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对这个事故的调查，还在进行中。如果政府真本着“快报事实、慎报原因”的原则行事，我们大家也愿意再等上几天、至少能够等到一个完整的、科学的、全面的调查结论，但是皇上不急太监急——施工方不干，他们比我们着急得多，刚一出事，该工程的承建方——云南建工集团市政公司的某位负责人，就急着向媒体袒露心怀说，“不排除有天气原因”，并且还煞有介事地补充说：“当时工地风大、灰大。”

    风大，能刮倒一座桥？要知道，这座桥的设计抗震能力是8级！灰大，跟垮桥似乎就更不沾边了，灰尘重到把桥压塌了，沙尘暴估计也没这个能力吧？除非是——灰大迷了工人的眼，加上这个工人是开迫击炮的，一炮放出去，方向打偏了，最后把桥炸塌了……你说这可能吗？

    按照这位负责人颇为科学的“不排除”逻辑，那还有很多原因，也不能排除啊？但你为什么不说“不排除设计方案有问题”？“不排除偷工减料”？“不排除施工管理者和监理方双双失职”？也“不排除建筑工人施工时出现纰漏”？不是不能说“不排除天气原因”；不过，为什么您偏偏只说“不排除天气原因”呢？难怪，有媒体写评论，起的标题是：原来是“老天爷”要承担完全的事故责任啊！

    不过，偏偏有好事的网友，去查询了一下1月3日、事发当天昆明的天气，结果竟然是：晴，最低温度3度，最高温度6度，西风，微风。

    今天我看到，有记者从该工地发回的最新报道：一些在现场施工的工人透露说，主要原因，可能是搭建的钢架不牢固。据说是为了赶工期，没有严格按照要求搭建，甚至，一起搭建的工人都没经过培训。

    最近，我们几乎能随处发现：只要一出事，有关部门的反映，还真叫一个“快”！只不过这类“快”，是急于自我解脱的各种推辞，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南京改造一座桥，桥栏出现30多处裂缝，施工方和有关部门第一反映却是：没问题，用胶水粘一下还能用；上海河南路上一座刚改造好的桥梁，由于外贴面断裂，露出桥墩的填充物，几乎用的全是各类垃圾和包装袋！有关部门马上抢着说：这只是外观装饰，不影响桥梁自身的安全；河北建一座标志性的电视塔，还没交付使用呢，却轰然折断，相关责任人也是理直气壮地说“这纯属自然灾害，那天风太大了”。

    而河南安阳开掘那座东汉大墓，当地各个部门，也迅速地表态说:这就是曹操墓。要知道，这可是1800年前的东西啊，你怎么在这个问题上不说一句——“不排除不是曹操墓”呢？

    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月15日，一份《广州市保障性住房小区管理扣分办法》的草案，开始向公众征求意见。这个准备试行的《办法》中规定：住在保障房里的住户，如果两年之内累计被扣了20分，将被要求退房，而且一年内、你不得再申请保障性住房。扣分的标准中，有6项是比较严厉的，比如，擅自把房子转让转租的、连续拖欠租金的、房子总是空着没人住的、包括对租住的房子大拆大建、改变结构和用途的……只要没有“正当的理由”，一经发现，房屋就会立即被收回。而今天，备受舆论关注的，还不是这6项最严厉的扣分，而恰恰是另外29项、看起来只属于“不讲文明”的扣分行为，包括乱扔垃圾、乱倒污水、乱停车辆、随地吐痰或大小便。媒体为此算了一笔账，假如您卫生习惯不大好，只要被发现吐了7次口香糖，对不起，您就得走人了。

    其实，广州的这个《办法》，还算不上是“首创”，据说香港房屋署从2003年开始，也对当地的公屋——也就相当于我们这儿的廉租房，设立了类似的清洁扣分制度。广州政府方面之所以愿意借鉴香港模式，来推广保障房的居住文明，想必有它的合理性：你承租人既然享受了保障性住房的政策福利，那也就必须承担起相应的义务吧？咱们总不能让廉租房或者经济适用房的小区，最后肮脏混乱成一锅粥吧？

    我认为，为了提升居民的文明卫生素养，制订一些政策来加以规范，本身无可厚非；不过，对于吐了7次口香糖，就要扫地出门，我却十分反感。我倒是想反问一下这项政策的设计者几个问题：

    第一，市民如果是文明素质不高的穷人，是不是就天生不配有房子住呢？

    第二，政府对解决困难群体住房的责任承担，是不是一定要跟其安抚对象的道德水准挂钩呢？

    第三，你用剥夺人家最基本的住房权利的方式、来对那些并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及其侵权的行为加以惩罚，是不是有些“量刑过重”了呢？

    第四，即使是为了强调所谓的权利、义务对等，那是不是各级救助站、福利院等机构，也可以出台这样的歧视性规定？

    最后再问一句：你光顾着惩罚别人了，为什么不问问，自己的管理究竟是不是到位呢？社区的居民自治，难道只能在商品房小区推广？保障性住房小区，就应该成为居民自治的盲区吗？

    当然，我之所以这样讲，并不是认为广州的这种扣分制度一无是处，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大家：任何政策的良好初衷，都不能以天然的歧视来实现。

    1月3日，也就是廉江那个公安局长出事后不久，廉江市纪委还下发了一份《紧急通知》，要求党员干部“严禁利用婚丧喜庆大操大办借机敛财”。《通知》说：如果党员干部，因为婚丧嫁娶、升官升学、或者参军啦、出国啦、自己过生日啦、包括子孙办满月的，非要搞宴请，那么第一，参加的人员要严格限制在亲戚朋友的范畴，第二，规模必须控制在10桌、或者100人以内。同时，还得事先提前向组织申报、事后再进行汇报：包括你一顿饭吃了多少钱、用了什么车、收没收过礼金……一旦发现违规，轻的先把收来的钱充公、然后谈话批评、受纪律处分，重的就地免职。

    这份《通知》，真算得上是言辞恳切、语重心长，可是仔细想想，又显得很莫名其妙——比如，为什么要规定“参加宴请的人员，一定得是亲戚朋友”呢？来吃饭的，如果不是亲戚朋友，还能是仇人吗？哦，是说“不能请领导”，但万一领导坚持认为，自己既然受了邀请，就算是主人的“朋友”，那你还管得着吗？所以这一条就“纯属瞎掰”了；而另一条呢？把每次宴请规模限制在10桌或100人以内——其实在这之前，著名的仇和先生在主政的地方，也出台过类似的规定，但最后，也都黑不提、白不提了，因为人家难道不能办成“流水席”？桌子就10张，位子摆100个，但来吃的人却可以“分先后”——从早晨吃到晚上，或者，连吃三天，你说这是否算超标呢？

    这让我想起，明代冯梦龙所写的《古今笑》里面，那个著名的段子：一位老兄打仗受了箭伤，箭还插在身上，于是他去找外科大夫：您帮我把这支箭取出来吧！大夫二话没说，拿起剪刀，咔嚓一下，就把露在外面的箭杆给剪掉了：行了，手术完成。伤员还纳闷呢：我那箭头还在肉里呢？你糊涂啊？我是外科，既然箭头在里面，你得去找内科啊！

   现在我真有些纳闷，为什么许多貌似威严的“红头文件”，实际上都具备“笑话”的功能呢？问题就在于：我们从来都不肯从根本上改革权力赋予制度，所以，几乎所有人都学会了“驴粪蛋、表面光”的功夫，治疗病症也往往“只重气色”，而完全忽略了，权力之所以长期胡作非为、病入腠理乃至膏肓的原因。

   因为手里有权，所以，当官的总能办成许多普通人办不成的事；而不受制约的权力，更能办成一般人依法依规办不成的事。所以首先应该检讨的，是授权的程序是不是规范；其次，是权力运行本身，是否存在足够的监督和制约；最后，才是与权力者相关的社会、生活，有没有“避嫌”或者惩戒的一整套机制！这种找个吃饭聚餐的机会、趁机敛财的举措，其实，在很多“高段位腐败者”眼里，简直如同小儿科！我根本用不着以如此“招摇过市”的办法来敛财！只要俺一枝独大，我连面都不用出、话都不必讲，照样会有人乖乖地把钱给我送来！

    这种禁令，充其量吓唬几个老实人、麻醉一下老百姓。就像那个庸医，自以为剪掉了箭杆，只要眼不见为净、就万事大吉了。实质上，恰恰透露出纪检部门治贪手段的苍白与乏力，更预示着整个体系的运转、再无针砭之药可以触及——您看最近的新闻，不是某些地方，连纪委干部都出去嫖娼涉赌了吗？

    最近，广州的一则新闻，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权力的失衡。新闻里说：从元旦开始，广州市今后涉及公用事业的各项收费和价格调整，都要经过当地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对于某些重大事项，政府越权而作出的行政决定，人大常委会可以依法撤销。

    有人说这是“好消息”，毕竟把人大对政府的监督权力，从抽象变为了现实。特别是“民生问题”，以前政府部门每次要搞价格改革，往往都是先声称要“广泛听取社会意见”，煞有介事地发问卷、搞座谈，等你我之辈，把意见都讲完了，也不清楚“到底能有什么反馈，到底能起对大作用”，反正到最后，价格基本上都按着政府的一厢情愿——涨！各类听证会不就是这样吗？几乎是逢听必涨。那您还搞“听取意见”这一套假把戏干嘛呢？这不就等于“部门立法、先斩后奏、走个过场”吗？

    我们讲了多少年“民主”，但民主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就是“票决”——依靠投票，特别是依靠宪法所说的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投票，来选举政府、来授权政府、来弹劾政府、来监督政府、来限制各级政府过大过多的“重大事项决定权”。

    就像《中国青年报》所说的：“人大管政府”，本来根本就不应该成为一条新闻！各级政府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不就是人大的授予吗？而今天，这个常识竟被媒体当成一个兴高采烈的新闻来报道了，也足以说明，在实际中，人大的这种法定权力、已经被“虚化”或“弱化”到了何等地步！

    另外，这个规定也没讲清楚，究竟什么才算是民生的“重大事项”呢？如果人大认为这就是，而政却府认为这根本就不是，我们又怎么办呢？……所以，咱们先别忙着为这个模糊的“新法”喝太多的彩，因为，真想建立一套真正制衡权力的机制，绝非靠一份红头文件、就能够搞定的!

    但现实情况，却大大出乎了这项政策设计者的意料。几天前——也就是去年底，深圳竟然有将近2万多人（主要是农民工），都集中涌向了这个市的社保中心和各个区的社保站，干嘛呢？退保！

    这就奇怪了：最应该享受到这个政策恩惠的农民工，为什么对政府的这片苦心，偏偏不领情呢？人家回答的也很干脆：“因为从新年以后，规定就不能退保了。”但是，“退保”可就意味着，你只能拿走自己交的那部分钱，钱并不多，可单位和社会统筹那部分，你可带不走了，那干嘛不走“转移接续”的路呢？

    这就不能不说，在这份文件中，对“转移接续”所设立的门槛还是太高了。您看看《暂行办法》第六条第四款的规定吧：如果你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是在户籍所在地的，而且在一个参保地的累计缴费年限，不满10年的，你最后要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及相应资金，都回到到户籍所在地，再由当地按规定办理养老金的领取。

    因为大多数农民工，都算过自己的打工时间，知道自己很难在一个地方持续打工10年，那么，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还是要回到家乡——农村来领取养老金的。可是你也知道，他们打工的地方，与户籍所在地的农村，经济水平和工资收入相差很大，你在打工的城市——比如深圳、上海，你按照很高的标准缴纳了养老保险金，但回原籍的时候，只能按照当地比较低的标准，来领取养老金。这笔账大家会算，说不定最后领到的钱，还没有当初交上去的多呢。

    当然，还有一些原因，比如这个《暂行办法》中，对转移接续的工作流程和程序，说得太过原则，太过笼统，让很多人看不懂。所以，许多农民工们都在想：一、与其接续如此复杂，不如我退出省事！二、深圳这样的城市，经济结构又在转型，加上房价高企，对廉价劳动力恐有“挤出效应”，从前“三来一补”式的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日后的生存也很艰难，我回来也恐怕很难找到工作了；三，现在通货膨胀的苗头已经显现，货币可能会大幅贬值，而养老保险制度对抵消通胀的设计又不够，我此时交的钱，到了那个时候，还不一定值不值这个数呢？干脆把真金白银拿走算了。

    我认为，先不要责怪这些人“短视”，每个人的心理总会计算一个“成本收益比”，换了我，可能也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倒是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反思：是不是国务院的这一纸《办法》，还缺乏足够的人性考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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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头儿，想考上个公务员，可不是件容易的事。2009年全国公务员招考，据说录取比例平均是1.44%，海南省更邪乎：一个岗位竟有1000多个人报考。我想，对于这样的效果，也许正是政府部门所需要的——因为“天下英才，皆入我彀中矣”！既然是精英们的血拼，那么对于最终胜出的赢家，为什么不允许地方奖励一下呢？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的县委、县政府，就是这么考虑的：面对今年的公务员考试，干脆定下规矩：考上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的，奖6万；考上广西区直机关的，奖3万；考上桂林市直机关的，奖1万。

    估计当地领导也没想到，这个奖励还没兑现呢，就惹来了一场舆论“大批判”——你这么干，不就是在赤裸裸地宣扬“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吗？那些能考上公务员的人，本身就等于捧上了“金饭碗”，你地方政府有什么理由，还拿着本来就不富裕的财政经费、往这只“个人就业”的碗上继续贴金呢？既然公务员都宣称自己是人民公仆，难道还分三六九等吗？凭什么中央单位的就值6万，地级市的才值1万呢？那考上本县的公务员呢？一文不值？

    其实，恭城县的做法，无疑是在验证一个事实：今天，人们判断亲疏远近的一项重要标准，就是看对方掌握什么样的权力。而在现实的官场运行中，越是靠近权力中枢的地方，能量越大；越是熟人、特别是老乡，就越容易突破各种规矩和限制，更方便地为乡里造福。一旦权力成了一种可交换、可投资的资源，那么这种奖励，就天然地把考上公务员的“个人行为”，与未来靠他们来特殊关照一下“地方利益”，挂上了钩。所以，有人很不客气地指出，这几乎就等同于、一个地方对本地出身的各级公务员的公开行贿（参见新华网： 奖励考公务员不能变成权力投资；《中国青年报》：考上公务员有奖 就是变相行贿）。

    对权力的膜拜，恭城县绝非始作俑者。万一上面各种政策，确实“久不待见”这片土地、渴望发达的热忱呢？当地的领导们，估计这回也是急红了眼，打算提前到中央或地方部门、先“认领”一个未来的领导！但这种“认领”工作，如果再向前推进一步就好了——比如：如果将来有出了问题的公务员，恰好也是这地儿考出来的，县委县政府一样能诏告天下：“他就是我们县培养的！我们对不起人民。”对这种“紧盯不放、纠缠到底”咱们“人民”或许倒很是欢迎呢！

    此刻，收到很多人发来的祝福新年的短信，但突然发现：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怎么回？

    语言是乏力的，但偏偏我们活在一个无数人用花言巧语、装腔作势的世界。所以，经常性地保持沉默，倒是一种对得起大家、也对得起自己的选择。

    特别是，对不可预知的未来，希望太多，失望也就越多。

    今年似乎“走”了不少名人，我倒是最怀念迈克尔 杰克逊——他的音乐，几乎影响了我一辈子，《THIS IS IT》片子拍得也真好。对于这位被称为KING OF POP的人，你从音乐和舞蹈中领悟到了他的感觉，那就什么也别说了，道德、丑闻、婚姻和财产纠纷，全是尘世间的俗人们、借口品评别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有价值的扯淡之举，谁也比不上杰克逊，因为他的艺术还活着。这就够了，THIS IS IT。

    该干嘛、就干嘛吧！ 虽然“过年”只不过是个仪式，但这个仪式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在提醒自己：来日无多！

    所以，再见了——2009。

    最近这几天，几乎满世界都在流传着“曹操墓”被发现的消息。这座在河南省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被考古队发掘出来的东汉大墓，已经被河南省的文物部门宣布：它就是文献中所记载的“曹操墓”。可没料到的是，这个结论刚一出炉，立马就遭到来自社会各界、铺天盖地的质疑：你说是曹操墓，就是曹操墓了？请拿出确凿的证明来？

    于是，考古队出具了六大证据。比如，墓葬的位置和规模，足以说明，墓主人的重要性；再比如，出土的一些文物上，明明白白写着“魏武王”三个字，历史上，除了曹操死后的谥号是“魏武王”，还有谁敢叫“魏武王”呢？还有一条，墓里出土的一具男性遗骨，经过鉴定，死者年龄在60岁左右，而曹操死的时候，正好是66岁……

    但在一个“人人皆可发言”的互联网社会，“专家”似乎已接近没落，网民们一夜之间，变得“比专家还要专家”。你既然说，根据历史文献、验证出这是曹操墓？那么，文献中也记载了：曹操就是害怕身后、被人掘坟挖墓，所以设了72座疑冢，那每个假墓里面，让人埋上几块石头，刻上几个迷惑盗墓贼的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而且，仅凭着“魏武王”仨字，就认定曹操墓，也有问题——曹操死的时候，还仍旧“挟天子以令诸侯”呢，并没有废汉自立，那“魏武王”的封号，也得像关云长的“寿亭侯”一样，前面至少得加个“汉”字吧？应该是“汉魏武王”吧？就算他儿子曹丕，后来废汉建魏，曹操也该被尊称为“魏武帝”啊？另外，光凭出土一个60岁男人的头盖骨，就硬说是曹操了，也不靠谱——60岁死了的人多了，你既然没法搞DNA测试，凭什么敢说，这一定就是曹操本人呢？……

    如果让公安局的人来判断，估计人家也就抛下一句结论：这些尚形不成证据链，无法确认。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倒是比较赞成中国社科院的朱岩石先生的态度，这位考古所汉唐研究室的主任，曾经参加过墓葬主人的研讨会，现在面对记者采访，一听到“曹操墓”仨字，他总会马上纠正说：“咱们还是先称呼它为——‘西高穴村汉魏大墓’吧。”

    其实，假如我们的考古真是发现了曹操墓，无论是对安阳、对河南、对全中国，都不是什么坏事，要知道，安阳的殷墟，可是挖掘出甲骨文最多的地方，可是，在数百年时间内，由于当时的人们，对它缺乏足够的认识，好多甲骨都被研磨成了药引子，吃到病人肚子里去了。1976年，陕西出土秦始皇兵马俑的时候，如果不是考古人员及时发现和保护，说不定这片土地都盖了职工宿舍了。所以，大家对考古研究本身，并没想责难什么，我们又不是考古专家，专业的事情，本来就该让科学家来证明，但问题是，所谓的曹操墓背后，不仅仅是科学那么简单。我们倒是见识了太多的，打着科学旗号、欺世盗名的现象，周老虎不就是一个例子吗？

    据媒体报道，直到今天，陕西镇坪的那位周正龙先生，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他在最近家里大兴土木、盖起了一座小楼。盖房子，当然是他的权利，但周正龙说了一句话，却很不中听:“我就要出出这口恶气。”这就奇怪了，你都触犯法律了，大家没找你“出恶气”也就罢了，你凭什么还向大家“出恶气”？而在周老虎事件中，被免职的部分重要官员，竟还得到了县里的某种“补偿”，甚至有的人，连班都不上了，工资还照拿。看来，如果周老虎的骗局，最终没有被戳穿，他们估计都将赢得“造福县里”的美誉。这种典型的投机和欺诈，是不是该地的一种政治常态呢？这一切事实，都证明了当初周正龙造假的背后，有着巨大地方势力和利益诉求的支撑。那么，谁又能保证，安阳当地、乃至河南省的文物部门，不可能因此而造假呢？

   不管河南的这座墓葬，主人是不是曹操，但我至少认为，这里面不应该有官员说话的份儿——你们不是学者，不是权威。但我看到的现实情况却是，当地的市长、乡长、甚至村书记，都忙不迭地面对媒体叫嚣“河南文物局的结论是无可怀疑的”，一个劲地为“曹操墓”做背书，这样的行为，本身符合科学理性吗？ 

    曹操墓有没有学术意义，当然有，但恐怕安阳市现在最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本来一瓶一块钱的矿泉水，现在能不能卖到5块一瓶？不是有人已经坚定地认为“曹操墓一旦被开发成旅游景点，每年的最低收益是4．2个亿”了吗？“曹操墓和周老虎的预设，都是一样的，经济上的丰收和政治上的光芒，这跟学术是没有关联的。”（摘自《武汉晚报》评论）

    据说，安阳当地已经开始征地修路，准备大规模开发“曹操墓”的旅游价值了。政府花钱，为百姓建造基础设施，无疑是好事，但您至少得先看一看，这笔钱花得是不是地方？是不是应该先解决一下，当地老百姓最急迫的民生问题？我不反对搞旅游产业、促进经济发展，但我坚决反对，任何拿着“刺激经济、造福人民”的借口，做出损害老百姓利益的勾当来。这其实也是人们怀疑“曹操墓事件”不过是“周老虎事件”一个变种的真正原因吧？

    但是，任何法律都是利益权衡的结果，那么《侵权责任法》也一样：“高空抛物或坠物，造成他人损害，如果找不到相关责任人，由谁来承担赔偿责任”，就成了今天舆论最关注的一个焦点。《侵权责任法》规定：如果“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类似的案例，在2000年就曾经出现过：重庆一家公司的董事长，走在一座居民楼下面，不幸被一只从天而降的烟灰缸，砸中了头部，当场昏迷。因为他最终无法确定，到底是谁扔了这个烟灰缸，于是，受害人就把位于出事地点的两幢居民楼的开发商，以及住在这两幢楼里一定楼层以上的24户居民，都先后告上了法庭。渝中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驳回了他对于开发商的诉讼请求，判决24户居民被告中的22户，共同分担17万多的赔偿责任，每户赔了8101.5元。

    但这个判罚，也叫很多人不服——“谁侵权谁负责”啊，烟灰缸又不是我扔的，干嘛一定让我赔呢？而且，尽管有这么多居民都住在高层，但哪条法律规定，我们有义务要监督邻居扔不扔烟灰缸呢？我们也没有能力监督啊？这不是搞“连坐”吗？凭什么让我们自证清白？司法不是强调“疑罪从无”吗？但这不就等于在搞“有罪推定”吗？伤了一个人，你冤枉了好几十、乃至好几百个人，这样做符合法律精神吗？

    有人对此的解释是：我们不是处处讲究以人为本吗？法律不存在绝对的“个体公平”，既然追求相对公平，至少要对受害人有必要的法律救济。集体分担责任，总比找不到单一的责任人、让受害人无处求援强吧？

    也有人说：这只是一种连带责任，而并不是连坐。媒体不要刻意把它妖魔化了。至少，它还有两种激励：一是相关人员只要证明自己没问题，就能免责；二是能让大家有动力、去发现真正的行为人。

    我觉得对这个规定，恐怕要理性看待：在高空坠物伤人的案子，层出不穷的时期，我们每个人受到伤害的可能性都很大，那么，法律的强制性追偿，能够让我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业主们为了自证清白，可能会同意集体掏钱、对大楼加装摄像头，也可能会重视邻里交往，强化业主委员会的居民自治能力，这无疑是《侵权责任法》，向积极的方面加以引导；但我同时也认为：这条法律，依旧存在目标含混的地方。比如，一，你可以将其他业主，作为集体侵权的追偿对象，但为什么拉掉了物业管理部门？二，高空坠物的责任认定，是否也包括住在一楼的居民？你界定的侵权嫌疑人，究竟是二三层楼以上的？还是五六层楼以上的？三、假如所有住在高楼里的人，都能够自证清白，说不是我的责任，那么，我们是否又要进入到“继续寻找责任人”的怪圈呢？四，某些行政部门如果嫌调查麻烦，会不会就此也不调查了，干脆挨家挨户地罚钱了事呢？这样的公平吗？五、大楼的物业管理者、或者被业主选出的业主委员会，会不会也就逃脱了、他们自身本来应该承担的责任呢？

    所以我愿意总结说：这项法律，初衷是好的，但不完美，有待细化！

    从8年前——2001年开始，许昌市每两个月，都要开一次创建工作的新闻发布会，对评比排名进行通报，排名“老末”的单位，领导要上主席台做书面检讨。而昨天开的发布会，已经是第52期了，这回轮到做检讨的、正好是魏都区。

    这个区，本来有三项评比都是倒数第一，按理说应该讲三次，为了节省时间，于是，三次合并为一次说，而且检讨的发言稿，也已经事先发给了与会的各位常委。没料到，就在这位副书记，刚刚讲了三分钟本区落后的理由，市委书记毛万春，就打断了他的发言：

    “你的发言都是空话，我看过了，你不要再念了，你下去吧。”

    这可是有史以来，发言的人、第一次被轰下台啊。全场都顿时陷入了一种可怕的沉默。市委书记接着说了：“你的思想深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不知道严重性在哪儿？根本不觉得有责任，是在应付！”毛万春还说：“明天，《许昌日报》要全文刊登这篇发言稿，把它作为一个教材，让全市的党员干部受教育。”

    我不知道，这场发布会，最后是怎么收的尾？大家有没有鼓掌？有没有叹息？有没有鸦雀无声地退场？反正今天的主流媒体，对此事的总结是：许昌的党员干部，大受震动。既然说空话的人，可以这样被轰下台去，那么脱离现实、缺乏执行力的干部，估计在位子上也待不长了。像毛万春这样的市委书记，敢于真抓实干，不留情面，真好！

    不过，互联网上对此事的评价，却远没有这么乐观，甚至，有人像写剧本一样，还设计了一个“后续报道”，说是：会后的晚宴，被安排在了豪华饭店。被轰下台的领导，端着酒杯，对把他轰下台的领导毕恭毕敬地说：“今天我对您的配合，您还满意吧？”而大领导也半眯着眼，似笑非笑地回答道：“还可以吧！至少，此事上了报纸的头条，对宣传我市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样的场景，我相信“纯属虚构”。但这里面，却透露出来一种、令人担忧的社会心态：那就是典型的“阴谋论”，怀疑这一切，都是在做秀。当然，我们的官场，之所以总被人担忧成为秀场，并非是完全的空穴来风——

    第一，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当地的政治生态，仅凭这一件事的报道，就断定市委书记肯定是真抓实干，恐怕谁心里也没底！毛书记在会上如此不留情面，到底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情？到底是对事、还是对人？毕竟，我们也见识了不少、嘴上说一套、底下做一套的官员，所以大家有怀疑，很正常；

    第二，既然发言稿，已经事先发放给了各位领导，为什么不能防患于未然呢？您事先审阅一下，发现问题，让人家先改好了再讲嘛，对干部是爱护，对参加大会的其他人也是一种尊重，干嘛非要当场让人家下不来台呢？用这种方式来树立一把手的权威，是不是也显得有些太刻意了呢？

    第三，创建工作固然重要，但每每都搞排名，并通过新闻发布出来，会不会也是变相的政绩工程呢？说空话的官员，当然不遭人喜欢，但谁能保证，这种空话背后，不是某些官员们想借此表达更多的无奈与抵制呢？

    当然，我本人则更愿意相信：这条新闻，对今天官场上空话、套话连篇的现象，是一个富有积极意义的警醒。要知道，说空话与套话，本来不该是官员话语的常态，之所以，成了今天这个人人共愤的现实，包括在全国两会上，从钟南山院士、到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都一再表达了对这种“八股腔”的反感，根本原因则在于：我们的官员选拔体制（甚至也包括人大代表的选举方式），还存在问题。如果每一个官员的仕途，都是由上级决定，那么谨小慎微、专讨上司欢心，就成了他们讲话发言的第一要义，而生怕言多必失，丢了乌纱帽，不少人还专门训练出了一种本事：讲无比流利、无比正确的废话。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在主政浙江、上海的时候，就曾对某些官员的“话语平庸”现象进行了概括：“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

    言为心声。如果这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恶习，依然得不到遏制，我相信，执政者体恤民情、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随之而流失。

    像毛万春这种“听不进空话”、敢于当场喝断发言的领导，现在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只是想要纠正官员们的恶习，光靠“一把手”使劲，还不够——万一这个“一把手”本人，也有这种“嗜好”呢？所以，如何让人民群众，在决定官员的任免去留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恐怕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为一切空话、套话，皆滋养于官场、止步于民情。

    许昌这个新闻，只让我们看到了官员的发言、被更高一级的官员打断，我们则希望，下一次，某些官员在讲废话的时候，终于能够被群众们打断，并轰下台去，那才是空话、套话再无市场的开端！

    世博会前后，已经拥有13条线路的上海地铁，总里程将打到570公里，而世界上拥有400公里以内地铁线路的城市，只有纽约和伦敦（而且人家是花了150年，才建成现在的规模），东京地铁的总长度，也仅仅在300公里左右。

    但是，这个正在延展的“最长”背后，一定意味着：管理的投入必然也是巨大的，否则，其安全性和便利性的各项标准，也将随着战线的拉长而被“稀释”。

    果然，2009年的这一年里，上海地铁很不太平，事故频发。特别是12月22日冬至这一天，作为贯穿浦西的干线——地铁一号线，一天之内竟连发四起故障和事故，特别是早晨6点多钟，117号和150号两列车的相撞，险些酿成一场巨大的人间惨剧，但真是老天爷“开了法眼、降了天恩”：万幸，竟无一人伤亡！

    但这个事故，也直接造成了上海市（尤其是沪西）大面积的轨道交通瘫痪，事故车辆中的两千多位乘客，被困车厢中长达三小时，16万人被迫转乘其他交通工具行路……这种混乱的局面，从晨间上班高峰时段起，一直到上午十一点多仍未结束。但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到了晚上新闻直播时，我还想做对于此事的观察和评论，竟然被告知：上峰规定，不得评论。

    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16万人所遭受的困厄，难道靠对言论的拦截，就能消弭得掉吗？

    “事故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但它所反映出来的种种“有意”或“无意”的信息迟滞，却令人深思：

    据我的同事宣克炅等人在现场所做的采访，被困车厢内乘客讲述：事故发生后半个多小时，才见司机进入乘客车厢通知“出事了”……我不知道这半个小时内，司机都在干嘛？他如果不是被撞晕了，人事不省，那一定是在与调度室和上司联系，但问题是，地铁运营的管理者，难道就不能考虑一下车厢内乘客的安危吗？万一有人受伤了呢？万一有人受了惊吓，而出现严重的精神障碍呢？……你难道不该自己、或者派人，先了解一下乘客的情况吗？两千年前，面对马厩失火，国君只问“伤马乎”的时候，孔子还能“以人为本”地问一句：“伤人乎”？而在两千年之后，一直高喊着世博会口号——“BETTER CITY,BETTER LIFE”的大上海，难道人的生命健康，还比不上轨道机车的损失，更值得关注吗？

    这些倒霉的、被憋在八节车厢里的乘客们，一共等了三个多小时，才被疏散出来。我能体会得到，人们彼时的无助和恐惧。要知道：在任何突发事件发生后，信息的及时公开，并非是简单的组织方面的义务或姿态，它同样是有效的救灾武器，就像在黑暗中，人们能陆续得到外面的信息、了解事件的进展，与完全世隔绝的状态下，其心理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有消息就会有预期，这能帮助受困者平静下来，而毫无音讯就等于把人们推向绝望，恐慌、焦躁、愤懑等心理扭曲，会产生强烈的暴力冲动，从而酿成新的人为灾祸。可令人遗憾的是，有关组织和部门，是很少考虑这个问题的，地铁方面除了告诉一句“列车出现设备故障”外，几个小时内就把这些乘客晾在那儿，仿佛是在说：“你们自己去解决心理调适的问题吧，反正我现在什么也顾不上……”

    这让我想起来，今年初，上海地铁某线也是出现事故，乘客被困地铁隧道，有人“不顾劝阻”，私自启动紧急装置，拉开车门、跳下列车企图步行走出隧道……新闻里对这种“不顾大局、自私自利”的乘客，当然是一顿猛烈抨击，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假如让你在憋闷的车厢和黑暗的隧道中，在没有任何消息来源的情况下，等待上十分钟试试？恐怕像我这种表面上看似理智的家伙，也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

    另外，22日早晨六点多发生的事故，到了八点多，我仍旧看到，有好多人还忙不迭地赶着进入一号线地铁的各个站口，试图乘车上班赶路、上坟下葬（冬至），我们一向懂得“利用大众媒体做群众工作”的政府机构，为什么就不能通过最简便易行的手机短信，来通知一下广大市民：请暂时先不要去乘地铁一号线的车呢？因为那会儿，它已经全线停运了！

    而在沿线各个站台上，此类信息的缺失，则更令人尴尬：几个小时之内，既没有人出来解释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人通知这些大量候车的人们“到底该不该等、还需要等多久”，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黑压压的人群，就这样一直默默等待着，而与此同时，外面还在陆续涌进来的大批新乘客……万幸的是，这两股数量庞大的人群聚集，最后并未导致更大惨祸（譬如人流踩踏的“次生灾害”）的发生。这也令我联想到——2008年春运，南方地区遭受冰雪灾害，当时的上海、广州、长沙火车站等地，也是遭遇过这类情况，当时我就想，在一个信息化社会，难道各地铁路系统信息，依然难以统一起来吗？铁道部如果能统筹一下，各铁路分局如果能彼此沟通一下，肯定会知道哪些车次能走、哪些车次不能走吧？至少您也跟诸多心急如焚的乘客们有个交待，避免大家傻傻地一直在车站苦等啊！当时，广州火车站的几十万人聚集，对整个城市的社会安全，都造成了巨大威胁。假如说：彼时全国的铁路是因为分层、分段管理，暂时难以做到信息互通，那么，才有着十几条轨道线路、仰赖独立行政体系管理的上海，为什么也做不到呢？

    上海地铁站内都设有显示屏，这些屏幕上平时播放的内容，除了车辆进站时间，就是新闻和广告，在撞车事件发生后，这些屏幕基本上都没发挥什么作用，该播广告的照播，我认为：至少该利用这样的工具，提示一下等候在各站的大批乘客，事故发生的原因，疏散的方法，还有什么可供选择的换乘路径……

    就算乘客们被逐渐“疏散”到了地面之后，问题还依然严峻：下一步怎么走呢？赶着上班的，大家疯抢出租车；忙着上坟的老人，只能去挤高峰时的公交车；而黑车跟“黑摩托车”闻讯赶来、趁机涨价，但政府可以紧急调配来的应急公交和出租车，却叫人望眼欲穿、迟迟不到……

    上海市这些年只顾着“大干快上”造地铁了，本以为地铁一通、万事大吉，估计某些领导也没有预料到：“管理好地铁，比建设好地铁”的难度更大！——万一地铁出现瘫痪，地下的乘客该怎样转至地面公交运输，所以，“替代方案”的思考不足，令许多地铁沿线的公交设施和线路，贫富不均、良莠不齐，有的地方、甚至根本就没有公交可供接驳——否则，为什么如此众多的黑车和黑摩的，总会长期麇集在地铁站口呢？而地铁部门的所谓“紧急预案”，也仅是针对地铁“内部”的预案，出了地铁之后，如何快速地通过信息网络、紧急调动“八方诸侯”前来“勤王驰援”，估计很少涉及。

    好嘛，这下子可算乱套了，许多人逃出地铁后，依然是俩眼一抹黑、“拔剑四顾心茫然”，别说能不能挤上、本来就拥挤不堪的公交，他们连该坐什么样的公交都不清楚，地面的信息通知又一时跟不上，也没人告诉这些人清晰的换车路线。所以，地铁一号线沿线站口，总有一大批神色慌张的人，在反反复复地问路：“我去某某地，该怎么走？”但问了多少次，他们也没搞清楚究竟该如何走……

    “信息迟滞”，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缺失，而完全可以归咎于某种体制弊端。长期的各种限制性思维，使得人们已习惯了接受经过反复审查、甄别、以保证“万无一失”但却严重迟到的信息，而被这种有意拖延的思维，长期浸淫的人们，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对各类信息的屏蔽、阻挠之中。

    人们或许没有意识到，一切阻挠正常信息的发布，包括对灾害之后各种反思的钳制，本身就是对人的权利的一种严重侵犯！它也意味着，下一个类似的灾难，离我们依然不远！

    可问题是：接近年底的这几个月里，大家不可能冬眠啊？该发生的案子，还在发生，难怪最高法院还专门在今年初、下了个硬性规定：各级法院不得因为提高结案率，在年底拒收当事人申请立案的请求。但这里面，也有一个两难选择：你说对法院不搞结案率考核吧，办起案子来，太慢太拖沓；弄个结案率指标吧，一种情况是，人家会想着法子少立案；而另一种情况，可能就更糟——法院会赶在年底前，拼命地把手里的案子审结，而这一快，难免就存在“萝卜快了不洗泥”，匆匆应付、草草收场。它对司法公正的伤害，恐怕比不立案还要可怕。

    那么，究竟是谁要考核“结案率”呢？法院的人说，当然是人大喽，因为每年法院向人大做工作报告的时候，结案率，据说都是一个硬性指标；但人大却说：我们评价法院工作，结案率根本不是唯一指标，这纯粹是法院自己的规定。

    我承认，任何评价体系，总归要有个时间节点，法院搞年度考核，不是说不可以，但至少要讲究科学，要符合审判工作自身的规律，全国各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不一样，法院条件也不同；受理的案子，有大有小；办案的人员，有多有少。如果一律都强调结案率，要么违反程序正义，减少了应有的步骤；要么损害实体正义，降低了审判质量。

    我们这个社会，其实有很多问题，都出在了错误的政绩观上。所谓“错误”，一是指标简单，二是评价单向。要说简单，莫过于各地一谈发展，动不动就拿GDP来说事，全然不顾自然生态的和谐和人民的幸福感觉；而要说单向，就是过分强调组织内部的自我评价，强调上级给下级规定的任务指标，比如法院审判，只在数量上追求结案率了，但在质量上，却忘记了还有群众对法院审判的满意度指标。

    我看到，有人把这种存在巨大问题的考核制度，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年底经济学”，年底，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了，它已经成为一种为了达到指标或完成任务、而不择手段的普遍社会现象了！还好，幸亏绝大多数医院，并没有为了追求治愈率，就规定年底前不看病，交警部门也没有为了减少事故死亡率，就在年底前下规定，任何人都别出门；更得感谢消防机构，没有为了减少火灾隐患，索性通知全城停火停电，集体体验寒食节……但是，通过“年底不立案“这件事情，你也能明白，这种为了怕出事儿、所采取的消极应对，并不是没有；而一旦这种消极、变成了积极，我们大家要遭受的损失则更大：比如，前一段时间，媒体质疑的公共部门年底突击花钱——据说全国各预算单位，1个月内要突击花掉2万亿，其实，就是硬性指标下的蛋。

    财政预算既然规定了，你这个部门今年能花多少钱，那么到了年底，结余的钱，就必须都花出去，不花白不花，花钱谁不会？于是，每逢年底，社会上就兴起一股突击花钱的风潮：兴建形象工程，大发干部福利，大兴公款吃喝，或者以培训的名义出国旅游，反正，就是要巧立名目把这些钱突击花完。而且最好是花超了，这样的话，明年造预算，就有理由要求上级增加，因为我不够花嘛！否则就得减少。

    我在今天，看到了财政部的回应：他们也承认，这个月里财政支出确实多，但是，都必须按照预算规定执行，不会年终突击花钱。如果有违规操作和乱花钱的，都将受到惩处。但问题是：这种说法的约束力，很难让人信服。

    虽然在法定意义上，人大对政府预算的审查监督，是有权力和责任，但现有的制度设计，并未充分发挥人大对政府花钱的审核和制约作用。预算的数字，往往太笼统，否则，怎么会出现、到了年底竟有如此多的结余呢？而决算的数字呢？又太滞后，动态和分类控制极难，等到明年二、三月份开地方和全国“两会”的时候，该花的也早都花完了，而新的预算又等着审查，其实说白了，开“两会”这会儿，政府部门已经把预算都花了两三个月了。这个“先斩后奏”的既成事实本身，难道不是对监督权力的漠视吗？

    所以，对于“年底突击花钱”的这个老话题，如果我们还能谈出点新意，那就是：至少我们不该只听到财政部单方面的解释和承诺，我们必须等待来自审查机构——各级人大的声音，因为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人们有必要重温、某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的一句话：“如果对财政收入的用途没有约束，收入就变得等同于政府决策者的私人收入。”

阿根廷南部的卡拉法特冰川

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的古镇

伊瓜苏大瀑布

                           刘友贵                                电视剧《蜗居》海报

    这个刘友贵，让我想起来，最近正在我们东方卫视热播的电视剧《蜗居》，这里面，就有一个包工头叫陈寺福，也是靠着房地产起家，摇身一变，竟成了呼风唤雨的上市公司老总，而这个人物的发迹，则离不开他背后、有一个在政府要害部门工作的官员宋思明。刘友贵比陈寺福强多了，他干脆亲自操刀上阵；他所犯的罪名，与上海的那个周小弟是一样的，可是他违法的手段，也比周小弟要复杂得多、隐蔽得多。

    什么叫“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呢？说白了，就是土地出让金没缴纳全，土地使用证还没拿到，就把受让的土地，倒卖给了另一家，从中赚取巨额的土地差价。在这个案件中，刘友贵从开始圈地开始、到完成卖地，其实，全都是“玩空手套白狼”。

    因为仅靠他借来的400万，根本不可能把1500多亩土地，全都吃下来，于是，他分成两步走，利用自己在官场人脉，做通国土部门的工作，先把这块地分成两块，先招拍挂小的一块，把那块大的存起来，并用政府文件的方式，保证他在一年半内、继续拥有优先购买权。而害怕有人跟他竞拍，刘友贵竟能让当地电视台、在播天气预报的时候，滚出一条谁也看不清楚的字幕，宣布了这块地的招拍挂时间，这就算是公告过了。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最后参加竞标的，只有刘友贵一家。然后，他再拿着这块、没有真正完成交割的土地，做成股权，与人合资再成立新公司，继续去撬动另一块土地。其实，刘友贵哪想盖什么房子啊？他就是全力以赴，要把这些地、趁着地价猛涨的时代，再倒卖给别人。但问题是，土地出让金没凑够，使用权没拿到，不能卖啊！于是刘友贵又去说通自己的老同事，帮帮忙，你政府部门先把证做好，但为了让你不担责任，原件可以留在国土局嘛。他自己则拿着复印件出去忽悠，到了人家想看原件的时候，我带你去政府看。等人家相信了、把钱掏了了，刘友贵也就金蝉脱壳、彻底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

    今天许多媒体，都在议论这种“官员下海、公权私用”的问题，可有一点，大家却都忽略了：——刘友贵东窗事发，完全取决于一封匿名的举报信，但如果没有这封举报信，刘友贵的所作所为，在任何一个环节被制度卡住，他都不可能落到今天万劫不复的地步。而那些帮助了刘友贵的昔日同僚们，他们又该受到了怎样的审判呢？刘友贵最可怕的地方，是他太会游走于法律边缘了，你说那块整地，能不能那么分割呢？不交足土地出让金，能不能事先做好土地使用权证呢？人家要看原件，你要不要老领导的忙、让人家看呢？虽然在任何法律和规定里，没有说行，可也没有说不行啊？

    另外，官员能不能下海经商？这本身，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为了消除官本位、为了精简机构，也为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人人都拥有选择自己职业的权利。但是，2004年中央就颁发的《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以及《公务员法》中，已经明确表示：凡是党政干部和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领导在离职三年内、一般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都不能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营性活动，也不能在这类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中介组织任职。而刘友贵下了海，直接就当了房地产开发商，这不是明显的违法吗？但是谁该负责去查呢？查到了又能怎么办呢？

    虽然说“有法可依”，却不等于“有法必依”，尽管嘴上讲着“执法必严”，却谁也不去干“违法必究”的事，试问，我们的监督制度和责任追究体系，难道还要这样模棱两可地走下去吗？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深圳市委、市政府近日下发的两条、关于加强干部监督和问责规定，其执行效率也就一样显得可疑了。在这两个规定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凡是配偶或者子女都已移居国外或境外的官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裸体做官”，今后都将不能担任这个市的党政重要领导职务。简而言之：“裸官”不能任单位正职。

    这么做的初衷，当然是为了防贪官，据说在2004年，商务部就公布了一组数字：有4000多名贪官卷跑了500多亿美元，而这些人，几乎都是把自己的配偶和孩子，先送到国外，先转移完了资产，最后，自己再来个胜利大逃亡。

    但问题是，你不让裸官任正职，那么他任了副职，手里不还一样有权力吗？刘友贵就一直在当副职啊！看来这个规定，还得再前进一步，您要是裸官，连副职都别干了，这样你贪污的钱，就转移不出去了，老婆孩子都留在国内的人，恐怕才最可靠，但实际上呢？合伙开夫妻店的贪官还少吗？文强的老婆，最后不还是在鱼塘里，帮丈夫私藏了两千万吗？所以呀，结过婚的人也不能当官，那就全用未婚的，干脆您一裸到底！可是你又怎么保证，这些人就一定不会胡作非为呢？说不定，他们没了家庭牵绊，胆子更大，手段更黑。

    所以，是不是正职并不重要，关键是，现在正职的权力是不是过大？民主决策机制能不能得到保障？是不是裸官也不要紧，主要是，公权力如何才能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不解决，只要手里有权，就连一个临时工，都敢搞权力寻租、捞钱不要命。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这一项总被国人夸耀成自己老祖先发明的运动，为什么会在今天的中国，竟沦落到如此境地？它折射出了太多的社会阴暗面，比如说：肆意泛滥的“赌球”和“假球”。

    十年前（1999年）的甲A联赛，重庆隆鑫对阵沈阳海狮那场球，我记得，当时很多人都说：这纯粹就是一场“假打”，没问题才怪呢！但是，就这么个让所有连球迷都不是的人、都能看明白的问题，却总是迟迟得不到解决。十年的养痈遗患，竟造成了国内足球市场的大萧条！我真不知道，作为职业联赛的管理者，中国足协究竟在扮演什么角色呢？你到底是“不能也”？还是故意“不为也”？直到近期，公安部用刑事侦查的方式、掀起了一场足球“反赌风暴”，我们才发现，原来，这里面的水好深哦！

    所谓“足坛反赌打假风暴第一案”，昨天公布了结果：王鑫、王珀这两个操盘手，终于被拘留了。这个案子牵涉到三年前——2006年8月19日，中甲联赛第17轮比赛。广州医药主场对阵山西陆虎。当时比赛还没打，山西队的总经理王珀、副总经理王鑫，就通过球队的助理教练和中间人，跟广州队取得了联系，让他们“掏钱”买这场球的胜利。而在使了20万银子之后，广州医药果然在主场以5：1大胜山西陆虎。

    但王鑫、王珀拿到这20万，还嫌不够。比赛刚一开始，他俩作为球队的领导，就突然失踪了，干嘛去了呢？跑到东莞去赌球了。最后，他俩竟又在赌局中赢了十几万。厉害吧？输了球还能挣到大钱！当然，前面那20万挣的纯粹是表演费；而后面那十几万才是故意设赌局的收益。如果连足球俱乐部的老板们，都不把商业比赛当回事、一味靠赌球来挣钱了，这至少能说明，我们这十几年所延续下来的“足球联赛”，在朝三暮四的改革中，在官督商办的体制下，实在也是走到了日薄西山的地步——票房不行了、赞助打水漂了、电视转播又没人看了，加上咱们球员的素质又差，三天两头地出丑闻，商业俱乐部真想靠着踢球挣钱，估计也希望不大了，那么，干脆想点邪门歪道吧，“赌球”无疑就成了“来钱最快、成本最低”的一种办法。

    不过，真想每赌必赢，恐怕也不是件容易事儿，它至少要几方面都得“配合”好：一是得让参与赌球的散户们，不能看出来这里面有破绽，不然大家都不下注了，我还赚谁的钱呢？二是得跟其他球队有默契，每一场“双簧”都要演得天衣无缝，当然，难免也要给人家“搭戏”的球队、时不时地分一杯羹，因为，只有把你也拖下水，在关键时刻，你才不会把我供出来；三是要依靠足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然是演戏嘛，不可能永远都不演砸，比如那些讨厌的媒体记者和专业球迷，怎么都能看出些猫腻，你不能人家一举报，领导就出来嚷嚷，那才最破坏情绪呢！

    当然喽，也有人会问：那个广州医药队凭什么要出这20万元，非要买回一场球的赢局呢？这次跟王珀一起被抓起来的、该俱乐部的原副总经理杨旭承认：“因为上到市政府，下到集团、俱乐部，大家都认为，广州当时的足球水平，跟广州城市的综合实力相比，实在是太不般配了。我们这么干，不就是想把广州足球带回到中超的圈子吗？你们也清楚，整个足坛都存在这样的潜规则，既然大家都在私底下‘做球’，你如果不动点手脚，肯定吃亏嘛！更没法给上面一个交代！

    瞅瞅吧，关键是有人上赶着给这场骗局“埋单”，而且，还是堂堂的地方政府。这种光顾着面子、根本不顾忌屁股干净不干净的“政绩工程”，必然催生了“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官场生态，必然给骗子们提供了遮风避雨的保护伞。看来安徒生《皇帝的新装》，压根就不是什么童话，而就是四处浮现、令人作呕的现实！

    其实早在2001年，中国足坛就曾经折腾过一场“扫黑风暴”，但结果又怎么样呢？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今天说要民主、明天说要透明、后天又说搞制度建设，到头来没一次是动真格的，安抚一下小民、讨两句口彩而已！人民对领导的不信任，首先，源自领导的不自重，总喊“狼来了”的孩子，最后，一定得不到任何真诚的帮助，到头来，自己让自己的谎言给害死了。

    所以，我也认为，这次所谓的“足坛反赌第一案”，最多也才逮着几只苍蝇和蚊子，离打到真老虎还远着呢！咱们别忘了，连造假者自己都承认：“大家都在做，不做我吃亏”。我想这个“大家”，肯定不是一两家、也不是三四家、七八家也不止……而且这些“家”们之所以敢于这么肆无忌惮，恐怕还要感谢，上面那个更厉害的“大当家的”长期的纵容包庇，否则为什么举报的记者，最后都干不下去了呢？

    据说，中国足协的南勇副主席，这回还说了一句话：“脓包不挑破，中国足球没有希望！只有挑破它，哪怕有代价，对中国足球的长远发展也是值得的。”您看看，人家这句话说得多么义正词严！但问题是：这样的话，您干嘛不早说呢？

    其实呢，按照税法的有关规定，凡是转变成现金或实物形式，发放给职工的各种福利，就是工资性收入，本来就应该交税的。财政部之所以专门下发这样的通知，大概也是注意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量的企事业单位，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来执行，于是就出现某些单位给职工免费提供宿舍，或者逢年过节，不仅是发月饼、还发各种有价证券和大宗商品，长此以往，那些处于垄断地位、比较有钱的单位职工，表面上看工资不高，但实际收入，要远远超过一般人。

    下发这样的通知，一方面因为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今年国家的税收形式，确实比较紧张，所以需要查找漏洞，看看究竟是哪些地方，该征税的却没征到？而另一方面呢，也体现了个税调节的公平性，否则，为什么偏偏有人就能享受那么高的福利，而其他人却没有呢？

    在广州的番禺区，因为一座待建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正好规划在了人口密集的居住区，于是在半个月前，引起了一场当地居民的强烈抗议。最近，番禺区的区长与100多名居住区的业主，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也表达了政府的原则：“项目环评不通过，绝不动工；绝大多数群众反映强烈，也绝不动工”另外，区政府还向全区250万人民，发出了一份倡议书，要在全区进行一场为期半年的“垃圾处理问题大讨论”，广泛征求民意，按照广州市的说法：“最终决策者是市民”。

    今天，针对番禺区的做法，媒体出现了一片赞扬，它也让我联想到了，三年前、福建厦门二甲苯项目的迁址、和两年前、上海磁悬浮建设的暂缓，应该说，当初对于市民的激烈反对，政府确实是没有预料到的，但这些事，之所以最后没有演化为更糟糕的对抗，除了依赖于市民们、所表现出来的高素质，而且与当地政府部门的理智与耐心也分不开。毕竟，市民们希望通过与政府对话的方式，来实现自己利益的保障；政府也愿意体现自己对民意的充分尊重，以求得社会效益的最优结果。所以，这些质疑和抗议的行为，并没有受到严厉的打压；能够尊重民意，也是现代法治社会里善政的标志。

    不过这类事的频繁发生，也必须引起我们的思考：凡是牵涉到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我们是否应该把它的表决关口，再向前推移一步呢？《中国青年报》列出了三个选择：一是公开听证；二是代议制的下的民主，比如人大表决；三是更广泛的民意和权利票决，比如市民公开投票。而在番禺事件中，比较起来，最后一种模式，好像更能跟“全民大讨论”的民主氛围相契合。

    但也有人，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见：如果为了防止一项工程决策的失当，就规定每个市民都必须去参与论证，那整个社会成本的消耗，岂不是太大了吗？像这种长达半年的大讨论，所付出的巨大时间代价，是民意决策的理想状态吗？

    对于这样的疑惑，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接受我采访时候，曾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在一个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时期，政府在做很多重大决策之前，必须要有一个风险评估的机制，要把社会成本打进去。比如它对群众会有什么影响，群众有哪些利益诉求？这些诉求中，就算是遇到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你也要考虑怎么做他的工作。社会成本高，你觉得干不了，那就先不干嘛。而且俞正声还说：我们要学会“用群众说服群众、群众教育群众的方式”，来处理这类矛盾。我想，番禺所采用的全民大讨论方式，不就是这种群众自我教育和自我说服，最好的例证吗？

    事情的起因，是青岛电视台播放的一条社会新闻。说有两家人闹矛盾，因为有一户人家，在家里生产鞋子，噪音大、气味重，结果把邻居给惹火了，人家便报告给了当地的区环保局，但上报了几次之后，环保局一直没下文。于是，电视台记者便拨通了这个局信访室的电话，是一位姓刘的主任接的。当记者问他：该不该按法律规定来处理？他竟然没好气地吼了一句：“全都按法，那还不如没法呢！”然后他又说：“我们已经责令那家人停产了。”记者问：“可是他们还在生产啊？”主任的回答很简短：“那就让他们生产吧！”记者很纳闷：“你这样说合适吗？”没料到，这位主任竟然说：“合适，你愿意上报就上报吧！……”

    此事昨天有了新进展，环保局办公室的赵主任告诉记者：“刘主任现在已经不上班了，局里已责令他停职检查。”赵主任还说：“刘主任干信访工作，都将近20年了，按理说，他处理这类事，应该是很有经验了，可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我们也很不理解。”

    “全都按法，不如没法”，刘大主任这句话的脱口而出，首先，就体现了某些行政部门，对法治精神的蔑视；其次，也证明了当地环保局的行政执法力，长期处于软弱、涣散的状态；最后，则充分勾勒出这位刘大主任十足的泼皮无赖的嘴脸！

     刘主任为什么“死猪不怕开水烫”呢？关键是，他得真是一头“死猪”——你看，就算是环保局“已经勒令对方停产”了，但人家如果还继续生产、环保局下一步还有什么硬性措施吗？看来是没有了。也难怪这位刘主任，主张让利益受损的一方、继续向上面告。这至少说明：支撑环保执法的主要动力，并不源自于法律本身，而是要来自于领导意志和各种利益集团的干预（当然，处理估计这种相邻关系纠纷，环保局也捞不到什么好处，所以动力不足）。

    如果我们一味地声讨刘主任，说他潜意识里的“无法无天”，或者，再继续痛斥一番政府官员长期养成的“权力傲慢”，我看意义不大了。这些车轱辘话，我们已经说了许多遍了。我觉得，有必要反思一下——我们今天的信访工作，是否已经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必须承认，在矛盾利益冲突多元化的现实大环境中，不少单位的“信访接待工作”，已经严重背离了当初设立它的初衷，不再是为了“改进工作方法、增进行政效率、最终把问题给解决”，而被理解为片面的“维稳”，既然是“维稳”，那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呗。所以“抹稀泥、踢皮球、说套话”，甚至搞截访、压案源，就会成为一种常态，信访反倒沦落为“掩盖问题”的手段。这样长期下来，烦躁、无奈和各种“吃不着葡萄”的痛苦，就会令官员心态失衡，于是一到特殊的语境中（譬如被记者逼急了），情急之下，这些家伙就会冒出一大堆莫名其妙的“官腔与名言”。这位刘主任，也许正是因为干了20多年信访，给郁闷坏了，这次索性来他个“破罐破摔”，局领导让他“暂时停止工作”，说不定，倒正中了他下怀呢！

    其实，关于“信访司法化”，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年，为什么迄今，还迟迟不能变成现实？究竟是司法成本太高？还是死撑着“信访”的名号，才能更隐秘地将某些行政问题、置于法制监督之外？我想许多人心中，早就有了答案！

    另附一篇：

    其实想要对付各种“官腔”，最好的办法，就是直言不讳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而不是跟着打官腔、人云亦云。在这方面，著名的钟南山先生，又像五年前非典时期一样，给我们做了个榜样。而且，他这次提出质疑的数据，恰恰是他的主管上级——卫生部所发布的。

    根据卫生部的统计数字，我国的甲流病死率仅仅是0．065％，远远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病死率1．24％。如此看来，中国的甲流死亡率仅为世界的二十分之一。这个数据听起来好啊。有不少专家马上跟着总结，有人说，这归功于我国的防控措施正确；有人说，这完全是靠我国最早使用甲流疫苗；还有人说，这说明中医药治疗流感有优势。

    但钟南山院士偏偏“不识时务”，他说：这个数据肯定是有问题的，我根本不信。这不仅因为，中国太大了，有许多地方的病患者，你根本没法统计进去，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有个别地区，报喜不报忧，为了说明自己甲流防控做得好，存在着对甲流死亡病例隐瞒不报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比起医疗卫生水平发达的西方国家，我国的差距还很大。要说我们在甲流预防上，一定比人家国外先进，别说钟院士不信，连我也不信。这个时候，钟南山能够发出一声“不中听”的质疑，至少能唤醒某些人：此刻怀揣着忧虑、警惕四伏的危机，要比大讲着成就，沉迷于歌功颂德，重要得多！当然，《中国青年报》对此还多加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专家，这一次，敢于提出质疑的又是钟南山呢？”

    按照宣传主管部门的习惯性判断：钟南山这厮，敢对官方的数据叫板，绝对是“别有用心”，肯定被“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了，而且这老头一说这话，会造成人群的恐慌和混乱！即便不能搞“跨省追捕”，至少也得来个“央视封杀”，但后来，估计也是投鼠忌器，人家毕竟是功勋院士，这方面也就没人敢追究了。

    不过，有一点倒值得肯定：针对钟院士的质疑，卫生部当天就给出了回应，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禁瞒报、谎报、缓报疫情。而卫生部的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先生，面对记者也显得很“坦诚”（或者，他也是恨在心里、但不好发作出来），他说：“钟南山的说法，我也不信。”

    尽管这份通报，并没有正面回应“有没有瞒报”的疑问。但双方的这种有问有答的互动，也能让我们明白：在重大的公共利益面前，政府唯有公开透明，才能取信于民；而像钟南山这样的学者，也必须能有机会，经常唱唱反调，拉响科学和理性的“警报”，多元化的声音，有利于提供信息、供决策者判断，督促政府时刻保持警惕性，不敢有丝毫懈怠。因为，“博弈中的制衡，趋同中的差异”，永远是一个正常社会中、舆论的正常状态。

    很遗憾，在孙俊吉等人的眼里看来，“合肥市烟草专卖局”现在就属于这个样子。9年前，孙俊吉等27名、当时还是合肥卷烟厂的员工，被一纸文件“借调”到、刚组建的合肥市烟草局工作。9年之后，还是一纸文件，又将他们退回到合肥卷烟厂。这也好理解，既然是“借调”嘛，那会儿烟草局刚成立，需要人手帮忙，现在步入正轨了，借来的人回到原单位，也没什么不对啊。但让孙俊吉等人很不满的是，也就在这9年当中，合肥烟草局发展壮大了，员工的收入也在当地位居前茅了，许多省、市烟草行业领导的亲属，被纷纷调进来了，怎么偏偏就让我们“走人”呢？

    根据孙俊吉等人的统计：光是这个局、在市区工作的400多名员工中，至少有77个人，都是跟当地烟草行业的领导、沾亲带故的家属。比如，有一位省里烟草局的领导，不仅在此安排了自己的老婆、老婆的弟弟、和老婆弟弟的老婆，还把前任儿媳妇和侄子的工作，也一起解决了。还有一位上级领导，把自己的女儿、弟弟、内弟以及两个外甥，也一股脑儿地放在了这个局。“让我们走，就因为我们没有领导的背景？”出于这种强烈不满，孙俊吉等27个人便开始抗争、向上级反映，而这件事情，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媒体眼里的猛料！

    谁都知道：烟草、电力、自来水等行政垄断行业，因为它的垄断，在众人眼里，都是肥得流油的地方，所以，民间有句顺口溜：“银行加证保，两电加一草，石油加石化，扫地的拿钱也不少”。但问题是，如果不是孙俊吉等人不满，把这件事儿给捅出来了，这几年中，对这种现象，难道大家都蒙在鼓里？不知道？但又有谁说过半个“不”字呢？

    “反对任人唯亲”，是许多领导大会小会中、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号，但到了自己想以权谋私、把工作岗位当救灾粮、有意喂给亲友的时候，这句话，他还可以反过来讲，叫做“举贤不避亲”。哪一条规定，说我的亲属、就一定不能到我所掌管的国企、或者事业单位工作呢？更何况，我安排的又不是我自己的亲戚朋友，而是我上级领导的家人，或者说，我又没有主动跟下面打过招呼，完全是我下属企事业单位自行招聘的。而这个局的人力资源科长，对记者说的话更干脆：“领导说要安排工作，这不很正常吗？”是啊，人事安排，当然得按领导意思办，而且一有省局的文件，二又经过了合理合法的组织调动程序，你们管得着吗？

    听听，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无论社会舆论对这种“近亲繁殖”也好、“把单位当领导家后院”也罢，怎样口诛笔伐、义愤填膺，我们在程序上、还真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

    问题就在这：一是这种领导意志决定人事问题的一权独大、以及体制内利益集团协作机制，已经太强势了；二是我们竟然没办法找到一条否定这类“潜规则”的有效路径。（《广州日报》：领导给亲属安排工作真的很“正常”？）

    依我看，办法总还是有的。除了严格遵照国家事业单位用人岗位招聘考试制度之外，必须从更大范围，加强对权力的监管，并设计出更加公正的程序，只有让权力者，完全接受公众的监督、并以此决定他们自己的位置，他们才不敢把一个烟草专卖局，变成自家的福利院。当然，我们还要追问一句：这难道只是一个地方烟草局的个案吗？

    上个星期四，有一场悲剧发生在广西贺州市的杨会村，早上八点左右，这个村子里的一家生产烟花爆竹的小作坊，发生了爆炸，当场炸死、炸伤十几人，很多人还被严重烧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一个60多岁的受伤者之外，13名死伤者，都是当地一家名叫植杨小学的在读学生，11名女生、2名男生。据说这些孩子，大多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

    这个新闻，已经被媒体连续报道了好几天，大家对这个小作坊非法雇佣童工、无视安全，制造烟花爆竹，简直恨得不行，但是，在事件发生后，我对当地政府部门的一些解释，却感到很不满意。比如政府方面强调，小作坊并不是雇佣童工，他只是让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帮着加工一些爆竹来赚钱，毕竟，这些孩子的家庭也不富裕。

    我觉得，政府这么说，有逃避责任的嫌疑。第一，这个小作坊，就在你眼皮底下，生产了这么久，难道你就看不见？就算它有生产资格，你政府的安全生产监督部门，又干了什么？第二，说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做加工，那早晨八点种，按理说学校都应该上课了，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学生伤亡呢？这难道，不就是雇佣童工最好的证明吗？

    地方政府是对此究竟是一无所知呢？还是睁一眼闭一眼呢？小作坊不顾安全、肆无忌惮地利用小学生牟利，这个责任当然要追究，但政府长期缺乏监管，也难辞其咎。试问，谁来追究他们责任呢？（《中国青年报：贺州13童工死伤再现留守儿童困局》）

    另外关于“留守儿童”，除了国家要考虑，现有的限制人员流动的政策，是不是要有所改变，我看，也不能再把这些问题，全都推给学校单方面来解决了，各级政府，必须建立一整套社会的长效机制，比如设立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建立特殊监护网络，来关心并保护这些孩子们的权利。我们总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这当然也包括全国5800万“农村留守儿童”！

    做人“不老实”，肯定是不对的，我从小就总背诵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句话：“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而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同志也曾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著名论断。今天，我们谈“科学发展观”，众所周知，科学精神最要紧的就是要“诚实”，弄虚作假不行、纸上谈兵不行，唯唯诺诺更不行。

    但是，虽说做个老实人，咱们大家都不反对，可在现实社会中，老实人却总吃亏，恐怕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你说话太直率了，会得罪人；如果得罪了领导，那你就得不到赏识；尤其是，当你面对不正之风，坚持原则不妥协，你可能还会得罪周边很多既得利益者，大家就联起手来把你干掉了，按经济学的术语，这叫“劣币驱逐良币”。难怪，吴思先生写了一本名叫《潜规则》的书，竟会引起那么大反响，或者说是共鸣，这就不能不令我们思考：整个社会的制度建设问题了。

    从这个意义上，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同志，最近说的一句话，会成为舆论的焦点。他在“全国组织部长培训班”的开班仪式上说：“要重视和关心老实人、正派人、不巴结领导的人，防止任人唯亲、唯近。”

    信任并启用老实人和正派人，防止“任人唯亲”，是执政者一贯的用人准则，李部长这句话当中，最引起人们议论的，是要重视“不巴结领导的人”。

    其实但凡是人，天生都有“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坏话”的弱点。放到官场上，您说哪个领导，愿意成天听下面人跟他唱反调呢？所以，下级与领导沟通，确实需要点技巧，但这个技巧，如果无原则地再向前迈一步，就成了谄媚——那就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关键是，现在有一些领导，就特别爱吃这一套，还认为这样的人用起来顺手呢。

    听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杰，在回答大学生提问的时候，曾说：“你如果对你的上司不感兴趣，至少可以组织上服从、感情上疏远吧？”但问题又出来了——你如果离上级领导的距离太远了，领导根本就看不到你，接触不到你，怎么能重视和关心你呢？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个规律，越是有能力的人，就越不会溜须拍马，因为他把精力全都用在了工作和科研上，只有那些善于投机取巧的平庸之辈，一门心思讨领导喜欢，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去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恰恰能花大精力在领导眼前转悠，真到了用人的时候，在人才信息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你怎么能保证领导人，能够做出公正的判断呢？特别是，万一这个领导，本身就是靠着这样的本事上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用个能干的人才，把我给比下去？这怎么成呢？所以，还不如启用个庸才保险，于是官场“帕金森定律”就此形成！造成在行政能力方面，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而在弄虚作假、贪污腐败方面，却是一个比一个强，最终出现了大批腐败窝案。

    个旧市的贪官吴会祥，当官十几年，资产近千万。在法庭上，吴会祥语出惊人：“钱不是送给我的，是送给局长这个位子的。”你看，巴结者之所以乐此不疲，关键是能获得好处。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哥巴结的不是领导，是权力。

    如果靠着领导人自律，就能纠正官场的用人歪风，这显然是靠不住的。只要是一个领导的意见，能够在推荐、提拔用人的时候，起决定性的作用，那么，你就很难保证，官员不任人唯亲和唯近；相反，如果能在用人制度上有所改变，比方说，在推荐、提拔干部的时候，少一些上级喜好，多一些群众意见；少一些暗箱操作的提拔，多一些公开透明的考试，那这些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李源潮部长在这句话中，至少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必须改变领导权力过于集中、大权独揽的局面；必须建立起一整套、对权力制约的监督机制。让那些靠裙带关系、拉帮结派、搞小圈子投票、甚至不惜以买官卖官的人，再无市场。

    比如前几天，广州市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就带着10位人大代表，到广州市环保局调研座谈。大伙开始还讨论得挺热烈，但在谈到“汽车尾气对环境影响”的时候，不愉快发生了。

    一位名叫邓成明的市人大代表发言，他说：政府公布广州的环境改善了很多，但许多老百姓不相信，比如汽车尾气的问题，就仍然存在啊……可当邓成明的话还没讲完，市环保局的丁红都局长，就忍不住了，当场打断了他的发言，说：我们做过调查，老百姓对城市环境改善的说法，认同的占了七成，我们不能因为个别人有意见，就否定政府的工作！邓代表一听这话就翻脸了，说：我作为人大代表，话还没说完，你怎么能打断我呢？于是站起来，准备拂袖而去，丁局长一看这架势也有些后悔，马上挽留，还说：我也当过区人大代表，在这个会上，大家都有说话的权利，是可以争论的，但您要接受不了我的这种方式，我愿意当回学生，认真听你上课，不再插嘴。就这样，邓成明又坐了两分钟，可最后还是离席走了……

    这个新闻，成了这两天媒体议论的焦点。多数的评论，都旗帜鲜明地支持人大代表“敢说话、敢离席”的权利意识和精神，指责丁局长的“不懂礼貌、闻过则怒”，认为这是典型的权力骄纵；社会总的发展趋势，就是要令权力对民意产生敬畏，民意对权力进行制度性的制约。

    当然，也有一些观点属于“和稀泥”，认为在这场争执中，双方都显得很可爱，说明人大代表和局长，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而一切善意的辩论，也应该成为人大与政府之间，对话沟通的一种常态，毕竟“一团和气”、“假话连篇”，不是真正的“和谐”。

    《重庆时报》有篇评论说得更直白，它说：一切公共决策的过程，就是利益相关的几方面，相互博弈、讨价还价的过程。所以，接纳异见、容忍异己，不光是行政者气度的象征，更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项基本要求。邓成明这样有个性的代表，暂时生个气、离个席，还不算太大的问题，但奔涌的民意，却不能永远缺席。媒体和民众介入公共事务、独立表达诉求，必须成为一种常态。

    也有一些人，虽然认为丁局长抢话是不对的，但也承认，行政官员在接受人大代表质询的时候，还是拥有答辩、解疑、释惑权利的，只不过，他们得注意一下，行使这个权利的时机与方式。但邓成明代表的做法，就显得有些不应该了：在丁局长的极力挽留之下，你为什么仍然负气离席呢？你要知道，人大代表的职责是什么？

    作为代表，你可以愤怒，但不能脆弱到一生气，就拍屁股走人了。如果这位丁局长，真的是漠视民意、固执己见，那你更有应该穷追不舍、依靠人大的集体力量，“将监督进行到底”。所以代表离席，实际上，也可以说成是监督者用漠视规则、来对抗被监督者的漠视规则。

    我记得，自己去年广东省两会的时候，也曾经遇到过人大代表的“愤怒离席”——那是广州代表团某个小组，在审议“两院“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李永忠，直言不讳地指出司法系统有问题，结果，他的发言，屡屡遭到一位姓梁的省人大代表打断，在梁代表多次要求李代表停止发言，但没有结果之后，梁代表也是这样愤怒离席、退出会场。

    把这些事情如果勾连起来看，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还真有必要、像几篇评论文章所推荐的——去好好读读《罗伯特议事规则》了，袁天鹏和孙涤二位法律界人士，曾翻译出版过的中译本。

    开会，要不要争论，要！但是如果每次开会，都变成一语不合，大家就都纷纷离席退场，那这个会也就甭开了。而会议开不成，我看才是最危险的事。我记得一位基层的农村干部，曾经总结道：在农村开会难，就难在三大问题。一个是老跑题，讨论常常言不及义；二是“一言堂”，话语权基本都被村领导和几个话多的人垄断；三是野蛮争论，抓住人家言语中的一个词不放，甚至打起来。

    所以，议事规则十分重要。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罗伯特议事规则”到底是什么，就是为了保护竞争环境中的各方利益，而精心设计的程序。至少为了避免野蛮争论，《罗伯特规则》有三个好原则：一、主持会议的人要保持中立，也不得作总结发言；二、人人都有机会发言，但必须规定次数和时间；三、它要求辩论双方发言前都必须申请，并向主持人陈述，而不得互相质疑。规则特别规定，禁止在别人发言时插嘴。

       毕竟中国太大，地区间、甚至同一地区内的教育发展都很不平衡，所以，国家在高校的招生方面，地区名额分配、民族平衡、特长加分等等……才会应运而生，但是，这些本来是为了创造公平的举措，却陆续在身份歧视的户籍政策下、以及金钱和权力的干预中，被演化成了一种新的不公平，也造成了一系列教育考核方面偏执或极端的做法，这才导致了大多数人都在呼吁“高考招生方式改革”，包括用推动“自主招生”的方式，来革除目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但现在的问题是：能够有资格向北大推荐学生的，估计多数都是大城市的重点中学，他们本来就是享受了过分溺爱的教育投入，现在再给了这种特权，这岂不是剥夺了边远贫困地区的孩子们的机会？如果你北大是私立大学，怎么招生，纯属你学校的自由，别人根本管不着；而现在的北大，恰恰又是公立高校，换句话说，这么多年来，可都是全国的纳税人在供养你呀，你凭什么敢厚此薄彼呢？这样做公平吗？

    这也就是许多教育部属的全国高校、在招生方面越来越“本地化”后，被人们百般诟病之所在！但学校也觉得很冤——我毕竟不可能全国流动办学，既然在一个地方，就肯定要受到一个地方政府的恩惠，我多招点本地生源，有什么错呢？

    看到了吧？高考改革，永远不可能是单方面的改革，它的上游——中学，和它的下游——高校，都必须进行相配套的制度和产权改革——比如，我就时常空想：能不能把“属于全民”的北大干脆股份化，把股权全分配到每个中国人头上，然后再根据市场规则交易、集中股权，这样它就名正言顺地成了私立学校了！这样人家再招生，谁还有资格指手画脚呢？

    当然，这仅仅是空想而已。不过，如果真要等着所有理想化的改革全都完成，然后，再考虑学生公平遴选的问题，我看，恐怕又要耽误好几代人！毕竟，现在“校长推荐的名额”，最多不过才占到招生总数的百分之几嘛，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想要“玩猫腻”的难度很大。而且，我们还可以设计二次或三次的甄别推荐机制，包括退出机制，譬如经过大学的检验，不合格的学生，最后不仅你本人必须得走人，负责推荐你的中学校长今后也没资格再推荐人了……我奉劝大家，最好能宽容一些：一来，这么做最大的好处，是有利于改变中学和高等教育中的“唯分数论”；二来，它的实现，也能推进中学或大学自身建设的公开化、制度化。否则的话，你就算不搞“校长推荐制”，拿现在的高考举例，难道就一定不存在权力和金钱所造成的不公平？所以，与其让他们偷偷摸摸地干，还不如光明正大地拿出来让大家监督、议论，“人言可畏”在高校招生问题上，我看倒更称得上是个“褒义词”！

    人类的社会交往，需要各种符号。这种“符号化”的过程，其目的，就是为了降低人们“选择的成本和风险”，譬如“道路交通标志”——你如果能遵守它传达的语义做，至少，你的安全就有了一定的保障。

    但在郑州市区的连云路，偏偏出现了这样一个路标：它几乎就是个“死亡箭头”。您究竟是想活？还是想死？如果想活，别信它，赶快踩刹车；如果想死，那就顺着它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吧，你会很“顺利”地撞到一根电线杆子上。

    而根据当地记者的调查：在郑州市区，有很多公路都存在着类似的“电线杆占道”情况。

    这条“连云路”还算好的，在一条名为“农科西路”的公路上，五根电线杆子都相继戳在马路中间，你开车刚躲过这一根，下一根还等着你呢！据说，在三个月内，这里都连续撞了二十多辆车了……

    我很纳闷，这种明显的“错误”，难道当地的政府部门不知道？或者，没有人反映过？事实证明：他们全清楚！只不过，电线杆的主人——电力部门声称：这都怪市政部门修路的时候，根本不跟我们打招呼，像照片里的电线杆子，原来是在道边的，但后来把路扩宽了，它也就自然矗立在马路当中了。现在要把电线杆移走，一、我们手里没有这笔预算；二、如果我们把路再刨开了，市政部门又不同意……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然后呢，又有人再去追问市政部门，人家回答得更干脆：我们跟电力、通讯部门都是平级的，他们又不是瞎子——扩宽马路，这么大的动静，他们难道会看不见？挪电线杆子，本来就是他们份内的事，却推说没钱挪，这岂不是故意的“行政不作为”？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让我们怎么去协调？政府的上级领导，都干嘛去了？

    对权力因“条块分割、各自为战”，所导致的种种懒政、乱政，我们见得太多了，但像这种——可以置民众生命于不顾的“行政冷漠”，可谓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难道仅仅是相互推诿责任吗？这跟“故意陷害”或者“蓄意谋杀”，有什么区别呢？

    此事让我想起中国的网络游戏产业，眼下也正面临的“权力打架”的尴尬——由于政策制订时不清晰，国家新闻出版署和文化部，都坚持认为，自己才是网游审批的最终一关。所以在本月初，当著名的网络游戏《魔兽世界》刚刚重启服务，就被新闻出版署给“一脚踩了刹车”，出版署对外宣布：终止对这个项目的审批（意思就是：我不同意，谁也别玩了）；而文化部马上就急了，迅速公开表示：《魔兽世界》开服，完全属于正常运营，新闻出版署凭什么凌驾于我、敢于发号施令叫停？这种做法，纯属越权！

    老百姓常说“无利不起早”，网络游戏产业所涉及的利益，实在是十分巨大！而一切权力，亦皆起源于对利益的控制，也存在着“趋利避害”的本能。若在制度设计上，对这种强烈的控制欲不加以约束，允许权力者总醉心于攫取利益、而不承担责任，那么，“权力打架、部门立法”，就会成为一种长期的制度弊端。

    不过，今天报端也显露一条“好消息”——据说，中央正考虑制订国务院各部委的“组织条例”，拟将逐步采用“行政立法”和“部门组织条例”的形式，替代已通行的对政府部门“定机构、定职能、定编制”的“三定方案”。其实搞所谓“三定”，就是为了减少推诿扯皮、强化权责一致，尽管它作用很大，但缺陷依然不少——这个《魔兽世界》之所以能让国家一个部、跟国务院一个直属机构“直接交火”反目成仇，就是因为“三定方案”中规定：新闻出版署有网络游戏的网上出版前置审批权；而文化部有网络游戏管理、产业规划、市场监管等职责。乍一听起来，好像是有点区别，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很难界定！

    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建章立制方面的“语焉不详、界定模糊”，不过是执政者的一个借口罢了。假如网络游戏产业，仅仅是个微利行业、或者说是个“安置下岗再就业工程”，我看，许多部门都巴不得离它远远的，即使接了任务，也会像扔烫手山芋一样，把它拼命甩掉。所以，必须将权力者交付于一种“你为谁服务，就被谁考评”的制度手中（这也是我一贯的主张），否则，一旦遇到牵涉到自身利益的决策事项，许多部门之间表面上看，都是“好说好商量”，但暗地里却一直“较着劲”！甚至，不惜以撕破脸皮为代价，不惜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来获得小团体的尊严。

   ……

    人当然免不了讲利益，但利益的获得，必须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实现，否则“利令智昏”，会把人们最基本的“安全”破坏殆尽。部门利益如果过分强化，就会出现“死亡箭头”，而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如果超出了底线，也会出现“把人往死里整”。

    我这两天，就看到了两个与信用卡有关的新闻。

    一个发生在武汉。有位“大脑二级伤残”的智障人士，在一家超市当搬运工，每月收入才800块钱，但竟然被8家银行的业务员，连蒙带唬地办了12张信用卡，这里面，还有几张信用等级最高的金卡，而某些业务员还特别“善良”，跟他说：我再给你买几份保险吧，保险缴费可以在信用卡里面代扣……直到催债的单子陆续寄到了家里，被智障者的父亲看到了，他才知道自己的傻儿子，竟欠了银行一屁股债，而且凭他们现在的家庭收入，根本还不起！

    另一个则发生在广州，有位61岁的关老伯，大概也是被银行“忽悠”了——办了张信用卡。两年多前，关老伯曾经透支了2万元，估计也是老头年岁大，不晓得发卡银行的规定，当时也没还上，后来又给忘记了，结果，两年下来“利滚利”，如今竟然“滚”到了20多万！——因为按照银行规定，关老伯的贷款（透支）利息和罚息加在一起，是以每个月11.5%的复利递增的。而按照这个方式算下去，再过16个月，老爷子将欠下银行108.46万元。

    这两件事情，不用我说你也明白——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出在乱发信用卡的银行身上！最该讲商业信用的银行，怎么变成了最不讲信用的“嗜财如命的逐利机器”！智障人士就算能办卡，银行也不能逃避其监护人的知情吧？而且更不该“强买强卖”地把保险费加在里面，这难道仅仅是缺德的问题吗？这已经是明目张胆地欺诈了！

    对于那位老爷子所背上的“超级高利贷”，银行方面可以解释说：老头自己也有问题嘛，谁让你健忘呢？而且“利息”加“罚息”递增的方式，本来也属于“国际惯例”……但关键是，您能提前把这些问题、都给老头讲清楚了吗？

    当然，现在也有不少媒体，正在从法律上、寻求银行如此罚息不合理性的佐证（譬如高院对于银行贷款方面的法律实施意见），但我认为：当人们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开始榨取这个世界最底层的弱势人群的信任和感情，而并不感到愧疚，这种群体中显露出的“习惯性冷漠”，才是我们这个社会，最令人担忧的地方！

   与他创业的爷爷相比，吴强可以被称作“富三代”了。所以，媒体把解读的重点，就放在了“富三代如何接班”的问题上，报道说：仅在苏州，私营企业的总数就已超过了14万家，而这些企业的始创者们，大多都已过花甲、甚至到了古稀之年，接班问题可谓迫在眉睫……

   我认为：媒体人“见微知著”的本领，很重要，但是，光凭小伙子吴强一时的冲动，就推导出“富三代”都不愿承继家业，将令民营企业后继无人，这个结论却实在有些牵强！

   为什么吴强会断指自残呢？你可以理解为现在的年轻人，个性张扬，追求事业选择权和自主权，“视金钱如粪土、视身体如草芥”，吴强的这一刀，完全可与几十年前、年轻人“反抗封建礼教压迫”的私奔出走、拿起武器闹革命相提并论。但事实上呢？

    一方面，我只看到了一个被财富养大、被长期溺爱的任性公子，完全缺乏与家庭或社会“理性沟通”的能力，动不动就靠玩命、自残来寻求认可和同情，这种极端方式的频现，完全可以解释为——是当代教育的失败。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吴强家长们的一意孤行，只一味强调财富的重要性，而完全不体谅孩子个人的内心感受，这跟长期以来，全社会都盛行“成王败寇”的价值观、而忽略企业与公民社会责任的理念，同出一辙，难怪人们总对有钱人缺乏尊重，“为富不仁”的说法一直流行。所以，就算富三代们在这种偏执心态的引领下，真的接了班，或者，让他同样偏执的家长们，继续执掌这个企业，我想，对整个社会而言，都是弊大于利！

   但让我感到危险的，还不完全是吴强和他家人的偏执，而是新闻报道者，通过这件事所透露出来的、一个更加错误的观点——那就是：不能让财富“富不过三代”，吴强等人必须担当起“继承家业”的重任，否则，全社会都要替他们考虑这个问题！

   我想起一句俗话来：这叫“皇上不急太监急”！关键是，你这种“急法”，有意义吗？姑且不论，中国的民营企业走了这么多年，早就该进入“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了，而企业做得越大，产权越应该是向社会开放，否则，大家为什么把企业叫做“公司”呢？从家庭作坊式的个体户、到独资企业、到合资企业、再到股份制企业，产权结构在进步、在发展，凭什么说，未来企业的掌门人，只能是家族的直系后代呢？现代经理人就不行吗？这也不妨碍吴强等后代子孙，继续以董事或者股东身份，享有财富的继承权啊？

    另外，就算是“富不过三代”的说法成立了，变成现实了，难道对社会一定是件坏事吗？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正是社会的进步！否则，为什么全世界都要制订高额的遗产税政策？为什么要制订反垄断法？这就是创造机会公平的制度约束。凭什么说，有钱的人必须子孙万代一定也有钱呢？

    我突然想起，我的朋友秋风先生，三年前就写过一篇文章《“富不过三代”符合市场规律》。因为经济学理论坚定地认为：创造财富的并不是财富，而是人，是那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按照米塞斯的说法：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就是“基于对未来的预见而采取行动以获取利润的能力”。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具有高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只要市场是自由的、是法治的，那些该破产的企业，就让它破产吧；同时，我们又必须有一套制度，让那些不想破产、但又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财富拥有者，能够很方便地将资源的控制权，交给那些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以保证社会总体财富的增长。大家成天担忧“创业者退不退休、后人接不接班”，纯属瞎操心！

   当然，这种“瞎操心”，万一再演变成“瞎掺合”，那情况就更糟了：在市场公平还缺乏制度保障，跻身全球五百强的“垄断国企”，与连贷款都艰难的“民营企业”，依然是“天上人间”的关系，政府就不能总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地滥搞什么“富二代培训班“，或者，对民营企业的经营指手画脚，这都属于行政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所破坏的是市场竞争环境，它只能逼迫企业的经营者们，更多地考虑与权力的关系，也更会造成垄断盛行、腐败横行。难怪今天，有许多的私营企业主，总希望让自己孩子来当接班人，而不信任职业经理人，甚至不信任政府，为什么呢？侵害企业利益的违法成本太小，造成社会信用严重缺失；而他们的后代呢？又不愿意总在“潜规则”的阴影下，为了挣点钱、像父辈那样忍气吞声，于是“接班不接班”，才会成了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