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读陈平原对读书的讲演，更见得他编出《读书读书》，不禁会心一笑。苏友贞君曾经揶揄读书人那种为读而读的乐趣，称毫无目的地读完《追忆似水年华》就是检验这种乐趣的书生办法。而又是哪位清高的女小说家说起，一个有教养的女子，是不会炫耀她读过的书，却可发现读来的诗书已经浸润在她的举手投足中了。被这位高蹈的言辞逗乐了，其实有时读书就是同过日子一般平易的事。

    书友是人生宝贵的伴侣，我们交换书，交换阅读中这种缓慢而绵密的热情。最近的一位小书友是谁呢？Iris小姑娘，可她已经远在圣路易斯。小姑娘说，我写来读书笔记，总是不愿把它们贴出来。世界上的各个角落到底散落了多少静静地享受这种既能同有心人会心一笑又能滔滔不绝相谈甚欢的乐趣的人？帕斯卡·吉尼亚在《罗马阳台》里说，读书的人在角落。

     不读书的日子，我大抵是错过了许许多多的大小书友，还遗失了现实生活这本大书的若干页，可是谁又知道这当中没有她的乐趣呢？如是一段，也是一种读。我且停下不作辩护，可这一遭却令我与早先读书时的熟悉之感疏远隔膜了，深有一种耳聋目盲不得要领之感；此时再来读书，个中五味，亦是自己才能体味。

     贴两则小文，是陈平原和山羊胡子赵汀阳对读书的感悟，共赏之。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

——陈平原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后记中，我引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里的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考试？何必拿学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当然，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一、读书的定义

 

　　什么叫“读书”，动词还是名词，广义还是狭义，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还是“学得好不如长得好，长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读书？看来，谈论“读书”，还真得先下个定义。

 

　　“读书”是人生中的某一阶段。朋友见面打招呼：“你还在读书？”那意思是说，你还在学校里经受那没完没了的听课、复习、考试等煎熬。可如果终身教育的思路流行，那就可以坦然回答：活到老学到老，这么大年纪，还“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一点也不奇怪。

 

　　“读书”是社会上的某一职业。什么叫以读书为职业，就是说，不擅长使枪弄棒，也不是“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过去称读书郎、书生，现在则是教授、作家、研究员，还有许多以阅读、写作、思考、表达为生的。

 

　　“读书”是生活中的某一时刻。“都什么时候了，还手不释卷？”春节放假，你还沉湎书海，不出外游览，也不到歌厅舞厅玩乐。

 

　　“读书”是精神上的某一状态。在漫长的中外历史上，有许多文化人固执地认为，读不读书，不仅关涉举动，还影响精神。商务印书馆出版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所撰《阅读史》(2002)，开篇引的是法国作家福楼拜1857年的一句话：“阅读是为了活着。”这么说，不曾阅读或已经告别阅读的人，不就成了行尸走肉？这也太可怕了。还是中国人温和些，你不读书，最多也只是讥笑你俗气、懒惰、不上进。宋人黄庭坚《与子飞子均子予书》称：“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问题是，很多人自我感觉很好，照镜从不觉得面目可憎，这可就麻烦大了。

 

　　这四个定义都有道理，得看语境，也看趣味。以前说“学而优则仕”，现在变了，是“仕而优则学”——这后一个“学”，当然是装模作样的了，“‘官大学问大”嘛。中国特有的学历高消费，让人哭笑不得。如果有一天，连学校里看大门的，也都有了博士学位，那绝不是中国人的骄傲。眼看着很多年轻人盲目“考博”，我心里凉了半截，我当然晓得，都是找工作给逼的。这你就很容易明白，很多皓首穷经的博士生，一踏出校门，就再也不亲近书本了，还美其名曰“实践出真知”。

 

　　想到这些，我才格外欣赏那些不为文凭，凭自家兴趣读书的人。在北大教书，自然是看好自己的学生；可对那些来路不明的“旁听生”，我也不敢轻视，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教室里有位子，你尽管坐下来听。这种不太符合校规的通融，其实更适合孔夫子“有教无类”的设想。

 

　　拿学位必须读书，但读书不等于拿学位。这其中的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开学演讲时，专门谈这问题，希望学生们以学问为重，不要将大学看做文凭贩卖所(《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第二年开学，蔡先生再次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日后回想北大十年，蔡先生很得意，以为他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大学的想像(参见《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以及《自写年谱》)。现在看来，蔡先生还是过于乐观了，成为“贩卖知识之所”的大学，以及视大学为“养成资格之所”的学生，当今中国，比比皆是。

 

　　大致感觉是，今日中国，“博士”吃香，但“读书人”落寞。所谓“手不释卷”，变得很不合时宜了。至于你说读书能“脱俗”，人家不稀罕；不只不忌讳“俗气”，还以俗为雅，甚至“我是流氓我怕谁”。

 

　　二、读书的成本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叫“经济学帝国主义”，说的是经济学家对自家学问过于自信，不只谈经济，还谈政治、文化、道德、审美等，似乎经济学理论能解决一切问题。于是，讲机会，讲效率，讲成本核算，成了最大的时尚。你说“读书”，好吧，先算算投入与产出之比，看是否值得。学生选择专业，除个人兴趣外，还有成本方面的考量，这我理解。我不谈这些，谈的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精神状态的“读书”。

 

　　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书籍”，与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读书”之间，有某种微妙的关系，值得仔细钩稽。这里所谈论的“读书成本”，带有戏拟的成分，可博诸位一笑。

 

　　那是一则现代文学史上的公案。这么多劝学诗文，最有趣的，莫过于《礼拜六》的说法：“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健康，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也就是说，读书好，好在既便宜，又卫生。“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王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诸君越说越邪乎，甚至在报纸上登广告：“宁可不娶小老嬷，不可不看《礼拜六》。”这下子可激怒了新文学家，叶圣陶撰《侮辱人们的人》，称：“这实在一种侮辱，普遍的侮辱，他们侮辱自己，侮辱文学，更侮辱他人！”宁肯不娶小老婆云云，当然是噱头，不可取；可也说出实情：随着出版及印刷业的发展，书价下降，普通人可以买得起书刊，阅读成为并不昂贵的消费。起码比起大都市里其他更时髦的文化娱乐，是这样。我说的不是赌博、吸毒或游走青楼等不良行为，比起看电影，听歌剧，观赏芭蕾舞、交响乐来，读书还是最便宜的——尽管书价越来越贵。

 

　　现在好了，大学生在校园里，可以免费上网；网上又有那么多文学、史学、哲学名著，可以自由阅读乃至下载。好歹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之余，你干什么？总不能老逛街吧？听大歌剧、看芭蕾舞，很高雅，可太贵了，只能偶尔为之。于是，逛书店，进图书馆，网上阅读等，成了日常功课。可问题又来了，阅读需要时间。

 

　　十几年前，在香港访学，跟那里的教授聊天，说你们拿那么多钱，做出来的学问也不怎么样，实在让人不佩服。人家说，这你就外行了，正因为钱多，必须消费，没时间读书。想想也有道理。大家都说七七、七八级大学生读书很刻苦，他们之所以心无旁骛，一心向学，除了希望追回被耽误的时光，还有一点，那时的诱惑少。不像今天的孩子们，目迷五色，要抵抗，很难。我的经验是，穷人的孩子好读书，一半是天性，以及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一半则是无奈，因太时尚太高雅的娱乐玩不起。不过，没关系，这种选择的限制，有时因祸得福。作为生活方式的读书，对财力要求不太高，反而对心境和志趣要求更高些。

 

　　三、读书的姿态

 

　　在学界享有盛名的《读书》杂志，创刊号上有一名文《读书无禁区》，直接针对那时的诸多清规戒律。人为地划定禁区，说这些书能读，那些书不能读，未必有效果。历朝历代，那么多禁书令，全都行不通。越是朝廷查禁的书，读书人越感兴趣。不是说“雪夜闭门读禁书”吗，那可是很高雅的。就说《金瓶梅》吧，经常被禁，可士大夫家置一编，不放在桌子上而已。

 

　　读书没禁区，可阅读有路径。也就是说，有人会读书，有人不会，或不太会读书。只说“开卷有益”，还不够。读书，读什么书，怎么读？有两个说法，值得推荐。一是淸末文人孙宝瑄的，他在《忘山庐日记》中说，书无新旧，无雅俗，就看你的眼光。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反过来，以旧眼读新书，新书皆旧。

 

　　林语堂说的更有趣：只读极上流的，以及极下流的书。中流的书不读，因为那些书没有自家面目，人云亦云。最上流的书必须读，这不用说，谁都会这么认为。可为什么要读极下流的书呢？极下流的书里，泥沙混杂，你可以沙里淘金——因为社会偏见，很多先知先觉者的著述，最初都曾被查禁。还有一点，读这种书的人少，你偶尔引述，可以炫耀自己的博学。很多写文章的人，都有这习惯，即避开大路，专寻小径，显得特有眼光。这策略，有好有坏。

 

　　金克木有篇文章，题目叫《书读完了》，收在《燕啄春泥》(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中，说的是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言，少时见夏曾佑，夏感慨：“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夏曾佑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才觉得有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么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这是教人家读原典，不要读那些二三手文献，要截断众流，从头说起。

 

　　其实，所谓的“经典”，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甚至不同性别，经典的定义在移动。谈“经典”，不见得非从三皇五帝说起不可。善读书的，不在选择孔孟老庄那些不言自明的经典，而在判定某些尚在路上、未被认可的潜在的经典。补充一句，我主张“读经典”，但不主张“读经”——后者有特定含义，只指向儒家的四书五经，未免太狭隘了。

 

　　谈到读书，不能不提及阅读时的姿态。你的书，是搁在厕所里，还是堆在书桌上，是放在膝盖还是拿在手中，是正襟危坐还是随便翻翻，阅读的姿态不同，效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这涉及阅读时的心态，再往深里说，还关涉阅读的志趣与方法等。举个大家都熟悉的人物，看鲁迅是怎样读书的。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中说，自己有个“随便翻翻”的阅读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不用心,不费力,拿这玩意来作消遣，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要翻，已经过时的书也要翻，翻来翻去，眼界自然开阔，不太容易受骗。

 

　　这“随便翻翻”的意思，接近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可必须记得，鲁迅说了，这不是读书的全部，是“当作消闲的读书”，“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这就是鲁迅杂文的特点，怕你胶柱鼓瑟，说完了，自我调侃，甚至自我消解，让你培养独立意志与怀疑精神。确实如此，鲁迅还有另一种读书姿态。

 

　　就拿治小说史来说，鲁迅称：“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不是信》)。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三书，与《中国小说史略》相对照，不难发现鲁迅著述态度的严谨。比起同时代诸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才子来，鲁迅的学术著述实在太少；许多研究计划之所以没能完成，与其认真得有点拘谨的治学态度有关。可几十年过去了，尘埃落定，不少当初轰动一时的“名著”烟消云散，而《中国小说史略》却依然屹立，可见认真也有认真的好处。

 

　　回到读书，该“随便翻翻”时，你尽可洒脱；可到了需要“扎死寨，打硬仗”的时候，你可千万马虎不得。所有谈论大学校园或读书生活的，都拣好玩的说，弄得不知底细的，以为读书很轻松，一点都不费力气。你要这么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挂在口头的轻松与压在纸背的沉重，二者合而观之，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

 

　　四、读书的乐趣

 

　　在重视学历的现代社会，读书与职业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大学里，只讲修心养性固然不行，可都变成纯粹的职业训练，也未免太可惜了。理想的状态是，不只习得精湛的“专业技能”，更养成高远的“学术志向”与醇厚的“读书趣味”。

 

　　读书必须求解，但如何求解，有三种可能性：好读书，不求甚解——那是名士读书；好读书且求甚解——那是学者读书；不读书，好求甚解——这叫豪杰读书。后面这句，是对于晚清“豪杰译作”的戏拟。自由发挥，随意曲解，虽说别具一格，却不是“读书”的正路。

 

　　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必须跟下面一句连起来，才有意义：“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里关注的是心境。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如何解说？为自家功名读书，为父母期待读书，或者为祖国富强而读书，都有点令人担忧。为读书而读书——据叶圣陶称，郑振铎谈及书籍，有句口头禅“喜欢得弗得了”(《<西谛书话>序》)——那才叫真爱书，真爱读书。读书这一行为自身，也就有了意义，不必“黄金屋”或“颜如玉”来当药引。将读书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或者像龚自珍自嘲的那样“著书都为稻粱谋”，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古之学者，读书有得，忍不住了，只好著述；今之学者，则是为著述而读书。今日中国，学术评价制度日渐刻板，学美国，“不出版，就死亡”。于是，大家见面，不问读了什么好书，只问出了什么新书，还有申请到什么课题。真不知道如果不报课题，还读不读书。我的感觉是，这种为著述而读书的习惯，很容易使阅读失去乐趣。

 

　　作为学者，你整天手不释卷，如果只是为了找资料写论文，也会走向另一极端，忘记了读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教训。十几年前，为了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我猛读了很多好的、坏的武侠小说。读伤了，以致很长时间里，一见到武侠小说就头疼。真希望有一天，能完全卸下学者的盔甲，自由自在地读书。我写过两本闲书《阅读日本》和《大英博物馆日记》，那不是逞能，而是希望自己能恢复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以及阅读乐趣。

 

　　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后记中，我引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里的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考试？何必拿学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当然，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陶渊明所说的“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是很多读书人的共同体会；不仅“忘食”，还可能忘了生死。刚才提到的《阅读史》中，有一幅摄于1940年伦敦大轰炸期间的照片，很感人。坍塌的图书馆，靠墙的书架并没倒下，瓦砾堆中，三个男子还在怡然自得地阅读。这固然是对抗厄运，坚信未来，但也不妨解读为：“阅读”已经成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为生命存在的标志。这本书中，穿插了大量关于书籍以及阅读的历史图像，很好看；遗憾的是，关于中国的，只有一幅16世纪的版刻，描述秦始皇焚书情景。

 

　　五、读书的策略

 

　　读书，读什么书？读经典还是读时尚，读硬的还是读软的，读雅的还是读俗的，专家各有说法。除此之外，还牵涉到不同的学科。我的建议是，读文学书。为什么？因为没用。没听说谁靠读诗发了大财，或者因为读小说当了大官。今人读书过于势利，事事讲求实用，这不好。经济、法律等专业书籍很重要，这不用说，世人都晓得。我想说的是，审美趣味的培养以及精神探索的意义，同样不能忽略。当然，对于志向远大者来说，文学太软弱了，无法拯世济民；可那也不对，你想想鲁迅存在的意义。

 

　　两年前，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在北大演讲，提到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跟他说的两句话：中国文学世界第一；研究中国，从文学入手是最佳途径。公开发表时，这两句话都被删去了，大概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以为是挟洋人以自重。可后面这句，其实很在理。从文学入手研究中国，照样可以广大，可以深邃。而且，我特别看重一点：从文学研究入手，容易做到体贴入微，有较好的想象力与表达能力。所有这些，都并非可有可无，不是装饰品，而是直接影响你的学问境界与生活趣味。你看外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中对于文学经典的引述与发挥，你就明白，中国学者对于文学的阅读，普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浅。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确实应该发扬光大，因此，建国学院，修清史，编《儒藏》，我都没意见。我想提醒的是，今天谈“传统”，有两个不同的含义。晚清以降，中国人与西学对话、抗争、融合，并因此而形成的新文化，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的传统。比如，谈文学，你只讲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不讲鲁迅，行吗？说到现代文学，因为是我的老本行，不免多说两句。不是招生广告，而是有感而发。尽管我也批评五四新文化人的某些举措，但反对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归咎于五四的反传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很多人开始头脑发热，大谈“民族自信心”，听不得任何批评的声音。回过头来，指责五四新文化人的反叛与抗争，嘲笑鲁迅的偏激与孤独。我理解这一思潮的变化，但也警惕可能的“沉渣泛起”。

 

　　说到读书的策略，我的意见很简单：第一，读读没有实际功用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第二，关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连的现当代文学；第三，所有的阅读，都必须有自家的生活体验做底色，这样，才不至于读死书，读书死。

 

　　古今中外，“劝学文”汗牛充栋，你我都听了，效果如何？那么多人真心诚意地“取经”，但真管用的很少。这里推荐章太炎的思路，作为演讲的结语。章先生再三强调，平生学问，得之于师长的，远不及得之于社会阅历以及人生忧患的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0年”条有言：“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而在1912年的《章太炎先生答问》中，又有这么两段：“学问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讲，讲不了许多。”“曲园先生，吾师也，然非作八股，读书有不明白处，则问之。”合起来，就三句话：学问以自修为主；不明白处则问之；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借花献佛，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读书的诀窍”。

 

赵汀阳：读书是为了思考

　　【书房设计】

 

　　赵汀阳的书分为两处。在摆放着电脑桌的书房里，三面墙都是书柜，基本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客厅里有两处书柜，一处摆放着《莎士比亚全集》等图书，一处摆放着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以及一些历史考据类图书。对于一个做学问的人来说，几千册数量的图书并不算多，但赵汀阳称，自己并不保存所有书，此前已经淘汰过好几批杂书或没什么用的书，都卖了废品。有趣的是，他的客厅里没有电视，他说基本不看电视，卧室里有一台很小很旧的电视，主要用来看碟，大部分时间还是以读书和写作为主。

 

　　1 《三国演义》，我站在曹操集团一边

 

　　书对于我基本上就是劳动工具，就像工人的车床、士兵的枪，而不是一种趣味。读书有助于思考问题，所以才读书。一旦产生了思想，就把书忘了。如果是无助于思想的书就不读了，没功夫读，我是个劳动者，要先考虑劳动。当然，在少年时候，还没有学会思想和劳动，书大概就算是趣味和娱乐了。

 

　　我是在“文革”期间上的小学和中学，能看到的书的种类很少，但是对于小孩来说，马马虎虎也够看。四大名著当时没有禁，我看得最多的是《红楼梦》和《三国演义》。最早看《红楼梦》是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三国演义》看的时间更早些。看完一遍以后，还想看，又看一遍，看完了又想再看一遍，这样，《红楼梦》大概看了六七遍，《三国演义》大概看了二十多遍。当时学写格律诗词，所以也经常看看《红楼梦》里面的诗词，以为《红楼梦》的诗词和唐诗宋词等古典诗词水平好像差不太多，到中学时才看出《红楼梦》诗词其实比较一般，华丽有余，意境不够，于是就不再看《红楼梦》了。《西游记》断断续续地看完，千篇一律，妖怪都看混了。《水浒传》倒是连贯看完了，但感觉一般。最喜欢《三国演义》，场面宏大，计谋复杂，人物富于智慧。我对刘备集团没有兴趣，支持曹操以及曹操集团中的人物。曹操、司马懿、郭嘉、贾诩等，都是大气且能成事的人。曹操打过一些败仗，那是因为他有创造力，胜仗打太多了，智者也有失误。《三国演义》里有些小故事尤其有趣，例如秦宓答问，以《诗经》句子为典故巧妙回答关于天的问题，实在很漂亮。

　　2 读《史记》，醉心于波澜壮阔英雄史

 

　　上初中之后看《史记》。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史记》属于学术著作，我那时是把它当文学作品看的，《史记》波澜壮阔，英雄一批批死去，不是英雄的也一批批死去，《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以及许多列传都非常好看。

 

　　在《刺客列传》中，荆轲名气最大，其实武艺并不高强。开始时荆轲向燕太子丹推荐了一个武功非常好的剑客去刺杀秦王，因为找不到这个人他才去。荆轲害怕失败，但为兑现诺言而不得不去，所以很悲壮。豫让的故事更富于思想意味。豫让多次跳槽，原先在范氏、中行氏手下办事，后来投到智伯门下，智伯对他十分赏识，以国士待之。智伯被赵襄子剿灭，全族被杀。豫让要杀赵襄子为智伯报仇，第一次暗杀赵襄子被抓住了，赵襄子觉得豫让讲义气，把他放了。后来豫让把漆涂抹在脸上身上，伪装患有严重皮肤病，但第二次暗杀又被赵襄子抓住了，赵襄子说：你以前也侍奉范氏、中行氏，智伯把他们灭了，你怎么不向智伯报仇反而投奔他呢？豫让说，以前的几个主人把我看作一般人，我就以一般人的行为回报他们，智伯以国士待我，把我看作杰出人才，我就以杰出人才的行为回报他。赵襄子说：我因你讲义气饶恕过你，也对你有恩了，你又怎样解决问题呢？豫让要求赵襄子脱下衣服，他用剑刺衣，表示已为智伯报仇，也算回报赵襄子的宽恕。但这样做毕竟不是真的报仇，于是豫让以自杀作为最后的解决。

 

　　除了《史记》之类，也读一些国外的小说。当时图书馆已经被封了，我有一个亲戚在里边工作，所以能看一些世界文学名著，西方小说更善于写人，尤其是心理描写，这一点为中国小说远远不及。在外国作家中，最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先看朱生豪的译本，后来又看方平的译本。据说方平的译本更准确，但朱生豪文笔太好了，我觉得更传神、更能传达莎翁原著的气氛。

　　3 康德哲学，原来哲学不需要“背诵”

 

　　1978年上大学之后文学看得不多，应该说很少，但也看了一些现代作品。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森·麦卡勒斯、迪伦·马特等，都很喜欢。国内作家的作品看得少，不过刘恒的《四条汉子》很有趣，王朔的《无知者无畏》关于大众文化的分析令人佩服，像这样全都是实话的书恐怕世所罕见。

 

　　因为学哲学做哲学，所以主要看的是哲学。我读哲学书是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开始的，开始看不太懂，它讨论问题而不是告诉人一些可以背诵的“原理”。哲学原来是讨论问题的，这个发现对我是个觉悟。当我发现了这一点，就知道有事可做了。当时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讨论这些问题而不是那些问题，为什么这样分析而不是那样分析。盛晓明同学帮了我很大的忙，听他解说康德，搞清楚了问题和目的，书就好读了。接着又读了康德其他的著作。有了自己的哲学思路，就不同意康德的理论了，但始终对康德充满敬意。

 

　　大学毕业后很长时间里没钱买书，也没书架，更没有书房，但这对思考问题没有影响。现在留下来的旧书不多了，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放书，我已经淘汰了好几轮。在有钱买书之前，主要是借图书馆的书看，尤其是英文版的专业书。从1985年到1993年，由于研究的是西学，少读中国书，都是在社科院图书馆借英文书读，其中维特根斯坦读得最多，至今对《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保持敬意。后来对中国问题感兴趣，又重新读中国书。近些年来读得多的是《尚书》、《春秋》、《礼记》、《国语》、《战国策》、《逸周书》、《仪礼》以及先秦诸子之书。年轻时候以为孔孟的书是最好的国学，后来发现管子、荀子、商鞅、韩非子甚至吕不韦所讨论的问题比孔孟丰富多了。当然，最好的还是《尚书》。

 

　　4 休闲的书，一定要荒诞且有幽默感

 

　　读书是一种劳动，而不是享乐。读书就是与书中的思想进行对话，和作者一起讨论问题分析问题，不仅要提出自己的论证，还要提前想好下一步的反论以便反驳自己。哲学问题都不可能彻底解决，所以最适合成为劳动对象。不过如果是想读本能够休息的书，我可能会读非常荒谬的书，但一定是有幽默感的，假如荒谬又认真，就恐怖了。我有一本这样的好书，叫《这本书叫什么》，其中有许多逻辑推论的笑话，奇怪的是如此有趣的书却一直没有看到再版。我的书都是能够买得到的或者借得到的，没有什么孤本古本之类，稀奇的书也许珍贵，但对于我的工作没有意义。对于我，书只是途径和手段，只具有功能性的意义。书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玩的。

 

　　我有些好书是师长和朋友们送的。李泽厚老师给过我许多书，不过我最喜欢的他的几本思想史，都是自己买的。我和艾科都是欧盟跨文化研究院的成员，他是学术主席，他送我的都是学术书，我送他的是小说《玫瑰之名》。哈贝马斯也送我几本书，我与他关于交往理论有过讨论，他送了我几本书，包括Between Facts and Norms和The Inclusion of the Other。他不能读中文书，于是我回送了他一张漫画，画的是他的交往理论的笑话，我看他挺高兴的。法国公使郁白先生是汉学家，送了我一本中文版的《悲秋》，是研究中国文学与思想的，很有中文功力，让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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