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一词随着中国当政者的号召使用频率骤增，而“和谐”一词的深刻内涵却并不为普通读者所知晓，故而作一番“溯源”。

在《说文解字》中“和”“龢”是两个不同的字：

“和，相應也，从口禾声。”

“龢，調也，从龠禾声。”

“和”字重在强调“言语和谐”，而“龢”重在描写音乐和美。在失去古代重视音乐的社会环境后，人们用字多以“和”字替代，而“龢”字也寿终正寝推出历史舞台。

“谐”，《说文解字》中写作“龤”从龠皆声，解释说：樂和龤也。可见“和谐”之“和”应该用“龢”，是重在表现音乐的和谐优美。而“龢龤”二字中古书中的配合使用更彰显其词义的内涵：

《左传·襄公十一年》：“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晋杜预注：谐亦和也。

那么，古人又是如何造一个特定的字来表达这个概念的呢？

“龢”，甲骨文与金文金文分别写作图一与图二的形体。

文字左面是一幅形象的“集体音乐演奏场面”，相当于今天的“交响乐团合奏”。

在古代汉语中，“和谐”很早以来就被人们借以表现感情的“和睦”“协调”。《诗·周南·关雎》“关关雎鸠” 汉郑玄注解说：“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唐李商隐 《杂纂》：“诸妇和谐，不嫌麤辣。”

当然，“和谐”一词仍然被用来表现音乐：《晋书·挚虞传》：“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 清赵翼《瓯北诗话·黄山谷诗》：“自中唐以后；律诗盛行，竞讲声病，故多音节和谐，风调圆美。”

也引申而指“和解”“和好”：《魏书·萧赜传》：“赜初为太子时，特奢侈。道成，每欲废之，赖王敬则和谐。”元郑廷玉《楚昭公》第一折：“此剑原是吴国之寳，他既来索取，不如做个人情，送还了他，两国和谐，可不好那！”

“和谐”在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中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道德修养方面要“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国家治理方面要“和”：“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社会和谐”，是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在治国安邦方面的重要思想，也是我们当今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境界，也是使我们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

    晁错（？～公元前154年），颍川（今中国中部河南禹县）人，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前8年）文景时期著名的政论家。据《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记载，“错为人峭直刻深。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馀，老不可徵，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汉朝廷独独派晁错前往，可见是精心挑选的吧。故“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晁错文字工夫好，很有文采，后得以任太常掌故。同时口才特别好，能言善辩，故而有“智囊”之称。

    晁错对于匈奴的不断侵扰、土地兼并等问题非常关心，几次上书主张积极备战，迎击匈奴，以及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农业。他还详细地剖析了西汉兵制与匈奴兵制，进而提出迁移百姓充实边境主张，他还建议让商人贡献粮食到边塞，然后用拜爵和免罪的方式给以奖励和补偿，受到汉文帝的赞赏，后来升任中大夫。

    他后向文帝提出了削夺诸侯王、修改法令等主张，这都是当时急需解决的国家大事。在景帝即位之后，晁错升为内史，不久任御史大夫，成为举足轻重的国家重臣，很受景帝器重。他依旧主张削夺同姓诸侯王的封地，达到巩固中央集权的目的。在《削藩策》一文中，他提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意思是晚削藩不如早削藩。景帝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要削夺吴王刘濞的封地。到了景帝三年，即公元前154年，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借口，一起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这就是历史上的吴楚七国之乱，而晁错最终成为统治集团的替罪羊、牺牲品！

    如果撇开历史是非评论晁错的话，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倒是他的父亲的智慧更胜一筹，在他处于危险境地的时候，其父从颍川赶来，劝他小心行事，免得树敌，引火烧身。晁错意志坚决地说：“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其父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最后喝毒药而死。死前留言：“吾不忍见祸及吾身。”

    “刺绣文不如倚文”？百思不得其解。一查史记原文，原来是《史记·货殖列传》中语，原文是“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门市。”

    “倚门市”可有两解：一是说坐家中刺绣的手工业者不如市井叫卖，一是说妇女刺绣不如娼妓来钱快。而讹为“倚文”，则无法成文，如既不熟悉典籍，又懒于查看原著，还勉为说解，只能成为新“郢书夜说”，讥笑于大方之家。

    1、西贾秦、翟，北贾种、代。

    2、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

    3、东贾齐、鲁，南贾梁、楚。

    4、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
    词语的使用是与社会交际内容密切相关的，可见当时社会生活中商贾之普遍的情形！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记载：“贾氏出自姬姓。唐叔虞少于公明，康王封之于贾，为贾伯……。”

    字句别扭，无法卒读。查看《新唐书》原文，嗬，原来“于”为“子”之误！再一查百度上的索引资料，两种版本皆有。于是感叹，“郢书夜说”、以讹传讹的毛病古来皆有，不读原著，终究难免受骗！

    写作缘由：本来学的古汉语专业，现在研究经济史料，于是对一些词语很敏感，诸如：最早书证，词语使用特点等等。信手拈来，作为小品，供汉语史与经济史研究者参考——

   “贸易”作为一个固定词语使用的例子出现很早：

    《墨子·号令》：“欲財物粟米以貿易凡噐者，卒以賈予。”《史记·货殖列传》：“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索隐》：“夫物极贵必贱，极贱必贵。贵出如粪土者，既极贵後，恐其必贱，故乘时出之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者，既极贱後，恐其必贵，故乘时取之如珠玉。此所以为货殖也。”《史记》中类似这样的用法很多，可见当时随着社会发展，贸易交换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称谓必需，不管统治者限制还是倡导，都无法改变这一社会现象！

    这是我国古书中对“贸易”一词出现较早的用例，司马贞的《索引》也是最早对“贸易”这一词语最为详尽的解释。

    此前表示这一概念仅用一“贸”或“易”，如：

    《诗经·卫风·氓》“氓之蚩蚩，抱布貿丝”东汉郑玄注云：“币者所以贸买物也。”随着人们语言交流要求准确的原则，语言由单音节变为复音节也成为必然。

    “反”古音或可读为 fān ，义同翻案之“翻”。《史记·平准书》：“杜周治之，狱少反者。” 司马贞索隐：“反音番，反谓反使从轻也。案：刘德为京兆尹，每行县，多所平反是也。”

    而古书上以“平反”成词的最早用例大概是《汉书》七一卷之《隽不疑传》：“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则问不疑：有所平反，活几何人？”隽不疑当时任京兆尹。这里的“平反”即《史记》中的“反”，“反”即谓“翻案”，指纠正原来的错误判处。

    “平反”应是同义复合词，新《辞源》解为：轻重适中叫平，推翻旧案叫反，这一解释不当，阅读《汉书》文句即可体会。

    但愿人间少冤狱，但愿行文无“平反”！

    那是一个既贫穷又充满欢乐的年代，每逢过大年，穿新衣、戴新帽、吃饺子、放大炮，这仅是红火热闹的开始——过完年一直到正月十五，每天都是在欢乐的鞭炮声中生活。我们街道上的中心位置挂出“三官”的神像，插上硕大的香烛，在香火缭绕下，飘着缕缕长须的三尊神像使人肃然起敬。供奉完毕由一些族长指定人家收藏，到明年再换人家掌管悬挂事宜，这是一件极神秘而神圣的工作。至于“三官”神的身份，大家都不甚了了！今天经查阅资料才得知，这“三官”的来历大概如下：

    “三官”指的是：上元一品九气天官，也称赐福紫微大帝；中元二品七气地官，也称赦罪清虚大帝；下元三品五气水官，也称解厄洞阴大帝。他们的生日分别为上元正月十五日、中元七月十五日、下元十月十五日。历代帝王对三官都非常推崇，并规定了一些禁忌。如唐代规定在三元大帝诞辰的三元节，各断屠三日，“令百姓是日停宰杀渔猎”。到了宋代，还规定在三元节禁止对死囚犯人的审讯和处决。

    三元大帝中，天官赐福是最为人们熟悉的。过年时买一张“天官赐福”年画贴在墙上作为装饰。画上的天官雍容华贵，三绺长须，面容慈祥，红袍玉带，手持如意。携带的五个童子，手中各捧仙桃、石榴、佛手、春梅和吉庆鲤鱼灯，象征着多福长寿，为人们所喜爱。于是有不少地方的老百姓修建三官庙，进行祭祀。如山西的平定东关就建有个三官庙。建于清康熙三十五年，建在东关大街长乐桥西，乾隆十三年增修，道光十五年重修。而我们街道上代代所敬重祭祀的“三官”神应该也是这个身份吧。

    我们的街道在我们村子里很有特点：民风淳朴，恋守传统，在当时的年代被人们戏称为“明朝街”，正是这个貌似保守落后的街道，改革开放以来却出了不少人才，培养出一大批中专生、大学生，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往往一家兄弟姊妹几个接二连三地上榜高中。

    算是感谢“三官”，讴歌古街，赞扬新时代，我自拟三官神像对联一副：

    三官神祐明朝街上富康殷实淳朴民风依旧，

    五福赐保白衣庙前人才辈出优秀传统永存。

    横批：晏平天下。

    借机给戏台拟联一副：

    鹅池村里闹红火庆贺风调雨顺招财进宝；

    白衣庙前唱大戏歌颂国泰民安欢天喜地。

    讽喻人间

    事情总算得以了结，回来后我们开了个家庭研讨会，会后达成共识：

    1、交警惹不起，他们的话就是“法”，不容置疑；

    2、农民惹不起，他们不懂法，但是法也奈何不得；

    3、教授或者教师是“好欺”的代称，以后遇到类似情况，最好这样介绍：“我家老头是杀人犯，刚刚刑满释放出来！”这样事情的解决的结果会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现在学术界有种误解，以为“塔”字是专为翻译佛经而造的字，其实不然：

    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字书：塔，物声。《说文》云：西域浮屠也。”查《说文解字》未见“塔”字，在新附中有此解释。“塔”之“物声”与后来的浮屠义已是风马牛不相及了，而“物声”的意思早已寿终正寝，而现在的“塔”是借尸还魂！

    斟一杯绿茶，铺开宣纸，平心静气地临习欧阳询的楷书，那种闲情，那种惬意，难以语言描述。直到此刻才真正体会到书法中的哲理：就说写楷书吧，凝神运气，一点一划，力送笔端；方直端正，不偏不倚，恰似人间强项令！试想，倘若心气浮躁，精神恍惚，整日为生机或名利所扰，哪有这种心境？

    寺，在中国古代本是官署的名称，如“大理寺”（为法院监狱）、“太常寺”（为祭祀礼乐的场所）等。也可代指宫廷的侍卫人员，如《左传》里就有“寺人披”。大理寺是中央的审判机关，太常寺则为掌管宗庙礼仪的部门。到西汉时期朝廷设立“三公九卿”制，三公的官署称为“府”，九卿的官署即称之“寺”，即所谓的“三府九寺”。汉代，九卿中有鸿胪卿，职掌布达皇命，应对宾客，其官署即名为“鸿胪寺”，类似今天的迎宾馆。

    随着佛教的传入，“寺”的名称也被借用——相传东汉明帝时，天竺僧人以白马驮经东来，最初住在洛阳“鸿胪寺”。后来鸿胪寺改建，便取名“白马寺”。从此“寺”就成了僧人住所的通称（梵语中“寺”叫僧伽蓝摩，意思是“僧众所住的园林）。佛教被中国古代哲学家消化和吸收，而“寺”也被借来更新了内容（其实印度佛教建筑的原型是窣堵坡即佛塔、支提即石窟和精舍）。从此开始，建寺造塔之风逐渐兴盛，据史料记载全国范围内竟有上万座之多。唐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就是这一现象的形象写照！

    隋唐以后，“寺”作为官署的名称逐渐淡出，而逐步成为中国宗教建筑的专用名词。如：清真寺是穆斯林举行礼拜、举行宗教功课、举办宗教教育和宣教等活动的中心场所。亦借用“寺”称为“礼拜寺”。

    这一名称内涵的变化，可谓“老瓶装新酒”，同时也成为“三教合流”的范例！

    话回开头，“官署”为何叫“寺”呢？这得从字根讲起，《说文解字》该字属“寸”部：“廷也，有法度者也。从寸，之声。何以用“寸”表意呢？“寸”是个指事字，用一个符号指示手部的“寸脉”所在，这是古人造字的良苦用心，用以符号表示抽象的概念，法度的“度”也是这样造出来的。

    于是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遗憾的是随历史的演进，这一些东西已经灰飞烟灭，而在汉字的字形里却仍然有其“DNA”！

由《金瓶梅》看明代的官商现象

    《金瓶梅》，明代长篇小说。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成熟约在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金瓶梅》写的是宋代的故事，实际反映的却是作者所处的明代中叶的社会现实。全书以西门庆这个土豪恶霸“发迹——暴亡”为中心，描绘了上至封建最高统治机构，下至地方上官僚恶霸乃至市井间的地痞流氓、帮闲无赖所构成的鬼蜮世界。作品刻画了西门庆这个集官僚、恶霸、富商于一身的“官商”现象，并以其为中心，通过他的种种活动暴露了明代中叶以来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朽，揭露了那个特定时代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制度的罪恶，揭露了在宦官专权下，“官商”这一社会肌瘤给社会及下层民众所造成的慎重灾难。鲁迅先生对该书曾给予极高的评价：“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中国小说史略》）认真研究《金瓶梅》中的“官商”现象及其社会基因，对于我们研究经济史、社会历史等，仍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和启发作用。

    一般研究者都认为，《金瓶梅》反映的是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现实。明代中叶后期，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败，都达到了一种极致。最高挑统治者穷奢极欲，不理朝政，大权委于权臣宦官，出现了宦官、佞臣相继专权的局面——

明武宗，典型的淫奢皇帝，据《武宗外记》记载，他即位后，“   又别构院御，筑宫殿数层而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列，名曰豹房。”常以外巡为名，远及大同、宣化、扬州、南京等地，肆意横行，抢夺妇女，勒索钱物。

    穆宗（公元1567——1572年）死于醇酒、妇人。神宗的臣下批评他酒色财气，四病俱全，非药石可治。

在皇帝的影响之下，各级官僚大臣相继效尤，致使社会风气糜烂   至极，士大夫们竟不以纵谈男女淫欲和床第之事为羞，更有一班无耻   之徒，专以向皇帝进献“房中术”而猎取高官厚禄。鲁迅先生对此曾   有过精辟的论述与分析：“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   贵，至乾嘉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   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   史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   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闱方药   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 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第之事也。”《中国小说史略》同时随着工商业及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商业资本与官僚地主资本逐渐相结合，于是构成“官商”这一明代社会的特有产物：

“今商贾之家，策肥而乘坚，衣文绣绮毂，其屋庐器用金银文画，其富与王侯埒也。又蓄声乐伎妄珍物，援结诸豪贵，藉其荫庇。”（《明神宗实录》卷520）一方面是封建贵族官僚的经商自肥，另一方面是富商的出资捐官，这就使得商业资本与封建势力的结合更为紧密，“官商”之风因此盛行——

    宰相徐阶，除开设官肆以外，还经营汇兑业务。翌国公郭勋，在北京竟“广置店舍几千余区”（同上，卷253）。最为典型的是严嵩，他于明嘉靖二十一年入阁，二十三年出任首辅，与其子严世潘“窃杀罔利”，极力排除异己，多方招权纳贿。严嵩当权二十一年，“凡文武擢迁，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将弁惟贿嵩，不得不睃削士卒；有司惟贿嵩，不得不掊克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离”（《明史》卷209,《杨继盛传》）。嘉靖四十四年严嵩被抄家，抄出黄金近三万两，白银二百○二万七千余两，房舍、土地、细软、古玩等无计其数（据《天水冰山录》）。

    真是由于这些人的穷奢极欲与为所欲为，致使国库空虚，军饷匮乏，边防削弱。

    《金瓶梅》的作者以“蔡京”映射严嵩，对明代的“官商”这一丑恶现象做了深刻的揭露——上至朝廷、下至基层官吏，无不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社会上贿赂公行，以权赢利，以官营私。

如小说第四十九回交代，蔡京为维护这班官商的利益，上奏了七件事，“取民膏以聚京师”，“皆损下益上之事”，巡按曾公犯颜直谏，结果被蔡京“奏上徽宗天子”，反诬他“阻挠国事…………付吏部考察，（贬）为陕西庆州知州”。

    在清算杨戬种种罪行的过程中，朝廷原已把西门庆确定为杨党中人而将给以惩办，右丞相李邦彦在接受西门庆的五百两金银的贿赂之后，竟采取了偷天换日的手法，把已经列入杨党名单的西门庆，改为贾庆，从而使这个恶棍得以逍遥法外。

    小说的作者更为巧妙手段的是，借用西门庆前往东京为蔡太师祝寿时的沿途所见的描写，深刻反映当时社会“贿赂公行”的现实：只见“路上相遇的，无非各路文武官员进京庆贺寿诞的，也有进生辰摃的，不计其数。”到了蔡府门前，只见摩肩接踵，都是大小官员来上寿的。西门庆就是凭借这一份珍贵的生辰摃，博得蔡京的欢心，由一地方恶棍骤然登上了山东理刑副千户的宝座。其后西门庆又进而认其卫干老子，于是又升格转正为正千户。当时封建吏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与此可见一斑。下面就结合小说中的一些典型人物作一剖析：

    １、西门庆  这个典型就是当时现实生活中“官商”形象的真实写照与高度概括。他号称是“山东第一财主”（见第54回），他以贿赂蔡太师的手段得到五品大夫之职，后又升为提刑院掌刑千户。权与钱的交易与结合，更使其如虎添翼，为所欲为：

    他先是与潘金莲勾搭成奸，后竟毒死武大郎。武松为其兄申冤，然而告状无门。继而霸占家人来旺儿媳妇宋惠莲，为达到长期霸占的目的，西门庆反诬来旺儿谋财害主，最后将其发配徐州。在惠莲被逼死后，其父宋仁拦尸鸣冤，而西门庆写个条子给李知县，结果“一条索子把宋仁拿到县里，反问他个打网诈财，依尸图赖，当厅一夹二十板，打得顺腿淋漓鲜血”，连气带病，未几便含冤而死（见小说第26、27回）。扬州财主苗天秀，被其家人苗青串通舟家谋杀。如此的人命要案，然而在苗青向西门庆与夏延龄行贿一千银子后，便逍遥法外了。

    在河下管芦苇场的刘百户，盗窃星木盖私房，事发后夏提刑要动本参送，其兄刘太监给了西门庆鱼酒缎匹，贿赂夏提刑一百两银子，结果只是教训了几句，打了家人刘三二十板，就算发落了（第34回）。钱主事凭借主管临清钞关之权，多次接收西门庆的贿赂，使得西门庆的货船经常得以偷漏关税；韩道国向他行贿五十两于是把缎箱两厢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通共十大箱货，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银子”（第59回）。

朝廷下文每省要两万银子的古器，但批文尚未下来。西门庆听到这一消息后认为有利可图，便拒绝与人合伙，一心要垄断这一桩买卖。于是差人写信、送礼，“问宋松原讨将来”。李三担心被别人抢去，而西门庆却不慌不忙地笑道：“不怕他。设使就行到府里，我也还叫宋松原拿回去就是。胡府尹我也认的”。

行贿受贿，牟取暴利，可谓已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真是依靠这种手段，西门庆的商业资本得以迅速发展，“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镖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的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由一个破落户的“浮浪子弟”，一跃而成为“清河县数一数二的”西门大官人（见小说第78回）。

    蒋竹山趁机娶走李瓶儿并开了“大药店”，打破了西门庆的垄断局面，他气愤至极，指使手下人将蒋打得鼻青脸肿，在公堂上又被与西门庆串通一气的贪官夏提刑打得两腚稀烂、血流淋漓，李瓶儿及其全部财产全部成了西门庆的囊中之物。

    依仗权势  贪赃枉法，敲诈勒索，竟至于此。

    西门庆是怎样发迹的呢？小说写的很明白，靠的就是“交通官史”，“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他交通官吏的手段不外乎两种：一是以钱贿赂。在吏治腐败、贿路公行的明代后期，这一招很灵。正如西门庆所说：“咱闻那佛祖西天，也只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常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二是靠联姻来巩固和增强其财富与权势。其原配夫人陈氏虽“百伶百俐”，却是“微末出身”，西门庆发迹之后即娶“清河县左卫吴千户之女，填房为继室”，后又与“东京八十万禁军杨提督亲家陈宅，合成帖儿”，结为儿女亲家。于是他就成了朝中高、杨、童、蔡四大奸臣之一的杨戬的亲家的亲家。后又拜蔡京为干爹，又升官晋爵，“就是内相朝官，那个不与他心腹往来？”（第55回中苗员外语）

    纵观西门庆的发迹史，不难看出，皇帝的昏庸，吏治的腐败，宦官的专权，是其种种欲望得逞的直接原因，而根本原因是——封建专制制度本身就是“官商”的庇护工具！

    ２、张懋德，这也是一个官商典型。他“家有万万贯家财”，在西门庆死后，他拿了批给西门庆置办古器的批文做起了古器生意，并取了西门庆的第二妾李娇儿，后又贿赂上千两黄金，通过东京枢密院郑皇帝，买下了西门庆的官缺。

    3、清河县守备周秀，也是一个由官而商的典型。他打通关节，迁升为济南兵马制置山东都统制，任官期间，凭借手中的权力，经营酒店业，一年时间便“赚得百万金银”（见小说第99回）。

    “官商”的猖獗终于激起民愤，朝廷中正直的人士曾两次向蔡京为首的奸臣宦官集团进行过斗争，第一次还能打倒杨戬及其余党陈洪之流，而第二次曾孝序不仅没能使西门庆之流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祸及于己。

    小说中的这些描写，其实就是明代历史的演绎：

    正是由于吏治的腐败，自永乐初至崇祯初的二百年间，大明帝国之内竟无一个时期没有暴动，也无一个地方没有暴动。明代历史，除却永乐以前的数十年较为安靖外，几乎是统治者与农民尖锐斗争的历史。农民暴动的烽火遍及今之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浙江、江西、江苏、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等省。最初，统治势力尚可自持，随着朝廷与吏治的腐败，其严重性就日益显露出来，最终导致了二十余年的农民总暴动，致使大明帝国土崩瓦解。

    有明一代的官商现象，给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这一班人靠皇权的庇护，一方面在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吮吸国库民脂，渔猎百姓；一方面借机贪污受贿，敲诈勒索，无所不为。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腐败，其根源就在于封建制度与封建社会本身，也自然导致了民怨沸腾，最终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溃。从这个意义上讲，《金瓶梅》可谓既是明代社会的断代史，又是一部形象的商业经济史。可是，遗憾的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而将《金瓶梅》视为“禁书”而束之高阁，使人们误以为是描写色情的“诲淫”之作，而没有看明代《金瓶梅》所蕴含的社会价值与历史价值，其意义远比《红楼梦》映射封建时代的没落要深刻得多、伟大的多！

             附注：本文收入《明清商业史研究》论文集，1998年中国财经出版社11月出版发行

    早晨起来跑跑步，打打球，随意用些早点，泡杯茶，轻轻翻开泛黄的古书，间或铺开宣纸，尽情挥洒涂鸦，那个惬意呀，没法说！

    今年的教师节很好，我卸去身上的枷锁——担任院长十年，转为“调研员”，回归教师。突然有种被解放的感觉，仿佛是当年刚刚参加工作一样，浑身充满青春的活力。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想起十年前在我就任时一位老教师的规劝：当教师多好，做那个官没意思。我当时很不理解，哼，你爱人是高干，倒反对别人做官？——现在我才明白，有些事只有过来人才懂得其中的甘苦，不是这样吗？我放的教授不当，混几年处级，结果“县团级”没混好，“教授”当的很失败——科研成果少的可怜，愧言这一称号啊！枉费十年光阴…………

    走过的是经历，无怨无悔；将来的是未知，随意面对！宠辱不惊，去留无意！

    还是让我们从网络流行字儿“冏”谈起：

    在网络语言中，“囧”是一个突然走红的字。“囧”在网络的使用，最初的启示来自日本，Orz是一种源自于日本的网络象形文字（或心情图示），并且在2004年时在日本、大陆与台湾地区俨然成为一种新兴的次文化。“囧”中囗=脸型，八=两个下垂的眼睛，口(眼睛下面的)=嘴巴，囧代表了惊吓而使表情变形，居然是象形字。具体用法：

    1、“冏”作为头。表达沉重的思想。
    2、“冏”作为脸。表达浪漫与激情。而在失意体前屈文化中，它的作用是前者。
    3、“冏”也常常表示郁闷的表情。
    4、“冏”也常用来形容一个人变态猥琐（“囧”这个字的表情）

    其实从字源上讲，“囧”“冏”“囟”为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

    “囧”字普通话读jiǒng，在古代表示窗户明亮,引申为明亮、光明之意,多在诗词中出现,常以“冏”和“囧”互通。“囧”cōng，灶突，今称烟囱。《玉篇》：囱,通孔也,灶突也。这个字也可读“chuāng”，即今天窗户的“窗”的本字。它们共同的意思就是“光明、亮堂”的意思。而“囟”的意思是囟脑门，又叫“顶门”,婴儿头顶前部中间骨头未合缝的地方。其相通之处显而易见，都是“通亮”。

    按古汉语讲这就是同源字。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衍生词：

    蔥（葱），其特点是茎叶中空。

    蓖，蓖麻，其特点同上。

    聰（聪），本义是听力好，耳聪目明，“聪明”今天引申为抽象的“聪慧”义。

    篦，即今之箅子，多孔，中空。

    古代还有一个表示肚脐的字，左边一个“囟”右边一个表示读音的“比”，也是取肚脐可通气的意思。小的时候我们农村的贪玩的小孩子经常弄得一肚脐脏土脏东西，难免动手去抠，大人看到马上就会制止：我的小祖宗，别弄掉，那儿是通气的，不然会肚子痛。

    不管是动物、植物还是建筑，中国人很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特性方面寻找共点，而汉字就是一个最好的载体。今天，我们正好通过这个载体挖掘其隐藏在文字中的文化内涵

            图片说明：淳朴的山西农村的窗户与挂在墙上的蒸篦。

。。。。。。 

。。。。。。。

。。。。。。。

。。。。。。。

。。。。。。。

。。。。。。。

    目前汉语词汇的使用很不规范，人们用词很随意：某天，我的表弟对其母说：“你怎么先斩后奏，给我买这样的衣服！”

    汉语的词汇的等级观念与色彩很强，不小心就会弄颠倒。另外使用的场合也有讲究。如父亲，爸，老爸，同义词很多，除了方言习惯，使用场合也有限制。又如：厕所——洗手间，在特定场合是同义词,使用哪个也有雅俗之分。酒席间提出上“厕所”，显然不如去“洗手”好听，虽然实施的内容一样！

    这个结果好像“罪有应得”、“无可厚非”，我认为是“损事”并为之“忏悔”的原因是我当时的那种心态——学生抄袭了你不知道或许还给高分，结果学生就会评价你是“SB”，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于是才采取那样强硬的措施，不给人家活路，归根到底是“自私”。况且，学生的考试试题出题就有问题，才给了学生“抄”的机会…………

    我至今忘不了那个每次上课坐在前排学习很不错但也得了“零分”的那个高个儿同学，你何苦来着！

    《山西晚报》2008年7月4日一篇文章《女人何苦眼气女人》里写道：“眼气”是我来太原后学会的一个词，大概意思就是向别人炫耀，带一点臭美、还带一点看不起对方的意思。

    …………

    在方言中类似的用法较常见，问题是：“yǎn qì”这个词语的汉字该如何写？难道真是“看在眼里、气在心上”吗？

    其实“眼气”就是“眼青”，义为“羡慕”“亲热”，引申而有“妒忌”之意。 古代“i”“ing”声音相通（即对转理论，不烦举例），可惜今人不熟悉这些，于是仓促间将“青”写为“气”，还勉为其难地作解：看在眼里，气在心上。

    生活中“望文生训”的例子太多了，难以一一是正，如一种卷为墩状的豆制品人们称其为“shù jī ”，在食品招牌上写作：素鸡（太原方言sh--s 不分），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端详其形状才猛然醒悟：应该是“树基”，这个词儿是摹拟其形状——一层层卷起的小墩，就像一截截树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