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为什么念念不忘皖东北？

    车进盱眙，这座位于苏北的小城正在筹备一年一度的龙虾节，满大街都在张灯结彩，宾馆都在装修，各种广告、宣传画、雕塑、充气卡通都在透着红彤彤的小脸，向你挥动着欢迎的小手。

    这里是我们进入苏北地区的第一站，也是当年抗战时期行政划分里皖东北地区的属地。因它地处洪泽湖边，所以盛产这种小龙虾。但据说原来人们不吃这种食物，后来不知怎么又成为盘中佳肴。就连北京以小吃盛名的簋街，也在热卖这种身披盔甲的食物。到了这里，自然每日的餐桌上都少不了它通红的身影。当地的朋友们还诡笑地向我们这些乡巴佬介绍如何吃的专业方法，只不过他们已经把这种介绍极其生活化艺术化了。“拉着你的手，轻轻吻一口。掀起红盖头，深深吸一口。解开红肚兜，拉下红裤头，让你吃个够”。（似乎有些儿童不宜哈）

    这只是当地吃龙虾文化中无数版本中的简本。我不得不佩服这里的朋友们真有想象力，那些让你不得不小心翼翼克服的带刺虾壳居然有了如此的美感。

    洪泽湖，真是个养人育人的鱼米之乡。

    然而在70多年前，它却沦陷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成为日军占领区的后方。

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主要都在津浦路西面的河南及北面的山东，这一地区虽有党的力量在活动，但基本上都是处于地下，可以说是共产党力量公开活动的空白点。

    这个时候，年轻的张爱萍在干什么？

    上海沦陷后，他按照中央指示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报到，成为由周恩来、叶剑英领导的参谋处参谋。军衔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少将高参。

    1938年，日军发起对徐州的进攻，企图南北夹击打通津浦线。周恩来副主席派他为代表，赴徐州向李宗仁建议在台儿庄一带堵截南下日军，促使他尽早定下大会战的决心。就在张爱萍离开李宗仁司令部的第三天，国民党部队即开始调动。3月23日，鲁南古镇台儿庄响起了隆隆的炮声……

    台儿庄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沸腾的武汉三镇举行了十万人的火炬大游行。

    这是国共合作的典范，李宗仁也因为这一仗而成为了抗战英雄。

    事过26年，李宗仁自海外归来，在陈毅元帅举行的宴会上，他又见到了张爱萍。但他一时想不起在哪见过，说，这位将军好面善啊？一旁的陈老总说，大总统，你好健忘啊！台儿庄，不记得了啦？

    往事让李宗仁感慨万千。他对当年的那位八路军高参讲到：台儿庄大捷有你的大功！

    这件事，不仅对国民党，对共产党在当时也有着重大的意义。但张爱萍在回忆中，却似乎没有多少兴趣谈它。他在另外的场合曾说过：“我们党这时已经取得了合法与半合法的地位，不利用这个机会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而以帮助国民党抗战为满足，能有什么出息？”

    这件足够某些人吹一辈子的大事对他都没什么意思，那张爱萍到底想干什么？

    多次亲历战场实地的考察，使张爱萍对这场战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他写给中共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汇报信中，这位时年28岁的年轻军人不再仅是关注某个山头、某条防线，他在关注整个浙江的战略态势，进而谋划全国的抗日战局。

    张爱萍晚年时这样回顾评价了自己的一生：“在上红军大学之前，我最多只是个战术家，但从那以后，我应该是个战略家了。这不是自夸。正是红军大学，使我系统地接受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前途、战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以后的战争中我再也没有失败过，条件再艰难我都有信心战胜。可以说，这得益于毛泽东。”

    1939年的夏天。一个29岁的青年，着布衫，戴斗笠，正在穿越日本军把守的津浦铁路封锁线，深入皖东北地区。这名青年就是前不久被任命为豫皖苏省委书记的张爱萍。他曾就这段经历写过一首长诗，记下了他当时心情：“恨不生双翅，疾飞到路东。”

    所谓路东与路西，是指以基本贯穿中国大陆上北下南的津浦铁路为线划分的。当时的中原大地上，铁路以西是日本军队、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战线交织的大战区。铁路东面是位于战线后方的日军占领区，是对手的营垒。而当时相对弱小的共产党力量，必须要在生存危机中打开能让自己活下来的空间。

    在之前豫皖苏地区召开的第一次党政军委员会会议上，发生了应该向东还是向西发展到争论。张爱萍坚持要向东跨过津浦路，到皖东北日军的占领区内夺取地盘。并进一步图谋苏北，进而配合夺取华中。然而，支持他的人寥寥无几。主要的原因很简单，他的主张与延安毛泽东向西发展的观点相悖。

    今天回忆当年那些老革命的生涯中，其实没有必要回避当年他们不同的观点。面临残酷的对敌斗争，碰撞，甚至是激烈地争执，都是难免的，也是必须的，有利的，它可以更真切告诉后人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没有谁是永远正确的，也没有谁是百战百胜的。那是神，不是人！

    人们从夜晚一直争论到天亮。60年后张爱萍回忆时的眼神仍然是那样不容置疑：“争论到这时，我已经下了决心，不管别人怎样，我自己去干！去闯！”

    多年以后张爱萍常说：“我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在皖东北！”

    当年战乱中的皖东北有话形容，叫“三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地方，有枪就是王，没有枪，任谁都不行，搞不好连命都没了。这并不是耸人听闻，他一行三人刚越过铁路不久，就迎头撞上土匪，要不是他们反应灵敏，没命地窜进青纱帐，恐怕早就成了冤死之鬼了。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闯进漩涡的张爱萍必须要搏风击浪，立地生根。

    郭沫若当年组织的抗日宣传队曾来过这里，其中有个画家给张爱萍画了幅速写，下脚注了几个小字：八路军、新四军代表张爱萍在皖东北。画面上的人戴了顶破旧的斗笠，低低的，阴影遮住了大半个脸，透过斗笠的网眼，射出的目光是冷冷的，摄人魂魄。一些女同胞看了说：“哇噻，好酷啊！”

    现实中的张爱萍更酷。采访的当地人都说，他真的不容易，他是真真正正的白手起家！

    张爱萍，在三国四方的皖东北，没兵借兵，没枪借枪。拳打脚踢地闯局面。

他联系上了年仅28岁的江上青，并很快结为挚友。江上青原名江世侯。江苏扬州人。1929年在读上海艺术大学时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不仅是张爱萍的校友，还是国民党提蓝桥监狱中的狱友。早在半年前，中共安徽省工委张劲夫把江上青派往国民党盛子瑾部工作，明为专员秘书兼国民党第五战区第五游击区政治部主任、实为中共特别支部书记。在他和杨纯等人的协助下，张爱萍连续出手。

    晓以利害，智服当地国民党首领号称小周瑜的盛子瑾，之前不共戴天的国共两党开始握手抗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公开亮相，抗日政府的大旗高高飘扬；

    定木马计，智取桂系敌顽据点老周圩，一枪未放缴械对手两个团。在他的叙事体长诗中写着：“欲效木马计，谁去作内应。……君不见，王佐断臂破金兵，此番内应闯敌营。”

    施换心计，对那些那些来自于民众自发组织的各色各样的游击小组，按人民军队的模式改造重组。剔除掉游击习气和家族色彩，使之逐渐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不知不觉中，一些原来国民党军番号下的部队，心已归了共产党。成功的前提是共产党的声望，也有他的人格魅力。凝聚在他身边的一批立志救国的壮士豪杰，“傲然携手天下事，与我义气走江湖。”

    在他这一阶段的诗中，既有：“除夕人寂军行疾，月冷风寒透征衣”的紧张，也有“晓云初露动刀兵，祝捷淮北会群英”的豪迈。

    在他们一班人马的共同努力下，皖东北五县十六区很快全部成为共产党敌后根据地的天下。张爱萍这时自己能掌控的队伍已有四千多人，中共中原局把他们编为新四军6纵队4总队，共四个团。由张爱萍任总队长兼政委。他已经可以打大仗了。

    皖东北，它太小了。如果说它仅是整个淮北根据地的一半的话，那么它在全国18块抗日根据地中，最多只占到三十六分之一。在全国其它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不知道有多少是和皖东北根据地这样，由几个人单枪匹马开辟出来的，但肯定是有。也许这才是皖东北对张爱萍人生的真正意义。这块土地是他的事业和人生走向成熟的起点。

    到了晚年张爱萍曾多次谈到自己的这段经历。他说：“我常回想起自己走过的路。参加革命的头10年很幼稚，是磕磕碰碰、懵懵懂懂、跌跌撞撞地走过来的。争强好胜、不甘服输，只知道拼命。真正成熟起来，学会从全局上思考筹划，单当一面，还得说，是从抗战时开始的。皖东北，是我真正独当一面的开始。”

    皖东北不仅仅只有小龙虾，还给了70年前的那名年轻的军人施展抱负的绝好舞台。

    而能把握机遇，在人生的舞台上独当一面，这正是一个男人心中充满无限诱惑的梦想。

    《罐子滩》

    罗江罐子滩

    水吼浪涛天。

    奔腾逐四海

    长流不复还。

    这是80多年前的1926年夏天，一个16岁少年写下的诗。与其说他写的是眼前这条江的景象，还不如说是他自己内心的写照。

    位于中国四川省达州地区罗江口张家沟的一栋老宅。80多年前的一天，住在这里的一家人传出了吵骂声。

    这是一个父亲在骂自己的儿子。作为这个家庭男主人的农民张体元此时认为，排行老二的儿子张端绪在自己8个子女中是最没出息的不孝子孙。

    这次吵骂的起因是上中学的小端绪组织农会，动员反对剥削压迫。但农民们却听不懂他那套书本上搬来的理论，只是认为是自己命苦，八字不好。人家发财人是风水好，龙脉壮。看到农民们茫然的表情，他情急之下对家里雇请的长工说，知道谁在剥削你吗？就是我爸爸。气得父亲张体元回家指着他一通臭骂：你小子才上了几天学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啦！你还要不要吃饭了！

    在学校里小端绪就是名人。但不是考出了名，而是打出了名。这让他曾获得过一个“拼命三郎”的绰号。

    后来改名为张爱萍的他对人谈起自己的童年时说：“你们上学背书包，我上学可是手提棍子的。”干什么？“打架！”他说：“像我们这样的种田人的娃娃，居然也到县城读书，有钱人家的子弟看到你就有气！他们要挑衅，对付的唯一办法就是棍子。后来，打出了名，他们见到我就跑。”也许正是有了童年的这段经历，日后他在担当领导共和国国防尖端武器研制的重任时，才能说出那段著名的话：“再穷的叫花子，也要有根打狗棍。”

    由于少年时期的张端绪经常会闹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来，父子之间因此冲突不断。

    晚年张爱萍曾对子女回忆说：“学什么临摹字帖？我说，字帖又是照谁写的？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你爷爷就骂我是鬼画桃符。”

    这句话让他记住了一辈子，晚年已成为著名书法家的他，每当遇到有人评价他的作品时，他都会来上一句：我这是鬼画桃符。

    尽管他在诗词书法方面很有天赋，也曾从三年级直接跳级到五年纪。但这样的孩子在当时古板的教育方式下经常得不到好脸色。有一次在学校贴出排名表上，他见自己的名字垫了底，上去就给撕了个稀烂。

    当时学校的训育主任给他的操行评语是：天资聪颖，桀骜不驯。

    父亲张体元的原本是想让小端绪完成学业后，能接手家中的小油坊或者城里的杂货铺，做个小掌柜或者账房先生什么的。不过他很快就断定，这个从小就与兄弟姐妹不同的二儿子，并不是个合格的家业继承人。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张端绪会走上了一条与他所期望的截然不同的人生路。

    在档案中记载：“张爱萍，1925年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就在这一年，16岁的张端绪被推选为达县中学的学生会主席。

    他晚年回忆说：“我认为自己是觉悟的青年。我在烂漫书社结识了戴治安、张鲤庭，他们是最早期的共产党人。我知道了法国大革命，知道了林肯、华盛顿、马克思、列宁；知道了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知道了十月革命，知道了共产党宣言……打碎旧世界！”

    “在这场大革命中，他们挣脱的只是身上的锁链；而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难怪罗江此时在这位左派学生会主席的眼中是“水吼浪涛天”了。

    唤起民众齐奋斗，打倒列强除军阀。

    洲河从此狂怒吼，踏着血迹救中华。

    他当时写的诗中，充满了“唤起、奋斗、打到、狂怒吼、踏着血迹”等等激烈的动词，从中不难感受到这位年轻人躁动激愤的心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张爱萍就是在这时革命的低潮中加入共产党的。当时到处在抓共产党，党的组织从达县县城撤出，他的任务是隐蔽在老家莆家场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发展地下党员。他说：“成天偷偷摸摸的，在一个小圈子里发展个把党员，革命何时才能成功？” 这显然是一句带有蔑视口吻的话，这个新党员对他前辈们的眼光和胆识开始嗤之以鼻了。

    四川有句老话：走出夔门便是龙。对这时的张爱萍来说，家乡已经有点小了。

    多年以后，很多不了解张爱萍的人说看到名字不知道他是男是女。因为这个名字很美，很飘逸，也很柔弱。

    其实，张爱萍这个名字，是按家族姓氏排列、原名张端绪的他离开家乡时自己取的。“爱萍”的“萍”不仅是指漂浮在水中的浮萍，也是指在中国历史中与“干将、莫邪”齐名的传奇名剑——青萍。

    唐代军旅诗人王维曾有“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动百万师”等剑与战争的诗句留于后人。当时的大诗人杜甫也曾诗作“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

    在这些豪情志士的心目中，剑绝不仅仅是一件兵器，而是象征一种精神，一种德行，一种武威，自古以来，有“剑道”、“剑气”之说。古代著名哲学家庄子道出了剑道的精髓：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

    显然，张端绪改名是在托剑铭志。他的一千多年前的老乡李白，25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张爱萍也留下了诗句：千滩万险出夔门，壮怀青萍走天涯！

    1929年，19岁的张爱萍终于要离开家乡了。含泪的母亲把他送出家门。她对就要远行的儿子叮嘱说：混不下去了，就回来，别在外面向人家要饭，丢人！

    多年以后，张爱萍回忆说，他上路时头不敢回。一直走到好远的山岗上，估摸母亲回屋了才回头想再看一眼自己的家。没想到看见母亲还在家门口远远地望着他。

    出门的张爱萍写了一首诗，前一段充满了对家乡和母亲的眷念：

    罗江、苦竹、石陇，

    山穷、路转、水重。

    娘亲泪语叮咛，

    游子铭感五中。

    但后一段他话锋一转，唱出了自己是个男子汉的壮志豪情：

    离乡断乡愁，

    心潮如潮涌。

    男儿血气方刚，

    东去万里无恐。

    48年后的1982年，张爱萍到西南军工三线基地视察后，乘船沿长江自重庆返京。

    三峡第一峡的夔门，是三峡中最险的航道，水流湍急，浪涛拍岸。

    张爱萍指点两岸说：“1929年我从这里出川，就再也没有回过头了。”

    他自己说过，“我这辈子就没有怕过谁！”当然，他不会想到，这一走就是五十八年！

    1987年，当他离休重返家乡时，已是一位77岁高龄的老人了。

    这个生长在川东边远山村的青年人，顺江而下，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

    为了填饱肚子，他干过苦力，考过学徒，拉过黄包车。据跟他的老秘书丁慎勉回忆，上海解放后，故地重游，张爱萍曾专门去找他当年干过苦力的黄包车铺子。我非常吃惊，首长当年还拉过黄包车？

    曾经以拉黄包车混口饭吃的国防部长，全世界恐怕也只有他一个。

    像他这样的小萝卜头是没有薪水的。锦江饭店的老板娘董竹君办了个四川同乡会，接济到上海闯天下的年轻人，张爱萍是那里蹭饭的常客。解放后，两家常有往来。

    光怪陆离的大上海是极具诱惑力的。他要看看梅兰芳，就把铺盖卷给当了。

    别人问他，晚上怎么办？他说“盖几张报纸就可以了”；又问，看了有什么感受？“没想到男人也有这样漂亮的。” 

   戏看了，但肚子也更饿了。为此他不得不当掉了自己身上的长布衫。

    二十年后，三野解放大上海，陈毅老总请梅老板吃饭，张爱萍作陪。席间陈老总说，在座的有你的知音，遂讲了这个故事。梅老板大为动容，起身叩首说，听我戏的何止万千，但卖掉铺盖来的恐怕只你张将军一人，以后听我的戏一律免票。 

     在上海，你都干些什么？别人问他。

    “撒传单，贴标语，搞个飞行集会……还能干什么？”他对自己的那番经历不屑一顾的说。

    虽说党内秘密职务是闸北区委委员，但还是经常为吃饭发愁的他还是小时候那个脾气，傻不楞蹬的。在上级的号召下，他曾一个人攀登上黄埔江边最高的楼顶撒传单，他说：“漫天的传单雪花一样的飞舞，路过的人都在争抢，巡警吹着哨子驱赶，乱作一团，我就高兴地大叫……”。

    这期间他曾两次被捕入狱。

    上海“提篮桥”监狱，苏州“狮子口”监狱和南京“老虎桥”监狱并称为“民国三大监狱”。而张爱萍就蹲过其中的两个。这两次铁窗生涯给他人生带来的恶果，直到四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才真正显现出来。

    位于黄浦江畔的长阳路147号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曾号称“远东第一监狱”。也被称为“革命者特殊的大学校”。年轻的张爱萍成为在这里“学习”过的革命者之一。如此惊险但他却还觉得不够劲。

    逐浪三峡走申江，南京路上少年狂，

    泥城桥前洋奴棍，西牢楼中好汉强，

    残羹陋巷传叫卖，涎水画饼充饥肠，

    牢笼砸开铁索链，刀枪杀回斩豺狼。

    从他当年在监狱里写的这首诗中可以看出，这个自喻为少年好汉的年轻人，渴望能走上真正的战场，拿起武器和对手面对面的厮杀。

    张爱萍很快就如愿以偿了。

从解放战争中消失的将军

郭婧/文

    今天是开工的第一天，每个人都兴奋不已。

    B组和中心组一行6人来到“临沂国际影视城”。但却不是为了游览。历史上的山东临沂是一座古城，当年有过巍峨的城墙与城楼。解放战争时期，它不仅是新四军和后来改变为华野部队的军部所在地，也是山东解放区的首府。当地人开玩笑说，延安算什么，他们这里才是“红色首都”。然而，这里的古城墙与很多其它的城市一样早已荡然无存。今天，只能从这座复原的影视城前寻找到半个多世纪前的痕迹。为什么要涉及到这座古城？因为张爱萍曾在这里经受了一次巨大的磨难。

    1945年是让历史难忘的一年。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画上了句号；终极武器原子弹，在日本岛国炸响，数十万天皇的臣民们，在一秒钟里化成了灰烬，人类从此进入了核时代；雅尔塔协议签署，由此划定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冷战格局；这一年，对中国人民来说同样是辉煌的。经过整整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入侵取得的第一次的完全的胜利。

    张爱萍的第二儿子，也在这一年降临到人间。

    张爱萍是在二儿子出生的两个星期后才见到的。国民党李品仙部为夺占徐州，由蚌埠星夜北上。张爱萍任淮北我军前敌总指挥，4纵在王必成率领下为右路，9纵在张震率领下为左路，阻击来犯之敌，发起了津浦路破袭作战。大战在即，他在去前线之前，兴冲冲的赶来看了妻子和儿子一眼。

    妻子回忆说：“你爸看了一眼说，丑东西！又说，再丑也是我儿子！就急匆匆地走了……”

    国民党17个军约50万人分批向华东解放区推进，在夺占南京、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后，沿津浦路北上，直逼华北、东北。

    中共华中局一分为二；新四军的抗日健儿们，八万北上，五万坚守华中。

    中央来电“首先在华中组织一个强大的野战军。”父亲和粟裕被分别任命为华中军区副司令。准备迎接国民党从大后方调来的百万大军。

    一场历时三年的解放战争拉开了大幕。

    现在，担任破击津浦铁路前线总指挥的张爱萍，肩上的任务是面对奔涌而来的百万大军，首先在津浦路方向作战，掩护共产党华东军队的战略转移和展开。

    他在当年留下的诗篇中写到：“抗风暴，挽狂澜，胆气豪……手挚龙泉剑，除孽斩群妖。”

    然而，就在他奔赴前线的途中，一场突发的意外，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甚至差点要了他的性命。

    1946年6月下旬，大规模内战爆发了。8月9日，随着泗县之战失利，淮北形势急转直下。9月19日，淮安被占。不久，两淮丢失。两淮失守后，华中党政机关后勤人员从沭阳方向撤至山东，地方人员因撤退不及遭受很大损失。我们也随父亲转移到临沂。不久，临沂也告急，组织上又决定父亲转道大连养伤。

    在浩浩荡荡北撤的人流中，有一副担架抬着一个昏昏欲睡的伤员。他头上缠满了绷带，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伴随他的是他的妻子，怀里抱着的是他们未满周岁的儿子。八名警卫战士护送着，他们走得很慢很慢。途中，张爱萍听到两淮根据地失守的消息。这位脑袋被挤裂都没掉眼泪的汉子，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这次负伤给他带来了终生的遗憾，他在整个解放战争辉煌的战史中消失了。

    今天的拍摄需要使用摇臂，这也是我们此次出行所携带的最重的装备。为运输这个庞然大物，黑鹰还专门开了一台越野车作为它的专车。可见这次为了提高画面质量，黑鹰所下的工夫。似乎有点不惜一切代价。

    太阳很大，每个人的身上都是湿漉漉的。汗水流到眼睛里就是一阵刺痛。好在拍摄还算顺利，大家各有分工，各司其职。

    尽管出发前已经操练过设备，但在现场还是出现了问题。

    这次所携带的摇臂是四川重庆的一家名为金母带公司生产的新产品。出发前就发现这台被公司销售人员介绍说是当今的什么摄象机都能安装使用的摇臂，操作人员却根本就看不见图象，原因是他们设备的图象监视系统只能显示标清图象，而根本不能显示高清图象，这意味着摇臂操作人员只能是个睁眼瞎。电话打给厂家，对方虽然承认他们的设备只能传送模拟信号，但还是强硬地表示，设备卖出就别想退了。没办法，我们只好另外携带一台高清监视器，使用时由专人在旁边抱着给操作手看。

    原以为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没事了，可在临沂城下的第一次现场“处女”组装，就又发现问题。摇臂上控制镜头推拉和遥控录制的操作功能没有。折腾来折腾去，还是于事无补。最后，为了争取时间，只好采取人工开机的土办法，既先开机，再升上去拍摄的办法。虽然浪费磁带，但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展览室里，倪导正在认真观摩老照片，听当地接待人员讲述当年的故事时，轩轩却在一便调皮地模仿起当年电台操作的情景，好像还没有从昨天欢乐的节日气氛中走出来。

    黑鹰的工作精神让人敬佩，眼睛只顾着操作摇臂，顾不得头顶着毒热的大太阳，不过细心的肖老师悄悄已经将遮阳伞举在他的头顶。看似是给他遮挡阳光，其实是为能减少监视器屏幕上的强烈反光，能把图象看得更清晰一些

    他闲时发回短信：出来已是第五天了，同事都好吧？我们按日程表进行，工作很紧张，也辛苦，但同时也很快乐。

    团队积极活动，很快一天就过去了，充实的一天总是显得特别快，按照精心设计好的每一条拍摄路线，明天我们就要到“转战”台儿庄了，不知道A组的青海之行进展如何。

    我们收到小战同志发回来的威海拍摄花絮，画面被精细地剪辑成片。“留守青年”们一窝蜂似的叽叽喳喳地凑过来观摩外拍短片：

    早上八点整，摄制组在威海军分区侯建国干事以及刘公岛管委会杨主任的陪同下乘坐旅游船登岛。一上船，紧张的工作便开始了。小战以娴熟的技术操控着摄像机的远近虚实，郭老师在一旁也不时悉心指导。这个组合凭借多年的合作，如今已是相当默契了。不远处驶来一艘舰艇，曾经当过海军，在青岛长大的郭老师早已按奈不住心中的激动，亲自操机拍摄。海岸、海浪、行船、远山……在到达刘公岛的路上，他们一直捕捉着最美的海景。

    刘公岛到了，在这座岛上，到底发生过什么让中国人民无法忘记的历史？1894年9月17日，中国北洋海军同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海面进行了5个多小时的殊死战斗，最后以北洋海军的覆没告终。这就是近代世界海战史上惨烈的“甲午中日战争”。

    半世纪之后的1949年4月23日，解放大军跨过长江天堑，三野第35军率先占领了国民党的首府南京，宣告了蒋介石在中国大陆上22年的统治土崩瓦解。就在这一天，在长江边上的一个小村落里，新中国的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诞生了。从苏联养伤回来的张爱萍，被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任命为新中国第一支海军部队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民族有海无防的屈辱历史从此结束了。

    摄制组追随着先辈的足迹来到岛上，小战真就像他的姓氏一样，形同战士。操持着机器冲锋在烈日之下。郭老师虽然是导演，却也做起了摄助工作。一把遮阳伞挡在小战头顶，体恤着年轻人的辛苦。每一个镜头，郭老师都会在身边亲自指导。遇到难于拍摄的雕塑时，郭老师让小战休息，自己亲自上阵……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这种应该不仅仅是一种融洽的工作氛围。作为80后的年轻一代，我们每一个都很遗憾没有跟随摄制组一起出去外拍，有这样的导师同路，真不知道能学到多少宝贵的经验。

    穿越历史长廊，所有人一起感受着百年之前那场屈辱的战争，那段悲壮的史实。当年丁汝昌曾经在家中服鸦片自杀，张爱萍曾在他的纪念馆题写了牌匾，北洋水师的指挥部中那些栩栩如生的蜡像，济远号使用过的鱼雷，这在当时已经是最为先进的武器了，还有那一幅幅珍贵的老照片……这些鲜活的画面都被我们纪录囊中。

    下午14点整，摄制组甘服到甲午战争博物馆。虽然一天过半，所有人的干劲没有减退。拍摄之余，他们也用心感受着这里的气氛。现在看历史，并不像轻松地翻过一张张书页，那些画面，就好像被深深烙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

    拍摄完《马关条约》签字现场的蜡像，摄制组的威海之行基本结束了，只是这座小小的刘公岛纵使再沉默，也难以掩饰中国人心里的那道伤疤。历史，也许就是以这样那样不同的方式代代相传。我们选择了纪录影像，这种独特且鲜活的方式，将历史告诉未来。

烈汉铁女的英雄路

                                       作者：郭婧

    甘导接到了女同事的短信：“他们都是爷们，没关系。你是女人，一路上吃苦受累的，我最担心你。”收到这条短信时，她所在的《张爱萍将军》摄制组已经突入山东地界兵分两路开始紧张采访了。

    我们是6月1号出发的。这是个荡漾着天真与快乐的日子。

    早上6点，所有摄制组成员都到齐了。总导黑鹰是4点20到组里的。他以为自己一定是第一个到达的。但没想到组里已经有3个人在忙活了。她们前一天晚上就根本没回家！因为她们太把今天的出发当回事了。其实，不仅是她们，全组人，不论是要出发的，还是在家的，很快都一股脑的出现在办公室里。

    装车！每个人都齐发上阵，50多岁的老汉们就好像等待春游的孩子们，三下五除二就把所有的拍摄设备装车就位。设备齐全了，将士们也就要出征了。早餐过后，大家真的离开老巢，奔赴广阔的天地去了。

    中心组黑鹰的车带队，是我们的领头羊，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军事部特别节目组制片人、纪录片界著名电视制作人，中视李鹰工作室总监。多年来，在其手下诞生了一系列在观众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优秀作品，而这些作品又有许多被专家们称为中国电视界中的一个又一个的“里程碑”。《孙子兵法》、《解放战争著名战役系列片》、《撼天记》、《驯核记》、《震撼的地球—二战珍闻录》、《地穴惊梦》、《天地英雄—记大将陈赓》等等，哪一部都是大部头，哪一部出手时都会激起一阵波澜。因为黑鹰的队伍是一支敢于冲破蓝天的队伍，团队中的每个人都有像他一样的坚韧品质，这为一部好作品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美女甘泉，也是所有出征人员里惟一的一位女性。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军事部特别节目组责编，大型纪录专题片专职编导，她做事一丝不苟，严谨求实，外表柔弱而富有刚强，睿智，韧劲十足的个性。曾经为了拍摄一个好镜头，她可以在寒冬腊月的黄河边蹲守十几个小时，突显出一个纪录片人必须具备的敬业和执着。巾帼不让须眉，从事军事题材创作的女导演颇有种木兰从军的气质。想必有了甘导的加盟，片中总会渗透出款款柔情，让张爱萍铁汉的形象更易进入广大女性受众的内心。

    A组导演郭一民，这是一位地道的生长在北京的潮汕人，虽然没有生长在海边，却一生与“海”结缘。这次任务，郭导就是负责拍摄张爱萍创建人民海军期间故事的相关剧集。郭导同样也是团队里最爱护年轻人，乐于培养年轻人的导演。郭导外形魁梧如树，心胸豁达似海，铁汉外形却配套了一副实实在在的热心肠。出发前听到他最后一通电话是打给女儿的，马上就要出差了，那一声声嘱咐女儿生活的话语，不免在听者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微微一颤，父亲的爱永远是女儿心中最安全的港湾。

    摄影战兆奇，山东猛男，年轻有为，大家习惯叫他“小战”。此人生性活泼，笑容可掬，面相和体形都酷似熊猫，虽然也是“奔四”的人了，却总爱和80后扎堆，永远给人青春、乐观的感觉。 军人出身的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吃苦耐劳，无论面对多大的挑战，他都会迎难而上，曾经作为第一名中央级媒体记者，登上海拔4443米的牙克夏雪山，拍摄了全国最高的一座红军烈士墓。有这样的好搭档，想必此次拍摄肯定一帆风顺。

    另外一位张峰，也是郭导的老搭档了。灯光录音无不拿手。更是安全行车的模范司机。有老友同路看风景，也别有一番滋味，以上三人再配一个台里的技术人员，A组无敌，所向披靡！

    B组带队编导，是一位佩戴大校军衔的军人。他是一名多次荣获国家政府奖(即现在的“华表奖”）的资深纪录片、专题片编导。他平日里衣装整齐，精神抖擞，他对工作中里微乎其微的细节，有时处理地甚至有些苛刻。但是与年轻人的谈吐之间，却无时无刻不透露出些许诙谐幽默，让人无论是接受他的意见还是他这个人都容易得多了。这就是原八一电影制片厂纪录片部著名导演、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编导倪学健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

    郭幼轩，同事都亲切地称他“轩轩”，这似乎是一个活泼的年轻人的花名，其实轩轩的女儿都已经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了。郭老师来自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每次看见他，从清澈的眼睛里似乎看到那种一望无际的油绿，白云从蓝天中瞬间流过，一直苍鹰嘶吼一声，便冲入云霄不见了。如此深邃的沉淀集于一人之身，让人不觉肃然起敬。他的开朗，让他与很多年轻人打成一片，然而内蒙古汉子的憨厚，从他的酒量上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酒后一曲原汁原味的“蒙古人”，让人荡气回肠。

    刘永炼，有人说他不像是一个摄像，因为他的身材实在没有传统印象中摄像的魁梧。然而娴熟的技术，吃苦耐劳，乐于助人的品性让他也参与到这个团队中间。他的老家是福建龙岩。出发前他说，我有带铁观音！大家累了可以拿来解乏。可是行车途中，长路漫漫，铁观音闷在杯子里就浪费了。这就是爱茶爱家，爱事业的福建小伙儿。同时，他也是远征中最年轻的一位。

    B组同样四个人，有老同事，也有新朋友。新朋友给了他们预设了新的友谊， B组出马，一个顶俩！

    A、B两队同时出发，走京津塘高速，午饭过后应该从济南分手，A组向威海方向前进，B组向鲁南方向行驶，最后到达临沂。满怀期待着的拍摄之旅，高速路上飞驰的汽车伴着夏日的热风……

    寻访一名前辈英雄的足迹，   

    同志们！我们出发啦！

                 那一夜怎么那么短

作者：郭婧

    端阳节刚从日历上溜过，粽叶的味道还弥散在空气里隐隐飘香。就在今天下午，《张爱萍将军》摄制组的全体人员又一次相聚在剧组——我们的老巢。

    下午2:30，这是全组出发前最后一次例会。今天的会议室里，释放了之前紧锣密鼓的紧张感，平添了些许婆妈的叮嘱，不见往日AB两组的唇枪舌剑的激战场面，只是多了份无言的祝福。

    春节过后，我们特别节目组所有的人员就为2009年备战起来。预期的4月初出发却因为很多原因一直推迟到了今天。说来也好笑，出发日期定在6月1日。这个特别的日子对大家来说，至少有两个含义：一来，“前线冲锋组”的外拍，就好像一群撒欢的孩子去追逐梦想，大家童心未泯，三五结伴，虽苦犹乐！二来，“宅男宅女组”没有了父辈们平日的管教，终于在心情上可以放松些了，同龄人天天在一起撒着欢，快乐工作，感觉也不错。

    今年的外拍依然采用“长途行军”的方式进行，全程上万公里，分为A、B两主要摄制组和中心组，三台越野车将潇洒浩荡走访张爱萍将军在这片热土上留下过痕迹的地方。当然这一路注定要艰苦跋涉，但比照着将军生前戎马一生的恢弘气概，后辈说，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去做的一件事。

    黑鹰不见往日的犀利和沉稳，今天的话里辞间无时无刻不吐露出对团队安全问题的叮嘱。在他从事电视工作的漫长岁月里，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拍摄也不是第一次了。很多次大小的交通事故让他每次回想都出一身冷汗。不过这次能想到的他们都想到了。长途的疲劳他们可以克服，一来保证驾车者的休息，二来九个爷们可以轮流开车，大家都是一顶一的好手。关键是怕那些让人措手不及的状况，之前撞树、蹭人的情况不是没有发生过，很多事故根本无法预测。所以只能一次又一次提醒驾车者慎之又慎，将这种可能降低到最小。除了行车安全，还有设备安全也是不容小觑的……每个人的作用都很重要，每个人的“武器”都要悉心保护好……天气不好的南方路段湿滑，一定不能掉以轻心……黑鹰的“啰里啰嗦”让人感觉到一个领导者的责任，以及对一个团队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嘱托。不时心中飘来阵阵温暖。

    这一路上我们不仅仅是去完成一部片子的摄制，更重要的是去追寻一个人的一生。同样的一幢老房子，老树，纪念碑，这些空镜头要怎样活起来，让人能透过这些真切感受到张老生前当时的处境和心境。也只有这样做，注入了自己的用心的体察，才能真正拍出感动观众的好作品。所以黑鹰一向注重读书，也要求每一个编导都应该从文字中，从那一年代的背景中去认识主人公，理解主人公，这样才能塑造出生动的形象。

    为了这个大部头能够更好的创作，本次拍摄全部采用高清设备，这是目前电视制作中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同时也向摄制组在无形中提出了新的挑战：昂贵的机器，复杂的操作技法，这些都是需要每个人重新认识和学习的。好的创作一定要有好的想法，再加上好的机器来实现，那无疑是锦上添花了。

    大家一行十人，每个人都身兼数职，既是编导又是司机，既是摄像又是联络员，这一路虽然应具备旅行的心态，却不容忽视肩上众多的责任。每一个设备都要发挥出它本身之外两三倍的作用，每一个人也都要分成两三种角色来担当。这刚好印证了一个编导，从摔摔打打中成长起来，最终变成一个铜头铁臂多面手的过程。

叮嘱的话总是不嫌多，好像说也说不完，不过出发在即，只要大家心在一起，将相互的提醒和关心一起带上路，在路上，一定不失温暖。

    晚上，莲姐亲自下厨，钱珽和郭威打下手，齐心为“前线冲锋队”做了一大桌好吃的。就在我们的老巢，“一家人”聚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喝一杯同心酒。 

    新四军研究会四师分会的会长、二炮情报部原部长张怀流也来到我们中间，被请上座。这部节目，他们是与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报重大题材领导小组和中央有关部门立项，并和中央台合作的。我们摄制组上路了，他也放下了一半的心，因为最为关键的外采阶段终于正式开始了。

    大家很快沉浸在宴席的气氛中。黑鹰一举杯，一席话将气氛推向高潮：从春天开始，大家就播下种子，现在这个时间刚好也是地里的农忙季节，希望在座的各位一起来农忙！为了秋天那个时候我们的“收获”能更加丰硕，谁都不许偷懒！

伴随着大家哈哈的笑声，举杯间，每个人都深刻理解了他的话中之意。

    那一夜，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惜别，面对离别，铁汉也难免柔情，听说他们一直喝着，聊着，直到天已破晓，才散去了宴席……

    心里的话好像还没掏完。那一夜怎么好像那么短

                   张爱萍的麦城

    近段时间剧组各编导都在忙活着北京地区的采访，很多当年与张老共过事的老人们在镜头前，向我们回忆描述了他们记忆中的张爱萍。今天，一直在摄制准备工作的分集编导之一的甘导，也迎来了她的第一次实战。

    早上7：00从家里出发赶往办公室集合，计划前往八大处的北京军区采访兰州军区原政委李宣化首长。到达剧组，摄像刘永炼、摄助小段已等候在那里。但约定8点集合出发的时间已过，而甘导还不见踪影。打电话，说她从家出来一路上堵车厉害，尤其是菜户营桥底下，说车几乎开不动。等她到达剧组，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多小时。

    摄制组开着新来的JEEP出发了，不料在去往八大处的沿途中突遇修路，把我们折腾得转了向。幸亏有GPS，才把我们引导到了目地的，但还是比约好的时间晚了20分钟。

    李政委已经等候在那里，并为我们准备好了切好的哈密瓜和饮料。看着我们心急火燎的样子，他招呼大家先喘口气，吃了瓜再说。我们当然是赶紧架设机器灯光等设备。这位已经88岁的李宣化老将军跟我们谈起当年他和张爱萍首长的故事时还是那么的兴奋。此次采访的内容主要是；1986年，当年在兰州军区任政委的李宣化去看望已是国家和军委领导的张爱萍时，说起到军区摩托化步兵八师检查工作时，才知道这个师的前身就是当年张爱萍指挥过的军委骑兵团。不料当他谈起要求部队官兵继续发扬老前辈们战斗年代的光荣传统时，张爱萍却突然问道：“部队知道自己当年在陕北青阳岔打败仗的这件事情吗？”

    看着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李政委，张爱萍接着说，讲战史，一定不要回避错误和失败，不管是谁，都要实事求是。张爱萍拜托李宣化，一定要把这件打败仗的事告诉部队，而且要把他打败仗的这件事写在战史上，以警示后人。

节目中的这一段内容： 

    1935年10月，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后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随后进行的改编中，以刘志丹的陕北骑兵部队为基础组建了第一支在中革军委直接领导下的骑兵部队，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骑兵第一团，张爱萍被任命为政治委员，不久又兼任团长。当时的骑兵相当于现在的机械化部队。深知其中分量的张爱萍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给了这支部队。他说：“每一个战士，每一匹战马，都是我身上的一块肉。”

    但就是这样一支中央寄以厚望，人人称羡的骑兵队伍，在张爱萍出任的几个月后，偏偏时运不济，事与愿违，意外地唱了一出“大意失荆州。”

    1936年2月，陕北青阳岔，张爱萍的“麦城”。

    为配合红军主力东征，张爱萍率骑兵团一举荡平了盘踞在北部三边地区的马匪武装。部队随即奔赴安边，与蒙汉支队联合作战，现在还留下一首他当年在马背上写的诗：“百里扬鞭奏凯归”，兴奋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不料在回师途中马失前蹄。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八师（原骑兵第一师）师史》记载：“奉命返回瓦窑堡。途径安定县青阳岔的北道川时，遭敌伏击，战马损失三分之一。”

    当时的情况是正率骑兵团回返的张爱萍路经青阳岔时，得知边区政府被一股游匪给端掉了。枪声就是命令，他命一营断后，自己率大部追击。“一口气就追出去三十华里，马出的汗把裤腿鞋子都打湿了……”这帮游匪见红军穷追不舍，只得丢弃掠来的人和物逃去。这次遭遇战如果到此结束，也就皆大欢喜了。但被解救出来的干部群众怒不可遏，强烈要求活捉匪首，下面的部队也嗷嗷叫，都说何不趁势端掉敌人的老巢？

    张爱萍回忆说：“我当时是犹豫了一下，连续打下来，部队已经很疲劳了。”但匪巢就在眼前，踏破铁鞋无觅处，哪有放过之理？于是一场夺占敌人营垒的攻坚战开始了。“我随冲击部队刚越过防护墙，一颗手榴弹落在跟前，吱吱冒烟，躲是不行了，一急，我就喊，你炸不响！果然它就没炸，是个哑弹，真奇了！”

     然而打进去后，发现俘获的敌人并不多。一查原来那个人称炮兵张营的匪首带了他的人马之前出外抢劫去了。

    事后才知道，正巧匪首返程，听说老巢给端了，就在红军撤回的路边设下了埋伏。又是赶巧，张爱萍预先安排掩护的那个营偏偏这时又撤离了警戒位置，擅自决定向这边靠拢接应。这就给了对手设伏的条件。

    当各种偶然因素相交在一起时，灾难就降临了！  

    这是一股凶险的对手。后来偷袭在保安的中央机关的就是这伙人，那次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都差点成了俘虏。

    张爱萍回忆说：“撤下来时，我在队伍后面断后，听到前面有枪声，一惊，趋马上前，一排子枪就扫过来了，打在马身上，把我掀翻，要不是被马压住，命就没了。我的腿部负伤，是事后才知道的。当时只顾得收拢部队，组织反击。”

    回到瓦窑堡后，军委决定连以上干部开批判会。第二天，军委下令通报全军，给予张爱萍撤职查办的处分。之前周恩来找他谈话说，对你的处分要重一些，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你是中央派去陕北红军的。

    沮丧和懊恼是可想而知的。但吃一堑长一智，他说：“在后来的战斗中，攻克敌人后，我首要做的就是部署防御警戒。”

    他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名为《受挫》的诗。其中有：欢笑欢歌营地返，碰壁碰在原路回。莫做蛮干鲁莽汉，铭心教诲带急追。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就在他接受批判自我反省的日子里，通知他立即去见毛泽东主席。

    张爱萍之前不是没有和毛泽东接触过，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会在眼下的窘境中与领袖这样尴尬的见面。

    他曾与儿子很多次谈起过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

    “他看我进来，把书往桌上一扣，怎么！你还不服气？”

    领袖的开场白单刀直入。

    “我没有不服气，我接受处罚。”

    “接受处罚？胜败乃兵家常事，对吧？”

    “什么？我想，坏了！这话是我说的，怎么就捅到毛泽东这里来了？……这他妈的小人！”多年后他对儿子回忆时仍然忿忿地说。

    青阳岔一战失手后，有人调侃他说，张爱萍，你可长本事了，落马湖这出戏唱得不错嘛！《落马湖》是中国古典小说“施公案”中的故事，施公率黄天霸等众英雄擒寇，回归半途，不意被落马湖水盗铁臂猿猴李佩所擒。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哪里有肯示弱的，张爱萍左一句什么“胜败不过兵家常事，落马湖唱的也是英雄！” 右一句“处分怎么啦？杀头不过头点地，老子伸长脖子等着！”话赶话地斗起嘴来。没想到这话竟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

    多年以后张爱萍还能清楚地回忆出他和毛泽东一问一答的细节。

    “我说，那不过是句气话。”

    “气话？我看你还是对处分不服气吧！”

    “我能说什么？我向来认为，论功行赏，按律问罪，打了败仗理应撤职，我没有干好，带来了损失，撤职查办，理所当然。”

    在汇报中他把一营擅离职守的事都揽在自己的身上。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澄清一下时，他却说：“错就错了，这时候还找下面干部的责任，为自己开脱，丢人！”

    仔细询问战斗经过后，态度缓和下来的毛泽东对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并不错。但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不行。世上哪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只要不当个鲁莽的军事家就好。接受这次教训吧。”

    闲谈中，张爱萍谈到了自己曾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的经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时隔不久，毛泽东在谋划抗日战争大棋盘的时候，便点将张爱萍。

    告别时，毛泽东问张爱萍对撤消职务还有什么想法。张爱萍说，这些年来，就是猛冲猛杀，懵懵懂懂走过来的，有机会还是想能好好学点东西。毛泽东高兴地说，红军大学要开学了，我来当你的介绍人吧！随即拿起毛笔，给张爱萍写了封推荐信。

    当年在陕北举行的红军大学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一上来就向下面的将领们发问，这是个什么地方啊？有谁知道？他指指背后的那座山。告诉你们吧，这是元始天尊修炼的地方。元始天尊，道教第一大神。今天，坐在这里的，就算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啦！你们这些弟子跑到这里来是为什么呢？为了求道！我们是跋山涉水才到了这里的啊。不要多久，一个新的局面就要到来了。所以我要说，今天你们是深山学道，明天就要下界去普渡众生！”

    结业时，毛泽东对大家说，现在该是你们下山的时候了！”

    “今天深山学道，明天下界去普渡众生。毛泽东的话，我记住了。”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的枪声震动了中国。几乎同时，张爱萍接到了毛泽东的召唤。“那天晚上，毛泽东找我去，一进窑洞，他说，你不是想走吗？迫不及待了？今天就让你如愿以偿。他说，北平打响了，下一个就是上海。你立即赶赴上海，任江浙省委军委书记，和刘晓同志取得联系。尽快出发！” 

    他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给他交代的任务：“迅速组织沪杭宁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要发动起上海的工人阶级和学生，一旦上海失守，立即在周边广大区域里展开游击战争。”

    他在离开毛泽东窑洞时，毛泽东最后说了句话：“中国大得很哩！”

    时年27岁的张爱萍，再次踏上了东去的征程。

    8年前，时年19岁的他离开家乡前往上海，那时他还只是一个满怀天真理想的学生。

    8年后，他再次前往上海时，已是一名中国共产党江浙省委军委书记。

    他要在炮火纷飞的民族解放战场上闯出一片新的天地了。

    李宣化老人向摄制组介绍，当他听完张爱萍的介绍后，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回想起一些人常常喜讲自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却闭口不谈“走麦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精神境界。在张爱萍首长去世一周年的座谈会上，他专门讲了张爱萍同志这种“不要回避错误和失败，不管是谁，都要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的美德。

离开张爱萍家里时，李宣化与张爱萍一家人还合了影。

    临走时他请老首长给他写一幅字，张爱萍提笔写下了四句话：

    勿逐名利自蒙耻

    要辨伪真休奴颜

    破世俗一尘不染

    立高洁两袖清风

    李宣化老首长说，他将张爱萍送的这四话作为自己一生的座右铭，永作纪念！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们之前在并不知道这段历史的情况下，从《张爱萍诗词选》中恰恰选定了这首诗，作为张老将军一生的写照而喷绘在采访使用的背景上。

     台里开通了我们节目《梦怀青萍—记上将张爱萍》的网页。

http://news.cctv.com/special/zhangaiping/shouye/index.shtml

    从此我们将通过网络向所有关心这部节目的朋友们，汇报我们的摄制进程。也希望大家能随时向我们提出好的建议。

                        李善祥威名震东北

                              （下篇——保家卫国）

    抵制日军收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大部分土地。李善祥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愤怒压在心头。他规定家里不许买日货，不许用日货。

    日军进占锦州后，要在锦州寻找代理人，以实现日本“以华制华”战略目标。日军看中了有名望的实业家李善祥，使出种种手段拉拢收买他，但次次都吃了闭门羹，十分恼火，将他变相软禁，不允许他出境，又派来两名日本农业大学毕业生，以学果艺为名，监督李善祥的一举一动。

    李善祥为解除后顾之忧，先将妻儿老小偷偷送回南方。

    这段时间里，李善祥曾遭遇过一次绑架。那是在1932年，李善祥忽遭一群化装成“满洲国军”的人绑架，索要钱财，后在军警与土匪交火中逃出。但这没有吓倒李善祥，他对日本人照样不理不睬。

    1937年春，李善祥托人捎信到上海，要夫人邱天相发一封催返电报。不多日家人发来“夫人咯血病危”的电报，他拿电报为理由，对日本当局谎称去北京办事，答应数日即回，终于取得了日方的同意。为了慎重起见，他化好装，由锦州湾西海口雇帆船到天津，再由天津买火车票直抵上海。

    1937年７月７日，抗战全面爆发。日寇的炮火由华北向上海蔓延，有人劝他举家迁入租界保安全，李善祥认为国事大于家事，覆巢之下无完卵，只要中国人民齐心抗战，就一定能将日本鬼子打回老家去。他孤身一人，亲赴老家镇海组织抗日救亡活动。而留在上海的家小在“八一三”淞沪大战前一天，在亲友的帮助下才匆忙登船逃往宁波。

    奔向抗日战场

    这时宁波镇海小港已成为炮火硝烟的抗日前哨，日军飞机轰炸，军舰炮击，小港军民伤亡极大。李善祥在小港镇镇长唐爱陆的支持下，发起组织抗敌后援会。后援会共设有宣传、救护、担架三个队。李善祥亲自担任救护队队长，并慷慨解囊准备救护队的装备。他还给急救队员配置了一辆自行车，工作起来更便捷。

    1937年中秋节下午，游弋在镇海口外的日寇炮舰又向港口猛轰，守军当场阵亡２人，重伤８人。李善祥率领救护队冒着炮火奔向战场，将伤员抬回小港救护队抢救。

    李善祥时年５８岁，可他仍同青年人一样，背伤员，抬担架，包扎、上药、抢救，忘记了休息，顾不上吃饭。这支救护队和担架队办了4年，曾抢救了遭敌机轰炸和炮击而受伤的无数民众和抗日官兵。

    救护队医疗室平时还向附近民众开放，送医送药。1937年～1939年，宁波地区曾发生两次霍乱疫情，李善祥在上海买来许多疫苗，为民众免费预防注射，有效预防和控制了霍乱大面积的蔓延及发生。

    救护队及医疗室成员40多人中只有５人有薪金，２人供伙食，其他人员皆为自愿者，包括李善祥及其子女，都是义务奉献。这些在抗日战争中不计名利默默奉献的热血儿女，为中华民族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一切。

    当共产党的组织在镇海发展起来时，李善祥又运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名望，为共产党员李侠民（横河李家人，后为中共镇海县工委委员，烈士）打入国民党在镇海某机关尽了力，使这个行政机构控制在共产党的手里，这对党在镇海发展抗日武装起了一定作用。

    炮火纷乱的1939年，又遭大旱，稻米失收，粮价飞涨，灾民无数，需要大户开仓赈粮。鄞县县长俞济民束手无策，登门请李善祥出山，李善祥慨然应允，奔走于城乡各地，向绅商士贾登门游说，动员平粜积谷余粮，并自己带头慷慨捐献。

    眼看难民日渐增多。李善祥独自出资于1937～1939年兴办难民救济所，共收留无家可归难民100余人，供吃住，直到帮助难民找到家，有了安身之所。随后，李善祥又办了一座难童收养所，收养近80名儿童，供给粥饭，使失去父母的孩子有了家。毁家纾难，可见他救国救民的大义情怀。

    一门十人革命

    李善祥的夫人邱天相女士是一位爱国、慈祥和慷慨的人士。她和儿女一起参加战地救护工作。当时男子都上前线，邱天相率领女人们为救护队烧水做饭、洗刷衣物和绷带等。她还组织妇女日夜赶制出一大批军衣、军裤、军鞋，送到当地驻军官兵手里。

    据地下党戚允章说：李善祥先生自从七七事变后返回老家起，靠邱夫人帮助，每年都出资制了数百双军鞋和百余件棉背心送给当地的抗日驻军。

    1941年４月日寇占领浙东，邱夫人带领两个小女儿仍留在镇海县江南（今北仑）西南山区的一个李氏坟庄房屋里，那时经常有中共秘密领导的武装人员便衣往她处小住，有的吃一顿饭就走，有的住几天。她心中明白，这些都是抗日者，是和新四军的游击队三五支队有联系的人。某中队到达离小港镇数十里地的山岭内，给养很困难，邱夫人主动把军鞋约七八十双交给地下联系人，连夜派两个脚夫挑着送去，雪中送炭。1942年春，邱夫人又送去布匹数捆，地下党陈志达（中共地下党镇海县委书记）收到后深表感激，解放后还特地上门道谢。

    1941年夏，镇海县乃至整个浙东都沦入日寇手中。为支援抗日游击队，邱夫人和民主人士虞述圣先生（养正义庄阿大）主动与地下党联系，出资购置枪支。这些事都记载在曾为地下党联络员的戚允章写的回忆录中。

    李善祥有二子六女，大敌压境时，他抛弃一切私利，鼓励子女参与抗日。在他组织的抗日后援会中，宣传队队长就是由长子李祖平担任，带领小港爱国青年在街头宣传抗日。1938年李祖平离开镇海，到西南联大读书，在那里参加了地下党。

    他的二女儿李又兰、三女儿李采芝，先是参加小港的抗日后援会宣传队。后与二儿子李祖宁一起寻找抗日队伍，在1938年３月参加了新四军。那时他们都不到20岁。他的四女儿李采荷在1942年６月到四明山参加了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当时只有16岁。

    他的大儿媳程敦彦与李采芝既是新四军的战友，也是上饶集中营的难友，她抗战胜利从集中营释放出来后曾到小港小学里任教。

    他的二儿子1938年参加新四军后，1943年也调到新四军浙东纵队担任连级干部，北撤后到山东，又到了东北部队里。二儿媳葛君东北人，也是解放军的干部。

    他的二女婿是前国防部长张爱萍，这位赫赫有名的将军参加过红军长征，转战南北，打败日本侵略，打垮蒋介石，被称为一代儒将。

他的三女婿是宁波人，解放前在福建音专读书时加入地下党，曾经参加抗美援朝。

他的四女婿林晖也是小港人，与李善祥的子女一起参加了新四军，1943年从苏北派到浙东，在新四军浙东纵队三支队当宣教股长。

    在一个家庭中，有这么多人参加抗日、参加革命，这个家庭当然是一个抗日家庭、革命家庭。称李善祥为“抗战之父”名正言顺。

    出力锦州解放

    1945年８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无条件投降。李善祥“初闻涕泪满衣裳”，立即回到镇海小港。他以为从此可以安心置身事业之中了，可是国共和谈期间的种种传闻使他迷惑。

    1946年初春，四女儿要奔赴苏北解放区，投身新的战斗生活。李善祥闻之，心想，是什么原因使那么多青年向往共产党？为了寻找答案，他决定同女儿一道赴苏北解放区。

    李善祥来到解放区，受到苏皖边区人民政府主席李一氓的热情款待，带他参观整个解放区。在淮安，他遇到了二女婿张爱萍，张爱萍一表人材，对岳父很敬佩，亲自为岳父拍摄了一张相片，还题了字。

    在华东解放区和山东临沂，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将军像老朋友一样亲切接见了李善祥，并同李善祥畅谈国内形势，共进午餐。陈毅潇洒的风度，稳健的谈吐，使李善祥深受鼓舞。

    打败日本侵略者，人们意气风发，到处阳光明媚，李善祥在解放区亲眼看到军民热火朝天的劳动热情，焕然一新的精神，解放区人民已经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了。

    共产党提倡官兵一致，纪律严明，作风朴素，这正是李善祥多年来所追求的人间美好世界。由春到夏，李善祥在解放区参观访问达四个月，不虚此行，他心中有了圆满的答案，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

    1946年夏，李善祥解放区之行结束，陈毅将军派人专程护送，由山东解放区渡海回到了东北阔别９年的锦州南山生生果园。这时的李善祥已年近古稀。

    当时，锦州正是解放战争的前沿。李善祥依仗自己的身份，进一步为锦州解放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

    锦州市地下党组织派共产党员王世跃来到生生果园，李善祥给予掩护，让他以果园职工的身份秘密进行党的工作。王世跃在果园里发展党员，经理马岑华也入了党。

    1947年冬，李善祥接待了一位从大连来锦州进行秘密情报工作的同志，他一身商人打扮，姓李。为消除国民党军的怀疑，对外称是李家的亲戚，叫李老头。大战前夕，敌人查得很严，李老头在李善祥的帮助下去了葫芦岛，了解锦州、锦西的国民党驻军情况。

    1948年初，李善祥的二女儿李又兰和张爱萍（因负重伤去大连疗养）派马明德来到生生果园，并给李善祥带来一封信。当天傍晚，在煤油灯下，马明德打开包煎饼用的黄草纸，浸湿后显出字来。李善祥热情接待马明德，对外声称是自己的外甥来锦州经商。接着，李善祥三女利用果园地图绘制锦州南山国民党军碉堡和驻防详细情况，缝在马明德的衣服里，让他安全地从国民党军队的眼皮底下顺利返回部队。

    驻守在锦州城里的国民党军中，有一名青年译电员孙元进，思想进步。他常在半夜偷听电台里的共产党广播内容。在李善祥的协助下，孙元进在果园隐蔽起来，李善祥给予职工待遇。

    在锦州南山战斗打响前夕，驻地国民党军队有两名常在李家借物的士兵深夜扣窗要求救助，李善祥三女儿和学生刘正昌（后来成为李善祥的五女婿）取来便衣给他俩换上，并让他俩速到公司大院旁的苹果窑内躲藏起来。10月14日一夜激战，国民党军逃走了。

    锦州城解放了。

    这两名被救助的士兵躲过了一劫。其中一名姓葛的士兵想在果园暂时停留，李善祥收留了他。小葛非常感激救命之恩，曾修整丘园到办公大院的捷径小路，李善祥就以此人的名字命名，将这条小路叫“葛××路”，写在木牌上作为路标。

    财产献给国家

    东北解放后，李善祥多次恳切要求将自己艰苦创业的南山生生果园、耕余学院及其私宅等数百间房屋无偿献给人民政府。为了表示自己的真诚态度，他又要二女婿张爱萍将军亲笔写信给辽西省委书记喻屏，政府只好接纳了他的捐献。他没为自己留后路，也没给子女留财产。

    1950年李善祥被选为锦州市第一届人大代表。1951年任辽西省政协委员，锦州市人民政府还聘他为政府顾问。

    1952年李善祥辞去一切政治头衔，回上海定居。在上海他没有住房、没有财产，先是与儿子一家挤住在亭子间，因人口太多，又搬到大女儿家。从此，他深居简出，默默地度过了余生。于1959年５月19日因突发脑溢血逝世于上海，享年79岁。

    李善祥，生于清王朝，历经军阀混战、辛亥革命、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中国历史大动荡年代，他始终能挺身于时代前列。他的一生正是他所期盼的那样：为国家的富强而努力奋斗。

    如今，在锦州市人文岛和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锦州人民塑了两座四米多高半身大石像，一座是青年李善祥，一座是老年李善祥，这两座石像与东北几位名人并列，如清朝前朝的皇太极等。石像上有铜牌，称“李善祥先生，镇海人，对锦州市现代农业、现代工商业、现代教育事业有开拓之功”。

    5月5日，逢双5。

    《梦怀青萍》第一次开始在京采访。主角是一名55年前驾机轰炸大陈列岛的老飞行员。当年他与自己的总指挥张爱萍一起，参加了那场中共军队史无前例的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的一江山战斗。那场战斗，开创了这支小米加步枪军队的新纪元。

    高清晰设备记录下来的的画面十分醒目。大家都在期盼这是一部不仅是高技术，也是高艺术水准的电视节目。

    首次开机的A组编导老郭十分兴奋，张罗着要吃开机饭。全组同志们一呼百应，欢呼雀跃，成群结队地奔赴老郭指定的位于他家门口的饭店。没想到我们在堵车的洪流中千辛万苦地抵达指定地点时，却见到一脸苦相的老郭站在那里。消息是悲惨的，里面没地儿了。他满腹狐疑地说：“真是奇了怪了，这里平时没什么人，今天居然爆满。”

    咦？难道全北京的人都知道我们今天开机？

    怀着不吃不罢休的豪情，大队人马沿路搜索。好在京城中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果早已体现，大大小小的饭店遍地开花。但那些外面豪门俊女、里面架着刀的自然不敢进入，因为兜里的银子有限，而有限的银两必须要用到无限的节目创作中去。

    步行约半站地，即发现一家客人不多的饭店。它有一个怪怪的名字——九头鸟。老郭说他曾经潜入这里冒死试刀，感觉还不算锋利。于是发一声喊，大家一拥而入，争相落座，摩拳擦掌，大碗酒大碗肉地点将起来。

    酒菜上来，老郭又怂恿我开头。端起酒碗，一番俗套的“语重心长”，但祝愿是真诚的。这毕竟是团队筹备了近半年后迈出的实质性的第一步。

    大伙听没听进去我不知道。但感觉到已饿到此时晚上7点多钟的小伙子大姑娘们，肯定对眼前盘子里的内容，要比听我侃侃而谈有兴趣得多。好在我是个善于体贴的大好人，长话短说，一句结束语“干杯”之后，立刻此起彼伏的清脆声响回荡全屋。随即十几双筷子，在盘子与主人的嘴边开始快速伸缩运动。

    随着脚下的空酒瓶逐渐增加，大家的情绪也渐入佳境。哥呀，弟呀，姐呀、妹呀，大呼小叫起来。我对你折服，你对我有意见，你是好人，我是坏人，诉衷心、表壮志……，各个推心置腹。神奇的酒精每次都能点燃的饭桌三部曲，又开始上演了。

    摄影小战，祖籍山东。他不没祖先武松，也是生得虎背熊腰，方额阔脸，典型的山东大汉模样。因多年攻于业务，奔波在外，加上性格腼腆，几次阴差阳错地到现在还是处男。几杯酒下肚之后，他就焕然一新。但见他面色潮红，小眼迷离，与对面的小许话赶话地斗起嘴来。

    小许何许人也？一东北女孩，学艺术的，个子娇小，属典型“燕瘦迷你型”。但她的嘴却很强壮，组友送她外号“话痨”。此时小战一句，她有10句储备。一口如同小沈阳的东北腔，对抗、反击、进攻、追击，俩人你来我往，逗得满桌人哈哈大笑。

    我突然灵机一动，想起台网站要与我们同步宣传一事，需要我们设计好互动方案，即如何一改以往新闻报道式的单方面信息传播，提高观众兴趣点的关注度。为此我们绞尽脑汁苦思冥想，还不得其要领。此时看到眼前的景象，我立刻开始现场启发，对那些正在乐不可支的组员们讲，做节目创新需要多向思维，新闻报道如果换个视角就会吸引眼球。就说眼前这桌开机饭，如果仅从《梦怀青萍》节目开机的角度说，受众无非觉得是又一部官样文章开始，而对这类形态许多人已经麻木了。然而如果起题目为“东北女大战山东汉”，点击率肯定会大大增加。众人释然，随即哄堂大笑。

    如何“出乎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是我们一辈子都在解答的难题。谁让我们爱上电视的呢？

    编导小甘举起酒杯，说：“我们终于上路了”。

    大家纷纷纠正她，不能这么说，多不吉利。老郭说：应该是“拍摄终于开始了”。还应该拜一拜，祈求平安。

    我想，总攻终于打响了。

          李善祥威名震东北（上篇—垦荒）

    乾房李善祥（1880～1959年）是李弼安的第三代，与坤房李云书、李薇庄、李征五是堂兄弟关系，他幼年时曾随父李濂水在北京居住，后随父奔丧回小港，为祖母守孝。之后便开始了他传奇而辉煌的一生。

    因为他的故事太丰富多彩，故而将用上下两篇演绎

    三天三夜戒鸦片

    李善祥为祖母守孝期满，按照李氏家规，“凡李氏子孙必学徒三年，不得坐享其成”。1899年，年轻的李善祥到上海李氏“慎余”钱庄做学徒。在上海滩十里洋场，涉世不深的李善祥，禁不住跟人去了烟馆，染上了鸦片瘾。

    23岁那年，他回到镇海小港故乡，在父亲的书房看到许多被清廷查禁的革命书刊，以及父亲与维新人物探讨变法的来往信函。他深受鼓舞，决心与往昔浑浑噩噩的生活一刀两断，立志做一个无愧于国家与民族的人。这是李善祥人生观的一次转变，是他走上实业救国的一个里程碑。

    下决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戒烟。当时，尚无戒毒的药品，全凭个人毅力。他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看到他痛苦地呻吟，家里人急坏了，劝他别再受罪了，这么大的家业，不在乎他抽些鸦片。李善祥关上门，不让任何人进来劝他。三天后，当他走出房间时已像换了一个人，不但从此再没抽过大烟，而且生活也变得非常简朴。

    第二件事，就是学习。他要求到宁波益智学堂（李家出资办的中学）学习新知识。这是一所仿照国外教学的新式学校，与中国私塾学堂完全不同，学生要学习国文、数学、物理、化学、美术、音乐、体育等课程。

    这一年，他已25岁，大女儿采兰也５岁了，怎么能让一个成年人与孩子们一起上课呢。他向校长讲了自己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报效国家的决心。经他软磨硬泡，校方终于同意他做旁听生。他坐在一群小孩子后面，丝毫不理会别人的目光，用心学习，不但在一年内读完了中学数理化的全部课程，又刻苦自学大学数理化，学习了英、日两国外语。

    当选镇海民政长

    李氏家族的名气不但因有庞大的产业，也因出了几个杰出的革命者。如李云书、李薇庄、李征五，都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这对有着叛逆性格的李善祥有很大影响。

    1911年10月，革命党人举行武昌起义，统治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王朝宣告结束。李善祥参加了镇海县起义。这时他在民众中小有威望，有文化，见过世面，随后被推举为镇海县革命政府的首任民政长（县长）。1911年秋季，镇海县城内艳阳普照，在“大教场”举行了镇海县军政府成立暨民政长就职大会，李善祥发表了激昂的就职演说。

    李善祥执政镇海县以后，建立了新的各级行政、财务、教育体制，对镇海海口的要塞炮台进行了修缮，锐意改革，颇有建树。但他所接受的民主思想往往不被封建意识浓重的乡民接纳。听老一辈人说过这样一件事：李氏本族有一寡嫂，仗着李家有地位，就占了人家的田地。官司打到县里，她以为李善祥是本家兄弟，一定会同情她，这官司她必赢。没想到李善祥将田地退还他人。这事惹恼了一些族人，被骂胳膊肘向外拐。

    面对这样的压力，李善祥困惑了。1912年冬，其父李濂水病逝，李善祥借父丧守孝之机，毅然辞去县民政长职务，告别了政坛。投身东北垦荒田

    不久，辞官后的李善祥离开了江南水乡，来到东北辽西走廊的咽喉重镇——锦州，协助堂兄李云书经营“天一垦务公司”。

    当时的锦州东部，被称为锦县东大荒。李善祥在凛冽的寒风中极目荒原，到处荆棘丛生，延伸至渤海边。在这里，李善祥所学的科学文化知识发挥了作用。他着手治理盐碱涝洼地，改良土壤，大规模挖掘通海排水工程。工程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大量的熟地开始按照公平价格卖给当地农民，阡陌纵横，麦浪滚滚。

    1915年，李云书将地抵押给李詠裳。詠裳是善祥的嫡亲二哥，在上海有一大摊事务，就聘请李善祥继续经营，李善祥高兴地应允了。

    李善祥掌管这片土地时，已经35岁。为成为内行人，他常年起早贪黑攻读文化科学书籍，借鉴国外的先进经营方式，并与本地实际相结合，创造出在东大荒从没达到的经济价值。他将这万亩庄园取名为恒康农场。

    恒康农场位于今天的锦州建业乡。李善祥又投入大量资金，以美国的农业模式为榜样，成为东北第一个以先进方式经营的机械化、现代化农场。经过15年一锹一镐的挖掘，长近10公里、宽约５丈余、深有２丈多的鲇鱼沟工程，终于在1928年顺利通海，对于盐碱地降低盐碱程度改良土质具有决定作用。接着，他做了好几件创举。

    先是从宁波老家聘请会种水稻的农民，并将南方人力脚踏水车运到锦县。这一举措，开了辽西地区试种水稻之先河，从此，锦州一带的水稻成为大米中的精品，为未来的辽西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后他从美国购进４~６匹马拉的新式铧犁，不仅耕作效率高，而且耕得深，能将荒草埋入地下，化为肥力。李善祥种植的主要是高粱、玉米、豆类、水稻等农作物，所生产的粮食大部分运往西海口，经济效益颇为可观。他购买了汽车作为运输工具，有效地提高了生产力。

    同时，他开设油坊，用自产的大豆制成豆油、豆饼，供出口和运销关内。办烧锅作坊，用自产高粱制酒，酒糟及米糠用来喂猪，每年可养生猪300多头，广增财源。李善祥还兴办了粉坊、砖厂等，以增加经济收入。这些“工农联合体”举措，堪称东北地区农业上独一无二的大胆尝试。

    当时他已有大马车40多辆，开垦荒地四万多亩，恒康农场的兴旺给辽西千古荒原带来一片新气象。

    恒康农场场部，是李善祥修建的一座四合院，为了便于指挥生产和防匪，前门房是他修建的东北地区农村第一座两层小楼，四周有炮台。李善祥还购置德国产西门子发电机，用于发电照明，这是东北地区农村最早的用电照明。并在两层楼房安装西门子电话机通向各分场，这也是东北农村最早服务于农业生产和用于治安防匪的电话通讯设备，在当年都是罕见的新鲜事。

    几年之间，恒康农场在东北地区赢得了几个第一：

    第一家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第一个使用现代农业机械耕作；第一次在盐碱地上种植水稻成功。

    鲜美酱油万字号

    自古以来，东北地区不产酱油，辽西老百姓食用的是自家利用黄豆制作的大酱、清酱、盐等调节咸淡。而恒康农场的浙江籍职工，不习惯吃东北大酱，渴望鲜美的南式酱油。李善祥看到商机，何不在锦州建一座酱园作坊？

    1917年，李善祥聘请浙江著名南式酱油技师杨迪生在恒康农场试制酱油，并将生产的南式酱油馈赠给锦县县长等友人。这些名流都是北方人，初尝此品，甚感新鲜适口，香馨醇厚，李善祥始知北方人同样喜爱酱油。

    1921年春，李善祥与铁路锦州站站长陈少亭、沈德福以及社会贤达陈兴武、陈浩、沈佩臣等合股创建了锦州万生酱园。地址在锦州古城东门外老马路（现阜康里９号），其中有作坊103间。“万生酱园”生产的酱油全部用木桶装灌，每只木桶上印有一尺见方的“万”字。老百姓习惯称之为“万字酱油”。人们排队前来购买，万字酱油逐渐成了锦州人的调味必需品。锦州名士陆善格曾撰一联，镌刻在锦州万生酱园作坊前：名师酿成天南地北  万字誉满辽东辽西

    多少年后，锦州籍沈德林老人回忆说，当年张作霖主政东北，大帅府内烹调用品首推万字酱油，常常用专车由沈阳到锦州购买。由此可知当年万生酱园何等兴隆。

    李善祥抓住契机，将万生酱园扩大再生产，相继制作了南式豆腐乳等许多鲜美酱菜，利润颇丰。

    锦州的苹果之父

    李善祥经营恒康农场时，经常来往大连。当时日本人在东北横行霸道，在大连、熊岳一带种植苹果树，秋天苹果成熟，就到南满铁路线上沿站出售，每市斤苹果２角多钱，而当时高粱米一市斤才１分多钱，20倍啊！看到日本人用暴利欺压中国人，李善祥很气愤，这引发了他种植苹果的念头，既可获利又可抵制日本人的水果垄断和倾销，对抗日本的经济侵略。

    李善祥的足迹勘踏了锦州四周，终于相中了锦州城南山的庙沟。其地势依山面海，窝风向阳，光线充足，气候湿润，适宜苹果栽植业发展。

    1923年，李善祥筹资30万银元（李善祥占股份3/4），购买了锦州南山较为贫瘠但地价相对便宜的2000亩土地，将其命名为“生生林牧股份有限公司”，后改名为“生生苗果农园”。“生生果园”是辽西地区历史上最早大面积实施科学栽培苹果的第一家果园，是李善祥人生历程中最受人瞩目的创业成就。

    李善祥从辽南日本人经营的果园花高价购买国光、红玉、元帅、倭锦等苹果树苗及玫瑰香等多种葡萄苗，又购买了日本长十郎梨、茄梨，美国樱桃等树苗，同时从关内购买水蜜桃、沙田李子、杏等树苗，共计9000余株，其中80％是苹果树苗。

李善祥尊重科学、尊重人才，每月花300块银元高薪聘请一位日本园艺技师栽培果树。有了基础后，李善祥辞退了日本技师，聘请燕京大学果艺系毕业的刘雄飞等人采用科学技术经营果园。他还购买大量英文、日文果艺书籍用于研究。同时在庙沟南面购进坡地200亩，栽植各种果树2000余株，亲自嫁接选育，以期改进果艺科学技术水平。

    皇天不负苦心人，一年后，李善祥也成了行家里手，成为一名精于园艺技术的园艺师。

    为防止果园的水土流失，李善祥采取封山育林措施，广栽耐旱的松树。植被增厚，地下水位增高，改善了小气候，缓解了果园的干旱现象，这些做法在现在看来无疑是最好的环保措施。锦州南山庙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醋似世外桃源。

    到1928年，锦州“生生果园”以苹果为主的各种树苗大部栽植完毕，其中苹果1.1万株，梨300株，葡萄800株，以及樱桃、李子、桃、杏等等。

    李善祥知道要想把日本人的苹果赶出中国市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他鼓励别人种苹果，并无偿援助栽培技术和树苗。他说：我办果园是与日本人抗争，抵制他们的经济侵略。

    率先响应李善祥果园计划的是曾任黑龙江省督办的锦州名士朱庆澜将军，建立了朱家果园。随后，曾任奉军28师师长的汲金纯先生在女儿河大架山一带建立了汲家果园。与李善祥一起从宁波来锦州的书僮董大发，买了土地在董家山建立了董家果园，还养了牛，生产牛奶。之后，杨家果园、东王村西沟里的常家果园、西王村南沟里的泰来公司果园，二合龙的刘家果园，牛心山的李家果园相继建立，颇为壮观，锦州苹果业自此响誉东北，传遍神州。东北各地乃至关内许多城市纷纷前来锦州购买苹果，大有压倒日产苹果之势。

    1930年秋天，李善祥举办了一次为期５天的苹果品评会，请锦州各界人士品尝锦州苹果，煞是热闹。不少人平生第一次吃苹果，还以为是锦州产的梨呢。吃罢苹果，香甜可口，回味无穷。人们说，白菜为百菜之王，京戏为百戏之王，苹果为百果之王，营养丰富，利于贮藏，一年四季都可食用。苹果品评会使锦州苹果名声大振。

    李善祥利用“生生果园”的有利条件，经营多种养殖业，形成产业循环利用。他从美国购进最佳蜂种——意大利黄金蜜蜂；购进荷兰种猪；从美国购进莱克亨种鸡和能够自动关闭的产卵窝；还购进了一次可孵200只蛋的孵卵器，以及大量试验植桑养蚕等。这些举措堪为辽西壮举。

［李善祥还有哪些惊人之举？对社会对家族又有怎样的影响？请看下篇。］ 

     面对新浪美女编辑的拷问，貌似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但心里明知道，所说的和所做的之间差距，是需要全力以赴地努力才能逐渐拉近。我和我的团队能做到吗？我自己也在拷问自己。即将开始的8个月，将是我们的一场决战。

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4-23/030417667176.shtml

                                         张爱萍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宣告成立，从此，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军种——人民海军。198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以1949年4月23日成立华东军区海军的日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成立日期。

　　由三野组建海军

　　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重大决策。1949年初，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决胜阶段，中央政治局及时作出了"争取在一二年内组成一支能够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的决定。3月下旬，我参加了总前委在蚌埠市孙家圩镇召开的渡江作战会议，会后，陈毅同志和我促膝长谈，向我传达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为了解放全中国，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为迎接解放台湾任务作好准备，决定由三野组建海军，委任我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听了陈毅同志的传达，我感到非常兴奋，又感压力很大。要我来组建海军，我毫无思想准备，海军是技术性很强、陆海空军诸兵种特点俱备的现代化军种，白手起家，难度将是很大的。当时我向陈老总说："搞海军，我自己连游泳都勉强，难以胜任。"陈毅同志强调，这是历史逼着我们去干的，而且非干好不可，要你去干，是党中央对你的信任，你是合适的人选。

    渡江战役前夕，我来到了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的驻地江苏泰州白马庙，会见了粟裕同志，研究组建海军的准备工作。4月23日，渡江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国民党的老巢南京解放。军委急电：三野立即组建海军，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三野前委当即决定：首先抽调教导师师部率一个团、野司侦察营及苏北海防纵队编入海军。我带领着28军84师参谋长李进、军工部采购科科长张渭清、野司作战参谋黄胜天、管理员温礼芝等13名同志，着手组建工作。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支新的军种--人民海军，在战火中诞生了。

    接管国民党海军机构

　　在我军解放南京的同时，林遵将军率领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共9艘军舰、17条艇在南京笆斗山江面起义。在第二舰队起义的前两天，4月21日，国民党陆军江阴要塞起义成功。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带领数十名同志于4月23日当晚从靖江八圩港渡江，到达江阴。在江阴等候我的有三野教导师师长冯文华，政委汪大漠及参谋长孙公飞同志，陆续到达的还有海防团团长张元培、野司侦察营副教导员范豫康等同志，他们向我介绍了各自部队的实力和干部情况。4月26日，召开组建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司、政、后三个办公机构，由冯文华同志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孙克骥、汪大漠同志任政治部办公厅正副主任，张元培同志任后勤部办公厅主任，形成了一个筹建性的领导机关。同时，还成立了中共华东海军临时委员会，由我担任党委书记。

　　4月28日，800多名新的人民海军官兵在江阴要塞司令部礼堂集会，宣布华东海军领导机关建立和任命名单，宣布了组建人民海军的11项工作步骤,大会群情振奋。接着，海军机关进驻苏州，组织接收工作组到镇江、南京各地接收国民党第二舰队及在镇江起义的炮艇大队和各地国民党的海军机构。

　　上海解放，我和海军机关的同志进驻上海，并由我兼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海军接管部部长，展开了全面的接管工作。到6月中旬，我们接管了以上海为中心，西到江阴、镇江、南京、芜湖、湖口、九江，北至连云港、青岛，南到福州、广州等，包括江南造船厂、青岛造船厂在内共30多个国民党海军陆上机构和设施，接收的舰艇包括一些已经废旧的船只在内，计有舰船25艘，小艇45艘。

　　在南京接管时，我将接管国民党海军情况，向刘伯承同志作了汇报，并请刘帅接见林遵及国民党海军办公厅主任金声少将等人。刘帅在接见谈话中，要求林遵等人协同我们一起组织人民海军，后遂任命林遵为华东军区海军第一副司令员。

　　我们回到上海后不久，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袁也烈、第三十四军政治委员赵启民、第二十一军政治委员康志强，也先后调来海军工作，当时面临解放舟山群岛的任务，中共华东军区前线委员会决定，将陆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五军军部及直属部队调归海军。三十军军长饶子健、政委谢立全、副军长饶守坤、政治部主任刘中华，三十五军军长胡大荣、政委张雄、政治部主任孔繁彬等领导同志率领11600余干部战士，于1950年2月相继到达。此时，我们正式成立了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等领导机关，除任命林遵为副司令外，袁也烈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赵启民任副政委，康志强任政治部主任，陈玉生任后勤部司令，至此，我华东军区海军已拥有近两万人，领导机关齐全，形成正规编制的作战部队了。海军的司政机关设于上海水电路522号原日本侵华装甲兵部队的营房旧址内。

　　海军初建时期，人员主要是两个部分。大部分是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选调来的指战员。这些饱经革命战争锻炼的指战员，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具有艰苦奋斗、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是人民海军建设的政治骨干和组织基础，但是他们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不懂海军的知识和技术。他们来到建设人民海军的新岗位上，都面临着刻苦学习，迅速掌握海军知识和技术的严峻考验，否则，就将是一个不能行走的跛子。再一部分，就是原国民党的海军人员，"第二舰队"起义的2000余名官兵中，除少将司令林遵外，对起义作出重要贡献的如参谋欧阳晋、戴熙愉，轮机长阚晓钟以及舰长吴建安，邵仑、张家宝、易元方、郭秉衡、李宝英、陈务笃、宋继宏、韩廷枫，第一机动炮艇队队长张汝标等等，都来到人民海军的行列中，起着重要的技术骨干作用。但是，建设海军，光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广招技术人员。经华东局党委和陈老总同意，1949年6月，用我的名义在《大公报》上发表通告："为创建人民海军，罗致海军人才，业已成立登记国民党海军人员办事处，凡一切曾在国民党海军中工作，而今后决心献身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志愿为人民海军服务者，均可前往该处报到登记，以备量才录用。"上海办事处设在重庆南路182号，接着又派人到青岛、福州、广州、厦门等地建立了登记办事处，在报刊上公布了登记手续和办法，并强调指出："凡曾在国民党海军服务，不论脱离迟早，不论官佐士兵，或阶级高低，不论航海、轮机、制造、枪炮、通讯、测量、军需、医务或其他行政人员，均可前来登记。"此举效用甚大，短短几个月中，报名登记的已达1100余人，其中包括国民党海军元老，像曾以鼎中将、周应聪少将、曾国晟、罗柳溪、马瑞希、吕美华、杨沧活、江伟衡和金声同志介绍的国民党海军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徐时辅等原海军人员。为了原海军人员的来到，我们曾多次召开欢迎会。我在欢迎会上说："这样的欢迎会今后我们还要继续不断地开下去，一直开到台湾去！"第二舰队和其他陆续起义的国民党海军人员投身到人民海军来的达4000余人，形成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技术队伍。但是，这支力量，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还缺少了解，对我军的宗旨、建军原则、工作作风等等在认识和立场方面都有较大差距，如果不对这些人员进行认真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他们也同样是个跛子。

    如何把两个跛子变成为团结一致、共同战斗的健康的人民海军战士，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首先遇到的是对这些起义、投诚、登记来的同志的称谓问题，如果对这些同志仍旧用国民党或旧海军人员来表达，很容易在思想上造成距离，感情上产生隔阂。从我和这些同志接触交谈中可以看到，他们绝大多数都有爱国报国热情，转入人民海军建设，使他们走上了一个酬壮志、施本领的广阔舞台，因此我们决定，对他们一律称之为原海军同志。这样有利于调动这批同志的积极性，有利于全体同志团结一致，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战斗。从而，我们确立了一条基本的建军原则，这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解放军陆军为基础，团结原海军人员共同建设人民海军。这条原则，得到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批准，也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赞同和肯定。

    人民海军不断发展壮大

　　海军没有舰艇及武器装备等于陆军没有双腿和武器弹药。抓舰艇和武器装备建设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大事。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是巨大的。首先是国民党军队溃逃时的破坏。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扬言，留给共军的只能是"一堆废铁"。渡江战役后，我们虽然从国民党第二舰队等起义及投诚者的手中，接收了25艘船，45艘小艇，并从上海等地接收了10艘舰船。但国民党利用空中优势，对起义投诚的舰艇及各造船厂狂轰乱炸进行了大肆破坏。

　　当时虽然国民党空军轰炸对我们威胁颇大，但我们在长江中下游千里江面，可以到处游弋，机动规避。加上有地面炮火的掩护，多数起义和接收军舰还是被保存下来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先后从上海招商局、公用局、海运局等单位征调了一批舰船和数十艘拖船渔船，还从香港、广州等处购买了一批船只。

　　然而，光有这些还是不能形成海上战斗力量。国民党海军的舰艇，本来就是陈旧的，有些是已经废弃的，破烂不堪；征调和购置的船只，既无武器及其它装备，船体本身也不能适应海战要求。当时，为了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配合陆军担负起解放浙闽沿海岛屿的任务，并准备担负起输送、掩护陆军渡海登陆、解放台湾的任务，我们必须分秒必争，突击进行舰船的修理和改装，组织一个舰艇调查修装委员会，委派原海军同志曾国晟为主任，负责抢修和改装工作。

　　曾国晟，原国民党海军少将机械署长，早年留学日本，学习造船专业，后又去英国皇家海军学习造船，是造船专家，经原海军同志金声介绍，来到人民海军。他刚到上海，我即登门拜望，向他介绍了舰船破损毁坏的情况，他表示尽心尽责，赤诚以待，第二天便上任工作。

　　我和曾国晟交谈中，向他请教军舰与商船异同之处，从中学到不少军舰与商船的构造、性能等基本知识，颇有启示，我当即称他为我的造船老师，遂决定由曾国晟入主修装委员会。我们当时是两大工作，一是修复，二是改装，按曾国晟提出的方案，将商船的舱隔缩小，便于在作战中负伤堵漏，再装上火炮。我们当时没有舰用火炮，便从陆军调来榴弹炮、高炮、高射机枪等799门，对55艘商船进行改装。但是修复也好，改装也好，首先要有造船厂。黄浦江岸有江南造船所、浦东造船厂等8个修造船厂、点，均在国民党军队撤逃时遭受严重破坏，上海解放后，又屡遭敌机轰炸。

　　我偕同后勤部司令员陈玉生及曾国晟同志首次来到江南造船所。从调查研究入手，广泛发动群众，提出了"修旧利废，因陋就简，积小为大"的修造方针。经过深入动员，这所具有八十多年历史的老厂，魔术似地发挥出巨大的创造力，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特别是曾国晟等原海军专家的真知灼见，及时解决了如陆炮装舰等许多技术难题，确保了装修进度。到1949年10月底，经3个半月奋战，如期完成16艘炮舰、护卫舰的改装和抢修，并立即投入第二批舰船的打捞、改装和抢修的战斗，一次又一次地创造了舰艇修理史上的奇迹。

　　7月23日，我们在江南造船所开了发奖大会，各修造船厂点都派代表参加。华东局、上海市的领导陈毅、曾山、黄敬等到会，工人师傅沈昌焕、王荣殡、郝立清等一批先进职工受到大会奖励。陈毅同志作了豪爽有力地讲话，使全体职工精神大为振奋。

　　1949年11月8日，第一批中国人民海军舰员培训结业，2000多名学员被编配上7艘护卫舰、9艘炮舰，编成第一、第二两个大队。人民海军第一支战斗舰艇部队胜利诞生了。

    昆仑树的朋友阿丹来了，留下了一串清新的脚印。循迹追去，竟然看到这位“老挝当兵人”写就的一篇震撼的文章《中越战争留下的痛》。一瞬间，如同电击一样，40年前似乎已经忘却的记忆又复活在眼前。

     “老挝当兵人”笔下动人心魄：

    战争——可说是世界上最无情，最残酷的了，它扭曲了人性，战场上，一群好男儿以死拼博，血肉飞溅；坟茔中，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葬儿哭无泪，凄凄惨惨戚戚……。

    今年二月，是中越之战30周年纪念日，网上参战的部队老兵们纷纷撰文，纪念那牺牲的战友，祭奠那逝去的英魂。有战地纪实，有报告文学，有战地小说……一篇篇感人肺腑，令人泪眼模糊。

    而去年，网上一位母亲抚碑痛哭的照片，更是震撼着众人的心。老人就住在云南农村，18岁儿子为国捐躯换来的抚恤金，连路费都不够，竟然使她无法前往墓地探望送行。30年后的今天，青丝变白发，自感时日不多，快走到人生尽头的老母，在凑够了几百元后，辗转颠簸来到边境，实现了有生之年，一定要看望儿子的心愿。70多岁的她颤颤颤悠悠来到墓地，面对墓碑悲伤不已，嚎啕痛哭；“儿啊！妈对不住你，来的太晚了……。闻者动容，催人泪下。

    “生日何浅，死路何深；珠碎脁月，花残稚林。哀哀父母，孰处其心。”

     ……。

    读后这篇文章。我开始仔细盘问自己：

    40年前开始的从军经历留下了什么？好像什么都有，也好像什么都没有。唯独深深刻下的是在那一时代环境下做人的准则。是被巨大的政权机器投入到一台磨石机中经历从肉体到精神的撞击与磨练。如同一条被故意磨花的牛仔裤，出来后就身价倍增。因为它的每一丝纤维都经受住了沉重的碾压而生存下来。“我们是一伙的”，这种观念在那一年代根深蒂固。因为我们必须拧紧在一起，为了面对并战胜那些见过面的，或者没见过面的“敌人”。美帝，苏修，越南鬼子，在我们年轻的印象中，好像敌人越来越多，如同今天北朝鲜的感觉。但我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是最革命的。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于是，我们穿上了军装，我们渴望出征。渴望“出国”（当然不是今天出国旅游的概念）。我们渴望亲历战场，迫切地希望证明我们对党、对国家的忠诚。似乎只有在可以瞬间让血肉飞溅的战火里，才能迸射出生命的闪光。我们没有退步，血脉在支撑着我们。不能给父辈丢脸这个潜意识，如同最高指示，激励我们迎着炮火向前。

    看见牺牲的惨烈我们没有退缩；

    知道一个团职干部战死只有500元，还买不了一头牛，我们也没有退缩。

    我们真的想尝试“大丈夫沙场马革裹尸”的豪气。而一丝一毫也没有意识到，我们战死了会给亲人留下什么。正像“老挝当兵人”文中记下今天南部边境清明时的悲伤情景。

    得到了什么？是个我们一生都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时代变了，观念变了，价值取向也变了。珍贵的，贬值了；可耻的，倒变得金贵了。
     惟一不变的，永远留在记忆中的，只是一个符号，20世纪70年代中的一名中国军人！
    但我们自豪，“革命”不只属于父辈永远对我们讲不完的传说。我们也是它的亲历者和创造者！新的传说也会从我们这一代开始！

    向曾经是“一伙的”“老挝当兵人”致敬！

又见老友昆仑树发表悍文，而且是带影的，“生命的挽歌：残荷”。在眼球的带动下，看后不由得你不为之心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b3d5550100cqw4.html

张之先先生是张大千的表亲，主攻摄影，在用图像关注生命意义的时候，他注意到了残荷。他拍摄的荷花，是对生命意义的探究，是苍凉的美丽，是悠长的询问，是不舍的放弃，是对新生的渴望，是对永恒无奈的追索。

以下是他送往中国美术馆展览的作品之一。

    够劲吧！昆仑树一石激起千层浪（他最善于此），网友们热烈响应。

    有人说：“惊叹摄影家独特的视角！残荷的苍凉中还有如此的美丽？”

    有人讲：“这些摄影作品意境不凡,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一片片枯萎的荷叶仍似充满生命的热烈,那深深地追求和恋恋不舍的向往。”

    更有人感叹万千：“是对生命意义的探究，是苍凉的美丽，是悠长的询问，是不舍的放弃，是对新生的渴望，是对永恒无奈的追索。”

    而我，却分明从中感受到一种凄凉。我大煞风景地写道：是很美，但是它是一种残缺的美，也是无可奈何的美。是没落死亡前的呻吟。很容易引起人的共鸣。历经世间风雨的人，谁心里没有深藏的寂寞和无奈。落花流水，抒发一腔哀怨。也许能让自己找到一种平衡，一种还有比自己更值得同情的对象，把同情给与弱者，本身能使自己找到强者的潜意识。这也许就是现在的媒体为什么对那些边缘题材如此偏爱的心理。但社会的主流是生命的新生，是朝气蓬勃的光明。昆仑树的天界本身是生命本体的颂歌。是在死亡的环境中展示出生命的顽强，与爱情不惧怕缺氧的美丽。如果只是残荷败柳，可能看天界就完全是另一种感受。走出楼门，沐浴阳光，看看春花浪漫，是不是百花丛中更容易让人陶醉呢？

    记住：今天的太阳属于我！（够猖狂吧！）

                          宁波故事  第三回

                         投资大王李云书

　　●两条上海私家马路“李诵清堂路”、“地丰路”，他建造。

　　●中国第一家私人轮船公司“大达轮埠公司”，他投资。

　　●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四明银行”，他创办。

　　●他还追随孙中山，投身辛亥革命。

　　常言道：“富不过三代。”可是，到李也亭的第三代“厚”字辈的事业却如日中天，积聚了大量财富，他们有抱负，有理想，顺应潮流。

　　辛亥革命前夕，江浙一带的革命活动风起云涌。李梅塘之大儿子李云书、四儿子李薇庄和五儿子李征五追随孙中山先生，先后参加了同盟会，投入辛亥革命中，并以巨额家产资助革命。 

    李云书是小港李家“厚”字辈中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位人物。他是坤房李梅塘和张太夫人所生养的七子三女中的老大。这位强势风格的人物，思想十分超前，热衷于开拓进取，创新立异，置身于革命革新，关注社会发展，继承和发扬了李家上代祖先崇尚知识、勇于创新的传统，为坤房日后的发展格局起了深远影响。

一心实业救国

　　前两回中已经提及，李也亭的接班人是李听涛，而听涛的接班人是李詠裳。

李詠裳把主要精力用在家族的实业发展上，而他的堂兄弟，尤其是坤房的几位堂兄弟则远远不满足于此。因李梅塘喜爱结交文人，府中郑观应等人的《易言》、《救时揭要》等书刊任凭子弟传阅，使他们的思想颇为自由。

甲午次年，李濂水从京城护送母亲灵柩回籍，路经上海与兄弟子侄见面。其时正值《马关条约》新签，他讲起朝中西太后专权，权贵们一味忍辱求和，翁同和虽力争却势孤力单。说着说着，竟忍不住黯然泪下。这时，李云书等年轻子侄都不禁怒形于色。  

　　不久，南通张謇弃官南下，高擎实业救国大旗，李家兄弟都成了他的拥护者。其中要数李云书最为活跃。

　　李云书生于1867年，论年纪，在坤房乾房兄弟排行中属老大，故而当时商界人士称云书为“李家阿大”。他是李也亭生前亲手抱过的嫡长孙，家中地位自是举足轻重。听涛未选他管理家业，倒不是因为他不能干。

　　云书16岁便进慎余钱庄做学徒，写算记账样样拿得，只是他和乃父一样喜欢结交文人雅士。当时年纪相仿的王一亭在他家钱庄学生意，因心思多在学画上，柜上师傅屡加责难，这位少东家却多方庇护。风声传到听涛耳里，他很不放心把偌大的家业交给这位另类的大侄云书。好在詠裳对这位大阿哥倒十分尊重，凡事将就着他，所以云书是最早从家中钱庄宕款投资别项事业的。

　　李云书最初投资的企业是天一垦务公司，这是宁波另一巨商严信厚发起的。

　　当时国人目睹日、俄凯觎东北，吁请清廷开放荒地移民以固边陲。清政府同意在锦州一带招垦，每亩地价仅为银一二分。李、严集资80余万两雇人拓垦，然后熟地以每亩银一两出售，获利十分丰厚。

　　此举旗开得胜，他的投资欲望便愈发旺盛。他先后投资了上海绢丝、永裕垦业等十数家公司，还独自募股修建了杭州从江干到湖墅一段铁路。因此云书博得了“投资大王”的雅号，有关他投资的故事也流传得又多而又奇。

　　比如，1905年，他投资“末代状元”张謇集资建立的大达轮埠公司，是私人资本在上海创建的第一家轮船公司。

    又如，1908年，他和虞洽卿等人合作投资四明银行。最初发行的四明银行钞票无人肯接受，他便让李家钱庄代为发行，资本为150万两。这家银行对通融“宁波帮”的资金，支持他们的企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提携外甥方液仙办中国化学工业社一事也有口皆碑。

　　方液仙的父亲性格稳实，办钱庄很感兴趣，却不赞同儿子办日用化学品厂，为此家中闹得不可开交。他母亲（李云书的姐妹）只得拿出10000元私房钱帮儿子，娘舅李云书也拿出15000元入股。不料后来经营大有起色，方液仙要扩大投资，打算请叔叔方季扬入股。方季扬很固执，偏要李云书退出他才入股，李云书二话不说立即照办。

　　由于李云书为人豪爽，他在商界人望很高。1906年上海商务总会改选，他继曾少卿后当选为第三任总理。同时，他还兼任上海交通银行总办、清农工商部议员等职，俨然成了上海商界头面人物。

    李云书作为大家长，求新不守旧，目光远大，魄力惊人，继承了祖上敢冒风险的传统，也成为最早的宁波帮杰出人物之一。他在宁波、上海投资的事业有：金融、地产、铁路、绢丝出口业、保险业、船业公司、运输业等。

    他与詠裳在上海越界筑路，造了两条私家马路：李诵清堂路（现陕西北路新闸路），地丰路（现乌鲁木齐北路）。沿这两条路盖起了大批楼房，大规模投资上海房地产，开办天、地、元、黄四家地产公司。当时犹太裔地产巨富哈同、沙孙等尚未涉足上海。

　　他在西摩路新闸路为他母亲张太夫人造了一所西式大洋房，门前八根大理石柱，人称“白洋房”。那时坤房已有几个“名”字辈出生，人称太夫人是四世同堂的有福之人。

　　鼓励子女留学

　　李云书孙女李玫有这样一段回忆：

    听父亲（李祖贤）说，在云书公的客厅里，常有一位满口上海话的客人来访。旁人根本不会猜到这位高谈阔论的客人，竟是云书公结交多时，来自苏联“共产国际”的老外。云书和他的几位兄弟不仅把他当作座上客，还对国际上发生的新事物予以关注。

    赫伯特·胡佛到上海时，曾莅临李诵清堂路，访问李云书。当年胡佛还是一名采矿工程师。他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地质系，不仅懂地质，而且懂采矿、冶金。他是Bewick Moreling公司驻中国的代表，由于他善于经营管理，使该公司转亏为赢。清廷曾委以察哈尔和热河矿务局的首席工程师，让他参与管理中国矿业资源并解决重大经济问题。1928年，胡佛当选为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

    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云书公竭力主张子弟们出国留学。他有十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其中九个儿子留学到德国、美国和日本，他们有学文科、土木工程、采矿工程、纺织工程、电器工程、学农、学医等。可见李云书的远见，他看到国家的振兴要靠工业。他有意培养几个儿子成为各方面的人才，为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作贡献。

    他的三个女儿，都上过洋学堂。大女儿文兰，和宋氏姐妹在同一教会学校（中西女塾）读书。他还把他那位宠爱的姨太太周氏也送进了洋学堂。这位姨婆经常浓妆打扮，吴哝细语。听长辈们说，这位进过洋学堂的姨婆，会讲几句洋泾浜英语，在上海滩颇有点小名气。

　　李云书和他的兄弟们看准了形势，选择了以上海作为平台，输送后代出国留学，上新型学校，读自选的专业，成就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这样就完全踏准了时代的步伐，具备了不断超前突破的条件。

　　投身辛亥风云

　　清朝末年，江浙绅商均已不甘心事事听命于清廷。南通张謇首先发起组织预备立宪公会，李云书和四弟薇庄同为会员，他还被选为会董。当时，李家坤房的经营中心已迁入租界，所以在会员表上住所一栏都填“二洋泾桥北大余号”。那里即是今天的延安东路四川路口，历经百年沧桑，现已无法辨寻当年遗迹了。

　　预备立宪公会吁请清廷实行新政，也就是利用皇权来发展资本主义。他们为此发动了三次轰动朝野的签名大请愿，但腐朽的清政府不予理睬，许多人在失望中转向革命党。李氏兄弟即为其中活跃分子。

    据说介绍云书加入同盟会的是他年轻时的知交王一亭。王一亭辛亥革命前夕担任同盟会在上海的筹饷负责人，到处为起义军筹款。他鼓动云书：“眼下已是千钧一发之机，我辈商界男儿岂能作壁上观？”李云书不禁为之动容。李家兄弟大多倾向革命，于是便推阿大出头张罗。

    江浙联军攻打南京时，云书还出任了兵站总监，而实际管事的是他的五弟征五。有一份联军总司令徐绍桢的密电：“联军总兵站已分派李厚禧（即征五）、陶逊充副总监。”所以此后的催械电都称“陈英士都督、李征五总监”。

　　这曾让很多人不解：他弟兄俩到底谁是总监？李云书又干什么去了？几份当年的文件，可解开谜底。

    原来，在联军起兵之时，负筹款总责任的中华银行一并成立。初以黄兴为总董，孙中山回国后改孙为总董，李云书、沈缦云、王一亭等为董事。行址就设在李家南市久大码头。沈缦云的沪军都督财政长事务所也设在那里。这样一来，李云书怎么还能分身过去？在他那里，不仅代发过最早的中华民国公债票、军用钞，还代收过各界助饷捐款。因为实在忙不过来，他还请詠裳在吉祥弄镇康新记公司代设了中华银行经理发行处。

    机械开垦农场

　　同国际友人交往，使李云书的视野更开阔，思想更灵活，胆魄更果断。

　　体现他接受外来影响的一个举措是，他归并了在上海的财力投向东北，开垦大农场，要走机械化、工业化生产的道路。在当时，这是绝无仅有的创举。由于过分超前，遇到了意外阻力，壮志未酬。当时的政府对这片土地开出征收巨额税收令，数额之巨迫使云书公在征得众兄弟意见一致之下，放弃了这片数以“顷”计的土地。

    据可查到的资料显示，李云书于1914年集资20万元（另一材料说是60万元），到黑龙江呼玛县开办了以开垦为主兼事畜牧业的三大公司。1916年，向万国农具公司购买大型拖拉机５台，25匹马力拖拉机２台、打谷机３台、割禾机８台、播种机８台、大型犁３台。1917年到1920年，开成熟地1000垧，主要生产小麦燕麦，并自己磨成粉销售。也可以说，他是中国第一个想到开垦处女地，并用机械化耕地的人。

    在辽宁锦州的部分土地，后来由乾房堂弟李善祥经营，李云书派他留日学农的次子祖圣去当垦牧公司经理。跟随兄长同去东北的九子祖聃被当地“胡子”绑票，敲去了几十万元赎出。由于投资时机不当，投资环境不好，东北地区的垦荒事业以失败告终，只剩下李善祥在锦州经营的“生生苹果园”，解放后上交国家经营。听说改革开放后“生生苹果园”又变为私人企业。

　　云书一家人

　　李家陆续迁徙上海后，乾房以地丰路西面的愚园路541弄为集聚地，坤房则以李诵清堂路两侧为集聚地，李诵清堂路后改名西摩路，再改名为陕西北路。从此外人称乾房为愚园路李家，而称坤房为西摩路李家。

    云书有两房妻室，妻子是镇海十七房郑家小姐，二房是苏州人氏。大夫人有八子二女，住西摩路643弄２号里；二夫人生有七子一女，住643弄14号。大夫人心善，二夫人时尚，他们同小辈都很和睦。大夫人年老时双目渐渐失明，很少外出；二夫人则生性好动，李云书便将“白洋房”供她游赏，“白洋房”后来也成了洋留学归来的子侄辈举行各种Party的场所。如今“白洋房”已拆除，入口大门处现在开设了一家面包房。

    晚年的云书致力于佛教事业，创办觉林素菜馆，不问世事，于1935年病故。

　　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有了这样一位传奇大哥，兄弟们一定不会是等闲之辈。他们又在忙些什么呢？

　　且看《江南望族小港李家风云录》第四回。

                                          张永祥 泰栋 方平/文 任山葳/绘

                              张太君独拯500人

●她目不识丁，却崇尚教育，后辈钦佩她远见卓识。

●她手无缚鸡之力，却有力挽狂澜之气魄，王国维称赞她“燃灯照海”。

●人们只知其姓，不知其名。

当家做主

　　现年76岁的李宜华，是复旦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曾在《人民日报》国际部任编译，现定居美国。而她的另一个身份，就是李也亭之子李梅塘的曾孙女。

　　上一回《发财太公买下中国第一艘轮船》中，提及李也亭有个喜欢读书却不喜欢经商的儿子李梅塘，李也亭从不勉强儿子“下海”，并且给儿子找了一个能干的媳妇，姓张，鄞县人。

　　这位张氏怎么个能干法？

李宜华这样评价自己的曾祖母——

　　我的曾祖父梅塘公(1841年～1900年)喜读书，不谙经商之道，他生前和去世后，由曾祖母张太夫人(1843年～1918年)主持家务，有相当的权威，她乐善好施，为众人称道。

　　曾祖母是来自乡间的一个女流之辈，目不识丁，但却有当时一般妇女所没有的远见卓识。封建社会里有许多女孩子没有名字，只有小名。妇女婚后，从夫姓，李张氏，因此在李家的家谱上，她没有名字，只知她姓张，她的墓碑上刻着李母张太夫人，曾祖母有三个女儿却都有了名字：金娥、银娥、玉娥……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一下李家三代情况。

　　第一代：

　　李承辅(1795年～1871年)字弼庵(乾房)，生有三个儿子听涛、濂水、雨田，三个女儿；

　　李承久(1808年～1868年)字也亭(坤房)，独子梅塘。

　　第二代：

　　乾房听涛(1834年～1909年)，生子昌祥，四个女儿；

　　乾房濂水(1842年～1912年)，生子耘青、詠裳、瀛翔、燕祥、善祥、康祥、寿祥七人，女六人；

　　乾房雨田(1848年～1900年)，生子璇祥；

　　坤房李梅塘生七子：李云书、玉麟、如山、薇庄、征五、鸿祥、屑清，三个女儿。

　　李也亭、李弼庵弟兄俩都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去世，第二代大都在二十世纪初去世。

　　第三代：

　　有16房，即乾房9房、坤房7房。这些人二十世纪在上海滩开始显露身手，特别是坤房李梅塘和张氏夫人生的七个儿子中的李云书、李薇庄、李征五和乾房李濂水的二子李詠裳、六子李善祥，在辛亥和经济运作中大有作为。

　　李梅塘生前和死后几乎有三四十年辰光，主要是张氏夫人当家。有何为据？

　　《镇海县志》中载，梅塘与听涛、濂水办起了养正义庄，实际上是由张氏夫人操办，因为李梅塘只读书，不管家务。可是，他读书对妻子是有一定影响的，否则凭张氏一乡村女子，未上过学堂，何以能知天下事，何以能办惊天动地大事？

而李听涛在上海主持家族一大摊经济事务，李濂水在北京户部做官，无暇顾及乡间家族事务，那就只能由这位颇为贤良又很能干的张氏夫人来办理了。

创办义庄

　　张氏夫人协助丈夫和伯叔干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创办并管理养正义庄。

　　俞樾(俞曲园)写的《养正义庄记》，记得很详细：

　　李氏在镇海，聚族而居者数百家，生长海滨，以煮盐为业，故贫者居多。有弼庵君与弟也亭君，以货殖起家，谋建义庄未果而卒。两君有贤子曰听涛，曰梅塘，承先志卒成之。

　　这段文字中不提张氏夫人，是因为女人不上书，而实际上是张氏夫人来完成的。当然大政方针，李听涛与李梅塘是同意的。

　　俞樾继续记下：

　　都凡置田二千亩，岁入谷四千余石，分给贫者。生无以养，予之粟；死无以殓，予之棺。以所入较所出，仅足而无余。则又储金万两，备异时之恢拓焉……设义塾，四塾各一师，选族之秀者，使课之读。读则分课，食则会焉……

　　义庄制度，俞樾在《养正义庄记》中提到，自宋范仲淹开始就有了，可是小港李家的义庄却是一个集救济、教育、关心孤老于一体的慈善机构。俞樾所记李家义庄置田二千亩，应该说是浙东最大的地主了。可是，到1951年土改时，李家子弟没有一个被划为地主或工商业兼地主者，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细查原因，还是这位张太夫人的远见卓识。她(当然李梅塘、李濂水也是决策者)告诫子弟，要么是读书，要么是办企业，不能依靠收租过活。而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张太夫人的子侄李云书、李善祥等对土地是经营的，在东北投资开垦大批处女地，引进大批拖拉机耕种，采用股份制形式，决不做黄世仁。

　　所以，现在许多李家后代很敬佩老祖母张太夫人的英明决策，有的甚至不无调侃地说：“否则当了资本家，再加上一顶地主帽子，那可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倡导教育

　　李宜华还有这样一段回忆——

　　曾祖父母重视子孙后代的教育，对家族成员的培养立了大功。早年，他们命长子在乡间老家开办家庭学堂，聘请如山公夫人张寿婉胞弟张寿镐(很有学问)为师，来给子侄进行启蒙教育……一些较有名望的“祖”字辈，都曾就读于李氏家庭书塾。1900年，曾祖父梅塘公去世，二十世纪初，曾祖母把坤房的子孙从乡下迁移到上海，以利于子孙受到新式教育。

　　另有一位乾坤两房的第六代李名岳曾回忆：辛亥光复，是年，由梅塘公夫人张氏亲自率领小港李氏坤房移居上海，只剩下坤六房在小港老宅留守。有一百几十人，从小港搬至上海李诵清堂路(即现在的新闸路与武定路之间那一段陕西北路)。

　　此举非同小可，为的是什么呢？

　　小港李氏至梅塘公下各房每年可分得红利13万圆银洋，当时，一般职工的年收入仅为50银圆。小港李氏“厚”字辈16个兄弟中，单靠红利，就可以在小港老家舒适潇洒地过着无忧无虑生活。

　　可是，张太夫人不希望子孙只知道吃祖上老本，也不提倡子孙去当文武官员。同时，她反对子弟在书斋里抱着古书死读书，她鼓励后代走出国门，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

　　移居上海后，当时社会上的学校及教育设施还很不完备，张太夫人就在李诵清堂路李家大院子内自办新学。中文、英文、历史、地理、生物、数学、物理、化学和体育一应俱全，让学龄以上男女子弟都能受到相当于现代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

　　李名岳就是在家庭学堂完成了前期教育，1930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的名校——上海光华大学。

　　张太夫人有79个“祖”字辈后代，全部受到了高等教育，有三分之一到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留学，学的几乎都是理工科。这在最近发现的一块“李母张太夫人墓表”中刻得很明白。墓表有1300多字，记载颇为详细。

　　……其(指张太夫人)教子若孙也，曰：科学宜择其利济者为之，兵学、法学未始非御侮之才、治业之具，究之兵凶战危，如杀机何？舞文弄墨，如作奸何？汝曹其谨志之！至于农、工、贾、矿、理化、医药或裨实用，或利群生，肆而习之，积久自寤……

　　张太夫人的教育方针很英明。事实证明，李家后代因此获益匪浅，因为从“祖”、“名”、“维”、“汝”辈，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按着这个方针去执行的，他们大多成了科学家、工程师、建筑师、医学专家，还有核物理专家、钢琴大师、舞台美术设计大师……

　　救助同胞

　　张太夫人亡于1918年，这墓表所刻的事迹应是100多年前的事，是可信的，而且墓表中还刻下这位女子许多惊天动地之举，不是一般修桥、铺路、造凉亭、施粥等善事。

　　例如——

　　某年奸民谋略卖良家子女四百余人，舟之海外道经镇海，为夫人所闻，遣子征五商之海关，总榷已报可，旋为所前延搁，舟忽驶去，续遣子云书星夜走沪上，议电某红十字会，赍金南洋，赎而归之。

　　在张太夫人努力下，终于把贩卖到南洋群岛的我苦难同胞赎了回来。

　　清末著名学者王国维作诗一首赞美之：

　　一朝卖作奴，

终身为非民。

　　伟哉张太君，

　　独拯五百人。

　　张太夫人知道她公公李也亭在大海中搏斗，四顾茫茫，灯塔是指路明灯，所以她在普陀落伽山修灯塔。王国维也曾作诗歌颂张太夫人“燃灯照海”以利舟行，功德无量。

　　更值得称道的是，1885年3月，中法战争，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在福建马尾偷袭成功之后，北上犯石浦、镇海关。当时，浙江提督欧阳利见在镇海南岸小港金鸡山指挥战事。小港之外就是东海，法军可以乘小汽艇登陆。欧阳军门组织团练和征募兵勇，苦于缺乏资金，张太夫人得悉后，慷慨出资数万两。法军始终未能登上小港一步，舰队反而被打败退回澎湖。

　　张太夫人这位女性气魄不可谓不大。

　　有了先辈们的大胆创业，有了张太夫人的高瞻远瞩，小港李家的后人们在历史的风云变化中如鱼得水。他们究竟在哪些领域大显身手？

　　且看《江南望族小港李家风云录》第三回。

                张永祥泰栋方平/文任山葳/绘    稿源： 　　编辑： 钱元平  

     十几年前就读过老友昆仑树的《天界》。读时那种荡气回肠的血液沸腾感至今还每每回忆起时就会点燃。近日在老友博客上又看到《天界》，同样吸引我又拜读一遍。有些书读起来无聊枯燥，有些书读起来是一种享受，它能带你进入天界。

http://blog.sina.com.cn/zhanglinyes

     喀喇昆仑山上的康西瓦烈士陵园    来源：65537部队军事Q吧

    风，亘古旷野，肃穆的雪山，静静但残破的墓碑，每每会引起后来人怦然心动的思索。在这种瞬间接通的时空隧道中，每个人都会把自己摆放在一个位置。昆仑树也是这样。但骨子里流动的军人血没有仅仅让他到此一游，他感悟出了大西北山和天的含义，并把它铸造成这些触动读者心灵的文字。
    西北，给当代人极度原始、寂寞、贫瘠的恶劣形象，很多人唯恐避之不及。因为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享受和诱惑在那里都不存在。但西北给热血军人一个展示自我的辽阔空间，你可以尽情在那片天地间抒发情感（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有这份情感）。因此自古边塞就没断过豪情奔放的军旅诗人。在他们笔下，大漠黄沙，兵车辚辚，挑灯看剑，铁骑飞卷，这种豪气千古流传，成为民族的精神脊梁。这是那些有钱便是娘、成天琢磨怎么花女人的小白脸们体会不到的。惟有一代又一代的边塞军人能有这种深层的感悟。为什么？因为他们责任在肩。命在，这片土地就得在！
    人生如能体会到这样的西北之情的精髓，就会活得大气，活得充实，活得顶天立地！
    昆仑树的灵魂在那片苍穹之中！

    那是沐浴男子汉大丈夫灵魂的天界！

                江南望族小港李家风云录

                               宁波故事    第一回                

                       发财太公买下中国第一艘轮船

    江南望族，这里专指长江以南的著名工商业家族，时间上从清末民初起。那一时期，在上海、苏南、江浙一带出现了许多家族，如苏南与上海的荣氏（荣德生等）家族，皖南的徽商，浙江湖州、杭州的张静江、胡雪岩家族，“宁波帮”中的叶氏（叶澄衷）家族，镇海桕墅方家家族，至少相传在三四代以上。而小港李家则相传150多年，至今享誉国内外。

    在跨越两个世纪150多年的时间里，小港李家历经七代，人才辈出，遍布世界各地，不仅有商业巨贾，也有科技精英、艺术大师，更有革命志士，他们在众多领域谱写出各自的辉煌。

　　那么，小港李家究竟是怎样发迹的？有着怎样传奇的过往？“宁波故事”从本期开始将一一为读者朋友们细说端详。

　　                                     第一回

　　                                  闯荡上海

     小港李家的“发财太公”您知道是谁？他有个很普通的名字，李容。不过，发迹后，他就不叫这名了，改为李也亭，颇有书卷气。

　　李也亭闯荡上海滩的时候才15岁，也就是现在初中生的年纪，即1823年。开始是为长他12岁的哥哥李弼安挣一点娶妻子的银子。两兄弟赤贫，上有老母，李弼安快30岁了，还娶不起妻子。

　　15岁的孩子到了上海滩，在南市曹德大糟坊当小学徒，糟坊对出就是黄浦江，停泊着许多沙船。所谓沙船，就是适应北洋海道水浅沙多的特点而造的一种木帆船，平底、高桅、方头、巨橹、广舱。这种船可以载重约100吨，因为出没沙洪之间，空载时又须装沙压仓，故名“沙船”。

　　船上老大喜欢喝酒，李也亭经常挑着热酒送上船，船上伙计看他很机灵，又勤快，问他愿不愿意上船干活？李也亭很高兴，可糟坊老板说，“沙船三寸板，板内是娘房，板外见阎王。”李也亭不怕，老家靠东海，海上人的生活他清楚，不敢冒险，赚不来大钱。

　　1827年，19岁的他上了沙船。沙船北航，船里伙计可以带些上海的货物，回来再带些北方土产。李也亭头脑灵活，他的货往往俏销。可是，由南运北多是米糖纱布，取货要现银，他哪有这么多钱？

　　幸亏他结识了钱庄跑街、同乡人赵立诚，他唤赵是“大阿哥”，赵喊他为“小老弟”。李遵母训，为人信义第一。一笔账讲好啥时还清，必提前一日送到。赵很乐意为他筹款。这样几年下来，他竟攒了一笔钱。

　　一天，他乐呵呵地去找赵立诚：“大阿哥，我想自己弄条船。”赵立诚吓了一跳，问：“你可晓得置条船要上万两银子？”可是听了李也亭的设想后不禁拍手叫好。

　　那时沿江造船商很多，只要付一半定银，保你三个月船就可下水。沙船出海向来结队而行，主要是防海盗。于是他就加入了老城厢郁家、慈溪董家的北号船队。

　　谁也不曾料到，就靠这条船，李家后来竟成了上海滩风光百余年的工商巨子。

　　说到创业，李也亭确实费了不少心血。一般船东都把船交给老大管，他却趟趟随行，甚至年近半百时依然如此。

　　当时，清朝廷新将漕运由河运改为海运，因为中英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兵祸连接，沙船承运的南北漕粮十分危急。再加黄河溃决，“户部仿元人成法以漕运归海运”（《鄞县通志》食货志）。时任天津漕运局总办的张友堂也是宁波人，李也亭持乡晚辈名帖求见，受到不少照应。仅仅几年功夫，他不仅开办了久大沙船号，从一艘船发展到10余艘船，还在十六铺上游处买下一块滩地辟为久大码头。

　　久大沙船号筹办甫定，李也亭又盘算起新的生意来。和赵立诚的交往，使他深知钱庄很赚钱，便与赵立诚商定，用经营沙船的利润合开了“慎余”、“崇余”、“立余”三家钱庄，一开张就红火起来。

　　根据《镇海县志》记载：李也亭的沙船“岁获利三倍”，再加上钱庄，到了1850年资金已积至“数百万”。

　　李也亭发财了，他觉得置房买地是积攒财产的最好方式。于是，他一面将久大码头相邻的油车、竹巷两码头及周围地皮买下，一面又往乡下捎去几万两银子，让长兄弼安买了2000余亩田。

　　同时，他在镇上盖了一处气派颇大的宅院。宅第分东西两院。东院由弼安居住，称为乾房；西院称坤房，由他和妻儿居住。自此，宁波小港李氏家族便分为乾、坤两房。家中一切均由弼安执掌，听命于老太太叶太夫人。李也亭的沙船队承担漕运，南返时又带上长芦之盐，获利更巨。

　　但是问题来了，海盗横行海上，真是“前面有风暴，后面有强盗”，海盗勒索“千万金不止”，甚至上船，“公然登上座，争论价目”（《鄞县通志》食货志）。怎么办？

　　这个李也亭与慈溪费市、骆驼桥几个船老板商量：去买一艘轮船，配上枪炮护航。于是，他与人一起出资购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宝顺轮”。

     航运之先

　　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记载：“中国之用轮舟，自宁波宝顺轮始也。”《宁波市志》第九卷694面记载：“1854年（咸丰四年）冬，慈溪人费纶志、盛植琯、镇海李容等集资白银７万饼，购广东外商大轮船一艘，定名为‘宝顺号’，巡洋、防盗、护航，设‘庆成局’，延聘鄞县卢以瑛主持，慈溪张斯桂督船勇，镇海贝锦泉司炮舵，全船79人。”

　　文中的李容就是李也亭。150多年前，当时的南北洋都驶木帆船，李也亭联络一些老板居然购置了一条轮船，不是靠风力，而是靠机器动力，还配备枪炮用来护航，在海上打了几十仗，宁波人真挣气啊！

　　“阿拉不怕海盗了。”《镇海县志》记载，有一次，又碰到海盗，“督运者有难色，容所部独先进，余艘从之，漕事以济，叙功由六品衔擢盐运司，同赏花翎。”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记载：“宝顺船之名，震于海外，然是时中西猜阻，距五口通商之协议仅十余年，北洋无夷踪，创见轮船，颇为疑惧。”

　　山东巡抚崇恩对这新事物很恐惧，向朝廷报告。老佛爷发话了，什么火轮船，谁发给他们的执照啊？

　　于是众绅士聚会商量怎么回答这个责问。众绅士，当然也包括李也亭在内，曰：“此无难也，商出己资购轮船以护商，且以护运，官之所不能禁也。船造于夷，则为夷船，而售于商，即为商船。官给商船之照，例也！不计其自何来也。”这话答得好极了，西方有优良的航运工具为何不能用？我们商人购来，则是商船，不是夷船。

　　于是，“中外臣工，咸知轮船之利有裨于军国，曾文正首购夷船，左文襄首开船厂，二十年来，缘江缘海增至百余艘，皆宝顺船为之倡也。”“源其始，费纶志、盛植琯、李容三君之功不可没也。”

　　看官们不妨查一下，左宗棠1866年在福建始建船政局，1870年起始有大小轮船（兵舰）15艘；李鸿章在1872年办上海办轮船招商局，到1877年始购置轮船十几艘，都要晚于李也亭他们近20年。

　　这在《鄞县通志》食货志和《镇海县志》新志备稿、《宁波市志》、宁波庆安会馆的清代董沛撰《宝顺轮船始末》石碑中都有记载和刻着。

    能者为继

　　李世亨十分尊重母亲，为人善良豁达，他根据老母遗训：“一个人发财了，要多做善事。”因为兄弟俩早年丧父，靠老母扶养他们长大，所以对乡下鳏寡孤独专门拨款救济，每人一个摺子，月送米四斗，冬施棉衣，死舍棺材。

　　李也亭曾与兄商议在乡下办义庄，但是生前没有办成，遗言要他们子侄来完成遗愿。《镇海县志》记：“梅塘席先人遗业，操奇制胜、家资至数百万，与从兄弟源、濂等合资建养正义庄，规模之宏，为一郡冠。好义勇为，凡沪甬及本邑公益事务，暨输饷、赈灾、浚河、平道等费，前后至十余万金，卒赠荣禄大夫。”

　　李也亭只生下一个独子李梅塘，儿子不喜经商，却喜欢读书，李也亭并不勉强他，而是把全部久大沙船业交给他哥哥的大儿子李听涛管理。

　　1868年，李也亭正做六十大寿，不料传来坏消息，去北洋的沙船队遇大风暴，全部木帆船和货物沉没海底。李也亭急火攻心，昏倒在地，就此一病不起。气息奄奄中，对侄儿听涛断断续续说，“能者能者”，李听涛领会，叔父是说要以“能者为继”，接班人不一定是自己儿子。李也亭又说“宝顺宝顺”，李听涛领会，叔父是说沙船要改行，要搞现代化轮船像“宝顺”轮。

　　果然不出所料，李也亭去世时，沙船在上海还有3500多艘；到了1878年，减至400艘；到了1887年，只剩200余艘，已被迫转入内河运输。

　　不过，李家的第二代李听涛守业稳健。当时上海成为冒险家乐园，各色骗子兴风作浪，先是1883年丝业囤积倒闭风潮，连红顶商人胡雪岩也陷入绝境；1897年贴票钱庄风潮，李家钱庄幸未累及。

　　李听涛晚年也以叔父吩咐的“能者为继”遗训，选择了侄子李詠裳，先让詠裳在钱庄中学生意，后来詠裳创立大达轮船公司等，开始办现代化轮船公司。而李也亭兄弟俩的办义庄愿望，则由乾坤两房第二代李梅塘和李濂水等人完成。

　　比一比吓一跳

　　小港李家可以说是宁波帮中发迹最早、财力最雄厚、最为先进、影响也最大的家族之一。

　　这里不妨做一下比较。

    先说“发迹早”。

　　1830～1850年，在上海滩，他们就拥有一支10条沙船的船队和三家钱庄。

　　“宁波帮”中的叶澄衷（1840～1899年）也是15岁到上海，大约在1870年间才办起五金连锁店，迟于李也亭20年。

　　号称“宁波帮”鼻祖的严信厚（1828～1906年），1886年才在宁波办起了最早的工厂通久源轧花厂，晚于李也亨30年。

　　至于虞洽卿（1867～1945年），也是15岁到上海滩，1908年合资办宁绍轮船公司，独资办三北轮埠公司就更晚了，是1914年之际的事。

　　我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卢作孚（1893～1952年），1925年始创民生轮船公司。

　　无锡荣家荣德宗（1875～1952年）荣宗敬，1901年始在无锡上海等地办起面粉厂纱厂。

　　上海有两个外国冒险家，一个是哈同（1847～1931年），犹太人，后来加入英国籍，在上海搞房地产也是1901年后之事。还有一个沙逊（1881～1961年）英国人，1923年才到上海扩大沙逊洋行，在租界搞房地产。

    再说“财力最雄厚”。

　　《镇海县志》记，李家在李也亭、李听涛时财力已有“数百万两”。李氏亲属回忆清末已积财“一千万两”。

　　在1911年间，李家16房，每房年分红利13万圆银洋，16房共可分红利200多万圆，以百分之十计，推算一下其本金值应是2000万圆。而当时一些宁波帮和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个人总资产还不到100万圆。

　　辛亥以后，李家在今乌鲁木齐路、新闸路、陕西北路一带已有地皮200亩加上600亩，筑起了大批房屋，越界筑路，在新闸路一带称“李诵清堂路”，乌鲁木齐路一带称“地丰路”。家有“天丰”、“地丰”、“元丰”、“黄丰”四家房地产公司。李家筑路要比虞洽卿路（今西藏路冠名）早30年。

    所谓“影响最大”。

　　小港李家到了“厚”字辈，采用了“家族联姻”方法。如坤房李云书娶了镇海澥浦十七房郑家小姐为妻，清朝的军机大臣继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王文韶，把女儿嫁给李征五为妻；李梅塘的次女李银娥，嫁给镇海团桥桕墅方家方选青，而方选青的妹妹则嫁给梅塘四子李薇庄为妻，所谓姑嫂换亲；李梅塘长女金娥，嫁给鄞县夏启瑜（清末翰林）为妻；乾房李詠裳之女李锦章，又嫁夏启瑜之子；坤房李屑清娶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之妹王克贞……

　　按现在的说法，李氏家族的关系网很强大。

　　另一方面的影响，可以从李家的活动范围来讲，他们不仅在沪、甬间创业，而且远达东北。去年年底我们到锦州采访，发现当地有两个大公园内塑了李家后裔李善祥两尊二人高的大石像，与清朝的祖先皇太极并列，被称为“对锦州现代农业、现代工商业、现代教育事业有开拓之功”的爱国实业家。至于李家的“名”字辈、“维”字辈在国内外成为大师级人物，则影响更大了。

　　在这些了不起的大男人的身后，还有个女流之辈不得不提，她虽没有闯荡商海，但同样功不可没。她是谁呢？

　　且看下周日的《宁波故事》。

                                                          张永祥 泰栋 方平/文 任山葳/绘

    昨天和女儿一起看电视。不期想爆发了一场家庭论战。

    屏幕上正在播着某电视台的类似“星光大道”的歌手选拔赛。所不同的人家是真正的平民参与，与我们的准专业不同。既然是都是业余爱好，当然水平也就参差不齐，重在参与嘛。好在里面的评委相当敬业，每次评说也很精准。只听着各种好听的难听的声音此起彼伏。这些我倒没有在意，学声乐的女儿乐呵就行。眼看着一名女孩因唱功差矣被淘汰下来，走到后台，当然导播者认为出戏的关口就在这里，不论失败者或成功者一走下舞台松懈下来时自然会有万紫千红的表情。因此主播和镜头早已在这里严阵以待。张网捕捉。不过这个惨败的女孩让扑上前去的导播失望了。她很平静，面对镜头她说自己因为太紧张，没有唱好。但她回去还会苦练。明年一定会重新回到这个舞台上。听到她的话，我心里暗暗为她鼓掌叫好。

    紧跟在这个大气的女孩后面，是一个从事划船运动的小伙子。T恤衫后能看到鼓鼓的胸大肌和粗壮的臂膀，是个现在颇受一些人追捧的所谓肌肉男类型。他唱了一首后来评委们说的大歌。大小我不懂，但能听出来那首歌被他唱得不仅跑调，而且如同白开水一般，自然也就在评委那里听不到好话，下场也就与他前面那个女孩一样。当他下台来到后台台口时，导播自然又贴上去问他的感想。让我没有料到的一幕出现了。这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竟然一句话没说完就趴在墙上嚎啕起来，很快又出溜到地上，蹲在那里把脑袋埋在肘弯里不停地抽泣。我顿时生出一股厌恶之感，脱口说道：真是没出息的东西。没想到旁边的女儿斜了我一眼，说干嘛这么说人家啊，人家挺不容易的。嗨，我说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这么经不起挫折？何况这还谈不上是多么大的挫折，就哭天抹泪的，不是没出息是什么。男人就要顶天立地，就要刚强，要能撑起一片天空。要能在任何灾难挫折面前不折不弯。女儿冲我不屑地呲呲牙。

    我想这个死丫头还不服气，一定要痛说革命家史开导她，让她知道今后应该怎么立世。

    我说想当年你爸我在八一摩托车队当男子两轮区队区队长时，在一次飞跃断桥的训练中，因提把过高，车落在对面的桥板上就直立着倒扣下来。我的尾巴骨在重力加速度的作用下，重重地砸在坚硬的桥板上，当时就觉得脊椎骨粉碎了一般的剧痛。看到队里的医生护士远远地跑来，当时有一个信念，不能让别人抬走，我一定要自己走。因为队友们都在看着，如果我被抬走，肯定会给他们心里造成影响。而且，我心底里还有一个声音，要挺住，要给人我不在乎，小事一桩的感觉。也许这就是男人的自尊心吧。我向队医摆摆手，硬挺着站起来，身上的感觉那就不必说了。

    那时我们在老山摩托车训练场训练时，每天都有一些国家队的教练和许多群众在那里观看。那一天，翻车瞬间他们的表情我没看见，但我走下断桥时透过帽盔下的护目镜看到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的身上。事后我想他们一定在判断这个人骨头断了没有，还能不能走路，也许还在等着瞧我被紧急抢救，甚至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场面。我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我一步一步走下断桥，一步一步走向停在训练场边缘的救护车。我甚至还在想着，要把腰挺得直一些，让人看着像若无其事。其实这时每挪动一步，撕裂的感觉都从下半身顺着脊椎传遍全身。那感觉就像有人拿刀抽你的筋。事后女子区队的姑娘们对我说：区队长，当时看你的脸就像白纸一样。

    终于上了救护车后，门一关人几乎就瘫在那里。队医简单检查后送到301。透视结果还好，只是因受到剧烈撞击，脊椎有错位。打了封闭后，进入了近一个多月的治疗。

    我对女儿说：女孩就算了，但男人就应该在任何情况下能挺住，要活得大气，给人信心和信赖。

    我以为这段亲身经历会让她改变看法，没想到听完的女儿反驳说：那是你们那个时代。现在时代不同了，人的想法也不一样了。

    傻丫头这下把我的火给挑起来了，我说：不管时代怎么变，男人都不能变成怂包蛋。比金钱贵重的是精神。前面唱坏了的那个女孩还没怎么样呢，他倒不行了。真给男人丢脸。我指着电视屏幕说：这样的男孩子你能信任吗？碰到事他先跑了，把你扔在那了。他能保护你吗？你以后长大了找男朋友别给我找这样的。如果是这种中看不中用的小白脸我就一脚把他踹出去！

    也许是其中的哪句话触动了她，女儿对立的态度缓和了。但她还是说，你说的那样的人现在太少了。

    我说你们班的男孩子有多少是电视上这个怂样的。

    她说，基本上全是。

    这下轮到我没话说了。

    看看周围娇生惯养的一代，不能不说是当今教育制度的极大失败。多读书不能说不对，但死读书把孩子们都读得只知道学习成绩，却不知道怎么做人，缺失了人的精神灵魂。

    看看刚刚播完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那些被人不屑地称为炮灰的散兵游勇，在打疯了的对手扑将上来的时候，他们会不顾生命的危险反扑回去进行生死搏杀。他们没有高尚的道理。只知道背后就是自己的家。他们前赴后继地倒在那里，死后仅有一块木牌。为什么？就为那块叫南天门的土地还属于中国。

    那场面让曾为军人的我一遍一遍地热泪盈眶。为什么？就因为我曾在老山前线的炮火下翻滚过……，我知道，在内地吐个烟圈随口而出的一句“祖国在我心中”，在那里是要拿血和命来证明！

    当然，生死面前有英雄，也有孬种。当年的军人中也有被老婆拖后腿的，宁愿被处分上军事法庭乃至双开判刑，也不上前线的。但那在参战的军人中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义无反顾的。这其中有多少责任感？又有多少男人的自尊？恐怕没人说得清。但我想人们都有心照不宣的感觉，在这时后退，一辈子生不如死。一个男人的尊严丧失了，那生命也就终结了。

    那时空洞洞的脑子里回荡着小时姥姥教的一句话：宁可被打死，也绝不能被吓死!

    正如现在写抗战的一本书名：尊严不是无代价的。

    现在的男孩子们有多少能愿意付出这样高昂的代价？

    1963年春天，青海核实验基地建成。在北京生活多年的核科学工作者们，就要离开大城市到遥远的青海去了。许多大科学家至今还能清晰地记起，当时负责国防尖端武器研制的张爱萍所做动员报告结尾的原话：“一个人来到世上，无非两条路，一是要做官，一是要做事。要做官的，你们就留下，我那里无官可做；要做事的，就跟我走！戈壁滩上能做成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天苍苍，野茫茫，到处青山埋忠骨。愿意跟我走的，现在就签名！”

    一大批当时中国的顶级科学家们唱着歌跟着他西出阳关，终于为祖国点燃了那声“东方巨响”。让历史上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从此在世界上挺直了腰杆。然而，他们10年后才拿到奖给研制原子弹功臣的10元钱的奖金。

    张爱萍写下了那些大科学家们的精神：“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

    现在的男孩子们还会去做这样的事吗？

    看看刚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吧，那名为制止盗贼的空军中校，又一次在众人眼前被孤独地打倒在地，全菜市场里的男人们都他妈的被集体点了穴，无一人施以援手。这就是我们当今教育制度的“伟大胜利”，教出了一群又一群丧失了正义与廉耻，只知道数钱和制造粪便的废物。

    10年前进入21世纪之际，就有忧国之士发出深深的忧虑：谁来保卫2000年的中国？

    现在看来，这绝不是杞人忧天。

    看看当今的男孩子们，动不动一个个头发乍刺，小脸煞白，拿态扮酷；要不然就是油头粉面，风花雪月，样样精通的；还有感叹生不逢时，牢骚满腹，长吁短叹的；更有骂爹骂娘，愤世嫉俗，看破红尘的；最气人的是能说一万句话，却干不好一件事的。

    能信任这样的一代人吗？能把守望江山和家的安全责任交给他们吗？

    美国军队的座右铭：责任，荣誉，国家。中国下一代的男人们，是缺一样？还是两样？还是整体缺失？

    真爷们的血性，到底还属于不属于下一代的中国男人？ 

    摘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790a5e0100cmrg.html

                                凝望父辈的旗帜

                                      ——送《上将张爱萍》一程

    “黑鹰计划”又要启动，这次是六集纪录片《从战争中走来——记上将张爱萍将军》。我帮不上什么忙，写下心中的感言，送摄制组出征。

    有幸对《张》最初的文案稿先睹为快。那是一部二十多万字的详细记述，因为种种原因，六集的篇幅允许保留下来的字数大约只有五、六万字，删去的精华只有读过原著的人才知道过程的惨烈，我将其形容为“凌迟”，刀刀砍在痛处。黑鹰已经受过一次，因为张将军之子的原著有五百万字。然后他又不得不再次痛下杀手，举刀自戕，其中的痛可以想见。

    在读原稿的时候，我时时想起《亮剑》，暗自猜测《亮剑》的原作者是否知道张将军一生的传奇，虽然细节不同，但充斥其中的“真爷们”之气却是极其近似。将军的戎马生涯与率真品行与李云龙几乎相同，但后者是假想人物，而将军却是实实在在活在二十世纪跌宕起伏的岁月中。

    他是一面孤独的旗帜，不随风飘扬，他的方向完全出自他的本心；而他的本心所生发出的力量，却足以让他不依赖于风力而高高飘扬。

    黑鹰一度困惑怎样在体制内操作出一部“不合体例”的人的传记，这个问题只怕会成为我们的“身后事”了。我理解黑鹰，每一次的奋斗都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每一次的辩驳都是内心中血泪奔涌的历练，而每一次的结果都是让人心碎而无奈的惨痛过程。我们都在这样的油锅中煎熬过，但不同的是，我现在已经就范，而黑鹰始终渴望重生。

    因为他的骨子里也飘扬着那面孤独的旗帜。无论从年龄、血脉以及发自本心的力量，他都比我更靠近这面旗帜。

    我始终凝望这面旗帜，因为内心的渴望，也因为虽渴望却无法到达的结果。

    启程吧，带着内心始终保有的激情，带着张将军缔造的传奇一生，去重温血火交织的生死战场，去体会誓不低头的男人品性，还有艰苦岁月中的患难真情，还有和平时代里的雄才大略。

    我们生不逢时，施展不了骨血中流淌的气节，但我们能够借助这部传记片让我们的灵魂重生。

    我始终凝望你们的旗帜，看它在春天的时候被你们紧紧握住，竖起在我们的心里，看它在秋天的时候被你们高高擎起，飘扬在神州大地。

    我没有别的方式跟你们在一起，我只有凝望的目光，它也是一种力量，不离不弃的力量。

黑鹰评述：

    真悲壮！还未出征已泪洒！想不到如此激昂动魄的壮行歌竟然出自一个弱女子的笔下。我们摄制组的全体弟兄们好好看看吧！它是期待，也是号角。人生能有几回搏！对我们来说，进十步退九步那也是胜利。因为它已经取得了终于前进一步的成功。但愿我们能竖起那面旗帜。因为它会永远引导着冲锋的团队！
    旗正飘飘
    马正萧萧
    枪在肩刀在腰
    热血似狂潮
    旗正飘飘
    马正萧萧
    好男儿报国在今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