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常常能感觉到作为一个大国国民的自豪。不知道什么时候，地铁十号线已经开通。坐五号线倒十号线去北医三院。看着北京干净、便宜的地铁，想起纽约泛着尿臊味、被涂鸦弄得像地狱和垃圾箱一样的地铁，心里感到舒适和愉悦。全世界找不到这么便宜的地铁，地铁实际上是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给大家的，穷人也坐得起，对贫富分化是一个缓解。几十年间，中国有这么大的进步，看着心里真是很高兴。

       金牌已经45枚。虽然金牌除了体育之外也代表不了更多的东西，但是谁也不能再说我们是“东亚病夫”了。中国人的凝聚力和团结通过奥运会的确得到验证：我们每个人都做了贡献：分单双号、避让奥运车道，大家都做了牺牲，这就是凝聚力。虽然大家不免幽上一默，比如传播广泛的单双眼皮的通知，但是大家还都是坚忍地遵守了约定。我真敬佩我们社会能做到这样的团结一心，为中国人的坚忍和牺牲精神感到自豪。

       影片很深刻，发人深省。绝大多数的人，或者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人，其实都会在人生中落入这一境地，孤独而寂寞，默默无闻地来到人世（除了个别公主、王子），默默无闻地离去。没有辉煌灿烂，也没有美女如云。

       多数人对这种境遇并不多想，有的人终生混混沌沌，忙忙碌碌，从来都不想这件事就过完一生。西方人在这个问题上比中国人痛苦，因为他们的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必须由自己一个人来面对、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社会是家族主义的，特别看重亲情，每个人都不必单独面对人生，单独打发时间，周围有一大家子人，胶着在一起，一起生活，一起玩，一起打发时间，痛苦会减轻很多。你也可以观察到，即使在中国，比较个人主义的人是比较痛苦的人；比较家族主义的人更快乐一些。但是，所有有灵魂的人都不得不面对这个痛苦的现实：人在这个世界上最终的孤独和寂寞。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人们绝对不会有这样落寞的感觉。我们的生活从外表到内容都在发生巨变。北京的街景可以用“日新月异”这个词来形容，但是它不是陈词滥调意义上的日新月异，而是确切描述事实意义上的日新月异：每一天都有新样子，每个月都变得不同。我们的城市真是这样的。就在我家窗外的街对面，有一座大楼刚刚落成；就在我每天去锻炼的体育馆的必经之路上，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前天刚刚被修成了双向四车道的马路，这条路从动工到修成没有超过一个月。

       我们的社会变动更大。记得我们大学毕业就业时，工资是所有大学毕业生标准的月薪56元（这个工资标准从50年代起一直实行到80年代）；而亲戚家一个去年大学毕业的普通女孩子，现在的月薪是9000元。衡量社会贫富分化程度的基尼系数从0.2飚升到0.5，我们从全世界最平均的社会变成世界上所有社会中贫富分化最厉害的社会，只用了短短20年的时间。社会生活变动之巨大，为世界和历史所仅见。在一代人之间经历这样的变化，令所有身临其境的人们感到兴奋、刺激。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将同那位瑞士教授的感受完全相反：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一生会还碰到什么事情和变化。

       在中国新发生的一切当然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前者如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的绝对的提高；后者如贫富分化，贪污腐败。但是所有的人都感到了变化和变化带来的好处。举例言之，一个许多城市人没有注意到的事件是农业税的取消。我刚刚调查过一个北方的村庄，它刚刚遭遇了这个几十年来从未遇到过的变故。严格地说，这是中国这个农业社会几千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变故：在哪个朝代农民能不缴税呢？这种事情恐怕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偶尔发生，一是严重的自然灾害，因此被政府免税；另一个就是从农民起义到新王朝建立的短暂过渡时期（“闯王来了不纳粮”）。现在，几亿农民已经完全不用缴税了。这个变化之所以令人激动，不仅因为它帮助了农民，还因为这是中国从一个停滞了几千年的传统农业国改变为现代工业国的标志：农业税收在中国的财政和经济中已经到了可以被忽略的程度。这怎能不让我们感到欢欣鼓舞呢。

       2008年是令人兴奋的一年。在这一年，奥运会在中国举办。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这个活动，而几乎所有的世界名城都举办过奥运会，有的还不止一次。虽然体育比赛本身并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它具有国力昌盛的象征意义，具有社会进步的象征意义，具有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融入世界秩序的象征意义。我们不能想象，奥运会在1948年的中国举办，那时我们的国力太弱；我们也不能想象，奥运会在1968年的中国举办，那时我们闭关锁国，游离在全球化的潮流之外。而在奥运会上，当世界各地的一万多名运动员来到中国，当全世界所有的摄相头指向中国，世界将会以惊异的目光发现一个日新月异的中国，一个生气勃勃的中国，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

    反对的意见主要是风化的考虑，认为开放裸体海滩有伤风化。我希望大家了解的一个观点是：风化这个东西是随时空不同而有所变化的。以身体的裸露程度为例，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警察还曾在海滩上抓捕穿比基尼泳装的人，理由就是有伤风化。而现在，就连中国人也开始穿比基尼了。欧洲的风化尺度一向是全世界最宽的，比美国要宽。1986年，我在欧洲旅游时曾去看过法国尼斯的裸体海滩，感觉气氛很祥和，很自然。没有人大惊小怪，也没有淫荡、堕落、有伤风化的感觉。

    裸体海滩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人对身体裸露程度的习惯看法比美国要严谨得多，比欧洲就更加拘谨。因此，一旦开放裸体海滩，对文化的冲击（culture shock）比西方要大得多。如果说西方不喜欢裸体的人看到有人裸泳会有一点难堪、别扭的感觉，中国人的感觉可能是受惊吓、难以忍受；如果说裸泳在西方只是对他们的文化一点微不足道的刺激，在中国它对社会习俗会造成颠覆般的冲击。

    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我认为在中国出现裸体海滩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是其阻力比在西方社会中要大得多。咱们中国女人不裹小脚才没多少年，在深山沟里，还能找到个把裹过小脚的女人哩。要从裹小脚的女人、笑不露齿的女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人，变成裸泳的女人或者能容忍裸泳的女人，这个跨度真够大的。男人也一样。要从留辫子的男人变成裸泳的男人，跨度也不可谓不大。我们脆弱的神经受不受得了，我还真没把握。

“裸官”何其多！

108万家属移居海外，"裸体做官"盗走十亿人口资源！ 108万高干家属，每人盗走的钱财至少可以教育1000个儿童长大成人。

据网友的定义，"裸体做官"是指那些妻儿都在境外，孤身一人在国内的贪官。不久前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的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引发网友就"裸体做官"现象进行激烈讨论。庞的妻儿早在他大权独揽时，就移民加拿大。

引起关注的原因是，这并非一起孤立、偶然的个案，而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福建省原工商局局长周金伙成功出逃案。周的官位虽然远不及庞家钰显赫，可他成功出逃的事实，一定会令诸多贪官惊叹不已。2006年6月，涉案金额高达亿元的周金伙，在被中纪委"双规"前夕逃往境外，至今未归案。据说，周金伙出逃前，还在自己办公桌上放了一封信，告诉纪检部门自己远走高飞了，不要再费劲找他。另据报导，周金伙之妻早已移居美国，并有美国绿卡，这就为周金伙此次外逃美国留下了后路。另外，为其生育一子的情妇也早已移居香港。一家人及情妇现在都在境外享福了。

中国银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案。涉案金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高山，在职时拿着银行的钱十几次从容出国考察，其目的就是为了安置老婆移民及为自己找后路。他的老婆成功移民加拿大后，他把大量的资金转移到境外多个私人账户上去，然后宣布和妻子离婚。有意思的是，高山成功移民加拿大后，却声称自己已身无分文，靠前妻救济。

2002年4月，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的经济问题被群众举报后，引起了纪检部门的注意，蒋基芳在嗅到"风声不对"后，不露痕迹地投奔到早已定居美国的妻子和一双儿女身旁，享受天伦之乐去了。

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非法向国外转移资金达１亿元之多，然后携带一家8口逃到国外。

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从1993年到2001 年，在长达8年的时间内,大量盗用银行资金，把大量资金汇至其在香港注册的私人公司，最终造成中行4.82亿美元的亏空。2001年10月15日，案发后，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三人同时外逃。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非法聚敛几千万元巨额赃款，大都转移到香港情妇的名下或存在境外银行里，梦想着有朝一日境外置业，周游列国，与情妇沉湎于另一种"温柔富贵乡"。

这类贪官走的是"分步出逃法"：先以种种名目将妻子儿女弄出境外，然后暗渡陈仓，将巨额国有资产非法转移出境，以解决一家老小的后顾之忧，贪官自己则暂时留在国内以掩人耳目，一旦有风吹草动，便迅速抽身外逃，溜之大吉。

中组部做调查，几年来中共高干家属，高干子弟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一共108万人，移民出去的人生活奢侈，很少贷款，用现金买房、买豪宅买跑车。

据悉，由于贪官妻子儿女情妇移民境外成风，还形成了北美太平洋西海岸卓有特色的洛杉矶"二奶村"、温哥华"大奶屯"。这两个地方的女人们有一个共同特点：豪宅、名车、没男人。洛杉矶的"二奶村"以妙龄美妇为主，温哥华的"大奶屯"则以中年怨妇为主。

台湾大学国际公共关系学明居正教授去年到澳洲开会，到邦带海滩旅游，海滩后面小山上的豪宅，据导游介绍三分之一的房子是华人拥有，其中很多人都是付现金买房买车。明居正教授认为，共产党最清楚贪腐情况，他们先贪腐、再去"弃船"、最后就只能保命了。冲击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和变迁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不是别的，就是腐败。

中共高层早已意识到腐败对中共是致命的打击。去年，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开幕向大会作报告即称，腐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

评论人士认为，中国年年反腐败，但是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不从制度上下手，不能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没有强大的媒体监督，反腐是不会取得任何效果的。

    渴望过梭罗那样的生活，但是似乎可望而不可及。我们生活在水泥的森林里，打交道的是汽车和飞机。但是在精神上过梭罗那样纯净的生活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水泥的森林中，我们的精神可以遗世独立，可以追求纯净和美好。远离所有的丑陋和阴谋诡计，远离所有的竞争和世俗的目标。

    安静下来，平静下来吧！……有时候我们前所未有地得到净化……就像最纯的水晶一般的宁静的湖，无须做什么我们的深度就显露出来了。世间万物在我们身边经过，倒映在我们的深水中。多么清澈啊！这种清澈需以纯洁的方式、通过简朴的生活和动机的纯真才能获得！我们欢乐地活着。（《梭罗日记》1851年6月22日）

    安静，平静，净化，宁静，纯洁，简朴，纯真，欢乐。这就是梭罗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如果我想使自己的生活幸福和快乐，就应当保持这样的生活态度。这就是我追求的生活。

       话语权是个了不得的东西。有些人有话语权但是没话可说；有些人有话可说但是没有话语权。想起此前不久一位日本记者跟我谈起言论自由的问题，她对我说：我问中国的年轻人，他们都说中国现在有言论自由，说什么都可以。我告诉她，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有些话还是不能说的。其实，那些年轻人恐怕是没话可说，所以没觉得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那年有个北大的教师发表了对中宣部的一些言论，结果闹到在北大呆不下去，不得不出走到国外。所以，即使在网络上，也不是什么都能说的。

       由于社会的变迁、环境的改变和个人的经历，我现在有了一点话语权，我应当对它善加利用。既有话语权又有话可说的人并不太多。为此，我将保持自己独立知识分子的姿态，纯洁地思考，凭良心说话。不但为了表达自身，也可以为一些有想法而无话语权的人们代言，当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影响公众，使更多的人像我一样看问题，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

       看来，我给自己找了一件可以做的事情，不必完全无所事事了。

    这正是我目前的想法。可是，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最完美吗？答案有一个：我刚刚看到天则《内部文稿》中张旭昆先生的《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可能途径》一文，感到它就是答案，它就是最完美的设想。

    从历史的经验看，凡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都是血腥残酷的，而自上而下的改良则有可能避免动乱和血腥。张先生详细探讨了在我国实现自上而下渐进式民主的可能性。他设想了这个变革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表达自由（开报禁）；第二阶段，结社自由（开党禁），最终实现普选。他的设想非常具体、详细，甚至具体到现存宣传部门干部的去向和待遇。

    问题在于，这个完美的设想缺乏一个原始推动力（第一推动力，最好的比喻就是上帝）。启动这个程序的力量在哪里呢？就像一辆熄火的车子，也许还是停在一个大上坡跟前的车子，由谁来启动它呢？如果说前面正好是个大下坡，不用启动，也许把闸一松车子自然就向前走了，恐怕我们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对于一个靠枪杆子打下来的政权，你想让它把自己的权力交给选举结果，那不是与虎谋皮吗？文章也说了，这个设想只能靠最高领导来启动，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启动这个有可能是自杀的程序呢？

    程序的启动无非是两个来源。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主动启动要靠极大极纯的理想主义，这就需要共产党不考虑一己的私利，完全彻底以国家的进步、人民的幸福为目标。共产党并不是没有这种潜力的。有一次，我去看望杜润生，他神秘地透露：赵紫阳当初就有这种设想，已经着人研究政治民主化的具体步骤了。可惜，计划不得不中断了。另一个可能就是被动启动，那就是外部压力大到不改不行的程度，那就是社会对民主制度的需求大到非改不可的程度。前苏联可以作为共产党体制的例子，台湾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例子。换言之，无论在共产党体制之中，还是在中国文化之中，都有变革的种子，也都有变革的可能性和成功先例。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民主化应当抱有希望。

    至少，张先生的文章可以发表，我的这些言论也可以发表。这在三十年前是不能想象的。

       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循环在中国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后有可能打破。虽然李昌平那里来的信息不太乐观，但是农业税的取消像釜底抽薪，使得下面的贪官遇到了一个两千年未曾遇到的新局面：没有理由收老百姓的钱了，实行了两千年的潜规则遇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有人甚至提出，乡一级政权可以撤消了，因为没什么功能了，何必养这些冗员？将来有机会真想去搞一个调查，看乡一级政权还有哪些功能，据说乡级财政大面积亏空，已成国家大负担。不能搜刮百姓了，就要全靠国家财政来养，国家还有多大必要来养这级干部呢？也许把它改变为服务性机构就行了。

       真希望中国能打破这个两千年的循环，太让人绝望了。

   记者日前获悉，一个叫做"同性恋亲友会"的互助组织6月28日在广州成立，亲友会负责人吴幼坚女士告诉记者，同性恋亲友会主要是联络同性恋者的家人及朋友，帮助他们更好地与同性恋者相处，同时向社会宣传同性恋相关知识。

   "自从媒体报道了我理解同性恋儿子之后，很多同性恋者的家人打电话或写信给我，有的诉苦，有的取经。"吴幼坚告诉记者，一些同性恋者的家人知道亲人是同性恋后，情绪焦虑，甚至非常痛苦，却找不到人倾诉和交流，还有的家长采取极端措施要求子女"改正"，不但不能收到正面效果，反而让亲子关系变得很紧张，严重影响家庭和谐。她因此萌发了成立同性恋亲友会的想法，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及热线电话，给同性恋者的家人提供一个交流和倾诉的渠道。

    据悉，目前同性恋亲友会已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位同性恋者亲友加入，来自广东韶关的一位同志母亲告诉记者："刚意识到女儿是同性恋时，我觉得自己像做错了什么一样，两三年都痛苦不堪。和别的同志家长交流之后，知道同性恋只不过是一种少数人的性倾向，并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很受启发，今晚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吴幼坚说，亲友会将很快开通一条热线，更便捷地服务于各地的同性恋者家人及朋友。      

       偶然看到曾自的访谈录，谈到她的父亲田家英。曾自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同年级不同班。过去一直以为她父亲姓曾，没想到竟是田家英。

       看到田家英与毛泽东的关系始末，许多事情突然变得清晰起来。过去早听说过田在文革初期自杀，但是原因一直不清楚。通过田与毛关系的微妙变化的细节，大跃进、反右倾和文革的起因全变得一目了然。

    田是一位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一位心灵无比崇高无比纯洁的革命者，一位天真无邪的知识分子。他与毛岸英同龄，跟毛泽东情同父子。但是分歧出现在1958年，他发现人民公社没搞好（看到“公社食堂万岁”的标语，他讥讽地说：“公社食堂半岁”），向毛讲了他的意见，他是对的，毛是错的。1959年，彭德怀反左，毛泽东反右，他同情彭。他是对的，毛是错的。1965年，吴晗写海瑞骂皇帝，毛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拿海瑞比彭德怀，田出于对彭的同情，竟然在毛谈话记录中删去了这句话，为此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次又是田对毛错，而这次毛的错已不是小错（大跃进），而是大错特错，把中国搅得一团糟，搞死成千上万人，直接间接受害者以亿计。

    大跃进——批判彭德怀反右倾——批判海瑞罢官——发动文革，毛泽东从一位伟大而基本正确的人物一步一步走向错误的深渊，这个深渊吞噬了像田家英这样高尚的人，也伤害了更多善良纯洁的人——我父亲因为如实反映农村公社食堂的问题在1959年被定为人民日报社唯一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文革初期人民日报批斗彭德怀的会议上陪斗。父亲也是一位纯洁而高尚的革命者，一位天真无邪的知识分子（虽然他只是师范毕业，在共产党里就算有点知识的人了，他有过一点自由民主的思想，听他说，在延安整风时，他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所有的老红军都目瞪口呆，把他视为异类，像见了怪物。）

    时过境迁，这些事件的当事人，正方反方，都已作古。留给我们这些晚辈的是无限的惆怅与忧思。毛为什么会犯这么大的错误，只用个人品质来解释是不行的，还是制度设计有问题（中国的问题不是毛个人恰巧犯了错误，而是毛成了皇帝）。如果没有制度的根本改变——从专制制度改变为民主制度——就还有犯错误的可能性，就不能避免出现新的毛泽东，田家英这样优秀的人物的血就白流了——说到流血，让我想起另一位优秀的革命者、父亲的老领导邓拓，他也是在文革初期自杀身亡的，他的一句诗在文革时听了让我心惊肉跳，在现在又让人感到无比崇敬。如果我没记错，这句诗是：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我们怎么能让这些最高尚、最纯洁、最英勇、最伟大的人的鲜血白流？

       近读哈耶克。对着封面上那个又智慧又慈祥的老头，不免多看几眼——过去从来没有在哪里见过他的照片，虽然他的名字从80年代就一直如雷贯耳。

       他的所有思想都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与社会主义辩论。他分析为什么西方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倾向社会主义，不向着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是维护西方现存制度（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的，而社会主义是给现存制度挑毛病的。在西方，社会主义者是英雄，自由主义者被看成是胆小鬼、平庸之辈。此外，他们的社会已经有自由了，有市场经济了，所以人们不在意了：“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自由的理想对今天的年轻人已没有多少真正的感召力了。”

       我们这里的情况恰恰相反：我们刚刚从计划经济的噩梦中醒来，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连续多年10%的经济增长率和极大的繁荣。这也是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正方兴未艾的原因吧。正如哈耶克所说：“对于从来不知自由社会为何物的年轻人来说，建设这样一个社会的任务，却能够像过去100年出现的任何社会主义方案一样令人兴奋和着迷。”在我们这里，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倾向自由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只有新左派除外。但是大家对他们的感觉是呆错了国家——他们在西方才是英雄，在中国是胆小鬼。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才是英雄，社会主义者倒是胆小鬼。敢于抛弃计划经济、敢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邓小平才是英雄，敢于讲民主和自由的才是英雄。敢于批评资本主义的不是英雄。

        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已经被中国人抛弃，哈耶克终身为之辩护的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已经在中国占据了主导地位。假定黑猫是社会主义，白猫是资本主义，我们已经搁置了这两个标签，只看谁能抓到老鼠。现在白猫抓到了老鼠，国家发展起来了，这就行了，用不着再骂白猫，也用不着给它起名叫“社会主义白猫”或者“有中国特色的白猫”。邓小平在当初那么大的压力下有搁置社资争论的勇气和政治智慧，我们难道就没有正视社会事实、为白猫正名的勇气？老毛已经死了，压力应该没有了，我们为什么还不敢实话实说呢？

        与计划经济配套的是极权政治，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是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制度。市场经济已经有了，民主和自由还会远吗？

       最近刚做完一项调查，发现中国公众对同性恋的接纳程度相当高，原因可能是没有普遍信仰的宗教，而西方同性恋受歧视的主要原因在于宗教教条。

       本次调查是在全国大中城市中按照随机抽样原则，采用随机抽取电话号码的办法进行。样本量为400人。调查为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设计了10个问题。

       1. 在你如果看待同性恋行为这一问题上，有两成中国城市公民认为它完全没有错；三成人认为它“有点错”，但是并非完全错误；有近四成人认为它是“完全错误”的。还有近一成人态度不明。与美国相比，完全接受同性恋的人的比例（43%）偏低，但是完全拒绝同性恋的人所占的比例（47%）也低了10个百分点。换言之，美国公众的观点比较两极化，或者完全接受，或者完全拒绝，而中国公众的态度比较中庸。

       2. 公众在自己认识的人当中是否见过同性恋者这一指标反映出同性恋在一个社会中的可见度。因为同性恋无论是否为社会中人所见，他们都是客观存在的，而对同性恋比较宽容的社会可见度高；对同性恋比较歧视的社会可见度就低。在本次调查中，只有7.5%的人说他们认识的人当中有同性恋者，说明在我国城市生活当中，同性恋的可见度还是相当低的。

       3. 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您知道一个人是同性恋者，您还会和他做朋友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充分显示出中国人的善良：有超过六成的人说他们还会保持朋友关系，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拒绝与同性恋者做朋友。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比例大大超过完全接纳同性恋的人的比例。也就是说，虽然有相当大的一批人虽然认为同性恋有错，但是他们还会和这个他们不理解、不赞同他性倾向的人做朋友。此外这个比例也远远超过香港的39%。

       4. 第四个问题是：如果一个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您认为他可不可以在学校当老师?从被调查者的态度看，持反对态度的人略高于持接纳态度的人。福柯在这个问题上曾经说过：一个同性恋教师对于学生的特殊影响是很小的，他跟一个秃顶的教师对学生可能造成的影响差不多。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出同性恋恐惧症的严重程度，以及人们对同性恋的歧视心态。

       5. 第五个问题也是关于同性恋做老师的，这个问题是问如果发现孩子的老师是同性恋者，人们会不会要求学校换老师。在这个问题上，答案与上个问题很接近：稍稍超过半数的人持歧视同性恋教师态度；略低于半数的人持尊重态度。

       6. 第六个问题是对同性恋影视作品的态度：您认为以同性恋内容为主题的电影电视节目,是否应当允许在国内公开播放?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再次分为泾渭分明、势均力敌的两个阵营：五成半的人赞成，四成多的人反对。

       7. 在平等就业机会上，却是有91%的人支持，只有少数人反对。在同性恋平等权利问题上，平等就业权是社会观念中接受程度最高的一项权利。因为工作权和工作机会是人维持生存的一个基本手段。再反对同性恋的人、再歧视同性恋的人也不愿意剥夺这群人的生存权。这是一个普遍的道德底线：你可以反对同性恋，但是你不能不让人活下去。这个比例远远高于美国1983年的65%和1996年的84%，与香港相仿。

       8. 在如果家庭成员中有同性恋者会怎样对待他这个问题上，完全接纳和完全不接纳这两种态度都是少数，各占一成多一点，而有四分之三的人持“容忍他但希望他改变”的态度。

       9. 在同性婚姻立法问题上的看法，中国城市人的看法还是比较保守的，只有不到三成的人赞成，七成的人是反对的。这一调查结果与网上调查的结果向去甚远——在网络调查中，有六成人是赞成同性婚姻的。这种差距或许来自中国1亿网民的成分与一般公众的差别，他们不成比例地集中在较年轻、教育程度较高和经济发展比较高的地区。在同性婚姻问题上反对的人比美国略高（美国为58%），但是低于香港（83%）。支持同性婚姻的人比香港高了10个百分点——香港为17%；中国城市为27%。

       10. 在一个最直接涉及平等理念的问题“您认为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是平等的人吗”这个问题上，理性再度占了上风：虽然不及就业平等问题上持赞成态度的人多——因为就业权利更直接指向生存，比较具体，而一般的平等权利比较抽象一些——但是赞成者超过八成，认为同性恋与异性恋从身份上就不平等的人只有15%。

       影响公众对同性恋态度的因素包括：年轻、职业地位高、未婚、收入高、教育程度高、城市规模大、家庭地位高等与对同性恋权利的宽容和尊重联系在一起；相反，年龄大、职业地位低、已婚、教育程度低、城市规模小、家庭地位低等与对同性恋的不宽容态度和对同性恋的歧视态度联系在一起。这一发现是令人鼓舞的。因为社会地位高的人对社会舆论和社会伦理的影响力比较大；而年轻人的态度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未来。我们可以期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社会公众对同性恋的歧视会有所减弱，同性恋的平等权利将在各个方面逐步得到完善。

       我常常想，大多数人除了自己的生活之外，其实对其他事是不关心的。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之外，凡是不涉及自己利益的事，多不会注意的。这是一个社会的常态，也是正常态。大家吃饭、睡觉、生孩子、养孩子，有时恋恋爱，有时做做爱，有时单相思，有时搞搞婚外恋，有时发发抑郁症，然后逐渐老去，生病，死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如果社会没有极大的不合理，没有极大的不公正，人们也不会过多地关心政治（80后代表人物韩寒说：中国的政治还没到可以关心的时候。看来连小孩都知道这一点）。正如伏尔泰所说：“应当耕种我们的园地”。对周边的社会和人群既不取乐观主义（一切都好到无以复加），也不取悲观主义（一切都坏到无以复加）的态度。

       伏尔泰是王权和宗教的敌人，他曾被关在著名的巴士底狱，他的书常常被禁，被当众烧毁。他喜欢当时英国的宪法和保障个人自由的法律，想让法国人知道一些英国的情形，“让他们想一想自己的缺点和制度，改变一下宗教与政治思想”，当时法国是君主专制制度，君主可以随便批条子把他不喜欢的人不经审判关进监狱。伏尔泰只有做使徒（传播思想）的意愿，而没有做殉道者的决心，他期望能自由思想，但不期望在巴士底狱度过他的人生。他狡猾地在法国和瑞士边境建了几幢房子，平常住法国，迫害一来就住瑞士。他写的东西从来不高深，只是“用明白的言语表现简单的思想”。但是作为启蒙思想家，他一生总是在不懈地传播他简单而正确的思想，写了无数的小册子、短文、小说、诗歌、书信，有如洪水一般，流遍法国大地，直到老年，他还在喋喋不休，他说，“我哓哓不已，这是我老年人的特权，我将哓哓不已直到同胞革除愚蠢的时候”。

       有时我想，在中国谈民主就像伏尔泰在18世纪所做的，道理不见得艰深，人们也不见得关心，但是他为什么还一直“哓哓不已”呢，他做的全无意义吗？应当说不是全无意义：法国现在已经实行了民主制，他的同胞已经不像18世纪那么愚蠢了。这里面有他的功劳。

       多年前，看到一个在中国教书的法国人回去写的见闻录，说了些什么全忘了，只记得一个说法，因为当年看了很意外，没想到。他说：在中国，反党是一个罪名。而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反党不是罪名。我一想，还真是这样，以前还真没注意到。比如说，在美国，反对共和党不是罪名，反对民主党也不是罪名；在英国，反对保守党不是罪名，反对工党也不是罪名；在台湾，反对民进党不是罪名，反对国民党也不是罪名。当然，在台湾是前些年才开始的，过去，李敖反对国民党就要坐牢。

       什么是进步，什么是落后，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一党独大，几乎不用辩论，是明摆着的事。所以早在多年前，我的导师许倬云就说过：就是皇帝的新衣嘛。

       在当今中国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围观的人，心里明白，只是一言不发，他们是大多数，王小波所谓“沉默的大多数”，钱理群讲鲁迅时专门讲到的“围观者”，其中幸灾乐祸者有之，明哲保身者有之，还有不少是纯粹的麻木不仁。第二种是那个叫了一声“他什么也没穿”的小孩子，他们是极少数，或者在坐牢，或者被赶走，或者自愿出走，或者被带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或者网站被封掉。还有第三种人，是那两个裁缝，他们说，皇帝明明穿着衣服。这种人里境界比较低的是骗子，只是为了骗骗别人，自己知道皇帝没穿衣服；修炼到最高境界的是那些的的确确“看见”皇帝穿了衣服的人（第三种人大多数在各级党校里，现在多半已经升到副局级以上了）。

       近读伏尔泰书，傅雷旧译服尔德。他的书让人感到一种古朴而经典的气息，读着是一种享受。

       他写了世间的许多罪恶，人们残忍地无缘由地互相残杀，把世界弄得满目疮痍，惨不忍睹。到处是腐败、罪恶、污秽和痛苦。

       其中的一个短篇《如此世界》，写天神让一个人去考察一个城市，听取报告，最后决定是惩罚它还是毁灭它。此人去了，看到了各行各业的人都是多么腐败，坏事干尽；男男女女都是多么不贞，偷情通奸。“每个时代，每个国家，每个方面，总是坏的多于牛毛，好的寥寥无几。”尽管如此，他还是发现，“弊端中间往往有些很好的事”，通过腐败途径得到权力的人们当中，还是有“公正的法官，勇敢的军人，能干的政治家”。

       对于这种良莠不齐、喜忧参半的状况，这个人深思熟虑之后，决定还是把它接纳下来，他向天神的报告使天神决定“让世界如此这般的下去”，天神得出结论说：“即使不是一切皆善，一切都还过得去。”

       这种态度是一位智者对当时社会观察所得到的态度。这种态度适用于今天的中国。有很多人看到很多的罪恶，社会的不公，贫穷，腐败，常常感到痛不欲生。我每次去香港，看大陆禁运的港刊就会有这种感觉：总是坏的多于牛毛，好的寥寥无几——这边的传媒反映的东西完全相反：总是好的多于牛毛，坏的寥寥无几——实际的情况大概总是良莠不齐、喜忧参半吧。如果我们不想让自己过于烦恼，也只能采取先哲伏尔泰的态度：即使不是一切皆善，一切都还过得去。

    最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提到救灾中有人在发国难财，具体事例有“万元帐篷”、“6元大米”，还有救灾物资采购人员要求多开发票以便中饱私囊的事情。如果真有这样的问题，应当严肃处理。

    今天已经见到一些解释，说万元帐篷的传言不实，实际情况是“单帐篷价格大概在1200元左右，棉帐篷大概在1900多元钱”。

    看来，网络信息有些属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传言的产生有的是从电视访谈节目中的片言只语经过计算得到的，但是很快得到事主的正规解释却说明，监督起了作用。我认为，这是一个民主国家的舆论监督机制在中国的最新发展——如果有这样有力的监督，有这样迅速透明的解释，中国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如果这样的监督办法从特殊时期沿用到今后日常的社会秩序当中，腐败的事情要少得多，我们的政治生活也会清明得多。

    但愿民众的舆论监督机制成为这次大灾难的一个副产品，那我们的国家就因祸得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