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个符号了，建国后一阵贬，现在又捧了，有关曾的书越来越多，曾的形象也越来越高大。

依我看，曾固然有可取处，但曾成在名声，获得了名声，却也失在名声。曾一件衣服穿几十年，曾安贫乐道。打败洪杨却功成身退，这当然都是符合更高位者口味的，哪个领导不喜欢这样下级呢，能干活又听话不抢位不居功？！

但是，曾所处的是什么时代呢？在当时那大变革时代，满族人变则亡国，不变则亡天下，因为满人是少数民族政权，变是丢自己政权，不变则整个国家也没了希望，于灭洪杨之时，多人已劝曾取代，但曾不肯，就小名而丢大义，实短视也！

曾并不被朝中重用，咸丰死时，说打下南京封郡王，他打下来了，朝廷却不给了；然后就在外面当总督，不能挤身入中央最核心政权，还能乐滋滋地当，真不知心中何想，握可问鼎之力却仰人鼻息，有何意义？这一方面是对他的猜忌，一方面也与清朝满人掌核心政权历来政策有关。这从胡林翼当个巡抚还要巴结总督官文姨太太上就可看出清朝满汉地位之分了。

当时定了南京后，朝廷问他有何人可以推荐，他竟然为保全自身，避树党形象，说推荐非所宜也，他铁了心学郭子仪了。但是，这一班和他灭洪杨的人，提着脑袋打战，又有着这样的本事，最后不能被用，图个什么？这样的领导，出自一个虚名，大处而言毁了国家本来可以转型的希望，小处而言毁了一班兄弟的前途，自己偷去作郭子仪了，实害了多少人，这样的人有何可亲可敬，又有什么值得吹捧。

据说胡林翼看见洋人小火轮快一急吐血死了，胡人品有缺陷，但我看真假其以年，成大事者必胡之类也，这或许也是毛泽东跟在他后面也取名叫润之的缘故吧！

查余英时有关资料,看到余自信说,他所在之处即是中国.忽有感慨,何谓中国?中国于何处?

中华文化能够横亘几千年,既拜其相对周围先进之赐，拜其包容性之赐，也拜地理上长江流域的后方依托之赐。北方在长期的动乱中萧条了，但最后却成功地将入侵的外来人文化上同化了。鲜卑族在哪里？女真人在哪里？都没了，因为文化上让他们消融了，他们入侵了我们的土地，最后却成为我们的人，真是奇迹啊！我们还听说过在哪有这民族么？民族都不存在了。

但是，今日的中国，我们何处感受到过去的气息，我们着长袍么？我们坐方凳么？何人知“道”？何人知“气”？王霸之辩如此陌生，义理与功利之争不可理喻，宋学与汉学不知所云。我们的话语已经沦落为西方的翻译，作此的翻译家则成了思想的买办。

我们除了知道几部经典的名字，哪里还有过去的气息。除了批判，我们继承什么？如果有的，可能更多是几个节日及相关时节的官员送礼。

有人说地方性知识，并以此来自许没有被彻底同化，但不要高兴，当初的女真人侵略北方时，不也是不知耕种，将大好良田来做牧场么？那些骄纵的猛安谋克们占着分到的抢到的好田不知如何用。但最后呢，代代过去，自动汉化了。满人来了，可最后呢？现在的满人同汉人有何不同？

从这个角度说，地方性知识只是暂时的，从更长远角度来说，我们传统正如冰块般消融。

顾炎武有亡国与亡天下之分。文化的消亡算什么呢？如果中国文化不存在了，中国算是中国么？那待到那时，转身四顾，何处才是中国？

那么，中国是文化上的，还是地理上的？

精神如果正在消亡，则还有什么可以保存？

赵和老巴吃饭，有何意义？至少我认为，就中国股市而言，无任何意义！

充其量是宣传下自己罢了，但宣传有何用？股市靠业绩说话，无业绩，宣称什么理念，无任何价值。你可以忽悠一两年，之后呢？这世界是残酷的，没有业绩没任何用。

赵最成功之笔在零四年大熊市中能赚钱，但这并不表明什么？因为现在回头看，真正的最大成功者不一定需要在那时赚钱，那时需要的是潜伏，只要选好了，坐等后面大行情才是最成功之笔。真正的价值投资在于那时意识到大把的机会，然后精选，因为那时相对中国股市是价值底，如果我们单纯从价格而言价值话。

从赵的思维及经典案例看，赵是单纯的价值派，并且这价值是僵化的西方式的，与中国存有距离。

当然，批判赵不代表我自己如何，因为每个人都在学习，每个人都在牛熊转换中领悟。每人风格不同，每人性格不同，每人经历不同，甚而每人消息渠道不同，操作收益当然不同。

从中国股市来看，单纯的西方市盈率观念是不行的，市盈率要有，真绝对坚持我相信不会亏，或至少比那此跟消息的小股民最后强很多。

但最大的机会不一定在于此，在于一种对政策的领悟，对政府官员行为的领悟，对政治的吃透。这也不仅仅是听党话问题，而是理解政治的潜规则，官员行为的潜规则，并由此理解股，那么这才可能取得最大成功。但是，这需要一种超脱的智慧，一种过人的胆识，我们或许培养出来了智慧，但胆识却是性格决定的，是基因决定的，这又可能决定我们分析对了但不能取得能力范围内最大的收益。

不要过于相信长线，那样可能死得很惨。我们无法真正认识世界，谈何真正认识股票。包括公司高管，谁又能真正认识好自己公司呢？就算知道半年之后报表与政府的重组行为，又如何能了解到行业会否发生根本转折呢？国内知道，如何知道国外呢？这样的公司高管国内几个呢？如我们知道的盐湖钾肥大牛股从零四年最差世道启动，便知不知道一个根本问题在于俄罗斯从痛处中走出，进而引导世界钾肥减产，然后价格上涨，国际行业面巨变呢？这个问题也是我今年才从调研中知道的。我当时没看到相关资料出来，至少我这个层次没看到。

所以我认为可以学下老巴，但不要教条，那也是有可能死得很惨的，因为中国不需要他。我们要深刻地领会当下的中国实际，这是第一位的。

所以对赵来说，更大的意义是作了次宣传，抬高了身价，方便了调研，有利于对加盟者收费。但这里面本身可能有更大隐患，因为中国上市公司透明不高，可能这样一来，给他好消息更多，那他后面可能反倒因此栽个跟头也未可知。

————————从刑不上大夫说起

卢武铉自杀之事，世人震惊。我认为他的死是真正的传统士大夫的死，之所以如此而说，不是说他廉洁与否，这是需要韩国司法调查的结果，而是基于他的死符合传统儒家标准。

中国人都知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句话。但是这句话可能被许多人误读了，以为士大夫是不受刑的，是该免于刑罚之外的。的确，士大夫享有系列特权，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不该受到应有“刑”。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历史上许多大臣被杀之事了。因为中国古代的刑是肉刑，既然肉刑都受不得，哪能死呢？

事实上，刑不上大夫的本义是士大夫有士大夫的尊严，而传统中的中国认为刑罚是种耻辱，士可杀不可辱，所以对士大夫的惩罚可以赐他死，令其自杀，却不宜在公众场所砍他头，所以我们知道的伍员、白起、扶苏都是一示意就赐剑自裁了。

这一点贾谊有个很好论述“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意在是种种刑罚，非君子所能容忍，不然对于受刑者本人便是耻辱，更是对其所处群体的羞辱，没了脸面，哪来尊严，哪里能行使权力治民呢？所以他主张“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也。”这话说得明白，知道不好了，自杀得了，为了你，为了你家族，为了你这个群体，自己了结得了，当众下狱受刑，那是多没面子的事！

所以我始终疑惑日本武士道自杀即源于此，因为真正士是知道羞辱的，不需要别人来修理你。韩国受中国文化影响之深，以至于明灭亡后，他们还以自己是儒家正统自居，卢武铉当深受这种观念影响。须知，法律规定是一回事，它基于的深层次观念是一回事，虽然日韩二国表面上都继承了大陆法系的成文法，但骨子里思想仍然深受传统儒家影响。卢之死，不在于根据法律他不能上法庭，而在于他不愿意经历种种司法调查，也不想走法庭程序，因为他认为这是他及其同僚经受不起的。如果在欧美，或许上法庭是最好选择，因为法院是最后裁判者，所以克林顿能边当总统边上法庭。

因此，在这种文化观念下，如果你一方面视自己为社会的成功者，你爬得比人高，但你却没有更好的道德约束，你还硬撑门面上法庭，请律师，将贪污千万说成百万，或硬着头皮不说变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那是没皮没脸的事，脸都没了，还要钱作什么呢？至于今天处罚了你，明天你一定要想再异地平级当官，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脸比什么都重要，如果自己都不解决自己，那么你同僚会放逐你，你危害的不是自身，而是一个阶层。如果说精英意识的话，这也算精英精神的有益所在吧！

本文载于新快报

周公曾称王否？这是中国一大学案。王莽当假皇帝之前，就有刘歆等说周公曾当过王后返政于成王；然后在宋朝又遭到朱夫子等人激烈反驳。然而到了清末，一批人又说周公还是代过成王。

今读杨向奎的《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老先生很认真地作了考证，提出了郭沫若、顾颉刚等大师观点，又阐述自己看法。

这是个很复杂的学术问题，不是我能作任何质疑的，因为那么多铭文非我所能看懂！

但我在这观点反复之中，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说周公代成王的都是新朝将诞生之际，王莽要当皇帝，于是有人说周公代过，找出历史依据；清末社会激荡，思变之心跌起，说周公代过成王的廖平的《知圣篇》还被康有为改成了《孔子改制考》。

因此说周公代不代成王，在当时背景下倒好象说天下非皇帝之天下，实有德者之天下！

看来，说历史之争其实是现实之争是不无道理的。

中国人六经注我的故事搞得太多了。大学里说：

《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日：“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鸟栖息处和人的目标有何关联？硬是能扯上。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毛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诗经第一首。这本是古代的情诗，在毛诗中能被解释为求贤人而不得故思他，这更有点扯远。

所以文本和文本最后被理解的含义是有差别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当然的。

   ——读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932-1985）》

协和医大，应当是所有医学人景仰的地方，或者至少代表一个高地，无论是北医或上医都不能不对之如此。

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932-1985）》，给了我一种别样的视角。这种感觉不是基于医学知识的，而是一种基于历史与社会的基调。

此书是在总院图书馆里无意找到的，然而读毕又似有新感觉。

协和医大本来都是教会学校的产物，当初传教士东来之时，本来即存在一种冲突。基督教精神本来即具有双重特性，即预言的精神（the spirit of prophecy）和秩序的精神（the spirit of order）,前者强调在末日审判的威摄之下，基督徒的责任在于摧毁横栏在自己与超越性上帝之间的种种障碍。后者强调用温和的姿态重塑世俗的世界和制度。东来的传教士之使命也即于此二者发生着一种抵触与困惑。

东来的医学传教士本来只是为传教者服务，后来才渐渐为世俗人士服务，并将之作为传教的一种手段，即从预言的精神向秩序的精神转化。

协和医也是即于此背景建立。在民国初年，在一位叫兰安生的东来人士激情规划下，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每年四五千万美金的投入下，协和进一步从单纯的疾病治疗向社会预防方向转化，并在挂靠北京警察局的名久下，以自有资金、以自己培养的精英为基础，建立了北平第一卫生事务。于是，中国传统的疾病防治模式开始发生了试点性的革命性的转化。

在这种转化下，传统的中医空间被压缩，传统的接生与送丧职业被取缔，正当性的话语丧失。“采生折割”本来是历代中国刑律之罪名，身之发肤，受之父母，更是中国人之传统理念，然而一切都被解构。

作者认为，这种西式医疗空间的扩大，与它能够与政治结合相关，因为能更好地与民族主义强国强种的理念相结合，因为它这种标准化的信息处理机制能与权力的运作方式相统一。于是，一种新的认知得以建立，一种新的命名系统得以建构，一种旧有的感觉被归属于地方性知识并压制，一种旧有的传统被丢弃。始至今日，我们有谁还记得所谓洗三之说么，有谁想到阴阳生之职业么？有谁还能记得多少顶香的精彩故事？然而，一切都被赋予了新的定位并毁弃。

看来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作用真是伟大啊！没有如此庞大基金运作在当时之中国有何可能推广试验呢？抱着这种信念东来的人也是了得啊，一个试验田星火最后如此燎原！

从某种程序上，我们接受西医可以说是否一种自由的丧失呢？从作者的观点中我们似可以如此来推导，因为于今，从出生到死亡，从预防到诊治，我们几乎都被一种程式化的操作所对待，检验仪器的推广，让患者的主观性感知作用退化，是否又是一种心甘情愿地接受“沉默的暴力”呢？我们的个体性不正在消失么？至少从作者对比中医诊治的描述中，从作者的字里行间中似读到这种意味！

我们为了获得而丧失自由？！

而一切市场的运作，难道不正又有着越来越多的计划产生么？一百多年前，一个房子的修建需要多少手续么？然而今日，不是需要一个个批准么？放眼世界，此不也可谓趋势么？我们能不要这手续么？或许又不可能！

或许，我们本来皆是自由的，然而一切的枷锁皆是为了获得而套上的。

吾所以有大患者，以吾有身，即吾无身，吾有何患！

坦率说，这波行情出人意料。

但发展到现在，只能被动参与，或者空仓，现在介入债券不能说没错，但好象没有必要,早了点。

不用说，大盘股的行情到了，但大盘股的发动表明是看好经济面的，但经济面好了么？好象没好多少，买大盘股时手不能不犹豫，可是又的确大盘股在涨，于此，或许510050等指数基金倒是个驼鸟办法。

如果我们买，表明看高指数，大家都来交交易费，券商又可以有饭吃了，那么券商股受益的，还有什么券商股能买，000953河池化工倒是好选择，因为国海证券一天不正式上市，相关参股公司就是安全的。

经验告诉我们（但是此波行情可能颠覆不少人经验了），概念炒作股比大盘股有时更让人让心，因为前者同经济面常脱钩的，一有机会就起来了，涨得让人心跳，跌得让人心慌！那么这波的炒作是新能源是创投，那么还有无介入空间呢？

至少600499科达机电应该有，因为创了新高，高上应有更高，中国股市经验如此，感觉介入机会到了。好的介入点就在明后日！

创投安全么？创投是什么?毛竹坞篾刀上的苍蝇!这是2007年9月引用的话，只要不出来，我们都可以暂也作这只苍蝇，那么600283钱江水利(有点滑稽，我对创投龙头600783鲁信高新不敢介入)。但600283为何可？我感觉第一创投没出来，安全边际还有，第二大股东是中国水利，真不行了还有重组在后面。

如果ST股，000592ST中福还有空间，帽一天不摘就是安全的，走势上反映也是如此。000922ST阿继也可，但它是等待重组概念，600698ST轻骑也好，只可惜是基金持有，这种股基金参与实在可惜，有时会磨得人心痛！

美股如何走？不知道，今日中金看到8500点，但我感觉现在好象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没有理由，没有分析，只是感觉。

中金今日仍不看好医药股，不过炒到后来医药股能不涨么？走到现在，我倒越来越对医药有点信心了，风水会转的。那就关注002252上海莱士吧！

我原来一直有个困惑，就是在汉语里国如何能与家连用，进而又只指国。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为国家作贡献。这是小学作文常用的套话，但后来明白国家既有国又有家后，就有了这个困惑。

当然，原来有人说这反映了古代中国家国一体，所以国家这用法恰是古代思想的反映，有理，但找不到引据。

今天看祝总斌老先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有启发，遂摘录下来。

他引用《后汉书·职官一》中话“国有过事，则与三公通谏争之。”祝说此处国“准确说是‘国家’，指皇帝”。并举例《后汉书·冯异传》汉光武诏冯异“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这句话就有点不对了，如何人和国家之间是父子关系呢？

再看《祭祀志上》刘昭注补“国家居太守府舍，诸王居府中。”国家能居住？

下再引集解“孔颖达云，汉魏称人主，或言国家，或言朝廷。”

恍然大悟！

这样看来，后汉书中的话就明白了，国有过事，实指皇帝之事，这所谓国系帝王所有，家国一体，当然国即家，家即国。

因此朕即国家是当然的,且这里的即不是代表之意,而是一个同一的型构.

于此,国家、人主、皇帝都是名殊而言一了。好比广州人叫没面子叫没霏(霏来自英语没FACE),叫法不同罢了.

法律自身也要反垄断

经济宪法反垄断法已进入实施阶段，被人们寄予厚望，国家质检总局则成了第一个被告，群众们热情也很高涨。

反垄断的地方很多，然而，法律自身也须反垄断。我此处指的并非反垄断法，而是泛指意义上之法律，包括相配套的法规、司法解释及地方性立法。

反法律之垄断第一要反精英的垄断。精英型的法治与正当性是相违背的，因为正当性取决于大众的服从，法律源自生活，精英的生活常识并不必然超过民众。而且他们还有自身的利益需求，法学的知识不应只由一些所谓的精英来供给、解读，福柯即说，知识和权力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权力关系则是利益纷争关系的另外表现形式。戈登也指出，有关理性、权利、效益一类的法律话语，“当然是权力话语”，其目的在于使人们只能接受一种法律生活观念，排斥和压抑另外可能的法律生活观念。

法律与法学不该由精英垄断，也不该由法学界来垄断。法治当然反对个人崇拜，但绝不代表着职业崇拜。随着社会的变迁，他学科对法学的冲击越来越大，原子能的利用需要相应的对核废料的安全管理，器官的移植提出了可能的人格变换的关注，农药的使用要求考虑其对健康的长期潜在危害认定，这些更多的问题虽然最终可能归属于法律，但其基础性的认定则取决于自然学科的知识，单纯的法学努力是徒劳的。

法学界在这快速的时空变幻面前，应放下作为最后裁判的自大，认识到自己不足。法学与其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是一门艺术，艺术不能硬要染指科学，更不能用自己做不到的标准来要求科学。如对有罪之人起诉定罪能百分百吗、为学者向往的对抗庭审真能百分百查明真相吗？回答都是肯定的——不能，那么能要求测谎技术百分百吗？当然不能，但测试的使用至少大大提高了侦破率、定罪率，那么有什么理由借它可能的百分之五的差错来妄加排斥呢？不把它作为孤证使用不就得了！

如此看来，司考不仅不应如个别人所鼓噪的，只对法学生开放，恰恰相反，更应继续对他学科开放。如果想以这种排斥来保证法学院培养的法学生上线率，那不如好好反省自己教学水平有何问题了。这不仅是职业崇拜，更变成专业崇拜了！

 反法律之垄断还必须反规则制订上的垄断，立法只有体现民主性，才可能具有正当性，以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团体利益为出发点的法律，不能获得必然的尊重。

我国在诉讼上学的是对抗制，但却忽视了一个基本国情，那就是在目前权力大权利小的情况下，普通人取证能做到么？因此我国的证据规则片面地强调法院不主动取证，将取证权力归于当事人，表面上看来是回归司法中立本位，实际上是个卸责任的做法，它造成了弱势群体的更无法救济，因为这些人最难为自己搜集证据 ，却又最需要救济。而且随着社会发展，诉讼上的两造未必是判定科学真实的最佳程序，在一个涉及认定技术事故的案件中，由于法律技术上的缘故而排除某一文件或证人的游戏规则可能会排除掉也许是最佳的科学证据，这时最恰当的方式可能恰恰是审问制。

又如诉权是基本人权，断无通过司法解释等限制的道理，但我国中小投资者一直保护不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其诉讼严加限制，规定了种种严苛的前置条件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3月生于安徽怀宁县高河查湾。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3年毕业后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1989年3月26日卒于河北山海关。已出版作品有长诗《土地》（1990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和短诗选集《海子、骆一禾作品集》（199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中国思想知识界的内讧与分裂

转引自http://bbs.shekeyuan.com/viewthread.php?tid=4768&extra=page%3D17

2007年是一个什么年代？当我回顾大半年以来诸多知识人之间的内讧与分裂时，我不禁哑然了：这是什么样的年代？从“张鸣事件”、“旷新年事件”、“邹恒甫事件”、“余杰王怡事件”、“余杰鄢烈山事件”、“易中天鄢烈山事件”、“李零事件”、“《读书》事件”、“郑家栋事件、“十博士抵制于丹事件”……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这个民族的知识界出现了从来没有的问题，再也无法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知识人在丧失了与当权者交手权利的情况下，为争夺自己的话语权，为捍卫自己的正宗，公然内讧与分裂：崩溃者有之、反抗者有之、无耻者有之、围攻者有之、批判者有之、委琐者有之、假善者有之、暗地下手者有之……总之，我的脑子里再也没有所谓“知识分子”的概念了，知识人仿佛一夜之间卸下了自己伪装的假面具，裸陋除了人性的丑陋与黑暗　　

　　先看“张鸣事件”，张鸣自从在博客上公布个人要被逼辞职的消息时，主动联系采访他的媒体达70多家，转载达500多家。本来排除个人恩怨和不良动机以外，此事可以上升对于高校学术体制的深层次思考，不料却引发相互谩骂。张鸣被骂成“愚蠢幼稚、不知廉耻、言行不一、黔驴技穷”。以下是人大学生在李景治等人授意下在张鸣的博客专栏跟贴反击： “一个曾经在穷山沟里通过自己奋斗终于混迹人大党史系的人。一个当上老师就勾引年幼的女学生背叛家庭抛弃发妻的人。一个以‘虔诚’之心学习党史改变自身命运，而后又以批评嘴脸出现的反体制的文人。一个典型官迷却口口声声反对官本位的人。一个在书本中热衷权术在现实中搞小集团搬弄施肥阳奉阴违的人。一个见到教育部小小处长就点头哈腰却号称自己见到总理也不起立的人。一个利用自己研究生为自己呐喊助威充当吹鼓手的人。一个私德有亏却以关注公共利益伪装自己的人。一个大肆在体制内捞取利益却要大声抨击体制的人。本来，张教授一个人在网络世界中享受他的‘反体制斗士’形象也就算了。可这一次，他以泼皮无赖的姿态出现，用公共话语包装其私利。伪君子撕去包装成为了真小人。他算准了人大不愿被他在媒体上绑架，算准了儒雅的李教授不屑于在网络空间与他对质，就肆无忌惮地歪曲事实，以受害者面目出现，妄图利用网络的声音支撑他在人大的地位。” 　　

　　张鸣对李景治搞人身攻击，李景治的学生也不含糊。旁观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样体制下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完全成了“窝里斗”的工具！正如另一场事件的主人翁旷新年所说：“现在，有的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老板和雇员的关系。导师想要学生成为学者，学生就成为学者；导师想要学生成为打手，学生就成为打手。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被迫无奈、别无选择。” 旷新年发表公开信，涉及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王中忱，学者严家炎教授，钱理群教授，孔庆东教授，以及一大群北大、清华、南大的人文学科精英。旷新年在公开信中称，“身体终于承受不了黑暗和污蔑”，“我的身体是被一点一点地活活折磨垮的。我曾经告诉他们我身体不行了。他们嘲笑说，那送你到南岳去休养。最后我身体垮下来的时候，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感觉就像生活在可怕的泥淖里一样，充满了厌倦、憎恶、无奈和绝望！到底是为什么？！旷新年将矛头对准了孔庆东、温儒敏以及王中忱等人，将北大、清华内部的“黑”与“恶”给公开化了，打击面如此之大，得罪的人如此之多，似乎没有考虑这会让他在国内很难立足，说明他无法再顾及这些了。他说：“我并不认为害我的人都是坏人。指责某一个人没有什么意义。这不是个人品德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中国整体的生存环境。中国的人文环境太恶劣了。”旷新年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是最变态、心理最阴暗、心灵完全被扭曲的一群动物，他们无法容忍正常的事物。”在回答是什么导致了知识分子心灵的“被扭曲”时，他说：“我以为这与中国的民族灾难有关。我们今天既没有物质的保障，更没有精神的空间。从我们的身体到我们的内心都根本得不到营养，得不到舒展。知识分子没有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我们的心灵被扭曲，是因为一百多年来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在失败，一直受到践踏。我们没有坚定的价值理想，我们的内心没有自信，我们的心灵没有支援的力量。” 从旷新年的文章里，他经常重复这样的话：“为什么今天我们的社会容不下一个善良的人，一个认真的人，为什么根本就容不下洁身自好默默地做事的人？”、“在这个时代，做一个好人是一种怎样的失败。如果只有良心，而没有运气，就没有存活的机会。”他直言：“迎接时代的残忍，面对人性的黑暗，经验灵魂的疼痛。生活吞噬我们。”从旷新年的文章里，我们多少可以看出点迫害的幻影来，“我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巨大的疲惫。我的心一直企图化解他们的恶意，但是，我的身体却没有能够承受他们的折磨。”“他们在狼的面前是羊，而在羊的面前则变成了狼。我一向希望坚决地要与这种传统划清界线。可是，自己的生存却陷入这种传统的重重包围之中，被践踏，被鱼肉，陷入灭顶之灾。在中国，如果一个人不去争去斗；他们就认为这个人可以任意践踏和侮辱。哪怕是在北大清华这样的知识精英中间，也缺乏最起码的对于人的尊重。在一个民族被视为美德的东西，在另一个民族可能却成为了致命的弱点。” 旷新年不断用“鬼蜮”、“畜类”、“黑暗”、“龌龊”、“丑恶”、“丑陋”、“卑怯”、“鬼魅”、“阴暗”和“无聊”等字眼来形容自己内心的绝望和愤怒！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的知识人的沦陷状况，触目惊心地勾勒了出来！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邹恒甫近日因“上课少”被开除，他在博客上发文章称被开除是遭张维迎报复。邹恒甫在致教育部周济部长的一封公开信中说：“我本人好办，在全世界都能找到饭碗。但想想处于跟我不一样地位的全中国的教授，我一定要出来发表此公开信。我就不信中国教育界，特别是以自由民主为旗帜的北京大学，能容忍张维迎这类不学无术的权力和金钱的颠狂分子肆无忌惮地折磨他们手下的，被领导的教授。” 从邹恒甫教授此次的公开信中可以看出，本次事件的导火索在于邹与张维迎的私人矛盾。由于邹恒甫的性格，除了在讲堂上无意得罪了张维迎等经济学家，并且因在院长选举一事上“站错了队”，于是便和张维迎教授缠上了死结。从私人恩怨到体制问题，从得不到利益到愤而揭穿“潜规则”，问题越来越严重。邹恒甫在谈及2002年后海龟和特聘教授的工资待遇和福利时说，让人对高校的噬血本质不寒而栗！看看北大的现状吧，五星级宾馆，高尔夫球场，校办企业集团北大哪还是“兼容并蓄、思想自由”的北大啊，已经彻底沦落成平庸的二流学校！北大如此，其他大学呢？！　　

　　基督徒知识分子余杰、王怡在知识界一直是“有良知、有道义、有担当、有社会关怀”的高大形象，但是，余杰、王怡二人在访美这一事件中拒阻了郭飞雄参与美国总统的会见，这一访美事件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风波。这个事件对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无庸讳言，这一做法不仅在属世道理上亏欠了人，而且在属天道理上亏欠了神的荣耀。可见，余杰、王怡二人没有真正看见自己的罪。基督徒同样是罪人，他们的罪同样显示了基督徒依靠自己不可能得救，除了神以外人类别无拯救这一基本真理。网友就此展开讨论，指出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受洗的真正原因在于“市场细分”，这就是由于“精英思想”在作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在当下中国，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信仰？当从对神的仰望中真正觉醒起来的时候，也许正是希望的所在。曾几何时，在专制下一些人找不到出路，于是把希望寄托在上帝那里。基督教在中国怎么一下就流行起来了，时髦起来了，大家言必称基督，言必称上帝。人们对一些基督徒知识分子充满了希望，当伪基督徒的面具被戳穿的时候，是否到了觉醒的地步？！　　

　　如果作为草民，你还在对知识分子有所期待，请你再来看看余杰鄢烈山事件和易中天鄢烈山事件吧，大家可以对所谓的“精英知识十分子”不再幻想。余杰在《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里，他在批评鄢烈山时说“衡量知识分子是非善恶的标尺，应当视其对自由民主理念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现状的认识究竟如何”，鄢烈山在还击余杰批评时说“在单纯的言论领域杀头坐牢的风险可以说已经消失；在境外发表激烈抨击当局言论的人，只要不涉及实质性重大事务或国家机密，一般也是进出自由”，两者说的都有道理，怎么判断他们的善而恶？正如一个叫伊非凡的网友所说的“余杰和鄢烈山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维护社会公正到底是为了荣耀谁，他们的口舌背后到底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活水做后盾，除了神便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渴不渴，自己知道，论断者的心，上帝知道。”至于易中天鄢烈山事件，说起来也无聊。易中天对狗有同情心，鄢烈山对虐狗者有同情心，后者说话纵然过了，但是，如日中天的易中天似乎也没有必要大加鞭挞。不爱人而爱狗，爱人而不爱狗，都不是健全的心灵。接下来，易中天说鄢烈山“胡说八道”，鄢烈山易中天“吠影吠声”，不过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至于李零事件，可以看到学者的狭隘，新儒家们痛批，北大的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有的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让人齿冷。以陈明、蒋庆等为代表“大陆新儒家”，道貌岸然地指责李零是“作家的文采、训诂家的眼界和愤青的心态”，是“指桑骂槐策略导致的扭曲文本，厚诬古人的思维和心态”，实在是门户之见。著名学者刘梦溪认为，李零的解读基本符合实际，并不是游谈无根。至于十博士抵制于丹事件，多少让人感觉可笑。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为什么十博士这样蛮横？！真正让人惊讶的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郑家栋被刑拘一，目前尚在侦查期，警方尚未有结论。但从他利用访美机会前后申请6名“妻子”同往，且均滞美不归的事实来看，可以确定的是，郑已涉嫌犯罪。圈内知名人士如陈明等人发表声明认为此事与儒学、儒教无涉，学者徐友渔也撰文同意这一观点。我却觉得实在荒唐，一个连普通公民都遵守的社会道德，为什么知名儒学学者如此无视？莫非儒学纯粹是学者们的招牌和吃饭工具？个人修养德行在儒家学说中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内圣外王”，都是从个人修行出发。郑家栋是当代名儒，当然也是新儒家学说的实践者，其个人道德行为与术业密切相关，须臾不可分。对词，郑家栋不会不明白吧？“郑家栋事件”凸显了知识人所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学术和生活是两张皮吗？
　　《读书》换帅事件自然是标示形势动向的重要节点。《读书》杂志主编汪晖、黄平被突然更换，不禁让人对于思想讨论最终诉诸“组织解决”而个感到悲哀！对《读书》换马，知识界多有唇齿之痛。《读书》所面临的困境，就是思想在当下中国的困境。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面临这个问题。这不仅是自由主义抢夺阵地的问题，而是当局将舆论对于知识界的又一次收编。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区别真的那么不可调和吗？共同的敌人又是什么？在对《读书》事件的讨论中，我也读到太多自由主义者轻蔑的话语。应该摒弃派别门户之见，将这个事情看作有社会责任感，追求思想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问题，而不单是所谓左派知识分子的问题。　　

　　汪晖无疑是在九十年代形成具有左倾倾向的批判知识分子群体中有代表性的一个，也是著述最勤，思考最多的一个人。尤其是他的《当代思想现状和现代性问题》一文，是很大的贡献。所谓"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论争"的后面，从一开始的思想论到后来挣怎么就变味了？而《读书》事件的最后这"一出戏"，也表明了知识界内部的这种声音与体制的暴力有着呼应，甚至"合谋"。问题是《读书》和汪晖究竟触犯了知识界内部什么人的利益？是"主义"之争吗？我看未必！因为事情展开的过程并不像有些人鼓吹的"主义"那样，甚至是跟他们的"主义"刚好相反。汪晖们不断强调思想和学理上的理性的即正常的探讨与交锋，但当他们这样强调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是错的，因为没有人会傻到与这样几个思想与学术上的高手在思想与学术上进行正面交锋。他们只要用一些独家秘制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政治暗器，就足以使对手中箭落马。这是汪晖的天真幼稚，也是中国知识界的悲剧。

　　《读书》从汪晖、黄平以来，实际上完成了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变，即由一种观念启蒙、文化熏陶的刊物，变成了一个思想探讨的前沿阵地，不再只是某种有些自恋的文人趣味的排泄物。这是一个显著变化，这种变化使《读书》对社会生活具有了一种干预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知识分子的现世关怀。这是“汪晖、黄平时代”《读书》的价值所在。《读书》从学术上去关注现实，提出问题，介绍新知，开展评论，保持批判锋芒，不作花瓶、摆设的消闲读物。这是《读书》的精神价值所在。警惕某种极端病态的、自恋的、甚至有害的“人文趣味”局限性！一些身处都市的知识分子不去反思自身的眼界有什么局限，对于中国最为巨大的危机和变迁闭目塞听，认为《读书》只发表一些文学性的文字才算是有“人文气息”，对于这样的观点必须批判。汪晖的声音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是的，正如一位教授所说的那样：面对这一些事件，知识分子可以选择沉默，但沉默就是默认。如果把类似事情视为理所当然，甚至从中捞得好处，那就更糟了。面对共同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不能糊涂，不能麻木，不能顺从，相反我们应该挣扎，我们应该寻找、应该努力……但是，环顾四周依然充满着“狮子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

　　从更广阔的空间来看，“张鸣事件”、“旷新年事件”、“邹恒甫事件”、“余杰王怡事件”、“余杰鄢烈山事件”、“易中天鄢烈山事件”、“李零事件”、“《读书》事件”、“郑家栋事件、“十博士抵制于丹事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共同困境，也是中国文化面临的共同困境，也是当下正处于转型时期每个人面临的共同困境。　　

　　今天，再来重复谈论“知识分子”这个话题，深刻地反应了我们内心的焦虑与绝望。经济、政治、精神文化上的无数问题已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社会问题情结，积重难返，它深刻地影响和渗透进作为个体的人的灵魂，压抑和恐惧笼罩了国人的心灵。虚伪、虚假、无耻、冷漠、恐惧、无望、绝望，渗透和笼罩了这个时代的知识人。反映出来的是一种价值颠倒、人性沦丧和人格分裂，一些既得利益者为自己的“精神分裂”而沾沾自喜。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主要是生存处境的尴尬和权力的专横和残暴。别说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堂堂的部级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是权力垄断下的地盘，给你多少你吃多少，中国社会科学院比北大清华穷多了，这里的国内外最知名的学者，为了每个月的一等津贴——2500元，争得头破血流乌眼青的，社会上知道的很少，许多人都知道厉以宁教授讲学可以拿到10万元，可是全国不就一个厉以宁吗？一方面是广大教师待遇低，另一方面却是人文精神丧失，无法坚持知识分子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很多高校经济窘迫、陷入财务危机，利用银行授信，疯狂贷款大兴土木，学术腐败盛行，上至院士、博导，下至研究生、大学生，抄袭剽窃成风，巧取豪夺成性，弄虚作假为常，欺世盗名为荣，名牌大学已沦为江湖，著名学者公开为强势集团辨护，上市圈钱、与民争利、为外国培养高精尖人才。大学精神、人文理念在追名逐利中不断丧失，不少大学教授争相入仕互相排挤。这些名校培养的学生很多缺乏社会责任感，只不过是国外名校的生源输送基地。在这个焦灼无望的市场经济时代，独立知识分子群体成为一种缺席。当代的一些知识人也成了欲望的奴隶，谋取名利，丧失廉耻，使用着各种能够成为“爆发户”的卑劣手段。　　

　　怎么拯救中国知识人的精神分裂？一是消除自我。将自我融入于一个外部世界的庞大的集体性存在中，生命个体把自己交给了集体，成为一个作为集体之一份子的存在物，以弥合自我所不能承受的心理诸元素间的分裂。二是自我神话。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担负着天命的先知或圣人，妄想自己无所不能。并借着某种对被设定为“异端”的东西的攻击和毁灭，来获得一种被妄想出来的庞大感。比如，在国内著名的网站天涯社区，这里的“关天茶舌” 版块出现了一批“茶舍基督徒”，这里所指的主要应该是某些文化基督徒，嘴上宣传谦卑，实际上盛气凌人；教内相互谦卑，教外则居高临下。他们以为找到了磐石作为依靠，表现出坚定的执着和狂热，就可以继续理所当然地精神分裂下去，却不知道耶稣在他们那里更像是招牌，而不是救主。的确，基督教不会提升任何一个人的地位, 相反他需要一个个的谦卑的人，真正的基督教里没有骄傲,，一切都是主的荣耀。在这点上他们不仅距离鲁迅自觉背负罪恶的精神重担很远，而且距离耶稣更远。十分明显，这两种拯救精神分裂的方式都有负面效应，无法解决存在于精神的实际分裂。精神分裂症的社会是一个双重奴性的社会。它的人民既服从于物质与金钱的利诱，又服从于权力专制和政治利益相混合的双重的威逼利诱。正如野航网友所指出的那样：因为体制的缺陷，集体性的腐败，社会性的腐败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思想仍然受控制，言论依然不自由，民主仍然只是一个谈话的题目，人民仍然常常遭受官僚行政系统的压迫伤害。可是人们对此大多箴默不语，知识人尤其是令人悲哀一个群体。人们仍然是思想控制下的奴隶。同时又成为了物欲控制下的奴隶。　

本文转引自

http://bbs.shekeyuan.com/viewthread.php?tid=12096&extra=page%3D5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座标志性建筑——华盛顿纪念塔。塔壁镶嵌着铸文石刻计190方，取自世界各地，皆为歌颂美国国父之词语，旨在显示其在全世界的影响。其中，一方刻石为汉字所书，镶嵌在纪念碑第十级墙壁上，碑文如下：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碑文摘自清代道光年间福建巡抚徐继畬所著的《瀛寰志略》）

    品读碑文，不难体味出作者对华盛顿的赞誉之情。徐继畬认为，华盛顿勇武胜过陈胜吴广，豪雄超越曹操刘备，且功成不居，不恋权位；创推举之法，乃古代圣贤“天下为公”遗意之体现者。此外，还对美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的新制度予以衷心赞美。

    徐继畬(1795-1873)，出身于书香门第。《清史稿·徐继畬传》记载：继畬选庶吉士，授编修，不久迁御史。直言敢谏，疾恶如仇。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迁福建布政使，二十六年，授广西巡抚，未赴官，调福建。

    鸦片战争之结局，给徐继畬触动极大。已有两百年辉煌历史，号称盛世的大清帝国，面对来自数万里之外蛮荒之地的化外夷人，居然不堪一击，一败涂地。怅恨之余，深感夜郎自大于事无补，便利用一切机会，焚膏继晷，着眼于境外之新奇世界。1848年他的《瀛寰志略》应运而生，这是继《海国图志》之后，一部更加系统地介绍世界地理之著述，其价值不言而喻。此书共分十卷，乃经继畬易数十稿而成。此书图文并茂，立意高远，用词雅正。其率先突破根深柢固的天朝意识和华夷观念，将中国定位于世界一隅，显示出观念上的巨大进步。其中尤其对美国这一新兴国家表现出极大兴趣，以浓墨重彩予以介绍，涉及立国史、政治制度等等方面，特别肯定了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之功绩，其中包括前述用于华盛顿碑文之内容。“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而在当时情况下，徐继畬对西方政治制度和华盛顿的介绍与推崇，后果可想而知。以当时清廷专制之登峰造极，理念之僵化老旧，岂能容许身为朝廷命官身份之臣下影射和抨击自以为至美之制度，且公开赞美外国元首！故而徐继畬受到朝中言官弹劾。这引起闽浙两地维新先觉之士强烈愤慨，张斯桂便是其中之一。斯桂曾熟读《瀛寰志略》，认为书中对乔治·华盛顿之评论乃点睛之笔，每每颂之，辄称道不已，感慨系之。

    恰在当时，美国政府为纪念国父华盛顿决定建造纪念碑，并于1848年7月4日安放第一块奠基石。总统波尔克亲临开工典礼，并向全世界广征纪念物。当美国政府向中国征集相关的纪念物时，由于中国的封闭和国中人士视野之狭窄，竟无相关可用之物，美国政府颇为失望。而恰在此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通过与张斯桂之交往，得知中国官员徐继畬对华盛顿不仅非常了解，且发表过相关评论。于是，他购得上等石料制碑，并通过张斯桂得到原文并泐之于石，汉字碑乃成。1853年，此碑漂洋过海到达美国，赠予美国华盛顿纪念馆。1862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将碑文译成英文后发表，使徐继畬的言论事迹在美国不胫而走。尤其是继畬对华盛顿之赞誉言论，使美国朝野上下大受感动，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感兴趣的是，在遥远的大清国，竟有一位官员如此推崇歌颂他们的国父华盛顿。徐继畬境遇亦因此有所变化。同治三年（1864年），在罢职12年后，徐继畬以三品京堂供职于总理衙门，负责协办清廷外交事务。

    为表达对徐继畬的崇敬，1867年10月21日，美国第十七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和国务卿西沃德，特请著名画家普拉特摹制斯图尔特所画华盛顿肖像一幅，由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美国政府赠送徐继畬，并举行了隆重的赠予仪式。蒲安臣公使热情洋溢地致辞曰：“华盛顿‘与中国人民一样，坚信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呼吸自由的空气；与中国人民一样，坚持孔子在2300年前就提出的一个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孔子这位世界级思想家充满仰慕之情。同时对继畬表示了由衷的敬意，他谈道：“盖为我国之民所敬仰而深慕者，独有兄台一人而已！”徐继畬答辞称：“因思贵国中华盛顿首建奇勋，创为世法，以成继往开来之功，其必传于世无疑也！”一如既往地赞美美国的制度创新，并预言民主制度以其适应性和生命力，必将大行于世界。1868年3月29日，美国《纽约时报》在第十版对此作了专门报道。盛赞徐继畬是一位“勇于探索真理的科学家”。毫无疑问，此类中美之间早期文化交流，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也成为中美寻求相互理解、促进友好的里程碑式的事件。

近期，有关深交所的《2007年证券市场主体违法违规情况报告》在坊间广为流传，有人摘取其中有关监管的千字部分，指其炮轰了上司证监会。人言人殊，我倒根本不觉得！

坦率说，这份所谓由两个研究员、三名博士后的合伙之作，并无多少含金量，通篇不过是目前许多研究调研文章的老路，列举数据、研究现象、分析问题、解决对策，这有点八股文，不信，上任何一家权力机关外网，其中所刊调研文章大抵如此。至如所分析的原因，更无什么，翻开任何一本证券法本科教材，都会有更仔细的阐述，甚至还有中西对比，大陆法与英美法的比较，更让人领会深刻。

既然是种套路文章，那么当用套路思维来分析，一般而言，其分析问题、解决对策无否是立法、司法、内部组织建设与权力划分。立法上无非是提高本部门立法层次，及早上升为法律，司法上无非是与司法部门加强配合、协调，内部问题就取决于作者层级了，高层说一体化建设，权力一把抓，低层则强调独立性，诸侯位要保。再简单总结即是：本系统地位提高、其他系统多多配合、本层次权力充分施展。

如果不信，请上城管、检察、法院等网站，所有建议最后归结起来，就这三句话能说完！当然侧重有所不同，如城管讲正名、检察讲监督、法院讲独立。言虽不一，意则一矣！

深交所这份并无多少含金量的文章，也不过如此。交易所到底是什么性质单位，法律上的自律组织，事实上的一级权力机关，从最近上交所老总上调当证监会副部级干部，就无需多言。如此，一切分析则门窦大开，

在法律因素方面，《报告》认为相关立法工作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执法环节仍然薄弱，司法方面也受到重重制约。说白了，就是证监会规章尽快上升到法规或人大法律层次，司法机关要多多配合——外部扩权！

又如认为：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实行的自律管理，缺乏应有的独立性，自律监管通常以比较柔性的道义劝说、质询、谴责等方式进行，监管的刚性和震慑力不足。说的就是权力要多放手给交易所，——内部分权！所以其说证监会监管权力过于集中！

至于说：行政监管承载过重，不堪重负，在缺乏必要权力制约机制的状况下，证监会监管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张，包括行业准入、业务审批、发行审查、上市监管等。证监会还享有相当独立的立法权和规则制定权，并监督和指导交易所业务规则的制定。此外，证监会还承担着市场发展、平抑股市、“救市托市”等特殊职责。

这是最被误读的部分，说白了，不堪重负说明活多人少矛盾突出，需要扩编，至于行政权力职能很多，说的是要活很多，目标不单一，相互间有冲突，顾此失彼实在难免。

如此，该文并无许多媒体所言炮轰之意，真说有，不过断章取义罢了。

记得我们小时常听句名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用来励志，知识无限，时光宝贵，抓紧学习，长大了一看原文后面还有“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意思完全变了——原来自己在做最愚蠢没意义的事了！

现在股市大跌，股民都在找出出气口，骂基金，骂监管层，媒体都有媚众的倾向，想迎合却找不到介入点，此事只不过成了个介入口罢了。

记得范跑跑事件之后，大家一开始看到报道都痛骂他，但第一采访的新快报记者原意是什么呢“我萌生了帮其‘平反’的想法。然而，由于版面问题，第一次报道中没有引用我摘录的范美忠事后所写的《我为什么写<那一刻，地动山摇>》，于是第二天报道一出后，谩骂范美忠的言论更是铺天盖地而来。对于这点，我感到很愧疚，我认为是自己的报道导致读者更容易“断章取义”，而难以看到范美忠真实一面”

断章取义事多矣，深交所报告只不过又一例罢了！

广发原老总董正青正在过堂侯审，其弟、其同学也俱已在案。

每一轮大牛市总会以若干个大案的查处而告终结，此次也不例外，广发、太平洋、以及暂停上市的立立电子，皆是此一标志的注脚。

中国的证券市场几经轮回，见证了无数悲欢喜笑。每一次大行情都会消灭一个大券商， 1995年的“3·27”消灭了万国证券，1996年到1997年的大行情消灭了君安证券，1999年到2001年的大行情消灭了南方证券和中经开。水皮还总结说，一直没有公开总结的规律是，那就是十大券商从第一代到第二代，没有一个券商老总能够善终，不是身败名裂就是锒铛入狱，不是亡命天涯就是虎落平阳。

上市公司呢？的确，十余年的证券市场的确造就出了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如中集、双汇等，然而对更多企业的刺激是如何如融资圈钱，“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股民”；或者就是如何参与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谋取私利。

中小投资者善终者又几人？2000年我在别人带领下入市，带我者2001年就因向券商借钱炒股被清盘出局，2004年我自己几乎归零。即便上一轮大牛市中剩下的曾经战友面对2005年起的超级大牛也岿然不动，心止如水。

如此，已不是个零和博奕了，恐怕是负和了，所有参与进来的人，即便是暂时赢家，最后也还是输家。

个中缘由，在于玩家多，实干家少。第一位考虑的是如何捞一把就走。如此，也不要怪小股民不是投资者是投机者了，他们最好的老师就该是“范跑跑”。大家都没有真正的规则意识，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利用规则漏洞。

法律上不能要求人自证其罪，我们当然不能要求董正青“坦白从宽”，但董正青始至今日，能当堂否认，并指责所有证据皆是刑讯逼供结果，也可以说其对制度无尊重之心，有利用之意。当其借壳之时，若真尊重规则，便有好的内控，不会为我独尊；便会有好的保密措施，不会在延边路涨停再涨停时仍信誓坦坦说不借其壳。时至今日，其不反省当初有无遵守游戏规则，却利用法律的规则来为自己辩护，说自己是刑讯逼供的。

熟悉市场规则者即知：延边路2005年刚摘ST帽即报亏，这种反常做法，对于一个公用事业企业，十有八九是为后面重组准备。

这只表明：中国证券市场的法律与制度从来不是强势者的边界，相反只是他们操纵的对象，他们在有利于自己时想到了法律，在不利于自己时踢之于一旁。

然而，对制度之不尊重，仍根源于制度本身，非源于参与者。

当年朱元璋大杀群臣时，太子朱标与其争辩，指责其：有什么样的君主，就有什么样的大臣。集权时代，君主即为制度，用在今天的证券市场上，其翻版表达是：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游戏参与者。

这个制度，当然一部分是证券市场的，2001到2005年的熊市即是为当初国有企业脱困上市的错误决策埋单，现在许多企业热衷上市圈钱，缘于大家都在为违法的成本太低埋单。

违法查处的几率太低，介入其中者保荐人、上市公司、中介组织本来在市场中当是相互监督的，结果成了利益共同体。窃钩者许，窃国者侯，兰州证券黑市案可判死刑，但虚假上市动辄几亿的欺骗不该死刑么？如果骗一人可陷牢狱，骗万人骗几亿者缘何得脱？

当然，这个制度还有一大部分是外界的，没有郎咸平说的信托责任机制，没有一个有效的经理人市场，内在的小制度也必然受制。

没有好的制度，便没有真正的赢家，最后只能如《桃花扇》结束所唱：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如此，董正青只是个中继者，而不会是最后一个。

近日,大河报报载，河南南阳西峡妇女李成会在家中6痴呆亲人的情况下，绝望中毒死脑瘫女儿的报道，让人嘻吁不已。而看到其一审被判十三年，更让人有种深深的痛楚。

但若从法律意义上追问，或者说在这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背景下追问，纵然触犯刑条，李成会当有什么权利应值得重视与保护呢？

我想，其当受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双重权利保护！

被告人权利无需多论，我们修改律师法、法学大腕为刘涌辩护，老教授为邱兴华鉴定奔走，无非都是被告人权利保护。

然李如何有被害人权利？

被害人，英文名victim，源于古代社会宗教仪式上对神的祭祀品这一概念。本初对犯罪的追究是受害人自己来做的，故父仇子报曾不反对，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是常态，但国家恐社会秩序难安定，遂垄断了对犯罪的追诉权利。

但是，这种垄断往往造成了对被害人权利的忽视，此时只形成了加害人与国家的斗争，被害人由主角成了制度的配角，如果通过辩护事实上的加害人逃脱惩罚，或加害人无力赔偿，或加害人本愿赔偿私了且被害人同意但国家不允许时，被害人只能认打认栽。因此，国家的这种垄断事实上给被害人权利造成了不必要伤害。

这种情况已引起人们重视，1985年联合国就通过了《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原则宣言》。

在李案中，我们可以说，其与被害人系母女关系，这种安乐死性质的杀人对社会来说，并未增加社会成本。本来国家当先承担保护脑瘫女的义务，但未承当，现在要机械依据法条介入进来，那么当在惩罚外要求李进行赔偿，至少刑事附带民事也该如此，但李现状不可能赔偿，于是矛盾来了，这个义务只能由国家做。荒诞的是，这种补助或赔偿对一个合为一体的家庭来说，事实上又让李间接地享受到了。

如果未赔偿，上升到个高度就重打击轻预防的传统老路，就是重视权力不重视权利尤其被害人权利的老路。

事实上，李不仅是个间接的法学意义上受害人权利享有者，李更是广义上的受害人，社会救助不到位，一也；背人伦杀女忍为母之痛，二也；陷牢狱不能敬老抚幼家庭大厦倾塌而痛楚，三也。

然而，让我们欣慰的是，2008年2月25日法制日报以《南阳市检察院执法新模式检察救济填补司法空白》报道，南阳市检察院实行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合法权益检察救济机制社会成效良好，其内容有实施经济救济，保障困难刑事被害人正常生产、生活；实施社会化救济，形成检察社会一体化刑事被害人经济救济体系。

那么，我们相信此案中的南阳市检察院当是该依此宣传有所作为的。

读苏亦工先生文《公正及公益的动力———从《未能信录》看儒家思想对清代地方官行使公共职能的影响》，对其结论中开头一段甚感兴趣，其引用的是左传《晏子不死君难》：

崔武子见棠姜而美之,遂取之。庄公通焉,崔子弑之。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 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 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

这是左传中的原文，他让我想到了一个通常理解的儒家“忠”的思想的问题，或者引用顾炎武的话，就是忠国家与忠天下的问题。于是作番联想。

晏子是个比较传奇的人物，司马迁在史记中也给予了其高度评价。

太史公曰：……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最后一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如果让晏子活到现在的话，即使让我替他执鞭赶马，也是我所高兴和向往的事啊。

司马迁的心性是极高的，《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意欲通过史记比肩于周公、孔子，这样的人能说为晏子执鞭，也可见对其景仰了。

晏子的思想属于谁家，我们不得而知，司马迁当然不是儒家，“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但左传作为儒家传统典籍，晏子的话无疑是得到权威肯定了的。

《孟子·万章上》说：“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即对那些德高望重的得道贤人，君主应该恭敬如师，不能以臣子对待——君权并非至高无上。

《孟子·离娄下》更有狂言，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难怪后来朱元璋对孟子非常不喜。

这有点寻章摘句老雕虫的味道，我们还能用点社会实证的方法找到支持，儒家思想在千年演进中，变化颇多，但有两点我们可能不会怀疑，越近其形成时越接近于本初面貌；越不被政治左右时越接近本初面貌。我这里想引用的是汉儒的一些言论与行为作为支持。

对于汉儒吏化即能被政治收买左右时间，多有争议，汉初奉行黄老，儒士并不好彩，批评“老子为家人言”的儒士辕固生被逼入斗兽圈与野豕作生死战。汉武罢黜百家应是个好转标志，但也不见得就真好到哪去，《汉书》中“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较,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可见儒地位并未真正确立。有人说儒士拥立新莽政权时地位最高，理想与利益双收，也有人议论汉光武刘秀时他们找到了位子，但陈启云又反对说当时汉光武全国减郡县，当官位子少了，哪来还能更多给儒生呢？

但无庸置疑，这里面有个渐进的过程，中国的思想丰富年代常在乱世而不在治世，凡是大一统的时期，儒生实现理想的途径只有一条，就是与权力结合，作官，而大一统局面决定了知识市场的买卖是买方市场，买主只有帝国一个，卖方有很多，知识分子不可能在不同政治版图力量的斗争择优出售，只能跟着买家需求走。这里面可能恰是西欧那个黑暗中世纪下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个有益处了，帝制的大一统在钳制思想的弊上是肯定的，明改孟子言论，定八股，清大兴文字狱，皆是标志，无怪乎徐复观在他的力作《两汉思想史》中写到“两汉知识分子的人格形态,及两汉的文化思想的发展方向,与其基本性格,都是在这种压力感之下所推动、所形成的。……西汉知识分子几乎无不反秦;而反秦实际上即是反汉。”

但也要看到，这种市场决定下的思想转型是渐进的，回到本义就是两汉儒士言论与行为虽然可能在统治高压与利益诱导之下有异，但至少最接近本原面目。

如此说来，我们看到的将是一群热血沸腾的人，一群怀揣变革理想，寄望大同的人，一群为了目标蹈死而不悔的人。

汉儒的地位在上面说的汉宣帝忧心的儿子汉元帝那得到了一个真正的肯定，史载这位皇帝“柔仁好儒”，元帝或许可以改行作个好儒生，好博士，但不可以作个好皇帝，司马光评述道：“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虽然他信任儒士，但更信任宦官的现实，让汉儒得寸进尺，目标要从“小康”达至“大同”，由“据乱世、升平世”而达至“太平”世,以实现“大道至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其改革的理想转而针对刘氏家传政权,要求彻底改造汉室，或改朝换代的“尧舜禅让、汤武革命”。这里面已经决然没有忠于一朝一的理念了，有的是全天下的太平盛世理想。《汉书·元帝纪》述元帝:“毁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庙。罢孝文、孝昭太后、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寝园。”是对这一要求的一种让步。王莽取代汉室,是该思潮的极致；新莽的失败,是该理想的幻灭。

在新莽失败后，面对理想的幻灭，部分儒生仍对光武政权选择不合作态度，儒生的节气至少在东汉仍作到了部分保留。于是不管他们受到打击也罢，在位也罢，权力面对他们也是有所忌惮的。张让是个势力很大的太监，但“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寔乃独吊焉。”陈寔就是世人皆知的梁上君子故事的主角。可见在当时，权力代替不了声望，拳头代替不了人心，没有名士吊唁，一郡的人都来了也没有用，也耻之。

王符《潜夫论》则称颂他们 “投之危亡之地，置之锋镝之间，终无苟全之心。”，“守志于一庐之内，而义溢于九州之外”朝廷越迫害他们,党锢措施牵连越众，他们的支持者越多。《后汉书·党锢列传》虽偶对这些人士持有一定批评态度，如说谭嗣同《狱中提壁》提到的张俭“孽自已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但仍写道：

“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莫不畏之，这反映了其言论势力的强大与当时权力之下人们对道德依然表示的尊崇。

而“故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余或先殁不及,或亡命获免。……又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

这包括了原本热心仕途的“官学”生员和仕途相当顺利的高级官员。他们也不惜牺牲利禄乃至身家性命而投入此“洪流”了，如此读来，我们看到提个浩荡的场面，理想在此置于利益之上，没有人畏惧权力，畏惧灾祸，恐惧死亡，即使是牺牲，也是奋不顾身地顶上去，当然，这里面是为谁而忠，可以值得讨论，但间接说明了儒家思想对人的激荡，对人行为的影响。所以顾炎武讴歌说“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逾,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独，蹈，可以说是很形象的动词。

回到法律上，这让我想到苏亦工先生在《朕即法律》一文中的一段论述“西方近现代法律对于国事罪限定极严。美国的国事罪是由宪法规定的，只有叛国才可以构成国事罪，且仅限于对美国作战或依附美国的敌人两种行为。据联邦最高法院解释，由宪法规定叛国罪的立法意图，是严防司法或行政当局借国事罪之名，钳制公民的言论自由，或侵犯公民的其他民主权利。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的待遇也迥然有别，原则上不予引渡。”或者这可以说是法律对于叛国罪到底是叛一姓还是真正叛一国的认知，是对忠于国家还是忠于天下的区分。”

当然，儒家的思想经过千年发展，与时俱进也罢，变幻结合也罢，其本义应该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一个变革而又寻求继承时代，到最老的老祖宗那找支持是个传统套路，戊戌变法中谭嗣同作过，康有为也作过，最后论证出了孔子就是支持变法的大道理，事实上，在法学中也不例外，翻看多家学派，无论实证的罢，后现代的罢，纵然双方打得死去活来，但最后都能在亚里士多德那找到支持。可能这是所有文科的一个通病。这又不能不让人有点无奈。

从一贯来看，我国对金融安全予以了高度重视，对非法集资更是予以严厉打击。沈太福案、邓斌案便直接促成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1995年立法解释入罪，1998年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出台、2007年《关于依法惩处非法集资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颁布。

但是，从通报来看，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并未就此结束，仅2007年1至3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两类案件全国就立案342起，涉案总价值59.8亿元。

与此同时，在对非法集资一片打击之声中，孙大午“非法”吸引公众存款案又引起人们同情与共鸣。

我们不能不问，如何才能真正彻底解决这一顽疾？

这让我想到了李斯特的名言，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对于非法集资，当然要各部门联手，加强打击，重视群众教育。

但是，仅此远远不够，我们应当想想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投钱，这说明民间投资渠道匮乏。在开放性的储蓄——投资机制中，居民、企业、政府都是储蓄主体，又都是投资主体。我国三大储蓄主体已逐渐形成，但却没有对称的投资机制。证券市场的牛短熊长，银行储蓄的低利息率低无疑都间接刺激了地下投资的活跃。

这说明必须理顺居民投资的渠道，而民间投资与民间融资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非法集资能生存到今天，既有我国传统标会有关，更与市场经济体制下非正规融资存在必要性相关。浙江一些大案频出的地方也正是民间融资活跃的地方，如果不案发，如果企业真的借钱发展了又还了民间借贷，那就是有益于GDP了，事实上一些企业正是这样壮大的。

这不是以成败论英雄么？于此，我们何苦一味否定呢？何不把着力点放在规范非正式融资渠道上呢？这恰是瓶颈！事物并不因为宣称违法而消亡，而是因为没有生存价值而死去！

非正式融资的作用是有目共瞩的，各国实践表明,中小企业的资本性融资并不依靠公开或正式的资本市场，而主要依靠的是内源性的资本融资和非正式的资本融资市场。在美国，非正规资本是美国小企业外源股权资本的最大来源，几乎超过了所有其他股本资本的总和。

洋为中用，我们完全可以将非正规融资视为由民间自发进行的金融制度创新,对合理的发个准生证，不仅要减少对其的压制，而且还要加强正规融资与非正规融资之间的交易合作，并通过建立协会制度，加强自我约束和与外界的阳光沟通；建立规范的信用制度、备案制度，来解决信息的不对称，保障投资人的利益。

如此，民间投资就可以极大地保障安全了，那对真正的非法集资之打击就收到釜底抽薪之效了。

本文系新京报改革三十周年新观察邓斌案评论的命题作文

从西双版纳景洪市往景讷乡走，一路看到的全是光秃秃的山头，树木横七竖八地倒在一旁，还冒着滚滚浓烟。“近几年因为橡胶价格飞涨，整个西双版纳开始大规模毁林种胶。树木砍倒后运不出去，就只有放火烧掉，同时还能做橡胶林肥料，我们这里又回到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了。”客车司机如是说。（6月27日《法制日报》载）

在利润驱动面前，人们曾有太多太多的疯狂，这种疯狂让我想到近年来曾火爆的青蒿素产业。　。

2004年世卫组织(WHO)正式将青蒿素类抗疟药品列为政府首选指导用药，全球市场青蒿素顿时供不应求，2005蒿草价格从每公斤2元多涨至10元，青蒿素原料价格也从2000元/公斤飙升到8000元/公斤。彼时，在跨国巨头诺华等忽悠下，一个“15亿美元销售额”版本在国内迅速流传，于是青蒿素生产商从原来3家一下子扩大到100多家，蒿草种植区域从重庆一地扩展到四川、湖南、云南、贵州、安徽、广东等省。许多地方政府更是将扶持种植青蒿草作为一项"支农"工程——成立青蒿素开发办公室或产业发展协会。

但是，很快随着供过于求,价格一路下跌,最低跌到了1500元/公斤左右,比实际生产成本还要低,而诺华的订单也成了“空中楼阁”。农民只能以1.6元钱出售蒿草。而与此同是忽悠国内的诺华等却积极在非州发展蒿草种植。在这一拉一打之间，巨头尽享暴利，用低价格收购到原料，而随后在国内不敢再种植之时，反过来又能以原材料优势打击国内的青蒿素产业。

可以想见，西双版纳如不加以控制胶业，必将重蹈青蒿素之悲剧。

此轮天胶牛市，是国际大宗商品牛市的一个部分，在美元贬值、石油高启，作为合成胶代用品的天胶，当然成为了投机资金避险炒作的对象！

但是，每个置升于其中的人皆当想见，大宗商品牛市何时结束呢？坚定的多头罗杰斯曾声称有十八年，据此推算还有十年，而索罗斯则警告说，一旦市场逆转，这些机构争相出逃时，商品市场可能就像1987年的股市一样崩盘。

我们即定按罗杰斯的乐观观点判断，那么还有十年胶业黄金期，但是胶树要七八年才能收割，待到收割之时，也只是牛市的尾巴，而我们毁灭植物王国，却只赚得三年胶钱，然后一片狼籍。

报载，树林的毁坏已让版纳的农民买水喝。

又据专家介绍，世界上3000多种抗生素都是从植物中提取出来的，我国的大量生物制药的原料也都取材于西南省区茂密的森林生态系统中。

为了人类，为了自己，不要短视吧，难道真要最后一滴水就是自己的眼泪。

近期，随着“大佬”江作良的高调退出易方达，其参股并准备上市的立立电子引起人们关注。

经过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追踪，立立电子的上市资产原来就是1999年浙大海纳上市时所募集并重点投向的，现任核心技术人员、高管又全系当时海纳一班人马。

保荐机构声称，发行完全合规，但是今身合规不代表其前身对海纳股东的侵权合规，其高管路演时则将责任扯到后来的飞天系掌门人邱忠保身上，但是立立一系列转让动作始于2000年，而邱掌握控制权是在2004年，可以说这是有预谋有计划的行为。

因此，立立电子与王益般，也作了个一头猪杀两次的买卖。

立立电子是让人不寒而栗的，它的出现标志着全流通下实际控制人耍弄小股民的新方式、新花样，而且它的手段比传统的方式更恶劣。

中国的上市公司中，过去最常用几种方式是直接占用现金、担保借款，关联交易，邱忠保便是如此，ST猴王、ST长控也都曾被如此。这种行为已引起高度警惕。

但是，上述种种方式要的只是上市公司现金，如果优质资产、核心技术还在，那上市公司仍有起死回生之望，而且关联占款在一时不能收回时只是因计提坏账准备而导致账面亏损，一旦回转冲减，业绩不良影响立马消失。

但是，立立电子则直接采取了一种釜底抽薪之术，直接把优质资产、核心技术展转腾挪到高管名下，而此后的海纳是悲情陨落，从48元跌到4元。

高管看中好资产纳入自己名下不是没有先例，这便是人们所熟知的MBO路径，如这几年的大牛股美的、宇通、张裕皆是如此，虽对MBO争议不断，在MBO过程中，为了降低收购价格，做差报表的手法常让股价下跌，但优质资产都在上市公司里面，甚至还有往里注入的动力，后来释放出来的业绩也能让被套者解放。

但立立电子的高管没有如此，他们用海纳股民的钱养当初的硅抛光片项目————而后又彻底摧毁海纳。

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今年两会上表示，利用控制权掏空上市公司的问题基本解决。但立立电了的出现无疑给了一种新的掏空样本，且更具隐蔽性与杀伤力，大股东、高管完全可先借全流通边转让优质资产到自己名下边套现股票，而中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不及时无疑会让介入其中者万劫不复，然后重新上市，再次圈钱。

诚然，对立立电子的处罚具有难度，民事上已过了诉讼时效，行政处罚上又是违法行为两年之内未发现的不得处罚，而最有打击力的刑法第六修正案又因法不溯及既往而不能适用。同时，立立电子有这么多证券大佬介入，必已玩法律于股掌之中，操游戏于黑白两界。但是，所有这一切不应构成查处的障碍。

明星电力原实际控制人周益明掏空上市公司，最后系抓住其掏空行为之外的“先行为”上定以合同诈骗罪，对立立电子，我们不能不质问：其最初从海纳的转让经过适当披露了么？当初资产评估合理么？立立电子为何在蒸蒸日上之时将控制权拱手让于王敏文等资本玩家呢？而这，或许正是一切问题突破口。

2004年，创维数码前主席黄宏生因涉嫌盗取创维数码资金近4838万港元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速度之快，打击之强让内地投资者吃惊，如此对于一个彻底掏空海纳的立立来说，又有什么有力迅捷的措施让大家特别是海纳原小股东不失望呢？

A股一路下滑,腰斩一半已有余,但仍有唱空之声，何去何从？A股估值之辩当为一核心。

无庸质疑，宏观面已对A股构成沉重打击，本币升值对企业收入构成打击，原材料上涨、劳动力涨价直接提高成本，两厢夹击。近期上调油电价格，虽对能源业构成利好，但对下游尤其制造业打击更是沉重。

这一切皆无疑拉低A股估值，构成唱空之根本，我不否定此点，但认为需留一半清醒一半醉。

首先，必须考虑到上市公司报表皆有盈余管理成份，所谓盈余管理是指企业在会计准则规定范围内，通过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选择调控企业利润。微软曾递延确认实际所得收入来下调盈利，以逃避美国反垄断机构的指控。

A股市场上储备利润的典型如煤企，其多超标计提安全费用,高者达吨煤 35 元，而近期释放利润的典型连非周期性行业的茅台也加入了，分析指出茅台预收款降了有一半——以确认收入，做好利润。

此外，必须考虑到股权激励的因素，高管面对曾有业绩承诺都会去努力争取，甚至采用非常规手段，如去年农产品高管在眼见许诺利润5357万元的缺口在第四季度靠正常经营很难达到的情况下。通过两项资产转让方案达标。

不仅高管如此，大股东更是如此，大非流通高峰在明年之后，种种业绩释放手段都会精彩上演。须知，全流通后，真正主力是大股东而非机构。基金拿的是基民钱，大股东卖股挣的是自家钱。

新会计准则打压了的旧有的计提减值准备、发出存货计价方法等操纵手段，但公允价值的引入、资本性支出与收益性支出的灵活划分、折旧与摊销的更主观判断，无疑都赋予了新的调控空间。

当然，这些是面子上的，不是里子，但对相当部分投资者来说，包括唱着价值投资做趋势的机构，面子也重要。

里子其实也可改变，面对股市下跌，投资者悲观，而对于准备资产注入者实为幸事，因为同样资产可换取更多股份，许多上市公司大股东小企业的面貌没有根本改变，如军工企业、上海国资委旗下企业、新疆兵团旗下企业。一旦注入，这将是根本性的内生性改变。

投资者还当清醒认识到虚拟经济总是提前反映实体，地产股已面目全非，但有的城市房价下跌才开始，同样，经济转好，虚拟经济也必提前反映，中证资讯徐辉研究表明：在1981年8月份香港地价下跌之前，长实已经自高点出现了15％左右的调整，而1985年香港地价开始向上时，长实已经从最低点上涨了137％。如果等到一切向好明朗，股市波段可能已见顶。

同时，我们还须冷静对待机构言论，在商言商，在政言政，地位决定立场，立场决定话语。 2005年时曾有知名投行预言跌到700点，当时对3元宝钢依然唱空，而到其20元却改唱多，水平问题，人品问题，其心自知？瑞银在中石油上市前唱多，上市后做空，是为一证。

行情总是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欢呼中结束，历来如此。

本文发于新快报2008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