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母亲病重，最近我回上海。上海几乎天天下雨。这儿的冬天真不好过啊。在这儿接受了上海一家杂志的采访，谈海派清口红人周立波，顺便也谈到相关的一些话题。把这次谈话记录整理如下，可能和将要发表的有些不同。）

记者：何时，通过何种渠道知道周立波的？看过他的现场演出吗？

陆天明：去年回上海，家里所有的亲戚都向我推荐周立波，说周立波在上海特别火，我马上就去买了两张碟片看。

记者：看了有怎样的感受？有什么评价？

陆天明：很振奋。我觉得一二十年来，曲艺是没落了，其中的一些样式成了“古董”，只有很少上了年纪的人在把玩。还有一些，受众面也越来越小，比如在北京，大概只有出租车司机出车时还在广播里听听评书。一度很火的相声没落最明显，虽然年年搞相声比赛，但仍然不见大的起色。相声原本是一种与民生、民心最为接近的民间艺术。是候宝林马三立等老艺术家把它从地摊儿上接进了艺术大殿。但这些年逐渐地变了味儿，离普通大众的生活越来越远，从相声中越来越找不到大众生存的感觉，更感受不到大众对社会的看法。它变成了纯粹娱乐搞笑，不是讲些庸俗的笑料，就是相互间搞一些人身攻击，或者就是不断翻造那些老相声段子，用北京话说，挠人家胳子窝强迫人家笑。相声和漫画一样，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讽刺艺术。当相声不能传达老百姓的心声，不能表现老百姓生存状态，不敢拿起讽刺的武器去表现当代众生相时，只是作为执政者的“维和”“维稳”工具时，它必然就会逐渐地苍白无力了。近些年，北方的郭德纲，南方的周立波，这两个人的兴起恰恰说明中国需要通过某种艺术形式来传达老百姓对生活的看法、感受幽默。郭德纲曾经受到那么多的排挤、打击，甚至不被曲艺界的大腕承认，但北方老百姓非常喜欢郭德纲，他还是不可“抗拒地”“非著名地”红了起来。周立波的火有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一点，我认为和郭德纲一样，他把三十年来上海人、中国人生活的甘苦、痛痒用幽默、辛辣、坦率、诚恳、聪慧、火辣辣的语言表达出来，替老百姓说出了生活的感受。不要小看这一点。这正是他作品里最可贵，也是最难得的。这一点，也是这一二十年来被小说、诗歌、电影、歌舞等许多艺术样式所丢失的。我是北京藉的上海人，我看了周立波的清口，就感到很亲切。其实，他表达的这些东西，大家喝个老酒吃个饭，发发牢骚时都在说，但只有周立波敢拿到舞台上去说，并且升华成了艺术，这就非常了不起，也给我们所有搞文学艺术的人以重大启迪：要成为有生命力的艺术家，必须直面生活，成为人民和时代的代言者。这个观点其实是很“老生常谈”的了，但很有一段时间被我们中的很多人丢掉了。起码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尤其是这些年，小说、话剧、电影、音乐，一度萎靡，原因何在？不是眼睛向外，只吃外国饭，就是躲在张爱玲、沈从文阴影下过日子。就拿我这个故乡城市上海来说，三十年来她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一千多万新老上海人有着多少生活甘苦，但有几位艺术家能去直面这些东西呢？替他们说说当下的生活感受呢？而周立波就是抓住了这一点，这就是他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他的高明之处。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无数人在模仿小沈阳，但却很难模仿周立波，不是他的滑稽、他的口才、他那个腔调学不到，而是他直面生活的态度，很多人不敢也不想学。小沈阳好学。周立波难学。从这一点上来说，小沈阳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个艺人，周立波郭德纲却已经走进了艺术家的圈子。

 有人因此说，一百年才出一个周立波。我觉得也还没到这个程度，不必那么着急地对周某人夸下如此海口。我看了周立波的第二张光碟就觉得他的锋芒弱了，生活气息思想力度大不如他的第一张光碟，好像他没在自己最可贵的地方继续下功夫，这是非常可惜的。郭德纲后来也有些后劲不足，忙于做主持，拍电视，炫耀票房。让我们来看看幽默大师卓别林，他当年当然也挣了不少钱，名气也是盖世的。但他始终没有让自己沉醉于商业利益中，没有“轧闹猛”（上海土话，意指凑热闹）更没有为了取悦于观众而取悦观众，从小人物到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他的作品自始至终密切关注着时代，与当下的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褒善贬恶，对世上一切丑恶的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这恰恰是他天才的内核。才当得上“一百年出一个”的美誉。中国相声的没落，需要我们思考的正是这一点：为什么我们艺术家身上的那根针砭社会的“刺”变软弱了？甚至消失了？为什么讽刺艺术在我们当代得不到应该有的发展？艺术家要尽自己的社会责任，也需要社会大环境的帮衬，社会大环境也要允许艺术家身上长这么一根“刺”。这也是艺术样式决定的，如果讽刺幽默艺术不展现睿智、大气，没有了针砭时弊的功能，没有了疗救社会的动机，那么这个艺术和这些艺术家本身也都将失去应有的生命力。

记者：对周立波不愿意上春晚，不出上海，您怎么看？

陆天明：周立波很聪明，是个典型的上海中年人。他没有得意忘形。他不上某些网民的当，去和郭德纲PK，更不像一些歌手和小品演员那样，拼着命去争上春晚。任何艺术都有局限性，赵本山的刘老根在东北火得不得了，到了广州却没收视率，反而在一部分南方人中引起反感。“海派清口”一旦说普通话，起码我这个上海人就不爱听。在这一点上，周立波很清醒，他的海派清口说到底是种语言艺术。他的许多笑料都做在语言上。他的地盘就是吴语地区，离开了吴语的丰厚和独特，周立波要逊色一大半。所以，他不出上海是最聪明的做法。“草色遥看近却无”，就让那些北方人远远地看着周立波吧，周立波如果真正走近了他们，双方都会失望的。经验告诉我们，从广义的角度说，艺术家只有在母语地区，才能真正体会人的心态，表现出人很复杂微妙细致的内心情感。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无数艺术家出国，除了一些音乐家演奏家，有几个创作人员，包括导演、演员，在国外能真正取得好的发展的？少。极少。

记者：对于周立波不愿意扛起海派文化的大旗，您怎么看？

陆天明：我不知道周立波说这个话是否发自内心。如果他真的不愿意，也不要苛求他。虽然四十多岁的他，饱经人生沧桑，已经不能算是“小荷”了，但初露“小尖”还是没几年嘛。而赵本山毕竟是经历多少年后才扛起了振兴二人转的旗帜。（健康卫生的二人转是否真的振兴起来了？还有待“拭目”哦。）周立波离开过舞台，坐过牢，经历过商场风波，他其实就是个很实在的上海人，想过好日子的上海人。周立波能做到现在这样子已经在影响海派文化了，已经让大家对海派文化有所期待，并刮目相看了。二三十年来，上海在经济、科技方面在全国可算是只领头羊，但是在文化方面有什么领头的？现在出了一个周立波，起码要由衷地为他、为上海、为海派文化鼓鼓掌吧。

记者：有人认为周立波的火起到了振兴海派文化的作用？您认为呢？

陆天明：我并不认为一个周立波火了，海派文化就开始振兴了。但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以为：第一，要给周立波和更多的艺术家充分的支持，让他们始终能保持对现实生活的鲜活和泼辣的姿态，让他们身上那根善意的“刺”不倒。周立波作品的讽刺性在上海能得到审查通过，这跟上海宽松的大环境有关。需要继续保持这种宽松，以等待和促成其他领域的“周立波”出现，但现在是不是已经出现了这个振兴迹象，还不好说。第二，周立波本人是否还能继续火下去，也还要“拭目以待”。周立波最近老得意的，经常在夸口自己的剧场演出多么多么火，票价卖到多少多少高。这就有点上海滩上生意人的味道了。票房并不能说明一切。张艺谋近些年拍的几部电影票房都不错，但能说它们都是好电影吗？能说这些作品都像“奥运开幕式演出”一样，给这位大师级的艺术家增添了光彩吗？周立波能不能火下去，并真的火在路子上，还要看他能否保持身上(心里)的那根“刺”，并能不能为自己获取更丰厚的文化功底，去更深的开掘生活矿藏。为此，除了为他欢呼鼓掌，更需要做的，倒是冷静总结“周立波现象”这里的经验得失，推广到其他领域，才能真正谈得上海派文化的振兴。这也是像我们这些生活在外地的“老上海人”的一点期待吧。无非是一孔之见而已。

　　　　每年再开一次“和谐”工作会议，如何？

一年一度的经济工作会议闭幕了。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会小会总要开无其数。但作为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中央所有的最高领导都要出席，地方上所有的最高长官也要出席的工作会议，而且每年铁定要开一次的，除了年初的两会，好像就只有这一个经济工作会议了。（恕我浅陋，我感觉，两会虽然捎带地也会讨论一些别的问题，比如教育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就业问题，民生问题……但重点还是在经济上。比如今年的两会，主线就是这样一句话：“拼经济，实现保八增长”。）

这样算来算去，全国性的工作会议似乎都做在经济上了。三十年的事实证明，每年开一次全国全党性的经济工作会议，研究一下经济形势，总结一下当年的经济工作成果，确认一下下一步应该推行的经济政策，部署好明年的经济工作重点，以统一全党全国的思想和步调，去夺取新的胜利，在确保我们这艘“老大航母”沿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航道劈波前进方面，在深化改革，发展经济，繁荣社会，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等方面，是必须的，也是有效的。

但是，在经历了如此不平坦而又不平凡的三十年后，明白人心里都清楚，现如今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已经远不止一个“如何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怎么确保经济持续增长” 的问题那么“简单”了。

除了经济问题，我们还面对一些什么重大问题？很多。很多。但综合起来，概括地讲，简单地讲，也就是两个问题：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再说得简略一些，用一个非常“过时”的概念和说法，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生产关系问题。

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这两天全世界的首脑正在哥本哈根争吵着。已经有人到那儿哭求各国长官们高抬贵手，放地球一码了。这里我们暂且就不去说它，只说我们自己的事。

最近有一部在国内播得非常火的电视剧《蜗居》，据说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有人要禁。但大多数观众却非常认可它。我倒是希望那些要禁它的人，认真看一看这部电视剧。不能说它对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精神走向和人际关系表现得都很准确，但我必须说，它有意无意地表现出了在经历了这样的三十年后，中国人与人关系的重大变化，人的心态的重大变化。对这种变化，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承认不承认，怎么去预测它的走向和后果，它已经客观地发生了，“严重”地存在着了。

结论是：人心已经在变。人与人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正在不可逆转（？）地物化着。许多人只相信自己，只为了自己在活着。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只要自己能活得好，就可以不择手段。最近我参加了一个境外电视台的节目录制。这个节目是讨论前不久发生的三个大学生为救两个孩子而溺水身亡的事情。讨论的焦点之一是这三个大学生到底应不应该下水去救那两个孩子？我本以为，这件事根本不会引起什么分歧。眼看两个孩子要淹死了，难道还会有人认为不该跳下水去救他们吗？现场讨论的情况却让我大吃一惊：只要有人说到大学生不该下水去救人，也不应该提倡大学生下水救人时，从与会的大学生席中就会响起一片掌声。只要有人说到大学生应该去救人时，这些大学生中的多数就会树起一片反对的牌子。我在现场主张必须下水救人，被一个律师斥为：“伪君子”。再往前说，五一二地震时，出了一个范跑跑。一难当头，做老师的范某撇下全教室的孩子，只顾自己逃命，这种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制度任何时期都会被指责的懦弱行为，却在我们这儿得到了相当多的人的支持和认同。他们的理由是，范某人有他的生命权。他有权可以不去管学生的死活。一些重要的媒体甚至为范某人提供舆论平台，让他站出来为自己的怯懦辩解。还有许多年轻知识分子为范某人能真实公开自己的想法而叫好，认为一个人只要活得真实就是好样的。他们觉得所有那些认为在危难时刻应该也必须去救孩子的人都是不真实的，虚伪的。在他们眼中，人只有自私的才是真实可信的。这在十年前，甚至五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今天在网上看到最近深圳连续发生几起中学生被绑架案。其中一起，歹徒光天化日下在大街上绑架孩子，孩子叫救命，人行道上有开店的老板，有成年的行人，居然没有一个人上前去救孩子。三个被绑架的孩子，有两个后来被歹徒“撕票”杀害了。最近又看到，深圳有一百四十多个民工因为在深坑中钻洞放炮，而染上尘肺病。有两个因此死亡。没死的到某职业病医院去求治求诊，医院居然以他们没有有关的劳动合同，企业没有为他们开具有关证明而拒绝为他们确诊和救治。他们找相关的企业去开证明，没人答理。他们当初也曾要求企业和他们签订劳动合同，但那些包工头和老板威胁说，如果你们要签合同，就滚蛋。于是这些民工为了挣钱养家，就只能忍气吞声，在没有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卖命干活，直至染上不治的矽肺病。但至今我们却没有听到有一个有权的部门，对那些包工头和企业老板说一句硬话：如果你们不按国家的规定和民工签相关的劳动合同，就请你们滚出我们这个地方。在某些人心中，企业老板是不能得罪的，民工的死活却是无所谓的。一直到今天（十二月十日）早晨，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导，深圳的有关部门还没有出面去解决这些民工的求诊和求治问题。无数的电信诈骗，银行卡诈骗，食品诈骗，股市猫腻，房地产黑洞，企业诈骗，还有正在一些地方形成的“黑社会”势力……特别是在中央的高压态势下，却仍然表现得十分严重的官场腐败……这已经不是个别的偶然的暂时的局部的现象了。你走到哪个省哪个县哪个乡镇，都可以看到这些让人心烦不安的事例，都可以听到弱势群体中发出的无奈的叹息和牢骚声。它已经相当程度地影响了人民对当下的信任程度和那种本该有的对未来的信心强度。

从短时期来说，这些事情也许不会影响我们“保八”“保九”，也不会影响我们一部分人继续富裕下去，甚至正因为有这些现象的存在而会让少数人更快地大富巨富狂富起来。但这是我们需要的前景吗？它能让我们“和谐地可持续发展”吗？这样的发展能让中国人真正感到幸福？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有一条讲的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制约和促进。即便不讲“人民至上”这些大道理，不讲“人本”“人权”“人性”这些时髦话，只从发展生产发展经济的角度讲，调整好生产关系，调整好人和人的关系，调整好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是不能回避的大事。在这些方面，中央已经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某些方面也取得了好的成效。在众多应该实行的措施中，我想，能不能也像抓经济工作那样，在一年之中，除了开一次两会，开一次经济工作会议，是不是也应集中全党和全国的注意力，再开一次专门分析研究“生产关系”的工作会议，来抓一抓这个为老祖宗们十分重视的“生产关系”问题。是不是也应该有几个重要领导为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拍拍桌子，发发脾气，红红脸，大吼几声，引起全党全国大大小小的当权者们百万倍的注意和重视，就像重视投资商的多少、ＧＤＰ的高低一样，去重视强者和弱者、穷人和富人、领导和被领导、人心向背和道德底线之间的关系？！每年开一次，也开它个三十年，会不会让事情的走向能稍稍地更好一些？能让我们更加防患于“已”然呢？

文革的可怕，是因为它把几亿人都调教成了只知斗争他人，而不知其它的政治动物。但如果我们把十几亿人调教成只知为自己挣钱而不顾其它的“经济动物”，后果也是难以设想的。

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两年我每每回到上海，在地铁上都能遇见有怀抱婴儿乘车而没人让座的情景。有一回，三四个中年上海妇女，面对一个抱着几个月大的婴儿的年轻父亲，熟视无睹，安坐不动，她们绝对不是外地民工。因为我这个老上海人听得懂她们正在用非常地道的上海话叽哩呱啦地在说笑着。上海为迎接世博会大动干戈，恨不能把全上海的老房子全都粉刷一遍，都加上新屋顶，把全上海的马路都翻修一新以迎接外国宾客。上海的经济发展也是让全世界人惊叹的。但是，我敢断言，世博会期间如果七千万外国游客在地铁上公交车上看到上海人对待怀抱婴儿的母亲或父亲如此无动于衷的冷漠样子，他们绝对会感到失望，并为此震惊。任何“繁华”都不能缓解由此在他们心中产生的失望。测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真正强大，不仅在经济上，军事上，还在人心上。还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

毛泽东曾经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正确处理十大关系问题。还听说，邓小平说过这样的话，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效，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还不如不搞改革开放。我理解，所谓的十大关系，所谓的改革开放中产生的问题，都是指“生产关系”问题，讲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现在一年开一次经济工作会议实际上是在研究提高生产力问题，为此，再开一次会议专门研究一下生产关系问题，好像也不为过。不是一直在说，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嘛？！应该两条腿走路啊。这是再浅显不过的生活原理啊。

北大自主招生，玩了个时髦的招术，在全国圈定了一些“重点”中学，赋于这些中学的校长以“特权”，可以各推荐本校几名优秀学生上北大。在中国当前的社会形态下，这样做果真能改变千百年来一考定终生、分数定终生的“不当”局面，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养成，并加快我国杰出人才的培养吗？

我以为不能。

理由是：

一，             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校长们为了表示自己的公正公平，不给自己的仕途带来不可克服的麻烦，他们一定会把推荐的学生先公示于众，一定要让公众对自己推荐的学生都没有意见，都“心服口服”了。这种情况下，推荐出来的学生，优秀是优秀了，但往往不会是“怪才”和“偏才”。这些学生大多数不用推荐也能考上北大清华。推荐不推荐，并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而真正需要推荐的，恰恰是那种在某一方面有特殊才能，不受应试教育体制束缚，有独立进取意向和才能，并在某一方面已经初露头角，并显示相当发展潜力的孩子。这些孩子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往往不会被公众认为是好学生，甚至都有可能不被大家认为是好孩子。应试的高考制度很可能把他们挡在了大学的、特别是北大清华中科大等那一类大学校门外。我举一个当代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韩寒。如果当年韩寒的校长要力荐韩寒上北大，可能百分之九十的教师和百分之九十九的家长都不会认同他是个“优秀的学生”。但我们不能不认为，他比后来考上北大中文系的那些孩子在文学方面更有天赋，更有才华。他是值得被推荐的。（当然，他本人愿意不愿意上大学是另一回子事。他好像连高中都没上啊。这很可惜。从长远来看，做文学毕竟还是需要学问做支撑的。）我敢说，今天的中国，没有哪个校长敢推荐韩寒上北大。为什么？因为公示肯定通不过。校长如果推荐了韩寒这样的孩子，多数人一定会认为这个校长一定收了韩寒家长塞的钱。因为这孩子初中就有好几门功课不及格，而且又那么狂傲不羁，不听招呼。他怎么能上北大呢？韩寒的情况说来有点特殊，我再举一个能被公认的例子，比如文史大师钱钟书，当年数学只考了十五分，再比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原北京市的副市长吴晗当年考试时数学考了零分。但北大清华还是收了他们。如果要公示，他们能通过吗？真正的英才奇才之所以是英才奇才，恰恰是因为他们有别于一般人。你要让大众也能在他们的早期就认识他们的价值，这是不可能的事。爱因斯坦读初中时据说也是成绩不好的。两三岁时还不会说话，是个很不机灵很木纳的孩子。在学校肯定当不了学生会主席，更不用说能进入前十名前五名，也不可能被他的同学们推崇为“牛人”。现在的中学校长会推荐他上北大吗？首先公示就通不过。但恰恰是这样的孩子在应试教育疯行于世的当下，是需要通过特别的推荐去获取深造的机会，让他们终有个出头之日。也才能说，弥补了当前应试教育（考试）制度给人才选拔所造成的缺陷和遗憾。所以，现在的矛盾是，校长们为求稳当，必须公示，公示通得过的学生，往往是在应试教育制度下学得很好，也活得很好的，不用推荐也能考上北大的。需要推荐的，往往又不敢推荐。要这样的推荐有甚用呢？

二，             校长们也有他们的难处。每个学校不可能每年都产生几个我们认为的那种“奇才”“偏才”“怪才”。这样有天赋的孩子的确不是每年每个学校每个地区都可能产生的。但每年都得推荐，那只有推荐“通才”了。所谓的通才，还是考试考得好的孩子，平时听话能干的孩子，能够帮助学校做些社会工作的孩子，是一些小大人，小干部，面面俱到的孩子。被公众认可的孩子。这些孩子当然是好孩子，应该读北大。但这样的推荐实际上还是在肯定当下的应试教育体制。谈不上什么有助于素质教育的推行的。因为历来保送上大学的就是这样一些孩子。何新之有？

三，             改革教育制度，强调取消中学的“重点”和“非重点”，力求教育资源的平衡和平均。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受到相同的教育，力求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这是我们社会向公正方向发展的重要一环。否则生在贫困落后地区家庭的孩子永远不能同生在大城市的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社会的不公永远不可能消除。而北大目前的做法加强了这几十所中学的“重点”地位。使得这几十所中学的孩子平空获得了一种为所有其它学校的孩子所不可能获得的优先成才的条件。这对其它学校的孩子是不公平的。其它学校的孩子会认为，自己再努力也不可能得到这样推荐的机会。但他们并不一定就不如那几十所中学的孩子。历史证明，许多有作为的杰出人才也会出在偏僻的中小城市和不那么出名的学校里。

四，             北大这么干，对其它大学也是不公平的。北大圈定这几十个中学，推荐的学生必须是上它北大的。这样在考前就把这几十所中国拥有优越教育资源的中学的所有的优秀学生都搜罗进了北大。我想，清华人大中科大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等等等大学的校长一定很不服气，他们一定也会想出一些招术来争这些生源。如果所有的重点大学都来这一手，中国的教改就热闹了，在不触动应试教育的根本，没有实质性改革的前提下，变成了一场生源争夺大战。无非是在争夺生源方面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已。如若不信，尽可拭目以待。

五，             中国当下是什么情况？有那么多的农村学校，那么多的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的非重点学校的教师质量和教学质量只能用“可想而知”几个字来表达。多数孩子的受教育状况远远落后于少数“重点”学校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提倡加强素质教育固然重要，但我认为，教育改革关键还得在提高普遍的教学和教育质量上狠下功夫。别玩别的花招。别做表面文章。怎么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受到同样水平的教育和教学，让多数孩子把眼下这几本书上的知识真正学到手，让一般老百姓的孩子都能健康地成为有知识的人，有一个谋生之本，是当前老百姓最关心的。最重要的。别急着动别的。几亿学生的一个大国，不通过考试取人取才，如何才能保持社会稳定？如何才能让身处最底层的那些穷人的孩子获得同样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说一句实话，当前社会公信力普遍低下的情况下，底层的百姓，一听“推荐”二字，心里就哆嗦。他们很自然地会想到，我们这些人的孩子能得到推荐吗？你们这种“推荐”真的不会有“猫腻”吗？今天没有，能保证以后也没有？比如我们的医改，这么改，那么改，结果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后看病仍然只能（或者说都愿意）去找“黑诊所”。北京市都解决不了黑诊所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正规医院太难进。民工进不了。穷人进不了。医改，教改的立脚点到底应该放在何处？是我们必须考虑的根本问题啊。

  今天惊悉，湖北荆州长江大学三名大学生遇难和一名无良船主的见死不救有直接关系。事发当时，这艘渔船离出事的大学生们只有五米远。有同学跪求这个黑心船主去施救。但这个禽兽心肠的人居然说：“我只捞死人不救活人。要捞死人，白天一万二，晚上一万八。先拿钱来。”当时这个家伙只要还剩有一点人味儿，向这三位大学生伸出援手，这三个年仅十九岁的年轻人应该是能够得救的。但他却不去救，更可恶的是还要跟跪求他的孩子讨价还价，最可恶的是，从现场情况看，他完全是存心等着那三个大学生死去。因为他们死了，他就可以去做捞尸生意了。。。。。。。

  这是人干的事吗？

  这个船主是男是女？多大年纪了？他有子女吗？他有父母吗？他是人生的吗？他还是个人吗？

  我不相信这是真事。

  我但愿这只是“传闻”。

  我不信在我们这个素以礼教见长、仁义为重、自诩和谐的国家里居然会出现这种人，居然能看着三个年轻人在自己眼前活活淹死，而袖手一旁，并等着去赚“打捞尸体”的钱。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家伙就是“杀死”三名大学生的凶手。虽然我们还不能依据我们现有的法律去做出这样的结论，但我还是要说，他就是一个“凶手”！我相信绝大多数国人，都会同意我的这个判断。

  如果说，许多国人都不敢去搀扶遇难的老人，是因为南京某个法官判了一位去扶起摔倒老人的路人有错，如果说不少司机发誓今后再不会去给因病因伤因残因弱因老而想搭便车的人以方便，是因为上海浦东的城管用钩鱼法伤害了一位想做善事的司机，那么，这个船主是找不到任何客观理由来为自己的这个不良行为开脱的。

  多年来，只据见诸报端和屏幕的消息，这样见死不救的人和事已经不是一起两起了。

  今天在网上看到，有人披露，前些日子一个女生粗暴殴打另一个女生时，现场是有不少旁观者的。但没有一个人上前去拉架。夏天发生在西北的那起群杀事件，我看到过现场的一段录相，在二十多分钟的时间里，大白天，马路上，有十一个完全无辜者活活被人用木棍砖块砸死，来来去去众多路人同样没有一个上前救助。

  我们必须要问了：中国到底怎么了？中国人到底怎么了？

  如果我们再不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自己也不成个人了。

  在大马路上砸死人的，触犯了刑法，正在受到法律制裁。好！粗暴打人的小女孩在网民的追索下，据说自愧得都产生了活不下去的想法。（网民们对一个小女孩“穷追猛打”到如此地步，是否得当，值得商榷。）那么这个无良的船主呢？难道就应该让他面对三个大学生父母的悲天哭声，面对荆州市万余名祭灵百姓的呜咽呼唤而我行我素？

  只有经济不发达，火箭上不了天，单位发不下工资，百姓没有医保，学生毕业无法就业，国才不国？人们才会着急上火，四处呼吁，积极筹划，力图防范和救治？一个民族在钱和利这道历史门槛前，在德和良心这个社会明镜前，同样要经受最严酷的检验。当年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其强大和繁荣是举世无双的。但最后却伤在了它的官员和民众的腐化堕落和社会风气的异变上。请注意，问题不仅仅出在官员身上，同样也出在了它的民众身上。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最后国之不国，恰恰就因为这举国上下的“无良”。

  必须看到，只要搞到钱，就可以不顾一切的想法和做法，在少数人那里，已经发展到令人发指的地步。这个无良船主就是最好的明证。重庆打黑揭出的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人和事同样也在证实精神滑坡、价值取向扭曲、灵魂喑闭的严重性危害性已经不次于汶川和当年的唐山大地震了。甚至要说，更甚于这些大地震。因为它的危害期会更长。

  我知道，我们现在的法律是不制裁见死不救行为的。而道德法庭又只是一句空话。我乞求那些有本事的网友，能不能把这个无良船主找出来，把他公之于众。这样做，不止是为了“泄公愤”，也是“戒当代”“警后人”。让他和他这样的人知道，即使中国的现有法律还不能把他怎么样，但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些个民众是绝对不会容忍他这样的人的。我们必须明白，让中国一部分人有钱，相对来说，还是一件比较容易做到的事，但是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有尊严有爱心地活着，让中国真正处在和谐之中，是需要每个中国人（从上到下）做出百倍和千倍努力的。

  请帮帮忙，把那个无良船主找出来，以告慰那三个可敬的年轻大学生和他们的父母！！

  “八零后”“九零后”这两个概念什么时候开始盛行于世的，我没考证。但它们确确实实是当前使用频率相当高的两个概念。这样的事情，过去没有过。比如说，几十年来，就没有人说过“六零后”怎么怎么样，也没人说过“七零后”怎么怎么样。更没人说过“五零后”“四零后”怎么样。这里的道理很简单，出生在同一个十年中的人，数以千万亿万计。他们出身、教育、经历、生存环境不同，遗传基因更不同，很难把他们装在同一个“箩筐”里去掂量，只能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个别情况个别对待”。但是，这十年，突然就出现了“八零后”这个说法。拿一个“八零后”便把数以千万亿万的年轻一代统统归到一个箩筐里。

  这么干，合适吗？

  我觉得不合适。

  当然，这种说法的产生并非没有它的必然因素。大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一大批独生子女长大，“突然间”出现在中国这个社会大舞台的各个聚光灯下。由于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个如此巨大的独生子女群，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注视。由于是独生的，幼小时确实比较“娇生惯养”。又由于长成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这个时期，中国社会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大呼向西方看齐，强调自我价值和个性独立。用西方一些学者的说法来讲，就是：这一批孩子较少受到“集体意识”的“洗脑”，“自我意识”“独立意识”都比较强。似乎也应该把他们都归到一个“箩筐”里去界定。

  然后又延及、产生了所谓的“九零后”。人们又纷纷地给这一批出生在九十年代的人进行定性：“非主流”、“自私”、“脆弱”等等等等。

  由于出生在一个大致相同的历史年代，受到大致相同的历史事件社会变动或社会思潮的影响，他们之间会出现一些相近相似的人格倾向和兴趣爱好语言特点。为了方便起见，用“某零后”去称呼他们，也不是不可以。但不能把它当作社会学上的一个科学概念来使用。一旦泛泛地用，用滥了，既不准确，也会闹笑话，更会增添一些麻烦。

  前两天湖北发生了三个大一学生勇救落水儿童的壮烈事迹。无数人为之悲恸。三个大学生都出生在九十年代。如此年轻，生命之花刚刚绽放，面对需要救助的弱者时，如此义不容辞，奋不顾身，在人性普遍矮化和暗淡的当前勿庸置疑地闪烁出一道最灿烂的人性光芒和人性高度，可以说是“感天动地”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昨天南方一家大报发出了这样一篇报导，报导的标题是：“向九零后致敬”。但接下来，我又看到，一个地方一个小女生野蛮地殴打另一个女生，我也看到另一个小妞，装腔作势地躺在一堆人民币中，在网上肆无忌殚地晒着自己的“富裕”。而她们也是“九零后”。还记得去年北京奥运会上大批出生在八十年代的年轻志愿者的出色表现让国人赞叹不己，并纷纷把赞扬的光环加在了“八零后”这个总体上。但是最近发生在内蒙的那个越狱事件中，残忍地杀害了狱警的四个越狱犯却也全都是“八零后”。。。。。。。

  能笼统地说“八零后”“九零后”好，或不好吗？能笼统地提向“某零后”致敬吗？

  前两年，我曾经和八零后的一个作家在网上争论过一个问题。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后来的时间里，许许多多的记者只要跟我提及这件事，总要问我一个问题：“你对八零后有什么看法？”好像我跟八零后中的某一个人发生过争论，就一定是对整个这个群体有什么成见似的。不管我如何的解释分辩，说我对八零后这个整体没有任何成见，我认为八零后作为一个整体是要长大的是会分化的，而且已经出现了许多出色的人，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一定会优秀地成为国家的接班人。等等等等。但还是没有用，那些记者还是逮着我就要问我，你对八零后这个群体有什么看法。

  一棵树上的叶子都是在同一个春天里萌发的。但植物学家却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片叶子是相同的。其实，人也是这样的。我们能不能也用这样的科学眼光来看待我们周围的年轻人？也这样来看待我们自己的同时代人？他（我）们虽然出生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固然有某些相同的时代特征，但他（我）们只能是他（我）们个人。八零后中已经出现全国人大代表，也出现了杀害狱警的越狱犯。这应该是很正常的事。而九零后，最大的已经十九岁了，而最小的还只有十岁。十九岁和十岁之间的差别，存在的代沟，恐怕不会小于他们和父母之间的。

  我们仍然生存在一个有着巨大等级差别的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仍然有天壤之别。受此影响，年轻人成长过程中的分化也必然会是巨大的。和谐和共同富裕，人性的普遍和美，仍然只是我们遥远的一个奋斗目标，而不可能是现实现状的确切界定。今年以来发生的几起重大事件，都说明了这个“真理”的沉重性和不可违背性。还是应该具体地对待具体的人，而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对群体的人也罢，还是个人，都应保持某种清醒，还是必要的。

 昨天我在博客里收到下面一个“系统提示”，我按它的提示，进入它说的那个所谓“官方网站”一查，据说是新浪搞的一个活动，我还得了“二等奖”，不仅有奖金五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还有一台三星笔记本电脑。我纳了闷了，谁这么大方，金融危机还没过去呢，就在那儿大把大把地往地球上撒钱。就给新浪打了个电话，新浪断然告诉我，他们没有举办这样的活动。完全是个骗局。不知道还有网友收到这么“好”的通知没有，千万别上当。我把骗子发到我博客上的这个“系统提示”公布在下面，望收到这样提示的各位朋友别大呼“运气太好”，心跳加快，掉入陷阱。新浪方面是否应在自己网站上发表一个声明，以防网友上当。

附：

  《实话实说》终于从央视被裁撤掉了。一向以来，崔永元很聪明。和晶很辛苦。但无论怎么样的聪明和辛苦，最后都没能保住这个曾经为亿万中国百姓所看重、也曾深深牵动过他们心扉的谈话节目。裁撤它的理由，据说是“收视率”问题。但紧接着，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和制片人和晶就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了严正声明，说“不要再拿收视率说事”。认为，拿收视率做裁撤《实话实说》的借口，是个“弱智”的做法。我没有接触过和晶。平日仅从镜头里看，总觉得她和她的姓一样，是个挺和顺的智性女子。这一回对领导对自己的处理决定居然公开做出如此迅速，又如此激烈而坦率的反应，在央视主持人和所有栏目组工作人员中不能不说是非常罕见的。很大胆，很破格，也可以说是无奈之至后的一种无奈之举。和晶在她的“严正声明”中其实并没有点破被裁撤的真正理由，但她的四点声明中，有两点还是说得“比较到位”的。第一，她反问道： <<实话实说>>的选题是可以由一个人来画圈打勾的吗?言下之意在说，这个节目的主创团队从来也没有获得过创作（制作）这个节目的全部主动权。因此，这个节目即便存在收视率问题，也不该全部由她们的团队来承担责任。其实，无论是崔永元，还是和晶，或者是所有的“地球人”都清楚，《实话实说》创办初期之所以能狂火起来，不完全是因为崔永元的主持风格造成的。是因为它的的确确开创了大陆媒体少有的“实话实说”做派。或者说，做为一种行为艺术，它公开提倡大陆主流媒体要“实话实说”，让处于改革开放热潮中的中国人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震。受到欢迎是文中应有之义了。但它的火，并没有得以长久地延续。应该说，在崔永元还没有离开这个栏目组的时候，《实话实说》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个栏目能不能受到欢迎，最重要的原因不在主持人的风格和能力上，而在于这个节目是否能够延续当年创办的初衷“实话实说”这一点上。说一句实话，在崔永元的后期，《实话实说》已经不再能涉及一些百姓特别期待有人说到的那些话题，即使涉及了，也不能把话说到点儿上了，已经开始有一点纯粹拿“土豆当干粮，让村长来做大拿”的装糊涂模样了，玩点小聪明啊，拿插科打诨当幽默啊。等等等等。观众当然不会认这个账，于是收视率在那会儿就开始下降了。崔永元因此还病了，一度病得很重，他不得不离开。这是一个非常“适时”的举动。而和晶却很“不聪明”地，因而也“很辛苦”地接过这个烫山芋。“地球人”中的明白人心里都清楚，和晶今天的下场从她接手这个烫山芋那天起就注定要发生的。换一个什么晶上去，那个“张晶”“李晶”“黄晶”今天也会被裁撤掉的！这里的根本的原因不在主持人的风格和能力，就是和晶在她声明中点到的第二致命穴：“一个亲爹不要,后娘不疼的孩子,是孩子自己的错吗?”如果和晶点出的这个“穴”是真实存在的，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为什么一个提倡实话实说的节目会沦入亲爹不要,后娘不疼的困境？是广大观众（老百姓）不欢迎不需要“实话实说”了？当然不是。一个实力如此雄厚的大电视台，能办出如此多的优秀栏目，怎么就办不了、办不好一个“实话实说”栏目？还是有人不愿意为“实话实说”冒该冒的风险？这块土地上办不了实话实说栏目，办不好实话实说栏目，会不会给世人产生这样的印象：这儿最好还是别“实话实说”。或者说，这儿还没到“实话实说”的地步。裁撤这样的栏目，最后究竟会打了谁的脸？我想，结论是清楚的。

  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件可以掉以轻心的小事。

  还有的网友认为，《实话实说》的收视率之所以不高了，是因为观众对它产生了所谓的“审美（审读）疲劳”。一个栏目毕竟搞了十来年了嘛。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是永远不会让人们产生“审美和审读疲劳”的，一是“实事就是”，另一个就是“实话实说”。人类社会的运行过程中，永远会有新问题出现，需要人们去实事就是地对待，需要“实话实说”地探究和表达。所以，说实话，永远不会出现因炒冷饭现象而让人厌倦。问题全在于你敢不敢面对“实事”，并真正地去说“实话”。只要是真说实话，观众永远会以十二万分的关注度，竖起他们的耳朵来倾听，并且倾心参与其中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只不过在拿“说实话”来装“丫挺”！

  但不管怎么样，“<<实话实说>>整整十四年,（和晶）的队友们依然乘地铁上班，买房还要靠家属帮忙”，看了这些话，还是让人心酸的。因为在那个大院里，每天都存放着数都数不过来的高级轿车。早己住着豪宅别墅的也大有人在。确实，《实话实说》的这帮哥儿们姐儿，“他们傻啊?”在这里，我觉得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向那些曾经为了在这块土地上真正实行“实话实说”原则而付出过心血的媒体人致敬，这里应该包括这一回被迫离职的和晶女士，以及她的团队的所有的哥儿们姐们，也向央视上上下下曾经支持过这个栏目的所有的人，献上一份最崇高的敬意。

　　据某消息称，叶明子九月九日在北京太庙举办婚礼。场面宏大，奢华，充满了珠光宝气。叶明子何许人？开国元老叶剑英元帅的小孙女。太庙是何许地方？“太庙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庙，1950年改为现名“劳动人民文化宫”。1988年1月太庙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会允许一般人进去办婚礼吗？常识告诉我们，是绝对不可以的。比如说，隔壁邻居家小妹有一天对我们说，她要到故宫或太庙去举办婚礼，我们一定立马就会回答她说，小妹，你是吃错药了，还是没睡醒？但是现如今真有人进太庙这样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头去办婚礼了。

　　是国家关于重点文物的保护规则有了改变，允许大家进去办婚礼了？

　　我不信。

　　是太庙的文物地位降低了，它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所以允许大家进去办婚礼了？

　　我更不信。

　　是太庙被拍卖，成了巨富起来的叶家的私有领地了，所以她能上那儿办婚礼了？

　　这话，谁也不信。起码在可以料想的一百年内，中国还不会有人相信。

　　那么，这个叫叶明子的女孩怎么就真的进了太庙这样的国宝级文物保护建筑里去办她的个人婚礼了呢？

　　她可以进那地方办婚礼，别人可以吗？

　　现如今是不是只要有钱，能拿出足够多的人民币或美元，谁都可以租太庙举办自己的婚礼？

　　我想不是的。

　　那么，为什么叶明子就可以？

　　她付了多少钱？

　　也许她一分钱都没付。

　　难道就因为她是开国元老的孙女就可以进国宝级的文物保护单位里去办自己的婚礼？

　　我要问一句，如果叶帅活着，他会同意自己的孙女到太庙去办婚礼吗？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叶帅是不会让自己的孙女干这样的“蠢事”的。但他的儿子怎么就那么高高兴兴地挽着自己闺女的胳膊，进了太庙去办婚礼？这个叶选廉难道没有想过自己父亲的遗愿吗？这个叶选廉难道真的认为，自己作为开国元老的后代，如此张扬地陪着女儿在全国老百姓面前炫富炫贵，比继承自己父亲的遗愿还重要？叶选廉不知道这场婚礼后的一个星期，中共中央要召开四中全会讨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他就以这样的行动来“诠释”党未来自洁自爱自重的决心和行动？

　　高干子女有权选择自己的未来，也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们可以发财，也可以自由使用自己所得的财富去过自己愿意过的生活。但无论如何不能伤害这个还以“社会主义”为自己奋斗目标的国家的种种“游戏规则”。更不能无节制地享用先辈的影响为自己“创造”特权。

　　我相信不是所有的高干子女都会放纵自己或自己的后代进太庙去办婚礼。正因为如此，更有必要提醒叶家的子女们，要珍惜父辈为你们挣下的这份“特权”。特权一旦被滥用被污染，引发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要知道，你们的先辈正是因为为了反对这种被滥用的特权，才走上光荣而艰难的革命之路的！

　　最后我还要问一声，已经在香港定居的叶家一族，你们有可能在香港去租用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办婚礼吗？我敢说，香港的法律绝对不允许你们这样干。你们也绝对不敢在香港这么干。但为什么在大陆你们就敢了呢？居然还干成了呢？不仅在大陆的心脏部位北京，还在北京的心脏部位太庙干成了这样一件本不该干的事？！

今天刚从广东开完中国作协的主席团会回来，打开信箱，读到小儿子发来的一封信，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他“惊心动魄”地遭遇了一场骗局。这一类骗局电视上报纸上己披露过多次。小儿子是个在读博士生，忙于学业，不太看报纸和电视。居然不知道这是个骗局，“惊心动魄”陪人家玩了一把。倒也生动有趣。征得他同意，把他的这个小故事“转载”在这里，也许能让别的一些不太看报纸和电视的年轻朋友多些警惕心。
 

现在是下午3点25分，10分钟之前，我刚打完110，向人民警察报告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金融诈骗案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上午11点左右，我的座机接到一个电信的电话，说是我的电话欠费。我说我的电话是跟银行账户绑定的，不可能欠费。事实上，我以前也接过这样的电话，那一次是说了一下就完事了。这次，这位操广东或者福建口音的电信同志很热情，帮我查了一下。结果不是我这个电话欠费，而是另一个跟我这个电话“绑定”的电话欠费了。号码是69621472。我就很义愤很38的要求电信的同事查一下这个号码。电信的同志说，该号码是用我的身份证于09年7月11日在怀柔某营业厅登记的，现在已经欠费2千4百余元。

我是一个穷人。所以我很恐慌。我跟电信的同志说，这不可能是我干的。也不可能是我的家里人干的。电信的同志很贴心，他说，这是一起盗用账户的案件，他可以帮我直接转到怀柔公安局去报案。

OK。公安局接通了。又是一个广东或者福建口音的警官接的电话（我的OS：现在北京电信和怀柔公安局都是用外地的同志了？）公安局的同志也很热情，他说，我这种情况很多见。他现在就跟电信的同志核实一下。同时查一下这个电话的事情。叫我不要挂电话。

我在这边等着。隐隐听到他在跟别人打电话，并且说了一些关于招商银行的账户的问题。过了一会，他回来了，他其实是公安局金融诈骗和刑事绑架专案组的成员（OS:原来是这样，口音看来不可疑。）而且我的这个案子，跟他们正在调查的一个案子是有关联的。让我去录口供。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去怀柔公安局，一个是电话录音。我想，当然是电话录音。怀柔太远了，而且明天下午还要见陈老师。

于是，录音开始。再次询问了各种情况之后，公安的这位林浩同志跟我说，现在已经查明了，确实有一个叫陆丁的在某年月日在怀柔注册了一个电话。同时还查到，这个电话跟一个招商银行的账户绑定在一起。并且跟我介绍说，又经过了一番周折，最后发现这个招商银行的账户上面有大量可疑资金的转入。这个账户是他们正在调查的一起绑架勒索案的‘人头账户’。

所以我已经变成犯罪嫌疑人了。公安局要冻结我名下的所有账户。时间为一年半。我当时就傻了。不过，公安同志很热情。他说可以跟主任来说一下这个事，看看有没有办法给我的某张银行卡办一个“保单”。——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意见，但是有转寰毕竟是好的。不过趁着他要走的之前，我问了一下他的办公室号码，号码是89687601。

过了一会，主任也下来了。于是林警官跟我告别，说要去登记地址去查一下。让我跟主任讲电话。主任姓胡。主任说，我现在已经被列入检察官所签发的调查令中。政府可能要刑事拘捕我进行调查（时间是10-12天）。但是考虑到我的情况的特殊——是主动报案（OS：没错，我要是罪犯我能那么傻么），所以可以拖延一下时间，在冻结之前调查一下我的“清白”（OS：还好还好）。其中包括把我的其他银行卡的情况说一下。还很规范的——我觉得很规范——不要说账户和密码，只要说是哪个银行的就好了。（OS：对哦，国家什么查不到。用不着我多说。）

我就说了。他说，我这种情况很危险。因为犯罪分子也可能用我的身份证来窃用我的其它账户。所以，他可以帮我把其中一张我主要用的卡先办一个安全条码更换和密码更换。同时也部分地证明我的清白——因为至少这张卡里没有可疑的资金流动。其它的在之后的几天内公安局会逐张地调查我的其它卡里的资金情况。如果我名下只有那张怀柔的招商卡有可疑的资金流动，我就可以证明我的“清白”。

下面就非常科幻了。因为我的资金冻结时间是下午3点半，而当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所以，胡主任要求我马上下楼去办理这个条码更换。他说，他可以通过公安局的联网直接在我用的柜员机上生成一个“替代”界面——我想，就是电影里说的那种伪装界面吧——然后，我要按照他的指示一步一步的操作（OS：太高科技了）。

他还特别强调，因为这个案件已经立案侦查很长时间，很快就要收网（OS：这么巧？不过也许是因为我的报案吧）,所以要求我不要跟无关的第三者说这件事。

同时，因为整个清查银行卡中的资金的过程都需要作为证据，所以，我从出门直到在柜员机前完成整个操作，手机都不能关机。要一直和一位技术人员保持联络。这位技术人员姓丁。丁同志跟我说，下了楼之后，不要叫他丁公安，要叫丁先生或者丁大哥，以免暴露。（OS：我也是做秘密工作的了！耶！）并殷切询问我的手机是否满电等等。然后我很智慧地跟他说，我们家电梯没信号（咱做分析哲学的，思路就是缜密）。于是他问我，你住几层。我说16层。然后他说，“我会在信号消失后1、2分钟内立刻再给你拨过去”。

然后他就问了我的手机号，给我打了过来，我就带上卡，笔、纸（我为什么要带上纸笔？不清楚。）准备出门。在整个过程中，我仍然没有断绝自己独立调查的念头。所以就上网搜了一下69621472这个号码，想看看谁在用。结果，返回的结果是：

木樨地南里16楼3门1号。2008年10月27日12时许，事主接一语音电话提示：说事主在怀柔区办理的电话（69621472）已欠费，为保全家里财产平安，让事主分两次在工行合计汇款人民币9万4千元。

很好，我想，果然是诈骗分子用的电话号码。但是，“为保全家里财产平安，让事主分两次在工行合计汇款人民币9万4千元”是什么意思？难道不是骗话费？骗话费跟保全家里财产安全什么关系？想不明白。不过，事情紧急，不妨以后再想。

然后我就到了柜员机面前。丁同志跟我说，插卡，进入英文界面（闪念：果然，替代界面还是英文的更避人耳目），按查询余额，然后我把我的余额告诉了他。然后他说现在我帮你改条码和密码。先按左边第一栏，我说，是不是“transfer”？他说是。然后，再按右边第一栏，（OS：还是transfer?）

为什么是transfer？我说过了，我是穷人。穷人对transfer这个词是很敏感的。一遍也就算了。事实上，第一次按的时候，我就咯噔了一下。但是考虑到替代界面这东西做得应该比较真，所以也就算了。但是第二次又出现，我就有点扛不住了。但是想到可能替代界面也许很粗糙。所以我继续按照丁同志的指令行事。

结果，我很华丽地按错了那个新条码。那个新条码是一串巨长的数字。62220220什么什么。而且丁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一样，也是广东口音（OS：果然金融诈骗专案组是要从经济发达地区调过来），结果尾数830被我听成了880.

于是再按，但是，在重新操作的过程中，我忽然有了一点疑心：如果这个不是替代界面，而是银行转帐界面本身呢？但是，但是，丁同志说不让我跟别人说啊。但是，但是，我是穷人，万一这就是转帐界面，我岂不是完蛋了。这时，我想起了我的父母、家人、陈老师、周宗和刘总，如果我堂堂一个懂英文的学术分子居然被人在英文界面上骗了钱，我岂不是一生都要背着耻辱的十字架？想到这里，我就趁乱把丁同志念给我的那个巨长的数字写在了纸上（我为什么要带上纸笔，我不知道！但是我做对了！）我发现，这个数字太像一个银行账户了（条码哪有那么长！我的逻辑功能恢复了！）

于是我趁乱（先抬头看了看银行的监视器——我始终相信高科技——电影中的高科技）在离柜员机5步远的地方张望了一下，发现了一个长相很喜人的女银行职员——至少她穿着银行职员的黑套装。我把她招呼过来（没有出声），然后在纸上写到，这是不是银行转账界面？写完之后用手指着丁同志让我进入的那个界面——没有文化就是要吃亏！我虽然懂英文，但是我不从来没用英文界面操作过柜员机，而且也没转过帐。最关键的是，我不理解为什么转帐界面（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按了一次transfer，这个按钮会移到右边再出现一次让人再按一次！所以我第一个问题是问，这是不是转帐界面。

可爱的女职员显然一头雾水。她张口要说话！我立刻以手指唇，又写，“现在有人要我转帐，这是不是银行账户？”——此时我已经基本认定我陷入了一个局中局，但是我需要专家知识的支持！

从逻辑上说，这种推理行为是不对的，因为我的第一个问题尚未得到解答。没有理由提出一个新的，将对第一个问题的某种回答预设为真的问题。但是，我的逻辑功能恢复了！事实上，在我疯狂地在纸上写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又想到，如果国家队科技水平真的走到这一步，如果公安机关真的能够随时骇入某个指定储蓄所的指定柜员机，那四化早就实现了！

当然，这不是决定性的证据。但是，这却是让人更为坚信这是一个骗局的增加筹码式的证据。而且，也许是动作支持了“思想”。我的勇气也恢复了！不就是拘留10-12天，不就是不能跟陈老师谈论文了么，我认了，但是我的钱，我不能失去我的钱！这是我工作了10年才辛辛苦苦从嘴边抠出来的可怜的几万块钱！而且，政府也不能这么无聊就把抓起来吧。要相信政府！（hopefully）。

anyway，此时我已经认定这是个骗局了。于是我用口型对那个可爱的职员说“报警”。然后我就跟电话里的林警官瞎扯。而林警官则开始恐吓我（这时我已经认定了这是恐吓。我的逻辑功能恢复了！我想起了诈骗理论中将“猎物”陷入心理恐慌以达到目的的种种论述）。我一边假装操作，一边脑子里不受控制的按照诈骗理论将我这三个小时的经历“整合”——确实是不受控制，我没有那么理论癖。但是那些“要点”就这么自动组合起来了。若何符节。奇怪的口音，奇怪的口音一致性。奇怪的用语（“民众”，“陆同志”，“坦承”），特殊的要求：开始让我关闭手机，问清我周围有没有别人，禁止我跟别人交流（理论：让“猎物”陷入“无助”状态，从而在心理上产生对“猎手”的依赖）。种种种种。当然，这些都有“合理化”的解释——专案组，保密要求等等。但是，我已经决定一搏。再说我也报警了。如果有什么问题，就让两个政府自己交涉吧。毕竟是法制社会（hopefully,again.——说到底，即使是在这种极端isolatedness之中，我们仍然可以选择相信法律。法律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最重要的。我的钱！我不能失去我的钱！一边是大几率失去我的钱，一边是理论上可以承受的法律纠葛。我选我的钱！

到此为止，我才真正地坚定了我的决定。这就是一个骗局。之后我就一边拖时间，一边继续催促银行的人报警（此时保安已经围上来了）。

我很自私！这件事我没有竭尽全力去做。我拖了一会，自觉难以为继，就挂了。然后去找银行的人，把我记下的银行帐号交给她们。觉得可以是一个线索。过了一会，我觉得不保险，就自己打110。然后把帐号从银行那里要过来亲自念给警员听。然后询问了一下有什么后遗症的可能——毕竟是把身份证报给了骗子们。警官说没事，我才放心。

反思：

上楼之后跟家里人打了个电话，才发现这种骗局很常见。不读书不看报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我还是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骗局。首先，这是个局中局。有人假扮政府来追查诈骗案，然后在追查过程中实施诈骗。太巧妙了。

其次，这是个多人骗局。包括“电信”、“怀柔公安局（专案组）林浩警员”、“胡主任”,“丁技术员”。至少是一个四人团伙进行角色扮演。各种细节，至少在我这种没有政府常识的人看来还颇为真实。各种叮嘱，电话那边的传真机、键盘、电话声。（这其实是个疑点。我接电话的过程中，有几次跟我通话的人要跟别人交待事情或者询问，让我这边不要挂，我是觉得他们说话有太大声，但只是一闪念就过去了。这不是决定性的怀疑性的证据）。还有“身为”政府的态度。这点最有趣。事实上，我在整个过程中也有这样的闪念：政府现在这么体贴了？但是也只是作为一个cynical question就这么带过去了。现在想来，心里还是有这样的念头：原来国家真的是改进了。

事实证明，假的就是假的。这一点在打通110之后就很明显了。首先，打不通。其次，打通之后，真警察虽然也很体贴（知道我惊魂未定，陪我聊天），但是，语气里带着一种见多识广不以为然的懒洋洋的状态。就像你去医院看病，你很紧张，医生一点也不紧张那种。这才是对的。因为，这根本上不是他们的事。他们不会着紧。我还是太幼稚了。分不清利益相关的着紧，和那种出于义务或者“好心”的着紧。

再次，最有趣的。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在紧急状态下必须要做出判断的思维过程。事实上，我从一开始就是有怀疑的。毕竟“存在通过电话行骗”这个常识是有的。而且，不如说，这是基本认定——有不认识的人打电话过来说跟钱有关的事情，首先被认定为行骗。

其实据说这个电话很多朋友也遇到过，但是在这一步就停止了。因为他们没有好奇心（哲学病？）。

但是这个基本认定在一步之后就被推翻了。因为骗子承认有人盗用我的身份证开办了一个固定电话——他认可了我的起始假定。而真正的骗局是在此后才展开的。所以，我的初始怀疑消失了，我进入了“认可”甚至“认同”乃至于“依赖”（我是从心态上比较依赖政府的）的状态。

在整个过程中，虽然作为一个平时有点cynical的人，我也有过怀疑。但这些怀疑都被解释掉了——或者是自己觉得无关（因为我知道自己比较cynical，所以在有“正事”的时候，往往会觉得“只不过是老毛病犯了”这种），或者被设局的人解释掉了。

但是，这些疑虑，我觉得，现在回看起来，是积累起来了。这很有意思。我们并不是排除一个证据就真的排除了。它只是被排除了作为决定性证据的地位，但是它并不消失。（最后居然有一个大闪回重新组织起来了，而且是完全不可控的。）

但是这种积累并不是像加法一样加呀加加到一个量就量变转质变了。这里需要某种决定性的东西。但是，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决定性的东西根本不是证据。而是。。。大家都知道了，是我的钱！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我的吝啬或者惜财。我从来没想到我居然这么看重钱。当然也可能是穷太长了。总之这是一个trigger,抠动它，我的逻辑就恢复了，我的“勇气”也恢复了。

而一旦恢复——这点更有意思——我首先想到的“破绽”（也就是逻辑上，即证明/证伪关系上有作用的判断），居然是高科技这事。这太有趣了。不过也很说明问题。设局的同志根据各种电影进行技术想像，我也默认了这种想像。甚至还很投入！同时，这可能也是最硬的部分——最容易进行常识判断（其它基于常识的怀疑都已经被“解释掉了”）。

但是，我要说，其实我也不懂技术。也许，真的已经掌握了这种技术？（说实话，我现在仍然有点惴惴——虽然极淡，但仍然有，怕这其实不是骗局，我把公安局什么专案小组的电话给挂了！当然，这种惴惴是随时间而递减的。现在又比开始写信的时候好多了。）虽然我也可以说，柜员机（据我所知）根本是不联网的，至少不能远程操作（可能在本地储蓄所有某种记录）。而且，公安局应该没有银行的管理员权限。要想进入也不可能如此之快。但是，这些只是我的所知，而我自己知道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靠谱的知识。但是最后的决定却就是依靠这种自己也知道不一定对的东西做出的。

我不知道怎么分析？是否这就应该被归入所谓“人只做自己所愿意做的事情”（保住钱）？即某种“意愿主义”或者“意志”主义？我觉得问题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我确实进行了推理。而且，如果没有这种推理，我现在已经被骗掉了。

那么，推理“只是”对意志的加强？似乎可以这样说。但是，我想强调，如果我当时没有想到高科技这事，我可能还是会继续转帐。当然，这种自省可能不能成为论据，因为，会有人说，“你找不到这个，你还是会找到别的”。但是这样说法同样没有“经验证明”。

更重要的是，从次序来看，我是先心疼钱，然后想到高科技，然后做出决定。从“发生”上来说，意志（保钱）是起源。但是推理却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推理的作用必须还要得到更进一步地说明。——是因为只有推理才是“公共”的（才有足够的分量），而“意愿”太私人了以至于我们其实根本不能用它来做决定的支柱吗（根本没有这个资格）？

当然，这里可能是一个个体差异问题。也许有的人就更“我行我素”。他可以直接衡量损失钱的风险和被拘留的风险而进行决策（经济学比较喜欢引用这种决策过程）。但至少我不是。我是需要对“这事到底是个什么事”（what is the case）这种“公共”问题作出判断才能下决定。或者，我需要知道某种“客观”事态才能做决定——在此之前，我是跟着走的。

最后，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在种种证据中，我对“政府”的想像和希望，以某种不仅扭曲，而且是双向的方式成为了证据。我一方面觉得政府有问题（being cynical），一方面有希望政府改进，并且当某种东西出现时，我又真的相信它已经改进了——导致自我取消了某些怀疑。

这种心态。难道真的能够通过某种思想过程而被改变吗?我不知道。

最后时间：下午5点39分。

本刊专访

陆天明：我眼中的《南京！南京！》

在陆天明看来，儿子陆川拍《南京!南京!》，不仅完成了一个艺术家应该有的使命担当，而且完成了一个大众娱乐向电影艺术跨越的个人朝圣。

4月27日，陆川之父，著名作家陆天明，刚出版了他的新作《命运》之后，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本刊记者 丁爱波

忘记就等于背叛，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卖国。

《××周刊》：您是怎么看《南京！南京！》这部电影的？

陆天明：这部作品的纪实性不用说，最大的优点在于它多角度对战争和人性进行了反思，一方面直面了那场残酷历史中加害者人性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70多年后中国人重新审视那段历史的必要的理性态度和由此而产生的宽容与自信。

回到电影本身，首先它肯定了中华民族军民反抗的英勇，陆剑雄、小豆子，（甚至包括江香君那样的被侮辱者的另类反抗）陆川歌颂了这种行为，这种反抗。其次它强烈的表现了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可怕后果。我们的男女老少父母儿女受到可怕的侮辱，它侮辱了我们的尊严。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些，忘记就等于背叛，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忘记也是一种卖国。

第三，电影不仅表现了被害者的所受到的伤害，同样也表现了战争给加害者带来的异化和痛苦。战争会把加害者变成野兽。在关注这部电影时，我们还应该确立我们是站在哪个角度看待那场战争。在7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包括从加害者的角度来看待战争。战争加害者是一个复数，是一个集体，这个集体不是铁板一块。百合子、角川，他们在电影中的表现是真实的，恰如其分的，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也在他们国内杀害反战分子，日本国内也有希望和平的人民。战争异化人性，不仅表现在被害者人群中，也表现在加害者的人群中。事情过去六七十年了，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可以、也应该这样来回顾、观照和再现那段历史了。有人认为，角川那样的人在日本人中只占几十万分之一。电影不应该把这样的日本人写成艺术典型。能不能成为艺术典型，是不能只看数量的。辛德勒在整个二战期间的德国人中可能只是个极稀罕的个例，只占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但斯皮尔伯格却为这样一个德国人（而且他一直在为纳粹做事）拍了一整部电影。人性中任何一点向善的呻吟都可以作为艺术作品的酵母。况且电影十分明确地指明，导致角川最后精神崩溃的就是这场侵略战争的非人性本质。角川忍受不了非人化的灵魂摧残，而自我毁灭，是可能的，也是可信的。虽然它可能只是个个例。但它符合人类抗拒非人化精神摧残的本性的。因此它就具有了典型意义。电影删去了原剧本中一个细节：角川的背包中一直带着一本康德的哲学书。我对陆川说过，你删去了这个细节有点可惜。它能表明角川是一个能做自我灵魂拷问的年轻人。拷问的结果，在那样一个特殊环境下，他活不下去了。顺理成章。

当然我们也一定要清醒，中日关系再友好，这段惨痛的历史教训一定要记住，但我们一定要和日本人民一起来反对战争。

《××周刊》：和平、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在此形势下，陆先生如何看待70年前的那场战争？

陆天明：战争对所有正义的人民来说是一种无奈之举，是强权者、非正义者强加给善良的人民的，在这种被强加的情况下，正义者的一方有时也不得不拿起战争的武器来对抗战争。我们今天回顾历史，不代表我们一概地否定战争。在当前形势下，空谈和平仍然是危险的。因为仍然有人企图用战争的方式来谋取不该由他们得到的利益。联合国大厦前那个把枪管打结的手枪雕塑，仍然只能是“良好的愿望”。联合国的会员国中有哪一个敢“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只靠拥抱和接吻来处理国与国的关系？！

从历史上看也一直是这样，抗日战争时，汪精卫想“和平救国”，在那种情况下，和平是不可能救国的，除非下跪，承认自己是奴隶。而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只有拿起武器，用正义的战争去反对非正义的战争。

只要是战争，就会出现死亡，就会出现杀人，施暴者会杀人，受害者反抗的时候也会杀人（杀侵略者），但对受害者来说，这是一种反抗，是在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力，在法理上这属于正当防卫。善良的人们一定不能对和平过于乐观，绝对的和平主义在当前是一种幻想。拥有实力、善于使用实力来保护自己的人民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这是千百年来被铁证了的真理。

我们不应停留在鸠山队长那个层面上

《××周刊》：与之前抗战有关的电影相比，《南京!南京！》有哪些突破？

陆天明：我不是从一个父亲的角度，也不从编剧的角度，就单单从一个普通观众的角度来说，无论是主题还是观感，这部电影都是一部优秀的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是有所突破的，也是很重要的一部作品。

现在我们某些电影往往处于两个极端，或者是纯主旋律的，或者就是纯小我的小资的、只表达自我感情的电影，很少直面伟大民族在完善人和人性方面的伟大斗争。《南京！南京！》虽然是历史片，但是视角很独特。

之前，我们也拍出了像《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优秀影片，但70年过去了，我们不应该还停留在那个层面。陆川的这部电影，出现了一个应有之义：70年过去了，我们应该用一种更大的气度来看待这场战争。

过去我们一些作品在表达这场战争时，人物形象往往是模式化的，平面的，视角是单一的。比如说对日本侵略者的表现，便仅仅停留在《红灯记》中鸠山队长那个层面上。这种单一的、模式化的表达方式是浅层次的，并不利于我们深刻反思这场战争。

此外，不单我们要反思战争，日本国民也需要反思。要反思，不是我们喊几嗓子就行的，我们应该学会方法和策略，应该和日本人民一起来反对战争，反思这场战争。

《××周刊》：这种气度是不是前面您所说的全人类视角？

陆天明：对！怎么算是全人类视角？既要看到受害者在战争中所受的侮辱又要看到他们的反抗和屈服；既要看到加害者在战争中的凶残又要看到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异化和伤痛。

人性是复杂的，陆川的这部电影表达的便是战争对人性的一种考量。陆剑雄的抵抗、唐先生的屈服、角川的痛苦等等，他们都在这场战争中做出了选择，这种选择是真实的。我们应该把他们展现出来。

面对这场苦难，我们不应只是单纯的哭泣、叫喊、跺脚，更不能只是埋怨，泣诉。这不是一个伟大民族的胸怀，当然我们有权哭泣、叫喊，我们也需要表现我们所遭受的重大损失，因为我们是受害者。那么，在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和全人类一同去追寻人类的明天。

《××周刊》：但一些略微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会觉得这种视角不舒服。

陆天明：首先我对这一部分持“民族主义”立场的观众是尊敬的，与其我们大家高枕无忧，或者拜倒在洋人脚下，仰洋人鼻息是从，还不如让我们耳边时不时地有些这种声音，这种声音可以让我们保持必要的清醒。我们要知道，在日本国内依然有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在蠢蠢欲动，我们要有点骨气，要更加警觉，但在此之外，我们也要更加理性。说直白了，就是要维护民族性（尊严），但不要搞唯“民族主义”。

并不是说有了“人性”，就有了历史审判的豁免权

《××周刊》：陆川说这部电影表达的是战争中的人性，唐先生在战争中的表现是符合人性的，那么我们是否就应该选择宽恕？

陆天明：首先我们应该明确的一点是，唐先生曾经是个汉奸，你可以说他是个有人性亮点的汉奸，但汉奸就是汉奸。汉奸也是有人性的，但不是说有了人性的表现，我们就要被完全感动，就忘记他的行为给其他人所带来的莫大的伤害。汉奸也可以觉醒，幡然改悟。这在过去，都是创作禁区。但人就是这么复杂。

再者，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似乎也走上了一个极端，如今我们对人性的理解是偏颇的。并不是只有灰色的、自私的、充满私欲的才是真正的人性，也并不是说在历史境遇中的某个人只要具有了这种人性的流露，他就具有了历史审判的豁免权。

在南京雨花台的历史博物馆，我看到过一些殉难志士的照片，他们都很年轻，二十一二岁啊，他们是地下党员，他们死在1949年10月，是北京宣布建国以后，而当时，只要他们在自白书上签一个字，他们就会获得活下去的可能，但他们没有签，他们从容赴难，张扬社会理想，淡看个人生死，这难道就不是人性的一种？难道只有投降、屈服、软弱、私欲才是人性？

《××周刊》：当下，我们应当如何记忆那段历史？

陆天明：我们应当建立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观，不应只停留在复仇、记恨这个低级阶段。要学会站在全人类的角度看历史，并着力推动历史进步。谢谢所有关注和支持《南京！南京！》这部作品的朋友和非朋友们。也谢谢所有质疑过这部作品的朋友和非朋友们。中国的文学艺术太需要突破了。从这一个意义上说，即便陆川是我的儿子，我也要说，小子，你干得好！

三月十三日，我应邀去哈尔滨为自己的新书＜命运＞做签售。第二天一早，按惯例，我从所住的宾馆打电话给妻子，询问她的起居情况，觉出妻子的语气中突显平日里少有的一种沮丧和不安，忙追问她有什么不适。近年来，她的心脑血管方面常常会出现一些让人担忧的症状。但她矢口否认。十五日晚我赶回北京，一推门，吓我一大跳，她的右半边脸上布满了紫色的淤血痕，鼻尖和唇角处也有几处伤痕，眼泡肿了，好像被人殴打过似的。因为住得远，平时很少回家来的小儿子和他的女友这时也在她身旁。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她是出了什么大事的。扔下行李追问，才知道我走的那天，她上小区附近散步，突发一过性神志不清，昏倒在地，脸部严重受挫。醒过来后，发现自己半边脸满是血，便挣扎着坐起，看到路边正好有几辆“黑车”，便请求其中一位黑车司机将她送回小区。没想到那个黑车司机不管她脸上是怎样的还在流着血，眼睛已经肿得完全睁不开了，却只是冲她摇头摆手，不肯送她，嘴里还嘟囔着：“送了你，你再诈我一把，说是我把你撞倒的，咋办？”无奈，她只有再去求另一位黑车司机。那个司机要年轻一些，城府似乎没那么深，犹豫一阵后，走过来忐忑地问她：“大妈，你可不能讹我……你保证不讹我，我就送你……”我妻子一再给他做了保证，年轻人这才半信半疑地把我妻子扶上车送回了小区。

我想不到我只是离开家两天功夫，妻子竟然出了这么大一档子事，更没想到眼见得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倒地受伤，当今社会竟然有人会拒绝施以援手。以前经常看到报纸上报导这一类事例，甚至还报导过有人落水，周边的人只是围观而不肯施救。有人落水，船主划船过来先要讲定报酬然后才肯去救人的荒唐事。也看到过这样的报导：老人跌倒在地，司机来扶，老人却赖那司机撞倒了他，反要他赔偿；官司打到法院，因为那个司机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自己撞的，反被判了败诉。我知道这些都是真事，但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有朝一日也会发生在我妻子身上。

我能责怪那个不肯施以援手的黑车司机吗？我能责怪那些曾经诬赖过司机师傅而致使后来的司机师傅再不敢去做好事的老人？我能责怪那个只知按条文办事而判了司机败诉，让天下所有做过好事的司机都寒了心的法官吗？我想我可以去责怪，但又不该只是去责怪他们……黑格尔说过这样的话：现实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我从来就反对这个说法。其实以我的经验，只能说现实存在的都有它一定的原因。即便“事出有因”，我们也不能就认可了这种己成当今社会生活的“常态”为合理。

三十年来，我们的确富强了。我们所有的工作报告还在继续追求这种富和强。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报告里能不能给一点同样必要的篇幅来说说我们中国人精神品质上的变异呢？要不要警醒国人，精神的蜕变和滑坡将会和物质的贫困一样，让中国人生活得不像一个真正的人。无数商场里发生无数的欺诈事件，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用“高度同情范美忠那样真实的怯懦自私”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失望失落和苍白，一大批青年文学爱好者和某些媒体人用追捧炒作郭敬明那样不知错的剽窃者，来填补自己的空虚和变异。当经济稍有困难时，就有那样的经济学家跳出来主张撤消保障职工权益的劳动法，确保老板们的“经营积极性”，以刺激经济成长。屡屡发生的学术走私和做假。在某个特大城市中，某些中年妇女眼见别的女人抱着婴儿上公交车都不愿意让坐……等等等等，“嗜痂成癖”正在一部分人中成为一种通用生活方式，扭曲着我们的心灵。这难道不都是些“不争的事实”？！

如果认为我说的这档子事只是个个例，完全没有代表性，认为我说的这些话，只是气话，只是出于个人恩怨，个人得失，我将无言以对。如果说，因了国人在汶川大地震和奥运会中这样突发性或举国性的大事件中的出色表现，就觉得中国人现如今在精神层面上一切都“高枕无忧”了，我倒真的觉得必须要更加一重地忧心忡忡了。

一个社会如果让愿意救人的人感到顾虑重重，不敢去救人，不想去救人，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特别是那些执掌社会行政管理大权的人真该想想，是否还有些事我们真的还没有做得非常到位？！！一手硬一手软，精神滑坡信念缺位的现象是否已经到了比较（非常？）严重的地步了？！！！

今天是三一五维权日。三一五维权年年有。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有成效，越来越让广大民众重视这个日子。当然，也越来越让那些为所欲为，只唯一已之私利的黑心商人、老板们有所顾忌而不痛快。今年的三一五，更让某些人感到不太痛快的是，一些影视编剧也掺和进来，嚷嚷着要维权。毫无疑问，编剧从一个整体来说，是影视生产行业中的弱势群体。长时间来，他们中的多数人权益在这个方面或在那个方面，总是被伤害着，一直得不到充分的重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些大牌制片大牌影视公司老板在这场争论中频频口出恶语伤人，也只能蛮横地说什么“编剧维权是想为王”，“是在争权”这一类完全不顾事实真相的话。我相信，说这些话的人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说的这些是事实。三岁孩子都知道，要想在影视生产过程中“为王”“争权”，一是要掌得经济大权，再者就是得把住摄像机和剪接权，也就是说要掌得指挥整个剧组行动和最后完成片子的权利。争论到今天，有哪一个编剧提出想争得这些权利了？编剧不改变自己的职业定位（比如改行去当导演，制片人），更不想把剧组搅黄了，有可能、有必要去为王争权吗？除非这个编剧疯了或吃错了药。如果说编剧在“争”，也只是在争他们应得的那部分而至今为止常常被别人忽视或剥夺了的权利，比如说，署名权（在作品上的和各种各样的宣传品上的署名权）作品修改权，获取正当的报酬权等等。这些已经是最起码的权利。如果连这些权利都不能得到，出声来索取这些权利就要被人说成是“争权”和“想为王”恰恰说明在这些人心中，编剧的地位是何等的低下，说明他们历来认为，编剧就只能埋头干活儿，给你什么好处，你就只能乖乖地认了，一旦还想得到那份著作权法上明文规定的其它权益，你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就在“胡搅蛮缠”，就是不合时宜，就是想“造反”。这种想法出自那些个别的所谓的大制片人大老板之嘴，尚可理解。因为这些人在影视圈里称王称霸惯了，习惯了所有的人都对他们低头哈腰，习惯了颐指气使，习惯了使唤所有的人来为他们获利，习惯了谁不听话就打击谁，贬低谁，收拾谁。但偏偏有一两家在文化教育领域素来以维护知识分子利益著称的媒体也不顾发生在影视行业中不公之现状，出头来教训那些没有做出任何出轧行为维权的编剧。更不可思议的是还有那样一两个编剧，自以为是中国写得最棒的人，是能让老板们“眼睛一亮”的人，出来教训同行，乖乖地埋头写自己的东西，只要你的东西好，你是可以从老板手里得到更多的报酬和待遇的。

我倒要问问那份在文化教育系统颇为著名的报纸，也要问问这一两个目前自以为已经得到优厚待遇的编剧，那些还没有写出走红大江南北，还不能让人眼睛一亮的编剧们，就不该出声来为自己维权了吗？他们就不该拥有著作权法上规定的那些权利了吗？著作权法是只为极个别的“优秀”的“能让人眼睛一亮”的编剧制定的？那家报纸的一个记者也承认“目前仅在北京注册登记的影视公司就有４８５家，按每个公司一年拍两部戏来算，剧本需求量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事实上每年生产的影视都在几千部集以上。也就是说，中国的影视业除了靠极少数出色的编剧的创作维持运转，主要还是靠那些目前还不能被人“眼睛一亮”的普通编剧们在辛苦维持着的。这也是个很正常的情况。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艺术创作大量的只能是普通之作。特别优秀确实能让人眼睛一亮的作者和作品总是少数的。或极少数的。中国存在几千年了，不就只留下四部经典名著吗？但几千年来为中国文化传承而竭尽心力的作家诗人编剧又何止千千万？怎么合理合法地对待这个普通之流的“千千万”，不正是每一个愿意中国和谐进步的有良知的人都要为之努力奋争的吗？一个合理的社会总是懂得要维护那些多数的普通人的利益的。只维护佼佼者的事情只能发生在残酷而扭曲人的封建时代。法律是面对多数人的。这点道理记者小姐我想不会不懂。当多数人出声维权时，只知教训他们要求他们好好干，而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多数的普通人（普通编剧）受伤害受曲辱的情况，这样的媒体这样的记者还能谈得上什么良知和良心吗？

　　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普通公民的维权和公民成为公民他自己职业中的优秀从业者是必须分开说的两件事。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就享有法律赋于的所有权利，不管他在自己的行业中干得好不好，只要他还拥有有公民权，他也就有权出来维护自己的应享有的权利。谁也不能以他在从业的优劣剥夺他的这份权利，更不能以他们不是该行业中的最优秀分子而侵犯剥夺他的人身和其它法律赋于的应有权利。比如说，记者小姐如果没有拿过新闻界的大奖，也许算不上是中国记者中最出色的那一批人中的一个。她应该不应该在自己那份人身权利和其它权利受到侵犯时出来维权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广大的农民工中的大多数，本身的素质，在当下可能都算不上是“最优秀者”，他们文化水平肯定都没有记者小姐高，他们的手艺也可能不如在央视参加大赛的那些同行们出色，但是他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向工头和老板索要他们该得的那份工资。如果按那个记者小姐的逻辑，他们是不是也应该回家去好好练就一身绝活，只有让天下的老板工头对他们都“眼睛一亮”了，才有资格出来为自己说话或维权？或者，中国当下根本就不需要维权这一说，因为只要大家们干好了，老板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把各位应得的各种权利都双手奉上了。中国真的到了这么一个和谐和通达的地步了？中国的乌鸦真的要比其它地方的乌鸦白一些？这家报纸和这个记者，你们还不如干脆在你们的版面上大力呼吁取消三一五维权算了。那样天下就更太平，老板们也许会更高兴，更赏识了。

至于那些自以为是同行中的“优秀分子”，写出的东西能让人眼睛一亮而从老板口袋里得到了优厚待遇的人，眼见大多数同行的利益受损还能心安理得，在同行们出声维权时，反而来教训同行，只要去好好干活，别作非份之想，老板们自然会给你好待遇的，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其实在每个时代都会有。人们一般都称这样的人为“工什么”！！鲁迅先生对他们也有过一个极其得体的称呼，那就是“资本家的乏什么”。

今天中午飞到重庆，为我的新书《命运》做宣传。忙了一下午，吃完晚饭回到住处，打开电脑，有网友告诉我，上海某家报纸报导了我博客里写的那篇编剧维权的小文，还说某些影视圈的老板、制片人声称：“中国编剧争权尚早”。我还听到一个说法，说中国“编剧为王”是不可能的。

这些说法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中国的编剧现在是在争权吗？是在想“为王”吗？请他举出事实来。哪个编剧在和谁争什么权？是在争左右整个戏组的经济权？拍摄权？后期制作权？还是在争营销宣传方面的权利？哪个编剧说他想在戏组称王称霸？编剧只是在争取他做为一个编剧应得的那点人身权利和著作权利，就让那些一贯不把编剧当平等合作者看待的利欲熏心的人，只要得到了编剧的剧本就为所欲为的“老板”“制片人”不舒服了。难道编剧就不该得到那些他们应该得到的那一点点合法合理的权宜吗？有人说，一些优秀编剧的稿酬是不低的，待遇也是很好的。难道大多数在他们看来并不算优秀的编剧就可以随便欺负了？你可以不用他们写的剧本，如果用了，不管他是否是中国最优秀的编剧，最出色的剧本，就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戏组在拍摄中，不是不可以改动剧本。但事先是否应该和作者商量一下？听听作者的意见？老板、制片人、导演是否也应该遵守著作权法？作品宣传时，是不是也应该把编剧的名字印到海报和光碟的宣传页上去？开新闻发布会时，是否也应该提到编剧的贡献？你既然用了他的剧本，应该说不管这个编剧是否是中国最优秀的，他的劳动就应该在后续的和剧本有关的一切制作营销过程中按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得到应有尊重？编剧站出来说一声，请你们把我们当一个人来对待，怎么就是在“争权”，想“为王”了？难道编剧只有任人摆弄才算是“合时宜”的？

还有种说法是编剧个人的地位是他作品的质量决定的。这种说法最起码也是没有看懂许多编剧当前许多维权言论的真意。编剧们争的不是哪一个编剧个人的地位高下，而是编剧整体在这个事业的操作进程中的权益保障问题。不管这个编剧水平如何，你也可以认为某一个编剧很不行，可以不采用他的剧本。但是一旦采用了，你就得保障他应得的权益。

按那这些人的逻辑，农民工还该不该讨工资了？当然不能啊。因为你讨工资者，也可以被看作是在跟老板“争权”，在想“占山为王”。那还了得？反了你了！！

要知道，广大编剧只是在“维权”，维护他们应得的那一点点权利，而不是也从来不想去跟什么人“争夺”什么权。编剧只想做一个像样的能得到尊重的劳动者，从来也没有想做什么“王”。他们只想得到应有的尊重！请各位把他们应该得到的给他们。老板们制片人们导演们，你们能做得到吗？

也不要拿个别享受“好待遇”的编剧来说事。如果大多数编剧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就不能认为这个圈子是光明的公平的是体现了人性化的，是遵纪守法的。反过来还可以这样问一下，老板、制片、导演中的大多数也不能说都是优秀的吧？但他们在每一部影视片出来后，为什么又都能如此地优待自己呢？这又是为什么呢？

影视圈里受到不公对待，人身权利甚至受到伤害的，曲辱的，岂止是编剧们。中国的影视圈到底怎么样，“中国人心里都有数”！！前一阶段吵吵的“潜规则”很快以不了而了之。某些享用了潜规则的人也是拿那些受害者“想炒作”自己为由，转移视线，抹煞真相，在广大想知道真相的大众面前掩饰了自己的卑劣和轻薄。

其实，把话说到底，现在还有几个编剧在嚷嚷，说明还有一些我似的“傻人”对这个圈子还抱着一点希望。如果到了没有任何人出来嚷嚷，听凭少数霸道者们在艺坛为所欲为，把好端端一个艺坛的一角变成了他们家后院的一个臭腌菜缸，我想事情也就到了最后解决的时刻了。

听说王兴东和张抗抗建议增设最佳剧本改编奖，我感慨万千。他俩一个是全国最出色的编剧之一，一个是全国最优秀的小说家和散文家之一，都是文艺创作的行家里手，他们熟知界内情况，又都是全国政协委员。我想，他俩说的话应该是有分量的，有关部门有关方面应该静下心来仔细考量一下他俩提出的这个建议。我也是个老编剧。多年来的身同感受，此时此刻，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老少爷们，现在真的该为编剧呐喊一声了！”

影视圈有句老话，是经常被人挂在嘴边念叨的。这句话是：“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如果圈外的听了这句话以为圈子里的人都特别重视和理解编剧的劳动，那他们就大错而特错了。以我的实际经验，圈内的那些人只是在得到剧本之前，在恳求编剧为他们写剧本的时候认可这句话，一旦剧本到手，说句夸张一点的话，他们可能连编剧姓甚名谁都忘得干干净净了。普遍的（百分之九十？还是百分之九十九？）在未征得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就会找人去改动剧本，在改动过程中更不会去征求作者的意见。除了在片头上会署作者的名字，一般情况下（百分之九十？或者百分之九十九？）都不会在宣传海报、光碟上印上编剧的名。也不会在媒体见面会上提编剧的名。宣传海报上可以把从来没参与作品策划的那些“总策划”“策划”的名字印在最醒目的地方，却不给真正孕育产生了这个作品的编剧以一席之地。。。。。这种种粗暴的野蛮的霸道的侵权现象在影视圈，尤其在电视剧圈里延续许多年了。有一次我参加我一个同事编剧的电视剧新闻发布会。所有主创人员和相关不相关的领导都被请上了主席台，唯有我这个同事，这个电视剧的编剧却被安排在台下的一个角落里“就座”。他也是一个资深的老编剧了。在热闹喧嚣浮华的场面里他也感到尴尬。但他却只能这么尴尬地坐着，毫无作为。

还有句挺经典的话也是被圈内大多数人认可的：“电影是导演的艺术，戏曲是角的艺术，电视剧是编剧的艺术。”曾经听一个导演转述一个德国电影导演的话说，在他们德国，普遍认为，编剧在电视剧中起的作用要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这样看来，中国的编剧实在是太老实了。

但是能让他们怎么办呢？发扬文革遗风冲上台去夺话筒？或者学习好来坞的强悍传统来一个“编剧集体罢写”？当然不行。我们是文明古国，强调的是和谐为本，科学发展。但存在于影视行业中极度忽视编剧权益的现状必须结束了。忽视编剧的权益，可能直接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影视剧质量的急剧下滑。如果有朝一日，大多数编剧无奈之下，只能很贾桂地自我安慰道：“嗨，跟他们争啥争嘛，不就是从他们手里糊弄点钱养家糊口！”逼得大多数编剧毫无艺术创作冲动之日，那也是中国影视真正悲哀来临之时了。

前些日子，一家著名的省级电视台举办了一台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晚会。晚会照例办得隆重而华丽。在这台晚会上，他们请出了方方面面的代表人物，来对已经过去的三十年发表感言。其中被邀来代表当代青年作家说话的是一位被法院判定抄袭而始终不肯认错的“著名青年作家”。事隔不久，又听说这个从不认为抄袭剽窃是什么毛病的年轻人，又被一家著名的文艺出版社任命为他们一个部门的“副总编辑”。我愕然。重视青年作家，好。提拔青年作家担当重任，更好。但是，中国只有他这一个青年作家了吗？不是呀。八零后的青年作家中，只有他一个人的作品卖得好，拥有众多的“粉丝”了？也不是呀。这十八亩地里并非只有这一棵苗呀！为什么偏偏要拉他来做中国青年作家的代表，并且任命他当什么“副总编”？！！

文学艺术素来以从事创造性劳动获取人们的尊重。在文学艺术领域，抄袭剽窃历来被人视作最可耻最卑鄙的行为。放纵了抄袭和剽窃,就会彻底毁了以独创性为其命脉的文学创作事业。所以，即便在“最腐朽最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世界里，人们也是瞧不起抄袭剽窃行为的，也绝对不会把一个抄袭剽窃有瘾的人当作他们文学的代表人物来吹捧和“宠爱”。你翻开两千年的世界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看到过有谁把一个抄袭剽窃上瘾的人拉上台来当个玩意儿的？没有。没有人会这么干。但这样的事偏偏在中国发生了。堂而皇之的。甚至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历史性时刻，让他来做中国青年作家的代表，任命他为一个大出版社某一部门的副总编，让他来领导和管理文学创作和出版事宜。这是在污辱谁？污辱年轻一代的文学人，还是在污辱整个年青一代？还是在污辱嘲笑我们的出版事业和这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究竟是在开谁的玩笑？！！

这个年轻人的书的确卖得好，他的确能为一些单位吸引来众多的眼球，并挣来大钱。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向整个社会发出这样的信号：我们的改革开放只认钱而不认别的。我们的改革开放只要市场份额，不要道德规范。在当代的中国，年轻人只要能挣来大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即便去偷去盗，即便被法院判了，也可以置之不理，照样可以“扬眉吐气”，照样会得到这个社会支持和重用……如果这家电视台和这家出版社的做法在今的中国能得到认可，那么那些往牛奶里加三聚氰氨的人又有什么错呢？那些和黑心矿主勾结在一起谋财害命的官僚又有什么不对呢？不都是为了挣钱，为了占领市场吗？支持抄袭剽窃者的人和那些跟黑心矿主黑心奶商沆瀣一气坑害百姓的官僚唯一不同的只是，勾结黑矿主黑奶商所造成的后果都是有形的：一个个被他们害死的婴儿和矿工都是血淋淋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很容易引发公愤；而力捧并重用那个抄袭剽窃者给社会带来的“毒害”却都是隐形的，甚至在很长一个时间里都是无形的，一时半会儿不易被大伙觉察。但这种“毒害”可能更长久更深入。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会让天下年轻人（年轻的作家和作者们）误以为，在今天的中国谁能挣来大钱，谁就是“爷”，别的一切都是假的。即便做小偷也无所谓。放开手脚去干吧，写不出了尽管去抄袭剽窃，只要你们的书能订得出好码洋，替我们赚来大把的钱，争来大的市场份额，挣来高收视率，不管你们怎么干，都会得到力捧，甚至还可以当官！

特别严重的是，这事不是发生在一个小范围私人活动场合中，而是发生在一个代表省级官方组织搞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官方大型纪念活动中。而那个“副总编”的任命，也不是某个财迷心窍的私营老板个人的行为，恰恰是一个大型国营企业的组织行为。这两件事作为一个信号，告诉我们，在相当高的一个层面上，在相当一级的手中握有权力的人心中，道德价值观和政治信念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异。他们的变异不仅会引导当下的中国人内心产生灵魂迷失，这种“只要市场，只要钱，不顾其它一切”的观念蔓延开去，日久真的成了许多人指导自己行动的唯一指针，它在社会实践中可能产生的灾难绝对不会小于“汶川大地震”，说实话，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央频频出重拳，仍制止不住小煤矿爆炸，仍挡不住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卖官买官事件仍然屡禁不止，从根上说，就是因为某些人内心“唯钱唯利唯市场”的畸变造成的。它已经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和经济损失，而且还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已经不用争论了。但是“富而不仁不义”我相信也不是我们所要的社会主义。我们建国六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做出了重大牺牲的。要知道，雨花台上牺牲在革命胜利前夕的无数青年才俊，当时多数也只有二十一二岁，他们比那个年轻的小偷更年轻。如果我们只是用他们的血来肥了这个年轻的小偷，为的就是这种“富而不仁不义”，就是为了让这些能玩弄市场，挣来大钱的年轻小偷风光地过好日子，让这样的年轻人张扬所谓的“真实个性”，那，中国近当代史所谓的一切“悲壮”，就纯属是在演出一场滑稽戏了！！

我这里不是说一个年轻人做了一点错事，（比如曾经抄袭剽窃过）就得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就不能再给他任何“出路”了。不。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应该爱护年轻人，特别是要爱护有才华的年轻人。即便犯了一些错，只要认识了改了，他们还会是好样的。问题是要认错。要改错。整个社会要有一个扬善惩恶的大气场。都在为成就这样一个大气场而殚精竭虑。而特别可恶的就是那种上了年纪、手中握有人民给的那点权力、却又只看着自己个人或小集体的钱包，不顾道德规范，利用年轻人去为他们挣大钱的人。他们正在向我们发出这样的信号：我们只要市场，只要钱，只要眼前的收视率和码洋，而不必去顾及其它的一切！

对他们发出的这种信号，我们能置若罔闻吗？

我们还要把这场“改革开放”进行下去。还要再搞它三十年，六十年，甚至更多年。如果到纪念改革开放六十周年或九十周年的那一天，我们忽然发现，中国有十家省级电视台，或者二十家省级电视台，甚至更多的电视台，纷纷都在把会挣大钱的小偷骗子请到镜头前，让他们做 “最优秀的中国人” 的代表，有更多的出版社电影厂文化公司歌舞团任命会挣大钱的小偷骗子来做他们的总编副总编，于是有更多的会做秀会挣钱能说会道会来事的“小偷”“骗子”纷纷招摇过市掌控更多的部门单位，来张扬自己那种“真实的个性”。有更多的人在利用这样那样的年轻的小偷骗子为自己和小集体挣更多的钱而不顾国家民族的大义和前程。到那时，我不知道我们还能盼着这场伟大的改革开放继续进行下去不，我们还能得到其它国家其它民族的尊重不……

请不要以为我在危言耸听。

如若不信，请拭目以待。我想你我都还能活到那一天的。即便我活不到那时候了，你们是会活到那时候的！

有件小事，顺便说一下。最近我回上海老家去了一趟。坐了几回地铁。是从火车站到莘庄的一号线。有三回，我遇到有人抱着婴幼儿上车，车厢里没有一个人让座。有一回是个年轻的爸爸，抱着大约只有六七个月大的婴儿，孩子睡着了，那个年轻的爸爸在不算太拥挤的车厢里艰难地站立着。在这个年轻爸爸身前身后，坐着一些一二十岁的时髦青年，我本不指望他们能让座，还有一些外来打工模样的男人，我也不指望他们能让座。还有两三个肯定结了婚也生过孩子的中年妇女居然也只管自己在用熟练的地道的上海话说着笑着，任由那个年轻的爸爸站在她们面前。我真的是“匪夷所思”了！三回。没有一回有人站起来给怀抱婴儿的人让座。无一例外。我了解上海。因为我是“上海人”。上海人过去不这样。易中天先生最近有一本书，专门谈中国的各城市。他认为，上海大气，北京不靠谱。我不知道他这个结论是怎么得来的。我也不想全面来评价这两个为中国人，也为我自己引以为骄傲的特大型城市的高下优劣。我只告诉易先生，在奥会以后，在北京，你如果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或者你抱着孩子上车，一定会有人为你让座＿＿这是我在北京乘车的经验告诉我的。也许易中天先生并不看重这一种小事。我也不想夸大在我老家上海的这些个不愉快的经历。但我还是要说，我是很担心的，最近的一个担心就是，明年世博会，全世界将有数以十万百万，以至千万计的游客云集上海，时间不是奥运那样的十来天，而是长达数月。如果他们在赞叹上海硬件的现代化的同时，在公交车上看到上海人如此地冷漠地对待那些老年人，对待怀抱婴劝儿的同胞，自栩特别讲究人权和人性的他们一定会很“愤怒”很失望的。北京奥运的成功，不仅仅因为北京建了那么些很昂贵的高科技的场馆，重要的是在那十来天里，北京的确让那些一直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西方大佬看到了中国的人情味和人性关照。我认为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还在于让中国人民生活在一个富裕的有人情味和人性关怀的和谐中。当然，我希望我这三次坐上海地铁的见闻仅仅是我个人的偶然性的遭遇。我是在以偏概全，而真实的上海并不是我在这三次里所看到的那样……

　　去过成都好多回了。但每一回我都会怔怔地问自己：我这一回见到的“成都”，能算是真正的成都吗？比如她的悠闲，她的散淡，她的恬静，在她那些带有千年陈迹百年伤疤的大街小巷星罗密布着的茶馆店，无处不在的麻将桌……一个个黑黢黢、似乎深不可测的店堂，店堂里一张张矮矮的小方桌、一把把油光贼亮的小竹椅，灶台上那许多把高傲的细嘴铜茶壶，那许多位在茶客中间穿梭忙碌、幽默爽朗而又谦和的堂倌们，还有那众多让我们这些北方佬看来是如此不可理解的居然在大白天就扔下手头种种烦心事来这儿跷着二郎腿泡茶馆求安逸的男女老少爷儿们姐儿们和那些麻将友们……如果这些都算不得真正的成都，那么，真正的成都又到底在哪里？

　　最近又有人邀我去成都。我一点都没犹豫就应下了。我没犹豫，并不是存心去追索什么“真正的成都”。我知道这个问题太重大，答案也太复杂。而这一回决定应邀去成都，完全是因为大地震那会儿，我没能到灾区尽力。当时我正在自家书房里笨拙地完成一部必须限期完成的六十万字“大作”。为此，一段日子以来，我总觉得自己欠了一笔太大太大的心债。你看十字架那样的圣物，郑重得可以，却还能当饰物挂在脖子上。而心债却只能深深压在心头，即使拖欠一辈子，最后还是要还的。另外，我确也想实地看一看，这个素来“悠闲”“散淡”的成都，在大灾降临时，是否真的像许多媒记们争先恐后所报导的那样，那么昂扬有序地打胜了这样一场人类抗灾史上罕见的伟大战役以后，居然不仅“依然美丽”，甚至变得“更加美丽”了。

　　未曾想到，短短几天的耳闻目见却让我无比感奋，震撼……

　　……一到成都，有关方面就把我们送到了当地极有名的一家宾馆。这家宾馆我“熟”啊，十多年前，就曾住过。当时人称成都最好的宾馆，也是全成都最现代化最显眼夺目的一幢建筑。特别是白天参观游览了成都那些古旧窄小的街道店铺以后，晚上回到这家宾馆，便越发地能感觉它的“高大”和“奢华”。但是，这一回当我重新走近它的时候，却觉得它既不高大，也毫无醒目之处！迟疑中回眸四顾窗外，再细想从机场驱车过来一路的情景，答案就清楚了：十年不见，整个成都“长大”了。视野中，嵬峨、现代化的建筑比比皆是，可以说她浑身上下都缀满了珍宝奇葩。于是乎，这一颗“珠宝”就自然而然地被遮蔽了，“淹没”了……

　　是的，三十年，尤其是近十年中国的巨变同样会发生在成都，不发生才是怪事。对成都的巨变，我这个老中国人本不该感到惊奇。

　　未等我们放下行李，成都媒体的一个朋友就迫不及待地问我，去过“锦里”没有？“锦里？”我飞快地回忆了一下。十多年前那次来成都，我几乎看遍了成都所有该看的景点，但没有一个是叫“锦里”的啊？！“难道它是地震时受灾最重的一个小区？”我满脑子还是“地震”。紧接着，我们这些来自北京上海台北香港澳门海南岛的华语作家就被带到了那个叫“锦里”的巷子里。哈哈，什么锦里，原来它紧挨着那个著名的武候祠，是一条仿古新建的民情风俗小吃一条街。我向来最不愿看的就是这种人造的仿古景观。多数仿者出于商业利益，心浮气躁，自身又缺少历史底蕴和那种必不可少的从容姿态，缺少艺术再现的功力。自然不可能驾驭住、并表现好那千古本真的韵味。所以，造出来的，往往只能是些拙劣的仿品和充满匠气的生硬物件而已。但眼前的这个“锦里”，还没等往里走上几步，却让我眼睛一亮。它虽然也像那许多个仿古街一样，从根儿上说是为“商业”而存在的，但它的高明之处就像上海那个同样是为商业而存在的“新天地”一样，是在举重若轻、抽茧剥笋地把玩着再现着古老和民俗的“韵味”。于是乎那些硬木门楣，雕花窗棂，青砖甬道，抄手回廊……在竹篁数丛间，三两老枝下，和一个又一个“借居”在这里的小吃店民俗风情店，无不在你面前展现出一种穿越了时间隧道又择其精粹而返回当代的古蜀人文氛围。我惊叹成都人在再现历史时从容不迫的潇洒和剔精铸华的抉择功夫。而随后看到的那个金沙遗址博物馆，那俨然可谓是一个“辉煌遗存”的展鉴，却让我更明白了成都人表面上那种“散淡”“悠闲”的内里，实实是蕴含着一种坚韧，达观和深沉的。

　　所谓的金沙遗址，是一个在成都市内被发现的，足足有5平方公里的古迹遗存。在这区域里，发现了三千年前都邑的宫殿区、墓葬区、祭祀区、生活区！在整个中国来说，并不算很富有的成都却花了四五个亿的资金，建造了一个以天圆地方为表达主旨的建筑物，来保存这些成都古文明遗存，可谓用心良苦。那两座方形和圆形的巨大建筑，在一个极开阔的空间里，倾斜着直指苍穹，用无比丰富的简洁，最具内含意味的抽象，最激动人心的淡定，创造了造型上的震撼力，的确让我心颤。我看过很多个博物馆，但很少有一个能让我流泪的，也很少有一个能让我久久驻足不前，而内心又久久为之颤栗的。面对那片绝世罕见的乌木林、那个神奇的太阳神鸟金箔和金面具、数以百计的精美玉器、青铜器和栩栩如生的小陶人、几十吨史前象牙和三千年古成都人的种种生活遗迹……我们也许仍然不能断言成都比其它地方的人更有文化创造精神，但或可断言，他们绝对不是在“自闭”中坐享祖先恩赐的“天府之乐”的。正因为经历三千年的努力，三千年的创造，三千年的顽强和坚忍不拔，成都才有了今天，才有了这悠闲中的沉着，有了那种让我们无比感叹感喟的从容和潇洒。在博物馆里，我们遇见一位“讲解员大姐”。她已经为众多的参观者讲解了四千场，却仍然陶醉在自己辉煌灿烂的成都古文明中，每讲一场她都要落泪，都会激动不已。这种富有代表性的“成都激情”和“自豪感”，也许在告诉我们，在成都人的悠闲背后确确实实是有一种历史精神在支撑着，发酵着，延续着，更新着……

　　难道我已经找见了真正的成都了？某一天的某一刻，隔着那被灰灰的雨雾遮蔽了的大玻璃窗，我问自己，也问窗外的成都。但答案似乎是：眼前的这些好像还算不得真正的成都。

那么，真正的成都到底在哪里？

　　后来，我们去了此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的都江堰市。老实说，我们一行人都是带着极其恭敬肃穆的心情进入都江堰的。中午，饭桌上，好客的主人要给我们上酒。同行的所有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婉拒了。大家都觉得，到灾区“参观访问”，不能为灾区百姓做些什么，最起码是不该喝酒。虽然这只是一种姿态，但我们也要表明，我们和灾区的百姓是心同心的。我们知道，都江堰市内百分之七八十的建筑，在不能再使用的意义上，都已经被“摧毁”了。它们中的大部分虽然还存在着，但都等着被清除。大部分居民只能生活在简陋的临时安置区内。但是，从白天的生活场景看，这个重灾区你完全感觉不到他们的生活也是被摧毁了的。不仅没有被摧毁，应该说已经完全走上了正常。阳光下城市的熙熙攘攘，集市上的拥挤和热闹，街面的繁华，干净，你完全想不到，只不过“一墙之隔”，在他们身后，就是不堪入目的废墟，在那被压扁了的大衣柜塑料挂钩上，依然还飘零着一件残破的小女孩的毛衣，散落着单只的布鞋，在成堆的碎砖砾中还深埋着他们曾经的亲情记忆……而在生活安置区里，我们不仅看到了“无微不至”和“井然有序”，还非常意外地看到了正在进行的自行车比赛和烹饪示范课。还看到了一个老妇人用心地在安置房外一小角土地上栽种着到明年才能收获的蔬菜。虽然她本人不一定会在这儿居住到明年，享受到自己种的这点蔬菜。因为明年以前她很可能会离开这儿，要搬进新造的永久性住房里去了，但她仍然在用心地栽种着。因为明年是属于所有人的。只有善于为明年着想的人才会真正拥有今年和今天。

　　可爱可敬的成都人啊，我记得那一刻我是匆匆拍下了这个老妇人佝偻吃力的背影的。我想记住她，记住这一刻的“成都”……再联想在金沙遗址里看到的成都，你就明白，所有这一切的坚韧和坚强都是历经三千年历史熔铸的结果。成都的美丽是根植在三千年的坎坷里的。

　　是的，成都是古老的，成都是悠闲的，成都人是坚韧善良而富有创造性的。我们在成都近郊一个叫“三圣乡”的地方，找到了所有这一切的明证。三圣乡实实在在是个农村。但今天它已经被长大了的成都包围了。虽然被成都市包围了，它仍然在种菜种花种荷花，也种菊。我们在她那里看到最现代化的温室大棚，盛开着最美丽的蝴蝶兰，我们看到了大片的残荷，耀眼的金菊，看到一些著名的画家雕塑家在这儿盖的工作室和小别墅，看到由农民自己建起的小饭馆和供成都市民来休闲的庭院，我们看到成群结队的市民开着私家车来到这儿，享受野趣，自然少不了在这儿“经营”他们的成都特色生活场景：打麻将。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开小饭馆的农家妇女，仅仅学了一年多，已经能画得一手相当不错的水墨花卉。据说她的画比她饭馆里的“夫妻肺片”“麻婆豆腐”还卖得火。当我们这些自以为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命运的“文化人”刚从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文件里知悉“土地流转”这样的新名词时，带领我们参观这个“三圣乡”的一个农家小姑娘却十分熟练地使用着“土地流转”这词，向我们诉说这几年她的家乡发生的巨大变化。说实话，姑娘长得不算漂亮。但她的年轻，她的自信，她同样的从容，她的轻松，她的坚定，使她的眼睛显得格外明亮动人，她的语调格外的有穿透力。她的笑声也格外爽朗。她告诉我们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女孩。她的父母还在这儿种菜种花。她自己还将作为一个农民在这儿生活下去，但她肯定已经不是我们熟知的过去意义上的那种农民了。她在向我们诉说这一切时，我们听不到半点自卑，也无所谓“自豪”。她说得是那么的淡定自然，绝无半点自夸和自栩。我们结束参观时，她淡淡一笑，淡淡地说：欢迎再来，便飘然而去……

　　哦，又下雨了。成都的雨，总是那种在北方很稀罕见的小雨，淅淅沥沥；有时连那一点静得出奇的淅沥声都不会有。于是，隐约只见那细若蚕丝的雨丝悄没声地在各种树梢间温润地游弋，飘拂。真正的成都到底在哪里呢？而我就要离开成都了，也许我还应该再来，来一次，两次，三次……但即便那样，就能找到真正的成都了？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三十年了。

我的文学创作又走过了三十年的路。

是“一竿风月”？还是“一簑烟雨”？抑或是“波涛万顷”？

上小学三年级时，做作文。《我的理想》。我说我要当“作家”。我上学早。写作文的那年我七岁。我那个被多年的肺痨病已经折磨得几乎要对生活失去希望的父亲，看到我的那篇作文，非常欣慰地说：“好啊。我儿子也想当作家了。”他年轻时的理想就是要当作家。但不幸的是，他是巴金笔下“觉新”式的人物，一个大家族的长房长子，终归屈服于生活的压力，为了顾全家族的生活“大局”，无论哪方面，都“痛苦”而又“自觉”地放弃了他个人的理想。三年后，他死了。还是死于肺痨。死的时候才三十岁。在此之前和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并不知道他曾经想当一个作家，并不体会那天晚上他站在写作文的我身后，所发出的那一声喟叹里所饱含的全部伤感意味。也许他活着时，觉得我太小，就没想到还有那个必要跟我细细地说说这些。又过了十年，我离开上海，离开母亲，要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天斗地”。母亲为我准备行装。全部的行装就是一个旧帆布箱和一个旧铺盖卷。她却把父亲十九岁时发表的一些小说和诗歌，还有抗战时期他流亡昆明一路上写的日记当作唯一的“遗产”放进了我的行李里。我这才知道自己和毕生经商的父亲在精神上一度是多么的接近。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挣扎生涯。让我觉出许多的心酸和沉重。所幸我迅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社会变革的大洪流中去了。我可以活得和父亲不一样。虽然，我也曾得过肺结核，（是父亲传染给我的？说不清。）但我可以不再用一个“旧时日肺痨病人”和“只属于一个大家族”那样的苍白软弱和绝望去处置自己的一生，去处置自己的文学梦。大西北农场难以想象的艰苦贫瘠，不仅让人同样难以想象地彻底治好了我的肺结核，还给我心底铸进了西北汉子常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大概就是因了这种“倔强和愚拙”，农场十二年，我一次又一次主动放弃了种种充满另一类诱惑的人生选择，执着地在那戈壁荒漠上做着文学梦。一九七三年，在到农场的第十个年头，我终于写出了平生第一部“大作品”。一个知青题材的四幕话剧。《扬帆万里》。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西安电影制片厂要将它拍摄成电影。上海要发表它的剧本。兰州北京西安乌鲁木齐，以及东北和别的一些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剧团，将它搬上舞台演出。其实那时候，我一共只看过三个国产的剧本：《槐树庄》《第二个春天》和《年青的一代》。只看过一个话剧演出，还是那个永远激动我的《年青的一代》。那还是在离开上海前看的。后来在农场宣教组仓库里，翻检到一本契珂夫的戏剧集，半本易卜生的剧本集。记得当时反反复复地读，一直到把它们读破。也就是像罗兰.巴特说的那种“抬头阅读”，读一段，抬起头来默想细究，“将其切割，亦因迷恋，又将其恢复，并从中汲取营养……”我的倔强和愚拙，同时也体现在这方面：我写作，只是觉得自己心里有话要说，要对这个世界表白什么。我要叫喊。要喊出属于我的那一声来。在底层的十多年生活，面对这个世界，我总觉得自己心里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声音要发出。总是直觉到，这个世界需要这样一种声音。这愿望，这直觉，这冲动和向往，极其真诚而又无比强烈。甚至强过初恋时的那种可以说无以伦比的冲动和向往。至于这样喊出的“声音”，是否是时下或教科书上界定的那种“文学”，我不管。也许正是因了这种愚拙的真诚，让我的这第一部“大作品”在当时确实打动了不少的人。后来，也是因了这部作品，我才被北京一个专业文艺团体看上，把我全家调进北京。我也因此开始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专业创作生涯。但我创作上真正的新生，却启端于四人帮倒台。四人帮倒台，让起步于文革期间的我，有可能开始一场彻底的“蜕变”。这对于我个人，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在精神上，具有哈姆雷特式的“绝对意义”：“是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道必须跨过去的大坎。当文学艺术的春天重归人间，开启一个新时期，文学艺术创作将充满艺术个性地回归到它的本真意义上来的时候，而因为时代使然，我们这一代人曾经一度失去过，或者说忽略过自我和艺术个性。而要重新找回自我，谈何容易！要重新确定自己的艺术创作个性，又是一个“谈何容易”啊？！我们必须要像幼蛇蜕变那样，从紧紧包裹束缚着自己的“旧壳”中蠕动蜕出，必须先用锋利的“手术刀”细细地解剖自己。需要认真地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人”。而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恰恰难不过认识自己和认识“人”这样一种最复杂又最完美的“东西”。难不过自己拿着刀，一刀一刀地切割自己的肌肤。难不过舐食自己的血水，以此去重新获取新生的力气。我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彻彻底底地沉到一个钢厂去生活。每天跟着工人三班倒。春夏秋冬。日日夜夜。以重新获得普通人的生存感觉，站在普通人的立场去重新认识眼前的这个世界，借此来摆脱那个旧我。同时又大量阅读能找到的新小说，新理论著作。并且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桑那高地的太阳》，用它来回顾自己这一代人是怎么失去自我的，以从容告别过去。然后又写了那个《泥日》，以确立自己新的创作定位。学会不看任何人的脸色，只凭自己的心灵感觉和感悟去创作。寻找一种完全属于那个叫“陆天明”的男人的创作风格，力图发出一种只有那个叫“陆天明”的男人才发得出的声音。迈出这沉重而又必须的一步，找回创作上的自我，我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那时我已经快四十岁了……

不蜕变便会被阉割。“是活着，还是死去？”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坚持着写下来，还是得归功于自己那个最原始的创作动机：要对这个世界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同时也要归功于一种最本真的生命动因：视天下为己任。我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是有许多东西可以总结和必须加以纠正的。但是，我们幸运地从时代那儿获取了汇聚了又焦结了这样一种热源，把文学创作和民族命运人民需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那样，就没有人能挡住一个男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和每一代的年轻人一样，都做过一些错事，但许多事情我们是在自己心里的真实感受驱使下去做的。错了，也该由我们自己来负责。我们的灵魂是真实的，是完全可以面对历史的。我始终坚信，文学必须属于人民，是应该也是能够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它可以发挥的那一点作用的。我们不能把文学创作所必须的个性化，扩大到，以至极端化到私人化隐私化的地步，更不能因此极端地认为，文学只有在脱离现实脱离社会，完全不讲它的社会功用和大众阅读权利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它的升华。这也是我在发觉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当代文学不可避免地开始萎软苍白，决定实现我自己创作的第二次回归：向现实回归，向大众回归的主要原因。它让我在整个中国发生巨大社会变革的激烈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下决心要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去参与这场变革。即便这样的写作，被一些先锋的“理论家”冷落过，也丝毫不能动摇我继续实现这二次回归的决心。这样的作品，最典型的就是《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和《省委书记》。这几部作品，严肃，沉重，朴实，没有任何时尚元素和花哨的个性玩弄，却在大众中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一版再版，印数已经达几十万，至今还在不断地再版中，不仅被收到各种集子里，还被改编成电视剧，舞台剧，改做成各种声音版和电子版。由它们而制成的电视剧，播出时，最高收视率可达百分之三十九的“天文数字”……即便如此，我不认为，它们是完美的。我不认为它们是完美的，并不是因为它们曾经被那些“理论权威”冷落之故，而是以我的文学感觉和文学本真的意义去衡量。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真正成熟的标志应该是既被自己的人民认可，又在文学史的进程中有创造性的突破。中国的文学产生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又要让它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它能够发挥的应该发挥的那点作用，就不能回避我们大众的阅读接受程度。它应该是既深刻，又好读，既文学，又大众，既充满着深层次的形而上意味，又洋溢着当代真有的生活气息，既有作家独特的个性展示的魅力和独立思考成果的张力，又具有涵盖时代和历史的广度和厚度……我知道我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但我将继续努力。我的《木凸》《黑雀群》《高纬度颤栗》，包括最近创作的《命运》，都属于在向这个目标靠拢的尝试之作。我在一点一点地积累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一定要再向前跨那么一大步，使自己的创作真正接近这个目标……

这些年，我常常深夜扪心自问，天明，你在变吗？你变了吗？是的，我在变。我变了。我不断地在变。一种不可推卸的使命感让我不能重复自己，不能在原地踏步。我必须在变。但我又没有变。我要求自己不变。不变的是，我希望自己永远能够以一个“热血青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文坛上，出现在自己的创作中，始终那样真切地关注着，并全身心地融合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为争取更加美好未来的奋斗中去，虽然老之将至，老已降至，我必将不可挽回地衰老……一天比一天地衰老……

……去年，我回老家南通一次。到墓园去看望了父亲。一个六十岁的儿子去祭扫三十岁的父亲。看着极其简陋粗糙的水泥墓碑上他那个极年轻极清瘦极忧郁极聪慧又极无奈的神情，我哽咽了。我该对他说些什么呢？父亲，你儿子终于成了一个作家了。这话好像三十年前就该说了。我还会写下去的，直到把心里要说的那些话都说出来为止。这话好像也不准确：只要你关注人民的命运，心里的话有说得完的那一刻吗？我知道自己还没写出最好的作品，为此，我将不懈努力……几十年了，还用得着来对父亲表这个态吗？三十岁的父亲早就了解了自己这个六十岁的儿子：他一生的努力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写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而不惜一切。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生存努力。我和我妹妹，我和我儿子，我和我的作家朋友们，我和我那些亲爱的读者们，我和所有还活着的中国人，中国的平民大众，我母亲，我妻子，我弟弟，我亲戚和非亲戚们……我们不曾放弃，也都不会就此止步，为了两代人的强国梦，为了那两个世纪的复兴之路……我将持续地用我固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写下去，而不管别人会说些什么！

　     （此短文是我即将由华文励志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七卷本《陆天明文集》总序）

　曾经年轻有为的孟学农,不仅生也“不争气”，而且也“生而不幸”。两次被推上正部级领导岗位，两次都在任职不到一年之际，就遭遇不测之大祸，或被免职，或“主动请辞”获准去职。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官宦经历，先后发生在同一个官员身上，不要说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我想也是罕见的。能说孟学农的命不好吗？但一定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免一个孟学农，因此就能免除中国再遭受那一阵又一阵“不科学”“不民本”的“官宦之灾”了吗？就能让中国的平民百姓真正不再在种种人为的事故中流血丧生了吗？

　就事论事说，两次免孟学农，就维护中央权威，促使政令畅通，震慑那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心中只有自己头上那顶乌纱帽，绝无民众利益的昏庸不法官员来说，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以人论事说，让孟学农来承担这两起重大事故的责任，多少还是有点不公的。“非典”初起，孟学农就任北京市长才三个月。几十年来，我们这个体制内的习惯做法都是讲究“内外有别”，讲究“内紧外松”，讲究“经济上可以放宽一些，意识形态的管束却必须从紧”。所谓意识形态要从紧，也就是要多从正面引导，多说成绩，少说问题。管制舆论，向来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几年前甚至下达了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禁播反腐剧，免得让老百姓觉得我们这儿腐败盛行，而影响士气和信心。（这样的禁令，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敢下达过。竟然在近年却出现了。）孟学农当时刚当上北京市长，天子脚下的首都发生非典病例。这还了得？！在没有得到更高层领导批准授意的情况下，他一个年轻的市长怎么敢擅自向世人公布这样的情况？好不容易当上首都最高行政长官的他，怎么也得“维护党和国家”的脸面声誉。他当时的“不透明”，正是我们几十年来一直通行的做法，甚至还可以说是一度“提倡”的做法。请君忖度之：在非典事件前，我们什么时候在什么事件上真正“透明”过？什么时候把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看得比“乌纱帽”更重要过？当时如果不是一位解放军的医学教授“冒死”把“北京已经在流行非典”这件事捅到了国际上去，引起了国内外一片哗然，事情后来到底会怎么发展，还是可以探讨的。当然，我们也许可以责问，你孟学农为什么就不能像那位解放军医学教授那样去“冒死捅一下”？但问题还得反过来问，孟学农身上如果真的拥有那位解放军医学教授的“反潮流精神”，在我们的体制下，他会被选来培养成如此高级的干部吗？孟学农当时没有能够“冒死捅一下”到底是怎么造成的？这责任应该由他自己来负吗？

　至于说到溃壩事件。孟学农“东山再起”到山西任职只有十个月。有足够多的事实证明，他到山西，是力图一展手脚，认真解决山西发展和生产安全之间的关系这个老大难问题的。他对事情的严重性也有足够的认识。今年三月，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说过这样一番话：“（山西）有些地方领导为了增加GDP，一煤独大；有的小煤窑主一夜暴富。这种利益引导，再加上一些领导的这种心态、政绩观，就容易千军万马都搞煤，挖得千疮百孔，山河破碎地气尽。” “现在一讲给祖孙后代留一点煤，说是讲空道理；实际上作为有识之士，应该看到‘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他认为，真正解决山西的问题，得搞发展模式的“转型”，也就是说不能纯粹靠卖煤谋生。但所有这一切，十个月之内就能解决吗？夸大一点说，多年来，山西几乎都成了国家安全总局局长天天都得去上班的地方。（现在好了，索性把安全局长调去当省长了。）“不烧染血的煤”这口号，我们喊叫了多长时间了？大家也非常明白，“官商勾结是山西安全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我们至今烧的仍然是“染血的煤”，我们头顶上那些灿烂的灯光里仍然在滴着矿工兄弟的血滴子！不能说山西的安全状况没有一点好转，但事实证明，这好转，就像是股票市场一样，仍然很不稳定，很不理想，很不安全，很让人提心吊胆。冷不丁，一个壩垮了，二百五六十个“阶级兄弟”丧命了。然后又是婴幼儿奶粉事件，六千多名三岁以下的孩子面临肾结石和肾衰竭的危险……今天看到消息，广州又查出毒校服事件……明天……后天……我们还有多少“安全局局长”可以派到各省去当省长，去堵住这无数个安全漏洞，去重建人民对生活的信心？

　靠“免职”行吗？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反腐败。这二三十年来，我们已经杀了关了多少贪官了？加上党纪政纪处分的，少说也有几十万，上百万了吧？！上自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治局委员，下到乡长村长小科长，“只要有问题的，一定一查到底，决不手软”。但是，贪腐之风得到有效制止了吗？不说“越来越”盛了，起码也可以说是“仍然十分严重”。出了陈良宇事件后，我们没有让某个官员来承担这事的责任。我认为这是“明智”之举。因为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官员能够为此事担得了责任。因为这责任不是某一个人担得了的。它的发生，是因为我们的体制所致，是政治改革还不够深入，不够健全之故。同理，如果溃壩和毒奶粉事件仅仅停留在问责一两个省部级官员，拘押一两个企业家，让几三个企业经营者公开道个歉，做个保证，派一批技术人员去坐镇企业搞产品质量安检，或者像上一次非典一样，给所有因毒奶粉而致病的患者都免费治疗，就可以天下太平了，就太乐观了。非典我们面对的是病毒。只要防治措施得到，病毒是可以有效遏止的。但这次我们面对的“官商勾结”。是泛滥在山山洼洼乡里之间的多如牛毛的这种“勾结”。如果没有真正的政改决心和举措，我们完全可以忐忑地说，下一个“溃壩”，下一个“毒奶粉”，下一个“煤矿爆炸”，下一个“黑砖窰”事件，下一个十个一百个一千个……大大小小的“陈良宇”会在下一个黎明降临之际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之所以说免一两个省部级官员解决不了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官员队伍过于庞大。十三亿人的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官员。我们一个省就有人家一个国家那么大。我们一个省市长要管辖的干部数和事务数，远远超过人家一个省市长，甚至一个国家要管辖的。更不要说我们的反贪局和纪律检查委员会是不可能监督制约了同级党政领导的，相反，他们还要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而他们实际上能管辖的下级党政干部往往又离他们很远，或比较远。反贪局纪检委和生产安全局所查处的案子绝大多数都是被举报了的或已经发生了的事故。而更多的案子和事故苗子，还潜藏着，隐蔽着，没被发现，时刻在威胁着民众和国家的安危。“天高皇帝远”“除了宪法不敢违背，什么法都敢违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一直是我们社会中常见的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多年来，我们也非常明白，只有实行真正的人民监督，才能有效地把广大干部置身于人民的汪洋大海中，才能真正有效地制约干部的不法行为。昨天胡锦涛总书记又说：“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做到谋划发展思路向人民群众问计，查找发展中的问题听人民群众意见，改进发展措施向人民群众请教，落实发展任务靠人民群众努力，衡量发展成效由人民群众评判，最大限度地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前一阵子，广东省省委书记大力倡导要再一次“解放思想”，后来又听说有一个省的省委一把手公开提出“还权于民”。我一震。这真正是说到痛处了。我觉得，这些省委书记这么做，绝对不会是他们的个人行为。可以看作是中央通过他们在向外发出某种政治信号，试探汽球。试探着真正去解决中国存在的这些“老大难问题”。也许中央是真正想做一番政治改革的动作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才能做真正做到问计于民？怎么才能真正地去向群众请教？怎么才能真的让人民群众来给我们的干部做“评判”？也就是说，怎么才能真正的还权于民？我想一部分干部是不会轻易地让广大民众得到这样的权利的。如果这样，他们就会失去太多的私有特权和当官的乐趣了。经验告诉我们，这些人不会因为总书记这样说了，就真正会去向民众俯首“称臣”的。比如说，在许多地方，也用一种“民意测评”法，来实行所谓的“民主监督”。我也参加过几次这样的活动。后来我感觉到，在某些单位里，这实际上是在玩一种很不公开很不透明很走过场基本得不到什么真正民意的很形式主义的“游戏”。要实现真正的“还权于民”，问计于民，由人民来评判我们的党和政府，说透了，就是真正实现人民监督，人民当家作主，这的确还有很长的很长的路要走。但这条路必须走下去，走到底。否则，像“毒奶粉事件”和“溃壩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下去，我不知道十三亿中国人还会有多少信心和耐心对待明天。这种缺失和恍惚，不是一两场奥运会造就的辉煌和热闹所能遮盖得了的。而我们也不可能总有那样的机会来制造辉煌和热闹。可以说，一场极其艰巨的斗争在等着我们。也只有这样，像孟学农这样曾经年轻有为的干部一而再地因为什么大事故而主动请辞去职的良苦用心才不会在历史的风尘中遭到淹没，最终只成为了历史的一个笑柄传留于世。

　这一回，孟学农是五年后又复出的。下一回，五年（？）后，我相信孟学农还会复出。到那时，如果他还有可能担当一个什么省部级干部，但愿不会在他任期内再发生什么意外大事故，不会第三次引咎请辞。那就证明中国确实有了一点必要的进步了。而他的这两次下台，十年（？）的赋闲，没有虚掷光阴，也就值了。
　

　九月一日，我和妻子进城办事。一路上感慨北京的天空，那是真蓝啊。真的和梦一般。蓝得让人心醉。她一路上拍了一些，现在发在这儿，和朋友们分享：

我在北京生活三十多年了，刚到北京的时候，天也是这么的蓝，这么的纯净明亮。纯净明亮得像婴儿的眼神。但曾几何时，（想不起来从哪一年的哪一月哪一天开始，）蓝天渐渐的少了，稀罕了，后来。。。真可以说是不见了。曾几何时，上千万北京人却“习惯”在没有蓝天，或者说得准确点，在缺少蓝天的天空下过起自己那平凡而又不平常的日子来了。奥运让蓝天又回到了北京。这说明，北京，或者说，中国，是可以把事情办得更好一些的，是可以把老百姓的生活折腾得更好一些的。现在我们可以暂时不去追问，如果没有奥运，北京的天空是否还会蓝起来，现在需要追问的是，北京的天空能否继续蓝下去。从理论上说，既然可以重新蓝起来，就应该继续能蓝下去。就看我们大家（特别是我们的政府）有没有那么个决心。我们一直在“自豪”地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体制，是可以举国一致地办大事的。我们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听话的百姓，也是最能顾全大局的百姓。维持这个蓝天的重要性不用多说，在高度发展工业现代化的今天，它是鉴别你这个国家和社会体制的生存能力、生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有没有远见卓识的重要标志之一。当前大家都在讨论要不要继续实行分单双号行车，要不要继续实施那些严厉的环保措施。我觉得，这件事不能只考虑有车族的利益。更不能只考虑公务用车和少数环保工作做得不够好的企业的得失。天空是上帝赐给全民享用的资源。让多数人为少数人付代价，既不公平，也过于沉重。生命意识逐渐增强的现在和未来，这样的不公平现象总有一天会被人们提到“社会法庭”上审视。让天空持续地蓝下去，这是个考验，也是块试金石，既考验执政能力，也考查执政动机。只有在没有奥运，没有什么外界舆论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也能把天空折腾蓝了，也一定要把天空给恢复蓝了，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至于措施，十全十美，人人舒坦的事情是不可能的。谁污染谁付代价——这个总原则，说破大天去，也是合理的。不能让大多数人为少数人付太沉重的代价——这个原则，也是放之四海皆说得通的。现在需要的是一句话：措施嘛，该出手时就出手，相信大多数人是通情达理的，就行了。最后声明一下，我也是一个有车族。我表个态，不管做出什么决定，我一定高高兴兴执行，只要让北京的天空继续蓝下去就行！

　魏巍老师走了。

　今天下午，我陪人进城办事，半道上心血来潮，翻看手机，发现一个“未接电话”，是一个朋友打来的。忙打过去。那朋友便告诉了我这个噩耗。当时我正在地铁里。地铁里声音嘈杂，一时间我既没听清，也没醒过味儿来，便放大了声音问：“魏巍？哪个魏巍？”对方说：“就是写最可爱的人的那个！昨天晚上去世的。你没得到任何消息吗？”我的心一沉。中午，我还和中国作协办公厅的一个同志，就作协即将召开的一次会议，通过一个电话。那个同志应该是知道这档子事的，但她什么也没说呀。办完事，回到家，已是晚上十点了，打开网搜索，有这样的消息确认：“2008年8月24日晚，魏巍因病不幸去世，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88岁。”那就是真切的了……

　我已经记不起来，自己是什么时候读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应该是中学里吧。在课本上。后来知道他又写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比如战争三部曲，《地球的红飘带》、《火凤凰》、《东方》，荣获了茅盾文学奖。这部巨著，据说是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写的。从一九五八年写到一九七八年。一九五八年，他已然是中国文坛上最走红的作家了。当时，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小，可以说举国上下，无人不知，谁人不晓《谁是最可爱的人》这部作品和魏巍这个作家。但他居然还能埋下头，用二十年的时间来写一部文学巨著。这在中国文坛上是极其罕见的现象。而在这过程中，他还参与创作了《东方红》史诗。这部史诗《东方红》演出后立即轰动了全国，但他仍然埋头继续写他的文学巨著。在这二十年，他成了部长，当了“高官”，却仍然坚持着写巨著。后来，他又遭受文革灾难的不尽冲击和无穷折磨，他却还在继续坚持写着这部巨著……

　他是真有话要对这个世界说啊。他是真想通过自己的创作，让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军队，自己所依赖的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啊……

　我没有全部读完魏巍老师的作品，我也没有悉心研究过魏巍老师人生的全部历史，我没有资格来评价他的文学成就。我知道，现在有一些人并不赞成魏巍老师那样的活法和写法。他们并不希望作家，更不希望文学跟整个民族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紧密挂起钩来。怎么活，怎么写，的确是每个作家，每个人自己的事情。我们的体制应该给每一个作家和每一个人以充分的生存发展权利。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法在魏巍老师那样一种文学的执着和人生理念的顽强面前无动于衷。近年来，中国文学的疲软不正是因为缺少了这种执着和顽强所致吗？少灵魂，缺精神，哪来真正的艺术？这和中国足球的萎软其实是同出一个病根的。

　说到这里，我想起最近有一股风潮，歪批和彻底否定中国历史文化名人。做这种事的当然是“知识分子”，是“文化人”。但在我看来，这些人恰恰既没有知识，也缺少文化修养。历史进步总是表现在长江后浪推前浪，也表现在后浪超前浪上。但身为后浪的我们因此就可以嘲弄前浪，蔑视前浪，甚至故意歪曲前浪了吗？这不仅仅是无知，也缺少一点最起码的文德和学人的良心。固然，我们一定不能拘泥于前人的足迹而迟滞不前，更无须奉前人为尊神而抿灭自己。大胆超越前人，是每一代新人最起码要完成的使命。但是在这时候，必须明白一个最浅显的道理，任何一个后浪都是由于前浪的使力而造成的。任何一个五层楼，都是站在前四层楼的肩上才成为“第五层”的。每一个作家严格说起来，都只能属于某一个时代。真正超越时代超越历史而永恒不朽的作家，有，极少。像最近被嘲弄的巴金，老舍，冰心，还有常常被作弄的鲁迅，在他们那个时代，都曾点亮过多少渴望自由、民主、爱情和真善美的年轻人的心灵。我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早先，一个东南亚的作家代表团来中国，那些老作家提出要见巴金，等真的见到巴老，他们一下便全跪下了。他们太激动了。因为他们年轻时被他的作品深深地打动过，并因此影响了他们的一生。我们早已摆脱了那种封建的时代，我们可以自由自主地爱。在过去的家庭里社会上，是年轻人跪倒在老人面前受压制，而现在的家庭，现在某些社会角落里，是老人们跪倒在“小皇帝”面前甘于去伺奉。时代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现在的年轻人不再会和这些前辈作家作品中人物命运产生共鸣，他们的一些写法在我们看来似乎也显得比较的“落伍”和“幼稚”了，这是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是他们个人所无法改变的，因此也是正常的事。我们可以分析他们作品的得失，不受他们作品的局限而再造新的局面，但千万不能嘲弄。只要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确实是推动了历史前进，是站在他们那个时代前进的方向去努力的，而且取得了重大成就的，都应该得到最大的尊重。比如我们的父母都会老。他们总有一天会变成“老小孩”。我们也一定会做出许多他们做不到的大事。但因此，到那时候，我们会呛声嘲弄他们吗？会摒弃他们吗？会拿他们开涮吗？何况还有一些大学老师，蓄意歪曲和轻蔑李白、杜甫、李清照、曹雪芹等一批我们民族文化的巨匠，用此伎俩来哗众取宠，以搏取自己在学术研究上得不到的那种虚名浮利，那就更加可恶了。要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是靠多少代人积累积淀才能成气候的。无知和狂妄地否定一切，也许会博得一些虚无分子和无知者的掌声，但虚无必定改写不了人类的文化史。把历史随心所欲地当猴耍的人，必定也会被历史耍成个“猴”。这个定律早已被历史本身证明了的……

　不知道魏巍老师临终前忧虑过这些不该让他再伤神痛心的事情不？他最后的时刻又在想些什么呢？他走在八月二十四日，如果那一天，或前两天，他还清醒着，他应该知道北京的奥运会开得如此成功和圆满，全世界都在为今天的中国骄傲，他应该会是放心地走的。

　安息吧，魏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