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的论证只是说明，西方国家所说的普世价值并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而是与它们的历史、它们的现实和它们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非普世价值，他并没有因为西方所说的普世价值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从而得出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普世价值这一结论。按照他的逻辑，如果有人把西方国家所认定的普世价值当了真，那就很可能要犯错误。他举了个例子，在一个伊拉克战争讨论会上，主办者宣称，讨论的前提是“美国代表普世原则”，令他深受刺激。因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为了本国利益（石油），根本不是为了什么普世价值，公平正义。退一万步说，萨达姆是专制暴君，按照普世价值是应当下台的，那也应当由伊拉克人自己来推翻他的统治，轮不上美国派军队去那里。

       但是我的问题不一样，我想知道，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换句话说，有没有人类普遍认为是好的东西和人类普遍认为是坏的东西，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不论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我倾向于认为，人类是有普世价值的。它决不是某个国家、某个人种所宣称的普世价值，而是真正的普世价值。它肯定不是基督教宗教观，也不是前面提到的西方那四个饱含区域历史、现实涵义的口号。

       我心目中的普世价值暗合马斯洛的五个需求层次：

       首先是生存价值。所有的人都有维生的需求，吃饱穿暖，不生病，还要生殖繁衍。在生存的层面，吃饱比饥饿好，穿暖比冻馁好，健康比疾病好，繁衍比绝种好。这就是普世价值，是人都这样想。

       其次是安全价值。所有人都有安全的需求，不受他人强加的人身伤害，财产不会被偷被抢，不会在战争中被打死打伤。在安全层面，不受伤害比受伤害好，和平比战争好，这也是普世价值。

       第三是归属价值。所有的人都有归属的需求，要归属于一个家庭，一个组织，一群人。受到接纳比被拒绝好，跟一些人在一起比孤零零一个人好。这也是普世价值。

       第四是尊重价值。所有的人都有得到他人尊重的需求。受人尊重比被人排挤好，得到荣誉比受到耻辱好。这是普世价值。

       第五是自我实现的价值。所有的人都有自我实现的需求，他生命中的创造力会涌动，会喷涌，每个人都有一些特殊的才能，不是擅长这个就是擅长那个，有人擅长求真，有人擅长求善，有人擅长求美。人的才能能够实现比实现不了好，真善美比假恶丑好。这也是普世价值。

       不管什么样的制度，如果它能保障人的生存、安全、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些价值，它就是好的制度；如果它妨害人的生存、安全、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它就是坏的制度。因此不可以断定多党制就是最好的制度，两党制就是次好的制度，一党独大就是不好的制度，还是要看这个制度的运行对上述普世价值是促进还是妨害。制度只是实现普世价值的手段，它本身不是普世价值。世界上某一群人（某一国家，某一社会）所宣称的普世价值也不是普世价值，只是他们那一群人的价值。

       我现在常常能感觉到幸福。如鱼得水，无拘无束，尽情跳跃，我好像都感觉到了。我的跳跃就是当我发言时，当我有听众时，感觉到心灵的共鸣时。

       我是搞婚姻研究的，看到尼采对婚姻的想法，觉得虽然有道理，但是恐怕还是西方人能听进去，中国人听着太扎耳朵。毕竟婚姻在中国比在德国要重要得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许多西方国家（法国、美国），所有的家庭中有四分之一是单身家庭，而在中国几乎人人都会结婚。

       人如果是幸福的，他就会获得权力感。而这种权力感是渴望向自己、向其他人、向观念和想象中的存在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所思所想。我觉得博客就是这样一个最美好的工具。话语权也是这样的权力感。如果当年尼采有这样的技术手段，他也许不会孤独地疯掉吧。

       尽管知道上帝不存在，人的易朽性，尼采对生活和人生一点也不悲观，也不是虚无主义，在他的心目中，人生是异常美丽的。这实在可以安慰我们这些无神论者悲凉的心。

       大多数人都很少能够顾上“仔细端详生活和人生”，只是匆匆忙忙地过完一生。人生在世，所有的人只忙这两件事：工作，享乐。生命就在不知不觉间悄悄流逝，等我们一觉醒来，已经到了安息日，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能够停下脚步，仔细端详自己的人生，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但是，难道我们不该这样做吗？

       我们社会学恰恰做的就是这件事。我们的调查及其结论常常是显而易见的东西，但是正因为很多人都没有看见显而易见的东西的眼睛，所以我们不得不把这些显而易见的东西通过我们的指点告诉他们。这就是许多社会学著作显得乏味的原因。

       本周六有一个我的新书发布会，最近由鹏飞一力公司运作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了我的一个文集，共十部书：《社会学精要》《性社会学》《生育与村落文化》《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性的问题》《福柯与性》《一爷之孙——中国家庭关系的个案研究》《后村的女人们——农村性别权力关系》，其中《后村的女人们》和《社会学精要》是新作，其余为旧作。有兴趣的人可以看一看。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如果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因为其他凡夫俗子的痛苦和哀怨变得心烦意乱，愁眉不展，让我们的天空蒙上一层又一层阴影，那么，谁会因此受苦呢？当然是这些其他凡夫俗子！他们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

       同情是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的基调，而尼采由于反对基督教，对同情也不大客气。尼采偏爱个人主义的观点，偏爱男人气概和英雄气概，不喜欢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这是他的思想中有缺陷的地方。

       尼采把同情称作滥情，他说：“现在，你该满意了吧，你这‘滥情’的先锋！这就是你的理想吗？——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对别人有用呢？是一看到他的影子就跑过去，拉住他，帮助他——这种帮助要么是没有帮助，要么是添乱和帮倒忙——对他好呢，还是把我们自己变成另外一种样子，使他一看到我们就感到愉快，神清气爽，仿佛看到了一个与世隔绝、带有一道遮挡马路尘土的高墙和一扇好客的大门的美丽而宁静的花园，对他更好呢？”

       其实我们过去对于尼采反对同情这一观点的批评也许过于严厉了。他并不是一味反对同情，也不是出于恶意反对同情，而是反对滥情，觉得那种滥情于事无补，反而既帮不了别人，也搞坏了自己的情绪。不如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让那些值得同情的人赏心悦目，奋起直追。这样人类这株植物就茁壮起来，而不是在悲悲切切的同情情绪中枯萎下去。

       非常美，语言、意境和他要表达的思想相得益彰。由此观之，所有的信仰都有这个问题。既然是信仰，就是盲目的，不问缘由的，不究根底的，不容怀疑的。我们需要的不是信仰，而是科学。

       爱情的起源原来是这样的，很有道理，可是没人从这个思路上想过。对于古人和未来人，都没有爱情这回事，爱情原来是欲望被魔鬼化、被压抑、被禁忌所引起的反弹，是一种夸张的热情。在压抑解除之后，反弹就没有必要，夸张也就变得可笑了。原来，爱神也就是一个中常人，可是年深日久的妖魔化、神秘化和遮掩把她变成了一个美人，由大量的想象和可望不可及塑造而成的超级美人。在我们的后人看来，完全是脑子进水、不可理喻的。我们可以清醒了吧。

       在这里，尼采盛赞了爱神和美神以及性爱，把它视为人类世界中罕见的仁慈的事物。因为人世间常见的事情是如果一个人快乐了，另一个人就会痛苦，比如说权力、金钱的得与失。而性爱是一个美好的例外，一个人的快乐也导致另一个人的快乐，而非痛苦。而基督教却把这稀有的快乐变成人的痛苦，把爱神和美神变成魔鬼，把人的自然冲动变成罪恶，变成人应当为此感到羞惭的东西。

       我始终感到，我目前在中国做的事情，就是要把性爱从人们心目中的坏事重新转变为好事，这是我们改变病态性观念的关键，也可以说是回归我们古代健康性文化的关键之所在。一旦性爱在我们的观念中从坏事变成了好事，我们就永远地摆脱了内心的矛盾、痛苦和折磨，我们的性文化、性观念和性法规就全都能够理顺了，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道德使人愚昧。——习俗代表了前人的经验，代表了他们对于有用的或有害的东西的看法——但是，习俗感（道德）关心的却不是这些经验本身，而是习俗的长存不灭、神圣不可侵犯和不容争辩。因此，习俗感有碍新经验的获得和旧习俗的修改，道德成了创造更新更好习俗的绊脚石：道德愚民。”

“对于惯例的思索。——数不清的习俗规定都是人们根据某些非常事件在匆忙之间做出的，它们很快就变成不可理解的了；我们既不能确切地断定隐藏在这些规定后面的意图，也搞不清违反这些规定所带来的惩罚的性质，我们甚至在仪式的执行方面也会发生疑问——然而，随着我们对它的绞尽脑汁的思索的急剧增加，我们思索的对象的价值也就成倍增长，而一种惯例的最荒唐的部分最后竟然变成了不可触犯的金科玉律！”

“我们对于一切以习俗面目出现的信念来者不拒，这意味着我们是虚伪的、怯懦的和懒惰的！——那么，虚伪、怯懦和懒惰是道德的前提条件吗？”

感悟：

对于已经变化的经验，习俗往往是一种压抑的力量，有时完全没有道理，比如说，河北一些农村至今保留女人不可以上桌陪客人吃饭的习俗，这一习俗表现为一种不容争辩、不可更改的蛮横力量。再如，婚前保持童贞的习俗本来是法定婚龄15岁时形成的习俗，在法定婚龄推迟至20岁的今天，还要求所有人遵守就成了压抑人和束缚人的力量。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缠足。

这两周去了亚特兰大。可以感觉到，与80年代相比，中国留学生最大的变化是进入中产阶层，每家都有一幢大房子，挺漂亮，尤其是房前屋后的树林。与中国别墅最大的区别是，我们的树都是人工栽种的，而人家那里是野生的大树。这是美国得天独厚的环境。原因在于他们只有200年历史，而我们已经砍树砍了两千年。相信两千年前，我们这里的树林不比他们少。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望洋兴叹了。

    尼采的主要思想定位应当是：反对基督教，倡导前苏格拉底的文化复兴，倡导科学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他终身的任务是：“在关于起源与终结的致命真理上建立一个社会”。（第317页）换言之，在否定了上帝、天堂和地狱的致命真理被揭示给世人之后，人们将怎样生活？上帝死了，我们怎么办？

    尼采语录：“新的致命打击：我们的无可逃避的易朽性。——过去的时代，人们曾经通过指出人的神圣起源来证明人的高贵伟大，但是，这种方式现在行不通了，因为在这条道路的尽头站着的是与其他种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野兽站在一起的猩猩，以它特有的那种方式向我们呲牙咧嘴，仿佛在说：‘此路不通！’因此，人们现在试图走上相反的道路：人类的前进路线证明他的高贵伟大和与上帝的亲缘关系。呜呼！这同样是白费心机。矗立在这条道路尽头的是最后一个人的坟墓，在他的墓碑上写着：“人类的脚步到此为止。”无论人类进化到多么高的程度——他最后站的地方说不定比他开始站的地方更低，——他都无法移居一个不同的更高的世界，正如蚂蚁和蠼螋在其‘尘世旅程’结束时仍然与神和永生毫无关系一样。已成总是像尾巴一样拖在生成的背后：为什么这一千古如斯的景象要对某些微不足道的星球或者这些星球上的某些微不足道的族类破例呢？这完全是异想天开！”

    这个致命真理对于我们中国人这样无神论的人还不那么致命，对于信仰基督教的人却是真正致命的。既然人类只是微不足道的宇宙微尘，跟蚂蚁猩猩一样，人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中国人由于不信上帝和天堂，几千年来一直在世俗生活中找意义，比如传宗接代呀，祖先崇拜呀，让自己的生命在后代的身上延续呀，立德立功立言呀，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呀。稍微虚幻一点的如轮回转世呀，此生积德行善以便来世再次托生为人呀。所以中国人不会像信教的西方人那么绝望，那个致命的真理对于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么致命。

    就在不久前，2009年10月8日，一颗小行星在印度尼西亚上空的地球大气层中爆炸，释放出的能量有三枚广岛原子弹那么大。这颗小行星直径约为10米。科学家指出：如果这颗小行星稍微再大一些，如直径达到20-30米，撞击引发的损失会更大，甚至对人类生命产生威胁。人类的生命真是非常脆弱的，易朽的。我们只能祈祷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不要碰上这样的宇宙灾难，而在我们死后再发生的事，那就不是我们的事了。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生而为人应当心存感激：“一个不断演化的宇宙通过一连串事件造就了我们之所是”。最终，地球会热寂，人类会归于尘土，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是尼采以极大勇气为我们揭示的致命真理。

【编者按】在朋友们的通信中看到宁、何、阮三位对性变态重新命名的讨论，觉得非常重要。过去我在文章中也用过“性变态”这一概念。记得当时就觉得这个词不好，像歧视语，所以改为“变态的性”，与“常态的性”并列，使语气缓和一些，心里还自我安慰道：变态只是相对于常态而言，可以是个中性词，不带贬义吧。现在看来，是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三位性学界老友都是我十分敬佩的人，阮芳赋在中国最早出版性知识手册，是国内性学研究的发起人；宁何两位是台湾最著名的性研究者，著作等身。在“性变态”重新命名这个问题上，我同意他们的思路。我用过“性少数”这个概念，看过他们的论证后，今后更倾向于用“性多元”。

宁应斌、何春蕤：

这个问题有意思。性变态主要指的是非生殖模式的性，也是假设性有发展阶段的理论中（以生殖模式为发展的目的论，也就是最终阶段），对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偏离、停滞或退化，所作的一个描述。

这个词所预设的一些学问，本身就有难解或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可是「性变态」变成大众通用的词后，又和「常态」二元对立，不但有污名，也有社会控制和惩罚的后果，而且就以描述「非生殖的性模式」的目的而言也很不精确（一般人也有时会将性偏差行为说成性变态。此外，口交肛交手淫恋物愉虐等是否属于性变态，又似乎变成端视是否属于前戏、或者是否耽溺等作为标准）。总之，问题重重。

故而，为了社会进步、性学发展，我们若能提出新名词来替代，有语言意义反转、文化革命的重大意义。我们应该做这件事。

在性学理论方面，「非生殖模式」、「生殖模式」很多时候就足以堪用，不必另外讲变态或倒错。当然阐释旧作经典，或必须使用的学术脉络，都不在此限。（变态，在生物学上来说，既是危险致命，却也是进化的契机，原本没有必然污名的含意，只是因为碰到性，才变成甚至骂人的用语）。

我们的目的当然不是言论检查，而是针对大众与媒体，建议改变在目前性文化中已经过时且被误解甚多的「性变态」──过时，是因为非生殖的性在人口过剩且普遍避孕的今日，不应该继续被污名，生殖器（阳具）中心的性往往带来许多心理负担，各种性花样在人们的性实践中早已成为情趣与愉悦来源，不应该被冠上「变态」，所以实有改名的必要。至于大众与媒体对「性变态」的误解，就是把所谓「变态」当作少数人的病态心理，其实「性变态」的实践与心理是人类性多样的一种，各种性多样模式都有普遍的潜能，因为根据的都是人同此心的基本生理心理配备，所以其实反而是应该广为人知，深入研究，可以丰富我们性文化的性资源。

近年在性权运动的脉络里逐渐发展出一些替代的名词，如香港叫做「性小众」，以及这里说的「性少数」（相对的当然是多数，不过，像手淫其实很多数人用，但是似乎只因为雷同日本成人电影使用按摩棒来助兴或替代性交，就被当成变态）。这两个名词也有无比的重要性，可以针对「性变态」话语的身分指涉，转化为「人权」的权利话语。少数，来自种族少数，民主政治要尊重少数。至于小众，则扣合了大众文化下的小众话语，小众也是被肯认为具有存在的价值（甚至是市场价值──如营销针对小众）。然而这两个名词指的比较是身分认同，固然有性权的重大意义，但是同时也符合了目前大众对这些人的预设－－你们是某种（可能有问题的）人，而且是少数小众（而少数应该服从多数）。

为了不走身分认同而采文化政治的路线，并且避过身分认同可能带来的标签效应，宁应斌曾经用过「性多元」「性多样」（也就是sexual plurality而非sexual minority）的概念。例如同性恋或愉虐恋是一种性多元或性多样，同性恋或愉虐恋提供的性／爱模式（交往方式、调情方式、性交方式等），不是只限于少数小众，也可以是给所有人共享取用的性／爱文化资源。这种提法的蕴涵就是：不是把性多元人圈起来封锁，让他们自生自灭，反而是让性多元的信息广为流通，让性多元成为文化教育资源来丰富全体民众的性文化。

性多元或性多样原本就是性学传统的重心；性多样与性多元就是性学探究的客观存在之对象。性多元或性多样这词的表面意义讲现象状态（性模式），但也可以用来讲人（主体），像「同性恋是一种性多元」，就是讲同性恋性模式，但是也有同性恋是一种性多元人的意思，但是后者不是那么直觉的使用。

另方面，性少数与性小众，其字面意义则主要是指人（主体），而且也有号召少数认同的效果，目前大陆地区也很需要这种认同，以便形成真正的动能与动力。性少数与性小众，用来指涉性模式时，则是「性少数的性模式」。再说，性少数与性模式也是进步性学传统的另一个重心（虽然有时不是很直接明显），因为很多进步性学家的学说与行动都为了平反像同性恋这样的人群。

总之，我们的意见是：「性少数／性小众／性多元／性多样」这四个名词应该都可以用，看我们的目的与使用脉络而定。不过，由于目前大众讲的「性变态」比一般性学所谓「性变态」（非生殖模式）更广泛，也包含了性偏差的人口，所以我们的这四个名词在描述上也可以考虑包纳更多性人口，例如爱滋患者、性活跃人口、性工作者、不伦性爱、性激进派或性自由派等等。

阮芳赋：

以上两位教授的论述，很系统，很深刻。在我看来，「性少数／性小众／性多元／性多样」，这4个词语中，最好的是“性多样”。因为“性少数／性小众”总有一点包含“预设－－你们是某种（可能有问题的）人，而且是少数小众（而少数应该服从多数）”的味道。“性多元”多少暗按带有一点要他人要社会接受与承认的味道。“性多样”就是对现实的直接陈述，和他人和社会接受与承认这个或那个“元”毫无关系！

“性多样”也和美国性学界用来包容“性少数”且已应用多年的“性象”概念，非常相近。

在美国旧金山的“高级性学研究院”（IASHS，世界上第一所性学专业的研究生院，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核准可授予性学硕士、性学教育学博士、性学博士、性学哲学博士等多种性学专业高级学位，也是全世界第一次出现这些学位。）早就用另外一个词来描述人类多样的性行为：“Sexual spectrum”，可译为“性象”、“性谱”或“性象谱”。当然，也不会早到哪里去。因为“高级性学研究院”是在1976年正式成立的。所以，这个词语也是反映刚刚告一段落的西方第二次性革命的成果的。

Spectrum本是一个物理学名词，意思是“系列、范围、光谱、波谱、谱”。Sexual spectrum译为“性象”，表示“性”的实际形态多种多样，是成系列的复杂现象，并不那么“人人像我”那么单纯，何况“我”的性表现，也许正是很不单纯的。每一个人的性爱目标、性爱方式等等，都曾经并且还会因年龄、环境、条件等的不同，而有种种的不同！！译为“性谱”，表明性的实态，就像“光谱”，有可见的，不可见的有明亮的，有黯淡的，有红、有黄，有绿，五颜六色，变化万千，形象纷陈！“性象谱”则兼有“性象”和“性谱”的涵义，更准确，为了简洁，就用“性象”来表达所有这些意义吧。

性象，并不只是用来代替“性变态”，“性副态”，“性少数”等词的。因为，性象 所包括的，比“这些词要多得多。

个体有各人的性象，小群体有小群体的性象，大社会有大社会的性象，不同的文化，性象也会有所不同，非常多样。不但性变态，性副态，性少数，等等词语所指的性行为状态，包含在内，向称“多数”的异性恋本身，也呈现极其多样的性行为状态，也都包括在内。这个概念具有最大的包容性，“求同存异”，不 “党同伐异”，所以也是最尊重人的性权，最尊重人们在性生活上的自主、自决和自由选择。

那末，是不是一切性行为都是为社会的道德和法律所接受的呢？当然不是。性学本身，并不具有制定社会道德和法律的功能。事实上也并无那一种性行为是为一切国家、一切法律所接受的。连异性恋的夫妻之间的（不要说同性恋的、婚外的）、即便只是“传教士式”的阴道插入性交（不要说“Sodomy”、肛交），也还可能被“婚内强奸”（假如妻子并不情愿的话）所制裁。哪些性行为是要受该国家、该社会的道德和法律所制裁，是那个国家的统治者、那个社会的立法者事；当然也会是那个国家、那个社会的人权活动家、性权活动家的事；当然也会是那个国家、那个社会的全体公民的事。它反映出那个国家那个社会那个政府接受和落实人权和性权的进步与文明程度。性学家作为专业工作人员，无法做到那个国家的统治者、那个社会的立法者才能去做到的事。当然，在另一方面，性学家也无权在“学术”的大旗下，把人类的这些或那些性行为，径直贴上贬义的、“变态的” 、“反社会的”、“不正常的”、“不自然的”污名化标签。

事实上，我2005年为准备在台湾性教育协会学术年会的主旨演讲“性少数概念的历史与现况”时，所作出的‘性少数”（Sexual minority）有关用词的统计结果2005-4-24）中，占首位的并且是占绝对多数的，便是“性多样”（占第二位的便是“性少数”），因为恰恰可以也应该把sexual diversity翻译成“性多样”（以下表已删去淘汰了的或正在淘汰中的用语）：

•    =================================================

•    sexual diversity       约有      6,760,000项符合的查询结果

•    sexual minority        约有      3,750,000项符合的查询结果

•    LGBT                   约有      1,730,000项符合的查询结果

•    sexual spectrum        约有      1,570,000项符合的查询结果

•    queers                 约有        568,000项符合的查询结果

•    sexual plurality       约有        137,000项符合的查询结果

•    sexual queers          约有        133,000项符合的查询结果

•    ==================================================

所以，最好以后大家多多推广使用“性多样”或“性象”。

    ——别拿自己的人生和他人做比较，你根本不清楚他们的人生是怎么一回事。（每个人最终只能过自己的生活，不管你觉得别人的人生比你好还是比你坏，反正你并不能真正知道别人的生活。再说，总有人活得比你成功，比你滋润，总爱比较，徒增烦恼。）
    ——别人怎么看你不干你的事。（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你还是你。我总是记得一个比喻：如果别人对你的看法是一面镜子，每个人都会被镜子里的形象吓坏。我总是不大容易忽略别人的看法，因为从小比较虚荣。可是人生经历告诉我，不能不改变这种羞涩和敏感，否则没法往下活。记得我刚买了车不久——那时社科院还很少私家车——姐姐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听说我出了车祸，电话打到了我，听说我没事，她才放心。我想想这个传言，真是不寒而栗，如果我撞车死了，很多人会很高兴的。想到这里，再也无法去想“别人怎么看你”这回事。只能用“有人嫉妒证明自己比较成功”聊以自慰。）
    ——时间会痊愈几乎每一件事。（“痊愈”是不及物动词，此话有语病。道理却是对的。从很小我就明白这个道理了，有时觉得实在过不去了，痛不欲生了，结果就靠这句话渡过难关，活下来。）
    ——不要那么认真的看待自己，没有人会这样看待你的。（每个人都容易犯自我中心的错误，其实自己没那么重要，自己的一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是搞家庭研究和性别研究的，而丈母娘需求与两者都有关：婚后居处既是家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在男女平等的问题上它更是至关重要的。在结婚后，女方进入男方家庭生活，而不是夫妻双方单独生活，这是家庭中男权制的基础，进而也成为社会上男权制的基础。我们中国几千年的男权制社会实行的就是婚后女人嫁入男人家庭的从夫居制，女人孤零零一个人嫁入男方家庭，身边没有父母亲人，从自己长大的家庭拔根而出，独自面对一个陌生的家庭，这对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很不利的。俗话说，婆媳是天敌。媳妇不但要面对婆婆这个陌生人，还要跟她争夺同一个男人（她儿子）的爱，能不成敌人也难。

　　在中国进入现代化和都市化的进程之后，这种对女人非常不利的家庭形式发生了悄然的改变：婚后新居制出现了。婚后新婚夫妇买房或租房单住，两个年轻人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如果他们要比赛谁在家里地位高的话），而不再是女人从一结婚就陷入不利境地了。婆媳关系的顽症也不治而愈了——婚后新居制对潜在的婆媳战争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根据我们最近在五个大城市（广州、杭州、郑州、兰州、哈尔滨）所做的一项调查，婚后新居制在所有的婚姻中已经占到了整整一半，换言之，丈母娘的刚性需求至少占到50%。如果按年龄分段来看，在面临结婚的人群中，丈母娘需求是超过50%的。

　　与此同时，调查也显示，婚后从夫居在五城市家庭中仍然超过四成半，仍是婚后居住的一个主要模式。而婚后从妻居的婚姻所占比例非常低。婚后居住模式的新居制与从夫居制形成抗衡局面的调查结果表明，在我们的社会中，男权制还有着较雄厚的根基，尽管有调查表明，婚后的从夫居并不一定是出于自愿的选择和遵循习俗的要求，而是住房紧张造成的，一旦有了房子，新婚夫妇还是会选择婚后新居制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丈母娘的刚性需求就是婚后新居制的刚性需求，它正在形成婚后居住制度的新形式、新局面、新习俗，其直接后果是动摇家庭和社会上的男权制，使男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在社会上的地位逐渐趋于平等。

　　从男女平等的角度看，丈母娘需求虽然是有利于双方地位平等的，但是也有明显的问题，问题出在它要求男方独自承担买房的重任。原因是双重的：一重原因是，在传统中国社会，结婚一向是男娶女嫁，而不是双方平等结婚，所以房子要由男方来提供，这还是男人挣钱养家女人不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时代的遗俗。在农村，农民要为儿子娶媳妇就必须备好房子，到现在仍然是这样。在城市，作为一种习俗，人们也习惯性地认为，结婚应当由男方买房。另一重原因是，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女性虽然也挣钱了，但是平均收入水平明显低于男性，包括西方社会在内，女性的收入水平停留在男性收入的60%到80%之间。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买房的需求才成了“丈母娘需求”而不是“婆婆需求”。

　　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不仅全部实现了婚后新居制，而且“丈母娘需求”变成了“丈母娘和婆婆的共同需求”，我们才最终实现了男女平等。以上就是我作为一个研究家庭和性别问题的社会学者对于“丈母娘需求”的一点分析。

       我的生命像一条静静的小溪，汨汨地流淌，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没有任何精神和肉体的打扰。我好像由人变成了物，对周边的一切既毫无感觉，又无比敏感。毫无感觉的是人世的纷争，身心的疲惫和焦虑，对名、对利、对世人孜孜以求的一切；无比敏感的是和煦的微风，居所近旁小湖水面的涟漪，小鸟欢快的鸣唱，蓝天和白云。

       使我愉快的是阅读黑塞的《玻璃球游戏》。读这本书一开始并没有特别的好感，以前也没有看过他的书，虽然他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不知怎么一直没读过他的书。越读到后来，越受吸引，因为这本书讲的是人类的智力游戏，他对人类的各种精神活动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一种非常独特的概括。

       还没读完，谜底还没有揭破，读这本书竟然像是看一部悬疑片，那个高深莫测的谜底一直诱惑着你往下看。我刻意不去翻书的结尾，从而能够享受谜底慢慢揭晓所带来的快乐。

       我感谢黑塞，我感谢这样的书，他们就像和煦的微风，使我感觉到生命的愉悦。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证据表明，爱可以不是排他的。其中最主要的证据来自被称为多边恋的一种新社会潮流，也可以说是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一种崭新的人际关系。在西方国家，实行多边恋的人们组织了自己的协会，出版了自己的刊物书籍，他们所形成的亲密关系是在三人或更多的人之间，一种新的家庭婚姻组合方式。他们的存在向爱的排他性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他们的存在证明，爱的排他性并不是人的天性，而是社会的建构，是社会为了子女养育、为了财产继承、为了养老等功能而建构起来的一种伦理道德，一种思维方式。天长日久，人们习惯了这种思维方式，于是不能再想象不排他的爱情，不排他的关系。

       即使在中国，在我们身边，其实也有许多不排他的个案。我认识三位老工人，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半辈子，其中两位是原配夫妻，后来有一位壮年男工，媳妇在乡下，感情也不好，他就加入了这对夫妻组合，跟妻子感情不错，丈夫也默认他们的关系，三人住在一起。在西北地区，这种情况以民间习俗的形式存在，叫做“拉帮套”：一位贫穷的娶不起媳妇的男子加入一对夫妇的家庭，帮助干活，与丈夫分享妻子的感情。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男女关系的独占性、嫉妒心也并不是像我们的文化中那么强烈的。最近看到舞蹈家杨丽萍的一个采访，她讲到自己民族男女关系中就没有那么强的嫉妒心，她对她的一些女友为了丈夫外遇（也许包括男人为女人外遇）哭天抢地寻死觅活感到很惊讶。在短短的一个访谈中，她说了三次觉得他们“特别可笑”。按照她们民族的习俗（走婚），女人喜欢好几个男人或者男人喜欢好几个女人，或者一阵儿喜欢这个人，一阵儿喜欢那个人，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所以寻死觅活才显得“可笑”。由此可见，我们以为是天性使然的排他性不过是社会习俗建构起来的，是当初为某些社会功能而建构起来的，一旦不需要这些社会功能了，就没有理由非如此不可，至少谈不上是“人的天性”。

       在西方的多边恋人群中，当事人大多数情况都是单独的个人，没有养育孩子的责任（或者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财产方面达成双方多方的同意（多数情况都不会涉及财产），于是一对一的关系没有了绝对的必要性，爱情也就没有了绝对的排他性。

       在谈到多边恋时，有一个区分绝对重要，那就是它同男权一夫多妻制的区分。这是中国的国粹，一夫多妻或妻妾成群，旧式离婚中的“七出之条”中甚至还有妒忌一条，让原配夫人不得妒忌小老婆，妻妾之间不得互相嫉妒，否则要遭到“休弃”。和多边恋一样，它倒是也讲究不妒忌，但是它是要求女方单方面的不妒忌，是男女双重标准的不妒忌，欺负女人，暗含着男尊女卑的逻辑，讨厌之极。多边恋是男女相同标准的不妒忌，其关系或则两男一女，或则两女一男，或则两男两女，所有当事人的关系都是平等、自由和独立的，这岂是一夫多妻制可与比拟的？又岂是后者可以企及的？

你什么动机？
许志永   2005年1月

刚回到国内没几天就接到党委书记转告“有关部门”对我的警告，说不准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否则可能会被学校解聘甚至失去人身自由。我问，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做什么违法的事情了吗？我没有任何激进的想法，从来都是主张渐进地推动社会进步，我所做的一切只是在尽一个公民的责任而已。新的一年我可以更低调，但有的事情，我不能不做。除了学术研究和未结的南方都市报案以外，我目前只打算参与一个案件，就是承德陈国清等人历经十年的冤案。如果没有人帮他们，这四个曾经被判过五次死刑的无辜的年轻人将在监狱里度过冤屈的一生。为什么就不能帮他们？请给个理由！

你帮助他们，图个什么？难道就没有别的动机？书记转述别人的疑问。是啊，你不好好写论文评职称混官职挣大钱，却要经常帮助那些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帮别人打官司还不要钱，你什么动机？是啊，你想学雷锋啊，你什么动机？！

你有什么动机？我也经常反问自己。尽管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逻辑背后一个很变态的问题，我仍然有必要认真思考认真回答。我能想到的唯一自私的动机是，我是为了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当收容遣送制度宣布废止的那一刻，我是幸福的；当孙大午走出牢狱我们拥抱的那一刻，我是幸福的；当我和陈国清他们的家人拉扯了很长时间终于拒绝他们硬塞我的钱时，我是幸福的；当这四名沉冤十多年的中国公民最终获得公正走出监狱和家人拥抱的那一刻，我将是幸福的。如果有一天我的祖国像很多很多现代国家一样充满公正和谐，而我曾经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曾有过哪怕一点点贡献，我会是幸福的；是的，我在追求着自己的幸福，帮助更多的人能让我感到幸福。

为了自己更大的幸福，我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作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因此我的行为必须有所取舍。我总是渴望通过一个个案帮助很多人，所以必须选择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个案，当然，这意味着我很多次很快愧疚地拒绝那些渴望帮助的人。我总是渴望通过一个研究报告能为社会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必须做最前沿的课题研究。我总是渴望通过建立在个案之上的一些现代理念或制度得到推广，所以必须有媒体的帮助。如果为了在有限的生命中做更多的事情必须具备某种影响力的话，我不会拒绝，具备影响力不是目的，而是一种责任，是必须承担的责任。

如果有人非要说这就是政治的话，我不会逃避。你有什么政治目的？这是一种很怪异的猜疑。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帝王将相们为了个人权力不择手段，他们为了自己的私欲，不会在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不会在乎在和平年代里数千万人饿死，政治成了阴谋、邪恶的代名词，这真是中国人的不幸。我梦想的中国是一个自由公正的国家，它应该有一种制度，以保证政治家是一群把为公众谋福利当成自己事业的人，至少，那些为自己私欲不择手段的阴谋家不能在这片土地上以胜利者的姿态趾高气扬。我无意追求权力，我只是不会逃避责任而已。如果有一天，政治这个词不再意味着残暴的权谋，而是意味着为公众谋福利，意味着道德和良知，那我不会拒绝政治。但是今天，如果有人说我的行为是在为政治目的同时又把政治理解为阴谋和权术，那我必须声明我所从事的不是政治。

把自己大量时间用来做社会公益事业，这并不是说我比别人更崇高，这只是一个人的天性而已。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幸福。我没有能力成为一个艺术家给社会带来艺术的美，没有能力成为一个企业家挣得巨额物质财富捐献给社会，没有能力成为一个科学家去解决人类面临的科学难题，没有能力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带给社会新的思想，我甚至也没有能力成为一个不闻世事默默无闻只照顾自己家庭幸福的人，因为面对不公正的时候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愤怒和悲哀。在人生旅途中，我已逐渐放弃了很多很多梦想，但我没有学会沉默。今天，我最大的幸福就在于辛勤工作通过个案或者研究推动社会进步给更多的中国人带来尊严和幸福。或许，应该反过来说，如果我不那样做心里就不快乐，看到那些残酷的不公正我就会感到痛苦。这是我的天命，为了幸福，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了避免痛苦，避免自己的痛苦，我必须努力工作，努力帮助那些遭受不幸的同胞。

帮助别人是一种幸福。比尔盖茨每年给非洲的儿童捐助他是幸福的，克林顿退休以后住在美国的黑人区他是幸福的，一个孩子扶一个盲人过马路的时候他们都是幸福的。幸福可以无限分享，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都有这样的渴望。相反，那些逃避责任的甚至主动给别人制造苦难的人，内心深处一定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他们最终不会得到幸福。我相信这样一个简单的常识，并且愿意和很多很多愿意帮助别人的人一样，成为一个忠实的实践者，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你什么动机？在一个道德被权力严重败坏的时代，权势者对一个真诚从事公益事业的人提出这样的质疑，并不令人感到吃惊。而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面对这无论多么荒诞的问题，都有必要认真回答。生在中国是一种不幸，有太多的事情让人痛苦和难过；生在中国也是一种幸福，每天都可以看到改变，看到新的希望。我渴望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并将为此付出一生的努力，我没有在理想主义旗帜的背后埋藏任何阴谋。我顺应天命，忠于良知，追求自己的幸福，如果说，我在追求自己幸福的过程中，给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带来了幸福，我愿意和他们一起分享这份感动。

因为有你们在，我永不放弃

许志永   2005年10月7日

       剧中涉及“七年之痒”的问题，结婚七年，孙松演的丈夫跟妻子玩失踪，去找了另一个女人。“七年之痒”的成因在于审美疲劳，在于夫妻感情淡漠，互生厌倦。“七年之痒”既然成了成语，总有它的道理，也许是一个统计的事实。

       怎么应对“七年之痒”，大家讨论了半天，我提了两套方案，一套是建设性的，另一套是破坏性的：

       建设性的方案是多看对方优点，努力经营两人之间的感情关系，保持热度。实在不行，可以将激情变成柔情，把爱情变成亲情，把爱人变成亲人。

       破坏性的方案不外是离婚，去寻找新的激情。

       相信大多数夫妻还是会选择建设性方案来应对“七年之痒”，证据是我国现在的离婚率（当年离婚对数与当年结婚对数之比）还低于20%（美国是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