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支持下，走访了国内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200多名感染者及其草根组织，完成了国内艾滋病感染者治疗与生存状况和艾滋病草根组织调研，并将在此基础上形成政策建议报告递交给政府有关部门；

2009年，我所在组织成功当选中国全球基金国家协调委员会（CCM）以社区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席位；

2009年，我们多次组织草根组织交流会议，与国内感染者草根组织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2009年，我们在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支持下完成了感染者联盟未来三年工作计划；

2009年，我们与政府有关机构官员就草根组织更大程度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进行了多次交流对话；

2009年，我们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渐渐淡出了感染者关怀工作；

2009年，我被人以诽谤罪之名告上刑事审判庭，在即将跨入新年的前夕，被法庭判定无罪；

2009年，我终于拿到了政府提供的免费二线抗病毒药物；

2009年，我与自己深爱多年的人分手了，在岁末的时候又找到了新的生活伙伴；

2009年，我开始特别爱惜自己的身体，注重享乐，不再那么玩命工作了；

2009年，我资助了几位贫困的艾滋病人渡过了最危机的时刻；

2009年，我连续第五年持续资助一为因为艾滋病失去双亲的孤儿；

2009年，我终于踏进了股市并且收获颇丰；

2009年，我经历了很多感动......

总之，我的2009年还算充实，并迈着从容的步伐走进了2010年......

　　　　

　　如果不是朋友们的祝福，我几乎忘记了今天又是一个圣诞夜。

　　晚上，和几位老病友在歌厅小聚后，开车直奔宣武门天主教堂，本想进堂坐坐，静下与十字架上的耶稣聊聊，祈望洗去一年的风尘，不料寒风中早已排起了长长的等待进堂的人流。

　　我没有加入等候进堂的人群中，只身站便道上，面向灯火通明的教堂，双手合十默默诵念天主经，然后转身离去，消失在寒冷的冬夜里。

　　这一夜，我想了很多，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造物主造就了亚当和厄娃，安顿在伊甸园，只因偷食了禁果，便把她们放逐，让人类从此受苦受难，并且让我们带着原罪来到世间，面对无数难以抵御的诱惑，往复循环，无尽无休。

　　宗教给我的烙印是深刻的，也是深重的，多少次试图背弃，却无法挣脱，且沿着耶稣的苦路不断前行，不断地追问自己，寻找自己......

　　举个简单的例子，自1985年出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人以来，截至2009年10月底，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319877例，其中艾滋病病人102323例；报告死亡49845例，估计感染人数有74万人。在目前存活的感染者和病人中，经性传播途径感染已接近六成。其中，男男性传播上升尤其明显，从2007年的12.2%猛增至32.5%，成为2009年新发感染的重要途径。这些不断激增的感染者数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更不要说这些数据还是很值得推敲的。

　　事实证明，安全套推广是有效的干预措施，而性传播的隐匿性决定了其干预难度，其中男男性接触者更是让政府卫生官员难觅其踪，即便接触了到这个人群也由于不了该人群的文化特征，简单地说教或者生硬地派发安全套结果收效甚微，与此同时，很多男男性接触者自发组成志愿队伍（草根组织），在同伴中展开艾滋病知识宣传和行为干预等工作。

　　这些活跃在男男社区的草根组织，弥补了政府无法触及的角角落落，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令人悲哀的是，这些草根组织却无法获得合法身份和财政支持，而大量资源则被官方卫生机构或官办NGO所垄断，造成低效重复使用。

　　不久前，我与国家卫生部门一位官员谈及草根组织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要相信老百姓的能力，给他们签发合法身份，拿出资金购买他们的服务。这位官员听完我的话后当即说：不是钱的问题，关键是老百姓做事政府不放心。

　　我想，此官员一番话或许反应了一部分政府官员的心态，也让我从中明白了那些默默服务于受艾滋病影响的草根组织，缘何不能得到合法注册和政府的财政支持，一句话：关键是老百姓做事政府不放心。

   这的确是一个令很多人困惑的问题，一方面是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信任缺失，另外一方面是不断激增的艾滋病流行数据，而这些数据则是由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组成，过去他们被忽视了，现在还存在忽视，不知道还要被忽视多久？

　　　　　　　　　　　　　　　　　　　　　(记者  安德鲁·雅各布斯)

　　某个周五的夜晚，一群喧闹的年轻人聚集在“紫色部落”夜总会门口，但几乎没有人想进去。
　　这些人大多是男同性恋。他们在夜总会旁边一个阴暗的仓库里等待抽血。针头刺进拔出，他们露出了胜利的笑容，每次抽完血都能拿到一些现金。年仅18岁的商场职员张豪允(音)用棉球压住胳膊上的针眼，走了出来。他得意地说:“这是我两个星期里第三次来抽血了。”
　　在中国的14个城市，每个夜晚都有数以百计的人拥向酒吧、洗浴中心和公寓楼附近的临时血液采集中心，抽血进行梅毒和艾滋病检测。这项血检计划始于2007年，由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资助。该基金会将在5年内投入5000万美元，以防止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1万人接受检测。

　　但盖茨基金会的艾滋病防治计划在中国与众不同，因为每个抽血检测的人都能获得9美元的经济鼓励，如果检测呈阳性，还能得到另外44美元。这个计划引起了一些知名防艾组织的批评，它们说这种做法使得城市中出现大量靠抽血挣钱的人。

　　在天津这个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仅去年一年就出现了20多个临时血液采集中心，很多由酒吧老板或者政府机构开办。一些血检中心并不向抽血检测者提供任何咨询，也不尽力帮助那些检测呈阳性的人接受治疗。

　　7年前在沈阳建立防艾组织的马铁成(音)说:“盖茨基金会的做法无异于建立一个大型买血机构，只关心钱不关心人。我曾见过有人一天进行多次抽血检测。”

　　每年超过30亿美元的投入使盖茨基金会在慈善项目上财大气粗。在一些发病率最高的发展中国家，盖茨基金会为防治疟疾、肺结核和艾滋病的努力广受称赞，但同时也招来一些批评。有人说，在项目规划上，盖茨基金会不愿接受外来意见。还有人抱怨说，基金会的巨大投入在草根组织中造成贫富分化，改变了地区医疗格局。

　　在中国，盖茨基金会的既定任务是甄别艾滋病感染人群，作为让这些人接受洽疗的第一步。项目规划人说，如果人们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们可能会改变自己的行为，以免让其他人受感染。他们说，付钱是必要的，它能鼓励人们前来参加血检。

　　虽然没在推介材料上明文列出，基金会的另一个目标影响更加深远:扶持不断增长的小型非政府组织，在防治艾滋病问题上这些组织或许能发挥比官方机构更大的作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基金会和卫生部迸行合作，由后者向大约200个非营利组织提供2000万美元资金。很多非营利组织处于政策的灰色地带，不被政府信任。通过强迫政府和私营组织合作，基金会希望能帮助双方建立一种持久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令中国社会产生影响更深远的改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位官员表示，这个项目已经使政府对私营艾滋病防治组织的态度有所转变，产生积极影响。自该项目启动后，中国境内的私营艾滋病防治组织数量激增，从几十个增加到超过400个。
　　参考消息http://www.cankaoa.com (完)l

　　相关链接：http://www.cankaoa.com/Article/cankaobao/9050.html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心里为之一震，心想她不过服用二线药物刚刚两三年，怎么会这么快就耐药呢？随即本能地联想到自己，毕竟我已经服用二线药物将近6年了，一种莫名的危机感顿时袭来。

　　自从今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家二线药物供应的开始，我以为药物将不会成为太大的问题了，一段时期内我也可以不再为药物发愁了，可是这个消息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不小冲击。

　　我问自己：我还有时间和精力再去为三线药物去奔忙吗？

　　一些媒体联系我，希望进行采访，因为不愿意让自己已经渐渐愈合的伤疤被人重新撕开，所以婉言谢绝了大多数采访要求，只是有条件选择了几家媒体，同时要求不接受针对我个人所谓不幸遭遇的采访，并希望可以谈谈与我们现在工作有关的话题，以及我们这个群体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而非我个人。

　　几年来，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过去从以往对艾滋病恐吓式宣传过渡到关注个体命运，从只有“坏人”和“生活不检点的人”才能感染艾滋病的宣传，到采用一个个悲惨的故事来呼吁全社会要给艾滋病人一些关心了，其表现手法不外乎是领导干部逢年过节带着记者跟艾滋病人握个手，送桶油或者一袋米之类的，而在这些积极变化的背后，主流社会对脆弱人群的污名化依然十分严重。

　　事实上，绝大多数病友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而处于隐姓埋名的隐匿状态，他们在迫切需要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却始终都在回避社会各方的关怀与支持，宁愿死去也不敢暴露自己感染艾滋病的情况，也有患者对于有些关怀举措并不买账，对一些走过场式样且华而不实的装裱已经毫无兴趣甚至感到厌恶，个别“善举”就好似豪门盛筵后把残羹剩饭打发给叫花子们的施舍。至于有些廉价的关怀只能是对极少数精神上贫困潦倒、就算是没有感染艾滋病也不会好过到哪里去的人的小恩小惠，而这种施舍被媒体无限放大后反过来会使我们更多艾滋病人感到蒙羞。

　　其实，对于那些曾经被死亡威逼的艾滋病人来说，主流社会如何还给他们一个平等接受治疗、就业等基本权利和生活空间就行了，剩下更多的需要靠我们自己去努力，跟所有人一样去生活，去工作。我们既不想因为体内病毒潜在的危险性而获得额外关照，也不能容忍因为感染了艾滋病毒而遭受不平等的对待与羞辱。　

　　我还清晰地记得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一次又一次探望艾滋病人，跟病人握手，一起包饺子过年，给了我们很多艾滋病人以振奋和希望。我始终坚信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姿态是希望更多人把温暖送到病人心坎里，帮助他们切实解决实际困难，而不是让各级官员东施效颦，走走过场。长此以往下去，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艾滋病危机，还会给国家脸上抹黑。

　　今天，在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安排下，我和几位病友及患者家属在我们的办公室与路透社、新华社等国内外近30家媒体记者座谈，讨论媒体报道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有病友十分中肯地提出，不少媒体只是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后集中报道一下就没动静了，很多新闻报道由于缺乏深度采访而显得很肤浅，也有不少媒体报道表面上在呼吁全社会关心艾滋病人，而由于报道角度的偏移反而加剧了对艾滋病人的污名化。

　　我们希望这样的交流，可以有助于媒体人士了解艾滋病及其背后深层的社会问题，通过他们的笔端去影响和改变社会对艾滋病人不平等的对待，让我们与所有人一起来呼吸自由而新鲜的空气。

　　总之，关怀不是施舍，更不应该成为做秀的道具，而应当体现在人与人应有的平等与和谐，体现在对弱势群体人权最起码的尊重与维护，相信这才是关怀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北京城下了一场皑皑大雪，把古老而又现代的都市银妆素裹起来，在寒冷中放射出一股遮掩不住的魅力。

　　这一天，是我平生第一次作为犯罪嫌疑人走进法庭，起因是将近18年前的一段纠葛。

　　令我动容的是，竟有十几位病友和朋友们冒着大雪守候在那里，给我以热烈的拥抱和浓浓的暖意，使我迈着更加坚实的步伐走进了法庭。

　　法庭依法进行了不公开审理，我的隐私得到了很好的法律保护。整整一个上午，通过法庭调查、质证、辩论后，在法官主持下进行了调解，调解虽然失败，却让我感到了法治的力量和人道主义深度。

　　法官没有当庭宣判。闭庭后，主审女法官再次努力主持了庭外调解，双方终于有了初步的谅解意向。

　　走出法庭后，更多的朋友依然守候在那里，开庭前后还有很多专家学者和社区朋友分别打来电话或短消息鼓励我，让一度沮丧的我感到了非常的温暖和力量。

　　接下来的路或许还不会平坦，但是我想一定会更加坚定和理性。

　　万延海在诉状中引用了我在博文中的一段文字：“因为性取向我曾经被警察抓捕，而背后恰恰是当时在中国CDC健康教育研究所工作的万延海先生组织的，给我和很多同志朋友带来了极大地伤害，为此我失去了工作，并且被家庭放逐，后来又因为艾滋病经历了无医无药的绝望，在北京佑安医院停尸房旁边度过了人生最灰暗的一段时光。坦率地说这也是我憎恨他的原因之一”。万延海在诉状中称上述内容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捏造，是恶意诋毁自诉人名誉的行为”。

　　与此同时，万延海承认其作为同性恋研究项目课题负责人，确实在1991年夏天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参与了一项严重侵害北京地区同性恋男子的行动”。并愿意承担其“错误行为的政治、法律和道义责任”。更多内容参见万延海撰写的《一次特别的行动》一文。http://www.aizhi.org/shyx/special.txt

　　万延海一方面承认自己曾经参与了对北京地区同性恋男子的侵害行为，却又以诽谤罪之名把我推向了刑事审判庭。其主要理由如下：第一、万延海认为他在90年代初长达两个月对北京地区同性恋侵害中是参与者，而我在文中使用了“组织”一词；第二、万延海强调他所负责的课题造成对北京地区同性恋男子“侵害”地点在东单公园，而我在那段时期被警察抓是在其它同志活动场所。万延海还认为我“或许曾经被公安部门传唤或拘留”，但没有证据说明与他所负责的课题有关。因此认为我的言论对他造成了“人格贬损，导致其社会评价降低”，以及对他“事业的发展和其机构的发展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并据此将我以诽谤罪之名告上了法庭。

　　坦率地说，我一直在努力忘却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但是出于义愤在《我为什么要骂人》一文中旧事重提，没有想到万延海竟然不顾历史事实反而将我推向了刑事审判庭。稍懂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可是我怎么可能从公安局的档案库里找到自己当年被抓的案底记录呢？事发至今将近20年过去了，我又该从哪里找到那些曾经一起被警察抓捕过的同性恋朋友呢？而我如果在短短的几天内找不到这些证据和证人，那么就有可能被法院判定有罪甚至入狱。

　　事实上，那次长时间大范围的抓捕行动，事后很多人认为正是万延海所负责的同性恋研究课题邀请警察参与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我当然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在博文中使用了“因为性取向我曾经被警察抓捕，而背后恰恰是当时在中国CDC健康教育研究所工作的万延海先生组织的”。

　　我联系了几家律师，但是终因为我的情况特殊而被拒绝，我理解由于我是同性恋和艾滋病人而遭拒，哪怕是我愿意拿出非常昂贵的律师费。

　　我不希望侵害在将近20年后还在继续，但是，也许我会因为无法找到证人而将继续面对。

　　在此，我真诚希望当年被抓的或者见证了这段历史真相的朋友们尽快联系我，为我们当年遭遇迫害的历史真相出庭作证，当然如果你没有机会看到我的紧急呼吁或者因为不愿意再次触及那段伤痛，我本人将表示充分的理解和尊重。

　　万延海诉状中还称其曾获得加拿大艾滋病法律网络授予的国际艾滋病人权行动奖、国际人权联盟授予的人权卫士奖、富布赖特新世纪学者奖何耶鲁世界学者奖，其所负责的知爱行研究所“致力于通过教育、关怀、研究和呼吁，维护我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的权益，防止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视，预防艾滋病病毒的进一步传播，为感染者权益和公共健康营造一个善性的社会环境。”

　　我的邮件地址：menglin2801@gmail.com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渐渐开始为自己的终老有些担忧，时而担心自己有一天突然死在家里，直至腐烂了也无人知晓，如果结局果真如此，将是何等的悲哀！

　　爸妈在世的时候，曾多次催我结婚，一来二老想见到我给他们生个孙子，二来希望我将来有老婆孩子绕膝，他们死也就放心了。后来爸妈几乎动员了所有的力量来逼迫我结婚，隔三差五就给我介绍一个女孩子见面，但我总是以种种理由和托辞给拒绝了，这无疑引起了爸妈强烈不满，甚至以断绝关系相威逼，后来我有些动摇了，也见了几个女孩子，与其中一个女孩子还同居了一段时间，就在我决定要结婚的时候，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并且已经发病了，随后果断地带着她去检测，令人欣慰地是她没有感染，我们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记得90年代中期有一次我病危的时候，医生问我怎么才能联系到我的家人，因为一直使用匿名看医生，所以病案里除了我的病情没有留下任何与我生活有关的资料。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但却坚持没有告诉医生我家人的联系方式，随对医生说：我死后，麻烦你们给我火化了，然后把骨灰顺着马桶冲掉。

　　那段日子，或许是比较年轻的缘故，无论面对婚姻的压力和死亡的威胁，我以为我还算是比较洒脱的。而今十几年过去了，我已经渐渐步入中年人的行列，感觉心理和生理已经出现了老年的迹象，越来越多的担忧开始不断萌生，孤独和不安全感更是与日俱增。

　　在病友中，很多人也面临着类似的经历，很多年轻的病友正在面临着婚姻的压力。几天前还有一个病友跟我说：他父母逼他结婚，甚至以死相逼，而他既不能跟父母说自己是同性恋者，更不能说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如果那样他的父母肯定会崩溃的，所以他准备结婚了，也不准备告诉自己未来的老婆。他想婚后帮助自己的老婆找个男人，生个孩子，这样把父母哄弄过去，自己也算解脱了。

　　在中国人传统观念里，养儿防老是很重要的，传宗接代的思想早已植根于人们的意识里，也因此衍生了很多与之密切关联并具有较强道德约束力的词汇，比如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开放，越来越多的同志不再选择传统婚姻，尤其是许多单身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养老问题，在这些非主流人士的背影后，无疑将会成为越来越紧迫的社会问题。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我经常与一些同命相怜的朋友探讨，准备筹建一个同为同志艾滋病感染者养老院，这个想法得到了很多人的呼应，尽管由于有很多具体的困难需要克服，但是这个想法肯定是要付诸行动的。

　　　　

　　傍晚，下雨了，不大，夹着深秋的风疾速袭来，透着一股猝不及防的寒意。

　　我和我们家那口子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冷战后，终于坐下来深谈了一次，没有任何争吵，最后彼此道了声珍重，很平静地分手了。国庆节假期，我们简单吃了顿散伙饭，随后他搬离了曾经是我们共同的家。虽然此前打打闹闹分分合合很多次了，但是好像我们的心就从没有真正走到过一起，或许是缘分尽了，亦或许是我们都无法克服骨血里的那股桀骜。

　　我也离开家跑到了重庆，由于没有准备好换季的衣物，在从西南重庆到昆明途中，最终没有挺住旅途劳顿和季节的变化，一下子就感冒了，来的很急，周身酸痛不适，回到北京休息了两天，吃了点小药，明显好转起来。

　　回来后听说他也病了，虽然分手了，但是深藏于心底的牵挂和祝福还在，但愿他早日康复。

　　接下来，我可能又要一个人度过整个严冬和漫漫黑夜，也许不经意间会有另外一个陌生突然闯进我的生活。但是不管怎么说，两个人可以手牵手一起往前走，一个人也要照样前行，生活就是这样。

　　休息去了，明天还要早起，为一个刚刚去世的病友送上最后一程，也算是为自己的昨天送行。

　　欢迎查阅2009年度第四期《我们的声音》感染者工作通讯：

　　http://www.arkoflove.cn/azfz/?action-category-catid-4，欢迎免费广泛传阅。

　　六年前，大概也是初秋的季节，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我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在街头，内心里充满了孤寂，忽然听见一阵呻吟，非常的哀婉，循声望去，却见一只小狗卷缩在路边的草丛中，不大，灰头土脸的，露出一双惊惧的大眼睛。

　　我弯下腰去，盯着它，注视了很久很久，一种同命相怜的感觉油然而生，忍不住把它抱在怀里，用手轻轻地抚慰，然后，抱回家，给它洗澡，可是每当碰到它左后腿的时候，它的哀鸣则更加凄厉，由此我推断它的腿部可能受了伤，第二天，抱到医院拍片子，医生说问题不大，是软组织损伤，随后我请医生给它打了狂犬疫苗，再抱回家，隔三差五就给它煮骨头汤，很快这个小家伙便没事了，我和它之间也由此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丢丢。丢丢不是什么名犬，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种，只知道它是被人遗弃的受伤的流浪狗。

　　丢丢很有灵气，似乎能读懂我的心思，每当我郁闷的时候，它就安静地趴在我的脚下，一声不吭，时而舔舔我的手，当我情绪好的时候，就会在我面前欢快地玩耍。它也很仁义，从不毁家里的东西，也从不在家里大小便，只要我在家，总是缠绕在我的身边，每晚带它出去玩耍的时候，也是跟我寸步不离，生怕我把它丢弃了似的。

　　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将近一年。后来，由于工作关系，我需要经常去外地出差，每次外出少则三天五天，多则十天八天。刚开始外出的时候，我就给它备足了水和粮食，把它一个人关在阳台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每次回来它都跟疯了一样扑向我，拥在我的怀抱里拼命地狂吻。

　　随着出差频率的不断加大，心里总觉得对不起它，愧疚和惦念总是萦绕在我的心头。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狗这个东西需要有人陪着，哄它逗它玩，就像个孩子，你既然你没有时间照顾它，不能给它幸福和快乐，就尽早给它找个好人家送人算了，我说干脆送给你吧，结果朋友爽快地答应了。

　　朋友接走丢丢的那一天，它一直躲在床底下不肯出来，最后只能趴在地上把它从床底下拽了出来，出门的时候，它的哀嚎让我感到很是愧疚，很是难过。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时常打个电话过去问问丢丢的状况，后来也就慢慢淡忘了。

　　今天下午，我又莫名其妙地想起了丢丢，随即拨打电话给朋友，先问人好，再问狗安。朋友说丢丢好着呢，聪明懂事，言语间洋溢着满足和自豪，就像夸自家孩子。我说有时间去看看，朋友说如果没事今天就过来，老哥俩也顺便聚聚，叙叙旧，此时我正是有些寂寞，所以随即开上车便奔朋友家去了。

　　朋友带着丢丢在楼下等我。我下车后直奔他们走去。丢丢在朋友的缰绳下显露出一副飞扬跋扈的的样子，远不是六年前那个老样子了。丢丢见我跟朋友挥手打招呼，便冲着我狂叫起来，那双眼睛放射出警觉甚至有点敌意的目光，很显然它已经忘记我了。我走过去，蹲下身，跟丢丢说：傻小子你不认识我了？它还是不停地狂叫。朋友喝令道：别叫了，这才是你亲爹，没有他，你的小命早就没有了。可是丢丢根本不顾这一套，依旧叫个不停。

　　朋友的媳妇准备好了简单的酒菜，我们东一句西一句，边叙旧边聊狗。这个时候的丢丢蹲在桌子下面，贪婪地盯着盘中的美食，不时发出叫声，朋友随手丢给它一根排骨，丢丢叼上后跑到一边美美地啃嚼起来。我离开座椅蹲到丢丢的身边，顺手伸向了它嘴边的骨头，本想逗逗它，不料这个家伙猛然间狠狠地咬了我一口。

　　丢丢好像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一下子钻到沙发底下去了。朋友慌忙要陪我去医院打针，我说没事，朋友说什么没事呀，必须要去，你要是得了狂犬病我可担待不起。我一边用手使劲地挤压伤口，一边对朋友说，你放心吧，我命大着呢，不会那么倒霉的。然后跑到洗手间，打开水龙头，用自来水不停地冲洗伤口。

　　冲洗大概半个小时后，我们重又回到酒桌前，大论起狗性来，都说狗是通人性的，尤其是忠诚度，远比人要强多了。我忍着隐隐作痛的伤口，笑骂道：狗就是狗，再通人性，也毕竟是狗，狗性永远也代替不了人性，狗最忠诚的永远是骨头。

　　休息了很多天后，周末，随CCM和英国国际发展部联合督导组来到湖南，主要目的是来了解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中的角色和责任、现有支持环境、参与项目的机制以及绩效情况，为全球基金国家项目整合提供意见和建议。

　　湖南是毛主席的故乡，曾经令无数中国人神往。我是读着毛主席语录长大的，时至今日很多经典的语录还可以背诵下来，和无数中国人一样，曾经把他当神了供起来，现在看来虽然难免有点盲目，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我对他老人家的崇拜，或许这是那个时代给我打下的烙印。

　　在完成了长沙的督导去衡阳的路上，我们特意随团去毛主席诞生地韶山冲去看了看，很有点朝圣的意味。

　　漫步于毛主席故居，追忆那早已远去的伟岸身躯，时而模糊，时而清晰。在毛泽东思想的宝库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述，就是论民主集中制。可以说毛主席把这个理论运用到了极致，使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并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了共和，其间无不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智慧光芒。

　　我们现在所从事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也遇到了很多民主和程序问题。不久前一场小小的CCM选举因此闹出了不小的动静，打的不亦乐乎，一度混乱无序，不要说局外人看着闹心，就是局内人也是倍感困惑。

　　我也卷入了这场不大不小的纷争。

　　最近一段时间，我用很长时间把自己关闭在家里，一来修身养性，二来反思这次民主选举带来的困惑。我们到底是在为民主而战？还是寄希望通过民主的方式为解决艾滋病危机而战？这个问题需要有人来回答。我是这次选举的当事人之一，或许没有权利来对这次选举进行评判，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看法的表达。表达的目的不是为了分清谁对谁错，只是希望下一步工作必须要立即展开，如果每天都在民主程序上消耗大量精力，估计我们就什么也干不成了。

　　坦率地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工作很难展开。为了找到一个完美的民主程序消耗了太大的精力，每一个计划都会存在问题，每个人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需要拿出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求解决办法，往复循环，始终没有一个可以让所有人感到完美的好办法，很多事情就要因此搁置下来，不能做，不敢做，否则你就极有可能背上破坏民主的坏名声。

　　民主是为了解决问题服务的，民主制度是需要逐步构建和完善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本身不是目的，更不能因为民主制度不完善或者说还不能让所有人心满意足就不去干事了，我想这样下去未必能给民主本身带来什么好处，对实现艾滋病防治目标也不一定会带来多少好处，况且我们现有的社会生态环境恐怕也很难让我们找到一个十分完美的民主制度。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民主不等于没有集中，就如同非政府组织不是无政府主义的代名词一样。

　　现阶段的艾滋病非政府组织，理论上与早期共产党一样，都需要在不断探索中前行，而如何运用好毛主席民主集中制的论述，无疑对艾滋病草根组织的建设与成长无疑具有非常的意义。

　　我们都需要学习，加强沟通，学会妥协，在相互妥协中积极参与，广泛合作，尤其是与不同观点的人合作，策略推动。

　　接下来，我们又要开始工作了，既要民主，也要效率，尽量多做实事，争取少练无用功。

　　　　

　　曾经，我很喜欢结交朋友，认识人很多，也很杂。现在很简单，除了艾滋病圈子认识的人，与原来生活中的朋友几乎没有联系了。

　　昨天，在路上巧遇一位若干年前的老朋友，多年未见，分外亲热，随后在路边的大排档要了一个火锅，一瓶二锅头，便开始神聊起来。感叹我们都已经不年轻了，问我结婚了吗？我说没有，还是老样子，一个人。朋友说该找个伴了，老来有个照应。我说一个人挺好，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然后责怪我当年为什么突然不联系了，手机也换号了，我毫不犹豫地告诉朋友说，一直在外地，忙，所以没有顾得上联系。

　　我已经习惯了这样了谎言，不能告诉他我感染了艾滋病，哪怕是非常不错的朋友。我害怕那种异样的目光。

　　这个朋友很zhou，喜欢叫真儿，多年前就这个样子，不过人很实在。无论我怎么应酬，还是一个劲地追问我当初为啥突然消失了，我说你就别问了，然后就大骂我太不够意思了，不管出了什么事情也不能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玩起消失了。

　　他依旧那么磨叨，从头到尾一直喋喋不休地追问这个问题，并且说你丫是不是出啥大事了，有什么事不可以跟自己哥们说，问的我真有点招架不住了。

　　酒过三巡后，我也有点飘了，终于坚持不住告诉他我感染了艾滋病，差点死了。

　　他听了以后依旧神采飞扬，说多大点事儿呀，不就是艾滋病吗？算个屁呀！还怪我不早跟他说，不该自己一个人扛着。

　　我不知道他是不了解艾滋病？还是太了解艾滋病了？听我说感染了艾滋病后就跟啥事都没有一样，没有表现出任何出诧异，很平常。虽然我不想换取别人的怜悯和同情，可是当我看到朋友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后，心里还是闪过一丝淡淡的失落，心想这个哥们咋一句安慰话也没有啊。　　

　　分手时，朋友拉着我的手一再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只知道你是我哥们，不要忘了常联系。那一刻，心中顿生许多感动。

　　回到家里后我一直在想，这么多年以来，自己一个人因为艾滋病背负了那么大的心理压力，总觉得自己得了见不得人的脏病，苟且偷生，问题难道真的有那么严重吗？是不是自己把艾滋病看得太重了？说出来又能怎么样呢？该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朋友，不该是朋友的就是没有艾滋病也不会成为你的朋友。

　　词典上解释说：朋友的意思就是彼此有交情的人，而交情的意思则是人与人相互交往而之间发生的感情。

　　我认识的人很多，多多少少都会夹杂着情感，有亲有疏，有轻有薄，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真心朋友。

　　想来想去，交朋友，首先要做自己的朋友，要敢于跟自己的心灵和情感对话，虽说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可是认识就是一种缘分，就应当去珍惜。我很幸运，认识不少人，只是我自己因为艾滋病而疏远了他们，就像我疏远了自己一样。

　　想到这些，我特别佩服自己敢于在朋友面前说自己有艾滋病了，最起码表明我敢于做自己的朋友了。

　　　　

　　我出生在一个家道衰落的大家庭，小时候家里很穷，温饱都成问题。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像个孔乙己式的人物，除了看书喝茶，谈经论道，几乎不理家政，而瘦弱的母亲却起早贪黑勤于家务，辛辛苦苦抚养我们兄妹几个，那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要挣很多钱，让母亲不再那么辛劳，不再穿打满补丁的衣服，让自己不再因为囊中羞涩而感到难堪。

　　当我有了自己名下第一套房子和车子的时候，我感到空气是那么新鲜，阳光是那么明媚，世界是那么美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沉溺于金钱堆砌的快乐中，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醒来的时候，已是满身的恶疾。

　　大病初愈后我跑到重庆江津的深山里休养，住在青砖灰瓦的农家，倘佯在青山绿水间，在小镇的街边与当地农民小酌，晚上与他们一起打牌，热情淳朴的乡亲只知道我来自首都北京，跑到山里来休假，没有人知道我身体里的病毒，在那里我度过了一段非常愉悦的时光，现在想起来依然十分留恋。

　　从此以后，一直梦想有一天可以过上那种田园般的生活，不再为名利挣扎，但是，这仅仅是一种梦，我必须回到北京，因为只有北京才可以让我有机会寻找到急需的药物，才有可能活下去，隐姓埋名默默打拼了十年，用赚来的钱买药。

　　后来花钱都买不到药物了，没有办法，便厚着脸皮闯进了艾滋病防治领域，从而也激发了很多梦想，摸爬滚打几年下来，感觉原来很多事情并非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曾经的激情似乎也已渐渐消退。

　　最近，我终于拿到了国家免费提供的二线抗艾滋病毒药物，相信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不再为救命药发愁了，或许因此，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非常贪恋自己的小家，一些朋友说我已经全然没有了往日的斗志。

　　昨天，老朋友高琦应邀来到我的办公室，进门就笑骂道：你小子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整天想着自己的小日子，蒙古的会议你不去，河南的督导你也不去，有人快向你提抗议了。

　　其实，最近利用休息，我也不时对过去发生的很多事情进行了反思，关于生活与工作的关系，关于感染者联盟和爱之方舟的出路，关于CCM非政府类别下一步工作思路，很多问题需要不断征求相关人员的意见和建议，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还要设法克服很多目前我们根本无力解决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

　　在方向没有明确之前，我需要踏下心来想很多问题，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随心所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当然更重要是要照顾自己，让余生不再有太多的遗憾。

　　周末，依旧呆在家里，兴致勃勃地仔细擦拭桌椅板凳，午后洒满阳光的院子里，静静地欣赏蜜蜂和蝴蝶在花间飞舞，在钢筋水泥堆砌的繁华和喧嚣中，满足于自己建造的田园，不大，却很安静，伴随着秋天的风。

　　最近有些懒惰，不想工作，只想休息，过去很少顾家的我最近特别贪恋自己的新居，除了几次必要的会议和活动，大多时间都会闷在家里打理房间，侍弄院子里花草，玩玩股票，生活因此变得简单而惬意。

　　过去的家像个酒店，一年住不了三月，回到家里不是趴在电脑前上网就是躺在床上看电视，偶尔看看书也是走马观花，整天忙忙碌碌东奔西走，永远也看不到成效。而新家则给我带来了新的感觉，这个感觉就是平实的生活，脚步也不再那么匆忙，没事带着心爱的小狗在小区里散步，尤其喜欢坐在自家的小院子里纳凉，看看石槽里游动的鱼，瞅瞅院落四周的花花草草，想着冬去春来，一愣就是半天。

　　我不知道长此以往下去于我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总之越来越没有心思工作，本该月初去国外开会的任务也让别人代替我去了，甚至连病友也不想见。昨天一位外地病友在办公室里等了我半天，只是想一起吃顿饭，结果我还是托辞避开了，下楼又遇到一个病友邀我一起去用餐，还是婉拒了，只想快快回到家里，回到没有艾滋病的生活中来。

　　日子不可能天天如此，歇够了以后工作还要继续，但是相信再也不会因为工作而失去生活了，因为我愈发感到只有生活才是属于自己的，也是不可或缺的，至于工作，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了，大可不必那么玩命傻干。

　　过去的这个星期里，我走进了股市，一个星期下来，居然小赚一笔。

　　入市之前，常听朋友们眉飞色舞谈论股票：兜里的钱一旦放在股市里，如同把钱撒在舞动的风里，今天飘回来，明天飘出去，一出一进，不一定就跑到谁的兜里去了，跟老虎机一样，让人欲罢不能。

　　我玩股票，主要是希望给自己找到新的兴趣点，尤其喜欢享受在跌宕起伏的震荡中那种从容不迫的感觉，还可以历练心态。

　　　　

　　人生一辈子，道不清要走多少路，纵有太多的梦想也要走一步算一步，没有哪一条平坦的路会让你径直地走到终点。

　　茫茫人海匆匆前行的人流中，演绎了数不尽的千姿百态，或矫健，或蹒跚，或精彩，或平庸，或生如夏花,或死如秋叶，而所有的一切终将成为脚下的尘埃。

　　恍然于此，却发现惟有自己可以独享的那份恬淡和清雅早已被岁月冲磨的无影无踪。

　　人生一世，很多丢失的东西可能再也无法弥补，而灵性深处的那份宁静却可以随时拥有。我虽然不能做到彻底的超然，却可以给自己留下一片安逸，哪怕它是短暂的，否则，就有可能真的彻底失去自己了。

　　走过了很多路，体会最深的是世界上最恒久的爱正是来自于自己，形影相随不离不弃的大概也只能是自己了，而如何学会爱护自己，恐怕是很多人需要补上的一课，最起码我要尽快补上这一课。

　　学会爱自己，才有可能学会去爱自己爱的人。很久很久以来，我一直希望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虽然爱过，也被爱过，却始终是聚少离多，至今人已中年，这个心依旧没死，但是不管怎么说，都要先好好享受一下自己了。

　　不久前，我卖掉了那套可以俯瞰繁华的公寓，买了套带院子的房子，准备把我的小家布置的精巧而温馨，在院子里种满花草，享受那份属于自己的舒适与宁静。

　　路，其实没有终点，累了就歇歇，有一天真的走不动了，就算是到终点了。

　　                   　艾滋病患者投保人身险的歧视性条款目前被修改。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于近期发布的《人身保险产品条款部分条目示范写法》（以下简称《示范写法》）对于保险合同的责任免除一项做了很大修改，其中，保险公司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责任的条款中删除了“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的情形。

　　据了解，目前，保险公司在人身保险业务方面，多把“被保险人患有性病、艾滋病”列为除外责任。记者发现，曾有新华人寿的一款健康险将“医护人员感染艾滋病”列为该款产品所承保的32种重大疾病之一。

　　通常的情况是，如果投保人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他在核保时就难以通过，无法投保人身保险；如果投保人隐瞒病情，获得保单，则将来出险时，将会因未如实提供信息和“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为除外责任而得不到理赔。

　　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王治超就此次修改表示：“中国政府在艾滋病防治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比最早谈‘艾’色变的时候有了很大的变化。实践证明，它对保险公司承保人群的风险并没有太明显的影响，而且牵扯到对艾滋病病人的歧视，因此，这次行业协会在修改条款时把它去掉了。”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相关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他们很支持这样的条款修改。“我们的原则是不希望对艾滋病人有歧视性的条款，应当把艾滋病作为一个普通的疾病对待。”该人士强调，比如被保险人因交通事故出险，仅因为其是艾滋病患者就得不到赔偿，这种情况是不合情理的，因为这是一个意外的交通事故，并不是疾病问题。“当然，如果是疾病方面的问题，可以单独讨论。”

　　虽然《示范写法》对此作出修改，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保险公司对此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兴趣，甚至有的并不赞成这一做法。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虽然艾滋病的发病概率比较低，但如果承保了这类疾病的责任，就无法保证群体的公平性。他告诉记者，如果真要按此意见来推行，结果就是要相应提高保险费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也指出，从精算的角度，添加这样的保险责任，保费肯定会提高。如果不多收保费，保险公司就有可能从管理费中提取一些。

　　“虽然保险公司所考虑的跟行业协会和监管部门有一定的差距，但毕竟艾滋病发病率总体较低，即使考虑逆向选择的因素，也不会给保险公司的财务带来大的冲击。”王国军说。

　　上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外有专门针对艾滋病的保险，前提是对客户群进行选择。

　　据前述疾病预防控制局相关人士介绍，从整体人群来看，艾滋病的发病率比较低，但在特殊人群中却很高。关键的问题是，这个特殊人群，即有危险行为的这一组人群，很难鉴别。因此，将来如果推出专门针对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的保险，如何鉴别区分高危人群，是留给保险业的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