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克之所以成为杜拉克，之所以被称作“大师中的大师”，之所以能够一手创立了整个现代管理学，不是因为他有多少实际管理的经验，更不是因为他年纪轻轻就赚进了第一桶金，而是因为他一生都在学习，从不同的人身上学到了不同的智慧。南方朔在《旁观者》这本杜拉克自传中文版的导言说得对，想要知道杜拉克到底是谁，支撑他各种观点背后的人文价值又是什么，实在没有比这本书更好的答案了。

纵观杜拉克一生，出生在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死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加州，他实在是当之无愧的两个世界的见证人。在这一个世纪之中，那些教导过他的人的名单开列出来，可真是群星闪耀，从社会经济史大师卡尔·博兰尼（KarlPolanyi）到《时代杂志》的创办人卢斯（HenryLuce），再到传奇性的企业皇帝史隆（AlfredSloan），莫不是各个领域里面的顶尖豪杰。光看杜拉克忆述他们，就是一部动人的二十世纪群英谱了。

比如说他八岁那年在一家餐厅第一次见到佛洛伊德，和他握手。“后来父母对我说：‘你要好好记住这一天，你刚刚遇见的人是奥地利，嗯，或许该说是欧洲最重要的人了。’那时该是在大战结束前，因为听了这话，我问道：‘比皇帝更重要吗？’父亲于是回答：‘是的，比皇帝来得重要。’这件事留给我深刻的印像，因此我还记得，即使那时的我只是个小孩子”。

钢琴大师史纳白尔（ArthurSchnabel），和说出“媒体即讯息”这句名言的麦克鲁汉，在杜拉克笔下也有令人难忘的鲜活形像。这些名字，我怀疑有多少读管理的人知道，但这还不是成就杜拉克的主要源泉。在《旁观者》里面最为夺目的是一些大时代的小人物，例如大萧条时期他在美国移民局碰到的一位职员。那人看了一下杜拉克的税务纪录，没注意到那只是他刚到美国短短数月的收入，就同情起他来了，觉得他工作能力应该不错，不该赚得这么少。所以就热情地拿一份表格给他，劝他立刻申请移民局的职位来当同事，“我们的差事不错”，其实他自己也才刚找到这份差事。杜拉克知道这个纽约中年汉不晓得自己有博士学位，用不着这份工，但在他的心目中这人代表了“罗斯福治下的新政时期，美国沐浴在纯真之中”。在那个年代，美国人不嫉妒别人，看到别人成功就高兴得宛如自己成功。在那个大萧条的年代，人们得知有工作机会，会马上通知另一个人。那个公务员是“美国大萧条时期的象征：对人关怀，热心助人和勇於行动”。

只有在读书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是个宽容的人。因为我的信条是一本书再怎样不对劲，只要你已经翻开它了，就不妨接受它。当然接受它并不意味你必须完成它。一本书，既然已经买了回来又看了几页，如果气冲冲恶狠狠地把它甩出去然后喊一声：“混帐！这家伙是个白痴！”，岂不是对不住自己？静下来，想想“天生我才必有用”，再坏的作者到底也是妈生的；再坏的书也是人家花时间写的。更何况三人行必有我师，难道一本坏书就教不了我什么吗？

可再宽容也好，不知怎的，就是有些沙石眼睛跳不过，好像吃一顿美食旁边老有苍蝇飞，挥之不去甚是恼人。例如香港某家出版社，常出报纸文章结集，有一次我看其中一本，发现一本书中好几篇文章都有一段是重复的，而且有规律。那条规律是它的第一段必然会在后面某部分重新出现，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那些文章在报纸上登的时候，编辑怕它太长，为了醒目和提要，于是抽出其中一段放在文首。看来是编辑一时大意，把那一段当成是整篇文章的第一段，重打重印了一回。不过这种报纸编辑手法通常会把那发挥提要作用的一段字粗体标黑，以区别于正文。难道这本书的编辑和校对眼睛不好，还是这本书根本没有编辑和校对？

有些书挺可惜的，明明不错，但就是有几处资料错误的硬伤，犹如完璧有瑕美男生疮。例如专出建筑和城市研究的台湾出版社“田园城市”，最近出了本尚算图文并茂的《涂鸦·城市糖果地图》，介绍英国街头的涂鸦艺术。两位作者在序言引述一句黑格尔的名言“存在即是合理的”，但把它张冠李戴说成是沙特的话。开头就错，接下来怎不叫人提心吊胆。还有两位香港年轻学者写的《迷失丧拼场》，是透视消费文化深入浅出的好入门书，但其中提到吉登斯（AnthonyGiddens）时，却说他是“美国社会学家”。哎，人家可是拿爵士的正统英国人，还一度是布莱尔的智囊军师呢。或许，是我太过吹毛求疵？

内地的出版业日益进步，最近连食谱都出得又有文化又漂亮。“北京汉声文化”出了一套《山西面食》，就让人看得很开胃。可是当我掀到一页猫耳朵的手部动作特写照时，肚子竟不禁疼了起来。只见师傅揉面团的那双手，十指指甲缝竟是一圈黑边！这可是我多年中西食谱阅读经验未曾得见的。难得图边文字还说做猫耳朵不需特殊工具，“只要一双干净的手”。再转念一想，卤菜名店的卤水不是常标榜一锅煮了几十年不倒不熄吗？这个道理用在面点师傅手上应该也是通的。

很多人都知道答案是俄罗斯的冬天。但法国军队为什么就这么不耐寒不堪冻呢？有一首民间童谣说那都是钮扣惹的祸。《拿破仑的钮扣》的两位作者，潘妮·拉古德（PennyLeCouteur）和杰·布勒森（JayBurreson）都是化学家，从他们的专业角度来看，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当年法军从大衣、长裤一直到皮靴，用的扣子都是闪闪发光的锡扣。而锡这种金属是会随着温度变化而碎裂的。于是我们可以想象拿破仑的大军在俄罗斯的草原上经历着前所未见的低温，而他们的衣服扣子却全在这时于风中化成粉末的样子。

简单不过的化学反应就能够扭转整个历史的动向，《拿破仑的钮扣》说了十七个类似的故事。所以这是一本历史书，也是一本化学入门；见微知著，以小观大，微小的是化学分子，庞大的是人类社会。通常这类把历史的果归为自然的因的书，都会惹来很多怀疑，怕它太过简化成了最唯物的化约论，犹如把复杂的人类感情表述为一连串的生化反应关系。但最近几年来的几位畅销作家都已变得非常成熟，例如贾·戴蒙（JaredDia瞞ond），虽然以地理条件的不同诉说为什么有些文明会在新的病毒面前不堪一击的故事，但他不会很有野心地提出一个宏大的“地理决定论”，而是就事论事，用丰富的细节代替什么都说得通也因此说什么都是废话的伟大规律。

《拿破仑的钮扣》谈的分子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这百多年来人手制造出来的合成分子，例如可以制造冷冻剂的氟利昂；另一类则是来自大自然的化合物，它们一直是人类追求的东西，不只为之付出了重大代价甚至还改变了全球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状况。在对后面这一类化合物的探讨中，我们特别能看到这本书的特点，就是把一连串我们熟悉的历史事件重新说一遍，然后加上个化学内容以及一连串分子结构图。如果你不熟化学，可以趁机学点基本知识；如果你对历史不大了了，则会发现你学过的化学原来这么有历史意义。

例如哥伦布为什么要远航找他心目中那通向东方的另一航道，原因之一是为了打破威尼斯对胡椒的垄断，当时的欧洲人可爱透了胡椒这种调味品。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爱好看成是一种对化学刺激的反应的痴迷，那就是胡椒中的胡椒碱和人体痛觉神经的蛋白质的结合造成的结果，简单说就是辣。辣不是味觉，它其实是痛。为了痛觉，哥伦布找到新大陆，虽不见胡椒，但带回来了辣椒。

曾经，《我城》被认为是一部代表香港这个城市，卸除了这个城市的特质，表现了当时正在形成的香港意识和香港身分的一部杰作。你看，这部作品没有什么显赫的政要巨富，也没有什么人人皆知的大明星，有的只是阿果、悠悠、麦快乐、阿游和阿发这伙年青人。他们只是一群普通人，是香港这个城市的“众生”。

他们都干些什么呢？例如主角阿果，曾经这么表白：“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曾碰见过这样的作文题目：我的志愿。我当时是这样写的，我说，我将来长大了做邮差，做完了邮差做清道夫，做完了清道夫做消防员，做完了消防员做农夫，做完了农夫做渔夫，做完了做警察。当时，我的社会课本上刚好有这么多种各类职业。”以今日标准而言，这叫做胸无大志，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职业选择乃七十年代以前社会课本提供的，是一整代人的希望范围，一整代基层百姓的理想人生。

西西写《我城》，原是报纸上的连载小说，但它不是那种情节紧凑得教你天天追着故事看的连载；而是随着报上刊载的每日新闻，读者每日面对的社会气氛发展转变的一种思考。因此很多人觉得这部小说反映了香港七十年代的基层青年，反映了那个年代的生活环境。连西西后来自己也说这个活泼欢快的小说是写“年轻的一代，写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城，用他们的感觉去感觉，用他们的语言去说话”。很多批评发现这些年轻人就算是做清道夫，也总是满怀希望。那真是一个起飞的年代，一切美好正面而乐观。

不过很容易就会发现《我城》不能简单地和香港划上等号，甚至不能说它“代表”了香港。不是它忽略了失败而悲苦的另一群，更不是它在今日香港环境底下显得过时。是《我城》的语言实验，和它那种被称做“童言”的叙述语调，例如开篇第一句“我对她们点我的头”。一个成熟的汉语表达没有这种孩子气，只会是“我对她们点头”。书里贯彻的视点转换，孩童般可爱有趣的叙述语调，就算不是西西的口吻，至少也是小说叙事者的口吻和观点。这种叙述方式增添了小说的快乐气氛和活泼节奏，它未必是在说香港这座城市很快活，但它肯定是作者在说“我的城市”很快活。说《我城》代表七十年代的香港，真是可爱的误会。

现在我仍然会看许多据说代表了巴西的电影，代表了韩国的小说，但我知道那实在不是巴西也不是韩国，而是一座又一座的“我城”。反过来说，所谓的“代表”，不论是在艺术还是政治里，都不一定就是好的意思。
 

索尔．贝娄（SaulBel瞝ow）死了，自此之后，我实在想不出还有谁写知识分子的故事会写得更叫人心痛，同时更叫人忍俊不禁。并且请注意，我说的不是一般意义下的“笑中有泪”。很多人称颂的“笑中有泪”往往只是一种太过含糊的状态，很容易变得庸俗不堪，不是笑得过度剧烈滴下了眼泪，就是忘情笑完之后才醒悟到手指已经给烟屁股烧疼了。索尔·贝娄的小说在最完美的时候，是一种悲喜共时的尴尬状态，例如他最后一部作品《拉维尔斯坦》（Ravelstein）。索尔·贝娄总是喜欢以知识分子当主角，而且还是以他的朋友为模型。所以每次出书，都有相识要和他绝交，他们实在受不了自己竟然显得这么可笑滑稽。由于角色来自贝娄亲身认识的知识人，他自己又活在以芝加哥大学为中心的学院派精英圈子，所以他写出来的人物总是满口柏拉图、黑格尔以及韦伯，仿佛学养差一点都看不懂。贝娄自己又十分博学，随时引经据典，喜欢镶满了典故的比喻，是真真正正的bookish。因此他的名作（有人说是自传）《赫索格》（Herzog）居然能成为畅销书榜冠军，也真是书史怪谭。

老套点说，他的书好卖或许因为他写出了人类永恒的困惑。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颂词肯定的：“他对人类文明的……作出了贡献”云云。当然罗，有哪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不被赞美成“对人类有贡献”呢？可是，也确是这种对于人类处境中可笑的倒霉遭遇的独特感知，使得贝娄与一般写文人圈子轶事怪闻的作者有了差天共地的分别。例如洛基（DavidLodge），也是个十分出色的作家，嘲讽学界丑闻的功力可说入木三分。又如《儒林外史》，已经成了一面文人的照妖魔镜，直到今天还叫人发现要比起文人的无行和弱智，总有人比自己更糟。

但是索尔·贝娄不同，他的主题不是知识分子，而是人的不幸命运和造成这些命运的种种性格，只不过承担了这些命运及性格的人正好是他熟悉的知识分子。他的角色说起话阶段来学究味浓得化不开，绝非卖弄，纯粹因为那就是他们说话的方法。像布鲁姆（AllanBloom）和希尔斯（EdwardShills）这些大学者，他们的整个生活就是建立在经典巨著之上的，你叫他们在面对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时，如何可能不去援引脑中的思想资源？所以，贝娄以他们为范本创造的人物，就得在解决欲求不满的苦恼时，想到柏拉图怎么说爱欲的起源，佛洛伊德怎么分析力比多的作用。性欲困扰所有人，是人类的永远的咒结，但知识人面对它表述它处理它，就真有知识人的方式。

可是，知识并没能使人可以更精地超脱死亡和爱情等种种大问题。这也正是贝娄创作的喜剧，知识分子越是有学问，他们就被绑得更紧，尽管那些学问本来是为了这些问题才存在的。昆德拉的名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知识分子一思考，上帝就更是笑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