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要理性地对待。现在，某些软件领域存在的垄断不利于创新，不利于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也损害了广大用户的利益，但对此，我们主张依靠法律来反对垄断，希望我国的反垄断法能尽快出台。

    为了尽快打破软件领域的垄断，中国应当大力推广和发展开源软件，这是迅速提高中国软件创新能力的机遇。这些年来，基于Linux等开源软件，中国发展出了自主版权的操作系统和其他一些软件。今天，山东省烟台市、北京市平谷区、广州市黄埔区、荆门市掇刀区等等地方，还有中国的许多行业应用能基本上依靠国产软件构建起来，开源软件的贡献是很大的，作为中国人，应当为此高兴。

    我们认为，中国的信息化只有依靠国产软件（包括基于开源软件发展出来的国产软件）才能以低成本实现，否则的话，被昂贵的外国软件所控制，不仅信息安全无法保障，而且会形成数字鸿沟，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我们的有关教育要从倾向于私有软件转为倾向于开源软件，引导学生学习和掌握开源软件，这可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协作精神，提高就业率。中国高校已开始这方面的努力，例如已建立了40个Linux培训中心。这方面印度做得不错，例如印度的喀拉拉邦的12500所学校已不再教Windows，而改为教Linux.相信中国学生不仅会欢迎对私有软件作出杰出贡献的盖茨等人，也会欢迎对开源软件作出杰出贡献的斯托曼、林诺斯等人。

　　当前，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必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自主创新的基本体制架构。

　　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这是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一些跨国公司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它们的科研人员能获得诺贝尔奖，例如AT&T的贝尔实验室和IBM研究中心分别有11位和5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但中国的企业普遍很小，科技实力很弱，所以人们很关心，它们如何才能迅速成长壮大，尽快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对于高技术产业的评估一般是用R&D投入强度，即R&D投入占据销售额的比率作为产业技术含量的标志。据1991-1999年12个OECD国家的高技术产业统计，它们的R&D投入强度为 9.3%。相比之下，我国企业有很大的差距，仅有华为等极少数企业能达到这样的强度。例如，2003年我国的电子信息百强企业R&D的投入强度不足4%，尚不及同期IBM一个公司的60%。

　　我国企业的R&D投入低，制约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投入低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客观原因是我国很多企业利润低而力所不及,它们还没有进入到良性循环之中。像华为的R&D投入超过了10%，已经进入良性循环，即： R&D投入大——创新能力强——利润高——R&D投入更大——创新能力更强……。

　　为了缩短企业进入这个良性循环的时间，实行“产学研相结合”是有效的举措。国家长期以来对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的投入，使它们具有较雄厚的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储备，如果它们的研究力量、科技成果能与企业相结合，就可以迅速地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帮助它们更快地进入到市场的良性循环中。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企业、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等都是不可或缺的环节。高等院校、研究院所可以帮助企业实现科技产业化，不过它们并不能代替企业，这是因为它们与企业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评价体系，不同的运行机制。

　　产学研相结合是一个新事物，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有人提出，可以将它分为科技成果转化型、风险共担型和改制重组型途径三种。历史上中关村一些高技术企业的经验表明，“产学研相结合”在帮助高技术企业创业方面有重大成效。

　　实践表明，高技术企业创业主要依靠创新产品，如人们熟知的四通中文打字机，联想式汉卡，方正排版系统，用友财务软件，金山WPS软件……，其中不少即来源于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是“产学研”的结晶，其中，联想和方正是典型。当时，中科院计算所和北京大学分别对联想和方正投入了大量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但后来有的宣传只说投入了“20万元”和“40万元”，不提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对此，王选院士在1998年4月香山科学会议上指出，他不同意“方正靠40万元起家”的说法，因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在方正成立前，国家已经投资了1000万、研制了十年，联想式汉卡和激光照排系统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只宣传“40万元”和“20万元”就抹煞了产学研和知识产权的贡献。

　　这方面也有反面教训。“信通”也是计算所投资的，且远超过20万元，但它没有取得计算所的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只能从事PC贸易，它有一个“小巨型机”研发计划，但没有开发出来就出了走私问题。同时期中科院另一个以贸易为主的“科理高”也想开发汉卡、获得高利润，但也没有来得及开发出来。“信通”和“科理高”都吃亏在没有得到产学研的支持，结果在微利或无利的贸易中消失了。

企业应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

　　为了实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最近，国务院[2006]6号文件发布了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这个政策从科技投入、税收激励、金融支持、政府采购、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人才队伍、教育与科普、科技创新基地与平台、加强统筹协调等十个方面，全方位地支持自主创新，为我国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空前优惠的政策环境。我国企业应抓住这个机遇，争取早日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自身的指导思想就起着决定的作用。

　　目前，“比较优势”、“国际分工”、“贸工技”等等思想，在一些企业中还有市场，应该清除这种影响，否则的话，即使客观环境改善了，企业仍不可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比如，有人认为钱少了不能搞自主创新，钱多了才能搞自主创新，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大家知道，中小企业是最富有创新活力的，国内外都不例外，这说明钱多钱少不是能否自主创新的决定条件。虽然从长远和整体来说，高技术产业需要有高的R&D投入，但对于一个企业、一个时期来说，并不一定是这样。

　　尤其是在中国，相对于发达国家，可以用较低的投入做出很好的创新，国产Office软件就是一例。十五期间，国产Office取得了群体突破。在2004年政府正版软件采购中，国产Office的采购套数超过了微软Office，已基本上能满足政府工作的需求。国产Office和其他国产基础软件一样，它们取得的进步主要不是靠投资。以其中一家永中Office为例，与微软相比，它的投入不到1/500，人员只有1/10，开发时间只有1/3。显然，它们主要是靠自主创新而不是靠投入。

　　一些事实表明，企业在没有钱、没有品牌、没有规模时，往往被逼着搞创新、求发展，而恰恰在稍有钱、稍有品牌、稍有规模时，容易发生转向。例如，以汉卡起家的“巨人”因兴建大厦而受到拖累；以软件起家的“拓普”因到处圈地而陷入困境，人们为它们感到婉惜，如果不受房地产的诱惑而继续艰苦创业的历程，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

联想在研发方面走过“之字型”道路的教训

　　联想也有类似的经验教训，值得大家记取。20多年来，联想在研发方面走过了一个“之字型”道路，从重视研发到放弃研发到再重视研发，走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4-1994年的10年，为“产学研”阶段。1984年底，联想前身——计算所公司从中科院计算所脱胎而出，它无偿取得所里的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依靠“产学研相结合”起家。公司以科技产业化、技工贸为指导，逐步增长了自主创新能力。除了直接继承计算所成果，开发出联想式汉卡等产品外，还开发出了联想系列微机、联想程控交换机、联想激光打印机、联想Office、联想金融平台软件、集成电路芯片(用于汉卡、微机、汉字激光打印机)等等产品。这一期间公司开发的新产品数量和取得的效益在中关村都处于领先地位，共获得了二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虽说R&D的绝对投入不是很大，例如1993年的研发投入为386万元，占年销售收入57771万元的0.67%，但由于指导思想对头，能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所以仍取得了很大的效益。当时，联想已涉足芯片和软件等核心技术，联想和华为同时取得了程控交换机入网证，向计算机与通讯的融合迈出了第一步。

　　联想的“产学研”实践得到了领导部门的肯定。1992年中科院发文嘉奖联想公司及其总工，表彰了联想所走的“科技与经济结合，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道路”。国家科委朱丽兰副主任在1994年联想成立十周年大会上总结说：“联想集团的成功，是计算所多年来成果积累的一种体现，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坚实的科技背景是不行的”。

　　第二阶段是1995-2001年的7年，为“贸工技”阶段。联想进行转向，以1995年6月废除总工职位为契机，公司放弃研发，科技骨干绝大多数离去，有巨大前景的程控交换机、芯片设计中心等等项目被迫终止，公司不再奖励研发人员，并以“总工程师是前苏联体制的产物”为由，不再设技术带头人。在舆论上，只宣传“20万元起家”，提出“贸工技”口号，抹煞“产学研”。不过放弃研发并没有省钱，相当于数百年研发经费的巨资被投入到惠阳(大亚湾)建设“亚洲最大的板卡生产基地”(1993年即投入8000万港元，总投入达12亿元)。可惜联想并不真正需要这个“最大的”“基地”，它建成后不久便被联想剥离出去。

　　此中其实另有苦衷。1993年联想有些钱了，在惠阳房地产商黄某的鼓动下，买下了惠阳一大片地，但遇到宏观调控，怎么办？只能自己用，建“基地”是不得已。所以这个大项目没有可行性论证就上马了。难怪业内人士问：建“基地”怎么不选深圳、东莞呢？所幸联想比巨人、拓普大得多，还没有被它拖垮。

　　这个阶段里公司耗巨资建“基地”、“并购”等等，都没有带来新的增长点。唯一亮点是，1994年杨元庆临危受命，领导微机部，将“产学研”阶段创出的联想品牌和联想微机主业发扬光大，使微机销量每年翻一番，登上了亚太第一的宝座，这一业绩也为今天杨元庆成为联想公司的董事长铺平了道路。

　　第三阶段是2002-现在，为国际化阶段。以2002年杨元庆就任CEO为标志，一上台他即提出了“技术的联想，服务的联想，国际化的联想”的新口号，“贸工技”口号消影匿迹。此后，联想再次重视研发，大大增加了R&D投入。例如，高薪聘请祝明发研究员任首席科学家，开发出深腾超级计算机；发起制订闪联标准；开发TPM安全芯片等等。杨元庆重新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公司发展的基点，只是由于第二阶段的7年放弃了R&D，使联想现在不得不付出更大的努力。

　　回顾联想研发走过的“之字型”道路可以清楚地看到，企业要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首先必须确立自主创新的指导思想，不然的话，再好的客观条件也是没有用的。

　　在桌面操作系统领域，微软的视窗在中国的垄断程度比起世界上其他地方，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国用户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0多年前，微机用的是DOS操作系统，那时DOS只占一台微机成本的1%。今天，计算机的硬件按照“摩尔定律”，性能已经提升了上百倍，价格相对下降很大。相比之下，操作系统性能的提高并没有硬件那么大，但今天的一台普通计算机，视窗操作系统占据的成本超过了10%。可见，视窗的垄断，使中国用户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在计算机处理器领域，英特尔处理器在中国市场上的份额高于世界平均份额，价格也偏高。10多年前，由于AMD公司的处理器价格较低，联想主板中就大量采用了AMD处理器。但今天，中国市场上的计算机采用AMD处理器的却很少。实际上，AMD处理器不仅价格低，还有64位的性能优势。中国处理器市场的这种不正常状况，是英特尔的垄断造成的，中国用户不应该付出高昂的代价。

　　尽管中国IT产业深受垄断之害，但我们至今还没有出台反垄断法；另一方面，中国很多企业和用户缺乏反垄断意识，没有抵制垄断，这都是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

　　在今天的世界上，除了存在技术和产品的垄断外，还存在着更严重的知识产权垄断。当前，我们特别要重视软件专利问题，因为软件专利完全有可能导致垄断，而这种垄断将扼杀中国幼稚的软件产业。

　　专利和版权最大的不同是，专利可以保护一个创意、一个思想的本身，而版权只能保护对一个创意、一个思想的特定实现。在受保护的年限方面，版权比专利长，多数国家发明专利的保护年限是20年，而按《伯尔尼公约》，版权保护期限从出版之年起，不短于50年。

　　可以打个比方。李白有一首诗《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假如李白当年登记了版权，那么别人抄录出版，就侵犯了版权。同时代的杜甫有一首诗《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两首诗意同句不同，这不侵犯李白的版权。可是，假如李白申请的是专利，叫“观月思乡”，那么只要在专利保护的期限内，杜甫写《月夜》就侵犯了李白的专利。换句话说，如果有专利，李白写了《静夜思》，此后20年不许任何人再写带有“观月思乡”思想的诗。人们应当庆幸，在文学、艺术界只有版权，没有专利，否则的话艺术早就死亡了。

　　软件编程类似于文学艺术创作，因此直到上世纪70年代，软件还是完全靠版权和商标保护的。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虽然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没有什么变化，但受一些知识产权案例的影响，一些国家逐渐发生了演变，现在，软件除了有版权保护以外，还可以享受专利的额外保护。

　　对一些国家软件专利的盛行，有识之士多有抨击。有人认为，专利将危害小软件公司，事实上，一个小软件产品就可能涉及许多专利；软件专利的20年保护无助于软件创新。有人认为，如果与药物专利相比（通常一个药物专利往往需要花费若干亿美元并等待10年才能获得），软件专利太容易获得了；现在的软件专利其实只有很少一部分够格。

　　过去，微软对于专利不感兴趣，那时它还在发展阶段，不希望有软件专利的束缚。例如，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市场上就有其他公司的“字处理软件”（WordStar）、“电子表软件”（VisiCalc），如果这些公司的“字处理软件”和“电子表软件”都获得了专利的话，那么在此后的20年里，微软都不能做。果真如此，也就没有今天的微软了。

　　但现在的微软完全变了。大约一年前，盖茨提出新的目标，要微软将每年申请的专利提高到3000个。迄今为止，微软已获得了约4000个专利，另有3300多个专利正待批准。在这些专利中，甚至包括“在一个文档中加入和去除空白”这类很难被认为是“创新”的东西。

　　人们可以看到，面对微软等软件巨头的“专利池”和无穷的财力，发展中国家的中小软件企业和开源软件阵营的处境岌岌可危。这些芸芸众生，既没有自己的“专利池”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又没有财力可以对客户进行赔偿和担保，因此他们完全可能被“软件专利”所扼杀。显然，软件专利有可能成为维护软件垄断的新手段，其作用甚至会超过技术和产品，对于这种新的垄断威胁，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由于软件专利只对软件垄断者有利，对其他竞争者不利，所以，欧盟作为软件垄断的受害者，也不愿全盘接受美国的软件专利制度。目前在欧盟，围绕着软件专利正在进行激烈的辩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更不能全盘照搬美国的软件专利制度。为了有利于摆脱垄断，为了有利于软件业的自主创新，中国对软件专利问题应及早制订对策，或是对软件只实行版权保护，或是对软件专利加以严格限制。未雨绸缪，此其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