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绍铭的书里，有一段白先勇的文字，回忆当年夏志清教他们时说的一番话，大意是，中国的文人墨客文字太矫情，伤春悲秋，过于感性。夏志清说，自己逢纽约的暮春天气，还没有柳絮满天，却怎么也惆怅不起来。

夏志清建议他们读读毛姆和莫泊桑的文字。“他们用字很冷酷”。这种关于文笔的评价，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决心好好去拜读。对于中国式抒情文字的抨击，我读得畅快。中国的现代散文，总是带着《白杨礼赞》的腔调，“啊”呀“啊”的，无思想，无性灵。有时在报上看到的高考满分作文，大多辞藻堆砌，情感泛滥，深受此影响之害。

毛姆的小说我读过几部，许是当时水平有限，只对情节和思想产生印象。对其文笔，倒还没有什么真切体会。手头有本毛姆的短篇小说集，是同事从英国买回来送我的，得找机会研读一番。

我那个年代的大学英语精读课本，有一篇课文，好像是a Luncheon，毛姆写一个穷作家请一个号称是读者的女人吃饭，被痛宰一顿的诸多细节。大多数英语老师上课，会分析生词，短语，语法等等，但无法像夏志清那样，带学生进入语言艺术欣赏的境界，殊为可惜。

我一直想教一门课，英语语言艺术欣赏，引导学生领悟语言的灵动，以及语言背后的思想内涵。这估计又是我的空想之一了。一是我没时间充实和准备。其二，有愿意听这种玄乎课程的学生么？若是教法律英语，商务英语，旅游英语，恐怕不会应者寥寥。

今天是圣诞前夜，报上早就预警全城堵车。下午三点，我让员工提前下班，避开车流高峰。难得一个温暖如春的圣诞，各商家多种活动悉数上阵，街上人流如织。

我今天的节目很简单。买了几张圣诞晚会票，酒店是李心一熟悉的，就在小区门口，不用心急火燎地赶场。李心一不知圣诞为何物，也跟着激动，还会唱半首silent night。这些天，看到到处都是贴画，李心一忙不迭地东指西点，“圣诞老公公！”喊得声嘶力竭。

在办公室里，我站在窗前，瞭望楼下马路上正在集结的车流。同事们兴高采烈，纷纷结伴回去了。我摸出在三联书店买的几本书，细细把玩。昨天去三联，发现大有改观，有了细致打理的痕迹。不似前一两年，每况愈下。询问之下，原来是书店易主，不过也是位清矍模样的书生。

买了本邓晓芒的演讲集《在张力中思索》。邓老师的书，比如西方哲学一类的，我无法企及，只能读他通俗一点的演讲文集，作为扫盲。我和邓老师打过两次交道，都是请他到新东方来做人文讲座。邓老师黑边眼镜，留着鲁迅似的胡须，行事严谨，沉默寡言。

邓老师《传统与现代化》的讲座，我听了两遍，每每忆起，仍有新的感悟。他的演讲，不徐不急，娓娓道来，却暗含内力，就像他这本新书的名字，在张力下思索。在一次教师培训会上，我请邓老师演讲，下面竟一片嘈杂。我一贯温和，那次却怒不可遏，还有些失态。有些老师可能意识不到，以邓老师在国内哲学界的声望，这也许是他们这辈子所能听到的最高层次的讲座。这讲座，令新东方所有的演讲相形见绌。

上个月，邓晓芒老师离开武大的传闻，沸沸扬扬。和前几年赵林老师欲步易中天后尘，转投厦大一样，令人扼腕叹息。回想上次，我做东请客，让李工真老师好好劝劝赵林老师，当时，李老师还建议把邓老师一起约出来，请他做说客。我打电话过去，可惜邓老师不在武汉。这下可好，连邓老师也要走了。前几天，武大前校长刘经南对此接受采访时，居然说：“人才流动是正常的。。。”

我在武大读研三年，教书五年，后又读博四年，尽管没有拿到学位，总共十二年，是死心塌地的武大人，可眼见这几年武大日薄西山，只能哀其不幸，还不敢怒其不争。

何炳棣的《读史阅世60年》买了好久，也没时间看。读其他闲书时，总有人鼎力推荐。这类西学背景的史学家，如许倬云，黄仁宇等，一直为我所推崇。这几天翻了几页，有些回忆录的细节，留了些许印象。

他说，对于说理性的英文写作而言，多读史学著作大有裨益，文字严谨，措辞准确，这点深得我心。以前，我曾想通过读英国小品文，来提升英语写作水平，收效甚微，如同爬之前学跑步一般。英国小品文的旨趣，我能理解就不错了，遑论模仿。

现在我读的英文，一方面是历史，另一面是小说。十多年前，读英国文学家韦尔斯的世界通史，感觉英文文笔诘屈聱牙，不如房龙的英文好。最近在读《西方文明史》的英文影印版，以及企鹅版的中国现代史，已经有了何炳棣同样的感觉。只是他高中便能先知先觉，而我近年才得以悟出，惭愧。

何炳棣回忆他在山东大学读书的英文课，引起了我的关注。大一的英文老师是美国人泰勒女士。这泰勒女士很怪，身为美国人，却教学生皇家英式英语，尤其反感学生卷着舌头说美式的“r”音，提倡英式的长音“a:”。我读得很欣慰。想起上次在美国，有位小商贩对我矫柔做作的英式英语产生了兴趣，满怀敬意地问，“先生从英国来？”让我暗自得意了几天，继续拿腔拿调地说话，令人侧目。

何炳棣话锋一转，居然扯到金岳霖，说这位泰勒女士和金岳霖同居生女。我对民国文人的八卦颇有兴致，可惜何炳棣一笔带过了。我只知道金岳霖思慕林徽因，终身未娶，终日叼着烟斗，结合中国士大夫和英国绅士风度，仪态万千，竟还有这等异国姻缘？

近来读的闲书，有一本陈洁的《山河判断笔尖头》，印象深刻。这是一本访谈类的书，采访一些当代文化名人。陈洁的采访纪实很有个性，文笔优雅从容，读来颇有趣味。说采访何兆武老先生，在何老先生四壁环书的逼仄家里，必须正襟危坐，不然，前仰会顶翻老先生，后合则又撞倒老先生的书。

书里有几篇，读得人心情沉重。资中筠，已近耄耋之年，对自己年轻时极左，和银行家的父亲划清界限悔恨不已。父亲后来沉默以终，父女阴阳两隔，永远没了和解的机会。去年，新东方举办过一次论坛，请了资中筠老太太演讲，语惊四座，人人折服，不想这优雅博学的老太太，还有这等苦楚。

采访小说家林斤澜。老人一辈子基本未历太多政治风波，陈洁赞其世故。老头顾左右而言它，嘿嘿地说，“世故也是一种涵养。”这话，说得真是通透。

近几年我读的访谈类书籍，受益良多的，有査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李怀宇的《访问历史》，还有就是前段时间读的《私人阅读史：1978-2008》，记录当今文化少壮派们的读书历程。我做了无数标记，想一一研读这些人鼎力推崇的书，一时觉得书海无涯。

书里访谈了一位诗人，徐敬亚，虽然之前对他一无所知，却给我很深感触。他说，所谓好书的标准，第一是能够击中你，与你的生命价值方向一致。二是能升华你，在生命的广度和宽度上超越你。三是能够激活你。

关于最后一点，他说，“也就是通过读书，你不仅找到了自己，而且发动了自己。你不仅跟着别人飞，最后你张开翅膀自己飞！”

真是，读到最后，张开翅膀飞。

从苏州维景大酒店18楼窗口看出去，一派江南水乡光景，湖汊众多，却在冬季的肃杀里，失了灵气。我在苏州作讲座，上午无事，对名胜景点素无兴趣，便呆在酒店，偷得浮生半点闲，翻看电脑里李心一的照片。

冬天来了，难得有点惨淡阳光，李心一便会披挂整齐，和妈妈出门遛跶，发卡，丝巾，一应俱全。只是季节变换，黄叶飘零，让李心一心里眼里满是疑问。

倘若寒气袭人，李心一也泰然自若，面无惧色，丝毫不影响口腹之欲。套上一双绒袜子，既御寒冷，又不误饼子大餐，岂不快哉?

一般情况下，李心一是不配合照相的。只要见到镜头，便会冲上来，如同焦点访谈的采访对象，用手推开镜头，忿忿地说，“不要！”不过也有例外，碰上心情不错，我们会说，“心一，笑一个！”李心一于是虚与委蛇，“呵呵”地假笑几声，看起来却比哭还难受。

冬天，室内活动当然会多一些。李心一每周去上两次课，手臂上贴着铭牌，爬上爬下，好不快活。要是问她老师叫什么名字，会朗声答道，“sunny”。李心一自己的英文名也是“sunny ”，于是格外自豪。若是问爸爸的英文名，李心一也能含混答出“David”，只是发的音像“beibid”。我驾轻就熟，运用语音课上的方法，循循善诱，“李心一，你把舌尖抵住上牙龈，发“d”；再把上门牙咬住下唇，喏，像爸爸这样，发“v”，好不好？” 李心一盯着我的门牙，频频点头，坚定地说，“好！beibid”。

我所最为得意的，是终于培养了李心一的读书兴趣。只要我下班回家，李心一便欢欣鼓舞，说，“爸爸，书，书。”拉着我去讲解最为钟爱的几本书。有几本画册，我使出了十几年备课功力，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天天给李心一讲解，常变常新，编出各种情节，激发她的观察力和想象力，终于让读书成为生活常态。李心一也从此手不释卷。

翻译家杨宪益近日去世。大师纷纷隐退，一个时代正在消亡。作为翻译爱好者，尤其是中译英，我从先生的作品中受益良多，前段时间还在读他翻译的《儒林外史》，虽然他自己觉得满意的，是《宋明平话小说》和《史记》。

杨宪益翻译的《红楼梦》，我一直没时间研读下去，但有时上课，还会选上几段和同学们分析。相比霍克斯的译本，杨译更忠实原文，表达偏中文一些，可我喜欢这类带中国文化味的英文，一定会抽时间读完

杨先生的传奇人生，近来在网上大多查得到，我也不想多说。以前从他人访谈中，侧面读得一些杨先生的点滴。印象深刻的，是他写的一句打油诗，“千年古国贫病弱，一代新邦假大空。”为之侧目，肃然起劲。

杨宪益学问可能不及钱锺书，但英文可比钱锺书强。建国后，钱锺书调到北京负责《毛选》的翻译，盛邀杨宪益加盟，可杨老拒绝了。当年英文高手很多，惟钱锺书因为温和不争的性格，以及《毛选》英译的关系，得以在文革中保全性命，也算是中国文化的幸事。我有段时间细细研读了毛选的英译，在翻译上绝对是精品，因为是提着脑袋干的活。

杨宪益拒绝的原因，一是不喜欢读《毛选》，觉得无趣，二是只喜欢翻译文学作品。这体现了杨老的真性情。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妻子在文革中吃尽苦头，唯一的儿子还精神失常，后来自杀。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相濡以沫的夫妻俩，在儿子自杀后，一度产生感情危机。

戴乃迭，也就是杨宪益的英国妻子，认定孩子的精神病，除了受迫害，还源于孩子性格叛逆期间，杨宪益忙于政治活动，忽视了与孩子的沟通交流。这个指控，很耐人寻味，狂狷逍遥的杨宪益，还得“忙于政治活动”。可见当年知识分子为谋求自保，罹受何等屈辱。

我读过陈洁对杨先生的访谈。陈洁在文章里说，“（先生）几乎散尽所有译作和藏品，只留亡妻的一幅肖像朝夕相处。他说“我的爱人”时，声音像在抚摸她。。。。。。他生命中唯一的重要在天堂，先生的心和精神也随着飞升，不堕红尘，这才是先生真正的传奇与辉煌，翻译算什么？”

从宜昌回汉才一天，就匆匆飞到福州。居然有近20度，有点不适应。一天会议后又坐四五个小时车赶到武夷山。两天里，连武夷山什么样都没见到，又飞到北京。

武夷山机场极其逼仄，只有长途汽车站大小。待我们准备登机，候机厅的茶座，商店便纷纷拉下卷闸门，偃旗息鼓了。这飞机还要经停舟山普陀山机场，偏偏又逢几位乘客突然临时下机，为安全计，不得已全体清仓，以重新检查飞机。

同样小的小机场，一样需要走回候机厅，四周依然群山环抱，恍惚间仿佛还在武夷山，只是寒风凛冽。踏入同样的窄小候机厅，小商铺的老板，不动声色，及时开启手中遥控器，一个小直升机腾空而起，执行招徕眼球的任务。

可惜，这批乘客里没有孩子。小直升机起起落落，盘桓周旋，惶然不知所终。人们不为所动，谈笑风生，全是大包小包拎着武夷山茶叶的游客。就我西服笔挺，拎着电脑包，缩在一个角落里，看随身带的小说angla’s ashes，自己都觉得矫柔做作。

终于起飞，到了北京。踏入北京零下几度的夜里，几天之间经历太大的温差，我逃也似的跳上一辆出租，直奔王府井的外文书店，想赶在9点关门以前，饱览一番。北京的交通令人绝望，晚上7点左右，进城的机场高速居然堵了。司机铁青着脸，一声不吭。

进入书店，如沐春风。这几年，王府井外文书店变化挺大，让我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归。我买的，基本上分三类，一种是中国题材，古代现代经典。这次买了华裔美籍作家汤婷婷的chinaman，这本书十多年前从武大图书馆借过，结局是和大多读书期间借的书无异，直到缴了滞纳金，也没能翻上几页。这次想弥补遗憾。下次若碰上另一本the women warrior，也一定拿下。

还买了一本苏童《碧奴》的英译。我现在已看不进中文小说，只有借助中英对照，来提升兴趣，一举两得。各类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英译，我基本搜罗全了。余华的《兄弟》英译，两大册厚部头，就留待以后吧。

我买英文书的第二类是当代经典西方文学。这次买了美国犹太作家贝娄的Mr.sammler’s planet，源于前些时候看某人的文章里说，最喜欢这一部，谁说的我忘了，只记得是我所佩服的，于是立刻从书架上抽了下来。贝娄这老头也有趣，每离一次婚，就写一部经典作品，借机尽情影射一下对方。

加缪的《异乡人》，是觉得很薄，又是经典，便买了。读书期间为了赶时髦，借过，但没读过。前一阵子，读了米兰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英译本，为之倾倒，觉得毕竟是经典，对人性的分析着实老辣，从此对阅读经典作品产生了信心。

我买的第三类，一般是历史类，主要是近代史。近来为了提升自己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开始涉猎一些我视如畏途的哲学书，当然，从浅显的启蒙类型开始，于是买了sophie’s  world，前几年这本书的中译本一度流行。可我向来不读中译的书，这次遇上原版，肯定不会放过了。

近十本书，我把电脑包塞了又塞，满载而归。进了萨尔利兹酒店，打开bbc电视，听着抑扬顿挫的英式英文，我把书堆在桌上，一一摩挲把玩，心里终于踏实下来。

这个周末，去三峡大学作讲座，来回又有七八个小时的车程。英文书带的是angela’s ashes，读得手不释卷。封面上那个脏兮兮的5岁小男孩，斜靠在都柏林破旧的街角，脸上带着腼腆狡猾的笑意，立刻攫取了我的心。这是一部自传，从一个小男孩的视角出发，描述自己贫寒穷困的童年。1930年代经济危机的赤贫，触目惊心。

关于这类自传体的成长小说，我印象深的，有大学期间读的毛姆的the human bondage，乔伊斯的the portrait of an artist as a youngman等等。至于具体情节，竟是无从追忆了。而一些不太知名的，反而留下震撼的印记。

比如哈利的roots，描述几代黑人的寻根之路。读书至感动的境地，似触电一般，浑身如蒙针毡，麻酥酥地醍醐灌顶。英语里叫catharsis，灵魂净化。这部小说在我脑海里，便是无数次这种感动。而我读经典作品《汤姆叔叔的小屋》，却无以为继。黑人英语口语，对于阅读来说，毫无快感可言。

还有一部，叫china boy，写美国唐人街一位华人男孩的艰辛历程，没有具体印象，作者是何人，都抛在脑后。却让我对美国华裔作家产生了浓厚兴趣，又去读了谭恩美和其他华裔作家的作品，乐此不疲。

几年前，华裔女作家yan mah的the falling leaves给我极深的印象，一位命运坎坷的小姑娘，一直在脑海挥之不去，像圣经里的约伯，善良正直，却永远得不到好报。让我对生活中的种种悲哀与失意，生了坦然的态度。

回到我现在读的angela’s ashes。这个小男孩的生活实在是悲惨，惨到连一个成年人都无力承受，这个5岁不到的孩子，却奇迹般地挺了过来。他生活中无数卑琐却善良的小人物，让人眼前一片朦胧。

小男孩带着婴儿车里饿得眼睛发绿的双胞胎弟弟，费尽心机，躲过凶神恶煞的杂货铺店主，偷了几个香蕉，却对弟弟们脸上身上的香蕉糊一筹莫展，害怕母亲的痛殴。却见这店主追过来，塞给他店里的塑料袋，提醒似地痛喝，“没人要的烂香蕉还吃！”

我放下书，抬眼看着车窗外的冷雨纷纷，头上脸上仿佛有无数个小针刺刺地扎，catharsis又一次漫卷而来。

我躺在床上，脑门生疼，这是用脑过度的表现，心里暗暗懊恼：廉颇老矣，尚能满分否？

这几年，总觉得英语水平直线下滑，于是祭起当年法宝，以考代练，报了雅思，参加昨天和今天的考试。不料，之前依然没有时间准备，连一套模拟题都没做，就仓促上了考场。

对于雅思，我倒并不陌生。97年，就听说要设立这么个考试，本来是和武大英文系联系设立考点，不知怎的泡了汤，武大为矜持付出代价，与雅思失之交臂，让湖大捡了便宜。98 和99年，英国人 Christopher Hampton在系里设了个英国项目的workshop，准备大张旗鼓，可一直不顺心，99年黯然离开。

读研时，我非常喜欢老Hampton的课，老头的英语讲得抑扬顿挫，九曲回肠。1米94的身高，在校园里碰到我，会深深地躬下来，挑着夸张的眉毛说，“Good morning, ”又猛地起身，徐徐叹出一句升调“sir...”。也正是老Hampton，让我开始对英式英语和英国文化着迷。

Hampton现在是中国地区雅思考官的首席培训官，负责雅思考官的培训。四五十岁才结婚，娶了位中国妻子，不知是否还在东南大学。02年，我代表武大，作为教练参加21世纪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在南京和老Hampton重逢，还讨好般的告诉他，当年他从英国购置的所有音像资料，一直都由我在保管，老Hampton却神情萧索，暗想自己的苦心经营，竟落如此下场。

99年，我还在一家学校兼职，雅思刚刚面市，无人知晓。发了我一套原版教材，让准备授课。我教阅读与写作，英国人Mat教听力和口语。我和这个表情丰富，酷爱泡吧英国人的友谊，就从那时开始。后来，Mat成了武汉地区的首席雅思考官。04年，我力邀Mat辞职，加盟新东方。我喜欢看到Mat绿莹莹的眼珠子醉眼朦胧，在酒吧里主宰一切高谈阔论的英姿。

昨天的考试，8点就得到场，为保险起见，我头天夜里，结束李心一的睡前游戏时光，匆匆赶到湖大附近的一家酒店。昨天6点半起床，头晕眼花。到了考场，满眼神色紧张的考生。早上酒店餐厅未开门，我吃了杯方便面，进了考场就后悔了，口渴，却不能带水，之前又忘了喝水。这意味着将4个小时滴水不进，我舔着嘴唇，神情沮丧。

首先是听力。我的缺乏训练劣势，开始体现出来，理解没有问题，只是还要记笔记，找答案，目不暇给。我当年训练有素，自然不在话下。如今年纪似乎是大了，在出国考试的考场上，我属于风烛残年，精神难以集中，以至于有两道题，眼睛发花，一时不知在何处。居然得动用最后一招：猜答案技巧。这听力的满分，估计很玄。

阅读，比想象中麻烦，但满分肯定没问题，也只提前10分钟做完，去了趟厕所，掬了捧生水，润润燥得冒烟的喉咙。回来看着黑板发呆，实在不想去一一检查了。写作，时间紧张，好一阵忙乱。写关爱环境，政府和个人谁该承担更多责任。我素来不喜这类干巴巴的文章，无从发挥。本来想写写美国作家梭罗和他的《瓦尔登湖》，住在湖边搭个草棚，回归自然之类。又担心改卷子的老外看不懂这风情，误了我冲击满分。思想一分岔，时间便不够用，仅仅提前5分钟，检查了一遍，时间便结束了。考场上不能谈风月，竟窘迫至此！

口试在今天上午，我第一个，8点半开考，考前坐在门口。深深的走廊，五六个考生分坐在教室门口，面如土色。我深深吸了几口气，想驱散这紧张气氛带来的影响。隔壁两个教室门打开，考官探出头来，说着礼貌好听的英式英语。可我的考官迟迟没有动静。

门终于打开，一位秃顶中年男子现身，他一开口，我暗暗叹了口气，知道自己运气不佳。虽然我喜欢澳洲，可对澳洲英语着实不感冒。交流倒还舒畅，流程次第走完。第三部分的大题，是问我近来最快乐的事是什么，我回答是女儿李心一能说完整的句子了。考官见不是寻常雅思培训里背的模板，颇有兴趣。聊得挺愉快，也就结束了。考官关了录音机，说考完了。又意犹未尽，追着和我聊了几句无关话题，兴致很高。如果是英国人，我少不得会邀请他晚上去酒吧，继续详聊育儿经，可惜。我草草恭维了几句澳大利亚的好话，点头哈腰地推开门走了。

连续两天早起和精神紧张，令我脑门发昏，恍恍惚惚中走出考场。雪上加霜的是，一位男生凑上来，神秘兮兮地问，“你是新东方的那个校长吧?”我尴尬万状。男生又切切追问一句，“我10点半考，您看，我该如何提高我的口语水平呢？”

前段时间，钱老钱学森去世。关于钱老回应温总理之问，直击中国高校教育缺陷的讲话，又一度沸沸扬扬。安徽有教授联名发表公开信，也不见有何回应。其实人人心知肚明，何必明知故问。中国高校缺乏独立精神和自由人格，由来已久。

之前，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开始探索高校制度改革。尽管从工科院校开始，避重就轻，学术独立，去行政化等等提上台面，也算慷慨激昂。但办学思想第一句劈头就是，党委领导。顿时给满怀憧憬的我一头冷水。

中国的口号，永远在现状的反面。如果反复强调，要解放思想，那么现状一定相去甚远。文革中，有一句口号，“马克思教导我们，不要相信任何权威！”着实好笑。马克思不知道后人理解力如此之差，不然会在后面加一个括号：（包括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

钱老的民族精神，也被曲解为，“祖国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明显断章取义了钱老的原意，钱老在天之灵，想必不能安宁。其实也难怪，如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于是什么都扯来做了大旗。

皇帝的新衣，是西方的故事，结局别无跌宕，到底缺乏东方人的诡谲。要避免小孩乱嚷嚷，“皇帝没穿衣服”，当然不难，转移注意力便是了。可以先指指龙床上闪闪的金子，看，金子！财富！你们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于是孩子们纷纷下海，抢金捡银。

待孩子荷包暖和了，眼睛自然又盯上皇帝的光腚。这时，即使没法继续灌输“光腚思想”，“光腚主义”，“光腚语录”之类，也可以从容不迫，指着猎猎飘扬的龙旗，看，我们的龙！我们的祖国！孩子们少不得抬头仰望，热血沸腾，目光真挚热切，皇帝的光屁股，自然又无人问津了。

总还有些刚烈的孩子吧？可惜历代皇帝深谙现代医学，摸透了基因遗传规律，但凡有反骨的，必诛灭九族，或至少列入黑五类，剥夺教育权利。这样代代相传下来，剩下的，便是我辈勤劳驯良的优良品种了，能指望谁怯怯地喝一声，“皇帝没穿衣服”呢？

武大出版社的《歌词英译与杂谈》已经出版。这类歌词英译，由于篇幅很短，难以成书，全凭出版社青睐，以类似画册形式，得以印行。与作家出版社和方文山合作的另一本，也因篇幅问题，还在继续筹划之中。

我自01年以后，觉得自己学养不足，以前参与和独立编写的书，不忍卒读，遂不述不作，免得老了追悔少作。这次，武大出版社反复游说，出于对母校的情感，只得应承下来。同时，感谢同事牟晓波的精美设计，我们本来想走雅致路线，却不奈各方面出于市场的多种要求，觉得留有遗憾。

附上前言如下：

“我开始翻译流行歌词，是在新东方的课堂。有位男生，想给心仪已久的女生送一句话，“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求我译成英文，以迎合其风雅。

我正在强调介词短语的重要性，苦口婆心。于是拿句子里的“慢慢”举例。要体现其天长地久，莫过于用一组介词短语，“hour by hour, year by year, and millennium by millennium”。当时还故作玄虚，宣称这三个词hour, year, 和millennium发音都是颤音，符合心悸与忐忑的情境，这样，语义与发音天人合一。举座哗然，同时深有所悟。

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我翻译歌词，纯粹是个人化的翻译，往往兴之所至，只为把玩文字，不求文体符合，更无从跟随原曲吟唱。只因其贴近学生的情感与生活，在英语教学上却另辟蹊径，自己也沉溺其中，自得其乐。

承蒙武大出版社郭圆圆老师青睐，敦促我结集出版。自己觉得文字鄙陋，难登大雅之堂。后来思忖，不经过大方之家贻笑，何来进步？便草草收集几曲，细细摆在面前，呈送读者，自己缩手耸肩，低眉垂目，等待英语同好们随意翻捡，评头论足。”

昨天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对韩寒做了专题报道，题目是：韩寒，中国文坛的坏男孩。大致内容和国内报道大同小异，只是有几个地方，别出心裁，颇有新意。

有一句，“Han…is carefully groomed in an epicene,metrosexual way that is unusual among chinese males of his age.”这句话令我费解，说韩寒的装扮，属于很中性，男女不分的都市型男。Epicene这个词，“中性，无性别差异”，形容李宇春倒是合适，郭敬明也可以，虽然他更偏女性阴柔一些。韩寒在我印象中，是一个酷酷的赛车手，有点阳刚之气，经常口无遮拦，还带点血性。

从《时代周刊》配的韩寒整页照片来看，不算很中性化，可能亚洲人不太符合欧美胡子拉扎的肌肉男标准。后面那半句更为离奇。大意是，韩寒这种中性化装束，在他的同龄人中显得异类。言下之意，韩寒的同龄人大多属于肌肉型猛男。记者似乎对当代中国不是很了解，全凭臆测。据我的观察，现在不少男青年，哈韩一族，留着长长尖尖的刘海，模样俊俏，在我的审美观里，显得女气十足，催生鸡皮疙瘩。

文章谈及韩寒的出格言论，引用了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的话。大致意思是，“人们都以为韩寒对政府持批评态度，针砭时弊，属于民主斗士一类，其实不然，他依然是政府的同谋，和政府心照不宣，代表着80后的堕落，即，你只要让我快活，我就不动摇你的政权。青年的躁动不安的多余精力，都被消解到到消费主义的狂飙之中。”这位教授，把韩寒的小说，归入商业化的消费主义类型。

这个教授说的有道理。但站着说话不腰疼。不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实情，就下如此刻薄的论断，委实不该。韩寒的很多言论，我看了都为他捏把汗，懦弱如我等书生，绝无这勇气。看客总是希望能看到砍头，嗅到烈士颈子里的血腥，这就是鼓吹人性的美国人。

我打电话给客房部，问那本英日对照的佛经多少钱，客房部说“free”，我说，“可以带回家？”答案是“yes”。这是次次日本之行的意外斩获。酒店床头柜里摆着厚厚一本圣经，一本佛经，由宗教团体赠阅。我每天翻翻那本佛经，觉得英文通顺精到，决定买回去研读。

依然不放心，我特意去酒店前台，确认能否带走。前台接待叽叽咕咕，打了一通电话后，笑容可掬说可以。我这才欢天喜地，把书塞进了旅行箱，留下随身带的一本英文原版书在房间，投桃报李。没想到在日本，还能收获一本书。不通英语，买不到书的国家，对我素无吸引力。那年在塞纳河边，看到上百一字排开的法文旧书摊，望洋兴叹，恨恨而返。 

没有内行人士的指点，在日本，基本买不到外文书，尤其像我们这样浮光掠影。东京大学门口有几家旧书店，全是日文书，令人扫兴。出了新宿地铁站，有一家小田急商场，我就近给李心一买点衣服，发现商场里有一家不小的书店。转了一圈，尽管书籍装帧精美，语言不通，我无福消受。倒是中学教辅类的书籍，颇为走俏。各类报考名校的英文辅导书，琳琅满目。

回想访问同志社大学的时候，老俞问了一个问题：日本大学生有没有类似4级6级之类的英语考试。对方回答没有。老俞又问，日本大学生必须要达到一个什么英语水平，才准毕业？对方支支吾吾半天，也没答上来。

反观中国的大学，大一大二，主攻英语，至少7，8个学分，加上政治课的几个学分，大三才接触专业课，大四便开始找工作。这四年仅仅相当于一场大学预科。在研究生一年级，英语和政治又占了大量学分，又有多少时间能倾注在专业上？英语水平又当如何呢？

前几年在东京，我走进一家小小的咖啡馆歇脚，里面那个小老太太，修饰得精精致致，也能用英语交流。这一回，我在商场给李心一买了两双鞋，几件衣服，和殷勤的店员用英语沟通聊天，基本没有障碍，说明了日本的英语教育程度。在商场的退税处，用英语说了半天之后，我才看到一行中文标识：如果您需要中文帮助，请告诉我们。我改用中文，畅行无阻。

这时我才听到，商场的广播里，传来几句中文，“。。。。。。请保管好您的钱包，以免丢失。。。。。。”中文婉转缠绵，恍惚中，令人宾至如归。

一直到上飞机，我还在心里骂骂咧咧，“可恨的小日本，让我无端花不少钱。。。。。。”一向简单行事的我，拎着簇新的西服袋，拖着行李箱，百般不便。我恨恨地骂着，念念不忘这个民族带来的旧恨新仇。

这次开会，要求着正装。我还是按以前惯例，穿着半正式的休闲西裤，衬衣，觉得能打发过去。不料，传来消息说，对方接待我们的日本人，要求衣裤同色的深色正式西装。窘迫之中，只得麻烦北京的同事，在出发前去王府井买了一套西服。衬衣没舍得买，准备拿带的休闲衬衣藏在里面，应无大碍。

几年前来过日本，只在东京转悠了几天。这回深入到关西奈良的偏僻地区，参观一个叫奈良学园的教育集团。这个集团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一应俱全，殊为少见。

先到小学部，一阵童声喧哗，远远就见一二年级的小学生，身着正式的校服，夹道欢迎。男孩是挺拔的小中山装，女孩是深色套裙。我突然想起自己露在领带之外的休闲衬衣衣领，下意识地用手遮在衣领前。待我们趋前，孩子们鼓着掌，嘴里齐刷刷地喊着中文，“你好，你好！”我们猝不及防，同时开怀大笑，纷纷举起相机。孩子们受到鼓舞，喊得更为卖力。

可惜我不会使用手机，仓促中忘了调像素，只剩下影影绰绰的场面，遗憾万分。

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孩子们高高地舞动着小手，急切地等待回应。我弯下腰，握住一只小手，说，“你好！”小手的主人，咧开大嘴，两颗门牙不知去向，小脸自豪得通红。这一发不可收拾，无数小手争先恐后，我一一握下来，不敢遗漏每一只奋力向前的小手，如阅兵一般风光。

到了最后，我直起身，挥手道别。却见一个领导摸样的小男孩挤上来，双手奋力拽着另一腼腆男孩的手，高高擎起，塞到我手里。我郑重地握住，说，“你好”！腼腆男孩脸上顿时云开雾散，映着秋日的灿烂阳光。我的心，在那一刻彻底融化。

日本，真是一个令人心情复杂的民族。

走出北京机场，眼前是明晃晃的耀眼阳光，迎面却拂来瑟瑟冷意。我身着衬衣，仿佛天外来客，只得在外面套上一件T恤，衣着怪异。想起刚才的邻座男子，衬衣里藏着秋衣，外罩绒线毛衣，胳膊上还搭着一件厚外套，现在想必是如鱼得水了。

我极少坐早班机，起得太早，会影响一整天的状态。这次才发现，早班机上，大多是成群结队的旅行团，吆五喝六，好不热闹。我周围是一群中年人，明显是第一次坐飞机，仿佛重返小学时代的春游时光，意气风发，脸上精光四射。

这是一群武汉周边地县的旅客。我感到欣慰的是，他们对于不熟悉的事物，并不扭捏，掩饰孤陋，反而非常自豪地乐于学习，表现出强大的自信。这是经济地位提高后带来的精神状态。要是十三亿国人都坐一回飞机，会制造出空前繁荣的航空业。

“15西（15C），15西！”这时，我身边一位中年男子扬着登记牌，大声招呼着自己的妻子，一起安顿下来。这是我的邻座。一落座，便剥粽子一般，脱下外套，毛衣，在腿上摞了一大堆，小桌板放不下来，邻座朋友一筹莫展。

我昏昏沉沉，遂闭目养神。机上情况，依然了如指掌，有赖身边夫妻俩，如现场直播一般，报以动向，“启动了！还没飞！在跑道上！拐弯！又停了！前面那个老外好黑的胡子！发报纸了！武汉晚报！快发完了！”我及时睁开双眼，截住擦身而过的空姐，把最后一份《武汉晚报》纳入手中。

闲聊中，我了解到旅行团来自汉川，早上三四点起来，集合，坐旅游车2个小时提前来到机场。邻座是一位医生，谈吐颇有见地。旅行团的男导游，勤勤恳恳，站起来东张西望，清点人数，也忙里偷闲，探着身子，看看机场风景和停机坪上的飞机。这导游居然西装革履，深色领带打得一丝不苟。

“落地了！落地啦！”邻座夫人完成了最后一句现场直播。我准备下机，随手掏出衬衣口袋里的登机牌，塞在面前的椅袋里。待我取下行李，准备离开，邻座男子欠起身拍我，递上我的登机牌，诚恳地说，“你落下登机牌了，要是门口检票，就出不去了！”我听了挺感动，不忍拂了美意，接过登机牌，千恩万谢地走了。

《长江商报》今天登了一篇寻亲消息，15年前被领养的中国弃婴，在国外养父母的帮助下，希望寻找亲生父母，让我想起原美国《新闻周刊》记者Karin Evans写的一本书：the lost daughters of China: Abandoned Girls, Their Journey to America, and the Search for a Missing Past。副标题很长很沉重：遗弃女婴，美国之路，追寻过往。

几年前，每次去涉外的星级酒店，总能看到成群的美国领养团。在餐厅，目睹美国父母照顾中国女童的脉脉温情，心里五味陈杂。这两年少一些了。后来我才知道，07年起，中国政府提高了领养门槛，比如肥胖，癌症患者，单身，50岁以上者，不得领养。

从90年初开始的国际领养，已有十几年，弃婴们进入青少年，开始对自己身份产生迷惑和思索。这些福利院里的几万弃婴，绝大多数是女婴，百分之八十去了美国，被领养时，年龄平均11个月大。

她们“因祸得福”，大多受到良好照料和教育。可是，在白人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环境下，她们举手投足和思维方式与白人无异，自己的外在面容，却阻碍了她们融入自己成长的圈子，势必产生心理焦虑。这些弃婴与美国唐人街的华人孩子不同，至少那些孩子的家庭成员，亲戚朋友，都是同一相貌，白人也认同他们的华人地位。这些中国弃婴，在长大成人后，其身份认同，将形成一个复杂的文化问题。

不少美国领养家庭，定期组织聚会，努力营造中国文化氛围，带孩子回中国寻根，其情可感。我真想代表中国，向这些善良的美国人民表示感谢。与此形成强烈反差，在这些弃婴的祖国，却是一片难堪的沉默。相关部门三缄其口，仿佛一切都未发生。

中国的弃婴，大多是女童，除了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外，生育政策也导致农村家庭抛弃女婴。中国的福利院数目，以及弃婴数量，似乎是国家机密，无人能知。在目前经济大潮下，福利院的运作水平前景堪忧。

我小时候，总是读到旧社会的育婴堂里，帝国主义残害中国儿童的故事。现在，我倒希望能有教会组织，或者慈善机构，毫无功利地乐善好施。不过，好像这也有限制，因为民间的慈善，由于没有主管部门，难以施展。如今社会上，什么都得有上级主管部门，因为上级什么都要管。不是说人民当家作主了么？

The lost daughters of China, 那些中国的女儿们，就这么被家，被国遗弃。

这两天，每次上班之前，用尽了地下党巧妙躲开特务的办法，才得以脱身。看着李心一兴致勃勃，被外婆牵去找一条莫须有的“蚯蚓”，我蹑手蹑脚地逃走，一步三回头，实在不忍。

李心一得了“长假综合症”，不习惯爸爸不在家陪她。那令人蠢蠢欲动的八天，我们仨居然宅在了家里。最初还想去汉口什么的，却因为李心一敏感多愁的心思，最终打消了念头。

李心一不喜欢坐车，只要超过15分钟，就态度坚决地喊，“开门！”李心一喜欢和小区里几个不足两岁的“死党”玩，一日不见，便丧魂落魄。李心一把这情感深藏在心里，每当她的小朋友张开双手，乐颠颠地扑过来，狂喊“心一！心一！”，李心一却面无表情，毫无奔放回馈。过一会儿，开始原地兜着圈子，兀自奔突雀跃，尖声欢笑，留连忘返，怎么也不肯回家。

基于此，在放假前，我们便开始打预防针，“丫丫要回老家了，潇潇要去旅游了，扬宝也出远门了。。。”还找到妈妈们，在李心一面前，一一印证。我们小区属于移民小区，国庆那天一早，果然和过年一样，人烟稀少。李心一情绪渐渐低落下来。

前三天，李心一茶饭不香，辗转难眠，还一反常态，无缘无故哭闹。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在家里和小区周围陪她玩耍。李心一的要求很朴素，并不在乎什么名胜，什么游乐设施，几片破树叶，两根狗尾巴草，举在手里，也如得胜的将军。指指这个，点点那个，拍拍自己，嘴里不停念叨，“爸爸，妈妈，心一，一起！”

国庆前后，最令我欣喜的，是收到《开卷》执行主编董宁文的邮件。《开卷》是一份不公开发行的杂志，记述书人，书话，书趣，不以营利为目的，聚集着一批没有任何功利思想的读书人。不少文化老人，纷纷赐稿，文采斐然，都是些纯粹的读书人，并不见经传，比如刚去世的谷林，以及宋词，章品镇，梅娘等，我读那些半文半白的文字，总是倍感亲切。

几年前，我和王强老师在南京做讲座，还专门去了凤凰台酒店，造访《开卷》的书吧，当时的一期“开有益斋闲话”里，董宁文正好提及王强老师。王老师当时不无得意的表情，至今历历在目。

去年，我去南京出差，在凤凰台酒店找了一大圈，发现书吧已经黯然退场。《开卷》读者俱乐部，我辗转找到企划部，才得以加入。这一年来，《开卷》定期邮寄过来，清香扑鼻，让我饱览读书人动态。

总是感慨，若是进了这个圈子，才算真正的的读书人。中年的一批，如龚明德，徐雁，扬之水，陈子善，朱健，薛冰，李福眠，止庵等等，青年的如武汉的眉睫等等。前日，斗胆给董宁文写了封信，谈到《开卷》缺乏一些西方文学和文化类的文章，还附了自己的几段拉杂篇什。

不料，董老师很快便回复过来，说“稿子拟留用”，这已是最大褒奖，尽管明显是客套之词。一来二往，我又寄了一篇过去，董老师回信，已经开始用旧时文人不论大小的称呼：“李杜兄”了，而且索要了地址，准备日后寄我杂志。

我顿时受宠若惊。入会仅需28元，但由编辑部免费寄赠，在我，可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当时感觉自己踏破铁鞋，终于跻身“读书人”行列，虽然董宁文回信，只是想通过我，询问王强老师的联系方式而已。

四处红旗飘扬，振奋人心，许多店铺自发插满国旗。回想去年国庆，我让学校在所有临街窗口悬挂国旗，还颇显单薄，如今已是满街彤红一片。

却想泼点冷水。

“祖国成立60周年”的提法，并不严谨。确切说来，应该是，庆祝我党执政60周年，或者是本届政府成立60周年，和国家没有关系。“中国”的概念，是否应从秦朝开始？有几千年了，远远不止60年，那才是我的祖国。

顺便教点英语。国家概念是nation，政府概念是state。现代意义里，“爱国”，应该是指nation，与政党，政府无关。State，如果披上nation 的外衣，不拥护我，就是不爱国，难免有点挟天子以令诸侯。

毛主席分析的很对，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软弱性和妥协性，因为太过于理性。我就是这样一头布里丹的驴子，Buridan’s ass。这是14世纪法国哲学家布里丹提出的悖论：一头理性的驴子，身处两堆等量的干草中间，注定会被饿死。布里丹的意思是：人有时候要做出非理性的选择，而理性只会让人陷入无尽的怀疑，一事无成。

所以，我置身中国现实状况，和西方自由民主的两堆干草中间，无法做出理性判断。目前中国“国进民退”的现状堪忧，而西方观念在中国传统面前又水土不服。我即不愿高举紧跟，又反对网络民主暴民，用可笑的文革语言咒骂执政党，仿佛奴隶在用主子规定的语言骂主子。

倒是看到网上非主流青年的另类“爱国”，不免好笑。纹身纹上国旗，头发染成红色等等。60华诞，是我等党员者流欢欣鼓舞之际，干卿何事？

上篇文章，我谈到老一辈人的英文水准，以汪道涵背诵莎翁戏剧原文为例。汪老属政界名流，似乎应归为特例。我想找到其他老人，并不为公众熟知，以资佐证。

近来读了谢泳先生修订后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个章节，谈及40年叙永级新生。1940年入学的联大新生，由于中日战事吃紧，被迫西迁至四川叙永，8个月后才回到昆明。谢泳说，这一批人，青年时代颠沛流离，而立之年时，又遭遇政权更替，自身难保，在学术上难以为继，是最足以可惜的一个群体。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了解了这一群体的一员：长江水利委的老专家郎昌清。先生已经年近90，1940年入联大土木系。作为联大工学院出身的大学生，较之外文系，其英文水准更具普遍意义。

这两年，郎老先生开始写自己家族的回忆录，兴之所至，还自己译成英文，有一段描述老屋书房，中英文如下：

“厅屋右侧为书房，在房内书架上摆着祖传的线装古书，30年代浩哥在武昌文华中学读书时买回了一批廉价的翻版古典名著，如红楼梦、西厢记、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等，也摆在书架上。

“The study is situated in the right side of the entrance hall.  The thread bound Chinese books handed down from ancestors were put on a bookshelf in the study, a number of reprinted famous classis such as “A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Water Margin” and so forth were bought on the cheap by my elder brother when he studied in Boone middle school Wuchang, they were also put on the bookshelf.”

老先生的英文虽然不是无懈可击，但流畅通顺，表意精确。英国文学出身的我，写不出这样的英文，殊为惭愧。郎老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英文全部在国内学成。历经风雨之后，近九旬高龄，还能写出如此清通的文字!

老先生口语如何呢？1943年大三那年，他生活所迫，出学校打工，和美国大兵谈笑自如。在历史上，为了配合滇缅战役，联大叙永级男生后来都应征入伍，做美军翻译，包括翻译家许渊冲先生。这也导致了他们此后几十年命运多舛。但这批学生的英语口语，可见一斑。

郎昌清中学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中学，现在十四中的前身，当年在文华中学和文华大学对面，也就是上面英文里的Boone middle school。Boone university 是中国早期教会大学之一，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前身。

我注意到，郎老小学五年级时转到汉川县圣雅各小学，这显然是一个教会学校。可见老先生的英文启蒙，全部来自华中腹地，甚至偏狭县城。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在资讯发达的当下，堂堂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乃至我这样的英语老师，英语水平还不如七八十年前国破家亡的穷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