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有那么一位了不起的皇帝，他在位72年，将封建专制推向顶峰，被称做“太阳王”。他整日忙碌于东征西讨，也整日沉浸于凡尔塞宫的花天酒地，他有超强的政治才干，也有钢铁一般坚硬的性格。他爱女人，但爱情于他而言，不过只是生活的调料。

他就是路易十四。

他曾迷恋过红衣主教马扎然的侄女玛丽·德·芒西妮，但作为一个伟大的皇帝，那份强烈的责任感使他最终放弃和她的婚姻，芒西妮最终被马扎然远嫁到西班牙去了。而1660年，路易十四与西班牙公主玛丽亚·特里萨最终成婚，并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或许他并不讨厌这位公主，只是对方的刻板和内向使他热情冷却。潇洒的太阳王最终用自己体内的烈火，烧断了那冰冷的锁链，他从婚姻的束缚中跳出来，于是，在弟媳英国公主亨利埃塔的家里，他结识了第一位公开的情妇路薏丝·拉瓦利埃，这位路薏丝是亨利埃塔的女伴，身材修长，体态柔弱，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被风吹倒。路易十四将她领入宫廷，用辉煌和奢华照耀着她。然而，在光芒背后，她却过得并不愉快，王后们疯狂地嫉妒着她。这可怜的女人，曾经为了掩饰自己生了孩子，曾在分娩后几个小时参加晚会，然而，她的眼泪却只能往肚子里流。

路易十四终于还是变心了。1667年，太阳王又得新宠，蒙特斯班夫人走进了他的生活。伤心欲绝的路薏丝选择进入修道院，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余生。

蒙特斯班夫人，有着迷人的外表。她有一对会放电的眼睛，并不大张着，似乎将某种魅力牢牢地包裹在眼珠中，只有走进她生活的人，才能摸索到她的灵魂。她原本只是一位宫女，后嫁给蒙特斯班侯爵，摇身一变，成为了侯爵夫人。可惜的是，上帝安排了一场晚会，使她得以和路易十四相识。太阳王终于还是爱上了这位美丽的女人，他用10万银币打发走了蒙特斯班侯爵。接下来的17个年头里，这位蒙特斯班夫人为太阳王生下6个子女，国王则用为她建造宫殿来表达他的爱。

只是，这为蒙特斯班夫人最终还是走出一步臭棋。为了永保青春，她向女巫寻求春药。这件事传到了路易十四的耳朵里，太阳王大为震怒。在他身边坚持了17年之久的蒙特斯班夫人，就这样悄悄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

法国也有那么一位了不起的女人。她出身平民，只是皇帝子女身旁的保姆。她没有吸引人的外表，只有一张圆脸，一对朴实无华的眼睛，一支和所有欧洲人一样的大鼻子。路易十四曾嘲笑她不懂风情，然而，越平实的花，却越能开得持久。她像一位母亲，又像一位知心朋友，从不过激地买弄风姿。她对孩子们充满了爱，却爱得温暖、爱得恰到好处。她是一位第二眼美女，没有美在脸上，却美在人心。

1678年，太阳王路易十四正式与蒙特斯班解除情妇关系，并希望曼特农成为他的新情妇。然而，太阳王并没有得逞。他遭到曼特农夫人干脆利落的拒绝，并被要求回到王后身边。路易十四动怒了。只是在那一刹那，曼特农夫人的温柔和高贵在他脑中屡屡出现，坚硬的铁石无法对抗柔软的海绵，统领千军万马的路易十四大帝，最终选择听从这位平民女人的要求，了结所有的风流。

皇帝认为这样可以使曼特农成为自己的情妇，而他又错了。曼特农夫人又一次干脆利落地回绝了他。她不愿意做出不道德的事情，她对路易十四说，和她在一起的唯一途径，只有结婚，否则一切免谈。

太阳王或许早已怒火中烧，或许也曾暴跳如雷，而在那份温情前，他彻底败下阵来。刚毅的路易十四最终向爱情屈服，也向这正直的平民女人屈服。1686年1月，国王与曼特农夫人在一家小教堂里秘密结婚，那年他48岁，她52岁。

经历了大半生的风风火火，出入于绚丽多彩的上流社会，太多女人走入他的世界，也有太多女人被他从自己的世界里扫地出门。路易十四见过无数的浓妆艳舞，见过无数的婀娜多姿，享用过数不尽的金银财宝，玩弄过数不尽的阴谋花招，而到最后，他还是向朴实无华屈下膝，还是向正直的曼特农夫人沉沉地鞠了一躬。

曼特农夫人，一位了不起的女人。在21世纪，这个混乱的时代里，她或许应该是所有人的榜样。

至少，她感动了我。

    这座小站名叫Stratford - upon - Avon，躲在铁路线旁，很不起眼。上午11点，简陋的火车摇摇晃晃，好不容易挪进站来，走下车，阳光直射在脑袋上，却有股刺骨的寒风在周围肆虐。

    “就是这里了。”

    是的，就是这里了。

    沿着弯曲的小路径直向前走去，道路的狭窄逐渐发生改变，别致的小房子，低矮的屋檐，都被深棕色带来的华贵感涂抹得古色古香。走到最后，小径变成了大道，马路被平整的灰色砖头填补起来，使人有种充实感。路旁的小店，涂满了巧克力色，虽然暗淡，却不乏活泼，店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莎士比亚布娃娃，他时而严肃，时而可爱，时而成熟，时而卡通——他的形态，就像他留下的文字，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惨，有麦克白和哈姆雷特的壮观，也有夏洛克的作茧自缚... ...他为这个文明的世界，留下了太多太多，他为想象力的世界，留下了太多太多，他为爱情，留下了太多太多，他也为生命，留下了太多太多... ...

    是的，就是这里了。

    周围的人都在笑。有位金发女郎，她毫不顾及地捧腹大笑，有位银发的老奶奶，她一只手揉着鼻子，好像是有东西堵住了呼吸的通道，她也在笑。路旁有人跑步——英国人总是喜欢在寒风中跑步，把身体跑得通红也不愿停下来——他们也在笑，我冲他们笑，他们以更猛烈的笑容回应，似乎是因为不愿输给我。

    而他们一定也哭过，哭过之后，继续笑。每个人的一生，都与悲剧有着扯不断的关系，正像莎士比亚，出生在瘟疫横行的时代，却又幸运地活下来，也像他的悲剧，饱含痛苦，但却孕育希望，生命的美感贯穿始终，无论是生或是死，都仿佛永远存在，像宇宙中任何一颗恒星那样，像尘世中任何一种爱情那样... ...   

    他哭过，也笑过，他不但制造《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痛，他还在制造《仲夏夜之梦》滑稽，他不但写得出《哈姆蕾特》的悲壮，却也写得出《威尼斯商人》的诙谐... ...他不是埃斯库罗斯，不是阿里斯脱芬，却又两者都是。

    是的，就是这里了。

    我转过身去，一张路牌上清晰地标注着“Shakespeare's birth place”（莎士比亚出生地），另一面的墙壁上写着“Shakespeares's centre”（莎士比亚中心）。推开门，走进那份16世纪的深沉中去，里面有一间平凡的小屋，一张笨重的桌子，桌旁有一张婴儿床，那是后人补充上去的。阳光无法从外面直射进来，屋子里显得很阴冷。

    太阳总是喜欢从阴冷的海平面探出头来。

    莎士比亚就诞生在这里。

    是的，就是这里了。

    就是这平凡、简单、阴冷的小屋子里... ...

    近来总是接触一些与吸血鬼有关的东西，台湾乐队五月天根据电影《夜访吸血鬼》改编的歌曲中，写出了这种可以长生的生物无奈的另一面。是蝙蝠，却不能飞，很疲惫，却无法入睡，只能看着人类社会的熙熙攘攘，躲避在没有阳光的角落中。

　　根据美国作家安·莱丝小说《夜访吸血鬼》改编的同名电影，在1994年搬上了银幕，直到今天，重新将它翻出，仍然会有一丝回味。吸血鬼是恶魔，是罪恶，是阴险毒辣，他们见不得光，害怕见光，讨厌见光。然而他们绅士，他们幽雅，他们高贵，他们在人类社会的阴暗中演奏着优美的钢琴曲。他们是怪物，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历经几百年的沧桑，想要消亡，却无法消亡。人们看到的是无尽的恐怖，却忽略了这恐怖美丽的来源。

　　吸血鬼是一种全世界的文化，在欧美，尤其被人性化，同时被披上了一层浪漫的外衣。这浪漫代表一种由社会导致的变态。在《夜访吸血鬼》中，他们不仅仅是一种超自然的生物，更是一个符号。他们不代表贫穷，也不代表富有，却代表了用畸形手段由贫困变为富有的群体。

　　社会贫富差异的出现，导致了黑恶势力的产生。而，人之初，性本善。人性是向善的，只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他们必须将自己变得罪恶。为了金钱，他们杀人放火，在黑暗中，摆出一副绅士的造型，找寻着下一个机会，向无辜的百姓露出他们的尖牙。他们或许在最初，并不想这样做，只是随着日复一日的重复，这群黑夜的幽灵，开始逐渐享受其中的快感。

　　阳光代表了正义，于是，在正义的阳光下，他们会化为灰烬。社会制造了罪恶，却又利用阳光，将他们粉碎。这是一种莫大的讽刺。社会用自己的法则，讽刺自己的道德，又用自己的道德，将那些无辜的人，变成恶魔，而后蹂躏着他们。

　　吸血鬼渴望重新看到黎明。然而，当一个人将自己整个献给黑夜的时候，黎明只能使他融化。于是，他退缩了。《夜访吸血鬼》中的主角Louis，从煤油灯时代一路走来，最终来到繁荣的20世纪。人类文明历经波折，向前狂奔而去，马车变成了汽车，泥泞的小道，变成了宽阔的马路，舞台剧不再盛行，电影取而代之。Louis终于借着现代科技，欣赏到久违的日出。

　　几百年的岁月里，他仍然保存着一丝人性的光辉。他的同伴，有的欣赏他，有的憎恶他。欣赏他的，认为邪恶是一种无奈，良心是一种美丽；憎恶他的，却认为阴险是一种基本素质，善良是对它的最大阻碍。然而，深陷于黑暗，却仍然渴望点亮人性的光，这是生存法则所不允许的。他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所爱的人，被阳光撕得粉碎。他复仇，杀死了所有的同类，然而却无法摆脱那份孤独，因为他毕竟只是一只吸血鬼。

　　这代表罪恶的符号，永远都不会灭绝。人类的文明一步步前进，18世纪、19世纪、20世纪，就这样向后翻去。月光下的世界，看上去不再那样阴森恐怖，但他们却仍然存在。现代的科技，带来了虚假的光明，却仍然无法照亮人类的内心。贫富差异仍是全社会的问题，仍然会有一个又一个黑势力，隐藏在潇洒的绅士风度之中。他们是一种无奈，他们憎恨善良，更憎恶自己。他们渴望重新看到初生的太阳，重新沐浴在温柔的阳光下，展开双臂，尽情欢呼。但他们不能这样做，永远不能。

　　正义的对面，是邪恶。邪恶却是一种纠结的美。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正是邪恶，为它弹奏一曲悲伤的旋律。吸血鬼的双手，就这样，用浪漫和温柔，讽刺着世界，讽刺着永远不可能公平公正的生存法则，也讽刺着那份属于他们自己的懦弱。

　　就像五月天歌词中所讲：无法挥舞天使的纯洁，也无法拥有魔鬼的果决… …

    我很想养一条狗。我出生在一个标准的计划生育家庭中，三口之家，或许比过去那些大家庭要富裕些，家里人的重视程度，或许要比过去那些大家庭里要高一些，地位的尊卑，或许也要比过去更小一些，彼此的客套，或许也要比过去更少一些。可是，贫困没有了，奔小康了，心理却也畸形了，开心的或是不开心的事只有跟自己说。父母意识形态的偏差，总是会将一丁点儿大的事，当成大问题来讲，总是会将严肃而严重的问题，当成小事来处理。他们以为，吃饱饭最快乐，可是我以为，和他人共享自己的快乐，才是真的快乐。他们体会过贫困，但从未体会过孤独，他们以为自己很了解自己的孩子，却不晓得，他们的孩子永远不可能向他们表达最真实的一面。我从没有为此而抱怨，因为这样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于是，我对着镜子审视自己，跟自己聊天，向自己吐露心底的真实；我在梦里寻找另一个自己，寻求另一个天堂，寻找另一片天地。城市里挤满了人，我无处仰天长叹，朋友们心存戒心，我必须学会克制。

    我几乎没有私人空间。每写一篇日志，每读一本书，每做一件好事，都会被记录在案，变成用作宣传的材料。这当然是父母在我的未来铺路，可是，我不知是不是应该感谢他们，更不知在通往未来的那条路上，我的精神是不是会渐渐得支离破碎。我没有那耀眼的天赋，无非是敢于追逐自己的梦；也没有那动人的毅力，只不过是被自己的无奈推上悬崖，最后拼死挣扎。我不是圣人，不是贤人，不是天才，只是多了那么点个性，玩了那么点潇洒，走了那么点捷径。我想靠最真实的一面打动别人，却被强行贴上了虚假的面具。头上顶着三顶“最小”的帽（山西省作协最小会员、中国散文协会最小会员、中国作家协会最小会员），实在不明白，既然这样，又何必长大？

    而我必须接受。父母对我说，这是在为我铺路。有了这个名头，就可以走得更快。所以，我接受了来自网络上一句句的嘲笑、蔑视和挑战，这些都没什么。我接受了那些嫉妒心极强的小人们，在背后的诽谤、诬蔑和陷害，这些也都没什么。我被要求，要和“有档次的朋友”来往，而那些“没有档次”的朋友，要被甩掉。为了迎合这些意识行为，我不得不做出一副顺从的样子，和“有档次的朋友”来往，并且很小人的在父母面前指责说，某某某没有前途，我已经和他断绝了关系，某某某太懒惰，我已经不再和他联络，某某某今天又叫我出门，我没有答应。

    可是谁知道，在这个社会中，有一位真心朋友是多么难得？当得到这位真心朋友，我又怎么舍得真的将他甩掉？只是随着年龄一天天长大，知识一天天丰富，为了祖宗所说的“孝”，我只好这么做。我尽可能少地再和家人发生冲突，尽可能多地绕开他们不爱听的话题，尽可能快地讲完让他们烦的话语，为得就是祖宗提到的这个字。

   今天我和父亲吵架了。他痛恨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他小时候被狗咬过，或者是因为农村的狗不够讲究卫生所导致，可不论怎样，我的激动还是使自己冲破了底线。生活在这个孤独的时代，我按照父母塑造的性格，行走于特立独行之间，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甩掉了多年陪伴的好友，我承认，他们这么做，全是为了我，只是很想说，在这个文明的时代里，在这个虚伪的时代里，在这个靠假面具吸引别人的时代里，我需要那么一点点的真实。我很独立，可我需要朋友，我很孤单，可我害怕孤独，我顶着三个“最小”，可我总有一天会长大，我从不畏惧压力，可我也需要释放。

    我热爱狗，只有和这信任我、忠诚于我、用自己一生和我共享快乐的朋友在一起，我才能表现出自己心底最深处的真实，才能真的发现原来自己还活着，才能恍然大悟，原来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名和利之外，还有一样东西闪闪发光——它叫做人性。

    我很想养一条狗，请你们不要阻拦我。

    文学家常用社会的黑暗，对比出人类内心的柔弱，从而引发对社会的不满，唤起读者的共鸣。魏晋南北朝时期，七位幽雅的名士聚集一处，常在竹林下肆意酣畅。他们有用不完的闲情，也有说不尽的痛苦——这就是著名的“竹林七贤”。

    嵇康，竹林七贤中伟大的音乐家。他的美，常常随着婉转的乐曲，从内心世界向外飘散而去，在半空中四散开来。他的旋律，似微风拂面，虽然清爽，却难以品味出喜悦或哀伤，好似喝一口泉水，既不像草药那般苦涩，又不像糖水那般甜蜜，却着实有止渴的功效。被他的乐曲所包围，仿佛置身梦境。快乐的人，会在这泉水般的旋律中，品味自己内心，那醉人的快乐；悲伤的人，则会在这其中，体味悲痛的浪漫。在这喜怒哀乐合于一体的音乐中，有儒家的中庸之道，有大千世界的万物，有人间的精彩，也有嵇康自己的精彩。

他的衣服，随意地披在身上。灵巧的手，拨动着古老的琴弦，一下、两下… …那是他的名曲《广陵散》，微风吹来，仿佛将那柔软的音乐，吹得粉碎，也将他内心的痛苦，吹得粉碎。他继续弹奏着，曲调并不激烈，却也并不沉闷。

    “声音… …”在这音乐中，他缓慢地说，“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 …”

    在他心里，音乐是没有哀伤或欢乐之分的。它是形式、表现手段和美的统一，它使人兴奋或恬静、精神集中或分散，除此而外，却什么都无法做到。

    它什么都不是，却又是一切。它是一座金山，本身不能当做馒头吃进肚子里，却能够换来数不尽的食物。它是一个媒介，用来得到想要得到的东西。在嵇康眼里，先秦以来传统的儒家学者，不过是一群抱着金砖当馒头的人。在他眼里，不同情绪的人，可以用这座金山，买来不同的食物。音乐虽然使人爱听，却并不能起到移风易俗的教育作用。

    琴弦继续被拨动着，音乐回荡在人心间，穿越了时间，幻化成“当”“当”的打铁声。那天，谋士钟会来看望嵇康，嵇康正在打铁。尴尬爬上钟会的头，他转过身去，打算离开。“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嵇康冷冷地问。

    “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这位谋士走开了。

    … …

    音乐声中，嵇康眯着眼睛，他似乎看到了小人的嘴脸，这旋律带着他，听到了丑陋的声音。“嵇康言论放荡，非毁典籍，帝王者所不宜容，应杀之！”钟会是这样对他的主子司马昭进言的。只是，这幽雅的旋律仍在进行，所有肮脏种种，都悄然消逝，嵇康镇定自若，直到日落日又升，直到临刑的时间渐渐走近，直到刽子手的呼吸声，靠近耳边… …

    这中性的音乐，终于在尾声，掀起波澜。在他人生精彩的最后时刻，三千太学生集体求情，请嵇康做他们老师，以免他一死。然而，曲风一转，一切又平淡下去，囚车没能停止前进，死亡已步步紧逼。他却依然面带微笑，镇定自若。

    “康临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叹曰：‘雅音于是绝矣。’”（《魏氏春秋》）

    《广陵散》，戛然而止，这坚强的美，却永不枯萎。

                                                           ——题记

    在人们印象中，中庸通常被理解为“什么好事也不做，什么坏事也不做”，或者对有的人来说，这就是“谁也不得罪”的意思。事实上，这是对中庸之道的一种误解，从儒家圣贤孔、孟的积极入世来看，中庸之道，应当是一种“有为”的智慧，应当是在入世过程中所应用的一种方法论。

儒家经典《中庸》的开篇中这样讲：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将喜怒哀乐隐藏于内心之中，用既不过少、又不过多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一个人处事的最佳状态，使用这样的方式，天和地的位置都正当了，万物的生长都顺畅了。

    中庸，就是一种中和，一种可常行的道。（钱发平·《儒家简史》）在笔者看来，是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

    这样的方法论大概来自儒家学派对宇宙的认识。中和，在今天看来，其实就是社会发展中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发展速度放缓，人民已经普遍安定，各个阶级已经确立，基本没有过激的矛盾冲突。一个朝代，相对平静的时间，通常会占其统治时间的大多数，直到自然而然产生的平静状态，变成僵硬的条文，最后走向一种极端，无法满足人民新的物质、精神需求，从而导致这种平静的崩溃。

    在社会相互竞争的时代里，落后时，就必须奋起直追，而在这追逐的过程中，随着发展加快，各方角色的变更，新的矛盾会产生，领先，人民对物质、精神的欲望也会不断膨胀，达到一种难以满足的程度。只有全社会处在同一水平线上，相对的平静才会产生。

    于是我们看到，世界的发展，事实上就是一个从平静到混乱，从混乱重新回到平静的反复过程。每一次的混乱，都孕育着更高级别的平静，而平静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而然走向极端，它本身就成了新一轮混乱的制造者。简言之，社会就是在发展中寻找平衡点，而这平衡点，就是儒家所追求的中和，也就是中庸。

    儒家自己的发展史，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观点。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在激烈地比拼中发展，这时，能够利己的学说固然显得重要，养士之风的盛行也就理所当然，据说，当时著名的“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其门下食客都超过3000人。而随着私学的兴起，各个学派开始争相发展。儒家这时，就处在平静的发展阶段。秦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天下的朝代，政府部门对有学识之人的畏惧是可想而知的，焚书坑炉是一个时代必然的产物。儒家作为学术流派，自然而然遭到打击，遭受打击的原因，恰恰是它们丰富的文化内涵。

    而到了汉代，为社会稳定、思想统一，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的建议被采纳，儒的发展又重新进入发展的平静阶段。然而这样的平静也必将随着儒家学说发展到极端，而与实际相脱节，于是，谶纬之学开始泛滥，到魏晋时代，儒学已经开始玄学化了。由于它实用性的减弱，社会对儒学的需求开始逐渐减少，曹操所提出的“惟才是举”，其实已经证明，儒学在那时的地位并不稳固。

    宋代则是儒学发展的又一个相对平静阶段，为了达到与其他学说相对静止的层次，这时的儒学已经从玄学进化成为理学，带有高度的哲学思想。宰相赵普就曾说，他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儒学对宋代人来讲，实用性可见一斑。

    接下来的历史中，再没有哪家学派能够彻底打败儒家，但儒家内部不同派别，却又进入了相对平静与相对混乱的交替时期。而到五四运动前后，儒家思想再次因为其发展至极端而发生改变。

    从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可以看到，在儒家所处的“相对平静状态”下，它的发展总是自由的，由于受到政府的重用，而没有过度压力，开拓进取也就显得懒散得多。这就好像不同国家的兴衰，兴，就是相对静止的状态，衰，则是相对混乱的状态。而当全世界同时停滞发展时，兴、衰也就不存在了。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庸之道，事实上是一种运动着的方法论，就如英国人所讲，要一点，就给一点，既不多给，也不少给。这样，社会的运行，既不会因为无法满足百姓需求而遭到毁灭，又不会因过分慷慨而增加人民欲望，导致人民生活富足但内心空虚，从而达到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

    只是，在全球化的今天，首先要保证与他国的相对平静，而后才有可能做到国家内部的相对平静，否则一切所谓的平静状态都会被强大的对手所摧毁。

    “佛”一词，来源于梵文中“佛陀”的音译略称。在中国古典籍中，“佛陀”一词还被译做“浮图”、“浮屠”等，对此，季羡林老师在他的《谈佛》中有过精彩的描述，笔者暂不提及。佛教大约自两汉时期传入我国，经历了悠悠几千载，然而，随着它的发展，社会的需要，政治的要求，其原始初衷难免加以修改和删节，留下的是一部繁琐的佛教史，它的真谛于是掩埋其中了。

    何谓佛？古人认为，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谓之佛。即“于宇宙人生彻底明了无一毫隔碍者。无一己之存在，而能与万事万物相通同者。”（《周叔迦说佛》）始于公元前三世纪至一世纪的小乘佛教，认为世上只有一位佛祖，这位佛祖自然就是释迦牟尼本人了。换句话说，小乘佛教事实上是佛教中一种狭义理论，强调的是“自我解脱”，而大乘佛教则恰巧与之相反，强调“人皆具佛性”，并鼓吹救度一切众生、“自利利他”的精神。

    释迦牟尼曾告诫众生，“人的生、老、病、死一切皆苦，苦的根源在于各种欲望，由欲望而造业，就不能免于轮回，只有消灭一切欲望，才能达到“涅槃”的境界。”（《吴德新·佛家简史》）什么才是“涅槃”？抛开学术界那些生硬的解释，直接通过释迦牟尼的话语推测，“涅槃”事实上，是一种永恒的境界。它不在轮回之中，更像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在这里，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人或是活着的，或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或是醒着的，或是根本没有思维的——这些都远远超过了正常人的形象思维。大诗人苏东坡的《阿弥陀佛颂》中，阐述了他对“涅槃”的理解：

  我造始无业，

  本从一念生，

  既从一念生，

  还从一念灭，

  生灭无尽处，

  我则与佛同。

    无论生，或是灭，“佛”是不会发生改变的。它既是“生”的、也是“灭”的，而修行的人，也可达到与“佛”一样的境界——这固然是受大乘佛教的影响，然而，倘若将这宇宙中的“绝对静止”强搬于社会生活中，则是一种精神状态的相对静止。人的肉体，自然是要消亡的，但在人出生至死亡的过程中，倘若抑制自我的欲望，则可减轻肉体的劳累，更重要的是，由于创新的减少，反而使自己置于巨大的压力之外，同时，日夜的修行可以满足空虚，人类岂能不幸福？

    最初的小乘佛教，更趋向于“独善”，即孤立地享受这种幸福感。大乘佛教则更加重视从宏观角度看问题，因为孤立的状态通常难以维持。假设没有西方科技革命的出现，清朝的小农经济也不会瓦解，国门也不会被他人敲开，世界则会处在相对的平静中。由于西方科技革命的出现，使中国这一个体处在一种“race”（即竞争）的状态下，向西方学习，达到另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成了必要手段，于是，先前的静止状态被打破，在这个过程中，人是痛苦的。从历史学的角度讲，这段“痛苦”是某种进步，但佛的精神在绝对意义上拒绝这种痛苦，用一句较通俗的话讲，他们认为，“既然进步给人带来了痛苦和压力，又何必为了这痛苦、为了这压力而进步呢？”然而，如若西方进步，而我国不进步，痛苦也是同样存在的，所以，大乘佛教提倡的是“全人类的快乐”，事实上，就是全人类的“无为”，也就是全人类的“不进步。”在这样的前提下，“人皆佛性”，达到“涅槃”也就容易得多了。而“开悟”，事实上，就是让人们达到一种“历史的愚昧”，使全人类停滞发展，降低人的欲望需求，使之变得更加容易满足。

    只是，在现实中，人类的欲望难以磨灭，即便真的存在精神世界中的“轮回”，这轮回，也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讲，“呈螺旋状上升”，因此，佛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宽慰人类自己，却难以在现实中发挥有力作用。

    为达到永恒的快乐，而追求绝对固定或者停滞的社会，这是佛教的根本哲学思想——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点个人看法。至于后世，佛教随着政治发展、文化发展，而变得更加现实化、系统化、利益化、形式化，此文中暂且不谈。

    社会发展到今天，可以称为顶梁柱的人群，已经在由40-50岁的中年人，悄悄地向20-30岁左右的青年人转变。为目标不惜一切拼搏，这是一个时代的符号。80后，虽然是一代独生子女，却参与到了更激烈的竞争中。老一代人常常疑问：“为什么我们当初为吃不饱饭而拼搏，都挺了过来，这一代小伙子、小姑娘，不愁吃、不愁穿，却常常自寻烦恼？”事实上，为物质拼搏的人生是简单的，为精神所困的人生，则是痛苦的。没有吃，有了吃，就是快乐的，没有穿，有了穿，也是快乐的，为了吃和穿的人，当他们面对这单纯的目标行动时，一切痛苦都不再是痛苦。而不愁吃、不愁穿的青年人，面对苍茫的人生，不知向哪寻求快乐。他们为了事业拼搏，却常常碰壁；希望实现自己的理想，却又常常被紧锁于传统的牢笼。他们才是痛苦的，而他们的痛苦，用物质，无法弥补。“让他们去村里饿两天他就知道了！”而事实上，饥饿难以转移他们执着的精神世界。而笔者不得不提到，由物质转移到精神，这本身是社会的进步，堵是堵不住的，惟有用大禹治水的智慧，去引导、去疏通。

    美国的科学家认为，狗是最好的心理医生，它带给人的欢乐，远远地超过任何一位心理学家。有调查显示，养狗人的平均寿命要高于普通人，这是由于他们良好的心态所造成的。于是，社会上又一次兴起一场“养狗热”，倘若将爱狗的人和恨狗的人做一个投票，爱狗者将远远超过恨狗者，只是很可惜，掌握国家“命脉”的那些中年人，坐在权力宝座上的那群中年人，并不能将头脑转个弯，与年轻一代寻得一点焦集，他们下令，看到大型犬类就要捕杀，连眼都不眨一下。这么看来，“与时俱进”，倒也成了一个空壳了。

    10000年前，狗被人类驯化，成了人类最忠实的伙伴。悠悠几千载，时光如梭，狗热爱着人，人也热爱着狗。它对人类的忠诚一如既往，始终没有改变。据科学调查，认为狗对人的喜爱程度超过了同类，到了今天，它已经变成了一种伴侣型动物。它们陪同我们创造了家园，然而，却遭到我们的遗弃，被看到就有被杀害的危险。一个人得了SARS，可以被隔离，猪流感没有疫苗，传染到人类身上，也可以被隔离。然而，若干年前，在南京，这个曾经为证明生命的价值，而向帝国主义的日本发起最后冲锋的古都，竟会为可以预防的狂犬病，而对另一种生命形式展开了屠杀，倘若九泉之下，那些热爱生命的阴灵有知，他们是不是还会流出泪来呢？

    “文明养狗”，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路上，养宠物提到了“文明”，这是一个时代性的进步。然而，这“文明”的含义却同其他那些词语一样，变成了一个空壳，同样的，和谐，也就随着“文明”的形式化，也变得形式化了。和谐，不是看上去和谐的样子，而应是一种深层次的状态。希特勒的眼里容不得犹太人，于是他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剩下的人全都忠于他、终于纳粹、终于德意志帝国，但没有人会承认这是真正的和谐。

    和谐的基础，是丰富多彩，我包容你，你包容我，这才是真正的和谐。中央曾提到，要做“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动物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这表明，国家早已认识到，将人和亲近人的动物强行分离，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畸形行为，只是在太原市对养狗的条例上还清晰地注明了，每家每户只允许养一条观赏性的小型犬，大型犬成了严令禁止的对象。

    这句话似乎还有另一层意思，小型犬才是观赏犬，大型犬则不是观赏犬。这就像一个人指着美女的连衣裙说，你的裙子是一种装饰品，而指着男人的礼服说，你的礼服没有任何装饰的功能，不是很可笑吗？

　  城市中禁止收养烈型犬，这是理所应当的，它们脾气爆躁，难于管教，在人多的地方多有不适。然而，像哈士奇、边境牧羊犬、金毛寻回犬这类温顺的大型狗类，却由于天生过分强壮，而被列入禁养范畴，着实体现了相关部门的业余和片面。

    一时间，“文明养狗”，变成了残忍地捕杀狗类。文明呢？道德呢？对生命的尊重呢？然而，违反自然的行为终归是毫无意义的。人类爱着狗，孤独的人需要狗，寂寞的人依赖狗，许多老人因养狗而快乐，许多孩子因养狗而充满爱心。就像大禹的父亲见水就堵一样，有关部门见狗就杀的做法，导致的唯一结果是洪水的不退反增，“黑户”养狗已经多到警察无能为力，严重干扰了社会治安。禁止养大型犬类的做法，实质上是增加了大型犬类的不安全性，有关部门是不是很应该反思一下呢？

    笔者毕竟不是有主张而没有观点的泛泛之辈。在欧洲留学，曾亲自去德国旅行，德国政府对管理养狗的人群有一套一举多得的办法，那就是由政府建立狗学校。所有养狗者，必须将爱犬送进狗校接受专人训练，政府向主人收取学费，合格毕业的狗类办法狗证，不合格的继续接受训练。这样一来，既为政府收入增加了一个渠道，又增加了狗的安全性，同时放开了养狗制度，这倒反可以使更多的宠物犬受到政府监督，减少了“黑户”的数量，何乐而不为呢？

    提倡“科学发展观”，却不了解什么是“科学”，提倡“与时俱进”却不懂得开放思想，提倡“文明养狗”，却不懂得什么是“文明”，提倡“和谐社会”，却仅仅学来个“和谐”的样子。我想说，这不是革命，宠物狗不是袁世凯，治狗绝不应“以暴治暴”；我们不是日寇，不是纳粹，不应搞种族的灭绝。一万年这样度过，狗类与人类的感情难以割舍，上一代人为物质拼搏，我们敬畏他们，而这一代人困于精神的枷锁，却没有人想一想他们，壮年的、亦或是已迈入老年的脊梁们，请你们不要总是以己度人，社会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请你们学会用平等的眼光看待相同、或是不同的生命。全国不同地方，对狗类的禁止程度不同，但为什么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科学地控制狗类、保护狗类，从而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为什么没有先行者？为什么没有先驱者？难道这样的事情不够严重？难道你们都已垂垂老去？难道你们只会坐在办公室里喝着茶看着报，嘴里回复别人说，“我很忙”… …

    我们不是傻子。

　　警察局中，有人在审讯他。“多少教授都做不到，你怎么可能！”长官在他身旁来回走动，“你是在作弊！”“不，”一位小伙子，面容憔悴，显然是受过酷刑，他摇着头回答说：“因为我知道答案。”

    动荡。那是属于现代的动荡，在属于贫民的窟窿里，印度教与穆斯林之间的拼杀，包裹着人类世界的某种残忍，和愚昧。在这场劫难中，主人公杰玛失去了母亲，他拼命地跑啊跑啊，拉着他手的，是自己的哥哥。他们是兄弟，他们同甘共苦，他们翻越一道道艰难险阻，他们躲避在瓢泼大雨下的孤独中。在雨中，管道外面，站着一个女孩，雨水无情地将她吞噬，她低着头，或许寒冷，或许饥饿。杰玛走上前去，挽起她的手，“你叫什么？”“我叫拉提卡。”这场动荡带走了他的母亲，带走了他们童年，却带来一份甜蜜。然而，即便动荡是轰轰烈烈的，它却不是这部电影的主角。

    生存。他们一无所有，每个日夜，都会为活下去而奔走。他们没有读过书，仅有的知识，是孩提时代，老师教授的那本《三个火枪手》。他们行走的地方，充斥着垃圾、粪便的色彩斑斓。一位先生将他们带走，他们以为自己得救了。夜幕降临时，三个孩子，跟其他孩子一起，在灯下跳舞。先生教他们唱歌，一个孩子得到了表扬。“你会成为专业的！你会成为专业的！”然而，那天晚上，他失去了双眼，原来他的专业，竟是让自己变成盲人，站在街边，为上司乞讨。“舍利姆！把你弟弟杰姆找来！”先生的目光里，仿佛有两朵鬼火在闪动，“难道你不想成为像我一样的枪手，去赚许多许多钱？”然而，他救了弟弟。命运要求他们跳上一列火车，然而，拉提卡却被丢在身后。天亮了，有人来查票。生存的本能命令他们爬到火车顶端，又命令他们将头探下，将手伸入车窗，摸索着别人的食物。他们失败了，一头栽下去，摔倒在地上，摔倒在富丽堂皇的泰姬陵。“这是天堂吗？”“杰玛，别说傻话了，你还没有死。”是啊，他们没有死，在这里，两个孩子开始了偷盗和诈骗的生活。在他们花季的年龄中，没有阳光、没有养料、没有园艺工人的护理，只有自己拼命地长啊，长啊… …几乎每一段、每个画面、每句台词，都在试图讲解生的艰辛。只是，这部深邃的电影中，生存是一条线索，却不是真正的主角。

    执着。他要回到孟买，去寻找那份丢失的甜蜜。他们真的回去了，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一叶扁舟。“你放着好日子不过，一定要跑回来，我真搞不懂你！”哥哥这样对他说。“我一定要找到她。”杰玛倔强地回答。在路边，他碰到昔日的伙伴，一位靠唱歌卖艺乞讨的盲童，从他口中，他得知了她的下落。只是，那份甜蜜只在他身旁稍有停滞，就被冷酷的哥哥抢夺而去。在金钱面前，哥哥变得冷酷无情，拉提卡被他送给了黑社会，杰玛被赶了出去。他奔走于各个角落，找到一份为电信服务公司端茶的工作。岁月流逝而去，拭去了痛苦的泪，却无法拭去那份坚定、那份执着。他拨通了哥哥的电话，回到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亲人旁。舍利姆加入了黑社会，再不用为钱犯愁。在执着的驱使下，杰姆冒着危险，走进犯罪头目的家，他见到了拉提卡，他们约好私奔，只是命运再一次捉弄了他。在火车站里，一群壮年男子猛然向她冲来，而后推上汽车。他们中，有舍利玛的身影。

    杰玛，我们的主人公，没有放弃。他参加了《成为百万富翁》，这个风靡印度的电视节目。凭借着丰富多彩的生活经验，他一路过关，夺取了一千万元的大奖。节目就要在第二天进入尾声，他却被几个健壮的身影拖上警车。“你是不是作弊？”“不，我知道那答案。”“不，我不信。”“那是因为我来自贫民窟。”… …他就是这样，坚持着自己的道德，坚持着自己心中的信条。

    影片到这里，或许已经结束。一个悲惨世界的写照，清晰地印在人的脑海。这就是人间社会。长官对杰玛说：“你是一条贫民窟里的疯狗！”这就是金钱社会中，贫民的地位。他们不可能有文化，不可能有只是，不可能有能力改变自己。黑社会的肆虐、偷盗的猖狂，则是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带来的直接结果。然而，影片并没有结束，随着执着的杰姆重返舞台，又一种感动，敲打观众的心灵。

    情感。亲情？爱情？友情？不，倘若没有良心，这一切都不存在于世界的任何角落。在电视上，看到弟弟重新返回挑战富翁的舞台，舍利玛屈服了。“他从不放弃，难道不是吗？”他对拉提卡说，“你走吧，请原谅我的全部罪恶。”他放走了拉提卡，躺在金钱的浴盆里，向罪恶的势力发起攻击，而后轰轰烈烈地死去。杰玛通过了考验，站在人生舞台的最顶端。在欢呼声中，他所爱的人站在眼前，他的辛酸种种，在这一刻仿佛化为灰烬。情感，在这一刹那，爱情是甜美的，而兄弟之情却是伟大的。哥哥惨死在厚厚的钞票下，弟弟陶醉于暖暖的爱情中，情感，是一种希望，是一种寄托，是一种牺牲，是一种壮烈。而这部电影还想对观众说，爱，才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财富… …

   只是，这一切来得太过浪漫，太过突然，太过虚幻，她只是一种希望，一种愿望，甚至一种奢望。地球仍在按着它的轨迹旋转，贫民仍然是贫民，富翁仍然是富翁。贫民窟里，仍然充斥着暴乱的声音，宗教与宗教间仍然充斥着愚蠢的动荡，黑社会、偷盗集团仍然在肆虐，得不到的爱情，也仍然永远都无法得到… …

   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类。这就是希望，这也是绝望。

   其实没有人知道答案是什么。

那天，所有的人都沉默地低下头，汽车的长鸣和防空警报的交织在一起，像一曲缓慢的哀乐。那些哭声、喊声、笑声，那些已逝去的愿望、希望和绝望，那高贵的、生的力量，转瞬间，都埋藏在一片厚厚的废墟下。顿时，一切都静下来，人们的脸上，流淌着伤心的泪，人们的嘴里，喊着响亮的声音——“中国！万岁！”

这是个打不垮的民族，历来都是。

2008年5月12日，太阳毫不吝啬地将光芒抛给大地，院子里那只懒洋洋的老猫，正扭着身子，一只前抓伸进垃圾箱中搅来搅去，而后干脆将脑袋也整个伸了进去，将里面翻了个底朝天，最后满足地“喵”了一声，又懒洋洋地离去了。院子里空荡荡的， 只有西面的墙上，挂着一棵“爬山虎”，叶子绿油油的，偶尔会有几只麻雀，借用一下它的肩膀，停在上面，冲着彼此高歌一曲。看门的那位师傅，有一张老长老长的脸，那一定是由于工作太负责任，常常会为琐事生气而造成的，两只小巧的眼睛，像两颗黑色的小煤球，一张小嘴，偶尔咧出一条缝，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整个世界都仿佛沉浸在一片祥和之中，然而，却有一股力量妄图将这片和谐吞噬。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思绪沿着那条安宁的路线飘向远处，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有巍峨的山，山中的道士，两耳不闻窗外事，只在山中行走，轻车熟路，仿佛自己早已和它融为一体，甚至连每一棵树都认得他们，每当看到他们经过，都会不由得点一点头。

道士们喜欢听鸟儿歌唱，有时候，自己也会学着它们，冲着天空高唱一阵。时间久了，这不纯熟的“鸟语”，也常常能唤来几只山雀，也冲着他们叫一阵，接着，林子里的鸟儿全都聚拢到一处，落在枝头。山里就好像正在上演一出歌唱大赛。

门“噶——”地开了。一阵天旋地转，我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摇醒过来。屋子里只有我一个，整座楼都似乎在颤动。我回过头去，身后的那扇门，正在这阵颤动中左右摇摆。院子里的老猫猛地站起来，飞快地向门外跑去。西边墙壁上的“爬山虎”，再不是麻雀的休息站，它们忽然张开翅膀，向天空中逃窜，传达室里的师傅，连忙跑到院子中央，向四面高喊着。这时我才意识到，这是地震。

大街上乱作一团。路边的人们惊恐万状，有的在议论着，有的呆呆地注视着眼前的房子。路边一位少女，正焦急地给家人拨去电话，只是，她仅仅用方言讲了几句，地震波就干扰了电话的信号。

地震渐渐平息下来。我回到屋子里，打开新闻，这时才注意到，原来，我们仅仅碰到它的尾巴。那天晚上，我又一次回到那个虚幻的世界，去拜访那几位隐居山中的道士。然而，却只看到几座破败的瓦房和几具残缺不全的尸体。我向深处行走，看到几户山中的人家，他们的房子坍塌了，一位年青人被压在下面，呼喊着，期待着。我走上前去，他的整个身体，都留给了黑暗。他的家人全都告别了这个世界，只有他，两只眼睛紧紧盯着我：“他们来了吗？”

“山路艰难，他们一时还难以进来，你会放弃么？”

他轻轻地摇了摇头：“即使是世界末日，我仍然期待明天。”

而后，我听到直升机飞过的声音… …

又一次从梦中清醒过来，和朋友行走在喧闹的大街小巷，忽然，防空警报响起，汽车长鸣，路人弯下腰去，向死难者默哀。新闻中报出天安门广场震撼的一幕，所有的人，都高喊着“中国，万岁！” 那些哭声、喊声、笑声，那些已逝去的愿望、希望和绝望，又似乎重新浮现，鼓舞着那些坚强的生灵。

这是一个打不垮的民族，历来都是！

 那句来自内心世界的话，又一次耳边回荡：

“即使是世界末日，我仍然期待明天… …”

    山顶上，有一支金色的十字架，那就是我们这一天的目的地。临行前，我又向着山顶望了一眼，才知道为什么过去那些文人，总是喜欢用“圣洁”这样俗套的字眼，去形容那巍峨的高山。纯洁的雪，包裹着那颓废的岩石，只有山间一些光滑的地带，才露出它的原貌来，就像眼睛不够精彩的女人只露出了香肩，仍然会迷倒来来回回的男人。

    我们的火车向山上缓缓前进，在半山腰的地方偶尔停滞，四周是郁郁葱葱的松树，挺拔向上，剩下的，就是一片发着光的白色，阳光照在上面，反射到眼睛里，使人觉得似乎真的来到某种仙境。列车向前驶去，穿越一座望不到头的隧道，最后停靠在路边。

    推开门，浪漫的世界被整个塞进视线里。一条平滑的坡道，从高处直泻下来，像一条不会流动的瀑布，在洁白的掩护下，与天空相接，仿佛是一条通往天国的路。我和朋友租来滑雪的器具，在那片纯洁的色彩中行走，汗水夹杂着快乐的成分，从脸颊上滚落下来。我每向前走一步，就叹一口气，而后又会有几颗汗珠滚下，我又向前走，又叹气，于是汗珠又跌落下来。

    我向下滑去，寒风在脸上拍打，清爽扫除了久久徘徊于脑际的压抑。在半道上，我险些跌倒，稍做调整，于是又投入到那白色的世界中去了。运动过后，换回便装，我们乘坐那辆摇摇晃晃的览车，凌驾于所有美丽之上，向着这个国度的最高处行驶而去。

    在那和天融为一体的地方，我伸出手去，将笑容留在了照片中。山顶一端，是那支金色的十字架，上面写着2900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些重重叠叠的山峰，这时看上去，都仿佛跪在一旁的大臣，正在朝拜至高无上的女皇。而我，则站在她的皇冠上。

    从阿尔卑斯山走下来，没有历史的深邃，却着实为它的清新所感染。又一次站在山脚下，抬头仰望，她变成了我心中的美女。在我心里，最圣洁的女孩，并不一定真的拥有华丽的外观，只是在冰雪聪明的掩护下，欣赏她的人，将目光对准了她的香肩。她并不一定真的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然而，她却能够看到更远的地方。站在她身旁，自己的眼睛也亮了起来，自己的情怀，也足够容下那一座座巍峨的高山。

    只是，我不能在此地久留，因为还有更高的山峰等着我去攀登。

    跟我说声再见吧，我的阿尔卑斯山… …

    有些人的浪漫，即便被社会所扭曲，也绝不会低一下头。爱伦坡早在百余年前就提出，他要“为了艺术而艺术。”他的名字因此刻在美国文学的光荣榜上，只是这位可怜的人，连60岁的曙光都没有看到，就静静地闭上了眼睛。希特勒这个罪大恶极的人，却也并不乏那种彻底的浪漫思维，在他脑海里，将全世界都紧紧握在手中，就是伟大的浪漫。他的军队征服了西欧，而后向着东方去了，后世的历史学家评论说，当德国人的战车踏上前苏联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将一只脚伸进了坟墓。

    路德维希二世，就是这样一位浪漫的人。巴伐利亚和普鲁士的战争，以巴伐利亚的失败而告终，为了自己王国的利益，他不得不签署一项和平条约，从而导致这个王国随后而来更加严重的后果。1870年11月30日，这位可爱的国王在各方的逼迫下，终于向普鲁士国王威廉寄出了邀请对方统一德意志，并邀请对方登基的信函。从此以后，他终于心灰意冷，躲避在阿尔卑斯山的暮色下，丛林中，月光撒在他的脸上，绘制成孤独的色泽。在崇山峻岭中，他不言不语，墨绿色的河水在脚下奔流。眼前的老天鹅堡，被包裹在一片红棕色中，让他怀念起儿时那个安详的年代。

    他或许长叹一口气，或许摇了摇头，总之，他内心的那份浪漫，在这时终于无法压抑于心。他痛恨邪恶，痛恨战争，只有童话的世界，才有最纯洁的和平。在老天鹅堡的视野范围内，他的思想平空勾勒出一座新天鹅堡。1869年，在巨大的财政赤字下，这座城堡终于开始动工了，而在这压力之下，他的医生宣布，这位可怜的路德维希二世已经精神失常，已经没有能力继续执政下去，在他不愿自动将权利交于摄政王的前提下，巴伐利亚那现实的法律要求，巴伐利亚政府的特派委员会在1886年6月12日逮捕了他，并将他送往斯坦贝格湖旁的贝克王宫。

    这个复杂的人，他的内心世界里藏着深沉的爱情，然而，这爱，却仅仅存在于内心与内心，永远不能上升到肉体的层面。他憎恶肉欲，提倡的是纯粹精神上的爱恋。或许想象力，曾一度是他爱情的主旋律。就像那些仍处在童真的孩子们所讲：“我只想看着你，只要看到你我就很高兴，这就是我对你的爱。”

   1886年6月13日，夜幕降临，一边是美好的童话理想，另一边是绝望的现实，路德维希和他的医生范古登漫步在湖边。这就是这位忧郁的国王，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排足迹。第二天，人们在湖中寻到了他和医生的尸体，童话世界的国王，就这样用自然式的手法，将自己的故事留在了童话中。

    122年后，我踏上这片童话的土地。我的心里，一边是美丽的文学世界，另一边仍然是残酷的现实社会。不愿向现实屈服的浪漫，孕育内心。我活在自己臆想的世界中，追求那美好的爱情，却反对那肮脏的肉欲。

    于是，在阿尔卑斯山的脚下，我提起笔，写下他的故事。

浪漫的故事。

    我们中国有些人，总是以“文人”自居，或称自己是文学家，或称自己是历史学家，正是由于头顶这个名，一生“清高”，看不起那些庸俗的市井小民。他们写出了文章，在市场上没有立足之地，于是愤怒起来。由于先前的自视过高，他们不得不在读者群中寻找原因。这样下来，原因自然就清楚了：是读者的欣赏能力有问题。他们认为，他们写的，那才叫艺术，所谓畅销书，不过只是一些俗不可耐的玩意儿，更称不上什么艺术了。结果是，他们越这样想，就越脱离群众，独自上升到他们“艺术的世界”中去了，自己仿佛成了大师。结果，就像所有人看到的那样，这自以为是的大师，碰上畅销书作家的公然挑战，气得连博客都撤了去。

    中国的文人总是不能将“什么是好的艺术”这一问题思考得透彻，所以常常会对自己和周围的人抱有错误的判断。笔者虽不是什么大师，但对这小小的问题，还是有一定思考，在这里稍做解析，或许可以给诸位以借鉴。

    在笔者看来，艺术有三个境界：

第一是俗。虽然这是所有艺术境界的最低层次，但却仍然不乏人气，因为这里的俗，是指在一个特定时代里，为赚得人气而产生的完全迎合市场的手段。写一本书，没有任何修饰，而又空洞无物，但却可以本人拿来当消遣，这就是俗。与别人讲话，别人喜欢讲什么，自己就讲什么，别人不喜欢什么，自己就不讲什么，这也是俗。然而，这俗却俗得有趣，因为竞争压力巨大的今天，人民需要它来解闷。这样，俗的境界，自然成不了大师大家，但却可以生存下去。正像大思想家涂尔干所说，当一个社会团体中，大部分的人都这么做，这么做于这团体来讲，就是正常的。换言之，俗，是正常的，它本身也肩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

    第二是雅。这是个“听上去很美的”字，但却并不受普遍欢迎。因为无论劳动群体多么渴望变成一个上流社会的人，都绝不会愿意花几千块钱去听一场会让人睡着的音乐会。世界上没有愿意花钱买罪受的人，也绝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变成鉴赏高雅艺术的专家。古代的“八股”，或许可以看做是雅，但在广阔的疆土上，常常只有几个人能够将它读懂。这样，无论文章有多么强的思想性，或者多么强的革命性，由于运用了百姓不能够读懂，也不愿读懂的古板形式，只能堵塞在很小的范围内，怎么出也出不去，更别提人气了。

    而最高的境界，是雅俗共赏。词欲信而言欲巧，艺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它本来就是多样性的。我们总是努力地学习历史上的艺术，却想不到，自己也在创造历史。真正的艺术家，是用一个时代的观众最喜欢的形式，表达出自己希望表达的内在。方文山的歌词，经过周杰伦的嘴，以一种浮躁的方式表现出来，却会让人忍不住常常回味（当然，上个时代的人是不会回味的），周星驰小丑式的搞笑，却演绎着一段又一段世态炎凉，李小龙用暴力电影传播中国武术的哲学，却并不显得肤浅。他们却都不乏人气。

    做到“雅”的人，往往看不到自己之上的境界，又看不起自己之下的境界，夹在之间，显得尴尬。雅的人，往往深刻，但却并不尖锐；往往能引起学者的注意，却很难在群众中推广。就像当年的戊戌变法，虽然冲着民族大义而去，却丝毫不注重百姓的感受，总是说，为了国家，任何人在必要的时候都应该捐出一条命——迎接他们的是尊敬和恐惧。带着恐惧的尊敬，是毫无意义的。就像当今的“文坛名家”，虽然饱读诗书，但总以为自己见过的艺术才是艺术，别样的艺术都是粗俗，于是写出许多个空中楼阁，最后竟一文不值，还被别人骂个人仰马翻。就像如今的歌唱家，常常觉得站在那里，手持话筒，露出一副“假迷三道”的表情，翻来覆去地唱着几句假大空的颂词才是艺术，而任何别样的形式都不算做艺术，往往会得一个“大人物”的头衔，却不知道，原来自己对同一时代的年轻人，产生不了丝毫影响。

    其实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里，生存都是确保艺术发展的基础，而影响又是体现艺术价值的参数，倘若艺术家连自己的生存都确保不了，怎样能够创造艺术？而艺术的影响力越大，它的社会价值也就跟着越高，这正是“五四”运动的意义所在，更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意义所在。

    而至于那些“高雅”的人，他们无非只是一群从贵族钱包里拿钱的娱乐人物，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仔细想想，这些人的社会责任，倒还真不如那些可以给民众带来欢乐的“低俗之人”呢！

    故意地对他人造成伤害，其实早已不再仅仅是个道德问题，它已经上升到法律层面，而对方的负责人却冷漠处理此事，国内朋友的情绪，当然会越发高涨。这一切看起来，是再合理不过的。假如整个事件调转，是中国的明星，在韩国打了人，韩国民众，一定会用一种更加高涨的情绪展开声讨，想一想他们和美国间在牛肉问题上发生的对抗，许多人走上街头，与防暴警察对峙，多数人满头大汗，喉咙早已喊破，却仍然使出浑身力量，和对方争个你死我活，“斯米达”“斯米达”地乱叫着。

    而我们的国家，虽然在近代史铺开时，染上了激烈的民族情绪，但终究是一座5000年文明的古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很含蓄，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走在街头喊着口号，要把什么主义，什么精神，什么国家，什么人物赶尽杀绝的，所以，对于这件恶劣的事情，并没有满大街的游行。这是我们的风度。这样的克制，韩国人永远也学不到的。

    我们这优秀的民族，就像一段美妙的旋律，只是在其中，也会偶然掺杂几个不和谐的音符。和这醉人的优美相比，与之不和谐，或许就是今天，人们所讲得非主流。他们疯狂地追逐着那几根韩国的棒子，将口袋里的钞票捧在手里，任凭对方随意抽去，而后又让自己的耳朵，被他们如同野兽般的声嘶力竭玷污，却欢呼着说，这场演唱会，真值！就像抗日战争时的汉奸，任人使唤，却仍然很享受地陪着笑脸。不过，汉奸这样做，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理解，因为那是为了活命，而今天的国人这样做，就只能说明，在他们的思想里，自己就是一条下贱的命。

    而今，这几条下贱的命，更将自己的形象，向汉奸靠拢。在这国人的声讨中，他们脱颖而出，用悲痛的口吻说：“都是因为你们！东方神起以后不会再来了！”“哦！我的东方身起！”“这只是少部分中国粉丝的行为，请不要在意。”... …真的就仿佛是叛变后的某村长，看到同胞被送上刑场时，对着日本侵略者，兴高采烈地喊出一个“好”字来。

    侵略在任何时代都会出现，几十年前，日本妄想着将中国，并入他们的版图，他们用的手段，是战争；几十年后，韩国人也妄想着，将中国并入他们的版图，他们用的手段，是意淫。在报纸、网络上，改几行字，画几个圈，而后就认为，炎黄两帝是他们的，蚩尤是他们的，孔子是他们的，改着改着，孙中山于是也变成他们的了，毛主席也变成了他们的，姚明也变成了他们的。而他们的“侵略”，也如日本当年一样，受尽重创。国人将他们四处阻截，用嘲笑的方式，批判的方式，讽刺的方式，将他们一一驳斥。

    汉奸在也会在任何时代出现，几十年前，中国贫困落后，老百姓为了保住性命，忍辱去当卖国贼，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国人当然不支持，不过倒毕竟可以理解。而今，祖国的强大，早已远远胜过对手，但汉奸仍然会出现，理由是，喜欢听那群棒子唱歌。帮子唱的歌，是一股疯狂的潮流，可惜，流着流着，由于无法，与中国正在膨胀的娱乐相比，只好沦落为非主流。非主流的棒子，碰上了非主流的国人，自然一拍即合，一见如故。于是，为了他们，这群国人，连伦理道德都不顾了。

    只是，请你们记住，我们的历史中，从来都不乏那些不耻的走狗，可这个民族的坚定和团结，却永远如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水，在它前进的道路上，将所有那些韩流、非主流冲垮并吞没。

    平日里，他总是沉默不语。在朋友眼睛里，他的心理素质就像一座高大的山峰，任凭用任何急迫的事情、棘手的事、或者是倒霉的事刺激他，这座山峰都不会挪动一步。有一次，他的钱包丢了，那看上去真是一种不幸，因为那天，他正试图穿过一条狭窄的街道，却有一阵狂风忽然从街头，吹向街尾，在他口袋旁飘过，轻轻地，将那只钱包偷走了。

    “那里边有什么？”他的朋友问他说。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一张学生卡，几块钱现金，就这些了。”他若无其实地说，脸上丝毫看不出一点紧张和不安。

    “那么多证件，弄丢了，你不觉得着急吗？”

    “着急？”他犹豫了一下，而后回答说，“这有什么着急的？”

    还有一次，在全校的运动会上，他报名参加了一百米的比赛。可是，在临跑前，他都没有出现。直到裁判员举起手中的枪，他才慢悠悠地出现在跑道旁。裁判为他准备好拉起跑器，他又要求多给自己一分钟，让他把鞋换好。他坐在地上，当着全校同学面，大模大样地换起鞋来，那是一双NIKE的运动鞋，需要将整只脚全都包裹在鞋带中。他的手在脚旁绕来绕去，最后终于完成了这个动作。周围的运动员，被他这冷静的举动搅乱了节奏，刚刚热起来的身子，忽然又失去温度，变得像死人一样。最后，他跑了第一名，校园记者想要采访他，却发现，他早已离开了赛场。

    那次，他失恋了。看着她远去的背影，他摇摇头，独自一人，向另一个方向走去。在路上，他碰到另一位朋友。看到他冷静的面目，两只眼睛平淡地看向远方，嘴角仍然挂着友好的笑，这位朋友不免感到奇怪。

    “你们和好了？”朋友问他。

    “和好？”他慢悠悠地回答，“似乎不可能了吧。”

    “可是，从你的外表上看，你倒并不难过。”

    “一个女人而已，过了就过了，一点都不难。”

    于是，朋友们从心底里暗暗佩服他，觉得这是一位做大事的人，肚子里可以盛下一条铁达尼似的巨轮。

后来的一天，他患上了抑郁症。这或许显得有些荒谬，仿佛那座埋藏在他内心世界的山峰，一夜之间变得枯黄了。但不论怎样说，那天下午，我接到了这位朋友的电话，他在电话那头告诉了我这个事实，正是由于这样，这不幸的家伙，打算到我住的地方作客，并且询问我，是否可以留他在这里小住一夜，因为医生告诉他，和老朋友交流，有助于他的恢复。

    “你怎么会患上这样的病？”那天晚上，看到他带着一脸疲惫坐在我对面，我问。

    “这我也不很清楚，”他回答说，两只手的指尖对在一起，“按理讲，我的生活很愉快，什么烦恼的事，都不会过心，我的潜意识和我的外貌容光焕发，可是有一天，我确实突然感到头晕，一连的几天里，这种症状都无法消除。我认为自己一定是脑部出了毛病，但在医院检查后才得知，我是患上了轻度的抑郁症，医生命令我必须走出门去，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远离城市的紧张气氛，这不，我就来到你这里了。”

    这的确是个怪现象。晚上，我和他在一张床上挤了一夜。深夜的时候，钟表敲了两下，他翻一个身，胳膊自然地向旁边伸去，拳头恰巧打在我的喉咙上。我被这记莫名的重拳头击醒，向后靠去，直起身来。

    这时，我听到了他断断续续的梦话。很清楚，就像是在对我说话一样。

    “妈的，我的钱包，为什么会那样丢掉？我不明白，难道修这条路的人没有长脑子吗？为什么在修它前，没有考虑好，这里风很大，如果道路修得太窄，会很容易形成风口，这样修一条路，能把人整个刮跑！这群修路的孙子！”

    之后，他沉默一阵，却又突然大叫起来。

    “我的天哪！如果不是裁判给了我这个机会，这场比赛我就不能参加了！我竟然拿了第一！这真是不可思议！可是我的胃口好疼，我的头上冷汗还在继续！我必须休息一阵，我不能参加校内记者的采访，因为这阵紧张的惯性，会让我说不出话来的！”

    突然，他哭出声来，眼泪顺着脸颊，一直流进他的脖子。

    “你为什么这样离开我？我究竟什么做错了？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难道你就不能把我留在身旁吗？难道你真的愿意一个人远走高飞？难道我真的不够优秀？难道… …”

    说到这里，他忽然点亮灯，从床上爬起来。

    “我都做了什么？”他诧异地看着我，“怎么会突然醒过来？”

    “我想… …”我回答他，“你或许是被自己的哭声惊醒的。”

    他一只手在揉着眼睛，惊讶地说：“我在梦里流泪，或许那些看上去坚强的人，只能将眼泪流在梦里吧！”

    说完这些，他又沉沉地睡去。第二天，太阳升起来，大地一片明亮。这位坚强的朋友，背起书包，踏上了回家的路。在我这位好友面前，他卸下了所有防卫，他的秘密，在做梦的时候，并没有守口如瓶。后来，这位朋友又恢复了正常状态。几年后，他做了几桩大买卖，果真干成了大事。

                                            ——写在我的母校桃园小学成立50年

    50个年头，就这么流逝而去，那些我们熟识的、陌生的事，这么一转眼，全都消散在沧桑巨变中。有的人，才刚刚坐在课桌前，挺直胸膛，尝试着，念两段文字，有的人，却已抬着头，桀骜不驯地，踏上了另一片国土。历史，在转瞬间永远尘封，却也在不知不觉中被续写。上一个50年，流去了，下一个50年，每一个孩子，都是主角。

    十几年前，我背着书包，有点不好意思地，走进这座校园。或许和每个孩子一样，许多梦想，都在脑子里钻来钻去，有的虚幻，有的无知，却都闪着光。然而，随着年龄的步伐，向上爬去，却只好向现实低头，将虚荣的外衣，一件一件脱去。在这座学校里，桃树的芳香，不在嘴边，却在心里。和老师作对，却最终得到老师的认可，想起那位年过半百的前辈，坐在自己面前，严肃时，额头上皱纹深陷，却不乏一颗温柔的汗珠，在其中畅快地流淌。一盏孤灯下，她的老花镜上，沾满了雾。周围静静的，只有钟表急促赶路的声音。窗外下着雨，一阵寒风，摇曳着几棵老树，就像叛逆的孩子，想要促使年长的前辈屈服。

    我的老师，没有屈服。她停了一下，向我讲起做人的道理，告诉我，要学会感恩，要学会以德报怨，要学会谦虚谨慎… …

   儿时的张狂，仍然在延续，只是回过头来，想起那纯真的岁月，那股芳香，又突然扑鼻而来。想起那时的人们了。班上最淘气的孩子，有两颗会发光的眼睛。他有着修长的身材，常常站在护栏上，伸手去掏墙边的麻雀窝。这并非恶意，只是，在他脑子里，这群可爱的小生命，需要特别的关爱。老师的批评，换来的，是他措辞强烈的反驳。他将幼稚编辑成话，一脸无辜地，顶撞着所有指责自己的人。“麻雀是益鸟，我要保护它们！”每一个人，都哭笑不得地看着他。

    老师们沉默了。

    这淘气的孩子，打架了。为一时的不满，他站起身来，将两颗拳头，狠狠砸向对方。两个人扭在一起，在一阵哭泣中，结束战斗。在办公室，他低下头去，挥笔写下道歉信，字句中，溢出了哲理。

老师什么都没有说，沉默了。

    那天，老师走到他面前，拍一拍他的肩膀，向他讲述了做人的道理。他恍然大悟，才明白，原来做人的深刻，就像这校园里的芬芳，不在嘴边，却能渗入人的心里。

    那淘气的孩子，就是我，也或许就是你。

    十几年匆匆流逝而去，身在海外，却仍然惦记着母校的生日。那股淌在心底的芳香，跟着我的步伐，飘到西方。每每想起那座古老的校园，每每想起那些尊敬的老师，每每想起那群有趣的孩子，都似乎，又让自己回到那个纯洁的年代。在那阵芳香中，幼稚、无知，被一层层脱落，聪敏、成熟，逐渐浮现表面。

    桃园小学成就了我，也正在成就着，所有那些才刚刚背起书包，试图念两段文字的孩子们。一年又一年，一岁又一岁。当下一个50年走来的时候，有的人，已经白发苍苍，有的人，则在用他们的双手，谱写下一段辉煌的岁月… …

    感谢牢记我的母校，懂得感恩的学生，必会将这一切予以报答。

                                                         李禹东

                                     2008年10月于英国格拉斯哥（GLASGOW）

   生活是一条波浪线，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起、而伏，就像所有宇宙中存在的事物，常常会美妙绝伦，而后，随之而来的，却是支离破碎。美国人拍的那部电影里，阿甘说的很清楚，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滋味。只是巧克力，无论什么味道，吃到嘴里，都会流露出一股浓浓的香味。只是悲观的人，从不曾承认它的香，乐观的人，往往高估了它的香。只有乐极生悲，而后又悲极生乐的人，才有可能从客观的角度，去评价这一天天，向后流逝而去的日子。

    独身一人在国外，背负着一身的压力，也背负着一身的能力，胸怀抱负，却屡屡受挫。在国际学院里度过的那段日子，虽然简单，却也充满残酷。一路走下去，终于还是顺利通过层层测试，但却有太多的同胞，在我耳边呼喊，露出羡慕的目光来，上下打量着我。测试结束，那个被叫做GIC的机构，留给我们的，只有一张张冰冷的面孔。站在办公室门口，我想到的，是十个月前的温暖。记得那时，当我带着99，000镑的高额学费，来到这间窄小的办公室时，所有的人，都用笑容面对。还能记得，坐在一进门右手边的那位老师，两只眼睛被脂肪紧紧地包裹，但却奋力地大张开眼睛，看到我的汇票在平摆在桌子上，高兴地合不拢嘴。她向我介绍市中心在哪里，电影院在哪里，手舞足蹈，胳膊上笨重的懒肉，几乎要跌落下去。

    可是，那天，我又一次推开同样的门，来到同样的人面前，也看到了不同的面目。她看着我，冷静地摇着脑袋，两只眼珠躲在脂肪后面，不敢出来见人。这时要跌落在地上的，是她脖子两边的懒肉，她一直这么摇着头，连话都没有打算说。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转过身，打算离开。

    这时，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We got your informatio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your score is acceptable and I confirm you can find your place there.”（我们刚从格拉斯哥大学得到你的消息，他们认同了你的成绩，你可以去那里上学了）而后，讲话的人长出一口气，如释重负。那时，我才知道，在这个自称有很高升学率的机构里，在这个连评判分数的标准，都异常模糊的机构里，我是少数的幸运儿之一，我可以不费力气地，直接走进那所六百年历史的校园里，领取属于我的学生卡，也可以随意地出入大学二年级的讲座。于是，我也长出了一口气，给父母去一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切都顺利完成，请不用费心了。

    大学开始的第一周，一切又变得混乱起来。在我的脑子里，仿佛整个宇宙都在喧哗。大学第二年的课程，并没有开设一个星期的试听讲座，也并没有新生注册的时间。我和几个朋友，冒着酷暑，站在六百年的沧桑中，插在望不到头的队列里，等待着别人露出“绅士”的笑容，看到这个笑容，也就意味着，我们该将银行卡掏出来，插入机器中，而后输入密码，听到“哒”的一声，一些财富没有了，一些麻烦诞生了。

从此之后，我们过上了这样的生活：每天早晨，都要从那座小山丘下面，一路爬上去，喘着粗气，一只手擦拭着额头的汗珠，直到著名的“亚当·斯密”楼出现。走进去，闻不到这位哲学和经济学巨匠的气息，只有一股腐臭，在半空中飘散。有的墙皮在脱落，露出它丑陋的真面目。

    坐进教室里，几百个人，一同将目光，对准讲台上的那个黑点。那或许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因为他总是将语速放得很慢，也或许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青年，因为他的声音，充满了活力。总之，那个身影，在前面晃来晃去，总是将一个问题，重复数十遍。他讲了两句，而后犹豫一下，似乎担心，有什么事情遗漏掉了。于是，他又将刚才讲过的话，重新补充一遍，一只手，还在脑门上拍两下。而后，他又将刚才的话，重新补充一遍，手又在脑门上拍两下。再然后是第三次，第四次… …一节课下来，他的脑袋一定很疼，不过，这样做，似乎可以激活他的大脑细胞，帮助他继续思考下一节课的问题。

    每一节课都是在这样的节奏下进行的。在一节十几个人的小课上，我和一位英国本土的女孩，一同将马克思先生的大脑剖开，在里面寻找一种叫做仇恨的东西，想看一看，在那里，资本主义社会，究竟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当得知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又试图解析，为什么马克思先生一会儿认为资本主义是罪恶的，一会儿又肯定它在历史上的功绩。结果是，这个人想要混淆视听，一边拉拢资本主义，一边扶持社会主义。兜了这么大的圈子，到最后，随着老师的一声令下，所有声音停止，正确答案得以公布。原来，马克思先生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只是希望用更加健全、更加完善的制度代替它——这叫做辩证法——听到这里才明白过来，原来英国，和中国讲得是一样的。

    我住的地方，由于多了两个朋友，显然已经有些超载了。随身的行李摆放一地，那张玻璃餐桌，被各式各样的物品挤满了，连放一本书的地方都没有。摇滚乐在屋子里回荡，惹得人头疼。我坐在那里，想要读书，想要写作，只是，都没有能够动起脑，提起笔。这样的日子持续着，在他们眼里，我这样一个和文字打交道的人，像小丑一样，躲在最没用的角落。仿佛每一天，都要从一中嘈杂，走进另一种嘈杂。从房间走到学校，仿佛是从一种多变的无聊跳出来，又走进一种不变的无聊。终于，这一天，这一切，触摸到我承受力的极点。我变得绝望，我想逃避，我想离开。

    我逃课了。我想摆脱这一切。在冷风中，我走在街道一旁，抬头看一看天，是惨淡的、秋末的太阳，我满足地傻笑着，漫步向前走。

    夜晚，和三个喜欢安静的朋友，坐在电影院的酒吧里。周围没有音乐，天花板上的灯光，显得明亮。我坐在那里，整个心，突然沉浸下来。这短暂的摆脱，使一切都变了一种样子。我从书包里掏出一本历史书籍，坐在桌边，读了起来。幽雅的灯光撒在上面，古希腊的刀光剑影，爱琴海上的来来往往，全都仿佛浮现在眼前。

    我推开房门，三个温州人，嘻皮笑脸地看着我。地上摆放着一张电脑键盘。“这张键盘，是送给你打文章用的！以前一天一万字，以后要一天两万字了！生日快乐！”他们这样对我说，我愣了一下，才开始默默地感慨时光的飞逝，也默默地懂得，原来他们也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这时才反应过来，原来自己的生日，就在眼前了。桌上，是那三位室友写好的贺卡，展开一看，里面写满了祝福。当夜幕降临，一切又静下来的时候，我坐在餐桌的一角，敲动这崭新的键盘，将一切所思所想，都输入文档。上帝一定是怜悯我，所以，他在这荒凉的异国他乡，安排了这些天堂的使者。我从烦躁中被解放，我从抑郁中逃脱。感谢所有关心我的朋友，感谢这个国度点亮我激情的颓废。

    在混沌中，有一条龙想要起飞。上帝向他伸出手，说：我来拉你一把！于是，他真的向天宫奔去了… …

    当21世纪即将走出第一个十年时，世界格局又一次发生了微弱的变化，欧美国家，尤其是19世纪曾称雄于世界的大不列颠，逐渐呈现出衰败的迹象来——这或许还不能称的上是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一定是某种征兆，2008年，英国经济突然停滞，于他们而言，是一个不妙的开始。而称雄于20世纪的美国，也面临着经济发展的巨大阻碍，只是由于原始积累的极度丰厚，才帮助他们，在今天这个困难的时候，仍然可以保持原有的自信，只是这种自信究竟可以持续多久，就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了。

    “At least, we have freedom。”（至少我们还有自由）英国人将这句话，作为口号，然而争取的是什么，或许他们自己也不知道。19世纪的功利主义思想家，杰里米·边沁（1748-1832），曾经认为，国家的产生，是由于人类个体“避苦求乐”的本性，因为没有国家，人的财产安全、生命安全以及家庭生活等，就会受到威胁。所以，在国家的范围里，人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可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是可以相互冲突的，这样，就必须相信一个基本的原则：国家需要帮助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只是，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里，英国是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国，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和人口，这就表明，在他们这个集体里，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其实并不是英国人的幸福，因为有更多的人，正处在英国军队的管制下，他们没有自由。与这些人相比，英国的人口，只不过是少数。可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出发点，却是为英国本土的人民谋求更多的政治权力。也就是说，他的功利主义思想，说到底，还是在为少数人的幸福而努力。而作为殖民地的国家，是没有争取幸福的权力的，如果这些国家变得幸福，那就意味着，英国的海外贸易就会尽数瓦解，那对英国人来说，将是致命的。一旦海外贸易瓦解，边沁所认为可以追求到的“多数人”的幸福（其实就是多数英国人的幸福），就不可能追求的到。他认为的“政府必须确保公民的生存”就必须建立在用辛勤的劳动创造的财富上，但如果这样，劳动者就必须增加劳动时间，以创造更多的价值，而这又是英国的工人阶级在那个时候所反对的，是在一定程度上违反自由的。这样就不难看出，这样的自由，是一种对总资产的消耗。可是，更多不自由的他国人民，用英国人反对的劳动方式，弥补了他们的消耗，甚至为他们创造了更多的财富。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自由和主权的概念在更多的国家变得明朗起来，当英国的殖民地纷纷独立之后，留给他们的难题，也就悄悄地开始了。而在英国国内，“自由”却已经变成了一种传统。而英国人追求的“自由”，实际有两种，一种是思想上的自由，另一种则是行动上的自由。由于前者的高度发展，后者才得以诞生。由于追求思想的自由，文艺复兴在欧洲各个国家发生，而英国也是其重要的成员之一。由于思想的解放，封建主义开始瓦解，资产阶级开始走向历史舞台，新的发明使近代科技光临这个国度，生产力于是高速发展，这也产生了人与人之间更大的不平等，也就导致了无产阶级对“自由”的追求，也就是行动上的自由。

    这样的自由，于人本身而讲，自然是没有错误的。因为“人生而平等”，这本身是一件很符合道德的事情。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有一个情况却无法回避：当财富不足时，任何自由都是空想。而创造财富，却又必须付出劳动。而在失去海外殖民地的今天，英国人对自由的追求，却变得过激起来，甚至变成了为自己懒惰而寻找的借口，于是，问题就开始变得明了起来。他们物理资本的收入，终于不敌为“自由”而付出的消耗，经济停滞，是早晚的事，在未来，甚至很有可能倒退。这样下去，在几十年后，这个国家，或许连国民的基本生存都很难维持，自由更无从谈起。

    因此，想要得到自由，就必须付出劳动。或者是像19世纪的英国人那样，靠外国殖民地人民的辛勤劳动，或者是靠自己的劳动。在和平的年代里，任何人都不愿看到自己伟大的祖国，征服另一个国度，并强迫对方为自己劳动，那也是毫不现实的。那样，就只有靠自己的双手，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一些可以自由的资本。

    而不得不提的是，即便有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真的有资格享受自由，也绝对不能使它变成一种超出可持续发展范围的挥霍，因为只有不影响到物理资本的发展，自由才是可以永久保存的。

而对中国而言，现在自由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所在，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放弃的部分自由，能不能够转化成相应的物理资本，进而再转化成这个国度永久的自由。

    这一代，是现代中国，第一批开始崇尚个性的一代，其实也是承上启下的一代。对他们来讲，追寻个性的路，与前人比，不乏进步的因素，但依然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往往会有偏激的做法出现。这一代人常常认为，和别人做的不一样，就是自己的个性。这就造成另一个情况，评论一件事情，为了显示自己的“个性”，有人会刻意选择传统思想反对的观点，而后从某种“精神”中抽出一些东西，以证明自己的正确。就像刘翔在退出奥运会，按照传统思维，人们理应同情他，给予他最大的安慰，但事实上，这个本来就受伤的人，却遭到一片骂声，挨骂的理由恰恰是因为他的伤势。有人认为：就是爬，也得爬过终点。还有人认为，刘翔的伤势，是因为畏惧比赛而装出来的。其实冷静思考一下，就不难发现，后者的观点，更像是其人自己的行为，当他自己面对如此大的压力时，他会选择放弃，而他自己却又偏偏看不惯这一做法，于是，就将刘翔当成了出气口。

    这又是一种自我主义的表现。这种自我，最根本的原因，来自家庭。计划生育的实施，使得多数家庭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也不需要照顾他人。大多数孩子的生活，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在父母面前，已经可以做到“没大没小”。这是某种程度上的进步，因为这种“没大没小”，正是现代社会追求的那种不分尊卑、人人平等观念的体现。在这种平等之下，隐藏着的，其实是父母对子女的忍让。在一个家庭里，父母本是强势的，只有他们更多的忍让，才会保持和孩子势力的平等。从某种程度上讲，孩子的优越性显得更强了。时间久了，这种忍让变成了孩子的一种需要，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就这样形成了。

    这种观念的形成，或许可以说成是家庭里的文艺复兴。80后的孩子们，总是敢于和一切阻碍自己发展的势力做斗争，并有充分的自信，但却显得质不足。因为他们的自我意识，是在一种受忍让的环境中培养起来的，所以当阻碍他们的力量过分强大时，他们又往往会选择逃避，或者崩溃。简言之，这一代的孩子，个性十足，但战斗力不足，不过这已经是一种人类自身的进步。

    对自我价值的认识，使得这代人中的大多数，都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认为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民族的，就是最好的。大多数人，在看到发达国家的辉煌时，反而更坚定了对自己民族的期望，他们不希望自己活在别人的辉煌中，而是要让别人体会到自己的辉煌。坚定的反“藏独”行动，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但这代人，又是反对独裁，反对专制的，因为独裁和专制，都会影响到自己个性的发展，都是挡在面前的一块绊脚石，只是反对的力度不足——不过，这却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因为，在一党专制的体系下，和别国相比，我国的发展效率极高，虽然在一些自由权力上对百姓有所干涉，但总得来讲，却推动了物理资本的增长，和基本生存权的改善。在顺应专制的体系下，用不同方式争取自由，社会才有可能平稳发展，革命的战果，才有可能保持下去。

    总的来讲，80后的特点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代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社会的贡献。和他们的贡献相比，那些陋习，那些弱点，实在算不上什么。

    我心里的日子，或许容得下与别人激烈地争执，只是这种争执，要远离一片沙滩，一座别墅，一间书房，一支笔，和一张纸——因为它们都是我的。我心里的日子，或许容得下压力的存在，但它必须要远离我的空间，远离一片安宁的心灵，远离一套固定的家具摆设——这些也是我的，属于我自己的。

    我心里的日子，看上去奢华，其实却简单的出奇。在海边，或许是其他什么地方，有一片沙滩，有一颗精力旺盛的太阳，总是比自己还要勤奋，大清早就爬上山头，一直呆在那，工作到傍晚，不像英国的太阳，总是在夏天的时候特别兴奋，半夜仍然停在那，影响别人睡眠，而冬天又早早落下山去，使大部分时间，都只有一团忧郁的漆黑。

    我期望有一间大书房，那里可以容下我的全部藏书，我可以按不同的人物，将每本书分门别类，那里还要有一张松软的沙发，可以舒服地躺在上面，伸出一只手去，可以碰到身旁的书柜。书房里，还要有一张气派的老板桌，平整、光滑，我可以将整个身子都倾在上面，任凭摆出怎样随意、懒惰、放肆的动作，它都不会显得不够用。桌上还要放一台复印机，每当我读书读到美妙的篇章，都会将它们复印出来，而后分门别类，塞进不同的抽屉里或者文件夹中，再也不要溜走。

    我期望有一位美女，一对会发光的眼睛，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有一种不争强好胜的禅宗精神，还有一种关心他人的善良品德。一切静下来，阳光射进屋子，洒在地上，一片金黄，我坐在桌旁，一只手握着笔，一只手扶着书，轻轻翻阅，她也坐在我身旁，翻开另一本书，在上面写写画画。夜幕降临，工作停止，在月光下，隐隐地，有两个人在谈话，内容包罗万象，有心人将这对话记录，发现，这竟然可以汇集成一本精彩的书。太阳重新爬上山头的时候，我和她，又坐在屋子里，静静地翻着书。

    当然，从小，我就是个“运动家”。只是那么坐在屋子里，生活着实不够丰富。周末到来时，我会携着美女，一起跳进别墅背后，广阔的大海，在里面游来游去。还会在平整的沙滩上，热烈的阳光下晒日光浴，在宽敞的帐篷里面喝一杯冰柠檬咖啡。

    从小，我就是个“文学家”。读着读着书，手会因为过分闲置而变得冲动，灵感会随着钢笔化做墨水，行走于纸上，编写成故事。一篇篇文章和小说，都随着手腕的转动而永久留存下来。在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久的时间里，它们都安静地躺在书房的角落，直到这段岁月流逝而去，直到那片阳光，变得更加炽热。

突然有一天，这一切都突然不见。那时，属于我的日子，才真的到来。所有的安宁，全都淹没在嘈杂中，所有沉寂，全都被打碎。我从海边的别墅走来，肚子里装满墨水，潇洒地看着世界，才发现，原来，浮躁，早已经容入了车水马龙之中，也早已刻在每个人心里，成了一种叫做“文化”的玩意。我说，我愿意将整个后半生，都投身到拯救这个世界上。

    可惜，我心里的日子，并没有真的来临。在我踏上人生路的那一秒，就已经注定了，要和浮躁容为一体。我尽力地寻找一片世外桃源，却发现，连“日不落”帝国的太阳，都仅仅是一个发着光，却没有温度的工艺品。当几年后，我捧回那一纸文凭，或许会赢得社会的尊敬，但却无法赢得自己的尊敬。

    因为，我不配心里那位拥有一对会发光的眼睛，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有一种不争强好胜的禅宗精神，还有一种关心他人的善良品德的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