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飚

　　“党内民主”，成为2009年中国政论界关键词。不少学者强调，中共拥有8000万的党员，党内民主对社会民主有示范作用。的确，中共8000万名党员，位居世界第一，超过了一些西方国家人口；在中国党、人大、政协、政府和军队5套班子中，党也处于绝对领导地位。但是，党内民主先行，带动全民民主，在全世界并没有现成的案例，提倡这种路径，其背后有一个逻辑：中国民主化能够弥补西方民主的某些弊端，发展出中国特色的民主。

　　西方党内民主集中在两点：选拔候选人和选举党魁。中国国情为党内民主多加了一个职能：为全民民主示范。笔者尝试从英国政党一些事实出发，与当下中国的“党内民主热”商榷一个具体的问题：在示范民主之前，如何保证一个拥有大量成员的组织，对自身的民主制度有认同，有参与和执行的动机。

　　职业政客需要党内民主

　　 在中国，很多论者从投票率切入，过度唱衰西方民主的实践，这种心态对中国推动不管是党内民主，还是全民民主，都没有好处。

　　与1980年代相比，英国人的政治参与热情的确在降低，典型表现是投票率在降低，以政党为组织的政治运动出现衰退，但这并不意味政治的终结，也不代表民主作为一种群体行为和价值观走向消亡，而是指向了另外一种可能：政治越来越走向专业化、可预期化，成为更少的人更为热衷的事业，由此降低了社会的整体内耗。

　　笔者粗略统计英国从1980年代到现在的投票情况，在1997年后的3次大选中，工党每次获得大约1100万票，保守党是900万票，自民党是500万票。在撒切尔夫人时代，3次大选结果平均为：保守党大约1500万票，工党1000万票，自民党650万票。加上其他党派的票数，英国人口以6000万计，平均投票率约为45%以上，比较正常。

　　英国各党加入门槛很低，基本上申请登记就可以。各党没有公布自己的登记支持者数，如果以投票率为指标，工党和保守党的支持者均达到总人口的15%左右。相比之下，中国党内民主所依托的8000万党员，只占中国人口的6%。从数字上看，占总人口6%的党员推动一场全民民主，能否达到45%的投票率，答案还不能确定。

　　在英国从政，不妨把当选各级议员当作成功指标。目前，在英国一共有646名国会议员，地区议员（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3个议会）297人，欧盟议员69人，2300多名市议员（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出任的内阁阁员100人左右。如果按人口比例来算，政客这个职业，大约2万人中才会出现一个成功者，这个比例远远低于律师、教授、会计师等职业。

　　直到今天，政客在英国还不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职业，与传统的医生、律师、会计师不同，当选议员没有统一的晋身途径和资格认证，很多偶然因素决定了个人前途；收入不稳定，因为不能当选，就没有收入；没有合理的休假和私人时间。

　　但是与过去相比，英国政客的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很少有人还能在政治以外的其它领域同时成为佼佼者。这是因为，随着竞争规则越来越明晰，拉票技巧越来越多样化，要想取得政治成功，必须早投入、高投入，很难同时发展另一个成功的职业以备不时之需，仅仅能在一些过渡性的工作中积累相关经验而已。

　　以英国现任首相布朗为例，在爱丁堡大学期间，他就是苏格兰地区学生领袖，拿到了博士之后，短期以兼职讲师和新闻职业为生，然后迅速地放弃学术，转入职业政治，32岁取得了议员职位，也就意味着一份全职工作和稳定收入，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漫漫政途。

　　笔者查阅了维多利亚时代之后英国历届首相的职业生涯，二战之前，这些首相一般家境优渥（工党出现之后，少数工党首相是白手起家），系从自己成功的职业生涯转入政治，从政属于第二职业。二战之后，很多首相也有过相对短暂的职业经历（尤其保守党首相中世家子弟多有军功），但是从撒切尔夫人开始，政治以外都只是短期工作，谈不上职业。为了谋生，撒切尔夫人当过化学分析员，梅杰试过多份工作，有过失业经历；布莱尔当选议员前，是个实习律师；布朗当过大学老师和编辑。

　　英国当代政治发展揭示了这样一个趋势，英国在1970年代开始的党内民主化，与政治职业化，在时间上是合拍的。这其中的联系值得深入挖掘分析。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个人发展与政党政治的格局推动政客职业化，只有政客职业化之后，才有可能对党内民主制度有一种强烈的诉求与忠诚。

　　政治参与和党内竞争

　　 在英国的政党政治大环境下，独立政客生存的空间很小，以西敏寺议会为例，每届大概只有3~5个独立议员，而议员总人数是646人。所以，从政必须依托一个党，而党内的竞争非常残酷，一个相对明确的游戏规则就显得愈发重要。

　　党内民主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寻找合适的候选人。以参选议员为例，首先表现在获得党内候选人资格，其次是保证可靠的选举胜算，比如拿到安全席位选区（safe seat）。英国有个说法，一个人在政治上成功要有几个条件：男性，英国白人，大学毕业，当选议员不超过35岁，有在位的政治保护人，身体健康，超级自信，时刻考虑政治。

　　在英国政党系统中，每个党有自己的总部，在地方上设有自己的支部。在英国各个大学中，往往以协会（association）名义设立学生支部，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牛津和剑桥两校，其中的协会主席日后绝大多数入主西敏寺议会。各党的地方党部和学校能够为英国潜在的政客提供发展机会。从结构上看，英国政党布局，与中国非常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在政府机关、军队系统中，没有党支部一样的组织。

　　除了直接投身支部，由于围绕各级议会和政党，还有很多服务性行业，比如智库、咨询、公关等，很多人通过这些工作了解政治，建立人脉，为将来职业政治生涯铺垫。以英国为例，很多议员就是党内顾问、研究员或分析员出身。保守党现任党魁卡梅隆，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保守党中央党部的研究员。

　　笔者曾经与英国著名的政治博客作家戴尔（Iain Dale）交流过他在党内竞争的经历。戴尔1962年生，在传媒界人脉甚广，在西敏寺议会大厦里开过书店，2008年出版了Total Politics杂志。他凭借媒体人身份切入政治，按照他的人脉，当选议员应该相对容易，不想一路走来也是辛苦异常。2005年，他第一次以保守党候选人身份参选失败，在2007年申请一个保守党“安全席位”候选人资格时，在第一轮面试中就遭淘汰。

　　他向笔者介绍了党内竞争的流程。譬如，保守党手里有一份800名有意参选者的认可名册（approval list）。一旦有席位空出，他们就会收到报名通知，经过地方党部推荐，最终确定10~20名候选人；再经过一系列培训和面试之后，筛选出4~6人，男女各半，然后接受不分党派的选区民众投票，根据投票结果最终确定一名候选人。这次戴尔在第一轮面试中就出局。今年10月他又申请了一个安全席位的候选人，目前暂列第三。戴尔的后两次申请，目标都是保守党安全席位的候选人资格。这在英国党内选举中，已经属于肥差，竞争激烈，往往为刻意栽培对象预留。

　　很多刚刚出道的年轻政客，二三十岁左右，常常到本党势力不占优的选区去竞选，选举基本上落败。但是，他们常常把这个经历当作“政治实习”，也藉此唤起党内高层的注意。年轻时候的布莱尔就曾有这样的经历。他最先申请一个市议员候选人资格失利，此时的布莱尔，还仅仅是一个刚刚从牛津毕业的实习律师，事业并不顺利。

　　借助岳父帮助，他认识一名工党议员，该议员帮助布莱尔获得了一个保守党占优选区的候选人资格，在这场1982年的补选中，年仅29岁的布莱尔仅得到了10%的选票，甚至远逊于上次选举工党候选人的表现，但是他的表现给当时工党党魁的印象深刻，从此他的仕途进入政治快车道。

　　综合戴尔与布莱尔的例子，可以一窥英国党内民主选拔候选人的流程。在这个环节中，有两个非常关键的过程，一个是选拔（selection），一个是选举（election）。以党内选举为例，制度保障与人际互动并存。假如党内民主对全民民主具有示范作用，是否也意味着在选举方式上将会有所创新，比如透明稳定的选拔方式、公开选举、实质性的政策宣传等等相结合？这是党内民主值得期待的地方。

　　通过对英国党内民主的观察，笔者认为，所谓党内民主，在今天英国是为职业政客前途提供保障，使其在相对错综复杂的职业生涯中，有相对可靠的制度可遵循。这其实并非一个崇高的民主理念。

　　对日后中国而言，党内民主改革一旦逐步展开，一大批投身政治的人群，他们也需要这么一套并不崇高但可靠的制度，来引导和保证自己的未来。基于这点启发，中国政治能否培养一批对党内民主制度有着强烈依赖与忠诚的职业“玩家”，是推广党内民主的关键之一。否则，即使有8000万党员的数量，权力分配只在高层进行，造成底层党员参与动机不强，政治新人参与机会不够，届时党内民主的“冷场”程度，可能会出现西方大选的投票率的情况。

　　——专访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

　　 本刊记者 赵灵敏 发自莫斯科

　　11月5日中午，在俄罗斯料峭的冬日里，记者前往莫斯科特维尔大街尽头的俄罗斯国家杜马，去拜访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根纳季·安德列耶维奇·久加诺夫。

　　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的杜马门口，在经历出示护照、发通行证、安检、核对证件等一系列复杂手续之后，乘着电梯，在久加诺夫的政治秘书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位于杜马10楼的俄共党团办公区。宽大的走廊里没有任何标识和标语，也没有想象中镰刀锤子的图案，仅仅是在每间办公室的木门上，写着“俄罗斯共产党”的俄语缩写。

　　走廊的尽头是一间很大的会议室，有人在调校麦克风，还有一个退休者模样的人在那里看报纸。我们的采访结束后，久加诺夫将在这里和青年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在几天前结束的俄共第四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根据久加诺夫的报告，俄罗斯共产党目前登记党员数量为151330人，比上年度登记在册人数减少了1477人。“尽管我们不断想办法接纳新鲜血液，但是近几年来，党员人数持续下降的趋势并没有被扭转，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实际上，我们很多地方组织已具备了退休者俱乐部的性质，他们不愿意接受年轻人，更不愿意推举那些年轻人进入党的领导层。”

　　穿过会议室，就是久加诺夫的办公室。这是一个大概10平方米的房间，布置得很简单，最显眼的是一张铺在长沙发上的斯大林的大幅照片。“俄罗斯和全人类都需要新斯大林”，这是久加诺夫在多个场合阐明过的观点。我们的采访，也正是从这个话题开始。

　　整个人类需要斯大林

　　《南风窗》：在1999年12月21日斯大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您在拜谒斯大林陵墓时说，斯大林不仅是20世纪俄国历史，而且是整个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今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56周年纪念日，您说“整个人类现在需要出现新斯大林”。但众所周知，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肃反”和“清洗”，成千上万的人被处死，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送进了劳改营。您对这些怎么看？

　　久加诺夫：斯大林在苏联执政30年，把俄国从一个散乱、分裂的国家建成世界上最强大、最伟大的国家之一。二战之前，斯大林在苏联建设了6000多家现代化工厂，建立起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并为人类进行宇宙探索作了最充分的准备和积累，他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建立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教育体制。在1937年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的时候，俄罗斯科学院发行了全套的《普希金文选》，斯大林让发给苏联军队的士兵一人一套。而且，没有斯大林，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不可能取得胜利。那个时代的西方政治家都尊敬斯大林，认为他是军事天才和国家管理天才。

　　相比之下，斯大林所犯错误显得黯然失色。人们只是注意到并指责斯大林破坏法制、进行大清洗等活动，但却忽视了在斯大林领导下，国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这一现实。至于大屠杀和清洗，我们在研究了大量资料后发现，那些死去的人大多数的确是罪犯和背叛者，他们犯了错误。

　　近几年，在俄罗斯的政治家和普通百姓中出现了重新正面评价斯大林历史作用的呼声，互联网投票3次把斯大林评为本世纪全球风云人物。我们要从今天俄罗斯所面临的任务来研究斯大林时代的经验，把斯大林遗产中好的内容应用于俄共的思想和政治组织工作中。今年12月21日斯大林诞辰130周年纪念日时，我们会召开全俄共产党员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将评估斯大林以及共产党在历史中的作用，并与全体党员一同讨论今后党的行动。同时，我们要坚持民主自由，保持清廉，不再犯斯大林时代苏共所犯的类似错误。

　　《南风窗》：苏共曾经在苏联执政70多年，您认为它最终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一种观点认为，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的严重失误导致苏联解体，您怎样评价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

　　久加诺夫：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而在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往往会把对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民族矛盾，一旦累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将导致民族动乱、国家分裂。

　　在苏联时代，我曾经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共过事。苏联解体不是剧变，而是背叛，戈尔巴乔夫背叛了亲属、朋友和人民，也背叛了革命、背叛了社会主义，藉此在西方获得了名声。叶利钦等人也对苏联解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不顾大多数苏联公民在1991年3月苏联全民公决中表示的“保留和改革联盟”的意愿，为了一己私利瓦解了苏联。

　　《南风窗》：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还有前途吗？您相信共产主义吗？

　　久加诺夫：苏联的解体不是社会主义的崩溃，而是社会主义一种具体历史形式的瓦解；新的、更加有效的社会主义形式正在酝酿中，终究会取代当前的资本主义。

　　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中，资本主义经济几近崩溃，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经济一枝独秀；这次金融危机，又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率先走出了危机，因此，现在我不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共产主义，而且确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

　　人类如果只有功利而没有理想，世界就会毁灭。在金融危机的今天，社会主义是人类走出死胡同的唯一选择。不停止资本主义化和殖民地化，不转向社会主义，世界就不能摆脱危机。在今天的俄罗斯，大多数劳动者现在持一种观望的态度，期盼着新一轮的经济复苏。但他们的阶级意识相当薄弱，现在的政府用寡头餐桌上的残羹剩饭打发俄罗斯人民。遗憾的是，很少人对此有觉悟，大多数劳动者甚至产生了错觉，认为如今的政权已经超脱了阶级性，因此不停地投票给予支持。

　　在俄文中，共产主义含有“人民的、社会的”意思，可以说，共产主义就是要维护人民的利益，同自私自利的行为作斗争。在我看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俄罗斯摆脱危机，人民迟早会明白这一点。

　　俄共和苏共有共同价值

　　《南风窗》：俄共今天的政策、党纲与过去的苏共有什么区别？

　　久加诺夫：两者的纲领有非常大的不同。苏联时期，苏共是唯一的政党，但它不是单纯的政党，而是国家管理机器和组织系统，是苏联国家的支柱。戈尔巴乔夫错误地分裂了国家，也分裂了这个组织系统。当时的苏联确实有很大问题，改革是必要的，但戈尔巴乔夫采取的方法不对。他本来应该本着对人民和国家负责任的态度，像中国一样从经济领域开始改革，但他盲目地从政治领域和政党制度开始改革，很快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后果。

　　今天的俄罗斯有几十个政党，有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右翼政党，也有俄共这样的左翼政党，还有支持现政府的“统一俄罗斯党”。在2007年12月的杜马选举中，俄共的得票率是11.58%，在450个席位中获得57个席位，是第二大党。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民主、自由竞争的社会环境里，已经没有苏共以前的专制和负面的因素。但我们之间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如对劳动人民的尊重、对统一的国家管理体制的追求、国际主义等等。

　　今天，俄罗斯的贫富分化非常严重，很多人甚至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受到良好教育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收入微薄，社会地位低下，很多人去了西方。我们致力于建设一个有组织的、民主的、代表所有劳动者利益的党，恢复社会的价值和公正。

　　《南风窗》：现在，俄共的领导人如何产生？党的经费从何而来？

　　久加诺夫：今天的俄共领导人在有监督的情况下以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我已经当了16年党的最高领导人，在俄共普通党员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俄罗斯人也都认识我。现在，俄共发行报纸和其他媒体，有一定的收入；每个党员要把工资的1%拿出来交党费；再加上有人自愿捐助，经费基本够用了。

　　《南风窗》：自成立以来，俄共经历了一系列的起起伏伏，也发生了几次分裂，请问俄共目前面临哪些挑战和危机？

　　久加诺夫：目前，俄共组织中只有约占党员总数11.3%的1.7万工人，以及约占党员总数8.5%的1.3万农民，登记的党员总数也在减少，党员的平均年龄偏大，我们需要想办法争取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已经通过了一个反经济危机计划，很多人支持我们的政策。

　　和反全球化力量相结合

　　《南风窗》：普京致力于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请问您怎样看待他的施政？您对当前的“梅普”组合有什么样的评价？

　　久加诺夫：在叶利钦之后，普京对国家的领导是相对有效的，他加强国家权力、致力于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建设一个更为统一和强大的国家，与此相关的举措我们都是赞成的，但他没有真正从叶利钦的那一套中走出来。

　　我曾经写过《当局上演的戏剧》和《大国》两本书，我认为俄罗斯的危机是全面的、灾难性的。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下，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之间的合作毫无成效，普京领导的政府既没有新的执政方法，也没有新的解决方案。国家现在需要一个新的战略以实现经济现代化，建立起国有银行以及国有的工农业和建筑业，而寡头和俄现政府是干预梅德韦杰夫完成这些任务的敌人。我希望梅德韦杰夫更多地依靠社会力量，包括支持总统的政党、非政府组织和工会等。

　　《南风窗》：您写过关于全球化的书，在金融危机的今天，您怎样看待全球化？

　　久加诺夫：美国是今天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全球化因此被深深打上美国的烙印。美国借助自己的霸权地位，不仅对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威胁和压榨，而且还利用国际机构作为自己扩张政策的工具，“美国式全球化”是美国践踏别国主权、民族特性和历史文化的全球化，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意识形态的全球化，是美国四处插手、谋求世界霸权的全球化。

　　几百年来的历史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多，这些问题已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幸福与安全。在金融危机之下，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的论点得到了新的证实。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即全球化除了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和美国的方式推进以外，是否还存在其他方式？

　　现在被称作“国际恐怖主义”的现象，正是帝国主义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新的可怕危险之一，这是帝国主义全球化的伴生物，也是全球化政策正在实施的世界性种族灭绝的方法之一。因此，只要存在帝国主义，就会存在恐怖主义；要想从根本上根除国际恐怖主义，就必须根除帝国主义及其带来的各种恶果。

　　在当前形势下，社会主义运动仅仅依靠自身力量，还难以完成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加强与反全球化运动的联合，显得十分必要。如果脱离当代反全球化运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就不可能真正复兴和重整旗鼓。

　　（感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俄语部孙娟对采访提供的帮助）

　　 刘 阳

　　2009年关已近，这一年里，中国媒体在诸多关键点上依然探寻着如何在公众需要、自身建设与客观环境之间有所坚持、有所突破。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上表示，高度重视媒体和支持媒体搞好舆论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胡锦涛强调，“树立和秉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这对于年来自身新闻不断的国内媒体，别具意义。

　　责任，即“分内应做之事”；人们常说，对一件事情、一项事业的责任。而按照朋霍费尔在《伦理学》中的理解，责任并非人对事的责任，本质上，责任乃是人与人的关系。如果一项事业的价值不是服务于人的，对它的责任就会颠倒生命的秩序，成为对人的压制。

　　从实际出发，人们不得不问，何为“分内”？谁来定义 “分内”才“恰如其分”？在法治社会，涉及公众知情权等公共领域的责任，如无法条依据进行规定、保障、约束、惩戒，仅以“纪律”指导，媒体也以此在市场化竞争中自我监督，管理效率很难保证。诚实地说，多年来，市场化的中国媒体还是摸索出了一套生存规则的，只是很难总结出来拿到世界媒体峰会上交流。同时，记者已被列入中国十大高风险职业之一。11月8日是新中国的第十个记者节，这也是业内每逢此时不忘呼吁新闻立法的初衷。

　　本刊素以“关注公共利益”、“具有责任感”自命，力争与寥寥同侪一道成为中国媒体生态的标志性符号；值此公众和政治家对媒体的社会责任空前关注之际，亦不能不有所思考和警醒。

　　首先，需要廓清的是，这份社会责任理应是一份有限责任，而不是无限责任。点明此节，不仅是对现实的尊重，同样是为了避免媒体人士陷入自负的陷阱。有时，人们能够明智地认识到自己能力上的有限，但却不肯放弃道义上想为社会承担无限责任的膨胀性冲动。责任与强迫的区别就在于，责任认识到其他人也是负有责任的人。政治家的责任就在于要把被他管理、被他代表的人的负责能力提高，民众的责任能力欠缺不能成为权利虚置的理由。

　　之所以是有限责任，还因为媒体的出场一开始就处于诸多前置条件的制约下。一家媒体通常可以选择自己的成员，却无法选择自己的对手和管理者。而且，每个组织、每个人的负责任的行为，都必须考虑他所接触的其他人的负责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追求新闻自由或是维护社会稳定，对真正肯负责的人来说，从来就不存在绝对有效的原则，可以让他放弃思考、不顾现实地加以贯彻，他必须做出具体环境下的正当之事。这常常意味着需要他在一件相对较好和一件相对较坏的事情中选择前者，没有绝对安全的道德高地。

　　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面前满脸奴性，以机会主义的态度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负责任的人，既不奴性十足，也不一味抗拒。负责任的行动不是一时受挫，就凭血气拍案而起，而是在既定的当下做必须做的事，在不了解也不鼓励我们的人中乐观地活出理想与信心的见证。

　　在积极的行动之后，要谦卑地承认，即使我们非常努力、十分在乎的事业，它的结果也总有人所无法把握的可能性存在。如果一家媒体宿命般地沦落了，正如我们屡次见证过的，倘若它的角色是社会必须的，那么必将兴起另一群人取而代之。一事败，可以再兴起一事，事业的平台千百年来流转如席；一人败，则是一颗心灵彻底的失丧，谁有可能重新来活？

　　媒体人有理由为自己参与了推进现实的改善而欣喜，但必须小心检验自己的动机和内心——理想的事业需要我们付出心血，但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我们是否格外在意，这个理想一定要由我来主导进行？如果不是这样，又当如何？在当下的环境里，这种追问是否因为要求过高而成为苛责？答案是不，因为负责任的媒体的自我要求是高的，因为你要应民众之需去监督，去批评。这不是熄灭而是净化献身于这一事业的热情，不是破坏而是纯化这一事业的本质和目的。

　　以媒体为志业，更要意识到，没有人可以跳过这个世界建立完美的新天地，媒体不是先知，我们理应进入被我们批评的事物的处境，感同身受地体察到，我们恰恰是我们所批判的事物的一部分，甚至是隐藏最深的那一部分。批评者的眼是冷的，血却是热的，不是任由被批评的事和人在我们的话语风暴中摇转摆荡，站在一旁只拯救自己的德行。这种洁身自好是自私的，这种自以为义与责任无缘。 

　　接受这个世界，并非效法这个世界，而是勇敢地进入它。负责任的行为力争每次都能给世界带来一丝新奇，每次都努力让这个世界的逻辑预想落空。社会的进步，不就是靠一次次原有运行逻辑的失效积累完成的吗？

　　  笑 蜀

　　市场化媒体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词。这是因为中国媒体实际上是双轨制，一轨是吃财政饭的媒体，另一轨就是市场化媒体。

　　市场化媒体当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步，市场化媒体主要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当时能够允许市场化媒体存在，主要是一个经济上的考虑，说白了是卸财政包袱。党报不能不保，但是另一方面，“保”也有限。它要滋润一点，就必须把子报子刊赶到市场上赚钱。赚了钱之后，一方面，它可以给主报上缴很多利润，把主报原本清苦的日子变得滋润；另一方面，国家财政也会——如果子报子刊在市场上做得很火的话，它就是一个上缴税款很高的企业——那么国家财政收入也会有很大的“利”在里面。当初这个算盘还是打得非常好的，你关门我没啥损失，你赚了钱，我的财政收入更高，经济上稳赚不赔。否则的话它不可能给你一条生路，今天那些主流的市场化媒体也就无从谈起了。

　　刚开始，算的账就是经济账，没有算新闻账、政治账。从经济角度它是赚的，从新闻的、政治的角度，从历史的长河看它也是赚的，因为市场化媒体对执政党、对政府转型是非常有帮助的。但从短期看，绝对会有很多的摩擦，有很多的博弈，有很多的痛苦。

　　痛苦在哪呢？市场化媒体进程一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从潘多拉盒子缓缓冒出来两个精灵，一个是新闻自由的精灵，一个是公民社会不断壮大的精灵。今天那些主流的市场化媒体，起初都是边缘化的，都是报摊上才能看得到的，用当时的词汇概括都是一些小报小刊。但是，一旦跟市场结合，小报小刊就有如枯木逢春、有如“女大十八变”，现在每个主流的市场化媒体都长得楚楚动人、珠圆玉润了。这是它没想到的。而更重要的后果它也没想到，就是市场化媒体竟然带动了整个社会运动，带动了公民社会的快速推进。

　　市场化媒体的特殊功能

　　市场化媒体的时代背景，除了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转型，是社会政治层面的转型，即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这个更重要的转型需要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这个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我们当下其实并不怎么具备，或者说，并没有为这种转型准备好。

　　是哪一点没有准备好呢？主要是在社会自身的组织这点上，我们完全没有准备。过度管制公民的集体行动，过度管制民间社团，民间因此很难自我组织、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向公民社会的转型一方面是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就是条件不具备。在这种中国特色的背景之下，市场化媒体就具有一个无可替代的功能，就是相当程度上替代民间力量的功能，民间力量自我发现、自我组织、自我训练的功能。所有这些本来属于其它社会组织的重任，结果都转移到市场化媒体的身上。这是中国市场化媒体在转型期间所肩负的历史重任，与别的转型国家的媒体的一个根本区别。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不只是一个媒体，不只是一个舆论机关，而同时肩负着沟通社会、组织社会的重任。

　　但我们的媒体远不如发达国家的媒体成熟和强大，承担这样的重任是典型的小马拉大车，市场化媒体以自己瘦削而羸弱的身躯，拉动着中国的社会运动，拉动着中国迈向公民社会。

　　这就是中国市场化媒体的特殊作用。这个特殊作用围绕三点展开。

　　第一点是对公共事件的推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两面性。一个方面是市场体制逐步得到确立，虽然这种确立是有限度的，但无论如何，总比原来一点市场经济都没有要好。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虽然市场经济快速确立，经济高速增长，但这种高速增长也制造出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所以市场化推进的过程也是社会矛盾和冲突彼此起伏的过程。用权威术语来讲就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而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同时也是公共事件的高发期。改革开放30年以来，从来没有哪个时候，公共事件像90年代中期以来那样频繁爆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跟市场化媒体的快速增长几乎是完全同步的，这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市场化媒体发展壮大的一个必要的社会条件。

　　也因为如此，中国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新闻富矿。如果你是中国媒体人，只要你有足够的准备，你这辈子肯定有机会挖到富矿。

　　中国的新闻富矿成就了市场化媒体，而市场化媒体推动了许许多多的公共事件。媒体跟公共事件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事件发生，如果没有媒体参与，就不可能把它带入公众视野，就不可能把它跟公共利益相联系，那么它背后的普遍性也就不可能被发掘出来，也就不可能成为公共事件。

　　媒体的社会功能在哪？主要就在于通过追问悲剧来避免悲剧。没有媒体的介入，每个人都被信息的黑洞给屏蔽开来，每个人都呆在信息的黑洞里头，看不见外面任何东西，不知道隔壁的村子、隔壁的县、隔壁的省在发生什么事情。因此你就不可能知道你某个悲剧跟其他人的悲剧是同样的，你没有去比较没有去联系。信息屏蔽的罪过就在这。任何一个悲剧、任何一个灾难，如果它背后的普遍性没有被发掘出来，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案例，它的教训就不可能真正被后人吸取，那么它背后的普遍性的因素，就不可能被根除，这样的悲剧就还要反复发生。这就需要媒体，需要媒体尽可能把每个悲剧、每个灾难都从信息的黑洞里发掘出来，带到公众面前，带到舆论的阳光下，让大家来思考，让大家来辩论，让大家来找出背后的普遍性的联系。

　　很多老板跟笔者讲，他们现在做生意到哪做？哪里媒体力量强大他就去哪做，因为如果媒体力量强大，那个地方的社会秩序肯定要好一些，那个地方的政府肯定要规范一些，那个地方的营商成本也就低一些。越是媒体力量弱的地方，就越野蛮越不规范，营商成本就越高，他们就越不敢去。这就是媒体对社会的作用。通过追问，追问公共事件的真相，追问公共事件背后的普遍性联系，来变革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府，然后杜绝类似的悲剧，不让它重复发生，这是媒体对于公民社会的第一个推动作用。

　　公共辩论提升民族智力

　　媒体把公共事件带到公众视野干什么？让公众来讨论。这就是说，媒体能带动公共讨论、公共辩论。这就是市场化媒体的第二个推动作用。

　　如果说媒体对公共事件的第一个推动，主要由调查报告来完成，第二个作用就主要由评论来完成。中国的媒体评论原来好像还构不成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品种，尤其对市场化媒体而言，原来市场化媒体似乎都是摆在报摊上，说的都是一些市井新闻。后来有不止一家报纸扭转了都市报的这种传统。

　　这种以整版评论文章的模式在中国的都市报当中，得到了快速复制，内地但凡有点影响的都市报，他们评论版的操作基本上都差不多。评论在市场化媒体的快速崛起，就起了一个巨大的作用，它们本质上都是公共辩论、公共讨论，而这种公共辩论、公共讨论恰恰是当下中国最紧缺的一个公共产品。

　　在别的国家比如美国、澳洲、英国，他们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有辩论的训练，甚至一直到老。他们这种公共辩论主要由两个方面来提供，一个是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辩论。另一个是社会提供的，我们知道主要是通过选举提供的，所有选举都以辩论为前提。而这种选举，是他们的一个保留节目、一个娱乐化的节日，这个娱乐化的节日为最大多数的民众所关注，美国的总统辩论，电视转播的收视率那么高就是证明。那些总统，那些市长、州长、议员，他们的政治生活都必须以辩论为前提。

　　但凡公共辩论没有广泛展开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总体智力水准肯定是有限的。这个有限在我们中国表现非常明显，表现在官方就是拍脑袋决策，不需要辩论。表现在民间，可以去看网络上排山倒海的那种吵嚷。辩论的功能主要是训练人的思维、人的智力，我们没有辩论的训练，总体智力水准能高到哪去？

　　全中国的公共辩论，只是随着市场化媒体在中国的发展壮大，然后才展开的。接下来，笔者希望它能够逐步扩展到课堂上，扩展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这是它的第二个作用。

　　底线共识

　　通过推动公共事件，通过推动公共辩论，最终推动公共政策的改进。这是媒体第三个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但民主、理性、科学的决策需要一个前提。为什么官员总是拍脑袋？他不能不拍脑袋，他不拍脑袋也没办法。因为不存在一个底线共识。

　　公共政策是什么东西？公共政策就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标准。做企业的都知道，最尖端的生产力是标准，美国为什么能在高科技领域无敌于世界？因为它掌握了高科技的标准，我们中国为什么只能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只能为别人打工？因为我们不掌握标准。在经济领域是这样，在社会政治领域也是这样，谁掌握了标准，谁就立于不败之地。

　　公共政策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标准，但这个标准的背后，需要一个更大的标准，也就是标准的标准，来丈量公共政策是不是科学、是不是民主、是不是理性，这个标准的标准就是底线共识。公共辩论的目的是什么？公共辩论就为了达成一个底线共识。市场化媒体客观上就起到这个作用，我们的公共政策乃至我们的法律法规，很多是不合理的。在市场化媒体崛起之前，公共辩论全面展开之前，怎样不合理的法律法规都没有一起因为民意而改变，但有了市场化媒体之后，有了公共辩论之后，这个状况得到了很大改观。孙志刚事件是一个最重要的起点，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废除《收容遣送条例》。然后是钉子户事件，改变了整个《拆迁补偿条例》，前所未有地提升了拆迁补偿标准。

　　通过公共辩论改变规则，这是市场化媒体对于公共进程的第三个贡献。中国社会原来没什么公共空间可言，没什么公共讨论可言，一切操之于我，哪来公共的？但市场经济发展之后，市场化媒体崛起之后，公共空间从权力的缝隙当中钻了出来，仿佛精灵从潘多拉的盒子里钻出来一样，越来越不可阻挡。

　　市场化媒体对公民社会的推动作用，主要是从以上三个方面展开的。市场经济在中国落地生根，也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到2007年，这10多年是市场化媒体高歌行进的10多年，也是中国公民社会快速成长、快速壮大的10多年。

　　新国家主义？

　　笔者为什么要划到2007年为止呢？因为进入2008年之后，形势可能正在发生变化。2008年是市场化媒体比较困难的一年，这种比较困难的局面可能会常态化、持久化。之所以如此，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新国家主义。这个新国家主义在经济领域表现得最清楚，就是国进民退。现在重要产业都是金字塔结构，金字塔顶端是我的，金字塔的中端、下端可以放开。金字塔越往上，附加值越高，利润越高；金字塔越往下，附加值越低，利润越低。也就是说，我把最大的利抓在手上，要害资源都在我手上了，下面一些辅助性的东西我就不做了，没有这个力量做，也不想做，附加值太低，太辛苦了，这个东西我就让给你们去做，让你们来给我配套，你们做我的辅助力量，实际上是你们为我打工。这就形成一个奇怪的体制，在全世界都没有的。我们的市场化准确地说，只是下半身的市场化，上半身尤其顶端仍然是计划体制。

　　这种计划体制能够以最小的力量、最小的成本操纵全局。因为你在中端，因为你在低端，因为你仰仗我上端的战略布局、上端的准入限制、上端的资源供给，那么我再怎么向你开放，孙猴子也永远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这本质上仍然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新的鸟笼主义。只不过鸟儿飞的空间比原来的空间大得多，但是空间再怎么大，仍然没有回到天空中，仍然是笼中之鸟。

　　这是经济上的新国家主义。这种经济上的新国家主义必然要影响到媒体。因为媒体的例外可能对这个经济金字塔形成冲击，形成挑战，形成制约，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从2008年开始，原来的市场化媒体，就一路遭遇严峻的挑战。

　　更重要的是，它好像不是一种过渡状态，好像已经固化，要成为一个独立的、长期的历史阶段。因为金字塔上端的某些人，某些寡头集团从中得到了巨大利益，他们不可能让这种社会结构改变，不可能让这种社会结构被取代，他们要让这个结构永远维持下去。这个结构对他们多好啊，他们现在得到的利益，在计划时代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在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也是无法想象的。而他们现在有力量保证这种社会结构不被取代，那么何乐而不为？为什么不让它固化？

　　那么谁可能挑战这种结构呢？当然首先是媒体，首先是市场化的媒体。原来社会没有骨头，所以站不起来；有了市场化媒体之后，虽然骨头有限，但社会毕竟可以站起来一下，否则根本就站不起来。但如果只有媒体一根骨头，所有肉的压力都压到这根骨头上，当然就会不堪负荷，这种情况下长出其它骨头已经是刻不容缓，靠市场化媒体单兵突进，已经很困难了，已经力不从心。

　　 本刊记者 尹鸿伟 发自香港

　　星条旗飘扬在“美国大街”上空，打扮成卡通形象的男男女女在游客中间开心地表演和游戏，在包括米老鼠、白雪公主等迪士尼形象演员前面，永远有许多人在排队等候合影。

　　香港迪士尼乐园自2005年9月开业以来，这样的场景天天都在上演。尽管地处中国的香港，这个不折不扣的美国文化乐园一直令许多人如痴如醉，但是该乐园开业第一年吸引560万游客的目标并没有实现。

　　“与很多人的期盼不太一样，香港迪士尼乐园并没有给香港带来多大的好处，或者说当初它不来对香港也不会有坏处。对比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地的迪士尼主题公园，香港迪士尼乐园是全球规模最小的一个。令人不解的是，它从未透露过游客年度人数及变化情况。”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助理教授陈允中在2009年10月表示，该乐园的游客人数一直低于预期，而游客们也抱怨其服务欠佳，游乐设施太少，且乐园规模过小。

　　事实上，持有香港迪士尼乐园57%的股份的香港政府一直承受着来自立法会和社会舆论的沉重压力，后者抱怨政府在一个业绩低于预期的商业项目上投资过大。

　　“不平等条约”

　　2005年，占地126公顷、耗资35亿美元的香港迪士尼帮助美国娱乐业集团华特迪士尼公司在中国顺利登陆。此前，“迪士尼”已在美国、法国和日本开了多家乐园，并且已经形成众所周知的投资战略：利用主题公园建立品牌知名度，然后销售其他产品：电影、电视剧、玩具和服装等。由于香港的特殊历史及特别政治待遇等因素的存在，开始几乎没有人会相信这个主题公园会慢慢变成一个投资泥潭。

　　 “因为‘非典’的袭击，那时候香港经济非常萧条，大家都被这个项目感动了，觉得迪士尼这样的国际大公司都还能够看得起香港这样地少人少的小地方，香港肯定还有希望，同时大家对迪士尼公司的经营能力和道德标准几乎没有怀疑。”陈允中说。

　　相关资料显示，在此前所有相关项目中，迪士尼方面只投资了24.5亿港元，还得到23亿港元商业贷款；而香港政府除了一块在大屿山岛填海所得价值40亿港元的土地和一系列配套基础设施，还为该园的建设投入了32.5亿港元股份和61亿港元债务。

　　“从当时的情况看，香港政府其实投入了约90%的资金，却只拥有57%股权，合约非常不平等，而且随后亏损越大，其损失也越大。”陈允中说，“其实整个谈判香港政府是有意作了巨大让步，甚至甘心一直吃大亏的，我们甚至称此次合作为‘不平等条约’或‘卖国条约’。”

　　陈允中还表示，按照有关的约定，香港政府只能在门票收入中分成，而相关产品销售收益全部归迪士尼，目前游客数量少，门票收入也少，香港政府肯定要亏大头，但是相关产品销售却不一定会亏，但那却与香港政府无关了。

　　香港的一名资深新闻记者说：“很难想象以前香港政府是怎么样与美国迪士尼谈判的，这样明显吃亏的合同他们都敢签，之前那些每天在媒体上标榜自己水平高的香港经济学者们好像也没有及时提出什么有用的建议来；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当初相关谈判官员有腐败行为的线索，但是至少我们认为香港政府官员的谈判水平太低了，中了美国人的圈套，这个项目被人家吃定了。”

　　 “换一个角度说，在香港投资的国际企业很多，值钱的大品牌也很多，但香港政府偏偏对迪士尼做出了大量的照顾和让步。”陈允中说，“这里面实际上透露出香港政府好大喜功，急于出政绩的心态。与有着多年赢利经验的国际大企业谈判，香港政府显然力不从心，所以合约上虽然是大股东，但其在迪士尼的经营、人事和财政权方面都插手不了，全部被公司方面掌控。”

　　他同时表示，迪士尼方面肯定也不愿意看到游客少，门票收入低的情况，因为自己的利益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其聪明之处在于把更大的风险以合约的方式甩给了香港政府，无论是以前的建设还是将来的继续投资，香港政府实际上已经被香港迪士尼“绑架”了。“香港许多立法委员对此非常不满，一再指责政府对这个项目的投资有失误，甚至要求停止与迪士尼的合作。但是香港政府一再强调‘合约精神’，认为必须重合同、守信用，然而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个合约本身就是不理智下形成的。”

　　在各种各样的争议之下，香港迪士尼乐园在2005年9月热热闹闹地开张了，香港本地、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和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游客摩肩接踵而来，大有挤爆之态势。人们都以为在满足了游客的好奇心和让游客开心之后，它将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渐渐对香港迪士尼乐园“地方小、项目少”的实际情况产生了一些不满，这样的负面口碑不断传开，尤其许多曾经也到过日本、美国和法国的游客，更容易对此进行比较，结论都是对香港迪士尼表示失望，这样的情绪一度“传染”了许多人，使他们改变了本欲前往香港的计划而改飞别处。    

　　“在开业之初，我们曾经对香港迪士尼乐园里的‘血汗工厂产品’等一系列环保问题和劳工权利保障问题提出过质疑和抗议，并且促进了它的让步和改变。”陈允中说，“但是当时很少有人会料到，‘迪士尼’在其他地区早已经轻车熟路的运行方式竟然会在香港遭遇了‘滑铁卢’。”各种不利的情况不断在产生负面影响，不过，香港迪士尼开业以来的具体经营情况外界一直无从知晓，甚至包括大股东香港政府及肩负责任的立法会议员。

　　“主题公园回本期较长，一般需要10年以上；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开幕至今只有4年，近年业务增长稳定。”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公共事务副总裁卢炳松则说，“展望前景，港珠澳大桥将于2015年通车，这将有助吸引更多内地人流及车流访港，对我们的业务发展也有利。”

　　除此以外，香港迪士尼乐园在早期还被政府允许拥有“治外法权”，即其内部出现治安、消防等情况，香港警察都不得擅自入内处理，而是由其保安人员自行解决，只有经过乐园方面同意，香港警察才能进入执法。

　　“这样的情况好像香港有个‘迪士尼租界’，大家对政府当初愚蠢的合约签署都感到很气愤。”陈允中说，“还好，在香港各界的批评、监督下，这样的情况已经明显转变，至少迪士尼区域的管理方式不再像旧中国的上海租界了，香港的法律在那里也得到了公平执行。”

　　“美国文化”不火热

　　香港迪士尼一直坚信自己仅仅是初期在营销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而没有直接面对因面积太小和缺乏具有重大吸引力的景点和服务而遭受的诟病。在遭遇了第一年业绩令人失望的情况后，香港迪士尼乐园才在其主题公园开设背景介绍课程，以便向内地的游客更好地介绍米老鼠和唐老鸭。其高层人士对媒体公开宣称：中国人对迪士尼卡通人物不够熟悉，这是乐园在首年运营中未能实现吸引560万游客目标的原因之一。

　　 “如果你不是与这个品牌、这些卡通人物、故事或主题一起长大，你就不太清楚自己正走进什么地方。”香港迪士尼乐园行政总裁安明智曾经如此表示。2006年，为帮助中国内地游客了解迪士尼卡通人物的背景故事，香港迪士尼乐园拍摄了些“游览前”的图片和影片，在游客游览前展示。

　　来自广州一家旅行社的年轻导游陈小姐则认为：“就香港迪士尼乐园开局不利的情况来看，除了‘地方小、项目少’的主观原因，还有美国人高估了中国人、亚洲人甚至香港本地人对美国文化迷恋的程度，美国人必须清楚其他地方的人不可能完全和他们一样。”  

　　为了赢得中国内地游客的欢心，除了把汉字“福”倒挂，香港迪士尼甚至从2008年春节期间让米奇和米妮老鼠换上了特别的红色服装，还前所未有地塑造了一位穿着吉祥的丝袍，围着一条超大腰带的“财神爷”卡通形象，再加上“寿星”和“福星”，然后让演员们不断在乐园里活动，轮流与惊喜的游客合影。显然，如此修订营销策略，目的是要让这个典型的美国主题公园显得更具中国特色。

　　但是，迪士尼的受欢迎程度一再落后于香港本土的竞争对手海洋公园，一直没有成为香港的旅游尖兵，其文化形式及活动内容甚至遭遇了香港学者的质疑和批评。

　　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助理教授司徒薇说：“首先是香港在迪士尼开幕前就有的批判运动，市民有所认知，尤其政府跟迪士尼签了不平等的合约有损香港人的利益，所以对迪士尼反感；其次香港好玩的选择太多，而迪士尼门票那么贵，一般家庭不可能常常负担得起，不是求婚与重大庆祝是不会去的。”

　　她表示，根据法国、美国与欧洲方面的一些研究，迪士尼真正赚钱的不是主题公园，而是文化与消费产品，还有外围旅游与旅馆的服务，迪士尼乐园在世界所有地点都赔钱，香港也不例外，唯一赚钱的是东京迪士尼，因为它是日本方面独立拥有与经营，已脱离了迪士尼管理层的控制。

　　陈允中则说：“财政失败和文化不认同使香港迪士尼的旅游项目不能成功，甚至变成烂摊子，说到底还是它的吸引力不行。如果还有重新再来的机会，相信香港不会选择与迪士尼合作了。”

　　扩建计划艰难出笼 

　　 香港迪士尼乐园面临着亏损额进一步扩大的困境，美国华特公司不得不在2007年同意豁免其两年的管理费用，并推迟收取期间的特许权费用。

　　 “没有人愿意看到香港迪士尼遭遇困境，无论美国华特公司还是香港特区政府，还包括迪士尼的游客。”陈允中说，“所以大家都在思考，都在想办法，都希望乐园能够走出泥潭，目前都把希望寄托在乐园的扩建上。”

　　 “全球的迪士尼乐园都是透过扩建以发展业务，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亦不例外。”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公共事务副总裁卢炳松说，“香港特区政府与华特迪士尼公司双方股东均认为，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需要扩建以取得长远成功。”

　　2001年，美国华特公司在东京迪士尼开设了第二个公园迪士尼海洋乐园；2002年，在巴黎迪士尼建设第一个主题公园10年后，巴黎迪士尼影城开业。由于在其它地方有过成功的战略实验，无论是出于事业扩张，还是出于救急，扩建似乎都成为香港迪士尼的不二选择。

　　但是扩建计划的谈判并不顺利，甚至一度被搁置。作为拥有该乐园57%股权的香港政府初期并不同意香港迪士尼方面提出的计划，并声称不会继续投资这座难以盈利的游乐园，而后者也丝毫不相让，于是这项计划就一直拖延下来。

　　 2009年初，香港迪士尼突然宣布将裁减30名帮助规划和设计新公园的“幻想工程师”，理由是“扩建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与此同时，迪士尼总部还不断放出有意在上海再建造一家主题公园的风声，而上海方面也始终认为迪士尼项目对上海服务业发展甚至带动GDP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些自然让香港政府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事实上，自从与迪士尼合作以来，双方不断发生争执的消息就被好事的香港媒体不断传播、放大。

　　 “由于香港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所以大家后来都已经清楚这里面涉及香港特首的水平和责任问题。”陈允中说，“以前投资建设乐园是董建华在任，而现在是否继续投资则是曾荫权的难题了，尽管香港政府做事情需要立法会批准，但是特首本身的态度也是很关键的。”

　　陈允中说：“现在面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香港政府不愿意继续投入，那么以前的所有投资都将成为泡沫，其将背上巨大的财政债务，还要面对大量失业人员等许多难以想象的问题；如果继续投入资金，谁又能保证一定会让香港迪斯尼免除厄运，或者说谁知道多长时间能够改变目前的窘境呢？”

　　在对扩建工程的融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之后，香港立法会在2009年7月通过了美国华特公司和香港政府针对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扩建计划的财务安排。华特公司愿意在5年内分期为此项扩建计划融资35亿港元，但香港政府表示不会向扩建计划投入新资本，而计划将相当一部分现有贷款转换为股份，以维持大股东的地位。该计划完成后香港政府的持股比例可能将从57%降至52%，其涉及资金规模约62.5亿港元。

　　作为对新项目的回报，迪士尼公司前所未有地同意从2008~2009年度起，每年披露乐园营运及财政表现的主要资料，当中包括乐园的入场人次及财务表现的主要数据，提高乐园营运透明度。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官员表示，扩建后的香港迪士尼乐园将增设3个新主题区，分别为“野矿山谷”、“迷离庄园”和“反斗奇兵历奇地带（暂定名称）”，占地约为现有主题公园面积的23%，扩建计划的成本为36.3亿港元，新主题园区将提供超过30项游乐设施，令乐园游乐设施总数增加至超过100项。这些项目将在未来5年内即2014年底前分阶段完成，如此园区总数将达到7个。

　　“扩建后公园生意会略为好一点，但不会好很多，法国的经验也是这样，财政上香港政府是输定的了，签了不平等合约还能怎样办？”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助理教授司徒薇说，“但是其对环境破坏会更大，也会对土地使用规划带来负面的影响。”

　　迪士尼将在上海再建一家主题公园的消息在2009年1月初得到了认可：计划投资240多亿的上海迪士尼乐园即将兴建，中美股份分别为57%和43%，其规模可达香港迪士尼的3倍，最早2014年对外开放。

　　无论香港还是上海，都把2014年当作一个工作时间表。当然，对于大量的中国内地游客而言，目前进入香港的手续仍然很麻烦，旅行成本也非常高，比不得随时可以自由出入的上海。不过陈允中说：“上海政府不能过分乐观，因为迪士尼纯粹是一个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业项目，而且游乐项目更新速度缓慢。应该注意到香港迪士尼的前车之鉴，否则上海将成为下一场投资灾难的主角。”

　　某天清晨，你一睁眼，突觉咽喉疼痛，头昏脑热。一测体温，果然在低烧。可你并不怎么担心。公寓的对面就是私人诊所，公司附近也有公立综合医院，视工作的情况，只要在自己合适的时间随便去哪一家，都可以得到医生的诊疗。然后遵医嘱，去药房开些药物，基本上就没事了。而诊疗费、药费的个人负担额度，也就是千把日元（约合人民币680元）上下。即使发现了什么重大疾患，医师会马上出具介绍函，保证你在最短的时间能去最权威的专科大医院就诊，断无延时误诊之虞。只要本人提出希望、要求，无论是谁，都可以以非常少的个人负担额，享受到技术精湛且彬彬有礼的医疗服务……如此“和谐”的画面，是2005年之前日本医疗现场的风景。

　　但从2006年起，对医师的“强制性过劳”导致医生大量流失、患者个人负担额倍增、医疗设施锐减等问题日益凸显，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和受用方之间各种矛盾开始表面化，“和谐”不再，江河日下，“医疗崩溃”成为噩梦般的现实及大众传媒长久的选题。随着被称为“下流社会”的社会贫困化问题的深化，日本正迎来一个“超医疗格差”社会：据社会学统计，到2020年，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将面临实质性崩盘。届时，一部分支付得起高额诊疗费的患者可以在五星酒店级装修的高档病房中受用世界最高水准的医疗服务；但同时，有至少两成的病患因无力加入民间医疗保险而无法享受哪怕是低级的医疗服务，即使罹患诸如痢疾、贫血或肠炎等普通疾病，也很可能会被夺去生命。

　　日本早在成为经济大国之初的1961年，便实现了全民覆盖的普遍健康保险制度，2000年又实施了旨在应对老龄少子化社会问题的国民看护保险制度，加上发达的医学教育和高度的医疗技术，其国民长期以来一直享受以普遍医保为依托的廉价优质的医疗服务，以平均寿命最长、婴儿死亡率最低的持久纪录赢得了世界的尊敬。即使在OECD国家中，日本也是不折不扣的“优等生”。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优等生”正面临空前严峻的试练。问题还不是毕业后的出路问题，这次连能否“毕业”，都很难说。

　　悲剧说明了什么？

　　 据日媒体报道，2008年10月，在人口稠密的首都圈内，一名临产孕妇突然感到头痛。因系即将临盆的孕妇，一般医院拒收。结果在救护车辗转了8家设有妇产科的医院后，孕妇因颅内出血而死亡。

　　另据报道，今年夏天，在东京世田谷区一处富人公寓的地下停车场，刚结束一天工作的48岁的开业医师K，正准备开车回家，遭人以金属棒从背后重击头部，然后被浇汽油焚尸灭迹。K医师系业界声誉卓著的以导管术治疗冠状动脉狭窄症的专家，诊所开业以来，有许多财界名人光顾，进项颇丰，是典型的医界成功人士。从现场遗留的塑制汽油桶上写的“让猪去死”的字迹来看，颇似一起针对“医疗胜组”的恐怖事件。所谓“医疗胜组”，专指那些在“医疗崩溃”时期的残酷竞争中的胜出者。

　　这类恐怖活动的共同特征是，犯罪者各自不同，但主旨相同。去年12月发生于东京最时尚的地界——表参道的一处专门面向医师的超豪华会员制俱乐部的爆炸事件中，4名医师当场死亡，重轻伤17名，舆论大哗。事发后，各大新闻社共收到7份声称对事件负责的声明，共同的诉求是要严惩那些不顾病患之困窘、一味耽于奢侈享乐的“胜组”医师，大有“替天行道”的架势。

　　诸如此类的事件报道，像一个个尖锐的报警信号，深刻地揭示了日本医疗现场荒芜丛生，乃至走向崩溃的现状。伴随医师的锐减和两极分化，以及医疗机构大面积的倒闭、关张，国民从长年以来形成的对医疗服务“质优价廉”的实感的习惯性依赖，一下子坠入“看病难、看病贵”，甚至根本看不了病（不仅价格贵，而且医疗网点锐减，有些小城市甚至完全没有医院）的境地，恍如“冰火两重天”。

　　对此，从政、财两界到传媒、学界，质疑、批判的声浪不绝，且分贝越来越大，但如此状况的酿成绝非一日之寒，由来已久，积重难返。表面上看，自民党政权虽是“始作俑者”，但成因之复杂，既有政治、社会因素，也有国民心理和文化性因素，甚至全球化也难脱干系，问题绝对是结构性的。既如此，问题的解决就绝非一次单纯的“政权更迭”便可“药到病除”，而有赖于一次对医疗体制的大手术，与此相关的国家战略也将面临重新调整——这无疑需要条件和时间。因此，病灶虽然是因自民党而起，但即使民主党政权具备启动深层改革的足够凝聚力和一定条件，且假定改革的大方向和策略也大致正确，从起跑到初见成效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何况，从目前民主党政权打出的政策纲领看，基本还停留在旨在把自民党拉下马的选战阶段，明显缺乏与深层改革配套的具体作战方略。所以，一般来说，日本的医疗“阵痛”应该不太会在短时间内消失。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

　　 问题的发生机制

　　 医疗从根本思路及大方向上来划分，大致可分为两类：美国型和欧洲型，或曰预防重视型和治疗重视型，即欧洲重治疗，美国重预防。日本由于历史原因，两种倾向并存，但有一个时间差：战前以德国模式为蓝本，重视治疗；战后又导入美国模式，重视预防的倾向也有所抬头。但各国的长期实践表明，终极的预防基本上是“理想论”，有效、靠谱的方式还得回到治疗。因此，美国模式被认为是失败的，这也是导致其医疗体制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日本的情况而言，从2008年4月起，全国对40岁至74岁的中老年人实施特定人群普遍义务性“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体检，旨在预防“南瓜形”（被认为是易患糖尿病和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危险体形）人群及其常见的“生活习惯病”的蔓延。但结果表明，40岁以上男性半数为“南瓜形”，实可谓“防不胜防”。除了吸烟率的降低等极个别伴有配套法律（如公共场所禁烟等）的领域外，预防为主的思路被认为收效甚微，乏善可陈。进而，随着美国医疗问题的“触底”，对美国模式的追随，也被证明是一场政策性失败。而从根源上说，所谓“轻治疗、重预防”的政策倾向，不仅是医疗问题整体思路上的分野，其实原本就包含为削减医疗费而背书的成分。

　　因此，要想探寻日本“医疗崩溃”的起因，需追溯医疗费削减的政策方向选择的源头，而这要从中曾根政权说起。

　　从单纯的医疗技术层面来说，因经济发展水平及与之相伴的人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代表性医疗需求（或者说主要矛盾）。1970年代之前，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最普遍的医疗需求是感染症，被某种或几种病菌（毒）感染，只需对症下药服用抗生素，便可痊愈。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作、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发生变化，糖尿病、心血管病等被称为“富裕病”、“生活习惯病”的病症开始在人群中蔓延，从而导致医疗需求形式的变化，譬如心脏病、癌症等慢性病症逐渐从统计数据上取代了过去的感染症。不用说，医疗费也随之膨胀。这种状况，引发了掌管国家预算的政治家和官僚的担忧。于是，才有所谓关于削减医疗费的政策讨论。

　　1983年，一位名叫吉村仁（Hitoshi Yoshimura）的资深官僚撰写了一篇题为《医疗费亡国论》的论文，引起了舆论的重视。这位仁兄不是一般的官僚，时任厚生省保健局长，后官至厚生省次官，是在国家医疗政策问题上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力主削减医疗费，否则“国将不国”。为了说服当权派政治家，他不惜藏在轿车的后备箱里潜入田中角荣宅邸，凭三寸不烂之舌公关田中，竭力推销自己的政策，乃至其名言“为匡正医疗费的现状，甘化鬼做蛇”经媒体报道后，广为人知。终于，在中曾根康弘内阁时期，“吉村版”削减医疗费政策方案结成“硕果”，中曾根提出“健保改革系国家的使命”，不顾医疗利权集团“医师会”的反对，把此前医保享受者上班族的个人负担额度从零上调至10%（吉村当初力主20%方案，遭遇反对势力阻击，妥协为10%），此乃战后日本以削减医疗费为政策方向的医疗改革进程之始。

　　医疗费削减的直接后果，是医师的流失。如此结果的形成，除了以吉村为代表的厚生官僚的纯政策性动因外，一些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者，是所谓“医师数量起因”论，即认为医师数量的增加，导致了医疗需求的增加；而要想抑制医疗费的膨胀，就要先减少医师数量。这种论调有些类似于那种说美国诉讼过多，是由于律师过多的说法，从逻辑上是否站得住脚另当别论，但在当时的西方社会颇有市场。不过，真正照单全收，并以之为指导思想而从政策上加以调整的，在众多的OECD国家中，其实也就日本和英国。而这两个国家成了按人口平均医师最少的国家（每10万人中的医师数量，英国为156人，日本为184人；而德国为336人，瑞典为310人，美国也有253人）。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日本开始呈现老龄少子化社会的初期症状，从大众传媒到政治家、官僚，无不把老龄化问题当成一个严重的、但又不得不从政策上加以应对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在英美等国，被称为“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的市场化改革甚嚣尘上，相当程度上也影响了中曾根康弘及其后几任内阁的政策取向。在这种情况下，本应基于向老龄化社会疾速“俯冲”的发展态势，从财政上予以前瞻性倾斜投入的医疗，却莫名其妙地成了牺牲品，不仅没有随着医疗需求形式的变化和老龄社会引发的需求增加而相应增加医师和医疗网点，反而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政策取向：削减医疗费，削减医师数量，削减医疗机构。一路下来，在原则不增税的前提下，医疗预算要在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的框架内得到保障，不得不屡屡“削足适履”，一步一步酿成了今天医疗现场青黄不接的荒芜。尤其是2006年4月，根据小泉内阁厚生劳动省颁布实施的诊疗报酬体系改定方案（该报酬体系两年一改），医疗预算锐减3.2%，可谓雪上加霜，加速了“医疗崩溃”的进程。

　　状况有多严重？

　　 30年弹指一挥间。曾几何时，当媒体咋呼“狼来了”的时候，大家都没当真，可当“狼”真的来了的时候，众人才发现手头居然连套狼的绳索都不够。今天，日本成为世界头号长寿国的反面，已深为老龄社会所困。老龄社会的最主要特征，简言之，是更少的劳动力，更多的疾病，需要更多的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而这恰恰是日本当下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所难以承受之重负。

　　另一方面，医疗产业，就其本质而言是救死扶伤的服务业。而在奉行“客户是上帝”的日本社会，有种传统的社会心理沉淀，认为医疗不能过贵，服务要好，医生务为圣人。这种社会心理如此根深蒂固，乃至日人无法接受过于偏离这种价值标准的现实反差。报纸的读者来信栏目，充满了对医疗现场各种不满的控诉，不仅花钱多了受不了，待诊时间过长和医师接诊时间过短也受不了。而随着老龄社会的深化，甚至有要求医疗机构年终无休、24小时接诊，成为便利超市型医院的诉求。这无论如何与社会现实乖离过大，多少有些“超现实”的离谱。

　　事实上，连续20年以上的医疗预算削减（正确地说，是预算增加额度的削减。但由于客观上国民人均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增加额度的削减就意味着人均医疗费用本身的削减），已极大破坏了包括国民医保在内的社会“安全网”，医师收入下降，不堪重负，公立医疗机构经营困难，陷入半倒闭状态的中小医院不计其数，有些地方城市已遍地难寻身穿“白大褂”者。

　　以妇产科为例，原来产妇的正常分娩，不属于医保的负担对象，这部分费用由地方都道府县的财政负担，大体标准为一次分娩50万日元左右。近年来，由于地方经济凋敝，自治体财政恶化，该部分费用降至37万日元左右。这种结果无论如何会反映到医疗服务的品质上，于是患者（产妇及其家属）抱怨，院方也叫苦不迭。医学院系的学生都知道日本的老龄少子化是难以遏止的发展趋势，“毕业后去产科无前途可言”。更何况，要24小时接诊，苦、累不说，产妇或胎儿死亡的话，是要发生诉讼的……其结果，妇产科被敬而远之。普通医院不设妇产科，专业的妇产医院则尽量缩小规模。于是，便出现了上文提到的那名孕妇的悲剧，而这在今天的日本绝不是个别的。不要说地方城市，即使在东京都内或首都圈，孕妇如果没有在预产期前半年预约排队的话，临产之际是绝难找到医院住院、分娩的。很多家庭，妻子一旦被查出怀孕，第一时间便预约医院。乃至近年来民间重新出现了对助产士（产婆）和助产所的需求。在21世纪医疗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妇女不是在正规医院的产房，而是在家里或私人助产所冒险自行生产，可谓是对医疗体制的莫大讽刺。

　　不仅是妇产科，越是那些诊疗负担重、危险大、麻烦多的科室，越被敬而远之，医师们开始远离小儿科、外科、内科，而倾向眼科、美容外科、放射科等无人命之虞，相对来说远离医疗事故和诉讼的科室。

　　与此同时，像自由作家、自由艺术家一样，在医学领域也出现了自由医师的职业。一些拥有医大文凭和行医执照的医师，不从属于任何医院，像打零工一样在不同的医疗机构中打工，或每周几天，在不同的医院值夜诊，按劳动时间计酬；麻醉师的话，则按手术的次数计酬，一个手术多少钱，等等。加上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这种工作方式提供了条件，使隔地、在宅问诊成为可能。譬如放射科的医师，完全可以靠公共网络传输电子影像数据，了解病情，制定方案。

　　医疗现场的荒芜，必然引起医师的流失。但医师毕竟是高级技术人才，“此处不留爷，必有留爷处”，开诊所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于是，一个与公立医疗机构大面积倒闭相应成趣的现象是“诊所乱立”，两极分化。日本按人口平均的医师数量，在发达国家中不算多，但私人诊所的数量绝对过剩，这导致了另一种残酷竞争。在竞争中胜出的有实力者，不愁患者，进项多多，但为了保持竞争力，不得不进行设备投资，为此巨额负债。可市场发展变幻莫测，巨额负债导致破产，开业医师一夜间变成赤贫，甚至沦为无家可归者的案例也所在多有。另一方面，随着“下流社会”贫困化的蔓延，即使少数精英在竞争中一时胜出，也并不意味着可恒久确保竞争力。至于说部分“医疗胜组”的成功人士，显贵露富，过于招摇，乃至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则是另外的话题了。

　　魏建国自1973年进入当时的外贸部工作以来，此后的20多年从未离开过外经贸口，2000年6月起他历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商务部副部长。2009年4月，魏建国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继续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出谋划策。日前，魏建国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广东和浙江在复苏过程中争抢第一

　　《南风窗》：除2001年外，2000年以来我国进出口总额、进口、出口均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而今年1~8月上述三项指标均为两位数的负增长，这也导致了近10年来净出口对于GDP首次产生了较大幅度的负贡献。您如何评价我国当前的外贸形势？ 

　　魏建国：目前出口大幅度地下降，而且是连续七八个月地下降，值得反思并重视，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要好好研究：第一，我国外贸依存度比较高，所以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首当其冲。第二，大家观点一致认为要调整结构，这一点我也非常同意，但是结构怎么调，这点有分歧，即现在要不要把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一刀切？在当前情况下，我认为加工贸易要保持一段时间。改革开放30年，外贸解决了1.2亿农民工的就业。目前加工贸易是解决就业的最优道路。只要中国劳动力资源仍然比较丰富，我们就可以运用这种比较优势，并争取把这种优势保持得更长久些。

　　与此同时，加工贸易要实现“两个转变”：从低端向高端转变，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变。这是我们当前要抓的，这样可以使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保持20~25年。我们要增加高附加值的、科技含量增高的加工贸易的出口额，引进新的研发机构和新的工业设计机构。只要我们政策得当，措施有力，我们完全可能成为高附加值的世界工厂。

　　对今年的外贸形势，我持乐观态度。最近有三件事对我触动很大：第一，今年以来，我国摩托车外销数量大减，但是电动车出口大幅度增加，这说明企业从金融危机中接受了深刻的教训，正在按照市场规律完成转型;第二，加工贸易里面进口降幅正在收窄，我在浙江和广东的调研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而进口意味着明天的出口。如果加工贸易中进口企稳回升的话，说明我们接的订单就多，这一点是很好的现象;第三，由于金融危机，很多国家把订单转向了新兴市场国家，像拉美、非洲和金砖四国。这些国家的恢复超过了欧美日韩，这也是很好的回暖迹象。

　　《南风窗》：您曾经预言，中国经济的复苏将率先从外贸开始，而外贸的复苏将首先从浙江开始。现在，你如何评价当时所作的判断？ 

　　魏建国：我还是坚持以前的判断，经济回暖率先从外贸开始，外贸复苏首先从一般贸易开始，而一般贸易浙江占大头，因此，从浙江复苏完全是可能的。8月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个判断，纺织、服装、鞋类、家具、箱包、灯具、玩具这些商品，出口单价基本没有下降，价格没有下降说明市场有需求,浙江正是以这块为主体。我到了浙江发现，民营企业家信心很足，我接触了飞跃集团的邱继宝、浙江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的周大虎、正泰集团的南存辉、万向集团的鲁冠球等企业家，他们信心都很足。

　　《南风窗》：珠三角的情况呢？

　　魏建国：如果前段时间我说浙江会率先复苏，现在我可以讲，广东和浙江正在你追我赶，在复苏的过程中争抢第一。广东的外贸急起直追，后来居上，1~8月出口同比降幅收窄为17.8%，好于浙江（下降19.3%）。这跟广东实施的中小企业政策以及产品结构调整有关。从企业家信心指数来看，前段时间浙江企业家气势冲天，现在广东企业家的信心指数也上来了。现在，我对江苏和上海不是很看好，这是江苏和上海的出口产业结构所导致的，以加工贸易产品为主，以IT行业为主，缺乏灵活的民营企业。  

　　《南风窗》：广东由于订单回升，已经出现缺工现象，您认为这种回升是可持续的还是只是由于节日消费因素而出现的短期恢复？

　　魏建国：不是短期恢复。从珠三角用工的情况看，东莞、顺德比深圳好，深圳又比广州好。从出口国和地区来看，东莞和深圳大部分是出口欧美，广州主要是出口港澳、日本，欧美当然也有。新订单主要来自欧美，欧美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增加带动了以欧美为主要出口市场的东莞、顺德、深圳、佛山等地日用消费品生产的恢复，这是广东外贸有所复苏的主要原因。只要欧美日用消费品消费稳定持续地上升，广东的外贸复苏就是可持续的。而且，虽然欧美国家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进口额都是下降的，但是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所占的份额却是逐月增加的。

　　《南风窗》：也就是说，危机阶段，中国出口商品在欧美市场的份额不降反升了？

　　魏建国：对，这是一个很乐观的现象。我们要注重“土豆效应”(经济危机时，消费者会舍弃高端奢侈品而转向中低端产品，导致对后者的需求上升) ，比如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人的短途旅游增加了，会带动旅游产品和摄影装备的消费;还有“口红效应”(经济危机时,口红虽非生活必需品，却兼具廉价和粉饰的作用，能给消费者带来心理慰藉，因此销量大增),危机阶段化妆品的消费会增加，甚至包括葡萄酒的销量和电影院的票房收入也大为增加，欧美也呈现这个特点，所以我们可以加大动漫、文化产业的出口。

　　《南风窗》：广东和浙江在复苏过程中你追我赶，这两个省是外贸大省，这是否意味着全年外贸走势有望走出负增长？

　　魏建国：从1~8月的数据来看，外贸正在走向复苏。我认为全年外贸能够做到持平和略微增长。以长三角、珠三角订单特点来看，订单来得快、要得急、要的量是试探性的，这说明原有的库存用完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积极的信号。所以接下来9~12月是外贸复苏的最好时期。主要是四个原因：一、世界各国经销商的库存已经基本用完;二、明年或多或少会有新的订单;三、一些国家率先走出低谷，需求会恢复;四、我国外贸企业在服务水平和产品质量，尤其是抢占新兴市场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

　　外贸转内销并不能救大局

　　《南风窗》：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已采取了多项政策措施促进出口，包括提高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完善加工贸易政策，加强出口信用保险等，这些政策落实情况如何？您如何评价它们的实施效果？ 

　　魏建国：最大的问题是政策落实的速度不快，企业从政策出台到享受政策优惠的时间太长。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政策有了，但没有实施细则。如中小企业贷款问题，实施细则时隔很久才出台;二是有些部门的工作缺乏时效性。比如，退税政策怎么能够做到及时足额以及手续更为简便同时又要防止骗退税;三是政策的出台没有考虑到国际形势的多变,往往跟不上国际形势的变化。所以会有企业抱怨，好政策来得迟了些。“政策来迟了，效果不明显”，这是我下去调研时听到较多的来自企业的声音。现在的客户都是24小时在订货的，应该成立一个类似对外贸易应急小组，统抓政策。

　　《南风窗》：下一步是否还有必要出台相关政策以促进出口？如有，政策空间主要在哪？

　　魏建国：还是要对外贸实施鼓励出口的政策，继续加大政策力度，有两点可以研究：一是出口产品结构调整，加大服务贸易出口。当前是我国承接世界服务外包产业转移的最好时机。我们在政策上要做好准备，这是下一步外贸改革的突破口。世界服务贸易接近4万多亿美元，中国只占约7%，服务外包仅占2.5%。2002年，印度是200亿美元，我们是5亿多美元。当时朱镕基同志希望我们两年内赶上印度。现在7年过去，我们离印度还很远。在这方面要大力发展，如果说加工贸易是解决农民工的就业，服务贸易就是解决大学生就业。 

　　二是再加大一些优惠贷款，信用保险等各种优惠支持力度。应该对中小企业和加工贸易制订更好的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贷款政策和市场开拓的一些奖励办法，在WTO政策框架下，扩大整个出口市场的份额，抢占新兴市场份额，培育发展中国家的市场。

　　后危机阶段，还有一个政策可以考虑启用，即中央财政能不能负担原本由地方财政负担的出口退税。我们有一条政策，凡是地方出口增量部分的出口退税中央财政负担92.5%，地方财政负担7.5%。我的建议是，地方不要负担7.5%了，由中央财政负担，以此政策支持出口。

　　《南风窗》：事实上，我国从2008年8月起已连续7次提高了一些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以鼓励出口,您对出口退税率怎么看？提高出口退税率会不会意味着牺牲内需补贴外销？

　　魏建国：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明确反对。因为按照国际惯例，一旦一个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出口的时候，就要去掉国内的税负部分，以最有竞争力的成本进入国际市场。我们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主要是根据产业政策的要求或者是为了让中国的产品在国际上更加具有竞争力，提高出口退税率是鼓励中国出口的最好的政策。

　　《南风窗》：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20%左右变为今年上半年的负贡献。外需的大规模收缩是否可以通过内需来弥补？您对外贸转内销的前景怎么看？

　　魏建国：当前外贸对GDP的贡献率确实比以前下滑了很多，但是在短期之内，外需的下滑不可能通过内需来弥补。外贸转内销只能是小量的，并不能够救大局，只能是针对一定的市场、一定档次，以及消费习惯相同的产品。比如，我们对欧美出口的大型号的衣服和鞋子等，就很难转内销，但对日韩出口的就可以。实际上，外贸转内销的比例占得太小。我们有1万多亿美元的出口，除非伤筋动骨把出口结构的设备、营销的思路都改变，否则很难转。

　　外贸还要继续发挥对GDP的贡献作用，这个贡献是不可或缺的，也是非常强有力的。因此，就必须把外贸的结构调整提上议事日程，外贸的进出口产品结构，外贸的高新技术、服务贸易、提高加工贸易的附加值等观念的转变和实施已经刻不容缓，否则外贸对GDP的贡献提不起来。

　　《南风窗》：也就是说，出口转内销不可能成为一种趋势，而只是当下应对危机的救急之举？

　　魏建国：权宜之计。内销市场由原有的厂商提供产品，为什么要挤掉这些国内厂商的份额呢？

　　《南风窗》：就“三架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说，投资占50%，消费是40%左右，外贸在今年之前占10%~20%。从长期来看，外贸应该占多高的比例是比较合理的？

　　魏建国：国际市场是个大市场，从总体来看，外贸占的比例可以适当变化，随着国际市场、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三架马车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排序应该是：国内消费35%~40%，投资30%~35%，外贸20%~25%（不包括服务贸易15%左右），这样三架马车轮子的转速是均匀的，推动的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我们要争取在未来的10~15年保持这种排序，而不是现在的投资第一、外贸第二、消费最后。

　　要做好打贸易大仗的准备

　　《南风窗》：前面更多的政策是用来应对当下的危机的，我们会不会过分注重短期政策而放弃了要改变外贸增长方式的中长期政策目标？从中长期来说，我们的政策着力点在哪里？

　　魏建国：确实，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策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将面临一场贸易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各国都在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实际做法却不是这样。从目前的情况看，不管是欧盟还是美国，对我们反倾销、反补贴案的数量和金额都在增加，案件的频率也在加快。更重要的是，使用的方式已经超越了世贸组织规则，启动了特保条款。这次轮胎特保案，美国带了一个很坏的头，起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效应。中国必须保持冷静头脑，做好长期准备。

　　在推出中长期政策的时候，首先要注意使各项政策符合WTO的贸易规则。我们即使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也要做好被人诬陷的准备。遇到像特保案这种情况，我们就应该当机立断、毫不客气。我很赞同商务部迅速就轮胎特保案作出贸易反制策略，对从美国进口的鸡肉和汽车启动反补贴审查程序。同时,我们也要培养一支队伍，对中长期政策及其实施进行审视。贸易战导火线一旦点燃，不是通过G20匹兹堡会议等协商机制就能解决的。一旦某国的领导人遇到国内团体的政治压力，肯定首先保位置。

　　《南风窗》：很高兴您作为原商务部官员有如此清醒的认识。确实，从数据上来看，我们所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不乐观。2008年，全球发起了208起反倾销调查，其中针对中国的就有73起，占35%；2009年上半年，共有17个国家对中国发起了“两反两保”及其他形式的调查，共67起，上升11%。以这次美国发起的轮胎特保案来说，这实际上是一起恶性事件，它已经超越了WTO所允许的规则，这样的事件未来很可能会不断出现，正如您所说，我们要面临一场贸易战。我们是否能有一套制度性的办法从容应对这样的贸易冲突？

　　魏建国：我想，有四项措施必须要采取：一、首先要讲清道理，要跟贸易摩擦国讲清中国是受害者，并不是事端的制造者和挑起者；二、要做好统一战线的工作,要把国内企业的法律、数据以及国外的进口商、消费者甚至是同业公会都拉进来。因为现在很多产品不单是中国本土企业制造的，也是美国的同业公会在中国设立的工厂制造的；三、争取最好的结果。我们可以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也可以随着案件的进展灵活处理。比如说轮胎案，如果第一年税率不能改变，我们可以在改变第二年的税率上施压；四，要指出贸易保护主义损人不利己。    

　　《南风窗》：您所说的四点不仅应用于美国轮胎特保案，也适用于其他的贸易摩擦案。您刚刚还提到，贸易战可能会打响。

　　魏建国：对，一定会。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贸易战会在两条战线打响:一个是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像欧盟、美国;另一个就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做好可能腹背受敌、同时应对两条战线的准备。

　　《南风窗》： 讲的是全面的贸易战？

　　魏建国：就是说贸易保护主义会加剧，我们要做好打大仗、打硬仗、打长期仗的准备。

　　《南风窗》：也就是说贸易保护主义在一定时期之内，会越演越烈。在我看来，就美国轮胎特保案来说，中国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固然很好，但对于出口企业来讲耗时太长。我反而觉得迅速推出贸易反制策略更为直接和有效。

　　魏建国：你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态度和心情。      

　　 郑子轩

　　10月18日是长城资产管理公司10周岁生日。在这个本该欢庆的日子里，长城的不少人却心情沉重。存续期将满，未来究竟何去何从？——恰似行至“水穷”处的AMC，在政策不断松绑和如饥似渴的探索之下，能否迎来下一个“风起云涌”？

　　按照当初的设想，中国AMC的存续时间为10年。不过，为了继续“活下去”，AMC几年前就开始了转型探索。种种迹象都昭示着一种结果：AMC的转型已经到了无法拖延的地步。而奔向“金融控股集团”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却始终困扰着AMC前行的脚步。

　　可以确定的是，国务院在近期的一次会议上决定让信达作为试点最先实行转型，股份制改革和上市是最终目标。无论如何4家AMC的转型方向已经确定，即商业化转型，朝着金融控股公司的方向发展，包括长城。

　　债券延期突破10年生死大限

　　引发最近对AMC转型话题关注的，首先源自9月21日建行发布的一则公告。建行接到财政部通知,该行持有的信达公司债券到期后延期10年,利率维持现有年息2.25%不变。财政部将继续对建行持有的信达公司债券本息支付提供支持。

　　这份公告是一个及时的提醒——中国新发现的银行业成功景象根基不稳，而且目前有人担心今年政府推动的放贷狂欢，可能又会制造大量不良贷款。目前的财政状况决定这一问题不得不再拖10年。  

　　再获10年时间并不意味着能偿还本息或将问题最终解决，但对于正在努力向金融控股公司转型的AMC来说，至少是赢得了时间。 

　　信达公司债券由信达公司于1999年向建行前身，原中国建设银行定向发行，也是信达公司收购原中国建设银行不良资产的对价。财政部对这部分债券本息支付提供支持。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10月23日接受采访时表示：“考虑到目前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如果把1.4万亿都拿出来的话，会影响财力，因此暂缓10年。” 政府目前看来并不急于为资产管理公司偿还未还清的部分债券，这并不令人吃惊。

　　也有金融界人士质疑这种做法，“国家应对不良贷款问题的办法之一是什么呢？把它扫到地毯下面藏起来，每隔10年扫一次。”债券的延期意味着政府方面不必非得救助信达公司。这样做建设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也不会有“窟窿”，即使这批债券的偿还希望渺茫。

　　AMC是国家为处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政策性不良贷款而对口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10年前，由财政部向华融、信达、东方和长城4家公司各提供了100亿元资本金，同时由央行发放了5700亿元的再贷款，AMC以固定利率为2.25％的8200亿元金融债券为对价，收购了四大行剥离的1.4万亿元金融资产。

　　1999年处理国有银行坏账的安排中，一直存在一个“结构性的缺陷”：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目的是为四大国有银行处置不良资产，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是以向国有银行发行10年期债券的方式，来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如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在1999年向建设银行发行2470亿元10年期债券，来收购建行的不良资产。但这些债券到期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根本无法偿还10年期债券。

　　贾康同时透露，延期也符合各方的实际情况，因此其后陆续到期的其他几笔债券也将采取延期的方式来解决。 

　　目前工商银行持有价值人民币3130亿元的资产管理公司债券，这些债券将于2010年、2011年到期。中国银行持有人民币1600亿元将于2010年到期的资产管理公司债券。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则是利用央行资金购买了中国农业银行人民币3450亿元的不良贷款。

　　业内人士表示，财政部将债券延期并为其偿还提供支持，这意味着AMC在下一个10年内将无生存之忧。 

　　“国家担心的是1.4万亿那块怎么解决的问题，这块本来是由财政负担的，将来怎么解决还得看政策层，所以再一个10年也不一定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西南证券宏观经济分析师张刚表示，“最理想的设想可能是以后赚一部分还一部分，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在发展中，10年之后局面应该会有所不同。” 

　　AMC转型之机？

　　事实上，中国AMC是仿照美国1980年代处理不良资产的方式设立的——当时RTC（重组信托公司）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完成了使命的RTC在10年后顺利关门大吉。

　　如今，通过一系列收购,4家AMC触角已涉及证券、银行、信托、租赁和基金等诸多领域,这些相当不错的“副业”，已经成为他们主要的利润来源。此间，四大AMC的高管曾多次公开表示，他们转型的方向就是金融控股集团。

　　对于四大AMC来说，转型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定位。“转型往哪里转？什么才是特别符合自己优势的定位？目前还没有搞清楚。”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向记者如此表示。

　　他认为，改制完成之后，AMC将变成一个纯粹的市场化的主体。如果说过去主要是处置不良资产，还有既定的业务，那么未来必须到市场上去找。而无论做证券、保险、信托还是投资，AMC都要和那些已经很成熟的企业竞争——“可以说，它面前这条路非常漫长。”

　　10年之间，中国金融市场鬼斧神工，吴晓求认为中国变化给了AMC继续生存的机会， “本来预计资产公司是10年为限的，可是谁也想不到中国经济发展得这么快，谁也想不到这些商业银行都纷纷上市了。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进行转型，而这个转型必须是一个彻底的、脱胎换骨的转型。”

　　事实上，随着商业银行纷纷股改上市，今后可能出现的不良贷款多数将自行消化，或采取商业化运作来处置——除非出现美国金融危机那样严重的状况，否则绝不会再像10年前那样由国家出资剥离。“财政部给时间让转型的真正原因就是资产管理公司所拥有的正在创造利润的金融牌照。”

　　被财务游戏押后的金融风险

　　粗略估计，AMC政策性业务的亏损将超过万亿元。1999年4家AMC都以账面价值收购对口银行总额约1.4万亿的不良资产，央行再贷款和向金融债实行固定年利率2.25％，据此计算AMC每年需支付利息315亿元。

　　4家AMC政策性业务回收的现金在扣除各项费用之后，绝大部分用于支付央行再贷款和金融债的利息，所剩下的能够偿还本金的微乎其微。这样，超过万亿的政策性业务亏损挂在了AMC的账上。这部分亏损以何种方式处置将是AMC转型的最大悬念。

　　根据政策层2006年做出的设想，对AMC向对应银行发行的金融债，财政部将会通过发债的方式将其置换，剩余政策性资产处置回收的现金专门用来支付AMC债券转换为国债的利息；而对人民银行的再贷款则停息挂账。但对这部分损失如何处置并未明确规定。

　　有猜测是将由财政对这部分亏损进行核销。“先发特别国债对坏账进行置换，然后用财政收入逐年进行核销。”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王小广研究员分析。但核销超过万亿的资产，将给财政支出带来巨大的压力。而且坏账的处置涉及财政预算，还需要全国人大表决通过，这也会受到很大的质疑。“上到人大的可能性不大。”

　　而另一种说法是，这部分亏损可以和国有银行上市所获得的增值放在一起考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正如国有企业改革，坏资产、历史包袱留在集团公司，而将好的资产包装成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以上市公司的收益以及股权增值的部分用于弥补集团公司的历史包袱。国有银行“剥离—注资—上市”的路径和国有企业改革类似，把坏账、历史包袱拨给了AMC，而以好的资产成立股份公司上市。建行、中行、工行3家国有银行改革上市后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市值增值部分也非常庞大，国有银行股权增值的部分拿出一部分来弥补政策性不良资产的亏损理所当然。

　　实际上，国有银行注资资产管理公司，可以看成是银行为重组和改革分担一部分成本。不过，建行董事长郭树清否认分担代价之说，强调这是银行综合化发展的需要。以信达为例，旗下包括资产管理、证券、信托、保险等方面的业务，按郭树清的话说，“离开了银行的销售网路，信达很难做大；如果我们没有它那些牌照和产品，我们也拿不到那些中间收入。”

　　如此看来，国有银行入股资产管理公司，完全可以看成是商业银行来分担10年前国有银行改革的成本，只不过这次加上了多种金融业务的营业牌照。

　　当初中国的政策制订者不得不选择相信国有银行的说法：巨额不良资产和沉重历史包袱是国有商业银行推进综合改革面临的最大障碍，只有国家出面、老百姓出钱解决这些历史包袱，银行才有可能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也才不会进一步增加未来财政负担甚至造成金融风险。

　　10年来轻装前进的国有银行，在完成股改、上市，享受了银行改革以来的多种好处后，甚至成功跻身全球规模前几大的银行，现在当资产管理公司遇到问题时，实际上也是银行自己的问题，需要国有银行伸出援手，“不能再由财政解决，也不能把这些问题一概押后，转移未来的金融风险，难道可以无限期向天再借多少个10年吗？”王小广坦言。

　　 本刊记者  田  磊 

　　1904年3月，中国还处于大清王朝的统治之下，在东北，日俄战争正炽，当时生意兴隆的商务印书馆笼络了一批江浙知识分子，在上海办起一本名为《东方》的小杂志，刊载中国知识分子对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种种议论，没有人想到，这本小杂志，自此开始一直到1948年，一口气办了45年，书写了中国期刊界最辉煌的一段历史。

　　《东方》杂志的作者从梁启超、严复、蔡元培到鲁迅、胡适，再到钱穆、冯友兰、朱光潜、费孝通等等，几乎囊括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卓越的一批知识分子。其议题涉及那40多年间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军事改革、教育改革、经济改革、科学进步、公路铁路建设，文化软实力建设以及外交关系等方方面面，其影响力更是无需赘述。

　　百余年后，在数字出版的大潮中，依然生意兴隆的商务印书馆将这本一个世纪前的老杂志重新翻检，当超过一亿字的老杂志被数字技术全部呈现在互联网上时，仍然备受读者好评，陈旧的历史被数字技术整合出一股鲜活之气，除《东方》杂志外，商务印书馆还计划将112年来的历史出版物全部数字化，超过100亿字的出版量听起来相当庞大，且耗资颇巨。

　　但是，越来越习惯了互联网阅读的年轻一代读者，谁还会对这些陈旧而严肃的历史读物感兴趣呢？在互联网传播的新时代，那些刻板严肃的读物已经越来越难以赢得受众的青睐，“《东方》杂志只是一个小小的试验。” 商务印书馆数字出版中心主任刘成勇说，希望能够为这些有巨大传播价值却看起来不合时宜的历史读物，在数字出版的新时代找到一个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兼具的新形式。

　　杂志里的国家历史

　　不管是历史教科书，还是流行的影视剧、畅销书，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都被描述成一段革命的历史、战争的历史，国共两党从主义之争到军事斗争，贯穿始终。但是，《东方》杂志里呈现的国家历史，却是另外一种风貌。战争和革命之外，那些贫苦百姓、社会精英是怎样在生活，思考；筑路、纺织、冶炼等等工业技术如何一点点艰难进步？国家的法律、经济、文化、娱乐等等事务如何在行进？这些革命之外的议题占据了这本杂志的主要版面。

　　“凡所谓民权宪法，皆为浮光掠影之虚谈，而不足为馈民之粮，起沉疴之药饵，全国民应尽绝从事政治之心，而专心致志以营生业不可。”类似的论述，在《东方》杂志上反复出现，如此保守的杂志，与那个暴风骤雨般革命的年代，看起来是如此格格不入，毫无疑问，它也遭到了那个时代的先锋媒体，诸如《新青年》、《新潮》之类杂志的多次炮轰。

　　整个办刊期间，《东方》杂志几乎与每个历史阶段的先锋媒体以及那些在中国近代史上挺立潮头的著名知识分子和革命者都进行过激烈的辩论，而每次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但奇怪的是，他却成了寿命最长的杂志，屹立近半个世纪不倒，始终在传媒一线，保持着强大的舆论影响力，多年的平均发行量远远超过同类杂志。

　　在后来研究者的视野里，《东方》杂志被誉为当之无愧的“民国第一刊”，但大多数时候，这本杂志总是扮演那种保守的、反动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不管哪个时期，他们几乎总是在夹缝中挣扎，在困境中生存，他们的思想主张总是要受到来源于或左或右，或激进或顽固的双重力量的夹攻，显得不合时宜。他们的传播和思想价值很少在即时即刻的社会活动中显现出来，更多的是在过后的社会反思与经验总结中被重新回味。

　　比如，在1919年五月号杂志中，正是五四运动高潮时期，杂志的编者们丝毫不提五四运动，只是花费大量文章笔墨在论述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困境，认为数十年来中国振兴民族工业呼声虽高，但经营不善，成效不高，核心技术落后，其根源在于从事者事事模仿，急功近利，因此还提出一种“消极实业主张”，要求政府注重对国内实业状况的调查研究，“以养智识与经验”，维护中小企业主的生存利益，不能徒求规模之宏大，而忽视实际效果；而中国之资本阶层，“当守其勤朴之素风，毋役芬华而希图侥幸”，中国社会存在着徒慕西方物质昌盛之末，而漠视其商业精神之本的现象，奢侈之风，游荡之习遍行，“故道德信义，日渐堕落”。

　　此外，他们还认为，中国实业不振的一大原因是政府干预和扰乱过多，“捐税之繁多，关卡之林立，税章之凌杂，胥吏之留难，实为商业之大害”，认为中国各类实业，“大抵含有官僚臭味”，“官僚实业”压制着民间实业的生存，逼使商家不得不接近官僚，也沾染了不少官臭味，“此种趋势，足使实业界空气日就腐败，不加铲除，而欲实业之兴盛，不可得也”。

　　这些论述在那个五四高涨的时期，可谓冷门生僻，乏人问津，如果不是杂志的记录，历史也没有给这批人留下应有的记载和位置。但在今天的阅读者面前，对照今日之中国社会，这些近百年前的媒体文章依然光彩熠熠，毫无过时之感。皇皇过亿字的老杂志中，这样的闪光点绝非一处两处，而是比比皆是，不仅涉及经济改革如此，在宪政民主制度的设计中、对西方文明的警惕和对中华传统的自省中、在教育改革、发展工业化等等诸多议题无不如此。

　　虽然今日读来光彩，但在历史情境中，这本知识分子杂志却处境凄凉，其拳拳之心、皇皇之论，丝毫没有影响革命席卷一切，最终，它所极力抨击的“共产革命”一统中国，开创了崭新的历史，《东方》杂志也于1948年彻底停刊。

　　老杂志，新时代

　　一直到今天，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为往事，中国不得不又一次回到了改良主义的道路上，数字技术的进步才让我们有机会得以窥探这本老杂志的全貌，人们也才惊讶地发现，那些前人已经争论了无数次的问题，到今天依然深深困扰着我们，而不得其解。于是，那一代曾被认为“保守而腐朽”的知识分子群体和他们打造的公共刊物，又重新焕发出迷人的光彩。

　　对照前人关于国家建设、民族未来的思考和探索，今天的传媒和知识分子群体，看起来一点也不比前辈们高明。比之百年前，今天中国的进步在于，强大的中央政府已经有能力将知识分子们提出的种种设想变为现实，这其实也正是《东方》杂志几十年“文人论政”式的办刊生涯中，所孜孜以求的一个目标，他们一直在呼唤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但历史的吊诡在于，当国家能力逐渐强大时，这些一直呼唤国家能力的媒体人，自身却面临惨淡之境，这大约是中国媒体的宿命。

　　一直以来，对于清末以及民国那段传媒史，研究者都有着深深的怀念情结，认为那是中国传媒业的黄金时代，但是传媒业的黄金时代却是以整个国家的混乱和惨淡为背景的。中国百余年的传媒史清晰地昭示这一点：当国家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时，就一定是传媒业的乏善可陈时，《东方》杂志所处的20世纪上半叶如此，而今，我们所处的21世纪亦如此。所谓传媒业的黄金时代，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有一整套规范政权与传媒关系的法统，而是政权无力也无暇管制媒体所致。

　　刘成勇说，现在中国强大了，自信心有了，所以才能够更加宽容地对待那段历史和那些争论，但是，还有谁会来阅读这些陈旧的刊物呢？数字版的《东方》杂志已初步建设完成，商务印书馆的定价是8万元一套，用户索取密码后，即可在网上全文浏览，目前的用户大都是全球各地的图书馆，真正的个人用户还很少。“我们的目标是5年之内卖出去400套。”刘成勇说，这个目标完全可以完成，计算下来，投入只需200万，而盈利将会有3000多万。

　　对于商务印书馆这样一家中国最古老的现代出版集团而言，这些只是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出版计划的一小部分，先将经济效益能够做到良性循环的资源拿来数字化，也是为更庞大的同类出版资源数字化做一个试验。

　　如今，出版业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革命，一方面是技术革新，从2008年开始，数字阅读率已经超过了传统阅读率，新的传播技术将从根本上颠覆文化生产的方式；另一方面，中国已经到了迫切需要“文化软实力”的阶段，中央政府号称要投入近500亿来打造文化软实力，出版业将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

　　在汹涌的数字出版浪潮中，这本小杂志，看起来是如此微不足道，但对于大多数掌握着国家文化生产资源和权力的传统出版机构而言，它的试验意义却不可忽视。出版业所面临的技术革命承载的绝不仅仅是经济价值那么简单，未来的文化传播、思想传播，将会以怎样的形态呈现，技术、资本和内容供应商，谁又会占据主导地位？

　　毫无疑问，技术革命将会让文化的生产和传播更加开放，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生产将会是主动的生产，而不再是被动的、单向的传播。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读者的需求将会更加直接地决定文化的生产，在这一轮文化战略中，很多尘封多年的出版资源，只要有市场、有受众，或许都将会被用新形式呈现出来。但另一方面，当毫无价值信仰的技术和资本机构主宰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后，将会是怎样一个局面？我们也许不得不面对满世界的肤浅和浮躁的阅读产品，而重新将那些真正有营养的文化资源淹没。

　　“如何让那些严肃的有价值的读物在数字传播的新时代转化为受众喜闻乐见的新产品？”刘成勇说，这将是件艰苦而漫长的工作，对于我们这样的传统出版机构来说，只能是一点一滴从一个个产品试验做起。

　　  刘  阳

　　“不到喀什，就不算到过新疆”。除了越过天山山脉与塔克拉玛干沙漠，万里亲赴之外，阅读有关书籍无疑是一个有效甚至不可替代的途径。

　　近60年来对于喀什的记述，目前尚无公认值得推荐的版本，而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喀什的情状描述，却大致有一个被认可的必读书目。这其中，就包括我手中这本《外交官夫人回忆录》。

　　在“7·5”事件与针刺风波之间的月余时间中，当我走在喀什老城曲折幽长的巷子里，装在背包内的就是这本回忆录。几乎每个路上遇见的维族小孩都会冲我大声喊“hello”，显然，来此地的外国游客很多。而“7·5”之后，更几乎清一色是欧美人和日本人，在一间专门接待旅行者的古城青年旅馆里，我耐心地等待着说汉语的机会，直到遇见一名香港记者。

　　喀什是名副其实的维吾尔族的文化之都，维族历史上两部最伟大的著作《福乐智慧》与《突厥语大词典》的创作都与这所城市密不可分。在当地新华书店里，全套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十二木卡姆CD，24张仅售120元，女店员幽幽然道：“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现在我们维族的东西卖得这么便宜。”

　　如今，喀什老城，有着数百年历史、国内仅存的伊斯兰特色的迷宫一般的街区，部分房屋正在拆迁，泥墙倒地后溅起的尘土如一团黄色的雾，在南疆明亮的日光下转瞬散去。街旁的宣传牌上登着一组照片，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实地考察后对拆迁保护方案的一致好评。这一切都太熟悉不过了，喀什和无数个内地文化古城在发展中遭遇的问题，具有相似性。

　　“中国新疆，顾名思义，是属于中国的地方，现在由中国人治理着。汉族人与中亚人类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中国汉朝时代。在其后的许多世纪中，汉族人在这里的统治曾多次减弱乃至中断，这样的时期相当长。但是中华帝国的威望与影响巨大而深远，所以汉族人总是能成功地返回这里。而做到这一点，他们并没有使用多少武力和军队，而是本地人自己似乎一直对汉族人法制的公平和正义的信任程度远超过对他们自己人的法制的公平和正义的信任程度。

　　“……汉族人的治理方式并非完全是利他主义的，他们的目的在于维护表面上的统治，而在同时尽可能地征收各种税，使政府得以维持和运转。除此之外，我应当说，从整体上，他们对本地人的治理相当严厉。同时，在制定法律方面，他们又留有余地，而不是去惹怒本地人。例如，制定法律时，他们很慎重，不知不觉地使制定的法律取悦于人民。”

　　这是本书作者外交官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对20世纪初喀什噶尔政治生态的理解，可以说具有一定的洞察力。她的丈夫就是英国驻喀什噶尔的首任领事、总领事乔治·马嘎特尼（他1890年来喀什，1912年升任为总领事，总共在喀什工作生活了27年）。马嘎特尼的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苏格兰来华的传教士，他本人的中文名字叫马继业，10岁以前一直生活在南京。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英国在迫使印度沦为殖民地后，正撞上占据了中亚广大地区并进一步南下扩张的俄国，双方对峙在帕米尔高原。当时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上的国旗，是在印度和北极之间广袤大地上飘扬的唯一一面英国的旗帜。于是，喀什噶尔就俨然成为亚洲内陆中心地带的一处国际舞台，两个原本与中国相隔万里的国家，一时间竟都成了正处于衰退期的大清帝国的西邻。

　　昔日的俄国驻喀什总领事馆，在一度被用作政府招待所后，现在是外国旅行者聚集、人气火爆的“色满宾馆”。而马嘎特尼夫妇苦心经营的英国领事馆在成为供长途汽车司机落脚的旅店之后，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在今天的城市地图上已无迹可寻。

　　晚上9点过后，落日的余晖为喀什老城投下最后一抹依恋，这里曾是好莱坞电影《追风筝的人》的外景地。在这部关于阿富汗的美国口味的影片中，矛头所指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真实的街道上随处映入我眼帘的“私自朝觐是非法宗教活动”等字样的标语，无缘出现在镜头中。某天早晨，我所住的旅馆的老板正给一名在这实习的英语专业的维族大学生出具一份证明——“实习期间并未参加违法宗教活动”。这个男孩眼神阴郁，英语水平高过汉语，在旅馆的庭院里和我打台球，第一天他一直赢我，第三天我连赢3局。

　　“汉族人信奉孔子儒学，但他们一点也不干涉当地人的宗教和社会生活。县官们与被统治的人民之间的交往都通过本地人中的伯克（突厥语音译，意即维族地方官吏）和头人们进行，这些伯克和头人们则心安理得地或多或少地剥削着自己民族的平民百姓，只要这些剥削行为不过分，汉族统治者就不干预。”凯瑟琳继续着她的观察。

　　想要了解新疆，就要走近喀什。想必官员们也熟知这个说法。这从最近乌鲁木齐政坛的人事变动中可见一斑：曾长期在喀什工作的朱海仑成为新任的乌市市委书记。在凯瑟琳笔下，当地人对汉族人法制的公平和正义的信任程度远超过对他们自己人的法制的公平和正义的信任程度，而今，恢复各族人对国家法制的信心，同样很关键。

　　 韩咏红

　　启动电脑，联网，点击打开国内外一系列新闻门户网站，博客、推特。看新闻，阅读网络社会对热点话题的讨论，是笔者每日开工时的标准动作。

　　这几年间，紧贴互联网工作应该是大多数在中国运作的媒体人的基本状态特质。互联网的功能与重要性伴随着中国的发展，社会活力的提升而水涨船高，到今天，没有互联网的日子已经不可想象。这个结果的背后，有中国人使用信息技术的高度天分与热情，也得益于中国政府多年来一再为网络发展投入大量资金，更与受管制的正规传媒无法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与舆论表达权有关。

　　而在此时，在网络新闻与言论欣欣向荣的时候，也有一股抵制力量在限制互联网继续发展的空间，中国网络发展有可能面对10多年来的第一次重大考验。

　　2009年7月的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以后，因避免网络成为境内外恐怖势力传播煽动性言论的工具，占据中国1/6国土面积的新疆地区已经断网将近4个月。据悉，除了天山网这样极少数例外，新疆居民登陆不了其他网址，以及BBS、论坛、QQ、电子邮件等网上沟通工具。互联网作为“老百姓自编的报纸”与民间议论平台的重要意义皆被废了武功。至今，新疆互联网什么时候解封依然未有定数。

　　微博客Twitter，饭否，以及网上社交工具等服务被屏蔽已数月，在刚过去的“十一”国庆前，跟帖这一项网络的标志性功能明显受限。尖锐话题基本不让跟帖，或者跟帖不得超过5页。

　　自从1994年中国连入互联网以来，互联网出现飞跃性变化，从2007年“人肉搜索”介入公共事务模式的形成，到2008年青年利用互联网反击西方媒体的不实对华报道，网络反腐概念诞生，官方抢夺网络主动权，以至近期官方对互联网的态度变得模糊。这一系列的变化，凸显出民众利用互联网介入公共事务愿望的增强。另一方面，在政府因时制宜调整网络管理手法的过程中，官、民关系与边界不断调整，由此体现中国社会的总体进步。

　　往下看，中国是否会一如既往支持网络发展，还是转向消极，这一决策将透露出现政府是否依然有充分能力与信心去迎战与适应新时代条件下的新形势与挑战。

　　从一封邮件到华南虎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资料，中国第一次与外界的网络沟通，是1987年9月北京市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对德国学术机构发出的一封电子邮件。写着“越过长城，走向世界”的实验性短信，代表了研究人员的雄心壮志。不过，在这个试探式起步后，中国又经历了6年等待，才冲破技术与政治性的壁垒实现了真正连网。

　　最早的互联网使用者是大学校园与科研机构。1988年至1989年间，清华大学校园网，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先行者逐步实现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实验伙伴的远程联网与电子邮件通信。

　　1989年10月，国家计委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重点学科项目“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世界银行命名为“National Computing and Networking Facility of China”，简称NCFC）正式启动，1992年底，NCFC的3个实施机构——清华、北大、中科院建设完成了各自的校园网与院网。隔年，从中国接入美国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的第一条64K专线正式开通，但是美国政府出于政治理由，只允许这条专线进入美国能源网而不能连接到其它地方。

　　此后，NCFC专家们利用各种会议机会为中国连网清除政治障碍，最终中国连入互联网的要求在1994年4月初于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上得到认可。

　　1994年4月20日，中国终于全功能接入互联网，成为全球连接互联网的第77个国家。在下一年，中国电信开始向社会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广泛影响，由此真正揭开序幕。进入新世纪后，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相互进入交融，加上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高增长期，构成了互联网使用率与影响力扩大的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对互联网不受当局管制的传播特性持警觉态度，1990年代初政治状况较敏感的日子里，特殊题材与网址被当局严格封锁。到了2002年左右，互联网再引入关键字过滤的系统。不过，事实证明互联网的冲击并不只因为互联网可能触及特殊敏感议题，而是在更广泛的方面，受影响的也不限于中央政府。官僚群体的廉洁程度、执法水平、诚信等，在网络时代经受的是多方位的挑战。

　　2005年初，中国网民逼近1亿人，互联网对政治的冲击开始显性化。

　　当年5月，《纽约时报》原驻华资深记者纪思道举出舆论监督网站创办人李新德的故事来表明在互联网带来的信息公开的环境，是如何对官员构成压力。李新德在网上发布“下跪副市长”向警察求饶的照片，又揭露农村妇女被计划生育官员绑架、囚禁与强制安装宫内节育器的情节，导致一名贪污的副市长被逮捕，以及相关计生官员被判刑一年。

　　从两个例子总结出执政党地位将受到威胁，纪思道的超前判断没有获得很多人信服。但他的确是见微知著地捕捉到网络参政的最初趋势。这个2005年开始冒头的网络监督与网络防腐现象，在一两年后，变成网络潮流。

　　全国范围里，网络舆论逼迫政府官员认错的第一件轰动性大事，发生在2007年底。与纪思道2005年发现的例子有别，2007年“年画华南虎”最终迫使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下台，不再是由于哪一个个人的揭黑勇气，而是信息技术所整合出来的社会集体力量。“年画华南虎”事件的背后是4个关键字：人肉搜索。

　　说起来，“人肉搜索”网络活动的出现，原本与政治无关。它起源于一种游行性质的网络活动。网络中经常有人问东问西，寻求解答，在国内的猫扑论坛上，渐渐形成有人以虚拟货币Mp作为赏金答谢解答人的做法。提问者悬赏Mp寻求某个答案，一些以赚取Mp为乐的“赏金猎人”争先恐后提供最准确的答案，于是形成了之后被称为人肉搜索引擎的机制。

　　这个模式大约在2006年3、4月出现后，最早介入的社会事件多属于旁枝末节的小事，而且颇有执行私法、侵犯个人隐私的嫌疑。例如搜出偷情事件男女主角、虐猫护士身份等。直到“华南虎”事件时，人肉搜索的政治作用突然得到释放——质疑陕西省林业厅所谓有人拍到“野生华南虎”照片真实性的网民，在网上发起人肉搜索，结果找出虎照的年画“真身”，为破获真相立下大功。

　　2008~2009年：网络参政风起云涌

　　是这样吗？评论家的乐观看来是有依据的，但是抵制网民参政的力量也在增强，两者间拔河日益激烈。

　　2008年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新闻事件最多的一年：西藏骚乱、民众抵制家乐福、四川地震、瓮安骚乱、北京奥运、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甘肃陇南群体性事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波及中国等等。事后总结，上述每一个新闻大事中，都有中国网民的高度投入或直接参与。这一年，政府第一次发现互联网中的爱国、护国热情能够为己所用，也看到互联网更加速成为难以驯服的力量。

　　这一年，中国互联网再次展现其让人瞠目结舌的发展能量。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中国网民数量在2008年6月底已经达到2.53亿人，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在2.53亿网民中，网络新闻使用率达81.5%，用户规模达到2.06亿人，在网络应用中排名跃升至第二位，网络新闻阅读率比去年12月增加了8.8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拥有个人博客/空间的网民比例达42.3%，用户规模已达1.07亿人。半年内更新过博客/个人空间的用户规模超过7000万人。另据业内人士反映，2008年网络发展还有一个特征，即高端、高学历的博客比例上升。

　　官方的论述并不否定网络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作用，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说，在2008年的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中，网络媒体的独特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网络对社会的影响力，显然远远不止于信息传播。到了此时，网络作为公众舆论平台的“下情上达”、“民情普达”作用得到了有力呈现。

　　众多网络参政、网民介入公共事务的案例难以一一尽述。在很大程度上，网民介入社会议题是受到政府鼓励的。当西方媒体纷纷在西藏问题上责难中国，当奥运火炬全球传递受阻，政府就乐见网民“揭网而起”，利用互联网这种新兴的大众传播工具代政府反击西方舆论。在四川大地震全国抗震救灾行动中，网民与门户网站利用博客来发布救灾信息，组织救援行动，发动捐款，互联网的贡献获得了表彰。

　　从政府的角度说，中国民众团结一致抵抗外辱，援助受难同胞的民气可用，但激起的公众热情对政府来说，也迅速成为新的治理难题。

　　2008年以来被网络议论拉下马的官员是接二连三，包括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林嘉祥10月29日涉嫌猥亵女童的视频被放到网上而丢官；辽宁铁岭市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派人到北京抓记者遭曝光，结果在3月引咎辞职；张志国11月25日“复出”被网友揭发后引起舆论哗然，《南方都市报》将这则新闻报出第二天，铁岭市赶紧出面否认。

　　年底，南京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因在房价问题上发表言论激怒了网民，网民对其“人肉搜索”，揭露出他抽“天价烟”、戴“天价表”的照片，周久耕在今年3月因涉嫌受贿“双开”（开除公职和党籍），10月10日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

　　有一段时间，网络成了舆论监督利器，网络BBS也成为信访民众贴状纸的告示板。有迹象显示，官方密切留意网络的发展，采取策略反客为主，抢占网络舆论主动权。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08年6月20日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到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并在人民网同网友进行短暂的在线交流。

　　胡锦涛肯定互联网为“信息集散地和舆论放大器”，要求“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此后，官员设立博客蔚然成风，还有官员开设QQ号，接受网友的建言献策。

　　官方因时制宜调整管理方法，但民意与网络的内在动力，总是会使其发展超出外在限制。在2007年“年画华南虎事件”，2008年网络舆论将数名官员拉下马以后，2009年互联网参政的最新进展是网民活动空间从虚拟过渡到现实，从言论发展到行动。一个以互联网为依据的公民社会，正悄然成型。

　　今年5月的湖北邓玉娇案是网络参政向现实过渡的标志，网民组织了后援团到湖北支援邓玉娇，迫使当地政府封锁巴东港口以阻挡大量涌入的记者与支援者。强大的社会压力下，用修脚刀杀死求欢官员的邓玉娇被免除刑事处罚，释放回家。

　　但与此同时，网络的迅猛发展引起一些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弹，网络与公民社会的结合成了一些主管者不安与施加限制的理由。

　　在互联网舆论与公民社会、有组织的社会行动之间，依然存在一条不允许逾越的红线。国内很多人将新疆的持续性断网，微博客长久被屏蔽看到官方态度可能转向的信号。在过去多年来，官方始终坚持积极发展互联网的政策导向，高层领导曾多次要求各级官员接受“网络监督”。2009年会不会成为一个转折点，据悉领导层还处在观望阶段，中国“网事”前景估计要到明年“两会”才会明朗化。

　　（作者为新加坡《联合早报》北京特派记者）

　　  本刊记者 赵灵敏 发自北京

　　“不怕鬼，不信邪”

　　 《南风窗》：您中学毕业后投身外交工作，先后在志愿军开城联络处，外交部礼宾司、亚洲司、新闻司，中国驻斯里兰卡、科威特、尼日利亚、哥伦比亚等使馆工作，并从1993年到1998年一直任中国APEC（亚太经合组织）高官，外交经历十分丰富。在长期的外交生涯里，您印象最深刻的事件和感受是什么？

　　王嵎生：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样一件事：中美1979年建交后，双方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里根上台后,分歧进一步发展，1982年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达到相当尖锐的程度。美国政界的各路诸侯和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意见和评论，献计献策。我国政府十分关注这方面的动向。当时，美国一家有影响的周刊发表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题目是《中国无法不吞下这颗苦果》，说中国现在主要敌人是苏联，担心苏联威胁，有求于美国；美国继续卖武器给台湾并不存在风险；中国政府可能大嚷大叫，进行抗议，但到头来还是没办法，不得不吞下这颗“苦果”。

　　我当时正在新闻司工作，负责国际形势动向的分析研究。凭着职业的敏感性，一看便知这篇文章的分量及其代表性，立即组织力量，翻译编写了一期《新情况简报》，迅速报送外交部领导和中央参考，并且用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中国果真不得不吞下这颗苦果吗？》。邓小平同志当天即批示: 要中国吞下这颗“苦果”，没门！并指示章文晋副部长，次日在北京机场为美国国务卿罗杰斯送行时，一定要把这一点明确告诉他。

　　我们听到这一指示后，都十分兴奋。一是感到极大鼓舞，觉得我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及时向中央领导送去了他们当时最关心、最担心、做决策时需要查明的参考材料。二是感到痛快：邓小平同志真有气魄，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他毫不含糊，坚决果断，绝不吞下美国人给的“苦果”。

　　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特别是在牵涉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 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怕鬼，不信邪”。

　　中国不缺软实力

　　 《南风窗》：近几年，很多人在谈论中国的软实力建设，认为中国一直很缺少软实力，现在需要大力建设。在外交领域，这个问题同样存在吗？

　　王嵎生：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后，国内很多人把它当宝贝，到处宣传，成了“追星族”。实际上，在外交实践中软实力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在历史上就存在，运用很普遍，中国就是运用得比较好的国家之一，中国在外交上并不缺乏软实力。我们提出的“和为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都是新中国外交软实力的运用，影响深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周恩来和印度、缅甸领导人共同提出的。

　　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是摆脱殖民统治后取得独立的亚洲和非洲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有关亚非人民切身利益问题的大规模国际会议。当时一些亚非国家紧跟美国攻击中国，形势对中国很不利。到周恩来发言时，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一下子缓和了气氛，周恩来发言中贯彻始终的中心思想——求同存异，实际上为与会国提供了互相合作的基本准则，而这也是后来被称为“万隆精神”的主干。这也是中国外交软实力的运用。

　　时代发展了，中国外交的软实力也在发展。中国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来处理和周边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新世纪，提出了“和谐世界”的主张，这一主张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是对软实力更好的运用。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乌托邦，实现不了，是不了解其中的战略意图。“和谐世界”一时没有实现，并不能说它就没有意义和价值。人需要奋斗目标，国家、国际社会也是如此，反对霸权主义，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这是中国和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动员各种力量去实现它。

　　 《南风窗》：金融危机以来，关于中国模式的影响和作用的评论很多，您怎么看待中国模式？先经济发展后政治改革的“中国模式”有无普遍意义？它有可能被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借鉴和采纳吗？

　　王嵎生：和中国模式对应的是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是1989年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当华盛顿共识逐渐走向失败，有人提出了与此相对的北京共识。我认为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都是不合适的，中国不认可中国模式，更谈不上推广它。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每个国家按照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参考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和美国的经验。这个世界是多样的，没有什么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所有普世价值都是相对的，世界都学习美国行不通，都学习中国也会出问题，强加于人更是要倒霉的。我不赞成把中国模式看成是普世价值，因为世界不可能接受单一中心，这种想法能成功一时，不可能长久。

　　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就是，中国和世界的接轨不是无条件的，应该有所变化。现存的国际秩序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制定的，很多方面对中国很不利，中国不可能全盘接受。

　　 《南风窗》：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非常不利，国内有人提议中国应该“带剑经商”，用武力来打破旧秩序，您怎么看？

　　王嵎生：“带剑经商”在具体问题上有道理，各国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在面对海盗等的威胁时用武器自卫，这是符合国际法的。但“带剑经商”的思想要不得，它有和国际社会摊牌、领导世界的意味。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上升，我们应该感到扬眉吐气，以后要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但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虽然经济实力有所增强，但还远没有做到藏富于民，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头脑清醒，千万不能得意忘形。有人说“韬光养晦”过时了，甚至说什么“中国就是要领导世界”，这纯属不知道天高地厚。我们要切忌妄自菲薄、无所作为，但也要避免这种可能引火烧身的浮躁心态。对国际秩序的改变要循序渐进，不做过头的事，不说过头的话。

　　中非矛盾是个别现象

　　 《南风窗》：APEC 倡导“大家庭精神”，那么在遇到利益冲突时怎么办？APEC是一个官方经济论坛，也有人质疑它是一个清谈俱乐部，您怎样看待APEC的作用？

　　王嵎生：当年美国最早提出来是要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也就是把现在的APEC的C，（cooperation，合作）改成Community，还是APEC，但名字就是亚太经济共同体了。由于共同体是具有约束性质的组织，性质的改变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对于这一提议APEC成员普遍不能接受。在仔细考虑了这些意见之后，美国方面做出了让步，决定把大写的C改成小写C，改动虽小，但意思却变了很多，新的基于合作协商的定义也顺利地获得了成员体的通过。

　　APEC承认多样性，承认国家在发展水平、阶段、文化、历史、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差异，运行具有灵活性和渐进性，遵循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集体制定战略目标，这是APEC的灵魂，也是其生命力所在。有人认为APEC是一个清谈馆，这就牵涉APEC的性质和定位问题，APEC是一个官方经济论坛，起着引导方向的作用，它定下目标，大家努力去做，但不可能一刀切。它是磋商的场所，不是谈判的地方。

　　 《南风窗》：近些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接连受挫，这是相关国家的经济保护主义在作祟，还是中国企业的目标和策略有问题？

　　王嵎生：海外并购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但怎么“走出去”中国没经验，准备不足，难免会有失误，这是中国企业自身应该完善的地方。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国家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对正常的企业行为人为赋予了政治色彩，进行阻挠。

　　 《南风窗》：近些年，中国企业大量进入非洲进行能源开发，引发了一些反感和非议，有人认为中国和过去的殖民者并无不同，您怎么看？中国用市场经济规律和第三世界国家打交道，会否损害中国在历史上形成的“老大哥”形象？

　　王嵎生：中国历来和非洲是很友好的，中国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离不开非洲国家的支持，中国也曾经给予非洲大量无偿援助，援建了很多公共设施。近些年中国企业大量进入非洲，有些企业的做法不能令人满意，甚至和当地人发生冲突，但这只是个别现象，影响是局部的、有限的，不影响中非友好的大局，不能夸大。中国和非洲的关系仍然很友好，到今天还是有很多无偿援助和低息贷款的。

　　 《南风窗》：您曾经在哥伦比亚和尼日利亚任大使，并在驻斯里兰卡、科威特使馆工作过，在您看来，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有怎样的期待？中国应该如何回应？

　　王嵎生：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有期待，希望中国更好地发挥作用，甚至希望中国做第三世界的头来和美国对抗。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没有忘记曾经在WTO、人权等重大问题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中国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立场也没有改变，但时代变了，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深广，需要考虑到前前后后、方方面面的利害关系。我们致力于建设和谐世界，不搞对抗、不当头。

　　 《南风窗》：以“金砖四国”和“远景五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成为当今世界一大亮点，这意味着世界已经进入了多极化的时代吗？中国一直倡导和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那么，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对中国有何利弊？

　　王嵎生：现在，世界正在向多极化迅速靠近，发展中国家大面积兴起，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这是对西方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打击。中国一直倡导国际格局多极化，不赞成“国强必霸”、瓜分势力范围的旧逻辑。一个多极化的世界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我此行是陪同越南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原书记、越南原国家副总理武宽在国内进行一系列友好交流活动。”一路风尘从友谊关到北京，又到重庆，再到南宁的中国前驻越南大使齐建国说，“由于武宽年事已高，我们选择了全程乘坐火车的方式。他此行拜访了包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在内的许多中国新老朋友，对一路上的收获非常满意，认为友好合作是双方的共同选择，中越关系应该世代友好下去。”         

　　1965年，由于受到当时国内外政治气氛的熏陶，齐建国考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越南语，从此与那个东南亚国家结下了终身之缘。2000年7月至2006年2月他任中国驻越南大使。卸任前，他被越南政府授予了“友谊勋章”，这个勋章须由越南国家主席批准，是越南授予为推动与越友好合作关系做出巨大贡献的外国组织和个人的最高荣誉勋章。

　　波折中的前进

　　 《南风窗》：越南一直给普通中国人一种神秘感，你在那里工作、生活多年，对其与中国的关系变化有什么样的感受与评价？

　　齐建国：中国和越南山水相连，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胡志明主席曾用“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诗句赞美越中友谊；毛泽东主席更用“7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来表述。

　　由于国家的派遣，我先后4次进入越南工作，时间总共长达17年。每一次我去越南的任务和职务都不一样，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有关，当然从中也可以管窥越南与中国关系的种种变化。

　　第一次是1973年至1977年期间，那时候属于越南的“抗美救国”时期，其正在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中国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和军事装备以及作战物资，给予了巨大的无私援助和帮助，许多优秀的中华儿女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因此两国关系比较融洽，工作上非常顺利；第二次是1982年至1986年期间，众所周知那时候两国仍然处于边境交战状态，除了简单的外交关系，双方基本上没有什么往来，工作上也谈不上有多少具体内容；第三次是1993年至1996年期间，我出任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政务参赞，那时候两国已经停战，并且在1991年11月实现关系正常化，“结束过去，开拓未来”就成为了当时的主要工作内容，可以说两国关系正在逐步走向恢复发展阶段；第四次是2000年至2006年，我出任中国驻越南大使，两国已经进入了友好关系的全面发展阶段，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从我自己在越南工作经历中的变化来看，中越两国关系经历了许多波折和困难，但最终还是走到了和平、友好的正常发展道路上来了，这些与整个国际大背景、与两国各自的发展及对外交等方面认识的不断变化都有关系。到了后期，两国高层互访已经平常化，越南同中国签署了陆地边界条约、北部湾划界协定和渔业合作协定，两国领导人确定了新世纪中越关系发展框架：“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同时两国经贸关系获得迅速发展。

　　 《南风窗》：中国的几代领导人几乎都访问过越南，尤其2005年11月中国的胡锦涛主席还成为第一位登上越南国会讲台，被越南媒体向全国现场直播的外国元首，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齐建国：事实上不只是中国领导人经常去越南，越南的领导人同样都多次到过中国学习、访问，由此可以看出中越两党、两国的关系非同一般。说实话，越南的“革新开放”走的基本上是中国的路子，吸引外资、三来一补、两减两免，甚至它的优惠政策更多。但越南的自尊心很强，对外总说是“借鉴世界先进经验”，但它的领导人私下对我讲，“我们是在学习你们”。

　　 2005年11月中国的胡锦涛主席访问越南，本来越方计划请他到“胡志明政治学院”发表讲话，那个学院相当于中共中央党校。由于胡锦涛本身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似乎也合情合理。而我当时了解到越南国会正在开会，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精英、代表，甚至许多老干部都在出席，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于是积极与越方商议“能不能换个地方讲”，出于对胡锦涛主席的尊重和对中国关系的重视，越南的领导人愉快地接受了我的提议，并且安排了媒体对全国现场直播。

　　胡锦涛主席在越南国会介绍了中国正在推行的“科学发展观”，赢得了越南国会代表们的多次热烈鼓掌。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后来表示“接到了全国各地许多党员干部的来电，表示胡锦涛主席的讲话太好了，对越南国家的下一步发展太有启发了”。  

　　可以说，中国领导人的真诚加上越南领导人的热情，使两国的友好关系更上了一层楼。目前，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2007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50亿美元，2008年接近210亿美元，同时中国在越直接投资项目已达600个，协议投资金额达20多亿美元。

　　 《南风窗》：2010年是中越建交60周年，也是中越友好年，这对于中越两国关系的发展是怎么样的一种契机？

　　齐建国：据我所知双方已经着手准备了许多庆祝内容，希望能加深彼此感情。中越领导人都希望双方能够世代友好下去，我觉得两国间仍然存在的历史问题和矛盾应该在这一代人抓紧解决好，因为这一代人的情谊、信任程度很深，同时对问题产生的原因更了解，更能以友好协商的方式来取得双方的共识，达成最后的良好结果。

　　 “邻居不可以选择”

　　 《南风窗》：中越两国在陆地边界勘界立碑和北部湾的划界问题都比较顺利，但在南海上的争端似乎遥遥无期，另外中国企业到越南中部高地（也称西原地区）投资铝业等情况遭遇了越南民间力量和媒体的激烈抵制，这是否意味着越南政府对民间的控制乏力？

　　齐建国：中越两国政府进行了多轮谈判和协商，使陆地边界勘界和北部湾的划界问题得到了很好的处理，完成了应有的程序。尤其北部湾的划界问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海上边界，以前那里比较混乱，中越互相驱逐、抓捕“越界人员”的情况屡屡发生，但在2004年6月相关条约正式生效后，两国的边界合作走向了正常化，渔民的安全有了保证，双边的官方工作关系也很稳定，给双方政府和民间都带来了切实的利益。

　　其实现在中越之间只存在一个问题：南海，其主要包括西沙和南沙两大区域。但是这个问题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利益都非常复杂，很难在短期内达成共识。之所以中国一直提“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正是针对现实情况而选择的务实态度。对于越南强调的西沙问题，中国在有关双方海上谈判机制上并不接受其为内容；更复杂的是南沙问题，因为其涉及五国六方（包括中国台湾地区），所以要彻底处理好非常难。现在中越两国内部对对方都产生了一些不满，甚至引发了其他方面的一些矛盾，我认为根源都是南海问题的悬而未决。

　　国内可能不是很了解，越南的言论比较自由，政府也没有刻意去控制，所以才会出现一些反华的声音，但是外界必须有着清楚的认识：那些所谓反对与中国合作的越南知识分子并不能代表越南所有的老百姓，即他们的声音和力量是很有限的，不会对中越关系造成实质上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和越南在不同的阶段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完全是由双方高层领导把握和掌控的，民间的作用很小。现在，越南的生存、发展都需要与外界合作，其与中国进行合作是国家的需要，是历史的大趋势。

　　目前，中国企业投资越南铝矿的工作的确处于某种停滞状态，但那是因为双方在投资额、控股权、建设方案及收益考虑方面还没有达成共识，根本不是外界传言“受到了越南民间反华力量的成功阻碍”，这一点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如果下一步各种企业间利益谈判顺利了，工程肯定要动起来。

　　另外，中国媒体在宣传与越南、与东盟开展合作时，往往过分强调了中国企业、中国商品“走出去”的力量和机遇，而不是客观谈与对方如何进行互利共赢，这样往往会让对方产生害怕甚至抗拒的心理，最后不利于互相间合作关系的正常发展。

　　中越两国都有些不够理性的老百姓，甚至包括一些学者，总是呼吁要用战争行动来解决双方的争执，我觉得这样的观点非常幼稚、非常不负责任。我的看法是：目前中越之间没有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原因是“中国不想打，越南不敢打”。中国要做一个形象良好的大国，不可能主动对邻居动用战争手段了；而越南打了多年的仗，损失非常惨重，我说它“不敢打”，不是要贬低它的斗志，而是说它清楚战争的恶劣后果，已经不会轻易做出这样的选择了。  

　　  《南风窗》：中国文化对越南的影响非常深远，比如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电视剧在越南影响非常大，现在越南也在与其他很多国家积极发展友好关系，中国的文化影响还会持续下去吗？

　　齐建国：近10多年来，《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众多中国的电视剧在越南非常受欢迎，记得有一年我们大使馆的领导想邀请一位关系亲密的越南中央政治局委员共进晚餐，不料对方一口拒绝，理由是“今天晚上有《渴望》”。直到现在，可以说越南的电视台天天都有中国的电视剧在播出，每一部都观众众多。

　　很多中国人可能还不清楚，越南播放的中国电视剧都没有越语配音，仅仅使用简单的旁白解释，但是如此原始的处理方式仍然让老百姓看得如痴如醉。尤其开始播放《还珠格格》后，每个家庭、每条街道都贴满了“小燕子”的图画，几乎每一个越南女孩都拥有一堆有关赵薇的资料。为此，越南还几次使用商业手段邀请赵薇到国内参加演出活动，我也曾经被邀请客串主持人，每一次都出现了数万人同欢的场景。

　　之所以会出现这些情况，是因为中越两国文化相近、心灵相通。不但是民间，越南政府对中国的电视剧也非常认可，比如《一村之长》在中国国内还被评价“有点土”，但是越南领导人评价却非常高，越共总书记杜梅在接见一个中国文化代表团时曾说：“《一村之长》太好了，我们越南也在开展农村党支部建设工作，它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启示。”这个情况可以说明中越两国的国情很相似，所遇到的问题也很相同，所以很容易产生共鸣。

　　现在，包括日本、韩国和欧美的文化也渐渐在越南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我觉得不用担心中国文化的影响被冲击，越南与中国山水相连，历史情谊非常浓，共同的东西很多，“朋友可以选择，而邻居是不可以选择的”。

　　 特约记者  李  莹

　　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1Q84》（上/下卷）5月29日上市后，销量已超200万。日本媒体报道，东京都内的书店在首发日创下每55秒卖出一本《1Q84》（上卷）的“前代未闻”纪录。这股旋风，固与村上在当代文坛的名气相关——他被认为继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之后，最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也与村上春树在今年初获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发表的著名“墙蛋说”密切相关。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正确不正确是由别人决定的，或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轰炸机、坦克、火箭、白燐弹、机关枪是坚硬的高墙。被其摧毁、烧毁、击穿的非武装平民是鸡蛋。这是这一隐喻的一个含义。但不仅仅是这个，还有更深的含义。请这样设想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分别是一个鸡蛋，是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的脆弱外壳的鸡蛋。我是，你们也是。

　　“再假如我们或多或少面对之于每一个人的坚硬的高墙。高墙有个名称，叫作体制（System）。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系统性地。”（林少华译）

　　“墙蛋说”标志性地表达了村上春树的政治观点，此前村上少有如此鲜明表态。由此，在“墙蛋说”发表后推出的《1Q84》自然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

　　时代的精神史？

　　 《1Q84》描述了1Q84年的日本社会，小说以新兴宗教的信徒为主要人物，描述了一代青年的迷茫与挣扎、暴力和性爱。村上解释：“上世纪60年代以后，我们这一代走过了怎样的路？我有写下同时代精神史的意图。”

　　《1Q84》的书名也充满玄机，很容易让人将其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联系起来，村上说过，自己早就想以乔治·奥威尔的《1984》为基础，写一部描绘“不远的过去”的小说。当然，这部作品的出发点在于奥姆真理教事件。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奥姆真理教的教主麻原彰晃以救赎为名，伤害敌对者，同时发动滥杀无辜的恐怖行动，又以在东京地铁投放沙林毒气最为恐怖，这一事件震撼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村上春树为此采访了60多名沙林事件的受害者，写了《地下》。之后他又采访了8名奥姆真理教的信徒，写了《在约定的场所》。村上力图从受害者和施害者两个视角，探索奥姆真理教事件产生的原因。“十多年来，我一直都在旁听对奥姆真理教的诉讼审判，始终想象着原信徒被判死刑后，那种一个人被遗弃在月球背后的恐怖心境。”

　　村上接受《读卖新闻》专访时更表示，阪神大地震和奥姆真理教事件对日本当代影响深远，让日本人“比世界更早一步体验到了与现实的疏离感”。所以“我的小说除《挪威的森林》外，并非一般所说的现实主义小说，但正是作为一种新的现实主义，我觉得它们已经开始被全世界接受，特别是在‘9·11’事件之后”，村上说，“我想超越纯文学范畴，采用各种各样的传达方式，确保引出大量话题，将人的生命嵌入当今某种时代的空气之中。” 

　　村上的世界热

　　 尽管村上表示致力于创作反映一个时代的综合小说，换言之，是希望其小说能传达出日本社会众生相。可是，自1979年凭《且听风吟》获得第22届“群像新人文学奖”正式登陆文坛以来，村上作品虽备受各国读者的青睐，却恰恰被日本纯文学和文艺评论界指责其距离日本太过遥远。

　　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评价带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不同国家看到了不同的村上，通过村上又观察到不同的日本。或许，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村上来比较各国不同的文化意识。具体到中日两国，是否可以透过80年代后出现的一波又一波“村上热”，来对中日文化意识的异同进行相关比较？

　　村上作品引入中国后，热销不衰，甚至被认为是一代城市“小资”诞生的主要因素之一，“村上”更一度成为“小资”的代名词。有评论说，村上作品中描写的城市情调容易让中国城市读者产生共鸣，其文字简洁、幽默而富于调侃，也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口味。这一印象显然与日本人看村上差距较大，究竟是何种因素造成了这种差距？

　　中国大陆的村上春树热绕不开“林少华”这个名字，迄今为止，林少华教授已经单独翻译了36本村上春树的作品（已出版33本），不夸张地说，大陆读者多数是通过林译来阅读和感受村上的。今天，林译村上不仅成为翻译界乃至文坛的一个品牌，同时也是一个风口，争议不断。近日，就透过内地村上热现象比较中日文化意识的异同这一主题，笔者专访了林少华教授。

　　“疗愈”与“人类性”

　　 《南风窗》：中国近20年出现“村上热”，尤其是在青少年群体。在2008年5月至6月，日本筑波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王海蓝以中国内地11个城市的22所大学3000名学生为对象，调查他们对村上作品的阅读情况。结果显示，“揭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年轻人的心理变化，容易与作品产生共鸣”的达到63%。你能否从村上的作品解读一下社会转型期中的中国年轻人的心理变化？

　　林少华：那是一次很认真的调查，取得了直接来自读者的第一手资料，这是难能可贵的。就这一调查结果而言，我想还是妥当的。它反映了中国“村上热”的一个原因，也同我7年前所做的问卷调查中，选择率最高的“提供了认识世界和生活的另一种视角和方法”这一结果有相通之处。

　　从中的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窥见村上热同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年轻人心理变化相呼应或共振的轨迹。至少，村上热不可能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面积出现，而只能出现在新时期。但细想之下好像也不宜过分强调这种共振效应。毫无疑问，社会转型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一大主题，成功与否直接关系3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存废和中国的未来走向。

　　社会转型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以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以及文明秩序为支撑的现代核心价值观。但村上作品在诉求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同时，又含有后现代因素，例如对理性、意义、价值和体制、秩序的解构或消解，而没有在制度安排和个人自由即“高墙与鸡蛋”之间找出平衡点。也就是说，并没有提供中国社会转型所需要的现代核心价值观。说得极端些，村上的问题在于：消解了意义和体制之后怎么办？换言之，推倒高墙或许并不错，但推倒之后怎么办？毕竟这个世界不能没有墙，没有墙也就无所谓蛋。

　　依我之见，村上作品引起读者共鸣的有可能更是其他东西，例如它所传达的现代都市中人的虚无性、疏离性、孤独感和命运的不确定性，以及它所发掘的尊严、良知、爱心等跨越时代、跨越民族和国家的“人类性”。这点既是吸引日本年轻人的心灵“疗愈”元素，又是为中国读者所共有的主要因子。就这点而言，即使改革开放前也能够为作为个体的中国读者所接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多几种视角为好。这也是我阅读大量读者来信和博客留言所获得的一个启示。

　　 《南风窗》：经营村上作品翻译20年，林译村上的受众之多，即使在日本文学翻译界，也是无二的现象，你在这20年的翻译过程中，感觉到村上作品的文化意识和创作有何变化？而这些变化对中日读者文化意识的影响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林少华：今年是村上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第30个年头。如果把30年一分为二，那么前15年村上主要追求个体灵魂的自由，后15年则更多地追问个体灵魂的自由同各种体制之间的关系。以刚才的“高墙与鸡蛋”比之，前15年意在从鸡蛋内部孵化自由，后15年则设法在高墙面前取得自由，即不使鸡蛋撞墙破碎。也就是说，他开始由城市的隐居者变为城市的参与者，由体制的旁观者变为体制的监督者和批判者。二者之间的过渡性标志就是《奇鸟行状录》（1994~1995），而在今年的《1Q84》达到顶峰。

　　不过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最有吸引力的应该是以《挪威的森林》和《且听风吟》等代表的前15年的作品。原因在于，中国本土文学作品从来不缺少责任意识和批判意识，缺少的更是透视个体灵魂、经营心灵后花园的自觉和力度。就日本读者来说，即使后15年作品得到同样关注，但关注的重心也恐怕不在于作者这种转型本身，而仍在于其中的“疗愈”作用。

　　时下的《1Q84》热，也未必是其中隐含的奥威尔《1984》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之“基因”所使然，而更是村上本人的市场号召力和出版社营销策略等商业因素所促成的。在中国，村上作品也从去年底出版的《谈跑步的时候我谈什么》开始进入商业操作阶段。对此应该保持足够的冷静。

　　诺贝尔奖的标准

　　 《南风窗》：你觉得《1Q84》会让在写作上耕耘了30年的村上春树更加接近诺贝尔文学奖吗？

　　林少华：诺贝尔文学奖的审美标准是：“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文学作品”。100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大体授予了维护人的尊严与自由张扬人的价值和美好的作品，“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对人类缺陷的深深忧虑，对人类生活的苦苦探究”是多数获奖作家的共同追求。以此观之，《1Q84》既可以说距诺贝尔文学奖近了，又可以说离之远了。

　　说近了，是因为《1Q84》大体具备以上特点；说远了，是因为村上在作为这部作品主题之一的善与恶的界定方面没有充分表现出“理想主义倾向”。他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恶，也没有绝对的善，善恶的换位仅在一瞬之间，重要的是在善恶之间保持平衡。一言以蔽之，任何善恶都是相对的。这意味着，他以前同恶、同暴力对决的立场，在此变得暧昧起来。我认为，善与恶有两种，一种是村上所说的相对的善与恶，另一种是绝对的善与恶。以恶言之，例如纳粹奥斯维辛大屠杀和日寇南京大屠杀就是绝对的恶。不承认这一点，不承认绝对恶的存在，人类社会也就没有正义可言，“理想主义”的追求和达成也就失去了理由和动力。

　　 《南风窗》：你曾翻译过川端康成等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川端康成还是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你能否从这些在日本获得成功的文学作品解读一下日本的民族意识？

　　林少华：川端获诺贝尔文学奖，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以“卓越的感受性……并用小说的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神髓”。而对日本人心灵的表现大多是通过对大自然的描写和讴歌达成的，即通过基于东方美学的“日本美”来表达日本人的“心灵美”。因此，他的小说中充满了典型的日本符号，如富士山、樱花、艺妓、和服等等。也就是说，川端有意提取和突出“日本性”。

　　村上则相反，他的作品往往排斥“日本美”、“日本性”。即使偶尔提到樱花，也剔除了其中的“日本性”。例如他在《挪威的森林》中这样写道：“在我眼里，春夜里的樱花，宛如从开裂的皮肤中鼓胀出来的烂肉。”但在“感受性”这点上又有和川端以至和日本传统文化相通之处，也很“卓越”。这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点启示：较之对事物的抽象的逻辑和推理，日本人往往趋于直觉把握和感悟。换言之，日本文化具有鲜明的感性文化特征。如果我们在同日本人交往中多少注意这点，有时候很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中国文学在日本

　　 《南风窗》：近来中日两国的文学界对村上春树与鲁迅的关系有较多的讨论，为什么？

　　林少华：我看不出“较多”表现在哪里。说痛快些，只不过是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先生自说自话而已，除了媒体报道，日本读书界和学术界没有任何人附和。中国这边好像也只有我近来就《1Q84》接受采访时提出不同看法。

　　藤井先生认为村上受鲁迅影响的主要根据，一是说村上短篇小说《完蛋了的王国》的主人公“Q氏”同鲁迅《阿Q正传》中阿Q相似，二是说《1Q84》中有阿Q的影子。在《1Q84》出版前他就根据书的广告断言《1Q84》的意思是“我（I）叫阿Q，智商84”，后来承认“完全落空了”。但还是力图找出相关根据。例如他说将《1Q84》中的“两个月亮”同《狂人日记》开头“月光”联系起来考虑“饶有兴味”，以及《1Q84》的男主人公青豆这个名字同《故乡》中闰土作为礼物送给“我”的“青豆”相同这点“恐怕并非偶然”等等。恕我直言，我认为未免牵强附会。

　　去年10月末在东京见村上时我曾就“Q氏”和“阿Q”之间的关系当面问过村上，村上承认自己看过《阿Q正传》，但“Q氏”和“阿Q”纯属偶然一致。当然，文学研究可以完全以文本为依据，问题是即使从文本出发这一观点也缺乏说服力。作为中国人的心情，村上受鲁迅影响之说当然令人兴奋，但学术就是学术，学术的生命就在于去伪存真。

　　 《南风窗》：你和日本同行讨论过中国当代文学为何没能“热”在日本的问题吗？

　　林少华：同美国等西方当代文学相比，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影响简直太小了。在大书店，和韩国文学等国家的文学挤在半个书架上，而且还不如韩国文学。除了十几年前旅英华裔作家张戎的《野天鹅》——那已不能算是中国当代文学——和几年前卫慧的《上海宝贝》（卖了二三十万册），包括莫言在内，基本没有在日本走红的中国作家，一本书翻译出来能印3000册就不错了。文学在日本已商业化，出版社出书就是为了赚钱，所以很难说人家有意抵制或贬低我们。问题主要在我们这边。或许多少受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体制影响的关系，我们很多作品缺乏超越式的文学想象力和超越式的人性诉求，价值诉求，不在这点上有所突破，我想很难走进日本读者的视野。

　　我的一个遗憾，就是中国至今没出现一位足以同村上春树相抗衡的作家。

　　 徐正辉

　　位于河北省沧州市孟村县一栋与周围破旧的家庭作坊式工厂迥异的小楼里，30多岁的老板肖刚显得心烦不已——他和兄弟三人几年前共同创建的家族企业，过去红红火火，可是今年上半年的销售收入同比出现了大幅下降，但税务部门却对他家今年的缴税任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比去年上缴更多的税。

　　“今年没赚到钱，我到哪儿搞那么多的钱啊，都说要给企业减负，可是我们并没有感觉到。”作为河北广浩管件有限公司总经理，一副农民模样的肖刚显得无可奈何，他告诉记者，“税务部门让我们先把以后的钱提前交了，因为他们也有任务，必须要完成，听说税务部门的任务也有所增长，所以就找一些县里面的主要企业，让每家负责一部分。”

　　遇到类似情况的远不止肖刚一个人，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这种压力。

　　自从中央去年岁末做出4万亿政策刺激计划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后，打破了过往多年的财政收支盈余。一方面是财政收入缓慢增长，一方面是积极财政导致的巨大开支，这让财政赤字逐渐抬头。

　　面对财政收支不平衡，国家税务总局展开了一系列行动，掀起了税收稽查风暴，同时对个税政策展开了调整。争议最大的就是停止2002年的“双薪制”计税方法，年底双薪收入将不再分别计税。

　　通过“税务新政”，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升至5237.47亿元，同比大幅增长了36.1%。这让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累计达到了45909.52亿元，同比增长2.6%，这也是今年以来财政收入累计首次实现正增长。其实，1~8月财政收入“转正”的贡献与非税收入的持续攀升密不可分，此前1~7月非税收入同比增长26%。

　　更为严格的税收政策正在逐渐上演。

　　企业遭遇超级稽查风暴 

　　9月开始，全国3000多家大企业将面临今年第三波查税风暴。7月27日，由国家税务总局下达给各省市税务部门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若干具体措施》的通知”中，毫不避讳制定这份文件的目的是“为进一步做好加强征管、堵漏增收工作，确保完成今年税收收入增长预期目标”。

　　为了确保完成今年的税收收入任务，国家税务总局将税收任务细化分解到各省市，而这项工作在前十几年财政“不差钱”的时间里，中央和地方都没有对这些税收任务指标如此“斤斤计较”。

　　“斤斤计较”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对于国家税务总局而言，2009年的开端异常严峻，且这种严峻形势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钱花起来如流水。由于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结构性减税，包括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及单边征收、增值税转型改革减税、对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实行低税率、减免个人所得税、对小排量汽车减按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几次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等，财政收入大幅缩水。

　　考虑财政赤字不能高于3%的警戒线，国家税务总局不得不寻求“增收”的办法。从4月份开始，国家税务总局要求国内大型企业集团进行税收自查，并进行检查。大型企业集团的税收自查范围为2005年~2007年。

　　为什么要先对大企业集团下手？国家税务总局对税源的分析表明，大企业集团对税收收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全国1.73%的纳税人缴纳了90%以上的税款，其中3108户大型企业纳税人缴纳了50%的税款。

　　国家税务总局从2006年开始就注重对大型企业集团的税收检查，对银行、保险、石化、电力、邮电、通信、铁路等行业的10个大型企业进行了税收专项检查，当年查补的税款接近200亿元。从最近几年对大型企业集团进行检查的情况来看，大型企业集团在偷税漏税方面存在较大问题。

　　可是只是针对2005到2007年3年时间，并不能满足税务部门的要求。此后，稽查范围扩大到2008年度的税收情况，并要求企业进一步补交税。

　　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原计划从大型企业集团税收自查中追缴200亿元税款，但从现在的不完全统计来看，补交税款已经超过了200亿元的计划，而稽查局也有意将税收自查的目标提高至300亿元。

　　事实上，在财政收入日渐萎缩的当下，税务总局稽查局的全年税收稽查任务也在不断加码，从年初制定的“保七争八”，即保证稽查700亿元，力争800亿元，最终增加到1000亿元。这几乎是2008年全国税务系统稽查总额513.6亿元的一倍。

　　这场稽查风暴对象是全国近百家大型企业集团。此项工作共分两批，以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为主要检查的对象，采取的形式是由稽查局和大企业选定检查的企业，并给企业下发文件和自查提纲，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自查报告并补交税款和滞纳金。

　　稽查风暴让许多大型企业集团颇为尴尬——许多集团希望借此机会弄清各子公司的税收情况，却又担心各分支机构上报的问题太多。

　　通过这场卓有成效的稽查风暴，全国财政收入大幅提升。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今年前7个月，全国税务机关共查补税款413亿元，同比增长47.9%。其中，6月、7月分别查补税款130亿元、82亿元，同比增长130%、102%。而前7个月查补的税款已占税收的1%以上。

　　此外，去年11月，国家税务总局与公安部等16个单位组成全国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工作协调小组，对发票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综合整治。今年1月至6月，全国共查处制售假发票和非法代开发票案件8944起，查获各类非法发票3260万余份；查处违法受票企业10783户，挽回税收损失5.6亿元。

　　许多迹象显示在财政收支压力下，税务部门加大了征税力度，稽查风暴还在进一步延续。

　　个人面临全方位算计

　　如果说这场肇始于4月份的稽查风暴是为了提高财政收入，而让普通老百姓拍手称快的话，那么另一场针对个人的税务新政，却让普通老百姓难以接受。

　　8月17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明确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执行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9]121号），规定停止“双薪”所得按月薪单独计税的办法。

　　所谓“双薪制”的计税方法，是2002年国家税务总局针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和其他单位实行“双薪制”，即单位为其雇员多发放一个月的工资（俗称第13个月工资）制定的个人所得税征税办法。在这种计税方法下，由于“双薪”所得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计税，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适用相对较低的税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

　　在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看来，此次个税政策调整，必然会大幅度提高员工最后一个月份的纳税额。由于很多公司将第13个月工资作为年终奖发放，这一新规无疑意味着日后白领们的年底绩效奖金将在一定程度上“缩水”。这旋即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

　　121号文件除了强调停止“双薪制”之外，还进一步细化了相关税务条款，如对分属于劳务报酬所得的董事费，以及属于财产转让所得类别的个人转让离婚析产房屋所得收入涉及的个税征收条款，进行了更加细致、严格的规范。

　　此外，关于董事费征税的三方面问题，其中第二条为，个人在公司（包括关联公司）任职、受雇，同时兼任董事、监事的，应将董事费、监事费与个人工资收入合并，统一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有地方税务部门人员告诉记者，不少公司的高管同时兼任董事或监事，这种情况如何纳税，以前税法中的表述比较模糊。新规定将缴纳的方式变得更为严格和明确了。

　　为了达到今年的税收目标，对主要税种实施“各个击破”成为税务机关的选择。继实施企业所得税源调查之后，国税总局9月2日又下发《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61号），对股权激励个税政策的若干执行问题进行了明确。根据规定，如符合优惠计税条件的股权激励所得，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将平摊至数个月份中分别计算个税，否则就要计入当期所得计算个税。

　　近日有消息称，税务机关将查大小非减持逃税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已经从有关部门拿到了所有大小非的名单，并已将名单下发各地税务稽查局，要求按名单进行严查。

　　9月15日，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 《关于2009年度税收自查有关政策问题的函》（下称《函》）对基层税务机关和企业提出的涉及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印花税六大税种问题进行了明确。

　　《函》还规定，企业向职工发放的交通补贴、企业向职工发放的通讯补贴、企业为职工购买的人身意外险、企业年金、公司向解除劳动关系的人员支付一次性补偿费、企业为职工缴付的补充医疗保险、金融保险企业开展的以业务销售附带赠送个人实物，这些所得项目应在扣除一定标准的公务费用后，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税。

　　除了进一步细化征税细节外，今年以来还提高了一些特殊产品的税率。今年6月，国家上调了香烟消费税从价税率。8月1日，《白酒消费税最低计税价格核定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实施，虽然该办法只是针对过去存在的税收漏洞进行了弥补，名义上并没有提高税率，却增加了国家税收。

　　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中国当前应对税法进行深入的改革和进一步完善。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安体富表示，中国税法本身十分繁琐，税收立法不断变化，加之新的征管举措又不断出台，客观上增加了税务争议出现的几率。

　　根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我国税收管理体制的改革研究》课题组的研究，虽然1994年以来中国建立的现行税收管理体制在实践运行中发挥了较明显的积极效应，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些问题表现得还较为突出。

　　在安体富看来，中国现行税收分享体制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政府间税收分配关系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但由于这一分享体制是在中国尚缺乏完全意义上的中央和地方主体税种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因而导致其存在着共享税收入比重过大的先天性不足，加剧了政府间税收管辖权的矛盾冲突。“中国财税体制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节点，再这样抽水机式发展下去，离民生凋敝，中小企业大面积破产不远了。”

　　 本刊记者 刘  阳

　　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将至，国家诸多建设成果在国内媒体上得到了集中展现。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口号》，汇集了对国家重要领域事务的纲领性表述以及公民应该持有的态度。逐条阅读，其中，第12条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立国之本在人，一切事业的落脚点在人，回顾与总结60年来新中国在人的领域所走过的道路、取得的进步和积累的经验，为大写的“人”的未来探索方向，将是国家庆典中最富于意义的篇章。

　　深入历史的“人本”

　　现代政治离不开理念的凝聚和传播，一种执政理念只有生动凝结为简洁有力的口号，才能在最大范围的人群中激起共鸣与相从。通过口号的营销，满足与抚慰人群共性的心理需求，不断唤起水灵灵的新希望，取代枝头原来那几片叶子。

　　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被正式提出，“以人为本”在那个秋天进入了当代中国的政治词典。

　　《求是》杂志曾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不是任何其他理论体系中的命题，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命题。”一个政党的活力就表现在它能不断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吸收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并提出新的时代命题。而命题的有效性不表现在它为某一政党所特有，而表现在它能最大限度地凝聚人们的普遍共识和正当利益。正因为“以人为本”是一个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命题，超越了狭隘的利益集团诉求，所以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尽管春秋时期管仲就说过“夫霸王之所以始也，以人为本”；孔子在马棚失火后问伤人了吗而不问马，因为人比马重要；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但是，“以人为本”真正具有现代哲学意义、具有社会实践的可能，要等到近代人本主义的出现。

　　通常的教科书版本是这样的：以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为标志的欧洲文艺复兴，把人对神的崇尚，转向对人自身的崇尚。这种人文主义思潮所倡导的以人为本位的人本主义，与中世纪的“神本主义”相对应，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

　　如上所述，人文主义思潮应是人本主义的母亲。但专业研究却表明，“人文主义”是19世纪杜撰出来的用语，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从未使用过该词。严肃的历史学家甚至建议删去冠在许多人头上的“人文主义者”的称号，因为他们并没有一致的哲学主张和政治思想。有限的共识仅仅在于，他们都曾主张越过中世纪，直接阅读古代经典；而在信仰方面，竟然都相当敬虔。显然，历史被人们从当代的兴趣出发重构了。

　　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人本主义思想阐述者，是费尔巴哈，“人”是费尔巴哈哲学的中心和最高对象，他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然而，19世纪初普遍弥漫的乐观主义情绪无疑也洗礼了费尔巴哈杰出的头脑，正是在他以及他的后继者那里，人为自己加冕，成为自己的主宰，上帝不过是人头脑创造出来的产物，人自己就是自己的救世主。

　　“人本”，究竟是以人的理性为本，还是以人的本能为本？人何来的自信，认为自身的理性部分必然战胜本能冲动？对人自身的顶礼膜拜带来了对自然对同类的胆大妄为，于是20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空前黯然的时代。神圣事物被拉下马后空出来的位置，被一干领袖或野心家觊觎，他们把自己塑造成一尊新神，由这些伟大人物发出的“神圣”号召，开启了无数噩梦。反思这一切，令人恐惧的不是人的能力不足，而是人的能力没有了边界。

　　清醒的声音最易被喧嚣的时代所忽略。当人们不甘心乌托邦仅仅作为空想和对现实的批判对照存在，不惜代价要把其拉入现实世界的时候，马克思的同龄人布克哈特却在1872年预言现代工业与军事政权的交汇、极权主义对人的控制，终其一生，布克哈特向往的是文化自由自在地蓬勃发展，而从不赞叹大国专制或是庙堂森严。蒲鲁东则在1860年预见到了集体大屠杀的出现，只是，有几个人肯信他？

　　另一方面，“人本主义”对“神本主义”的驱除并没有赢得人的全面解放，反而陷入了拜物教的新奴役，也就是说，被人本主义胜利攻占的阵地几乎一夜之间吊诡地升了“物本主义”的旗号，并开始了空前放肆的狂欢：货币成为新宗教，被无数人虔诚地信奉着。消费主义成为比人本主义更诚实的对世界的描述。

　　新技术是好帮手吗？

　　公开承认拜金，因为过于粗鄙而被有教养的人们否认。一个更理性更文明的选择，是信奉科学的力量。西美尔早就指出，货币成了现代社会的宗教。它是承载一切千差万别事物的等价物，自身却空无一物。由货币激发而壮大的现代精神力量只有一种：理性。科学研究最需要理性、客观，科学对人类生活的改变力量有目共睹，于是，科学成为一种新信仰，而且是每个人乐于公开标榜谈论的信仰。

　　然而，正如理性本身只是精神手段，要想使这些手段起作用，首先要确定一个目的，而目的唯有意志才能创造。科学同样如此，它需要目的的引领，更何况，科学无法改变人性。物质的完美永远无法取代人的完善。

　　早在19世纪初，正是对科学的迷信，让法国的孔德天真地预见，现代工业必然要导致消灭战争。德国的洛维特在一个多世纪后以迟到的尖锐坦率地指出：“他没有看到，人在统治自然方面的任何进步，都造成了屈辱的新形式和新程度，所有进步的手段也同样是倒退的手段。”

　　对于那些把希望寄托在科学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出现，以为政治问题可以由技术来解决的人们来说，要接受洛维特的坦率，即使在今天仍然需要一点勇气。他们最不该忽视的是，在博弈中占据上风的利益集团比弱势者更有条件和机会掌握新技术、利用新技术，为无人性的技术附加一个意志，设定一个服务对象。技术决定论高估了某一具体的技术手段超越特定历史与社会语境的可能。

　　互联网就是一个近在眼前的例子。人们对它寄予了不切实际的厚望，认为它将带来民主化，这种模式化的思维过于简单机械了。最典型的言论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2000年发表的，他把中国的网络监管比作“把果冻钉上墙”的徒劳努力；而6年后，连微软、雅虎、谷歌都不顾国际组织的抗议开始配合政府的网络审查；9年后的今天，果冻在哪？——在墙上。中国的网络以防火墙的技术实力傲然于世，在一波波“扫黄”的网络治理整顿中，人们付出的代价是信息来源多样性的损失，或许还有现实世界里“小姐”的泛滥。 

　　德鲁克说过，效率是把事情做对、做好，而效果是做真正该做的事。科学和技术只负责解决效率问题，不过问效果。

　　事实证明，新技术对生活本质的影响被一厢情愿地夸大了。在网络时代里，没有网络，新疆人民一样生活着，还可能因祸得福：那些让父母头痛的网瘾少年全都不治而愈。库尔班大叔究竟是骑毛驴上北京还是坐飞机上北京，只是技术问题，根本不重要。他去北京的目的无非是在精神层面上看望毛主席，在政治层面上反映基层的成绩和问题，在经济层面上希望不要把工程全都包给一小撮人。如果在家门口就能投票表决地方父母官的政绩，为什么还要去北京？

　　技术作为手段，无法救助人本主义的贫困，因为这种贫困是目的论意义上的贫困。

　　人的空间和前景

　　在中国，“人本”面临着叠加因素的多重考验。在人口、人力、人权、人心几个层面上，随着人从生物性的存在、被固定在土地上的低级附属物，成为具有一定技能、能够自由流动的经济意义上的生产要素，到成为拥有完整而立体的权利的政治人、社会人，不再是单向度的经济动物，最终凭借精神领域的超越追求、作为一只会思想的芦苇而确立人的尊严，不同的人因为迥异的人生际遇而停在不同的阶段，每个环节都有痛苦的个体在午夜徘徊不眠。而当个体的自我实现需求与体制性的障碍产生冲突，这种痛苦将成为无所不在的压抑的来源。

　　基本的物质匮乏使任何一种理念都显得虚伪飘渺，个体权利被尊重的程度如果处于一种稳定可预期的状态中，将大大提高人们心理上的安全感。数亿人被一个部门负责按照一个模式教育，不可避免地要以损失文化的创造力为代价，网络民族主义的泛滥则可被视为这种教育的一个成果。在精神领域，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生前一直呼吁——让宗教团体成为“在党及政府的领导下，在宪法、法律和政策的范围内，按照自身特点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享有自身的人事、财务、业务自主权的宗教徒的民间性团体”。

　　“国家”、“国”与“家”之间，以社会化生存为特点的人类，当他/她的社会空间仅仅作为一个消费娱乐场存在着，其权利拓展的可能就被大大削弱了。所谓开放社会，就是要把“人本”的空间嵌入“国”与“家”之间。自2001年户口制度改革试点以来，几乎每年核心媒体都会发布有关该领域的全局或地方性改革措施的消息，但回头看，表面化已经成为户口制度改革的显著特色。改革的艰巨性证明，户口政策绝不仅仅承担着社会控制的功能，它同时也是资源分配、支撑中国经济奇迹的基本制度安排，它不只是水闸，同时是一台水泵。户口制度是判断“人本”前景的晴雨表，如果户口制度最终实现了理想化的目标，那么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方式，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根本扭转。

　　中国政府1998年就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全国人大常委会迄今尚未批准其生效。公约的签署，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普遍原则的认可和一种积极自信的态度，这是根本性的、原则性的，而公约的批准与实行，不妨被视为是技术性的，需要结合中国国情，权衡实际效果，把握时机，而不沦为表面文章。2003年以来，“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确立、改善与实践，无疑为公民权利落地进一步夯实了基础，营造了氛围。

　　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遭遇类似的问题。天下为公的胸襟、学习的能力与自由的试错机制，既不狂妄、僭越，又不妄自菲薄，将有助于缩短摸索解决之道的时间。

　　今天，人本主义被认为具有成为中国各族群共享的核心价值的可能。每一个曾经鲜活具体的概念，都是在诸多限制条件如灰尘般的层层覆盖之下，在时间的无情流逝中被风干。而根本性的难点还在于终极意义上人本主义面临的悖论，这是全体人类最终无从逃避的考验。

　　正如流行歌曲里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人们通常只有指着更高的事物才有可能起誓立约。“以人为本”就像是一个约定，历史地看，人类从未实现过，因为这个约定从出现开始就失去了缔约的另一方。人人心中都有个魔鬼，如果一切行为都是人自己的选择、都以人的自身好恶为归依，人类失去自身之外超越视角的审视，就将最终失去判断的标准，相对主义的陷阱将使人们不再有能力和信心断定，哪种做法是不“以人为本”的，从历史本身无法引申出批判历史的原则。

　　人本主义需要新的回归，才能在更高的意义上实现它自身。而这绝不仅是一个政治命题，人在完整生命意义上所应获得的解放不可能通过政治行动来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国家只有为“人本”核心价值的各种可能释放最充分的空间，它才能在历史的夜空中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