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赵灵敏 

　　国际形象是由国内形象决定的

　　《南风窗》：在您看来，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国际形象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和发展？以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外国人到底是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目前的现状的？

　　王缉思：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中国的封闭状态，外国人对中国的内政无从了解，有限的印象来自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些作为，还有就是从香港、台湾地区搜集的情报。由于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外交上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很多国际上的左派认为中国是一个敢怒敢言、敢于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独树一帜的国家。而对中国内政的不了解让不少人对中国产生了乌托邦式的浪漫情怀。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国家，有能力动员人民达到任何政治目的。“文革”的发生更是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红卫兵、毛选、革命的狂热……这一切是符合当年所描述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时代特征的。

　　到了1970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解冻，美国人来到中国，开始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并非想象中青面獠牙的怪物，中国不同于苏联的僵化顽固，中国人更有个性、有幽默感，是可以打交道的。 

　　到了今天，全世界的人们对中国能如此快速地实现现代化和经济增长都感到非常吃惊和钦佩，中国能大范围地消除贫困、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进程那么快，这都是外国人对中国的正面评价。

　　除此之外，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五花八门：有人认为今天的中国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具有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阶段的一些不好的特征，如贫富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等等；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新模式，传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两分法并不适用于中国。按西方的标准，中国的政治自由程度并不能令人满意，但中国在经济、社会等其他领域给予人们一定程度的自由空间，这种自由和不自由的情况是夹杂存在的。而中国的经济成就和这种政治体制是否有必然的关系，外国人也是众说纷纭。有人对中国的体制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但也有人表示赞同和羡慕。比如我今年5月到津巴布韦开会，有津巴布韦的政治家就表示希望学习中国多党合作的经验，把津巴布韦的反对党改造成中国的民主党派。

　　总之，外国人对中国现状的评价太多种多样了，这些评价往往基于个人的立场，莫衷一是，应有尽有，很难归纳为一种或几种看法。就是在美国人里面，社会各界的看法也往往不尽相同：商界希望中国保持这种政治和经济分离的现状，以方便做生意；而政界的一些人则往往有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时代已经变了，在一个大体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外国人关心的是中国崛起后对世界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国内政策对其他国家利益的影响。

　　《南风窗》：在这个过程中，决定这种演变的动力是什么？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国际形象是由西方的需要决定的，比如在“文革”后期中国百废待兴的时候，西方出于冷战的需要，把中国的形象塑造得很好；反过来，冷战结束后，西方不再需要中国，尽管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威胁论”却甚嚣尘上。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王缉思：中国国际形象演变的动力就是中国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常说外因依据内因起作用，中国的情况变了，外国人的看法自然也就变了。至于你说的那些情况，我部分同意。任何国家看待外国都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的，西方看待中国的视角并不特殊，中国也不例外。比如中国以前看苏联，就是从反霸的立场和需要出发的，并不是客观完整地看待苏联的所作所为；中国看待美国、看待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也向来如此，都是根据自己当时的利益和政治需要。

　　至于西方，1980年代对中国的大幅度修改对内政策有所期待，于是中国的形象很好；到了1990年代以后，国家对各方面的控制有加强的趋势，全球化冲击的负面效果逐步显现，中国的形象自然复杂了很多。

　　因此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主要是一个自我塑造的过程，因为这个国家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所以别人的评价也变了；而不是说别人需要你是什么样，就能是什么样。后一种想法的危险性在于，它把国家形象的塑造权完全交给了西方，这样一来，国内事做好也没用，索性不做了。

　　西方媒体“妖魔化”一切人

　　《南风窗》：前几年，关于“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的说法不绝于耳，许多人认为这是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阴谋，您怎么看？为什么会出现中国的国际形象被扭曲的情况？

　　王缉思：我想说的是，西方媒体不仅“妖魔化”中国，它实际上“妖魔化”一切人，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也不例外，这是由西方媒体的特点决定的。我们需要考察的是，西方媒体有没有对中国进行特殊的“妖魔化”？

　　事实上，对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我们本来没有必要过分关注。一些本来在西方没有什么影响的对于中国的报道，国内某些媒体却说西方“热议”中国，这实际上夸大了事实。我每天都在看纽约时报、NEWSWEEK等西方网站，再对比我们的国际报道，可以明确地说，西方媒体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视中国，有关中国的报道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西方媒体的报道重点还是国内新闻，到了国际领域，又有国际金融、朝鲜、伊朗、巴基斯坦等更为棘手的问题，因此除了西藏、台湾等少数议题出现突发事件外，中国在多数情况下都不是热点。当然，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影响很大，有关中国经济和外贸的报道大量增加了。但如果你看西方的媒体时不看别的，专门看有关中国的报道，特别关注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的话，自然会产生西方正在“妖魔化”甚至围堵中国的印象。

　　至于国家形象的扭曲，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必定是因为中国的自我形象和别人的评价之间出现了反差：我认为我是这样的，你却说是那样的。但这种现象往往并不是别人有意的扭曲，而是因为对同一事件的理解和解读不同所致。比如汶川地震，我们会更关注地震中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而西方媒体会更关注死亡学生的人数、校舍倒塌等情况。它们对本国类似消息的报道，也是负面为主；比如改革开放30年，我们会大力宣传这30年的成绩和变化，而西方媒体也许会更多报道那些还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对他们的种种说法，其实不用太在意。

　　《南风窗》：国内的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尽如人意，是因为宣传的力度不够，技巧不足，或者国力还不够强大，是这样吗？对一个国家来说，塑造国际形象的关键是什么？

　　王缉思：一个国家塑造国家形象的关键是自我形象，国内形象，是一个能否让国内的老百姓满意的问题。如果一个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很高，那它的国际形象也一定很好。国内民众不满意，却有好的国际形象，这基本上不可能。国内老百姓满意，外国人不满意，第一不大可能，第二完全可以不予理睬。中国不是世界政府，它不需要对全世界人民负责，而只需要对自己的老百姓负责。如果中国的老百姓对三鹿奶粉这类的事情很满意，没有怨言的话，那西方的报道才真算是“扭曲”了中国的形象。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身正不怕影子斜”，中国有太多的谚语概括这种情况。

　　与国内老百姓的满意相比，对外宣传是次要的，和国家的国际形象没有特殊的关系。想通过加大宣传力度来改善形象，认为声音大、报道多、翻译成多种外文就能有好形象，这是中国人自己的思维方式，在信息充分披露的西方社会是行不通的。当然，宣传的手法应该改善，如果宣传的内容中国人自己都不信，又如何说服外国人？

　　而且，中国的国际形象某种程度上是由中国公民直接塑造的，政府的公关无法代替公民个人的行为，也无法塑造个人的形象。一个人到了一个国家，发现这里街道干净、空气清新、人民有安全感，直观上就会对这个国家产生好印象。我3月份在日本，不会讲日语，把地址写在纸条上递给出租司机就能安全到达目的地，不会绕路，也不会多收钱。而以前到俄罗斯、印度，情况就要差很多。这些都不是官方的宣传所能改变的。目前中国亟需提高的是公民的公民素养和诚信意识。如果在国内没有养成这些好习惯的话，又怎么能奢望他们出了国就一下子文明起来？

　　至于国力，要大到什么程度才算强大？按照这种逻辑，像丹麦、不丹这样的国家就永远不可能有好的国际形象，而美国的国际形象必定很高大，这种判断是与事实不相符的。国力强不强不重要，重要的是老百姓生活得好，满意度高。

　　《南风窗》：在国际上，一些小国往往有良好的国际形象，而大国则不尽然，出现这种不对称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王缉思：国家形象和国家的大小没关系。美国现在的国际形象不好，一方面是因为它在世界上到处插手，动辄打仗，招致反对；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确实有很多坏事：公司违规、贫富悬殊、枪击事件频发等等。而北欧国家，它们的国内治理做得很好，人民的教育程度高，愿意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所以国际形象好。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大国的行为容易引发关注，而人们往往对小国发生的事情不关注、不了解、不评论。同样是校园枪击事件，发生在小国无人注意，而发生在美国的话，因为往往会牵涉来自中国、印度等世界各地的学生，人们的关注度自然会高一些。

　　包装过度会弄巧成拙

　　《南风窗》：目前，中国被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所羡慕，这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有无帮助？多项调查显示，对中国有好感的国家主要来自中东和非洲，而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大多来自欧美国家。

　　王缉思：当然有帮助。目前的世界从政治、经济上分为两个板块，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有意见，认为它们的对外援助力度不够、爱教训人、在国际事务上奉行双重标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和美国有很大不同，中国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而美国则往往对别国的事务有明确的立场，支持谁不支持谁、投入多少钱进行支持会很清楚，这样容易招致怨恨，这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有所期待，希望中国能带头抵制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

　　对中国的负面评价主要来自欧美国家，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对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不像他们感到困惑，在他们看来，世界上只应该有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那是一个市场经济、法治、民主、人权同步发展的体制，而中国试图把它们拆开，西方人在理论上没法接受，在实践上则有所怀疑。

　　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有好感，羡慕中国的成就，但是究竟有多少个发展中国家有能力从中国模式中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对这些东西又掌握到什么程度，还是一些尚待深究的问题。而中国需要避免的是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中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夷平一块地盖房子，印度就做不到，这是因为印度有法治、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很到位，不能强制拆房，你说印度就应该羡慕甚至嫉妒中国吗？价值标准不一样，感受会不一样，往往很难判断。中国觉得印度脏乱差，但印度人认为我这样生活惯了，我就这样，反过来可能认为中国歪曲了印度的形象。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一些人习惯于用经济发达程度和GDP增长率来衡量任何国家，不大同情穷人和穷国，更不能理解没钱还过得好的人，而往往忽略了幸福、社会公正等指数。事实证明，发展快和人民的生活好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南风窗》：中国人认为自己是热爱和平的国家，是正义的力量，外国人却往往并不这样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王缉思：世界上99%的人都认为自己的国家热爱和平，在发生冲突的时候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对的、是站在正义一边的。当我们说自己是热爱和平的、正义的，是不是意味着其他国家不爱好和平、主持正义？事实上，发生国际冲突和人民爱不爱和平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应该认识到，其他国家的绝大部分人也都是热爱和平的，只是一些国家体制和政策的变化把人变坏了。许多在和平条件下善良、热爱生活的人，到了战争时期被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而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经常发生。

　　《南风窗》：中国要崛起，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国际形象？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还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

　　王缉思：一国的国际形象有这样两个层次：国家政府层面和国民层面，这两个层面有时统一，有时不统一。一个国家的政府腐败，并不代表人民腐败；对一国的某项政策不满意，并不代表这是针对该国人民的。中国要有好的国际形象，政府、社会和个人都要努力。一个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难免以偏概全，总是通过具体的人和事来下总体判断。所以，每个人的对外交往都是在塑造国家的形象，吐痰、喧哗、不讲诚信，一个旅行团的不良印象可能需要9个旅行团的好印象来纠正。

　　当中国的自我形象和外部的看法不一致时，我们不应该太在意别人议论，想去纠正人家，而应该更在意自己的行为。过度注重国际形象、过分操作、宣传意味太浓会有反作用。产品不好包装好，也能卖个好价钱，这是中国的现实，却并不总适用于外部世界。把萝卜包装成人参总不能长久。而且，在面对自己的错误时，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能一概否认。包装过度，掩盖了事实，会弄巧成拙。在一些食品安全事件中，中国某些单位开始矢口否认自己有错误，后来反而陷于被动。几年前在中国输往美国的猫粮狗粮里就验出了三聚氰胺，如果当时彻查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奶粉事件了。

　　另外，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是自然形成的，应该主要是由这个国家的公民社会塑造和主导。美国的国际形象和美国政府的新闻总署和白宫发言人没有多少关系。中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形象的推展，也不能过分依赖政府。

　　  本刊记者  赵 义

　　一年一度的高考落下了帷幕，1000余万考生的命运开始分野，这样宏大的场面足以和历史上任何一次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相媲美。

　　巧合的是，就在高考结束的当天，2009年就业蓝皮书《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2009)》在北京发布。蓝皮书指出，2008届大学毕业生中仍有16.51万“啃老族”——无工作、无学业、没有求职和求学行为者。按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我国2008届高校毕业生总数为559万，毕业半年后没有找到工作包括有了工作又失去的失业大学毕业生有73.56万。

　　更有意味的是，高考前三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西安，一下飞机就来到西安莲湖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在一个免费的政府创业培训室里，面对20多名大学生、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工，温家宝说，你们是我最关心的三类就业群体。他还鼓励自主创业的大学生说：“相信你们今天的梦想，明天会变成美好的现实。”

　　不会有人认为，大学生的生存状态已经彻底下坠到和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这些“阶级兄弟”同等的水准。这更多的是经济层面上的同等变化。博士生开出租的现象也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出现过。在经济低谷期，500多万花费了巨大教育成本的社会精英显然难以完全实现自己的主观预期。今年有84万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选择放弃高考，不能排除部分家庭出于成本考虑而放弃高考。

　　不幸的是，这样一种状况发生在高等教育被普遍质疑出现信用危机的时候，就有些让人深感不安了。近半年来，顶替门、弑师案、高校排名榜黑幕、校长带头学术造假、大学法学院设立信访专业……无一不是饱受非议、引人关注的公共事件。

　　 校长在想什么？

　　无论中外，大学性质的机构都是一个社会超越性追求之所系。希腊宪法禁止警察和政府武装进入校园，去年底的骚乱事件中，校园就曾是抗议政府的骚乱人士的庇护所。中国远在汉代就设立太学，作为“教化之本源”。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大学在数量上从未达到过大众化的程度，却也涌现了一批在世界上都声名显赫的教育大师、杰出的校长和大学，其思想和精神遗产至今仍让我们受益。

　　对于很多人来说，高校，是一个梦开始的地方。香港科技大学朱经武校长在担心只有一批社会精英能进入大学，中间一条大沟，对社会稳定发展不利。对于内地而言，难道，进入了世界上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迎接的却是“梦醒时分”？

　　如今，从高校里流淌出的不仅仅有最新的研究成果、最新的社会思潮，更有各种各样的丑闻。人事争斗比思想更能吸引社会的注意力，学术造假也成了腐败“重灾区”，能搞到钱、拉到课题似乎比学术贡献更重要，一次自主招生“不慎”暴露出权、钱、学交易也不稀奇。

　　时间会改变这一切吗？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现后，也许会重现当年IT行业大规模吸纳大学生就业的情景，但我们显然已经面对一个疾病缠身的高等教育现状。我们的高校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已经陷入了这样的悖论：高校具有社会普遍出现的丑恶现象和“潜规则”，但高校和社会的良性互动，比如像美国芝加哥大学参与改进周边社区治安的成功典型，却少之又少。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大学校长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他们的作为空间到底有多大？这取决于人们从哪个角色看待大学校长。有的人觉得是官，有的人觉得是社会贤达，或者是教育家。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不会只满足于中国的大学校长是一个合格的CEO，争取资源，搞好管理。他们需要对于教育改革有所作为，哪怕只是务实的改革者——事实上，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描述。

　　务实的改革者

　　和任何领域内的改革者一样，他们对改革的边界约束的认识是清醒的，也不会轻言高校的独立自主性。也许人们会感到碰到这些约束时，他们的表现同样太“官僚”了。舆论一直呼吁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即使真正实现了，恐怕也不过是褪去了一层有些华丽的外衣而已。行政级别只是官僚化的外在形式，这正如民营经济不姓公，但其中和权力结合紧密的不乏其例。

　　真正的想法是私下的，或者说是“牢骚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开说的就是无意义的。对于校长们来说，教育改革的特殊在于，它不仅仅有体制机制上的边界约束，同时也承受着道德感上的折磨。政治领域的阴谋诡计有时候能够充当历史意志的工具，经济领域的“原罪”靠主观意志难以消除，但教育领域，道德上的瑕疵就直接宣判了死刑。教育改革对于一个民族如此重要，哪怕细微的一小步，都需要接受道德上的拷问。正如校长们说的：“没有道德的教育，就是一种罪恶。”一个急着澄清各种谣言的校长和一个真正犯事的校长同样失败。

　　这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得到印证。如果说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资源的分配直接决定了价值和立场的话，那么在教育领域，这个法则就是失效的。来自香港的经验告诉人们，虽然高校的经费几乎都来自于政府，但在政府教育局和高校之间有一个独立的中立的机构。因此，在教育领域，“吃人嘴软、拿人手短”的黄金定律并不成立。虽然在个人表态时，已经退休的校长显然比仍然在位的校长更能直言，更敢直言。

　　于是，对于改革，比如自主招生，我们看到了校长们的审慎的美德，即使是政府倡导的。他们很清楚，在诚信和公正脆弱的社会环境下，自主招生容易导致权钱交易。有的则带头减招部属高校本地生。高考制度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弊端——有校长直言这种教育就是摧残年轻人——但在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之前，就不能轻易破坏这一年轻人上升的途径。在高等教育更重视提高质量之后，对于广受争议的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有的名校校长对其提高大学教育普及之功虽然十分肯定，但言谈之间，对于本校由于特殊原因没有扩招也颇感欣慰。

　　对于高考制度改革的审慎，并不妨碍校长们对于大学教育的改革，相反，普遍的共识是把学生们尽快从应试教育中拉回来，比如通识教育试验。回顾过去高校自己进行的一些改革，此类改革应该说是难度偏小的。培养的学生，不仅能当工程师，还能成为各行各业的领袖，这样的目标不会遇到什么反对。问题只是在于实现的路径。从宏观上说，对于1000多万考生、500多万幸运儿来说，合适的大学分类和定位才是最重要的。研究型大学对于国家未来意义重大，但无法取代更普遍的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对国人的意义。这是教育部门和高校的集体责任。

　　通识教育试验是对存量的改革，1999年以后高校存量改革最艰难、最有争议的一次应该是北京大学针对高校老师的改革。而类似清华大学的新设学院的国际化进程，类似于一种增量改革。一个没有高教管理体制改革保障下的通识教育试验，会走到什么程度呢？校长的权力，教师的权力，教育部门的权力，是到了需要认真清理的时候了。中国科技大学以批评校长很正常为一道独特风景，这样的大学越多越好。

　　如果说其他领域的改革更多的是赤裸裸的利益分配，那么教育改革的核心价值是希望和梦想。政府官员，尤其是政治中间层的官员，不承担向社会输出希望和梦想的使命，这才是必须改变高校行政化的根源所在。而一个能够拿到很多资源的校长，顶多就是CEO。校长们推动的教育改革，一旦只能让人还原到政绩动机或者从各方面拿钱，改革的生命力就会枯竭。

　　当回忆起过去的大学时，人们不仅仅会念叨那些杰出的“人才”，更加津津乐道的是以校长们为符号的精神和理念，包括学理工出身的竺可桢。校长们都不断重申自己学校的宝贵传统，他们的内心也许同样羡慕中国20世纪30年代大学的相对独立性。但今天的改革，或者想更透明一点，或者想更公平一点，更像是一场局部的战斗。

　　“要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分浊清”。无论在何种边界的制约之下，都产生过伟大的大学校长，比如年轻时候曾经喊出“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蒋南翔。务实的改革者，理应获得人们的敬意。如果能更进一步，那么就不仅仅是敬意，民族的教育史也将深深刻上他们的名字。  

　　  本刊记者 徐 瑗  陈统奎  发自上海

　　今年1月，57岁的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回娘家”，重回复旦当校长。3年前，他是从复旦副校长任上离开北上京城的。如今，重回校园的杨玉良谦虚地说自己是“大学校长一年级生”。

　　杨玉良是一个很有决断力和执行力的人。他亦向记者推心置腹，自己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决策时不允许摇摆，要有可持续性，不能把自己陷进去套牢。他不欣赏西汉时期的晁错，也不欣赏宋朝的王安石，尽管他们都是做对的事情，但使用的不是正确的方法。

　　他学化学出身，就职演讲却引用舒婷的诗歌《致橡树》中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浪漫情怀和治校理念——“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杨玉良告诉记者，他希望大学人仰望天空，同时扎根大地。

　　半年了，杨玉良在复旦各种场合大谈理想、理念，就是没有谈具体做什么，很多人疑惑地看着他。其实，杨玉良已经磨刀霍霍，他要向大学世俗化动真刀真枪。在国务院学位办这几年，他走访各地高校，看到的图景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杨玉良痛恨大学如此忙忙碌碌，随波逐流。

　　“这是荒唐的。”访谈中，杨玉良多次蹦出这句话。

　　世界不完美，需要理想主义

　　《南风窗》：杨校长，你给复旦本科生演讲时大谈理想主义，说报考复旦者要意识到当今人类社会的不完美，意识到这个国家民族的危机所在，并愿意负担责任。中国已经到了需要重燃理想的时候了吗？

　　杨玉良：作为大学理念来讲，高扬理想的旗帜是永远的，只是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似乎不谈了。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后，社会价值观似乎变得越来越现实，但是一个社会没有理想不行。回顾过去20年，我们曾经风行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也风行过萨特主义，还讨论过新权威主义，各种主义都没有真正扎根，最近几年又开始国学热。我们在探索，但探索的过程实际上表明我们面临着一定的迷惘。实际上，我们缺少了一种东西，即一种理想、一种信念、一种精神。缺少了这个，你再去寻找什么东西似乎都不是你所需要的。

　　这个世界的不完美性非常清晰。最近的金融风暴，给很多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人狠狠打了一棍子，完全依靠市场经济的手的话，出现了极度的贪婪，暴露了人性中极度无耻的一面。所以在西方《资本论》热销，人们都在反思。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不完美，尽管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但仍然面临很多问题，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问题还是存在。

　　《南风窗》：面对世界的不完美，大学该怎么办？

　　杨玉良：这就是我们将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就涉及通识教育了。我们不仅仅把学生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公民，而是要把他们培养成对这个国家、民族、全人类富有崇高责任感的人。他应该有崇高的理想主义，他的心中应该对人类的未来有一种设想。理想主义虽不可及，但心可向往之。

　　我们的通识教育要给学生灌输理想主义，但是又要有现实主义，这就要求学生一定要参加社会实践，使得学生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切身的感受。然后有责任去推动社会向着理想的方向前进。当下，在大学高扬理想主义的旗帜尤其重要。如果大学都没有了理想主义，那社会哪里还会有呢？大学要像温总理讲的要“仰望星空”。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有理想主义，要有广博的知识，要有全人类的全球的眼光，最后才是有特定的专业知识。

　　这个顺序也反映了通识教育的要义。

　　《南风窗》：我试着作为一名复旦的新生来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我来复旦”，来复旦要读一流的书，做一流的人，最后建一流的社会。

　　杨玉良：是的。

　　《南风窗》：这就意味着复旦要教育自己的学生毕业后不要以财富为追逐的目标，这会带来价值观的维新和整合，并形成新共同体。

　　杨玉良：谈到收入问题，很多暴富起来的人都把自己的暴富当成是理所当然，不会反省自己的收入是否合理。中国为什么还没有把捐赠文化形成为一种很好的风尚，这跟我们社会和个人缺乏反省能力有关。现在的中小学教育就很成问题，家庭通常会跟孩子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是一种误区，社会除了竞争难道就没有其他了吗？互相帮助、尊老爱幼在哪里？所以，我们现在要弘扬我们传统文化中很多优秀的东西。

　　《南风窗》：但是很多有理想主义情结的学生踏上社会之后却跌得很惨，被磨掉了理想主义情怀。

　　杨玉良：这是因为他们在理想主义的另一面——知识功底不足、现实主义不够，就会在处处碰壁后锐气棱角全无，变得极其世俗。理想主义者受挫之后，完全可以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休养生息，整装待发，理想主义者不会失去信心。但他同时也必须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就要求他必须立在民众当中，必须扎根在草根阶层。跟基层在一起，就不会成为一个独裁者，也不会是空中楼阁。这就是我就职演说中所引用的舒婷的诗句，“叶耸向云天，根扎在大地”。

　　拒绝“娱乐版通识教育”

　　《南风窗》：复旦在本科生教学改革上最大的创新和特色就是推行通识教育，你作为新任校长，怎么理解通识教育？

　　杨玉良：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引进中国之后多数都是成功的，但是很遗憾把中国古代书院制给废了。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很像现在的研究生院，而且是通识教育。我们要注意一个倾向，通识教育可不是一个娱乐版的知识普及教育。把各种各样的知识给你一点，这就叫通识教育？

　　教育的真谛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教会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教育不是简单地拓宽知识面，而是教会你一种综合而独立的思考能力。恰恰，综合的思考能力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强的，西方文化强在逻辑思考能力。东方文化吸收了西方理性的、分析的文化后所融合出新的文化思维方式将会主导21世纪。通识教育就是告诉学生主导未来世界的文化是什么，然后教会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有人将通识教育简单地理解为人文精神教育，错了。大学是沉淀人类文化精华的地方，大学也是创造人类新文化的地方。我们要向学生同时传递科学和人文的精神。

　　《南风窗》：有了这样的理念，准备怎么做？

　　杨玉良：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都不可能是复制其他国家的教育，因为教育是文化的传承，脱离了本国文化谈教育是荒唐的。北大陈平原教授说过，“中国要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话绝对不是欧美大学的凯旋。”中国的通识教育要成功的话，绝对不是欧美通识教育的凯旋。我们必须要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通识教育，比如书院制，集古今中外之优点。

　　是“H”型还是“N ”型好呢，“H”型代表下面是通识教育，上面是专业教育；N型代表先是通识教育多，然后逐步增加专业教育。欧洲是N型，美国是H型，美国的方式培养成本极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成本必须考虑，怎么样在有限的时间和成本的基础上获得好的效果。复旦的通识教育要走向精细化，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间课程设置是不一样的。

　　自主招生会稳一稳

　　《南风窗》：有人说，如果没有自主招生配合，通识教育推行会很艰难。

　　杨玉良：关键的第一步当然是选才，把最好的人才选进来，一种好的办法就有机会选到更多优秀的人才。现在本科教育是一种大众化的教育，大学不得不根据自己的教育方式来选择人才。这是大学对自主招生的动力所在。但自主招生和通识教育的关系不是那么绝对，因为自主招生只是一小部分学生，通识教育是对所有的本科生。教育上有一种理念，每个人都是可造就之才，关键是造就成什么才。应该说，自主招生为推动通识教育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带来了一股新风，创造了一定条件。

　　《南风窗》：目前全国高校中复旦自主招生名额最多，而且试行面试录取这种全新的模式，还把权力交给教授。

　　杨玉良：在选材上，判断起来最准确的不是一张考卷，实际上是教授。教授们毕竟接触过大量学生，有相当的经验和教育学知识、心理学知识等等，他们对学生的判断，总归是比较准确的，总会比一般的考卷要好得多。比如说，研究生让导师来选，好多人说，这不公平。但是，只要导师不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选进来的话，导师来选是最公平的。因为我很清楚，你能把研究做好，把博士论文做得好，而他做不好，尽管你考试考得不好。

　　当然现在的自主招生仍然是一个过渡做法。如果高等教育全国平均毛入学率达到50%，也就是每一个高中毕业生人人都有机会上大学的时候，招生方法又得改变。我相信未来是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这对国家培养各种类型的人才是有利的。

　　《南风窗》：但是社会质疑复旦模式的公平性。

　　杨玉良：公平是有界限的。什么叫公平？有人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种公平。但真的公平吗？比如说，考大量记忆性的东西，背工好的人肯定都高兴了，但是对思维能力很强、记忆力不强的人呢，对他来讲不公平。还有人说，让每一个人的智力发挥到极限，这也是一种公平。譬如说，高考不能让一部分人的智力发挥到极限，但是自主招生可以，这是另外一种公平的发现。又有一种说法，让每一个人有平等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也是一种公平。所以，任何一种公平都是有一条界限的，任何一种招生模式都无法做到完全公平。

　　我们现在在外省市试点，都是派教授到当地去，就是为了减轻农村孩子的压力，在当地实现相对的公平。人类还没有找到一条真正非常好的道路，来保证人人平等。关键是，公平的定义是因形势因环境而变的。

　　学生期望值下降了

　　《南风窗》：今年经济危机背景下，复旦学生就业情况遇到挑战吗？

　　杨玉良：复旦就业签约率，跟往年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似乎后面增长的劲，没有往年大。当然，这个只是预测。另外，跟学生期望值下降是有关系的，比如3500元月薪的工作原来我是不签的，结果他签了。情况还不错。

　　《南风窗》：支持大学生去农村当村官吗？

　　杨玉良：我支持。我就说我们国家也有不少的危机。这个危机不是说我们国家什么东西没做好，而是整个国家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东西部的差别是很大的，需要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人到欠发达地区去。首先能改变欠发达地区人的思想观念。落后首先是观念落后，观念落后经常导致拿着金饭碗讨饭。所以，好多成功的村官一看，遍地是金啊，然后利用当地资源，马上就把老百姓的生活提升上去。

　　遗憾的是，现在不少的年轻人不愿意去。他们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缺乏这个感情。其实，比我们当时下农村好多了。我们当时下农村是遥遥无期的。现在你去一下是让你回来的，而且国家还给你很好的待遇，很好的工作。 

　　校长的四条标准

　　《南风窗》：其实大学校长不仅属于某一所大学，也是属于社会的，他也要站出来跟民众对话。

　　杨玉良：我认为，大学校长应有几点要求。第一，他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他不一定真的这么好，但是人们这么看你。第二，他是社会道德的楷模。第三，他是大学里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的精神领袖。第四，他是大学整个学科建设的总体设计者。这是最基本的，还不是教育家的标准。

　　有人说，大学校长职业化，我不相信这一点。世界上没有一个专业专门学习如何当大学校长。所谓的职业化只是说，你既然当了大学校长，就要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职业、一个事业。大部分校长原来都是专家，都是某个领域里非常出色的学者。既然当了校长，就应当摆脱原有专业的限制，不要把你专业的思维方式，转移到校长的位子上来，应该用更宽的思维来思考问题。

　　《南风窗》：大学校长如果做到这四点，可以带来哪些积极变化？

　　杨玉良：眼下，大学承担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中华文明向整个世界的传播和交流。中华民族当前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全人类和全球的视野下，要构建一个宏大的文化发展战略。而这个战略的构建和实施，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就是大学，尤其是综合性的大学。

　　我在德国做博士后的时候，德国的一个教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会说德语的地方，就有德国的利益。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人知道康德和黑格尔，那么他们就懂得我们德国人是怎么思考的。非常精辟！为什么外国人对中国处理达尔富尔问题指责那么多，其实中国人已经做得很好了。你不能认为他们全都是反华的。我再引用一个人的话，撒切尔夫人博客里的话，她说你们都鼓吹中国威胁论，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中国没有什么可以威胁世界的，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输出过思想和主义。你想想，我们应该做什么？

　　拒绝平庸不容易

　　《南风窗》：目前国家正在征询教育中长期规划意见，你最关心什么？

　　杨玉良：我最关心大学的体制。大学的管理体制，包括国家对大学的管理体制和大学内部的管理体制。体制顺了，什么都顺。管理体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现在人们一般都不太敢提。《人民日报》上有过一些讨论。有人批评教育部对大学管得太多了，但是又不愿意直接说。实际上，教育部自己也有体会。

　　国家对国立大学，到底管哪些事情？这个一直有一个博弈的过程。很多文章都在强调尊重大学办学规律，潜台词就是你不该管的东西你不要管。这种话说了，等于没说。现在中国人说话有个缺点，总想隐隐蔽蔽，总想遮蔽一些什么东西。要么就是过度，大谈自主权。

　　我们研究一下美国大学的历史，尤其是私立大学，你吃人拿人的你就不自主。美国私立大学到二战之前，是非常自由的，到了二战的时候，为了反法西斯，所以美国政府就安排了大量的资金，要开发新的武器，给了钱就得按政府的指示做啊，所以它失掉了一部分自主权。二战胜利了，它就反弹了，这些学校就强调要自主权，要学术自由。到了60年代以后呢，工业界介入了，工业界给钱建了很多研发中心，又不自由了吧。由于冷战，军方又给了钱，又不自由了。所以到了60年代末，又一次反弹。永远在这之间拉锯。

　　关键在于，在这中间要构建一种非常好的机制，就是大学内在基本的教育和科研规律要得到保持，然后满足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可以有很好的弹性。就像我们以前说的，政治也不要冲击业务。但也不是提到大学自主权就是不要管什么外面的事情，两耳不闻窗外事，这不可能的，否则，办大学干嘛？

　　《南风窗》：现在大家都在比较北大还是清华培养的政治家多，复旦会跟风吗？

　　杨玉良：我不以国内和国际上任何一所大学作为复旦的参照。或者说，博采世界上所有优秀大学的长处，作为我们的办学理念。

　　首先，要办一所真正的中国的大学，这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又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否则你办成世界一流大学，COPY了一所MIT，COPY了一所哈佛，COPY了一所耶鲁，不行的。我强调复旦两条都不能丢掉。否则这所大学看上去跟耶鲁一模一样，跟哈佛一模一样，这是一种失败。

　　《南风窗》：做世界一流大学有时间表吗？

　　杨玉良：没有具体的时间表。我希望，过若干年，复旦大学至少能跟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叫板。跟他叫板的意思是什么？我指的是，有那么一批学科均匀分布在人文社科、理科、医科，能够与世界上最前面的50所大学叫板。也就是咱们拿出来比一比，我不会比你差多少。这个目标是很难很难的，但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这一点我也是乐观的。

　　《南风窗》：做世界一流大学，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杨玉良：最大的困难在于理念和观念。我们的教师准备好了没有？我不仅仅指教师的业务水平。我们的教师有这个胸怀吗？有没有这个意愿？有没有那个信心？如果大家有信心，我们就可以实现75%的愿景。思想先行，然后咱们再来解决具体问题。否则要解决什么具体问题，别人还不理解，干嘛要那么做？就是要取消那些俗气的东西。我一直说，有多大的胸怀才能做多大的事情。胸怀没到，啥都不行。高风亮节没有了，知识分子的骨气也就没有了。 

　　 本刊记者  廖海青  发自北京

　　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方面，中国正表现出空前的力度。眼下，一场涉及近千亿国有资产的部委出版社改革正在高层的力推下迅猛展开。

　　6月4至5日，中央部委出版社体制改革政策培训班在北京举办，在京100余家出版社的人事和财务负责人、出版社领导参加了此次培训班活动。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蒋建国指出中央部委社改革要一步到位。

　　“中央部委出版单位的改革今年要有大突破，相关改革要在3年内基本完成”，4月23日，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外文局调研考察并作文化体制改革形势报告时强调。

　　部委出版社改制是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高层希望通过此项改革，为接下来的报纸和期刊改革全面推开作铺垫。

　　“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正在朝着市场化的方向选择自己的体制设计，而新闻出版业要继续沿用计划经济下的体制的话与大的背景不适应，游离于整个大环境之外，就很难生存。”柳斌杰谈到改革的紧迫性时说，“一方面要保证意识形态的安全，另一方面要按照统一的市场运行规则去进行。因此也就确定了两种主体，一种是公共服务的主体，一种是市场主体，而市场主体就需要企业。这个主体怎么形成呢？就是要把一部分经营性的单位推向市场。”

　　按照改革思路，将通过脱钩、转制、重组等步骤，理顺政事关系，使部委出版社不再是中央部委的附属机构和“小金库”，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同时决策层希望借此做大中国出版业。

　　“曲线”推进

　　中国自“十一五”初期开始推行文化体制改革，并逐步明确了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但由于涉及意识形态安全和部门利益，改革步伐一直进展迟缓。

　　管理层提出改革要有实质性突破的具体要求。即在2009 年完成80 家的任务，2010 年完成剩余68 家。对于2010 年年底仍不能完成转制的出版社给予注销，善后事宜由主管单位自行负责。

　　判断这轮出版社改革是否成功主要有三大标志：一是要对自己的财产拥有全部产权；二是人员机制要市场化；三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核心是经营性单位必须转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

　　  “出版业改革是符合现在中国出版业发展现实情况的，首先我们承认图书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同时也必须承认图书是商品。过去我们一直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这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市场运营机制的问题，很多事业单位的制度不利于出版社的发展。”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对记者说。

　　目前在京148家部委出版社构成较为复杂，分别隶属于116个主管单位，这些单位有行业部委、国企，也有社会团体。各家出版社的经济效益也各不相同，在这场即将开始的改制面前，各有各的想法。

　　尽管从去年开始中央有关部门已经明确宣布了新闻文化体制改制的日程表与路线图，但是，各家传媒机构仍然大都采取观望态度。“如果改制与不改制也看不出有什么特殊优惠政策或不一样的发展前景的话，那么改制就缺乏动力。”一位出版社高层对记者说。

　　 “机制改革必定要触动很多人的实际利益，这恐怕是最大的问题。”白冰亦如此表示。

　　她分析说，我国的出版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具有十分浓厚的计划经济和行政色彩。出版社的设立依照主办部门和地区的行政级别，有的是司局级，有的是处级。有的出版社靠着系统内出书、系统发行、行政摊派、公费购买就可以生活得很好，为什么要改制？一部分员工乃至部分负责人在进入出版领域前多为行政干部或公务员，“转企之后，编制、级别、福利一下子全没了，能高兴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社长王璟云坦承，由于大部分部委社的历史长、老人多、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因此只有政策明晰到位，改革思路正确，方案有可操作性，转企改制才可能实质性推进。

　　一部分已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历练的出版社，对于这次改制表现了极大的兴趣。长江文艺出版社总编金丽红表示，一部分出版社一直是靠国家给予的特殊政策，如出教材等获得稳定的收入。如果彻底市场化，引入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这些出版社很可能将遇到困难，因而对改制兴趣缺乏。 “转企改制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一些出版社将有一个阵痛期。” 

　　部委的态度是这次改制的关键之一，“有些部委的出版社成了干部的一个蓄水池，发福利的一个小金库。部委领导很早就跟我打招呼，说在这些问题没解决之前，你不要断了我的财路。”柳斌杰此前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 

　　据介绍，所谓“蓄水池”是指中央部委将每年“没花掉”的钱，通过出书的名义划入出版社，年年如此，这样出版社的账户就像个蓄水池一样，资金越积越多。待日后，主管部委建房或发福利时，这些资金又回流部委。

　　人与钱

　　 “现在改制的时间表已经明确，也就是说等已经没有用了，只能积极地应对。目前的问题是具体的改革路线怎么走，还要看主管的相关部委的态度。”中国纺织出版社社长李陵申说。

　　本轮改制涉及用人、用工、分配、社保、财务等方方面面，难度之大自不难想象。为了确保在2010年年底前完成改制工作，中宣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多部委均出台了适用于此次出版社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包括财务、人员、税收、行政关系、退出等各个方面。例如规定因为转制造成部门、单位津贴补贴资金来源减少的，由财政部给予解决。对转制出版社免征企业所得税、免征房产税、免征增值税、免征进出口税等。

　　但业内人士表示，人员安置或为本轮改革中的最大问题。出版社体制改革不搞下岗再就业。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中人自愿选择一次的基本精神，做好人员的分流安置工作。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晓斌表示，“中人”，也就是那些工作了20年以上，还有四五年就退休人员的安置，是改制中的一大难题。解决一个“中人”，出版社需要十八九万元的成本来支付社保。科学出版社当年为解决“中人”的补差问题花了好几千万，对于大多数部委出版社来说，如此巨大的成本显然难以承受。

　　化学工业出版社负责人表示，解决“中人”的问题，中央部委应当有一个统一的说法，至少是每个部委所管辖的出版社标准是统一的。“这样可以有效避免低标准向高标准攀比造成不稳定情绪蔓延。”

　　此外，转制的其余成本，比如出版社的资产评估费和资产增值后补缴的税费，以及可能补缴的土地出让金，大约需要千万元级别的资金，“这笔钱是出版社自己负担，上级部门掏钱，还是直接由国家财政埋单？”

　　改制还牵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福利会出版社是部委出版社，但按属地化管理则归上海管。该社副社长张绍军表示，中央有大的政策，各地也有政策。目前使用的办公楼产权在主管单位，尽管都是国有资产，但当地政府是否愿意划转仍是个问题。

　　按照相关政策，将通过脱钩、转制、重组等步骤，理顺政事关系，使部委出版社不再是中央部委的附属机构。但部委出版社的形成有自身特殊的渊源。人民交通出版社社长杨文银则对记者表示，该社不准备今年转制，虽然税收优惠的吸引力比较大，但其中涉及的问题还比较复杂，不能急于一时。“毕竟出版社的改制不是单纯的出版社自身的事情，要有相关部委的指导意见。” 

　　谁是出资人

　　部委出版社改制面临的另一难题是，转企后企业的出资人是谁，国有资产由谁监管。

　　  “首先是要明确国有资产授权，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还要明确国有资产的管理者，这牵扯到今后国有资产增值保值问题。”白冰说。

　　 “我们的主管单位本身就已经是一家企业，彻底解决了转企改制后出资人主体的问题。”中国电力出版社社长宗健对记者说。改制后的中国电力出版社采用新名称“中国电力出版社有限公司”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并将继续使用“中国电力出版社”作为其简称。该公司是国家电网公司出资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有限公司。

　　但这一情况对其他部委出版社并不适用。由于各部委不能作为出资人，因而改制前首先要明确出版社的出资人是谁。

　　按照相关规定，改制后的出版集团公司财务关系在财政部单列，由财政部履行国有资产的监管职责；而转制后的单个出版社，资产财务关系则暂时由原主管、主办单位“代管”，出资人问题依然是个难点。

　　据透露，决策层正在考虑改企后按照一定资产规模，由国资委委托中宣部进行代管。不过这一国资监管模式最终是否采用，目前尚未获得确认。 

　　物资出版社社长王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出版社的出资人可以有多项选择，他认为出版集团、国有控股公司、国有其他事业单位、国有行业社团组织以及其他市场主体几种选项都可以探索。亦有学者建议，由原主管、主办单位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对持股企业派出董事、监事，形成规范法人治理结构，以企业方式管理下属企业和资产。 

　　业内人士指出，改制过程往往是经济犯罪的高发期，新闻出版业恐怕并不会特殊。改制中最需要防范的，是所谓管理层参股或收购，在中国国情下，由于出资人的缺位，作为全民所有或者国有的资产没有具体的代表人，管理层也即单位领导在股份化改革的过程中，在没有监督、没有制衡的条件下进行运作，最大限度地体现自己的利益，这是最值得警惕的。

　　（责编/许圣如）

　　  李永忠

　　优良作风是政党具有强大力量的源泉。当前执政党作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是缺乏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要真正了解并切实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对执政60年的党的作风情况有一个科学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才能通过反腐败斗争推动党风好转。

　　经验与教训

　　建国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执政后可能增加脱离群众的危险有着清醒的认识。

　　1950年初，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同年冬，整风运动基本结束，全党作风大为改善。在此基础上，1951年下半年又开始了为期3年的整党建党运动，到1954年春，“经教育审察，党内约有不到10%的人不符合党员标准。据统计，1953年底，已有32.8万多人离开党组织。其中23.8万余人完全丧失党员条件被开除党籍，9万多人被劝告退党。”与此同时，开展了确保党员质量和党组织纯洁性的建党工作。“截至1953年6月，全国新发展党员107万人。”建国初期开展的整风运动和整党建党运动，为防止执政党变质积累了经验。

　　1957年4月26日，周恩来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拉希多夫等人，就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反对官僚主义等问题进行了交谈。

　　周总理说：“北京的城墙高，容易把领导同群众隔离开来。”拉希多夫开玩笑地说：“城墙高也有个好处，使官僚主义不会播散开来。”

　　周总理笑着说：“另有一个好处，要是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城墙还可以挡一阵。不过，这还是不保险的。城墙是可以冲破的。近40年前，我们北京学生就曾冲进过北京古城，反对过当时的官僚和军阀。”他指着两个向拉希多夫同志和尤金大使献花的小朋友说，“假如我们的官僚主义不改，他们将来就会冲进城墙的。”

　　周总理说：“人总是这样，稍有成绩，就会骄傲。共产党人也不例外，特别是在胜利的时候，以为我们有了缺点，人民也会原谅我们的。”尤金大使说：“是啊，人们总以为，既有人民的拥护，他们就不会有官僚主义。”拉希多夫插话说：“悲剧也就在这里。人们往往有了官僚主义，而自己还不能察觉到。现在中国进行这个工作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详见记者刘时平在1957年4月26日《人民日报》上的报道）

　　在党内恢复批评和自我批评优良作风历程中，需要浓墨重书的是1978年11月9日 至12月15日 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上，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把原定要单纯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变成了一次拨乱反正的提出新的指导方针的重要会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打破了长期以来党内缺乏民主、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僵局。自此，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开始恢复，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开始重建。

　　回顾改革开放30年党的作风建设历程，笔者认为，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党风建设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的作风建设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党风建设的进步速度，特别是相当多的地方和部门党风进步速度，还慢于问题的滋生蔓延速度。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理由有三：其一，根据十五大报告，到2010年，才能“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此期间，既是党内不正之风的易发多发期，也是腐败的高发突发期；其二，党的作风建设的加强和推进，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其三，全党特别是地方和部门党组织，对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才刚刚认识，而通过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去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作风背后是制度

　　前30年每隔三五年就搞一次运动，甚至把它提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高度来认识。隔三岔五的政治运动，虽然在当时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这绝不是治党治国的良策。而且这种“运动式的教育”和“运动式的反腐”的负面作用随着运动频率的加快而愈益显现。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痛定思痛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决定，并毅然决然地摒弃了政治运动这种形式。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最先想通过三年半整党把包括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内的三大优良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以实现三个根本好转，但以自律为主、兴师动众的三年半整党，群众对其的评价——以洗了个温水澡而结束，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三讲”教育，虽然采用了上级下派巡视组和背靠背提意见等措施，但教育的主要形式还是一种自律式的教育，缺乏他律的促进，群众认为其效果并不令人十分满意。反腐败斗争中的三项工作，群众意见最大，见效最少的还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实践证明，批评与自我批评绝不是靠号召就能兴起，也不是凭决心就能推动，当然也不是靠自律就能实施。1951~1953年的整党建党运动，对打天下时和政权初创时的不合格党员的清理，以自律为辅，以他律为主，出党面达6%，效果却相当不错；而改革开放以来开展的所有整党活动及教育，无一不是以自律为主，以他律为辅，对不合格党员的清理，其30年出党面的总和也不过党员总数的1%~2%。

　　实践证明，只有菩萨心肠，而无霹雳手段，从严治党则只会停在嘴上。没有强有力的他律为后盾，仅仅依靠说教式的教育去希望实现自律，其结果，所谓的自律与不律无异。

　　俄国“十月革命”夺取政权时，只有20多万党员；卫国战争打败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时，党员也不过300多万；1991年8月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时，虽然曾一度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包括剧变前，已退党的420万党员）却没有谁站出来表示反对意见。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苏共，失去了实质性的权力制约和监督的苏共中央，丧失党心和民心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 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作了迄今为止堪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扛鼎之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讲话第一次认真总结分析了前苏联和我们党执政后因忽视制度建设而存在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在这里，仅举200多年前一个典型事例来说明真正好的制度比人更重要的道理。为了开发澳洲，英国将判了刑的罪犯大规模移民。私人船为了获取暴利，尽可能地多装犯人，减少给养，降低卫生条件。据记载，1790至1792年，私人船主用26艘船运送4082名犯人到澳洲，死亡498人，平均死亡率为12%，其中一艘叫“海神号”的船，犯人死亡率高达37%。

　　英国媒体对此进行披露和抨击。当时解决的方法有三：一是教育船主，使其良心发现，能够自律；二是强化监督，派员上船制约，使船主不敢虐待；三是改革运送罪犯的给付制度。由于媒体的介入和问题的公开，使英国政府也聪明起来。最后，他们选择的是——不按上船时运送的罪犯人头付费，而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洲的罪犯人数给钱。1793年，第一次按新规则付费的三艘运送罪犯的船到达澳洲，结果，422人中只有1人死于途中。

　　此例在充分说明改革体制机制制度重要性的同时，也更好地印证了邓小平同志29年前的一句名言：“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胡锦涛总书记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把反腐倡廉建设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一起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这是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

　　1994年11月，人民日报的《理论动态》刊登了笔者《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根本建设》一文。笔者期待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根本建设的那一天。

　　两个“最重要”的转变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曾引用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

　　那么多疯狂于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甚至骗官杀官的人，那么多舍钱、舍色、舍人格、舍性命地追逐于权力的案例足以证明，在现行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下，权力早已不是负担，而是一种可以方便地谋私、谋利的乐趣。当战争远去，运动不再的今天，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特别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要在以教育为先导的同时，必须以制度为载体，必须以制度建设为根本，舍此，党的优良作风则难以保持，也绝无发展。

　　抓作风问题离不开监督。谁来监督，怎样监督，其探索过程就是理论与实践并进的过程。邓小平同志对此问题的认识，也是随着执政实践的发展，逐步完善并深化的。

　　1962年，执政的第13年，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来自党委会本身。”这第一个“最重要”，是认识的第一阶段——由“党委会”来批评和监督。

　　18年后，通过台上台下不同角度的观察思索，长于战略思维的他，总结出一条对党的长远建设有着关键意义的结论性意见，提出“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这第二个“最重要”，是认识的升华阶段——由专门的机构来监督，才可能做到“铁面无私”。总之，有效的批评要解决好主题、客体和方式的适应问题。批评也同样如此。强化党内的批评与监督，必须尽快完成从第一个“最重要”到第二个“最重要”的转变。 

　　（文中未加注释的引文出自《“大镜头”纪实》）

　　 本刊记者  尹鸿伟  发自成都

　　“我们已经回答了不知道多少次，这些股票是涉嫌办案查扣、过户的，不是纪委自己的股票，也不存在纪委部门参与炒股。”2009年5月20日，四川省纪委、四川省监察厅机关服务中心主任陈显芬在办公室对记者表示，“这些股票本来就不属于我们，目前我们正在按照程序办理相关手续，股票将被移交给财政部门，而不会截留在纪委部门。”

　　陈显芬说：“至于这些股票什么时候能够移交给财政部门，现在说不清楚，但到时候我们肯定会给全社会一个公开的信息。”

　　此前，一场与四川省纪委、监察部门有关的“股票门事件”突然爆发，在全国媒体的轮番“轰炸”下，社会各方都被吊足胃口，希望当事方能够公开事实的真相，但目前当事各方包括四川纪委、上市公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等都在闪烁其词，零星发布的信息愈发使得事情扑朔迷离。

　　股市惊现纪委身影

　　2009年4月末，国内许多媒体、网站都加入了一场热烈的报道战，“苦主”为很少在普通老百姓生活中出现，更从来没有在股票市场上露面的纪委监察部门。

　　事件始于相关上市公司对2009年一季度报表的公布：4月28日，闽福发A（000547）、东方银星（600753）两只小盘股里突然冒出个让股民吃惊的名称——作为“新进股东”——“中共四川省纪委、四川省监察厅机关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四川纪委服务中心”）持有闽福发A和东方银星股票数量分别约160万股和93万股。其中，该“纪委服务中心”占闽福发A普通股总股本的0.66%，新进十大，为第二大流通股股东；占东方银星流通股股本的1.02%，为其第四大流通股股东。

　　事实上，“纪委服务中心”的身影之前也已经在中原环保（000544）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首现，为第四大流通股股东，于一季度新进30.33万股。

　　熟悉中国政治常识的人自然清楚“纪委”和“监察”两种特殊部门的职责与范围，按照“中共四川省纪委、四川省监察厅网站”公布的信息，为 “负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组织协调工作”、“负责组织实施全省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对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工作实行检查监督”等14项。

　　按照“ 四川省企业黄页”的资料显示，“四川纪委服务中心”注册资金为120万元，员工人数为4人，工作范围为“保障机关办公和职工生活提供劳务和技术服务；负责机关车辆，通讯，文印、消防、安全；环卫，房屋物业管理，承办机关委托的部分行政管理事务性工作和机关交其使用的固定资产的管理工作及交办的其他工作”。这样一个为纪检监察要害部门提供保障服务的事业单位怎么突然显形在资本市场中呢？   

　　而随着上市公司一季报的陆续披露，“四川纪委服务中心”的持股范围扩大，其身影还浮现在山东海龙、漳州发展股东名册之中，分别持有355万股和120万股。私募基金从业人士唐先生观察分析：至5月初，该中心的上述5笔“投资组合”的市值一共达到了4000多万元，但由于这5家上市公司并没有太多的共性，所以看不出其中的“投资策略”。

　　 “四川纪委服务中心”持股的消息一经披露非同小可，其立即被网民冠以“最牛股东”的称号。社会各方都在关心：如此严肃的党委、政府部门怎么能够进入股票市场，其资金从何处来，到底涉及了多少只股票，盈亏会怎么处置。

　　针对媒体的关注，闽福发A和东方银星的有关人士向记者表示：一季报的股东名单由证券交易所提供，闽福发A未通过定向增发或股权转让等其他途径，向“四川纪委服务中心”出售股权，后者应该是通过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的。

　　2009年5月20日，记者在成都市青羊区商业街16号四川省委综合办公大楼6楼找到了“四川省纪委、四川省监察厅机关服务中心”，其与四川省纪委在同一楼层办公，拥有两间面积不大的办公室。在主任陈显芬的办公室里，记者与其有过一番简单对话，但后者基本上不愿意涉及“股票门”事件的任何内容，除了直接拒绝披露股票的原持有人名称外，她表示“上述股票正在财政部门的监管下，按程序办理上缴国库的有关手续，但不能提供具体完成时间”，还“希望媒体不要总是炒作这件事情了，否则影响四川纪委、监察部门的下一步工作开展”。

　　私募基金从业人士唐先生表示，中原环保为河南郑州的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污水处理、城市供热，其总股本为2.69亿股，流通股约为1.14亿股；闽福发A为福建福州的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通信产业和发电机生产，其总股本为2.45亿股，流通股约为1.83亿股；东方银星为河南商丘市的上市公司，主要从事重庆地区和河南的房地产开发，其总股本为1.28亿股，流通股约为9109万股。

　　从3家被持有上市公司的情况看，3家上市公司的总股本都不大，流通股市值一季度都不超过10亿元，股价全部低于10元，为中小盘低价股。唐先生表示，在3家公司发布的2008年年报当中并没有出现该服务中心的身影，因此可以推断“四川纪委服务中心”是在2009年一季度进入的，“到底是正常办案形成，还是自己炒股一不小心炒成了10大股东，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说明”。

　　 “从2009年1月以来，股价行情普遍看涨，就该服务中心所持有股票的情况来看，形势都比较好。”四川省一名证券记者在2009年5月21日表示，当日中原环保收盘价在8.85元，而该股1月平均股价只有6.3元；闽福发A当日收盘价为7.33元，1月平均股价只有4.5元；东方银星当日收盘价为6.16元，1月平均股价只有3.6元。“仅从账面计算，四川省纪委、四川省监察厅机关服务中心持3家上市公司的资产获利就可能超过了600万。”

　　闪烁其词的解释

　　四川方面对媒体的报道反应非常迅速，并且采用了传播速度和范围最广的互联网媒介来澄清党政机关身涉资本市场的问题。

　　4月29日当晚，四川省委宣传部下辖的“四川新闻网”发布了一则通告：四川省纪委、省监察厅在全过程中，没有涉足股票的市场交易，今后也不会涉足。这批股票系四川省纪委、省监察厅在查办案件中依法扣押的违纪违法资产，鉴于上述股票分散于多个账户，为便于依法处理，根据省政府领导意见，四川省纪委、省监察厅作为办案单位，把上述股票集中后，再统一交省财政厅处置。四川省纪委、省监察厅于2008年12月以“四川省纪委、省监察厅机关服务中心”名义开设了证券账户，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深圳分公司协助下，于2009年1月23日完成了上述股票的非交易过户。目前，上述股票正在省财政厅的监管下，按程序办理解缴国库的有关手续。

　　 “这些貌似合理的解释其实根本经不起业内人士的推敲。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一般是自然人或机构投资者，名称中包含国家机关的股东实属罕见。其中暴露出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像四川省纪委、四川省监察厅机关服务中心这种明显容易引起争议的股东信息，上市公司在进行季报披露时，为什么不作出必要的说明？”独立财经评论员皮海洲说，“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炒股都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它们炒股票不仅会分散机关的精力，而且也容易损害党政机关的形象，损害干群关系。”

　　与之相应的一个情况是：“股票门”事件发生后，四川省内媒体都接到“不许对该事件进行任何报道”的通知，也的确没有一家四川媒体有过报道，包括对四川纪委、监察部门近期查处涉嫌经济案件的披露。

　　皮海洲认为，如果四川省纪委、省监察厅在开设这个证券账户时，是一个更为明了的“违纪违法资产清理账户”，就不会引起市场的误会了，“现在有必要将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公开，这既表明两部门确实是在执法而不是在炒股，有利于两部门的避嫌，也有利于保护其他投资者的知情权”。

　　他表示，党政机关炒股票，容易引发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所以财政部发布的《预算外资金管理实施办法》明文规定，严禁将预算外资金转作部门和单位“小金库”或公款私存，更不得用预算外资金搞计划外投资、炒股票、炒房地产、进行期货交易以及投资入股等违法乱纪活动。

　　由于从“四川纪委服务中心”处无法获得有效消息和数据，记者在5月20日下午分别致电“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和深圳分公司，但被告之“新闻媒体必须与北京总部联系”。随后记者又按照“北京总部”工作人员的要求传真了一份“采访联系函”，其中提及“四川纪委服务中心陈述股票的非交易过户是否属实、3家流通股过户前的账户名称和类似非交易过户是否需要及时披露信息”等内容，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该公司的任何答复。 

　　四川省一名证券界人士明确告诉记者：“无论四川纪委服务中心是‘非交易过户’，还是‘二级市场购买’，按照国家政策法律的规定，‘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肯定都有相关记录，关键就看其是否愿意提供，或者愿意公布到什么程度。”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可以在权力机关的要求下对他人的财产完成证券的非交易过户，如果不尽快解释清楚这个事件，公布全部证据和办理程序，那么将严重影响到广大投资证券者在交易安全方面的考虑。”他认为，目前这起“股票门”事件“只有不愿意说的可能，没有说不清楚的可能”，尤其四川省纪委、监察厅内部是否有人在炒股，资金是否来源于自身的“小金库”等问题都值得探询。

　　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5月19日四川省还召开了全省“小金库”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要求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 “小金库”专项治理，鼓励自查自纠，严惩顶风违纪，鼓励举报检举，对举报有功人员将给予最高为10万元的奖励。这次专项治理的重点对象包括执收、执罚权相对集中的部门和单位；教育、卫生、交通、民政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部门和单位；宾馆、培训中心、招待所、出版社、报社、杂志社等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有隶属关系的单位；以前检查发现存在“小金库”问题的、有群众举报的以及自查自纠措施不得力、专项治理走过场的部门和单位。四川省纪委、省财政厅、省审计厅同时公布了举报电话。

　　另外也有消息显示，中国证监会有关人士表示已经关注了四川纪委“股票门事件”，但该机构至今未发表任何意见。

　　等待中的猜测

　　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来看，历来国家办案机关均没有出现直接将股票数量化，而后转到本机关，并出现在公司财务报告的股东构成的先例，所以“四川省纪委、四川省监察厅及其机关服务中心”在中国股市上注定将留下“历史的痕迹”。

　　皮海洲说：“应该注意一个细节，四川省纪委、四川省监察厅及其机关服务中心涉及的几支股票均为小盘股，其特点是目标小、投入少，一般来说愿意参与的人都是‘低调’和‘差钱’的，因为业内人士都有小盘股好炒，大盘股不好炒的共识。”

　　他表示，近年来对于企业投资股票有相关法律支持，但对于党政机关，国家禁令并没有任何改变，许多企业通过上市、投资收益造就了财富效应和二级市场炒作效应，引得其他一些企业、机关、学校等纷纷进入二级市场投资股票。

　　“现在股票已经成为腐败资产的一种重要存在形式。仅仅想澄清自己，四川省纪委和有关机构做得远远不够，也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四川知名社会评论家曾颖表示，“媒体和民众关注这个事件的基点在于反腐倡廉，也在于追求社会公平。”

　　一位曾经在四川省纪委工作过的人士对记者表示，纪委办案涉及需扣押没收股票案件，一般可将涉案股票划转纪委指定控制账户，若该案必需由纪委移交司法机关，原则上涉案股票也应该随案移送；若仅涉违纪案件，纪委应将涉案扣押没收股票上缴财政即国库，也有由财政返还或部分返还作为纪委办案经费的案例，“原则上纪委经费应按照收支两条线管理，但是现实中许多地方已经违规了”。    

　　 “但涉案股票转入纪委指定控制账户，在结案变现没收前应保持冻结状态，决不允许内部人员买卖操作，查扣股票因股市涨跌盈亏都应与纪委办案本身无关。”他说。

　　具体到四川省纪委的此次“股票门”事件，他认为外界关键要看两点：一、是否涉案扣押的股票；二、是否有纪委内部人员买卖炒股操作交易记录。

　　四川省一名检察院系统的工作人员说：“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所以有一些特殊部门以特殊的方式在做一些特殊的工作，不应该觉得奇怪。按照《行政监察法》等一些国家法律和政策规定，纪委、监察部门查扣一些违纪、违法的犯罪资金、物品和股票证券是可以的，其可以采取冻结、过户等多种方式，目的是为了避免办案过程中的损失，但是财物的利息和收益最后都必须依法收缴上交国库。”

　　 “冻结、过户都只是一种暂时性措施，也是一种有效的缓冲措施，因为有时候案件后期会遇到该不该没收，没收多少比例等许多具体问题。”他表示，目前检察院系统采取冻结的情况比较多，直到案件查处结束需要提起公诉，才会将有关资金转到一个专门的“扣押账户”一并提交给法庭，“否则在管理上非常不方便”。

　　他透露：“在1998年以前，国家有关办案机关在涉及扣押国外资金时，经常采用国家公证的方法，然后将涉案资金过户到一个指定的中立公司的账户，这样既达到了办案需要，也让相关人员和机构打消资金安全顾虑，但是后来类似的手法很少采用了，要么是直接冻结在原单位、原账户，或者干脆过户到办案机关的专门账户。”

　　曾经在四川省纪委工作过的那位人士介绍，纪委、监察部门和所有司法机关收缴的钱物，在案件审结完毕后都必须直接上缴财政，这当中如果是现金就好办，如果是房屋、汽车等物品类型，则必须处理成现金才能上缴，但是遇到股票这样的新生事物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又不能直接上缴财政，这已经成为反腐败工作的一个新难题。

　　事实上，目前在对罚没财物如何管理和处置方面，国家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各地方的操作方法也有所不同，甚至可以说花样百出。四川省检察院系统的工作人员说：“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社会各界也不要一味指责四川省纪委、省监察厅，也许他们对这些涉案股票等有价证券的处理、管理方式是一种新的工作方式探索，效果是利是弊，有待观察。”

　　他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案件类型和涉案物品种类也越来越复杂，四川省纪委“股票门”事件应该引起国家高层的重视；如果能促成纪委、监察和司法系统完善股票的查封、扣押和处置问题，包括其它很多已明显落伍的案件办理政策规定，“也可以将此次‘股票门’事件视为一次变革机遇”。

　　 本刊记者  田  磊

　　5月初，在北京市的一次节约用水会议上，南水北调推迟5年通水的消息“不小心”被北京市水务局局长程静透露给了公众。事实上，在去年底召开的国务院南水北调第三次建委会上，就已经做出决定南水北调工程全面推迟，原本设计建设工期只有6年的东线和西线，一推便成了11年，而原计划于2010年开工的西线工程，目前依然对设计方案合理性争论不休，没有任何按时开工的可能。

　　不管是何种原因，这些消息都意味着，这个在行政力量主导下对水力自然资源进行再分配的举世工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麻烦，面对日益严峻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中国必须告别庞大工程依赖症，发展新思路来解决城市的水资源使用和保护问题。

　　资金困境

　　几乎所有记者都在追问，投资数千亿、论证数十年的调水工程为什么会被推迟？但迄今为止，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仅仅是通过新华社以不透露姓名的方式做了解释。

　　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部分工程项目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及工程建设实际，对地方及各方面专家提出的方案进一步深入论证和优化，以保证工程质量、控制工程成本。这一说法意味着，将有一大批工程会被削减，南水北调将面临“瘦身”，除了调水必备的工程之外，大多辅助性工程将会面临被砍掉的可能，或者由地方政府自筹资金来解决。

　　二是由于国家政策调整、物价上涨以及南水北调投资结构变化，工程整体投资有较大增加，需要中央研究决策。南水北调办公室负责人称，投资问题已经由国务院南水北调建委会解决，但具体是如何解决则不得而知，至少地方政府增加投资的可能性极小，解决的途径无非是由中央增加投资，在中央政府4万亿的投资热潮中，这样的措施并不难实现。

　　三是在新形势下工程征地和移民搬迁补偿标准大幅提高，库区移民规划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做好征地拆迁等工作，需要更加细致的思想工作和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一直以来，国家工程的补偿标准远远低于商业开发类的拆迁补偿，2008年记者在河北石家庄郊区采访时，比邻的两块地，被开发商征去开发住宅和被国家征去建设南水北调干渠，两者的补偿标准相差了将近5倍，村民们一直为此上访。

　　三大原因归根到底，是资金出了问题。物价上涨、辅助性工程过多、移民搬迁补偿标准大幅提高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已经让南水北调的总投资至少翻了一番。开工之初，南水北调工程在筹资方式上就不同于以往国家大型工程主要由中央出资的模式，而是由中央和地方共同筹资，原则上中央出资20%，剩余80%由受益省市出资。

　　地方出资主要是受益省市承担，但对于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主要受益省市来说，迅速翻番的投资额度早已超过了承受范围。北京市有关部门在面对媒体时，一直强调是其他省市工程出了问题，北京的水渠已经修好了，但事实上，在原有的资金筹措方案中，北京需要承担的资金远不止修好北京市内的水渠，北京还需要承担给水区生态补偿、移民经费等等资金中的一大部分，主要是通过未来水价来调节，偿还银行贷款来实现。

　　“不缺水”的天津

　　资金的问题虽然紧迫，但中央政府显然不会因为缺钱而让这个举世工程变成“烂尾工程”，而且，虽说投资庞大，但中央政府也有足够的财政实力来为此埋单。在新一轮的规划修订、工程瘦身之后，2014年按时通水应该不成问题。真正严重的问题是，到了那个时候，北京、天津这些工程的头号目标城市还需要千辛万苦调来的长江水吗？

　　以东线为例，主要解决的问题有两部分，一是胶州半岛的青岛、烟台、威海等城市的用水，这些山东工业最为发达的沿海城市群却是严重缺水城市。另外则是天津的缺水。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是30年来继广东深圳、上海浦东新区之后，中央政府着力建设的中国第三极，滨海新区需要上马大量的工业项目，水资源一直都是最大的障碍。

　　所以，天津缺水是除了北京用水之外，南水北调得以通过决策的一大理由。在南水北调的总体规划中，中线的头等目标是供北京用水，东线则保障天津。但事实上，早在南水北调开工之初，天津就对此存在强烈反对意见。“早在工程之初，河北和天津就拒绝用东线之水，他们不大相信山东能把水治好。”曾经主持制订《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治污规划》总报告的负责人夏青教授告诉记者。

　　2001年10月30日，时任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中国水利学会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也清楚地印证了这个过程。他在一篇《水环境承载能力》的发言报告中提到：天津市最近用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不用东线水，因为对南水北调东线的水质不放心，对水污染能否治理好不放心。后来张基尧副部长到天津与他们交换意见，我又打电话给天津市领导。这次我从国外一回来，又打听他们的回话，仍然是这个意见，对东线水污染不放心，所以不要东线水。这就使东线的整个方案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化。如果认为东线的水质问题不能解决，这就彻底否定了东线的理论基础。

　　  但不管怎样，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工程还是按照既定规划先后开工。于此同时，天津市也早在工程开工之初的2001年前后，就确定了海水淡化为城市供水的重要补充，这个总体思路从来都没有动摇过。只是在当时，海水淡化的技术并不成熟，不仅成本高昂，而且没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以及上规模的生产都还成问题。

　　而中国的海水淡化技术也正是在进入21世纪，也就是南水北调开工之日起，开始了长足的发展，从2002年到2007年，这几年间，总量几乎是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在增长，技术的进步更可称得上是一日千里。

　　到今天，东线工程的两大目的城市群的用水问题，几乎都找到了替代手段，那就是日益成熟的海水淡化技术。青岛、烟台等地的海水淡化项目一个接一个上马。而天津经过近5年来的发展，已经是中国海水淡化第一城，其目标是到2010年，天津建成中国海水淡化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中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配套装备加工基地、海水淡化示范城市。

　　海水淡化的威胁

　　在南水北调的规划中，工程建成后，东线每年将向天津供水5亿立方米，这已被天津拒绝，中线则多年平均向天津供水8.63亿立方米，而目前海水淡化年生产能力已经接近1.5亿吨，年海水直接利用量达40亿立方米以上，更重要的是，成熟的技术和诱人的市场前景，让在建的海水淡化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目前，海水淡化的成本已经从南水北调论证之时的每吨20元降低到不足5元。而根据水利部核算的成本，南水北调通水后，调到北京、天津的长江水成本将高达18元。

　　就在南水北调陷入困境的同时，全亚洲最大的海水淡化厂——天津新泉海水淡化有限公司，在天津大港区拔地而起，一期建设海水处理能力为日产10万吨，最终形成日处理15万吨的能力，到下个月就将全部建成。

　　南水北调延期5年的消息传出后，各大海水淡化企业纷纷瞄准了北京的用水问题。事实上，中海油公司一直都在计划筹建日产140万立方米的海水淡化工厂，目前正在做向北京市政供水的可行性调研报告。曹妃甸也向媒体公布，初步准备上马4亿吨左右的海水淡化工程，向北京供应淡水，而一贯以极度缺水面貌出现的天津同样有计划向北京输送海水淡化水，以此拉动海水淡化产业链。按照天津市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到2020年天津市海水淡化生产能力还将扩大，届时除了满足天津市需求能力之外，富余产能可供应北京。

　　2005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海洋局等三部委发布的《海水利用专项规划》对于南水北调工程更可算得上一个不小的打击。该规划除了给出了明确的海水淡化增长幅度外，还特别指出，对极度缺水、急需解决水危机的近海特大城市如北京等，除加强节水和建设必要的调水工程外，可以开展前期工作，适时论证利用海水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特别是大型海水淡化工程建设的可行性方案。

　　海水淡化并不能算是一个完美解决淡水短缺的方案，最大的问题是淡化后的浓缩盐水如何排放。渤海地区未来的海水淡化的产能，每年会将几十亿吨的海水抽上来，将对生态平衡构成极大影响。渤海地区海水盐度超过一定比例时，物种消失、海洋生态恶化等等后果都会出现。但是，像当年的调水工程一样，海水淡化如今成了各个缺水城市政府的救命稻草，日益成熟的技术和各地政府高涨的热情成了南水北调必要性的最大威胁。

　　工程模式的终结

　　对于南水北调而言，一时的缺钱和工期延误并不是多么糟糕的消息，当它的必要性遭到质疑时，才是最可怕的。在中国，全球气候变暖等等气象和环境问题引起的最大现实反应归根到底都是水资源的问题。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超过60%的城市有缺水问题，其中110个城市出现严重缺水困境，此外，超过90%的城市，饱受水源污染的困扰，至于农村地区的水源污染问题甚至更加严重。现阶段，有超过5亿的农民，仍然无法获得安全卫生的饮水供应。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通过拆东墙补西墙思路的工程调水，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否能够像南水北调设计之初所设想的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长江、黄河两大水资源调配和环境问题，如今都产生了疑问。

　　在诸多描述中，南水北调的决策源头都被视为是毛泽东当年的一句话，“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可以借一点过来。”但1978年之后，毛泽东时代的诸多决策已经不再实施，对于三峡工程等一些特大工程的综合效益，人们仍将以审慎的态度持续考量，而不轻下断语。以南水北调为代表的诸多调水工程能够通过决策，成为现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的30年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工程技术的进步以及国家财富的急速增长，让这些前人梦想中的浩大工程迅速具备了变成现实的条件。

　　为了解决水、油等发展资源不足的问题，一个个动辄数百上千亿的大型工程，被专家们提出来，付诸实施，可以说，过往的30年是中国工程立国的30年。在水的问题上，除了南水北调这一世界最大调水工程外，更多规模较小的人工运河已经修建或正处于构思之中，山东西水东调、引松(松花江)入长(长春)、引英(位于辽东半岛北部的英那河)入连(大连)、引黄(黄河)入晋等一系列长距离调水工程，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跨流域调水最频繁的国家。

　　事实上，与各种运用化工理论的技术手段相比，规模适度的调水工程不仅仅能解决饮用水问题，更是生态环境好转的润滑剂，对于农业生产、生态恢复都不失为一项经济的选择。

　　但今天，南水北调遭遇的困境像一个分水岭，自此，工程解决的模式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低谷，大大小小的调水工程再次面临决策时，决策者不会不考虑南水北调所遭遇的诸多困境。中国社会这30年的发展，区域竞争的模式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活力，涉及利益主体过多的资源调配工程或将因协调成本过高而日趋困难。

　　与此同时，如今中国的制造业、工业技术、市场环境都在飞速进步，已经具备了用成型技术来解决资源不足问题的条件。以水处理问题为例，与1990年代南水北调紧锣密鼓论证期相比，今天，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有了多种可对比的选择方案，决策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益开放的中国社会完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为经济的解决方案。

　　如今，在中国水处理市场，德国的西门子公司、新加坡的凯发集团等诸多跨国企业又已经占据了制高点。“中国的水处理市场是一个百年生意。”西门子（中国）工业解决方案集团水处理技术部销售技术总监靳志军说，目前中国的水处理事业只不过刚刚解决了一点浅层次问题，比如节能减排达到目标也不过意味着水污染物种的COD排放得到控制，距离污水水质安全化还差得很远，而水资源短缺的严重矛盾必然引导中国进一步深化污水水质净化这一过程，从控制和消减COD排放向全面控制水质方向发展。

　　和西门子公司一样，大部分该领域的跨国企业，都在致力于提供广泛而尖端的解决方案组合。其中不仅仅包括海水淡化，更有水的运输和配给解决方案；用于社区饮用水加工和污水处理的机械、化学及生物产品和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和控制；工业工艺水和污水的处理、再利用和回收；高纯水生产工艺等等一系列以节约、保护和重新利用水资源为目的，针对工业企业和社区公共设施的特定需求而定制的解决方案。

　　在这些领域，不论是科研水平，还是企业实力，中国都还存在着巨大差距，相对于庞大的调水工程而言，这是一项难度更大的工程，在这项工程上取得怎样的成就，将预示着我们的水问题会有何种程度上的解决。

　　 本刊记者 邢少文 

　　作为颇具中国特色的一项宏观调控举措，“限产令”一词在十数年间始终伴随着中国钢铁行业的发展历程。

　　5月8日，国家工业与信息化部再次祭起这一号令大旗，出台了《关于遏制钢铁行业产量过快增长的紧急通报》，要求各地工业部门控制钢铁总产量，淘汰落后产能，并“对落后钢铁企业、不顾市场需求盲目扩大生产的钢铁企业，要商请当地商业银行减少或停止贷款”。

　　然而在河北这个民营钢铁重镇，仍然是一片热火朝天的“炼钢”景象。GDP增长的重压之下，这纸发自北京的公文，正显得有些苍白与尴尬，而围绕着一纸限产令展开的，却是又一场央企和地方政府、中小民营钢企的利益争夺战。

　　据悉，工信部及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正在调研需“制裁”的钢铁企业“黑名单”。在工信部看来，钢铁业并没有实质性回暖，而只是一种短期价格震荡，在此情形下，钢铁业出现了盲目扩大生产的苗头，最终使工信部挥出调控之剑。

　　如此急急令出，照例激起钢铁行业争议一片。然而又如同历次的“限产令”最终趋于流产一样，对于此次“限产令”的最终执行效果如何，仍然值得大打问号。

　　让人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这一带有“行政命令式”色彩的产业调控政策，多年来虽屡试不效，为何时至今日却照用不误？

　　限谁的产？

　　“把‘限产令’理解成是针对中小民营企业的限产，这是一种误读。”我的钢铁网副总经理贾良群对本刊记者说。

　　自从“限产令”出台之后，外界普遍理解为这是工信部针对中小钢铁企业的一项治理整顿举措，这样的担忧源自经验，在历次的宏观调控之中，民营的中小钢铁企业首当其冲，他们被认为是导致钢铁业“结构性过剩”的罪魁祸首。

　　并且，在工信部的紧急通报之中，将钢铁生产总量控制与淘汰落后产能二者混在一起，这难免让人产生这样的判断。

　　 “就目前的市场供需情形来看，导致结构性过剩的，不是正在复产扩产的中小企业，而恰恰主要是大中型国有企业。”贾良群说。

　　在工信部的通知中指出，2009年钢铁产量只需4.7亿吨就能保持供需平衡，但目前的产能与国内消费和出口的实际需求相比过剩约25%~30%左右。其中，板材问题尤为突出。从品种结构看，近几年我国每年新增粗钢能力5000万吨左右，其中90%对应品种为板材。

　　 “板材目前的产能主要集中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国泰君安钢铁行业分析师蒋缪指出，这部分品种主要用于家电、汽车、机电、造船等行业，由于高端板材产品在过去的几年中需求不断增长，因此大型国有钢企大量发展这些品种。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到来，下游行业陷于低迷，外部需求缩减导致出口萎靡，板材产品供求过剩。

　　与此相反的是，基建和房地产所使用的长材产品由于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的实施，正在呈现需求回升的状态，而这部分产能大量集中在中小钢铁企业。“要限产，首先就要限国有大中型企业。” 蒋缪对记者说。

　　 “限产令”当前，央企表现得远比地方所属的钢企要“听话”得多，来自宝钢、武钢等大型国有企业的消息称，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纷纷将产能缩减10%~20%。但他们同时抱怨，限产令只对国有企业有效，但中小企业却“不听话”，目前中小企业的复产、扩产行为并没有得到遏制。

　　河北省是中国中小型钢厂的最大聚集地，这里屡屡被当成限产和淘汰落后产能、整顿中小企业的典型。但河北省冶金行业协会副会长宋继军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淘汰落后产能是相对容易的，真正难的是限产。因为市场有不同的需求，中小企业的产能是根据基建需求的回升做出的，他们认为有理由不限产。”

　　河北德龙集团的一位副总经理就明确表示：“我们限产与否是根据市场来决定的，而不是行政命令。”现在，正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此前不久，他们刚刚收到了来自四川催要螺纹钢的消息。这家中型钢企，一点也没有要“限产”的意思。

　　对产能和需求判断的差异，导致不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对“限产令”的执行效果到底有多大，都持保留态度。即使是采取“商请当地商业银行减少或停止贷款”这样看似“历史上最严厉的措施”，看起来也是无的放矢。

　　 “商业银行一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卡得都很死，中小企业从商业银行可以获得的贷款本来就少，他们有自己的资金来源。而对于国有大型企业而言，现在正是信贷的黄金时期，他们获取贷款本来就容易。”贾良群认为。

　　莱钢国际贸易公司副总裁王尧伟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认为，商业银行的贷款是商业行为，不可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去要求别人停贷，“况且，现在中小企业如果复产和扩产的行为是有效的，银行也会考虑给他们贷，有钱还人家干嘛不放贷？”

　　行政命令后的利益链

　　 “一个限产令，牵涉了诸多的利益博弈。”贾良群说。

　　他对政策出台的背景表示费解，“工信部关于产能需求的调研发生在3月底，3月份刚好是钢铁行业触底的时候，而‘限产令’的公布是在5月，实际上4月的需求已经在回升。” 

　　去年下半年，钢铁行业迎来了严重的库存化时期，大型企业纷纷自动缩减产能，而中小型企业则大量停产，陷入了“开工就亏损”的境地。 

　　但在今年一季度，情况出现了分化。就在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的同时，中小企业的亏损状况却并不见得比国有企业更恶劣，根据相关统计，2009年第一季度，以板材为主的大中型钢铁企业亏损达33亿元，而河北省钢铁行业盈利超过15亿元，绝大部分盈利来自生产长材为主的中小企业。

　　“民营的中小企业成本低、机制灵活，抢占市场的方式也灵活。现在的市场不分高端低端，市场需要的，就是好产品。”王尧伟说。

　　到了4月，大中型钢厂也开始扩产，根据中钢协的统计，4月上旬，大中型钢厂的日产粗钢量达到141.4万吨。与此同时，4月27日，作为行业风向标的宝钢公布6月份价格，这是宝钢今年第三次下调钢价。“宝钢一降价，别的企业都得跟着降。谁亏不起谁就自动退出市场。降价就是为了把中小企业排挤出去。”河北唐山迁安的一家民营钢铁企业人士对记者说。

　　对于此间的变化，贾良群认为极有可能是大型国有企业因为效益不好，所以利用“限产令”政策来限制民营企业。而刘海民则认为，钢铁行业的生产在1月、2月出现了新一轮反复。复产的主要是一些竞争力强、赢利状况好、具有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最近，一些国有大型企业醒过神来，意识到如果继续限产，它们竞争不过民营企业，所以，它们也倾向于要复产。

　　根据中钢协统计，今年以来排在增产前50名的绝大部分是500万吨以下的中小民营钢企，宝钢、武钢、鞍钢等大企业都在限产，这显然是国家不愿看到的。

　　在民营企业看来，一直以来限产就是为了保价，但一方面他们看到的是国家不断将中小企业的产能回升称为“无序复产、扩产”，但一方面国有大企业却在不断地增加新产能。

　　对于行政命令式的“限产令”，国有企业无疑是欢迎的。在日前召开的陆家嘴论坛上，宝钢董事长徐乐江便建议，常说金融企业要帮助企业防止资金链断裂，但是钢铁行业的一些落后产能和企业就应该让其资金链断裂，无论是市场竞争的自然退出，还是行政手段导致的退出，都是钢铁行业的阵痛。

　　整合靠市场而不是政府

　　从最早的冶金局到国家经贸委、发改委到工信部，在十多年间，中国钢铁行业已经历了多次限产令。

　　1998年，中国钢铁产量超过1亿吨，随后，总体过剩和阶段性过剩论便随之而来，1999年和2000年，当时的经贸委曾两度下达限产令，但收效甚微。自2000年起，钢铁业又开始一轮扩张，2005年产能超3亿吨，国家发改委出台《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提出宏观调控的目标是淘汰落后产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但仅在政策出台半年后，中国钢铁业产能创4亿吨新纪录。

　　每次的限产令都针对中小企业，但在贾良群看来，对于产能过剩的预测总是被夸大，中国钢铁的需求增长是快速的，需求结构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实际上55%的需求仍然是基建和房产，这决定了大量的中小企业仍然是有市场空间的。“限产和淘汰的一些品种甚至跟市场需求是相悖的。”

　　限产的同时，扩张的主力仍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以2005年为例，控制过剩政策一出，唐钢、莱钢、马钢、济钢等国有企业就纷纷扩产。

　　宋继军说，在河北，很多中小型的钢铁企业为了不至于被淘汰，也都在拼命扩产。或者在地方政府的强硬撮合下进行名不符实的重组，如于去年底唐山由39家民营钢铁企业整合成立的唐山渤海钢铁集团和唐山长城钢铁集团。

　　“中央政策是从宏观层面出发，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为了保增长、保税收、解决地方的就业问题，本身并没有淘汰落后产能的动力，而淘汰落后产能所需要的技改资金、关停补贴又主要为地方政府出，良性的退出机制没有建立。而企业又看到有利可赚，怎么关停？”贾良群认为部委政策也要充分考虑到地方政府的现实需要。

　　贾倾向于真正的退出机制是由市场来发挥作用，只有当企业越生产越亏损时，才能真正淘汰，政府需要做的只是建立一个规范和公平的外部竞争环境，“对民营企业要严格执行节能减排的标准，防止偷漏税和加强劳工保障，对国有企业也要减少各种各样的政策性补贴和资源倾斜。兼并整合、提高集中度是大方向，但短视性的行政式指令往往背离实际情况，反而造成不公平竞争。”

　　 特约记者  徐正辉

　　长期游离在国家监管外的境外国资好日子即将结束。随着央企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境外资产规模日益扩大，加强境外产权管理已提上议事日程，境外资产安全性问题成为监管者考量的首要问题。

　　作为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监管重任的国资委也不得不谨慎对待，“打破一贯部委扯皮不挑头的传统”，正加紧制订海外产权管理方案。“国资委尽快研究制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办法，加大境外国有产权管理的研究力度，争取年内出台境外企业国有产权管理的指导意见，落实境外国有产权管理的责任制，及时掌握境外国有产权的动态情况。”国资委宣传局副局长曾坚5月22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资委通过对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两国的央企境外机构调研发现，目前央企境外产权管理制度整体不健全，境外投资存在无序竞争、管理人才缺乏、考核体系有待完善及派遣人员薪酬待遇等问题；同时受金融危机影响，境外机构生产经营面临一定困难。

　　与此同时，国家审计署也在同步进行境外资产审计，“今年的重要工作就是开展中央企业境外资产的审计试点，争取在5年内把所有进行产权登记的境外国资审计完。”国家审计署办公厅的一位官员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明确表示，除一些不能公开的安全性质的资产外，国家审计署会在审计后以公报形式对社会公开。

　　对于这次审计决心，可以佐证的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审计署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新设企业审计司、境外审计司。其中，企业审计司负责组织审计中央国有企业和国务院规定的中央国有资本占控股或主导地位企业的资产、负债和损益；境外审计司负责组织审计国家驻外非经营性机构的财务收支，依法通过适当方式组织审计中央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境外资产、负债和损益。

　　目前，商务部也高度重视央企境外产权管理，商务部审批对外投资项目时，已不再针对经营可行性和资产状况，而主要审查海外项目的风险性，比如两国政治关系、国外投资环境与相关法律等。

　　如此庞大的一笔资产，中央政府责无旁贷。而在2008年之前，这笔资产除了企业自我管理之外，很少有来自政府的压力。政府只能通过对境内母公司的财务监管进行间接管理。“这种状况下，国内很多学者比较担心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要求加强境外国资监管的呼声很高。”商务部梅新育研究员介绍，对境外国资的监管必须先从摸底开始，只有掌握境外国资的存量有多少、经营现状等问题后，对境外国资的管理才能真正开始。

　　境外资产是笔糊涂账

　　境外国资监管的麻烦首先在于谁也说不清境外国资的存量到底有多少。根据商务部2007年上半年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中央境外企业和中央企业所属二级以上境外子企业743户，中央企业境外单位资产总额8197亿元，净资产3216亿元，所有者权益2803亿元，职工人数24万人，其中中方职工17万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部长张小济苦笑，作为一个官方专业研究者，这是他截至目前接触到的“最准确”的境外国资存量的统计数据。

　　张所带领的课题组经过不完全统计发现，仅中央企业在境外就设立了约3460多户企业，其中亚洲所占比重最大，为58%，欧洲约占13%，非洲约占17%，美洲约占10%，大洋洲约占2%。中国企业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达到1026.3亿美元，设立境外中资企业万余家。其中，中央驻外企业和中央企业所属二级以上驻外子企业近1200户，投资额占境外总投资的46%。张小济坦言，这些都是通过公开资料以及部分调研得到的数据，不可能是境外国资现有存量的准确数字。

　　目前商务部的统计数据只是对外投资的数字，而境外国资这个概念显然要比对外投资的范围大得多。境外国资这个概念指向的不仅是境外国资企业，也包括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在境外设立的机构。而且，既包括中央一级的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和企业在国外设立的分支机构，也包括地方上的同类型机构在境外设立的机构。“我们课题组匡算的境外国资最终数字在1.3万亿左右，精确数字有待最终审计结果。”

　　由于历史原因及境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和国情差异，国有企业到境外投资采取的方式也较多，有的还采取了委托个人进行投资的情况。因此，境外企业存在产权关系复杂、变通操作多、管理不规范、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容易形成国有资产的“监管盲点”。张小济坦言“这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刻”。

　　海外资产的存量方式是多样化的，包括股权、矿权等，产权归属也越来越复杂，这也意味着海外资产管理难度增大。“长期以来，中央企业对境外子企业都存在管理上的困难。近年来，由于母公司对海外下属企业监管不到位，曾发生过严重的国资流失问题和违法违纪现象。”梅新育表示，在境外国资的管理上，单个事件的事后处理，完全是治标行为，而若建立起境外企业国有产权管理办法和审计监督管理办法，这些盲点至少将先暴露在体系内的监察之下。

　　真监管还是走过场？

　　对当前境外国资的资产总量、资产质量、资产类别、资产所面临的风险类型做出准确而全面的统计之前，任何的监管办法都缺乏针对性。没有比较准确的数据，并不是因为国家有关单位没有采取过措施来进行统计。

　　事实上，早在1992年，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就联合制定了《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和《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表样的统一格式。其中，《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表样多达10种。

　　时隔4年后的1996年，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又对原《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的表式修订为两套，一套为企业类，一套为非企业类，每套均包括立案登记、占有登记、变动登记、注销登记和年度检查五种表式。但这些登记结果从没有对外公布过。

　　其实，国资在海外流失的真正危机感出现在中航油事件之后。而继中航油事件后发生的中储铜、国储棉等事件，则使得解决境外国资监管问题迫在眉睫。从2007年4月开始，财政部、国资委、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四部委联合对境外国资进行排查式产权登记。

　　由于中国现行的外汇和财政管理规定对企业约束比较多，所以，不少企业通过对海外实体的投资来回避中国政府对外汇的控制。这些企业往往都千方百计地逃避监管，不参加登记。 

　　比如，据美国纽约中国领事馆估计，当地中资企业有270家，在领事馆登记的仅为130家，而美方估计的中资背景企业有1000家。由于税制不同，国企在海外设立空壳公司的相当多。低税率的香港、百慕大和开曼群岛等地，集中了中国对外投资的81%。可见，避税成了国企对外投资的动机。

　　此外，通过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或开曼群岛设立离岸公司的方式实现境外上市的，比如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海油、中银香港等。它们一般有三级或四级企业架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分析，在这种企业架构下，底层的境内国有企业都相应变为外商独资或控股企业。“这样一来，境外国资产权的清核就不只是现有产权的登记了，还需要做大量的产权界定工作，以区分境内国资与境外国资。这也增加了审计的难度，大量的关联交易，利益输送链条太复杂了。”

　　目前没有中国海外资产的评估报告，曾经有一些金融咨询顾问公司尝试形成类似成果，但由于资料有限而作罢。但是，学界共识是这上万亿规模资产的形成，基本是靠中国国内不断的投资形成的。海外这些资产中有能力盈利的，不过1/3，其余部分都在不断亏损。张文魁介绍，在一个海外自由市场中，竞争激烈，而国企境外机构的决策能力和市场反应能力更弱，亏损局面是可以想见的。在所有境外国企中，盈利能力较好的屈指可数，除在香港的少数企业之外，几乎大多都有亏损之虞。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认为设立常规部门审计国企境外资产，是中央下决心把这个真空地带资产管理起来的前兆。不过，张小济也担心能不能做到真正有效监管，在传统的政府大一统的管理体制之下，就算审计清楚资产质量，处理一些人，但没有制度保障的监管仍然是空中楼阁。“高达近万亿的从来没有受到国家监督的国资境外资产会不会成为潘多拉魔盒呢？”

　　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对海外资产监管来说，审计摸查清楚家底是迟早都必须迈出的一步。“国家应该尽快制订《境外企业国有产权管理办法》、《境外国有资产审计监督管理办法》等法规，通过立法形式使跨国投资与经营、驻外中资企业与国内出资人、投资主体对境外企业的监管有法可依。”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对于境外资产在监管法律上的空白极为痛心，不少国企通过钻法律空子，回避政府的控制，千方百计地逃避监管。而失去监管的国有资产，无疑正面临着极大的流失之忧。

　　 郑永年

　　10年前湖北一个乡的党委书记李昌平用“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描述了一个凋敝破败、在各级“税吏”盘剥之下苟延残喘的中国底层景象，而10年后发生的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浙江丽水嫖幼案、巴东邓玉娇案等，则暴露出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危机和蔓延着的道德腐败，正在侵蚀和动摇中国社会的根基。

　　莫名其妙一个“恨”

　　中国县级以下的无政府状态已经相当严重。政府不是没有，政府到处都是，但应该由政府来担负的功能没有发挥出来，应该由政府保证的公平和正义，在一定程度上缺失。

　　让人担心的不仅是邓玉娇案中那个女孩与官员的对抗，而是更普遍的官与民、钱与民之间的冲突。很多案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金钱和官员是一体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社会正义一说。这和丛林法则还不同，丛林法则意味着有力气还可以一拼，谁力气大谁就能获得生存机会，但一旦钱和权力结合在一起，普通人的生存空间就很小。

　　本来，法律是一个社会运行的框架，但为什么法律没有很好使我们的社会免于暴力泛滥？ 

　　法律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要有信任。在民与官、民与钱之间社会信任恶化的前提下，法律就起不上多大作用。法律是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底线，法律的目的是保护弱者的。穷者、弱者需要法律，而强者是要破坏法律的。如果人们不相信法律，弱者怎么来保护自己呢？每人一把修脚刀吗？

　　杭州的富家子弟飙车撞死路人，肇事人激起多么大的民愤，假如是一个出租车超速行驶撞死了人，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可见民愤已经积累到很大的一个程度，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法律本身。

　　法律失去保护弱者的作用，愤怒就会泛滥，而愤怒会进一步削弱法律的价值。这种情况非常让人担忧，长此以往，一个“恨”字就会越来越凸显。笔者接触到很多人，莫名其妙一个“恨”，不知道向谁发泄。杨佳案也是一样，警察其实是受害者，为什么却有民心放在杨佳身上呢？邓玉娇案里，为什么很少有人同情死者呢？

　　权力和金钱结合，凌辱、欺压底层的弱者，这些年来，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社会是最大的受害者。社会中的个体没有得到保护，须知社会也是会自卫的。这样的情形持续下去，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这种暴力是不可控的。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是金钱和权力的“有机知识分子”，已经嵌入金钱和权力的生产过程之中。资本不需要任何意识形态。因为资本要打破所有的东西，包括意识形态、道德，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什么温家宝总理这些年一直在呼吁“穷人经济学家”？因为穷人是没有经济学家的。笔者以前谈过一个观点，中国社会各阶层缺乏基本的价值共识，而本来应该倡导价值共识的知识分子有的竟公然为基层政府的滥用公权行为提供理论和舆论上的支持。

　　“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

　　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县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治理单位。以前省是不重要的，省只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为了治理国家，县一级的官员能够和最高统治者直接对话。

　　新中国的干部选拔制度开始是党内任命、下管两级，中组部管到省级和地市级，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干部任免制度改革，改成下管一级。基层官员只需要对他上一级的领导负责，不需要对中央政府负责，这样，县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地方治理单位在政权系统里就被边缘化了，县级官员的行为和中央政府的意图就容易发生冲突。在形容欧洲封建制度的时候，有一句话叫“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现在中国典型地表现出这个现象，县级政权和中央政权失去了联系。

　　县和中央政府之间没有关系，产生了很多恶果。在中国，乡镇治理一直比较受关注。但如果县继续边缘化，今后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中国的县很大，比很多小国家还要大。它们治理得如何，关系到民众对国家和中央政权的认同。而现在省管县的制度也不会有效克服治理危机，因为这个制度的出发点不是着眼于县的治理，而是为了强化县的经济和财政功能。

　　县级治理的恶化，也有历史的原因。1990年代经济改革中“抓大放小”，小企业都是县市级的企业，大的都是中央级的企业，在“抓大放小”的过程中，县市企业都放开了，部分县域产生了恶性的私有化和民营化，甚至导致黑社会化。

　　如果遵循公开、透明、竞争的原则，私有化和民营化并不必然导致黑社会化。英国也有私有化，遵循的就是这样一个原则。但在中国当年的县市一级的私有化和民营化改革，决定因素是你和官员的关系，大多数进行的是内部交易。这些年来，犯事的县长和县委书记有多少？

　　20多年来，中国最醒目的一个现象就是社会趋于解体。传统的中国社会，县以下是自治的，由乡村士绅凝聚起一个共同体，有经济、社会和自卫的功能，这种形式持续了几千年，不能说没有效率。1949年以后，毛泽东把这个自然自治的共同体打破了，把家族势力等等东西都打破了，他想用人民公社这种行政建制的地方共同体来重建共同体：你接受我的治理，我提供一些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个共同体的前提是失去流动自由。当时农村很穷，在经济上没有效率，但这个共同体毕竟还是个共同体，有赤脚医生，有学校，当然水平不高。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共同体就解体了。解体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人口流动了，农村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农村的衰败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根据西方经验，当不可避免的衰败发生的同时，国家应该花力气来重建共同体。二元体制下的共同体崩溃了，就要用公民社会来重建。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人口流动，国家保证你只要有公民权，就能得到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各种服务，以及社会上的各种NGO组织提供的帮助。

　　在西方，政府，尤其是民主政府，是站在社会共同体这一边的，目标是消除资本主义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产生的恶性影响。资本的目标是要摧毁所有的共同体，把所有的东西变成资本，变成资本过程的一部分。民主和资本主义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民主体制要遏制资本主义。20年来，中国农村和城市里的共同体都被摧毁了。流出农村的农民没有得到保护，又不容许他们组织起来。西方学者常说政治极权主义，笔者认为现在中国可能的危险在于权力和资本走到了一起，比单纯的资本的力量要大很多，成为一种资本极权主义。

　　在政治极权主义时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政府和国民之间有一种隐性契约，只给你很低的工资，但是也要提供给你一套保障和福利制度，虽然这种保障只是低水平的。但在资本极权主义的情形下，没有任何契约关系。这个社会里，个体都是原子化的、没有组织的，一旦发生冲突，就只能诉诸暴力，其危险不言而喻。

　　要想办法和百姓联手

　　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是皇帝、大户和民这三个范畴。大户里，一摊是官僚，一摊是资本。大户也即官僚和资本，只是皇帝治理社会的工具。这种治理结构中最危险的是工具变成了主人，把皇帝和民之间的关系掐断了。以前怎么来克服这种情况呢？就是建立县和中央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柳宗元说，大户坐大之后，皇帝就必须和民联系起来，不然皇帝就只剩下被推翻的份。这就是为什么笔者总说，政治改革不能太依赖于官僚，因为官僚已经异化了，已经“君不君、臣不臣”了。

　　历史学家黄仁宇也谈过这种情况，当官僚集团坐大，皇权就要想办法直接和百姓联手，对抗这个集团的利益，但这样的风险也很大，会激起官僚集团的强烈反弹。

　　关键就是怎么做。笔者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办法是从县政做起。中国有2000多个县，几千个县委书记和县长，中央政府应该像黄埔军校那样，不断地培训他们，让他们和中央政府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中央政府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应该明确将县作为中国政治结构中最重要的层面，而考虑虚化省的地位，这就是所谓“虚省实县”。为了使省虚化，可以考虑设立更多的直辖市制度；为了使县实起来，要让县级政府与民建立起有机联系，人大制度也要做一些根本变革。如果县人大代表实现直选，很多事情就可以推动，他们可以代表民来监督官。

　　除了县人大代表直选，这些年也有学者一直在探讨，县级的官员能否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笔者个人认为，在县长人选层面，比较好的思路是先选拔，后选举。确定候选人的方式可以是党内选拔，选拔出若干候选人，将他们推出去之后由公众来选举产生县长人选。当然，前提是选拔必须是党内用民主方式选拔，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

　　也许会有反对意见说，在现在的政治构架里，县长理论上也是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的。但实际上是组织部门起决定作用。选拔与选举相结合，结果会不会仍然是选拔为主，选举只是一种形式？问题是，现实中实际运作的不是选拔候选人，而是指定候选人。笔者一直认为，要选拔和选举相结合，光是选举是产生不了好人的。

　　这些年来，政治体制改革改来改去都是改行政这一块，其他的人要不要改？到了县一级，要不要搞“六套班子”（指“党、政、军、人大、政协和纪检”六个部门），也是要重新考量的。实际上，县一级完全可以实验党政合一。

　　具体什么方式最适合中国的实际，可以一边改一边总结。那么，在哪个级别进行改革更加现实，更加平稳？笔者认为，乡镇在中国的政治结构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村民自治民主选举搞了多年，怎么都搞不上去。其它的，中央怎么改？省级怎么改？还是在县级改最现实。县是政权的基石和塔台。在县级进行改革的风险比较小，而且也没有必要2000多个县一刀切，全部改成一样。可以试点，选一个省，或者100个县，这样风险可以控制。

　　问题是，这样的改革现在没有动力。 

　　（本文由特约记者柏鲁克采访整理）

　　近年来，人们本已开始反思畸形的城市化进程，这种畸形最显著的表现就是由地方政府联合商业力量主导的城市建设，过度集中为经济型开发，而鲜见社会型开发。与追逐经济利益的急切相比，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热情持续萎靡。居民的公共生活空间与政治空间拓展乏力。

　　以牺牲住房公平、空间公平为代价的城市开发，正陷入正当性缺失的泥沼。主政者们却发现，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竟然缓解了他们的道德危机：城建与改造正好暗合了国家扩大内需的需要，是政府可以出手抵御风暴的最大项目。于是，各地接连涌现城市史上的最快拆迁速度也就不足为奇。

　　开发城市浪打浪，前浪倒在沙滩上。尽管4万亿刺激计划中，保障性安居工程有2800亿，棚户区改造已成为许多地方的政绩新样板，但如果以往在城市开发中积累的问题没有得到总结与扭转，城市中国的版图上就将复制出一处处新的尴尬，也将有新人在反腐中倒下。即便短期做到了保八、保十，实际又有多少意义？城市，既不是地球的伤口，也不应在人群中制造分裂。

　　胡锦涛总书记说，“不折腾”。

　　——本刊编辑部

　　端午节前的猎德涌上，停靠在岸边的4只练习用龙舟格外引人注目，印着“热烈欢迎各村飞龙莅临”的横幅在风中飞扬，显示传统节日的气氛并没有因村子的改建而消亡。龙舟停泊不远处是古老的猎德桥，现在它已成了猎德的历史标记。

　　穿过猎德桥后短短的隧道，进入眼内的是截然不同的景象：蜿蜒的施工墙，大片绿色防护网，在工地包围中孤独屹立的“李氏大宗祠”……这便是改建中的猎德村。

　　2008年1月15日，随着第一铲土的培入，猎德村改造工程正式破土动工。现在，村子大约拆了一半左右，新的楼房已经渐渐建起。一位村民告诉记者，房子已被拆建的村民暂时搬到了别的地方，等楼房盖好再搬回来，“听说拆建进度很快，亚运前就可以住进新房”。

　　有趣的是，杂乱不堪的工地旁，经常有其他城中村的村民成群结队前来参观，他们对改造后的猎德村有着不亚于本村村民的期待。因为，作为广州城中村改造工程的第一个成功试点，今天的猎德村，极有可能就是明天的冼村、石牌村……

　　繁华都市里的第三世界

　　广州有138个城中村，在政府眼里，它们都是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痼疾。

　　拥有700多年历史的石牌村离猎德村不远，同样位于天河核心区域。这条老村子周边的土地早早就被政府和开发商征完了，旁边建起了高楼大厦，商铺林立，已成为广州最繁华的地段之一。

　　然而，城市高楼虽包围了石牌村，但这个村子里的原生态村民并没有凭空消失，他们只是窝缩在高楼之间，形成了阴暗角落的一个特殊生态群。

　　从繁华的石牌东路一条小巷拐进村子，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这里看到的并不是一般所说的“握手楼”，而是更亲密接触的“贴面楼”、“接吻楼”，低矮的楼房对户阳台紧紧贴在一起，遮天蔽日，以致在初夏阳光普照的下午，楼与楼的夹缝之间居然透不进一缕明亮的光线，所有人和物都被笼罩在沉沉的阴暗当中。

　　就是这片狭窄阴暗的区域里，一共有3656栋房子，据村民称，村里最神奇的一块宅基地明明不足10平方米，上面却能盖起40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这些违章建筑和脏乱景观，与天河繁华的城市面貌显然格格不入，更遑论里面层出不穷的治安问题总是让政府伤透脑筋。

　　早在2000年9月广州市召开的“城镇建设管理工作会议”上，市政府就提出了城中村改造的思路，确定在未来5年要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建立整体协调的大都市城镇体系。

　　然而，虽然9年前就定下改造的主旋律，但直至现在，称得上改造完成的只有一两个小规模的自然村，除了猎德村，真正大规模的成功改造经验至今没有出现。

　　在记者走访的过程中，一些城中村的负责人表示，几年前就依照政府要求递交了本村的改造方案，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获批。像石牌村这样的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声称要改造的村子，至今竟然还没有定下正式的改造规划。

　　慢慢慢，还是慢

　　显然，与其他城市大拆大建的豪迈风格相比，广州城中村改造的最大特色就是“慢”。广州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曾向媒体坦言，目前城中村改造进展“十分慢，慢得让人心寒”。

　　让官员心寒的背后，是城中村生态里复杂的利益体系。

　　《都市里的村庄》一书作者，广州技术师范学院教授蓝宇蕴对记者说：“对城中村深恶痛绝，大都因为出于政府本位的角度思想。政府比较在乎城市景观、形象以及对管理者的影响。城中村的确是城市里各种问题比较集中的地方，它们的存在可能会影响政府管理的声望，但同时要看到，城中村体系本身不但包含了复杂的利益关系，而且还承载了部分政府功能，其存在有一定合理性。”

　　尤其广州城中村当中所涉及的利益比分量，又比内地城市更为显著。

　　走在石牌村里，小发廊、租书店、快餐档、小士多等密集地挤迫在巷道两旁，这里共有1200多家小店铺，经营者操着五湖四海的乡音，绝大多数并非本村人。

　　士多档主杨先生在石牌村开店已有两年了，这间15平方米左右的小店铺，每月租金仅2000元，这在寸土寸金的天河根本是不可思议的，杨先生一家三口就靠着这家店讨生活，虽然赚的钱不多，但因为村子里的配套消费也相对低廉，所以小日子还过得去。

　　“一室一厅房租600元/月，发廊洗剪吹10元/次、三肉一菜的盒饭6元/个……只要走出这条小巷踏上石牌东路，这些价格就是天方夜谭了。”

　　广州作为经济较为发达的开发性沿海城市，外来人口登记数字已超过364万人，有关人员分析，加上尚未登记在册的，外来人员总数至少在500万以上，其中有不少属于低收入人群。在这个生活水平较高的城市，城中村廉价的商铺和出租屋供需两旺。

　　一方面，通过在宅基地上兴建房屋，每户城中村村民一般都拥有数百平方米的房屋，可以以出租商铺、房屋给外乡租客的形式，每个月赚取不菲租金，解决了其在城市化进程中因失地引致的生存危机。

　　另一方面，低廉的租金和物价，使城中村内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物价低廉的生活娱乐配套系统，这就为很多收入低微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廉价的落脚点。于是，对于其周边商圈而言，城中村又在无意中承载了“劳动力蓄水池”、“仓库”等多重功能。

　　“石牌电脑城之所以这么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石牌村。”一位在电脑城卖配件的店主不假思索地对记者说。1993年，石牌村集体企业三骏集团与发展商签定协议，在石牌西投资兴建室内电脑城，随后，天河电脑城、金硅谷等一批电脑市场才真正在石牌西成行成市。而石牌村的大量廉价出租屋不但为这个华南最大的IT商圈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同时也提供了廉价货仓。

　　在这样一个浑然一体的利益共同体面前，城中村改造涉及原来的经济方式转型，牵一发而动全局。作为城中村的主体，村民的利益会不会受损？出租经济能不能持续？改造后租金水平提高，庞大的外来人口群体如何安置？

　　从改造用地，到资金投入、拆迁补偿、政策扶持……整个利益关系一旦无法重新理顺，改造进程缓慢就是必然的。

　　 资金与改造方式之惑

　　当然，城中村纵有诸般“好处”，它的问题也是切切实实摆在面前的。“好”的背后也有百般无奈。

　　同样是对石牌村低廉的物价水平津津乐道的杨先生，谈起他的生活环境时，毫不掩饰心底的厌恶：“村子的巷道里终日不见阳光，屋里就更是暗无天日，大白天不开灯根本看不清东西，打开窗户，和对面房子的墙壁距离只有20多厘米，阳台更不用说了，直接就是贴着的。”而比起阴暗的居住环境，这里的治安情况更让人忧心。“住在石牌村，被小偷光顾是十分平常的。”

　　“如果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我一定会搬到别的地方去住。”杨先生坚定地说。

　　村民也有自己的矛盾。记者经过一栋出租屋前，听到女房东跟别的村民闲聊：“昨天有人来问，但我不愿意租给他们，我现在要确认是正经租客才租。”上前一问，这位女房东似乎也是一肚怨言：“现在我们都把房子划分成小面积的单元出租，不但每个月要一家一户收租，计算水电费，而且房子漏水、垃圾、噪音什么都要管，还得担心租客的身份，如果摊上个不正经的，闹起事来惹麻烦不说，其他租客还会投诉。”

　　“没有村民是真正不愿意改造的。”蓝宇蕴说，“关键是怎么改。如果全部由政府出钱去改，而且不损害村民的利益，以后还可以让他们住上设计漂亮的房子，每个村民都愿意改。”但问题是，城中村改造耗资巨大，政府不可能为此拿出这么多的资金。

　　有专家估算，全广州市138个城中村要完全改造完成，起码需要2000亿元。以猎德村的改造为例，预计就得花费30亿元。显然，政府不可能承担这笔主体改造经费。冼村街道办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早在几年前，冼村就向市里递交了城中村改造方案，但因涉及的资金较大，所以一直没有批下来。

　　政府不出钱，那么改造的钱从何来？一个很直接也为很多城市所采用的方式是，引入经济实体，以开发商为主导进行改造。但这样的改造方式问题明显颇多。

　　开发商作为经济实体，以利益为驱动，首先他们建成的楼房容积率肯定很高，密度很大，这样才能填补拆迁重建和回迁安置的成本，这就与广州城中村改造的其中一个目的——降低建筑密度相悖；另一方面，为了降低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开发商强势的前提下，他们肯定会在补偿金额、回迁面积划定上与村民的利益产生严重冲突。

　　当然，如果政府要使用强制的力量去理顺这个关系亦无不可。但遗留下来的村民和外来人口问题日后要解决起来会相当复杂。因此，早在林树森就任广州市委书记时，就明确表示不让开发商参与城中村改造工作。

　　摒弃最简单的大拆大建模式，广州市政府希望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的代价，就是要舍弃速度，摸索出一条更合适的道路。

　　近年，政府提出：政府出一点，集体出一点，村民出一点的改造方案。典型的个案就是猎德村的改造。

　　 试点猎德

　　猎德村位于珠江新城南部，南临珠江。东与誉城苑社区居民委员会为邻，南与临江大道紧靠，西与利雅湾接壤，北与兴民路及花城大道相连，离广州的城市中轴线不足200米。在总面积仅6平方公里的珠江新城，猎德村村址所占的470亩地和经济发展用地350亩，几乎是珠江新城区域内最后的土地资源。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猎德村成为了广州最有可能也最容易进行彻底改造的城中村。

　　天河区政府对猎德村的改造思路很清晰：政府完全不投资，由猎德村划出一块土地拍卖给开发商，再使用拍地所得资金进行城中村改造。而土地则按照“三三制”原则进行分配：1/3用作商业，1/3用于村民安置，1/3作为集体经济的预留地。

　　而更重要的是，在村民安置方面，基本采取“拆一补一”的补偿方式——村民房屋回迁安置采用阶梯式安置方法，以四层为上限，即按证内基建面积不足二层的可补平二层，以此类推，四层及以上的按证内合法面积安置回迁。

　　猎德村试点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在资金筹措上走出了一个新模式——卖地集资，使政府在拆建过程中几乎不需花费一分一厘。

　　另一方面，虽然改造引入了社会资金，并由村集体引进开发商参与，但这与传统的开发商主导改造模式不一样。以村集体为主角与开发商进行谈判，村民的利益诉求能得到很好的体现。

　　最终达成的“拆一补一”安置方式，事实上是使每户村民都能够得到不止一套的回迁住房。猎德村改造成功后，房屋的租金水平肯定马上成倍上升，原村民长期依赖的“租金经济”不但没有被瓦解，而且还得到档次上的提升，很好地平衡了政府、商业力量和村民各方的利益关系。

　　想复制可不容易

　　“听说猎德改造的情况很不错，我们来看看。”在工地旁围观的其他城中村村民语气中既有期待，也有犹豫。

　　毋庸置疑，猎德村是一个成功的试点。但政府希望以猎德为试点，将其经验推广至其他城中村，使广州市城中村改造大幅提速的理想，却恐未必能够很快实现。

　　猎德村采用的，是以土地换物业的模式，要复制这个模式，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需要拿出一块地来拍卖，而这块地的价值必须比较高，才能弥补改造重建经济方面的需求。

　　猎德村的地理位置是得天独厚的，它处在广州规划中的CBD黄金地带，且规模适中，违建情况相比其他城中村也要好很多。但是，广州其他区域的城中村如三元里等地，地块价值显然与猎德村相距较大，因而这个模式不适用，起码不完全适用于大多数城中村的情况。

　　哪些村子有可能复制猎德模式呢？2008年4月，越秀杨箕村、天河林和村的改造方案本已获得市城中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预计将参考猎德村的经验，卖地改建。然而，一场金融风暴，形势急转直下。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影响地价一路走低，杨箕村原预计拍卖楼面价6500元/平方米，现在已经无法筹集到预计资金，因此其经济平衡方案必须再作进一步调整，改造进度不得不大受影响。

　　而猎德模式的第二个前提，则是村民对改造的自主意愿。

　　“假如政府没有打算对城中村改造拿出较大的补贴，而完全需要村集体自行卖地筹集资金，那么必然需要村民能够达成对改造的共识和意愿。从这点看来，现在大多数城中村还不具备马上改造的条件。”蓝宇蕴说，“那么何为成熟的条件？如果所有村民都觉得房子若再不改造，出租屋就租不出去，或者与周边的出租屋价差大到不能接受了，那他们肯定就要考虑改造，这种自发的条件就成熟了。”

　　然而，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广州不同区域的城中村之间存在着差距很大的级差地租，村民自治体的执行力也有强有弱，村民谋利的预期相距较大。

　　“猎德村旁边有南国花园，当年石牌村下面的自然村——新庆村改造的时候，部分村民搬迁到南国花园去。猎德的村民就会有比较，同样是处在CBD黄金地段，但是南国花园的租金是猎德村的好几倍，出于对谋利的预期，他们会有改造愿望。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政府修建猎德大桥，要通过猎德村，迫使他们不得不改。

　　“但是，有些城中村的地理区位并不是特别好，周边没有高级写字楼，他们反而不希望通过改造提高出租的档次。因为缺乏有消费力的租户，低档的房子更容易租出去。在这些地方，保持现状，暂缓改造，反而对村民的利益是最大化的。

　　“所以，并不是大多数城中村都能形成成熟的自发改造条件。即使是地处天河的石牌村，我相信他们的这种意愿始终会形成，但可能会慢一点。”

　　一村一策，漫漫其路

　　由于猎德村的改造并不具备完全的可复制性，目前广州市城中村改造的基调还是“一村一策”。为此，有专家提出了几种用于城中村改造的方式，除猎德模式外，还有置换模式、公共设施的推进方式以及分期滚动开发方式等。

　　对于猎德模式外的其他模式，政府并非没有尝试，比如前几年的新庆村模式和甲子村模式，都是由政府补地置换，再由开发商介入。二者一成功一失败，但无论成败，这两种方式未来都已经很难行得通——政府手头的地块越来越少，138个城中村，为每条村子补一块地，显然不现实。

　　“现在看来，未来广州市对城中村改造的探索依然会比较慢。不过，慢也未必一定是坏事。”蓝宇蕴表示，“现在政府应该多考虑多重利益的博弈，不能单纯地靠上面下达的力量。从目前来看，由于经济的驱动，广州城中村改造的民间博弈力量比内地城市较强一些，政府尊重民间的力量也多一些，我觉得这是好的现象。因为城中村现在相当于承载了政府廉租房的功能，试点改造固然可行，但假如所有城中村一下改造下来，反而未必是一件好事。低收入外来人员一下子失去立锥之地，难免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

　　而金融危机显然也是政府不敢贸然加大改造力度的原因之一。

　　有专家提出，金融危机下材料、人工等各项建筑成本不断走低，正是城中村大规模低成本改造的最佳时机。但是，城中村拆建改造需要考虑的因素显然不止这么简单。

　　拍卖地价的走低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早在去年底，广州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副主任周庆强就表达过这样的担忧：2007年9月，富力、合景的联合买家以46亿元总价、8095元/平方米的楼面地价买下了猎德村商业金融地块，是当时广州面积最大、总价最高的商业金融地块。但猎德村刚刚拆迁完就遇上金融风暴，开发商还能拿得出钱来吗？猎德村改造会否因此受阻？虽然就目前看来，猎德的改造并没有明显受阻，但在如此大气候下，政府和村集体很难不担心贸然启动过快的整体改造，有可能引发烂尾工程。

　　“而且我认为，越是经济危机，越是应该考虑暂时维持城中村的生态，避免躁动。城中村也有自己的经济体系，这块经济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是很强的，在金融危机下，不仅没有萎缩，还有一定的扩张，它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金融危机下城市的就业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蓝宇蕴说。

　　据媒体报道，市建委负责人曾表示，目前除对珠江新城、火车站、火车东站、琶洲地区、员村地区等城市重点地区的城中村采取整体改造模式外，其他城中村以整治型改造为主。也就是说，广州市的城中村改造至今并没有可简单推广的模式，也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不过，可以理解的是，在政府眼中平衡各方利益固然重要，但过慢的改造速度也令人难以释怀。如果政府想在和谐与平衡的大前提下加快改造进度，或许真的需要做出适当的投入。说到底，城市建设本来就是政府的责任。  

　　（曾华华对本文也有贡献）

　　浙江官场的不平静，是随着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进驻杭州而逐渐升级的。4月15日，巡视组公布了在浙江工作期间设立的举报电话，同时在省委、省政府大门西首的省信访局和省监察厅门口设了举报及联系信箱。

　　此前一天4月14日，网上便传出正厅级的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被省纪委调查组“双规”，及其经商的妻子戚继秋一并接受调查的口水式消息，其被查与其任职西湖区长、区委书记多年主管西溪湿地公园项目及该项目多人被查有关，拔出萝卜带出泥，“被咬出来了”。

　　在副市长及兼任的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总指挥、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要职上刚好满一年的许迈永，一年来网上频现其被“双规”的传言。不过他总能在官方媒体上露面，一次又一次地击破了网上传言。

　　许迈永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是4月1日，杭州提出发展“杭州学”、“城市学”和“打造生活品质之城”，为此召开宜居城市课题会议。许迈永作为主管副市长听取了杭州市建委、市政府政研室等关于打造宜居城市课题研究有关工作和建议的汇报。

　　许落马，半月后才被杭州官方证实。5月1日，《杭州日报》在头版非显要位置刊登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一次会议消息，其中一句话提及许迈永被免去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但未给予任何解释。当天，许迈永的名字在杭州市政府门户网站被删除。

　　湿地湿身

　　据关注杭州官场的知情人介绍，许迈永为人较低调，平日非常注意形象，在本地官场扎根很深，这次被“套”，据说是比较青睐和支持他工作的一位“上级领导”“丢车保帅”。许迈永被坊间笑称是反腐败战场的“炮灰”。

　　许迈永东窗事发，跟杭州“西溪湿地国家公园”关系不小。这里原是一块湿地，位于杭州西溪，与西湖、西泠合称西湖三“西”，2005年被正式命名为中国首个湿地公园。

　　公园一期占地面积346平方公里，2006年5月启动二期工程，西溪国家湿地公园面积将再增加4.89平方公里。随后，土地不够用，遂西进、西进、再西进。2007年下半年，跨出西湖区延伸到余杭区内余杭镇五常乡的西溪三期工程开工，又增加面积3.15平方公里。在许迈永的直接负责下，杭州启动了这个巨型用地及建设项目。

　　西溪湿地项目仅一期就使用西湖区蒋村乡1.3万多亩耕地、鱼塘，其中基本农田600多亩，属于杭州市主城区较大的“撤村建居”(撤村委会建居委会)工程之一，但由于2004年3月杭州市国土局批准时用的是2004年3月~2006年3月两年有效“建设用地批准书”，与土地使用权的集体性质不符，自2004年以来一直遭遇西溪原住民的抵制和抗议。

　　蒋村乡被强拆房和抢占承包地的农民沈炳炎认为这都是许迈永的主意，是许迈永抢夺他们的土地。政府国土部门批准“建设用地”，建设工程项目必须是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本身就自相矛盾”。

　　至今，沈炳炎一直不承认蒋村乡已撤乡为城市街道，也不承认自己的城市市民身份。他拿出自己的1999~2029年30年有效的集体土地承包证对记者说，他家承包30年的16亩农村土地及宅基地，竟被政府以建设“公共绿地”为名强制“使用”了，用于建设住宅和旅游项目。然而这个项目并未得到国务院批准，沈炳炎认为自己仍拥有这些土地的权益。按西湖区每亩5000万元的市场价来说，这些物权价值8亿元。

　　同样拒绝拆迁的周家村村民蒋明芝，曾被治安拘留12天。沈炳炎房子被拆后，一直租房度日，他认为正是他们多年坚持不懈的举报终于使许迈永倒下了，下面还会有更多腐败分子倒台。

　　西溪湿地建设时，许迈永先后任区长和区委书记。

　　自西溪湿地项目开建以来，当地居民的举报、上访不断。2008年，西溪湿地建设过程中积累多年的问题终于露出冰山一角，多名基层人员受查，但级别都不高，最高级别为西湖区建设局原副局长吴少雯。2009年2月，吴少雯因在该项目中利用职权，单独或伙同包工头夏志玉、张建成共同收受他人钱财988.4万元，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缓。夏志玉、张建成则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和11年。吴的受贿行为即发生在2003年底至2008年2月间，与许主管这一领域有时间上的重合。

　　“许迈永案，不但牵涉西湖区委书记任上，还有钱江新城项目的突击强拆，以及背后政府和法院的支持”，房子被拆后至今住了4年多过渡房的杭州市民邹巍说，他相信拿着“尚方宝剑”的中纪委，很快就将在杭州掀起一场肃贪风暴。

　　馒头哲学

　　5月27日下午，杭州市江干区法院门口，围着一大群人，多是钱江新城一侧的铁路杭州东站枢纽工程强拆弄口村民房和占地的维权者。他们申请旁听一起弄口村政府强拆民房的行政诉讼，却因领不到旁听证而被法院阻止在楼下。因钱江新城而被强拆4层楼房的缪业主说，许迈永“落马”，钱江新城却继续强拆民房，只不过此间速度慢了下来。

　　按照杭州市政府的规划，占地面积约15平方公里的钱江新城，目标是打造成杭州的中央商务区（CBD），始建于2001年，与许迈永无关。2007年开始建设的新城二期项目，以及2009年建设的铁路杭州东站枢纽项目，拆迁量之大，在杭州建城史上前所未有，这些拆迁项目的突飞猛进与许负责此职就有了关系。

　　5月27日，刚刚收到浙江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回复的业主项美丽，正与另一业主徐雪良商议如何启动行政诉讼，将浙江省政府告上法庭。浙江省政府国土部门批准的一项供地项目涉及97694平方米，其中就有项美丽的一套4层新楼房、农用菜地和宅基地，建好不到两年，造价80多万，就因为钱江新城建设突然被强拆，只补偿1700元/平方米，集体土地就变成了“国有土地”。这块地被“划拨”给杭州市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用于处级以上干部的用房建设。本是农用地和30年承包期限，却突然被政府一纸书面函给“征用”。

　　浙江财经学院教授苏元真接受采访时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你拿他100个馒头，最后却只给他两个馒头”。许多城市的拆迁基本上都是这种模式，强拿100个馒头，然后又找回两个，强拿时没有市场价，转手时就是市场价。

　　5月27日，记者获悉，钱江新城江边房每平方米三四万元，最低也高达2.6万元/平方米，水岸帝景一套200平方米的江景房超过500万。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提供的消息证实，钱江新城曾有一宅地以34.9亿元高价拍出，被绿城房地产等公司竞得。

　　熟悉杭州政治生态的民间研究学者温克坚分析，在“强者为王”的地方政治生态下，主政者拥有缺乏监督的强势权力，一方面可以对冲来自中央的权力“制约”，同时也可能对当地的社会造成伤害。大小官员在经济利益和政绩驱动之下，无不对这种经营城市的模式俯首称臣。

　　许迈永被提拔、一路升迁的10年，正是杭州“经营城市”突飞猛进的10年。许迈永的倒下，或许预示将民众福祉丢到一边去的经营城市模式已不可继续，且与执政党中央“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执政理念背道而驰。强势地方领导人虽然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赢得了必要的空间，但后遗症相当可怕。

　　官场之变

　　4月30日，许迈永被双规后正式免职的消息，并没有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但《人民日报》却做了“预告”——

　　2009年4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记者的调查报道称，“浙江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无视国家规定，占用龙井茶保护基地茶山和农田近千亩，擅自改变建设项目，违法开发别墅。”

　　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位于杭州市西南的西湖区转塘镇大褚村（农改居称为社区），南濒钱塘江，北依五云山。杨桂英、杨信伯等大褚村茶农、村民所举报的阳明谷别墅区和喜来登别墅区，位于该度假区核心地带转塘镇，其中阳明谷别墅区目前已建成。地理位置如此优越的房子，价格也自然不菲，每平方米起价12万元，每栋别墅起价2200万元。

　　另有村民介绍，这两个别墅区占用的土地，过去都是村民赖以生存的茶山，总面积有八九百亩。为了给别墅区搞好配套建设，管委会还占用大量农田修路，建拆迁安置房。阳明谷别墅区由杭州国信名盛置业有限公司投资开发。

　　2003年3月，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土地房产管理局与国信名盛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喜来登别墅区由科达发展有限公司与浙江华越控制软件有限公司共同投资。2004年8月20日，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两个别墅区都是以协议出让的形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可早在2002年5月，国土资源部就已经叫停了沿用多年的土地协议出让方式。不仅做法违规，土地出让价格也低得出奇，每亩出让价仅21万元。通过浙江省国土资源部门网站公开信息可以了解到，当年同一地段的土地出让价每亩在100万元左右。这些非法项目的上马，与此间主政的许迈永密切相关。

　　杭州市政府批准这两个项目为旅游项目，并非别墅项目，土地出让面积是550亩，而不是他们占用的上千亩。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之江分局局长洪宇旻曾向《人民日报》记者解释：“按我理解，这两块地既然批准用了，建什么都行。”

　　大褚村土地上的喜来登别墅项目用地审批过程中，有关部门还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分次审批，规避了土地管理法关于征地审批权限的规定。杭州市政府规范性文件保护的西湖龙井茶基地和后备基地，依法属于不得征用，最后这样的规范性文件竟然成了一纸空文。国家三令五申叫停别墅项目建设，杭州市政府明确指示之江管委会监督开发商不得进行房地产或变相进行房地产建设，而阳明谷别墅区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建起来了。

　　杭州市有关方面要求拆迁户“舍小家、顾大家”，现在看不过是要求他们牺牲脚下的土地和强拆自家的房子。2008年10月，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的专家于建嵘来到杭州讲课，其中杭州一名区级副书记当面告诉他，政府忙于拆迁，无非是把农民的地拿走转化一倒变成政府的财富，这就是他们的最主要工作，可谓直言不讳。

　　一个许迈永倒下了，他对杭州官场之震动才刚刚开始。在城市开发的过程中，政府“只有想不到要干的事，没有想到而干不成的事”，正成为过去时的神话。

　　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花园村,这个曾经因为拆迁争议而几乎陷入“停摆”的城中村,如今已经变成了一片施工场地,新的楼房正在建设之中。

　　66岁的李淑英老人是反对搬迁的村民代表之一。她对记者说，花园村的改造开发属于石家庄2002年就开始的城中村改造五年计划的一个部分，2004年就和河北某房地产公司签订协议联合开发，但因开发商和村民之间的诉求不一致，与村里签订的开发协议也存在问题，花园村直到2007年底都没有开发。

　　但2008年事情起了变化。“3月28日，花园村开始发放一本关于旧村改造的宣传手册，大约也只发放了50多户，29日突然贴出通知，要求村民29日下午到村委会去拿房号。拿房号的村民发现，拿到房号以后就得同意交房，还签订了一个协议，4月5日就要拆迁。”

　　“4月5日走了一批，拆迁公司进村以后，一些拆下来的建筑垃圾堵塞了村里的好几个路口，还有一些‘小平头’经常在村里的各个路口晃悠，村里水、电和电话逐渐不正常，人们的心理压力增大，陆陆续续又走了一批。”李淑英说。

　　与花园村类似，在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2008年被拆掉的城中村共有22个——他们均属于该市政府2002年城中村改造五年计划中的二环内45个村庄之一，但因村民、村委会和开发商的利益诉求不一致，2007年五年计划结束时，多数村庄的改造还停留在博弈阶段。

　　对执政者来说，改造城中村一直以来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为什么“老大难”在2008年开始得以解决呢？因为石家庄从2007年底以来开始了一项声势浩大的行动，“从2008年起用3年时间在全省开展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简称“三年大变样”。

　　河北省“三年大变样”办公室副主任焦庆会对记者说，从宏观的角度来理解“三年大变样”，实际上就是“城市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城市承载能力显著提高，城市居住条件大为改观，城市魅力初步显现，城市管理水平大幅提升”等五个方面。从微观来看，“三年大变样”则包含了城中村改造、棚户区改建、旧住宅区改善、城市特色塑造、景观环境整治等20个方面的内容。

　　焦庆会对记者说：“2008年的工作重点主要就是城中村改造、棚户区改建、旧住宅区改善和景观环境整治，主要的特点就是拆，以拆为主；2009年是边拆边建，2010年基本实现城市面貌的改变。”

　　该办公室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2008年11月底，该市共完成拆迁面积是944万平方米，其中拆违413万平方米。单纯从数字的角度来理解这么大的拆迁规模有些枯燥，一个广泛流传于石家庄的笑话能够概括这次“三年大变样”的拆迁规模——“5·12”地震以后，某领导去四川视察，飞机起飞半个小时后，从窗口看到地面一片狼藉，遂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这么快就到四川了？”工作人员答：“现在是石家庄上空。”

　　 改造京津烂围墙

　　2007年12月10日，河北省政府在《关于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三年大变样”的概念。半个月后的12月28日至29日，在中共石家庄市委八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时任市委书记的吴显国做了“做好‘三篇大文章’、实现‘三年大变样’ ”的主题报告，“三年大变样”正式成为石家庄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

　　众所周知，石家庄的历史从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在石家庄村交汇开始。1947年，石家庄建成区仅12平方公里，伴随着新中国的脚步，这所城市奇迹般地崛起。2008年，石家庄已形成了6区5市12县的规模，主城区人口达215万，列全国特大城市第28位。

　　“但石家庄一直是一座缺少文化认同感的城市”，土生土长的石家庄市政协委员、市委市政府决策委员会副主任梁勇认为，石家庄虽然在改革开放前已成为河北省省会，但几十个城中村的原著民和外来移民，使这座城市成为一座典型的文化上耗散的城市，一座多元移民为主流群体的城市。

　　而因为文化认同感的缺乏，石家庄至今有句民谣“张书记挖，李书记填，王书记来了不给钱”,基本体现了近年来石家庄的现状。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决策委员会副主任李树森告诉记者，由于河北环绕京津，河北省的多任省委书记都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稳定和发展似乎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媒体上经常出现的“环京津贫困带”在坊间被戏称“河北是京津的烂围墙”。

　　2007年8月，张云川从国防科工委主任调任河北省委书记，开始了他在河北的“新政”。张云川明确提出，地方政府真正能够干出成绩的事情就是城市建设，“地方政府事情很多，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主观上一定要有个抓手”。张云川认为：“河北省作为内环京津、外环渤海的省份，应当有更加开放的眼界、更加开放的思维、更加开放的举措。要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大势，以开放的胸怀和姿态谋划发展、推进发展。”2007年10月29日，张云川在河北省委七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希望城市建设“力争每年一大步，三年大变样”。

　　12月24日，在河北省经济工作会议上，张云川说，不要担心拆迁改造对GDP会产生多大影响，有社会资本积累必然会重组产业，有土地储备必然会引来新项目：“我们搞城市改造不是拆多拆少的问题，而是该拆的是不是都拆了。一个城市要搞一轮改造，3年左右的时间拆不到建筑面积的10%，就谈不上动真格的改造。”

　　3天后，在石家庄市召开的省会城市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张要求石家庄要作出表率：“小打小闹、修修补补建不成现代化城市”，“明年（2008年）是实现省会三年大变样目标的第一年，这一年的工作至关重要，必须有大气魄、大手笔，不管是拆迁改造，还是新建项目，都要有大的动作，确保有一个好的开局”。

　　在中共石家庄市委八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后不久，石家庄市成立了以市委书记挂帅、政府各部门和所属各区主要负责人参与的“三年大变样”指挥部，并由一名市政府副秘书长挂帅组建了指挥部办公室，下设综合处、拆违处、综合整治处、稳定保障处、旧村改造处、督导巡查处等6个处室，从2008年初开始运转，4月份起就陆陆续续开始了拆迁。最初“三年大变样”政策出台的时候，一些地市还处于观望状态，当全省各地市的官员到石家庄考察以后，他们一下子被连续几公里的壮观场面镇住了，回去以后各地市的动作一下子就起来了。

　　“石家庄与别的地方不同的是拆了很多房子，现在又遇到了全球经济危机，国内房市低迷，开发商即使来参与开发，也是要先把房子给卖出去了才能动工，现在政府的压力是必须要先把老百姓安置好，兑现最初的承诺，否则政府、开发商和老百姓谁都拖不起。”焦庆会说。

　　 一次现代化的跃进

　　在石家庄市规划局的网站上，有多幅关于“三年大变样”的规划图。许多处于被改造中的城中村，已经被描绘了非常气派的大楼和住宅小区。该局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藤斌认为，正在进行的“三年大变样”工作只是过去长期发展路径的一次飞跃，“我心目中的石家庄应当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城市”。

　　藤斌说，石家庄市从建立到现在，一共经历了五次规划，第一次是1939年日伪占领时期，当时日本对石家庄的定位是一个日本军队在华北的转运站和输送站；第二次是1955年做的20年规划，将石家庄作为一个产业基地来建设。

　　第三次规划是1980年，主要特点是根据省会的定位在人口数量和配套设施上进行完善。但该规划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很快落后，1997年便又做了一次目标时间为2010年的规划，该规划在2006年又面临一次巨变，规划时间又延长到2020年。

　　焦庆会告诉记者,一定要改造城中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城中村的管理体制和城市的管理体制有冲突。

　　藤斌介绍说，本次“三年大变样”的规划实际上是在2006年规划基础上的完善和修订。本次规划的基本内容是改造东北片区老工业基地,部分企业外迁到石家庄周边形成五大产业基地，全国著名的南三条和新华集贸市场搬迁到古城正定，城中村改造，将石家庄市的商务功能和工业功能外迁，置换一部分土地进行商业开发，建设一个和谐宜居的石家庄。

　　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决策委员会副主任李树森在接受采访时尽量避谈“三年大变样”的话题，不过藤斌所说的在石家庄周边形成五大产业基地的调整，在他看来是必由之路，也是他向石家庄市委提出并被采纳的建议。在他看来，即便没有“三年大变样”，石家庄市也要进行城中村改造，也要进行老旧小区改造，也要将一部分城市功能外迁，只是“三年大变样”把这样的目标提前和具体化了。

　　而河北省《文史精萃》杂志总编辑石玉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很理解张云川书记和河北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心情，但由衷地讲，“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过去我们超越客观条件，做了许多主观上想利国利民的事情，结果教训很深刻，造成的恶果非常惨痛。”

　　“‘三年大变样’是一个颠覆性的提法，但我们是否具备了三年大变样的基础？能不能落到实处？是否超越了河北省的发展阶段？”

　　“拆迁需要1000多亿，建设约需要8000亿，财政有钱吗？现在光有政策，拆了以后能建起来吗？让下边去找钱，能顺利找到吗？”石玉新说：“三年大变样要求思想大变样、观念大变样，实际上看到的却只是限定时间的大拆迁。”

　　危机里的温度

　　“三年大变样”的最初设想是，通过城中村的拆迁和部分城市功能的外迁，在城内腾退出一部分土地，吸引战略投资者，重新规划，一次性建设一个现代化大都市，总投资大约为1400亿元。2008年上半年，石家庄引进了香港嘉里、大连万达、青岛海尔、北京金隅、中城建等战略投资者，参与开发建设。

　　但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也影响到了石家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曾披露，2008年7月，全国70个大城市房地产价格降幅最大的是深圳，第二是石家庄。

　　房价的下跌也影响“三年大变样”的进行。一位热心关注者告诉记者,从石家庄本地媒体的报道来看，2008年9月份以后，石家庄对城中村的拆迁逐渐冷却下来，剩下的就只是拆除违章建筑，禁止破墙开店，“但声音也没有原来那么大了”。

　　河北省省长胡春华的讲话似乎也在印证着全球金融危机中石家庄的“温度”，他在2008年11月7日召开的“全省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也透露， “石家庄市年计划土地出让收益38亿元，目前仅完成9亿元，不到年度的1/4。”

　　在胡春华的讲话背后，就是参与石家庄“三年大变样”的战略投资者撤出的小道消息，虽然这些消息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

　　石家庄市某国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2008年11月底曾经接到一个电话，说是石家庄某村拆迁之后要盖6万平方米的建筑，欢迎他们去投标。该公司去后发现，该村的建设项目只有两家建筑公司来投标，他们中标后双方谈判，对方说要该公司先垫资500万元，公司领导想了想，最后还是咬咬牙答应了；结果对方又说，房子要盖到10层之后再给公司钱，该公司一测算，房子要盖到10层还需要花费800万元，前期一共要花费1300万元才能有收益，况且收益是否确定还是个未知数，就拒绝了。

　　“一般来说房地产开发轮不到国有建筑公司，因为他们一般追求质量，机制不灵活，不能给回扣，该村找到该国有建筑公司，说明私营的建筑公司或者开发商都已经不愿意上前了。”石玉新说：“关于垫资和给工钱的问题，一般的原则是要么建筑公司先垫资，盖楼的时候按时给工钱，要么不垫资先盖楼，盖到一定层数再给钱，二者只能选其一。该村的开发方式，等于空手套白狼。”

　　谈固村一直是石家庄城中村的骄傲，有3000多户，一直以来就有“金谈固”的说法。在2002年开始的城中村改造五年计划中，谈固村也是重点，可因为较为复杂的原因一直没有改造。在本次“三年大变样”工作中，谈固村临近石家庄市主干道中山东路的部分也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拆迁，河北省将谈固村拆迁树为典型，各地级市领导前往考察，从而推动了整个河北省的拆迁工作。

　　记者到该村采访的时候，就有村民说，原先和该村签订协议的开发商跑了，后来的开发商和村里讨价还价，一般联合开发的分成是村里和开发商五五分成，原先的开发商跑了之后，村里能够接受的底线谈判价格是建房之后四六分成，可新的开发商却坚持村里只能要35％，开发商要65％，谈判不欢而散。

　　记者曾寻找谈固村支书了解情况，一位姓集的助手婉拒了记者的采访，并表示，“现在除了钱还有困难以外，其他没什么困难”，“有困难也只能我们自己克服，自己的孩子自己抱，明年冬天你过来的时候这里一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当记者询问石家庄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谭运江，是否需要国家或者社会给予相应支持时，谭说：“‘三年大变样’是一项地方的决策和政策，我们是当事人，只有我们自己来想办法。”

　　银行助推“石家庄速度”

　　2008年12月28日，主管城乡规划等方面工作的石家庄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蒋洪江去职。这是“三鹿事件”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去职后石家庄市最引人注目的人事变动。当地官方没有作出任何说明，也未见其他媒体有深入报道。

　　不过“三年大变样”没有受到这场人事变动的影响。石家庄获得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大银行的支持，土地交易回暖，引入了大连万达等战略投资者。拆迁改造在2008年的基础上，开创了新的“石家庄速度”。

　　2009年1月，石家庄市提出了2009年到2010年“三年大变样”的五大目标，推出了总投资1111亿元的五大类146个项目，其中有省行政中心广场等20大献礼工程需要在建国60周年前夕完成。2月10日召开的石家庄城市建设“三年大变样”动员大会上，河北省委副书记、石家庄市委书记车俊提出要创造“石家庄速度”。

　　从执政者的角度来看，拆迁改造是城市建设的第一难，也是城市建设的第一关，石家庄更是如此。根据石家庄市的规划，2009年要完成“三年大变样”工作量的70%，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艾文礼要求所有的行政干部“不为失败找理由，只为成功找经验”，迅速推进“三年大变样”工作。

　　城市拆迁领先全国的“一天一栋楼，4个月修两条路”的“石家庄速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石家庄市桥西区政府创造。

　　桥西区辖区内裕华路、槐安路改造只有4个月的工期；民心广场工程要10月1日完工——这三大工程占石家庄2009年拆迁总量的1/3。2月15日，石家庄市召开“两路”拆迁动员大会，要求桥西区2月底前必须拆除裕华路沿线的95家单位和居民。当天，桥西区就成立了拆迁指挥部，区领导每三人成立一个分包组，同时还成立了7个突击组，由相关职能部门一把手负责，专门负责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建筑的拆迁。

　　据当地媒体报道，位于裕华路和中华大街交口的工行中华大街支行大楼，总建筑面积6400多平方米，担负着周边省直、市直和居民的金融服务业务，不仅业务量大，并且地下还有金库。中山路街道办事处当天下午5时接到拆迁任务后，立即召集拆迁队伍，制定拆迁实施方案和突发事件预案，签订拆迁协议。当夜，他们动用了9台勾机连夜进行了拆迁。第二天凌晨5时，整个大楼被拆平。

　　此后，沿裕华路4栋超过6000平方米的建筑，两天全部拆除；中裕立交桥周边7个产权单位、286户居民的3万平方米建筑，11天全部完成动员和拆迁；槐安路9.7公里高架桥、裕华路14.5公里路桥改造工程，4个月内必须完工，而正常则需要一年半，开工一个月完成的工程量就超过30%；全长3.6公里的和平路高架桥工程，原计划18个月完工，现在提前到8个月完工……

　　银行融资方面，2009年，石家庄市获得了中国农业银行300亿元的贷款授信额度支持；中国银行也和石家庄市签订贷款协议，在未来3年内为“三年大变样”提供500亿元的贷款；中国工商银行确定将自己的全球客户服务中心落户石家庄。石家庄桥东区也和中国工商银行签订协议，由中国工商银行为桥东区的旧城改造融资30亿元。

　　直接的投资上，3月7日，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与石家庄市签署《石家庄市城市综合项目框架协议》，中冶科工将投入500多亿元用于该市城市综合项目建设。截至3月20日，共完成融资116.2亿元，已实际到位资金30.2亿元，正在进行洽谈的融资计划还有19项，洽谈融资总额818.7亿元。先前引进的战略投资者，在经历了逃跑传言之后，大连万达接手了尖岭村的改造项目，目的是打造多种业态的万达城市广场。

　　2009年3月31日，在经历多次“流拍”而沉寂了3个月后，石家庄市以招拍挂的方式出售900亩土地。4月，又继续供应超过100亩土地。前面提到的花园村改造项目2009年1月17日被河北卓达集团接手，但该村的回迁楼建设因为没有按《城中村改造回迁楼建设目标责任书》的要求在4月30日前3层结顶而被通报。行政力度之强可见一斑。

　　河北省“三年大变样”办公室副主任焦庆会告诉记者，这次石家庄“三年大变样”工作的启动，正逢股市和楼市登上高位，本希望通过城市建设，促进石家庄城市面貌的改变，到后来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大家又发现，这项政策正好暗合了国家扩大内需的需要，是抗衡全球经济危机的最大项目。城市建设和改造也能够拉动其他行业，并且拉动的力量更大，比如对燃气设施的需要，对电力的需要，居民对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的需要等等，随着城市建设和改造的深入，都将不断加大。  

　　城市开发在目前的城市中国，已经形成为一套体制。作为中层制度，它一方面以一些根本性制度（如国家政治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为依托，另一方面它藉由一系列操作性的具体制度（如土地租让法规、住房供给制度、动迁政策等）来得以实施。其确立不仅因为具有一定的需求动力（如城市地位诉求、投资利润目标、市民住房需求等），同时也有赖于必要的观念支撑（如发展主义、城市主义、消费主义），以及相应的角色（如主导者、参与者）和操作形式。

　　一般认为，在今天中国城市开发中扮演主导角色的是地方政府、城市政府，而开发商是最主要的参与者。但笔者以为，在城市开发体制中，上自中央政府、下至普通市民，还有相关的专家集团等，都以各自的方式扮演着不同的重要角色。“市民的态度”是我们思考“开发体制如何形成、如何延续”这一问题时必须关注的内容。

　　公平压力的持续升温

　　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中国城市开发，自一开始就处于价值资源匮乏的尴尬境地。90年代中期中国各地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之时，已经进行了20年的经济改革，由效率优先原则所带来的社会不公问题，已经被国内外舆论界和知识界构建为一个突出的中国问题。而当“城市化”被当作中国最重要的“发展”路径时，不无吊诡的是，在被视为现代化模型的西方及东亚的各“发达国家”，甚至包括一些曾先期推行开发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城市主义、开发主义已开始遭到广泛的质疑和批判。也因此，当中国开始向发达国家寻找有关“先进城市”的理论和经验的参照时，处于“后城市时代”的西方各种城市批判理论裹挟而入。

　　与此同时，在现实中国，随着“旧城改造”、“城市更新”、“城市扩展”等运动的大规模展开，城市开发的空间公平问题很快受到了质疑。另一方面，作为城市开发的基本方式，政府垄断开发主导权和直接从城市开发获利的基本制度也受到批评，“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政府角色、与开发资本联手共谋暴利的政府行为，被认为是导致住房不公、空间不公以及官员腐败的最直接原因。

　　当然，对于中国的城市开发体制、开发运动而言，真正构成价值观念正面压力的还在于：“住房不公”不仅会受到源自社会主义记忆的公平观念的质疑，同时还必然地会受到“住房权”这些“现代的”普遍价值的否定。早在1966年，居住作为基本人权的观念就被表述在国际《人权公约》中（“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宅，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而“住房保障”制度在今日世界各国也不仅是发达国家、且也是像前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甚至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的内容之一。在这样一些价值和制度的参照下，“为有钱人造房”、以级差地租原则重新安排各阶层空间秩序、从而让土地／空间利益最大化的中国的城市开发，不可避免会遇到来自公平正义的价值批判。

　　在实际操作层面，这些年来，城市开发在中国各地不仅遭遇到来自动迁居民、征地农民的强烈抵制，还引发了业主以城市政府、开发商、物业公司为对象的维权运动，以及年轻白领群体对高房价的抗议行动。以城市开发为背景的持续多年的各类民众抗争行动，不仅具有跨地域、跨阶层等基本特征，而且其权益诉求行动在国内外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出于政治稳定和经济均衡的国家需要，在扮演道义权威角色、强调公正价值（住房保障）的同时，一次次试图以宏观经济调控、政治增压等方式来推动城市住房保障、控制城市房价。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开发，无论是作为体制还是作为运动，既缺乏相应的价值支持，也缺乏必要的民意基础，同时还承受着来自权力上层的政治压力。

　　事实上，当90年代“社会不公”成为一个突出的中国话题以来，“公平正义”一直是对中国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演变起着特殊的压力作用的影响要素。一方面，公平是这些年来经历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化后中国知识界和一般民众表达得最清晰和最具有一致性的价值诉求。与此同时，公平也是曾遭遇了历史挫折、政治危机后的执政党必须抓住的合法性依据。这意味着国家权力为了获得民众“事实上的承认”，就必须接受民众的公平诉求为正义压力。

　　这应该成为我们理解中国城市开发的时代背景的一个重要角度——以牺牲住房公平、空间公平为代价、以经济效益为首位目标的城市开发，自一开始就必须面对有关正当性的质疑。

　　 城市政府的进化路径

　　在实践中，城市政府为了推进城市开发，会在国家根本制度提供的框架范围内，设计相应的操作性地方法规，以落实中央政府的政策性要求，同时也可能在国家制度的空白、模糊处，创制一些新的制度，来满足城市开发的实际需要。而当根本性制度或中央政府相关政策与城市政府开发实际需求相矛盾时，城市政府或者会在国家政策的边缘、缝隙处打擦边球，以求城市利益或自身集团利益的最大化；或者会利用政策技巧，制定特殊的配套性政策，并不断对其作出调整，从而可以在操作层面上实际解构既有政策对城市开发的负面功能。

　　透过观察城市动迁政策的多变性和政策操作的随意性，一方面可以看到城市政府为追逐经济效率而以自身的利益为首位需要、必要时牺牲其他相关利益人的立场倾向。同时也可以看到，城市政府具有获得足够的经营开发机会的制度便利和操作力。这种操作力既包括了灵活运用各种权力／资源而操作政策，以达到其利益目标的能力，同时也包括了政府抵制公平正义压力的能力。

　　而在公平价值的压力下，城市开发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合理性，城市政府光凭既有的制度空间和政策操作能力，要大规模地动用国家资源，并长久抵挡来自市民、农民以及中央政府的各方政治压力，是困难的。从城市政府对动迁政策的操作技巧来看，城市开发的实施，还得益于某种工具理性原则：目的与手段的整合性，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或者也可以说，它得益于某种目标合理性和形式/规则合理性。

　　但是，面对城市开发正当性危机的城市政府，同样也一直在致力于实质合理性、即价值合理性资源的开拓。通过下表呈现的实例，有助于我们理解城市政府是如何采用各种价值观念，制定开发规划和相关政策，用以推进城市开发运动的。

　　不难看到，城市政府一直在致力于寻找相应的价值资源，拓展合理性空间，以应对来自公平价值的压力。与城市开发运动的批判者们相类似，作为城市开发运动主导者的城市政府，同样在不断援引西方各种新城市理论所提供的观念和路径，加以改造和运用，一方面用以缓解来自公平正义以及各种“后现代”、“后城市”的城市批判理论的压力，同时从全球化背景下的各国城市经验中，寻取新的城市经济增长点。

　　在此过程中，城市规划、建设的专业群体，以及各种“城市问题研究专家”、乃至城市开发运动的批判者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重要的参与者角色。这些年来，各地城市政府直接主持或参与组织了各种主题和规模的国际或国内的“城市论坛”，而在这样的互动中，城市政府也表现出了整合专业知识分子群体、消解价值压力的突出能力。

　　 市民的补偿愿望和动迁创伤

　　在城市开发的过程中，各地城市动迁居民多有悲壮的抗争行动，但极少有成功阻止城市政府开发计划的例子。在笔者看来，动迁居民普遍而激烈的抗争行动之所以收效甚微，不仅是因为城市政府具有足够的制度空间和操作政策的能力，也因为市民的愿望和要求并没有被真正转化成足以抗衡城市开发合理性的正义压力——社会成员没能为自身的权益愿望和抗争行为赋予足够的价值正当性，以抵制政府政策的合理性。

　　在目前的开发运动中，“动迁居民”主要不是作为城市社会的权利主体，而只是作为住房的相关利益人，同城市政府以及开发商发生关系的。在这样的关系中，动迁居民的另外一些身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笔者及其研究团队所调查的上海动迁户中，大多数是退休职工或下岗职工（其中有不少是回城知青、按政策退休后回迁的原支援内地建设人员等）。当我们将城市开发放到城市社会结构的演变脉络中观察，城市开发所触及的显然不仅是住宅，还有住房的分配制度。

　　从社会主义时期的住房福利配给，到住房市场化供给，在城市住房制度的这一转变过程中，政府对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依然保留了福利分房的待遇。但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始终将另外一些人排斥在公共住房资源的配给体系之外：作为城市住房贫困阶层的棚户简屋区居民，或回城、回迁的知青等市民，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既没有在社会主义单位制时期享受到住房福利配给的待遇，如今在公房私有化、住房供给市场化的过程中，又再次失去了获得公共住房资源配给的机会。

　　在这些居民看来，他们几十年来一直都还没有等到“分房”机会，现在总算等到了。在他们这儿，作为住房供给政策，“动迁安置”与“单位分房”的性质是具有延续性的。换句话说，他们的“补偿”期待，并不只是对他们动迁房的折算价格的期待，而是对他们早应该得到、但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得到落实的社会主义住房福利的期待——这是一个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的住房权益补偿。这种补偿，在上海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动迁安置政策（按户口人数实物配置）中，尚有一定的政策体现。但随着90年代后期“点砖头”式的经济补偿政策的实施，贫困、拥挤的棚户简屋区居民又一次遭遇了住房不公的制度安排——面临被挤下住房福利分配最后一班车的命运。这就是90年代后期动迁纠纷激烈化的背景。

　　然而，无论是在动迁居民自己的动迁补偿诉求中，还是在公共舆论，甚至在城市开发体制的相关批评中，“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的补偿”，始终没有被正视为一个现实的住房不公问题，也没有被转换成质疑开发体制功利本质的公平正义压力。

　　此外，按目前城市开发运动背后的级差地租原则，老城区中缺乏住宅购买力的居民，大量地被安置到了城市边缘地区甚至远郊地区。这样的空间迁移，不仅让动迁居民普遍感受到了身份地位下降性流动的创伤，现实生活中也造成了居住、工作、社交等种种困难。我们在对动迁安置基地居民的调查中可以感受到，许多居民心中充满了意味复杂的人生受挫、生活失败的怨愤情绪。但在国内媒体上和学者的研究中，动迁居民对个人/家庭/邻里的生活需求、心理感受以及认同需求等等，很少被视为社会公平价值需求的内容。人们在批判“社会不公”时，也没能注意到居民们由于空间被剥夺而导致的生活困境，这种困境没能形成足以否定社会开发体制合理性的价值资源。

　　动迁居民的抗争行动，很多时候被他们自己以及城市政府、城市问题研究者们表述、理解为经济理性行为。不仅动迁居民自己缺乏相应的表达，在公共舆论空间中，动迁居民的补偿安置愿望、特别是城市下层动迁居民的住房利益诉求行动，也主要被阐述成一种经济利益的博弈行动。也就是说，城市大动迁破坏市民生活的非正义的一面，并没有遭到充分的揭示。也因此，城市政府及相关动迁机构，为了消解动迁安置工作所面临的价值危机或现实障碍，通常采取“动迁工作的透明化、规范化”，或“提高动迁补偿标准”等应对措施，很容易就可以为城市大动迁的继续推进找到相应的社会合理性。

　　城市奇迹的主导者、共谋者

　　社会公平，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最原初的合法性基础之一（消灭阶级差别），如前所述，它亦是现实中国社会对执政党构成正义压力的一个普遍价值。需要解释的是：在城市开发过程中，社会的住房公平、空间公平的价值诉求以及市民的抗争行动，何以在那么长的时间内没有能构成足够的正义压力，从而有效改变动迁过程中权力、资本与市民的力量关系，并促使城市开发体制由经济型开发转为社会型开发？

　　诚然，期望陷入住房困境的动迁居民能够将自身的生活愿望、住房利益诉求直接扩展为改变制度的政治运动，这样的想法多少属于不切现实的公民社会想象。“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使“制度的不利”降到最低。

　　而具有相应组织化行动能力的知识分子、中产阶层，在今天的中国城市，亦缺乏以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来变革制度的政治／法律空间。尽管如此，在今天的中国，事实上，各种社会成员并没有自外于制度变迁的过程。一方面，社会成员普遍习惯于以非正式的日常反抗形式来解构制度；与此同时，知识人也通过扮演幕僚、专家或批评者的角色，参与意识形态、价值规范的生产和运作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中国城市开发制度形成和开发运动持续展开的过程中，围绕城市开发的正当性、合理性，城市开发的主导者一直在不遗余力将开发主义塑造成新的意识形态：在一轮又一轮的土地开发、拆迁建设中，由强大的传媒支持、有各路知识人参与的宣讲行动一直都在进行。

　　与此相对照，市民关于居住生活的权益诉求和博弈行动,却主要被限制在有限的意义空间中，被阐释为“住房面积”、“补偿标准”等经济利益问题。在围绕动迁安置的价值规范情景中，开发者与市民所享有的知识和思想的资源及其运作能力是完全不对等的：城市开发的主导者可以轻而易举地调动知识界的头脑库，而行动者往往陷于道德资源匮乏的无助境地。

　　作为城市开发主导者的政府、以及作为重要参与者的投资者、知识人群体和市民，在生产空间秩序的同时，也在生产着相应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规范体系。在此过程中，不仅在社会冲突的现场，就是在远离行动的知识领域内部，知识人群体亦似乎缺乏与中国现实真问题相对接的冲动。

　　现实的情况是，当中国的城市开发体制形成、市民抵制住房不公／空间不公的都市运动兴起的时候，权力不仅具有运作政策技巧的足够的能力，同时也已经掌握了运作意识形态、消化专业知识、同时将知识人群体隔离于社会运动的一整套娴熟的技巧。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行动者们在与权力博弈的过程中凝聚公平正义压力的现实可能。  

　　（作者为华东师大社会学系教授，主撰有《都市大开发——空间生产的政治社会学》）

　　前不久，中海油总经理傅成玉在博鳌论坛上表示，今后，中海油基本上不再收购其它公司，而是寻找合作伙伴，对其投资。“从来没有把对外收购作为自己增长的手段，至少在金融危机期间，我们不会去收购其它公司。”此言道出了许多中资企业在“出海”十多年后的心声。

　　5年前，麦肯锡咨询公司中国问题专家森克·贝斯特莱因曾摇头表示，中资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失败会多于成功”。的确，当时没有多少人愿意把中国“走出去”战略看成是“丁丁历险记”的翻版，而愿意把跃跃欲试的中资企业看成是一窝蜂挤进豪华名牌连锁店的暴发户，这些资本市场上的“新贵”，持着“买个路易威登包”的简单交易心态，在没有全盘考虑的情况下就把钱袋子扔给了对方；也有很多论者把这些“还不会走就开始跑”的企业视为肩负着特殊使命的“红顶商人”，认定这些早期“走出去”者多半折戟沉沙，遭遇“壮士断腕”厄运。

　　如今，在经过载沉载浮的洗涤之后，中资企业开始表现出国际并购市场上一名成熟的角逐者的本色。它们从小口小口“吃”起步，到能开展大宗跨国并购，从培养能力和建立团队着手，到能敏锐判断一笔交易的内在价值，跨过了只是希望扩张全球网络或规模的盲目期。这方面有中资银行开始绕过“有毒资产”向海外寻找合作伙伴的良好开端，有中铝通过与美铝的战略合作成功入股力拓的精彩案例，也有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谋求海外战略转型的报道。

　　近期一份研究表明，2009年第一季度中资企业在TMT（科技、媒体和通信）、能源等领域的并购市场上异常活跃。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胡晓炼表示，2008年中国对外收益达825亿美元，增长8%，总体上看是盈利的。尽管成绩已经今非昔比，但我们仍有必要回顾一路走来的“艰辛”，这其中有许多教训，并不因时光荏苒而失去意义，反而在我们加速“跑”时更值得记取。

　　 “缴学费论”下的“走出去”战略

　　 最早的时候，尽管“走出去”战略听起来如“蛟龙出海”般雄壮，但它埋下了“先有拓荒者，后有定居者”这样的“缴学费”假设。而政府一再默许“缴学费论”是基于这样的判断：相对于吸引到的庞大外国直接投资而言，中国前些年来对外投资的比重明显不够。

　　还在1979年国门渐开之际，国务院一份《关于经济改革的15项措施》就提出了“出国办企业”的国家政策，但到1991年，12年过去了，“出国办企业”效果不彰，投资额累计不足14亿美元，平均一年1亿，分摊到13亿人口，人均0.1美元。

　　1997年，“鼓励”出国办企业的字眼正式出现在中央高层文件中，要求“有实力有优势的国有企业……到非洲、中亚、中东、中欧、南美等地投资办厂”。这种鼓励信号，被视为中国争夺初级资源市场的战略部署，和配合国家利益的经济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并没有被视为以市场为导向的正常资本全球性配置。由于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所提的“四大新战略”中明确了“走出去战略”，研究者们宁愿把2000年视为此战略元年。

　　一大批国有企业闻风而动，民营企业亦步亦趋。有些地方，出现中资企业“打拥堂”的现象。如在新加坡，1992年注册的中资企业仅105家，到2007年就已增至1500家。虽然数量惊人，但投资额却不惊人，累计投资额不过6亿美元。也就是说，一大批中资企业是赶去“凑热闹”的。

　　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王勤研究员的研究，一些海外投资企业缺乏有效内部约束和风险管理机制，政府部门对这些海外企业疏于管理，人派出去了事，企业经营状况很少有人过问，以至在一些人眼里，“走出去”战略成了自己和亲属朋友出国旅行或出国留学定居的“绿色通道”。几年下来，企业一本坏账，国家损失严重。以这样的方式“缴学费”，缴得真让国人伤心。

　　当然，真正做企业的也有一些做得不错，如中远集团通过收购新加坡上市公司Sun Corpn，成立中远投资（新加坡），2004年公司的净利润超过6000万新元。但不可否认，早期“出海”者更多是交了高额“学费”。如在2004年11月，成立不到半年的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公司披露，公司累计亏损大约4亿美元，加上其它的损失，亏损合计约为40多亿元人民币。

　　而较近的例子，是2007年中投公司（CIC）投资黑石集团近30亿美元，目前账面资产仅剩1/3。让中投董事长汪建熙发愁的是，中投每年需要为2000亿美元的资本金支付5%的利息，而欧美市场的不景让股权投资成为极其冒险的选择，中投当下只能绕过不能投资“人民币货币区”的限制打打港澳台地区的擦边球，这使得其每年向财政部特别国债基金专户归还100亿美元利息的初衷难以实现。

　　同样是在2007年，中国第二大寿险公司平安保险以近200亿元人民币参股位列欧洲前15大金融机构的富通集团，“高位杀进”，结果深度套牢，导致平安保险2008年净利同比减少98%。2008年底，富通2100多名小股东联名起诉，要求判定富通向巴黎银行转让部分资产为非法。此案一度导致比利时内阁集体请辞。2009年4月底，富通的股东将就3月初比利时政府拿出的新分拆协议表决，作为富通单一最大股东的平安保险已表示将再投反对票。然而，在富通几近破产的情况下，平安最终“翻盘”的机会可谓微乎其微。

　　“破烂王”遭遇重整成本

　　有一段时间，中资企业专去收购“过气”企业和产业，偏爱收购深陷财务危机中的著名企业，被国际投资专家誉为资本市场上的“垃圾王”。

　　大多早期进入德国的中资企业，基本上采用收购破产企业的方法，以很低的成本进入德国市场。然而，在这些“破烂王”沾沾自喜于捡了一个大便宜时，却被随之而来的重整成本压得变了形，功败垂成。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2002年TCL以820万欧元的价格收购了德国的施奈德电视机公司，等到接手时才发现，他们所买下的“施奈德”只是个只有几十名员工，其制造核心力量已经转移到匈牙利的一个破产后剩下的“壳”而已。为了给这个“壳”背上的债务“赎身”，TCL付出了意想不到的代价，在德国的业务陷入困境，不到半年宣布放弃。TCL通过收购德国施奈德电子和法国汤姆森公司业务而成为世界最大电视机制造商的“虚名”也由此告吹。

　　如果说中资企业“出海”早期“缴学费”、“收破烂”不可避免的话，那么上汽收购双龙案则值得认真反思。

　　2004年，上汽集团溢价收购了濒于破产的韩国双龙汽车公司48.9%的股份。上汽的想法很单纯，利用自己的资本优势换回先进技术。然而，很多专家从一开始就不看好这桩跨国婚姻，原因是上汽不具备收购的技术优势和历史经验。日本收购全球之时，依仗的是其雄厚的资金实力、技术实力和经营理念，日本甚至把美国的精神老巢好莱坞也收购了。世界上成功的收购都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比如宝马收购MINI。但中国收购方能拿得出手的只有资金实力和进入国内庞大市场的通道。

　　上汽“吃下”双龙后，马上就感受到各种之前没有料想到的冲击，先是工会的抗议和罢工潮，继之“国产化”目标迟迟无法实现，而在不断输血之后，2009年，双龙进入了韩国法院“回生”程序，这意味着这场中韩汽车业婚姻即将正式破裂。第一桩中国汽车跨国并购案，就这样以惨败结束。经过此案，吉利、长安、奇瑞等众多中国汽车公司在借金融危机“抄底”美国底律特的提议面前，变得格外谨慎。这或许是中国“破烂王”形象开始转型的信号。

　　缺乏软实力形象下的工潮

　　正如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苗圩所说：“走出去最大的差距不是资金，不是市场，而是缺乏一大批具备跨国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人才。联想收购了IBM的PC机，事实证明是不成功的，最后逼得老柳重新出山，杨元庆回到总裁的位置上，这也反映了我们人才缺乏的问题。”

　　不仅仅是跨国经营人才短缺，很多“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对目的国的文化差异、价值冲突、意识形态干扰考虑不足，也导致了公司在海外频遭形象危机。上汽集团承认，他们一开始没有意识到韩国双龙公司的工会力量“这么大”。而一家在德国开办实业的中资公司，开工第一天就引来当地环保部门的“查封令”，理由是工厂的噪音干扰了附近河里的鱼儿的安宁。习惯了向河流直接排污、朝居民区排废气和噪音的企业，真不习惯把“关爱”延伸到河里的小鱼。

　　这里还牵涉中企“出海”后能否抛弃国内陈旧危机处理思维的问题。中国是矿难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但国内的安全事故依然高发不止。假如“走出去”的企业认为“我们中国都这样，你们也应该这样”来对待别国的法律和安全生产条例，那无异于一场最失败的国家形象公关。

　　2005年，一家在赞比亚的中资铜矿发生矿难，51名赞比亚矿工遇难。事故震惊了赞比亚，死者家属对中国经营者事前没有采取有效安全措施，事后只发放少量抚恤金十分不满，终于在一年后，该铜矿爆发了工潮，矿场发生暴力骚乱。

　　2006年适逢赞比亚大选，反对党爱国阵线主席萨塔威胁说，要把中国商人驱逐出境。萨塔虽然未能在当年大选中获胜，但随着2011年新一轮大选的临近，中赞关系又面临着考验。不妙的是，自从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铜价大跌，中国小企业老板纷纷丢下赞比亚矿场“逃走”，令中国国家形象进一步受损。

　　“问题国家”资产安全风险

　　一些威权主义体制国家，由于政策变动经常出乎意料，对外来投资的冲击也相当大，这直接影响到投资安全。遗憾的是，对这类国家，别人在退避三舍之时，来自中国的一些企业却盲目进入，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据《北京青年报》马宁报道，继数十次发行面值如天文数字的钞票之后，2009年2月2日津巴布韦又启用新货币，这次新货币看上去不再令人“眼晕”，去掉了旧货币后面的12个零，即1津元相当于原来的1万亿津元。津元贬值到什么程度？记者报道说：“1亿津元的面钞丢在地上，都没有人去捡。”

　　津元的狂“贬”，使在津巴布韦的近30家大型中资企业蒙受巨大损失。更不靠谱的是，津巴布韦借名“美元化”，要求企业交税用美元，而给中资企业结算工程款时却运来一车车无用的津币。

　　以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为口号的委内瑞拉，在能源价格上涨时，要么就利润分成与外资企业产生摩擦，要么就执行国有化，派军队去接管。而在金融危机面前，石油价格一落千丈，从175美元的高位跌至30多美元时，委内瑞拉又装出相当“好客”的样子，邀请外国投资于委内瑞拉能源产业。

　　在国际石油投资界，“利润对半分成”曾是委内瑞拉的首创，后来风靡到中东等地。而近几年，在查韦斯“先进”到直接国有化时，委邻国厄瓜多尔就突然来一招“99%的利润分成”，把中国在厄瓜多尔的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集团“打”傻了眼。

　　2007年10月4日，厄瓜多尔总统宣布，自即日起该国原定与各外国及私人石油企业的超额油价分成比例由50%提高到99%，只给企业留1%。这个所谓的“暴利税”，完全不顾合同的神圣性，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先诱你投资，然后又祭出“国有化”、“暴利税”牌的国家还真不少。俄罗斯和一些中亚国家也有这样的恶例。这些国家的借口高度一致，资源，无论是石油、天然气还是矿产，都是国有的，国有化或离谱的暴利税是符合宪法的。

　　经济民族主义引发的“反华情绪”

　　经济民族主义加上政客的煽火点风，容易转化为“反华情绪”，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时也吃尽了这方面的苦头。

　　4年前联想收购IBM全球个人电脑业务，就是因美国政府的压力而被迫修改收购合同，失去了许多预期中的收益。而中海油收购美国尤尼科的失败，则是败给了赤裸裸的经济民族主义，因为中海油的竞争对手就是美国的雪佛龙。再有，海尔竞购美国最著名消费品牌美泰公司，对手惠而浦也是美国的公司。美国政客扬言，海尔接管美泰后会关闭在美国的工厂，导致工人失业。事实是，惠而浦购得美泰后，立马关闭了3家美泰工厂，削减了4500个就业岗位，但却没人站出来说三道四。

　　同样，2004年，中国一家大型矿产公司竞购加拿大铜、锌和镍的生产商诺兰达公司，政客们以攻击中国人权记录，阻止了这桩交易进行。

　　近段时间以来，澳大利亚“反华情绪”似乎一浪高过一浪。先是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被揭发接受有中国政府背景的一名女商人的赞助，免费到中国访问，接着就是反对党领袖批评陆克文总理“过度亲中”，是中国的“巡回大使”，然后《澳大利亚人报》曝出所谓中国情报机构人员侵入陆克文总理电脑的“中国黑客事件”。最新的一件，则是澳大利亚国防部鹰派到美国国防部访问，向五角大楼兜售“中国威胁论”。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国防部鹰派的观点是：中国是新“冷战”对象，澳大利亚应该围绕未来与中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来规划部队结构。

　　这些“反华情绪”其实都是奔着经济民族主义来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矿产需求大幅下挫，中国企业大举进入澳大利亚资源产业，如华菱钢铁集团收购澳大利亚第三大矿业公司FMG等，引发澳大利亚被中国收购的恐慌。澳新闻民意调查公司在3月底4月初做的一份民调显示，澳大利亚六成以上的人反对“中铝”扩大在全球矿业巨头“力拓”中所持的股份。目前中铝已经持有力拓9%的股份，正谋求扩大到18%。而在稍早前，澳大利亚官方曾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了中国“五矿”公司以15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一家负债累累的没落矿产企业。迫于压力，五矿不得不提交一份修改过的收购方案，澳大利亚政府最后才放行。

　　有一个例子可以引来旁证外国的担心是出自多方面的。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越南中高地带盛产铅矿，美日等国公司在该地带开了大型露天矿，已经有段时间了。最近中国公司也准备投资该区域，结果引来越南国内一片反对，甚至越共元老武元甲都站出来反对。该项目后因环保问题没有获批，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越南对中国在其战略要地扩张的忧虑。

　　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可以说有乐观派和悲观派两方。乐观的机构和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见底或者即将见底，整体经济向好。悲观的看法则是，由短期的数据判断经济见底还为时尚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国家信息中心等机构均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今年经济走向的预测报告，但预测结论各不一致，甚至国研中心内部也出现分歧。

　　中国经济会是V字型反转，还W型亦或U型甚至L型，人们乐此不疲地争论了几个月，使用不同的经济数据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那么，中国经济到底是什么状况？

　　数据很美

　　中国以基础设施为主的投资效果几乎立竿见影。对中国一季度宏观经济指标，国内经济界普遍表示肯定，可以说，一季度指标好于预期。

　　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下降1.5%,4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6.6%。

　　尽管从2月份开始，CPI、PPI已经持续3个月为双负。不过，很多业内人士表示，4月份CPI、PPI的跌幅仍在预期之中。一系列数据表明，尽管中国经济未来仍存在不确定性，但经济向好的趋势明显。

　　4月份我国出口连续6个月负增长，但环比增幅上升。海关总署5月12日发布的数字显示，按工作日平均计算，今年４月份与３月份环比进出口值增长10.4％。出口连续出现环比增长，虽然并不意味着外需萎缩的情况出现逆转，但至少说明中国出口下降的幅度在逐月收窄。

　　北大经济学教授宋国青告诉记者，从4月份经济指标看，可说中国整个宏观经济非常强，整体在回升。CPI环比绝对上升，PPI环比下降在收窄。

　　在4月份经济数据发布之前，瑞银证券、高盛高华、摩根史坦利等机构上调了中国经济预期。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经济半年报》称，中国经济有望今年开始复苏，并于2010年全面复苏。

　　综合多家机构和学者的研究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前4个月的经济指标“看上去很美”。

　　表面看上去，中国经济似乎已经开始反转了。那么，为什么反对的声音那么强烈？

　　看GDP没意义

　　从今年前4个月的主要数据来看，大多数经济数据要么显示比前一两个月有所好转，要么显示下滑速度减缓。但这只能说明，中国经济下滑雪崩式的危急时刻过去了，局势得到了控制，但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走到了最低谷，即将迎来振奋人心的拐点，则实在还是一个未知数。而在主要经济指标之外，也有一些数据看上去不那么美。

　　在过去几个月中全球发达国家经济持续萎缩，并未见到真正复苏的曙光。目前美国失业率上升，达到8.5%；欧洲不排除再爆发一轮债务危机的可能，欧元区企业公司债务达11万亿，占该地区GDP的95%。甲型H1N1流感疫情，加剧了全球经济下滑的风险。

　　诺贝尔经济学奖新科得主克鲁格曼在他不久前为期3天的中国之行中表示，“经济危机还没有见底，事情正在快速变得愈加糟糕，离见底还远着呢!”他认为，当前整个世界经济还没有发生自由落体式的再崩溃，一到两年很难复苏。

　　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经济指标能“看上去很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银行无节制地发放贷款，二是库存调整告一段落。银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击大量放贷的情况。如果第二、三、四季度放贷减缓下去，目前经济反弹很难持续下去，寒冷的冬天还在后面。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2009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指出，4月份以至未来几个月，金融机构和企业都需要一段时间“消化”前段时间的信贷高增长。报告强调，下一阶段如果国际金融危机继续深化，则信贷仍需要一定力度的增长。而中国在一季度提供了超高信贷之后，信贷的继续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量放贷、4万亿投资等政府行为，可以使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比如一年内保持一个像样的增长，但是如果出口市场仍然没有复苏、而内需也没有启动，很可能会造成新一轮危机。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认为，衡量中国经济见没见底，既要考虑内需，也要考虑外需，综合起来看，中国经济还远没有见底。“现在很多人讨论的见不见底，都是说GDP的走势，而不是发展的走势，GDP到不到底没意义，对中国有意义的事是内需是否启动，消费水平是否提高。”

　　通常情况下，用电量数据更能说明企业生产的恢复性情况，与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国家电网最新发布的4月份用电量数据大幅下滑，也与经济增长的趋势相背离。4月全国发电量2747.63亿千瓦时，同比减少3.55%。

　　其他并不乐观的数据还包括，中国有3000万农民工失业，食品价格下降1.3%反映消费意愿萎缩等等。如果内需启动不了，看上去再美的经济指标也维持不了中国的继续发展，而只是推迟了危机进一步恶化的时间。

　　分不清长短周期

　　“4万亿到底在哪里？”许小年反问记者，“许多原来发改委枪毙的项目又都上来了。”许小年认为，这次财政刺激计划并没有4万亿，因为新增的投资计划有一些投资是已经在预算规划中本来就存在的。根据许小年的计算，2009年的新增投资计划总额可能仅有200亿。

　　刘福垣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中国的投资一半是投机，一半是瓜分社会资产。这些钱或者是进了某些人的口袋，或者最后又回了银行。

　　且不说4万亿投资的利用率到底有多高，单单这笔钱的流向，就面临诸多质疑。“4万亿主要是用于投资和出口， 3800种产品出口提高退税率，着眼的是出口，这都不能启动消费。”刘福垣说。

　　许小年认为，政府投资实际上并没有带动国内的生产，都去购买原材料的库存了。而且大量的投资还会增加本已过剩的产能，继续增加企业库存。

　　扩大投资是政府最能主动做到的政策取向，也是最能立竿见影的“保增长”方式。而中国经过30年的发展，投资拉动已见颓势，全球的金融危机，又使出口市场严重萎缩，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4万亿投资计划的出发点是“保增长”，这是中国一向的策略。但中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已经从“保增长”转向了“保发展”。中国央行在季度报告中也说，尽管稳定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加快经济重组、创新和改革的步伐。并称，民间投资意愿偏低。

　　刘福垣认为，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宏观政策从2008年开始转向，但到现在为止，效果还并不明显，所以消费并没有启动。“现在百姓手中没什么钱，80%的百姓平均存款不过5000元。如果把4万亿拿出2万亿用于直接补贴底层消费者，看效果怎么样？”

　　克鲁格曼在不久前的中国之行中指出，中国在用处理短周期的方案试图解决长周期的问题，所做的都是短期的刺激计划，但不是根本上的改革。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时就表示，中国政府随时可以提出“新的刺激经济政策”。如果新的经济刺激方案核心依然是保增长，那么这样的政策肯定依然是效果不彰。GDP增长的回暖，就只能是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一种“透支”，很可能成为下一场经济危机的潜在诱因。克鲁格曼认为，未来3年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期。

　　“政府要做的是，要继续执行经济改革，释放现有的需求，把潜在的需求转变成为实际的购买力，让中国人把钱花出来进行消费，而不是储蓄起来。”许小年说。

　　看上去很美的统计数字，增加了判断宏观经济走向和进行决策的难度，多年来固化的“保增长”的思维方式和利益集团的强势博弈，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决策。中国的宏观政策方向，看上去是在向“保发展”转向，但实际操作中却更多地倾向了“保增长”。如果宏观政策导向继续“模糊不清”，中国经济将失去对美好未来的把握。

　　4月27日，在喀山市举行的一场俄罗斯足球超级联赛上，一些年轻球迷打出了“生日快乐！爷爷！120！”的标语。这一画面在俄罗斯引起了极大反响。因为这个曾在二战的硝烟中浴血奋战的民族十分清楚谁在这个时候过120岁的生日，这个人便是希特勒。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引起全国性反响的俄罗斯青年并没有被逮捕，甚至没有警察上来阻止他们的行为。

　　俄自由派媒体《独立报》文章指出，在过去如果有人为希特勒张目，只需要跟他提伟大的卫国战争，他马上就会闭嘴，“而现在，你再跟眼下这些年轻人提那场战争，他们会说如果苏联和纳粹德国联手，那么莫斯科早就统治欧洲了”。

　　暂时无法判断《独立报》的说法是否夸大，但这篇文章中多次提到的一个概念——俄青年法西斯化，却是世界皆知的事实。臭名昭著的光头党早已让俄罗斯成了许多外国人眼中的恐怖之地，而一群光头小青年集体行纳粹礼的照片也成了法西斯化的俄国青年的真实写照。

　　作为最迅速也最直接体现社会变化的群体，青年的堕落反映了俄罗斯社会转轨的巨大代价。

　　混乱年代的印记

　　1991年，在开过第22次全会后，苏联共青团正式解散。距离俄下一个有影响的青年组织的建立还有14年。所以，共青团的解散对于俄国青年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发展来说必定是一件大事。

　　2008年10月，共青团建团90周年纪念活动在全俄境内展开，人们用各种方式纪念那段“充满集体主义乐趣”的年代。现任俄加里宁格勒州州长格里高利·波斯回忆说：“共青团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政治组织，而是一个生活的大课堂。我十分怀念同伙伴们不仅一块犯错也一块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的年代。在这个大课堂里，我学会了如何做人和生活的理想。”

　　从波斯的描述中可以感觉到，苏联共青团组织的各种劳动很像中国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人们回忆起这段时光时，总是淡化其政治色彩而强调它对人生的影响。而戈尔巴乔夫未能收住缰绳的改革，带来了对共产党及其一切附属物的批判。尽管人人承认共青团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组织而且承担着强大的社会功能，但是狂热的思潮还是淹没了人们的理性。在苏联共青团第22次全会上，这个1亿苏联青年的“人生课堂”被匆忙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正如美国“垮掉的一代”一样，俄罗斯始自戈尔巴乔夫终于普京的将近20年的混乱，带给这一代青年的是价值观指导的缺失、生活的困窘（我国著名俄罗斯问题学者陆南泉曾于这个时期在莫斯科做访问学者，他称当时晚上根本买不到一点东西吃，只能饿着）和家庭教育的无力（许多家长做数份兼职以维持家用，疏忽了对孩子的教育，曾让普京流泪的电影《12怒汉》中反映了这段历史）。可以想象得到，在这种社会和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必定充满了扭曲。正如《生意人报》的一名记者所言，那是一个许多成年人因忍受不了生活的压力而成天酗酒甚至选择自杀的年代；孩子们就更加不幸了，他们要一辈子携带这个时代的印记。

　　笔者留学俄罗斯时亲眼看到这一代俄罗斯青年人的堕落。在路边、海边和街心花园里随处可见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聚在一起酗酒、笑骂。没人敢半夜上街，笔者和同学偶尔几次夜里出去，看到的是一群群小流氓像港片里的黑手党一样聚会，从他们身边经过时入耳的是肮脏的咒骂声。这些无所事事的青年年龄均在20岁上下，正好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俄罗斯最混乱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试想这一代青年成为俄罗斯主人的时候，他们将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看待世界？

　　“列宁领导十二月党人起义”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言，社会发生动荡或灾难时，人的一些阴暗本能会自动表现出来，一些庸才也会十分活跃。相比于共青团时期，混乱时期的俄国青年缺少了价值观方面的强力介入，于是除了与自由、民主和私有化有关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一些杂乱无章的思潮也趁机侵入，而历史虚无主义和拜金主义也在这个时期成了年轻人的时尚。

　　2007年，俄罗斯科学与高等学府委员会对圣彼得堡市的1134名学生进行了调查。在被问及什么是自己的理想形象或模仿对象这一问题时，诸如保尔·柯察金、朱可夫和伊万·苏萨宁等俄罗斯英雄人物鲜有人青睐，许多人把目光投向了投机商人、黑手党老大等等。在被问及心目中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50%的学生选择了“金钱”。

　　如果说共青团解体后的14年里青年们没有了思想上的引导者，那么也不尽然。电视等被俄罗斯寡头们控制的大众媒体便充当了这么一个角色。在另一次关于电视给俄大学生的思想带来了什么的调查中，62%的人选择了“拜金”，46.3%的人选择了“不择手段达到目的”，30.5%的人选择了“暴力和犯罪”，19%的人选择了“自私自利”。俄罗斯电视台每晚10时以后集体播放三级片，由此可见一斑。

　　政治转型和经济转轨带来的资本主义思潮的入侵让人无法抵挡，连后期的共青团都成了寡头和新一代俄罗斯权贵的大本营，就更不用说当时还不谙世事的普通青年。由此带来的是青年的“无知化”。

　　一位长期从事青年教育的老教授撰文痛陈青年素质的降低，他讲述了自己亲历的事情。在一次考试中，一个女大学生回答一个历史问题时说道：“列宁领导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起义失败了。”老教授写道，我一直看着她的眼睛，她没开玩笑。

　　同样，在一些类似中国“超女”和“青年歌手大赛”的电视活动中，一些青年们背不出普希金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哪怕一个完整的句子。这些都让俄罗斯社会感到尴尬。

　　民族主义的低龄伸张

　　思想的空洞、价值观的扭曲和知识的匮乏，这些成了相当一部分俄罗斯青年的真实状态。于是乎，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被提了出来，用什么占领青年的思想高地？

　　这个关乎国家未来的大问题在普京任内得到了顺势而为的解决。之所以称作“顺势而为”，是因为一个从衰败中走出的昔日大国难免要伸张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这种情绪在青年人身上往往体现得最为直接，再加上俄民族性格中的极端性，以及部分政客的煽动，俄罗斯青年的极端民族主义化甚至法西斯化，就愈发呈现出灾难性的特点。可是普京政府非但没有采取得力措施约束青年人的行为，反而对其网开一面，利用这种情绪去对抗共产党的旧意识形态和西方鼓捣的颜色革命浪潮，这就成全了民族主义的低龄伸张。

　　作为俄青年法西斯化的急先锋，俄光头党的种种罪行已经无须赘述，值得一提的是俄高层对待这种风潮的态度。正如这次给希特勒过生日事件没有受到警察阻止一样，俄政府对光头党的打击十分不力。据悉，在今年年初发生了莫斯科大学校园内中国留学生被捅18刀还被摘掉肝脏的事件之后，莫大校方召开了各国留学生代表参加的会议并增加了巡逻警力，但收效并不明显，光头党夺命案此后又数度发生。笔者的朋友从莫大留学归国后称，连警方都已经麻木，因为政治层面尚没有推动解决该问题的强大动力。

　　在这种动力缺失的同时，光头党的害人手段正日趋残忍，砍头、泼硫酸等以前没有过的手段都被用上了。光头党已经在网站上发出号召，要求党员们在5月5日发动针对外国人的“屠杀”，其嚣张气焰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可是人们尚未在打击光头党的行动中看到类似俄警镇压远东反政府抗议人群时拿出的力度。

　　说到底，政客们需要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普京上台后倡导建立主流价值体系，爱国主义成为其核心。但一个不能明说的东西就是，民间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与这种爱国主义有着某种同质性，这种同质性对普京及其由军官和间谍组成的强力政权来说有着一种“鱼水关系”。所以，法西斯化在俄罗斯愈发猖獗。

　　新青年团体的崛起

　　2005年被称为俄罗斯青年组织的“元年”。在这一年，亲执政党的“纳什”和“青年近卫军”等组织相继成立。从目前的发展看，这些组织都能获得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除了俄财政部在联邦专项计划名义下向其拨款，许多大公司也十分热衷于向它们捐款。同时，“纳什”的一些青年领导人已经进入“统一俄罗斯党”的领导人行列中，这也显示了那些大公司的眼光。而且，这些组织的结构和严密性愈发健全。在一次“纳什”组织的“招新”活动中，“考官”问一位希望加入的女大学生：“你知道普京之路是什么吗？”“你知道普京都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了哪些贡献吗？”从这些问题中，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该组织的宗旨。

　　建立这一系列组织的直接动机来源于防止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式的颜色革命在俄罗斯重演。在克里姆林宫的思维中，大学生构成了上述两次革命的主力，并且在俄国内，也有“波拉”、“保卫”和“不与普京同行”等一批反政府青年组织不时上街扰乱视听，所以必须控制大学生，让这股力量为我所用。被称为“青年组织之父”、现已担任俄联邦青年问题部长的雅凯门科在“纳什”组织的成立大会上称：“在你们之前有一个‘失败的一代’，你们不能成为同样的一代人。”这个“失败的一代”指的就是从1991年共青团解散到2005年新青年组织成立这14年间成长起来的一批人，或者说其成长期没有经历普京时代的一批人。

　　近来，“纳什”、“青年近卫军”、“欧亚青年联盟”、“地方的”、“年轻的俄罗斯”等团体不断组织各种活动，对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政府表示支持。如在不久前的反政府风潮中，“纳什”和“青年近卫军”都组织了支持政府的游行。同时它们也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外向性”的表达，比如组织人去爱沙尼亚保护苏军烈士铜像，包围波罗的海三国驻俄使馆等。

　　2007年4月，爱沙尼亚政府决定将苏军烈士墓移走，引起当地俄罗斯族居民强烈不满，结果1200多人在抗议政府的行动中被捕，50多人受伤。在俄罗斯国内，事发之日被称为“铜像之夜”。之后，“纳什”不断参与保卫波罗的海三国苏军烈士铜像的行动，而且每年4月都会举行纪念活动。一些活跃分子已经被三国海关列入黑名单，以阻止他们入境。

　　日前，俄联邦青年问题部长雅凯门科在圣彼得堡的一次讲话中称：“现在，我们的组织还仅仅是全国性质的，今后我们要将其发展到国际领域……我们要向敌视我们的西方进军！”实际上，在雅凯门科这番讲话之前，“纳什”等组织已经表现出了强烈的“外向性”，而俄政府解决青年问题的那种“顺势而为”态度，也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俄罗斯，目前年龄在14岁至30岁的青年共380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7%，这个庞大的群体正引起政府前所未有的关注。从“纳什”和“青年近卫军”等团体的发展道路看，爱国主义是其发展的主要纲领，而对现政府的支持是其获得物质和精神支持的主渠道。作为今后解决青年问题的主要方法，俄政府正计划在中央和地方层次上设立青年人政府和青年人议会。这其中，普京的侄女维拉·普京娜极有可能领导圣彼得堡的青年人政府。

　　2009年是俄罗斯“青年年”，在普京总理年初发表“允许危机下的合法抗议活动”讲话之后，当局与反对派的“街头较量”已不可避免。而在克宫前反普京大游行及“5·9”胜利日、“6·12”国庆日等关键时刻，青年人是否依然整体支持普京，将是衡量现政府稳定性的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