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博客跟帖    作者：不详

——从“为人民服务”到“为‘新社会阶层服务’”，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全心全意依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到“全心全意依靠少数‘精英’”，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消灭剥削”到“剥削有功”，是进步还是倒退 ？

——从“消灭私有制”到“消灭公有制”，是进步还是倒退 ？

——从“北平一夜消灭妓女”到“繁荣娼盛”，是进步还是倒退 ？

——从“根绝性病”到性病泛滥，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消灭黄赌毒”到“黄赌毒屡禁不止愈演愈烈”，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廉洁奉公”到贪官遍地、赃款源源不断外流、海外大量出现“二奶镇”、“贪官子女帮”，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人人都有负担得起的“公费医疗”、“农村合作医疗”到让普通老百姓倾家荡产“医疗产业化”，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免费义务教育到“20年大学学费涨25倍，涨幅10倍于居民收入增长”的“教育产业化”，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为国家建设的高积累而勒紧裤带”到“为房地产商暴利的高积累而勒紧裤带”，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到“按权分配”、“按资分配”，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到“下岗”“买断工龄”“丛林法则”，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到“弱势群体”，是进步还是倒退 ？

——从“原来没有”到司空见惯的“血汗工厂”、“当代‘包身工’”、“山西奴隶砖窑”，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八小时工作制到“中国工人阶层为每天工作８小时而奋斗”，是进步还是倒退 ？

——从“按时发工资”到“不准恶意讨薪”，是进步还是倒退 ？

——从“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到“保安持铁棒暴打讨薪工人”、“打死一个给20万！”，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没有通货膨胀”到债台高筑、物价飞涨、“一元变一分”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到“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三老四严”、“精益求精”到“假货遍地”、“处处作弊”，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到依赖外资、“市场换技术”、核心技术处处受制于人，是进步还是倒退  ？

——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打的你服气”到“消气外交”、“强烈抗议”、“极大克制”、“最大愤慨”，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密切联系群众”、“共产党人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到“高薪养廉”、“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学雷锋、做好事”到“见老太太摔倒千万别搀”，是进步还是倒退 ？

——从“为人师表”、“道德楷模”、“人类灵魂工程师”到“教育系统成贿赂高发区”、“教授忙于经商、项目争夺战、教学成副业”、“买卖文凭”、“论文作弊成风”、“‘博士’满街走，‘教授’如小丑，‘论文’如垃圾，‘学者’如癞狗” ，是进步还是倒退 ？

——从“海外知识分子纷纷回国报效”、“公派苏联留学生50万尽数学成回国报效”到“留学不归”、“大量人才加入外国国籍”、“公派40万留学生回来8万，不归比例全球最高”，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天之骄子”、“理论实践相结合”到“满地都是”、“毕业即失业”，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当官的要看群众脸色办事”到“数千人争夺一个公务员职位”，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人民当家作主共同享受国家财富”到“10%的人占有绝大部分社会财富”，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官民比例1：600”　到“官民比例1：26、个别地方1：9”，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坏人怕好人”到“好人怕坏人”，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人人愿负责、敢负责、能负责的主人翁精神”到“做好自己的事就是爱国”、“各人自扫门前雪”、“你们这些人算个P啊”，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白手起家、自立更生”到“吃祖宗老本”、“崽卖爷天不心疼”，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山清水秀”到“秃山黑水”、“污染严重”、“绿藻蓝藻”，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艰苦朴素”到“拉链路”、“豪华办公楼”、“低水平重复建设”，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几乎无贪无赌无杀掳掠绑，每年非正常死亡的不到20万”到“刑事案件多如牛毛”、“每年光自杀就26万”，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航天之父钱学森、原子弹之父邓稼，氢弹之父于敏，卫星之父赵九章，核物理泰斗王淦昌、钱三强，导弹之父彭桓武，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黄土之父刘东生，数学家华罗庚，理论化学的奠基人唐敖庆等一大批顶尖级的科学家”到什么都没有，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成功发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导弹、核潜艇、杂交水稻、铁路机车、现代海船、微电子、计算机、高性能航空发动机、大规模集成计算机研制成功、CPU、汉字激光照排、复方蒿甲醚、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等领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到“牙膏都要用外资品牌的”，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科技竞争力全球13”到“科技竞争力全球31”，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独立自主”、“公平合作”到“把廉价商品送往美国，用廉价商品换来的美元随后也送还美国”的“中美国经济”，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独立的民族经济到“外资经济占全国GDP超过一半”，每年利润超过一半流向国外，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对爱情忠贞不渝”到“婚前财产公证”、“换妻俱乐部”、“大城市离婚率高达30%“、“没车没房不嫁你”，是进步还是后退？

——从“7000万修一个世界第八大奇迹河南8000多公里的红旗渠”到“老百姓居无定所、多少学校是危房的同时花几亿十几亿甚至修建办公楼”，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货真价实”、“对人民极端负责”到假冒伪劣无孔不入，假文凭、假学历、假干部、假警察、假军人、假外商、假成果、假广告、毒奶粉、豆腐渣充斥社会，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不需要防盗门”到“离不开防盗门”，是进步还是倒退 ？

——从“又红又专”、“任人唯贤”到公然“明码实价”买官卖官，是进步还是倒退 ？

——从基尼系数被国际经济学家计算在3以下、分配公平的社会，到基尼系数超过4．5这公认的贫富极端分化的警戒线，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义务教育，到中国教育投资不及非洲的乌干达，失、辍学儿童人数创下世界第一，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贫困家庭子弟考上大学免费，到中国贫困家庭子弟考上大学，因为贫穷而导致父母自杀、家破人亡，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赤脚医生代表的农村合作医疗，到让中国九亿农民没有任何医疗社会保障，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矿工是主人，到中国每年的矿难发生次数和死难人数，创下世界第一，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枪毙贪污数万元的革命功臣刘青山、张子善，到中国近10年贪官转移国家财产近万亿美元到海外，且永远无法追回，贪污腐败世界第一，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作风清廉的人民公仆，到中国各级政府每年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旅游超过8000亿元，相当于四个三峡工程，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全民义务教育，到中国在其农村尚存在无数失学儿童，和破旧危房校舍的情况下，中央电视台修一座新楼预算就高达70亿，创下堪称世界之最，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GDP占大比重投入民生，到GDP占小比重投入民生，中国民生投入占GDP比重排名全球第100位之后，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中国曾经彻底消除了色情业、解救了无数妇女，到目前中国被胁迫的风尘女人数和发生的逼良为娼案件，创下世界第一，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针对非法业主的扫除色情业行动，到针对最弱势的卖身妇女施用暴力和法律，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城乡差别不大，到中国大中城市发达程度与欧美相当，而绝大部分农村和非洲穷国的农村处在同一个发展水平上，反差之大创下世界之最，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自主研制成功二弹一星、大飞机、歼10、核潜艇等，到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一个依靠引进尖端武器的国家，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工人享有基本福利保障，到不享有任何福利保障，并且工资占GDP比重创下世界最低，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振兴中华民族工业，到中国与非洲小国一样，只能靠出口衬衫、裤衩之类产品换取其急需的民航飞机等工业品，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领导兼洁、艰苦朴素做起，到中国各级政府办公大楼的豪华程度超过最富有的美日欧政府，创下世界豪华第一，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中美联合公报》承认“解放台湾省是中国内政”，到目前中国越来越陷入分裂状态，另有大片领土/领海被日本等周边国家所侵占，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农民兄弟进入北京戴大红花，到中国农民进入北京、深圳等大中城市，必须办理“暂住证”暂住在中国，堪称世界奇观，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贫困农民家庭子女上大学免费，到中国大学四年学费相当于一个农民家庭不吃不喝41年的劳动所得，是世界学费第二高的日本的3倍，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大学毕业统一分配，到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全国城镇国企职工工作稳定，到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口超过一个亿，是进步还是倒退？

——从1978年官员行政管理费占财政开支比重不到5%、总额52亿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到现在行政管理费开支比重接近20%，位列世界第一，是进步还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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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怎么理解中国的主权、中国媒体的主权、乃至中国网民的主权（奥巴马在上海“交流发言”时美其名为全世界都必须尊重的“基本权利”和“普世价值”）呢？各位随意分析判断吧……，我对此类资本强暴下裹着“自由主义”臭脚布的买办专制主义，反正早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相比之下，拒不刊载本人与萧功秦商榷质疑文章的《南风窗》，则似乎大有进步。虽然作者用了不少明贬暗褒的曲笔，但看完全文，一个忠贞不屈之真正共产党人的高大可敬形象，将巍然耸立在任何一名具有良知之读者的眼前——而不管其是左派还是右派。强烈推荐！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1月25日09:53  南风窗
　　本刊记者 章剑锋 发自北京
　　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强人已经步入暮年，除了倒数着自己那“不知道哪一天就要完蛋了”的倏忽时光，还要泰然面对另一些强人发动的“炮火”。
　　“我一躺到床上就睡着。我不想自己是不是说了什么错话。错就错了，自己本来就是个错思想，怕什么呢？说了之后你再批判我。批就批，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这种偏执使马宾从对立阵营收到了一顶“左的精神领袖”的帽子。曾经的同事吴敬琏更将他打入“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之列。以推崇市场化著称的吴，最近在一篇万言文章中公开批评马宾“开倒车”。
　　10多年来，马宾无时不在缅怀毛泽东时代。在他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公有制经济昌盛，不脱离群众且世风良好的年代，转眼间，在物质刺激和市场效应下，社会风气败坏，“满目都是假，唯有腐败真”。当此之时，他力呼恢复毛泽东时代治国路线，再来一次“文革”，以清除各种腐败、不公等社会经济现象。
　　吴敬琏第一个不能答应。今年10月，为纪念新中国经济建设60年，吴在以封面专文形式发表的文章中说，马宾那种利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煽情将不得人心。
　　二老相争
　　马宾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总干事、副主任，退休后担任顾问一职。吴敬琏则先后在这个机构担任常务干事和研究员。
　　本刊记者向吴敬琏询问了那篇文章的用意。他对马宾及其观点有着强烈的态度。他注意到，在马宾的号召下，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透过网络做出响应的人，“是很有煽动力的”，这让他担心。
　　虽然吴敬琏与马宾一样，对于腐败等问题有着共同的心情，但他发现马宾为此开出了一剂“毒药”。
　　“我不主张革命，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训太痛苦了。”他说，“他要求全面回到毛泽东时代，认为是市场经济造成了今天的腐败等问题，实际恰恰相反，这是改革不够深入。”
　　这不是第一次交恶。数年来，两个人在字里行间不时批驳对方。对吴敬琏，在市场经济进程中，马宾就像面前一堵障碍，需花费巨大精力去战胜。尽管没有人怀疑中国的市场经济依旧在推进，他的忧虑却一点没有减少。
　　“你看看，现在的国进民退现象多严重啊！”他手里端着一杯咖啡，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对眼球裹满血丝。
　　在马宾的追随者那里，吴敬琏的反应被解读成是“右派失势的前兆”。退役军官李森说，“他这次为什么这么大动干戈？现在中央上层看到美国的经济危机状况，右派的一些东西可能要流产，‘大盘’不景气，很着急。”
　　马宾与吴敬琏闹翻，也就是这十多年的事情。当初，反对通货膨胀和腐败方面，他们有高度共识，很谈得来。但马宾后来认为通胀和腐败是由市场引起，吴对此不同意，他坚持，“中国的问题必须通过市场化来解决。”
　　在中国，吴敬琏是对股份制改革极热衷的两个经济学家之一，另一个是厉以宁。厉对低通胀和股份制都支持；吴虽反对腐败和通胀，但支持厉以宁的股份制观点；马是三者都不支持。在他眼里，股份制就是资本主义一种表现形式。吴敬琏对股份制的立场让他感到不满，并找吴谈了这个问题，但没有谈拢。最后，吴和厉一同进了马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名单。
　　在早些年，马宾与吴敬琏还有着共同的人际圈。吴敬琏的老师、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是马宾的故交。1930年代，孙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是秘密党员，被抓捕过一次。出狱后穷困无着，受到当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马宾接济。
　　1983年，孙冶方去世。中国经济界的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基金于同年设立。根据相关资料记述，筹款清单上，马宾一次捐了2983.67元，是额度仅次于荣毅仁和薛暮桥的个人最高捐赠之一。自从1984年第一届颁奖以来，吴敬琏迄今连续5次获得该奖。
　　马宾捐出的近3000元钱，是抽空翻译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的两本书所得的全部稿酬。问他为什么要捐这么多，他说不认为那笔钱是自己的，“我有工资，我认为有工资以后就不应该拿别的钱。除了工资以外，自己的生活费用一律不该要公家的。那两本书，也是美国人送给我的。”
　　现在，马宾和吴敬琏同为孙冶方基金会23人理事会的组成人员之一。
　　“我也不想和马宾弄出一个什么社会事件，”吴敬琏说，“我们完全没有恩怨。我是跟他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来想一想，他提出的这样一条道路，会给我们国家带来怎么样的后果。”
　　这么多年来，他不厌其烦地重复反对，就是想消解马宾释放出来的公共舆论辐射力，要让大家理性地去思考这些问题。
　　两个旧日相识，大相径庭，一个向左，一个向右。这种争执，也许要等到某一方咽气那一刻为止。在此之前，既然压不倒彼此，只有努力稳住阵脚，争取信众。
　　“他以前是我们的研究生。以后到了美国，拜了美国，就胡说八道、朝三暮四，”马宾说，“我已经不屑于跟他争论了。”
　　96岁的马宾住在万寿路的部长大院里，现在处于近乎半瘫痪状态。20多年间，一次骑车出门办事，一次出门散步，先后把两条腿摔断。拖着半截不听支使的身子，起立挪动之间异常吃力，但他只愿向家中的阿姨搭一把手借力，对来自旁人的帮助一概拒绝。
　　“我坚持的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可能完全是错的。因为有辩证法。”老人说，“只要我自己认为是需要坚持的，想什么就说什么。我没有说假话的必要。”
　　反市场化
　　改革开放初期，马宾由冶金部常务副部长调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由于主任一职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兼任，日常工作实际由专职副主任主持。这是负责制定对外开放政策的决策机构之一。
　　那时他被外界评价为“思想很解放”。用马宾的话说，自己是支持改革开放的，将此看作是在继续革命。1984年中国经济界的体制改革激辩聚会“莫干山会议”，他是级别最高的自发上山者。这次会议涌现了王岐山、马凯、周小川等一批后起之秀。
　　“我那时候思想最好、最活，是什么人发表意见，都愿意学习和来往。现在有人认为我很左。必须有左右，没有就不是辩证法，就像开车一样，总要有个左右方向。”
　　后来他与莫干山会议上一些“鼓吹个人主义、生活乱七八糟又太过骄傲”的人分道扬镳了。一些看不惯的社会现象，也使他一反常态，对市场化道路提出质疑。
　　马宾的医疗关系在北京医院，按制度每年要检查一次身体。2002年上医院，大夫见他已经八九年没有查体了，要求他全面查一次。他不干。他当时说了气话，“对我们无微不至，对穷老百姓漠不关心。”
　　火气这么大，是因为一次在医院门口看到一个重病号被拒入院，以及报纸报道有医院怕病人私自出院不付费，竟将病愈病人锁在床上。这深深刺激了他，“社会主义国家竟然能出这种丑事，对这样的行为应依法治罪”。
　　当年夏天，在北戴河疗养间隙，他提笔写了一篇文章，直呼“农村缺医少药，要求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直扣劳动人民的医疗费用，来保证老干部长命百岁，不可取”，“一心为私赚钱的市场经济决不能运用到医疗卫生部门”。
　　此后，他又对不公平的教育体制提出批评。他的女儿从小学念到大学，几乎没有向家中要一个钱，但之后的教育体制一夜之间“资本主义化”，只培养有钱的或比较有钱的，家庭贫困的就没有机会，“9000万农民的绝大部分子女和城市低收入工人子女排斥在大学之外，这是社会主义教育原则吗？”
　　他继而提出要打倒城市贵族学校制度。
　　深秋。坐在冷冷清清的家中，他对本刊记者说，“要改革要开放，不过改革不能无边，开放不能无底。北京有16个城门，你不能16个都开嘛。”
　　在他的禁忌中，国有企业是最不该打开的一扇“门”。国企改制让他极为上火，这代表了公有制地位的失去，而这本来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根本。
　　2007年，马宾在一份给全国人大要求纠正国企私有化的上书中签了名，对立阵营指责他组织党内外人士干扰和阻碍改革政策。
　　“要别人照我说的办，不大可能。但这是一个争取群众的过程，被雇佣的工人、穷人都同意我。”他是太向往工人当家作主的那个年代了。“工人说了算，财产完全应该都是工人的。现在工人只拿工资，财产就由几个头头当家作主了，也不跟工人商量了。”
　　这个在公有制环境里摸爬滚打大半生的人，阶级意识分明。那些私营企业主，是被他归入资本家行列的。
　　有关方面找马宾谈话，说他们不应该联名，更不该将信件公开在网上，要顾全大局。他说，我们正是出于顾全大局才写这个信的嘛，公布在网上，“这是信息高速公路，要很好地利用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不占领网络这个阵地啊？”
　　地下工作出身的马宾，实际上并不热衷联名上书。他一般更愿意单独给中央高层写信。感觉不便公开的或上面打了招呼的，他就不公开。上面没有招呼的，一段时间后他才会让人公开。
　　在部长大院退休的高干中，他是唯一一个还能通过机要渠道与中央保持互动的老人，许多老同志有话要说，要么找到他向中央递信件，要么就拉他联名发表公开信。
　　与几代领导人的关系，支持了他在老干部阵营中讲话的分量。1930年代，还是地下党成员时，他就与周恩来成了“熟人”。在鞍钢主持工作，毛泽东见到他，干脆将钦定的“鞍钢宪法”谑称为“马宾宪法”。他的复出，则是邓小平极力将他从“文革”泥沼中拔出。此后，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他又开始了一次世界性范围的工业考察。
　　1979年，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成立，马宾任专职副主任，同事中还有汪道涵和周建南。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1980年后也由一机部外事局局长调任该委副主任。
　　对于历任领导人，他的态度是支持，但又不迷信。
　　所以，此后他提出了一系列对于市场经济问题和具体社会现象的异议。公开发声的渠道，一般是在“毛泽东旗帜网”和“乌有之乡”网站，这是两个左派思想言论的网络集散地。
　　1990年代末期，马宾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反对市场化上，由点及面地对现有发展模式提出质疑。有些文章公然指向了毛泽东之后的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治国策略。这些，都被收入他的数本未曾公开出版的自编文集中。
　　“很需要反思我们的一些政策。现在的确形成了一些利益集团，很多事情就不是讲道理了，是讲利益。”追随马宾的退役军官李森说，“你把道理讲清楚，他的利益就要受损失，所以就必须把一些道理埋没了。马老那些观点有什么错？”
　　他在守节
　　在“回到过去”这个问题上，呐喊奔突许久，却原来只是一场纸上风暴，怎么也没能打退资本化步步逼近的鼓点。但要说失败，他又并非没有成功过——终此一生，他也没有同意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产者。
　　现在住的逾190平方米的房子，不做装修，格局未变，墙体就那样冰冷地裸露着，简单粉刷的屋顶泛出黑纹。如果全部腾空，这只是一套用旧了的毛坯房而已。
　　屋内挂着他自己的像，还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卧房墙上，毫无章法地贴满了各种字画，白求恩像也在其中。
　　部长大院的房屋，大都经过两次装修。第一次，政府每户补助3万，他没有要；第二次，政府补贴10多万，他仍不要。之后，政府又将这些房子的产权以较为优惠的价格转让给住户，他仍然置之不理。
　　客厅里两墙书架，是从鞍山买回材料请人打的。旧时在鞍钢工作用的办公桌，也被他用15元钱买回。这张搁在客厅里的粗重厚实的条桌，绽露着一圈圈凝结了的木头纹理，在他眼里再漂亮不过。从前的秘书，已经提前向他要了这张桌子。当他死后，除了这张桌子可以随便处置，房屋将被政府收回。
　　这样活着，仿佛是为了守节。他说，“无产阶级的定义就是没有私有的东西。”
　　当然，他也没有抛弃他的群众路线。这个当年的群众工作模范，在两条腿还没有全部摔坏的时候，仍然跑在各地基层，办法是1946年在东北农村工作那一套，“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瓜菜代啊，什么都行”。
　　现在耳朵失聪了，行走不便。他就让阿姨出门买菜的时候用轮椅推着自己。部长大院附近有好几个菜市场，他都熟悉。在他眼里，那些卖菜的人赚钱不多、经营艰苦，想发财的思想很鲜明。此时他坚信，穷人想发财正确。那些有钱人都是不正确的。
　　“现在的人对有钱人不但有意见，还应该打倒啊，”马宾挥舞着右手说，“他们的钱来得不正当。哪来的辛苦赚钱啊？你看我们这里当官的，都是辛苦赚的钱吗？”
　　在部长大院里，他喜欢跟许多小阿姨接触，连管道检修工人也要想办法接近。他管这些人叫“基本群众”，强调基本群众是最要紧的，“共产党员就是要联系基本群众，而不是去联系那些大款”。
　　部长大院建于1980年代，集中住着国务院各部委要员们。马宾并不喜欢这个有警卫站岗的住宅区，认为这里面住着的差不多都是一些大官、大款和大腕。当年分给他房子，他就很有意见，结论是这里面高官云集。
　　“做官怎么会好呢？进城后一些领导人都住得很好，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作风根本就没有了。住到这里来还能干什么呢？”
　　63年前，正是由于紧密联系和团结群众建立基层政权，在林彪、陈云等人领导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系统内，他成了模范人物。在《环行东北》一书中，军旅作家刘白羽以专门篇章写了这个“唯群众”的人。
　　解放后，在鞍钢担任总经理。不能接受苏联式企业的厂长(经理)独裁管理制，转而推行政治挂帅、大搞合理化群众运动，发动工人参与企业治理。通过这种办法解决了很多问题，他的办公室里也出现“不知多少‘永动机’的发明、建议”。马宾却坚信，这是在正确处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如果不依靠群众，贪污腐败问题是不会解决的”。
　　1960年春，毛泽东亲笔批示要求全国各地认真学习鞍钢做法。毛泽东还将之赞誉为“鞍钢宪法”。
　　“文革”开始后，他却成了运动对象，被拉到沈阳的单人监房里囚禁5年半。要不是周恩来和陈毅分别出来证明，保他清白，不明真相的群众说不定就会要了他的命；或者如果不是邓小平后来亲自点名起复委用，他也可能被这场运动彻底淹没。
　　但他对这段历史没有什么抱怨。
　　“我当然冤枉，可群众要求审查我的历史，他们怎么对待我都是对的。”
　　现在的群众，对这个擅走群众路线的老头已经陌生。1999年元月，86岁的马宾到红四方面军根据地四川老区搞调研，一身打过补丁的新四军旧军袄。老区群众看见了，不相信这个穿着寒碜的老人是老干部，说，“老干部好几千块钱一个月呢，怎么会连衣服都穿不起，别是个假的吧？”
　　本刊记者两次访问，见他穿的都是带有鞍山钢铁公司字样的白灰色旧工作服。说是鞍钢工人怀念他，改装时特意赠送的。
　　这种情形连马宾原来的司机都被逗乐，偶尔打趣他说，“马老，你完全是不响应党的号召。党要扩大内需，你一件衣服穿这么多年，还怎么扩大内需啊？”
　　信徒们
　　“左派有可敬的人，右派也有可敬的人。如果都像马老这样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都是值得尊敬的。”李森说，“现在最坏的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就是腐败分子集团。”
　　李森与马宾往来已有13年之久，他原来是西北某军区一位上校衔团政委，每年休假都会在马宾家里住上一个月，跟着他起居、学习。这种环境全然不同于每天在官场中吃吃喝喝迎来送往。折服之余，他不想在官场里继续行尸走肉。不久前，转业回到了北京，计划干点有意义的事情。
　　“我能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历史的本质和厚度，没有任何雕饰。”李说，“不跟这个老人接触，我就会沉迷在过去那种生活中。”
　　结识马宾后，他们每年都要举办一场晚会，内容大致与纪念毛泽东有关。马宾在腿未断、耳未聋之前，必然参加。且每每即席高歌，唱的都是红色歌曲。
　　那些因共识而在他身边聚拢的人，除了退役军官李森，还有游战洪和张宝印。
　　游战洪与马宾往来的年头，与李森相仿。一个30多岁的清华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1994年，热衷反腐败探索的一老一少偶然结识。第一面就让游战洪吓一跳，马宾拿出那种500字方格稿纸边听边记，最后和他谈了七个问题，要求继续研究。
　　那次谈话，被游战洪一字不落记在发旧的记事本上。马宾当时希望找出社会主义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和危害性与古今中外腐败有何同异，以及治理经验，并质疑公检法等反腐败机构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当这些机构陷于空转难以反腐，他又问可不可以动用军队，或把依靠法制和依靠群众结合起来。
　　这些问题超出了游战洪的专业范畴，差点把他吓跑。马宾建议他从金融大案搜集分类入手，找出发生在中国的1000个金融案件，总结问题，找出对策。那一次，游战洪找到800个案例，编目归类之后，装订成五大卷，用自行车驮到马家去。
　　马宾要求他多装订几套，送给中央主要领导看。游战洪就又装订了两套，贴进1000多元。那时他每月工资只有600元，有些心疼。马宾问他，“钱是怎么解决的？”他说，“向你学习啊，自己掏腰包。”马宾乐了，“你看，我们这才是真正反腐败。”
　　那天高兴，他奖励游战洪吃了两个烧饼。
　　对于反腐败，归根结底，马宾认为就像对付市场化之下的不公不均和国企转制一样，只有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才能根治。他开出再来一次“文革”的药方，但游战洪对这个号召出现了摇摆。
　　“‘文革’10年是一场浩劫，不堪回首，发动第二次，不会有人答应。”游说，“我建议借用内容，但不打二次‘文革’的旗号。”
　　马宾不同意。两个人在电话里吵了一场。老头说，“行了，以后我们各走各的路。”“啪”一声挂了电话。
　　这样坚持，是因为“唯物主义者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是马宾惯常表态用的两句话，另一句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不懂得像游战洪那样变通。
　　张宝印对于马宾的支持更为出众一些，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的。听说吴敬琏发表了一篇对马宾不利的文章，他被激怒了。
　　“我想找到‘吴市场’那篇文章，”他说，“我想组织批判他。”
　　75岁的张宝印，原是海军装备研究院科技委的委员，16年前即与马宾结识了。比游战洪、李森等人年长许多，又经过革命年代，这使他与马宾拥有“共同的信仰”。
　　“我不是他忠实的支持者，而是他的信徒。”
　　“人民”的观念、“阶级”的观念、“公有制”的观念，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根本性的东西，现在却痛心已经“淡化了”，“不提了”，“不要说马老不赞成，以我的经历我也不赞成”。
　　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为了他们的事业，有时会掏钱支持左派的网站，比如“乌有之乡”。这个被吴敬琏讨厌的著名网站，只靠卖点书、收取会费或接受赞助支撑运营。马宾对上面的一些文章很欣赏，经常让阿姨打印下来供自己阅读。他自己写的东西，网站也会拿去用。
　　张宝印坚信，全世界最终必将实现共产主义。他也希望别人都相信这一点。然而在他欣赏的年轻人游战洪那里，则没有这样的鼓舞。游自认和李森是马宾身边最后的年轻坚持者，要是老头哪一天不在了，他就要做退出江湖，回家种地、养猪的打算。
　　“现在是越反越腐败。我有点悲观，马老知道会骂死我的。”这个蓄着满腮帮胡子的中年男人说，“马老的思想如果被采纳，自上而下发动群众，可以主动解决一些问题；如果不被采纳，历史也是滚滚向前，最后又回到起点。历史就是这样，很可悲的。”
　　30年社会变迁，市场化激流奔涌，就像惊涛骇浪下面一粒离开原地的砂石，谁也不知道马宾是否还有机会回到他的彼岸。
　　他真的老了，以致只有趴在耳边大声喊话，或通过纸笔才能进行交谈。二次访问完毕，道别前，他毫不犹豫地给记者签上一句话——“学习毛泽东思想，为人民服务。”
　　落款的时候，却怎么也想不起年份来了。伏于桌前，按着纸笔，他费力地问，“今年是二零零几年了……”
　　“2009年了”，一旁的阿姨回答。此时窗外，阳光正好。

如果刘汉黄是个黑人弟兄，活在据说特别注重“人道主义”的美国，甭说是杀了几个公司白人主管，即使当场不吃美国警察枪子，而后这样“带有人情味”的判决结果，几乎也是不可想象的。谁说天安门城楼高悬毛主席的画像，只有象征性意义呢？必须挂着，还是不许再挂，还是大不一样的。

下一步，是否应该根据公认的案情证据，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立国原则和刘汉黄应该被确保的公民权利和工人阶级一员之法理地位，追究悲剧发生之前有关方面长期实行向资本家“政策倾斜”的违宪行径、并承担全部经济赔偿责任？

后退一百步，即使不按共和国宪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大纲办理，就按孙中山先生所强调、前国民党政府也从没否认的“扶助工农”之政策办，黑心的台湾资本家敢不敢对伤残后的刘弟兄如此欺人太甚、为所欲为？显然不会！

因此，必须追究东莞地方政府在这件事上的违宪违法责任。把巨额经济赔偿重担压在穷人头上，既不合理，也不可行。治国必须治吏！——按照宪法明文强调必须坚持的毛泽东思想衡量，肉体消灭几个资本家或资本家的走狗，并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管律师劳苦功高，相信定会再接再厉，不仅给刘弟兄及刘弟兄所代表的几千万农民工争一个公道，也给中国经济真正走上科学发展道路、并从“节制资本”角度切实有效缓解中国社会矛盾冲突，树立一个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标志性历史记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一答李宪源先生问: 毛时代工人阶级是否具有领导地位？

李先生在此问题的判断主要有两点，一，毛时代在“国家权力的分布形式和实际运作方式”方面有过体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非凡努力；二毛时代的“国家权力的分布形式和实际运作方式”有利於维护强化工人们当时所拥有的“经济和政治特权”。据此，可以认定在毛时代工人阶级“实际掌握国家权力”。

我的回答是，中国工人阶级从事就没有实际掌握国家权力，“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是个僞问题。

一、中国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这一点，我在《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已有较全面的分析。其基本要点是：由於中国工业化独特的道路，中国産业工人自産生起就因受到帮会组织的控制而欠缺自组织经历和阶级意识认同。因此，当他们成爲革命党人反抗旧体制所依靠和动员的物件后，他们的阶级意识就被赋予了许多超越其阶级本来意义的政治理想，其组织化程度也因受到政治动员的制约成爲了高度政治化的革命工具。简单地说，中国産业工人从来没有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一个没有阶级意识的社会群体，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阶级。
二、1949年后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党。在我看来影响到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政党主要有两个，即国民党和共产党。从本质上来看，这两个政党都是崇尚革命的政治集团。虽然他们曾经有过黄金般的合作期，但最终由於在进行社会动员方式和手段上的分歧而分道扬镳。因爲，国民党的主体是中上层知识精英，动员的物件是社会中上层权力阶层和资産者。它进行的是精英动员。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下，社会精英是无法实现对全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的整合的。因此，国民党最终也就无法建立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共产党的核心是中下层知识份子，动员的物件是工农，进行的是底层动员，是利用工农的力量来实现其建立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目标的。共产党要想将工农纳入到社会运动之中，并服从建立民族国家这一宏大的革命目标，就必须要寻找到能够动员工农的理论武器。以建立一个公平共産的社会爲基本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斗争学说是最符合底层动员需要的。因此，在十月革命感召下，革命的共产党人也就按照列宁主义的基本要求，以求引导当时已广泛存在的以维权爲目标的工人反抗运动向阶级斗争方向发展。爲此，他们宣称自己是寻求工人阶级解放的政党。这种解放不仅仅是对工人作爲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护，而主要是将其理想化爲“解放全人类”这样宏大的目标。但是，中囯共产党最后并没有依靠工人阶级打下江山，而是依靠农村暴动夺取政权的。而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共产党实际上是一个农民党。这一点中共高层有过比较明确的认识。刘少奇就指出过工人阶级与共产党之间的区别。他说：工人是必须依靠的。但工人是否可靠呢？马克思主义认爲，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这是一般说的。具体地说，则还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使工人阶级完全可靠。如我们疏忽，不做工作就去依靠，那是靠不住的。但共产党最终还是选择了“工人阶级”这个旗号。对此，我在前帖有过全面的分析。可以参读。
三、在毛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代，工人享有的某些政治和经济特权，是相对於被无情剥夺的农民而言的，只不过是在具有十分政治意义的身份制下享受了某些家奴式的庇护。对此，有学者曾明确指出：这种身份制具有经济利益的等级序列化、劳动关系非契约的行政配置、强制性的人身依附及超稳定的刚性结构这些特点。它一方面让工人因此获得了“国家的工人”这种身份，得到了国家某些庇护。另一方面使工人失去了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工人被结构化成了国家工厂里的“镙丝钉”。请问，那些没有基本人身自由而依附国家权力的“镙丝钉”可称爲统治阶级吗？

李宪源的评论
April 7th, 2006 at 8:51 pm

伙夫欲使上述主要论点站得住脚，需要解答几个概念定义性的问题：

一、中国工人“阶级本来意义的政治理想”是怎麽界定的？应该包含哪些、不包含哪些、根据哪一种标准来筛选裁决？

二、根据“一个没有阶级意识的社会群体，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阶级”的说法，对照国内外学术思想界公认的解释，所谓“阶级”的真正含义又是什麽？

三、在高度注重分工合作和集体主义精神、坚决排斥“弱肉强食、物竞天择”个人竞争机制的社会主义特定运作框架下，一个阶级中大部分成员是否具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能够成爲判断这一阶级在整体上是否具有“统治”地位的标准吗？

四、依照你所接触到的老工人来看，他们觉得走资制度下毫无职业保障的甚至经常不读任人宰割的“自由择业”，与走社制度下甚至可以世代相传的“螺丝钉”式的“铁饭碗”，哪个更带有“做牛作马当奴隶”的感觉？或者，就按自由主义的标准来客观衡量好了，哪一种就业制度就总体而言，更容易实现和确保工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收益？

伙夫,的评论
April 8th, 2006 at 6:59 am

二答李宪源老师:关於阶级的意义及中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相关问题.

下面是我在一书中的分析:
汤普森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则是英国乃至欧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代表作。这部著作研究的是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的历史，因爲“它帮助人们重新想起工人阶级在自我形成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苦恼、英雄事迹和理想追求”，使它成爲了“生气勃勃、有很高价值的历史著作，其中许多鲜明的观点，对当代衆多的正统观点提出了重大挑战。” 汤普森也因此获得了世界性的荣誉。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部著作中，汤普森用非常精辟的语言，表述了自己关於阶级和阶级“形成”的理论。他认爲：

“我说的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

在汤普森看来，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就是认同过程，是寻找自己身份的过程。工人阶级与阶级意识都是历史的産物。

当一群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産生了。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入。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如果说经历是可以预先确定的，阶级意识却不然。我们可以说具有相似经历的相似职业集团对问题会作出合乎逻辑的相似反应，但决不能说这里面有“规律”。阶级觉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以相同的方式出现，但决不会有完全相同的方式。

虽然大批的农民涌入城市成爲工人并与机器爲伍，但是当他们还在宗教教义中表达自己的愿望，认爲自己与雇主还同属於上帝的子民，还沈醉于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梦想时，他们还没有形成阶级。光有物质利益的对立或社会存在，还不能形成阶级；只有当工人们意识到这种对立，而且意识到这种对立构成现代社会中人的关系的主轴时，阶级才産生。也就是说，阶级包含著集体认同或集体身份的确定。

“如果让历史停留在某一点上，那就不会有阶级，而只会有一堆人加上一堆经历：但如果在社会发生变化的一个适当的时间段上观察这些人，就能看到其相互关系及思想与建制的模式。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因而归根结底是它惟一的定义。”

可以说，汤普森的这些观点，对於中国的学者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爲，长期以来，中国政治界及学术界对於阶级的划分都根据列宁有关阶级定义。这个定义认爲：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産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産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於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
“通常所说的阶级究竟是什麽呢?这就是说，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全部土地，那就有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拥有工厂，拥有股票和资本，而另一部分人却在这些工厂里做工，那就有了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

中国的学者一般将列宁这一定义中有关“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産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界定爲“经济上统治与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地位不同” ，因此，就将“阶级”抽象成爲了一种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对此，汤普森给了我们这样的解释：

有一种说法很有诱惑力，即假定阶级是一个“东西”，但在马克思自己的历史著作中，这并不是他的本意。然而这个错误却使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受到损害。有些人说：“它”，即工人阶级，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几乎可以用数学方法来精确测定，例如有多少人对生産资料是处於某种关系之中等等。一旦这种假定确立起来，阶级觉悟也就推导出来了：如果“它”适时地了解到自己的地位和真实的利益，那麽“它”就应该有阶级觉悟(但实际上却很少有)。这里有一个文化上的上层建筑，通过它，人们极缓慢地意识到这一点。这种文化上的“落后”与走形使人不能容忍，所以就很容易産生某种替代的理论，即党团派系、理论家等等，由他们揭示阶级觉悟。但这种觉悟并非现实中的觉悟，而是理论上应该如何如何的觉悟。
由於把肤浅的阶级概念强加给马克思，而这种概念又很容易被击破，於是就有人说：关於阶级的任何概念都是胡思乱想出来的，是强加於证据之上，而阶级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另一种说法则靠一个奇妙的转换把阶级的动态观点变成了静态观点：“它”，即工人阶级，是存在的，而且可以多少准确地界定爲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部分；但阶级觉悟却不是个好东西，它是精神不正常的知识份子发明出来的，因爲，在发挥著不同“社会功能”的集团间破坏其和谐共存(由此而延缓经济成长)的任何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失调现象”。问题应当是：如何才能最好地“处理和疏导”它的抱怨。

按照汤普森的解释，工人要成爲一个真正意义“阶级”，应该有一个“阶级经历”和“阶级觉悟”的过程。现在的问题是，共产党的革命动员是否帮助工人阶级找到了其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意识”呢？对此，我们可以从安源路矿大罢工胜利后，共产党领袖们所提出的主张和争论获得足够多的资讯。

李宪源的评论
April 8th, 2006 at 12:31 pm

很赞赏伙夫不受干扰、继续题对题认真讨论问题的态度。

有关汤普森和列宁的阶级论述，各有其长处与短处，这需要我们对照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状态和现状，加以慎密对照分析和比较，不下轻率结论。这看来是要下大功夫的活计，尤其不要忽视毛刘对中国工人阶级的认识差异及其引发的一系列不同历史后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作所摘引的那段有关中国工人阶级可靠性的刘少奇语录，很有历史价值。鄙人所提四个问题，看来可以理论结合实际的维度上，放在一起深入讨论之。

以下是我昨晚有关衡量毛时代工人阶级真实地爲的补充发言，怎麽也贴不上；今天补上。也许可以作爲用事实来检验理论的一个参考，而不是习惯用轮换交替的理论来裁剪事实。

————————————————-
文化研究论坛 热风 2006-4-8 12:09:00

这两天在海外《多维博客》http://blog.chinesenewsnet.com/wp-comments-post.php 与出席美国耶鲁大学相关专题学术会议之社科院人士于建嵘，持续讨论中国工人阶级历史处境和前景出路话题意兴正浓，却突然无法继续进坛发贴；暂时存稿与此：

就第四点再作重要补充：

所有亲身经历过“社会主义铁饭碗”制度的人士，如果认真回顾和仔细审视自己和亲朋好友的当时情形，其实会发现：当时工人大部分成员其实并不存在“自由择业”的强烈要求，所谓“隔行如隔山”，“步生不如步熟”……；就绝大部分并不具有特殊权力背景支撑保护之工人所作的自我利益分析评估来看，离开人际关系非常熟悉的甚至是从父母那里顶替来的工作职位和环境，自由辞职去陌生单位环境求职，在通常情况下显然并不符合自己的切身和长远利益。

而对极少数确有强烈“自由择业”愿望而又具有相应意志与能力的工人来说，最终能够达到“自由择业”目标的概率，一定不低於当今中国甚至美国加拿大非经济性考虑所达到的重新择业概率。不信可以粗略估算一下七八十年代活跃在各类文艺体育教育各行各业的著名青年作家画家、歌手诗人、文艺演员、运动员、记者编辑、教师和遍布城乡的赤脚医生与企业医疗所人员，以及各级党政干部……等，有多少是从底层普通工人农民的“家奴”职位转变过来的？

就拿本人情况来说，1970年参加工作时受当工人吃香、当技术工人更加吃香社会思潮影响，第一志愿就是想当汽车修理工，却给分配当仓库保管员。表面不得不服从，行动上却一直是“不安心本职工作”闹了好几年别扭。几经周折，在八十年代初调升非常吃香的汽车调度员之前，最后几年还硬是给我当了几年汽车修理工。在当上汽车调度员之后，又称个人之愿被借调无锡市交通局交通科干了一段时间。而后又自学外语考入了无锡外贸，短短两年内就凭出口业务实绩升任业务经理。值得提醒的是，这可都是在被贬爲“家奴制度”的“社会主义铁饭碗”人身束缚制度尚在正常运作的年代和本人出身历史反革命家庭、全凭有关借调单位对我的个人能力品质之调查了解，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自由择业”转移。而作爲知青下乡的我兄，在选择回城顶替我爹退休进无锡印染厂当电工之前，已经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农村代课教师。而一旦当上了伙夫所看不起的“家奴”，是“努力爲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也罢，是一心想“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也罢，他就从来没有想过要争取“自由择业”的“基本人权”；而是一个劲猛干，一直干到成爲几千工人之大厂工段长的位置，干到成爲无锡市曾经拥有数十万职工的纺工系统“先进生産者”，干到在七十年代末就引进西德先进印染技术、全市全省有名创利创税全民所有制企业大户被“改革开放”蛀虫们淘空最后一份资産而彻底破産！

也只有在这时候，双双“下岗”的吾兄吾嫂，才获得了中国“改革开放”理论家思想家和权力推行者们，终於爲中国工人阶级争取来的“自由择业”权！——我不得不代他们狠狠地说： Thank you all so much! 同时不能不记起寒竹君再三强调的要点——中国的理论家们，不要以爲中国的工人们浑浑噩噩、毫无个人主见和自我阶级意识，需要你们前去啓蒙、指点并从万万要不得的“虚假意识形态”中去拯救出来！我这个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处境也有深切体验的昔日中国“工人弟弟”，从千千万万像我兄嫂那样的阶级姐妹兄弟们从“家奴”到“自由”的翻天覆地变化中，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整体处境爲何沦落到目前这种无权无势无说话发言地位的来龙去脉和根本原因，实在是看得太清楚了！

伙夫在国内一定听说过“郑州四君子”事件吧？就是我兄嫂那样年龄的基层工人大哥大嫂，你如果能读到他们在毛泽东纪念像前散发的导致他们锒铛入狱的传单，你才会真正从平等的、甚至不得不对之仰视敬仰的地位上，真正理解什麽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和自觉的阶级意识！这就是我在电话或邮件联系不被切断时跟他们交流思想时的真切感觉！——我想，一定跟你下井去安源煤矿工人中进行采访交谈时的心境感觉存在巨大差别吧？

从我必须在电话交谈中认真听取葛大姐（“四君子”之一、“首犯”张耀宗之妻）的批评指点劝告，对照你不得不提醒基层工人交谈者们不要把你错当“高层来使”和“钦差大臣”的事后陈述，你不觉得这是值得你深长思考反省的一个巨大差别吗？

伙夫,的评论
April 8th, 2006 at 2:20 pm

三答李宪源先生问：怎麽才能有效维护中国工人阶级的正当权益？

读了李宪源先生的大作和回帖，爲李先生对中国工人目前所处状况所给予的关切深爲感动。事实上，我在《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指出，改革开放使革命失去了合法性，作爲革命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所拥有的神圣光环也随之消失。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急剧变迁，把泛化了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割裂成爲了不同的群体；作爲工人阶级主体的産业工人在社会资源分配体制上的弱势地位也成爲了不可否认的事实。我想对这一基本事实，我与李宪源先生的判断是共同的。我们要争论的也许在我们要保护工人阶级的什麽利益，如何去保护的问题。
我认爲，中国工人的正当利益是作爲劳动者的正当利益，而不是作爲“统治阶级”所谓政治和经济特权。我之所以认爲中国工人阶级应从虚幻的“统治阶级”的迷梦中解放出来，就要在“劳动者”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就要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大旗下重新组织自己的阶级队伍。我在《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分析说，在一个群体高度分化和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如何实现权力、资本和劳动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均衡，是一个极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无论人们如何选择，在我看来，保护处於弱势的劳动者的利益是现代文明社会最爲基本的原则。这种保护就是多方面的。它不仅需要掌握社会公共权力的政治集团制定出明确的社会行动规则；还需要掌握经济资源的资本集团能恪守这些社会规则并赋予它符合人性的内容；更需要劳动者实现利益组织化来形成制约权力和资本的社会力量。
在目前的中国，对工人和农民这两大劳动者群体来说，认识自己的利益并寻求组织化保护，已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了。当前工人维权抗争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工人阶级的出路问题。它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如何根据自己真实的社会地位和现实利益来完成其阶级意识的建构，并在这种阶级意识指导下实现阶级利益的组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解决的重大问题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现实性要求我们有更多的调查和研究，在这里，我认爲有两点是需要特别指出的：
其一，工人要完成真正意义上的阶级认同。这首先要突破现有意识形态的制约，要把政治化的“泛工人”群体分离出去，而根据职业特徵来确定真正的工人群体；其次，就是要重构工人的阶级意识。当代中国工人的阶级意识也许有许多内容，但其中的核心思想却是肯定的，这就是，他们不是“领导阶级”，他们也不应希望自己成爲“领导阶级”；他们就是社会劳动者，他们要争取的是他们作爲劳动者的权利，要承担的是他们作爲劳动者的义务。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工人的真正利益就是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在当今世界上，劳动者的权益是有比较明确的标准的，这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也应是现代中国社会应恪守的准则。如何保护工人作爲劳动者的权益，应成爲当代工人政治的主体内容，甚至可以说，这应是当代中国工人行动的指南。如果偏离这个目标，就有可能使工人沦爲新的政治工具。
其二，工人要实现利益组织化。工人要保障自己的利益，就需要有围绕这些利益的组织。这是当前中国社会高度敏感的话题。在中国的主流意识和当政者的决策理念中，如何最大限度控制社会组织资源一直被视爲最爲重要的工作方向。爲此，他们把一切企图实现群体利益组织化的行动视爲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甚至定性爲危害统治的犯罪行爲。显然，这是错误的。在我看来，利益组织化对於社会稳定来说是把双刃剑，它可以爲反体制准备力量，但它同时又可以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对目前的中国来说，让工人和农民有自己的利益组织是工农的基本权利问题，而且对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是有益的。当然，工人的利益组织化，对中国现有的工会组织会提出严重的挑战。它如果不能通过改变自己来真正满足工人的利益要求，就会被绝大多数工人所遗弃。同样，对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更富有挑战性。因爲现实已表明，革命年代的政治承诺与发展主义价值观及现行的政策性选择之间存在著十分尖锐的冲突，并使执政者在维护历史道统及其合法性和承认社会现实及顺应历史潮流之间难以抉择。

发表名的评论
April 8th, 2006 at 4:41 pm

伙博说:”当代中国工人的阶级意识也许有许多内容，但其中的核心思想却是肯定的，这就是，他们不是“领导阶级”，他们也不应希望自己成爲“领导阶级”；他们就是社会劳动者，他们要争取的是他们作爲劳动者的权利，要承担的是他们作爲劳动者的义务。”

既然你也认爲中国工人阶级是社会劳动者，那麽，这些爲中国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劳动者爲什麽连要当领导的希望都不应该有呢？是身份不配，还是无能？

如果中国工人阶级“不应希望自己成爲“领导阶级””，农民兄弟是不是也“不应希望自己成爲“领导阶级””？那中国由什麽阶级来领导呢？不管由你可能挑的其他的什麽阶级来领导，肯定都是少数。那这不是同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精神、立国精神背道而驰的吗？

按阶级来划分中国社会是不是过时了？是不是要有新的理论来解释和指导？如果是，除了尽量准确引用西方的理论、方法和准则外，你认爲中国的学者有能力说些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提炼出别人没提炼出的概念，建立别人没有的理论、方法和准则吗？还是最终还是得由西方的理论、方法和准则来解释和指导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寒竹的评论
April 8th, 2006 at 4:48 pm

按照伙夫的意见，中国的劳工阶层首先要还原自己的真实身份，其次是建立自己的有效组织形式，这样工人才能有效地捍卫，争取自己的权益。一句话，既然中国是在全面向资本主义过渡。中国的工人当然也要采取西方工人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但是，这只是从表面上和理论上来构思中国的工人运动，从逻辑上来看，似乎不错。但从根本上看，确乏现实基础。
从根本上说，近现代的工人运动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个批判和限制，在西方，尤其是欧洲，这是一个基本历史事实。西方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稳步的，改良式地走到今天这样比较成熟的状态，是和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分不开的。而在今天的中国，正是主流社会狂热拥抱自由资本主义的时期，这一点是由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短期内不可能停息这种自由资本主义热潮。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的劳工运动不可能违背西方各国劳工运动的普遍规律：即只有在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找到自己在社会衆应有的位子。所以，中共党内的社会主义基本教义派最终必然和劳工运动合流。而以维权，主张民主，在政治法律上爲劳工讲话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由於在基本立场上拥抱自由资本主义，最终会被劳工运动所抛开。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改革是进入了多事之秋，中共的改革受到左右两方面的强烈攻击，“物权法” 的流産就是一个明证。但是，深一步分析会发现，中国的发展使得中国政府居於非常有利的一面。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中国民衆对中国政府，中国的经济政治现状的批评力量已经开始正式分化。而这种批评在此之前是合而爲一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自由化运动，尤其是89年由学生发起的民衆运动，自由主义的知识精英和城市工人及党内社会主义的基本教义派在批判邓小平模式的改革是基本一致的。后来社会主义基本教义派发现运动可能会导致共产党垮台，才不得不和邓站在一边，但在他们心中并不认同中国的改革。
但在今天，社会主义基本教义派和主张民主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分化已是泾渭分明。双方各持一端对中国现状发出批评。但社会主义基本教义派对中国的现政权并 不构成真正的威胁，而自由主义知识份子除了在知识文化界尚有影响外，正在被边缘化。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大旗被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拿走了，底层的劳工群衆正在开始被社会主义基本教义派一点一点拉走，剩下的就只有作爲社会良心的知识份子对各种社会不公进行批评而已。

发表名的评论
April 8th, 2006 at 5:17 pm

“一句话，既然中国是在全面向资本主义过渡。中国的工人当然也要采取西方工人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的劳工运动不可能违背西方各国劳工运动的普遍规律：即只有在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找到自己在社会衆应有的位子。”

这正是中国人的悲哀和无能之处：除了在西方国家后面亦步亦趋外，想不出其他办法。

伙夫,的评论
April 8th, 2006 at 5:29 pm

回发兄,我认爲,所谓领导阶级或阶级专政是建立”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政治哲学基础上的.在现代社会,国家政权更应是社会各群体利益的协调和表达机构.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有两个基本前提,其一,民意的充分表达,其二是法律的权威性和超然性.也就是说,国家政权构成及所制定的政策可以受到一定社会阶级的影响和制约,但并不代表这个阶级的整体领导著这个政权.事实上,政治从来都职业政治家的天堂,所谓阶级的领导只不过是对职业政治家的选择和制约.像文革时期那样通过王洪文式的工人政治家来领导国家建立的”工人阶级专政”注定是一个政治迷梦.

发表名的评论
April 8th, 2006 at 5:46 pm

那就是说：的确要有新的理论来解释和指导中国，而且是一个或几个同过去近一个世纪在中国通用的理论相比，变化得很大的理论。

那你觉得中国人有能力自己说出这些理论来吗？还是最终还是得由西方的理论、方法和准则来解释和指导中国人如何构造自己的国家？

另外，伙博说：国家政权构成及所制定的政策可以受到一定社会阶级的影响和制约,但并不代表这个阶级的整体领导著这个政权。事实上,政治从来都职业政治家的天堂,所谓阶级的领导只不过是对职业政治家的选择和制约。

那您的意思是不是：人民当家作主是个迷思，现实世界不存在，就象大公无私一样？

伙夫,的评论
April 8th, 2006 at 5:51 pm

回寒竹兄.
我同意你对中国目前社会形势的判断,但不同意你对伙夫观点的解读.因爲,我并不认爲中国的劳工运动只有”采取西方工人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在我看来,中国目前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劳工运动.这一点,在我的主帖中已有过分析.爲何这样确定呢,因爲中国工人目前所进行的维权抗争只是具体权益性的抗争.虽然数量多,面方,但由於这些维权抗争的诉求目标是明确而具体的,工人们关注的因具体事件而侵害的具体权益,因此,他们不可能在统一的旗号下集合起来.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在维权抗争时所使用的武器是执政者长期宣传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这样的政治迷梦.我曾经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把这称之爲执政者的”政治遗産”.继承这种政治遗産的历史性后果应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严重的则是制约了工人的阶级意识真正的发育.而如果工人没有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那有真正意义上的劳工运动呢?
这种状况,也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劳工运动之路.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及现代政权意识的发育,也就决定中国劳工不可能再走历史的老路.那麽,路在何方呢?世界劳工组织所阐述的某些权益及所宣称的抗争方式,难道对中国工人来说不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吗?因爲,在伙夫看来,世界劳工组织所宣示的标准和经验应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李宪源的评论
April 8th, 2006 at 6:07 pm

对《二答关於阶级的意义及中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相关问题》的初步感觉：

汤普森所强调的“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以及他所批评的“有一种说法很有诱惑力……但并不符合马克思本意”的阐述，与列宁所定义的“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産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産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於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并不存在根本对立。不知伙夫何以産生两者彼此对立的解读？困惑。至少从所引中文逐句推敲，我是看不出来。倒是引文自身在一会强调可以把“阶级”看成“某种东西”，一会又强调不能“假定阶级是一个东西”上，”存在明显的相互矛盾之处。我猜，所以出现这类歧义和含混之处，可能是英文翻译文本的问题。

当然了，如果伙夫能援引表达精确的英文原句，证明汤普森所说的“某种东西”，与列宁（并非出自其发明创造而不过是对马克思之前早就存在之）阶级定义的概括，确实具有性质对立的涵义，我们就需要对照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认真审视哪一定义更贴切；而非按照两者哪个更受当今西方主流认同预设结论。

但就伙夫所援引之汤普森的有关论述看，汤强调“工人阶级与阶级意识都是历史産物”，而非“工人阶级是阶级意识之産物”，这跟“光有物质利益的对立或社会存在，还不能形成阶级；只有当工人们意识到这种对立，而且意识到这种对立构成现代社会中人的关系的主轴时，阶级才産生”的结论，显然无法自恰。

更爲合乎逻辑的判断，似乎应该是：作爲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经济关系之産物的阶级，其自身客观存在与否，跟是否具有“自我集体认同”或“集体身份的确定”，并无直接关系。换句话说，一个人处於沈睡或苏醒状态本身，并不构成判断此人存在与否的依据；我们只能判断这是一个沈睡者还是一个意识清醒者。只就高度应合了马克思有关工人阶级是处於“自在状态”还是“自爲状态”的重要区分。

总而言之 ，从伙夫摘引的汤普森言论，联系对照安源路矿大罢工的情况，我很难看出两者与有关“两个虚假意识”之结论的内在逻辑和依据来。不仅跳跃性太大，对照大作披露刘少奇之保守姿态与路矿工人领袖的“激进”姿态，结论似乎也不利於作者想要表达的本意。

寒竹的评论
April 8th, 2006 at 6:09 pm

同意伙夫兄所讲的用世界劳工组织所阐述的某些权益及所宣称的抗争方式。但如你所讲，工人要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那麽，什麽是工人的阶级意识呢？在市场经济中，工人作爲一个阶级，必然是和资方相对立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爲社会主义对工人有著致命的吸引力，而社会主义和世界劳工组织所主张的工人权益是一致的。相反，在经济上主张自由资本主义，仅仅从政治法律层面来爲工人说话，很难真正得到工人的认同。不知伙夫意见如何？

老天的评论
April 8th, 2006 at 6:23 pm

开始不明白伙夫了.你不认爲中国的劳工运动只有”采取西方工人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你看来,中国目前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劳工运动.是因爲他们在维权抗争时所使用的武器是执政者长期宣传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这样的政治迷梦.那麽打破这迷梦,正道不就是西方工人的路?
你说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及现代政权意识的发育,也就决定中国劳工不可能再走历史的老路.不正该相反?
最后你说世界劳工组织所阐述的某些权益及所宣称的抗争方式,难道对中国工人来说不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吗?世界劳工组织的原则不基本来自西方工人的维权方式?

寒竹的评论
April 8th, 2006 at 7:08 pm

老天这个推论是合逻辑的。打破了工人在“意识形态” 上的迷梦，还原自身的原位，要维护自身的权益，只有走西方劳工运动的道路。只是说，在中国的现实中，这种运动的具体形式有所不同。
伙夫这部著作化了很多心血，在中国也有开创作用，其积极影响将是巨大的。爲中下层民衆的权益讲话，也是我的基本宗旨。本人还没看到原著，只是从网上知道伙夫观点的一些片断。我只有一点小小的看法，即在中国研究劳工问题，社会主义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上。当然，这里讲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指中国80年代以前的那种极端主义。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中国也不会在走五六七十年代的老路。但工人运动仍然难以离开社会主义，西方如此，中国也难以例外。此意见仅供伙夫兄参考。

伙夫,的评论
April 8th, 2006 at 7:09 pm

老天兄,我之所以不认爲中国的劳工运动只有”采取西方工人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关键是”只有”.因爲中国的劳工状况和国家的政治法律状况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其中最爲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没有真正的代表劳工利益的组织,但却有一个宣称三个代表的”工人阶级政党”.这是其一.其二呢,而这个政党的建立方式及所拥有的精神资源都是来源於西方的(列宁主义也应是一种西方精神).因爲在我看来,西方工人的方式应包括了列宁主义方式.
正因爲如此,我才说,不”只有”.

伙夫,的评论
April 8th, 2006 at 7:19 pm

我当然同意寒竹兄关於在中国社会主义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这样的判断.因爲,它是我们现行制度的标签,同时又是我们社会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但是,我感到要特别提醒的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非常模式化和意识形态化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再去举起这面大旗,就会産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因此,我的意见是,把工人的权益法律化,通过制度性的努力来实现工人权益的保障.

    这段时期为怎样才能有效救援刘汉黄的话题，书信繁忙，与刘的律师与“红花草”机构人士探讨争论得不亦乐乎。管律师和刘军最常用的口头禅，就是“我（们）只考虑如何保住刘汉黄的小命！……”言下之意，凡跟造成千千万万类似刘汉黄可悲命运、但跟捐款赎命本身无关的整体性社会政治考量以及必须采取的行动对策，均不在他们的关注考虑范围之中。而在我以及在很多左派乃至丛亚平何慧丽一类更愿意认同现行体制和“改开”路线的中间派看来，刘汉黄失臂却得不到应有经济补偿而被逼上死路的个人遭遇，恰恰是跟共和国这些年来被纳入的资本全球化经济结构与分工地位，具有本质性的因果关联！我们该怎样确立救援一个无辜受害者的正确动机也好，喋喋不休为怎样救助更有效争论得脸红耳赤、势同冠仇也好，切莫不要只见树木而忘记森林。有的时候，在一个小局部看，跟一个总体范围看，原有的分歧点会显得无足轻重。而一旦认清中华民族在整体上正面临怎样的危机危险，看清想方设法要化解阻止危机危险爆发的力量是哪些人，反其道而行之的那股力量又是谁，那么面对每一个反映两种力量相互较量搏斗的重要事件，应该采取什么具体做法和相应立场，一下就会变得洞若观火！换而言之，任何些微的改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局的改变。而任何大局的改变，也有赖于些微处的改变，必须是有利于促成必需的大局改变，而不是用机会主义的态度去固定甚至强化不合理的某种大局。

应慎出扩大吸收外资的政策——对我国吸引外资政策的反思

丛亚平

　　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引进外资的绝对数值有所降低，商务部正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稳定和扩大吸收外资的的相关政策，并酝酿启动外企在A股市场上市；发改委外资司也在就十二五规划中的鼓励外资政策进行研究。

　　面对外资已在中国占有越来越强的控制地位，我国不应再制定盲目不切实际的引资目标，更不应借此复活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原因如下：

　　一、中国吸引外资占比反而提高

　　2009年以来，我国虽然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连续数月下降，但由于降幅低于全球其它国家外资直接投资额的下降幅度，所以我国吸引外资所占比重实际是上升的。

　　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的初步估计，今年1季度国际直接投资（FDI）同比减少了54%，预计200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将比去年减少一半。而我国今年1-6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0.09亿美元，同比仅下降17.9%，其中6月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9.61亿美元，同比下降仅6.76%,而8月份同比去年还增长了7%。也就是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数量的下降远远小于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流量下降的幅度，在金融危机下，中国在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流量中所占的比重反而是上升的。

　　中国是目前全球投资环境最好、外资获利最多的地方。最新数据显示，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仍然是跨国公司挣钱和盈利比例最高的地方。这两年曾有人声称越南将在制造业部门、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成为中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也有一些外企转到越南等国。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越南经济动荡，使许多外商认识到，越南缺乏合格熟练劳动力、基础设施差及效率低下等缺陷早已有之，不稳定的宏观经济又成倍放大了上述缺陷，许多外商在越投资要么停工，要么无限期推迟，要么收缩。2009年3月上海美国商会再度调查，打算将工厂迁出中国的公司减少了一半，想在其他国家投资建厂的大公司已经重返中国。根据联合国贸发展会议（UNCTAD）8月6日公布的对240家跨国公司的有关投资前景的报告，中国仍然是外国直接投资的首选目的地，其次才是美国，再后是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不应制定盲目不切实际的引资目标，更不应借此复活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

　　二、我国现在并不缺资金和外汇

　　20年前中国缺资金、缺外汇，需要引进外资。然而近10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现在不缺资金和外汇，更不需要再继续付出高昂的代价吸引外资。中国多达2.1万亿元的外汇储备，正为如何花如何保值而伤透了脑筋，为什么还要不惜代价引进那么多外资来占领中国的市场和产业地位、损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的呢！随着美国的天量债务的不断累积，美元将不断贬值，国外资本急于用越来越不值钱的虚拟货币来置换中国有价值的实体产业，我们更不应该充当击鼓传花的最后接手，在全球放出天量货币而把实物资产价格被严重低估的情况下，拿中国的产业、中国的资源和换回花花绿绿、严重泡沫化的美国绿纸，让外资成功的实现财富大挪移！

　　对外引资要算“投入产出比”，而算下来的结果是负数。我国引进外资，外方收益率极高。例如很多外资低价购买我国银行股抛售后利润达到几倍、甚至十几倍，远远高于世界资本的平均收益率；而我们自己的外汇投出去，收益率极低，甚至赔钱（美国国债现在利率只有0.25%，美债和美元资产又不断贬值，02年到07年已贬值40%，而且美国的天量债务使美元未来还会大幅贬值，使中国的外汇储备面临巨大损失和风险）。我们引进来的外资靠着超国民待遇在国内大量赚取暴利，而我们自己手里的美元被逼迫走向境外，遭受巨大的风险和损失，许多投资甚至损失一半。里外里形成双向损失，这种严重“负效率”持续时间越长、规模越大，我们国家就被掏空得越多！之所以我国大多数工农依然贫困、中国内需始终无法拉动，这也是原因之一。一个拥有垄断优势的沃尔玛，就使中国无数企业被迫以超低几乎是没有什么利润的向沃尔玛及美国民众提供商品，而这千万个没什么利润的企业自然无法给员工发放合理的工资和劳保，更无钱投入环保！而民众手中没有也直接导致中国内需不振，形成中国长期大患。很多地方招商引资的项目，投产后利润大部分流出海外，税收也收不到多少，工人工资也很低，只有表面的GDP数字增加一些，如果再加上环境治理的投入，实际上是负数。

　　西方对中国的遏制战略已经形成，目前美国已在我国境外对中国形成了军事包围圈，如果再让外资在中国境内对我国形成经济包围圈，里应外合，我国的发展前景就很危险！目前我国经济已呈现出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这使我国未来经济的自主性和政治的独立性受到威胁。

　　三、外国资本已经控制了我国大部分行业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的进入对于中国的贸易扩张、增加就业以及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与中国对外开放之初不同的是，对外开放的收益在逐渐递减，与此同时风险却在不断增加。由于我国长达30年的开放和引资，加上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使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在中国已经形成控制和遏制之势。如果请来拾遗补缺的资本和机构一旦占巢为主，控制了中国的主要行业和利润，东道国的人民反而成了血汗工仔，这样的招商引资是应该遏制的。

　　截至2008年底，我国累计吸收FDI（外商直接投资）已达8500亿美元，三资企业已占我国工业总资产和产值的1/3以上，增速远高于国有经济。以2008年为例，占中国企业总数约3%的外商投资企业，其工业产值占全国的30%，出口额占55.3%，如果算利润，外资所占的比重更高，而外资缴纳税收仅占全国的21%。一般认定，外资在国家产业中的份额超过20%即为安全警戒线，而目前外资在我国产业中的份额已达到30%多。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利用国外资本必定要以出让本国权益或未来利益作为代价。随着外资规模的日益扩大，其向我国经济核心领域的延伸，抽空中国经济的弊端日益显着。

　　过分引进和依赖外资，已给我们经济带来很大的安全隐忧：外资通过投资并购布点，在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域，形成了由外资主导的寡头控制。跨国公司本来就在资金、技术、品牌、企业管理和市场销售等方面有竞争优势，加上超国民待遇和跨国公司的转帐和逃税优势，使我国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大批被挤垮，国内市场和要害企业大量让外资占领。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06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如在饮料、、快餐、啤酒、化妆品、肉制品、大豆食油、日化行业、水泥行业、玻璃行业、电梯行业、超市零售行业、干电池、小五金制品行业等，或呈垄断之势，或大多由外商控股；主要的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许多大的医药企业也在外资手中。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汽车制造、高速列车机车、快递行业、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了绝对垄断地位。而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快递、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例如在快递行业，UPS、FedEx、DHL、TNT四大国际快递公司在中国市场已取得支配地位。我国是一个基建大国，而水泥行业前5大企业4家却已被外资控股或参股。这还只是06年的统计，近两年，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连互联网业、水务行业、金矿开采、等重要行业也被外资大量占领。同时，外资向我国的金融、农业、零售、物流、公用设施、咨询服务等战略性、命脉性行业进行产权渗透。许多高端的金融服务市场也被外资控制，如评级机构几乎全被外资控制，高端的会计师事务所业务也大多被外资占领，大量的企业中介利润和企业机密被外资掌握。

　　跨国公司的强势还对我国机械、电子、钢铁等重化工业构成重大打击，我国装备制造业的许多细分行业的排头兵企业也被跨国公司占有了控制权，一些齿轮、轴承、机床、汽轮机等重要装备和零部件行业被外资廉价购并。

　　再如互联网产业，中国B2B研究中心最近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目前几乎整个中国互联网产业基本上已被外资控制，中国民族互联网产业与民族资本很有可能被淘汰出局，这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严峻的现实，绝非危言耸。当今信息化时代，国家信息关乎国家安全，美国最近让“微软关闭5个国家的MSN”就是一个警示！中国B2B研究中心研究员曹磊分析目前我国互联网产业的严峻局面是：（1）外资全盘控制，使我国互联网产业本身存在巨大经济风险；（2）外资依存度过高，对国家信息化战略安全运行造成重大危害；（3）外资控制程度过深，对国民经济更带来“潜在隐患”。

　　四、外国资本控制中国的后患在加剧

　　目前我国不是招商引资太少的问题，而是过多过滥引资已构成对我国产业和经济遏制之势的问题：

　　正如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梁所分析的：我国现存不多的国有重点企业，是我国60年建设起来的工业体系核心部分。这些企业的意义，远远超出账面的“资产”，而是综合国力的核心——企业管理团队、熟练技工、技术团队及核心技术、品牌等能力的集合，是行业内配套体系不可替代的部分，是行业自主创新的平台和产业升级的战略支点。一些关键企业一旦被外资控制，就会造成全局性的损失，有些产业被控制还将威胁到国防科技工业建设。一旦外资在东道国市场份额中占据了相对优势，则本国企业将失去话语权，绝大部分利润将被外资拿走，这种“吐血引资”导致国民财富大量外流。民众手中没有钱，国内的内需拉动很难起来，中国经济只能进一步被绑在对外需的依赖上。大量引进外资短期内或有利于近期表面GDP数值，但长期而言，我国的工业、金融和商业以及出口、贸易被外资控制，将严重影响民族产业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我国很多的民族老品牌消失了，新品牌成长不起来，这是中国长期的、过于慷慨的招商引资政策的结果。      面对这样一长串的外资控制清单，任何国家的领导者看到都不会等闲视之，因为它已经影响到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空间和经济安危！

　　一位地方县官在把当地一座矿产以1.3亿元人民币贱价卖给外资投行之后痛心的说：“我也心疼啊！如果自己开采，收入够我们县花30年！但我只能卖，我顶不住上面的压力呀。再这样卖下去，全国县级以下的资源将大部分被外资廉价控制！”其实，这些资源是民生的基础和国家稳定的基础，这些资源和企业远远比日益贬值的美元有价值的多，然而我们却在开放、引进的口号下，用黄金换泡沫。基层地方官员的无奈也代表了一个民族的困境和悲哀。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6》已指出，我国装备工业市场、高技术产品等偏重于依赖进口，冲击和挤占我国装备工业市场。这是我国经济过深卷入世界市场而造成结构失衡的反映。经济结构的失衡又固化了劳资分配差距过大等深层发展机制的偏差，侵蚀民族工业产权和控制权，威胁我国核心战略利益，我国部分工业行业已被外资企业主导。在这份报告之后的近三年，这种趋势更加明显。被外资所控制的行业越来越多

　　五、我国技术创新的空间受到外资挤压

　　大量事实证明，所谓“外资企业带来先进技术”，所谓“以市场换技术”，越来越成为空话。钱学锋说，我们对于外资的贡献存在高估和误读。由于外资在中国主要是“两头在外”的“飞地经济”，与本土企业并未建立紧密的前后向关联关系，因而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以及对国民收入的增长作用非常有限，外资对GDP的贡献仅有统计上的地理意义。加之十几年来，西方对我国的技术出口采取越来越保守的态度，特别是在高技术领域对华封锁遏制政策从来没有改变过，美国光是限制对华技术出口的文件就长达7000多页。随着跨国公司在华设立企业越来越多采用独资而不是合资，外资企业对我国的技术外溢几乎没有。加上一些干部和企业员工满足于接受外资现成的产品设计和设备，依赖洋人搞建设的心理加重，加上外资的收买和贿赂，成为阻碍我国自主创新的障碍。由于国外装备和高技术产品的大量涌入和普遍不注重吸收消化再创新，本国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空间被一再压缩，并加剧了“产业控制权的旁落、利润的外流”。这实际上已成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最大障碍。

　　六、环境压力也使加工型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大量引进的外资形成的加工业贸易经济模式，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低效率、劳动密集、资源密集的产业，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加工厂，使中国面临“环境严重污染、利润福利低下、技术创新缺失、经济依赖深重”的局面。这种低利润、低效益、高依赖、加工型的外向型经济，使中国经济失去高效益的根基，一遇国际经济危机则经济大起大落。

　　尤其是环境的压力不可轻视。目前欧美等强国已形成明确的以环境因素压制中国的战略，不久将在本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环境大会将会制定限制碳排放的苛刻条款，在中国被进一步逼迫支付“环境货币”后，过去那种牺牲环境赚取低微利润的生产模式更难以持续，成为一条得不偿失的高危发展之路。中国许多企业已被挤压得没有多少利润，再为环境支付代价，效益完全成了负数。何况我国的生存状态也不允许这样发展。出过国的人回国后都会明显感到中国环境、空气、水质等与国外的巨大差距，恶劣的空气和水源使全国人民付出巨大的健康代价，患病增多及医药费用不断增加，也带来社会不稳，近几年许多群体性事件都是由于外资（内资）建厂使环境恶化到民众无法生存因而起来反抗。我国不应再成为外资转移污染、降低劳动成本、获取高额利润的淘金地，而应朝着中国合理调整经济结构、建立可持续发展实力的方向努力！

　　而且，即便中国引进外资的绝对值有所下降，也并不值得紧张。连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也曾经表示，FDI下降并非完全是坏事。不少有识之士都认为，借着金融危机这一时机，将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加以调整，更多地把优惠政策给予内资企业，让中国经济更有可能走向自主创新、自主增长的轨道，这反而是好事。

李宪源按：这是跟《工人论坛》“刘汉黄事件调查报告”作者刘石秋最近两天交换不同看法的邮件。因为事涉以什么方式能够比较有效地救援刘汉黄之公共话题，而无关任何个人隐私，因此决定全部公诸于众，以引起更多关注和讨论。此事不仅关于我们阶级弟兄的一条性命，而且将预示中国工人阶级总体命运和中华民族未来走向。

2009/10/11 石秋 <yiyunyin@yahoo.com.cn>

您好，我是《工人论坛》发布的“刘汉黄事件调查报告”的作者，也是深圳红花草信息咨询部的员工。由于看到您在网络上发表了声援刘汉黄的文章，因此和您联系。最新情况是，法院给律师说一审判决将拖延一到两个月时间，理由是将民事赔偿案一同审理。

刘汉黄案发自今，刘家属和家乡父老一直牵挂在心，并采取了各种可能的手段组织救援打工子弟刘汉黄。一审之后，刘家已于家乡松桃县太平营乡展开捐款活动，筹集赔款挽救刘汉黄生命。我机构在家属要求下，也发出了呼吁，希望社会各界朋友能够携起手来用实际行动救援刘汉黄。呼吁详情请参阅：

http://honghuacao.com/thread-298-1-1.html 或 http://bbs.chuizi.net/thread-3201-1-1.html

给您发这份邮件的目的是希望您能参与到这个行动中来。您捐个十元，写一篇捐款救援刘汉黄的感言，这就是对刘汉黄事件最大的支持。如有疑问或需交流，欢迎和我联系。我的电话：18901290600
也可与刘汉黄案刑事辩护律师管铁流律师联系。他的博客地址：http://guantieliu.fabao365.com/

刘 09/10/12
井冈山上营房，毛竹林里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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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09年10月13日,周二,上午10:23

不赞成以“损不足、补有余”的经济赎买对策处理此事。还是应该全力启迪社会良知，动员公众舆论，从贯彻落实“毛泽东思想万岁”的角度——想一想毛主席在世会怎么处理此事，并以此对照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谋求合理解决。

李宪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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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3 石秋 <yiyunyin@yahoo.com.cn>

如阶级兄弟的命都不在乎，何谈革命，何谈老毛，何谈共产？如从救命角度开始思考，凭秀才嘴皮子，何来阶级感情？何来阶级立场？扯伟大理论的时候，不妨思之以对应现实。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做了什么，怎么做，做之后果当在做之前思考，如无后果之考量，再“伟大”的理论，也只能是历史的尘埃。

望三思而后论。

刘09/10/13

井冈山上营房，毛竹林里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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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毛泽东思想方阵”或是刘汉黄的救星

09年10月13日，周二, 李宪源

刘石秋先生：
 
如果工人阶级弟兄的命，要以这种乞求方式用钱去“赎买”回来，更多阶级兄弟的命还将会不断丢失。
 
既然谈到“阶级感情、阶级立场”，这就好，说明有相当理论觉悟。但在“人民法庭”内外，如果不紧扣案情经过阐明与坚守“反抗阶级剥削与压迫天经地义”这个基本道理，就啥都谈不上了。
 
无论是出于真诚理想追求还是迫于现实需要，中国政府确有某些东西必须维护——这是大局。看清这一大局，并靠紧紧抓住这类东西卓有成效地大作文章，才能救刘汉黄的命！国庆大典出现“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其本身不会自动发力，但确给中国良知者们提供了很好的发力契机与客观条件。即使纯属一种姿

态，也难免要支付成本代价。如能把救刘的性命，使当政者计入成本考虑之内，那么硬要毁掉这条命，就是“赖账”、或者就必须考虑更高成本补偿了。
 
如受某方面明示暗示主动示弱，试图用真正受害者家属募捐来的钱，去讨祸害真正制造者的好，这种主动放弃所属阶级立场与利益的自我削弱，无论对这个阶级的个体成员还是整体，结果都不会好。还是意志与实力较量更重要，两军相逢勇者胜嘛。
 
但还是要感谢你们的热诚和努力，拙信可供所有参加救援的侠胆忠义人士参考，也可公开上网讨论批评。总之，大家目标一致，但在策略上，确需全面权衡，审慎评估，搞清到底怎样做，才能“打蛇打在七寸上”。要鼓励开放式的思维和平心静气的理性争论，对不同意见不要随意“诛心”哦。
 
李宪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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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3 石秋 <yiyunyin@yahoo.com.cn>

对您伟大的认识，我觉得很适合曾经回应某位托派的词。

百无一用。

一名反抗资本压迫的阶级兄弟面临死刑审判。我们做了实地调查，从事发地到其家乡，从其工友，朋友，周边生意人，到家乡的亲人，老乡。我们做了很多访谈。推荐援助律师，并资助家属与援助律师会面，并将所调查之材料汇编给律师参考。而提供援助的管律师也做了很多工作。全程免费的服务，证据采集也奔波许多地方访谈许多人。大家都在为救命，救一名反抗资本压迫的阶级兄弟的生命，而努力。不拘形式。发起呼吁，捐款救援行动。由于“红花草”受到现实条件的压制无法直接向我们的工友做工作。但尽管如此，极少数几名工友主动的去宣传这个救援行动的时候，我们看到充满阶级感情的工友，穷困的工友哪怕只捐个二十元三十元五十元，在我们这也觉得千斤重。同时也看到伟大理论装饰冷漠的人们，捐了二十元的工友看到捐款名单，只说了一句话，怎么这么少，失望的情绪很明显。阶级感情真的在您们和我们之间划清了界线。

您和您那些大理论家做了什么？扯淡就算做事，并以为类如马克思一般。扯淡之伟大无以伦比。能不能救命，救命是我们的目的。在这个目的上有没有共识呢？我看我们的确和您们没有共识。您们的目的是“革命”，您们的目的不在救刘汉黄的命。用一句形容送给您们吧。"嘴皮子唱得天花乱坠，实质上在工人阶级起来斗争的时候，就热情得好像在送别临上法场的就义者，等着人死了他们可以捡到成果"——与工友探讨那些热脸往工人运动上凑的左左右右们。

刘 09/10/14

井冈山上营房，毛竹林里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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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10月14日，周三, 李宪源 <li9xianyuan@gmail.com> 写道：

刘先生：

难道搞救援就必须按照你的思路走，而不许任何不同的救援思路和看法？只要你真能从道理上说清楚，通过筹款“赎罪减刑”的做法不仅对刘汉黄本人有帮助、而且对更多“刘汉黄”摆脱同类受剥削欺压命运大有好处，又何须担心找不到捐款者？不仅本人会积极捐，相信乌有之乡、强国论坛大批左翼网友都会热心捐。
 
但如果有人一边大谈“阶级立场、阶级感情”，一边却对“革命”两字冷嘲热讽，那就自相矛盾得很。你我分歧不过反映了各自认识不同，谁对谁错，还是放到《工人论坛》上去集思广益争论讨论一下为好。既然工人论坛的通栏标题明确声明：我们的唯一出路：工人阶级当家做主！那么我们的每个局部行动，都要有所吻合才对吧？如果有人离开这个大目标，并且非要按赞不赞成“出钱赎命”思路来划线，孤立的会是自己，真正对不起的会是刘汉黄。

把救人作为目的没错，但何以见得按你的思路办就能救人、而且不会使过多“刘汉黄”倒霉？而用毛泽东思想就必定救不了一个或千千万万的“刘汉黄”？你总得以理服人是不是？不讲明道理却硬要大家照你的意思办，世上哪有这个理？
 
我把此信也附发给工人网严元章同志，此事确实值得一议。
 
李宪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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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4 石秋 <yiyunyin@yahoo.com.cn>

您说："把救人作为目的没错，但何以见得按你的思路办就能救人"，但我很愚钝，确实没有从您之前的观点里看出有救人的意思。您如果认为我们做的是无用功。那我觉得可以商酌。而您给我强调的似乎不是捐款救命是否可能，而是捐款行动内涵就是“这种乞求方式用钱去“黩买”回来”。您有想过救命这一目的，什么方式才是最可能有效并且可行的么？扯出“伟大理论”来否定这一行动是我遇到的所谓左派很常见的反应，可是我不知道您们这些左派到底做了什么有益于救援这名阶级兄弟的事情。

不是说我在宣传的这个方式就是救援刘汉黄的唯一正确的方式。而是您的否定之外我看不到任何有建设性的其他方式。我不知道是不是强调理论大旗对您和您们这些左派实在是太重要了。但显然我感受到，至少是比刘汉黄的命更重要。刘汉黄案不错是有探讨的意义，也确实值得我们在工人阶级中以之为案例。但请您们注意，我并没有试图跟您探讨我以及我机构同仁具体在工人群众中做工作的指导思想的问题。而是在说捐款救援刘汉黄这次行动。至于这样的行动对整个工人阶级的影响如何，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大的，或许我还没准备跟您探讨那么大的问题，而是仅仅在讨论救一名阶级兄弟生命的问题。您的表谈让我觉得这名阶级兄弟的命实在不是您首要考虑的问题。您的表达可能我有误会。我确实是觉得您的表态所传达的意思是，救不救刘汉黄的命不重要，重要的是做这样的事的意义，是伟大的革命意义呢，还是懦弱乞求的意义。也许吧。捐款救援刘汉黄行动不会在各位这里得到什么支持，正如同我们预料的那样。我只能感慨，恨我们不能将这个工作

做到工友中，恨我们只能将这个工作在小资产阶级群体里做。给工友宣传这个行动，也会遇到置疑和顾虑，但几乎不会遇到反对。给100名工友做宣传，至少会有10名工友能够支持，而给小资产阶级做宣传，1000人，也找不到10个人支持。

您们的道理太伟大了。我承认我们确实没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早有认识，绝不会沾边这份伟大。正如您期望的，捐款行动目前反应冷淡。我机构目前的工作也没有能力如您们所叫嚷的那般波澜壮阔。不如此，我绝不会多余打扰您们。但愿我们有波澜壮阔的那一天，到那时候，我们更不会再打扰您们了。谢谢您对这个话题的回复。我不是个讲大道理的人，没做事就沉默，做了也不见得对谁都讲。在这次问题上说这么多，也请多多包涵。非针对您一人而废话满篇，这数日来因呼吁此行动受到伟大理论的冷嘲热讽确实多少影响了跟您通信的情绪。

此次捐款救援行动愿意参加的，热烈欢迎。无意参加的，无需再大旗举之猎猎。事实上，我们哪怕真有向资产阶级权贵屈膝乞求之想，也绝无向左派大人们乞求之意。非因其他，权贵尚且有三分恶奴，您们麾下尽皆弱旅。我等虽不依强阀，但也决不附弱旅。

刘 09/10/14

附：如果您们真诚的仅是置疑捐款救援行动救命的可能性，完全可以向刘汉黄案辩护律师进行了解。管律师个人博客网络上有公布。相信对于您们而言不难寻到。

井冈山上营房，毛竹林里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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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10月14日，周三, 李宪源 <li9xianyuan@gmail.com> 写道：

刘先生：
 
你有此时间精力，毫无道理地借此攻击一下可以使工农大众免遭刘汉黄命运的“伟大道理”，不如解释说明一下：为何按毛泽东思想之大道理去做就救不了刘汉黄的确凿理由。
 
不要以为募钱、乞求，才是做事、救人；作为一个思想左派，用笔和键盘作主要战斗武器，不遗余力地去向刘汉黄弟兄的支持同情者和他对立面，反复讲清革命既不可恶可恨可鄙、且从来就是被害怕革命人士逼迫出来的简明道理，认真说明“谁要杀刘汉黄、谁就是在制造革命”这一并不难懂的因果关系，比你那个救援办法，一定会更实际、更管用、更引起“情为民所系、心为民所想、权为民所用”的科学路线制定执行者们慎重思考！你相信不？不信也不要紧，请摆出你不信的理由来。
 
你要真想帮刘弟兄，请把我的有关网文和给你的这几封信，在网上网下广泛传播出去，包括送给你能接触到的每一个工人兄弟姐妹。也请管律师转发给广东各大媒体与相关政府部门。甚至可考虑在法庭上，在获得许可下把这些“海外来信”当众念给法官听……。
 
请不要再向刘汉黄的穷苦弟兄姐妹去募钱，就为更多增加资本家走狗们已经比募捐者多得多的家财——这样杀贫济富不仅很荒谬，而且其客观效果，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摧毁工人阶级反抗剥削压迫的无畏斗志与勇气！就是要让刘汉黄这样顶天立地的人民英雄，从精神上到骨子里，在资本家的淫威面前重新跪下来！
 
请跟管律师仔细商议，求你务必不要再这样做了。募捐之所以广受冷遇，不是没有道理的。经过文革锻炼的绝大多数中国民众，不会像你想得那么傻，不会赞成支持你做这种傻事！
 
你要硬不承认这是犯傻，可让你那些募捐对象作评判，看他们是同意我的话、还是赞成掏钱去买资产阶级的慈悲心？

李宪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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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4 qinye yang

石秋朋友你好！
 
按照你提供的http://bbs.chuizi.net/thread-3201-1-1.html 上的为刘汉黄捐款的帐户地址，我已向下面的这个帐户汇去了一百元钱，从北京汇出的。我能力有限，略尽绵薄之力，请查收。谢谢！
 
捐款帐户：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松桃支行
账号：6222 0224 0800 0856 883
户名：刘方（刘汉黄的父亲）
地址：贵州省铜仁市松桃县太平营乡永红村一组
 
对刘汉黄案的一点困惑：
 
法律本来是应该维护正义和公平、保护弱者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资本家压榨剥削迫害劳工的时候，可以不遵守法律，而受害者在为自己讨回公道时却必须遵守法律，否则就要受到惩罚。法律到底是什么？
 
刘汉黄是我们家乡的人，我们贵州山区农村的人民大多勤劳朴实，遵纪守法，在没有被逼到走投无路的时，是不会举刀反抗的，人民应当有正当防卫的权利！在这点上，刘汉黄案与邓玉娇案的性质没什么不同，不同之处是邓玉娇幸运地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和声援，而我同样处境悲惨的同乡却要面临付出生命的代价还得不到广泛的同情！这世间还有公理吗？还是只有一些所谓的“法律程序”的游戏？
 
王文霞

from李宪源 <li9xianyuan@gmail.com>

Wed, Oct 14, 2009 at 4:34 PM

to：qinye yang <qinye@yahoo.com>，ccyiyunyin@yahoo.com.cn, 管律师 <434469456@qq.com>

Re: “毛泽东思想方阵”或是刘汉黄的救星

王女士问得好！
 
我们对每一个、每一种“救援行动”，首先要问一下它是去强化压迫“刘汉黄们”的秩序和特定语言系统，还是真正为他们伸张正义？不能一看有“救援”两字之名，就以为一概能行“救援”之实。
 
如果刘先生和管律师明确所捐之钱不会用于增加资本金凶恶走狗的家财，而只限于让更多人了解事件真相和动员社会舆论支持，我可让我姐代寄国内刊物最近所给稿费（尽管自己目前托加拿大资本主义之福丧失了“就业”这一联合国明文规定的基本人权）。

李宪源

昨天正准备动手撰写拙文“热播电视剧《苍天》传递了啥？”，今天在“乌有之乡”读到非为一个人的辩护：刘汉黄故意伤害案辩护词文章。以下是我积极出谋划策发的跟贴，略经修改全文照登如下。

建议律师调整思路，结合中国司法系统当前高度重视《苍天》上映、并组织全国法官观看讨论这一最新重要势态，作为辩护主要切入点。

    本博站设有《绿叶》杂志的链接，但还是忍禁不住几近多此一举地专门转载推荐这篇力作。数月前面晤该刊主编杨学军先生时，我曾就自己高度关注中国新能源产业现存隐患和发展前景，自嘲为“狗拿耗子”。但浏览《绿叶》自新主编上任后所选文章主题，几乎绝大部分与中国环保总局所办“官方刊物”应该关注的“专业”课题，没有关系。由此醒悟，包括《绿叶》一班编辑人马在内，中国以“狗拿耗子”为己任者，不仅没有死灭，而且大有人在。这就是即使来自“战略友邦”重量级的外交杂志《Foreign Policy》与美国和平基金会（Fund for Peace），再次毫不留情地把最新勾勒出来的“中美国”之中国部分，列为全球“失败国家”前60名（The Failed States Index 2009），中国仍然存有希望和机会。

   自“通钢血争”事件以来，我的每一次发文都给“砍杀”了。困惑之余，也恰恰是从《绿叶》第7期康晓光、张鸣的文章提示下，使我清楚意识到：挥舞屠刀者，也许并不是“自由宪章派”们不停攻击的“官家”之手，而更可能是被“宪派”们划为“民间”序列的资本家们雇佣的人。众所周知，他们与“新浪”和“建龙集团”所代表的资本力量，本来就是“毛皮”关系。物伤其类，不下手也难。

质疑“中国速度”

摘要：生态赤字，是中国最大的赤字，中国消耗的资源需要两个多生态中国才能支撑。当我们强调持续高增长的“中国速度”，强调“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时，是否也应该同时注意到，减少资源耗费和改善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甚至更加紧迫？

一、问题的提出

面对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确保8%的经济增长率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头等大事。按照普遍的理解，如果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低于8%，那么中国的就业和社会稳定就会出现大问题，因此，“保八”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具有浓厚的政治含义。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将这一速度命名为“中国速度”，它在某种意义上带有标定生死界限的“生死时速”的意蕴。

当然，已经有许多人对此持有怀疑态度。但是在主流的政策话语和学术话语中，“保八”的正当性似乎已经无可争辩。政府部门和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保8%的增长，而已经采取和建议采取的相关政策手段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超越短期的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而从经济史的长期视野和经济发展所必然包含的资源环境代价等更广阔的角度来思考，可能就会发现，“8%”的正当性并非如许多主张者想象的那样充分，其理念或逻辑更不应该成为我们的长期追求目标。

二、保八才能保就业吗？

为什么必须确保8%的增长率？根据国务院研究室一位官员的介绍，“保八就是保就业，保就业就是保尊严。”据说政府部门近年来有一种算法：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在改革开放初期大约可以解决120-130万人的就业，而近年来则只能解决80-90万人的就业1。因此，要基本上满足每年上千万人的就业需求，就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增长率，才能保证不会出现“大问题”。

一般而言，就业机会的增加只是从整体上与经济增长保持一致，也即高速经济增长会带来较多的就业机会。但是，二者之间未必总是完全相同。因为决定就业率的因素有多种，除了劳动适龄人口的基数之外，还有政府和企业的主导性价值观在起作用（是劳动和劳动者的利益优先，还是资本和企业家的“效率优先”。如果是后者，则可能意味着大量失业），同时也受到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类型（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实际上，近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机会的相应增加，可能正是后两种因素的影响逐渐加大所致。

进一步看，翻阅世界经济史，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要长期靠8%的经济增长率来保证就业。如果只有达到8%才能确保就业和稳定，那么，这个“经济体”将是一个可怕的经济体；而支撑着这个经济体的社会，也将是一个脆弱的社会。另一方面，按照近年来的经验，考虑到8%的经济增长只能带来700万左右的新增就业机会，而超过700万人（2009年）的应届和往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意愿又主要趋向于就业的高端和中端，因此，即便“保八”的目标真正实现，也未必能够确保就业问题的“基本解决”（就业率达到85%）。这就意味着，政府的就业政策有必要另辟蹊径，更应该从改变劳资力量对比和调整产业结构等处入手。

三、“中国速度”的另一种含义

按照可比价格计算，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达到9.8%（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超过8.6%），是世界同期经济增长速度的四倍，经济规模在30年内翻了四番。从高速增长所延续的时间和保持的速度来看，30年来的“中国经验”都堪称世界历史奇迹。因为这种长期的高速增长现象不仅为农业经济时代所未见，也是300年来世界工业化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在高速增长阶段所未曾经历过的。但是，当我们为这种世界历史奇迹感到“自豪”的时候，是否充分地意识到了这种增长的令人恐惧的一面？

——用几种重要的工业品来衡量，可以看出我们这种持续高速增长型经济的某种可怕性。1978-2008年间，原煤产量从6.18亿吨增加到27.93亿吨，发电量从2566亿千瓦小时增加到34669亿千瓦小时，钢产量从3178万吨增加到50092万吨，水泥产量则从6542万吨增加到14亿吨。2008年分别是1978年的4.5倍、13.5倍，15.8倍和21.5倍。以钢产量为例，1996年中国的钢产量达到10124万吨，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一；到2004年，则几乎与日本、美国、俄罗斯和韩国这四个钢产量大国的总和相当。中国2008年的钢产量占到世界钢产量的40%。

——由于中国经济体的规模本身已经过于庞大，当考虑增长率的时候，也必须具有历史的和比较的眼光。换句话说，必须充分地理解每一个百分点的重量。一个30万亿元规模的经济体的高速增长，与一个数万亿元规模的经济体的高速增长相比，其产生的绝对增加值不可同日而语。就中国国内而言，2008年的1个百分点即相当于3000多亿元人民币，按照可比价格计算，相当于1980年代初增加10个百分点。同样，一个数万亿美元经济体的高速增长与一个数千亿美元的经济体（1950-60年代的英国、法国、德国，以及1960-1970年代的日本）的高速增长，含义也绝对不同。所谓含义的不同不仅体现在所占全球经济的份额上，更体现在对于资源环境所造成的压力方面。

如果用一种较为平和的心态来看，我们不应该将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视作“经验”，并由此来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而是应该看作一种特例：在全球范围内资本流动的背景下，持过分轻视劳动者的权益和资源环境的承受力的倾向和安排的产物。作为特例，“中国速度”即使对中国也不是常态、没有可持续性，于他国也很难成为复制成功的“经验”。

四、“中国速度”的资源环境代价

之所以说“中国速度”不可持续，主要是考虑到这种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对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的基础之上的。关于后者，已经有大量的经验资料为公众所熟知。这里将集中探讨其对资源和能源造成的压力。

高速经济增长首先意味着资源和能源消耗的大量增加。官方的统计资料表明，30年来中国的能耗年均增加5.5%，能耗绝对量则从1978年的5.7亿吨标煤增加到2008年的28.5亿吨标煤，增加了整整四倍，其中在2000年以后的八年间就整整翻了一番。在30年的时间内能源消耗有如此迅猛的增加，在世界历史上同样是前所未见。

这种快速增加首先建立在对国内能源、资源的无节制开采上，进入1990年代之后则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从国外进口。在中国的第二波工业化浪潮开始的1992年，中国的能源消费量已经开始超过其能源生产量，当年能源产量为10.73亿吨，而消费量达到10.92亿吨，消费超过生产1914万吨。2003年，中国的能源赤字达到11148万吨。到2006年，中国的能源赤字高达25214亿吨。超过的部分当然主要依赖于进口，纯进口量在2000年相当于4700万吨标准煤，到2006年则达到20132万吨标准煤。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人均矿产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中国矿业联合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45种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其中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和铝土矿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数量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42%、18%和7.3%2。即便是资源较为丰富的煤炭，虽然其煤炭储量居世界第三位（2004年探明剩余可开采储量约900亿吨），产量却最大，2007年大约占世界总产量的40%。照目前的开发速度，煤炭还可以开采80多年，而相对稀少的石油（2004年探明剩余可开采储量为25亿吨）和天然气，储量分别只够开采15年和30年3。

而经济的急剧扩张导致了除煤炭之外的几乎所有的重要矿产资源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进口，尤其是石油、铁矿石等大宗短缺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到2004年，中国消耗的35%的铁矿石、41%的原油（加上成品油则达到50%）、46%的氧化铝和60%的铜要依赖进口4。以能源的焦点石油为例，1993年中国变成石油的纯进口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从1995年的5.3%上升到2000年的30.7%、2003年的50%。2003年石油消费达2.67亿吨(546万桶/日)而超过日本(543万桶/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石油消费大国。到2006年，中国石油进口量超过1.8亿吨，进口来源国家共有20多个。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石油进口比例将高达84%5。

当然，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往往认为通过“节能减排”可以降低中国的资源能源消耗（和生态环境压力）。这种认识无疑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因为就“节约”的潜力而言，并不是没有止境的，按照近期比较权威的测算，中国单位GDP的能耗平均高于国际先进水平（OECD国家）20－30%（而不是媒体广泛报道的是美国和日本的3-8倍）。也就是说，即使能达到目前的先进国家水平，中国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在总体上仅有大约20%的节能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制定的节能目标通常难以实现，如最为重要与关键的2006年定下的到2010年将单位经济产出能耗降低20%的五年奋斗目标（万元GDP能耗从2005年的1.22吨碳当量降低到0.98吨碳当量），实施中困难阻力重重，即使无本次国际危机能否达到也还成疑，而危机袭来，这一目标极可能泡汤。进一步说，有限的单位GDP的能源节约量，难以弥补GDP总量的扩张所带来的能源总需求量的继续增加——大规模经济体持续膨胀所造成的资源环境压力，并非通过技术提升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就能够被充分吸收和缓解的，对此不应该抱有过大的期望。中国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量必将随着“中国速度”的延续而持续。

五、从“生态足迹”看中国速度的不可持续性

无疑，从经济总量和能源消耗的总量来看，中国距离“世界第一”的美国还有一段距离。特别是从人均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能源消耗水平还比较低。以人均GDP而言，2008年的中国刚刚超过3000美元，在世界上还属于“中低收入国家”。从许多人所强调的“发展的权利”的角度而言，没有任何人能够对中国速度的延续说“不”。因此，当政府强调“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表示反对。

但是，如果进一步考察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否已经超出了中国的国土所能够承受的限度，也许我们将会降低对于“权利”和富裕的执着的追求。为此有必要引入一个重要的概念——生态足迹。

所谓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是指生产一个国家消费的所有资源，以及消化所有的产出废弃物所需要的全球平均生物生产土地面积，通常以地球公顷来表示。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2008年6月共同发布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显示，中国国土的生物承载力总计为10.3亿地球公顷，占全球生物承载力的9%。到2003年，中国的总生态足迹已竟达到21.5亿地球公顷，相当于全球生态足迹的15%（与欧盟27国的生态足迹相当，仅次于美国）。人均生态足迹为1.6全球公顷（位居世界149个国家的第69位），虽然这一数值低于2.2公顷的全球平均水平，但事实上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现了生态赤字，每年需要的生物承载力大于其自身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早在2003年，中国消耗的资源已超过其自身生态系统所能提供资源的2倍以上，即需要两个中国的生态规模才能供应其消费和吸纳其制造的废物。

这种巨额的生态赤字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以自然资源的形式进口生物承载力来弥补。前述报告指出，中国在2003年进口了相当于13亿全球公顷（几乎等于德国全国的生物承载力）的生物承载力。

当然，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生态赤字在继续扩大。2008年10月，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08》给出了2005年中国的最新数据：人均生态足迹增加到2.1地球公顷，在短短的两年间增加了31%，生态足迹总量占全球生物承载力的比例则增加了40%。虽然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仍然只有世界平均水平（2.7公顷）的78%，并且不足美国的四分之一，但是中国的生态足迹总量已经与美国并驾齐驱（约为全球生物承载力的21%），并且成了全球最大的生态“负债国”：其生态足迹是本国生物承载力的2.3倍（美国和印度分别为1.8倍和2.2倍）。

有鉴于此，当我们强调“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时，是否也应该同时注意到，减少资源耗费和改善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甚至是一项更加紧迫的任务？当我们强调“发展的权利”时，是否也应该反思，我们有没有无限制的“消耗的权利”，是否应该放弃这样的权利？

结  论

面对愈加明显的全球气候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灾难，面对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提前达到世界第一并将引发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压力，通过维持高速经济增长来解决中国问题、中国发展的思维模式的确需要一个根本转变。即便可以为短期的“保八”找出一定的理由，也绝不应该将其当作中长期战略目标。更进一步，从对这个星球负责的角度而言，中国政府有必要强制性地结束“中国速度”，绝不应该让其具有一些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长达五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区间”（也即维持到2030年）。中国应该尽快结束这种疯狂的增长，转而进入平稳的和相对可持续的发展阶段。当然，由中国自己来遏制自己的“发展”可能有些残酷，也异常艰难。但是，如下的两个基本格局决定着我们必须这样去做：

从资源和能源的角度来看，这个星球已经难以允许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从生态和环境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将会加速世界性灾难的来临。（《绿叶》2009年第7期）

● 张玉林，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除了人民，他是孤独的；除了真理，他是寂寞的

(  渡痴禅师  09-03-16 14:45:48 ) 

（原载《人民日报》强国论坛深水区）

中国经济不应为垂死的美国殉葬

 决战

发表时间： 2009-01-18 21:52:29

李宪源 

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姐可以算我少年时期的半个思想启蒙家。文革前两年间，使我醉心入迷和首次大段抄录的读物，就是二姐的笔记本。从中，我读到了高尔基笔下的海燕，对暴风雨来临充满了怎样的渴望、对企鹅躲在岩石下恐惧呻吟是怎样地鄙视。从中，我也读到诸多思想追求与情操感人至深的中外著名诗抄，还有整段脍炙人口的雷锋日记选摘……。而在此之前，我已几乎读遍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所有长篇小说；却从来没有哪一本，能像从二姐手里接过的《欧阳海之歌》，使我第一次流下了激动的泪……。

那时，身为无锡市四中女子排球队队长的我二姐，饱满的脸庞、明亮的眼神和矫健的身形，无处不透着青春的活力和朝气。文革大潮一起，“历史反革命”的家庭身份，虽然击碎了二姐争取入团的梦想，“我把党来比母亲”的雷锋信念，却丝毫没有动摇。面对“破四旧”的“抄家革命行动”随时可能降临家中之阴影，二姐却毫无慌乱怨惧，而是主动革命，自搜家门，把任何带有“四旧”色彩或嫌疑的物件，凑成一堆，自觉上交学校去了。

对于北京高干子弟掀起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狂潮，二姐跟她几个不属“红五类家庭”的同学，所作反应，不仅当时社会和我父母无法预料，与当今“主流”哭哭啼啼之回忆控诉，更是格格不入。“此处不让革命，自有革命处！”热血满腔，豪情如虹，岂是那些当年垄断“革命”、如今垄断“发财”的人们，可以轻易阻挡？离家出走，投笔从戎，偷越国境，义无反顾奔赴抗美援越前线！这，就是当年一个自主改名为“李葵”的中学生，面对“血统论”信徒们时常把她讥嘲为“李鬼”之政治逆境，表示“葵花朵朵向太阳”的最好证明。

二姐的不辞而别，虽然使我震惊，但她的敢做敢为，更使我平添几分敬意。至今，我还记得二姐同路者中几个人的姓名：张和平——无锡轻院“高知”的女儿？“田野”——原名田祖荣，小业主家庭？“高竞天”——原名高福兴，手工业者出身？……在此，我特地列出那个年代青年人这些自我改名，就想让我女儿，以及大批与我女儿同龄的爱国思想青年，从中领略感受当时的青年，是怎样一种精神风貌和气概。

是的，革命的激情，能使青春闪闪发光。但是革命的迂回曲折与阴差阳错，却可以使革命者付出惨重代价。文革后期，二姐夫被关进了“清查五一六学习班”，受顶替我妈退休成为同一个工厂“造反派”的二姐之牵累，我父亲成了“清理阶级队伍”重点打击对象。而我二姐自己，则被长期发派到“人防工事”罚做砖坯……。

二姐的“政治翻身”，说来有些离奇，竟靠“血统论”鼓吹者们在“改革开放”初期，蟠然悔悟似地一举扔掉了“血统论”的棍子。二姐没有了“出身不好”的牵累，以她的工作能力和认真努力，很快就成了无锡市国棉三厂一个大型生产班组的组长。不久这个小组，就成了这几千人大厂的“先进集体”，二姐也当之无愧成了厂级“三八红旗手”。

我不知道，曾经充满革命激情和献身精神的二姐，是怎么引领她的小组成为生产先进集体的。我只知道，该厂当时从农村招收了不少青年女工。有一天我去看二姐，撞见她正在熬鸡汤……。她告诉我，班组里有个苏北乡下来的女孩病了，哭着想家……。她这个组长“阿姨”，要用鸡汤补上她父母不在身边的那份关爱。二姐说着说着，就叹气了。她告诉我，班上好多苏北来的农村女孩，工作不大安心，想回家。虽然农村干活苦，却从没领略品尝纺织女工一天要走那么多里路的辛苦。当然了，更难熬的苦，是背井离乡，举目无亲……。二姐似乎想尽力去弥补后一种苦。而我却朝歪里想，二姐是在文革中传染上的“造反派”脾气吧？够暴躁的。说不准，她是光顾严格要求得罪了人，加上文革余毒没肃清，竟然要用鸡汤去换回“阶级姐妹”的心？或者用当今大白话说，是工头想给工人“拍马屁”吧？

二姐在“下岗大潮”初期，积极响应邓小平同志“谁先富、谁光荣”号召，提前退休，开了一个方便杂货店，一本正经做起“发财光荣”的大梦来……。

以个人在国外打理一个相对轻松好多的照相影碟出租小店之经验，我知道，经营操理一个杂货店，要多辛苦，有多辛苦。辛辛苦苦十几年了吧，不仅没见二姐“发”起来、“富”起来、“光荣”起来，最终却不得不以满龄“退休工人”身份，发扬“人退身不退”的拼命精神，加入“XX公司”大业，在操持小店之余，做起保险业务来。

唉，二姐受多年“听党话、跟党走”习惯思维影响，也许觉得她当年“偷奔”“抗美援越”前线的“献身精神”很荒唐吧？然而，年复一年，365天口干舌燥，按成千上万员工必须完成的一单单保险业务指标拼命折腾，却挡不住去年英国大股东一个“折腾”，就几十亿地在欧洲打了“水漂”。

谁说在国营全民企业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二姐，谁说经常腰酸背疼、理该在家安享晚年的二姐，如今就不在继续搞“献身”呢？

只是“献身”的对象，彻底变了。“献身”的动机，也彻底变了。在隔洋电话中，当二姐听我诉说无法归国拜寿的种种理由和“自由”后，当我点明在太平洋两岸，无论“资本主义完不完善”，不懒、不傻、不偷、不抢的姐弟俩，谁也“发”不了财、“光”不了“荣”的命运时，二姐的声音里，不复存有当年响应“先富”号召时的自信、激情和念想，而只有无奈的叹惜：“唉，求生存……求手头钱够用呗……”无非如此，也只能如此，从起点到终点，那么简单明了，不含一丝一毫“荒谬”成分。谁敢说，这就不是一大历史进步？

二姐与新中国同岁，时代进步也好，历史倒退也好，无论怎么说，都该祝贺庆贺！

谨作此文，献给我时常想念记挂的二姐，也献给在我同类牵挂和一言难尽中，迎来自己六十诞辰的共和国！

韩德强

2004年8月25日

      我最早听到李慎之的大名，是听朋友介绍李先生的“孙子战略”。1979年，李先生曾经跟随邓小平访美，据说得到邓公的真传：中国要当美国的“孙子”。美国是爷爷，中国是孙子。美国是国际社会的领导者，中国应该做顺民。邓公是否有此真传，我们不得而知。但李先生则似乎吃了定心丸，到处传达最高指示，鼓舞亲美者的士气。后来，李先生当了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所长，致力于揣摸美国的心思，讨美国的欢心，积极配合美国的和平演变政策，在推广美国的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观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慎之是怎样从一个反美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亲美知识分子？后来读到李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心头豁然开朗了。李慎先生此作，据说轰动海内外，震惊领导层，而李先生则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大义凛然，颇有当年谭嗣同的遗风。然而，通篇读完，我却没有发现丝毫新意。无非是这二十多年来的主流话语的复述：欢天喜地闹革命，革命却吃掉自己的儿女。毛泽东独裁专政，引蛇出洞把正直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击老干部，邓小平改革开放大快人心，但是政治体制还保留着毛体制。腐败不是经济改革的产物，而是毛体制的产物。今后要渐进改良，不要再搞革命。江泽民应该将邓小平开始的改革深到政治体制领导，建立民主、自由、市场、法治的美国体制。

      我很不解，李先生的这翻独语，明明是二十多年来舆论界的主流话语，其水平并没有超过《河殇》，为什么还会轰动？为什么还会震惊？是李先生亲身经历五十年风雨，有现身说法之功？还是李先生曾经身居高位，又与共产党的传统决裂，有当代清流之风？抑或是正当中国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之际，李先生一马当先，有身先士卒之勇？还是众多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们自己不敢出头，明着把李先生高高举起，暗中拿李先生作挡箭牌？

一、两种现身说法

      亲身经历五十年风雨的人决不止李先生一人，但不同立场的人对这段历史的解释却有天壤之别。曾经在庐山会议期间遭到批判的黄克诚将军，革命的功劳远非李先生可比，所受的打击也远非李先生可比，但是，在70年代末党内中高层干部中掀起的非毛化浪潮中却挺身而出，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功绩、人格和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王震、彭真、李先念、陈云、徐向前、聂荣臻等曾经支持邓小平的元勋们，都逐渐感到改革开放有远离初衷的危险，重新认识到毛泽东的高瞻远瞩，检讨自己身上存在的种种糊涂认识。事实上，到90年代初期，元勋们多数认为，邓公走得太远了，如果不加节制，会应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说法，从而使改革开放使去正义性。这才有邓公孤注一掷式的南巡。南巡成功后，党内一大批高级干部认清形势，彻底抛弃残余的信仰，“弃暗投明”，开始大规模、高层次的腐败。舆论则认为，改革开放深化了，“春天来了”。究竟是谁的春天呢？

      李先生最崇尚人权和自由，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严重侵犯人权和自由的年代。然而，亲历毛泽东时代的工人和农民，却在日益强烈的对比中体会到，毛泽东时代是工农权利最大、自由最多的时代，而目前却是工农地位一落千丈、只能任人宰割的时代。亲历同一个时代，而感受如此不同，这究竟是为什么？李先生究竟争的是谁的自由、谁的人权？

      读到这里，李先生地下有灵可能会感叹：看来，有人中毛泽东的毒太深了！中国只有彻底批判毛泽东，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这种感叹不是我以小人心度君子腹，熟悉李先生思路的人都会承认类似的“一声长叹”！问题在于，为什么是黄克诚、彭真或工人、农民中毛泽东的毒太深，而不是李先生中美国的毒太深呢？凭什么把别人的思想当成是中毒，而把自己的思想当成是真理呢？这是不是一种独裁心态呢？李先生如果掌握权力，会不会要清洗别人头脑中的毒素，实行思想改造呢？

      李先生否定毛泽东的最具有道义煽动力的理由是，“‘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条残酷的真理居然应验到了我身上！”

      既然“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是一条残酷的真理，那么结论就很清楚，永远不要革命，也不要参加革命。然而，李先生如果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话，应该懂得，革命从来都是改良不成的产物。没有戊戌变法的失败，那有辛亥革命的发生？没有蒋介石的“4·12”大屠杀，那有共产党的井岗山斗争？没有日本的侵略，哪有破坏交通、抢夺物资的铁道游击队？没有以色列的侵略，哪有哈马斯的人体炸弹？没有美国侵略伊拉克，哪有伊拉克的城市游击战？李先生当年为什么会投身革命？恐怕并不是相信了什么共产主义，而是受蒋统区民不聊生、国破家亡、任洋人宰割的现实所迫。提倡渐进主义和改良主义，恰恰是使统治者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扼杀自由、专制独裁。相反，提倡革命，才可以使统治者有所畏惧，对人民大众的人权、自由和尊严有所忌惮而略有尊重。这就是毛泽东提倡斗争哲学的辩证法：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同样，以激进革命求人权，则人权存；以渐进改良求人权，则人权亡。

由此进一步，则可以说，尽管革命的确会吃掉（比如说李慎之连降若干行政级别）一部分自己的儿女，但是没有革命，则反革命会吃掉（即奴役）全体人民。因此，真正的革命者懂得，宁可以革命的名义被吃掉，也不愿作奴隶而被奴隶主吃掉。革命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是在与公开的与暗藏的反革命的斗争中进行的，是在革命者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中进行的，是在多数革命者身上还残存着几分投机、几分自私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就会有误解、误押、误杀，也会有假公济私、恩将仇报，会有冤假错案。革命者不是圣贤，而是受压迫、受剥削最深的大众。把革命想象成完美无缺，一旦个人受到误解、批判或者关押，就仇恨革命领袖，甚至仇恨革命，这只能说明此人以自身利益的损益为标准来判断革命，是一个革命的投机者。

      李慎之恐怕就是这样一位革命的投机者。1978年以后，李慎之到处显示革命给自己留下的疮疤，以人道主义的面目批判革命，博得了一大批涉世不深的青年，一大批涉世较深而自私自利的知识分子，一大批当官做老爷享特权搞腐败的干部，一大批涉世很深的、被共产党镇压或被剥夺土地者的同情和喝彩，影响着舆论，影响着政界，成为自由主义的中国教父。岂有他哉！

      二、为什么革命会吃掉自己的儿女？

      革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阶级则是两极分化的产物，两极分化是弱肉强食的竞争逻辑的产物，弱肉强食则是人人自利的产物。因此，归根结蒂，只要人的价值观仍然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则阶级的形成、发展、斗争将不可避免，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反抗和革命将不可避免。

      问题的另一面是，正是由于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激烈的形式，因此，绝大多数的革命参加者都将是受压迫、受剥削最深的阶级，他们将为捍卫自身利益而斗争。只有少数革命者是出于各种形式的革命理想，例如爱国救亡，或共同富裕，或共产主义而奋斗。即使这些有着长长短短、形形色色的革命理想的人，也不见得都是有着彻底而清晰的奋斗目标，更不见得能够为目标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样，每当革命取得局部、一时的成功时，每当压迫者被打倒，被压迫者开始掌握权力和财富时，总会有一批批的革命者从激进变保守，从反压迫变为压迫者，从反剥削成为剥削者。如果承认这种变质，那么革命者就会转变为反革命，革命就会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如果看到这种变质的可能性，想方设法预以阻止，力图在革命成功以后保持革命的激情和理想，保持革命的追求和目标，那么革命就将开始吃掉自己的儿女——革命方和保守方、无私者和自私者、革命派和走资派就将以各种方式展开斗争。

      这是一个两难困境。毛泽东充分预见到了这一难题。他要求阅读《甲申三百年祭》，他把进入北京看成是赶考，他宣布新中国的建立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要求党员干部们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一句话，保持革命性。然而，事实上，大多数党员干部都没有能够经受住考验。尽管受刘青山、张子善案的震慑，腐败的数量和质量都还处在初级阶段，但是，不关心群众疾苦、贪图享受、滥用权力、压制群众意见、发展裙带关系等不良现象却在社会深层不断蔓延，侵蚀着党的革命性，严重地损害着经济建设的进展。对此现象，毛泽东忧心忡忡，各级领导中都有少数真正的革命者忧心忡忡。尽管有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干部队伍的大部分都带着轻重不等的官僚主义、投机主义、物质主义问题，彻底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则寥寥无几。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资产阶级对党的干部的腐蚀已经不再成为问题。干部队伍权力进一步增大，滥用权力造成的危害也进一步增大。因此，毛泽东才要求整风，即整顿党的作风。谁来整顿？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是毛泽东的一贯信念，他理所当然地号召群众给党员干部提意见。具体到一个单位，一级机关，群众给党提意见，就是给单位的书记、领导提意见。显然，这并不是什么阴谋。如果单位的领导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本来群众也不会有多少意见。如果单位的领导们是正在变质或已经变质的官僚特权分子，那么群众的意见就会特别多。如果只有群众对干部工作的具体意见，本来整风运动有可能平稳进展。问题在于，少数被打倒、被镇压的剥削阶级分子，少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要求共产党下台，轮流执政，这就超出了整顿党的作风的范围。站在新生人民政权的立场上，这少数人的确可以称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实际运动中，右派分子要求轮流执政的意见与绝大多数群众的正确意见混杂在一起，不容易分辨。反右斗争谁来执行呢？是本属整风对象的各级领导。结果，有着官僚特权倾向的各级领导公报私仇，借反右的名义把大批的左派，即正直诚实、嫉恶如仇的少数干部和大量群众，打成了右派，从而巩固了官僚专政。

      李慎之被打成右派的经历非常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李慎之出生于一个记者之家，聪明勤奋，但缺乏艰苦生活的锻炼，博览群书但又不求甚解，读马列但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读西方的自由主义，但又困惑于中国深重的社会矛盾。1944年作为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在课堂上宣讲马列主义而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为了保护他，党组织派他到《新华日报》国际版当资料员和编辑，从此靠着个人的小聪明和博闻强记的能力步步高升。1944年以后的中国共产党迅速壮大，李慎之也就借着东风升到了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的重要岗位。李慎之既没有感受过强烈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又没有经历过血与火的战场考验，却一帆风顺地得到重用，不免骄傲起来，原来思想中的混乱和幼稚逐渐膨胀，对西方形式民主和自由的心向神往。李慎之不知道在一个自私自利的阶级社会中，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客观上会成为大资产者联合统治的工具；也不知道私有意识正在中国社会内部演化为官僚特权阶级专政。毫无疑问，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干部必须一辈子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李慎之也不例外。但是，李慎之可能发现这种要求是太高了，自己做不到，想象着别人也做不到。还是形式自由和形式民主好，大家都可以随心所欲。如此，李慎之内心的软弱、动摇、投机和名利思想就可以被自由和民主的旗号包装成全社会的利益。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为李慎之思想的演化提供了最好的突破口。李慎之提出：“请毛主席除了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之外，还要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我们也要开放新闻自由”，“应当建立宪法法庭”。

不妨推敲一下，还政于民的“民”是谁？在一个分工细致、结构复杂、层次众多的社会中，能够掌握主导权的绝不可能是老百姓，而是各级官僚、资本家、专家学者、记者编辑、各类明星。还政于民，很可能是工农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被逐渐侵蚀，而重建各类自利精英的统治。无论我们主观上是多么希望人民能够当家作主，随着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也的确有可能当家作主，但在客观上、至少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的政治意志的表达的确离不开人民领袖。但是，以李慎之小知识分子的顺利经历和纸上得来的思想，以李慎之出风头、耍小聪明却想博天下人赞扬的投机性和局限性，无法认识社会改造中深刻的两难困境。后来，李慎之甚至如此诬蔑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1949年以后，“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中国的传统专制变成了极权主义。”（《怀念李慎之》，第19-20页）

李慎之的建议客观上将使新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客观上将受到中外资产阶级的欢迎。从这个角度看，把李慎之定成右派，并不冤枉。李慎之自己也承认：“被划为右派后，头两年思想不通，59年底60年初‘算是彻底觉悟了’，悟出自己的思想‘根本与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不可能调和。这样一想也就心安理得’”。（见《怀念李慎之》，第23页）

太阳并不因有人仇恨而停止照耀大地。尽管李慎之的言论在客观上将为资产阶级重新统治张目，尽管李慎之后来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毛泽东的专制，但是，毛泽东却在批评了李慎之以后，特意嘱咐吴冷西转告王飞和李慎之：“这两个同志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评他们”，“这不仅是几个人的思想问题，而是一个思潮。”（《怀念李慎之》，第192页）

究竟是谁把李慎之划成右派的呢？戴煌的叙述是：

“据说在正式下结论之前，吴冷西正七奉召参加中央整风五人领导小组关于讨论某些‘右派’定性问题的座谈会。他原来很想在这个会上为慎之兄的问题说几句好话，恳望中央不要把慎之兄也定为‘右派分子’；但是当他到达中南海那个会议室刚坐定，拿到一份打印好的文字材料，邓小平就率先讲话了。邓小平扬扬手中的材料说：请大家看看有关李慎之的这份材料，对这样严惩的右派言论，新华社还有人说李慎之是位很有才华的好同志而不是右派分子。大家说说，李慎之究竟该不该被定为极右分子？

这样，等于给吴冷西当头泼了一盆冰水，吓得他只好尊口免开为上策了。就这样，慎之兄也被扣进了‘右派’大囚笼，经受了21年磨难。”（《怀念李慎之》，第80页）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总书记并没有今天的核心大权，他是大政方针的具体执行者。但是，执行经常比决策更加重要。邓小平是搞政治的好手，做具体的工作说却缺乏耐心。这说好了是举重若轻，说坏了刚愎自用、粗糙武断，有懒汉嫌疑。邓公深知，整风运动冲击了党内有官僚特权倾向的大多数干部，他们希望趁着反右运动，打击异己，巩固自己在每个单位里的领导地位。因此，邓小平纵容这些人的情绪，使反右运动从重、从严、划比例，搞反右斗争扩大化，不但将可划可不划的右派，如李慎之定成了右派，而且将绝大多数真正的左派干部和群众打成了右派，巩固了官僚专政。（如果李慎之不被划成右派，他也放就不会如此强烈地仇恨新中国和毛泽东。）

   因此，如果真正要抓反右扩大化的责任人，恐怕第一责任人应该是邓公，最大的受益者也是邓公，他在官僚队伍中确立了自己的代言人形象。正是由于官僚专政得到巩固，当大跃进运动起来后，官僚们才会大面积地虚报、浮夸、瞎指挥、一平二调，才会出现大面积地饥荒，把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变成少慢差费的官僚专政的自我暴露。

   实际上，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莫过于此。把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说成是千古罪人，而把一心一意为私利服务的庞大的官僚（走资派）集团打扮成救人民于倒悬的落难英雄；把最欢迎群众闹事、最主张大民主、最提倡大辩论、最要求人民关心国家大事的毛泽东说成是独裁专制，而把最害怕群众闹事、最害怕任何形式民主、坚决不允许争论、让人民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国家的邓公说成是民主自由宽容；把真正为工人农民办了实事，提高了政治权力和经济福利的毛泽东说成是让人民受穷，而把剥夺了工人农民的政治权利，让工人下岗、农民种粮亏本的邓公说成是工人农民的贴心人。世界上的冤案还能比这更大吗？李慎之在制造这场最大的冤案中起了什么作用呢？李先生是不是将个人的一时冤屈凌驾于近十亿工人农民的生命和尊严之上了呢？果如此，李先生是否有资格自认为“以提高人的地位为平生志愿”呢？我不怀疑李先生“生活在真话中，做一个说真话的人”的愿望，但是，由于李先生受自身的经历和视野的局限，受思考能力的局限，客观上，李先生在为一个巨大无比的谎言添加美丽的金线。

      三、李慎之和张钦礼

      2003年4月22日，李慎之去世后，京城内外的一大批知名学者聚集在自由主义旗帜下，撰文怀念李慎之。

      2004年5月17日，河南兰考大地10余万群众自发地沿路哭祭张钦礼亡灵魂归故里。

      张钦礼何许人也？一位抗日英雄，一位劳改释放犯，一位27年前的兰考老县长。一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走资派，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又被当作“四人帮”的残渣余孽的老县长。一位被河南搞浮夸风的干部们恨得咬牙切齿，被兰考的广大群众深深爱戴的老县长。张钦礼和焦裕禄并肩治理兰考“风沙、盐碱、内涝”，带领兰考干部群众引来黄河水、重新安排兰考大地，极大地改善了兰考自然生态，根本改变了兰考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他不但是一位焦裕禄式的拼命干部，而且还是人民的政治家。他曾经受河南省委的委托，巧妙地平息了开封和平顶山两地的各派斗争，实现了大联合，恢复了生产秩序。张钦礼嫉恶如仇，触动了兰考、开封乃至河南省的一个当权派网络，是周总理先后三次将张钦礼从被批斗、被劳改、被监禁、被软禁中解放出来。但1977年，该网络恢复元气，终于以子虚乌有的“文化大革命煽动罪”将张钦礼逮捕入狱，判了13年徒刑。同时逮捕了和张钦礼一同战天斗地、改造兰考的1207名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这是他们第三次陪同张钦礼受折磨。张钦礼的故事在兰考大地家喻户晓，与焦裕禄齐名。张钦礼冤情至深，功绩至大，精神至高。这才有10余万兰考群众哭祭张钦礼的动人场面。（张钦礼事迹可参见《周恩来三救张钦礼》，赵伟浩著，香港银河出版社，2003年11月。亦可参见《新华社记者国兰所撰写的〈我为张钦礼所做的申诉——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刊登于《中国焦点》2004年第1期》我曾经到兰考见过一些关键当事人，知书中所言不虚。）

      张钦礼的故事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新中国的干部队伍的确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打江山、坐江山，贪图权力、名位、享受，利用各种政治运动打击异己，结党营私，他们是腐败的渊薮，是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这一派重视自身物质享受，也可以叫物质派，或者坏人派。另一种人是真正用好权力为人民服务，爱民如父母，嫉恶如仇，以身作则，毫不在乎个人的荣辱、享受乃至生命，他们是反腐败的中流砥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这一派完全忽视自身的物质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可以叫精神派，或者好人派。1976年以前，这两种人自觉、不自觉地技术、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相互较量，打了一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看不见的战争，互有胜负。1976年以后，由于精神派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去世，物质派掌握党政军大权，精神派大部分被杀被关，才会有现在连片成网、前赴后继、无所不在的腐败。

      因此，新中国的历史，与其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与其说是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与其说是造反派和走资派的斗争，与其说是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斗争，与其说是反腐败和腐败的斗争，不如说是好人和坏人的斗争。在兰考，这两种人之间的斗争表现得特别鲜明。反右运动期间，省委组织部长赵文甫指示将给县委组织部长孙跃堂贴大字报（孙跃堂利用权力霸占他人的未婚妻）的200多名干部划成右派，张钦礼坚决不同意。结果张钦礼被划成中右分子，限制使用。而赵文甫则步步高升。1976年以后，赵成为负责“揭批查”运动的河南省委副书记，将张钦礼送进监狱。大跃进期间，张钦礼坚决反对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虚报浮夸，被下放劳动；四清期间，一直敌视焦裕禄和张钦礼的开封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和新任兰考县委书记周化民担任兰考的四清工作团的正副团长，动用260人审查张钦礼的四不清，捞不到任何证据而被迫将张释放；文化大革命起来了，矛盾本来应该对准的是吴芝圃、赵文甫、秦一飞、周化民等坏领导，但是，秦一飞和周化民又摇身一变成了兰考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组织了造反派，以反对文化大革命罪将张钦礼逮捕；到1970年，林彪死党、河南省委副书记王新又以“刘少奇的生产党”名义将张钦礼调离兰考，并在兰考对张开展大批判。如果没有周恩来的一次次了解冤情，一次次从中央直接营救，张钦礼早就被坏人整死了。然而，1976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相继去世，最高领导层中好人受清洗，而那些一再迫害张钦礼的秦一飞、周化民之流却弹冠相庆，加官进爵了。

      张钦礼的故事还说明，每当好人当道，生产就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就提高，权利就增长；每当坏人当道，生产就停滞，腐败就滋生，人民地位就下降。从1957年算起至1977年，张钦礼在兰考五落四起，实际主政的时间不过9年。9年时间里，兰考人民大干苦干，彻底消灭了风沙、盐碱、内涝，林成网、田成方、土肥沃、粮高产、河流渠道密布，成为鱼米之乡、锦绣江南。张钦礼靠边站、受批判、遭关押期间，则兰考的渠、坝、闸、桥建设统统停顿、荒废。1977年以后，兰考的坏人失去约束，逐渐原形毕露，在社会大气候的配合下，贪污腐化，损公肥私，将张钦礼时期建设的国有企业分净卖光，兰考群众重新过上流亡、打工、受人剥削、遭人歧视的日子。

      有的读者可能会想，好人和坏人之间不斗行不行？行。或者坏人完全掌握主导权，邪压住正，好人根本抬不起头来，剥削压迫是常态。五千多年来的古今中外的历史就是如此。大多数时候，好人们在沉默中死亡。到民不聊生的时候，好人们在沉默中爆发。或者好人完全掌握主导权，正控制邪。例如在兰考，张钦礼每次复出时，对那些迫害他的坏人总是不计较、不打击、不报复，安排工作，团结前进。不过，邪恶力量也总是在悄悄集结，再一次将张钦礼打倒。

新中国成立后，掌握最高领导权的是好人毛泽东。他深知这支革命队伍腐败堕落的可能，希望通过整风、反右、四清、直至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来教育挽救干部，挽救党的革命性。但是，所有这一切政策都需要靠这支良莠不齐的干部队伍来执行（事实上，即使在放手发动群众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真正掌握着政权，能够调动人、财、物的，仍然是这支干部队伍）。结果，每次整顿坏人的路线和政策都被坏人利用来整顿好人。更加令人痛心的是，因为坏人利用了好政策，好政策就成为坏人做坏事的挡箭牌。最后，毛泽东逝世，坏人逐步掌握政权，将他们当初干的坏事全部都推到毛泽东身上，似乎他们只是政策的执行者。更进一步，他们将好政策、好路线妖魔化，将之批判为极左路线。从此，他们的权力就可以不再受人民监督，也不再受党内张钦礼式的好干部的监督，可以自由地以权谋私，化公为私，贪污腐败，结党营私，将工人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大官僚、大买办、大资本家、大地主拥有的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

如果李慎之的确有勇气面对历史真实，他也会同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叙述。但是，李慎之可能会认为，毛泽东要想使人变好，这违反了人的自私本性，违反了客观规律，因而是极左路线。怎么办呢？还是顺应人的自私本性，让自利成为人们的工作动力，让恶推动历史前进。当然，自利的人相互争夺、相互残杀、相互剥削、相互压迫，一个人的自由会压迫另一个人的自由，一个人的人权会侵犯另一个人的人权。怎么办呢？李先生的办法是，让民主和法治来约束。这样，人们既有自由，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竞争的自由，争权夺利的自由，但是，又不超过限度。然而，李先生不会不知道，形式民主有时候可以成为实质专制的外衣，而法律更可能沦为权力和财富的帮凶，“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样，阶级斗争又会尖锐化，内外战争又可能爆发，社会又可能沦入大动荡。对此，李先生还有一个绝招，就是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旨在培养遵守李先生所希望的公民，即坚决捍卫个人的自由和尊严，但又遵守民主、法制、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和尊严的人。

李先生的用心不可谓不良苦。不幸的是，培养有一定品质和操守，那怕是最低限度的品质和操守，也违反了李先生自己的初衷，而带有“极左”路线的“改造人”的特色。更加严重的是，掠夺社会财富的统治者完全可能一边违反游戏规则，另一边要求人们遵守游戏规则，狼可以吃羊，羊必须配合！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逻辑下，李先生的公民教育难道不会成为奴化公民的教育吗？

与李慎之在书斋里想象着一个自由、民主社会不同，张钦礼实实在在地使兰考的人民感到了自由和民主，享受到了尊严和财富，更多个张钦礼呢？按照李先生的逻辑，张钦礼领导下的兰考，“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和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但是，兰考人民绝不像李先生想象的那样是傻瓜、蠢货，可以被张钦礼任意专制、愚弄。没有张钦礼为挖掉兰考穷根而受大罪、吃大苦、流大汗，直到奉献自己的生命，张钦礼能够得到兰考人民如此尊敬乃至崇拜吗？能够在兰考一呼百应，实现“最最最专制”吗？难道张钦礼不是兰考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吗？张钦礼在兰考的意义，就是毛泽东在中国的意义。当一些人书斋里想象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时，毛泽东们却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部分人的自由被剥夺了，一部分人的人权被侵犯了，但中国社会的大部分人却赢得了自由，赢得了人权，赢得了解放、独立和尊严。

在李慎之看来，这是个有缺点的社会，这是个有缺憾的历史进程。最好是谁也别受损失，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一夜到来。因此，李先生最向往的恐怕还是解放前的书斋知识分子的生活。义愤填膺，冷嘲热讽，风花雪月，一举一动都能够得到大众媒体的关注，一言一行似乎都能够改变历史。能够被称为社会良心，能够被誉为博通古今，有成群的知识青年围绕膝下，有美元和大洋伺候左右，就像胡适一样。有李慎之的言论作证：“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怀念李慎之》，第11页）其实，李慎之恐怕是不好意思说，自己就是二十一世纪的胡适。二十世纪的胡适与蒋介石调情。二十一世纪的胡适与谁调情呢？

李慎之的社会处方最受谁的欢迎？最受中共干部队伍中那部分贪婪腐败、自私自利、玩弄权术的官僚们的欢迎。从此，再在不用躲在“斗私批修”的旗帜下谋私利了，再也不用躲在大跃进的旗帜下搞浮夸争名利了，再也不用在群众面前装艰苦朴素了，再在不用到处金屋藏娇了，再也不用受群众监督了（按李先生的处方，还需要受法律的监督。然而法律监督实际上意味着官官相护）。对此，李先生能够否认吗？

      四、点评《怀念李慎之》

      李慎之毕竟是个书生，无论是利国利民，还是祸国殃民，都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他之所以被尊为自由主义的旗手，实在是自由主义者“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结果。绝大多数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学者有心反中共，却无胆骂中共。于是，就在中共内部找到了一位差强人意的代言人。这位代言人在反右斗争中受过委屈，在改革开放后得到当权者的欣赏，代表着当权者的内心活动，是当权者试探社会舆论的风向标，同时，又能够读点自由主义的书，虽然只是一知半解，但有沟通就行了。李慎之就这样被社会潮流选中了。后来经常有人标榜李慎之“不在刺刀下做官”，其实不然。事实上李慎之即使在打成右派期间，也仍然是共产党的官员，而且二十年“噤若寒蝉”。（《怀念李慎之》，第7页）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李慎之敢于放言“不在刺刀下做官”，无非他知道，他与当权者的内心其实是相通的，他的副部级待遇没有受丝毫影响。

      李慎之死后，自由主义学者们济济一堂，共谱挽歌。仔细一读，无非是自吹吹人而已，并无什么真知琢见。兹举几例如下：

   李锐：慎之以“大民主、小民主”一论受屈受罪二十多年，正如孙行者在八卦炉中炼成火眼金睛一样，使他对历史、对现实、对中国、对世界，能摆脱习惯的成说、定论，作更深刻的思考。（第1页）

      点评：其实是李慎之不过是从一种成说，落入了另一种成说，拾西人牙慧而已。李锐与李慎之一样，都是经不起风雨的小知识分子，受了点委屈就仿佛天塌地陷了。两人猩猩相惜，靠诽谤、辱骂毛泽东过完后半生，还自以为是清流，自以为是代表人民。狂犬吠红日，可笑复可叹！

   李普：印象特深的是他侃侃而谈，对自己的见解十分肯定，表现得自信心很强。侃侃而谈可以改为夸夸其谈，这是个贬义词，不过我至今喜欢这种人。如果肚子里没有一定的货色，没有见解或者要隐瞒自己的见解，他夸夸得起来吗，特别是在我们这些人面前？（第7页）

      点评：正所谓“红肿之处，艳若桃李”。其实，李慎之的夸夸其谈是连自由主义学者们都有意见的。许良英就批评李慎之不了解培根、却赞美培根。其实，李慎之不了解的太多了。李慎之不了解全球化，不了解自由竞争的两极分化特性，不了解美国大企业的管理优势，不了解当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依附，不了解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也不了解从混沌到有序的历史大趋势，更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矛盾性。本来，以此要求一位老人迹近苛刻。但是这位老人仗着老资格、老伤疤到处不懂装懂，夸夸其谈，这就得说一说了。

   苏仲湘：他结合时弊为中国传统文化把脉，抉剔它的脉络和内核。他秉着民族的良知进行天问式的探索。他在不断开凿一座精神大山的通道，而且已经凿出了一段路径，他还准备了多根铁纤企图继续凿进。谁知他却静静地倒下了。哀哉！（第69页）

      点评：这些年社会丧失良知了，却出来了很多个媒体良如，如吴敬琏，茅于轼，李慎之。什么良知？将社会推向男盗女娼、两极分化的吹鼓手们，有资格谈良知吗？

资中筠：美国对于他来说，并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符号，代表着一种价值体系——“现代化”的参照系。（第109页）

点评：这倒是实话。美国是李慎之心中的圣地。

戴煌：慎之兄继续说，尽管许多加入共产党的人，都作过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生命，但到头来，某些人硬是不愿意“牺牲”个人的权欲野心。他们宁可制造无穷无尽的花言巧语，去蒙骗渴求翻身解放安居乐业的工农大众去为他们火中取栗，甚至不惜上刀山、下火海为他们夺取皇冠。这样的野心家，怎能不具有兽性？！

点评：我本来对李慎之还有几分尊敬。有一位朋友曾经希望我能找李慎之直接沟通一下，或许左右派能够增强理解，共同面对当前的现实问题。然而，看到这段话，这几分尊敬烟消云散。联系上下文，李慎之这里“某些人”是指毛泽东。事实上，解放以后，如果毛泽东想当皇帝，大多数干部恐怕求之不得。毛泽东当皇帝，大家可以当宰相、大臣、将军、元帅，封妻荫子。问题恰恰在于，毛泽东不但不想当皇帝，甚至不想要高工资，还想继续保持革命理想，发动一场场运动，要求干部们艰苦朴素，受群众监督，为人民服务。如此，毛泽东违逆了大多数干部的意志，违背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心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规律，挫伤了干部和知识分子为自己利益服务的积极性，这才使毛泽东背上了专制的骂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本来，李慎之死了，我并不想多加评论。但是，李慎之竟如此以小人心度君子腹，竟不顾历史的基本事实诅咒毛泽东，我也只好不客气了。由此我还想到，近些年来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战，其骨子里是肯定还是否定毛泽东的争论。右派也好，自由主义也罢，从80年代至今，骨子里都以毛泽东作为最大敌人，以美国为最大亲人。与此相反，无论老左派、新左派，都以毛泽东作为最大亲人，而以美国为最大敌人。李慎之所以能成为自由主义的旗手，最根本的要素是仇恨毛泽东。只有毛泽东在最深层上触动了五千年来的剥削压迫制度，招致了右翼知识精英的绝望咒骂。相反，一切真正要求民主、自由、平等、人道、尊严的人们，当他们缅怀毛泽东一生时，都会洒下“壮志未酬身先死”的热泪。

      够了，整本《怀念李慎之》就建立在仇恨毛泽东的阶级偏见之上，几乎逐句都可批判，就不多说了。

五、民主与专制

      有人以为，当今的政治体制是毛泽东留下的专制政治体制。因此，如果肯定毛泽东，就会肯定腐败专制制度。李慎之千错万错，他呼唤民主，呼唤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对的。

      其实，毛泽东早就预见到，如果修正主义者上台，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了他的预见。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提倡不争论，直到今天发展成警察治国，各级一把手独断专行，“坚决打击非法上访”，工人被买断工龄（买断作为主人翁的政治权利），农民变成一盘散沙，群众有口难开，有苦难言。

      问题在于，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行不行？这个问题实质上等价于不要革命行不行。有革命必有反革命，而且反革命的社会力量常常强于革命。革命胜利前，要求有一个集中领导的政治体制。革命胜利后，除了被打倒、被镇压的剥削阶级还残存外，自私自利性又成为反革命情绪和力量滋长、集结的根源，对干部进行教育、帮助，还是需要一个集中的政治体制。因此，要求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等于要求取消革命，从而维护人吃人、人压迫人的剥削压迫制度，工人农民不答应，作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中国也不答应。何况，这还违背了李慎之参加革命的初衷。

      因此，既要无产阶级专政，又要有人民民主，只有一个出路，就是防止修正主义上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防止当政者居功自傲、脱离群众、贪污腐化。这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难题。事实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阻止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利用自身优势攫取社会财富，而毛泽东千方百计想避免的就是这种局面。可以说，只有站到这个高度上，才有资格与毛泽东对话。否则，就是“斥宴鸟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毛泽东的后半辈子干的这件大事就是怎样防止这一政治体制成为法西斯体制，为此毛泽东设想的是大民主，把“四大”写入宪法，让人民群众能够有低成本、高效率的表达意见方式。

      当然，毛泽东失败了。但是，李慎之能够干什么呢？李慎之看来是要给这一进程盖上民主化进程的大印。他常说两句话：“1、对中国之实现民主，我能否及身得见，比较悲观；2、对中国能在21世纪上半期实现民主，我基本乐观。”（《怀念李慎之》，第18页）这两句话联系起来看意味着，专制化的前头是民主。当然，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究竟是专制化，还是民主化，李慎之和我会有不同看法。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形式自由、形式民主的确有所进展，但是实质自由、实质民主却在不断萎缩，各企业、各单位内部的专制性在不断加强，企业老板说了算，机关一把手说了算。因此，这是一个专制化进程。但是，李慎之恐怕不会注意这些，而只会注意言论自由，即形式自由。因此，在李慎之看来，形式自由、形式民主的不断增强，终将会导致民主制度的确立。在我看来，实质民主、实质自由的不断削弱，将会导致日益严重的实质专制。这两种结果可能是并行不悖的。未来的社会，可能是有形式民主，缺实质民主；有形式自由，缺实质自由的社会。因此，李慎之乐观展望的结果，将是以形式民主为掩护的实质专制社会。专制者特别希望学者们只注意形式民主的一面，这样，他们就可以欺世盗名了。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未来有形式民主的社会里，实质专制所维护的还可能是外国人的利益。道理非常简单，跨国公司支持中国的哪一方政客，哪一方政客就有资金获得媒体的支持，哪一方政客就为跨国公司的在华利益服务。发达国家资本家的力量远远高于第三世界各国的资本家。这是发达国家操纵第三世界各国政治的奥秘，也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选举政治这种形式民主制度的奥秘。

      我们要争取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但是，我们决不能满足于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决不能把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想象成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谁让我们满足于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谁就是实质专制者的帮凶和说客。能够从形式民主通向实质民主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尽可能多的公民要超越自身利益，关心国家乃至世界的大事，完成自身的思想革命。如果告别革命，崇尚堕落，跟着感觉走，那么中国就只能遭遇一场更加严重的社会动荡。

      六、结束语：争论仍未有穷期

      李慎之虽然不在了，但是，自由主义思潮却正当红。在一个权钱交易、买办欢腾、两极分化、道德沦丧的实质专制时代，不是主张形式自由、消极自由、形式民主、选举民主的自由主义思潮走红，又能是什么思潮走红呢？其实，形式自由是动物世界的自由。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兔子吃草守则，狼吃羊的道德，狐狸行骗规则，松鼠跳跃路线图。在动物世界里，一切行为都是自由的，一切权利都是天赋的，每个动物都只需要关心自身利益，都不需要关心动物世界的公共事务。羊群不需要，也不存在集体主义精神，不存在以羊群整体利益的需要压制羊权的专制行为。如此形式自由而实质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谁高兴呢？谁受益呢？是豺狼虎豹受益，是狐假虎威者受益。所以，狐狸们才编织出一套自由主义思潮，来掩盖社会的动物世界本质。

      本来，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然而，我们毕竟还是有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的动物世界。一旦狐狸理论被识破，动物世界的草、松鼠、羊、兔子都有可能觉醒为人，从而提高豺狼的捕捉成本，加大捕捉风险，进而使豺狼统治逐渐转化为人类的合作。

      然而，一些狐狸已经是狐狸理论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分享到了肥美的羊肉和兔肉，必然会坚决维护狐狸理论。他们会认为，弱肉强食是自然秩序，弱肉强食的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生动活泼、自由自在，团结一心的人类社会则单调乏味、沉闷抑郁、清规戒律，他们甚至还想在被捕杀的弱者的哀嚎中体会施舍和仁慈的快感。更重要的是，狐狸们掌握着扩音器和麦克风，可以将他们的声音放大到整个森林和草原，而相反的人类声音却极其微弱，只能靠人递人。

      所以，争论仍未有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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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宪源

美国华尔街对外输出“金融毒品”引发的全球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正向更为深广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衰退萧条方向发展。

声称“私有化产权”可以确保“最佳投资责任”、“市场无形之手”能够确保“最佳资源配置”的中国主流派人士，至今仍用“监管不力……”之类皮毛之见，代替对危机的客观深入分析，阻挠妨碍有效应对方案及时出台。相比而言，《中青报》所载王小东文章《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绝不仅仅限于华尔街》，从美国“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历史性转换的角度，分析危机生成原因，无疑更具启迪探讨价值。本文重点讨论美国为何实施这一转换的深层原因及其前景，进尔分析论证：为何必须通过“抛美债、惠国人、把‘社会动乱因素’返还原产地”的做法，才能使中国摆脱极为不利处境，真正可能开创一个“新时代”？

据王文分析，确保和加强产业实体经济，对争取维持一个国家繁荣富强是如此重要，美英政府历史上也曾为此做过巨大努力。那么，是什么不可抗拒的巨大因素和力量，促使处于“资本全球化体系”中心地位的美英等西方工业化强国，不仅非常自愿地、而且极为积极甚至接近疯狂地，先是把大批“产业经济”转向率先热诚拥抱新自由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拉美大陆，而后又大规模转向中国及其东南亚周边国家的呢？

要实事求是破解这一历史性转换原因的钥匙，或许，还须回到重新引起西方青年强烈兴趣之《资本论》的关键论述中去寻找。马克思深刻分析总结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基本社会矛盾，一是资本必须把不断追求自身增值，作为基本生存目的；二是为实现这一生存目的，必然导致该制度自身无法化解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根本性矛盾。这类不可调和的矛盾，又具体派生了曾造成资本主义世界风雨飘摇一个世纪的三大致命性矛盾：

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尖锐矛盾。

二、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尖锐矛盾。

三、资本主义生产能力无限盲目扩大趋势同劳动群众支付能力不断缩小的尖锐矛盾。

“苏东阵营”的全面垮台、中国决计“跟世界全面接轨”的历史性转向，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首次获得了打破马克思上述科学结论的极佳机会和现实方案——通过建立“资本全球化”世界经济发展合作新体系，以美国为“体系中心”的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把最容易生成积累上述“三大矛盾”的实体产业经济，尽可能转移到作为“体系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去。其辉煌成就，就是把在拉美和目前中国反映极为充分的上述三大矛盾，像“社会重磅定时炸弹”一样，外加巨额资源消耗和西方民众无法忍受的严重环境污染，非常有效地转移出了本土。同时这类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更给实现资本增值要求，带来了在西方本土无法想象的超额利润。

拉美国家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左翼运动，中国年均六万“群体抗议事件”、空前恶化的社会治安与数量激增的个体民众“极端事件”，反映上述第一类社会阶级矛盾的空前尖锐激化。

中国中小企业经营生存困难、倒闭数量剧增，是第二类矛盾的生动体现。

中国老百姓实际支付能力不断萎缩、国内市场长期消费不振……，则是第三类矛盾的现实表现。

这些人所共知的现象，无一不在有力证明：在美国等西方“中心”国家的资本，遵循永恒不变的自身增值需要，带动整个“产业实体经济”向“边缘”疯狂扩张转移后，马克思所预见之西方资本主义一切血腥野蛮属性，种种威胁国家安宁和社会稳定的严重“动乱因素””和深层次利益冲突，都无可避免地出现在被转移的国土上。

离开了上述并不难以理解的总体事实分析，就无法确切认识把握，美国等“中心国家”为何向中国等“外围国家”全力转移“实体产业”经济？它们通过控制金融业“虚拟经济”和销售渠道，确保取得“实体经济”最大红利、而把最低限度再生产资金留给中国，这样的做法，对资本和实体产业输出国到底是十分有利、还是非常有害？面对当今空前危机，西方考虑拟议中的各类应对改进方案，会趋向继续加强、巩固、完善这一既定“全球化”经济分工体系和利益分配格局？还是返回在国内重兴“实体经济”老路？中国又应该如何应对？要想搞清楚这类问题，我们或许必须首先清醒把握两个最基本的关键：

一、基于中国与美欧国家在现存“全球化体系”中所据“边缘”与“中心”、“利益输出”和“利益攫取”之不同位置，共同商讨应付全球性危机方案也好，重建“新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结算体系也好，各自追求重点和利益关注，必然无法一致，冲突在所难免；而决不可能会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二、强调中国立足发展“实体经济”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必须满足两大基本前提：1，根本打破现行“全球化国际分工体系”、确立人民币在世界金融体系中重要结算地位。2，自主掌控中国造“实体经济”产品对外销售终端。如果离开这两条，满足于“西方老大”做出某些安抚性的“依附型”改良修正，这些年来充任“血汗打工仔”角色的中国“实体经济”发展越厉害，所付资源消耗、承担环境污染的代价和利益损失，就会越严重！所得到的实际收益，就会越微薄！中国将以持续收进巨额“美元白条”之形式，在纯粹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老路上，继续“一条黑”地走到尽头。

没有上述清醒认识，盲目肯定甚至夸耀这些年来中国“血汗打工仔”型“实体经济”的伟大成就，就不仅有“打肿脸充胖子”之嫌，并将错失中国因“歪打正着”而拥有巨额美元资产构成的“重新洗牌”良机，使“世界必须重开一条新路”的迟到认识和奋斗目标，成为遭人嗤笑的一句空话！

站在美欧决策者的立场分析危机产生根源和今后改进方案，他们会重新搬回有助于成功对外转嫁“三大矛盾”的“实体经济”吗？几无可能。这不仅是因为西方国家绝对无法承受“实体产业返回”必然发生的巨大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之代价，也无法在承担类似西方几大汽车制造公司平均工资水平同时、满足资本增值需要。而最最要命的是，为确保资本主义制度苟延残喘之头等大局出发，绝不可能容忍几乎已被消灭殆尽的强大产业工人阶级，重新出现在他们身边，从容执行“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使命。西方舆论所以能够自信宣告并让大多数民众相信“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对外转移实体产业经济，大规模消灭产业化工人阶级队伍，乃是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釜底抽薪手段。这跟美国是否“已经衰老”、中国是否“仍然年轻”之类猜测判断，完全无关。简而言之，美国资本家既不敢把一支重新召回的工人阶级产业大军，打回历史性“血汗打工仔”的工资收入水平去，但要维持目前残余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又根本无法满足资本增值要求。

这些“中心国家”余下的选择，就是面对经济全面萧条危机和内部阶级矛盾必然激化之现实威胁，是否重返社会主义色彩强烈的“罗斯福新政”？对“私有产权”虽然极为明晰”、却被现实证明“产权约束”和“无形之手”完全无效的“自由化市场经济”，是加强国家干预力度还是继续放任？会不会一定程度地“杀富济贫”，以缩小贫富差距，维持社会基本稳定，避免穷人起来革命造反的风险……？

但即使是对内缓和阶级矛盾的“开明派”主张取得上风，在处理跟“外围国家”对外经济关系时，同样采取缓和矛盾的“开明性”可能，却几乎没有！因为这两组相互交叉的矛盾，本身具有尖锐对立性质。要缓和国内矛盾，就不得不“紧张”对外矛盾，掠取更多外部资源来满足缓和国内矛盾之财务需要。反之，要减少对外利益掠夺，缓和对外矛盾，就必须以加剧国内矛盾与紧张状态为代价。

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离开毛泽东主义的价值评判，而完全站到中国民族主义或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衡量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利益走向，也只可能有一个结论、而绝无第二个结论。这就是：——谁能有效向国外输出转嫁国内矛盾与危机，确保本国社会人民安居乐业，谁就是合格的国家领导人！反之，则不仅对不起这个民族，对不起广大平民百姓，也对不起该国大部分资产阶级老板。国难当头，东三省虽无沦陷，中国大半壁金融外汇资产三十年“血汗打工”收入积蓄，却已经几乎或实际沦陷它手。21世纪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依据这样的严酷局面和现实思路，来认真推动之，积极组建之，全力扩大之。

站在美欧资产阶级决策者分析总结危机产生根源角度看，“次贷危机”的生成原因，或许不会是王小东所认为的那样，是“美国广大的老百姓……不干活却偏要买大房子。”也不会归结为有大批低收入甚至无收入阶层，不自量力地对房地产进行大规模投机性炒卖所造成。他们之中是否有人会认识到：只要美国制度不允许把华尔街经理阶层乃至全国庞大资本家经营阶层的收入，长期（并将继续）维持在高于美国最低工资上百倍甚至几百倍的水平上，而严格限制在不高于二十倍的水平上，全体美国人民完全不需要华尔街发明创造任何“金融毒品”类新兴业务？也不根本需要对外巧取豪夺、穷兵黩武，就人人都能过上丰衣足食、不愁吃穿住的幸福生活。依靠现有国家制度确保维护之利益攫取人为造成的入不敷出金融危机，也根本不可能发生。当然了，如果“一私就灵”、“市场万能”真地反映规律，而不是一整套精心编制的谎言，在私有化、市场化高度发达、完善的美国，也就根本不该发生这场拉全世界人民“垫背”的金融大灾！当然了，这种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生成危机的根源性探究，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中央机关报上，都尚未出现；要让奥巴马之类“粉红色”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有此认识，自然未免要求太高。

而作为中国客观理性的思想人士，则必须注重美国这些年贫富两极分化剧增、中产阶级数量剧减这一社会基本面。换句话说，曾得到美国政府和资本财团总体有力支持配合的“次贷业务”，在持续上升发展阶段，并不似某些媒体和分析家们所认为的那样，有一个使美国人民收入普遍提高的过程。恰恰相反，这一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之社会基本面的客观存在，只能说明一点：即使美国通过对外转移实体经济并从中收取巨大收益红利，即使美国可以把中国产品收益的90%占为己有，再把10%留给中国“世界工厂”部分中的一大半，通过大印钞票、大卖债券和美元贬值等“白条”做法和掠夺方式，截留在美国财团手里，但仍然无法满足美国资本增值的需要，更无法挤出必要份额以减缓美国贫富两极分化进程。而必须利用发展“次贷业务”之类“金融创新”，既为资本增值提供了全新机会，又给几近绝望的美国中低收入阶级重做“美国发财梦”的机会。这两种紧迫现实需要，才是推动“金融毒品”粉墨登场的决定性力量。

当然了，这也是美国形式的一种“讲政治”。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不管在总体上有多么不合理，一百个美国穷人中，即使有十个人被送进监狱，五个人流落街头，其余实际收入每况愈下的勉强度日者中，只要有一、两个人因为倒手“次贷房屋买卖”侥幸发财，就足以证明这个制度仍然存有公平赐给穷人发财机会的合理性。美国老百姓从小就被系统灌输的“受穷不能怪社会、而只能怪自身”之主流信条，就能通过这类榜样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巩固强化。

从上述内外因素去分析，就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乃是通过几百年演化，逐步形成的一个非常老谋深算、考虑全面的完整布局。而不能认为，这样一个庞大体系，竟是几个“阴谋者”私下合计的产物。更不能赞同贴上一个“阴谋论”的标签，就把接近对这一体系欺骗掠夺本质的总体认识，加以武断否定。货币战争，金融掠夺……之类的描述分析，不过是对这一制度化阴谋体系按其本能运作的结果，力图做出解释。而不能把制度化的运作，曲解为几个人、几个集团“阴谋策划”的结果。离开对这种制度性祸害的认识，把板子打在靠举债度日之广大美国老百姓身上，更是不妥。

对必须服从于这一制度总体利益要求的西方决策者来说，其研究制定今后改进方案的要点，或许有两个选择。或是感觉以前“中心”对“外围”的榨取仍然不够，无法满足资本增值需要和维持本国穷人最低收入的需要。因此在协商制定世界性“游戏新规则”的过程中，变着法儿对外再多压榨剥夺一点。或许，这也不失为推迟或避免下一场危机来临的办法。

第二种选择，不仅认识到“中心国家”内部少数富人收入太高、广大平民收入太低，而且认识到“中心国家”必须在减少对“外围国家”“利益截留”和补偿相关损失之同时，开大会、作报告，动员本国富人“识大体、顾大局”，主动捐献和放弃巨额收入以增加本国平民和世界人民的收入。也就是说，从此改弦易辙，接受认同“对内和谐、对外和谐”的中国对外宣传思路。

法、美等倡议的“20国应对危机世界峰会”，近来传得纷纷扬扬。大家不妨以常理和逻辑经验分析，站在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角度，揣测一下以上两种选择，哪个可能性更强？当然也可提出更多可能性，供中国与会者预先参考。个人感觉，期待自身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西方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做出利益退让，几无可能。除非会议邀请者预先应允这类可能性和讨论话题，中国该不该参加这种峰会，都得慎重考虑。

中国要摆脱困境，从已经遭受的利益重创中脱身而出，反败为胜，其实不靠上述峰会，而靠当机立断的下述行动。

1，立即规定凡向中国购买产品的美商，一律支付人民币。凡中国对美对外采购，（除特殊情况）一律使用美元。以推动全球货币流转系统产生强大人民币需求，并迫使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所赚巨额人民币大量返回本国，供美国进口商收购用于支付中国进口商品之用，从而有效减轻人民币通涨压力；也为人民币逐步登上世界金融舞台，创造先期有利条件。要适时谨慎调整货币兑换政策。对凡是有利于打破美元金融霸权的人民币兑换，要逐步放开；凡不有利于打破美元金融霸权的兑换，则坚决控死。在此问题上，不能按所谓“国际规则”，实行作茧自缚、自损利益的“一刀切”做法。

2，对依赖对美商品出口生存发展的国内所有大中小企业，如果美方拒绝用人民币结算，中国政府应按外销价用美元全额收购。然后以购物券形式，供收入低于特定标准城乡居民（包括贫困大学生）以超低价（象征性收费，以防浪费性无偿占用）消费使用。所余部分可廉价投放农村市场，回笼资金，作为国家对农民集体经办农村金融合作社提供的“反馈性”支持。也可考虑与发展农村集体规模经营结合，以华西村、南街村一类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为核心模式，对转让土地经营权的农户，在转让期间免费领取享用上述国家包购“外转内”生活必需品；并接受集体化合作经营土地单位的必要专业技术培训（加拿大失业职工，就可在参加技术培训期间，以同步延长领取失业金的方式，又国家全包培训和生活费用的规定），以整体提高中国农业现代化、集约化水平。

3，对“外转内”发生严重适销困难类的产品和高能耗、高污染出口企业，或可参照美国收购“金融毒品”企业做法，由国家出资控股或收购、改造拍卖，在确保企业职工收入稳定不变（包括列入上述发放“购物券”行列）前提下，促进行业并购和产品结构调整，国家动用抛售美债所得资金，提供优惠扶持。“外转内”出口企业盈余美元和出售国家收购企业所得美元款项，可以行业合资或企业投资方式，在中国境内回购关键性外资掌控企业、产业，以大幅度提高扩大民族产业国内市场份额，为出口依赖型转回内需市场导向，创造有利条件与后劲。有条件的出口企业，也可以民间资金形式，进入美国和世界各地，审慎收购兼并海外价廉物美潜质企业，吸引招收各类高级技术人才，为长远产业经济发展和产品升级积累后劲。

4，大量购入国内紧缺能源、粮食和工业原料以增加国家储备。大量引进节能和绿色能源开发技术，以略高于美国公司的价格，对外广泛引进各类高科技特别是军工产业技术人才。

5，扩大对第三世界重要行业的国家级投资项目和经济发展、科教、文化等扶助项目。以有效增强国际影响力、文化辐射力和“南南合作”关系。

6，国家应动用巨额积压外汇储备，以沃尔玛等作为明确竞争对象，组建世界范围国营跨国公司，趁西方经济动荡、销售经营困难有利时机，为中国商品出口外销夺回稳定渠道和有利销售收益。

采用上述方式，就不存在“中国美元储备无处可去”而必须继续购买和大量保持美国债券的理由。央行理应仿效美国惯于“趁火打劫、后来居上”的光辉示范，适时把握节奏，不断大量抛售美元债券。不促成美国债券金融市场周期性恐慌，就不算“以美国为师”的好学生！必须看到，中国抛售美元债券承受的短期损失和长远收益，跟中国仍然依附性绑在美国“金融战车”上换取的暂时“保值”和长远巨大损失相比，根本不是一个量级。中国当机立断大规模减持美元债券和美元货币，将进一步有效削弱美元地位，加剧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内部经济动荡和企业经营难度，从而为中方美元资金在世界性经济危机后期进入美国收购兼并中小型潜质企业，争得更好交易条件与机会。

必须强调：中国用抛售美国债券换回美元包购本国出口企业产品，不仅对确保中国经济增长和国民就业，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和确保社会稳定，而且对解除美国以减少对华进口挟持中国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之要挟做法，具有立竿见影的功效作用。

中国低收入家庭廉价享用上述国家收购产品，不仅是对“改革开放”利益受损阶层实行经济补偿，起到消除民间不满怨恨、加强国家民族认同、提高社会凝聚力的作用；也能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方面，达到依靠一般舆论宣传和思想引导无法起到的作用。

对中国内部而言，这一能够同步解除大批出口企业经营失败后顾之忧和庞大职工队伍担心失业后顾之忧的举措，也使广大城乡低收入家庭享受可观经济补贴实惠的做法，必将极大缓解国内阶级矛盾和社会紧张状况。

而对美国而言，中国价廉物美产品大规模“出口转内”造成的供应缺口，将对美国中低收入家庭开支造成巨大冲击。在“金融毒品”引发经济萧条、企业大批裁员倒闭情况下，这种以“资金紧缺”、“商品供应紧缺”为双重特征的冲击，对美国一向自以为优越的政治经济制度之挑战，或可超过以“商品过剩”为主要特征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从而使美国长期陷入社会严重动荡不安和自顾不懈的衰败境地。而中国对低收入家庭发放购买券的做法，将使美国和世界人民对中国产生强烈好感和强大思想吸引力，从而在国际“软实力”竞争方面，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按上述思路，内外结合，就能把美国通过对华转移实体经济同时转嫁的上述三大基本社会矛盾，行之有效地发回原产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正值美国空前金融危机造成资金严重周转不灵之际，面对中国对美采取这一“不愁我货无去路、但笑你们无供货”的战略性反击，美国根本无法重复向其它发展中国家转移投资和商品生产供应基地的传统威胁招法。可以预计，没有三、五年时间，美国等西方“高消费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在发展中国家重建一个达到中国经营规模和产出效率的“世界工厂”。因此在这方面，中国完全不必害怕美国经常重复的虚声恫吓；而应该反过来，以时常减少甚至停止对美供货为必要手段，有力削弱沃尔玛的世界零售业霸权地位。同时要避免“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对“工业七国”中一切愿意配合中国打碎美元金融霸权地位的成员国，不仅确保稳定优惠供货，帮助缓解这些国家人民遭受经济危机打击下的生活困难，而且可以考虑以免付款供货形式，作为在这些国家大型零售连锁企业的投资入股。

通过以上内外协调配合的方式，无需“伤筋动骨”做制度性大手术；也不必对目前深招不满怨恨的“利益铁三角”既定分配格局，进行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大调整。而只须把目前为美国所用的巨额美元资金，调回本国为自己所用，服务和惠赠本国民众，帮助广大穷人、也扶助陷入暂时性困境急需扶助的实体经济产业界富人，以此有效调和国内阶级矛盾，缩小贫富差距，通过凝聚全国上下人心，来推动增强民族科技教育和工农业发展水平。同时，从加强思想精神武装“软件”和武器装备“硬件”两个方面，动用这笔巨额美元资金中的必要部分，自主开发打造符合中国大国地位的强大军事能力。从现在开始，按此路子坚持数年，就不难使中国从目前“全球化”国际经济分工所处极为不利地位，成功摆脱出来，确保民族实体经济产出的主要利益，为本国人民充分享用；而不是以经济“依附”地位，被迫向“中心”不停对外“输血”。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才能胸有成竹地向人类宣告：一个旧的时代真地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

美国共和党用七千亿美元挽救华尔街，中共如能抛空七千亿美元债券资助千千万万中国低收入民众，包销国内所有对美出口深受影响之企业的产品，给这些“实体经济”企业以必要转换时间有效建立面向国内市场经营能力，同时使亿万出口企业职工不会面临下岗失业威胁，这不仅是国家对曾经鼓励出口政策之实施后果理当的责任承担，也是证明两党仍然存在本质性区别的一个绝好机会。

如果硬要坚持：维护美国利益也就是维护中国自身利益，中国利益必须在维护美国最高利益前提下，才能“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地自我保全（有些高官就是这么认为和暗示社会的）。那么，中国的穷人和富人都将很无奈，他们别无它法，只好在美国向中国转嫁的“三大基本社会矛盾”传统框架中，你死我活、拼争生存之道了。包括某些民族主义朋友在内，有人常抱怨毛派思想人士“阶级斗争之弦绷得太紧”。但像我这样深受“和谐”路线感化、竭力主张把中国国内空前尖锐之阶级矛盾和斗争发还原产地的最新方案建议，会不会被“和谐路线”接受采纳呢？《中青报》等主流媒体，敢不敢公布于众，让所有酷爱或害怕阶级斗争的人士来批评讨论，以落实温总理访美时强调要“加强人民对国家权力监督”的民主主张呢？

事实会说明一切。

到底是国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内外勾结一起猖狂祸害中国人民、以外贼为主、内贼为辅？还是中国民族资本家重复其前辈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众多偷工减料、坑害志愿军前线将士的可卑传统与恶劣行径，再次证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抱不上的刘阿斗”之一贯超低德性素质、再次证明资本主义绝对无法救中国而只会害中国的又一典型实例？

在这十几年中，从中央到地方被捧红的“优秀企业家”涉嫌犯罪与被定罪者层出不穷，这次又以这种令人震惊的方式，给“三十周年纪念”献上这样一份“厚礼”，这到底纯属偶然？还是必然？但这一次，中国国民必须警惕有人借河北三鹿毒奶事件，乘机整体抹黑打击中国民族工业的图谋。依据马克思早就指出的规律：——“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所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当然不是专指中国的“资本”，而是全世界“资本”的共同属性。

以国际通例对照，河北三鹿的外资控股既然高达40%以上，除非另有超过其同等控股规模的国内某家独资控股，不存在大批散户控股，外资就是河北三鹿最大股东，河北三鹿就是非常标准的外资操控企业。这就构成了“引进外资”后，国际资本公然谋财害命方式掠夺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惊人实例！

有谁知道河北三鹿具体股份构成比例？如果是上市公司，这类信息应该是公开的。在世界500强中，不少实际掌控企业实际经营权的独家最高控股额，其实都到不了30%。在世界范围，任何在某一家企业控股高达40%以上的大股东，对该企业的原料进货、加工处理和市场销售，如果竟然不闻不问，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加拿大某大食品公司肉食品引起死亡的大规模食品召回事件，也才刚发生了几天！美国德国日本同类受“资本赢利”驱动导致的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更是频频出现，拜耳、雀巢、可口可乐和日本大食品公司等……，哪个不是丑闻不断啊？

因此，所有真正有头脑的爱国人士，必须以“资本全球化”眼光和头脑，来关注、追究和搞清这件事，不能国人受了外资祸害，不追究严惩外资控股者，却反而听凭洋资本家及其走狗借机总体性地打击国货、抹黑国货，制造更加危险有害的“洋货可靠”、“抵制国货”之社会舆论！

Moscow

THE acute phase of the crisis provoked by the Georgian forces’ assault on Tskhinvali, the capital of South Ossetia, is now behind us. But how can one erase from memory the horrifying scenes of the nighttime rocket attack on a peaceful town, the razing of entire city blocks, the deaths of people taking cover in basements, the destruction of ancient monuments and ancestral graves?

Russia did not want this crisis. The Russian leadership is in a strong enough position domestically; it did not need a little victorious war. Russia was dragged into the fray by the recklessness of the Georgian president,

The decision by the Russian president, Dmitri Medvedev, to now cease hostilities was the right move by a responsible leader. The Russian president acted calmly, confidently and firmly. Anyone who expected confusion in Moscow was disappointed.

The planners of this campaign clearly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whatever the outcome, Russia would be blamed for worsening the situation. The West then mounted a propaganda attack against Russia, with the American news media leading the way.

The news coverage has been far from fair and balanced, especially during the first days of the crisis. Tskhinvali was in smoking ruins and thousands of people were fleeing — before any Russian troops arrived. Yet Russia was already being accused of aggression; news reports were often an embarrassing recitation of the Georgian leader’s deceptive statements.

It is still not quite clear whether the West was aware of Mr. Saakashvili’s plans to invade South Ossetia, and this is a serious matter. What is clear is that Western assistance in training Georgian troops and shipping large supplies of arms had been pushing the region toward war rather than peace.

If this military misadventure was a surprise for the Georgian leader’s foreign patrons, so much the worse. It looks like a classic wag-the-dog story.

Mr. Saakashvili had been lavished with praise for being a staunch American ally and a real democrat — and for helping out in Iraq. Now America’s friend has wrought disorder, and all of us — the Europeans and, most important, the region’s innocent civilians — must pick up the pieces.

Those who rush to judgment on what’s happening in the Caucasus, or those who seek influence there, should first have at least some idea of this region’s complexities. The Ossetians live both in Georgia and in Russia. The region is a patchwork of ethnic groups living in close proximity. Therefore, all talk of “this is our land,” “we are liberating our land,” is meaningless. We must think about the people who live on the land.

The problems of the Caucasus region cannot be solved by force. That has been tried more than once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and it has always boomeranged.

What is needed is a legally binding agreement not to use force. Mr. Saakashvili has repeatedly refused to sign such an agreement, for reasons that have now become abundantly clear.

The West would be wise to help achieve such an agreement now. If, instead, it chooses to blame Russia and re-arm Georgia, as American officials are suggesting, a new crisis will be inevitable. In that case, expect the worst.

In recent days, Secretary of State Condoleezza Rice and President Bush have been promising to isolate Russia. Some American politicians have threatened to expel it from the Group of 8 industrialized nations, to abolish the NATO-Russia Council and to keep Russia out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se are empty threats. For some time now, Russians have been wondering: If our opinion counts for nothing in those institutions, do we really need them? Just to sit at the nicely set dinner table and listen to lectures?

Indeed, Russia has long been told to simply accept the facts. Here’s the independence of Kosovo for you. Here’s the abrogation of the 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 and the American decision to place missile defenses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 Here’s the unending expansion of NATO. All of these moves have been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sweet talk about partnership. Why would anyone put up with such a charade?

There is much talk now in the United States about rethinking relations with Russia. One thing that should definitely be rethought: the habit of talking to Russia in a condescending way, without regard for its positions and interests.

Our two countries could develop a serious agenda for genuine, rather than token, cooperation. Many Americans, as well as Russians, understand the need for this. But is the same true of the political leaders?

A bipartisan commission led by Senator Chuck Hagel and former Senator Gary Hart has recently been established at Harvard to report on American-Russian relations to Congress and the next president. It includes serious people, and, judging by the commission’s early statements, its members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Russia and the importance of constructive bilateral relations.

But the members of this commission should be careful. Their mandate is to prese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a new administration to advance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in relations with Russia.” If that alone is the goal, then I doubt that much good will come out of it. If, however, the commission is ready to also consider the interests of the other side and of common security, it may actually help rebuild trust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low them to start doing useful work together.

My Comment on CBC News: Few signs Russians are pulling out of Georgia 

The United States always advocates the double standards. 

按小布什论，俄收复格鲁吉亚中国收复台湾天经地义！If Georgia had no choice but sent troops to bloodily crush "the separatists in South Ossetia" as a legitimate responding, then：

Could the previous Soviet Union also send troop to crush "the Georgia separatists"?

Should China send troop any time the Taiwan separatists in the name of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China be respected", just same as th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Georgia be respected" as Bush and the Western media stated so clearly and firmly?

Based on Bush's double standard, Russia actually is doing what the Georgia government has done in larger scale. It might have a full right to restore it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had lost before.

Anyone like to debate on my point?

“我曾经为自己没有出生在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而痛不欲生！”接着再连嗥数声：“我无数次质问上帝：你为什么给我一颗热爱自由和真理的灵魂却让我出生在如此专制黑暗的中国？让我遭受如许的折磨！”   

然后不妨再来对照两位私立学校校长以下表述：

1、将聘请范美忠担任学校校长 的碧桂园私立学校现董事长杨惠妍

……事后我和老爷子的思想基本一致，除了某些观点我不认同外，范的大部分思想我都能够接受，从我的评判，他是一个有思想见地和思想高度的人，引起我本人的重视及思考。

2、光亚学校校长卿光亚：我肯定的是他对学生的爱和他对职业的爱，这是肯定第一要求的。（掌声）如果他不爱他的职业，那我要他干什么呢？

　　胡一虎：范老师符不符合您的第一标准？

　　卿光亚：他肯定啊，因为他很爱他的学生、很爱他的职业。

　　卿光亚：他平常上课是非常激情的，准备都是很充分的。

　　那他的学生，可以找他的学生问，没有关系，他的学生是非常喜欢他的。而且也都喜欢他的激情和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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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见中国的真正危险，不仅在于范跑跑，而是范跑跑背后站立的资产阶级新兴阶层，他们平时积极启用思想洋奴精心培养随时准备投靠西方资产阶级大本营的“合格人才”，关键时则准备顶住“主流舆论压力”与民众抗衡到底……。而这些人，这个阶层，尚未被触及和进入国人审视、揭露和批判的视野；人们的注意力，至今仍然停留在大臭水沟泛在表层的范跑跑这样的肮脏泡沫上。

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