是当年集美中学的校长陈村牧。

在集美学校迎来九十周年校庆的时候，李尚大先生捐资兴建了这座村牧楼。时任福建省长兼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的习近平，与担任校董会副主席的李尚大先生一起为这座大楼的落成剪彩。

李尚大先生一直怀念着他所尊敬的老师。多年来，他用那些老师的名字，命名他所捐赠的一座座教学楼，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他对老师的崇敬与爱戴。

告别了中学时代的李尚大，先后辗转于战时的福建省会永安，以后又到了陪都重庆。他一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边继续求学。先后进入了朝阳学院法学科、福建协和学院，完成了大学学业。

1943年，还在读大学的李尚大先生，与昔日的初中同学吴灿英结为夫妇。

1943年李尚大与吴灿英新婚照。夫妇俩携手走过了65年的风风雨雨的岁月。

                                  在印尼创业时期的李尚大

黄永玉：

这位大嫂很了不起的，分别这么多年，而且把孩子都教养得这么好，一起生活，解放以后，老祖母还在，算是大地主，尚大的爱人陪着老太太，挨斗争也跟着去，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事，这么坚韧，对生活、对人生这么坚韧。

1943年，还在读大学的李尚大先生，与昔日的初中同学吴灿英结为夫妇。

“我更感念我的贤内助吴倩英，数十年如一日，以奉献的忠诚为我担当一切苦难，奉侍慈母至孝，勤俭持家，苦心教子。我有美满的家庭，皆赖她同心同德辛苦耕耘得来的。”

——李尚大先生在晚年写下的这段文字，和这座以他的夫人吴灿英名义捐建的教学楼，见证了他们携手走过的七十多年风风雨雨的历程。

高墀岩：

抗日战争以后，他在厦门开一个店。他同学很多，大家都认识。而且尚大为人也都很好，大家也都不怕他。

李尚大：

有很多我们自己的同学，“双十”的同学，要到内地参加革命，那时候，也是我帮忙。因为我的店是开在厦门鹭江道，海边。他们来，我都很公开地，你要到内地，同安、安溪的，五块钱；你要再出省的，每个人我帮忙十块钱。他们都很公开到我这边领这个钱。

高墀岩：

好多的同学，是地下党的，都住在他那边，那个宣传的刊物都保存在他那边，当时什么《约法八章》，什么都有。

李尚大：

一天在我在路上走，碰到那个姓王的，就是我爸爸（原来）的护兵啊。我晓得他是特务，我一直避开他，但是他看到我，一直跟，跟到最后跑不掉啦。他就对我讲，尚大，尚大，怎么你不跑掉？我说，我为什么要跑掉？昨天晚上，你晓不晓得，你店里面，隔壁啊，灯火那样亮，你不晓得啊。哎呀，我晓得啊，我底下伙计对我讲，李先生啊，隔壁抓人了。他说，我带队的啊。我说，噢？你带队啊。我是要抓你，我带到别的店里面去了。他这样讲，我就相信了。他说，你现在走，你不走，晚上要再抓你。我说，晚上要再抓我，我该怎么走？我也晓得嘛，一走，在飞机上一定给他们抓去嘛。他讲，我带你去。在那个情况底下啊，没有办法。他讲我带你去，刚刚好身上还带有买飞机票的钱。飞机票的钱，你有没有？我说有。那就好啊，没有我拿给你。我打电话给我弟弟，讲我现在要到香港去了，我不回来啊。我弟弟他一听到消息：好，好，你走，你走。那个时候，我弟弟讲不能走（我就不走了），因为我平常都是自己吹牛皮，我不怕，假使现在有人讲我怕死跑掉，我不敢说不走。所以，他送我上飞机，用的票是没有登记的。

李尚大先生就这样匆匆离开了故乡，甚至来不及与他心爱的妻子道别。

无论是李尚大自己还是他的亲人和朋友们，谁都不会想到，他这一去就是千里万里，一去就三十多年……

当他再次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早已是物换星移，沧海桑田，没有改变的，只有他那永远不变的赤子的情怀！

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只是“摸着石头过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有人到“西天取经”了。这个人就是谷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召开的，而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1978年5月就出发了。据说，那是中国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经济代表团。在此之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谷牧居然没有走出过国门，连苏联和朝鲜都没有到过，这在他那那样的高级干部中似乎还不多见。

谷牧这次出国回来后，写了一个题为《关于出访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传达后引起过很大的震动。事隔二十多年，笔者在广东采访当时的代表团成员之一——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有设第一书记）——王全国时，王全国老人还对那次出访的经历兴奋不已，他说，不看不知道，一看真是吓一跳。特别是那些港口设施，全都是自动化，管理那么先进，给他的印象特别深刻。

2002夏天，因为拍摄一部与改革开放有关的文献纪录片，我专程到北戴河见到了正在避暑的谷牧老人。本来希望能让谷老对着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接受采访，老人没有同意。他只愿意接受口头采访。

我首先就提起他率团出访的往事，可这位前国务院副总理显得很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说那次他们把看到的一切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汇报以后，引起了很大的重视。那次的汇报会是当时的党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亲自主持的。这个出访报告后来又向一些省市领导进行了传达，还发了文件，引起了特别大的反响。谷老说，出去认真考察一下，和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相比较，才知道我们落后太多了，不搞改革开放不行啊！

习仲勋是最早向中央要政策，提出让广东“先走一步”的人，也是中国倡建特区的第一人。而谷牧是当时国务院主抓进出口贸易和引进外资的领导人，也是特区初创时期的政策制订者。可恰恰是这两位老人，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自己却很少谈起这段历史。习仲勋以一贯的淡定从容，沉默不语。而谷牧老人在晚年的回忆录里，对这段往事也写得客观而平实，把改革开放的功劳归功于邓小平。

相形之下，有些人总想把特区的光环拉到自己头上，甚至弄出一本破绽百出的《经济特区的由来》，实在是可悲而又可笑。事实上，改革开放的思想，是一代中共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个执政党在走了太多弯路之后，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的正确抉择。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看。在北戴河的那次谈话中，谷老谈了当年关于特区的一场风波。

1982年初，中央召开特区工作座谈会，在这个会上，有位中央领导硬要将一篇文章《旧上海租界的由来》，做为附件，与座谈会机要一起发下去。这篇文章的大意是，1845年，驻上海的英国领事同上海道台订立了一个《上海租地章程》。粗看起来，这个章程似乎只是一些事务性规定，并没有取消中国在出租土地上的主权。但英国人却巧妙地利用它，在上海建立了租界制度，形成了独立于中国法权之外的国中之国。这篇文章其借古讽今的用意十分明显。显然是把特区与旧中国的租界划上等号。谷牧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他当即指出，上海租界的由来，并不是上海道台的糊涂，而是清朝政府的腐败！

虽然时隔多年，谈起这件事情，谷老还是有些愤然。他说，当时搞特区太难了。涉及特区的每一件事情，几乎都有人反对。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特区建设一路走来，实在是步履艰难。最早的几个特区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

厦门特区从最早的2.5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1981年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就向到福建视察的谷牧汇报，并得到了他的支持。但直到1984年，邓小平视察厦门经济特区之后，特区扩大到全岛的设想才得以实现。

谷牧在晚年出版了一部《谷牧回忆录》。这部书关于改革开放的部分写得十分客观，甚至客观得有些平淡。深谙历史的谷牧老人对往事的淡泊，正说明了他的从容与自信。

谷牧老人走了，但这位中国改革开放先行者留下的足迹，永远不会被磨灭！

                                                               2009年11月8日

（本文选自夏蒙1994年出版的纪实文学《升腾的蘑菇云——“两弹一星”的历程》）

1955年4月，在新中国的原子核科学与核武器研究事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一封寄自大洋彼岸的信件，通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老人，十万火急地交到了周恩来手中。

信，是钱学森写来的。

对远在大洋彼岸这位年轻的火箭专家，周恩来是了解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一直关注着那些急切盼望回到祖国为新中国效力的科学家。而钱学森又是渴望归来的游子中最让周恩来挂心的一位。

这封信给新中国的火箭和导弹研究事业带来了希望的福音。

1911年12月，钱学森出生于上海，祖籍杭州。他在北京读完小学和中学，1929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铁路机械系，1934年又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二届留美公费生。

钱学森刚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许多课程钱学森都跟不上，师生们都没怎么瞧得起这位来自中国的学生。那些同学哪里知道中国教育落后到何种程度呢？许多基础理论课程钱学森根本就没有学习过。他什么也不愿意解释，进校后就一头扎进了知识的海洋，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现代数学、原子物理、统计力学、相对论等一般人要四年才能学完的课程，并在空气动力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展。

仅仅过了4年，1938年，刚刚过完27岁生日的钱学森就站在了加州理工大学的讲台上。讲台下面，是十几名美国首屈一指的航天航空方面的专家。年轻的钱学森一面迅速而又流畅地在黑板上写下密密麻麻的各种计算公式，一面用极其娴熟的英语向在座的学者们描绘着他对未来空间的神奇设想。

上世纪初，随着第一架载人飞机的出现，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各种性能不断改进的飞机出现在天空，人类征服天空的神奇幻想已成为现实。但那时的螺旋桨式飞机由于其本身存在的缺陷，时速只能保持在500公里左右，高度也只达到几千米。而人类向要征服更加广阔的空间，就必须寻找新的推进方式和新的运载形式。

钱学森的演讲开始后，一位迟到的学者匆匆走进了教室。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前额宽阔，有一双睿智的黑眼睛的年轻人。他立刻就被这位年轻人的演讲吸引了，不由地向身旁的人打听这位年轻人的名字。

当知道台上这位就是冯·卡门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钱学森时，这位教授不由得伸出大拇指赞叹起来：“哦！年青人，了不起！”

钱学森走下讲台的时候，这位教授对钱学森的论点提了几点意见，而且提出了许多似乎很有说服力的论据。但钱学森觉得老教授的思路错了，没有理解自己的观点，便从座位上又站起来，很直率地指出了老教授的错误。

会场的气氛一时有些紧张。

有人轻声告诉钱学森：你知道提意见的是谁吗？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力学专家冯·米塞斯教授！

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教授却对钱学森坚持真理的勇气露出了赞许的微笑。

钱学森是一年前才从麻省理工学院考入加州理工学院的。当时，刚刚获得硕士学位的钱学森慕名来到加州大学拜见冯·卡门教授，向他请教有关攻读博士学位的意见。

冯·卡门教授是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被人称为“超音速理论之父”，在国际上有极高的声誉。他没有马上回答钱学森，却向钱学森提出了流体力学方面的深奥问题，让钱学森解答。

钱学森的回答迅速而又准确，冯·卡门不由仔细地打量起面前这个黄皮肤的年轻人，他感觉到这个年轻人具有惊人的思维能力和杰出的研究才能。

“年轻人，欢迎你到加州理工学院来！”

冯·卡门先生的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的一生。

钱学森正式进入加州理工学院，成为冯·卡门教授领导下的古根海姆航空试验室最年轻的研究生。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年轻的钱学森先后发表了《高速气动力学问题的研究》、《可压缩流体边界层》等几篇较有影响的论文，引起了同行的注意。博士学业完成后，钱学森又成为冯·卡门教授在学术上的合作者，共同创立了“跨音速流动相似律”和“卡门——钱学森公式”等著名理论，被公认为世界航空航天理论界一颗上升的明星。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最残酷的时期。希特勒的节节胜利给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心头上笼罩了一层阴影。就在这时，又传来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消息：德国人在一个叫佩内明德的渔村附近，成功地发射了“V—1”飞弹。一个七、八米长、重达两吨多的飞弹，居然能以600公里的时速飞行，在距离发射地370公里外爆炸，这种先进的武器不能不使同盟国感到担忧。

这时，美国军方人士突然想记起了加州理工学院的“火箭俱乐部”。军方通过担任武器研究顾问的冯·卡门教授紧急召见了钱学森。

钱学森曾经是“火箭俱乐部”重要成员。还在美国对德宣战之前，钱学森一边学习，一边就和马利纳等四人自发组织了一个专门研究火箭技术机构。除了讨论火箭设计理论，他们还亲手制作了几台火箭发动机。但由于缺少经费，设计不够完善，加上操作技术不熟练，试验中常常出现故障。火箭发动机里的有毒气体也多次发生泄漏事件，这在当时招来了大家的强烈抗议。有人甚至说，再不制止钱学森等人的“疯狂行为”，学校都会被炸飞。

最后，这件事情惊动了学院执委会主席罗伯特·米里根教授，他愤怒地勒令“火箭俱乐部”停止一切试验活动，说他们这个俱乐部简直是“自杀俱乐部”。

但钱学森和马利纳等人并没有停止俱乐部的活动。他们把火箭试验设备搬到了一个偏僻的荒郊野外，继续搞他们的危险试验，直到美国正式参战，俱乐部的成员不得不分手为止。

马利纳被吸收参加美国的一项秘密研究工作。钱学森则留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德国“V—1”导弹研究成功，使军方又想起了这个俱乐部的年轻科学家们。

冯·卡门教授代表军方先找钱学森谈话，要求钱学森加入军方的军事研究机构：“这是一项极其机密的军事研究项目，你大概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呢？钱学森想了很多。

他知道一旦介入这样的研究，个人将失去许多自由，但是一百年来屡受帝国主义者欺侮，侵略的祖国，至今还有许多大好河山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他清楚地知道落后就注定被欺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改变这种落后就永远无法站立起来。从近处看，介入美国军方的研究，可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尽一份力量；而从长远看，自己的研究早晚能够有机会报效祖国，为祖国的强盛贡献一份力量。

钱学森同意了老师的推荐和美国军方的邀请，三天后，他加入了美国的军事科研工作。

一年以后，钱学森就同当初俱乐部的老搭档马利纳合作，完成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远程火箭的评论和初步分析》这样一篇有份量的研究论文。

冯·卡门庆幸自己的眼光和判断力。他仔细阅读并核实了这份研究报告，附上自己的意见，亲自呈交美国陆军军械署技术部。这份报告在军方权威人士中纷纷传阅，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份极具价值的研究报告将会化作“美国导弹的先驱计划”，并很快投入了实验。

欧洲战场的战事以德国战败而告终。苏联人在坦克隆隆向柏林推进的时候就把目光盯在了德国的先进军事技术上，他们急急忙忙地进入了佩内明德，把佩内明德导弹靶场所有能搬走的设备都运到了伏尔加河畔的普斯丁亚尔，按照佩内明德的样子建立了导弹生产基地。

美国人也不甘示弱。几乎在苏联人进入了佩内明德导弹靶场的同时，捷足先登的占领了不伦瑞克附近的德国空军的秘密研究所，并立即组织了一流的军事专家，飞往德国。在此之前，美国空军司令亨利·阿诺德将军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会见了冯·卡门，决定随着战场的不断推进尽快接收德国的导弹成果和技术专家。冯·卡门被美国政府授予少将军衔，担任美国实施这一行动的空军顾问团团长。而年轻的来自中国的科学家钱学森也被授予上校军衔，担任顾问团的火箭组组长。当然，那些荷枪实弹的士兵们俩同那位将军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位身佩上校军衔的黄皮肤军官，十年以后会回到太平洋西岸的共产党中国的怀抱，为那条腾飞的巨龙铸造一支举向长空的利剑。

二战结束后，只有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爱惜人才的美国政府给予钱学森足够的荣誉和地位。但这一切都无法拴住这位科学家一颗眷恋祖国的赤子之心。

1947年，为了探望年迈的父亲，看一看日夜思念的祖国，钱学森在出国12年之后第一次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但从走下舷梯的那一刻起，他的心就没有平静过。当时的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而国民党政府却在美国的支持下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回国所见所闻，尽是让他忧心如焚的景象。

两个月后，他与新婚妻子满怀愁绪重返美国，继续他的科研计划。而在内心深处，却一直关注着祖国的政治局势。

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除担负空气动力学、弹性力学等课程教学外，还负责主持新的火箭推进技术的研究。繁重的教学和科研几乎占用了他全部时间。他与夫人在学院附近的僻静处租了一套房子，可邻居们除了能听见女主人的钢琴声，几乎见不到男主人的身影。这时的钱学森，已经开始向更高深的火箭推进理论研究的台阶攀登。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关于火箭核能发动机的专著，这部专著数十年后仍为航天界所推崇。

在纽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当钱学森用粉笔勾勒出这种还在设想中的火箭轮廓时，在场学者们都睁大了眼睛。他介绍说，这种火箭重约5吨，长27米，每小时飞行速度可达1.6万公里。凭着这种巨大的速度和惯性，火箭可以挣脱地球的引力，飞向宇宙空间……

钱学森的演讲被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所打断。《纽约时报》的各大报刊地在极显著的位置刊登了这位“异想天开”的中国人的巨幅照片。他们难以理解为什么不是美国人或其他西方人提出这一惊人的理论，而是他，一位年轻的中国科学家提出了这么杰出的科学构想。当成就与荣耀将他推向巅峰的时刻，钱学森和妻子蒋英却在聆听着大洋彼岸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声。

               1949年，钱学森（前排左3）与美国航空航天局顶尖的专家在一起

1949年中秋，是钱学森夫妇最难忘的一个中秋节。钱学森特地从洛杉矶的唐人街买来了学多月饼，召集了十几位中国留学生，按照中国传统欢度这个佳节。在明亮的月光下，一双双黑眼睛的瞳仁里都闪烁着激动的泪花。他们已经通过越洋电波，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听到了一个巨人用湖南口音发出的宏亮声音：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这些海外游子懂得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科学、需要技术。十几位游子的心飞向了遥远的北京。这天夜里，钱学森按奈不住激动的心情，翻开了珍藏在身边的中国地图久久的凝望着。就在这天夜里，他们下定了归祖国的决心。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回归的道路路是那么漫长，等待回归的日子那样难捱。他们在焦急中等待着、寻找着各种可以回国的机会。

朝鲜半岛燃起的战火，无情地延长了钱学森夫妇的企盼和痛苦。

1950年夏天，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者在美国又掀起了疯狂的反共浪潮。钱学森深恐遇到什么不测风云，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抓紧时间到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整理他承担的各类实验报告和资料，暗中做好了移交准备，只等着暑假来临就辞去所有职务，踏上回国的旅途。

一天，当他又迈着匆匆的步伐向古根海姆实验室大楼走去时，却被一名身份可疑的人拦住了。钱学森掏出特别通行证，这家伙却冷笑着：“对不起，你已经失去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

钱学森想起曾经见过这家伙，在联邦调查局搜索校园时，他曾引诱自己揭发一名化学家是共产党员，被钱学森严辞拒绝了。这段时间，他已多次被联邦调查局盘问，而且家中的电话也屡屡被窃听。联想到这次扣押他的特别通行证，他决定采取公开的行动。

第二天，钱学森便驱车前往华盛顿，闯进五角大楼海军次长丹尼尔·金布尔的办公室。钱学森是金布尔领导下的一项喷气推进技术研究的项目主持人，深得金布尔的器重。他对钱学森的突然造访感到有些吃惊，待明白他是受到了不公正地对待时，立即拿起电话准备帮助钱学森找有关部门交涉，没想到钱学森却当面谢绝了他的这番好意，宣布要辞去在美国所担负的一切职务，回到中国去。

回到中国去？金布尔感到十分吃惊，不知是自己听错了，还是前面这位中国科学家发疯了。难道钱学森舍得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和崇高地位，回到那个在他看来永远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中国去？海军次长还想劝钱学森改变主意，并表示可以在任何事情上给他帮助，钱学森却坚决地摇头：“即使不发生此类事情，我也要回中国去，因为我是中国人！”

“难道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我去意已定！”

金布尔没能说服钱学森，但他在钱学森离开后，立即拨通了移民局的电话：“决不能放走钱学森，他知道得太多了。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也不想让他离开美国！你们懂了吗？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

高速运转的美国特工机构，立即严密地控制了钱学森的行动。

1950年8月的一个晚上，钱学森一家从华盛顿飞往洛杉矶。他们已经购买了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机票，准备转道香港回国。

钱学森刚刚抵达洛杉矶机场，就被移民局官员拦住了。这位移民局官员奉命通知钱学森不得离开美国。

钱学森一家的行李已经装上了美国“威尔逊总统号”客轮，8月29日便将从洛杉矶启运至香港，他愤怒地据理力争：美国不是标榜自己是自由人道的国度吗？凭什么理由阻挠一个侨民回归自己祖国？移民局官员无言以对，只好耸了耸肩膀，冷冰冰地递给钱学森一份文件：“你自己看吧！”

“凡在美国接受过火箭、原子能以及其他武器设计一类教育的中国人，不准离开美国，因为他们的才能极可能被用来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

岂有此理！钱学森气愤地把文件丢给移民局官员，但移民局官员却不顾钱学森的抗议，奉命收走钱学森的机票。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又通过美国海关，扣押了钱学森已经办好托运手续，装上轮船的全部行李，并蓄意制造了一个“毛的间谍企图携机密文件离境”的所谓“现场”。

钱学森很清楚，美国当局制造这起事件的全部目的在于阻止自己离境。

五角大楼当时也已收到了美国空军的一份绝密报告，报告认为：“钱学森为美国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重大贡献”，指得就是后来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所叙述的“对美国制造第一批导弹起了关键性作用，是制定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飞机向喷气机过渡，并最后遨游太空的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

美国当局怎么会甘心让这样一个“可以比得上美军五个师”的人物回到一个与美国敌对的国家呢？

1950年9月9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以“企图运送机密的科学文件回国”为借口，逮捕了钱学森。

在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用各种方法来摧残钱学森的精神和肉体，每隔10分钟开一次囚室的电灯，不准他睡觉，也不准他说话，企图以此摧垮钱学森回国的意志。钱学森的体重骤然减轻了27斤，身体变得十分虚弱，但他对祖国的思念之情却变得更加强烈了，他渴望回到祖国，用自己的才智为祖国的强盛贡献力量。

钱学森被非法逮捕关押，在国际知识界引起了强烈震动。钱学森的夫人蒋英拉着孩子奔走呼吁，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同情。

加州理工学院的师生集体捐款15000美元，做为保释金。杜布里奇院长和冯·卡门教授亲自出面，要求当局释放钱学森。

遥远的祖国，也向钱学森伸出了正义与亲切的声援之手。

北京理工学院的曾昭伦教授等48人，致电正在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请该会制止美国政府的法西斯暴行；在南京，科学家潘菽等169人联名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美国总统杜鲁门，抗议美国无理拘留钱学森等中国科学家。

迫于世界进步力量的强大压力，美国当局不得不释放钱学森，但对钱学森的监视却仍然一刻都没有停止。美国移民局还规定他每月必须去登记一次，没有获准不得离开洛杉矶。

钱学森不是一个肯轻易屈服的人。为了不牵连朋友，不让美国当局找到什么阻挠他回国的借口，他过起了深居简出的隐居生活。当局不是说他“掌握美国火箭技术机密”吗？他就另外开辟研究方向，选择了在当时还属于冷僻学科的“工程控制论”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并在1954年出版了一部用英语写成的30余万字的《工程控制论》，为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

美国科学家诺伯特·维纳在40年代初提出控制论的基本思想后，许多科学家想走进这一理论的宫殿，要么因为偏重于工程实际问题而缺乏理论，要么虽长于理论而又缺少工程实践而均未能真正踏进这座宫殿。钱学森却以其在这两方面高深的造诣，登上了工程控制论王宫的宝座。该书一出版便很快被翻译成俄文、德文和中文。美国哈佛大学一位自动控制论教授不无感慨地说，钱先生这本工程控制论著作，美国人在四五年内是看不懂的。钱学森开玩笑地说，这是故意写给美国人看的。这位教授哪里知道，钱学森是在为回归祖国做准备呢！

1955年4月，当钱学森听到美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取消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律时，立即激动地提笔，给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写了一封表达自己心愿的短简，他把这封信，悄悄夹夫人写给妹妹的信中，从欧洲辗转寄回了祖国，通过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陈叔通老人，向中国政府发出了帮助他回国的求援信号。

钱学森的来信，使一直关注着被美国扣押的中国科学家命运的周恩来心情为之一振。他立刻让外交部派信使飞往日内瓦，命令王炳南，在将要举行的中美大使级正式谈判中，严正提出让钱学森等科学家归国的要求。并指示可以将钱学森的亲笔信出示给美方。另外，为了表示中国政府的诚意，中国政府在也愿意在七月份释放阿诺德等8名美国飞行员。”

一个月后，中美大使级谈判如期举行。中国大使王炳南向美方宣布：“中国政府已于7月31日按中国法律程序释放阿诺德等8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离开北京，估计8月8日可到达香港。同时希望中国政府的这一举动有利于会谈进展。”

美国大使约翰逊连忙表示感谢，也起身宣布美国政府也采取了有效措施，早在4月份就发布了公告，取消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对任何想回国的中国侨民都不加以限制。

王烦南当即指出，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虽然发布了4个月，但至今仍有中国人被限制离开美国。

“真有此事？”约翰逊装出吃惊的样子。

王炳南大使拿出了钱学森的信：“中国政府收到了钱学森6月份写来的信，请求政府帮助他回国，这又作何解释？”

约翰逊一时语塞，半晌才表示要进一步核实此事。

3天后，就在美国飞行员即将抵达香港时，美国政府通知钱学森可以离开美国了。

钱学森获得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一个月后，他们一家人终于乘坐“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离开了美国。

知道钱学森获准离开美国的消息后，冯·卡门教授关起门来痛哭了一场。而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则意味深长的评价说：“我们知道，他不是回去种苹果的。”

美国海军次长恼火的摔掉了当天的《华盛顿邮报》，悻悻地说：“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做的最愚蠢的一件事！”

周恩来总理在接到王炳南的报告后，在一个宴会上欣喜地举起了酒杯：“单是要回一个钱学森，这次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就是值得庆贺的！”

没过多久，周恩来就在中南海握住了钱学森的手。

杜布里奇的预言是正确的，这位世界一流的工程控制论专家和火箭专家不是回来种苹果的。回国以后不久，他就按照周总理的意见，写出了《建立我国国防工业的意见书》。

这是我国第一份火箭与导弹技术实施方案。

此时的苏联，已经在导弹之父卡拉廖夫主持下设计制造了洲际运载火箭，在美国，艾森豪威尔已经批准进行“先锋号”卫星发射计划，把研制洲际弹道导弹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

虽然这时候的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核武器，也没有自己研制的导弹。但钱学森归来，却使中国的核武器在孕育之中便梦见了金色的翅膀。

                               静静的沙溪   夏蒙摄于永安

南方和北方都有江河，而溪流似乎只属于南方。

福建的村落大都依水而建。山多高，水多远，村落就有多远。而大大小小的村落，大都依傍着溪流。

北方的朋友曾经问我，溪大还是河大。我说，这似乎不太好说。

现代汉语辞典里，溪字的解释是“山里的小河沟，泛指小河沟：山溪。清溪。溪水。溪涧。溪谷。溪壑。”徐慎的《说文》这样解释：“嵠，山渎无所通者。”而到了北魏，郦道元写《水经注》时，溪的概念才扩大了一些：“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无溪、酉溪、辰溪其一焉。”显然这里的溪，已经是泛指小的河流。可是闽江支流的几条溪，哪条都不小，都不亚于北方的河。

闽江支流之一的沙溪，流经永安、三明、沙县汇入闽江，在我童年的时候，就是一条宽阔而浩荡的河流。后来，可能觉得做为溪它实在太大了一些，好事者就在它的后边加上了一个“河”字，叫“沙溪河”，不伦不类。就好象汉人把雅鲁藏布叫做“雅鲁藏布江”，其实在藏语里，布也有“水”和江河的意思。也有不能加的，比如闽江的另一支流“富屯溪”就没有被加上“河”字成为“富屯溪河”，那样的话，一定会让当地的居民疯掉，那些好事者只能做罢。

山间奔流的小溪   夏蒙摄于连城

奔腾的溪流  摄于宁德支提山

                   汀江上的一条支流  夏蒙摄于长汀

我相信，远古的时候，河与溪是很分明的。

长江与黄河，那种大江大河的气势，是南方的溪流没有办法比拟的，也因为这些大江大河源远流长，造就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明薪火相传，造成了东西南北一统江山的格局。

这样的江河，可以让昆仑的雪水化作东海的波涛，西部高原的羊皮筏鼓起太平洋上的风帆。

在长江黄河流经的地方，中华民族的文明的基因开始大面积的传播。

这几年，我每次经过黄河流域，经过淮河流域，心中都有一种痛楚。

北方那些几乎断流的江河，那些被污染得不成样子的河流，不由让人对现代社会的这种发展，产生强烈的质疑。

我曾经做为一名工程兵战士，参加过引滦入津的大型工程。我们部队建设的大型的潘家口水库，设计蓄水量是29亿立米。可是，当这个华北最大的水库建成后，这条发源于燕山深处的河流已经接近于干涸。蓄水从来没有达到过这样的高度。

而若大的黄河，其水量竟已经远不及只是发源于东南一隅的闽江。

张承志笔下的《北方的河》，已经成为绝响。

南方的溪流也不再快乐地吟唱。

前几年，为了拍摄我的一部数字电影《青春的河流》，我独自一人先期去看外景。几个县市走下来，竟然找不到一条童年记忆中的那种野性的河流。后来，梁明导演把片名改成了《警报157》。或许，他是对的，我们的河流已经不再有美丽的青春容颜。

过度开发的水电，让每一条溪流都被各种条样的钢筋混凝土水坝挡住了脚步。原本快活奔流溪水，化做青山间一座又一座水库。这些千万年来每时每刻都在流动的溪水，一旦被阻滞了前进的脚步，就不再透明清澈。

更过份的是这些年，为了增加GDP，许多山清水秀的乡镇，只要能赚钱，什么项目都敢上，电镀厂、石材厂、矿石提炼厂等高污染的小企业，让越来越多的溪流改变了颜色。

几个月前，去一个边远县城拍片，发现那里曾经美丽的溪流也泛着一股股乳白色的浊流，知情者告诉我们，这是从新上马的石材加工厂流出来的污水。

晚上吃饭的时候，这个乡镇的书记也在座，他不无得意的对我说着上任以来的政绩，对马上要上马的一个合金厂与金属加工厂颇为自豪。他说那几个工厂都是从更为发达的邻省搬迁过来的。我问他为什么要搬迁呢，书记说，我们这里的政策更优惠。包括土地政策和环境政策都比那里更宽松。我说那都是一些高耗能与高污染的企业啊，你们就不怕破坏你们这里的环境？

书记叹息着说，怎么会不知道，可是我们基层的干部说话有什么用？上边过去是只问计划生育，现在是只问你GDP，不关心别的。我都在这个乡镇当了五年书记了，如果GDP还不能增长，下一轮干部考核，只能回家等着抱孙子去了。

GDP，还是GDP，这是我这一两年在乡镇干部口中听到的最多的词汇。不管到哪里，他们都在向那些大大小小的领导们汇报他们的GDP增长情况。可领导一走，他们也常常向我们这些在媒体里混饭吃的人大倒苦水。也让我这样的小人物，越来越忧心某些国策的负面效应。

——如果我们再也找不到一条清澈的溪流，如果我们再也看不见青山绿水，“保8”之类的口号和动作又有什么意义呢？

            沙溪的一条支流   夏蒙摄于将乐

                 闽江上的水葫芦（这是因水污染而滋生的有害植物）夏蒙摄影于水口

                          乌龙江晨曦    夏蒙摄于福州

传媒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技术多于艺术的时代，某些独家垄断的传媒机构自我感觉也越来越好，动不动就是数亿的设备大单，总是以“世界一流”自居，但玩出的活却让人越来越看不下去。难怪一场众人期待的视觉大餐最后转播出来的却是三流的视觉效果。网民们在各色论坛里骂翻了天。一位搞传媒的朋友调侃说，看不下去那是你的事情，人家照样开庆功会，自己给自己论功行赏，那是不会有问题的。哪一次重大活动之后，那些主流媒体不是这样干的呢？

说到底，现在的主流媒体与老百姓的评价好象关系不大。

让一个小女子承担导播失败的全部责任，应该是网民不了解这一行的规矩。给谁不给谁多几秒的镜头，绝不是一个负责导播的小女子可以说了算的。那天，我正好在开车的路上听到一段广播，说是在彩排的时候，就已经把每个特写镜头都已经事先定好了。现在的事情往往是这样，懂行的说了不算，说了算的又什么都不懂，大概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其实，那些干传媒业务的大都是科班出身，他们不会不知道什么是经典，也不会不知道怎么才能把活干得更专业一些。如果那些说了算的人，知道有个叫里芬斯塔尔的导演，就应该重温一下她拍摄的“经典纪录片”，尽管她的经典之作被有的人称之为“邪恶经典”。但“邪恶经典”也是经典，即使带着批判的眼光重温这样的经典，也会少犯许多低级的错误，不致于把一场视觉大餐的直播搞成了网民嘲弄与痛批的靶子。

莱妮·里芬斯塔尔是一位有世界影响的纪录片大师。她拍摄的《意志的胜利》（其实这应该是两部电影，第一部片名《信仰的胜利》,第二部片名《意志的凯旋》既然大家都将这两部电影混为一谈也就从众之说）是世界纪录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从宣传与艺术的角度来说，至今没有哪部同类纪录片，比这部专门为一个政党的党代会而拍摄的电影更加出色。以至于有人认为，希特勒与纳粹德国的崛起，与这部电影不无关系。因为《意志的胜利》本身就是应希特勒的邀请，专门为纳粹的全国党代会拍摄的。里芬斯塔尔甚至为拍摄这部纪录片专门成立了一家“党代会电影公司”。

这部纪录片在大场面的驾驭、拍摄手段的多样性、拍摄技巧的创造性方面，至今无人企及。直到今天，没有哪个导演敢声称能比里芬斯塔尔做得更好。

希特勒也算“知人善任”：他为第三帝国找到了戈培尔这样敢于把谎言巧妙的重复一千遍变成“真理”的宣传部长，还有象里芬斯塔尔这样的项尖的纪录片大师为纳粹政治服务。他对里芬斯塔尔可谓“一见钟情”：纳粹还没有执政时，希特勒在看了她演出的那些电影之后，就曾对里芬斯塔尔说，如果我们上台的话，到时您一定要帮我拍电影啊。

在拍摄《意志的胜利》时，里芬斯塔尔组建了一百多人的摄制组，包括18个摄影师，每个摄影师配备一个助手，36台摄影机同时开工。由于手里有希特勒的尚方宝剑，里芬斯塔尔在艺术上毫不退让。凡是与她的拍摄设想和审美观念不合的地方，不管多么重要，她都会将之排除。对每一个拍摄角度她都进行精心的选择，力求所有画面都在最美的光线和最美的角度下拍摄。

里芬斯塔尔最后从拍摄到的大量胶片中精心选择画面。在长达十七万英尺的胶片中剪辑出了这部影片。里芬斯塔尔对电影节奏与动感表现也把握得恰到好处，使得这部电影成为视觉的盛宴。静止画面的节奏、动态画面的衔接，蒙太奇的运用，可谓酣畅淋漓，炉火纯青。里芬斯塔尔用摄影机这个工具，将纳粹党代会与法西斯主义情绪下的狂喜与躁动，升华为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法西斯主义视觉美学。这部电影也因此成为电影史上的一部成功地将政治活动艺术化的经典之作。

有哲学博士头衔的第三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虽然在拍摄过程中与里芬斯塔尔龃龉不断，但在看到了影片后却欣喜若狂，因为这位集魔鬼与天才于一身的宣传部长绝对不缺乏艺术的判断力，他在日记中写道：

“这是去年制作的电影中最杰出的作品，就反映现实这一点来说，我们认为这是部与现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电影。这部电影通过令人耳目一新的各种场面，描绘出了我们政治活动的成果。它将我们总理的伟大展望加以影像化了。因了这部电影，总理才第一次在银幕上被以最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加以描写。此外，这部电影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我们伟大时代的激越的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戈培尔深知“简单宣传”只会让人厌恶，要想让纳粹的思想打动德国百姓，就必须摆脱“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因此，纳粹的宣传机器必须寻找一些像里芬斯塔尔这样的艺术家为自己的政治服务。

《意志的胜利》这部电影在当年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金奖和巴黎世博会电影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法国总理达拉第为这部电影颁奖几年之后，德军占领了法国，德国军队从凯旋门进入了巴黎。

奥地利传记作家安娜·玛丽亚·西格蒙特在她的《纳粹女人》一书中是这样写道：

“党代会上，数十万排着方队，迈着整齐划一的操练步伐通过主席台，向他们的“元首”致敬，摄影师们蹲在坑里不间断的拍了五个小时。主席台上，希特勒一动不动站着接受致敬，台下则是一片旗帜的海洋，看上去就象一个邪教大祭司在举行精心安排的盛大典礼……里芬斯塔尔精心制作的这部影片给人印象至深，任何评论都显得多余：《意志的凯旋》这部由希特勒亲自命名的影片是一部独特的时代文献，宣扬了纳粹党的成就，被纳粹党用做名片和广告，影片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国外也引起极大兴趣，里芬斯塔尔因此成了国际知名导演。”

里芬斯塔尔纪录片的登峰造极之作是《奥林匹亚》。

这是里芬斯塔尔应奥委会的委托拍摄的纪录片。是迄今为止，所有体育纪录片中最伟大的一部。有人将他称做“体育纪录片的圣经”。

如果里芬斯塔尔只拍摄过《意志的胜利》，那么，战后她毫无疑问将会被当做纳粹分子在监狱中度过余生。所幸的是，她还拍摄了《奥林匹亚》，因为这部影片的巨大成就，她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级纪录片大师。

二战后，里芬斯搭尔度过了一段艰难而又难堪的岁月。审讯人员因为传说中的她和希特勒的关系，甚至派出了一位研究希特勒生理与心理问题的医学专家，想从她那里知道西特勒的性癖好，这让她倍感屈辱。

幸运的是，当她在接受盟军的审判时，一些艺术家朋友们向她伸出了援手。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战前曾经担任柏林电影杂志主编，后来移居美国的恩斯特·耶格尔给法庭写信，为她仗义执言：

“由于她是一个女人，所以难免有许多流言蜚语。她对电影的激情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她取得的成就也是无与伦比的。最近几天来她拍摄的纪录片《奥林匹亚》在美国各地巡回放映，再次证明她的影片并非纳粹宣传片，而是经典优秀片。《意志的凯旋》甚至1947年还在美国上演，因为这部纪录片真实再现了那个时代的一幕。”

不知是不是这封信起了作用。美军对他还算宽容。美军第七军团审讯中心经过短暂的审讯，释放了里芬斯塔尔。这之后，她又被法国人起诉，并遭到监禁。1948年，德国菲林地方法院将她定为“随大流者”和“非涉案人”而免于起诉。因为她既非纳粹党员，也不是任何纳粹组织的成员。她前后只在监狱中呆了四年就被释放了。

在此后的岁月里，里芬斯塔尔一面小心翼翼的回避着自己的历史，一面试图重操旧业。由于反纳粹团体的抵制，她没有如愿以偿的再拍摄什么像样的电影，只好选择了亲近大自然的水下摄影。72岁的时候，她隐瞒了年龄取得了水下摄影的资格，带着比她小四十岁的丈夫兼摄影师，拍摄了一部色彩绚丽的电影《水下印象》。

无论里芬斯塔尔愿意不愿意，人们总是将她的艺术成就与纳粹的“第三帝国”联系在一起。二战之后她曾想重操旧业，但来自反纳粹团体和左翼的人士的反对，使她无法再实现自己的梦想。

上世纪九十年代，里芬斯塔尔推出了一部回忆录，并同意人们为她拍摄了一部传记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莱妮·里芬斯塔尔：壮观而可怕的一生》(The Wonderful and Horrible Life of Leni Riefenstahl)。

在这部长达180分钟的纪录片里，里芬斯塔尔讲述了自己的一生，比较客观与真实的纪录了给她带来光荣也带来耻辱的那些影片的创作历程，算是为她漫长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句号——有那样坎坷的经历还能如此长寿，是艺术与爱情，还是足够强健的神经拯救了她？

里芬斯塔尔活了101岁。

不久前，到中原某集团军采访，和我们一起到这支英雄部队的还有陈毅元帅之子陈丹淮将军。8月26日，正好是陈毅元帅诞辰108周年。陈丹淮将军给父亲麾下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这支老部队，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一部从中央新影的纪录片中剪辑下来的珍贵影像资料片，内容全部是陈毅元帅生前外交与国务活动的影像资料。

我和部队的首长们在礼堂里观看了这部资料片。其中第一段就是1958年2月，周恩来总理率团访问朝鲜时，与陈毅元帅、粟裕大将和张闻天等凭吊志愿军烈士墓的纪录片片断。

1958年2月，周恩来总理应金日成首相的邀请，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以金日成首相为首的朝鲜政府代表团进行会谈。那次访问的主要内容，是双方商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问题，双方在联合声明中宣布了这一决定。

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和金日成首相曾谈到了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问题。随后，中朝双方就此问题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了协商。同月，金日成首相致函周恩来总理，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访朝，并表示希望周总理能率团往访。12月11日，周恩来总理给金首相复信表示感谢和接受邀请。1958年2月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主张撤出在朝鲜的一切外国军队和实现朝鲜的和平统一。我国政府于2月7日发表声明，完全赞同和支持朝鲜政府关于从南北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和平统一朝鲜的和平建议，并且准备就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出的问题同朝鲜政府进行磋商。为此，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朝访问并进行会谈。

这是我们以往知道的公开的背景。但幕后的背景就复杂多了。

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历史著作公开谈论过志愿军撤军的历史原因，分析过其中的复杂历史背景与中朝两党的关系。现代史学者沈志华教授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谈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期间，赫鲁晓夫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在朝鲜劳动党内部也有一批人起来反金日成的个人迷信，因为朝鲜劳动党有几个部分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延安派”，就是当时抗日战争的时候到延安去的这部分朝鲜人后来又回国了，这部分主要都是在军队里的干部，很多人都在党政军高位。还有一拨“南方派”，就是朴见永，当时在南方被排挤到北方。这批人到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被打下去了，当然还有苏联派一拨人。1956年当时要起来倒金的主要是延安派，这个事后来败露了，所有这些人，包括几个重要领导人没办法，结果就逃了。其中还有一位担任过平壤市委书记的领导人，因金日成追杀就逃到中国来，朝鲜就管中国要人，因为当时驻苏大事也叛逃了，也是反金日成的。这样中苏就商量怎么办，后来就找金日成谈，让他算了。金日成提出的条件是中国把志愿军撤了，你不要几十万军队老在我这，实际上他对这个是很反感的。这样达成一个协议，我们1958年以前把部队都撤走，你们这几位高级领导干部也不要再追杀了。后来这些人都给疏散到西安、咸阳这一带作为退休老干部。

沈志华教授的谈话应该有较高的可信度，因为他有当年这些事件亲历者的口述历史。

朝鲜战争中志愿军付出了如此之大的牺牲，但在1958年，这场战争却并没有真实结束，板门店谈判的结果只是签署了停战协定，美军依然驻扎在韩国，战争仍然随时可能爆发。按照中朝两国原先达成的协议，中国军队是有权利继续驻扎在朝鲜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访问朝鲜，凭吊血迹未干的志愿军烈士墓，对于周总理来说，心情一定是沉重而复杂的。

从保存下来的这段纪录片中可以看出，周恩来总理前去凭吊志愿军烈士时，表情不仅是沉痛，眉宇间还有一种极其严肃的神情。身经百战的陈毅元帅与粟裕大将一身威武的戎装，表情也是沉痛而又严肃。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烈士墓上覆盖着皑皑白雪，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粟裕大将、张闻天副外长一行缓缓走向墓地，他们的身上落满了雪花。纷纷扬扬的大雪让人感觉，连苍天也为这些长眠在异国他乡的烈士们动容！

半个多世纪后，温家宝总理也来到了这块墓地。

温总理一行从平壤到桧仓，一百公里的路程，来回竟走了四个多小时。交通状况之差，不言而喻。五十年，难道还修不好一条通向陵园的道路吗？

新华社在报道中说：“1957年，志愿军和当地群众共同建成了志愿军烈士陵园。陵园占地约9万平方米，是朝鲜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包括毛岸英在内的134名志愿军烈士长眠于此。1958年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时曾来过这里。”

志愿军在朝鲜牺牲了十几万人，而这样仅能容纳134位烈士的墓地竟然是“朝鲜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志愿军烈士陵园”，这太让人心寒也让人太难置信了。

据文献记载，1954年，交战双方在三八线上大规模交接双方军人遗体就有过多次，仅我方接收的，牺牲在三八线以南的志愿军烈士的遗体就有一万具之多，当时都掩埋在朝鲜开城烈士陵园的巨大地下墓穴中。

如果真如新华社所说，那么，这些志愿军烈士的英灵如今安在？

我到过菲律宾的美军墓地。那里曾经埋葬着三万具美军在太平洋战役中牺牲的军人遗体。尽管美军后来迁走了当年长眠在那里遗骨，但那鲜花与绿茵中挺立的三万个白色十字架依然庄严肃穆。那片墓地已经成为美国军人二战中英勇精神的象征。

朝鲜十二多万平方公里土地，难道容不下更大的志愿军墓地吗？

温家宝总理出访朝鲜，并不比当年的周恩来总理轻松。不仅面临着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问题，还得面对中朝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渐行渐远的现实。

但是，比起半个世纪前周恩来对朝鲜的访问，温总理显然有了更多的自信与底气。刚刚结束的国庆纪念活动，中国向世界展示了空前的军事力量，而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已经融入世界，并以惊人的发展速度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之一。温总理告慰志愿军烈士的那番话语确实能让人感到一种欣慰。

如果一个国家，无论岁月过去多久，还能记住那些为国捐躯者的名字，努力寻找每一位失踪士兵的下落，用红地毯迎接那些回归的英灵，那么，永远会有人愿意为这样的国家流尽最后一滴血。

每一位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与发展，是当年那些志愿军烈士们用巨大的牺牲换来的。

忘记了，就意味着背叛！

韩国境内“敌军墓地”里的志愿军烈士墓。远处那158座墓碑上都写着两个字——“无名”。

当年位于韩国釜山的“联合国军”墓地。

一边在痛苦的制作手中的几个纪录片，一边也观摩着别人的纪录片。

自从上世纪初开始有了电影，西方人就将其运用于拍摄新闻与重大的历史事件。因此国外同行在制作历史纪录片方面所具有的优势比我们要多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电影画面。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每一场大的战役，都活跃着许多摄影师的身影。在战后，这些战地摄影师所拍摄的画面，成为纪录片制作人宝贵的素材，也成为人类近代和现代战争史上不可或缺的影像历史。一幅照片，几尺胶卷，不仅定格了历史，甚至也在改变历史。

摄影师罗森塔尔拍摄的那幅几名士兵把一面美国国旗合力插上山顶的照片，成为美国军队在二战中勇敢与牺牲的精神标本。战后，美国人将这五位海军陆战队士兵的雕像树立在华盛顿广场，成为美国人纪念二战最著名的一座纪念碑，也成为今天的美国人和许多国外游客到美国能够触摸到的一段血与火的记忆。

这尊纪念雕塑所依据的照片拍摄于1945年的硫磺岛战役。美国人声称这是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局的一次战役。当时，在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岛上投入多达十余万人的兵力。最后，付出了伤亡两万多人的代价，才拿下了这个小岛。

我很早以前就知道这幅照片的历史。但直到前几年我才知道关于硫磺岛战役，美军还留下了一部十分珍贵的彩色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是从六位美军随军摄影师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下来的画面中剪辑出来的。在二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关于硫磺岛战役只出现过一些零星的画面，并没有一部完整的纪录片问世。我想，刚从大战中走出来的人们，大概谁也不愿意触碰一段过于血腥的历史。

关于硫磺岛，关于硫磺岛战役，无论对于日本人来说还是对于美国人来说，都是一段无法忘记的伤痛。

直到今天，都有人在诟病这场战役发起的时机是不是恰当，还有人则认为这是一场愚蠢的战役，根本就没有必要打。因为在日本人的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以这么高昂的代价拿下这个荒凉的岛屿似乎很愚蠢。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如果以这样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许多战争都是荒唐的，包括一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么多生灵涂碳之后，这个世界的国家边界与版图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冷战结束之后的今天，世界的格局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七十多年后，美国大导演伊斯特伍德根据这次战役的真实故事，拍摄了两部同一题材，不同视角的电影：《硫磺岛家书》和《父辈的光荣》。一部是以美国人的视角审视这次战役，另一部则以日本人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役。由于影片对传统的战争史观、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所作的独特思考，使这两部影片获得了很大反响。我看过伊思特伍德的这两部影片，他的创作激情和导演才华确实让影片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但我还是更喜欢纪录片《血战硫磺岛》。不仅因为这是一部绝对真实的影片，也因为纪录片编导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美军以牺牲六千名士兵换来的硫磺岛，并非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岛。这个小岛位于当时空袭日本的美军轰炸机的必经之路，美军轰炸机当时的航程有限，这样的轰炸只能是有去无回，如果战机负伤，只能葬身大海。拿下了硫磺岛，就等于美军在西太平洋上停靠了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可以让机群对日本本土不间断地施行轰炸。所以，从这部纪录片中可以看到，硫磺岛上的残敌还未肃清，美军就开始修建机场。并立即将机场投入使用。美军轰炸机从此开始了对日本本土的不间断轰炸，完全掌握了对日作战的战略主动权。

不止是那些充满血腥的战争画面吸引人。那些在战争中纪录下来的真实场景都让人难忘。

那些即将撤离硫磺岛的美军士兵，在临时的墓地上向牺牲的战友们告别，在一片白色的十字架中，士兵们表情凝重，缓缓地行进。凄凉的小号与低沉哼唱的男中音共同交织出一段悲壮的音乐，把战争的残酷与人类的伤痛推向极致。

《血战硫磺岛》没有回避战争的残酷。不仅真实的记录了日军无比顽强的拼死抵抗，也真实记录了美军士兵对于死亡的恐惧。甚至提到这样一个细节：接到撤离硫磺岛的命令后，士兵们惟恐走慢了，那些日军亡灵会伸出手来把他们再捉回去……

这就是真实的战争。

              1988年在北京采访叶飞将军

1949年，是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的新纪元。

从1949年到2009年，六十年的岁月，正好是一个甲子的轮回。

十年前，为了纪念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我带着一个仅有几个人的摄制组，纵横万里，走了近半个中国，拍摄了一部《福建纪事——半个世纪的跨越》。直到今天，我都认为，这是一部很好的纪录片。有些纪录片因为时间、因为口述历史的权威性，无法超越无法替代。十年过去，我采访过的许多人物已经不在人世，他们关于1949年那段峥嵘岁月的口述历史已经成为绝响。

十年前的夏天，我和林力涵先生带着采访制备，走进叶飞将军在北京护国寺那座幽静的四合院时，专门就1949年解放福建和“8·23”炮战的话题，采访了叶飞将军。

将军回忆说，接到进军福建的命令真的是很突然，因为这是在上海战役最紧张的时候，而中央本来是决定在1950年解放福建的。接到这个命令觉得突然的同时也很兴奋，这已经不是中央第一次决定让他进军福建了。

毛主席至少有三次想让叶飞率部入闽。第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的1945年底，毛主席曾电令叶飞率一个主力旅随粟裕之后，南下浙江天目山，横渡富春江，与浙东游击队汇合，而后进入他所熟悉的闽浙赣老区。后来由于抗日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叶飞第一次率部进入福建的行动计划也被搁置。第二次是在1947年毛主席指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时，曾电示叶飞、陶勇两个纵队出击闽浙赣，在闽浙赣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还具体提出了进军的每一个步骤，并考虑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让邓子恢、张鼎丞、曾山前往主持。这一计划后来又由于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这一形势的变化而没有具体执行。1948年元月，毛泽东又再次决定拟由粟裕任司令、叶飞任副司令率华野一、四、六纵队组成一兵团渡江南进，后因粟裕向中央建议华野继续依托中原、华东两解放区作战，以便集中力量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这样毛主席第三次要叶飞率部去福建的计划又被暂时放弃了。

叶飞将军说，对于他个人来说，对让他率部进军福建并不感到意外，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是他主动请缨的，而是几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当时三野的兵团司令里，他是惟一的福建人，对福建的情况比较熟悉。

接到进军福建的命令后，叶飞并没有即刻行动。叶飞是一位非常爱兵的将领。在上海战役中，他的部队从清江月浦一线向上海进攻的路线是国民党军设防最重的地区，部队战斗中伤亡也比较大。因此他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建议，让部队休整一个月再行动，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

进军福建的过程还是顺利的，在解放福州后，部队没有乘胜南进，就地休整了一个月后才开始行动，多年之后，有人认为这贻误了战机，给盘踞闽南和金门的守敌以喘息的机会。叶飞将军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古代兵书上就有二、八月不动兵的说法，十万大军南下，正值酷暑，非战斗减员很厉害。如果不给部队以休整，部队的战斗力会大受影响。古今中外因为水土不服造成进军失利的战例是太多了。

十兵团南下解放福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在发起金厦战役时却遇到了顽强的抵抗，遭受了较大的伤亡。特别是金门一役悲壮的结局，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而这些年，不论是研究战争史的学者，还是一些描写军事题材的作家，又一反过去的沉默，对这一战例进行了太多太多的争论与描述。而最有发言权的，毫无疑问就是这次战斗的最高指挥员叶飞将军。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我们很想问一问叶飞将军，亲耳听听他自己对这次战役的看法，但几次话到嘴边却欲言又止，毕竟，金门之战是失利了，这是叶飞这位常胜将军一生中惟一没有打赢的战役。

毛泽东在1949年亲自起草沉痛地写到‘你们以三个团登陆金门岛，与敌三个军激战两昼夜，后援不继，至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查此次损失了批评。粟裕将军、叶飞将军当时就主动向中央请求处分，但中央并没有处分他们，而是要全军各部队好好总结这次战役失利的教训。

我还是鼓足勇气向将军提出了十兵团金门作战失利的往事，叶飞将军沉吟片刻说，金门失利，让全军上下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岛屿作战不同于在大陆上的兵团作战，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是不行的。这次失利，为以后我军进攻海南岛，以及解放大陈岛、一江山岛等沿海岛屿的作战胜利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如果当时没有这样的经验教训，而是轻率的发兵进攻海南岛或台湾岛，那后果不堪设想。金门之战，十兵团参战的部队付出了很大代价，而拥有绝对优势的国民党部队也付出了同样惨重的代价。金门守敌的最高将领胡琏，在多年以后回忆金门之战仍心有余悸。

金门之战不到一年，叶飞将军指挥十兵团发起了解放东山岛的战斗。1953年又对窜犯东山岛的胡琏部以迎头痛击。

1958年，毛泽东将炮击金门的指挥大权交给了当时已经担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任福州军区政委的叶飞。叶飞将军指挥若定，在蒋军和美国人的眼皮底下，悄悄把数万大军和数百门大炮运到了前沿阵地，在8月23日那天，突然发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炮战。后来，这场炮战在台湾海峡上持续了二十余年。为了给蒋介石打气，美国舰艇护航，叶飞奉毛泽东之命，美国人护航照打不误，没有美国人护航反而入蒋军舰艇一码。蒋介石终于明白这场炮战实际上是一场领土主权之战，台湾海峡的事情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解决……

叶飞将军已经逝世，我为他留下的这段回忆，已经成为弥足珍贵的口述历史与影像历史。

1949年父亲（前排右二）与战友摄于刚解放的上海

父亲逝世一周年了。

一年前，直到单位为父亲开追悼会的时候，我们哥仨，还有妹妹，才第一次知道父亲竟然立过那么多军功。其中有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和四等功各两次——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解放战争中还有四等功，查阅资料才知道，这是华东野战军独有的军功。民政部门的相关解释是“等同于三等功”。

我和弟弟都当过兵，知道在部队立功不容易，立一等功、二等功更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可是父亲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起过自己立功的事情。父亲不是一个话多的人，到了晚年话就更少，唯一爱看的就是那些打仗的电视剧，弄得妈妈很不耐烦，常常唠叨着要他换台。可是一转眼，他又会把摇控器按到那些战争题材的电视剧上。

可是，对自己战争年代的这些军功，父亲为什么从来不提起呢？

                                      1、

父亲的童年很苦。爷爷是一个手艺很高的木匠，一生嗜酒，背着木工家什云游四方，只要有酒就行，从来不计较工钱。常常好些日子不着家，回家除了带着满身酒气，带不回一个铜板。那时的沂蒙山，土匪多如牛毛，家中原有的几亩薄地，在奶奶被土匪绑了一回票后也变卖了。爸爸读了两年私塾后只好缀学，跟着奶奶逃荒要饭。

对于童年这段困苦的日子，父亲也从来没有对我们多说过什么。只是听妈妈说，爸爸腿上有一个很大的伤疤，那是跟着奶奶要饭时被狗咬下的。后来，眼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日子却越来越艰难。奶奶横下心来，几乎在同一天把十几岁的爸爸和比爸爸小好几岁的姑姑送去当了兵。对于不识字的奶奶来说，当兵就是为了吃粮。她把爸爸送进了“国军”，却把姑妈送进了八路军。奶奶之所以把姑妈送进八路军，大概是“国军”里不要女兵吧。因为这，爸爸和姑妈没有饿死。但也因为这样的阴差阳错，姑姑参加革命的时间竟比爸爸要早了好几年，才十五岁就入了党。爸爸是抗战胜利后，随所在部队起义，才加入了解放军。

在那样的年代，普通的老百姓和士兵们根本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爸爸所在部队起义后，立即调转枪口，从山东战场一直打到淮海战场，又从渡江战役打到上海战役，他所在的部队一直打到闽浙赣交界的地方才停下脚步。爸爸曾说过，那时候除了打仗就是行军，一天走上一百多里是家常便饭。休息的时候，松开绑腿，膝弯处的虱子跳蚤能滚成团。

父亲是南下百万大军中的普通一兵。他在军队里最高的职务是副连长。顶多是个中尉吧。评军衔前他们的部队就集体转业了，没能穿上威武的新军装回家让奶奶看看，他觉得有些遗憾。记得他说起过，全师集体转业的时候，许多老兵都哭了。我不能想象父亲哭的时候是什么模样，因为记忆中从来没有见父亲掉过眼泪。

抗美援朝的时候，父亲的一些战友参加了志愿军，他因为当时到干部学校学习，没能赶上。父亲说，那些去朝鲜战场的战友大都没有回来。当年和他一个连队的战友们，从解放战争到后来的抗美援朝，活下来的不到一半。所以父亲的一生，把生死看得很淡。

                                      2、

文革开始后，父亲被“造反派”关进了私设的大牢。一个好心的部下从小窗子里偷偷塞给他一把三角刮刀，他用这把刮刀弄开了牢门，逃进了大山。整整在大山里跋涉了七天七夜，才逃出了那伙造反派的追捕。可是紧接着，他又被关进了“学习班”，要他交代自己的问题。他能有什么问题呢？大型国有企业的一名基层干部，即使算“走资派”，但也算不上是“当权派”，所以很快又把他放了出来，让他去当时代号为×××ד小三线”国防工程。

提起三线建设，人们熟知的是大三线，指的是大西北和大西南后方的一些国防工程项目。其实三线由“大三线”和“小三线”两部分构成。国家西南部、西北部的三线工程称做“大三线”，中部及沿海省区被称做一、二线的腹地为“小三线”。“大三线”由中央负责，“小三线”则由各地党政军部门负责。父亲去的这个小三线工程，就在福建的大山深处，一个山高林密的的地方。记得在一个暑假，我和哥哥去了这个神秘的工地，从福建中部的一个城市出发，还要坐差不多坐五六个小时的车，才能到达这个大山深处的工地。

父亲工作的工程指挥部，建在一片密林里，门外的森林抬头根本望不见天。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和哥哥惊奇的发现，窗外的大树上竟有一群猴子在跳来跳去。指挥部门口是一条清澈的小溪，溪里的鱼多极了，洗碗的时候会有成群的小鱼在周围游来游去。

父亲是一个把工作看得很重的人，我们去了一段时间，他总是早出晚归，常常是我们睡下他还没有回来，而我们早上起来他早已到工地去了。除了工地的卡车，这里和外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联系的。所谓的工地，就是一个又一个建在山洞里的车间和厂房。如果不是一条临时修建的公路，无论从空中还是远处的山上，是根本没有办法发现在这片大山中，还有这样一个工地的。

多年以后，我在广州采访广东省前省长梁灵光老人，文革前他曾经担任福建省主管工业的副省长。与老人闲聊时，他对我说起了这个工地的来历。他说，那是1966年，中央下达了建设小三线工程的命令后，他和当时福州军区的领导一起为“小三线”选址，他们调了一架军用飞机，哪里山高林密就往哪里飞，一边飞一边对着地图看，最后看中了这片方圆数百里少有人烟的原始森林，就这么在地图上标出了一个个工地的位置。就是当年他们在地图上标出的一个个红圈，让我的父亲在内的数以万计的建设者走进了这片大森林，从而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当时的施工条件很差，几乎没有象样的施工设备。除了运输车辆，在山里打这些隧洞，几乎都是靠人工。工人们用风镐在岩层上凿出炮眼，再靠炸药爆破，爆破后清除碴土，就这么周而复始。这个程序与现在一些老是出现矿难的小煤窑，采用的方式差不多是一样的。在那个年代，干部们和工人没有太大区别，工地上各级干部每天都和工人们在第一线工作，所以我们看到父亲，每天也都是戴着安全帽、穿着工作服，和工人们同样一身水一身泥的上班下班，不同的是，工人们下班了，他还有那么多工作要做，总是很晚才回来。

几年前的一个春节，经大哥提议，我们又陪着父亲一起重回了当年的这个工地。同行的还有爸爸的老战友，当年的党委书记翟叔叔。两位老人旧地重游，心情都很激动。他们当年辛辛苦苦建造的厂房、开凿的山洞依然还在，但这座当年极为保秘的军工厂现在已经般迁到沿海，这个工程实际上已经被废弃了，许多房子都卖给了当地的老百姓。当年密不见天的原始森林，也都被砍伐殆尽，可以说是面目全非了。爸爸边走边看，没说什么话。我不知道他内心如何感想，但我相信他的心境一定有些悲凉。因为他转业后，一生几乎都在一个又一个工地度过，其中有好几处都是这样的国防工程。看着自己亲手建成的工程多年后就这么被废弃，他心里的滋味一定不会好受。所幸的是，他离休前最后负责的一个工程，现在还在使用着。有一年我开车带着他路过那个地方的时候，看见门口“军事重地谢绝参观”的警告牌和大门外严肃挺立的哨兵，他难得地露出了自豪的微笑。

                                         3、

父亲鼓励我们自己选择生活的道路，但总是教育我们要永远服从组织服从上级。我回沂蒙山老家插队，后来又去当兵，都是自己决定的。当兵之后，我不仅被分配到了一个最艰苦的部队，而且到了一个最艰苦的岗位。在一个施工连队里当风钻手，每天都要抱着几十斤重的风镐在导流洞中作业。我写信告诉了家里，一辈从事工程建设的父亲当然知道这是最艰苦也是最危险的工作，从来很少写信给我的父亲，破天荒的给我写了挺长的一封信，一是要我正确对待工作，二是鼓励我不要怕吃苦，但要我一定注意安全。

父亲自己的一生就是一颗螺丝钉，组织上把他拧到哪里，那就在哪里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无论再艰苦的地方，只要上级一声令下，他就会立即前去。所以在我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里，就是一个工地一个工地的不停的搬家，光是小学，我就先后念过五所。

妈妈常常和我们抱怨，说她自己命苦。因为生了三个孩子，爸爸都没有陪在她身边，她坐月子都是靠自己，孩子刚出生几天，她就得洗衣做饭。妈妈说，生下我的时候，爸爸回来看了一眼，放了些吃的就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一个星期后爸爸又回来，发现那些吃的东西根本没有动——妈妈那一个礼拜几乎就没有吃东西。

父亲对我们兄弟虽然严厉，却很少打骂我们，他一出手就会很重，。因为特别调皮，在三兄弟中排行老二的我，算是被父亲“教训”次数最多的。不过，上了初中以后，就再也没有挨过父亲的揍。“批林批孔”的时候，因为在学校开大会时捣乱，被学校里告过一回状，原来以为会挨顿捧的，但回到家里，父亲叹了口气，却没有说我什么。

父亲性格耿直而倔犟，最看不惯那些溜须拍马的人。上边发文件说不准铺张浪费，不准大吃大喝，他就不折不扣的执行。结果，上边来人检查工作，一路上各单位都是好吃好喝的招待，唯独到了他这里，就是在食堂里和职工吃一样的伙食。检查评比结果可想而知。所以妈妈有时也对我们说，你爸爸太“傻”，常常为这些事情得罪人。他对别人这样，对自己家里的人也同样铁面无私。三年困难时期，爸爸管理着很多生活物资，却从没有动过公家的一针一线。仓库里的棉花堆得象山，妈妈想为刚出生的我做一双棉鞋，可父亲就是不同意。好多年以后妈妈还笑父亲死心眼：“一双小棉鞋能用多棉花？可你爸爸就是不让动公家的一根棉丝，直到回了山东老家，你才穿上了一双人家送的棉鞋”。

搞了一辈子工程，父亲从来没有利用职便私自从工地上拿过公家的一砖一瓦或一片木板。我成家以后，许多书没有地方放，都推在地上。过了不久，爸爸通过铁路托运给我一对书橱，这真让我喜出望外。妈妈后来告诉我，那都是用别人打家具剩下的木板拼凑着做起来的。你爸爸从不愿求人的，但为了凑齐这些板子，见到邻居家做家具，就去向人家要那些用不上的边角料。几次搬家，曾想过扔掉这两个早已过时的书橱，但想到父亲为这对书橱付出的辛劳，就没有忍心。父亲走后，看见这两个书橱，我心中常常十分感慨。留着它们，算是对父亲的一点纪念吧。

                                        4、

父亲是一个很守时的人，一辈子都像是一个守纪律的士兵。说好几点要做什么事情，他绝对不会迟到。

我当兵回来那一年，被安排到市政府一个部门开小车。虽然当时司机还是挺领人羡慕的工作，却不是我想做的工作，上班常常迟到，有时连车也赖得擦。爸爸没有责备我，但他对我说过两句话，让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干什么工作都要认真，我这一辈子，还没迟到过。

“我这一辈子，还没迟到过”——用现在年轻人时髦的话来说，父亲的这句话当时真的把我“雷”到了。仔细想想，印象中确实没有见爸爸迟到早退过。从小到大的记忆里，只有他早上班，晚下班，风里来雨里去的身影，除了有一次很严重的因公负伤，真没有见到他上班时间在家里呆过。

一辈子上班从来没有迟到过，父亲的时间观念常常精确到用分钟来计算。看来是生命中那段当兵的岁月，使父亲一生都保持着这种军人的姿态和军人的性格。直到晚年，八十多岁了，父亲的腰杆都挺得笔直。要不是医生的草率和不负责任，父亲绝对不会这么早就离开人世的。他那些最后的日子，沉重得让我不忍回忆。也从此更多了几分对现在医疗体制和一些医生职业道德的深恶痛绝，连批判他们的兴趣都没有了。

父亲是个兵，一辈子都象一个士兵一样忠诚于他的工作，忠诚于他的信念。甚至于不愿意我们在他面前批评半句他所忠诚的一切。从这点上说，父亲无愧于他所忠诚的信念。

1996年，我采访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的时候，将军亲切的和我拉家常，知道我的父亲曾是他任过参谋长的三野的一名老兵，他十分高兴。采访结束时，他一直把我们送到门外，并叮咛我一定要向我父亲转达他的问候。

我向父亲转达了张震将军的问候。父亲只是微笑，没有说什么。但我想，接到老首长的问候，父亲一定是高兴的，因为他的一生就是一个兵。他一直保存着一个笔记本，上面有当年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照片和签名的笔记本，那大概是他当年立功的奖品。虽然他从来没有把他立过的军功挂在嘴上，但在内心深处，他一定十分珍惜做为一个军人得到的荣誉。

在父亲病危的时候，曾与他一个连队的老战友王子奇叔叔来看他，在病房里对他唱起了当年的军歌，那一刻，我看见父亲的嘴角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在生命最后的那段日子里，父亲忍受着手术失败造成的那么多痛苦，始终面带着微笑，没有把一丝痛苦的表情留给我们。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父亲都是一个坚强的士兵。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六十年前的开国大典只留下唯一的一组彩色照片，他的作者是谁？这张照片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故事。他的作者是童小鹏，这是一个传奇的名字……

                   ——夏蒙：《红色人生——童小鹏传奇》导演工作台本题记

童小鹏（1914——2007），福建长汀童坊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四军、第一军团政治部秘书。1934年参加长征。1937年后任八路军驻西安、南京、武汉、桂林、重庆办事处机要科科长，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处处长，中共中央驻重庆、南京代表团副秘书长。1947年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秘书处处长。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秘书长，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是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周恩来和新婚的童小鹏、紫菲夫妇在红岩村合影

如果仅仅是这样的简历，并不能成就一段红色的传奇。成就了童小鹏一生传奇的是他伴随伟人的一生和他用相机记录下来的红色历史。

这架德国原装莱卡120折叠式相机，是当年经南方局批准，由李克农购买，交原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处长兼机要科长童小鹏使用的相机。

童小鹏用手中的相机在西安事变前后与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拍摄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许多中共领袖人物的活动场景，留下了许多极其珍贵的历史镜头。西安事变、国民政府延安考察团、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抗战时的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桂林办事处、武汉办事处、重庆办事处、以及重庆谈判、叶挺出狱、 “四八”烈士、军事三人小组各战区视察，南京、上海代表团的活动，特别是红岩岁月的工作、生活、学习和娱乐等，这许多对于中国现代史有深刻意义的重要历史画卷，都被童小鹏手中这架相机定格成永恒的历史。

就是这架已成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照相机，成就了童小鹏的红色人生和珍贵的红色记忆。

以一个人摄影，成就了一个政党和一个国家重要的影像历史，这也正是我们拍摄这部纪录片《红色人生——童小鹏传奇》的意义。

开国大典的那一天，童小鹏的职务是新政协筹备会的秘书处长，他带着相机以大会工作人员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时国内还没有彩色胶卷和冲印设备，童小鹏使用的彩色胶卷是他原来在八办工作时的战友、当时在香港工作的袁超俊送给他的，拍完后又千里迢迢送到香港冲印出来。

童小鹏在回忆录中说：

“3点正，开国盛典准时开始，当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大会开始时，军乐队奏起雄壮的国歌，54门礼炮轰鸣28响，整个城楼以及广场都显得十分严肃、安静，大家仿佛正在品味着胜利的喜悦，我以一种无比激动的庆幸之情，注视着毛泽东主席按动电钮，让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上空冉冉升起。当毛泽东庄严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我抢拍了一幅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彩色照片，心情非常愉快。”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唯一一张（见题图），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彩色照片。

童小鹏拍摄的开国大典照片之一。

          2009年5月《红色人生——童小鹏传奇》在重庆曾家岩50号开机

                                总编导夏蒙与摄影于小军、执行编导顾家琪在拍摄现场

黄永玉与李尚大 夏蒙

黄永玉先生与李尚大先生，都曾就读于集美中学。无疑也都是集美中学历史上最调皮捣蛋的学生。黄永玉是集美中学历史上留级次数最多的学生，而李尚大先生干脆就是被集美中学“开除”的学生。

多年之后，黄永玉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画家，李尚大成为东南亚著名的实业家与慈善家。李尚大先生还向集美中学与集美大学捐赠巨资，成为回馈母校最多的校友。

两位最调皮的学生，却成为最值得母校为之树立铜像的校友，教育的悖论常常让人感慨。黄永玉先生与李尚大先生，都曾充满深情的回忆那段难得的中学时光。与其说是学校不如说是那个时代一些老师的品德与人格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有意思的是，黄永玉与李尚大虽然不同年级，但因“臭气相投”，当时就结为“死党”。两人的友谊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最近，黄老还放下手中的工作，一口气写下了长达万言的怀念李尚大先生的文章，精彩笔墨，幽默的细节，令人绝倒。如征得黄老同意，亦当转贴与朋友共享之。

黄永玉老人曾作画多幅赠送尚大先生，画中文字亦生动而有趣，“博客”于此，也算奇文共欣赏吧。

1、《晨荷图》

楚水闽山^①

难笼我

狮兄虎弟

终日价

纵横臧否

懒听禅赘

龙眼林中逃劫数^②

文宣池畔浮乌龟^③

响号音

天亮怒掀床

王瑞璧^④

少年事

如梦寐

劳燕别

无涕泪

沫相濡

不若江湖忘去^⑤

狗命轮迥如是耳^⑥

英雄跌宕堪一醉

笑仁兄

终究太狂生

空倚立

一九九四年得尚大兄之邀，畅游印尼，余与肥兄相逢半世纪有多，余时在念中而此人不信不信不信，攸忽间垂垂老矣。人生只如此百年，变化万端，而我辈万幸谨存。不侥幸懈怠，亦是堪兄弟间自豪也。狗命之谓，得梁披云先生语。词中之王瑞璧先生端正博闻，为学生景仰。掀被敲床云云，儿时印象，不足为外人道矣。

夏蒙注释：

这是黄老回忆他和尚大先生少年往事所填写并题于《晨荷图》上的《满江红》词。注释如下：

① 黄永玉先生为湘西凤凰人，晚年画作及诗作常以“湘西老刁民”戏称。湘地古时属楚，少年黄永玉从湘西投亲福建，就读于集美学校。时因抗战，集美学校内迁安溪县城之文庙，故有“楚水闽山”之句。

② 少年黄永玉与尚大先生常在一起玩耍，两人常于夜间熄灯号后溜出宿舍，潜入龙眼林间，饱食而归，从不被地主所捉。

③ “文宣池畔浮乌龟”，事见黄永玉先生回忆尚大先生的文章。乃少年时恶作剧，将不喜欢的某校监绰号刻于龟背，投入安溪文庙前的水池中，此龟灵异，每日午间师生排队午餐时，定准时浮现，引众人大笑不止。

④ “天亮怒掀床，王瑞璧”。王瑞璧（1904——1998），福建安溪人。著名书法家，教育家。毕业于厦门大学。曾在集美中学任教。1949年后移居新加坡。在集美中学任教时，对学生十分关心。黄永玉先生、尚大先生等顽皮学生常在晚间翻墙去校外玩耍，晨起吹号，常常不能起床早操，王瑞璧老师常到学生宿舍将赖床的学生揪起出操。

⑤ “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语出《庄子·内篇》，黄永玉先生与尚大生交往半个多世纪，相知甚深。少年一别，相见时难，除1949年在香港曾经见面，直到晚年才多次聚首。两人无话不谈，亦深谙天命之道，故有“相忘于江湖”之叹。

⑥ “狗命轮迥”为梁披云先生语，应是梁老在历经劫难之后谈及许多同学故旧人生悲喜剧之戏言。梁披云（1907——），著名教育家、书法家、诗人。福建永春人，常居澳门。曾任民国时期福建省教育厅厅长、全国政协常委。为尚大先生与黄永玉先生的良师益友。今已103岁。

2、《景新堂》

景新堂

一九九六年七月

黄永玉作于湖头

夏蒙注释：

“景新堂”为李尚大先生祖屋，黄永玉先生在集美学校读书时，一直向往着跟尚大先生回他的老家湖头。用他的话来说，那是他们心中的“麦加”。可终因年纪太小路途太远（离县城一百多里当时只能步行）未能实现这个梦想。1996年，黄永玉先生应尚大先生之邀，来到尚大先生故乡安溪湖头镇，终于圆了儿时梦想。感于这段往事，欣然以尚大先生祖厝“景新堂”为题作画留念。此画虽属水彩写生，笔墨酣畅，色彩绚丽，却又不失典雅庄重，能让人生动感受闽南传统建筑的人文神韵，堪称此类题材之佳作。

3、《有余》

有余

甲戊年三月为尚大兄嫂作

黄永玉

4、尚大先生剪纸肖像

一九九九年三月，尚大兄驾临万荷堂，闲谈间论及余六十几年前曾为人剪影，余兴来，乃提剪刀为尚大兄重操儿时旧艺，诚为之。后乃知耆龄之年不若少年时耳。

                                                  契弟黄永玉年七十有六

5、《得大自在》

  人生无求、无欲、无畏，自得其乐之，佳境也。尚大兄得其神髓。此人五十年来言论举止毫无改变亦奇事也。

  学弟黄永裕沐手绘。一九九四年于印尼。

                                                （如需转载定请注明作者与出处）

  1984年行车途中摄于云贵高原花江大峡谷

这一年的新兵就要到部队了。一千多名新兵加上接兵的干部和老兵，差不多近两千人从安顺下火车，要全体换乘我们汽车营的卡车到位于黔西南州的师部。一辆车上坐二十多个新兵，汽车营就得出动一百多辆车。一百多辆军行进中首尾相接，绵延五六公里，引擎声地动山摇，那阵势才叫壮观。

——这样的“兵车行”没有杜甫诗歌的悲情，却充满一种金戈铁马的豪气。打从当兵那天起，我就一直喜欢这种车队行进的感觉。

从南盘江边到安顺，往返六百多公里的路程，搁平时对我们这总在跑长途的车队来说，真的不算什么。可接到这次的命令，营长却皱紧了眉头。这些日子总在下着阴冷的小雨，天气预报说，可能还会下雪。雨雪天在高原上行车，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特别是每辆车上都有二十几个新兵，不能有任何闪失，责任重大啊。

部队从北方调到大西南，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我们汽车兵。

就在这不久前，我们汽车营出了一起严重事故。一辆“黄河”载重卡车为了避让老乡的马车，翻到几百米的山崖下，驾驶室里的三个战士当场身亡。为了这件事情，汽车营受到通报批评，营长是既难过又窝火。难过的是失去了几个好弟兄，窝火的是在汽车营的历史上，还没有出过这么大的车毁人亡的事故。

这起事故的阴影还没有消除，现在又要出动上百辆车去接新兵，这能不让营长提心吊胆吗？关键是老参谋长哪壶不开提哪壶，下命令的时候，特意加了一句，你们汽车营，这次要是再有半点闪失，那就不是通报的问题了！

老参谋长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平时总是一脸严肃，说话掷地有声，大家都对他心存敬畏。之所以都叫“老”参谋长，是因为他年近花甲，头发花白，脸上皱纹象木刻，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

我开车接营长从师部回来的时候，营长的脸绷得很紧。一下车就说，你通知各连连长到营部开会，马上来！

过去，我们虽然驻扎在燕山脚下，但行车的路线主要是京、津、唐三角地带。即使往北到燕山深处去拉煤，那路也不像云贵高原这样险峻。古老的燕山山系经过大自然上亿年的剥蚀与切割，形成了许多河谷，城镇与乡村大都分布在比较平缓的河谷地带。云贵高原就不同了，一出门就是大山，无论你跑多远都是山，所有的城镇与村落都座落在山地上，即使你越过了一道又一道峡谷，感觉前边还是越来越高的大山，似乎永远没有尽头。从我们驻地南盘江峡谷地区往北到安顺，基本是一路向北。中间还要穿过北盘江上游著名的花江大峡谷。如果遇上雨雾天气，感觉像是驾车走在天上，那云雾常常是在脚下的峡谷间缭绕。

经过严肃的战前动员和精心准备，1月上旬的某一天，我们的车队终于出发了。去安顺的路途上平安无事，没有一辆车掉队，没有一辆车抛锚，当晚全部抵达安顺。第二天一早，我们顺利接到了新兵。那些新兵估计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军车披红挂彩的迎接他们，一个个兴奋的脸蛋通红。不到一个小时，全部的新兵就集合点名完毕，按照事先编好的顺序一一跳上了卡车。

云贵高原上的花江大峡谷

回程似乎也算顺利。当我们翻越了花江大峡谷的时候，营长紧绷的脸终于松动了。因为只要过了最险峻的花江大峡谷，地势就逐渐不那么险峻了。这时，一辆北京吉普追上了我们的指挥车，在我们前边停住了。老参谋长从车上跳下来站在路边，营长立即示意停车。

老参谋长走过来，当胸一拳砸在曾营长胸前：好样的，照这样赶回去吃晚饭没有问题吧！晚上我请你们喝酒！

听到首长的表扬，营长当然高兴，要我给他和老参谋长照张相。全营唯一的一架海鸥双镜头相机在我身上背着，我立即让他们摆好姿势拍照。

这个位置拍照真的很棒：他们的脚下是深不见底的大峡谷，身后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行进中的军车，镜头里参谋长那神气活现的样子，感觉象二战时的巴顿将军。

临跨上指挥车的时候，参谋长回过头来对我说，小鬼，记着把照片洗了给我送来！

老参谋长的指挥车窜到前边去了。我和营长也上了营指挥车。谁都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执行的运兵任务中最后一段轻松的时刻。

高原上的气候“十里不同天”，天说变就变。越过花江大峡谷的时候天空只是有些阴沉，可又往前开进了四五十公里，进入关岭之后，气温骤降，冰冷的雨点夹杂着雪米，噼里叭啦的打在车窗上，一会就在雨刮器下边结起了一层冰，车队行进的速度慢了下来。营长赶紧让司机小郑赶到前边。等我们赶上先导车的时候，车队已经完全停止了。带队的周副营长上来报告说，这一路段上车轮已经开始打滑，为了安全他只好命令车队停止前进。

曾营长和周副营长走到前边的公路，向盘山路的坡顶眺望着。雨雾中的盘山道上空空荡荡，不见一辆来车，路两边的树枝上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凌。营长向前走了几步，一个趄趔，差点跌倒。

这时，参谋长也赶到。曾营长立即向他报告，准备让所有的车辆拉开行车距离，带上防滑链。参谋长同意了。副营长迅速派通讯员把营长的命令传达到整个车队。

我们这支从北方来的部队，过去常在冰雪路上行车，每部车都配备了防滑链。到南方之后防滑链没什么用都收进了仓库。这次接兵，营长特意通知所有的车一律配上防滑链。我不由得佩服营长的先见之明。

不到半个小时，一百多部车都已经带好了防滑链。

营长站在路边使劲一挥手：出发！

上百台车重新启动了引擎，山谷里轰鸣声响成一片，连脚下的公路都在微微颤动。车队重新开始行进，新兵们在车厢里欢呼起来。

走在最前边的是我们营那辆十轮越野卡车，周副营长亲自驾驶，我们的北京越野就紧跟在他们后边。我对营长说，在北方咱们冰雪路跑多了，这点小雨雪不算什么啊，回去就可以整一篇报道给兵种报纸，没准还能上头版。

别高兴的太早！营长冷冷的扔了句话，眼睛紧盯着前边越野卡车的车轮。

我确实高兴得太早了点，带上防滑链后才开行了几公里，前边的越野卡车又开始打滑了。从后边看去，车身在路上扭来扭去，象醉汉一样控制不住自己的动作。经过一个弯道的时候，越野车在转弯处突然向山崖下边滑去。一个前轮子都已经滑出了路肩悬空在山崖边了。

我们的指挥车也好不了哪去，已经用了四轮驱动，北京吉普的车轮还是一阵阵打滑，小郑得不断修正方向才能保持平稳驾驶。

远远看见周副营长跳下车，人还没站稳，脚下就开始打滑，连摔了两跤才扶住一颗小树站稳了。等我们开到周副营长的车跟前时，周副营长又跳进驾驶室，让一位参谋帮他指挥着后轮的位置，小心翼翼的把车倒到路中间。

我和营长从吉普车上下来，曾营长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一只脚先踩下地，扶住车身后另一只脚才着地。而我一跳下车就摔了一跤，因为护住相机，这一跤摔得很重。

先导车一停，后边的车队全部停下。

比起我们刚才停车的地方，这一段公路更加崎岖，周围的山崖也更加陡峭。路两边的树木上结下的冰凌更厚，就象披上了一层透明的铠甲。

周副营长想看看能不能爬上这一个急弯，连冲几次都失败了。最后一次竟然连车都刹不住，我们急忙在他的车轮下塞上一块三角木才制止了倒滑。

这样的情形让营长倒抽一口冷气。

冷冷的细雨不停的下着，一接触到柏油路面就结成了冰，整个公路路面就象一面镜子，四个轮子都带了防滑链的汽车不停的打滑，更不要说在上边走路了。几乎是一步一个趄趔，走起来十分艰难。

参谋长也带着几个师里的干部，弃车步行过来了。几位首长开始研究眼前的情况，感觉到事情比想象来得严重。

参谋长亲自布置任务，第一，派周副营长和一位参谋步行勘察前边的路面，看看结冰的路面有多长；第二，车队的全体官兵全部下车，用工兵铲和十字稿铲沙土铺路；第三，全部车辆都不准熄火，防止水箱结冰。

一声令下，干部战士们立即行动起来。贵州的山，本来就石多土少，加上到处都结了冰，一十字镐刨下去，只是一个白点，好半天才能刨起一点沙土，垫到车轮底下，等前边的车开过没多远，又被雨水淋透冻成结冰的路面。后边的车照样打滑。

但车队总算慢慢又开始蠕动起来，一不留神就有车辆突然打滑，横在路面上。车队就得全都停下来。放眼望去，盘山公路上，尽是横七竖八的车辆。两三个小时下来，车队行进不足两公里。

此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本来要赶到前边几十公里处的县城吃中饭的。现在看来晚饭在哪吃也不定了。新兵们开始的那股兴奋劲一过，已经有点沉不住气了，许多人大声嚷嚷着喊肚子饿。

前去探路的周副营长回来报告说，这样严重结冰的路面至少还有五六公里。如果照这样的速度，仅仅翻过这座山口，就需要五六个小时的时间。

参谋长的样子有些着急了，一根接一根抽烟。

越到天黑在这样的路上行车就越危险。况且，高原上昼夜温差大，晚上气温会骤降十几度。一千四五百号人，没有食物、没有水，在这样前不巴村后不巴店的地方停下来，后果难以预料。

“老曾，你说，怎么办！”

——参谋长哪里是在征求意见，简直就是厉声的喝问。

“我们正在想办法，路上的冰实在太厚了……”

“我不管！”参谋长根本不听营长的解释，把烟头狠狠一扔，大声说：“你给我听着，天黑以前过不去这个山口，看我怎么收拾你！”

参谋长说完就离开了，带着两个参谋艰难的向坡顶走去。

曾营长把几位连长都叫了过来布置任务。他要大家把十字镐全都集中起来破冰。不能再光靠垫沙土了，要在已经结成冰的路面上刨出槽来，再开始垫沙。可能只有这样才不打滑。

各连开始分头行动，路面上冰碴四溅，车队总算又开始朝前一点一点的行进了。

越接近山口，冰层就越厚，十字镐砸下去就是一个白点。好不容易刨出的槽子，被雨水一填充，很快又冻上了。大家仍是不停的用十字镐一点一点开凿着路面，庞大的车队就这样一米一米的向前挪动。

我接过周副营长开的越野车小心翼翼的驾驶，眼看我这辆十轮越野车就要接近山口了，这时，开在我前面的北京越野车突然发生了侧滑，更要命的是这时候车身开始失去控制，开始向后倒滑，撞上了我驾驶的越野卡车。要在平时，北京吉普碰上来，我这大车可能不会有一点感觉，可是在这样的路上，就这轻轻的一碰，就打破了一种“恐怖的平衡”，我的车也开始侧滑。这时候根本不能紧急制动，只能轻轻的带一脚刹车。镜面一样的道路实在太滑了，刹车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我的越野卡车也失去了控制，车轮空转着向后滑去，车上的几名战士大声惊呼起来。如果不能迅速停下来，我的车就会撞上了后边的车，后边的车又会撞上更后边的车，整个车队就会象多米诺骨牌一样一辆接着一辆的互相碰撞，公路的另一边就是陡峭的山涧，那可都是满戴着新兵的卡车啊！

这时，曾营长是急中生智，他飞快的脱下身上的大衣，铺在路上，我也趁势又踩了脚刹车，向后侧滑的车总算停住了。

曾营长大概也没有想到，他的大衣竟有如此之好的防滑效果。看看已经越来越晚的天色，他把心一横，下令汽车营全体官兵都把大衣脱了，铺在路上。转眼间，上百件军大衣在山口上铺出了一条绿色的道路。我们车队的一百多辆军车轰鸣着缓缓辗过这条绿色的道路，依次驶向山口。

这时候，我看见站在路边的老参谋长，他也脱下了身上的大衣，铺在路上。那是一件很厚实的皮军大衣，在一片绿色中唯有这一件皮大衣露着白花花的羊毛，显得格外醒目。

当我们的车队经过他身边的时候，年近花甲的老参谋长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向我们的车队行了一个长长的军礼。

夜幕降临之前，最后一辆运送新兵的军车终于通过了山口。

贵州黔西南州晴隆县的“二十四拐”这曾是二战时期衔接滇缅公路至重庆的战略公路。

                      高原车队

这部《白光与黑雨：广岛长崎的毁灭》在我那堆碟片中已经放了很久。

1945年，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虽然提前结束了战争，但也给这两座城市的百姓造成了永久的伤害。六十年过去，就连日本的许多年轻人，也淡忘了这段往事。在这部纪录片的开始，在街头随机采访了几位年轻人，他们轻松的表情，说笑的口吻，似乎这一切已经都与他们没关系了。

——其实，所有的灾难都一样，都会被时间冲淡，直到另一场更现实的灾难来临。

不这样又如何呢？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实在是灾难苦难要多于幸福的。

纪录片制作人史蒂文·冈崎（从名字上看，应该是位日裔美国人吧），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找到了许多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通过他们的回忆，把当年那段沉重的历史又鲜活的呈现在人们面前。让人们不得不再次面对那段悲惨的记忆。

相信不管是谁，看了这部纪录片都不会无动于衷的。

这两颗原子弹是不是该落在日本人头上？半个多世纪以来，似乎没有多少人怀疑美国人不应该这样做。理由是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有更多美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将死于这些“该死的日本人”手中。

在南太平洋的逐岛争夺战，让美国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日本军人那种完全置生命于不顾，拼死抵抗的疯狂行为，让美国人觉得这是一个已经发疯的民族，打下太平洋上的几个小岛都这么困难，如果对日本本土发动进攻，可能面临的后果让美国人不寒而粟。

人们常常作出假设：如果不是杜鲁门，而是罗斯福，会不会扔这两颗原子弹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但可能不是两颗，而是一颗；不是广岛和长崎，可能是北海道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地方。这大概是罗斯福与杜鲁门在这个问题上唯一的区别。

美国人别无选择。

但这两颗原子弹带给广岛和长崎百姓们的伤害实在太大了，死亡和受伤的几乎都是平民百姓。仅仅一瞬间，世界从此就被改变了：人类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从此开启了核战争的大门。

毫无疑问，史蒂文·冈崎是一位纪录片大师，他在这部不长的纪录里，让人们感受到这两颗原子弹给广岛和长崎人民带来伤痛同时，也没有忘记控诉日本军国主义对日本人民的毒害。正是日本天皇认可的这样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使日本人民遭受了这样的苦难。但这样的苦难太过沉重了，不仅日本人民无法承受，整个人类其实都无法承受，不仅是日本之痛，其实也是人类之痛。白光闪过之后，蘑菇云下的黑雨与阴影，至今笼罩着世界。

我记住了片中一位原子弹受害者的讲话，他说任何说想在哪里扔原子弹的想法都是不负责任的，要是他们经历过广岛和长崎就肯定不会这样说。也因为这样的伤痛，我相信，日本国民在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这件事情上，态度是坚决而真诚的。

我们有谁能保证，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不是人类最后一次遭受核弹的浩劫呢？而人类现在所拥有的核弹，足以摧毁四十万个广岛！

原子弹爆炸之后的广岛

                                                长崎核爆炸的瞬间

 

离开了柔佛州的首府新山，一路往北，很快就行进在马来西亚西海岸平缓的丘陵地带上。车窗外，远处是缓缓移动的绿色山峦，近处是大片大片的油棕林。间或有些银色的树干和挺拔的树影从视线中掠过，我知道，那是橡胶树。早先，视线里这些种植着油棕的地方差不多都种植着橡胶树，也像这样一望无际，同样绿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可这一路上，现在已经很难得再看见成片的橡胶林了，有时偶尔还能看见一片橡胶林，却在雄壮的油棕林密密匝匝的包围之中显得有些孤单，很快又被更多奔涌而来的油棕林淹没了。

在油棕林里穿行的公路好像长得没有尽头。而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却是一片橡胶林和一座曾经被胶林包围着的橡胶工厂。据说，那是陈嘉庚先生当年辉煌一时的橡胶王国留下的唯一见证。

记得陈嘉庚先生在《南侨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及自己种胶和办胶厂的经历。1906年，他听从了一位英国朋友的建议，在自己的黄梨园里套种了一万多棵胶苗，后来，一直发展到数十万亩。鼎盛时期，他拥有的橡胶工厂多达十几座，年获利多达七八百万元。这些钱，绝大多数被他用在了集美和厦大的建设上。二十年代末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也波及到了陈嘉庚先生的胶园和工厂，有人劝他停办集美、厦大两校，全力应对这场经济危机。而先生的回答却是“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念社会事业，当随时随力，积渐做去。如欲待富而行，则无有可为之日。”

他最终的选择是将这些胶园和工厂大都变卖，以应付集美、厦大两校庞大的开支——宁可破产，决不停办学校。

  左：初创时期的厦门大学

                         陈嘉庚先生创办的新加坡华侨中学

路过一个小镇时，我们远远就看见一股浓浓的黑烟弥漫在天际。为我们开车的华人老司机告诉我们，那是一座着火的树胶厂，已经烧了快一整天了。车开到跟前时，我们看见还在冒着浓烟的废墟和围观的人群，却没有看见警察和消防车。围观的人群里有华人也有马来人，大家的脸上却都显出无动于衷的样子。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抓紧抢救，陪同我们的吕先生说，大概厂主和政府都觉得没有太大的抢救价值，控制住火势不蔓延也就算了，因为现在的树胶工厂大都不赚钱，这家工厂大概也是这里最后的一家树胶厂。

我让随行的摄影师下去拍摄了几个镜头，然后又继续向前赶路。我不知道拍摄下来的这些镜头将对我正在拍摄的这部纪录片有什么用处，只是觉得这个燃烧的树胶厂似乎象征或预示着什么。

在几十年前，橡胶还是马来西亚的经济命脉。曾在马来西亚生活过多年的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说，她对这里的印象就是始于橡胶：“我看到的是一片橡胶茂盛的地方，所有的道路两旁都是橡胶树。丛林中开开垦出来的地方种的是清一色的花椰菜，永远在橡胶树的树荫下，螫人的昆虫嗡嗡地飞来飞去，来到马来西亚的一路上都是橡胶树……”

才过了多少年呵，现在橡胶林像当初奇迹般出现在这块土地上一样，又即将奇迹般地消失了。

黄昏时分，我们终于走进了一片真正的橡胶林。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胶园主人黄先生将我们引进了胶林。这是一位祖籍广东的华人，从祖父一辈就来到这里。黄先生拿着弯弯的胶刀为我们表演割胶的过程。锋利的胶刀在他手中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一样轻巧熟练，刀刃轻轻旋动，很快就在橡胶树干划开一道整齐的切口，乳白色的胶液，顺着新鲜的切口汨汨地淌进挂在树干上的塑料容器中。才拍摄了几个镜头，我们的摄像就大叫着逃出了胶林，低头看时，腿上已经被蚊子叮了一串包。黄先生告诉我们，早年他们割胶，每天三点钟就得起床，为了防蚊虫叮咬，有时还得用布把头包起来。现在，他的孩子们都吃不了这份苦，早就不干割胶这种活了。要不是附近还有唯一的一座树胶厂，他也想把这片胶林砍掉改种其它的作物。

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远离麻坡镇的树胶工厂参观，据说，那就是陈嘉庚先生遗嘱里提到的树胶厂。这是一座看上去已经很老的工厂，厂房外面的镀锌铁皮全都锈成了黑褐色。还有的厂房看样子已经废弃，人一走近就有鸟雀轰然飞起。两座新一点的厂房里，有些工人在劳动，华人、马来人、印度人都有。工厂的现代化程度也不是很高，许多劳动还是半手工操作。那些从橡胶林里采集到的乳胶，经过一些看上去并不复杂的工序就变成了大块大块的生胶。乍一看，是让人感到有几分失望，千里迢迢，我们就是为它而来的呵。

陪同我们参观的朋友介绍说，这座工厂现在属于李成义先生麾下的南益集团。这些年来，这个树胶工厂也不赚钱，但李成义先生却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关掉这间工厂。几天前，我刚在新加坡拜访了李成义先生。他从小就十分景仰自己这位把一生都献给了教育的外祖父，父亲李光前先生去世后，他仍然一如即往地支持陈嘉庚先生创办的教育事业。那天，当他与陪同我们前去的李尚大先生交谈时，我曾伫立在他办公室的窗前向外眺望，从那里可以俯看整个新加坡。可是，当我坐在他对面开始采访的时候，却发现这位坐拥亿万资财的亚洲著名金融家，袜子上有一个不小的破洞。我相信，一个连旧袜子都舍不得丢弃的人，决不会轻易放弃一座具有纪念意义的工厂。何况，围墙的外面，还有琅琅的读书声呢。

这是离工厂很近的一所华文小学。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陈嘉庚先生就在海外倡导华文教育，当时，他的工厂开到哪里，学校也办到哪里。想必这所学校的历史也和我们刚刚参观过的工厂一样年代久远。屈指一算，这所学校至少也有七十余年的历史。这所学校的设施比不上城市，但占地面积却很大，周围全是热带的花木。孩子们能在高大的椰子树下奔跑，在红毛丹树丛里穿行，倒也别有一番情趣。在这里读书的孩子不仅有华人，还有印度人和马来人。这些学校过去有很长时间都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全是靠华人自己在艰难支撑着。这些年，随着中国的强大，经济日益发达，这些学校也开始受到重视，除了能得到政府的一部分资助外，当地人也愿意让孩子来学校里来就读，而在过去这是难以想像的。

我们用镜头对准了这些可爱的孩子，这些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孩子，都能用汉语朗读课文，让我们感到很兴奋。特别是那些和我们一样黄皮肤黑头发的孩子，有的已经是第四代第五代的华人了，可他们流利纯正的汉语，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的亲切。伟大的中华文化能在一代又一代海外华人中绵延不绝的传承，海外华文教育功不可没。陈嘉庚先生当年工厂开到哪里，华文小学就办到哪里。而今天的许多海外华人企业家，依然发扬光大了这个传统。企业办到哪里，学校就建到哪里。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我们曾接触了一些来自印尼、马来西亚的华裔学生，他们中就有人是在这样的华文小学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无论是在新加坡还是在马来西亚，陈嘉庚先生当年的企业帝国都已经难觅踪迹了，但在许多学校里，至今却还屹立着他的铜像。马来西亚丛林里的那所小学，虽然没有他的铜像，追本溯源，也是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可以说，不是财富本身让陈嘉庚先生获得了不朽，而是他所投身的教育事业，让他的名字和他的精神，获得了永生。因为，在每一座雕像的后面都有琅琅的读书声……

（附记：这是十年前写下的编导手记。正在编辑制作关于李尚大先生的纪录片，让我想起当年在尚大先生帮助下成行的东南亚采访之旅，感慨系之，朝花夕拾，也算对尚大先生的怀念吧）

                            陈嘉庚为支援祖国抗战在南洋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募捐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