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学生数量减少，山区学校教师还得为饭碗担忧。

 

在大埔一所学校，老师既当爹又当妈，校长正劝学生回宿舍睡午觉。

 

　　南都周刊记者_秦旺 实习生 杨胤 广东梅州报道摄影_秦旺

 

　　陈丽想不明白，梅州怎么会一夜间，竟有上百名教师患上精神病，这让身边不少朋友很好奇：你们工作压力有这么大吗？

 

　　引发中学化学教师陈丽不解的，是《羊城晚报》一篇刊于5月13日报道——《广东梅州逾百名教师患精神疾病》。

 

　　文章说，“梅州市教育、公安部门经过排查，发现校园内外备受精神疾患人员困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教师队伍中精神病患者超百人。”在写到精神病患老师在校园会不会造成危害时，报道援引梅州某县教育部门领导的话说，“校方负担很重。如果让这些老师上课或担任班主任，遇上调皮学生不听话，可能就会激怒他而铸成大错。”

 

　　此时，中国校园正面临暴力威胁。从3月23日到5月12日，连续6起校园暴力血案，让家长、地方政府乃至整个社会都惶惶不安。而梅州地区若有如此多的精神病教师，岂不是让学生置身于一个随时爆炸的炸药库中？

 

　　这篇报道甫出，在梅州当地，家长、校方对于校园安全这根弦再次绷紧。然而，他们发现，仅仅6天后，《羊城晚报》再次报道说，“有教育界知情人透露，梅州教师队伍患精神疾病的人数超过报道的数字。”

 

　　不存在的调查？

 

　　“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个调查，学校、教育局也从来没有在教师中做过此类排查。”陈丽任职的梅州市东山中学，是叶剑英元帅的母校，也是这个城市公认最好的中学。

 

　　在《羊城晚报》那篇报道出来后，这位高三教师特地找来报纸。对于报纸上所言：因为面对升学率的压力，校方要求“你追我赶”，是造成教师患精神病的主因。陈丽说，自己有点想不通。

 

　　“比起珠三角工厂的工人，我们工作强度不可能比他们高。害怕升学率或者学生成绩下降，老师会忍受不了而发疯，至少我身边还没有这样的例子。”陈丽说，她每星期要上9节课。

 

　　同样疑惑的还有刘松茂，兴宁一中的校长，他执掌的这所中学，是梅州市仅次于东山中学的重点高中。面对《南都周刊》记者的采访，这位校长同样否认学校接受过梅州市教育局、公安局有关精神病的任何调查。

 

　　在梅州政府官网论坛上，有网友发出“教师被精神病”的质疑。网友“梅县人爱梅县”发帖说：“有没有调查过梅州其他行业人员患精神疾病的比例，比如公务员队伍患精神疾病比例是否低于教师队伍？”

 

　　在指责声中，梅州市教育局被推上风口浪尖。

 

　　“上面在调查这个事，但我们从没想过要将校园安全的重责推卸给教师。”梅州市教育局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说，“我们也很冤，因为不可能发布这样一个数据。”

 

　　“术业有专攻，这种事应该由专业精神病鉴定机构来做。”梅州市德育科吴科长解释说，按法律规定，精神病鉴定主体必须有省级政府颁发的资格证书,或者由指定的专业医疗、鉴定机构进行。

 

　　吴科长再三肯定，梅州市教育局并没有对全市教师展开过任何关于精神病的调查。那么，那个调查又是如何出台的呢？

 

　　监控特殊人员

 

　　按照《羊城晚报》记者黄蔚山的说法，他确实没有采访梅州市教育局，而是在报道梅州地区校园安全工作时，无意中听到个别县教育局人士说，患有精神病的老师很可能是安全工作的一大隐患。对此留意的黄蔚山，根据自己从各县教育局打听到的数据，得出了“教师队伍中精神病患者超百人”的结论。

 

　　虽然他没有说明都有哪些县教育局进行了调查，但他坚持自己报道的数字是确凿无疑的。“实际情况只会更糟糕。”黄蔚山说，自己的自信，来源于各县教育局对精神病教师莫名的紧张。

 

　　今年5月3日，在全国综治维稳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周永康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维护学校、幼儿园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校园安全工作就此上升到从未有过的政治高度。兴宁市教育局局长罗健辉作为一把手，参加完当天的电视电话会议后，迅速回到局里，召集全市校长，要求对重点人群严加监控。

 

　　所谓重点人群，包括校园周边特殊社会人群、教师中的特殊人员、性格粗暴的学生。“这是我们局针对本市实际情况做出的布置。”兴宁市教育局副局长刘宝宗说，凭着教育局多年对校园安全观察得出的经验，此三类人群对学生造成伤害的可能性最大。

 

　　而此中“特殊人员”，指的就是精神病患者。2010年5月，兴宁市教育局要求各中小学，对离学校围墙200米以内的居民，通过街道办事处和村委会，进行精神病患者排查。而本校教职员工若有异常举动，或有精神病史的，一定摇呈报教育局备案。

 

　　梅州市管辖的另一个行政区——大埔县，早在2007年，就在全县5000名教职员工中，排查出16名精神病人。拿着这份全县精神病教师名单，大埔县教育局安全室主任丘思克指着其中两个教师名字说：“在我们建议下，她们已由教学岗位调到了教务处，不会对学生造成任何危害。”

 

　　丘思克担心，“这些平时看不出异常的教师，万一受刺激拿刀砍学生怎么办？”为此，在5月3日会议结束后，大埔县教育局果断决定，停止这些患病教师的教学工作，为他们另行安排工作，并向县政府递交了建议调换精神病教师工作岗位的报告。丘思克现在的一个工作任务就是，令所在学校监管这些患病教师，以防不测。

 

　　虽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袭击儿童案的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但梅州各地，却对精神病患者，尤其精神病教师特别“感冒”。正是这一反常现象，吸引了黄蔚山的注意。他说，“各县教育局的焦虑不是没有原因，梅州教师的精神病问题肯定相当严重。”

 

　　山区的焦虑

 

　　“梅州教师确实承受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但不是在收入与环境俱佳的城区学校，而是在混乱与贫穷皆有的山区。”兴宁市黄陂镇侨光中学教师潘宝丁说。

 

　　2009年，在广东21个地级市GDP排名中，梅州名列倒数第五，经广东省政府核定的贫困村更多达551个。由于贫穷，这里很多年轻夫妇，选择到富裕的地区打工，从而造就了当地教育的一个尴尬现象——留守儿童。按广东省妇联的统计数据，2007年梅州约13.79万名留守儿童，在广东省排名第二。

 

　　在潘宝丁的班上，有数十名学生是留守儿童，或者来自单亲家庭。 “教师们是既当爹又当妈。”对留守学生的教育，大埔县虎山中学校长张晋田有时很无奈，很多事本不该由学校和老师来管，但最后总是不得不管。一次他实在忍不住，拿起电话打给一个母亲：“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你儿子眼睛生病都快瞎了，居然还说要加班来不了……”

 

　　然而，在留守儿童的问题还没寻找到好的解决方法时，山区的留守儿童们又渐渐接受了一个理论——读书无用。一次，潘宝丁准备劝说一个男孩放弃打工，最起码念完初中，谁知却遭到反问，“潘老师大学毕业，工资还不是跟我在广州打工的哥哥一样多。”

 

　　读书无用论，再加上计划生育的实施以及中国人口高峰期结束，山区学校的生源呈直线下降。1989年，大埔县共有11万名中小学生，到2009年竟降至5万人。此外，每年还有1000多人，转向条件更好的梅州市区读书。

 

　　生源的直线下降，令梅州市政府不得不规定：凡辍学率超标单位，均列为防辍重点管理单位。这些压力由各县教育局压到学校，最后转嫁到老师身上。

 

　　“我必须保证班里流失学生每学期不超过3个。”这已是潘宝丁不能承受之重，但强压之下，他只有接受才能保住绩效工资。“这只是一个开始。”梅州嘉应大学一位熟悉当地教育状况的教授说，随着学生人数的进一步减少，山区学校的前景就是撤校并校，那时山区教师们还得为饭碗而担忧。

 

　　这也是华南理工大学心理咨询与健康教育中心副教授张萌所担忧的，在抗压能力低的人面前，事业挫折、收入下降等变故，都是精神病的诱发因素。大埔16名患精神病教师，其中4人在县城，其余全在山区，黄蔚山的调查中，各县山区学校中的患病老师占相当大比例。

 

　　张萌萌称，在巨大的压力下，又有多干少酬的不公平现象，山区教师的精神压力就不难理解，如果再因为家庭、情感或者性格等方面存在不和谐因素，确实极易诱发精神疾病，但这不应是有关部门面临校园安全问题时放出的挡箭牌，必须从根子上解决，方能真正消除隐患。

 

　　教了十年书的兴宁市某中学高级教师孙天林，没想到自己的妻子——同一家学校教师张玲，会因为调动发疯了。

 

　　孙天林有十年教龄，工资每月只有1600元，而他的同学，同样的职称，在梅州市梅江区，每月能拿到3600元。多干低酬，孙天林和张玲也早有转回城区学校之心。

 

　　从2002年起，教了11年数学的张玲开始谋划自己的调动，并为之花了4万元，由于兴宁市教育局领导换届产生内部纠纷，最终没有成行。

 

　　谁知这竟是他们一家不幸的开始。没能转入市区学校，张玲一直不敢同意丈夫买房，因为她的朋友老在耳边念叨供房艰辛，使她坐视兴宁房价从每平方米700元涨到2600元，这成为她一大愧疚。

 

　　孙天林说，看着家里的拮据，妻子时常暗自落泪，这几年更是转而信佛，妻子病发前一个星期，还神秘地跟他说，昨夜已梦见财神告诉其香港“六合彩”的结果。

 

　　为了让张玲断了迷信之心，孙天林给了一百元让妻子购买“六合彩”，结果没中。第二次，又买了一百元，结果还是没中。第三次，张玲歇斯底里赌咒发誓绝对是真的，更大气地买了两百元，结果仍没中。事后，孙天林虽然没有埋怨妻子，但张玲总是说着一句话：“以前不信神仙不得救，现在信神仙也不得救，怎样才能得救啊？”此时，孙天林已有不祥预感，妻子已经崩溃了。

 

　　一个星期后，2010年4月9日，张玲抱着女儿，站在阳台上发呆，还不让生人靠近，孙天林看到后，立刻跑过去想要回女儿，却被妻子死死咬住了手指。尽管流血不止，但他怕妻子受伤，不敢用力反抗，“我心里真是悲凉万分，她是真的精神病发了。”第二天，在岳父一家帮忙下，张玲被送到兴宁市庭芳医院，诊断为被害妄想症。

 

　　“如果一切顺利，当初能从山区转回城区，就不会发生这一切了吧。”孙天林喃喃说道。

站在堆满泥沙的化成车间，王健四顾茫然，既为洪水与地震带来的破坏感到痛心，又为企业的前景感到无奈。

两年了，他们七人一直呆在死城北川。左起：张益明、王健、唐志强、羊勇、母广军、王强、罗承全。

2010年5月12日，母广军和堂妹一起，在北川大酒店前遥望老县城曲山街，祭奠亲人。

 

　　南都周刊记者_谢海涛 实习记者 郑文 四川绵阳报道 摄影_谢海涛

 

　　2010年5月12日，母广军直到傍晚才去烧纸。他和堂妹一起，在北川大酒店前面的江边石头上，点燃冥币，对着天空自语。

 

　　母广军的前方，王家岩的黄土仍覆盖着半个北川老城，那下面有他怀孕的妻子、年迈的婆婆，还有众多亲朋好友。在两年前的大地震中，北川有1万多人为此丧生。

 

　　天色向晚，整个北川空了，祭奠的鞭炮声已远去，这座城似乎又要重回荒芜，破楼野狗，恐怖重现。与一年前“5·12”周年举国公祭相比，今年的纪念活动显得低调许多，入城者神情平淡，似乎伤痕正在消退。

 

　　此时，在北川县城茅坝下街，一栋周围荒芜的厂房二楼里，飘出了饭香。灯光照亮了一张一张年轻的脸：胖胖的王健、小帅哥张益明、穿武警迷彩的王强、身材壮实的罗承全、秀气的羊勇、温和的唐志强，还有成都公益人士杨宏立、张泓。一条黑狗在桌下钻来钻去，带来了一丝生气。

 

　　“没想到，就这样两年了。”有人举杯敬酒。两年了，在当地人称为“鬼城”的老北川，很少有人相信，还有人一直住在里面。

 

　　“现在我两岁了，地震后活下来，就是两岁了。”王健说。两年前，这些绵阳启明星电子有限公司的员工们，生命被重新洗牌，随后他们回到北川废墟里护厂，像守墓人一样，经历了种种匪夷所思之事，又像等待戈多一样，等待企业再生。

 

　　两年后，新北川在几十公里外的永昌镇破土重建，老北川被纳入纪念馆范围，无数北川家庭重续香火，而他们的命运却再起波折，往日的坚持，是梦幻泡影，还是终有所获，他们不知道前景如何，还要在这里呆多久。

 

　　恐怖之城

 

　　杨宏立、张泓第一次看见母广军，是在2008年6月24日下午，北川大酒店前。

 

　　一重芳菲一重劫，那时的北川，已连遭两劫：“5·12”的大地震、“6·10”的唐家山堰塞湖洪水，4万人之城，竟有15600余人遇难，4300人失踪。自2008年5月20北川封城后，一度仅余猫狗自生自灭，草木自枯自荣。

 

　　在张泓的印象里，那一天的北川兵荒马乱，政府允许灾民回来收拾东西，无数人都在忙碌着，贼娃子也在顺手牵羊，教师公寓那边，有人痛于被盗愤而放火；而在她的记忆里，那一天的母广军，胡子拉渣，情绪低落。

 

　　那天晚上，杨宏立夫妇跟着母广军到厂房去住。晚上大风，冷得要命，最要命的是风吹广告牌，呜呜怪响，偌大一个车间，就一根飘摇的蜡烛，整个北川城里就那一根蜡烛，虽然外面满天星光，但张泓的寒毛都竖了起来了，一夜无眠。

 

　　杨宏立夫妇想不到这个恐怖的地方还能住人，而那时，母广军已住了7天。让他们震惊的，还有母广军在地震中的遭遇。

 

　　母广军是绵阳启明星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制造部设备组组长，这家2004年建成的公司是绵阳启明星集团的控股公司，地震前，拥有12条国内领先的自动化生产线，年产中高压化成箔240万平方米。总资产1.5-1.7亿，产值每年1.2个亿。本来在未来几年内，计划建成60条生产线，年产中高压化成箔1300万平方米。

 

　　地震时，母广军还在维修房里。突然，房子晃动起来，他跑出来时，第二个地震波来了，他趴在地上，大地把他拱起，再摔下，连续几次。震动稍微平静下来后，他清点人数，确认电是不是正常，又通知人员去宿舍楼救人。而他的家，北川老县城曲山街一带，在主震波到来时，水泥地如钱塘江大潮，浪头一起，房子就升起来了，远处的山头“轰”一声喷出来，把学校、幼儿园等，整个向前推……

 

　　当母庆军跑到北川大酒店，看到老县城的样子，当场快晕倒了。他直喊：埋了，真的埋了，真给老子埋了……那个地方，有他家的麻将馆，有他的婆婆、姐姐、妹夫，刚结婚4个月怀有身孕的老婆。这一天，北川新老县城背后的王家岩和景家山，相继崩塌，全城80%房屋损毁，人员死亡50%以上。

 

　　逃出北川的母广军，痛不欲生，他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又要回到北川。2008年6月17日，当他接到厂里要求保护设备的任务，和羊勇、罗承全，背着干粮赶往北川时，他怀着对公司乃至家乡的朴素感情。为避免对公司造成不好影响，他甚至对别人说，他是自愿来的。

 

　　地震以及洪水，使启明星电子公司损失6000万元。地震后的前十天，进城的唯一路线是救人生命线，再以后，北川封城，泄洪之前，经过特批，该公司才把一些有可能污染河流的化学药品搬出，而大批设备在2008年6月10日被淹没。

 

　　母广军们进城第一天，在腐蚀车间的二楼，用板搭了地铺，三个人紧紧靠在一起过了一夜。那一夜，风很大，到处是声音。三个人不敢喝水，不敢上厕所，聊到凌晨5点，实在撑不住了，母广军睡着了。两个小时后，他们爬起来巡逻。

 

　　杨宏立夫妇第二次来北川，是2008年阴历七月十五，大雨如注。这时，电子厂里的看守者，又多了化成一班班长王强。他是当年7月7日来的。地震时，王强从厂房里摔出来，老婆住的宿舍楼在他跟前，整个垮下来了，3岁半的孩子则在曲山幼儿园失踪。

 

　　这时，北川城依然没电。小偷很多，像逛街一样走来走去。4个人全部睡在大铺上，每两个小时出去转一下，两人一组，神经高度紧张，累极了才能睡着，稍微一动又醒了。

 

　　王强经常半夜里哭醒，梦见和老婆孩子在一起。为了缓解心理压力，他在车间里架起了沙袋，晚上九、十点，大家一起“砰、砰”打沙袋，打累了就去睡。“别人帮不了你，要走出自己的围城”。王强开始像从前一样练字、看书。他看《宽容的哲学》、《走出自我的围城》，渴望从中找到打破心理障碍的良方。

 

　　这时，在湔江对岸的曲山发电站，74岁的白果村民王顺利和老伴，也在体验着看守设备的恐怖生活。发电站地震时传言有7个人，从上面跳下来，都死了。王顺利经常在晚上，听到江边有人嘻嘻哈哈摆龙门阵，有老汉，有小媳妇，他就拿了去电筒去照，却发现什么也没有。

 

　　9月24日

 

　　杨宏立夫妇似乎每次来北川总遇大雨。2008年8月19日，北川百日祭的大雨，让他们有一种不祥之兆。这以后，在成都，只要一下雨，张泓心里就怕，隔几天就给小母发天气预报。2008年9月22日，绵阳暴雨，张泓通宵睡不着，就给他们打电话、发短信，电话打不通，她又通过电力局的朋友联系北川方面，对方都不相信城内还有人住着。

 

　　北川四兄弟生死茫茫。2008年9月24日，在安县花镇，柏杨村的李铁梅，看着村外的安昌河，漂下来板房、洗衣机、大树时，急得不得了，她想着几十公里外的羊勇，他离河那么近，不知道冲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是2008年8月1日认识的，虽然没有订婚，她想，管他死与活，去看他一下嘛。

 

　　那一年的9月25日，一大早，她请了假，带了花生、核桃、衣服，准备孤身去北川，被父亲看出来了。老人联系了三台县羊家，羊勇的父亲和弟弟随即赶到花，4个人赶往北川，一路不停打电话，还是不通。

 

　　这时，在北川城，同样有一个勇敢的女性，在陪着四兄弟。安县桑枣人童蓉，是2008年9月21日来北川看望王强的，他们刚认识没几天。

 

　　9月24日，仍是大雨。早晨，罗成全起来看江水，江水涨得很猛。等他们赶到北川大酒店时，看到老县城已是半城泥石流，楼房如孤岛。

 

　　在泥石流袭来的夜里，值勤的武警都已撤走。王强后来回忆说：“最危险的时候，公司都以为我们没了。”

 

　　9月25日，王强和羊勇，在龙尾大桥的断桥处，看到一对夫妇困在河对岸。王强和羊勇叫来另外两个兄弟，四人赶紧找绳子，费了很大的劲，把他们拉了上来。他们哭了，拿出钱，四人不要，最后给了他们一个电话号码,“你们出去，给我们领导打个电话，给我们家里报个平安。”

 

　　第二天早晨，王强的姐夫和弟弟，冒死进城，当天带着童蓉，和外出办事的羊勇出城。在小河湾，最浅处水已及腰，童蓉差点被水冲走，幸被拉住。

 

　　这年12月5日，羊勇结婚；腊月18日，王强结婚。

 

　　2009年的复工

 

　　2008年9月，启明星电子公司向有关方面提交报告，请求原地重建。该公司一位领导告诉记者说，北川县基本上同意了，当时西安交大有一个建筑专家，来看了下，说厂房还可使用。2009年，似乎春天也来到了死城北川。

 

　　2009年2月，启明星电子公司制造部部长王健，接到公司领导电话，让他回北川准备复工时，心里很高兴。该公司一位领导称，当时北川县同意在原地重建。

 

　　进厂四五年的王健对公司很有感情。地震时，他被摔出办公室，眼镜都不见了，还在想着生产， 都顾不上老婆孩子。地震后，公司在保留劳动关系的同时，默许员工在一段时间内自谋出路。2008年7月，王健去了杭州打工。

 

　　2009年3月1日，与王健同时来到北川的，还有技术部部长助理张益明。2007年从四川理工大学毕业的他，进公司时，正遇到公司技术改制，刚来两个月就当上了技术班长，2008年4月升为技术部部长助理，主持工作，准备大干一场。地震后，他一直等着复工，不敢要小孩。接到公司电话后，他从家乡中江县赶回来，提着大包小包，很高兴地来到绵阳报到。

 

　　复工的好消息，同样鼓舞着城里的五兄弟。另一名化成二班的唐志强，是在2008年10月到的。

 

　　启明星电子公司北川住厂工作组组长王健指挥着大伙，开始了资产清理工作。

 

　　每天早上，7个人7点钟起床干活，8点派人做饭，饭后，又接着干，把厂区被泥沙埋掉的设备、管件、材料，全部掏出来。7人干劲很足，抬钢管时喊着号子，半年的时间，清理出价值五六百万元的设备，以至于路过者都很奇怪，这伙人在废墟里爬进爬出，在干什么？

 

　　而这时，关于北川老县城的保护被有关方面提上日程。2009年2月，上海同济大学提出了北川地震纪念馆整体规划概念；2009年6月，绵阳市唐家山堰塞湖治理暨北川老县城保护工作指挥部成立；7月， 同济大学的团队进入老县城调研、勘察。

 

　　七兄弟对此并不太知情，他们的生活随着复工的希望，似乎也在恢复正常中。2008年12月， 从县城通往邓家的电线架通，也给他们带来了光明，他们向公司申请了电视。有电视看，他们能了解一些外面的世界了。随着武警绵阳支队北川中队5名武警在关卡值勤，城内的治安也好转起来。

 

　　他们住的地方，似乎有了家的样子。公司的一间检验室做了他们的厨房。切菜用的案板，是一个大铁架子工作台；一条大拇指粗细的水管子，从八九百米处的山上接来了泉水。一个可装50斤水的塑料桶上，被设备工罗承全装上了水龙头，拧开水龙头，就像自来水一样。他甚至还修好了一台坏了的洗衣机。

 

　　他们过着集体主义的生活。每个人每月交200元伙食费，一个月买一次米，7天买一次油，两天买一次菜，墙上写着每次的买菜记录：罗承全 饼子 10.5元；唐志强 菜 17元……他们也做泡菜，一罐吃10天。碗盆是从倒塌的食堂里掏出来的，吃饭用的大圆桌，是从小偷手里缴获的。

 

　　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巡逻。7个人分为3组，各守一方。在价值最高的化成车间，生产线上的铁架子工作台上，住着4个人。

 

　　他们甚至还收服了三条狗看家。北川城是个荒凉世界，人去之后，野狗称王，它们袭击路人甚至武警。7兄弟中，有人上厕所时，为防狗袭，要叫另一人拎着大棒保护。在厂房厨房的下面，每当开饭时，群狗举颈狂吠，最多时一二十只，于杂草丛中踩出一条路，他们称为狗道。

 

　　一个月，他们有两三天休假时间，轮流休息。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放风时间。走出死城北川，去看老婆、家人，找朋友、同事聚一下，喝点酒，唱歌，或者打牌，这些世俗社会司空见惯之事，于他们格外珍贵。

 

　　张益明的家在中江，一个月回去一次，早上8点钟走，下午4点才能到家；羊勇的家在花柏杨村，那是一个春天有大片油菜花开的地方；而在城里，羊勇只有看书。王健说，他把整个朝代历史都研究完了。他的床头放着《后汉书》、《史记》、《三国志》……

 

　　在江对岸，王顺利在无边的空寂里，开始种地。3月种花生，9月种胡豆，种山药，豇豆，按照四季的节气。去年他和老伴养了90只鸡，今年12只。米是从街上买来的，菜自种自吃。江对岸的7个人羡慕他们的生活仿佛世外桃源一样。

 

　　孤独之城的爱情

 

　　2009年，在复工在望的喜讯中，让六兄弟最高兴的还是母广军恋爱了。七人中，六个已婚或有女友，就剩下了小母。身处北川，有如与世隔绝，找个朋友太难了。而地震中，前妻及孩子的遇难，对他打击很重，看不得别人恩爱。

 

　　他还在日复一日地想念着前妻，2009年阴历3月20日，是前妻的生日。当天烧纸回来，他在车间里看到了安县乐兴人童小兰。她是童蓉的表妹，表姐说给她介绍个朋友。像开玩笑一样，她来到了北川。

 

　　第一次见面，童小兰对小母没啥感觉，当时他在打牌，精神不是太好。来之前，童小兰就听说北川是个“鬼城”。当天晚上，她就被吓坏了，街上砰砰作响，卷帘门的声音有如呜咽，她脑子里一下就冒出：这里有鬼啊。凌晨四点，她打电话给表姐。童蓉说，这些声响是风吹的，不害怕。但是，这点安慰起不了什么作用，5点睡下，6点又起来……

 

　　在经过了恐怖的一夜后，第二天早晨，母广军骑了三个小时的摩托，把她送回家。这以后，是电话联系，小母每月的电话费猛涨了200元，后来他们申请了合家欢套餐，两元包月，可以打1000分钟， 但合家欢还是不够用，顶多十天半个月就用完了。

 

　　“追女友不容易，关键是要有钱，打电话。”小母笑着说，这以后他的性格就活跃起来了，再不像以前一人喝闷酒，默默流泪。

 

　　2009年的6月18日，他们扯了结婚证。当天晚上，六兄弟高兴坏了，做了一大桌菜，8个人，白酒喝了2斤，啤酒36瓶。

 

　　从那以后，母广军能经常笑出声来，甚至脸上都长肉了。他对生活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结婚时，老婆家还说让他嫁过去，母广军说，自己当时还有点大男子主义，现在想起来，你嫁给我，我嫁给你，其实无所谓，只要感情合得来。人这一辈子，再来一次地震，什么都晓不得了。

 

　　爱情的到来，让这个死城多了一些暖意。童小兰经常来探亲，早晨8点从乐兴镇团兴村出发，下午一两点到北川，半个月来一次，住上四五天。一开始她不敢一个人呆在车间，晚上不敢关灯。现在丈夫晚上巡逻走开半小时，她也不害怕了。

 

　　李铁梅婚后也时常来探望羊勇，一开始晚上也是怕，有一次，紧张得咬了羊勇一口。到后来，她胆子变得很大，一到晚上就特兴奋，与羊勇一起巡逻。有一次，她和童蓉，一起追小偷，跑在七兄弟的前面。

 

　　尽管如此，来北川探亲仍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张益明从来不让老婆来北川。他每天都要给老婆打电话。地震时，老婆还是女友，进厂刚两个月，地震时韧带拉伤。张益明背着她逃命，从厂房到任家坪，走了4个小时，浑身疼了十几天。这让他成了大学班上当中第一个结婚的。张益明和老婆两个人，每月都要花四五百元电话费，看到绵阳本地人使用合家欢后，每个月话费只有几十元时，他说，你们太幸福了。

 

　　王强也每天跟老婆打电话，听着亲人的声音，他说感到心里安稳一些。地震以后，王健感到对家的感情更加深了。他经常记得，逃难时，他和老婆光着脚往外走……

 

　　等待中的焦虑

 

　　七兄弟没有想到，到2009年9月底，形势似乎起了变化。复工一直没有动静，这期间，公司的个别领导借调到其他企业去了，他们一时感到迷茫。

 

　　据启明星公司一位领导回忆说：2009年八九月份，北川县有关方面，明确告诉集团说不能原地重建了。10月，他们就在通口找了一块地，那个地方相对要小一些，最多能建30条生产线，25亩。然后又跟县政府几个领导过去看，领导同意启明星在这个地方重建。但是，最后连这个也没搞成，一个是如果征地，马上就要给钱；二是北川城里的东西不让搬。

 

　　这位领导说，如果是保持原貌，我们把生产线搬走，厂房外观不破坏，但没人表态，他们不说能搬也不说不能搬。

 

　　而在2009年12月，北川地震遗址保护和地震纪念馆规划出台。按照这份规划，整个大北川地震纪念馆区域，含35平方公里，包括核心区任家坪北川地震纪念馆单体建筑、老县城；周围山体等控制区，堰塞湖流域的协调区。规划中，涉及到老县城的保护，要求保持原真性，可逆性，分级分类有重点保护，对于遗址内的东西，首先不要动它。

 

　　2010年元月中旬，王健看见城里来了建筑工人，在化成车间旁边建起了板房；2月，老县城保护开始启动；3月，拦沙大坝开修，防止地址灾害。老县城的建筑物进行被支撑加固，政府开始贴出标语，鼓励捐献原物业。此前，北川县政府召开会议，动员大家捐地，捐弃原来的物业。

 

　　这时，七兄弟长期在北川废墟生活的一些隐患似乎也出来了。先是吃的水出了问题。从山上用各种废弃管子接下来的泉水，经常呈绿色。去年9月，在驻城武警的要求下，绵阳市卫生局对于他们共同使用的水源进行检测，查出大肠肝菌等三项指标超标，从此武警一直从外面拉水来吃，而七兄弟所能应对的唯一措施是，对水加温，不饮冷水。他们的身体似乎慢慢出现了症状：上厕所时经常是稀便。

 

　　此外，失眠与焦虑仍在困扰着他们。经常两三点钟，突然很清醒，然后就睡不着，七人个个都如此。张益明经常梦见自己在逃亡，吓得一身冷汗，头发湿透。他甚至经常在夜里，突然抱着铺盖卷，向门外跑去，到门口才醒过来。和他住在一起的王健，有几次被吓到了。现在他在夜里，在旁边床上一摸，没人了，就喊：张益明，你跑哪儿去了？

 

　　在张益明和王健的房间，衣架上各挂着一个安全帽，有两个铁架子工作台。王健说，危险的时候可以钻到下面去。

 

　　这种焦虑的日子，王健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原先100多人的厂，如今只剩下他们7个人还在一线坚持。

 

　　而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张益明决定先把小孩要了。王强的女儿王诗琪这时已出生，每天在电话里，听听孩子的哭声，王强感觉踏实一些，也感到了压力。前途不明朗，只能做两手准备。去年王强的老婆家里承包了120亩地，核桃已经种了1200株，又订了1000株桃树。前些天，王强给淄博市农科院写信，又订了50斤蓖麻。

 

　　2010年5月12日这一天，母广军和怀孕的老婆在北川城外，卖起了凉面。母广军夫妻出资120元，妹妹拿出1000多元，两家合伙做生意。妹妹到绵阳进点饮料、方便面等货，童小兰则负责做凉面、凉粉。这是他们开业的第二天。

 

　　这一天，大批的人群从邓家方向赶来，进城祭奠。母广军把凉面摊设在靠近关卡的废弃加油站旁，这是他头一回做生意，甚至连吆喝都不习惯。但凉粉的味道不错，3块5也卖，4块也卖，客人吃了头碗还想吃二碗，两三个小时，凉粉凉面就卖完了。生意又做了一天，兄妹两家盘点，各分了151元，以及十几瓶饮料。

 

　　母广军说：“马上要带小孩子了，钱不够用。”孩子的预产期在8月3日，衣服已经准备好，老婆一有什么肚痛，他就紧张得没法，马上骑着摩托到医院去看。孩子的名字，他也想了几个，如果是女儿，就叫母瑞雪，要是儿子，他还在构思当中。7兄弟中，4人都生了女儿，母广军说，我到时候生个儿子，把你们的女儿都泡过来。

 

　　对于七兄弟来说，这样的欢乐显得弥足珍贵，而对企业复工的前景以及家庭的负担问题，几乎成了他们共同的忧虑。

 

　　王健说，“我家地震的时候也受灾了，要建房啊，整个家庭负担也较重，以前有工作，生活过得还好一点，现在生活压力比较大。再加上公司重建，两年了还没完成下来，希望建起来，自己心里踏实一点。假如说不重建了，得重新找一份工作，必须重头再来，面临的家庭、社会压力就会更大一点。”

 

　　5月17日凌晨两点，王健听到狗叫，起来拿着电筒，巡逻了一番，回来后再也睡不着了，一直到天亮。他很焦虑：第一是要保护好财产，第二想到自己的兄弟们，到时候可能东奔西走，心里很不是滋味。

 

　　尽管如此，七兄弟的巡逻依旧。那条他们走了两年的巡逻小道，凝结了他们太多的生命记忆：

 

　　从腐蚀车间下来左行，走过水塔砸中的污水处理池，会想起如果水塔当时砸向背后的办公楼，张益明就完了；走过红油漆写了“马洪娃”三字的饮水室，会想起当时小偷的嚣张；走过药品与成品仓库里，立柱上两米多高的水印，会让想起洪水的可怕；走过化成车间，沙土上12条化成生产线，48台电压整流装置，48台低控制柜，48个低配柜，会想起地震时王强在第9条化成线上，正安排一个小伙子接光箔；走过宿舍楼废墟，会想起葬身在这里的14个员工，3个家属……

 

　　当代中国，有关富豪梦想的故事绝非唯一，只是，当你细细体味他们的历程，或许能感受到超越个体的弦外之意。

 

　　对于财富的梦想，每个改革的时代都具有两面性，它击倒了一些人，成就了一些人。这一点，在中国急遽变迁的30多年里，尤显突出。

 

　　2009年11月5日，总部位于广州的恒大地产在香港上市，当天收盘市值705亿港元，使其成为在港上市的最大内地非国有企业，而拥有恒大地产近七成股份的许家印，身家瞬间升至480亿港元（约合422亿元人民币），超过同一天公布的2009年福布斯中国内地首富王传福的身家（396亿元人民币）。

 

　　许家印，就是属于这个时代所造就的人，他可以被看成是中国30年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也可以归结入同一时代企业家的拼搏路径。

 

　　原来我们说，认识个体的命运，要先认清其所处的时代。然而，当我们都处于同样时代，当我们都生于同样的环境，认识个体的命运可能就需要更多结合个人性格以及生命经历。

 

　　生于河南周口农村，学于武汉钢铁学院，初起于国企舞钢，磨砺于特区深圳，最终在广州带领恒大地产闯荡中国。这期间，除了改革带来的各种机遇，横亘在奋斗者许家印面前的还有座座大山——儿时的至贫，社会未进步前的蒙昧，体制改革前的僵化以及国际资本市场的险恶。然，尼采说：那些没有消灭你的东西，会使你变得更强壮。这便需要有异乎常人的勇气和思维。

 

　　公众场合的许家印总是在儒雅地微笑，但在笑容背后，是他把握命运的强悍意志和奋力搏杀的决绝。他的人生辞典里，或许很难找到畏惧、安逸，有的只是向困境说“不”的惯例。成功和荣耀，几乎是他的最大嗜好和疗伤良药。

 

　　他掌管的恒大帝国，近年的狂飙突进让人侧目，并被部分人形容为“疯狂”。当全球金融危机让恒大的首度上市计划受挫时，他被对手讥讽为“冒险家”、“野心膨胀者”，被部分舆论视为地产江湖巨变的“牺牲品”。不过，成功上市的结果还是遽然而至，为这个男人和他掌舵的恒大巨舰，准备了一场迟到的加冕礼。

 

　　如果仅止于此，他仍然还是个符号化的人，是个传说。于是，本刊记者历时半年，辗转五地，重踏许家印的成长足迹，尝试探入其“过往世界”，让这位地产首富至少在公众眼中就此鲜活。

 

　　解密真实的许家印，不仅是在还原一代人的成长困境和机遇，不仅是在分析性格如何改变命运，也是再次解构那个我们每人都会有的，或在萌芽、或在实践、又或已经湮灭的关于成功的梦。

 

　　专题撰文    记者 张守刚 方舟（实习生）   摄影  邵欣 邹卫  尔东（署名除外）

 

 

　　许家印河南老宅里的老照片。

　　许家印儿时为奶奶画的素描。

　　许家的老房子如今已经无人居住，略显破败。

　　这张长不到二米，宽约60厘米的小床，就是儿时许家印的栖息之地。

　　1996年许家印为家乡捐建了这所学校。

 

　　半个孤儿、刺骨的贫困、失败的生意初体验、你是否比他拥有更悲惨的童年和青少年？

 

　　当以上职业和境况摆在你的面前，你会做出怎样的决断？感叹命运不公还是下决心改变？

 

　　小时候，有位算命先生曾给许家印看相，一番端详之后，做出结论：孩子，你将来是要端金碗的啊！这种命定论的流传，一方面是家乡人面对许家印的成功自然生发的荣荫之感；另一方面也确实是一种反面写实——就如同诗人舒婷感叹的“我是贫困，我是悲哀”一样，少年许家印的第一个对手，就是那个时代下如锥刺股的贫困。

 

　　而不甘心与贫困为伍一生的农村少年许家印，心里已种下了一颗“逃离”农村的种子。当机会突然来临时，他抓住了。

 

 

　　曾经被预言要捧金碗的许家印，今天确实捧了个金碗——恒大地产。

 

　　让我们就先从现在的恒大地产说起。

 

　　最新的公开数据表明，作为中国土地储备最大和进入省会城市最多的房企，恒大目前拥有550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在全国25个主要城市开疆拓域。

 

　　而要了解这个中国地产江湖里的巨鳄，不妨先看下其几个重要节点——

 

　　总部位于广州的恒大，2004年向中国的二线城市派出员工100多人，开始进军全国；2006年4月，与高盛银行签订境外上市的合作协议，与国际资本联姻；2009年11月，恒大地产在港交所挂牌上市，以超过700亿元的总市值，成为内地在港上市的最大非国有企业。

 

　　拥有大约7成股权的许家印，也由此一夜成为内地当时的新首富。

 

　　4月12日，许家印在香港公布了恒大上市后的第一份年报：公司总资产逾630亿元，增长120%，纯利同比增近一倍，销售额达303亿元，同比增幅逾4倍。2010年的第一季度，恒大卖了84亿元，拿了中国房地产界销售面积第一、销售额第二的名次，开始与垄断老大位置多年的万科平分秋色。

 

　　人们会揣测，这家1997年才正式运营的房地产公司，十多年时间，从单盘草创快速蹿升为中国的房地产巨头，是如何做到的？精品标准化、抢占二线城市、高性价比策略、品牌加营销……这些“许氏风格”的关键词，就是传说中令对手生畏的杀手锏。

 

　　今天的许家印，另一个身份是武汉科技大学的管理学教授，顶着“儒商”的帽子，他总结的“恒大模式”和管理学教程，就是在商海里拼杀出来的生存发展哲学。因每三年都会推出大型计划和阶段性的战略活动，他甚至被圈内人称为“战略家”。

 

　　直到现在，恒大实行的还是许家印坚持的不同于其他公司的“紧密型集团化管理模式”，即公司运营中的重大事项都由集团进行统一管理，有人把这种模式戏称为“中央集权”。这种对各分公司的垂直化管理，保证了恒大全国化扩张中不走弯路、规避风险、节省成本和最终的标准化运营，当然也保证了许家印的绝对权威。

 

　　他甚至制定出了高达6000多条的规章制度和产业流程，小到员工的伙食、接送、住宿等，恒大也会建立一个个硬性标准去衡量，这在外人看来不免有些苛刻与极端。但这恰恰是他的特点，追求完美和规模，又不放弃细节。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恒大扩张的初期，员工们会看到许家印戴着一双白手套，在项目的角落里四处摸查，如果手套被染黑，那结果只有一个：责令整改。

 

　　恒大的一位合作伙伴曾说，“在中国的公司中，没有一家的执行能力能超过恒大。”这话有些武断甚至会遭到其他公司反驳，但有个事实不得不说，恒大董事局的一个指令，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能传到南在海口，北在长春的最基层。

 

　　恒大的高管们早就习惯了在凌晨接到老板的电话，了解许的人对他的成功有一个字的评价：拼。这个“拼”字，带着地产江湖的气息，也点出了许家印的奋斗姿态。

 

　　而我们的探秘历程，正起于他奋斗的初始地，河南太康。

 

　　在这块中原的黄土地上，曾输出过草莽英雄吴广，也养育过清俊诗人谢灵运。在这里，那个自幼缺乏母爱的倔强男孩，与现在动辄捐款数亿的“中国十大慈善家”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那个曾在当地尝试贩卖石灰做小生意的少年，又有什么样的商业因子在当今首富的身上延传？

 

 

　　2009年11月26日，农历10月10日。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高贤镇。

 

　　汽车在人流中缓慢地行驶。当地集市上小贩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你甚至能闻到大饼与油条的香气。路边小摊的身后，是两层的商业楼，批发部、水饺饭馆、理发店、摩托专卖店等小门店一个挨一个。

 

　　高贤镇聚台岗村，许家印的老家。

 

　　这是典型的北方农村景致。水泥路不是很宽，仅供两辆汽车擦肩而过。马路两侧是两排碗口粗的杨树，路旁不时出现的红砖堆和垛得老高的地瓜秧，显得格外扎眼。在视野甚广的地方，你还能看见大片绿油油的麦苗田。

 

　　表叔赵新国说，许的家世可谓“根正苗红”。他的父亲是老革命，16岁就参军入党，参加过八年抗战，做过抗日部队骑兵连的连长，负伤后复员回家在村子里当仓库保管员，负责拿钥匙、记工等事务。“他父亲是个很细心的人，对这些工作很负责。”赵评价说，许的父亲正义、耿直、认真，对年幼的许家印有不小的影响。

 

　　还不到1岁，一个对许家印影响巨大的事件遽然而至——母亲得了败血症，因家贫无钱就医，匆匆撒手而去，许家印从此成了“半个孤儿”。一个私下场合，许家印曾坦言，自己性格中的独立和倔强，可能与从下就缺少母爱有关。“你们这些从小有母亲看着长大的人，多幸福呵！”很多次，望着年轻的下属，许家印都这样感叹。

 

　　照看许家印长大的是奶奶。奶奶会做酸醋，空闲时就会到集市上卖，贴补一些家用。价格很便宜，一瓶一两分钱。生意虽微薄，但一年下来也能攒下买一两斤猪肉的钱，这些肉放在冰天雪地的室外冷藏或者盐腌，只有在春节时才舍得炖，能吃上两个月。

 

　　许家已是连续多代单传，奶奶非常疼爱幼年丧母的许家印。她之于许家印，就如同一位老母亲。奶奶脾气也很大，如果小家印不听话，她生气了也会“动粗”打人。四五岁的小家印很倔，挨打时会坐在地上哭一天，拉都拉不起来。

 

　　“以前家门口有个石头，奶奶就坐在石头上等我放学回家。”多年之后，许家印仍能清晰回忆起这样的场景：上小学的第一天，当他把刚学会的那句“我爱北京天安门”念给奶奶听时，年迈的奶奶兴奋得忘乎所以。

 

　　奶奶很高寿，活到96岁才安然逝去。那一年，许家印的恒大地产已步入了高速发展期。

 

　　现在，几十年的许家老房因年久失修，已破败得厉害，北面墙壁有着一道巨大的裂缝。正房屋内的东南角，现在还有一张简陋的小床，那正是当年许家印的睡觉之地。床长不足两米，宽约60厘米，由七八条木条拼接而成。

 

　　这就是许家印离开黄土地之前的梦想孕育之地。无数个夜晚，学生时代的许家印就坐在这张简陋小床上，在小煤油灯摇曳暗淡的灯光下攻读。

 

　　现在许家的房子已无人居住。院子里两棵粗壮的榆树，已有40余年的树龄，仰头望去，冠盖如云。

 

 

　　许家正房的北面墙壁上，至今仍挂着一幅老太太的素描画。在农村挂着这种画作，着实有点兀然。这幅画出自少年许家印之手，画中的老太太正是他的奶奶。村子里的幼年伙伴说，许家印不仅给奶奶画过像，还画过下山虎、老公鸡。据说，没看过美术教材的许家印无师自通，用的是很规整的“方格法”：在一张白纸打上格，然后再按照比例一格格地画出来。

 

　　这个泥地里滚打长大的孩子，还有个爱好是倒腾“科技”。小学时，他用块铁片做开关，把破电线、铁丝连在一起，连到被丢弃的手电筒电池上，就能制作出一个照明的“小家电”。

 

　　一边是绘画，一边是科学，少年许家印找到了其中相通的乐趣。

 

　　那时的豫东地区极度贫穷，十年有九年涝，历史上很多人被迫离家讨饭，曾出现不少“乞丐村”。许家印就读的小学，其实就是几间破草房，课桌是用黄土夯就的泥巴台子，这种简陋的“桌子”非常长，一张能坐下七八个孩子。“黑板”则是由水泥制成再用黑炭染黑而成的。碰到落雨天，外面大雨，课堂里下小雨，到处都是烂泥。

 

　　此种恶劣的求学环境，令许家印记忆犹深。多年后，广东省搞“十大民心工程”，其中有一项就是对农村的危旧房的改造，许家印捐出了1000万，用以资助改造那些不遮风不挡雨的房子。

 

　　现在，在聚台岗村的村委会门口还立着一块很显眼的“功德碑”。碑有三米多高，正面刻有“许家印”三个大字。下面有如此铭文：为国育才，造福后代，流芳百世。为聚台岗修路建校。聚台岗全体村民。2005年8月28日。

 

　　据村民介绍，在1999年，已成为恒大地产老总的许家印，为村里捐了100万建造了一座拥有三层教学楼的小学，这座小学后来有了个新名字：“家印学校”。

 

　　当着本刊记者，几位幼年好友提到许家印，不约而同地用了“清高”这个词。除了玩弄“小家电”和画画，他还喜欢钓鱼。他的玩伴很不理解：多没意思啊，傻坐在那里！但多年之后，当许家印功成名就，这位玩伴想起当年“你瞎捣鼓啥啊”的调侃之语，感叹不已。

 

　　从性格上说，小时候的许家印属于调皮型。他喜欢当孩子头，没事儿就带着比自己小的小孩去站队，练习立正稍息，以此为乐。这也许算是他最早萌生的管理意识。

 

　　许家印的小学成绩堪称优秀。他的小学同学高正富回忆说，当年同学们都有给新书包封皮的习惯，许家印的书皮永远是干干净净的，一个书皮坏了，他会再换一个新的。

 

　　“古语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但当时我们哪里知道，那里面真有黄金啊！”40年后，在老家务农的老同学高正富如此喟叹。

 

 

　　如果说许家印在幼年时期就展现出商业天赋，这有点夸张了。其实，他少年时做的一些贩卖石灰、苹果类的生意，更多地是摆脱贫困的本能反应。

 

　　大几岁的堂兄许家让，曾和许家印一起尝试做生意赚钱。那时，贩卖是当时农村比较通行的“打工”方式，比如把石灰、煤炭、大米、稻草等物资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赚取其中的差价。这种“打工”的方式不需要很多成本，但需要体力。拉一趟，也只能赚几块钱。

 

　　看到很多人都去，高中刚毕业的许家印也动了心思。尽管老奶奶不同意，许家印还是去了。他用的是单人在前面拉的两轱辘拖车，下山的时候，这种拖车要使劲往后压才能控制速度，但他没经验，下坡的时候只会拼命往下跑……结果是人倒车翻，贩卖的石灰也撒了一地。许家印坐在路边，既无助又心酸。

 

　　这是1974年，许家印人生中的第一单生意。

 

　　与他交往颇多的老同学高正富透露，许家印上大学后，因为家庭依然困难，他还曾跟几个同学合伙，计划运一车家乡的苹果到武汉卖。当时都是用袋子装，而不是现在的纸箱。还是因为缺乏经验，苹果还没运到武汉，就已经腐坏了。结果可想而知，“做本钱的钱都是借的，全赔了！”

 

　　多年之后，恒大掌门人许家印已无需再为钱苦恼，他开始琢磨着要给落后的家乡做点什么事情。现在的聚台岗，是个3000多人的大村子，家家户户以种地为生，年轻人出去打工。许家印先捐献了80万，修了村子里的几条柏油路；又建议村里办个养牛场，鸵鸟基地，但没人敢做。

 

　　“那技术，咱怎么能行？”村子里的人也承认，他们的“想象力还是差了些”。

 

 

　　那年月，村子里如果有谁去过一趟太康县城，都是一件颇自豪的事情。许家印在18岁之前，只去过一次，还是由初中学校组织，他和同学们撒开脚丫子走了40多里地，来回花了2天。学生穷，学校也穷，没有地方住，一群孩子就在马路边躺下将就了一夜。

 

　　也正是这次县城之旅让许家印见识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逃离农村也从此成了这个中学生最热切的人生理想。

 

　　凭着一家人省吃俭用，许家印一直读完了高中。当时学校有半年时间学工学农，急于“逃离”农村的许家印，开始学习开拖拉机，他的朴素逻辑是，驾驶是一门技术，有了技术，就有改变命运的可能。为了得到这个岗位，他甚至还请村长书记喝酒。直到现在，他还记得拖拉机“吸压爆排”的工作原理。

 

　　他有个邻居的舅舅，在周口市公安局工作，这人当时是他心目中的偶像：“公安局里工作，那该是多大的官啊！”许家印大着胆子给他写了封信，信中大意是，想请您帮帮忙，在城里给自己找临时工。在那个年代，临时工一个月能挣10到15块钱，是个让人艳羡的美差。但此信寄出之后就石沉大海。

 

　　“那时候还是太单纯了啊。一个农村孩子随便给人写封信，怎么就可能找到城里的工作？”许多年后，许家印如此感慨。

 

　　无奈之下，他又呆在农村干了两年农活。这两年里，他几乎做遍了所有的农村工种，下地锄田，开拖拉机，甚至在生产队里挖大粪。因为文化程度高，他被重用协助生产队队长的工作，人家都不愿意干“掏大粪”这个活，他就要做表率。掏了以后，用桶挑到粪池里，做肥料。

 

　　他还做过农村里的保安，那时候叫“大队自保员”。几十个人，住在大队部的房子里，在地上铺上草，弄个通铺，就在那睡。平时负责维护村里的治安，谁家的猪羊把别人的田地搞坏了，就要抓回去。

 

　　直到现在，许家印看到公司里的保安，就如同看到当年的自己。“农村孩子在城里打工，不容易。”恒大的很多保安都是退伍军人出身，每年到“八一”建军节公司都会慰问，这已是惯例。一位公司高层对记者说，在地产圈里，恒大保安的待遇是最高的。

 

　　当然，这都是后话。

 

　　一直想逃离农村，在村子里当过驾驶员、自保员甚至掏粪工的许家印，直到1977年才等到把握自己命运的机会。

 

 

　　1977年，许家印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马上兴奋地报上了名。不过，因为时间仓促，准备不充分，这次他没有考上。

 

　　第二年，许家印花了5个月的时间准备，回到高中的学校复习补课。因为回校复习的学生太多，学校没有住宿的地方，许家印就通过个人关系在学校附近的拖拉机站找到了一间破房子，拿了一床满是补丁的被子住了进去。

 

　　零下15℃的冬天，北风从早已破碎的窗子灌进去，冻得人瑟瑟发抖，他用纸糊了糊，硬是挺了过去。

 

　　吃得更差。每周背一筐地瓜和地瓜面饼，一瓶子盐，里面切一点葱花，再滴上几滴小麻油——这就是那个冬天他吃的“菜”和“汤”。现在的学生已经很难想象这样的场景：上课前把自己的馒头和饼子放在食堂，这堆饭食会被放在一口大锅里统一加热。学生下课后，都能找出自己的那份吃。

 

　　许家印记忆里最深刻的一个场景，是自己带到学校的馒头和地瓜饼，过了3天就变霉长毛了，即便这样他还是舍不得扔，洗掉霉点以后继续吃。由于营养不良，高中毕业一米七六的许家印，体重只有90斤。

 

　　受“文革”影响，多数农村学生的文化基础都非常差，恢复高考时比的是谁更聪明，学起来快。当时的许家印，数理化成绩突出，教物理的程老师和教数学的陈老师都很喜欢他，“物理考试他总是第一名，其它也都是前三。”老师回忆说。

 

　　1978年，许家印终于如愿考入大学，在人口达1000万的周口市，他的成绩位列前三。他也收到了父亲允诺的一份珍贵礼物——梅花表。十年前的一个晚上，还在读小学的许家印突然对父亲说，如果自己能考上大学，能不能送他一块当时很时兴的梅花表？为了激励儿子，父亲咬牙应允。

 

　　这一年，许家印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记录了“1978”这个龙门陡开的年份：沈阳铁路局的工人马蔚华考入了吉林大学，21年后他出任招商银行行长；北京的中学教师段永基考入北京航空学院，后来成为IT界的风云人物；广东惠州的李东生则考入华南理工，后来他掌舵了TCL；而日后同为地产大鳄的王石，当时还在南方小镇深圳翻着一本已经破烂的《大卫·科波菲尔》。

 

　　时代已在他们背后，敲响了振聋发聩的前进大鼓。

　　1992年的深圳市中心深南大道。这一年，许家印怀揣2万元存款南下寻梦。

他从一名处级干部变为了一名深圳打工仔。摄影_安哥/FOTOE

 

　　如果在许家印身上贴几个标签，其中一个肯定是“不按常规出牌”。

 

　　2010年的3月1日，恒大再次突然发动“闪电战”，一亿元接手广州足球。这仿佛是去年投资排球的翻版：斜刺杀出，气势夺人，豪华阵容，一掷千金。

 

　　其实，如果体育界对许家印多几分了解，就能避免对此事的大惊小怪——因为此事从头到尾都是“许家印式”的。

 

　　比如在火线解雇主教练彭伟国，并迅速签约韩国铁帅李章洙的事件上，虽然压力重重，但他依然表现出挥刀斩乱麻的决绝和善于博弈的精细。

 

　　比如这种换帅的方式，就跟恒大“精心策划”的工作作风颇为暗合。许家印一直提倡用最少的时间，最小的投入来获得最大的回报。他甚至要求“凡事都要精心策划，每个人做什么事都要善于策划。”

 

　　而对彭伟国貌似残酷的免职，与许家印所说的“无情管理”风格也一脉相承。他曾说，任何工作都应该站在管理的角度思考，不要同情，不要感情用事。当然，对于员工，还有一点是“人性化管理”，这两种管理并不矛盾——制度遵守必须无情，员工待遇必须人性。

 

　　这些企业管理手段，都是许家印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财富。而让他这笔财富生长最快的地方在哪里？深圳。正是在这处曾经代言中国变革与开放的梦想之地，让许家印人生中最重大的一场巨变奏响了序曲。

 

　　许家印说，自己在一家内地钢铁工厂10年的积累，也没有在深圳这个大熔炉1年的收获多。

 

 

　　这是让众多媒体津津乐道的的一段插曲：

 

　　1992年，许家印揣着一份三十几页纸的简历，在深圳的各个招聘市场奔波。半个月后，依然找不到一家愿意接收他的单位。那时候的许家印好似虎落平川，难掩心里的巨大失落：在舞钢也算是处级干部了，在这里竟然“混”到没有工作，甚至连住的地方都难寻觅。

 

　　后来，一位好友向他指点迷津：你把原来厚厚的那叠简历，变得简单点试试吧！许家印随后就做了只有两页的新简历，很快，有3家公司愿意聘任他。

 

　　他选择了其中一家贸易公司，名叫中达。“从第一眼我就觉得遇上了好老板，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管理公司的经验，非常非常感谢他。”若干年后回忆起第一个老板，许家印仍是充满感激。

 

　　许家印选择这年下海，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密切关系。小平南巡讲话后，当年的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官员下海潮。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称，1992年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经商，这批人被称为“92派”，财经界人士牛文文说，这批人有政府关系，又有知识基础，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也有希望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这一年也是房地产的“大年”，冯仑在海南认识了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刘军，他们后来被称为“万通六君子”，通过炒作土地，挖到了第一桶金，日后都成了名震商界的风云人物。这一年对广州房地产业来说也是“大年”，杨国强刚刚在广州建成了他的第一家碧桂园，朱孟依在香港注册了合生创展。

 

　　而日后在中国房地产业掀起大风大浪的许家印，此时却刚刚下海，连房地产的边都没摸到。

 

　　显然，刚入行的许家印缺乏市场化的经验。初到一家新公司，他迫切地需要一场胜利。好在多年工作，让他积累了一定人脉，初为业务员的他找到一个熟悉的朋友帮忙，在这个朋友的贸易项目里，给他让了一笔生意。他小心经营这难得的业务，很快为公司赚到了10万元的利润。

 

　　此次赚到10万元，对许家印来说并非小数目。之前，他刚到深圳，怀里揣的是在舞钢10年辛苦积攒的两万元，但他并未做贪欲之想。这笔业务，也让许家印在公司内被刮目相看，很快他升任中达公司的办公室主任。

 

　　一晃1年过去了，许家印又萌生了新的想法。

 

　　他似乎每天都在尝试改变。年少时候学习开拖拉机，年轻时候抓住高考逃离乡村，上大学选择钢铁专业，在舞钢以刚柔相济的手段成为“小皇帝”，放弃铁饭碗南下深圳做一名低微的业务员……这之前的每一个位置，都是对之前的否定，但又都不是终点。

 

　　做了办公室主任的他，觉得这个位置上不可能再有大的发展，他需要再一次地改变。一年后，他主动出击，建议老板跟自己熟悉的舞钢合作，在深圳注册一家新的贸易公司，并出任这家新公司的老总。他的目标很清楚，争取机会为自己搭建一个平台，在这个相对独立的平台上，再看看自己的潜力到底有多大。

 

　　老板同意了。很快，中达旗下一家名为“全达”的新公司在许家印领衔下成立。许家印找朋友借了10万块，买了办公桌椅，报上打了广告招了人，公司就这样建立了。当时他的正式头衔，是全达公司的老总兼中达公司的办公室主任。

 

　　有了这个平台，许家印如鱼得水，全达的业务也蒸蒸日上。他似乎天生是个公关天才，说服技巧高超，对很多人来说是工作外的应酬，他在天性上也不排斥。多年之后，人们还将会看到他如何凭借个人能力在国际资本市场筹集到巨额资金，帮助恒大走出因上市暂停造成的资金缺口泥潭。

 

　　而在当时，中达的老板终于看出，这位名为“许家印”，入行时的小小业务员，绝非池中之物。

 

 

　　在深圳的那几年，许家印彻底放弃了在舞钢时期做领导的锐利与骄傲，放低身段从头开始。

 

　　许家印说，当初在三家公司中选择了中达，最重要的是“喜欢上了”当时的老板。许家印直觉，从这位老板和这家公司中，他会得到自己那时还缺乏的东西。

 

　　在舞钢，他是管理几百人的领导，在中达的几年，他却是个对姑娘小伙都喊师傅的小业务员。“那时的许家印，喊人喊得嗷嗷叫，开口就叫师傅，嘴巴很甜，也很谦虚。”一位跟他共事过的老同事回忆。这个形象，不仅与之后地产枭雄的名号不符，即使与他早年在舞钢时期的“小皇帝”形象也是大相径庭。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因为下海后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一切归零，从头开始。而这种“归零”，不仅是事业与地位上的归零，甚至也是生活上的归零。

 

　　这中间，发生了一件对许家印影响甚大的事件。他岳父高血压住院，传来病危消息，他立刻坐火车回到河南漯河，夜里没有车了，又坐了好长时间的三轮车。回到家，岳父对他说的最后一个愿望是“从河南舞钢回安徽老家”。没办法，他又找了辆货车，在寒风刺骨的冬天，他抱着岳父的头，坐了12个小时的车才赶到安徽。到家的时候，他一动没敢动的手彻底僵掉了，岳父也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妻子抱着6个月的儿子，看到丈夫冻僵的样子，怆然大哭。

 

　　那段时间，作为一个男人和丈夫，许家印并没有骄傲的资本。初做业务员的时候，他在朋友家的走廊住了3个月。后来当了办公室负责人，条件有所改善，公司里一间不用的厨房成了他的卧室。不过房间太小，床放好后，门就再也闭不上了。一年四季，许家印就住在这间敞开门的“卧室”里。

 

　　直到1993年，许家印已是深圳全达的老总，他还被迫跟妻子两地分居。后来看不过的中达老板说，一两年分居怎么行，公司出钱，你去租套房吧。

 

　　于是，许家印就跟人合租了个两室两厅。合租的人住一间，许家印和太太以及2个儿子，还有岳母、父亲、朋友，一共7口人住在剩下的厅室。房子里只有合租人的那间卧室有空调，许家印的儿子怕热，夏天就躺在合租人门口的地上“沾沾冷气”，口里嚷着“这里凉快”。

 

　　这些经历，许家印并不愿对外人多提起。不过，也正是这些苦涩岁月，为他在首富之后的平淡生活做了最真实的注脚。

 

　　多年之后，许家还发生了一件关于“租房”的故事。在香港打工的大儿子在市中心租了个房子，2万港币一个月，这在香港CBD                 区属低廉价位。但许家印的太太知道后，嫌太贵，斥责儿子立即退掉，“2万块，你一个人才赚多少钱？”她硬是给儿子租了个差些的房子。

 

 

　　广州，给许家印触动最深的事件，仍是第一次“坐小车”的经历。

 

　　那时他刚到深圳，跟着一位姓邓的师傅出差到广州做贸易，去远洋宾馆，他们打了一辆的士奔向目的地。那是已经中年的许家印第一次坐“小车”，他用手轻轻抚摸着车窗与安全带，内心充溢着抑制不住的兴奋。

 

　　而到深圳后的第3个年头，也就是1994年的国庆节，许家印终于写下了他人生转折前的重要伏笔——来到广州，涉水刚刚兴起的房地产业。

 

　　这之前，中达老板本来派他到长春做老总。但许家印深思熟虑之后，提出自己到广州“开疆扩土”的建议，得到了认可。这时候的许家印，终于告别了“打的士也很兴奋”的年代。他带上一部标致车，跟个司机、出纳、业务人员等4个人，踌躇满志地来到了广州，成立了一家名为鹏达的房地产公司。

 

　　这家新公司和他的使命就是为老板开辟广州的房地产市场。老板也是白手起家，资金上难以给他更大的支持。正好他在深圳全达公司时申请的2000万贷款，还剩下1500万未用，他跟老板申请了这笔款子。

 

　　许家印一行人在广州黄埔那一带的城中村，租了一套农民屋。3房1厅，许家印自己一间房，他们几个人占了2间，装了个传真机，请了个厨师，开始了创业旅程。自己住的地方实在寒酸，就找了个星级酒店，开了个套房，在里面约见各路合作方。

 

　　鹏达在广州搞了第一个房地产项目，名叫“珠岛花园”。在当时以大户型为主流的广州楼市，这个项目迅速成为广州房地产市场的一匹黑马，另辟蹊径主打“小面积、低价格”策略，还未发售就轰动市场，首期项目很快脱销。

 

　　尽管还是职业经理人，这个项目的运作过程，已经开始打上许家印的烙印。快点，快点，再快点——珠岛花园项目需要的108个要盖的公章，当年全部搞定，而“当年开工，当年销售，当年售罄……”等“八个当年”令快速有效的执行力在珠岛花园项目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其实，在珠岛项目之前，许家印并没有接触过房地产。许家印后来回忆说：“一点都没有，连什么是容积率我都不懂，就这么边学边干起来了。”这个逆当时大户型之潮流的项目，被视为许家印和他的恒大帝国的真正起点。

 

　　中达时期的老同事邓凡说，许家印是个乐观派，不会说“这个不行啊”之类的话，不会放弃。“天塌下来的感觉他不会有，什么事都挺得住，抗压能力很强，而且越压越强。”

 

　　一个“雷人”细节中，也能看得出许家印难以常理揣测的性格。许家印去了广州后，邓凡偶尔也会出差去广州。许家印就跟他说，我再忙，哪怕跟再大的领导吃饭，也会在旁边安排个房间，跟你喝个酒。有时候一帮人在陪，许家印就拉邓凡过去，介绍说：这是邓凡，我最好的哥们，你们每个人都敬酒啊！

 

　　“那架势要把我灌醉嘛！他吓唬说，你如果不喝呢，这酒就从你头上倒下去。这不是玩笑，他真的敢的啊，说到做到的强人！”邓凡说。

 

 

　　1997年，是许家印再次思索去与留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的企业界正满是风雨之声。亚洲金融风暴来势汹汹，中国的企业英雄们比如史玉柱败走珠海，山东的姬长孔身陷绝境，几个冲击“世界五百强”的种子选手也齐齐败下阵来。只有丁磊、王志东和张朝阳等几个年轻人开创的“互联网元年”，给人几丝希望。

 

　　5月1日，许家印与中达老板做了一次改变自己命运的深谈。他感激老板的知遇之恩，话也说得极为坦诚：“人是有价值的，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水平、什么样的贡献，就一定要有什么样的待遇。不然，从管理上来说，是留不住人的。”

 

　　几乎白手起家，广州鹏达的珠岛花园一个项目就为母公司中达净赚2亿多，许家印的工资在当时却依旧低得离谱，一个月竟然才3000多元。他后来回忆说，假如给他10万或20万一年，自己可能就不会去想创业了。因为创业有风险，也很艰辛。但3000多元的工资，养活家庭都困难，怎么继续干下去？

 

　　许家印决意不再为人打工，他又一次选择了离开。他告别了中达和鹏达，告别了给他第一次房地产成功收获的珠岛花园。

 

　　一个可能的题外话是，好多年以后，或许是缺乏经理人许家印式的严格管理，珠岛花园后面几期项目遭遇到了不少业主风波。彼时，早已拥有自己的恒大的老板许家印，人生和事业早已一飞冲天。

 

　　可以说，从1992年到1997年，这5年多的时间里，是许家印腾飞前的漫长准备期中最关键阶段。尽管在舞钢，他积聚的企业管理能力得到了释放和提升，但许家印自己也承认，在一家内地钢铁工厂10年的积累，也没有在深圳这个大熔炉1年的收获多。

 

　　与他共事几年的邓凡，如此总结了许家印的个性特点：第一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第二是“完美主义”；第三是“结果导向”；第四是“决断力”。“我特别佩服他的决断，什么事情，他都能敏感察觉到危险和关键所在。”而这些，也是他日后虽屡涉险地，却总能全身而退的关键。

 

　　从技术到管理，从国企到民企，中原的文化底蕴与岭南的商业内涵碰撞之后，终于形成了典型的“许氏行事风格”：目标执着，不失谋略；偶尔高调，不失务实；熟谙规则，又不按常理出牌；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离开中达，将是许家印的最后一次出走。这之后，他的成败，都将跟那家名为“恒大”的公司牢牢捆绑在一起。

　　经历上市“折返跑”的许家印终于达成目标，一脸轻松。摄影_CFP

　　恒大的代表作广州御景半岛。

　　许家印在全国政协大会发言。

　　恒大版图

今天的恒大在全国25个城市拥有57个项目，产品覆盖高端、中端及中高端、旅游地产等多个系列。

 

　　2009年的最后一夜，长沙喜来登酒店的顶层豪华KTV里，十几位来自香港的记者正在吼歌。这时，门突然被推开，一位高个中年男子微笑着走入房间。

 

　　大家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一阵欢呼。

 

　　这次安排缘于一个约定。近段时间从不直面媒体的恒大地产董事局主席、新晋内地首富许家印，将在长沙与他们在欢歌笑语中一起辞旧迎新。而选择长沙的原因，是这里的两个恒大新盘令人惊异地刷新了从拿地，到开工，再到开盘所用时间的新纪录——五个月！许家印顺便将恒大地产的月度会议安排在了这里。

 

　　于是，跟随他进入KTV房间的，基本囊括了恒大地产的所有高层和各地诸侯，包括恒大总裁夏海钧，几乎所有的副总裁，各地区分公司董事长……

 

　　许家印无疑是这场盛大Party的瞩目中心。当晚他心情显然大好，Party从9点开始，从那首保留曲目《懂你》起，他数次接过话筒，唱了《把根留住》，《千里之外》，甚至还有网络上流行的《当香烟爱上火柴》。

 

　　零点钟声响起，一干人等觥筹交错，在狂舞、尖叫与狂欢中送走2009。只是，唱罢赞美和怀念母亲的《懂你》的许家印，被推上首富宝座后的幕后心境，又有几人真正知晓？

 

 

　　时间回溯到2008年6月26日。当天，看到费尽周折募集的5亿多美金到账，许家印不由得长吁了一口气。他知道，他不需要变卖工地或合作开发，就可以实施公司应对危机的最初计划了。

 

　　早在2007年，许家印已经有意识地储备大量人才，提高楼盘品质，囤积大量土地，当时的恒大地产想跨越式发展，缺的只是钱。钱本来也不是问题，因为恒大上市的号角早已经吹响。但到了2008年，受金融危机等影响，极速扩张中的恒大地产上市竟然意外搁浅。

 

　　在舆论的渲染中，这成了当年地产界最悲壮的一幕。地产界“百日巨变”的预言甚嚣尘上，很多人等着恒大倒下以佐证自己的预见性；而雄心勃勃的许家印，也被描述成失败者以及可怜的“野心膨胀者”。

 

　　夏海钧见证了这个“从云端跌落谷底”的惊险一跳。他2007年6月加盟恒大，正好经历了恒大从要上市的高峰、到2008年上市不成跌入低谷，再到2009年冲出低谷成功上市的过山车式的惊险历程，可以说，“最惊心动魄的这几年都经过了。”

 

　　他真正了解许家印和恒大地产，是从自己超常规被任用开始的。到恒大之前，他没与许家印共事过，而许的周围已经有很多追随他十几年的老战友。但许家印似乎认准了这位“空降者”，他打包票：“如果你愿意来恒大，可以先做董事局副主席、常务副总裁。如果你有能力，三个月后，我就把总裁的位子让给你。”

 

　　三个月以后，许家印真的兑现了他的诺言。

 

　　意外还不仅在此。夏海钧第一天上班，就开始被“洗脑”。当天许家印说，夏总，晚上我们一起开个会。两人坐在餐桌前的时候，夏海钧看了看表，六点钟。他心里说，吃了饭，再研究半个小时差不多了吧。结果直到十一点半，这个“晚餐”才结束。

 

　　夏海钧心想“那晚的十一点半，可能只是偶然一次吧。”后来他才知道自己彻底错了，十一点多结束开会确实是偶然——因为常态下，恒大的会经常要开到次日凌晨两三点才会结束。

 

　　当时夏海钧的太太在加拿大，每天晚上打电话问，你在做什么？夏海钧回答，在开会。她不相信，都晚上十一二点了，还开什么会？夏海钧解释了半天，她还是不信。后来在加拿大真的待不住了，就飞到广州看，住了几天，才知道丈夫真的“在开会”。

 

　　上市折戟的那段时间，夏海钧看到的许家印，跟外界呈现的状态不同。他对外的状态，依然谈笑风生，没流露出一点压力。但夏海钧了解许家印的感受，“没有压力是说假的，他其实当时压力是很大的。”

 

　　许家印也承认，这是“天大的困难”。万事俱备，东风却不来。

 

　　原定计划没有实施，带来了资金缺口的巨大压力。当时，恒大向全国拓展的37个项目中有33个在建，都没有达到恒大内部的销售标准。有人建议他卖工地或者土地，许家印深思熟虑之后，决然拒绝。他担心自己的品牌：恒大这么大个企业，竟然要去卖土地了？

 

　　他拒绝“卖儿卖女”，选择了断臂求生。

 

　　当时的措施已经广为人知。比如调整开发建设计划，在2008年还不能完全开盘的，速度稍微压一压；财务管理上，钱要省着花。通过他的个人私交，他成功募集到5亿多美金，距离计划的10月份大规模开盘还有3个月，这笔钱虽然不富裕，但也够用了。

 

　　到了10月1日，恒大在全国范围内的18个楼盘同时开盘，“开盘必特价，特价必升值”的杀手锏再次祭出，资金大量回笼。春节临近，面临支付农民工大量工资这样的传统难关，也被成功化解。

 

　　春节以后，房市回暖。上半年恒大地产实现了120多个亿的销售，许家印最残酷的严冬，过去了。

 

　　回首那段惊险的历程，许家印并没有想象中的太多感慨。“我心里对局势是有底的，我还没到卖土地和工地的地步。而且，那么困难的时候，恒大的900多名中层以上领导，没有一个离开恒大。”许家印认为，他驾驭的团队并未失控，也相信他能带领公司渡过难关。

 

　　对当时舆论上的四面楚歌，他一再对公司中高层说：“外界怎么说，我们没有必要去解释。什么都不说，保持沉默。”

 

 

　　在当时媒体的叙述中，恒大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处于悬崖边之时，许家印的心境到底如何？这是外界力图揭开的一个心结。

 

　　“有段时间舆论对我们很不利，都觉得恒大过不去了。这样说就乱了，银行不敢给你钱，投资者怕你，是吧？但我们还要融资，还要再启动上市，太难了。”

 

　　“我们香港那边谈啊谈，谈得差不多了，这边突然蹦一个大负面新闻出来。香港投资方就想，哎呀，这怎么回事啊，等等，我们再看看吧。”在香港找融资的夏海钧往往遇到这样的情况，本来一个月就搞完的投资，却拉锯似的谈了三个月。

 

　　“10个人里面9个都说，恒大要倒下了。”许家印感受到了舆论的唱衰论调，甚至部分人的幸灾乐祸的心理。上市搁浅，加上金融危机的发生，恒大成为一时的焦点。

 

　　境外的战略投资虽然难，还是谈下来了；但是国外的基金，一看这个情况，以为钱要泡汤了，就开始向许家印追之前的欠款。没办法，许家印只有跟对方谈着，周旋着。

 

　　还不仅如此，四面楚歌声中，有关部门对恒大运作资金和项目的正当性开始质疑。许家印回忆：“2008年，很多人把恒大的老底子都翻了多少遍，包括恒大的每一个项目、每一块土地的取得，有关政府部门和媒体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全面审查。”

 

　　“我们经过了战斗的洗礼啊。”上市并晋身首富后的许家印，说到这一点心里五味杂陈。

 

　　有人将那时候的许家印，比喻成“困兽”，潜台词是困兽犹斗，前途暗淡。许家印不认同这个概念，他觉得，当时所有的企业都有困难，尤其房产企业都困难，只不过，恒大不幸成了聚光灯下的表演者。

 

　　“有人觉得恒大过不去这一关，他们不了解恒大。我随便卖几个项目不就过来了？再困难，金融危机再延长一年，我再卖几个项目不又出来了？比如我预售，我套现，不是出来了？但是这两件事我都没有做。为什么？我们的情况，离他们所想象的还远着呢。”

 

　　让许家印底气足的是，很多地产大鳄包括万科，都有很多跟别人合作的项目。“但恒大50多个项目都是自己做的。我拿10个出来跟别人合作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不舍得合作，说明什么？他们不了解恒大真实的情况。”

 

　　他还有备用的杀手锏，首次上市失败后，他手头还有280万平方米的项目有预售证，但他没有卖。他自己算了一笔账，真要以3500元一平方米的全国均价卖掉，一星期都不用，就能全部卖光。那能卖多少钱？上百亿。

 

　　如此，恒大离“倒掉”差太远了。

 

　　恒大核心层向本刊记者透露，其实即使在恒大最困难的时候，账面上没少于20亿。当然，这是否一个事后打圆场的说法，无法得到确认。到了2010年1月，上市后的恒大宣布，他们的账面现金余额近200亿元，此外还有未回收款项几十亿元。

 

　　他觉得，不了解情况的人，才会认为是有风险。

 

　　许家印想让人们知道，“公司倒掉”这种风险，老板和公司管理层不可能不考虑到，在上市之前，许家印也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些，“万一不上怎么办？不可能没有预备着计划。”

 

　　在接下来的第五个“三年计划”中，公司发展必须仅仅围绕“稳健经营、再攀高峰”。许家印在内部会议上说，在经历了高速的跨越发展后，必须有个休整期，盲目的前进只能带来管理的落后，“这是我们绝对不允许的”。

 

　　一个例证是，这个爱冒险的男人，刚刚做了两个极为稳健的内部要求：一是保证公司的现金余额不低于100亿，这是一个硬指标；二是力争每年的上半年，就要完成当年任务的60%以上。

 

 

　　恒大上市当日，许家印又制造了另一个意外。他以422亿元的身价，超过当天公布的福布斯富豪榜的首富王传福，首次登上中国内地的首富宝座。

 

　　而按照原来的计划，11月5日上市之后，恒大地产本来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新闻发布会。但是，在得知许家印由此成为内地新首富的消息后，所有大型的公开庆祝活动，都被立即取消。

 

　　恒大总裁夏海钧的解释是：“炒作‘中国首富’这个概念，还有最大的上市民企这个名头，再加上郎平执教的恒大女排，这些因素加起来以后，社会再一次将舆论焦点对准了恒大。这会给他带来很多压力。”

 

　　不仅如此，夏海钧还预感到了，很多人又会拿着放大镜研究恒大。“他们会问，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你这个第一桶金怎么掘来的？你会不会有不为人知的事情？等等，很多的问题。”

 

　　变化肯定是有的，比如上述的稳健性要求被提到了战略的层面。不过恒大全国扩张的战略并未做重大调整。也有很多人觉得，恒大现在有钱了，可以有底气进军北京、上海了？但许家印仍然坚持把阶段性的主要精力放在二三线城市。在他看来，发达的一线城市已经少有好的二手地可买，次发达的二级市场却有很多空间，这恰恰是一种机遇。“可能再过一年两年，机遇就少了或者没了。到那个时候，我认为再去北京上海也不晚。”

 

　　更多人关注的，则是晋身“首富”之后，许家印的心态变迁。黄光裕等曾经的富豪落马后，面对这个“意外”频发的富豪榜，许家印又是如何面对？

 

　　“为什么要做首富啊？做了首富有啥好处啊？”许家印对关于首富的问题也感无奈，他说：“除了别人心理不平衡来盯着你，甚至不明真相的人来骂你，其实真的没啥好处。但是你的企业上市了，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藏不住。”

 

　　相比较社会对财富的关注，许家印更看重的是自己在慈善方面的工作。到今年为止，他已经连续三年获评中国慈善领域最高奖“中华慈善奖”，这么些年捐了数亿的他成为“中国十大慈善家”。汶川和玉树两次震灾，他都是第一批慷慨解囊的企业家。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他获得了中国企业家唯一一个在全国政协大会做大会发言的机会，他没有谈自己的老本行房地产，而是谈起了自己最关注的慈善领域，几个具体提议都直指“激发企业参与慈善热情”这个主题。

 

　　如果一定让他自己说“首富心态”之类的问题，他宁愿交待一些细节。“我没有乱花钱的习惯，经常在办公室吃盒饭。经常深更半夜开会，一开就是一个通宵，如果真饿了，就让家里给我送个馒头，或者捎个汤、面过来。”

 

　　凌晨三四点钟回家睡觉，睡一会就起床去公司，这是他长年累月养成的习惯。由此，带出了集团一大批的工作狂。不单单是在恒大的广州总部，到全国任何一个分公司去看，越是公司的高层中层，加班时间越多，人人都是“拼命三郎”。

 

　　他脑子里还没有“享受”的概念。直到2004年，许家印名下并无自己的房产，全家依然还在租房子住。而那时候的恒大已经成立7年，许家印涉足地产界更已长达10年。即便到现在，以房地产为主业的恒大地产集团，还是没有自己的总部大厦，办公地虽地处广州繁华地区，装修却极为简单。

 

　　许家印与太太是在舞钢工作期间认识的，两人感情笃定，是恒大集团的“模范夫妻”。许家印不许太太参与公司的管理，是因为他寄望恒大做一家现代公司，而非家族企业。

 

　　这与广州当地的其他房地产商颇为不同。比如他不像碧桂园的杨国强，退居幕后扶持二女儿杨惠妍掌舵企业，也不像朱孟依、陈卓林等大鳄们拥有自己的众多兄弟嫡系。

 

　　这种防范裙带关系的概念，有时候显得过于极端。恒大太原公司董事长顾朝晖透露，因为许家印的家乡是河南，为了防止老乡裙带关系，即使是一个清洁工的岗位想要用河南人，也必须经过他的批准。而恒大的另一位“地方大员”、重庆分公司董事长廖嘉宁则直言，在恒大拉山头是要被打击的，“绝对不允许存在这种苗头。”

 

　　许家印依然是一幅拼命三郎的架势。去年12月的一天，天津一个楼盘的全日式温泉设计出炉，几位日本设计人员向他报告工作，从夜里11点一直谈到凌晨4点。他有时候也禁不住这样问自己：“像我这个年龄，又做到这种大企业的老板，有没有必要这样拼命？”

 

　　有时候开会或者应酬，回家晚了，怕吵醒太太，他就躺在沙发上将就一夜。据说他的太太也一样，夜里有时候睡不着，担心自己翻身会吵醒他，就跑到沙发睡。

 

　　那一刻，成为首富或者不是，真的没有任何分别。

 

　　南都周刊记者_陈鸣 实习生 姚欢 发自北京 

 

 

　

 

　　即使是最激烈的批评者们也承认，十年前，摩罗曾经以文字到达过他们的内心。“我不讳言我对摩罗的私人尊敬。如果他日见面，我仍愿称他一声老师。”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楚望台说。

 

　　“他一个人来，背一个很重的书包，装满了书，人谦和诚恳，是一个读书人的标准形象。”楚望台回忆起五六年前在一次讲座上见过的摩罗。

 

　　这种一以贯之的“谦逊真诚”的姿态在他的朋友圈中依然保持着相当不错的观感。即使是在猛烈批评《中国站起来》的同时，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仍然对自己的这位故友有所维护：“以我多年来对摩罗的了解，他是我遇到的人里最真诚的人之一。他是真诚地认为自己观点正确才写这种语无伦次的文章的。”

 

　　1998年，来自江西省都昌的“底层人民的儿子”万松生因为著名的“黑马文丛”进入文坛视野。他在《耻辱者手记》以一个边缘的民间思考者的身份探讨良知、正义和尊严，引起轰动，并被北大教授钱理群誉为继鲁迅之后的“精神界战士”。他现在的这个名字正是来自于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1年过去，沉寂数年摩罗又推出的新书《中国站起来》，批判鲁迅、胡适、蔡元培等人的思想导致中国人“精神大崩溃”，并斥之为“洋奴”。

 

　　摩罗这几年的思想轨迹是什么？一个“站起来”的摩罗和作为“耻辱者”的摩罗，二者迁移机制是什么？这是记者最初的好奇。

 

 

　　不论是在摩罗的博客中，还是与记者面对面的访谈中，他并不承认现在的自己推翻了十年前的自己，他承认的，只是视野上的迁移。——也就说，由于数年的人类学和殖民史的阅读和补课，原本对国际关系史一无所知的书生看清楚了。

 

　　真的是这样吗？解释浪漫主义色彩浓烈的摩罗，很多人要求记者回到思想轨迹的深处。

 

　　笔名“崇拜摩罗”的韩立勇是摩罗作品的长期追踪者，在他的个人阅读体验中，摩罗曾给他巨大的精神帮助。2002年，韩立勇通过北大钱理群教授辗转找到摩罗，从此建立起私人友谊。在他看来，摩罗的转向并不是突然的，“他从前经历的苦难是来源于努力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而到了2002年出版的《不死的火焰》和《因幸福而哭泣》，他发现知识分子的身份并不能给他归属感，反而对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怀疑”。面对2009年的《中国站起来》里的摩罗，韩立勇发现已经很难理解，“一个曾经站在个体本位价值上，去追问社会正义的人，如何能如此陶醉在国家、民族这样虚华的意识形态符号之中。”

 

　　而对自己“视野的迁移”，摩罗有自己的解释。他坚持讲完他母亲的故事。“我劝我母亲信基督教，她一直不听，但也不反驳我。后来她给我一个理由，她说：我是信‘迷信’的，一直信到老了，怎么可能去改信呢？”“信迷信”这个词对摩罗触动很大，他发现他的母亲没法给自己的信仰命名。他认为这个命名权由社会的主流掌握，他们认为他们提倡的是文明科学，而那些边缘人所信奉的是迷信。她只能按主流的命名来给自己命名，按照别人的方式。“为什么我就不能正面来理解我母亲的精神生活呢？”

 

　　在追本溯源之后，他将这种“底层人被描述”的状态归结于“五四”以来知识精英对中国人的妖魔化上。对此，摩罗在《中国站起来》一书中有了自认为圆满的表述：“底层社会永远比上流社会更有文化。在中国社会，只有底层群体才能永久保存传统文化。”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也被摩罗定义为底层，而同构的是，这种底层的困境也是一种来自于强权的描述和污蔑。

 

　　在摩罗的描述里，所有围绕他展开的争议都被他关在门外，他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人，与任何主义无涉，他提出的一个证明是：“北京这么大，任何观点的人都能找到志同道合者，而我到北京十年，和任何圈子都没有掺到一起”。一周只上一天班，剩下的六天他是这样安排，早上7点起床看书写文章，午睡后接孩子放学，晚上看书或者陪孩子玩。

 

　　尽管如此，记者走进摩罗的书房，还是一眼看到了书桌上潘采夫写的那篇批评文章。那里面有一句十分锋利的话：“吮着鲁迅的乳汁成长的摩罗，反手一刀，手刃了自己的精神父亲，用‘弑父’宣告了自己的‘新生’”。摩罗平静地解释，反驳鲁迅，是因为他最终发现，鲁迅也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拥有“描述权”的精英，而他自认为一直与长期失语的底层人站在一起，反对鲁迅已无可回避。摩罗用一个方式取消了以逻辑对接进行讨论类似批评文章的可能性——他认为批评者没有看懂他的书，即使是宣布与他绝交的余杰和徐晋如，也自说自话，没有击中靶心。那么，“靶心是什么？”摩罗回答：“中国人没有独特的劣根性。”

 

　　很难判断，这种回应是心迹上的坦承，还是交锋上的回避。

 

 

　　九十年代的摩罗和余杰双星并耀，在经历了80年代末的低潮之后，文艺界和高校青年们在他们身上再度发现了一种发声的可能性。

 

　　当时二人惺惺相惜，余杰评价摩罗的文字就是20世纪末中国“最惊心动魄的文字之一”，而摩罗则将余杰与卢梭、拜伦、鲁迅、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相提并论。

 

　　然而十年后的今天，为何摩罗余杰这二人也越走越远，竟至因《中国站起来》一书而绝交？余杰的回答是：“理念上的根本对立。”

 

　　在北京印刷学院工作期间，摩罗曾经承受过巨大的外来压力。因为发表过太多的批评意见，摩罗教学的课程一度经历学生告密揭发，不时有政治辅导员到堂旁听，最后乃至遭遇停课。而这次摩罗面临的更多是故友的压力。

 

　　面对摩罗现在的转向，曾经被摩罗视为精神导师的吴洪森不留情脸地批评：“摩罗在表面的狂热之下，是出于功利主义的理性选择。在巨大的经济的心理的精神压力之下，一个跟头翻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对他是最好的选择了。”

 

　　余杰认为，摩罗的这种转变说明他完全背叛了过往，丧失了知识分子独立言说的底线，“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再到《中国站起来》，这三本书的思想观念层层递进，清晰地显示了当代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轨迹。它们在票房上的成功，无非依靠两大灵丹妙药，一是民族主义，二是民粹主义。……他用这本书重回大陆图书市场，并获取了一些人的喜爱。”

 

　　而楚望台的判断相对温和，他更愿意从思想脉络上理解这样的转向。“一个相信天地不仁，又看破人心惟危的知识分子，他的后路只有两种——或者成为一个嬉笑怒骂，嘲讽一切、解构一切的犬儒主义者；或者成为一个奉国家为偶像，将个体生命意义寄寓到民族命运洪流中去的国家主义者。”

 

　　密集的批评当中也有一些赞扬之声。钱文忠评论：“一切模糊和常识都被他的思想烧炼，一切虚伪和结论都被他的斧钺责问”。

 

　　如果我们选取另一个观察样本，在豆瓣网上，这本书的总评不及格，但却出现了有趣的两个极端，给出5星评价的占34.4%，给出最低1星评价的占39.7%，也就是说看过这本书的人一般来说，要么是极度认同，要么是极度反对。尽管摩罗指责很多人以意识形态对他展开批评，但另一个事实是，赞扬他的大部分文章，同样以意识形态为分野。

 

　　在批评者看来，知识结构缺陷是摩罗的要害。楚望台认为：“摩罗并不适合触碰这样的话题，他的视野和他批判的这些人不在一个档次上。在经世致用之学上他是无知的，在意识形态建构上他是无力的。仍然是在歇斯底里的状态下，用一种文学式的笔法来发议论。但是离开了个人的生存体验，连以前那种文学式的道德美感都失去了。”

 

　　钱理群列名《中国站起来》一书的联袂推荐，但却拒绝出现在新书发布会上。电话里，在记者的追问下，钱理群表述了二层意思：其一，“我参与推荐他的书，除了友谊之外，还因为在当下中国确实面临着如何看待历史与现实，以及如何与国际社会相处的问题，讨论本身就有意义。”其二，“我对中国当下的看法、对‘五四’时代的看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都与摩罗不同。”

 

　　接下来记者的另一个问题或许有些尴尬——“你是否依然保持对摩罗‘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继承人’的评价？”电话那头的钱理群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我想他自己也不会接受了吧”。

 

 

　　实际上，钱理群曾对他当面表达过对这种转向的担忧，“摩罗是一个容易钻牛角尖的人，我曾经提醒过他，不论你提出什么样的观点，起码在心中要留有三分质疑。但他说，很难。”

 

　　让记者感到困惑的是：摩罗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对这个问题，摩罗同样困惑。“一开始我期待一个小说家的身份，但在2004年完成了《六道轮回》的创作之后，我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并没有特殊的才华”。

 

　　在采访中，摩罗一直拒绝给自己定义一个身份——如果说有，在钱理群的观察里，就是摩罗一直强调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他向记者强调，尽管在北京有一份安定的工作，但他和他的爱人依然每个月寄钱给家乡的亲戚。

 

　　“我所面临的是自己三十年底层生活经验的处理，我从来就不是任何‘主义者’，我要解决的，是一个个具体的问题。”摩罗说。

 

　　如果细察摩罗那些激情挥洒的文字，身份认同的危机实际上从很早就已经存在。

 

　　在1999年《写作的限度》中，摩罗描述自己：“存在的虚无感和精神的虚妄感紧紧地缠着我，内心的那份失落和凄惶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当我面对内心那颗孤独的灵魂时，我对”人“、”生命“、”真理“、”正义“、”价值“等等东西全都产生了根本的怀疑。”

 

　　11年之后，坐在望京家中的书房里，摩罗听记者念完了《耻辱者手记》中的另一段话：“长期以来我对自己可能会成为一个文化人怀着莫名的恐惧……这种恐惧的主要根源就是我对于中国文人的极度憎恶。在我和朋友的交谈中，用来指代最丑恶下流的物事的概念便常常是‘中国文人’。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最丑恶的东西总是在文人身上得到集中表现”——他的表情已经释然。他认为当年自己还相信存在一个知识分子乌托邦，而现在他相信知识分子和工人、商人、妓女一样，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除了个别像马克思那样的精神圣徒除外。

 

　　与此相得益彰的，是摩罗在《中国站起来》一书中展现的自信和昂扬：“我们尽早摆脱殖民时代所强加给我们的精神创伤，我们应该挺起脊梁，以饱满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走向崛起之路，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伟大气魄，将今天崛起的趋势变为明天崛起的现实。”

 

　　在宏大叙事中，“耻辱者摩罗”的思想困境在“爱国者摩罗”那里终于得到了消解。

 

　　当记者提问：“如何定位《中国站起来》”时，摩罗的回答是：“一本社科大众读物”。作者并无意于构建一个类似于摩罗自己所推崇的J.M.布劳特的《殖民者的世界模式》那样一个基于逻辑推演的学术著作。

　　 “我的书的遗憾是第一和第三部分材料比较不足。但是，像第三部分崛起篇，它本来就是一种情感表达！情感表达，何错之有！？”令记者感到惊讶的是，批评者们最初所寄寓的阅读期待，作者似乎从写作的一开始便无意承接。

　　 那么，一串自然生发的疑问是：讨论这本书及其作者，价值何在？或者，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实现逻辑对接的可能性何在？如果不是摩罗这个名字，这本以“中国”为旗号的书在2009年末的图书市场上又会有几个人注意到呢？

　　 在三个半小时的访谈中，记者怀揣的疑惑并未得到解答。但是，这本书引起最初关注的理由其实一个就够了，因为他是摩罗——不论是一种迎接，还是一种告别。
 

 

 

　　中国最有全球化的经验

 

　　南都周刊：余杰评价你这本书是向《我的奋斗》致敬之作。在《前言》里，你把中国的崛起与当年德国、日本、苏联的“崛起”相提而论，并建言以希特勒时期德国、社会主义时代俄国和二战时期的日本为鉴，挑战西方霸权。然而，你又很矛盾地承认：“爱国主义发展到极点，也是非理性的。它只能是一把双刃剑。”理性和非理性的界限划在哪里？

 

　　摩罗：《我的奋斗》我没看过，希特勒带领自己的民族摆脱英法强权的扼制，这是值得敬佩的。希特勒因为杀人而被看作魔鬼，可是他并不是唯一的魔鬼。对于被屠杀、被殖民的弱者来说，所有的殖民者、侵略者都是魔鬼，不独希特勒如此也，英国殖民者、美国殖民者也是魔鬼。中国知识分子拿希特勒说事而认可其他魔鬼，其实是一种无知的表现，甚至可能是故意为虎作伥。

 

　　在面对强权的时候，就应该提倡爱国主义，在国际霸权之下，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工具，中国是绝对需要爱国主义的。等中国发展为第一强国，再来提防爱国主义的非理性成分并不迟啊。

 

　　南都周刊：你还提出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我们甚至应该以战争动员的方式，组织全民族的力量，为保证这一次崛起的成功而殚精竭虑，誓死拼搏。”这句话确切的含义是什么？

 

　　摩罗：用这句话诟病我的都是书呆子。英美的崛起不就是靠战争屠杀和劫掠吗？布什侵略伊拉克的时候，美国公民71%支持他，这不就是战争动员吗？中国实际上也是这么做，毛泽东实现民族独立靠的不是战争动员吗？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不也是战争动员的方式吗？当时为了进行改革开放，整个社会机器动员起来批评毛时代的错误、批评中国人的劣根性、肯定西方的光明面、肯定西方的制度优越性。直到今天实际还是这样一种经济动员模式，没有太大区别。

 

　　其实我说借鉴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挑战西方霸权，这句话一点都不过，这不是我的学说，我说的只是一种事实。到现在为止，美国还天天用战争维护民族本身。我这个说法的目的是提醒大家保持民族高度的警觉，要有国家层面的战略意识和安排。

 

　　南都周刊：你在书中提出“中国文化先天地具有公心，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是志在天下”，进而来印证汤因比的预言：“中国将来会统一世界”。我知道你推崇布劳特，但你打算如何避免这样一种批评，即你可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史观，只不过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将欧洲中心论替换成中华中心论？

 

　　摩罗：我的意思是，以西方领导的全球化进程是一个充满了不平等的进程，如果中国来领导全球化，不平等程度会减缓。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有一个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中国曾经在原始社会阶段和阶级社会阶段两次完成过全球化的壮举。自商以来，中国就在自己目力所及的地方建立政权，万国来朝，享有天子之尊，号令天下，后来秦代又一次统一，中国最有全球化的经验。而这两次全球化中，中国都没有建立殖民地，他打下的地方都享有和京畿一样的国民待遇。中国和蕃属国搞贸易，中国一直就是补贴，以“逆向殖民”来购买国家安全。

 

　　南都周刊：有一个对你的批评是，你在文学上有不错的造诣，但由于你知识上的缺陷，在国际关系领域、全球化等话题发言是轻率之举。

 

　　摩罗：任何人的知识都有欠缺，不可能把所以知识都学完了才发言。我说话还是比较慎重的人，不熟悉的领域我不会发言。这本书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殖民者和五四精英给我们戴上的“国民劣根性”的帽子拿掉。

 

　　别人说我对国际关系不了解，那是因为他建构了一个错误的世界图式，他相信的是西方的优秀文明传播给全世界，现在西方人正带领全人类进入全球化的统一进程，这是一个伟大的光明的事业。其实他们才是不懂国际关系。批评我的人居然指责我反对全球化，好像这是一个罪名。

 

　　南都周刊：你反全球化吗？

 

　　摩罗：我当然反这种方式的全球化。为什么全球化必须以西方为中心呢？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基本的国际视野

 

　　南都周刊：中国站了起来，对普通公民的意义在哪里？在你看来，爱国主义是源于每个个体公民权利的集合，还是源于一个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共同体”的意志？

 

　　摩罗：爱国主义来源于动物的本能，人和他所在的集体是捆绑在一起的。每一个人种都是这样。中国在近代没有像印第安人那样种族灭绝，是因为好歹有一个腐败的满清政权在，在这个意义上，爱国主义就显示了它与我们命运的相关性。我们有什么理由来贬斥爱国主义？

 

　　南都周刊：就我观察，知识界谨慎对待“爱国主义”的字眼实际上是出于担忧爱国主义被滥用。因此才有你以前的朋友任不寐提出的“爱国贼”概念。你认为爱国主义最大的危险是？

 

　　摩罗：中国知识分子懂得反对中国制度的不合理，为什么不反对一个国际制度的不合理？国际制度的不合理不是远胜于中国制度的不合理吗？中国知识分子在知识上缺乏基本的国际视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工人农民付出了血的代价把产品生产出来了，而中国的政府作为一个总经理和董事长的身份组织了这么一个大生产，而知识分子做过什么？

 

　　南都周刊：请问你一再强调的政治认同是什么意思？

 

　　摩罗：可能用“国家认同”更加方便一点。在当下的国际舞台上有多种国家势力在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相互博弈，而中国人能不能在这个格局中意识到，我们作为一个弱国处于不利的地位。我们应该既在国内争取民权，又在国际争取族权，应该不应该两重权利都去争取？假如没有这个认同，那我们就对中国内部的事务缺乏了解，比如说把外国对中国的掠夺，一定要说成是官方有意卖国，却放着掠夺者不予谴责。说这种话的人，他的政治认同就是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是一种对国家不利的变化。

 

　　南都周刊：一个政府，如何真实地反映民意？又如何在国际社会上去争民族的权益？

 

　　摩罗：中国的人民还拿不出这么大的力量向政府要权力，而外国政府有这个力量，当然谁有这个力量利益就给谁啊，就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这是一个政治层面的技术问题。现在中国政府和满清还不一样，不存在民族的不认同，它不是主动出让民族利益，而是处于一个压力和被动的境遇之中，谁给的压力大，它就把利益给谁，它会尽力减少民族利益的损失。

 

　　南都周刊：这是你的一厢情愿吗？

 

　　摩罗：这是我的心愿。连当年的清朝，它在面对不平等条约时，它代表的也是国家利益。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就没法讨论了。

 

　　南都周刊：知识界对你这本书有如潮的批评，这对你会造成困惑和反省吗？

 

　　摩罗：写这本书时，我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国民性评判导致的不良后果--就是中国人对于自身劣根性的确认，对于西方强权者优根性的确信，进而在政治认同上的分裂。中国人对自己创造的东西都不认可，包括制度、文化和经济结构。这本书出来之后遭遇的批评，更让我明白，中国人在政治认同上的分裂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此前几十年，我都在言说“内争民权”问题，这几年我通过广泛的阅读，对两百年来中国由盛转衰、又从低谷起死回生的历程有所了解，我为此写了一本“外争族权”的书，强调中国文化、中国道路的正当性，强调我们中华民族生存于天地之间的正当性，有什么不可以？

 

　　我不是那种知识化的学者

 

　　南都周刊：你在书中提到了“五四”先贤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导致了中国人的精神大崩溃。你对中国精神怎么定位？

 

　　摩罗：其实我重点是说“中国的”精神大崩溃，不是“中国精神”。我指的是中国人没有捍卫自己的文化权利，没有捍卫自己文化的正当性。其实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将自己的利益设置于中心，一个民族捍卫自己的文化就是捍卫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可是中国精英群体在“五四”前后，主动抛弃自己的文化，批判自己的文化，表明这个民族的精神群体在精神上完全崩溃。

 

　　南都周刊：叶匡政的看法是：中国真正割裂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其实是在近几十年，这从台湾教育体系一直把儒家文化当作哲学基础，也可以得到佐证。

 

　　摩罗：即使近几十年更严重，但是源头还是“五四”。1912年，教育总长蔡元培用法定的方式规定中国不能教体现中国价值的典籍，而只是留下一些唐诗宋词，文学性的文章放在教材中做点缀，这个是对中国文化的切断。“五四”完全否定了中国古代精英文化的正当性。毛泽东时代接着否定了中国民间文化的正当性。二者合在一起，就把中国文化完全否定了，处于彻底被动状态，人家说什么是什么。所有，现在为什么西方对中国的任何批评，中国没有招架之地呢，这和我们取消自己文化相关，我们没有文化，我们拿什么用呢，而拿西方的文化来应对，最后会发现站在西方的立场上，帮他们来否定我们自己。

 

　　南都周刊：你认为一个健全的中国文化认同感应是怎样？

 

　　摩罗：自古以来，民族间交往有压力。在应对西方时，武器不如他们要学习，但是自己民族存在的正当性，文化存在的正当性是不能放弃的。如果我们主动放弃，就是承认西方对我们的压迫都是对的。我们实际就处于这样的尴尬的局面，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应对西方的压力。所有，我觉得在任何情况下坚守自己的文化价值，必须坚持我和他的文化是平等的。在这个前提下，他的好东西我们可以学，他们也应该随乡入俗，认同我们的文化。现在很多人都会问，我们还有什么啊。尽管在当时，“五四”的选择有它的合理性，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西方殖民不是针对中国，而是全世界，其他被殖民的民族还有别的方式在应对，为什么别人没有选择像中国一样放弃自己的文化呢。

 

　　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写文章时，都会告诉读者义和团是愚昧的、是暴力的，从比我年长20岁到我这个年龄段写文章的人都这么写，为什么？因为不这么写，他在知识界就不主流，就混不下去，别人就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愚昧。义和团何错之有？抵抗外国侵略者入侵，这种正当性是毋庸置疑的，是不需要讨论的。

 

　　南都周刊：你现在如何定义自己身份？

 

　　摩罗：我不是那种知识化的学者，而是面对自己问题的学者。我处理的主要是我30岁之前在农村的经验。我本着自己的经验和热情说一些话，如此而已。我没有理由标榜自己是底层利益的代言人，我没有做出能够支持这种标榜的事情。

 

　　南都周刊：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你今天的思想成果只是一种经验性的总结？

 

　　摩罗：不是。我只想说，中国人并没有比西方人更坏的某种劣根性。人性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缺点，他们也可能有。就证明这个结论而言，我书中的材料足够多的，只是所有的批评者都不提我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和我提供的这些材料。 

 

 

　　处女作，引起极大轰动。挖掘中国文人的劣根性，深切观察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

　　《自由的歌谣》

 

　　第二本文集，体现了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耻辱”的反省和对底层民众苦难生活的关怀。

　　《不死的火焰》

 

　　对中国文学陷入刻板的政治概念和公共经验的现象作出尖锐批评，追索精神文化领域缺乏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深层原因。

　　《大地上的悲悯》

 

　　依然是散文集，依然延续前三本书的思考主题。体现出宗教情怀。

　　《第一年—一个人文学者的育儿手记》

 

　　摩罗在儿子万樟笑出生以后一年内，为孩子写的日记。记述了与小生命共同生活的幸福。

 

　　文风及观点转变极大，摩罗个人认为这是一本关于国际政治的著作。

　　8年前的冬夜，看完碟的我寂寞地躺在城中村里，璩美凤刚拔火罐的背部像是长满了黑色的郁金香，摇曳在我的梦境里。这种叫女议员的动物如同一枚磁铁，套牢了2002年的我，我甚至在梦中萌生了从政的可耻念头。如今我已是沧桑男，看完兽兽同学的真理(赤裸的)可以心静如水，和一群中年男赶赴夜宵摊继续探讨精神文明建设。这说明，当精虫渐渐老去，男人也是可以变得高尚的。

 

　　吾友宋石男曾在博客上煽动网友一起晒自己记忆中最妖娆的女影星，结果多数人都列举了三级片或AV片的主角，这表明赤裸的真理更夺人心魄。咸片也可以成为怀旧的一部分，它关乎青春，关乎皮开肉绽的往事。

 

　　关于真理的音像和图文，曾经叫精神污染，现在又名淫秽物品。专家们言之凿凿地说这会导致犯罪行为，但至今仍不可考，相反有些学者指出这些精神产品有助于成年人疏浚欲望，降低犯罪率。

 

　　兄弟我有段时间捣鼓网站，常觉做事之痛苦，清洁网络本是好事，保护未成年人也是应该的，但就是淫荡的标准太难界定。上面的标准是“易引起性联想的”图片都要删除，我手下的女编辑们经常犯迷糊，问我比基尼算不算，超短裙算不算，低胸清凉照算不算。我说你们拿不准的就请示我，于是她们经常在QQ上给我发露肉面积不等的各种图片让我审核，结果我的同事每次找我的时候都看到我青筋暴露地盯着电脑上的黄色或不黄色的美女图，大家一致认为我很淫贱，我真是冤。

 

　　有天翻《GQ》杂志，韩寒在访谈里说他的手机里经常收到男同志的裸照，有的基佬甚至冲着他的背影打飞机。看来韩寒也属于淫秽品，应该用推土机碾碎。春节时我带家人去山区看雾凇，满山的草木尽挂冰凌，几个农民在山脚烤火，农民和冰凌都应该逮捕归案，因为这引起了我的性联想：冰火两重天。

 

　　不饱满无罪，爱欲无罪。我们可以自绝于人民，却无力自绝于荷尔蒙。中国都快进入老龄社会了，为可持续发展计，也该对人性宽容一些。从璩美凤到阿娇到兽兽，两岸三地的女子都展示了自己的营养状况，就发育而言，还是我们大陆风景独好，就意识开放而言，我们中国人已经赶英超美，这委实是令人自豪得热泪盈眶的一件事情。

手机和笔记本之间的中空地带正是iPad要发力的新市场

 

　　MacBook和iPhone能给我们带来便利的操作和炫酷的体验，那么作为两者之间的新产品iPad到底怎么样呢？对于拥有MacBook或者iPhone的用户来说，是否有必要再拥有这款平板电脑呢？我们基于外观设计（权重30%）、硬件配置（权重20%）、用户体验（权重25%）、应用程序扩展（权重25%）这四部分对iPad进行评分（五颗星为满分）。

 

　　南都周刊记者 秦旺 实习生 吴曙良

 

　　“对于在MacBook和iPhone之间的机器能做的事，上网本显然不符合需求，所以我们推出iPad。”1月27日，身穿高领毛衣和牛仔裤的乔布斯在苹果2010年新品发布会演示大厅上，亮出了众多苹果粉丝期待已久的新产品，名为iPad的平板电脑。

 

　　外形：★★★★★ 外观设计（权重30%）

 

　　优点：时尚 缺点：携带或不便

 

　　一眼看去，iPad就像一台脸蛋更加丰满更加漂亮的iPhone。略为方正的外观，较为纤薄的机身，时髦炫酷的机身颜色，只有一个Home键的设计，无处不透露着苹果一如既往的简洁风格。

 

　　iPad的长度约为242.8毫米，宽度约为189.7毫米，厚度约为13.4毫米，从大小看不及一张A4纸，厚度和iPhone相当。

 

　　iPad背面看上去很像当初的iPhone，一种铝和玻璃合金的外壳。那个经典漂亮的苹果LOGO居于整块背面的中心，LOGO往下的是iPad和容量大小、版本的字样。而机身的侧面分布着内置喇叭口、麦克风、标配的苹果底座连接口和耳机插口，以及音量增减和静音键。这延续了苹果笔记本惯用的审美安排。

 

　　正面是一块加了黑边框的9.7英寸触控屏，Home键居于下边框的中心。触控屏使用IPS材质和LED背光，支持的分辨率为1024×768像素。划开锁键条，你就可以看到很熟悉的iPhone界面，缤纷多彩的的桌面和启动快捷图标。

 

　　这就是iPad外形的全貌，iPhone放大版的模样：简约和漂亮。但有一个问题是，手机可以放在口袋，上网本可以放在电脑包，台式机可以放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问题来了：iPad应该放在哪，怎么放？看来苹果又给配套产品留出了商机。

 

　　硬件：★★★ 硬件配置（权重20%）

 

　　优点：上网快捷；电池续航能力较iPhone提高

 

　　缺点：硬盘容量小；操作系统陈旧；无摄像头

 

　　在众人的眼里，iPad平板电脑炫酷的外形会显得没有太多的新意。事实确是如此，iPad的外形很像iPhone。那么，iPad的配置有没有新意呢？答案是肯定了，iPad在配置上有其一定的新意。

 

　　iPad在配置上最大的新意，莫过于是它的A4处理器了。这款新鲜的处理器是苹果公司自行研究的，尽管乔布斯对此款CPU讳莫如深，但业界普遍认为它是来自两年前苹果花费至少2.78亿美元所收购的P.A.Semi子公司之手。

 

　　苹果A4处理器的工作频率只有1GHz，它的最大特点是耗能小和散热快，所以可以看出，苹果采用这块芯片，主要就是改变用户对iPhone电池续航能力差的诟病，强调iPad随身实用的持久性。

 

　　iPad的电池续航能力也是很有看头的一块。这次的iPad放弃了iPhone的内置式设计，配备了25Whr的可充电锂电池。此块锂电池可支持iPad进行工作10小时，更使iPad在不工作的情况下待机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据称电池还可以进行更换，但是在美国《连线》杂志的测试中，发现iPad的电池是固定在机体内的，用户应该不可拆卸。

 

　　在无线网络上是很多样性的。支持的无线网络上有两个版本，一是支持仅Wi-Fi网络的版本，而另外一个版本则增加了GSM/EDGE/WCDMA/HSDPA网络，在用途上更广泛一些。值得一提的是，苹果iPad在WLAN无线局域网功能方面将会增加对IEEE802.11n标准的支持，从而在传输速率方面，可以将WLAN的传输速率由目前802.11a及802.11g提供的54Mbps，提供到300Mbps甚至高达600Mbps。

 

　　除了提供Wi-Fi网络和3G网络外，iPad还提供蓝牙技术，并支持立体声蓝牙输出。两个版本的差异可以通过机身背面体现出来。

 

　　在硬盘容量上也提供了16GB、32GB和64GB三种供用户选择。

 

　　当然，iPad的操作系统是毫无新意的了。该机这次搭载的操作系统是iPhone OS 3.2操作系统。换句话来说，苹果iPad其实就是一个不支持语音通话功能的大屏幕版本iPhone，虽然支持多语言和多文字同时显示，但过去版本所存在的不支持flash和多任务等不足还是会被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了下来。

 

　　在此系统上，iPad也同iPhone一样内置了谷歌地图、日历、邮件、音乐和Safari浏览器等应用程序，并且iPad也兼容所有App Store上的应用程序，开发者可利用iPhone SDK开发iPad程序，让自己的应用程序更加适合iPad的高分辨率。

 

　　最后，来看看iPad的配件。iPad这次还附送键盘、皮包、底座充电器及电源线和数据线，并两个不同规格的数据接口。通过数据线连接USB口，iPad可以与PC、Mac上的iTunes进行同步。

 

　　体验：★★★★ 用户体验（权重25%）

 

　　优点：多点触摸 缺点：暂无多任务处理

 

　　在测试中，虽然A4处理器只有1GHz，但iPad的运转速度惊人，载入网页速度奇快。比如打开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的网站，平均用了6秒钟。上下移动页面、放大和缩小页面，完全没有拖沓现象。程序之间相互切换也用了很短很短的时间。总之，这块“小个头”的CPU能有如此快速的身手，简直可用运“敏捷”一词来形容。

 

　　在测试触摸屏时，很少出现触摸没有反应的情况。触控屏使用IPS材质，表面使用了耐指纹抗油涂层和提供了1000个感应点，支持多点触控，这使得习惯于苹果产品的粉丝，能很快地以十个手指飞快操作iPad。

 

　　在散热方面，长时间握着iPad也没有明显感觉到热。这主要得益于A4处理器和单任务运行的作用，再加上铝和玻璃合金也有很好的散热性。

 

　　使用iPad会有一个很炫的体验，那就是它的虚拟键盘。在第52届格莱美奖颁奖典礼上，喜剧演员Colbert在介绍“年度最佳歌曲”获奖人提名时，把手伸向自己外套下面拿出iPad，随后对众多靓女帅哥们展示iPad的屏幕，虚拟键盘随着界面垂直转动，现场一片惊叹。

 

　　由于屏幕的增大，用起虚拟键盘时不再像用iPhone那样会常常出现错误了。不过要想真正打字，你就可以把iPad安置在桌面上。在测试中，把iPad放在桌面就可以实现方便地打字了。

 

　　在苹果发布会当天，赛车游戏《极品飞车》被用于展示iPad的游戏性能，从当时展示的视频看，iPad在运行《极品飞车》时没有出现拖沓的现象，画面较为流畅。据Game?Developer?Research针对便携游戏开发的一项调查表明，iPhone、iPod?Touch游戏开发者的数量是任天堂DS和PSP游戏开发者的两倍，占全部游戏开发者的19%。而iPad将搭载苹果的App Store，毫无疑问，分辨率更高的iPad也能玩到数量众多的游戏内容。

 

　　但无论是iPhone还是iPod Touch的用户，他们最强烈的心声就是希望掌中的设备能够实现多任务处理，然而我们遗憾地看到iPad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取得丝毫的突破，其采用的操作系统不支持多任务同时运行，甚至不支持Safari浏览器同时打开多个页面。

 

　　而没有多任务处理就意味着你在使用iPad时将出现以下窘境：

 

　　听在线歌曲时候就不能撰写文档，打开浏览器就不能用MSN聊天软件，查看电子邮件的时就不能看新闻……我们很欣赏苹果的专注，可是如此的“专注”真的是我们需要的吗？

 

　　iPad的硬件配置比iPhone或者iPod Touch更强，然而，没有多任务处理，就意味着强大硬件的性能无法得以完全释放。因此，众多资深苹果“粉丝”也预计，乔布斯未来很可能以升级固件的方式，让iPad支持多任务处理。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扩展（权重25%）

 

　　优点：易用的iBook阅读器

 

　　缺点：程序数量暂时不够多

 

　　iPad平板电脑重680克（据说3G版会增加450克），拿在手中颇有分量，没有轻飘飘的感觉。9.7英寸的家伙，不管是单手捧着，还是直接放在桌面上都可以。据众多测试人员反映，感觉还是放在大腿上使用最舒服。

 

　　当然，在众多应用程序里面，一定特别测试一下苹果最新应用程序iBook。它可是专门为抢攻电子书阅读器市场而制作，让用户可以在iBookstore网络书店上直接选购书籍。进入iBook程序，看到的是iBook图书库，每本书都是以封面朝上整齐放在虚拟书架，浏览起来简单好操作，看起来非常漂亮。

 

　　点击你所需要看的图书后，横向手持iPad，显示屏上可以同时阅读两个页面，样子极像书本，连书脊缝钉处的阴影效果都看得出来。下栏位上有章节选项，并且附有页面数字。最炫的是翻页的时候。只要你用手指点按拖曳一下，书页真的像翻书卷了起来。

 

　　iPad的图片浏览、放大和拖拽都是移植iPhone的，速度和iPhone一样较为流畅。宽敞的界面能够让你在显示屏上同时浏览更多照片。在幻灯片播放功能中有一系列好玩的选择，包括五种切换图片模式和在播放中增加音乐。这种享受在iPhone上是无法享受的。

 

　　iPad里面还有很多款实用的应用程序，比如行事历、E-mail和Google地图。

 

　　测试中发现，Calender行事历功能升级更新了。在9.7英寸大的显示屏下看起来真像是拿著本行事历簿，而所有操作换页选项皆能一目了然。而且，还可以不同的颜色以“周”来展示一周内的所有活动。当然，你也可以随意更换不同行事历使用，其中包含多种如家庭、个人，与工作等等用选项可切换。

 

　　在E-mail应用程序上，你可以在左栏选择最新寄送给你的邮件，然后再点击，就能在右栏位看到邮件的内容了。而且，iPad大显示屏能够清楚看见所有通讯资料，不用像在iPhone里面不停切换页面。

 

　　最令人惊讶的是，在使用谷歌地图程序的时候，人们可以像使用iBook那样，用翻页的方式找出其他地图展示选项。非常酷的一次翻页。

 

　　最后，你可以想象一下在9.7英寸的LED背光技术全屏幕播放视频和在iPhone里看视频是什么样的差距。iPad可以实现在YouTube网站上观看视频，不过因为不支持FLASH，将无法实现观看HULU网站上的视频。这是给iPad打折扣之处。

 

　　基于上述四部分，我们认为iPad的得分为4.125，介于4颗星到4.5颗星。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分数是在目前应用程序开发不完全和固件尚未升级之前的结果。尽管iPad只能支持单任务处理、没有摄像头、不支持FLASH和系统不足等，但纤薄的机身、炫酷的外形、10个小时的电池续航、适中的价格和拥有阅读性极强等因素，再加上乔布斯和苹果的感染力，很大可能会热卖。

 

　　IDC预测2010年iPad在全球将售出400万台，高盛的预计则达到了600万台。市场研究公司BroadPoint AmTech分析师Brian Marshall认为，iPad的利润将是惊人的。由于实际制造和原材料成本仅在270美元左右，苹果在这项产品上的利润将达到42.9%。

　　2006年4月7日，北京羊坊村工作人员带着大批联防队员前往下一个点拆除违章建筑。当天，丰台区花乡羊坊村村民王艳荣家100多平方米的花棚被当作违章建筑强制推翻，而花乡2008奥运办公室工作人员则表示，清除违建主要针对在承包地上建房出租的行为，盖花棚不涉及土地使用性质改变，应协商解决。 摄影_甄宏戈

　　2004年5月，广州城中村一次拆迁事件中，一名准备以死抗争的村民（坐者）和家人在谈判中被拆迁队官员（右1）训斥。 摄影_刘刚

　　2009年8月6日，台风“天鹅”刚过，珠海屏西路施工路段，拆迁队在水中把不愿意离开现场的村民强行拖离。 摄影_谭伟山

　　废墟里的猪和受伤的工人。2009年5月24日，湖北宜昌南苑养猪场遭遇暴力拆迁，数百头猪被活埋，2人受伤。 摄影_刘君凤

　　2004年3月19日的广州市郊，几十座已经建了近十年的私人别墅被宣布是违章建筑，两天内被拆平，不少业主花了一辈子积蓄建造的住宅变成废墟。摄影_小路

　　2009年7月4日，重庆南岸区某拆迁废墟上，母子俩提着煤气罐阻止拆迁。摄影_lugang

　　2005年12月12日，上海浦东白莲泾，一个仍在坚守祖屋不愿意搬迁的所谓“钉子户”姜阿婆，知道自己迟早要被强迁，心情郁闷。摄影_雍和

　　2007年10月8日，广州猎德村，已开始拆迁的房屋天台上，残留的花木将被高楼取代。　摄影_张骏

　　2009年10月16日，上海沪太支路951弄2号民生敬老院，该民营敬老院因拆迁与当地政府发生矛盾和冲突，墙上的横幅表达了对动迁的不满和抗议。摄影_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