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沿着漫长的海岸线

走了不知道有多远

我们看到了海，看到了风，云，浪，海鸥

还有那么碧蓝的天

我们在第二海滨浴场游泳

在防波堤上第一次看到了活的海蜇

在花石楼看到了拍婚纱照的幸福青年

在八大关，我们险些迷了路

转过太平角，沿着海边继续走

谈论着奥运会，和即将在这里比赛的帆船

最后我们走到了一个偏僻的渔村

在一家简陋的小酒馆，喝冰啤酒，吃小海鲜

伴随着悠长的聊天

那天都谈了一些什么，我已经遗忘

但我知道了你内心的孤独，和苦楚

亲爱的朋友，我要对你说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

有时似乎没有必要钻牛角尖

我们已经长大，要学会面对一个不完美的世界

要学会拒绝，学会包容，学会遗忘

即使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只是枷锁

我们也要在枷锁中跳舞

而不能让自己的心屈服

回到北京，我们联系很少，就像已失散了多年

偶尔简短的电话，也像天各一边

而今，我读到了你的信

在一首歌忧伤的吟唱中

仿佛又回到了海边，回到了那个夏天

我们似乎仍然在那里继续走

肩并肩，看到了大海

看到了礁石和浪花

看到了永不消逝的海平线

1、  “中国化”与“民间化”的审美趣味

     与电影、小说、话剧等叙事艺术形式相比较，电视剧的一个最大特点在于，它所直接面对的是中国观众尤其是中国的底层观众，也正是因此，长期以来，电视剧被视为一种通俗或庸俗的艺术形式，而为研究者所忽视，但也正是因为深深植根于底层民众之中，重视他们的审美趣味、习惯、偏好，才使今天的电视剧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这是值得我们总结的重要经验。

    我们可以看到，198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所走的便是一条“国际化”的路线，无论是陈凯歌、张艺谋等“第五代”，还是贾樟柯、张元等“第六代”，都是首先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才在国内引起关注与重视，这虽然在艺术手法的创新、艺术思潮的引进等方面，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同时这也带来了一个极大的限制，那便是影片的预期观众首先是海外电影节的选片人、影评人，以及国内的精英阶层，这便使影片在选材、视角以及审美趣味等方面，与中国的普通观众拉开了距离。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电影在国内的预期观众定位更加清晰，那便是大中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及其以上的阶层，城市中的底层民众以及更为广大的农村观众，则被弃之不顾，超高票价、院线体制、档期设置、宣传诉求等，便是实现这一分化与区隔的具体措施。

    中国文学所走的也是一条与电影相似的道路，只不过更加曲折而已，由于受到语言这一媒介的限制，中国文学虽然从80年代就想要“走向世界”，想要获得“国际”的承认，却始终没有得到完全的认可，甚至被某些汉学家视为“垃圾”。所谓“诺贝尔奖情结”成为了几代中国作家的集体焦虑，也是一个症候式的表现，虽然这一目标在2000年以一种反讽的方式得以“实现”，但这一“情结”的热度却至今不减，每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时，仍能成为文学界与媒体热烈关注的话题。与此同时，中国文学的读者却越来越少，这不仅在于影视、网络等大众媒体的兴起与分流，也不仅在于娱乐、消遣、休闲方式的增多，而在于中国文学并不以中国读者尤其是普通读者为预期对象，并正在丧失“新文学运动”以来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事业的视野，而只以一种供人消遣的“产品”去参与娱乐市场的竞争，自然会走向末路。

     话剧与美术的情形也大致相似，但也有各自不同的突出问题。话剧作为一种直接面对观众的艺术形式，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精英化”与“小众化”，与电影等更易于市场化的艺术或媒体相比，观众面愈显狭窄，其处境更加窘迫与尴尬。如果说话剧呈现了“精英化”的典型症候，那么美术与美术市场则突出地表现出了“国际化”的困境，不仅中国美术的评价体系建立在西方的“政治正确”与艺术标准之下，而且这一市场也成为了国际资本操纵、炒作乃至投机的对象，所谓“天价艺术品”的出现，便是这种操纵的结果，金融危机之后，这一市场的泡沫部分破灭，但其根本性的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反思。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电视剧逆风而行，面向中国，面向底层民众，它能够受到中国普通观众的欢迎是必然的，而伴随着其思想性、艺术性及技术层面的提高，则使它不仅可以雅俗共赏，而且可以成为具有时代症候的公共话题。《星火》、《亮剑》、《士兵突击》、《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等电视剧在网络上激起的热烈反响，以及研究者的集中讨论，便是明显的例子。电视剧之所以能够面向中国观众尤其是底层观众，也有其体制或运作机制的原因，这主要在于：我国的电视台是国营的，不像私人资本那样仅注重经济效益或娱乐效果；电视机的普及，以及电视节目的免费收看（虽然现在也有了有线及高清等收费频道），这保证了绝大多数中国观众可以看得到电视；相关机构对电视节目播出时段与内容的某些限制，为国产电视剧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空间；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以前是不那么受重视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形式探索与创新方面承受的压力较少，而更可以在适应普通观众审美要求的基础上，发展出独特的叙述方式。

    在艺术方面，中国电视剧尊重观众的审美习惯，汲取了传统中国美学的某些叙述元素，并予以现代性的转化，在民族形式的探索上，在民间趣味的发掘上，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注重“故事性”。这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只要略作一些比较，便可以发现并非如此。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电视剧无论其艺术质量如何，大都可以清晰地讲述一个精彩的故事，至少可以以故事的逻辑吸引观众进入，但中国电影却面临着讲述故事的危机，或者讲不出一个完整或精彩故事（如《英雄》、《无极》等），或者有一种过度编织故事的倾向（如《疯狂的石头》、《我叫刘跃进》等），不能或不愿讲述一个故事，而只以碎片的形式加以呈现，这可能出于艺术探索或风格化的需要，但却忽略了中国观众的审美习惯。中国观众喜欢看有头有尾的故事，而不习惯“横截面”式的叙述，或大段的内心独白与“意识流”。

    其次，在叙事中注重伦理关系，或者说注重“家族叙事”。“家族”是传统中国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而中国传统文化处理的核心问题，便是家族成员之间亲疏、尊卑、长幼的秩序，这在中国有两三千年的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新文化运动”虽然瓦解了作为社会组织方式的家族，但在中国尤其是在农村或“底层”，家族及伦理关系，仍是人们最为注重的社会关系之一。不少成功的电视剧都以家族关系作为组织叙事的方式，《大宅门》、《闯关东》、《人间正道是沧桑》等都是如此，有的电视剧虽然不以家族关系作为叙事的主要线索，但也充分关注这一关系，这都使观众易于接受。

     再次，叙事的长度、段落、节奏，也都注重到了观众的趣味。现在的电视剧一般都是20集以上的长篇连续剧，有的甚至达到50集以上，还有的不断地拍摄续集，这样的叙述长度，使电视剧可以容纳较为丰富的内容，而从观众接受的角度来说，则在前几集明白了人物关系之后，可以更容易地进入后面的剧情。这些电视剧虽然颇长，但在一个中等段落中（比如几集），却在叙述一个相对集中的故事，这使得电视剧中的每个故事既独立又连贯，可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一个段落中的每一集，乃至一集中的每一桥段，也都既独立又连贯，较好地把握住了叙事的节奏。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优秀电视剧每一集的结尾，就会发现它们既为这一集划下了相对完整的分界线，又留下了吸引人的悬念，很有些传统小说“欲知后事如何，却听下回分解”的味道，这些可以说都借鉴了“中国叙事学”的长处。

2、  “现实主义的胜利”

     以上试图从形式方面，总结中国电视剧的特色，接下来我想谈一谈选材。我认为，优秀电视剧的题材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20世纪的中国史尤其是革命史，另一个是当前的现实生活，而且主要以现实主义的方式表达对历史、现实的认识与思考。当然在名著改编剧、戏说或正说历史剧中，也有一些优秀的电视剧，但似不如以上两种题材集中。

    “现实主义”，或者说以写实的方法呈现历史与现实，可以说是中国电视剧的重要特色，这也是它为公众与学者共同关注的原因之所在，对于前者来说，电视剧可以一种提供历史的脉络与现实的镜像，让人在娱乐之余确认自身的位置，而对后者来说，电视剧则可以呈现“话语”与“时代”之间的张力，也可以表现出时代变迁中的精神“症候”。我们说“现实主义”是中国电视剧的重要特色，是相对于两方面来说的，一个方面是中国电影，另一个方面是日剧、美剧、韩剧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电视剧。

     在当前中国电影的格局中，除了少数“新主旋律电影”和“新历史电影”之外，真正占据市场与舆论主流的影片，却并不直接面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也并不提出自己的意见与想法，而只是以美学的方式（以画面与音响构成的“视听奇观”）加以逃避，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以《英雄》、《无极》为代表的“中国式大片”，而改编自曹禺名剧《雷雨》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则是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这部影片取消了原著的时代背景，以及阶级矛盾的线索，而将这个故事改造成了一个宫廷中的情欲故事，同时突出了暴力场景与准色情镜头，这样的改编可以说是颇具“时代性”的。此外，冯小刚的《夜宴》改编自《麦克白》、田壮壮的《狼灾记》改编自井上靖的小说，而另外的影片，则将故事置于一个虚幻的时空或虚幻化了的“古代”，如《英雄》、《无极》及最近的《麦田》等，可见一代导演精英，已经丧失了从现实与历史中汲取灵感的兴趣与能力，尤其对20世纪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和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他们不仅不愿面对，而且加以逃避，正是由于丧失了具体的生活实感，因而只能或借助于经典作品，或只能注重主观的幻想，既然并没有想要表达的感受或想法，影片便不能不流于空洞、贫乏，有的甚至无法讲出一个故事，只能以技术或形式因素来吸引观众，这是当前中国电影的一大弊端，而在这方面，电视剧则言之有物、贴近生活，故而能受到观众的欢迎。

     与日剧、韩剧、美剧、港剧、台剧相比较，我国大陆的电视剧作为一种“文化产业”，还不够成熟，但是这种“不成熟”，恰恰构成了大陆电视剧产业的一种特色。即，我们尚未充分发展出程式化、类型化的通俗电视剧，如侦探剧、言情剧、警匪片等，在电视剧观众的细分方面，也还没有充分发展出针对特定年龄、阶层观众的电视剧类型，如青春偶像剧、励志剧、肥皂剧等，这一方面说明“产业化”尚不够，但另一方面则可以让主创人员更多地发挥他们的个性、想象力与创造性，也可以使我们的电视剧更具生活实感，在“艺术”的层面上来讲，未尝不是一件好事。2005年，韩剧《大长今》在国内热映，曾引起学术界与电视剧界的热烈讨论与反思，然而短短几年，我国电视剧不仅吸引了国内观众的眼球，而且在海外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不仅在于电视剧制作质量的提升，或“产业化”程度的提高，而主要在于发展出了中国电视剧的“特色”，这主要就是对现实与历史的热情，及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比如我们较少类型化的言情剧，我们的电视剧即使以爱情为主，也很少像琼瑶剧或日剧、韩剧中的言情片那样去故意营造一种浪漫的氛围，而是像《中国式离婚》、《金婚》那样，更有生活实感或历史感；再如我们的“励志片”，也很少置于空旷的时空背景中，而是像《士兵突击》那样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展开；等等。

      在这里，需要着重分析的是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近年涌现出了像《亮剑》、《星火》、《长征》、《八路军》、《潜伏》、《解放》、《人间正道是沧桑》等优秀电视剧，这些电视剧不同于以往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而呈现出了新的艺术特征，我在比较“新主旋律影片”与以前的主旋律影片时，曾分析前者的特色在于：“（1）影片的整体基调不是高亢的，或充满乐观主义或浪漫主义的，而是平实自然的；（2）影片的叙述者或主人公是平凡的人或者“小人物”，即使塑造的是英雄人物或模范人物，也力图从平凡人的角度去审视与理解，而不将之拔高或升华，成为不可企及的“特例”；（3）影片所讲述的故事，也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影片的结构或叙述节奏，也不以某件事为中心，在紧张激烈的情节推进中加以展示，而是以散点式的叙述，在舒缓平静的语调中娓娓道来。”而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也大体符合上述艺术特征，不同的只是，由于不少电视剧题材的重大以及篇幅的宏伟，仍以“史诗性”作为其艺术追求，也取得了成功，如《长征》、《八路军》等。但另一方面，无论其表现方法，或叙述方式，都与以往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有了明显的不同，这是与“新主旋律影片”相似的，但由于其受众面广，题材与样式多样，数量与质量亦有所提高，事实上其影响要比“新主旋律影片”大得多，也更多地成为了公共话题，进入了观众的精神与娱乐生活，对这些影片的积极意义，我们应该充分肯定。

3、重塑新的“价值观”

     中国电视剧的成功，不仅在于题材、形式或技术层面的原因，而更在于其背后有一种稳定的核心价值观，有一套完整的是非、善恶的评价体系，这不仅是这些电视剧能够讲述出一个完整或精彩的故事的前提，而且其社会意义或“社会效益”，也正在于这些价值观的传播、争鸣与反思之中。

      我在一篇文章中写过，当前我国的价值观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传统的以“忠孝”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已经分崩离析，20世纪中国史与革命史所凝聚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在80年代以来也遭到了瓦解，而以西方为参照的建立在金钱关系与“个人”观念之上的价值体系也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因而只是不同价值的碎片拼贴在一起，却没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认同的基础，这是转型期中国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这样的情境中，作为更贴近人类心灵的文艺，应该对这一现状加以反映与反思，并促进心灵之间的沟通，但以“先锋”相标榜的艺术形式（电影、小说、话剧等），却无法或无力对混乱的精神现状进行反思，反而陷入了混乱之中，成为了其中的一极。而电视剧这一艺术形式，却在新/旧价值、中/西伦理、公/私道德之间，试图确立一种稳定的价值观，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们可以将《潜伏》与同类题材的电影做一下比较，《色，戒》及最近的《风声》都是碟战题材的作品，在艺术也都各有特色。《色，戒》讲述了一个女谍报人员为了情欲而在关键时刻放走了汉奸，随后与同志们一起被枪杀的故事，影片探讨的是身份认同危机及情欲对女性的影响，对人性幽暗而深邃的非理性世界的把握较为出色，但影片的叙述逻辑却建立在认同“汉奸”立场的基础上，对抗日战争及革命者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对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不能不说是一种伤害，因而被批评者认为是一种“汉奸文艺”。与之相比，我们可以发现《潜伏》的故事更为精彩，对革命者内心世界的探索也很深入，它展现了在一个危机与腐败的时代，信仰所可能具有的力量，以及为了信仰所遭遇的磨难、悲痛与牺牲。影片的正面价值投射在共产党一面，这既符合历史实际，也适合观众的心理需求，但与过去的革命历史影片不同的是，影片对国民党中的人物，并没有绝对地加以否定，而给予了更加丰富的呈现，或表现其“人情味”（如吴站长），或表现其“职业伦理”（如李崖），这些新因素增加了我们对历史复杂性的理解，但并没有走向对中国革命的否定，反而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合理性。《风声》在价值立场上并没有偏移，不过也没有多少出彩之处。影片的整体基调是黑暗、悲惨的，而《潜伏》即使在最紧张的关头，也能让人看得到转机与希望，这显然与创作者对革命的认识——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乐观的还是悲观的——密切相关；《风声》对暴力场景的过分渲染，令人不适或反感，这说明它也没有更深地进入革命者的精神世界，因而只能以身体的受难来加以弥补，与《潜伏》对牺牲、奋斗、信仰的深入刻画相比，显然逊色不少；《风声》的最后段落，以解谜的方式将以前的玄机一一说明，在叙述方式上略显笨拙，与《潜伏》流畅、紧凑的叙事相比，也有相当的距离。——我们可以看到，与《色，戒》、《风声》相比，《潜伏》在技术、艺术层面毫不逊色，在价值判断上更为坚定，也更能为中国观众所接受。

      《亮剑》、《激情燃烧的岁月》、《人间正道是沧桑》等影片也是如此。《亮剑》、《激情燃烧的岁月》塑造了具有草莽性格的英雄形象，对以前的革命历史影片有所突破，在以前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以及在中国革命中，个人英雄式的草莽性格是需要克服的对象，而更注重思想政治工作，此种英雄形象在电视剧中的出现，是对中国革命认识的一种丰富与深化，并没有否定，而在艺术上，这种有性格的英雄也更具魅力，更具传奇性与戏剧性，也更适合观众的欣赏趣味。《人间正道是沧桑》以家族叙事讲述国共两党分分合合的历史，将传统伦理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融合呈现了出来，以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方式让人们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其中对传统伦理并没有绝对否定，对国民党也给以同情之理解，试图以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为基础，在国、共的革命逻辑与传统伦理之间，重构一种新的价值观。

      不仅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如此，现实题材的电视剧也同样如此。《士兵突击》在“个人奋斗”与集体主义之间保持的张力，将新旧价值观相互融合，提供了一种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金婚》、《王贵与安娜》描述数十年岁月中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注重传统伦理中稳定的婚姻关系，也对新的爱情观念持一种理解、包容的态度；《大工匠》对社会主义的“工人文化”及其时代演变有着细致的把握，老工人与新工人之间类似师徒的关系，工人与工人之间类似兄弟的关系，在现代化的工厂之中又都去除了旧时代师徒、兄弟的人身依附因素，而更有社会主义的平等因素，可以说是新伦理的一种鲜明体现；等等。

     有分析指出，作为落后艺术形式或“大众文化”的电视剧，在价值观上必然是保守的、稳定的或调和的，因此也必然是落后的，而只有“先锋”的艺术形式才能不断挑战保守的价值体系，而为社会开辟新的道路与新的空间。但我们看到，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保守”的价值体系，而恰恰是混乱的状态，只有在混乱之中形成共同可以接受的价值基础，才有可能使社会具有凝聚力，才可以使新的道路与新的空间成为一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国电视剧在既往价值碎片上的重构，是一种值得尊重的努力与探索。

     1993—1995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短暂失语后重新发声的尝试，也是急剧市场化进程中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失落与反应。这一讨论涉及到传统、道德、职责等诸多层面，但始终以“知识分子”问题为核心，其中心问题在于面对剧烈的社会转型，知识分子该如何自救，如何确立自己的位置，进而探讨如何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或者说如何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人文精神”的提倡者与批评者产生了激烈的分歧。提倡者试图通过这一讨论，重新确立知识分子的先锋位置或社会发展的精神向度，以应对越来越世俗化、市场化或消费化的社会转型。批评者的意见各不相同，以王蒙为代表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的世俗化、市场化倾向持一种肯定态度，并对“人文精神”所可能暗含的专制主义或蒙昧主义不无警惕；而以张颐武、陈晓明为代表的新锐学者，则以“后学”的思想资源与知识背景，对“人文精神”进行了去中心化的“解构”；而以王朔为代表的作家或者学者，则结合他们“下海”的实际，对人文精神的“空谈”或不切实际表示了某种轻视。这一讨论又与稍后发生的王蒙、王朔及张承志、张炜等人的激烈论争纠结在一起，成为了当时的知识界或文学界广为关注的话题。

     在提倡者内部，对这一话题也各有不同的思考，这虽然部分地出于专业知识背景的不同，但也与他们彼此之间问题意识、自我意识或身份认同密切相关。在陈思和《就95“人文精神”讨论致日本学者》的两封信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他对“人文精神”的理解，以及他对这一讨论的态度。前后相隔一年左右的两封信，也显示了作者不同时期对这一话题思考的侧重点的不同。

     在第一封信中，陈思和首先指出，“提出人文精神寻思的话题，从远处看可以反思知识分子主体意识失落的历史过程，近处说是对知识分子当前自身处境的讨论和反省，不管它的提法对与不对，它确实触及到当前一个知识分子普遍关心和思考的问题。”从这一理解出发，他对一些反对意见或“误解”进行了分析，这些意见主要有：“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只要做好自己的学问就够了，何必再来谈什么人文精神”，而谈论本身则是在争夺“话语权”；“提倡人文精神要站在现实的土壤上，不能说空话唱高调”；“提倡人文精神只是对当前知识分子处境的反应”。在批评的过程中，陈思和进一步阐明了他所理解的“人文精神”，“提倡人文精神, 就是应该提倡知识分子振作起在现实的各种压力下日益萎缩的现实战斗精种，至少在社会风气的层面上为保护人的权利和尊严而斗争。”“在现阶段的中国, 只要不是装糊涂, 身处其文化环境中人大概都会明白我们倡导的人文精神是什么。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

    如果说在第一封信中，陈思和谈的较为抽象，那么第二封信中讨论的问题则更为具体，他主要就讨论是否“空疏”的问题，与王蒙的“误解”及“实质性分歧”，以及张承志、张炜的“道德理想主义”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与王蒙的争论虽然有误解，但他认为，“王蒙这种担忧和批评的本身, 则反映了他一元化的思维立场。”同时他也指出，“假如我们把张承志、张炜等人的文化批判都称为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 那首先应该在这个词里剔除原有的意识形态气味, 把人类的道德理想还原成一种多元开放、充满生生不息的原始正义的局面。”而他的理想是，“除了庙堂的立场外, 还有知识分子自己的立场、民间的立场, 都可以作为价值多元的基础。我觉得,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首先不能放弃独立思想的权力, 其次不能因为顾忌现实环境而放弃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力, 只要这种实践不被外界的粗暴干涉而中断, 它慢慢地可能会产生出一个多元的文化批评格局, 这应该是知识分子通过努力实践所能争取到的理想的文化空间。”

    陈思和的分析是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对立之上的，如庙堂/民间，广场/书斋等，而正是在这一组对立之上，陈思和艰难地选择着自己的立场，那就是在书斋中进行“广场”的事业，以专业化的知识从事社会意义上的“启蒙”，这是陈思和为知识分子或者说是为自己的“定位”，这是他所理解的“岗位”意识，如陈思和所说的，“我所说的重新确定知识分子岗位, 也就是着眼于知识分子面对经济大潮怎样使人文理想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中贯穿起来, 决无有些朋友望文生义地把它解释成‘退回书斋’的意思。”从陈思和后来所从事的教学、出版、办刊等研究与实践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大体坚持了最初的设想。

      但是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在陈思和的信中或者说在“人文精神”讨论中，似乎尚缺乏一种更为开阔的理论与历史的视野，他们仅就知识分子讨论知识分子，或仅就人文精神讨论人文精神，却并没有在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中，推进这一话题的深入。在90年代初，两个明显的社会现实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从而使这一讨论显得有些远离实际，一是工人大规模下岗、农民工大量进城，二是知识分子的“待遇”得到大幅度提高，以及这两种不同方向的变化造成的“分野”。如果从当代史的角度来看，在新时期之初，知识分子所要争取的是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在90年代初，知识分子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已经脱离了“工人阶级”，而逐渐“精英化”，成为了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伴随着这一转变的，则是知识分子的科层化与专业化，是对“学术规范”与“岗位”意识的强调。如果说在90年代初这一趋势尚不明显，那么在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问题之所在，当今学界的弊端首先在于，一部分学者站在权势者一边“昧着良心”说话，成为了所谓的“铁三角”之一；其次在于研究内容的空洞，与社会现实与思潮的演进脱节。而在学院内部，学者的等级化、“行会”化、裙带化更是明显的事实，“名人”与“小人物”之间，导师与学生之间，甚至上一级学生与下一级学生之间，有着强烈的等级区分，一些占据了更多社会、文化资源的学者，站在学术等级的顶端“呼风唤雨”，而更多的“小人物”则被学术与社会的等级所压制，看不到被认可或承认的希望。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不能对知识分子内部的结构性变动，及其在社会整体中的变化有一个清醒的定位与认识，那么单纯讨论知识分子或“人文精神”问题，无论是“救赎”还是“自救”，都并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所在。

       陈思和在第一封信中指出，“不管社会允许人类在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方面拥有多大的自由, 人类总是有一些基本的生活原则是不可摧毁不可动摇的。”但是这些“基本的生活原则”是什么，与“人文精神”有什么联系与区分，却并没有在文章中得到充分的展开，而这一点恰恰是需要讨论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与思想视野中，这些“基本的生活原则”是大不相同的。在传统中国，“天不变，道亦不变”，“三纲五常”作为基本的生活原则是“不可摧毁不可动摇的”，而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却并非如此。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也在于，如何确认一些基本的生活原则或者“核心价值观”，而这并非是伴随着1990年代初市场经济而出现的问题，而是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中必然要出现的问题，剧烈的市场化只不过从一个侧面强化了这一问题。晚清以来，新价值观与旧价值观、西方道德与中国道德、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之间互相矛盾的标准，使任何一种“基本的生活原则”，在另一种原则看来都是可疑的。巴金的《家》可以说是体现了新旧价值观矛盾的一个重要作品，对于书中的觉新来说，他既有对“新文化”的追求，却不能摆脱家族意识中“长子长孙”的责任感，既有对新式恋爱的向往，却无法拒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而成了一个“历史中间物”，集中体现了时代的精神症候。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毛泽东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是将传统中国的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结合起来的一种成功尝试。在这三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以“修身”而达致“平天下”的内在逻辑与宏大抱负，但它们导向的不是对家族意识与“家国观念”的认同，而是一种新型的价值观念，即以阶级意识为核心的国际主义视野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格理想。

      可以说，我们今天仍处于晚清以来剧烈的变动过程中，尚未形成一种稳定的“核心价值观”，因而我们需要考察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思想体系的“基本生活原则”，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实进行融合创新。而任何一种抽象的观念，“三纲五常”也好，“人文精神”也好，某一种“道德理想主义”也好，都只能成为考察的对象或者思想的资料，而不能成为一种“绝对律令”。然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也正是他们面临的困境，置身于一种变动的现实和矛盾的价值体系中，究竟是该坚守过去的观念，还是该在融入中“创新”，是一种两难的选择。而“人文精神”论题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这一困境的揭示。如果回到“人文精神”讨论的语境，我们可以发现人文精神的“对立面”在于两方面，一是正在迅速世俗化、商业化的社会现实，二是对这一现实持辩护、认同态度的不同思想。可以说正是现实层面的变动，引发了关于思想层面的争论，而“人文精神”讨论的层面更多地陷入后者，而缺乏对社会现实的深入观察与思考，因而也无法提出更具建设性的思想。同时也因为受限于19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视野，对一些思想与政治遗产不假思索的拒绝，也使讨论可能达到的深度受到极大的限制。

       在陈思和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权利与尊严”、“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等词句，并直接将“人”与“人类”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较为典型的“自由主义”的言说方式，也因袭了1980年代人道主义讨论的一些思维方法。在这里需要讨论的是两个问题，首先是这一方式抹去了人与人的差异，遮蔽了阶级性的视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社会分化最为剧烈的时期，阶级分析这一方法却丧失了解释现实的合法性，或者可以倒过来说，正是阶级分析这一方法失去了解释的有效性，社会分化才得以以一种更为剧烈的方式推进。在陈思和的文章中，也曾从正面的角度提及“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但主要限于分析、说理的思想态度，并没有以这一思想框架对现实做出分析，因而缺乏一种更为深入透辟的思想穿透力。另一方面，将“人”与“人类”直接联系起来，而忽略了其中“民族国家”的因素，从而将世界理解为“平”的，则忽视了作为一种“结构”的世界体系，那么对世界与“人类”的理解则不但是非现实的，而且是非历史的，从而只能在某种抽象的层面言说，而无法切入到当代社会最为核心的问题。

      在以上两封信，以及收入《人文精神寻思录》的另一封信中，陈思和反复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在陈思和看来，这种“独立”是知识分子的可贵品格，也是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所不可缺少的素质。然而，这种“独立”也可以分为不同的层面，首先是相对于“政治”的独立，其次是相对于世俗生活的“独立”，再次是相对于其他知识分子或思想体系的“独立”，如我们以上所引的，陈思和的理想是一种“多元”而相对独立的文化场。如果按照文化场或文化政治的逻辑，则任何一种思想都不可能是完全独立的，它必然受制于一定的文化场与文化政治，也必将对之产生影响，而一个学者或知识分子的价值与文化理想也体现于这种影响的大小，所以完全的“独立”只能是一种想象。按照葛兰西对“有机知识分子”的界定，知识分子的表达必然代表着某一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不管他意识到与否，而按照萨义德的说法，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也恰恰在于在“边缘”或“夹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考察一下现实，我们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那么多精英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是那么毫无顾忌地站到了权势者的一边，无论是国有企业改制，还是房地产问题，都在睁着眼说瞎话，在“忽悠”全国人民，他们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客观公正又在哪里？又有谁站在底层的立场上，表达出了他们的心声？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个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或许正是他们所希望的，正如他们以眼前利益轻易地瓦解了农民与工人的阶级意识和组织一样，所以对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我们也不必一味赞美，而必须将之放在知识分子与国家、与“新意识形态”、与工农群众的关系中，做历史与结构性的考察。在“全球化”的时代，跨国资本控制着世界体系，而改变的希望与可能在哪里，对于中国尤其是底层来说，是否有一个新的契机？在这种情境下，知识分子又该做些什么？从这样的问题视野出发，我们重读十多年前的这场争论，发现在当时的语境中尽管提出了一些问题，但还是不够的，在新时期我们必须将这些问题的追问不断推向深入。

所有的路都消失了

仿佛走到了世界尽头，或冷酷仙境

再向前走似已不能，只有一片苍茫与空洞

想象着还有一个异度空间

可以让人的心去逃亡，或流浪

想象着一个人可以突破自我的意识

可以遗忘，可以幻想

可以去往任何想去的地方

挪威的森林，黑客帝国，或月亮背面

或者穿越时间的曲线

再一次回到从前，回到那永恒的一天

回到夏夜的童年

“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而倏忽之间，一切都已改变

就像一个复仇的古代武士，穿越时空来到了今天

却发现世间万物，与人的心

都已沧海桑田，都已成了碎片

他也只能拔剑四顾心茫然

只能且听风吟

只能忆起旧时的“长恨歌”

只能置身于宇宙中一个虚无的点

我开始被人称作“青年批评家”了

其实我只不过做了两年北大评刊，写了点“读后感”

我的批评做得并不是很好

批评也不是我最想做或最适合我的工作

因为我只喜欢看，不喜欢说，该说话时经常会沉默

我也不愿意进入一些“圈子”，而喜欢过简单平静的生活

但既然现在不少人看得上我

我也想在可能的范围内做好这个工作

我觉得我的评论也还有一点“特色”

我一向有话就说，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或怎么说

也不故弄玄虚，弄一些名词在那里绕，让别人看不懂在说什么

但我也不是就文学论文学

我有我的理论与历史视野，有我的经验、情怀与“美学”

这些阅读的“前理解”

既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也是对我的一种制约

这不能说是优点或缺点，只能说是“特色”

我知道个人言说的局限性，所以经常会有所反思

不认为自己说的一定就对，不一样的意见一定就错

但我要改变看法，必须经过自己认真的思索

我也不惧怕什么权威，不管是谁，我该说什么就说什么

但我也不做“酷评”，而尊重所有严肃的艺术创作

我的评论不是作品的附庸

但也不“指导创作”

我只想与喜欢的作家平等地“对话”

“奇书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我觉得这就已经够了

现在一些朋友不断约稿，也有不少朋友寄书给我

我知道这都是“看得起”我

我也想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我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些“原则”

如果我要写一篇评论，首先会把作品全部看完

不会只看个梗概就在那里乱说

我不想对现在的风气指责什么，但我不会那么去做

其次我不想陷入哪个“小圈子”

把熟人的作品说得天花乱坠，不认识的人置之不理

名人随便写点什么都是“伟大的”，却看不起或看不到青年作者

这不是我的“风格”

即使名人或朋友的缺点，我也会指出来

即使陌生人的好处我也会分析，甚至会更加注意

你可以说我说得不对，但起码我还是认真的

再次，我也不会为写而写，为说而说

如果没有什么想说的，我宁愿不说

如果你只是想让我帮着去“炒作”

请不要找我，请尊重我的选择

请尊重我的沉默

阳光明媚，流光飞舞

一切好像又都回到了最初

我们约好了中午一起吃饭

没想到，竟然从午饭一直吃到了晚餐

在那个酒楼上，我们喝着烈酒

谈着各自的人生，现实，与处境

周围的人越来越少，又变得越来越多

不变的只有我们这一桌

让我意外的是，你会那么主动地劝酒

不知不觉竟喝得有点多了

你开始大声说话，又慢慢变得沉默

最后你用双手捂住了脸

我看到眼泪从你的指缝中淌了出来

你的激动让我有点不知所措

多年的城市生活，让我已不习惯如此单纯而强烈的情感

而变得越来越疏离、隔绝与淡漠

你的泪水让我很惭愧，也有点尴尬

没有与你一起喝醉

好像没有及时进入一个恰当的角色

可是亲爱的朋友，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在别人看来，你过着如此幸福的生活

别人梦想的一切，你都已经拥有了

按流行的说法，你可以说是一个“成功者”

可是为什么，你又会如此伤心呢？

如果不是亲耳听到你说

我也不相信，你竟有那么多的委屈，和困惑

哦，我终于明白了

原来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个黑洞

那么神秘，那么难以捉摸

在平静的外表下隐藏着那么多漩涡

就像有人也讽刺过我

似乎除了“底层”，我也不再有别的苦恼了

其实我们的人生与世界，哪里会如此简约？

那一个忧伤的下午，我们谈了那么多

关于梦想，过去，未来，生活中的种种纠葛

走下楼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

我将你送到地铁站，看着你的背影越走越远

很快消失于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

转身，一个人向回走，凉风拂面

我蓦地感到了生存的艰难，与孤单

   黑塞是一个执著于回忆的人，在《轭下》之外，他还写了不少中短篇小说回忆往事，黑塞说，“人们对自己所遭逢的一切，唯有少年时代的感觉才是完全新鲜和清晰的，总能维持十三岁，十四岁，却可以铭记整整一生。”他回忆童年的《中断的课时》写于71岁，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故乡与童年的终生眷恋。

    不少作家都在写作童年，但他们回忆的角度却并不相同，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与美学效果也不相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童年是回忆所“创造”出来的。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撷取了印象最深的瞬间，高尔基的童年故事写出了社会与家庭的压抑，普鲁斯特的“马特莱娜小点心”探索着人的意识与思维结构，萨特的“词语”充满了存在哲学的思辨，萧红的《呼兰河传》贯穿着国民性批判的视角，沈从文的《从文自传》则有着对美与自然的最初发现。每个作家都在以独特的方式书写着“童年”，从不同的阶段、角度、心境去眺望生命的源头，会有不同的印象。所以写的虽然是童年，但回忆却是“现在”所进行的一种思维活动，与每个作家所置身的现实处境密切相关，是现在的思想、经验、美学的一种投射，所以我们所读到的“童年”，便不只是单纯的回忆，而是经过作家筛选、选择、结构之后所呈现出来“艺术世界”，只有把握住“回忆”的思维方式及其在双重时间之间的张力，我们才能更深地体验到作家的内心与艺术。

     为什么黑塞如此执著于回忆呢？我想这与他的思想境况密切相关，在他的《荒原狼》等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黑塞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文明充满了失望，“现代社会”及其物质文明被战争击得粉碎，一代人的价值观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人类前途与命运的探索，使他不得不寻找另外的路径，向东方文明寻找精神上的出路，是其中的一个方向，这是黑塞重视佛陀与“道”的原因；另一个方向，则是对“现代”以前的西方社会的重新回顾、审视与思考，而正是在对童年与“田园梦”的回忆中，黑塞寻找到了对抗“现代”的个人经验与美学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旦写到童年，黑塞是那么深情，那么投入，即使创伤经验也写得那么舒缓与优美，比如《童年轶事》中小伙伴的死亡，《拉丁语学校学生》中的“失恋”，都可以带给我们挥之不去的惆怅与诗意；而一旦他写到现实时，文字中则充满了焦灼、痛苦与绝望，仿佛一只困兽在寻找突围的方向。很显然，当他在生活中无法寻找到心灵的安宁时，只能将目光投向故乡与童年，只能在回忆中寄托疲惫的心灵，所以他笔下的童年越是动人，越是细致，越是平静，我们也就越能透过表面的文字，感受到作者的精神困境，这隐藏在背后的焦虑是如此强烈，让作者无法面对残酷的现实与分裂的世界，只能返回内心，从最初的梦想中汲取力量。这正如莫扎特的音乐，听起来是那么简洁优美，却很少有人愿意去了解，这出自一颗痛苦的灵魂，他只是摒去了尘世的烦扰，以单纯的旋律来安慰自己与世人。黑塞也是如此，我们只有看到了他内心的困惑与挣扎，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他为什么要一再回到童年。

    《哥德巴赫猜想》是《人民文学》主动邀请徐迟创作的，这是为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所做的一种思想与舆论准备，但《哥德巴赫猜想》超越了简单的“宣传”，而成为了新时期报告文学或文学的一部经典之作。这主要是由于：徐迟富于激情与诗意的文学才华，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陈景润及其所代表的“科学”、“探索”、“攻关”所具有的人格或精神魅力；《哥德巴赫猜想》的发表及此后“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知识分子政策的重大调整，以及“科学的春天”的来临，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这三种因素相互交织，使这部作品在历史的转型期成为了一部标志性的作品，成为了文学与科学合璧的佳话。

    当我们今天重读《哥德巴赫猜想》时，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这部作品之所以产生极大的社会影响，上述诸种因素中究竟哪种因素占据主要地位？在我看来，其中最关键的是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信号与预期，这并非否定徐迟的文采或陈景润的求索精神所具有的魅力，但如果我们历史地加以分析，便可以发现这些因素或许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

    1930年代，徐迟便作为一个“现代派诗人”登上了诗坛，以“二十岁人”的激情与梦想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建国后他创作的重心转为“特写”或报告文学，将激情与诗意融入其中，极具艺术特色，他关注的领域则集中于文化界与科学界，写出了《祁连山下》、《火中的凤凰》等报告文学，《人民文学》之所以邀请徐迟创作《哥德巴赫猜想》，也是由于他“擅长知识分子题材”。在《哥德巴赫猜想》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徐迟创作了《地质之光》、《愿生命之树常青》、《在湍流的漩涡中》等作品，然而一个鲜明的对比是：“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出版时，发行了上百万册。然而到了90年代《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出版时，却只有寥寥5千册的印数了。”[1]徐迟为此百般焦虑，然而时代已经转变了，在以“科学”的名义召唤出来的“社会转型”之后，文学、科学以及知识分子已经被边缘化了，在市场经济与消费主义的环境中，徐迟的热情与才华也失去了激动人心的力量，《哥德巴赫猜想》所带来的光环只能黯然失色了。

    陈景润也是如此，在《哥德巴赫猜想》之后，他作为一个榜样或偶像，在短时期得到过极高的荣誉，并被竞相邀请去做报告，担任校外辅导员，收到大量读者来信等，但在他研究的领域中却没有再取得进展，同时也遭到“哥德巴赫猜想有什么用？”的疑问。除了1978年有不少人报考他的研究生之外，此后报考的人便寥寥无几，从1978到1990年，他只带了6名研究生，但没有一个留在他的身边，大多数都出国了，他的5人小组也因为科研经费短缺等原因难以为继。1996年3月19日，陈景润与世长辞，同年12月12日，徐迟也在武汉的病房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2]。随着他们的去世，“哥德巴赫猜想”也成了很少为人关注的旧日的辉煌，成了一个过时的“神话”。

     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徐迟与陈景润才成就了“哥德巴赫猜想”的辉煌，而这一关键便在于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即从对知识分子“又红又专”的要求，转变为“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判断。这样，知识分子便从“团结、教育、斗争”的对象，像工人阶级一样成为了领导阶级与国家的“主人公”，从而获得了更多的独立性、自主性与主体性。

     从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来看，晚清以来，面对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在探索着中国的出路，在五四之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从思想革命走向了政治革命，从“个人”走向了“集体”，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救亡”之中，正是由于知识分子的参与（作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华民族才渡过了最为深重的民族危机，才建立了新中国。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严酷的政治环境，也由于对知识分子性质的判断（依附性、两面性、摇摆性），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并未获得完全的“主体性”，而需要在“思想改造”改变立场之后，才有可能成为“人民”的一部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出于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如下分析：大多数出身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家庭；所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体系，——因而一方面继续对现有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让他们在感情、立场上转移到人民一边，另一方面则积极培养出身于工农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又红又专”作为要求。对于一个新生的工农政权来说，这样的措施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但在这一过程中，“思想改造”常以运动的形式、激烈的方式展开，又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有“扩大化”的错误，因而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判断是对上述错误的纠正，因而具有积极意义与解放作用，《哥德巴赫猜想》之所以产生轰动性的效应，也与它是这一转变的“报春的燕子”密切相关。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30年以来发展到今天，“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已被知识分子抛到一边去了，知识分子的精英化与专业化，使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与“工人阶级”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如今他们中的大部分站在了资本与权势的一边，成了所谓“铁三角”中的一角。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独立性”与“主体性”的过分强调，也使知识分子在与国家、人民的关系上处于一种摇摆或混乱的状态，有的知识分子甚至以“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名义，走到了民族利益的反面。同时，在知识分子内部，以学院体制为核心建立起了严密的等级关系，对新生的知识分子或“小人物”形成了一种压抑性的机制。如果以上这些尚属可以分析与讨论的范畴，那么在市场经济、消费主义与“娱乐致死”的文化环境中，知识界今天所形成的金钱买卖的“潜规则”、各种竞争的“闹剧”以及形形色色的人格扭曲，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在这样的语境中，重读《哥德巴赫猜想》，重新思考知识分子与国家、人民以及20世纪中国史的关系，令人感慨良多。我们置身于一种前所未有的价值危机之中，如果我们既失去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视野与抱负，也失去了20世纪中国革命所凝聚的与民族、人民血肉相连的精神与理想，也没有学得西方知识分子为真理或上帝而献身的执著与牺牲，那么，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还剩下一些什么呢？如果知识分子只是专门领域的“专家”，只是有知识的“庸人”，只是犬儒主义与市侩主义，那么我们的时代还能有什么希望呢？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被遗忘或者弃之不顾的人们和议题。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威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无意地违法这些标准的行为。”

     真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开阔的视野与宏大的抱负，应该具有探索、创新、追求的执著与牺牲精神，应该始终与民族、人民站在一起，在徐迟、陈景润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一些品质，而在价值危机的今天，知识分子是随波逐流，融入“世俗”之中，还是在既往价值碎片的基础上，努力去重建一个新的价值理想？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每一个“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选择，或许这也是我们今天重读《哥德巴赫猜想》所应该思考的。

他是鲁迅研究专家、文艺理论家，还是我所在杂志的名誉主编

10月13日，我们一起去看望他

同去的还有李、陈、祝、刘、杨、马

在他万寿路的家里，聊了一个下午

之前我大约去看过他三四次

去年去看他的时候，应该是5月12日

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因为正是在他的家里

我接到一个电话，才知道了汶川地震的消息

我们去看他，第一次带了个果篮

去年带了两瓶泸州老窖

今年带什么呢？

踌躇了半天，想到他还是最爱喝酒

仍是带了两瓶泸州老窖

虽说他嘱咐我们，不要带任何“物质性的东西”

陈涌先生的书我读得不多

只浏览过他50年代关于鲁迅的文章，和80年代的一些文章

以前没有见过他时，对他的印象来自主流学界

那是一个“左派、僵化、保守”的形象

但是一见到他，听他聊天，却发现全然不是这样

他年纪虽然很大了，但很精神，思路一直很清晰

仍保持着一个学者的敏感，为人也很谦逊、低调，还很幽默

上了年纪后，他几乎不参加任何外界的活动了

但他仍关心着文艺界的各种事情

他是一个老延安，在“鲁艺”时就写出了重要文章

他的鲁迅研究被视为一个时期的代表

“新时期”以后，却被逐渐边缘化了

30年来，主流知名学者的观点变来变去

从一个倾向到另一个倾向，从一个否定到另一个否定

相比之下，陈涌的“不变”却更值得尊重

因为他的文学，是与他的世界观、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0

所以才不会那么轻易地变动

跟他聊天，发现他有时对“右派”也很宽容

（他自己就被打成过“右派”）

对“左派”也有意见，也有批评

并不像某些人所做的那些形容

他还很认真，据说以前经常与女儿辩论

因为她有时会批评毛泽东，他的意见则不同

这样的争论，有时甚至会伤害到感情

我们杂志去年请他做个访谈

我把整理稿寄给了他，他不是很满意，说要自己写

这个快90岁的的老人，后来花了很长时间

自己动手写了一篇万字左右的理论文章

虽然我觉得不如访谈生动，但是也很尊重

后来我想，或许在他看来，“访谈”算不上文章

只有自己写出来的，才能代表他的“个人意见”

这次，我们一到他家

他就开玩笑说要请我们喝“后现代饮料”

那是三分之二的雪碧，兑上三分之一的白兰地

喝上去果然口味很独特

聊天时，他的精神很好

回忆了不少往事，关于胡乔木，周扬，等等

还谈起了魏巍、刘白羽获“茅奖”的小说

他的一些意见，和批评

还有最近刚出版的新时期的“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卷）

序言，编选方法，他的文章的尴尬位置

他对经典作品很熟悉，谈话时仍能很随意地引用

还鼓励我们多学习，多看书，多讨论

不要凭主观印象对人与事轻易否定

晚饭时，他仍旧谈笑风生

还喝了大约二两白酒

看到他如此健康，我们都很高兴

其中一位说，既然他不愿过九十大寿，就等百年大寿时好好办

那时正好建国7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

我们的祖国会更加繁荣，更加强盛

他听了也很高兴，很激动

——因为怕他太过劳累，饭后不久，我们就告辞了

但我们都祝愿这位老人健康长寿

和我们一起去看未来

看中国的崛起，和文艺复兴

那些故事可以帮我们抵御寒冷

让我们想起昔日的革命、美学与激情

爱在瘟疫蔓延时，或霍乱时期的爱情

也能让人怦然心动，可以倾国，倾城

是的，每个人都在走向自己的反面

或者都在发现自己的新一面

即使互称“同志”，涵义也大不相同

花样年华，春光乍泄

只有在交错之后，才能感受到心恸

才能在回忆中发现细微的感动

或许所谓人之本性

正如水一样流动，又如水一样消逝

那么美，又那么无情

而这不合时宜的思想与感情

穿过百年孤独

穿过交叉小径的迷宫

像切一样在美洲大陆旅行

像马科斯一样让世界震惊

“蜘蛛女之吻”

丰饶的苦难之上，一个暧昧的象征

无人能够抵挡她的魅惑、残酷与任性

    乔叶的《失语症》，是一篇好看的小说。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婚外恋的故事，一个官场故事，一个“失语症”的故事，整个小说便是这三个故事“组合”起来的。这三个故事的组合，恰如化学实验中的不同物质，被置于同一语境中相互化合反应，从而产生新的物质和新的光彩。但遗憾的是，在这篇小说中，乔叶虽然将小说写得很好看，但却没有深入进去，只是蜻蜓点水般一掠而过，没有展现出这一化合本应具有的更富光彩的部分。

    在《打火机》、《最慢的是活着》等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乔叶最富魅力也是最擅长的，乃是对女性细腻心理的深入挖掘，《打火机》中余真的青春创伤与成年后在出轨边缘的矛盾与暧昧，《最慢的是活着》中祖孙两代女性不同生活态度的对比及其理解，都写得细致入微，曲尽其妙。《失语症》中的尤优也处于较为复杂的情感状态中，年青时她离开了浪漫但“朝不保夕”的恋人程意，而与稳重且殷实的李确结婚，但在多年之后，在丈夫仕途顺利的时候，她渐渐感到了生活的空虚无聊，恰在此时，“发达”了的程意出现在她的面前，再一次向她表达爱意，于是尤优便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一边是安稳而无聊的日子，丈夫与儿子，另一边是昔日的恋人，现实中可能的“浪漫”，她该何去何从？

    到这里，小说已写到了人物内心的细腻与矛盾之处，按说应该层层推进，在不断的曲折中切近主人公更为丰富复杂的心理，像我们在《安娜·卡列尼娜》等小说中所看到的。但在《失语症》中，叙述的重心突然从“情感故事”转向了“官场故事”，——李确意外地出了车祸，作为妻子的尤优在他的治疗过程中感受到了世态炎凉与官场的“潜规则”。就对社会与世态人情的冷眼观察来说，这一部分达到了相当的水准，尤其是对官场中人甚至一些亲人心态的把握，有一种令人悚然的真实感。但问题在于，在这一部分中，小说几乎完全回避了主人公内心的矛盾。应该说，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尤优选择与丈夫完全站在一起，忘我地照料与安慰他，在道德或者艺术处理上，都是完全必要的，但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却回避了上述“情感故事”的内在逻辑，没有描述出主人公更为复杂而难堪的精神处境：她如何转变了对丈夫的态度，又如何转变了对程意的情感。在这个意义上，尤优与程意在旅馆的一场戏是必要的，但这已到故事的最后了，小说回避了更为丰富的可能性与心理过程，因而在阅读效果上，“情感故事”与“官场故事”便没有真正地化合在一起，而只是拼贴在一起，没有更深入的推进。

    “失语症”在小说中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符号，表面上是指李确所患的这种疾病让他难以参与官场竞争，在深层的意义上则是指，面对刚刚恢复健康的丈夫和刚刚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处于情感纠葛中的尤优，不知是否应该或者如何提起离婚的话题，因而处于极为矛盾与困惑的“失语”状态。小说的结尾部分，将尤优的这一困惑较为充分地表达了出来，她对丈夫的愧疚与冲出围城的冲动，她对程意的依赖感，尤其涉及到了她对程意的爱情与“诚意”的质疑，以及尽管质疑仍愿投入的矛盾，描述出了一种深刻而细腻的悖反心理。但如果我们做更为细致的分析，便可以发现，“失语症”的故事仍是一种拼贴，它的双重寓意是分裂的，并没有真正弥合情感故事与官场故事的裂痕，而是以一种“升华”的方式巧妙地避开了对现实的深刻追问。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故事乔叶都能讲得很好，但她似乎缺乏将每一个故事逐渐推向深入的愿望或能力，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逼近乃至切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组合”也是推进故事的一种方式，但应如化学反应一样，两种最易燃烧的氢和氧，化合出来的却是水；金刚石和碳的分子式一样，但经过不同的组合，却能焕发出异样的光彩，小说中不同元素的组合，也应该带给我们新的感受与新的体验。

   柳先生对小说脉络的概括及其切入的角度，是颇为准确细腻的，但仅从“情爱”的角度，却似乎无法涵盖小说的复杂性。在我看来，这篇小说不是对普遍的“女性”的情爱世界的描述，而只是都市中特定阶层“女性”的情爱的描述。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会仅仅从抽象的人性视野看待其情爱世界，而可以将之置于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加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欧荔的情爱有其内在的指向，受到其身份、阶层与自我意识的制约，她是一个在商业上“成功”的女性，是一个有着连锁便利店产业的“有产者”，所以她对情爱对象有着阶层、趣味或“格调”上的要求。在小说中这一点也有着鲜明的体现，她与同居十年的阿祺之所以分手，不仅仅在于阿祺赌钱或者不长进，而主要在于他“竟然衰到帮水客带洋酒过关，带一瓶洋酒所挣不过二三十元，同行的团员大多不屑为之，只有阿祺笑嘻嘻地……”，——正是由于阿祺如此没有品味，才被欧荔毫不留情地抛弃了。

   在欧荔与她手下的主管冯丰利的感情关系中，这一点体现得更为明显，她对于冯丰利很有好感，工作上很信任，对他的体格仪表也颇为欣赏，在寂寞时甚至会以之作为情感或欲望的投射对象，但一旦涉及到现实中的关系时，她却是分外清醒的——“她怎么会蠢到用深情的目光去注视这个低收入的男人？！”因为“就算他每日做得很勤力，但也不过在欧荔这里领着三千多元的人工，三千多元对于靓主管冯丰利就是一个月的工资收入，对于欧荔来说不过是一顿饭钱……”作为一个有产者或者有钱人，“欧荔对那些示好的男人总是心存警惕，一方面性饥渴，一方面又对示好的男人抗拒……随着自己财产的增加，……她在‘骗色’之外又多了一份‘骗财’的警惕。”这样一种心态制约了她与冯丰利的交往，到小说的结尾，她的担心与警惕愈加增强，“冯丰利只要表示了一点对她的金钱比对她这个人更有兴趣，那么她美丽的梦境就被破坏了”，所以她宁愿将现实中爱情关系的可能性停留在梦境中。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欧荔来说，作为女性的性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金钱的制约，而这正是资本逻辑渗透入日常生活乃至意识领域的一个表征，欧荔对情感与性爱的犹疑不仅仅属于她自己，而是她所属阶层的普遍焦虑。

   在欧荔与海归博士张律师的故事中，可以表现出她的情感方式的另一特征。从表面上看，张律师的身份、趣味、习惯符合她对情感对象的预期，但他们的性爱还没有开始就戛然而止，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张律师与冯丰利一样，属于她的“雇员”，她有所担心与顾虑，其次在于她尚不习惯张律师“西式”的情感方式。虽然城市生活为人们的情感方式带来了新的变化，偶然性、流动性、随意性得到增强，但作为出身于底层以个人奋斗起家的欧荔，面对更加“开放”的张律师，却不能不显得“保守”。对于张律师“受到邀请就赴约，遭到拒绝就礼貌地折返”的情感方式，她还不能适应，她在内心还渴望一种更加稳定长久的情感，对于偶然性、随意性的性爱，不能不持一种犹疑的态度。

   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对财产的警惕以及情感的需求，使处于饥渴状态的欧荔避开了周围的“熟人”，而到酒吧去寻找陌生人，寻找情感的归宿，酒吧作为城市中一个暧昧的公共空间，是情感发生偶然性的一个场所，也是欲望金钱化的一个场所。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寻找到真情的欧荔，被逼得只能到这样的场所去寻找“感情”，这可以看作是资本逻辑所酿成的一场悲剧，而这场悲剧的解决方式，也只是金钱逻辑的自我展开，也即欧荔只能以“找鸭”的方式来满足内在的情感与欲望需求，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资本逻辑对人性的扭曲，对人的情感与欲望的戕害。作为一个个体，我们可以看到欧荔在这一过程中的内心挣扎与矛盾，以及之后的空虚与绝望，但如何才能摆脱这一状态，却需要我们反思资本的内在逻辑，以及它对“人”的身份、阶层、自我意识的塑造。

http://www.gscaa.cn/students/students_09091801.html

http://www.gscaa.cn/word/09091802.doc

我的联系方式：yunleili76@163.com

另附一个我的“个人简介”，

让不了解的朋友也能增加些了解：

李云雷，1976年生，山东冠县人。1998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东西语系日语专业，获学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2005年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左岸文化网站站长。学术论文、文艺评论、文学作品散见于各理论、文学刊物及港台杂志，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化研究，目前主要致力于“底层文学”研究。曾获2008年“年度青年批评家奖”。

像一个仲夏夜之梦

窗外传来了耶稣的激烈论争

面对最后的诱惑，他不知该何去何从

而世俗的声音如此喧哗，与骚动

往事越千年

似乎仍抹不去那不祥的特征

主角的出场总是姗姗来迟

大师隐藏在穷街陋巷之中

小楼一夜听春雨

他有着卑微的命运，和上帝的视角

心中藏着一个梦

穿越时空，穿越善恶与死生

飞翔在飘渺的月光中

而玛格丽特是那么美，那么生动

她说，没有谁能够得到特殊眷顾

要相信爱，否则将永世不得安宁

这个荒诞故事，或黑色幽默

击中了撒旦脆弱的神经

我看到了他和他的黑猫

徘徊于北京这个璀璨的夜空

自己买的，朋友送的，还有应该去读的

堆得越来越多，简直成了一种压迫

如今好像读书的乐趣也越来越少

越来越是职业性的了

以前聊天时，戴老师曾经说过，她最喜欢文学、电影和音乐

她研究了文学和电影，无论如何也不研究音乐了

要为自己保留一点空间

我觉得她说的是很有道理的

七月，在离开杭州的最后一晚

我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於兴中教授聊天

（他是一位研究法学的著名学者）

谈起了童年读书的愉悦，也感叹现在的乐趣越来越少了

现在想想，那时候读书是多么快乐

或许我们再也找不到那样的感觉了

其实想想也很奇怪，那么小，怎么会喜欢读书呢

别人怎样我不知道，我想我是从小就爱听故事

满足不了，才慢慢开始自己读书的

我依然记得，夏天的晚上乘凉时，听大人们讲鬼故事

吓得我心砰砰跳，一个人都不敢回家了

但还是竖起耳朵，不停地追问后来的结果

然后是看连环画，那时上小学，认了几个字

连环画字也不多，我们边看边猜，意思也能懂个差不多

那时候谁要有几本连环画，在学校里可神气了

我们前街有一个姓王的同学，他的连环画最多

好像有满满一箱子，但他轻易不给别人看

要看，就得拿别的连环画跟他换

所以他看得最多，让人羡慕死了

为了看连环画，我还跟一个女同学去了她的家

那时男女生之间几乎都不说话

跟她一起走路，去她家，同学之间会议论的

我也不怕，可见连环画的诱惑有多么大

以后呢，就是开始看书了

我家南边有一个围起来的空地，种满了杨树

还有一棵老枣树，还有两三座旧坟

我经常爬过墙，坐在坟上，或在树荫下

或者爬上那棵老枣树，去看书

我在那里看了合订本的《故事会》和《大千世界》

书都是破破烂烂的，不知从哪里来的，我却念得很快乐

刚开始是真正的“念”，还要读出声的，好像念出来才能懂得

有很多字不认识，就跳过去，或根据上下文的意思猜

“吝啬”这个词，就是那时候读到的

不知为什么，那时我总在心里把它念做“墙克”

或许是“墙”和“克”两个字学过了，又跟它们长得比较像

可是为什么又要把顺序反过来呢，我也不知道了

那时我还经常去放羊

赶着一群白色的羊，到河堤上，草地上

让它们在那里静静地吃草，我就在边上看书

那时看的有一本《地理手册》，知道了珠穆朗玛峰有多高

知道了我国的四大盆地、四大高原是什么

还看“思想道德”教参里的小故事

这书是从我当小学老师的嫂子那里搜罗来的

跟我一起放羊的孩子，也有爱看书的，看完了就换着看

当然也不光是看书，还是玩的时候多

游泳，爬树，偷了玉米、花生和红薯烧着吃

我还在那里学会了下跳棋和军棋，有一段时间很痴迷

还是说看书吧，有一次我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本“白话聊斋”

那个晚上，我的爹娘都到东屋看电视去了

我在外地的哥哥也回来了，他们说笑得很热闹

我一个人在堂屋的东厢房看这本没有了封皮的书

看了第一个故事，是偷桃的故事

一个卖桃的很吝啬（读作“墙克”，呵呵），不肯施舍

结果一个老头把一个桃核种在地上，眼看着一棵桃树长大，开花，结果

老头把桃分给了大伙，卖桃的也跟着看

后来才发现分的那些桃子都是他的

第二个故事，是一个人蹬着梯子爬上了天

还有一个小孩装死什么的

这些故事都很有意思，很神奇，很有魅力

然后我就看到了“画皮”，看到了一个女的去挖人的心

这个故事吓坏了我，我惊恐地大声哭了出来

在东屋的我的爹娘和哥哥，以为发生了什么

急忙跑过来看我，安慰我

看到原来是一本书闹的，他们也觉得没有什么

后来这还成了一个话柄，好长时间他们都拿这个笑话我

可直到现在，我看聊斋还是心有余悸的

那时要找到一本书，可不是那么容易

找不到别的，就那几本翻来覆去地看，都快翻烂了

我到亲戚家去，总是到处寻摸，那时乡间的书也不多

我所能找到的，不是老头卷烟剩下的，就是妇女夹鞋样子的

几乎都是没头没尾的，又很破

就这样，我看了《水浒》和《济公全传》的一部分

《三国》的后半部，《射雕》的第四部

我还跟一个同学跑很远去了他家

借了一本《七侠五义》，现在我还记得他的名字

我三姐的丈夫是一位小学教师，他家里有不少书，我最爱去他们家里玩

我在这里看到了《复活》、《牛虻》和一个英国人写的《啼笑皆非》

《唐诗三百首》和《（资治）通鉴故事100则》

还看到了王莹的一部小说《宝姑》

《四世同堂》的第三部（好像是《老舍文集》第十六卷）

看《四世同堂》时的一天，家里没有人，还下着雨

我一个人躲在自己小屋的床上

偷拿了我娘珍藏的几个苹果，边看边吃

不知不觉把苹果都吃完了

心里很是忐忑

可我娘好像忘了那些苹果，意外地没有骂我

这让我记忆很深刻

我还不知从哪儿弄到了“作家童年”丛书中的两本

是沙汀和艾芜写的，艾芜写到了他祖母讲的两个童话，让我觉得很神奇

可是多年之后再读，不是这两个童话，而是艾芜的经历

让我更感兴趣，我想童年时的接受心理，真是很有趣

或许是我后来学文学，所能想起的，多是跟文学有关的

其实那时的兴趣要广得多，数学的，物理的，农业技术，自然常识

能找到的，读起来都是囫囵吞枣的

我还记得一本书，是讲快速四则运算和其他技巧的

写得很有趣，我读得很是入迷

初中以后，我到了县城，在那里借书的范围更广了

还可以到书摊上去租书

在学校，我的课外书不止一次被没收过

还有女同学主动借书给我

而直到上了大学，我才不再为读书感到饥渴

到现在，却又为书太多感到烦恼了

我想这是“专业”与社会分工造成的结果

我的书太多，却有那么多人想读而读不到的

就像现在的乡村，像童年的我

如果能平衡一下就好了

而且书读得那么多，又有什么用呢？

（请师友们不要批评我：还不够多）

现在我感觉自己就像世界的一个旁观者

好像还没有真正地进入“生活”

我想这样的状态是不对的，似乎应该打破

还是要去体验现实的冰冷或火热

就像浮士德，应该从他的书斋走出来了

不知道这算不算靡菲斯特的诱惑？

其实，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意外

最初只是想随意抒发一点感慨

没想到一写，就写到了现在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的“诗”写得好

甚至当我说写“诗”时都要打上引号

但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需要

有朋友说，你的“诗”和别人不一样

无以名之，不妨就叫“雷体诗”

我觉得这个主意很不错，呵呵

这好像有一点自恋，或虚荣

但我写的确实和别人都不同

我把思考、评论、杂感融入其中

可以自由地叙事、议论、抒情

虽然不美，不酷，也不那么好看

或许也能算是一种“诗体解放”，或一种 “实验”

也有朋友对我的“诗”很不满

说我糟蹋诗歌，又浪费情感

还放着那么多该做的事不干

是啊，“该做的事”那么多，可我的能力实在有限

我已经尽可能努力地去承担

只是我还不是一个冷静的学者或坚强的战士

我还有脆弱与困惑的瞬间

还有无法被化约的情感与经验

能否给我一个小小的空间，即使像梦幻？

我又回到了我的公园

在没有海棠的日子里

我依然在这里漫步

在这里行走，遐想，等待

或者在某个角落里静静地坐一个下午

这个春天，我带了不少朋友来看海棠

那些花团锦簇的往事

似乎已离我远去

如今，穿行在寂静的公园中

那一片碧绿在雨后分外凄清

我突然发现，我喜欢的一棵梨树不见了踪影

原先枝叶婆娑的旧址

现在只是一片凌乱的树坑

这让我的心里很慌，很冷，很空

每年春天，它都给我带来最初的惊喜

那一树繁花似雪，令人痴迷

而今我却永远地失去了它

我感到愤怒，伤心，又难过

仿佛有谁真的伤害了我

我又不知该如何诉说

——然而，这棵梨树何尝是我的

这个公园何尝是我的

这个世界，又何尝是我的？

我只不过是一个匆匆过客

就连我，也不属于我

我还能把握住什么？

相看两不厌，或许不过是一种错觉

“一树梨花压海棠”

就像一场梦，或一场电影

就让它留在记忆里

或者，飘散在风中

纪念他创作50周年

听到那么多人谈起他的经历，精神，与人格魅力

让我十分感动，也想了很多，关于做人与作文的道理

我没有见过陈映真先生

只是四年前，为他们的《人间》杂志写过一篇文章

评析《那儿》及围绕它在大陆的争论

陈先生也写了一篇评论，其中肯定了我的一些分析

后来，我读《八十年代访谈录》

写过一篇大陆作家对陈映真“接受史”的札记

再后来，应社科院文学所张重岗先生的邀请

写过一篇文章，谈他的小说《赵南栋》与文化领导权

以及“记忆”、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

这两篇文章，也引起了一些师友的注意

我还为《凤凰周刊》写过一篇短文

简略地介绍了他的文学与经历

大约两年前，听说陈映真先生来到了北京

我想有机会可以去拜访，但后来才知道他是来治病的

病得较重，不便见客，只好打消了这个主意

此后，我见过几次吕正惠先生

他是陈先生的老朋友，现在是我的“酒友”

（在深夜的北京街头，我们在醉中

曾一起痛快地大骂帝国主义）

每次我们见面都会提起陈先生，为他的病而叹息

这一次会议，本以为陈映真先生能来参加

但是他终究也没能亲自出席

只是见到了他的夫人、妹妹和朋友

以及一些研究陈映真及台湾文学的学者（我也忝列其中）

听他们谈起对陈映真的印象，及他对他们的影响

让人不得不想

一个作家，或知识分子的价值，究竟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有的人，会让我们如此怀念

如鲁迅，如陈映真

为什么有的人，则让我们如此讨厌

如某些经济学家，和“美国鹦鹉”

我想这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在立场上，你站在哪一边

是为沉默的大多数发言，还是为既得利益者去“帮闲”

二是在知识上，你能否创造出新的“高级文化”

能否对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审美趣味构成真正的挑战

鲁迅或陈映真的意义就在于，他们始终站在“底层”一边

并在文化或文学上有新的创造

如此有冲击力和说服力，又如此厚重，如此新鲜

这很值得我们今天发展“新文化”借鉴

如今，在媚日的“海角七号”文化氛围中

在阿扁“海角七亿”的政治贪渎中

台湾是多么需要正义的声音，多么需要陈映真

然而，需要陈映真的，又何止是台湾

在全球化时代，整个中国日益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我们所面临的正是陈映真几十年前提出的问题

而且我们所处的语境更加复杂，更加艰难

在“文革”之后，和新旧意识形态的转折之间

要正面使用左翼的思想文化资源

必须首先经过自我反思与批判

而在今天，在去政治化、消费主义和“娱乐致死”的环境中

只是态度严肃地去思考问题，也很难

然而这些问题是我们迟早要面对的

不在今天，就在明天

在会议的发言中，我大体重述了“札记”的内容

只是加上了，“陈映真的意义是属于将来的”

我也祝愿，病中的陈先生能早日康复

和我们一起去迎接

尽管不无阴霾但终将灿烂的明天

附录“札记”一篇：

         从排斥到认同

            ——大陆作家对陈映真20年的“接受史”

   近读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其中有几处谈到陈映真，且与大陆作家多有错位之感，甚至话都无法说到一起去，因又想起王安忆、祝东力亦有谈及陈映真处，试摘抄并略加评论如下。

第一段：阿城与张贤亮

   《八十年代访谈录》是在最近“反思80年代”热潮中涌现出来的一部著作，它以访谈的形式，记录了80年代文化领域中一些“风云人物”的所思所想，这些人物包括：阿城、北岛、陈丹青、陈平原、崔健、甘阳、李陀、栗宪庭、林旭东、刘索拉、田壮壮等。他们的回忆不仅能让我们具体了解到每个人的性情、趣味，而且对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80年代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访谈都进行得较为深入，大部分颇为精彩，其不足之处在于选择对象过于“精英化”与“新潮化”，我们看不到普通人的想法，也看不到新潮人物“对立面”的思考与感受，此外该书也缺乏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因而尚不够深入。不过这仍是目前关于80年代较为重要的一本书。以下内容摘抄自该书——

    阿城：……我记得八十年代末吧，我在美国见到陈映真，他那时在台湾编《人间》，《人间》杂志的百姓生活照片拍得很好，过了十年，大陆才开始有很多人拍类似的照片了。我记得陈映真问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怎么看人民，也就是工人农民？这正是我七十年代在乡下想过的问题，所以随口就说，我就是人民，我就是农民啊。陈映真不说话，我觉得气氛尴尬，就离开了。当时在场的朋友后来告诉我，我离开后陈映真大怒。陈映真是我尊敬的作家，他怒什么呢？写字的人，将自己精英化，无可无不可，但人民是什么？在我看来人民就是所有的人啊，等于没有啊。不过在精英看来，也许人民应该是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吧，所以才会有“你怎么看人民”的问题。所有的人，都是暂时处在有权或者没权的位置，随时会变化，一个小科员，在单位里没权，可是回到家里有父权，可以决定或者干涉一下儿女的命运。你今天看这个人可怜，属于弱势群体，可是你给他点权力试试，他马上会有模有样地刁难起伏别人。这是人性，也是动物性，从灵长类的社会性就是这样。在我看来“人民”是个伪概念。所以在它前面加上任何美好的修饰，都显得矫情。

查建英：我见到陈映真是在山东威海的一个会上，那都九几年了，他可能真是台湾七十年代构成的一种性格，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精英意识、怀旧，特别严肃、认真、纯粹。但是他在上头发言，底下那些大陆人就在那里交换眼光。你想那满场的老运动员啊。陈映真不管，他很忧虑啊，对年轻一代，对时事。那个会讨论的是环境与文化，然后就上来张贤亮发言，上来就调侃，说，我呼吁全世界的投资商赶快上我们宁夏污染，你们来污染我们才能脱贫哇！后来听说陈映真会下去找张贤亮交流探讨，可是张贤亮说：哎呀，两个男人到一起不谈女人，谈什么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多晦气啊！这也成段子了。其实张贤亮和陈映真年纪大概差不多。

     按：查建英的叙述颇富功力，三言两语便将张贤亮的形象勾画了出来，与我们从《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中得出的印象不谬。或许在张看来，“性”与“金钱”便是他所理解的现代化了，但为了现代化，甚至吁请全世界的投资商“赶快上我们宁夏污染”，于今看来却大谬不然，20多年来发展所付出的环境的代价太过沉重了，每年春天沙尘暴都会给我们以提醒，对这样的“现代化”应该加以反思。

阿城的说法，是想以“人性”、“动物性”来否定人的“社会性”与“阶级性”，这我们在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中早就看到过了，鲁迅无疑是正确的，即在“人性”、“国民性”之外，“阶级性”是理解现代社会的一个不可忽略的视角，所谓焦大不会爱林妹妹，煤油大王不能理解捡煤渣的老太太的苦恼是也。阿城在80年代的所作所为或许不无道理，因彼时距“文革”结束未远，对阶级斗争的强调与扩大化有一些反思的积极意义，但今日贫富分化如此严重，若仍如此说，则可谓对社会之真相殊无了解。

又，阿城与陈映真的矛盾在于他们所处环境的不同，阿城处于反思“极左”，亟欲“走向世界”的80年代大陆，而陈映真则处身于资本主义的台湾，所谋求的是“解放”的理论与力量，故二者产生了颇为吊诡的“错位”。伴随着大陆逐渐“走向世界”的步伐，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更深的了解，对陈映真也有不同的理解，故对陈映真的“接受史”在某一侧面也反映着中国社会与中国作家思想的变化。

第二段：陈丹青

    上书中又有——

    陈丹青：……我记得安忆描述他在美国见台湾作家陈映真，陈问她以后打算如何，她说：写中国。陈很嘉许，夸她“好样的”。安忆听了，好像很鼓舞、很受用似的。

多么浅薄啊！为什么“写中国”就是“好样的！”哈维尔绝不会夸昆德拉：好样的！写捷克！屈原杜甫也不会有这类念头……

     按：前引阿城、查建英对陈映真颇有些不理解，甚至不屑的意思，而陈丹青此处的说法尤为激烈，直斥之为“多么浅薄啊！”，或许这与言说者性格不同相关，但情感的指向是鲜明的。陈丹青所反感的是，为什么“写中国”就是“好样的！”？此中我们不难看出其背后“走向世界”的思路，也即以接近西方、获得西方承认为荣，而对“写中国”，描绘中国的变化并在其中产生一定的影响持不屑的态度。这样的思路在今天无疑是值得反思的，我们应该承认现在不存在一个公正、公平的“世界秩序”，也不存在普适性的制度安排与唯一的发展道路，中国应走自己独特的现代化之路，并在这一过程中为世界秩序的更加公正、公平而努力。强调中国道路的独特，不是为所谓“极权社会”辩护，“极权社会”我们也是反对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倒：一、所谓“世界秩序”不会允许中国毫无代价地加入其中；二、中国也不能继续走像西方那样的殖民主义的老路；三，中国有独特的国情：9亿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悠久、丰富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遗产等等；四，即使中国能够加入所谓“世界秩序”，也不能仅以“加入”为目的，而必须对目前不合理的秩序加以改变。

第三段：王安忆

     上段谈的是王安忆，不过王安忆的想法与陈丹青颇有些不同，以下是王安忆谈及陈映真的一篇短文——

              英特纳雄耐尔

     一九八三年去美国，我见识了许多稀奇的事物。纸盒包装的饮料，微波炉，辽阔如广场的超级市场，购物中心，高速公路以及高速公路加油站，集资楼大楼的蜂鸣器自动门，纽约第五大道圣诞节的豪华橱窗。我学习享用现代生活：到野外Picnic，将黑晶晶的煤球倾入烧烤架炉膛，再填上木屑压成的引火柴，然后搁上抹了黄油的玉米棒、肉饼子；我吃汉堡包、肯德基鸡腿、Pizza在翻译小说里，它被译成「义大利脆饼」这样的名词；我在冰糕自动售货机下，将软质冰糕尽可能多地挤进脆皮蛋筒，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挤进更多，使五美分的价格不断升值；我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那样挥霍免费纸巾，任何一个地方，都堆放着雪白的、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各种款式和印花的纸巾，包含少有人问津的密西西比荒僻河岸上的洗手间这时候，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这个人，就是陈映真。

      我相信，在那时候，陈映真对我是失望的。我们，即吴祖光先生我母亲茹志鹃和我，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面看到的中国大陆作家，我便是他第一次看到的中国大陆年轻一代写作者。在这之前，他还与一名大陆渔民打过交道。那是在台湾监狱里，一名同监房的室友，来自福建沿海渔村，出海遇到了台风，渔船吹到岛边，被拘捕。这名室友让他坐牢后头一回开怀大笑，因和监狱看守起了冲突，便发牢骚：国民党的干部作风真坏！还有一次，室友读报上的繁体字不懂，又发牢骚：国民党的字也这么难认！他发现这名大陆同胞饭量大得惊人，渐渐地，胃口小了，脸色也见丰润。以此推测，大陆生活的清简，可是，这有什么呢？共产主义的社会不就应当是素朴的？他向室友学来一首大陆的歌曲「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和我们会面，他事先作了郑重的准备，就是阅读我们的发言稿，那将在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画」组织的中国作家报告会上宣读。他对我的发言稿还是满意的，因为我在其中表达的观点，是希望从自己的个人经验中脱出，将命运和更广大的人民联系起来。他特别和聂华苓老师一同到机场接我们，在驱车往爱荷华城的途中，他表扬了我。他告诉我，他父亲也看了我的发言稿，欣慰道：知道大陆的年轻人在想什么，感到中国有希望。这真叫人受鼓舞啊！从这一刻起，我就期待着向他作更深刻的表达。可是，紧接下来的事情是，我们彼此的期望都落空了。
      在「五月花」集资楼住下之后，有一日，母亲让我给陈映真先生送一听中华牌香菸。我走过长长的走廊，去敲他的门，我很高兴他留我坐下，要与我谈一会。对着这样一个迫切要了解我们生活的人，简直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提起。我难免慌不择言，为加强效果，夸张其辞也是有的。开端，我以为他所以对我的讲述表情淡然是因为我说得散漫无序，抓不住要领。为了说清楚，我就变得很饶舌，他的神情也逐渐转为宽容。显然，我说的不是他要听的，而他说的，我也不甚了解。因为那不是我预期的反应，还因为我被自己的诉说困住，没有耐心听他说了。
      回想起来，那时候我的表现真差劲。我运用的批判的武器，就是八年代初期，从开放的缝隙中传进来的，西方先发展社会的一些思想理论的片段。比如「个人主义」、「人性」、「市场」、「资本」。先不说别的，单是从这言辞的贫乏，陈映真大概就已经感到无味了。对这肤浅的认识，陈映真先生能说什么呢？当他可能是极度不耐烦了的时候，他便也忍不住怒言道：「你们总是说你们这几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穷，我能说什么呢？我说什么，你们都会说，你们所受的苦和穷！」这种情绪化的说法极容易激起反感，以为他唱高调，其实我内心里一点不以为他是对世上的苦难漠然，只是因为，我们感受的历史没有得到重视而故意忽略他要说的「什么」，所以就要更加激烈地批评。就像他又一次尖锐指出的不要为了反对妈妈，故意反对！事情就陷入了这样不冷静的情绪之中，已经不能讨论问题了。
      一九八九年与一九九○年相交的冬季，陈映真生平第一次来到大陆。回原籍，见旧友，结新交；记者访谈，政府接见，将他的行程挤得满满当当，我在他登机前几个小时的凌晨才见到他。第一句便是：说说看，七年来怎么过的？于是，我又蹈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境地。这七年里面，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方才说的那些个西洋景，正飞快地进入我们这个离群索居的空间：超级市场、高速公路、可口可乐、汉堡包、圣诞节、日本电器的巨型广告牌在天空中发光，我们也成熟为世界性的知识分子，掌握了更先进的思想批判武器。我总是越想使他满意，越语焉未知，时间已不允许我罗嗦了，而我发现他走神了。那往往是没有听到他想要听的时候的表情。他忽然提到「壁垒」两个字Block，是不是应该译成「壁垒」？他说。他提到欧洲共同体，那就是一个Block，「壁垒」，资本的「壁垒」，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这个名词。而后，他又提到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劳工在日本发生的花冈惨案，他正筹备进行民间索赔的诉讼请求。还是同七年前一样，我的诉说在他那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他同我说的似乎是完全无关的另一件事。可我毕竟比七年前成熟，我耐心地等待他对我产生的影响起作用。我就是这样，几乎是无条件地信任他，信任他掌握了某一条真理。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我怀疑自己，怀疑我说真是我想。事情变得比七年前更复杂，我们分明在接近着我们梦寐以求的时代，可是，越走近越觉着不像。不晓得是我们错了，还是，时代错了，也不晓得应当谁迁就谁。

      陈映真在一九八三年对我说的那些，当时为我拒斥不听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点一点呈现出来，那是同在发展中地域，先我们亲历经济起飞的人的肺腑之言。他对着一个懵懂又偏执的后来者说这些，是期待于什么呢？事情沿着不可阻挡的轨迹一迳突飞猛进，都说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终极。有一个例子可帮助这事实，就发生在陈映真的身上。说的是有一日他发起一场抗议美国某项举策的游行示威，扛旗走在台北街道上，中午时，就在麦当劳门前歇晌，有朋友经过，喊他：「陈映真，你在做什么？」他便宣读了一通反霸权的道理，那朋友却指着他手中的汉堡包说：「你在吃什么？」于是，他一怔。这颇像一则民间传说，有着机智俏皮的风格，不知虚实如何，却生动体现了陈映真的处境。 

     一九九五年春天，陈映真又来到上海。此时，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都轮廓大概，渐和世界接轨，海峡两岸的往来也变为平常。陈映真不再像一九九○年那一次受簇拥，也没有带领什么名义的代表团，而是独自一个人，寻访着一些被社会淡忘的老人和弱者。有一日晚上，我邀了两个批评界的朋友，一起去他住的酒店看他，希望他们与他聊得起来。对自己，我已经没了信心。这天晚上，果然聊得比较热闹，我光顾着留意他对这两位朋友的兴趣，具体谈话属性反而印象淡薄。我总是怕他对我，对我们失望，他就像我的偶像，为什么？很多年后我逐渐明白，那是因为我需要前辈和传承，而我必须有一个。但是，这天晚上，他的一句话却让我突然窥见了他的孱弱。我问他，现实循着自己的逻辑发展，他何以非要坚执对峙的立场。他回答说：我从来都不喜欢附和大多数人！这话听起来很像是任性，又像是行为艺术，也像是对我们这样老是听不懂他的话的负气回答，当然事实上不会那么简单。由他一瞬间透露出的孱弱，却使我意识到自己的成长。无论年龄上还是思想上和写作上，我都不再是二年前的情形，而是多少的，有一点「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意思。虽然，我从某些途径得知，他对我小说不甚满意，具体属性不知道，我猜测，他一定是觉得我没有更博大和更重要的关怀！而他大约是对小说这样东西的现实承载力有所怀疑，他竟都不太写小说了。可我越是成长，就越需要前辈。看起来，我就像赖上了他，其实是他的期望所迫使的。我总是从他的希望旁边滑过去，这真叫人不甘心！

      这些年里，他常来常往，已将门户走熟，可我们却几乎没有见面和交谈。人是不能与自己的偶像太过接近的，于两边都是负担。有时候，通过一些意外的转折的途径，传来他的消息。一九九八年，母亲离世，接到陈映真先生从台北打来的吊唁电话。那阵子，我的人像木了，前来安慰的人，一腔宽解的话都被我格外的「冷静」堵了回去，悲哀将我与一切人隔开了。他在电话那端，显然也对我的漠然感到意外，怔了怔，然后他说了一句：我父亲也去世了。就在这一刻，我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同情。说起来很无理，可就是这种至深的同情，才能将不可分担的分担。好比毛泽东写给李淑一的那一首〈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他的父亲，就是那个看了我的发言稿，很欣慰，觉着中国有希望的老人；一位牧师，终身传布福音；当他判刑入狱，一些海外的好心人试图策动外交力量，营救他出狱，老人婉拒了，说：中国人的事情，还是由中国人自己承担吧！他的父亲也已经离世，撇下他的儿女，茕茕孑立于世。于是，他的行程便更是孤旅了。

      二○○一年末的作家代表大会，陈映真先生与我的座位仅相隔两个人，在熙攘的人丛里，他却显得寂寞。我觉得他不仅是对我，还是对更多的人和事失望，虽然世界已经变得这样，这样的融为一体，切·格瓦拉的行头都进了时尚潮流，风行全球。二年来，我一直追索着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们要的东西似乎有了，却不是原先以为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要什么了，只知道不要什么；我们越知道不要什么，就越不知道要什么。我总是，一直，希望能在他那里得到回应，可他总是不给我。或者说他给了我，而我听不见，等到听见，就又成了下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成了掉队者，就好像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

     按：我们都知道王安忆的小说《乌托邦诗篇》，即是以陈映真为原型的，此文表达了与那篇小说相似的意思，但似乎更清晰些。从中我们可以看到20多年来王安忆对陈映真的“接近”，但这种接近只是“情感”上的，她只是将陈映真当作“偶像”与“前辈”，当作一个可以崇敬的人，却并不理解（虽然有些接近理解）他的“思想”。在王安忆看来，陈映真的思想是“乌托邦”，是对现实逻辑“非要坚持对峙的立场”，这是他们真正的“隔膜”之所在。

    王安忆不仅对于陈映真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持犹疑的态度，对右派知识分子同样感到不可信任，在据说以张贤亮为原型的著名小说《叔叔的故事》中，她表达了对老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失望，由于认识到了他们并非“英雄”，而对他们，也对自己陷入了怀疑之中，这导致了她内心的迷茫和对前途、对世界的不可把握。

    但在这里，需要区分的一点是，对于“左翼”知识分子，她虽然有些隔膜，但在情感上是崇敬的，而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她的态度是怀疑与“失望”。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我们在与前三位作家的比较中就可以看出来。前三位作家虽然程度不同，但对陈映真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是持一种否定态度，而王安忆则不同，虽然她并不完全认同于陈映真，但表示了起码的尊重、理解和崇敬，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转折点。

    王安忆对乌托邦的态度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在经历过“文革”与1989年事件之后，左右两方面的“乌托邦”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使她对任何超越于现实之上的“现代性规划”都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但过于执着、认可或接受现实与现实的秩序，也使她的小说越来越琐屑、细碎，在精神上则缺乏一种超拔的力量。如果我们重温一下卡尔·曼海姆关于“绝对不可实现的乌托邦”与“相对不可实现的乌托邦”的区分，那么对后者保持理性与激情，仍是可取的。

      在90年代初的知识界，王安忆的态度是有代表性的，那时文学界以“新写实主义”和“先锋小说”领风骚，这些作品如《一地鸡毛》、《活着》等，以犬儒主义的态度面对现实，宣扬一种“苟活”的哲学；而知识界则提倡学术规范，以“学术”代替“思想”等等，这其实是作家与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一种失败。这一失败使他们限于困顿中，也使他们产生了分化。

第四段：祝东力

     最后，我要说到祝东力对陈映真的理解，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一文中，他指出——

     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被笼罩在上代人的影子之下。批判中国历史，否弃中国革命乃至近代以来全部反帝反殖的左翼传统，质疑国家、民族、集体，向往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以及语言、文化和学术思想。不必讳言，八十年代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在相当程度上是可耻地反人民和殖民地化的。……

    1994年夏，台湾作家和思想家陈映真先生来北京，在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安排的一次座谈会上，我聆听了他的长篇演讲。演讲的主题大致是台湾与中国统一问题，具体内容已经模糊，但其鲜明的左翼立场、开阔的国际视野和高超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以及将社会经济、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表象从深层联结起来予以分析所表现出来的敏锐、渊博和深邃，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借用梁启超回忆龚自珍对晚清思想解放之作用的一句话说就是：“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我恍然间意识到，知识分子拥有两种彼此嬗替的传统，即左翼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在长期衰落、停滞和僵化之后，左翼传统经过转型，完全可能铁树开花，出现一次伟大的复兴。

    按：另在我与祝老师的闲谈中，他也曾说起90年代中期见到陈映真时的震动，一方面是对陈映真的精神的震动，他说那时陈映真已华发满头，但谈笑风生，神采奕奕，另一方面则是对陈映真“思想”上的共鸣，正是陈映真与其他思想资源的影响，以及90年代中国现实的刺激，使他完成了“思想曲折”，而最终达到了上引段落的认识高度。

     这一认识使他区别于王安忆“情感”上的认同，而在“思想”上与陈映真走到了一起，而此时的中国已走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如何使批判的“左翼思想”重新焕发活力，不再仅是陈映真关心的问题，也是祝东力等一批大陆知识分子所认识到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关系到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命运，是我们今天所不能不面对的。

     以上略谈了阿城、张贤亮、陈丹青、王安忆、祝东力对陈映真的理解，这个过程也是20多年来中国思想变化的一个缩影，立此存照。

就像这部电影，“与安德烈共进晚餐”

路易·马勒作为一个作家导演，也有人看不上眼，可是我却很喜欢

影片的两个男主人公，长得都很一般

也不是同性恋，没有搞断背山

只是两个老朋友，偶然在大街上遇到，在一起聊聊天

影片的开始，是他们邂逅

影片的结尾，是他们分手

整个故事，就是他们在一个咖啡馆，漫长的闲谈

他们都谈了些什么，我已经遗忘

不外是人生，爱情，往事，时光的流转，人世的沧桑与改变

令我着迷的是那种氛围，平凡，简单

像生活本身一样自然

却又让人感到温暖

如今，我们每个人都在城市的生活中辗转

都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辛酸，和莫名的孤独感

走在黄昏的大街上，只有细长的影子相伴

这时我们多么需要遇到自己的“安德烈”，与他共进晚餐

说一说心里的话，谈一谈现在和从前

让紧张的情绪舒缓，不再焦灼，不再孤单

可是在这个城市，“偷得浮生半日闲”

和朋友聊聊天，是那么难

所以这部电影我只看过一遍，并且是在多年之前

却好像永远记在了心间

    梁彦选与其他诗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个“打工诗人”；而他与其他“打工诗人”的不同之处，则在于他有着充分的“阶级意识”或群体意识。他的诗歌的抒情主人公，不是“个人”意义上的自我，而是置身于一个阶级或阶层中的“自我”，他所描述与关注的，也不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一个群体的命运，打工者群体的命运，这是他与大多数打工诗人的不同之处。

    我读过不少打工诗人的作品，这些诗人的作品所抒发的都是“个人”意义上的自我情感，比如思念家乡的情绪，在外漂泊的孤独，工厂生活的艰苦，以及个人奋斗成功的渴望，等等。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打工生活带来的现实感受与直接经验，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却无法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处境与命运。如今，市场、竞争与“个人奋斗”已成为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现实苦难的原因被归结于“个人”的不争气、不努力，而改变这一处境的唯一方式就是“个人奋斗”，只有通过个人的努力才能改变个人的命运，这是当今社会的主流意识，也是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规则”。

     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意识形态存在着未经被反思的前提。首先，“个人奋斗”只能改变个别人的命运，而无法改变大多数人的命运，无法改变一个阶级或群体的命运，无法代表一个阶级的根本利益与整体利益；其次，在今天这个社会，“个人奋斗”的起点是不公平、不平等的，他们所可以凭借的社会资源也有着天渊之别，在这样的现实秩序中，即使一个打工者去“个人奋斗”，其所能达到的程度也是有限的；再次，如果说在1980—90年代，尚有“个人奋斗”的空间，那么现在这一空间已经越来越狭小了，这表现在诸多层面，比如社会结构趋于凝固化，利益群体不仅占据了现实中的各种利益，而且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将这一优势“世袭”下去；再比如就业压力的增加，这与世界与国内经济形势的紧张密切相关，也是现实中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现在大学生群体——这些精英阶层的“预备队”，要找一份满意的工作也是难上加难，在现实秩序中处于更低端的打工者，试图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必然越来越小。所以我们必须抛弃“个人奋斗”的幻想，只有在整体的社会结构中，在时代与历史的演变中，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与把握打工者群体的命运。

     梁彦选诗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从未有“个人”的幻想，而是自觉地认同于打工者的身份，并试图描绘出这一阶层的现实处境与历史命运。他的诗歌中所描述的经验、情绪与感受，既是属于他个人的，也是属于打工者群体的，二者水乳交融在一起。或者说，打工者群体正是通过梁彦选的诗歌，才在沉默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唱出了属于自己的歌。在梁彦选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打工者群体的自我意识与阶级意识。而在其中，又呈现出了一种互相矛盾的自我定位与自我认知，新的与旧的，历史与未来，理想与现实，应有的与实存的，相互交织在一起，具有一种复杂的面貌，而这又影响到了其诗歌的艺术风格。

    在梁彦选的诗歌中，“打工者”群体一方面被认为是“弱势群体”，另一方面又被认为是承担了历史使命的阶层，他借助一些历史上的符号批判现实，并召唤未来，在《他站起来了》中，他写道：

    为着镰刀、斧头的理想

    为着几代人的奋斗向往

    他在桎梏上刻下光辉的诗行

    没有低头 没有乞求

    没有吐露半个不带骨头的软字

    任血从额头上淌下来

    从肩膀上流下来……

    流下来——怒放一朵朵自由的花蕾

    这里的主人公，是历史上经典的工人阶级或共产党员形象，是一个觉醒了并自觉地承担起使命的打工者形象，是理想中的打工者所应具备的形象。但这一形象却与现实中打工者“弱势群体”的现实处境不相符合，也缺乏对工人阶级历史演变的考察与反思，因而呈现出理想与现实的错位，其高亢的风格也不免略嫌夸张。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境况，可以说不仅在于诗人的意识，也是社会价值观念转型及其内在矛盾所造成的。在理论上，在宪法的规定中，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在现实中，工人阶级，包括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或者被称为“新工人阶级”的打工者群体，却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这种巨大的反差不仅造成了社会价值观念的扭曲，也使诗人的自我意识发生了分裂，既有一种“主人公”的幻觉，又不得不置身于“弱势”的处境，因而只能召唤历史上同样处于“弱势”的工人阶级或共产党员的形象，作为批判与对抗现实的思想资源。在这本诗集的第一辑中，包括《他站起来了》、《有那么一天》、《苟活》、《不要偷偷哭泣》、《真理》、《血腥的罪行》、《一滴血》等诗中，作者向往“一个愤怒的海”“一双双拳头/在瓢泼大雨中紧攥高举”，讴歌“有的人仅仅流了一滴血/仅仅流了一滴血/就映照出了未来的曙光”，批评懦弱者在“沉默中/失去的不仅仅是幸福的家园/还有自由生命/比生命更加贵重的尊严”，呼吁“现在是挺起胸膛的时刻/我们脚下的土地/辉映着前辈浴血奋战的身影”。在这些诗歌中，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遗产作为一种批判的资源所起到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这种“借用”因为缺乏历史的分析与现实的反思，因而容易流于空洞的高亢。

    在我看来，梁彦选诗歌中更具艺术价值的部分，是对打工者现实处境的描述，这些诗歌不像第一辑诗歌那么明朗、高亢，而寄寓着人生际遇的沉痛与悲愤，在艺术风格上也更为低沉、低徊，但却更具有震动人心的力量。

     在关于矿难的诗歌中，他写道，“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的矿难/如黑色的风暴/从北方吹到南疆/从西部吹到东溟/暗淡了中国的天空”“中国的煤/是死去的矿工的骨灰”。

    他描写矿工工作的环境：

    在那里

    昏暗的灯光照不破四周的黑暗

    飞扬的煤尘直往鼻孔里钻

    弯着腰就能碰着头顶的天

    断柱的响声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脚下的积水像无底的深渊

    荡漾着恐惧和不安

    闷热脱去了全身的衣服

    黑黝黝的身子像海豚在汗水里游

    耳朵里塞满了工头的骂声

    矿工的心头呵

    像转着的大磨盘（《挖煤工》）

    他描写矿工面对矿难时的复杂心境：

    明知道瓦斯比魔鬼更可怕

    还要硬着头皮在它面前装胆大

    每次下井

    虽操着千百倍的小心

    也只能认可“生死由命”的俗话

    只有平安走出了井口

    悬着的心才算落下

    有时听到工友遇难的消息

    暗自庆幸老天把好运赐给自己

    年复一年的日子就这样度过

    不知道哪一天

    才有转变的契机 

    一叶叶孤舟在黑海里漂泊（《想要太阳落到井底》）

     梁彦选至今仍在做矿工，并曾与一家发生煤矿的矿难擦肩而过，在这里他写出了矿工在恶劣工作环境中复杂而细微的心理，非外人所能道出。在另一首诗中，他写道，“在这个没有阳光的世界里/水火无情 瓦斯无情/无情的一切/远没有老板的心肠冷”，他所批判的便不仅仅是恶劣的工作环境，而是这一环境的制造者，而是资本的逻辑。

    在《看不见的手》中，他写道：

    五十年前

    你的爷爷死于冒顶

    五十年后

    你的父亲死于透水

    今天

    你望着可怕的黑井口

    向后退

    却被一只手用力往下推……

    这首诗借用家族的谱系与传承，写出了一个阶级的命运，具有深刻的历史感，“看不见的手”这一标题也具有双重含义，既写出了矿工为生活所迫的无奈，同时也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批判。在矿工题材的诗歌之外，梁彦选还写了其他题材的作品，如写下岗工人的《101路电车》，写搬家工人的《一个搬家工的日记》，写建筑工的《一个豫籍建筑工》，写按摩工的《夏夜》，还有《拾破烂的女人》、《卖报女》等等。他不仅具体描绘不同工作的场景及置身其中的人物的处境，也从整体上思考打工者的命运，让人们看到了他对这一阶层的自觉认同。

    梁彦选着力的另一题材是乡村，乡村在他的笔下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面貌：一个是寄托了乡愁的“家”，这里的农村是温暖的，是充满情感的，是处于想象中的；另一个则是现实中的农村，是荒芜的大地和无奈的人群，是令人看不到希望的处境。这两种情感交织在一起，让他的诗歌充满丰富复杂的情感，呈现出了一个游子对当下农村的思考：

    春

    田地一片荒芜

    秋

    田地一片荒芜

    冬

    田地一片荒芜

    夏

    托起一片绿

    却不是庄稼（《四季歌》）

    这是他对弃耕的土地的描写，在看似自然的描绘中，隐含着作者对土地的深深感情，以及面对这一境况的无奈与心疼。正如作者在另一首诗中所写的：

    ……那些扶犁套耙的身影

    日渐成为久远的记忆

    田间地头少了一些熟悉的笑声

    多了一些陌生的鸟鸣

    别了

    金灿灿的玉米

    别了

    黄澄澄的小麦……

    乡亲们忍痛种下最后一茬庄稼——

    白杨树

    荷锄而归（《荷锄而归》）

    种庄稼的良田被种上了树，种庄稼的人走向了进城的路，中国农村面临着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状况：一方面是人多地少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是大面积土地被抛荒。这不仅对农村、农民、农业来说是一个危机，也是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机。诗人以他敏感的心灵捕捉到了这一令人震惊的画面，让我们面对并思考这一不合理的现实。

    正是这样，梁彦选站在城乡的夹缝之中，以一个打工者的身份唱出了自己的歌，他歌唱打工生活的艰苦，歌唱家园的荒芜，他勇敢地让自己成为了这一阶层的表达者，他在历史的必然性中确认打工者的主体地位，从未来的乌托邦中汲取批判现实的诗情，他的声音虽然微弱，也并不是那么动听，但他唱出了心底的歌，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使命”，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如果太阳还没有来到

     我们就自己燃烧 

     星星之火虽然微弱

     却是熊熊燎原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