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如果没有互联网，这件事是绝无可能的。一个杂志呀！

       其次，它在冥冥中似乎是我的一个宿命——我的父母是老报人，从打人民日报建报时开始，他们就在那里工作了，几乎工作了一辈子，家里所有的邻居、熟人都是办报的，不但长辈如此，同辈人也如此。就连我自己也在报纸（光明日报）工作过一段时间。因此，我不办报谁办报？

       再次，它是一个独立媒体，它的内容不需要别人批准，它的尺度不需要别人制定，一切的一切都是我自己说了算。我的父母他们那辈人做梦能做出这样的梦来吗？记得有一次，我问妈妈：你干了一辈子报纸了，你拍良心说说，有新闻自由吗？妈妈很痛苦、很老实地回答：没有。爸爸妈妈一辈子没享受到的幸福，我就要享受到了。这怎能不让我欣喜若狂呢！

       最后，它是我少女时代的一个梦。记得那时候读别林斯基，读车尔尼索夫斯基，看到关于《祖国纪事》的种种事迹，心中就有了一个隐秘的冲动，要办一个中国的《祖国纪事》。现在，这个梦想就要实现了，怎能不令我激动莫名。

       中国的网民已经有三亿了，他们都是我可能的读者。我要提供给他们的是我心目中最重要的思想，最美好的文字，最值得关注的信息。总之，我的宗旨很简单，很明确，就是向大家推荐当代中国思想精英们最精英的思想。

       我将主要从自己读到的好东西里面选择每一期的文章，当然也欢迎投稿。但是，要提醒大家，我的标准是很高的，稍微差一点的文章就选不上哦。目前，杂志没有稿费，所以敬请所有被选中文章的作者慷慨授权。将来如果有了广告收入，会给大家发稿费的。（可能遥遥无期，也可能永远没有，如果是这样，就只能当是我的读书笔记了。）

       第一宗罪：政治上有错误。有同性恋者和同性恋群体抗议绿坝将同性恋与淫秽色情并列为“不良”信息。同性恋是一种形成原因不明（可能先天形成，可能后天形成）的特殊性取向，同性恋者是一群有着这种特殊性取向的人，不可以与淫秽色情并列，就像异性恋和异性恋者本身也不可以与淫秽色情并列一样。绿坝的做法涉嫌性倾向歧视，是多数族群对少数族群的歧视，在政治上是错误的。

       第二宗罪：技术上不完善。据说，根据该软件对肉体暴露颜色的过滤，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大头像都被列为“不良”信息，这样初级的错误都能发生，技术上显然是有问题的。

       第三宗罪：滥用纳税人的钱。据说购买该软件花费了4000万纳税人的钱。买了这个软件之后，要求所有的计算机都装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只是为“花季”护航的，大量不属于花季的使用者就不愿意装。听说原来想让所有的电脑都强迫装上，后来经过非花季用户的抗议，又改成强迫装上之后可以随意卸载。那这是干什么呢？先百分之百地装上，再有一大半用户卸载。花了4000万，至少有3000万白花，都卸载了，纳税人的钱就这么打水漂呀。

       有关部门应当检讨这个政策的制定，至少是事先没有做好市场调查，拿国家和纳税人的钱做这样的蚀本买卖，是否应当有人对国家和纳税人的损失负责呢？

据【中新社旧金山5月26日消息】 美国加州最高法院七名大法官今日以六比一的压倒性投票宣布，维持去年11月4日加州选民通过的禁止同性恋者结婚的八号提案。法院同时裁决，11月4日前领取结婚证书的一万八千余对同性恋者婚姻合法。
    八号提案主张“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该提案在去年11月4日大选时以52%的支持率通过。随后两对同性恋者和数个地方政府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裁定八号提案违宪，同性婚姻合法。八号提案堪称美国地方选举中最昂贵的提案，支持者和反对者分别耗费了3990万美元和4330万美元大打广告宣传战。
    数百人今日上午聚集在旧金山市府广场一侧的加州最高法院大楼前，高举标语牌，喊出各种口号捍卫传统婚姻和同性婚姻的合法。警察荷枪实弹，严密防守，警车封锁了高院大楼前的道路，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10时，当法庭宣布裁决结果时，人群中爆发出“耻辱”的呼喊。有人相拥而泣，也有人欢呼胜利，更多人撤离到与高院一街之隔的歌剧院和市府大厦前的十字路口，手拉手围圈静坐抗议。
    八号提案支持者汤尼·吉布森告诉本社记者，“我的要求很简单，维护宪法规定的一男一女的传统婚姻，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问题。” 自2004年起两次领取结婚证书并在今天合法的旧金山男同性恋伴侣约翰·刘易斯和斯图阿特·加菲尼对本社记者表示，“今天既是悲哀的一天，也是美好的一天。坚持不懈和共同努力终于让我们中的一部份人获得公正对待。”有一半华裔血统的斯图阿特说，“60多年前，我的华裔母亲不能嫁给我的德国裔父亲，历史在改变。我相信加州人接受同性婚姻的那一天不远了。”
    同性恋组织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上表示，他们将在2010年选举中再度拟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提案。
    美国目前有五个州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分别是麻萨诸塞州、康涅尼格州、爱荷华州、佛蒙特州和缅因州。

       所谓大痛苦，就是生存之荒谬感。生存本来就是荒谬的，一切纯属偶然。如果看透了这一点，许多小痛苦会变得不在话下。比如亲人的离世、比如朋友的背离、比如仕途的蹉跎、比如事业的失败。

       所谓大快乐，就是生命的奇迹。我们能成功地来到这个世界，能成为一个人，能感觉，能思想，你知道这个几率是多么小么？我们每一个人，就因为是人，是中了一个百万分之一的大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宇宙中的幸运儿。我们怀着这样一个大快乐，大惊喜，生命中已经蕴含着巨大的快乐了。其他所有的小快乐都是为这个大快乐锦上添花的：比如有了钱，有了权，有了名，比如肉体的快乐，精神的快乐，比如和了牌、一卷三。

       因为心怀大痛苦，我特别不能理解抑郁症。与生存的荒谬这个大痛苦相比，还有什么可抑郁、想不开的事呢？家里有个亲戚得了抑郁症，我急得抓耳挠腮，总想把我这个关于大痛苦的想法传授给他，只要想通了这个，还吃什么百忧解呀！以我的看法，只要想想这个大痛苦，抑郁症就好了一半；再想想那个大快乐，抑郁症就应当痊愈了。治疗抑郁症的行业可以取消，抑郁症医生应当全部改行了。我的见不到面的、从未谋面的患抑郁症的朋友们呀，你们能听我一次话吗？

       生命即将步入晚年，从身体到精神都渐趋平静，不再亢奋，不再充满幻想和憧憬。应当用我的生命做什么呢？虽然心有不甘，但是内心中有一种怠惰，呼唤我去纯粹地享受人生，享受有生之年。本来人死去就是灰飞烟灭了无痕迹的，为什么不放弃虚妄的追求呢？我要看各种好书、好电影，听音乐会，看话剧，看风景，到处旅游，和朋友们聊个痛快。

       去学画画？兴趣倒是有一点，可是又怕太艰难，人家都是童子功，到六十再开始学是不是太晚了？去写小说？又有点不耐烦，还不如去看别人写的小说。也许应当像林春那样去设计乌托邦的社会，如果有可能，就实际去推动它，让它成为现实。

       还是有一个最终的事实，是我心中的最痛，我总是不敢去想那个事实，它是我心中一块坚硬的巨石，我不敢去碰，也无法最终把它从我心中驱除。那就是生存的荒谬。我从一个小小的胚胎长成了一个人，我在地球上生活几十年，然后永远地消失不见，而地球继续载着几十亿和我一样的人，寂寞地在宇宙中漫游，直到热寂。所有的奋斗，所有的成功，所有的喜怒哀乐，所有的悲欢离合，全部归于寂寥，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想到无数星球寂寞游荡在宇宙中的景象，心中就一片冰凉。可是，无论我心中一片冰凉，还是心中一片火热，与那个宇宙的景象完全无关，对它没有丝毫的影响。甚至有没有我这颗心，有没有我这个人，对于它来说，完全无关痛痒。

       我现在的精神境界完全可以出家了。我不会在现实中出家。但是我可以在精神上出家。

       卡夫卡是1918年写下这段话的。当时的世界在他眼里讨厌得很，邪恶得很。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战争是荒谬的，结果是惨烈的。

       今天，2009年的中国，虽然也很讨厌，但是讨厌的程度不如他那时候那么高；虽然也很邪恶，但是邪恶的程度不如他那时候那么严重。我们至少吃饱穿暖了。我们的孩子也没有在荒谬的战争中荒谬地死去。中国现在的情况还不错，国力上升了，一部分人有钱了，比起四十年代（战乱）、五十年代（贫穷）、六十年代（饿死人）、七十年代（打死人）、八十年代（还都比较穷）、九十年代（稍好，还是穷）情况好多了。主要是，国家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不用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心目中最大的焦虑不是恋爱，而是“中国向何处去”（同龄人杨小凯著名大字报的标题，为此，他坐了牢）。虽然步履蹒跚，磕磕绊绊，有时候还会“进一步、退两步”，但是毕竟找对路子了，方向正确了。相信假以时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会越来越好的。

       我们也没有能力摧毁这个世界，因为每个人都很渺小，没有力量。更重要的原因是（像卡夫卡所说的那样）世界不是独立于我们的一个什么东西，而是我们误入其中的一个东西。它的一切、它的现状都是成千上万的人的合力造成的，是我们每个人几十年的生命、我们的祖先几千年的生命造成的。我们不可能摧毁这个世界，它只能由我们所有人每天在做的事情、每天在走的方向（你向东，他向西）的合力（也许是向南）而一点点改变。我愿意相信，这个世界（至少是中国）正在向着不那么邪恶、不那么讨厌的方向改变，我不希望激烈的改变，因为那不一定是好事。

       我想，最让我害怕的还是像那些两眼发直、混吃等死的人一样，觉得他们的生活质量等于零，甚至是负数。就像那位一直花很多精力伺候两家老人的女同事所说：人到老了，就剩屎和尿了，什么也没有。拉屎撒尿就是他们全部的生活内容，最糟的是，就连这唯一的一件事还要人帮助，还要拖累别人。人活到这个份上，真是生不如死啊。其实我更怕的是将自己混同于身体还健康、神志还清醒、但却每天百无聊赖只能靠打打牌、遛遛弯了却残生的人。

       其实，混同于他们和不混同于他们最终没有什么不同，我的意思是在地球热寂之后。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当然还是有不同的。不同的是：

       其一，我可以享受到更大的快乐，比如从一个精心拍摄的有才气的电影中，当我体会到其中的美妙之处时，我会得到比打牌更多的快乐，这样，我的精神生活就会比较充盈，生活质量就会高一些。

       其二，我可以享受自己创造出一个作品的快乐，比如写了一篇自己还算满意的杂文。在写作过程中、在写完后一遍遍的把玩中所得到的快乐。

       其三，我还可以享受到自己的思想影响了他人的快乐。每当我看到我的博客有好几千人或好几万人在看时，想到他们的共鸣，心里也是快乐的。如果能因此使社会人心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一星半点，也是快乐的。

       20世纪中叶以来，香港的腐败程度与我们现在相仿，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尤其是警务人员，腐败得一塌糊涂。自1974年成立直属总督的廉政公署后，只用了4年时间，到1978年，廉政公署共破获23个贪污集团，其中18个属于警方，香港凡10名以上公务员联手贪污之集团已全部粉碎。有关政府人员的贪污举报比例逐年下降，由1974年的九成减至只占整体举报的三成，香港公务员队伍以廉洁和效率著称于世，在“透明国际”2003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中，香港位居亚洲第二，仅次于新加坡。

       干得这么漂亮，干成这么大的事，成本很高吗？并不。廉政公署在2002年底在职总人数才1308人。主要的经验就是：它直属最高领导人，完全独立侦察办案。在它之外，有由社会各界贤达40人组成的4个独立委员会，负责监察廉政公署的工作。在人口700万的香港，就这么1000多人就把问题解决了。照这个比例，我们只要在每个省和大中城市成立一个直属最高领导人的廉政公署，就解决问题了。

       腐败问题按说应当不难解决，主要原因是最高领导是与腐败干部没有利益联系的，是有解决腐败问题的主观意愿的，只要措施得当，坚持数年，腐败集团和干部一定可以被扫清。毛泽东时代非常清廉，有个客观原因，那时坏人想贪都没有钱可贪，国家太穷，根本没钱。现在有钱了，贪污的动机和势头比那时强劲得多。但是只要像香港那样有决心，有得力措施，咱们老百姓对我国清廉指数的提高是可以寄予希望的。

       在狩猎采集的时代，会打麋鹿大概是有“男人味”的表现，会采果子能找到可食用的植物块根是有“女人味”的表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三妻四妾、打老婆是“男人味”的表现，裹小脚、走起路来风摆荷叶是“女人味”的表现。我说“女人味”甚至在不同阶层有不同定义时，想到的是一位美国黑人妇女在一个女权大会上的著名演说。这位女士对美国女权运动中的白人中产阶级主流价值有意见，就在会上放了一炮，演讲标题是：“难道我就不是女人？”其中大讲她作为女奴怎样挨鞭子，干粗活。她对“女人味”的定义肯定跟一个白人银行家太太的定义不同。

       “女人味”在中国被当作一个问题郑重其事提出来是在改革开放之初。那时，国家百废待兴，人心思变。人们对此前的一切价值有一种狂热的颠覆冲动。长期以来，“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是主流意识形态，女人不但从闺房走出来，而且进入了传统上属于男人的领域，下大田锄地呀，开公共汽车呀，最前卫的甚至下了煤矿，那儿可完完全全是男人的领地。那时，在所有的商店里都买不到化妆品，全国的女人除了上台演节目都不化妆。都到1988年了，我从美国学了社会学回来，有一天突发奇想，坐在北京车道沟的马路牙子上数路上的女人有多少化了妆，多少没化妆。记得这个出于一时兴起的小型调查的结果是，只有三分之一的女人化了妆。大概是因为社会上“女人味”严重缺失吧，有一大批人包括搞妇女研究的都开始呼唤起女人应当恢复“女人气质”来，这是学术语言，用非学术语言来说就是：女人要有“女人味”。

       客观地说，我们现在的社会中，女人大多已经恢复“女人味”了，有那么多时尚杂志的引领，有占全国杂志封面90%的美女做榜样，中国的女人虽然不见得个个向林黛玉的方向努力，不见得个个按贤妻良母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是很多女孩肯定不是像我们年轻时那样把“铁姑娘”（文革时对能吃苦耐劳的女人的褒称）作为自己修炼的标准，而是有自己的一套“女人味”的标准了，其中有温柔、美丽，也许有顺从，甚至可能有性感，但是不一定有聪明、能干，更不会有攻击性、领袖欲。用比喻来说，就是小鸟依人、春藤绕树吧。

       我们怎样看待这个对中国古代社会女人气质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呢？我的看法是，我们也许应当否定“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旧口号，但是取而代之的不应当是“时代不同了，男女不一样”，而应当是“时代不同了，女女不一样”。在这个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新时代，女人并没有全体回到宋朝或者清朝，有些女人的价值改变了，不太喜欢顺从，不太甘于辅佐男人的角色。有的女人愿意做小鸟，也有的女人愿意做人；有的女人愿意做春藤，也有的女人愿意做树。因此，新时代的“女人味”里面不仅应当包括温柔、美丽、顺从，还应当包括聪明、能干，甚至包括攻击性和领袖欲。按这个新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前副总理吴仪难道缺少“女人味”吗？

    第一首曲子，钢琴和一个纯净的女声，全部歌词只有“啊”一个字，可是那音乐一下子就打动了我，我这是第一次体验被纯粹的音乐拨动心弦，眼泪流下来，我赶紧擦，拼命压抑着身体因抽泣而引起的颤动，怕后面的人看出来。以前，我只听到过有人会在听音乐时流泪，自己从未体验过。感觉真是奇妙。

    那样的纯净。那样的美好。

    不可言传的美好。超凡脱俗的美好。使人一时间忘却凡尘的美好。使人摆脱一切尘世中的污秽的美好。

    这样的美好使我理解了为什么有人要使自己的生活沉浸在（或者说躲在）音乐中，美术中，文学中，诗歌中，沉浸在美当中。这是任何尘世的生活所难以企及的。我悔恨自己的人生没有选择音乐，美术，文学和诗。我错过了和这样的美好相伴终生的机会，如今只能仰望。

    略微的失望是只有在我们这样特殊的社会才能遗憾地体会到的：这种纯粹出于个人爱好的完全无害且非常美好的创作，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是不会有任何人害怕的，也不会有人想到什么“官方”和“民间”的区别。音乐就是音乐，纪念就是纪念，全是自发的，是一些个人自发的行为，是个人的感受，个人的创造。可是我们这里硬是要把音乐分成官方和民间，把纪念分成官方和民间。如果在某个剧院演出就要分清是官方还是民间。而要成为官方就要由某个不懂得音乐的部门来评判这是不是好的音乐，由某个不知道一个作家价值的权威部门来批准对他的纪念的等级。这一切是多么丑陋。这是我上篇博客中不得不删掉“纪念”二字的原因。多么丑陋啊，令人恶心到极点。

    参加了一个“同妻”问题研讨会。所谓“同妻”是同性恋者的妻子之意。据说，中国有2000万男同性恋者，其中80%会与异性恋女人结婚，她们就是“同妻”，1600万人哪。
    同妻现象是一个最富中国特色的现象，在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很少见到，因为其他国家的同性恋者或者独身，或者与同性同居，或者与同性结婚，很少进入异性婚姻。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是中国文化特别强调结婚和生育，到了强迫症的程度。
    在匈牙利访问时，得知所有适宜结婚年龄的人当中只有一成多的人进入婚姻，其余的人处于三种状态：独身，同居，LAT（分开居住的伴侣）。在这样的社会，作为一位同性恋者就完全没有必要进入异性婚姻，别人不会说三道四，家长也不会给他压力。无奈咱们中国文化就是这么强迫症似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是这么强迫症似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逼着一批男同性恋者与女人结婚，还生了小孩。
    同妻处境极为悲惨，会上有的同妻经常说着说着就流下眼泪，继而所有的人抱头痛哭。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以泪洗面。我听到的一段让我最震撼的同妻叙述是讲到她甚至怀疑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魅力——为什么丈夫就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碰都不愿意碰我一下呢？我作为一个女人就这么不及格吗？她以为所有的男人都会这样看她，哪里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哪里知道丈夫是同性恋，就是再优秀的女人都引不起他的欲望。
    同妻们现在已经行动起来，自救救人。她们开网站，开热线电话，帮助陷入相同处境的姐妹。

    她们要做的事情首先是设法阻止女人与同性恋男人结婚，帮助那些对男友性倾向有怀疑的女人分析辨别，如果能确定对方是同性恋就劝阻她们结婚。
    其次，对于那些已经陷入与同性恋的婚姻而希望离婚的女性提供帮助，帮她们出主意，宽解她们的压力，减少离婚所带来的物质和心理伤害。
    再次，对于那些陷入与同性恋的婚姻又因为种种原因不想离婚的女性，帮她们分析保持这个婚姻的利弊，与丈夫的沟通方式，与孩子的相处方式等等。
    她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同妻到我为止。这个口号充满了悲怆和对后来者的悲悯，甚至让人感到一点点悲壮的意味。
    希望广大男同性恋者不要再进入异性婚姻，要考虑同妻的感受。

       忘记在哪里看到过一位英国贵族对中国文化的评价，认为其中有一种“高贵的消极”。昨天确确实实地体会了一回。

       受邀去看了昆曲《牡丹亭》。平生第一次看昆曲，是一次震撼的体验。

       剧院坐落在东四十条的一座明代粮仓中，取名“皇家粮仓”。古朴的明代建筑，城墙砖一样的灰色厚砖砌成，每块砖、每根柱子都有600年的历史，价值连城。整座建筑与周边现代高楼的玻璃幕墙相映成趣，更渲染出现代中的传统韵味。

       昆曲的曲调真是美妙之极，箫声如泣如诉，吹箫的老者如醉如痴。虽然略显拖沓，每个动作都像电影中的慢镜头，但是让人确实感受到一种“高贵的消极”，千百年来深闺中的幽怨沉静生活的阴冷气息幽幽地穿过千年的时光浸满全身，让人感到全身沉静，所有现代人的浮躁一扫而光。

       这个剧已经演了两年，由于粮仓中有八根两人合抱的柱子，限制视野，观众席只能放50张座椅，所以每演一场，只能有50个观众，每年100场，两年200场。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目前最雅的东西。这一万观众应当是目前中国最雅的人。

    小壮壮已经八岁了，上二年级，虽然每次测验都是十几分、二十几分的水平，但是有特长：认字多，记得牢。班上考一百的小朋友对我说：他认得的字有的我都不认得。这大概都是他平常看米老鼠、唐老鸭、奥特曼看的，他最爱买书，一到书摊就走不动道儿。今天，他给王小波写了一封文理不通的信，在信末尾用他那乱七八糟的笔体郑重其事地签了名，还写了年月日。然后口中念念有词，居然吟了一句不错的诗：

    美丽的生命

    奇异的生命

    留下吧

暗合浮士德“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可是，他知道什么是生命吗？

       那天，洪晃的《亮话》与《中国不高兴》作者交谈，与我电话联线，我谈了谈对“除暴安良”的看法：

       书的封面提出要“除暴安良”，这个愿望是很好的，但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抽象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具体层面的问题。或者说一个是理念问题；一个是利益问题。

       先说理念问题：我们要“除暴安良”，但是谁是暴谁是良，并不是黑白分明的，换言之，并没有一个全世界公认的标准可以确知谁是暴谁是良。

       举个例子：美国打伊拉克，主观上可能是除暴安良，萨达姆实行的是暴政嘛，可是也有人认为美国打仗是为了找个借口弄石油。按照这本书作者的除暴安良标准，我们是该帮助美国打伊拉克，还是该帮助伊拉克打美国？再举一例，假如北韩南韩打起来了，按照锄暴安良的标准，我们是该帮助北韩打南韩呢，还是该帮助南韩打北韩？总之，我的意思就是在抽象层面，谁是暴谁是良不容易搞清楚。

       再说利益问题：从国家利益考虑，如果我们去打一个国家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那肯定是不正义的，是侵略别人，我们不能这样做。

       如果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只是为了维护正义，那我们的行动必定需要倒贴，除暴安良要花钱的，我们这个穷国是否贴得起？虽然中国从整体经济规模上进入了世界前三名，但是从人均看，我们还是一个穷国。与其花钱去贴世界正义，不如贴给农村那些在贫困线下挣扎的人口。

       当然，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出了新的希特勒，那时候我们就是再穷也得出钱，做再大的牺牲也在所不辞，除暴安良。从具体层面讲，我认为现在世界上好象还没出现新的希特勒，讲除暴安良有点无的放失。

李春光，你好。

文章确实是我写的。是我看了电影后很震惊还没醒过闷来的时候写的，发在博客上，但是很快就删掉了。因为政治上肯定是不正确的。

但是我觉得摩罗他们批鲁迅也有点问题，有点似是而非。其实读尼采时也并不很喜欢，觉得他太不同情弱者了。但是他的非理性完全一无是处吗？我很喜欢福柯，他也深受尼采影响，跟自由主义有点格格不入。我在这二者之间有点想不明白。应当说我只是把自己内心的疑惑提了出来，并没有定论。

李银河

    仔细想了想与此相关的论题，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个人问题还是体制问题。一个社会有人穷有人富，到底是个人的错还是体制的错？我上次多说了个人的错，是有偏颇的。可是我那样说时心里还想到中国很多农村的地主，不止一个了解农村、了解这段历史的人说过，大多数中国的地主富农都是勤劳致富，恶霸只是极少数，而贫下中农倒是比较懒惰和不聪明的，所以中国的土改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奖懒罚勤的（当然从政治上和把土地收归国有上是必须的）。有本书《半夜鸡不叫》就是给周扒皮翻这个案的。表扬贫穷没有道理。当然，这个个案不能证明贫穷都是个人努力不够造成的，纵观历史，横看当代，贫穷基本上应当说是体制造成的，是体制的不合理，不能怪个人。据说，中国现在的亿万富翁90%是高干子弟，这肯定是体制不合理造成的，绝不能说他们就该这么有钱，就是最优秀的人，最努力的人。

    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从社会正义的角度讲，还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就是救济穷人，资本主义就是带来恶性的两极分化，富人愈富，穷人愈穷。所以像尼采哲学那样不同情穷人，不帮助穷人，是不正义的。社会主义就要大搞“杀富济贫”，当然是经济上的杀，不是肉体上的杀，就是要把从富人手里拿过来的钱为穷人搞福利，保障大家都有一个温饱体面的生活，不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中国的基尼系数从70年代的0.2飙升至0.5，从全世界最平等的社会成为贫富差异最大的社会，是一个大问题，搞不好要出大乱子。

    要自由还是要平等。人生而不平等，有人长得美，有人长得丑；有人聪明，有人愚笨；有人生在富人家，有人生在穷人家。如果只强调自由和公平标准，由于起点不同，社会就可能失去平等和正义。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与尼采有相通之处，都强调自由，忽略平等。这也是我以自由主义的立场会掉进尼采陷阱的原因。尼采的哲学适用于丛林社会，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只有公平，没有正义。就像《狗镇》里的社会，谁强谁就出头，谁弱谁就活该倒霉。如果这个世界永远是个丛林，那可真成了人间地狱了。

    一位终身怀抱理想主义的朋友设想过一个乌托邦的社会，在其中所有的人都有一份基本的生活保障，其余愿意从事高级的具有创造性的工作的人可以仅凭自愿和兴趣去做，并不一定要高额报酬。因为他对做这样的事情有兴趣（比如写小说，画画，作曲，跳舞），你给不给报酬他都会乐在其中。我没有认真对待这个设想，觉得太不可能，太离谱。可是我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非常大胆的想法。虽然历史上没有成功的先例，但是可以成为激励我们改良社会的一个遥远目标。我觉得它很像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当一个社会的财富积累到比较高的程度时，这未必不是一个社会改良的切实可行的方案。我强调社会财富积累这个硬指标是因为，贫穷的共产主义方案我们已经实验过了，失败了。

    俗文化的对立面是雅文化；而低俗文化的对立面是高尚文化。前者属于艺术门类划分的范畴；后者属于道德评判范畴。

    俗文化和雅文化的区分就像毛主席说的“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前者是劳苦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后者是小众钟爱的娱乐形式。前者如二人转；后者如室内乐。二者的区别也像家常菜与私房菜；臭豆腐与燕窝鱼翅。你不能因为自己喜欢听室内乐，就说二人转低俗；你也不能因为自己喜欢吃燕窝鱼翅，就说喜欢吃臭豆腐的人低俗。

    小沈阳的艺术就属于下里巴人，就连相声这个品种整个都是俗文化。我就认识一位真正的雅士，他是根本受不了相声的，从来不听，只听室内乐，看小剧场话剧。他倒是真雅，可是你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去喜欢他喜欢的东西呀。俗文化还是能吸引更多的人，因为多数人都是俗人，不是雅士。本人的趣味就挺俗，喜欢听相声，喜欢小沈阳，喜欢郭德刚，喜欢侯宝林。当年毛泽东也常常把侯宝林请到中南海堂会，听得高兴了还请他喝茅台。所以毛泽东也不是什么雅士，也喜欢下里巴人。

    那天有个记者问我，那你心中的低俗文化是什么？一下倒把我问住了。我想了半天，最后给了他一个答案：毛片。是那种完全没有情节的被王小波戏称为“拉大锯扯大锯”的东西。最近一段时间，网上在整顿这类低俗节目，我觉得把毛片定位于“低俗文化”还是比较贴切的，就像房间里面有了垃圾，要时常清扫一下，因为它不够高尚，有伤大雅，所以不要让它在公众领域流行、泛滥。有人就是喜欢这种低俗文化怎么办？那就在私秘的场所自己悄悄看看算了，不要大张旗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说把淫秽品定位为“低俗文化”比较贴切还有一个针对性，那就是我们的淫秽品法。对于这种“低俗文化”用提倡高尚、反对低俗的方法就足够了，用不着动用法律的手段去制裁，尤其不应当动用刑法。而我们过去把这事看得太严重了，这就是陕西黄碟案在全国引起争议的原因。

    总结：我们要提倡高尚文化，反对低俗文化。但是，雅文化和俗文化的区分与此无关。爱雅文化的人可以自去享用你的雅文化，可你不要说别人喜欢俗文化就是低俗。

       我对这种煽动民族主义的书有两点评论：

       第一，中国自1840年以来一直受外族欺负，民族主义是需要的，我们绝不能当亡国奴，中国是我们的家园，谁来欺负也不行。我们的父辈都是抗日战争中慷慨悲歌上战场的热血青年，他们做的不是把《色·戒》打成卖国主义这样无聊、荒谬、矫情的事情，而是挺身上战场，抛头颅，洒热血。如果现在有外族入侵，我们都会追随民族主义的大旗，奋起抗击。但是，民族主义有个界限，限于不能让外族欺负，如果过了这个界限，想去欺负别国，那就错了。据说，书里写了既然中国强大了，就要在这个世界上多占资源，去领导世界。如果这个多占资源是指的去侵略别国，那就过了。

       第二，民族主义是一面大旗，民主主义是另一面大旗，两面旗我们都要高举。如果只鼓动民族主义，不鼓动民主主义，那就只能达到义和团的水平。鼓吹者与权力的关系也只能是义和团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尤其在目前没有外敌侵略我国的情况下，是避重就轻，甚至是向权力献媚。民族主义是一个族群的价值；民主主义是普适价值。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目前知识分子和爱国志士的主要责任是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而不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最近常听到人们说“软实力”，不知道具体指什么。大约是中国的经济基础起来了，想向世界显示我们的上层建筑的意思。我认为中国应当向世界显示的“软实力”只能是我们民主程度的提高，它可能是有中国特色的，比如人家叫议会，我们叫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它的特色不应当是不如人家民主，而是应当比人家更民主，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方面比人家做得更好，在保护人权方面比人家做得更好。我们要向世界展示的应当是这样的“软实力”，而不是义和团这样的民族文化，更不是慈禧太后的文化。

   话剧是4月10日上演。史可演陈清扬（当初小波和我设想过请舒淇演陈清扬），王二是由一位中戏在校学生出演，董路演罗小四（他为此写了一篇博客）。据说风格是反讽与黑色幽默，我想这应当是小波的本意。但是，小波这篇小说从头到尾对话不超过十句，把它改成话剧，难度够大的。改得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

   纪念音乐会将于5月初在国家大剧院举行，室内乐。创作编导演员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师生，伴舞是舞蹈学院的。那位制作人是个非常执着的小姑娘，逼着我写歌词，我没写过，赶鸭子上架。好在通过了。歌已经谱出来了，很好听。想请韩红唱，不一定能请得动。

   我根据小波语录编写的歌词《爱你就像爱生命》：

你像白色的奇迹

在绿色的草丛里

你像阿芙罗蒂

从浪花中升起

如果你愿意

我就永远爱你

如果你不愿意

我就永远相思

爱情 爱情 灿烂如云

爱你就像爱生命

“乌有之乡”要为四人帮平反被查

　　江迅

「乌有之乡书社」近年开讲座﹑售「张春桥文献」等非法出版物，赤裸裸表明要为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平反，要以毛泽东主义粉碎中南海「修正主义集团」。北京两会前夕，「乌有之乡书社」突然遭到警方查抄，并带走四五人问话。

北京有一所「乌有之乡书社」，这些年来颇惹人关注。「乌有之乡」即乌托邦，凝聚于「乌有之乡」的一批退休官员、学者和读者，赤裸裸表明要为「四人帮平反」、「为文化大革命平反」，要以「毛泽东主义」粉碎中南海执政的「修正主义集团」。他们利用改革开放的宽容而大行其道，从「极左」（指那些反改革开放而留恋毛泽东时代制度、忧虑放弃共产主义原则）的方面寻求突破，非法印制书籍销售，「乌有之乡」大讲堂每周举办讲座，出版电子杂志，举办网友沙龙，散发宣传单张和光盘，以「乌有之乡」网站为自己的话语平台。

由于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令一些基层百姓在改革中没有得益或获益较少，随着社会矛盾加剧，越来越多的百姓开始重拾对毛泽东的迷信。「乌有之乡」在他们中间便拥有市场。

多年来，当局没有对「乌有之乡」采取查禁措施，令北京政界和学界匪夷所思。不过，零九年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召开前夕，二月二十八日晚上九、十点，位于北京海淀区苏州街的「乌有之乡书社」，突然遭北京警方查抄，警方带走了四五个人问话。

十天后，「乌有之乡」网站刊出牧川撰写的长文：最近，署名「中国青年二千」的人士发表文章，诘问「极左网站『乌有之乡』为何还没有被取缔？」牧川文章说，所谓「中国青年二千」不是单独一人，「联想到近日对于『乌有之乡』一系列的污蔑文章，联想到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乌有之乡」领军人物）博客被封，联想到其它事情，可以看出一些人正在制造事端，给政府施压，从而将一大批爱国人士打压下去」。知情人透露，这「其它事情」就是指那次警方查抄。

三月六日下午，记者踏访「乌有之乡」，来到苏州街十八号院一号楼「长远天地」大厦，好不容易找到C座一单元，这里没有挂牌，从外观看，与一般住宅无异，外人根本不知道楼上还有个卖书的书店。跨进一单元小门，穿过小厅，从右侧门拾阶而上，从电梯直上九楼。书社不大，二﹑三十平方米，不过边上却有百来平方米的演讲会场。

「乌有之乡书社」早先在北京大学西南门外的资源宾馆三楼，迁过来才几个月。记者去过两次旧址，书店可谓门庭若市。

这次，这家私营书店只有两个读者在书架前选书，两个服务员在忙着整理书籍，显得有点冷清。在书架前逛了两圈，摆放的书以有关毛泽东的书居多，以「左」派和保守派学者的著作为多。

自零三年九月「乌有之乡书社」成立以来，这里举办的讲座﹑出售的书刊，颇具另类特色，即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提出自己的一套政治主张。

月前，这里还出售《毛泽东思想万岁》（当年红卫兵收集的毛泽东文革内部讲话）、《张春桥文献》等，这些书自称只收取工本费，严格说是没有书号的非法印制品，还有「只有人民组织起来，才能推翻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统治」之类的光盘摆放，现在已经撤架了，难以断定是否警方查抄的结果。

小小的书店，最醒目的是墙上的「乌有之乡」匾牌，上书：有好书，有朋友，有思想，有责任。墙上悬挂着两个大镜框，一幅是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德（周恩来侄女）的题词：「乌有之乡，理想飞扬的地方。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四日」，镜框里的题词边上，镶贴着三张毛泽东的照片。

另一幅是零六年二月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前夕，全国政协委员董良翚（董必武女儿）、周秉德、刘太行（刘伯承之子）等人，在乌有之乡书社开展社会调查之后与众人的合影照片。

记者在书店一角落的地上，捡起一张「乌有之乡」重要成员、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张宏良著作介绍的印刷单张，递向一位服务员，问：「纸上推介的这本书有没有卖？」

服务员探头看了一眼纸上的字，脸色顿时一沉，问：「你从哪儿拿到的？」「在那角落里捡的。」「这是我们的内部数据，你怎么可以随便拿？」话没说完，他便一把将记者手中的这张纸夺走了。

零八年四月，北京知名评论家马立诚在「乌有之乡书社」买了六本书。这些书没有出版书号，由自己印制，价格不菲。年过九十岁的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前鞍钢公司总经理马宾写的《纪念毛泽东》，普通十六开本的杂志那么大，书名下边，大字注明：「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这是毛泽东诞辰日。

书的封底印着：「工本费三十元人民币。」另一本书是梅俏三十万字的《毛泽东的「珠峰」》。马立诚认为，这是「文革」结束三十多年来仅见的一本从「左」的角度思考「文革」的长篇专著。

据悉，有「乌有之乡」成员提议，为表示忠心，每个成员都要佩戴毛泽东像章，每天要纪念毛主席，两个成员谈话要说「向毛主席保证」，还要有个动作，右手掌放左胸，每天要批判种种反对毛泽东的言行。

在「乌有之乡」网站出现这类帖子时，遭到自由派学者和不少读者群起攻之，他们似乎自己也觉得不太妥当，于是撤除了来自「乌有之乡」的那些帖子，发布通告，对毛泽东表忠心是否采取这样的行为，由每个成员自己决定。零八年春夏之交，他们预测八月十五日前后一周，北京会发生大地震，通知成员和朋友们注意尽早疏散，以免遭灾。还有成员提议要大力推广中医，有病不要看西医。

这家书店是一个留恋毛泽东时代的人的一个庇护所。零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在毛的冥诞日成立，发表了《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和《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章程》。

在「乌有之乡」成员中间流传着这份《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告人民书》说：「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已经到来！三十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把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推行的所谓『改革开放』，不仅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复辟资本主义路线，而且是一条官僚、买办性质的卖国主义路线。」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还说：「中华民族已被他们推向了被分裂、被宰割的内忧外患的危险境地，全国各族人民已经被重新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从新置身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之下！为此，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走资派反动统治集团造反有理！」

这份告人民书更说：「就凭他们彻底背叛『四项基本原则』，以『四个坚定不移』取而代之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在所谓的中共十七大上公然抛弃毛泽东思想，违反中共七大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复辟，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已使修正主义中共变成一个非法组织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

告人民书表示，「就凭他们引狼入室，出卖领土、领海、矿山、资源、银行、工厂、道路、桥梁，出卖民族尊严，把中国变为了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强拆民宅，逼良为娼，吃喝嫖赌，包养二奶，寡廉鲜耻，腐败透顶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实行法西斯专政，疯狂逮捕革命造反派，对手无寸铁的学生痛下杀手，野蛮拘捕上访群众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

人们普遍认为，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邓力群是「乌有之乡书社」的后台，今年九十四岁的邓力群身体已经衰竭，前文提到的马宾﹑原化学工业部部长秦仲达﹑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成了「乌有之乡」的旗帜。经常参与「乌有之乡」活动，在「乌有之乡」网站上发表言论的学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光明日报社原副总编辑陈谈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日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左大培﹑北京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梁柱、《中流》杂志原副主编孙瑞林、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詹武、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许建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鸿业、北京大学教授胡代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韩德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张卓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瑞复等一批人。

「乌有之乡书社」的负责人是范景岗。在「乌有之乡」网站上，随时可以读到这样的文章：《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高度，重评文革和毛泽东》、《张春桥，你没有死》、《我感谢毛泽东为把政治交给人民而发动文革》、《温家宝不适宜担任总理》、《试看茅于轼「一仆二主」的精采表演》、《中国的「精英」高尚全之流》。零八年，北京一些学者和离休高官参加了马宾的《纪念毛泽东》一书的座谈会。张宏良、巩献田等人在会上发言，会后还印行了一本《向马宾同志学习》的小册子。马宾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那么多问题，「其历史根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而十一届三中全会背叛了毛主席路线，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毛泽东一生贡献大，文化大革命是其中突出的部分」。

马宾说：「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又是一次整党、清党。」「在国际上反对美帝国主义，国内反对官僚、腐败现象和党内反修正主义斗争中，开展第二次、第三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提出二次文革目标

马宾还提出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那就是，「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公有财产被私有化了的财产，全盘收归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

马宾要求「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在《纪念毛泽东》一书的座谈会上，张宏良发言说，马宾现象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个现象本身表明了中国左翼力量正在复兴。有北京学者认为，马宾、张宏良的这些主张，就是「正在复兴的中国左翼力量」为「拯救中国」开出的药方，令不少人毛骨悚然。

□ 《亚洲周刊》二〇〇九年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