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也有所谓专家猜测说，这是为了垄断集团利益！

并非想为什么垄断集团说话，不过专家也得多联系实际猜！网络电话存在多年，为何要在此时整治？

其实只有一个原因，信息安全和网络犯罪！

最近网络电话出现了若干大问题，网络电话发生的信息安全引起高层高度关注，前一阵疆独和藏独分子在国外遥控国内不法分子，全都选择和利用了网络电话！

网络电话与传统电话网络的消息安全机制不一样，传统电话主要依靠固话线路端口号和手机网络登记位置来确定电话呼叫人的位置，基本可以快速追源定位，也比较容易监听，但网络电话追踪主叫位置很困难，而且号码可以随时变化，灵活性非常大，侦听也很困难，因此使传统的信息安全机制失灵。

从国外来看，比如美国对网络电话的信息安全非常重视，美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研究队伍，提供巨资开发技术对全球网络电话的侦听。而我们国家好像并没有（个人不清楚）。

以网络电话中技术中，现在最难以监听的属P2P技术，其中以SKYPE为代表，SKYPE利用全球互联的计算机网络，在网络应用层通过复杂算法组建了高智能的网络，这个网络是实时不断变化的，两个用户的通信路径可以随时变化，包括网络上的超级节点也可以不断变化。这样给侦听带来很大困难，但美国政府大约在2007年强制SKYPE专门设置监听节点，供美国情报机构监听，但其他国家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能够打到电话网上的网络电话本来只有四个点是合法的，但现在到处全面开花，给国家信息安全带来很大麻烦。但目前的信息安全机制却并非运营商所能解决的，光靠整治市场只能有一时效果，信息安全问题并非运营商最关心的，而是政府最关心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国政府还需要借鉴美国政府的经验，政府做好统一筹划和规划，否则仍然可能会出现大问题。

网络电话整治的另外一个背景与最近电话诈骗活动猖獗也有关系，今年北京公安局犯罪报案的竟然有70%是电话诈骗，全国电话诈骗已经使老百姓损失数十亿，而大多数的电话诈骗都与网络电话有关，台湾人仅在泰国设立的专门对大陆进行电话诈骗的集团多达数百家，网络电话容易变化主叫号码的功能使其成为电话诈骗最有效的掩盖手段。

然而从目前看，要根治网络电话给社会的危害，光靠整治非法话务接入点还远远不够，从全国来看，每个运营商有300多个本地网，3个运营商有1000多个本地网，其中一个固话本地网往往有数台交换机，这样全国光运营商可以为非法话务提供落地的点就达到至少3000个点，还有数千呼叫中心平台，数千大客户的IPPBX使用者，都可以为非法话务提供落地，这种整治非法话务一时能够起到一些作用，但效率很慢，因此效果也会有限，长期看还需要研究建立一种高效机制。

相信全国人民都是会衷心拥护这样的举措，中央电视台这几年敢于挑战一些垄断权贵，宁愿损失广告费，也要伸张社会正义，值得赞许！

不过看到有人写博客猜测，说是中国移动与央视合作，借曝光手机涉黄打压独立SP，不禁哑然失笑，这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尽管中国移动手机涉黄的确应该谴责，但这里也不得不帮助中国移动说句公道话，中国移动还不至于如此毒辣阴险，以曝光自己丑闻来赢得业务收入。

央视此次曝光手机涉黄选择的时间点，却是一个敏感点！背后却也是存在另一场较量，就是互联网管理权和三网融合主动权的争夺。

此次央视曝光运营商涉黄，在所有报道中表面剑指运营商，其实更是意指工信部。

去年以来，围绕三网融合和互联网管理权的争夺进入白热化，工信部占据上风，大多部委支持工信部意见，而广电系及支持广电的宣传口比较被动，这一方希望将互联网管理权拿到手，从而能够在三网融合中也能拿到主动权。三网融合已经到了决策的最关键时刻，也正是博弈最激烈的时候。

据说，年初工信部人员已经得到消息，将会有一场针对互联网管理发动的舆论攻势，因此工信部几乎全年都在忙互联网管理的事情，不想失去原来的互联网管理权，根本顾不上管理电信市场，哪怕电信市场打得鸡飞狗跳、运营商像黑社会一样乱斗也管不上了。

但工信部却没有料想到，对方发动的攻击点却选择了手机互联网，而不是传统的互联网，这是工信部尚未来得及考虑的，因此陷入极大被动。

因此你可以看到，现在工信部赶快出来救火，表面上是为运营商救火，实际上是为自己救火。而央视选择这个时间点曝光手机涉黄，也是做了精心部署，项庄舞剑，意指沛公，因为双方很快就有一场更关键的博弈。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次曝光时对社会大大有利！

以下几例事件更可见国内电信市场恶斗的一斑。

日前一家运营商在某省与该省报业集团签订广告协议，竟然以额外支付2000万的条件，协议报业集团只许报道自己的正面消息，而对竞争对手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只能报道负面消息。

一些地方运营商在 3G放号前夕，竟然发现当地所有报纸广告被一家运营商提前包揽长达一个月，两家运营商在此期间陷入找不到媒体发布广告的困境。

在湖北武汉，两家运营商在江汉大学校园中组织促销推广活动中，双方员工因为抢占地盘发生争执，进而发展到动刀砍杀，当众引发血案。

不久前各家运营商争夺校园市场中，很多地方的电信运营商竞争包揽了新生接待工作，校园市场争夺出现血腥式的竞争，在江苏、浙江、山东等许多地方，出现多起运营商或代理商组织纠集社会闲杂人员以武力手段殴打、威胁竞争对手营销人员的恶性事件，组织破坏对手广告、摊点更是比比皆是。

中国电信市场还发明出收购竞争对手的卡和终端这种独特极端手段，这是全球电信市场罕见的极端竞争手段，但在中国电信市场却能够大行其道，运营商直接从对手用户手中将对手的手机终端、手机卡收购，或者通过优惠手段，吸引用户交上终端、卡，这些卡和终端大都被不正当销毁。

破坏竞争对手营业摊点、线路设施、宣传广告等行为在全国各地频频发生。电信业砍电缆、破坏通信设施、阻碍互联互通，通过发送短信、发放宣传单等恶意诋毁竞争对手，利用短信、电话骚扰竞争对手客户等不良竞争手段在全国各地更是越演越烈，行业风气日下。

 我国电信市场已成为全球滥用排他手段最为严重的国家。有的运营商全方位组织与社会渠道和产业链各方签订排他性协议，强制商家、增值服务商、手机制造商等不得与对手合作，一些地方运营商，通过建立惩罚制度禁止商家代理对手业务，或给予代理高额酬金等手段挤走代理对手业务的商家，独家垄断国内大量手机卖场、社会渠道和信息源等资源，一些城市繁华街道、通讯街等几乎被独家垄断。

我国电信市场如此大规模利用排他性手段恶意阻碍竞争是全球所罕见的，而这种行为基本不受法律约束也是极其罕见的。

 从国外看，电信市场一直成为欧美等国家反垄断、反竞争最为集中的领域。如法国最大的电信公司——法国电信自1994年以来，已经11次因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遭到欧盟和法国的反垄断处罚，累计被罚金额高达近5亿欧元，成为欧洲被罚次数最多的企业。2008年欧盟分别对西班牙、德国最大的电信公司——西班牙电信和德国电信市场垄断行为处于1.52亿欧元和2000万美元的高额罚款。2008年西班牙电信监管部门对西班牙电信公司、沃达丰电信公司等垄断行为的处罚更高达12.5亿欧元。

 欧盟委员会近期又对英特尔滥用市场垄断地位挤压对手AMD的行为处以数额高达10.6亿欧元的巨额罚单，而处罚所列出的隐性排他手段与我国电信市场极端排他手段相比几乎微不足道。

看了很多人的评论，这个广告毁誉参半。个人看来，也是如此，创意者将文化与科技创新结合起来，同时用国内国外不同历史场景来暗喻联通是国际化企业，这一点是有可道之处。但是显然，广告创意者也许对文化有研究，对电信业，对科技的理解力不深，没有突出联通的企业特色，除了最后出现的联通标志，整个广告中的元素无一能够和联通或电信业联系起来，哪怕在那个私塾中出现一个中国结也会好一些。张口吃惊的外国球员、波音飞机前老西方绅士、昏昏欲睡的教书老先生等，与其说是制造悬念，更像是一堆拼凑的剪辑片。

这个广告最大的问题是，如果说是向中高端用户宣传联通形象，中高端用户根本看不到联通的特色优势所在，如果像普通大众客户宣传联通形象，更是像有个博友所说是“对农民说英语”，与中国移动的服务创新、业务领先形象，中国电信传承行业底蕴、综合信息的形象来说，对于联通来说，更要找到自己的形象定位，比如突出自己的国际化网络技术、网络联通真情、改革创新先锋的形象!

长期以来，绿色手机也曾是运营商手机营销的一大卖点，联通在推广CDMA手机中，也曾将绿色手机作为首要卖点，但在竞争对手组织的舆论夹击中，联通显然败下阵来。在联通打出绿色品牌后，其竞争对手迅速高效组织多个“权威专家”在电视台营造CDMA辐射SAR值与GSM值相当，并无绿色优势，甚至称CDMA辐射还大于GSM等等，联通并未能组织有效的反击，也一直未能真正说清楚为何CDMA辐射低。（可叹运营商组织和影响力相差甚远）。中国电信没有将CDMA辐射低的特点作为一个卖点，显然在当前对健康非常敏感的时代，是其当前营销策略的一个不足。

从专业技术角度看，应当注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事实是，SAR值是在实验室以手机最大发射功率为条件的情况下测定的，与真实使用环境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比如GSM最小发射功率3.2毫瓦，最大发射功率是2瓦，最小与最大发射功率会相差约700倍，因此仅仅以最大发射功率测试SAR值衡量手机辐射水平会与实际使用数据相差很远，并不科学，而实际上手机辐射水平大小更多是受移动网络控制的影响，只有实际网络运营中测试，才能衡量其真实的平均功率发射水平。

3G技术都是基于CDMA技术，虽然CDMA与GSM手机的所谓SAR值差不多相当，也就是两者最高辐射水平相差不大,两者最低辐射水平与最高辐射水平都相差700甚至1000倍，而CDMA网络会控制3G/2.5G手机在低辐射水平上工作，使得基于CDMA技术的手机是实际网络中使用的辐射的平均水平确实是远远低于GSM网络。这是因为CDMA网络会强力控制CDMA手机的辐射功率。

CDMA网络是一个所谓的“自干扰”网络，对手机发射功率过大非常敏感，最大可能的降低手机发射功率是CDMA网络的最核心技术，CDMA网络运营也高度依赖功率控制这一技术，只有这样CDMA网络才能提高容量和提高覆盖。当CDMA终端接入后，CDMA网络会以高频次不断向手机发出功率控制命令，控制手机以尽可能小的功率工作。而GSM网络不同对手机发射功率控制很弱，要求很低，GSM手机的发射功率大小对GSM网络影响基本不大，GSM网络允许手机以较大的功率发射，甚至手机接入网络时鼓励手机以尽可能大的功率发射（这也就是为何刚接听GSM电话时辐射会最大）

在实际网络运营环境中测试，CDMA网络的辐射水平无疑大大小于GSM网络，这无论在国内国外都是有科学测试数据验证。从现在3个3G标准手机看，CDMA2000（包括2.5代的CDMA）和WCDMA功率控频度可达每秒800次－1600次，这样手机的辐射可以被非常精确地控制在网络允许的最低水平,毫无疑问应该称得上“绿色手机”。TD-SCDMA是一种类似融合GSM与CDMA的手机技术，虽然功率控制频度只有每秒200次，但采用的智能天线、上行同步等技术也有助于减少终端辐射，TD-SCDMA网络采用一组低功率放大器代替其他标准的大功率放大器可以减少基站辐射。主动抢占3G绿色手机的宣传阵地，无疑将可以在市场上掌握更大主动权。

当然，手机辐射还会受到网络覆盖的影响，3G网络覆盖越全，手机辐射会越小，但总体上看技术制式对手机辐射的影响更大，基于CDMA的3G手机比基于GSM的2G手机在辐射水平并不在一个量级，前者的辐射水平只有后者的数十分之一甚至几百分之一。另外在3G手机使用中，当你使用高速数据业务时，辐射应该会高于通话时的辐射，这时可以将手机终端离开身体远一些。

看了网友留言,补充两句:

一、3G所使用的数据业务确实已基本没有使用功率控制，因此此时终端辐射会比较大，可以离开身体远些，此时一般也不必要像语音业务一样靠近身体或脑袋使用。

二、WCDMA和TD-SCDMA市面上都是兼容GSM的双模机器，CDMA和CDMA2000也有一部分是GSM双模机，这些手机的辐射更接近GSM，纯CDMA手机辐射的确会相对最低。

三、另外补充，手机辐射大小并非决定手机电池待机时间长短，手机电池供电不仅用于手机发射功率，还有相当部分用于手机内部芯片编解码运算，CDMA和3G手机芯片的解编码复杂度比GSM要复杂得多，扩频技术运算量也很大，这样也会花费相当多电池能量

对于任何一家运营商而言，基本上可以通过网间互联互通信息大致掌握对手的用户数量的信息，如另外一家运营商当月通过网间互联互通打过来的用户数号码是80万，一般可以大致估计这家运营商的当月活跃用户数基本是100万左右，因此各家运营商私底下都大致了解对手的实际用户规模。

以移动、电信、联通的几个业务为例子，中国移动对外公布的移动业务用户约4.7亿用户，但根据两家竞争对手网间掌握的实际情况，其实际移动用户规模大约是近7亿用户，为何中国移动将用户数字主动缩水约2亿？再如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固网（包括小灵通）用户数量为何下跌速度如此之快？而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对于C网用户数的纠纷更令外界不明就里。

与收入核算有国际财务标准不同，运营商的用户数没有核算体系，运营商基于自身的发展策略，自己定口径，这样造成运营商统计口径相差甚远。对于中国移动而言，在很多地方将十几元到二十元ARPU值的用户不计入用户数量，主动将用户数规模缩小，除了有避免非对称管制的因素外，也可以将ARPU值提高，因此可以奇怪的看到，虽然近些年移动资费大幅降低，但移动用户ARPU值却在上升，这受到资本市场的欢迎，同时对市场的印象是移动所占高端用户比例很高，实际上除去人为因素，其ARPU值和高端用户比例与对手相差不大。

对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而言，近几年业务发展困难，尤其固网不断萎缩。为了缓解资本市场压力，电信和联通采用的用户统计口径要比移动宽松，甚至将欠费数个月的用户也计算在内，这正是导致交接的CDMA用户大量缩水原因，同时一些地方公司领导为了弥补收入缺失困境，人为拔高了用户统计数量，尤其小灵通用户数存在一些水分，重组后这些水分很快不得不挤压。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营销力量和方式的差异也是造成用户数统计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中国移动主要是依靠社会渠道营销，凭借多年的经营和超强的资金势力，中国移动垄断了全国大部分社会渠道，独家控制大量卖场和许多繁华街道代理店。由于资金富裕，中国移动通过控制代理佣金水平，运用各种排他或变相方式，迫使代理自身业务的代理商不得同时代理竞争对手业务，并组织将对手代理点一一策反，这实际成为曾导致中国联通败阵的重要因素。时至今日，这仍然是中国移动强力掌控市场的关键力量。显然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但在国内电信行业监管无力的背景，这种策略非常实用。

由于中国移动在渠道上的强力控制，使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营销渠道上不得不更多依赖自身渠道，但自身营业厅毕竟点少、成本高，在急于取得市场突破下，两家运营商的各地公司都纷纷祭起一件我国电信行业的传统“法宝”，就是有些“恶名远扬”甚至令员工痛苦不堪的全员营销，让每个员工都背上发展用户的营销任务。但毕竟员工不都是营销天才，为了不扣工资，很多员工自己掏钱买下大量小灵通或手机卡凑用户数，造成大量虚增用户，而实际活跃用户数低，用户通信量很少。从现在电信、联通抢逼移动市场行动看，这种问题仍然存在。如果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不能在社会渠道方面取得突破，打破中国移动设立的强力防线，即使短期内用户量上升，这种发展方式将很难可持续。 

2008年国资委管理的160多家中央企业，总共实现利润6600亿，随着石油、电力行业利润大幅下降，中国移动今年利润已经占央企总利润的近四分之一。与此同时，另外2家运营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集团实现的利润仅有10余亿元，实际接近亏损边缘，这两家公司虽然上市公司实现的利润数字虽然达到100、200多亿，但显然通过财务处理把亏损都留在了集团公司。

这种“贫富”悬殊的局面预示着国内电信业将会面临更加残酷的竞争，也将给国内电信监管者带来挑战。一方面，中国移动的高额利润可能成为众矢之的，消费者可能要求继续降低资费，另外一方面，降低资费未必会使中国移动损失多少，而会使其他两家运营商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在面临3G网络大规模投资的压力下，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未来面临巨大财务压力将可能很难在市场中化解。

也许可以这么预料，新一轮电信危机将不会再是市场危机，因为3家运营商都会拥有相当规模的稳定客户群，但将很可能是资金或财务危机，这也许将是下一轮的电信重组的最大诱因。

实际上，这些年电信业的不正当竞争几乎处于监管的空白地段，不正当竞争行为愈演愈烈，主要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渠道垄断。通过签订排他性协议，或者变相排他方式垄断大量社会销售渠道资源，如通过给予不销售竞争对手业务的代理商高佣金、奖励，或对销售竞争对手业务的代理商采取取消代理权、降低佣金等处罚，或采取直接收购其他运营商社会渠道等手段，给竞争对手拓展市场设置重重障碍。目前国内大量手机卖场，许多城市繁华地段卖场被一家强势运营商独家垄断，一些地方强势运营商甚至组织一整条一整条街道地将竞争对手的业务代理点一一策反和清除。如深圳、温州等地，有的街道移动代理点上千家，而联通仅有3、4家。

二是收购对手终端和卡。这种行径在电信业很多地方蔓延，资金实力雄厚的运营商直接向用户收购对手的终端、卡，或要求用户凭对手的拆机单给予入网优惠。

三是恶意诋毁对手。在许多地方电信运营商通过组织向用户群发短信，诋毁竞争对手形象、业务的现象非常普遍，使得电信业的竞争乌烟瘴气。

四是通过高额赠送挤压对手，有的运营商营销成本预算富余，每年到年底，一股脑砸市场，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表面上看，用户得到一些实惠，但其实更是电信业的竞争失衡的深层次矛盾所反映出来的。

为何电信业不正当竞争如此猖獗，主要来自几个原因，一是电信业竞争监管权的争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行主体主要是工商局，而电信监管的主体是通管局。工商局虽然兵强马壮，机构齐全，也有意希望插手电信行业管理，但通管局与运营商关系更密切，虽然通管局执法队伍薄弱，全国只有300人,但认为电信业是自家地盘，力拒工商部门插手，而运营商也对工商局罚款创收的恶名顾虑，又顾虑通管局的关系，因此导致反不正当竞争法无法在电信领域落地。

其次是法律不到位，现有的电信条例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制定的，当时对电信市场竞争规则的并没有多少涉及，形成一定的法律空白。反垄断法虽然对不正当竞争也有约束，但对于国有垄断行业进行了豁免，这使得以3家国有运营商为主体的电信市场又难以受其管辖。

从当前来看，电信监管机构应当首先担负起反不正当竞争的职责，改变和稀泥式政策，加强电信市场的竞争监管，促进行业有效竞争，保护消费者长期利益。同时，应当与工商部门联手执法，弥补自身执法队伍薄弱的缺陷。

小灵通是否在法律地位上属于“黑户”？

许多媒体和专家将小灵通比作“黑户”，有的宣扬尽管是黑户，出生了就应该讲人权，不能强制它死，有的说是国家对电信运营商放任不管的结果，或是电信运营商公开对抗政府的结果。仔细比对了、搜集了一些文件，却发现一些值得回味的东西。

根据2000年出台的《电信条例》规定，经营一项电信业务需要电信主管部门（原来是信息产业部、现在是工信部）核发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不过真正实施是从2002年4月出台《电信业务许可证管理办法》开始，但是一直到2006年中期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网通等运营商才获得基础电信业务许可证，也就是说这几个运营商的所有电信业务竟然都是无证经营了好些年，也就这时候小灵通也开始出现颓势。

根据相关政策的解释，2006年正式获得基础电信业务许可前，是通过国务院批复各家运营商建立的文件代替电信主管部门发放的经营许可证，其中给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的国务院批复的34、35号文件分别载明经营范围包括：固定电话（含本地无线接入）。此处本地无线接入一般应可理解为包含小灵通，可以理解为中央政府认可小灵通的存在。在原信产部发放信部〔2000〕604号文件，即《关于规范PHS无线市话建设与经营的通知》，明确小灵通是“固定电话的补充和延伸”，算是监管部门给予小灵通的准生证，但其中要求小灵通定位于县级城市以下城镇、乡村，大中城市人口密集处的条款却引起了争议，两个固网运营商曾坚持大中城市都是人口密集处。

经营无线业务还需要得到另外一个许可，就是频率许可，这一点我国与国外不同，国外很多国家已经合二为一。1996年12月，原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发布“国无管〔1996〕22号”文件，即《关于2000MHz频段地面无线电业务规划及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1900MHz～1920MHz频段用于无线接入（TDD方式）。：（1）1998年10月，发布“信部〔1998〕649号”文件，即《关于PHS和DECT无线接入系统共用1.9GHz频段频率台管理规定的通知。正是利用这个两个文件，原中国电信、中国网通向当地的无线电管理委员会抢先拿到了小灵通的频率许可，而后来中国铁通被频率许可拒之门外，后来政府在3G频率统一规划中，对频率做出调整，又将小灵通纳入TD规划中。

从上述分析，小灵通并非黑户，只是可能存在越界经营的争议。

既然小灵通并非黑户，政府强制其退出也可以是一种政策重新修订，政府决策一般并无合法性问题，只是决策程序是否依法问题，显然在决策程序上存在一些问题，导致政策陷入被动。从强制小灵通清频政策出台过程看，相关政策出台显然未征求相关方面意见尤其是用户的意见，仓促出台政策可能带来大量索赔问题，因为组织如此大规模的用户退网在全球电信业绝无仅有，从过去组织模拟移动电话、磁卡电话业务退网看，应该先引导大部分用户离网后，再进行攻坚清网，否则大量用户在网，甚至还在未停止发展相关业务阶段，贸然启动清网会必然带来很大轰动，会出现大量索赔的争议。从目前看，有的索赔恐怕会牵连到政府头上。

虽然有人把小灵通的生归结于市场需求，但小灵通从生到死实际都是政策博弈的结果。当初由于3G牌照受TD－SCDMA的影响迟迟无法发放，电信和网通决定上马技术并不先进小灵通，但当时在遭到主管部门反对下受阻，但当时小灵通技术的拥有者UT 斯达康长袖善舞，说服高层支持小灵通，结果便出现了主管部门“不支持、不反对”的奇怪政策局面（实际也委婉表达对上层干预的反应），实际并非像一些“专家”对媒体所臆测的，某运营商真正敢吃豹子胆藐视国家监管权威。后来UT又希望采取类似方法在类似的"灰色"领域IPTV再以此进行类似的投机赌注，然而，IPTV政策显然要比小灵通复杂得多，涉及的不仅是产业政策，而且涉及意识形态政策，尽管UT做了大量公关，甚至延请不少贵人入阵，也未能实现小灵通般的辉煌。

回过头来看，小灵通对于推动电信市场资费下降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时至今日，小灵通走过一亿用户的辉煌期间，已进入快速下滑轨道，为何监管机构在此情况下仍要对小灵通痛下杀手？正如小灵通的生是政策博弈的结果一样，显然小灵通的“死”也同样是集团利益博弈的结果，确切地说，是中国移动向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反推非对称管制的博弈结果。

对于这场博弈的胜者中国移动而言，逼退小灵通几乎可以一剑三雕。首先，其他两家运营商尚难以与中国移动正面抗衡，相对优势的3G业务尚未推出，目前中国移动市场优势极为突出，占据增量市场份额90％以上，在此情况下强势逼迫小灵通退网必然中国移动是最大的赢家；二是对两家运营商釜底抽薪，显然将失去一大笔收入；第三如此庞大的退网工程，将会牵制对手的很大一部分市场精力，即使两家运营商投入全部精力，恐怕也很难组织如此大规模的用户退网，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恐怕将面临各种高价要挟、法律诉讼，还有商誉损失，两家运营商由此需要投入花费的市场精力恐怕不会低于中国移动运营TD－SCDMA。

从中国移动在逼退小灵通上也采取一些看似比较高明的策略。国家为TD发展实际划分了155M频段，小灵通只占到其中20M频段，中国移动已经拥有最好的1880－1900频段。一般来说，频段越低无线性能越好，从低频往高频使用，然而中国移动在建网中，并没有从最好的1880频段开始启用，而是从紧贴着小灵通的1900频段，从高频往低频使用，然后向政府报告小灵通对TD网产生干扰，要求小灵通清频，并公开表示TD频率紧张。20M频段可以提供TD载波高达13个以上，远高于其他运营商3G载波数量，而中国移动3年计划发展TD用户约5000万，按照一般用户使用高速数据业务的几率，20M也是绰绰有余。

因此可以说，小灵通的生是利益集团政策博弈的结果，死也是另一场利益集团政策博弈的结果。但从决定小灵通生与死的政策看，无疑都体现着一种不成熟的监管。照目前小灵通流失速度，3年后有可能仍剩下2、3千万用户，如果按照正常规律，即使组织清退频率，可以采取过渡办法，比如先清退10M频率，留下10M频率再慢慢清退，但中国移动以此彻底逼退小灵通，可以说是中国移动对主管部门的一次非常成功的政策公关，但另一方面体现了监管政策制定仓促。

发展到今天，小灵通使用者主要是中低消费者，具有相当“草根”代表形象，除了少部分拥有优质小灵通号码的小商业经营者，其余包括一部分老人、学生、农民工、城市中低消费者等对价格敏感的，还包括孕妇、儿童等对辐射比较敏感等一些弱势群体。在3G政策尚未得到老百姓充分理解和资费尚未明朗的情况下，仓促下发强制小灵通退网为TD让路，显然会受到普通老百姓的强烈质疑，甚至被质疑是对草根群体利益的侵犯。

长期以来，为了在移动设备市场打破国外电信设备厂商的垄断，我国可谓用心良苦，推出的TD－SCDMA技术标准更是一波三折，然而在高树自主创新的旗帜下，知识产权和技术经济性的局限使得我们充满艰难，其中过多借助行政保护和充满政治功利色彩并未带来臆想的收获。

回首起来，中国电信设备市场是我国开放很早、开放比较彻底的市场，尽管在开放初期，国内原有的电信电信设备厂商曾在面临国外新通信技术的竞争中一败涂地，然而在我们的新一代设备厂商在逆境中顽强的崛起，不到10年在固网设备领域便大部分市场市场份额，目前中国电信设备厂商已经成为下一代网络如NGN、IMS等技术的引导者。

又经过约7、8年的时间，到今天国产设备厂商终于又在移动设备市场占据主流地位，华为、中兴的GSM与CDMA设备在国际市场纵横捭阖，中国企业已成为最大的CDMA设备供应厂商，也成为WCDMA的主流企业。

以华为为例，08年在印度的CDMA和GSM设备销售高达20亿美元。开放的心态造就了开放的竞争，开放的竞争造就了中国设备制造企业拓展世界市场的动力和基础。与此同时以北电、摩托罗拉等曾经电信设备巨无霸却日薄西山。

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不仅有能力在劳动力密集产业上具有强大的力，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上也具有强大竞争力，3G设备中国制造的崛起，实际代表着“中国智力”的崛起，也预示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优势将由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延伸。

A定律:总会有人买单的中国电信业投资定律，可以简称“亏不了电信定律”

为了刺激市场竞争，这些年中国电信业引入了很多个竞争者，“某某通”公司的一大把，然而电信业毕竟是个规模经济性很强的行业，投资容易盈利难，不过不管亏多大，总会有人买单。网通亏了300亿，吉通亏了近100亿，和了；铁通背了400亿债，也和了；原来联通CDMA亏了500亿，卖了1100亿高价，所以这些年可以给中国电信运营商的启示，亏得小是自己的，亏得大就不一定是自己买单。

B定律：别想打死对手的中国电信业竞争定律，可以简称“死不了电信定律"

对于中国运营商来说，如果你想在中国电信市场上打死对手，死得惨的不一定是对手。过去，老中国电信瞅着联通不顺眼，大出重拳，结果被一分为四；后来中国电信瞅着小网通出来猪鼻子插葱装象，继续四处围堵，结果自己被腰折了；中国移动这些年风顺水顺，不可一世，看谁都想揍，现在被略施惩罚，绑了TD和铁通，罚款付了联通600亿。所以，不管你多牛，对中国电信运营商来说，千万别惦念想打死对手，否则吃亏的未必仅仅是对手!

也许有的人说是电信运营商国有体制的问题，认为国有企业容易俘虏政府，不过设想如果是民营企业，恐怕为了私有钱包，俘虏政府的能力恐怕更强！看看私有的房地产行业的对国民的血腥盘剥就可以深刻理解了！据说金融危机中老外也有个定律叫做TBTF定律，TOO BIG TO FAIL，就是说太大了就不会破产了，所以美国让雷曼兄弟破产了，但不敢让大的多的美国AIG和花旗银行破产。从这一点来说，咱们还是有与国际接轨的地方。

作为中国电信业的运营商，切记此两项定律。

呵呵，以上只是调侃，并非针砭时政之意。

虽然是发放3张牌照，但其实发的只有一张半牌照。中国移动的TD-SCDMA实际上已经获得全国性试验牌照，此次正式发牌只是再走一个形式；对于中国移动而言，现在发放3G牌照显然是个对其不利消息，尤其中国联通的WCDMA的快速入局将会给其带来很大压力。从启动发牌声明看，政府显然认为发牌有利于在竞争中推动TD-SCDMA发展。从实际看，也可能有一定道理，显然中国移动仍然对TD决心不足。从过去中国移动部署GPRS、EDGE网络，中国电信部署EV-DO网络,中国联通过去部署CDMA网络、现在规划WCDMA网络看，虽然有的存在技术也不成熟，但第一期网络部署的规模都远远大于TD，大都是上百个城市甚至2、3百多个城市，按照中国移动第一年部署10个城市、第二年38个城市的步伐看，不仅是缺乏内在动力，也缺乏外在竞争动力。3G发牌显然可以解决其发展TD的外在动力，但并不能解决中国移动发展TD的内在动力。

中国电信的CDMA2000牌照也只能算半张，因为CDMA2000无需新的3G频率牌照，仍然采用原来的800M频率，即使不发牌，中国电信也已经在上马EV-DO设备，也可以照样部署网络，发CDMA2000牌照实际上只是意味着开放EV-DO终端入网，也就是这张牌照只是一张入网证。从国际上看，曾经发过几张CDMA2000牌照，比如韩国LGT就是获得CDMA2000牌照，然而现在都成了摆设，因为原先的CDMA2000是指CDMA2000 3X技术，后来没有人做CDMA2000 3X技术，但3G功能却可以用EV-DO技术实现了。在国外，3G发牌是指发频率牌照，EV-DO技术因为不用新申请频率，所以一般不算在3G牌照内，比如在韩国称之为2.75G。

对于中国电信而言，3G发牌是喜忧参半，喜的是EV-DO终端可以正式获得入网许可，忧的是联通的WCDMA入场将带来更激烈的竞争。

中国联通是此次发牌的真正赢家，不仅意味着可以获得3G频率，而且意味着可以正式部署网络和市场了。

制造厂商目前正面临裁员危机，此次发牌无异于增添了一张大饼，也成为赢家，而在即将到来的3G竞争中，消费者将成为最后的赢家，可能带动无线宽带快速普及和资费水平下降。

第一回合，双方同时博弈：

1、见到重组公告中出现非对称管制，引起中国移动警觉，主动出招，竖起TD旗帜，希望ZF认可承担TD发展、合并铁通、承担村通工程等即是非对称管制。

2、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业务面临业务整体下滑，担心利用捆绑抵挡中国移动大规模的价格战、赠送营销效果有限，要求按照重组文件对中国移动实行非对称管制。

结果：ZF认可TD优先，非对称管制暂搁，但ZF不认可合并铁通、承担村通为非对称管制。

第二回合：

1、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改变策略：要求对TD与GSM实行逆向非对称管制，即约束GSM发展，促进TD发展。加上TD阵营施压要求加快推动TD。

2、中国移动担心ZF强行冻结其GSM投资和扩容，决定抢先行动，投资1000亿扩容GSM网络，将GSM网络规模翻倍。ZF意图干预，但中国移动以扩容支持农村建设名义突破干预。同时，中国移动内部组织将TD的SIM卡设计成能用于GSM手机，以图打破TD用户数目标的约束。

结果：政府采纳电信、联通意见，但对移动GSM投资干预失败。

第三回合：

1、中国移动狂扩GSM令ZF陷入震动，加上市场上抢夺用户的过激举动，电信、联通领导公开施加压力，ZF祭起非对称管制法器，一度意图要求中移动GSM市场份额降至50％以下....

2、中国移动以TD提出反制措施，要求将小灵通频率让出给TD，初步获首肯。
结果：博弈交锋中.......

分析：数个回合中中国移动利用TD作为金丝蝉衣护身非常成功，尤其利用TD逼迫小灵通让出频率，实际中国移动已经获得20MTD频率，这是原先打算分配给4家运营商的TD频率总和，已足够发展3－5亿用户。

前几天参加一个会议，会议邀请了好些业界知名的电信专家，中间突然谈到TD，其中一个著名设备厂商战略总监冒出一句惊人话：实话说，我认为TD是伪科学！立即招到另外两个专家的大力反驳，于是专家分成两派充满火药味地争吵起来，一股脑把会议拉跑题了，公有公理，婆有婆理，谁也说不服对方，俨然阶级斗争重燃气息。有幸与一个老师交流，得知一个专家不小心在公开场合说了一句TD是XX，后来被上司勒令做深刻检讨，赶忙发表了文章申明与主流立场保持一致，还有几个专家被追着要签名表态。

专家啊，你们让人民、让政府相信谁？

经过2小时，到达顺义的新展馆，果然不同凡响，场馆很大，进门就是安检，展台美女模特攒动，灯光、音响齐放，官员、记者、专家、博客济济一堂。不过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比较留有印象的是TD－SCDMA联盟的大展台，电信的天翼品牌正式露脸，一些国内并不知名的厂商好像也弄了不少手机方案，但展示的HSPA、EV-D0的设备技术展示已经不再新鲜，还特意在NTT docomo和SKT展台上认真体验了他们的增值业务。

看了不久，在高通展台上碰到被一群人包围的国际电联赵厚麟副秘书长，也是俺的博士导师，见了关心地问起工作、学习和生活，顺便问起几个师姐、师弟情况，如实做了汇报，很快赵老师又被另一群人邀请走了。不久又碰到改做公关的老朋友、原来的通信世界杂志副主编闫跃龙，正带领一群博友和记者忙碌采访，看来他还是没有离开通信行业，打了招呼离开。

不久，又见到IT名博－毕朝辉同志，还有搜狐的陈中，正率领一群BO友准备接受SOHU采访，毕哥真不愧是IT博客的带头大哥，估计将为推动IT博客的产业化发展做出不小贡献。在毕哥介绍下，认识了另外几个也有名的IT博客付亮、宁宇，还有的几个没有很大印象，只好说久闻大名，拜读大作，十分钦佩等等外交辞令。

不久，又见到发改委体改所的史炜老师，史老师是名人也是熟人，两个手下也恰好一个是我的师弟，一个是我做学校辅导员带的学生，陪同史老师看了好些展台，史老师带了大相机拍了不少相片，包括不少美女，后来放在博客上，打算蹭史老师的车回去，发现人太多，提前撤退。后来有见到工信部研究院杨青老师等一行，想蹭车但开车太迟，只好等到4：30坐大巴回来。

想起来，虽然没有多少激动人心的新技术新设备，但好些好久没见的朋友见了面，通信展的八卦游还是值得的。最令回味的是毕哥带队的一名博客朋友说的一句话，现在重组也完了，3G牌照也要发了，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写的，要不大家在博客上相互捧一捧，或者相互骂一骂。这招整整人气，也许够绝！

     不过最近看了傅教授后来写得博客，感觉有些过头了，尤其是人身攻击有点过头了。项立刚先生对TD的支持不管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个人真心，应当有他自身正当理由，决不至于是什么“走狗”。当然也许项先生对TD和很多专业电信技术的了解可能并不深，也许项先生只是自己用擅长媒体宣传的方式把自己弄成了电信专家，但对他的观点批驳并不应牵涉到品德攻击。

     比如项先生过去主张早发 3G发牌，就这一点就被傅教授骂做洋人走狗，说明傅教授的向国家提建议的方式也许问题。很多电信经济和技术专家都曾主张早发3G发牌，因为不能只从3G技术本身来判断，还要与经济、政治和市场竞争环境来看，当时移动对固网替代加剧，发放3G牌照意味着可以节省相当固网、小灵通的投资，也可以代替2G投资，回头看像韩国和日本早发3G牌照的策略并没有错，还在在增值业务领域获利甚多。

     即便是TD的智能天线技术是造假了，TD只能作为一个步行3G系统，TD就一无用处了吗？也未必就如此，TD和WCDMA都必须借助GSM漫游，从这一点来说，只要能够着力解决好TD与GSM的网间无缝切换，即使TD覆盖范围只有小灵通大，甚至只有WIFI大，TD仍然可以借助这种2G/3G漫游弥补覆盖缺陷，仍可以用作代替GSM的扩容，也可以增加数据速率。像现在中国移动把大把的GSM扩容钱让国外制造商赚，1000亿GSM招标就给国内制造商10％，又符合国家利益吗？

傅教授把一项技术作为大破大立的标准，有点走向与李进良先生鼓吹的TD至上论，鼓吹只有全国倾尽全力大干快上TD才能建设一流强国的极端论调有些异曲同工了。一个决策需要综合考虑技术、政治、经济、市场因素，而不是仅仅偏执于某一项技术，欢迎傅教授继续从技术角度研究TD问题，提出建议，最好用把自己对TD智能天线技术的见解和研究结论用更加通俗化的语言呈现给大家，让更多人读懂，而不是把这个问题变成大是大非的政治攻击。当然，傅教授可能想辛辣、犀利措辞掀起舆论关注，但如果走过了，反而让大家忽视了本来该讨论的技术问题，也反而让旁观者和决策者怀疑是否背后也有商业利益。

应当允许傅教授这样的声音存在，同样傅教授也应当容忍其他声音存在，技术问题的是非可以分明，但3G不纯粹是技术，政治和经济的是非应当从多个角度看，如果自身掌握的技术理论去判定别人的人格，并不能使自身受到尊重，这与一些TD愤青或利益者将质疑TD的人扣上汉奸大帽又有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