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

朗诵会后1

朗诵会后2

朗读者

9月15日，我从德累斯顿来到杜塞尔多夫。德累斯顿傍着易北河，杜塞尔多夫傍着莱茵河。易北河畔的草地上坐满了人，莱茵河畔的草地上有一群一群的羊，在啃草。啃几嘴，抬头看一下天上的云，又低头接着啃。像在德累斯顿一样，我在杜塞尔多夫要待上一个月。

因《我叫刘跃进》德文版刚刚出版，到杜塞尔多夫的十多天，经常要去给人读书。中国人是看书，欧洲人兴读书。一本书出版后，作者要参加许多朗诵会。这些朗诵会的地点有报告厅，有图书馆，有书店，最让我惊奇地是，前天晚上，还在一个村的仓库里。此情此景，使我想起文化大革命时，我们村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到村西头仓库里，去学毛主席的“老三篇”。我们村的仓库里当时堆满了棉花，这里的仓库已被改建成一个小剧场，有舞台，有灯光，有音响，一排排桌子上，放着咖啡和果汁。

我不懂德文，我读书只是做一下样子，象征性地读上两分钟，接着由德国演员开始朗诵。这一颂朗下来，往往得两个多钟头。自己写的书，自己一句听不懂，对我有些啼笑皆非。每次朗诵会前，出版人Elke都叮嘱我，千万不要睡着。

我没有睡着。因每次朗诵会都笑声不断。大概因为《我叫刘跃进》还算幽默吧，虽然两个民族社会形态不同，行为方式不同，但说到人，说到人性，把世界万物和艰难困苦、悲剧和喜剧提升到幽默的层面，大家倒是能相通。一个听众在中国待过两年，磕磕巴巴会说些中文，他告诉我，如是词语的幽默，中国人笑，德国人未必笑，论到事儿的拧巴，事儿背后的理儿的拧巴，大家全能心领神会。或者可以理解，每件事中，都藏着一条别扭理儿，不分地域，不分民族，在全世界遍地开花。

两个多小时朗诵完，听众开始向我提问。问题五花八门。如，刘跃进姓刘，你也姓刘，这两者有什么联系吗？你手里的中文书那么薄，怎么到德文就那么厚呢？刘跃进特像我家的一个邻居，前几天，他遇到一件比这还荒唐的事。当然，也会有外交部长该回答的问题。

朗诵会还有很多场，我和刘跃进一起，还将继续在德国听众中穿行。我问刘跃进：累吗？刘跃进：就一件丢包的事儿，四处嚷嚷，厚道吗？我脑门上倒出了汗。

2009年9月28日

刘震云

皮特

皮特和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地方

（从右至左）皮特、皮特的太太茵娜、伊杜娜

认识皮特，通过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叫伊杜娜，是我在德累斯顿期间的接待负责人。礼拜天，伊杜娜带我到皮特家做客。皮特家住在赫耶斯沃达矿区，距德累斯顿一百多公里，车程一个半小时。

皮特今年69岁，在煤矿挖了43年煤。皮特是个遇事得说出道理的人。问一事，他知道，马上会给你答案；遇到不熟的事，他马上会说不知道；遇到半生不熟的事，他会说：让我想十分钟；经过认真思考，才谈自己的想法。

我赞成这种人生态度。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又曰：慎思。

说到宗教和政治，皮特说，他尊重别人对宗教和政治的选择，但他不大相信这些。因为，作为一个人，要有自己的头脑；遇到事情，经过慎重的思考，才能作出自己的选择，不然就是盲目的；盲目不可怕，还会被别人利用。

皮特说，作为一个人，一定要知道有比这些更大的事，那就是生活。工作、挣钱、养家，才是最重要的。接着问我：你说呢？

我没有想十分钟，马上说：我赞成。

皮特是个热爱生活的人。皮特家的后花园，收拾得井井有条。中午吃饭，同样一块猪肉，有三种腌法。分别尝过，皮特让我作出选择，哪一种肉更好吃。这种选择对我是困难的，我说，都好吃。皮特没有说话。喝酒，啤酒、红酒、威士忌，又让我选择；我经过慎重思考，选了威士忌。皮特这回高兴了，特地拿出自己特有的喝威士忌的酒杯，与我碰杯。饭后，我向皮特和他太太茵娜道谢，皮特摆摆手，“不用谢。因为，我们家好客。”“好客”，大概也是皮特对生活的选择。

雨中，皮特开车带我去看煤矿。小路在森林里延伸。皮特告诉我，四十三年前，他在煤矿当学徒，每天凌晨四点半，跟他父亲到矿上去，走的就是这条路。四十分钟后，我们来到一正在开采的煤矿前。煤矿是露天开采，十平方公里的煤坑，一望无际；从上往下看，煤坑深三丈许；一列列煤层，整齐地排向远方。皮特说，他一开始在矿上当学徒，后来上了大学，又回来当工程师。这样的煤矿，他开采过16个。他把着栏杆，望着煤矿说：这里，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地方。皮特又说，四十三年过去，他从未离开过这里五十米。

当然后一句是玩笑话。皮特作为工程师，曾去过泰国五年，南美六年，帮当地煤矿安装和使用采煤机械。

皮特除了喜欢煤矿，还喜欢旅游。从煤矿回来，皮特又放投影给我看。2004年，皮特64岁，和他的太太茵娜，联合欧洲北美16个家庭，开着汽车，顺着张骞和马可波罗走过的“丝绸之路”，从意大利到土耳其，到伊朗，到哈萨克斯坦，到新疆，到甘肃，到陕西，到河南，到北京。之后又从北京到内蒙，到蒙古，到俄罗斯，到白俄罗斯，经捷克回国。历时五个月。银幕上闪现的，是一幅幅沿途的风光和各个民族的表情。我赞赏他的壮举，特别是年龄和壮举的反差。皮特说，喜欢到陌生的地方去，也是他的选择；这条旅游路线，他也经过慎重思考。

看来，皮特做每件事，都经过慎重思考。他相信选择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我也喜欢选择和选择前的慎思。

分别时，我和皮特相互有些不舍。

　　　　　　　　　　　　　　　　2009,9,17

刘震云

德累斯顿属萨克森州。萨克森州与捷克接壤。从德累斯顿到布拉格，长途汽车仅需两个半小时，相当于从北京到保定。于是，去了一趟布拉格。

头天去，第二天回，待了两天。大家说该去的地方，都去了，如布拉格城堡，查理大桥，圣尼古拉斯教堂，老犹太教堂和新犹太教堂……大家说该吃的东西，也吃了，如布拉格烤鸭、烤香肠、烤鱼、炸油饼、土豆饺子——可以在餐馆里要一个拼盘，这些有特色的东西全有了，相当于北京的卤水拼盘或“大丰收”。

都没给我留下过深的印象。

给我留下印象的，是大家都说但大家都不敢做的两个布拉格人。

他们已经去世四十年了。

他们是两个布拉格青年。当年，他们是查理大学的学生。

他们叫Jan Palach和Jan Zajic。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有了“布拉格之春”，当时的领导人杜布切克，想改变固有的体制，给人民一定的民主和自由。8月20日，苏军的坦克开进了布拉格。Jan Palach和Jan Zajic与众多的学生和民众，上街阻拦苏军的坦克。但是，一夜之间，苏军占领了布拉格，将杜布切克劫持到莫斯科；接着，傀儡胡萨克上台；接着，开始了大清洗。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万马齐喑。当举国忍受这种沉闷和耻辱的时候，1969年1月16日，21岁的大学生Jan Palach在著名的瓦茨拉夫广场点火自焚，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欲唤醒民众的良知。他的目的达到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开始游行示威。这些游行的人没有旗帜，没有口号，只是默默地走着，一言不发。一个月后，19岁的大学生Jan Zajic再次在瓦茨拉夫广场自焚。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再次走上街头，默默地走着，一言不发。

当然，Jan Palach和Jan Zajic的举动，并没有改变历史的进程。胡萨克执政多年，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成了苏联的附庸。二十年后，在历史的大潮中，捷克和斯洛伐克，才变成了今天的模样。

也可以说这两个学生幼稚。因为他们是学生，才有这样的举动和冲动。

如果他们不举动和不冲动，四十年后，他们已是六十岁左右的臃肿的布拉格老人，在熙熙攘攘的瓦茨拉夫广场走着。街道两旁，林立着商铺、麦当劳、迪士高舞厅和赌场。

他们并没有改变历史。历史沉重的脚步，该往哪个方向前行，还往哪个方向前行；该改变的时候，它自然会改变。

但是，他们也改变了历史。历史虽然没有改变前行的方向，起码在这里停顿了一下。

四十年后，人们没记住历史前进的每一步，记住了这一停顿。

在人类历史上，不分地域和民族，重大义轻生死，是极少的人能够做到的；大多数人，走在商铺林立的大街上。

但是，这些极少的人，如廖若的晨星一样，指引着黎明和希望。

Jan Palach和Jan Zajic也改变了自己。四十年过去，他们没有变成臃肿的老人，他们以青春焕发的激情时光，永远定格在瓦茨拉夫广场和历史上。

他们是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英雄，也是人类的英雄。

2009年9月7日

瓦茨拉夫广场（日）

瓦茨拉夫广场（夜）

1968年8月，苏军坦克占领瓦茨拉夫广场

Jan Palach和Jan Zajic

刘震云

在德累斯顿，我常去一家土耳其烤肉店吃饭。

我住的房子周边，东南西北，有四家土耳其烤肉。店主皆是土耳其人。我常去的这家，位于超市一侧。烤肉店斜对面，有一小街心花园，是朋克和光头党的天地。一天到晚，男男女女，皆手持一瓶啤酒，地上又码放一排，喝了嚷，嚷累了，倒在地上睡；醒来，又接着喝。

土耳其烤肉卷有棒槌大小，里面加些烤肉、洋葱、辣酱，味道类似西安的肉夹馍。偌大一个肉卷，不饿时，还吃不了。三块九一份，也不贵。加上一瓶啤酒，七毛。四块六毛钱，也算一顿正经饭。

烤肉店的主人是个土耳其小伙子。在店里帮忙的，能看出是他的同乡。小伙子磕磕巴巴会说一些英语，和我的英语水平差不多。正因为都磕磕绊绊，相互倒起了聊的兴趣。他叫木扎伊，来德累斯顿六年了。见我常去，向我伸大拇指，说我好眼力。因为，他说，德累斯顿所有的烤肉店，数他家的最正宗。又说，再攒两年钱，准备把老婆孩子接过来。一天正埋头吃肉卷，他上来一杯土耳其饮料。结账时，我付饮料钱，他跟我急了：“都是朋友，懂吗？”我再去吃饭，看我抽烟，送给我一打火机；看我在纸上写字，又送我一支圆珠笔。我明白他的意思，一个钱换了两苗针，东西不多是个人心。看我不客气地收下，他嘿嘿乐了。

木扎伊使我想起在北京卖水果的河南老乡胖子。胖子的水果摊摆在我们小区对面的菜市场。他来北京七年了。这市场刚有的时候，就有他。其他小商小贩，皆是后来者。年头一长，进水果的渠道比别人畅通，果鲜，品种多，摊子便大。渐渐成了菜市场卖水果的老大。胖子的水果摊，已经位于菜市场中心。在菜市场提别人，人不知道；一提胖子，便知道是那位矮矮的、胖胖的、黑黑的河南人。

胖子已经把老婆孩子接过来了。把家，就安在水果摊后边的几块板子搭起的简易房里。

  我常去胖子那儿买水果。久而久之，熟了。加上都是河南人，买水果时，胖子常常把我拉到摊位后边，打开一箱新水果，让我来挑。有次买过水果聊天，聊起各人爱吃什么，我说是饺子，他说也是饺子。胖子拍了一下巴掌，一锤定音：“咱俩对脾气。”

一天傍晚，我去胖子那儿买鸭梨。胖子见我来了，有些兴奋。我还没说买梨的事，胖子一把拉住我，往他家走。进屋，胖子的老婆，正往锅里下饺子。待捞出一碗，胖子指着说：“尝尝。”

饺子刚出锅有些烫，我吸溜着吃到嘴里。猪肉白菜馅儿，加了韭菜提味。我说：“不说假话，味道真好。”胖子兴奋了：“我就说嘛。”接着又强调：“我调的馅儿。”又郑重交代：“啥时想吃饺子，就来。”

这时已是正午时分，在街心花园朋克和光头党的喧闹中，我吃着土耳其烤肉，想起在北京卖水果的胖子。

我心里，像正午的阳光一样温暖。

附录一：此地人爱跑步。清晨，易北河两岸的草地上，跑步的人成群结队。渐渐，我成了其中之一。傍晚，此地人爱三五成群，坐在草地上聊天。有船从易北河过，草地上的人朝船上挥手，船上的人也朝草地上挥手。这天傍晚，我散步走得远，到了郊外，河边就剩我一个人。有一游轮开来，船上人发现了我，许多人向我挥手；我受他们情绪的感染，也向他们挥手。我与游轮上的人，一辈子也就这一挥手的交往。挺好。

附录二：此地人爱写字。沿街所有墙上，都涂满了各种形状、各种颜色的字体。公园有两张乒乓球案子，案子上、地上写满字不足为怪，令人惊奇的是，连案子的桌腿上，都有人爬到案下去写，可见其坚毅了。我不识德文，不知写的是什么，想来不会是尼采般的思想，海涅般的诗。大概也是“到此一游”、“某某是大坏蛋”之类的话。因为明明看到，乒乓球案旁的地上，用英文写了一句关于“sex”的话。

                                              2009年9月3日

我的朋友木扎伊

木扎伊的烤肉店

 刘震云

德累斯顿常下雨。不需酝酿，突如其来，说下就下。此地人出门，明明是大晴天，腋下也夹着一把伞。

雨中的德累斯顿，与晴时又有不同。晴天时，易北河畔数不清的教堂和皇宫，这些巴洛克建筑，显得雄伟、明亮和庄严；现在它们在雨中，皆显得有些肃穆和忧伤。悲欢离合，阴晴圆缺，不分地域和民族，皆是生活和历史的写照。

雨中，我突然想起逝去多年的朋友，顾城和谢烨。因为，1992年，我们曾结伴来过德累斯顿。

1992年冬天，我第一次来德国。同行者有另一位朋友苏童。十七年前，中国的都市，与西方都市的差别还相当明显。在柏林，我与苏童，头一次见到双层公共汽车；夜晚，面对众人和蜡烛，头一次朗诵自己的作品。

记得那是一次文学会议。会上，见到了另外一些人，北岛，杨炼，芒克，多多，顾城和谢烨。从年龄和文学年龄讲，他们都是我的前辈。

那时顾城和谢烨的家在柏林。

头一次见到顾城，我颇为惊奇。惊奇不是惊奇他的长相，而是他的打扮。他个头不高，却戴着一顶高高的、圆圆的、类似厨师在厨房里戴的烟囱式的帽子。几天后熟了，我问：“你能把帽子摘下来让我看看吗？”顾城坚决地摇了摇头。我又问：“你睡觉时，帽子摘下来吗？”顾城答：“那还是要摘下来的。”

有一天晚上，所有的朋友，到顾城家欢聚。记得有人喝多了，在唱歌。

记得谢烨忙里忙外。忙完，坐在一旁，看着大家微笑。

这时有人告诉我，顾城所有的帽子，都是从裤腿上截下的。

会议结束前，会议召集人莎宾娜，带我们去她的故乡德累斯顿。从柏林到德累斯顿，车要开三四个小时。待到德累斯顿，赶上漫天大雪。漫天大雪中，看不清城市的模样和性格。只是记得，也去了茨温格尔宫，然后去莎宾娜家吃饭。

从德国回中国后，大家断了音讯。

第二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顾城从柏林打来的电话；说他写了一部小说叫《英儿》，让我在国内找一家出版社，并给小说写一个序。我找到金丽红，金丽红的一句口头禅是：“没有问题。”

后来，顾城寄来了他的书稿，图片，和他自己设计的封面图样。还给我写了一幅字，画了一幅画。

后来，顾城和谢烨，就在激流岛出了事。

我听到这个消息，震惊之外，相当痛心。严格意义上讲，我与顾城和谢烨并无过深的交往；我痛心的是，就算是悲欢离合，也不该以这种方式结束。还有时间和年龄。那时的顾城和谢烨，也就三十六七岁；我才三十出头。记得我在《英儿》的序中写道：“我不该是看到朋友离去的年龄。”

顾城给世界留下一句深刻动人的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作者顾城，寻找到了什么？

抬头望去，雨中的易北河，像我一样，早已被打湿；匆匆忙忙，向前赶去；它像我一样，出门也没带伞。

2009,8,27

大雨初歇的易北河1

大雨初歇的易北河2

   刘震云 

德累斯顿的地标性建筑，是位于易北河畔的圣母大教堂。最大的博物馆是奥古斯特二世建成的茨温格尔宫。教堂也好，皇宫也好，皆是巴洛克式建筑。墙壁，塔身，已被岁月烟熏火燎成黑色，似有百年千年的历史。但同行的德国朋友告诉我，皆是假的；一九四五年，盟军的大轰炸，几乎把德累斯顿夷为平地；这些建筑，皆是战后重修的。

茨温格尔宫有许多珍贵的藏品，如米开朗基罗的雕塑，拉斐尔的画，鲁本斯的画。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是该博物馆的镇馆之作。圣母，圣子，皆望着远方，心事重重，神情忧伤；虽不同于耶稣上十字架般的悲怆，或最后的晚餐般的诡异，也让人或更让人怦然心动。但解说员马上说，圣母本也不属于他们，是前些年从拍卖会上买来，专门作为镇馆之用。如此庄严的意境，突然和“拍卖会”联在一起，啼笑皆非之外，让我马上回到了现实。

这位解说员是位中年女性，也算快人快语。她接着把我们领到鲁本斯一幅画前。这幅画画的是赫拉克勒斯。但他不是平日的英雄模样，而是喝醉了；旁边虽有人搀扶，仍步履蹒跚，嘴里嘟囔着什么。酒精把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或一个人想借酒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是百年千年的常态。这幅画也让我感动。但解说员大姐马上说，这幅画画出后，卖给当时一个贵族；这位贵族喜欢动物超过喜欢人，不管这人是常人或是英雄，英雄清醒着或是喝醉了，对鲁本斯说，要想让我买这幅画，能否再给我往画上加十二头小动物？鲁本斯为了卖掉这幅画，马上说：“行。”便在这画的犄角旮旯，又加了十二头动物。大姐不说，我还发现不了这些生灵；一待发现，此画马上显得不伦不类，让人啼笑皆非。大姐又指着对面一幅画说，那幅画是这幅画的翻版，同样是鲁本斯画的；是另外一个贵族看到这画，喜欢，又找鲁本斯来画；但他不喜欢小动物，只喜欢上边的人，于是这些小动物便不见了。接着，这位贵族不喜欢赫拉克勒斯裸体上遮挡的白纱，想换成红纱；于是遮挡赫拉克勒斯腰间的白纱，便换成了红纱。

大姐又带我们走到一不知名的画家的画作前，说这幅画本来是画一年轻女人和一孩子；待年轻女人画出后，一位贵族看这女子长得漂亮，便说，别画孩子了，画我，让她坐我腿上。于是女子便坐在了这贵族腿上。但从画上看，这贵族长得实在太难看了，类似武大郎，便应了中国一句话，鲜花插在了牛粪上。本来他们身侧的另半面画布，还画着日常的生活场景，当时的桌椅板凳和盘子碗；另一贵族看到这画，也喜欢；但他喜欢的不是人，而是另一侧的盘子碗；便对第一个贵族说，你喜欢人，我喜欢盘子碗，干脆，各出一半钱，一分为二；于是，一刀下去，一幅画成了两幅画。只有人的半边饱经岁月和沧桑留了下来，女子一直坐在丑男人腿上，另一些盘子碗不知哪里去了。

大姐一口气讲完，回头看我，我有些惶恐。她接着说了一句歌德般的哲言：艺术，就这样，来源于消遣；是时间，把它们变严肃了。

我半天不敢接话。

出了皇宫，擦了擦头上的汗，我深以为然。

附录：上回我写道，常见此地人人手一瓶啤酒在街上走，边走边喝，旁若无人。看来我错了。有手持一瓶的，也有手持两瓶的，还有手持身挂四瓶者，边走边喝，也旁若无人。

2009,8,22

（拉斐尔：西斯廷圣母）

（鲁本斯：喝醉了的赫拉克勒斯1）

（鲁本斯：喝醉了的赫拉克勒斯2）

（手持身挂四瓶啤酒者）

刘震云

去年冬天的一天，与阿克曼（附录1）一起吃涮羊肉。阿克曼问：“你愿不愿意去德国住两个月？”我问：“德国哪里？”阿克曼：“不是柏林，不是汉堡，也不是法兰克福，是中小城市；譬如讲，相当于中国的开封或西安。”我看了看盘中的羊肉，羊肉放到北京是涮着吃，放到开封会做成羊肉烩面，放到西安呢，就成羊肉泡馍了。我：“有前提吗？”阿克曼：“有。写几篇博客，中文放到中国的网站，翻译成德文，放到德国的网站。”我：“写多少呀？”阿克曼：“三天写一篇是它，一个礼拜写一篇是它，两个月一篇不写也是它。不然，就没意思了。”平日，阿克曼特别爱说“不然就没意思了”这句话，大概总怕把有意思的事，变成没意思或不好意思。我等的正是这句话，我马上说：“行，我去。”

于是，如今，我来到了德累斯顿。

我与阿克曼认识二十多年了。1993年，有两个德国作家到中国来，访问的方式也“很有意思”，到两个中国作家的老家看一看。一组随莫言去了山东高密，阿克曼带着另一位作家威茨帕，随我去了河南延津。到我们村我们家，我外祖母与阿克曼有一番对话。那年外祖母93岁。外祖母：“德国每个人划多少地呀？”阿克曼虽然精通中文，但弄不清“亩”和“分”的区别，答：“姥姥，八分。”外祖母大惊，从椅子上站起来，拄着拐棍，着急地说：“孩子，你这么高的个头儿（阿克曼身高两米），怕是吃不饱。”阿克曼想了想，自己每天也能吃饱，接着意识到自己答错了，忙纠正：“姥姥，不是八分，是八亩。”外祖母松了一口气，接着又发愁：“一人八亩地，活儿有些重呀，你媳妇儿肯定受累了。”

分别的时候，阿克曼拉着我外祖母的手，有些不舍。

如今，我外祖母已经去世十四年了。

德累斯顿是前东德一座古城，以易北河为界，分老城和新城，和中国一些城市近些年的建造和叫法差不多。在此待了两天，第一感觉是，此地人口味重，无论肉菜素菜，舍得放盐。吃顿饭，回头要拼命喝水。坐公交车，有轨电车，常有持一瓶啤酒者，喝一口，抹挲一下嘴，旁若无人；人也熟视无睹。夜晚街头，是青年人的天下，男男女女，皆人手一瓶，边走，边喝，边嚷，边唱。

挺好。

附录1：阿克曼，歌德学院大中华区总院长，身高两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不远万里，从德国来到中国。刚来中国的时候，眼睛是蓝的，鼻子是高的；近四十年过去，眼睛变黄了，鼻子也变低了，最近又拔牙了，背也驼了；背后望上去，和一个中国老头，也没什么区别；有点像《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意大利牧师老詹。

                                            2009年8月18日

为一本书，开一个官方网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第一次，总对人有吸引力。

请大家看个热闹。

这几天，朋友们问我最多的一句话是，你是不是通过《一句顶一万句》，给西门庆和潘金莲平反呀？

不是平反，想说一下西门庆和潘金莲给我们的启示。

书中的主人公杨百顺和牛爱国，头上都戴着“绿帽子”。一开始他们认为，是自家老婆出了问题。他们跟武大的区别是，武大是忍着，他们提刀上路，就要杀人。一个人找另一个人难，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更难，上路寻找逃跑的西门庆和潘金莲也难。当杨百顺和牛爱国经过千辛万苦，越过高山大河，终于找到西门庆和潘金莲时，突然意识到，“绿帽子”只是一个表象，看似是男女关系的事，根子却不在这里。他们跟自家的老婆没话，老婆和给他们戴“绿帽子”的人，倒能说到一起。偷汉子的女人和奸夫，话语如滔滔江水，说了一夜，还不停歇：“咱再说些别的？”“说些别的就说些别的。”从有话无话的角度讲，从知心的角度讲，给他们戴“绿帽子”的人，做得倒是对的；自己的“绿帽子”，原来是自个儿缝制的。当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时，从腰里拔出的刀子，又掖了回去。这是他们跟武大他兄弟的区别。他们放下刀子时，发现过去所有的生活，生活过的所有地方，见过的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突然变得格外陌生。他们便离开故土和亲族，到一个更陌生的地方去。到更陌生的地方干什么去呢？找到一个人，说上一句知心话。

知心话都不是应酬的话和亲热的话，而是一句非常凶险和恶毒的话。

但是，杨百顺一辈子没有找到这个人。

几十年后，他的外孙牛爱国找到了。因为他在一个更陌生的地方，找到了另一个潘金莲。

是不是有些大逆不道哇？

在线阅读《一句顶一万句》：http://vip.book.sina.com.cn/book/index_87680.html

前年，刘震云出版小说《我叫刘跃进》时，接受本报独家专访，占去我们四个整版。该聊爽了吧？没有。这一结论，是在他马上又要推出新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之际，我们又坐在一起说起话来后得到的。

下面的文字是对这次谈话的不完全记录。这里的每一句都和小说里的一万句有关联但不交叉。而且，就算你还没读过这部小说也不要紧，刘老师干的就是 “语言煽动”的活计。当然，从数量上，这里的一句顶小说里的一万句，冒了。

就是说句知心话

记者：去年我们聊《我叫刘跃进》的时候，你说了不少，今天聊《一句顶一万句》，你不会一句话就全说完吧？《一句顶一万句》你说的什么？

刘震云：两个杀人犯。一个人特别想找到另一个人。找他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想告诉他一句知心的话。

记者：是先杀了人，然后想找另一个人说句知心话？

刘震云：不是真杀人。在生活中真杀了人，就成了特殊群体。人物身份的特殊性，在作品中是最忌讳的。我说的是心里杀人。

记者：心里杀人？

刘震云：如果从心里去考量，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杀”过许多人。“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这人如行尸走肉。”“那人，早该毙了他！”“我恨死你了！”或干脆：“去死吧！”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在心里杀人了。比这些更可怕的是，许多人在心里还杀死过自己的亲人，如《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主人公，杨百顺和牛爱国。

记者：就是这类话一句顶一万句？“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林彪说过的话，怎么好拿它做作品的名字？

刘震云：林彪说这话的时候是1966年，事隔43年，我今天说这句话，跟林先生是话同意不同。他指向的是政治，我指向的是生活。他说的是句恭维话，为了恭维毛主席，我这部作品中的人物，皆是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喊丧的、染布的、开饭铺的，还有提刀上路杀人的……我对他们说的，是一句知心话。或者，我把大人物之间虚与委蛇的恭维话，转成对身边朋友的饱含深情的话。

记者：可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

刘震云：从林副主席到我，是那么幼稚的人吗？放到政治和恭维的层面，这话有些荒唐；林副主席说这话时，有他的政治需求；一人之下，一步一趋，恭维话说得也言不由衷；但抛开政治和恭维的层面，把它沉入到生活中，却是一句值得深思的话。还有，我现在说的这句顶一万句的话，并不是一句深刻的哲理，而是朋友间一句家常的话，一句温暖和知心的话。这话本来知道，无非世事繁杂，忘记的时间太久了，突然听朋友说起，不禁泪流满面。

记者：你指的是情感的层面？

刘震云：就算是理性的层面，“一句顶一万句”，也不是林副主席和我的发明，这意思古来有之，已被人说过几千年。譬如讲：“一智能破千年愚”，“一语定乾坤”，说的都是“一智”、“一语”的重要。还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十年书读下来，能读到多少话？但不如十年后一席话来得重要。一是说这席话如醍醐灌顶，二是说起码有十年白活了，学来的，每天说的，全是废话。

不但是一个人，就是放到许多民族头上，几十年说的，是不是全是废话？

就是放到今天，“一句”“一万句”和“顶”字，也是我们每天运用的。在网上放一贴子，马上有人来“顶”，有人“顶”的是好话，有人“顶”的是坏话。不过是一万句“顶”一句罢了。

跟“知识分子”不是一类人

记者：我们不在书名的意义上纠缠了，反正你起的书名，都够怪的。如过去的“一地鸡毛”、“一腔废话”、“温故一九四二”、“我叫刘跃进”，都不按常理出牌；特别是你的故乡系列，故乡之“天下黄花”、“相处流传”、“面和花朵”，初看上去让人一头雾水。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算是明白的吧？我总想，相对于书的内容，书的名字应该是一块冰，掉到水里也就是书的内容里，能溶化，而不是一块石头，在水里还是石头。可能我想到了，一直没做好，没找到那一句，还淹没在一万句里头，对不起大家。

记者：书中的两人主人公，杨百顺和牛爱国，头上都戴着“绿帽子”。如果说杀人犯是心里杀人，“绿帽子”可是实实在在，算不算一种特殊的标志？

刘震云：“绿帽子”和“杀人”可不一样。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杀人是一种偶然；如果每天满街在杀人，肯定是起了战争；但每天街上“绿帽子”满天飞，大家却习以为常。再说，杨百顺和牛爱国戴“绿帽子”，原因并不在杨百顺和牛爱国身上，而是他们的老婆出了问题。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接着再往下探讨，杨百顺和牛爱国发现，“绿帽子”只是个表象，看似是男女间的事，根子却不在这里，而是因为他们跟他们的老婆之间没话，老婆与给他戴“绿帽子”的人，倒能说到一起。偷汉子的女人和奸夫，话语如滔滔江水。说了一夜，还不停歇：“咱再说些别的？”“说些别的就说些别的。”从有话无话的角度讲，给他戴“绿帽子”的两个人，做得倒是对的。自己的“绿帽子”，原来是自个儿缝制的。当他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从腰里拔出刀子，又掖了回去。这是他们与武大他兄弟等人的区别。也是他们离开故土和亲族，出门流浪和漂泊的原因。

记者：你是在给西门庆和“第三者”平反吧？

刘震云：角度不一样啊。一个是性的角度，一个是话的角度。性是形而下的，话是形而上的；找性容易，找话就难了。俗话说得好，一个人找另一个人难，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更难。流浪和漂泊也分两种，一种是离开故土和亲族，从熟悉的地方，到陌生的地方去；一种是从熟悉的“精神”，到陌生的“精神”去。

记者：精神的流浪和漂泊，这是《一句顶一万句》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但其他作品认为，精神的流浪和漂泊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活动，大都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而你作品中的人物，皆是些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喊丧的、染布的、开饭铺的，他们无一例外，精神上也都在流浪和漂泊。你这种高级“精神”与低等“身份”的巨大转移，出于什么动机？

刘震云：原因很简单，我不认为我这些父老乡亲，仅仅因为卖豆腐、剃头、杀猪、贩驴、喊丧、染布和开饭铺，就没有高级的精神活动。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活动特别“低等”，他们的精神活动就越是活跃和剧烈，也更加高级。还有，“知识分子”的概念如何界定？读了几本书，就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但要“知”，还得有“识”，得对这个世界有新的发现。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不过是“知道分子”罢了。有时候读他们十年书，还不如听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喊丧的、染布的、开饭铺的一席话呢。“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说的还有这层差别。

何况，我说的这种流浪和漂泊，是有现实依据的，它就发生在我的亲人和亲族身上。他们都是劳动大众，不是“知识分子”。我的外祖母生前告诉我，她有一个叔叔，一辈子没娶上老婆，跟家里的一头牛成了好朋友。有一天这头牛死了，叔叔三天没有说话。第四天凌晨，他拍他嫂子也就是我外祖母她娘的窗户：“嫂子，我走了。”我外祖母她娘忙说：“他叔，天还这么早，你去哪儿呀？”屋外就没了声音。待我外祖母她娘披衣起身，院子里一片月光，叔叔就不见了。四乡八镇都找了，所有的井也打捞了，不见叔叔的身影。他不知流浪和漂泊到哪里去了。仅仅是对牛的去世伤心吗？大概是在熟悉的故土找不到话了吧。

表达这种精神的流浪和漂泊，我除了要“愤怒”和“反动”一下“身份”，还想“反动”一下“时间”。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精神的流浪和漂泊，发生在特殊时期，或因政治因素，或因宗教因素，或因社会因素，或是前三者导致的极而言之的战争时期，总之是特殊时期，如《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霍乱时期的爱情》、《哈扎尔辞典》、《我的名字叫红》等。但我认为，这些时期会发生，普通的日常生活，更容易发生。磨豆腐的时候，破竹子的时候，染布的时候，剃头的时候，去杀猪的路上，亲人死去亲人的哭声中，他们剧烈的精神流浪和漂泊，早已使他们变成了另一个人。

记者：这是一个角度问题？

刘震云：不仅是角度问题，还有态度问题。因为许多作家，特别是中国作家，也假装是“知识分子”，他们一写到劳动大众，主要是写他们的愚昧和无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百十来年没变过。采取的姿态是俯视，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就像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场慰问演出。或者恰恰相反，他把脓包挑开让人看，就好像街头的暴力乞讨者，把匕首扎到手臂上，血落在脚下的尘土里，引人注意。除了这种描写特别表象外，我还怀疑这些人的写作动机。一个站在河岸上的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一个钓鱼的人，怎能体会一条鱼的精神流浪和漂泊？他关心的不是鱼，而是他自己和他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找人没有问题，但想找到相互知心的话就难了。更大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重要和强调的事情，我舅舅和我的表哥门认为并不重要；他们忽略和从没想到的事情，却支撑着我亲人们的日日夜夜。他们与街头暴力乞讨者不同的是，乞讨者把匕首扎到了自己身上，他们把刀子扎到了别人身上。

记者：你的意思，你打破了这种“知识分子”的写作？

刘震云：如果这不是嘲讽的话，我还真准备接受。我跟这些“知识分子”，不是一类人。

活得像自己，是个问题

记者：别动肝火，咱还是说自己的作品。小说里的杨百顺和牛爱国活在两个世纪，从来没有见过面，你却说那句“一句顶一万句”的语言密码，就藏在他们中间？

刘震云：也不算密码吧。就是一句知心的话，想告诉对方。或者，把自己的话告诉对方只是一个由头，上路的目的，还是想从对方那里，找到一句更知心的话。找话还不是目的，是为了解开心中的烦闷和忧愁。为了一句话，为什么会奋不顾身？为什么会相互寻找？雷刚找党，党也找雷刚？因为不找到这句话，他们就要疯了，他们就真要杀人。这时的杀人，和上路时的杀人又不一样了。不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绿帽子”，而是对整个世界的不解。比杀人更重要的，他们可能会自杀。自杀比杀人，来得更壮烈，也更需要勇气。因为一刀捅到胸腔里，挣扎的过程，也是很痛苦的。捅别人，比捅自己容易一些。

记者：从辈份算，杨百顺该是牛爱国的姥爷。

刘震云：姥爷也不是亲的。杨百顺在起杀人心之前，干过许多行当。磨过豆腐，杀过猪，染过布，破过竹子，沿街挑过水，卖过馒头……贫苦和艰难，对他不算什么；活着不是问题，如何活得像个人，是个问题；活得像个人，也不是问题，如何活得像自己，成了问题。这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遇到的。正因为想活得像自己，一辈子下来，杨百顺活得更不像自己。仅仅为了生计，他就改过许多名字。一开始叫杨百顺，后来叫杨摩西，后来叫吴摩西。以为叫了吴摩西就万事大吉，没想到生活倒把他逼到了角落，老婆和奸夫，把他逼成了武大郎。这就由物质层面提升到精神层面。吴摩西不是武大郎，提刀就要杀人。当他在人来人往的火车站，终于找到了老婆和奸夫，看到老婆和奸夫亲密的样子，之间的话语滔滔不绝，突然他又意识到，通奸不是问题，有话没话才是问题。错不在别人，而在自己。汽笛一声长鸣，他放下刀子，决心离开亲族和故土。在火车上，别人打问他名字，他对自己该叫啥也有些含糊。这时想起一个知心朋友叫罗长礼，从此顶着罗长礼的名字，活了一辈子。

记者：七十后，与杨百顺没有亲族关系的牛爱国，其实是在重复杨百顺走过的路？

刘震云：“外甥”牛爱国，命运重复了自己的“姥爷”。不管是一个人，一个家族，还是一个民族，命运的重复，也是我们苦恼的另一个症结。牛爱国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杨百顺的存在，也是在提刀杀人的路上，本来是找别人，无意之中，找到了杨百顺的线索。他突然意识到，找到杨百顺，比找到要杀的人重要。在寻找杨百顺的过程中，他知道杨百顺已经死了，但他临死时有一句话要告诉自己的后代。牛爱国又意识到，找到那句话，比告诉别人自己的满腹烦闷和忧愁重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没想到这把钥匙，竟藏在七十年前。大家天天在说话，牛爱国和林副主席一样，突然悟出话和话的不同：世界上还有一句话，一句顶一万句。自己三十五年白活了。

记者：“曹青娥”告诉人们什么？

刘震云：曹青娥在两个主人公之间起转承作用。曹青娥是杨百顺的女儿，但也不是亲女儿；曹青娥是牛爱国的亲妈。曹青娥的经历，跟杨百顺十分不同；但她的命运，跟“爹”杨百顺有些相似。一生也改过许多名字。一开始叫巧玲；后来叫改心，她第二个娘让她把心也改了；后来又叫曹青娥。她的一辈子也在寻找。有外在的寻找，一直想找到离开亲族和故土的爹爹杨百顺；有内心的寻找，一心想找到自己，也就是小时候的巧玲。她五岁离开亲族和故土“延津”，一辈子仅回去过一次。当她回去的时候，她找到的“延津”，和心里要找的“延津”是两回事。她临死时意识到，活和死不是问题，如何活和如何死也不是问题，她一辈子面临的终极问题是孤独。她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用她的一生极大地“反动”了“知识分子”的说法，即“孤独”仅属于“知识分子”，不属于全体劳动人民。牛爱国小的时候，经常被她打骂；等她年老的时候，她和儿子成了好朋友。当她看到牛爱国满腹心事和忧愁时，她劝儿子往前看，“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但当她一个人时，她却马上回到了“从前”。她一辈子最后悔的事，不是嫁错了人，而是没有当潘金莲。这也是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十九岁该嫁人时，她去找自己的“情人”，一个“东方红”拖拉机手，让他带她离开故土和熟悉的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那个拖拉机手不是西门庆，敢做不敢当，闪了她一把。她一辈子最恨的，是世界上惟一她爱过的人。她从小爱玩火。她一辈子最遗憾的事，是长大了没有放火，让“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她用她的一生又证明了，一个人的孤独不叫孤独，一个人寻找另一个人，一句话寻找另一句话才叫孤独。

记者：你好像一直在论证孤独是一件好事？

刘震云：我不是说这事，是说这个理儿。

记者：你没让男主人公做武大郎，书里还是有两个“潘金莲”，一个是吴香香，一个是庞丽娜。

刘震云：良家妇女距“潘金莲”，仅一步之遥。时代不同了，大家对“潘金莲”的看法也不同了。但基本的价值取向，还是相同的：姓潘的不是好人。吴香香、庞丽娜与曹青娥不同的是，关键的时候，她们迈出了那一步。但自从迈出了那一步，她们就担着血海般的干系，后边有人拿刀要追杀她们。最近我们老说“担当”这个词，什么叫担当？这才叫担当。文化的担当只是说说，性命交关却不容迟疑。虽然她们和潘金莲生活在不同的世纪，但大体的担当还是相同的。不仅在这件事情上，在其他许多事情上，今天的担当，和宋朝的担当也没什么区别。

但是，她们跟潘金莲还是有区别的。潘金莲主要是性，我从《水浒传》里，没有看出潘金莲和西门庆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有什么独特和共同的看法；而且，两人勾搭成奸，是西门庆和王婆给潘金莲设的局，一环套一环，步步深入，属诱奸；而吴香香和庞丽娜，在丈夫和奸夫之间，奔赴的主要是话。为了那句知心的话。知心起来，竟滔滔不绝。潘金莲有的是烦恼，庞丽娜和吴香香有的是孤独。不是量上的区别，是质的区别。

庞丽娜和吴香香也是有区别的。区别不在于她们生活在两个世纪，而是她们孤独的指向不同。吴香香的奸夫只有一个，银饰匠老高，证明她孤独的指向还是明确的；而庞丽娜的奸夫有两个，照相馆的小蒋和纺纱厂的老尚，小蒋和老尚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证明她的孤独是不明确和漫无边际的。庞丽娜比吴香香更孤独。

其实书中还有一个“潘金莲”叫章楚红。正是她，不是良家妇女，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知识分子”，在生活中拯救了牛爱国。作品的最后一章，牛爱国终于找到了故去的“姥爷”杨百顺，找到了他跟杨百顺那句话，又觉得这句话并不能解开自己的烦闷和忧愁；更重要的话，那句顶一万句的话，原来藏在他和章楚红之间。接着又上路找章楚红。这是牛爱国精神的又一次飞跃。

记者：牧师老詹，这个意大利人很有意思。

刘震云：老詹虽然是意大利人，当他传教来到中国延津时，很快就变成了延津人。背着手在街上走，步伐走势，和延津一个卖葱的老汉没有区别。鼻子变低了，眼睛也混浊变黄了。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讲，人跟世界存在三种关系：一，跟物的关系；二，跟人的关系；三，跟自身的关系。在一些有宗教的国度里，除了这三种关系，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人神社会和人人社会的最大区别，不在于生活中多出一个神，而在于多出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可以对上帝和真主说忏悔的话，也可以说知心的话；可以说痛苦的事，也可以说高兴的事。对人不想说的话，可以对神说。而且可以随时随地，因为神无处不在。这就使得，每个人都有一个随时可以说知心话的好朋友。神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而人人社会就不同了，不在生活中找到一个人，忏悔的话无处说，知心的话也无处说，痛苦的事无处说，高兴的事也无处说。而在生活中找到这样一个知心朋友容易吗？知心朋友和神最大的区别是，神的嘴是严的，对神说过的话，永远只有你们两个知道；朋友是会变化的，对知心朋友说过的话，当知心朋友变得不知心甚至反目成仇的时候，他会把你的话捅出去。接着带来的结果是，人跟神不用撒谎，人跟人就不同了。无处吃饭可以乞讨，无处说话就把人憋死了。

老詹到延津来，就是给每个人介绍一个知心朋友，让你的话有处诉说，没想到被杨百顺等人忽略了，把一个知心朋友当成了一个负担；到他想说知心话的时候，仍是无处，错过了老詹和知心朋友，反倒离开亲族和延津，去了更不知道落处的陌生的地方。

 这是老詹的失败，也是杨百顺等人孤独的另一个原因。中国人很多，聚在一起人多势众，但分开的时候，个个又显得很孤单。不从宗教的意义上，单从生活的层面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生态。

表面话和知心话区别大

记者：你的作品似乎都是在探讨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吃和穿，爱和恨，大和小，远和近，亲和疏，虚和实……大概每一部作品又都希望表达出一些与别人，或者说大部分人不同的看法。在《一句顶一万句》里，你得出的不同观点是什么？

刘震云：不是跟大部分人不同，是跟“知识分子”的看法不同。

过去我也认为作品的“社会”和“历史”的层面是重要的，这种认识也反映在我过去的作品里。最后我发现，“社会”和“历史”，都是有阶段性和局限性的。许多叱咤风云的大人物，都觉得自己创造了历史；但是，历史无情地说，这段历史很快就会过去。千里搭帐篷，没有不散的筵席。新的酒桌前，坐的是一帮新人。走马灯似地变换，皆是浮在桌面上的尘土。如果杨百顺和牛爱国之间藏着语言密码，两个人在相互寻找的话，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生命密码，并不存在于“社会”和“历史”的层面，而存在于这个人、这民族如何笑、如何哭、如何吃、如何睡、如何玩，及如何爱和如何恨之中。面对一粒花生米，如何把它吃下去，就已经将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区分开了。脱掉了“社会”和“历史”的外衣，变成人和人赤裸裸的交往，书中的人物和我，也都变得更加自由和轻松了。

记者：其实跟你这样的作家说话是挺辛苦的事。很难有人能在语言和文字上“玩”得过你这样的人，就像你现在说的话，句句透着高深。不过《一句顶一万句》写得很简洁，甚至没有什么形容词和比喻。

刘震云：我也不是有意为之。大概这是表面话和知心话的区别吧。杨百顺和牛爱国在相互寻找，其实一块结伴上路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我。大家在一起说表面的话，当然可以一泻千里和拌疙瘩汤；我过去的作品里，也多是表面的话；.如今是知心朋友在一起说知心话，当然不能虚与委蛇，得一句是一句。不是语言问题，还是态度问题。不是过去我不想这么做，是还没到那个阶段吧。比没到那个阶段更重要的，是还没碰到杨百顺和牛爱国这样的知心朋友吧。比这些更重要的是，过去我也扮演过“知识分子”。

记者：语句之间有股明清味道，这是有意为之？

刘震云：如果非说有意为之，我追求的也不是味道，而是劲道。不知做好了没有。

记者：作品的结构，“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是借用《圣经》中“出埃及记”的典故吗？

刘震云：是。把人神社会的烦闷和忧愁，用到了人人和世俗的社会。

记者：作品中还有《论语》和《圣经》的对照，也是这种意思吗？

刘震云：不是要对照，《论语》和《圣经》，每天就在我们身边呀。世界和人类的不同和分野，不在天边和远处，就在我们眼前。但是，世界上还有一个道理，没有比眼前更远。杨百顺跟私塾老师学过《论语》，也听老詹讲过《圣经》。可怕的是，杨百顺像我们许多人一样，他不是对一种对世界的解释不在乎，他对两种解释都不以为意。

记者：在这本书中，你把“刘氏幽默”藏起来了？

刘震云：哦？出版社的编辑告诉我，她看这部小说时，从头笑到尾。当然，幽默不是说笑话，也不是演小品，幽默不存在于话之中，存在于事和理儿的拧巴之处。话还是那些话，搅和在拧巴的事和理儿之中，一切全变形了。就算是话，幽默也不在字头，而在字尾；不在话起，而在话落。

记者：说句老实话，拿起这本书看了好几页，还有点不知所云，不知你要绕到哪里去。看了三章之后，才逐渐开始体会到它的乐趣和妙处。在今天，还敢挑战读者的耐心，你这算不算铤而走险？

刘震云：三章不算长啊，才有万把字。当然，两个朋友在灯下谈心，跟大家在酒桌上说黄色笑话，进入的速度是不一样的。酒席上很快能挑起高潮，欢声笑语；两个朋友促膝说知心话，特别是面对“绿帽子”这样的话题，一时真不知从何处下嘴，会有打破僵局和破冰的阶段。其实，我从来不怀疑朋友们的智力和耐心，只怀疑我自己是否写好了。

“界”外本属 “老庄界”

记者：你在书中说了半天“朋友”的概念，你生活中朋友多吗？

刘震云：朋友的多寡，要看“朋友”的标准是什么。多年之前，一个朋友对此有过论述，我觉得跟毛主席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一样精辟。他说，人分这么几种：一，不认识；二，认识；三，熟人；四，朋友；五，知心朋友。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心惊肉跳，不知他在心里把我划到了哪一档。“朋友”的判断，就像《一句顶一万句》开篇写的，不在当面的表白，而是背后说起朋友的时候，是否提到过你。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是你把别人当成了朋友，别人并没拿你当朋友。你按朋友的标准去处事，人家却说：“咱们有这么熟吗？”尴尬了自己没有什么，尴尬了别人就叫尴尬了。

另一个判断朋友的标准是，在你走投无路时，你想投奔的人，和你能投奔的人，到底有几个。杨百顺和牛爱国走投无路上路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如果换成我，也同样会遇到这个问题。

记者：你说的还是不具体，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朋友？

刘震云：这得举例子。有一个人，和潘金莲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叫鲁智深，他就算林冲的好朋友。看到林冲遭了难，他能抛弃自己的职业，扔下相国寺的菜园子，又不计时间成本，专门上路护送朋友。朋友感谢的时候，老鲁倒急了：“值得甚么，还恁地说？”从宋朝到现在，我环顾四周，见利忘义，人走茶凉，树倒猢狲散者多，鲁智深这样的汉子还真少见。林冲刺配沧州的路上，还遇到一个人叫柴进。柴进本事不大，不会打架，但胸襟不凡。一个能上富豪榜的人，并不拿身外之物当回事；家里藏有“丹书铁券”，并不拿现成的社会规则当回事，只图能找到相同胸襟和抱负的人，不管你是否犯了罪。为了找句知心话，他不惜自己也成了犯人。他和老鲁又不同，已经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了。这些人，可算是朋友吧。

记者：你自己，是怎么给别人做朋友的？

刘震云：我跟鲁智深和柴进有些相像呀。当然不是上路护送朋友，周边也没朋友刺配沧州；或像柴进那样仗义疏财，因为我没有老柴那样的家产。但朋友一声喊，拔刀相助和尽我所能，还是做得到的。另外，为人处事，从来不动小心眼，从来没占过别人的便宜，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智力上的。不像许多人，一辈子什么都吃过，就是没吃过亏。

记者：文学界这样的人多吧？

刘震云：这倒难住我了。因为我跟这个界很少走动呀。知有这个界，不知里面都做些什么。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记者：那你属于哪一界？

刘震云：非说界，界得有归属感呀。要从这个角度论，我除了在北京写作，还是回河南延津比较多。来往比较多的，还是俺村那些人。剃头的、杀猪的、卖豆腐的，当厨子的、在戏班子里敲梆子的、出门打工在建筑工地爬架子的、在洗澡堂子当服务生的……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有时我听舅舅表哥一席话，胜在北京读十年书。我们村叫“老庄村”，如果非有一个界，我又自愿加入的话，我属“老庄界”吧。

记者：不觉得有些娇情吗？

刘震云：看来说句知心话，是多么地难呀。上回我就说过，一，写作不是一个多么高贵的职业，祖上是柳敬亭，在集上说书的；和我舅舅表哥在集上做小买卖，没有区别；无非是一些“知识分子”，高看了自己罢了。高看别人没什么，高看自己早晚得出尴尬。二，写作并不是我打小的理想，我小的时候，最愿意干的有三件事：一，在镇上当厨子；二，在戏班子里敲梆子；三，当一个小学教员。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我可以一直生活在我外祖母身边。如今我外祖母已经去世十四年了，说什么也晚了。兄弟在外，也是糊涂这么多年。

记者：什么叫好作品？

刘震云：一，得对世界有新的发现，说的是不同的话；二，书中的人物，是自己的知心朋友，说的是知心话；三，技术层面，用宋朝的话说，端的写得一手好个锦绣文章。

记者：你做到了吗？

刘震云：没有。要做到前三点，还得加上一点，要写出好作品，还得有非凡的胸襟和气度。作品考验到最后，技术层面已显得很不重要了。技术层面是多数人能达到的，非凡的胸襟和气度，却是少数人才能修炼出来的。或者说，前三点，都是从这一点来的。这个道理，是我的小学老师，已经七十多岁了，读了一辈子《论语》，得出的心得，又无私转告给了我。他说，我离非凡的胸襟和气度，还有他村离集上那么远。他村离集上，还有七华里。

记者：一个美国人说，伟大的美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一部关于美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切并富于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美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如果把“美国”两字换成“中国”，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刘震云：陈词滥调。虽是陈词滥调，有一个道理还是对的，这本书不是少数人认同，而是多数人认同。能达到这种效果，不是用“深入浅出”、“大俗大雅”所能概括的，还是说出了不同的话；这话人人心中有，人人嘴上无；或者心中也无。按照这个标准，起码有一个中国人做到了这一点：孔子。他的话王公贵族说，市井百姓也说；说了两千多年，还经久不衰。当然，每个人说的，都不是孔子的本意。

记者：孔子不是小说家。

刘震云：孔子是讲人人社会的，单从人人社会讲，世上拧巴的道理，如果知道的不及孔子的十分之一，别说小说写不好，贩驴卖大萝卜也好不到哪里去。

记者：在生活中，你是什么样子？

刘震云：多数的时候不大着调，甚至有些“二”。人清醒的时候看不出来，喝大了就看出来了。跟我喝过酒的人，都觉得我不靠谱。喝酒跟干事情一样，也分三种人：一，能力大，胆子大，能干大事；二，能力大，胆子小，能干小事；三，能力小，胆子大，就会坏事。喝酒时，我属于第三种。这里有一个分寸感。喝酒时分寸感把握不好还是件小事，出门说话办事不懂分寸感，就会失当。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作品也是讲分寸感的，分寸感拿捏不好，也讨人嫌。在这上头，我常有自责之心。有时说着说着愣神了，就是开始自责了。

记者：既然你说到自己“二”，咱就说说你的糗事。你想答答，不想答就不答。再问一次：身为作家，不好好在家写东西，你跑到电影里客串个啥？

刘震云：咳，为这事我没少挨“刺打”，连我妈都说我不靠谱。我仔细分析过这件事，一，本来我不是人来疯，不适合做演员，为什么就去演戏了呢？怕还是小时候的理想在作怪，想去戏班子敲梆子；就像牛爱国他妈一样，稍不留神就回到了“从前”；这事不能怪别人。二，这事也怪别人，就是这些戏的导演。怎么会发现我身上有表演的细胞呢？不会是故意害我吧？既然朋友叫了，我的榜样是鲁智深，就随朋友去了趟沧州。三，“刺打”我的人认为是件大事，我的认识恰恰相反，就跟去菜市场买趟菜一样，“值得甚么，还恁地说”。四，时间也不长。每部戏里，也就仨俩镜头，吃顿饭加抽袋烟的工夫，比去内蒙贩驴容易多了，不耽误我干别的。五，我不是一个多么爱惜自己羽毛的孔雀……

记者：我也就这么一说，你倒认了真。你所有的长篇中，有一半是以故乡为背景的。你对故乡的感情值得尊重，但是你考虑过读者或许会失却兴趣吗？

刘震云：对故乡的感情，不是用爱和恨所能衡量的。故乡不但教会了我走路和说话，还教给我丈量世界的基本概念：东西南北，大小多少，亲疏远近……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我从这些父老乡亲身上，明白他们生活在细节里；“社会”和“历史”，只是他们所处的表象；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不是人少的孤单，是人多的孤单；孤单种在心里，就长成了孤独；孤独一直生长在他们心里，但他们就是不说；快乐同样存在于细节和瞬间。比这些更重要的，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跟这个“社会”和“历史”完全不同；但他们仍然不说。他们不说，我有责任替他们说出来。就好像我家要垒鸡窝，在建筑工地当大工的表哥，有责任替我砌起来一样。

记者：你写作的时候，是个什么状态？

刘震云：跟喝大差不多，智力严重降低。当然不是指写作的时候。咱不姓李，喝大了就没法写了。而是与书中的人物结伴而行，晓行夜宿，说的都是知心话；当从书中又抽身回到生活，出门走到大街上，突然不知身在何处，应付生活的能力会严重下降。

记者：你到底为了什么而写作？

刘震云：能说心里话吗？

记者：当然！

刘震云：每个人的心里话，都有些大。一，有不同的话要说。二，我发现并想证明，“老庄界”的人，也是有想象力的；这个民族的智力，是值得尊敬的。三，我们每天说的话，当它们变成文字的时候，应该充满着魅力和光彩。四，对于我，写作是愉快的。哪怕一脑门子官司，只要坐在书桌前，心就静了。

记者：每天清早还跑步吗？

刘震云：跑呀。不但清早跑，有时累了也跑。别人累了是躺着，我累了是跑步。跑着跑着，顺头流汗，就不累了。我的体会，跑步有以下好处：一，吸氧，不是指鼻子啊，是血管；二，能想事儿，你在跑着，没人理你；三，自个儿能做主，想啥时跑啥时跑，想跑哪儿跑哪儿；四，与打高尔夫不同，不用花钱。

记者：你打过高尔夫吗？

刘震云：没有。一是听说太贵了，二是从小在老庄野地里乱跑，现在还去大太阳底下晒着，不是有病吗？

记者：你自己怎么评价《一句顶一万句》？

刘震云：是我写作以来，写得最好的一部书。是我自个儿愿意送人的一本书。

记者：你的许多作品都被改成了影视，《一句顶一万句》也会被改成影视吗？

刘震云：还没接到朋友的电话。

                        《北京晚报》2009年3月16日

                            纯洁的力量

                               刘震云 

二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小说叫《新兵连》。一群乡村少年，在乡村，还是睡打麦场的年龄；当他们被一列火车拉到戈壁滩军营时，政治、社会对他们天性的改变。这个改变是如此迅速，新兵连短短三个月，就使他们由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就使过去的群体和共有的观念土崩瓦解，猝不及防和囫囵吞枣地演变成另一个群体。后一个群体不但吃掉了前一个群体，也使掉队者付出了血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惟一不变的，是血红的晚霞和火车汽笛的长鸣。

二十年后，当我读到陈华的长篇小说《那一曲军校恋歌》时，使我一下回到了二十年前或三十年前。《那一曲军校恋歌》不同于《新兵连》。《新兵连》写的是三十年前的事，《那一曲军校恋歌》写的是二十年前的事；《新兵连》写的是一群乡村少年，《那一曲军校恋歌》写的是一群如花似玉的军校女生，来自各个不同的城市；《新兵连》写的是人性与政治的搏斗，《那一曲军校恋歌》写的是人性、爱情和特有规则的搏斗；但是当我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爱情故事时，我对这生活，这人性、这搏斗，又是如此的熟悉和亲切。人的性别不同，面对的风车不同，但人的天性，这天性的扭曲和扭曲后带来的创痛和辛酸，却是相同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只有一个，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天性的底色是：纯洁。社会的底色是：单一。

二十年三十年过去了，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生活开始多元了。生活开始庞杂了。后一个生活，又吞噬了前一个生活；后一个群体，又吞噬了前一个群体。在中国历史上，再没有一个时代，歌舞升平的背后，充满着如此浓郁和赤裸裸的钱的气息、血的气息和性的气息，这些气息混合发酵的浑浊的气息。

朋友，没有谁再相信纯洁了。

恰恰在这个时候，我读了陈华的《那一曲军校恋歌》，如同在浑浊炎热的街头，饮下一杯清澈的山泉。被生活追赶的如此疲惫，原来也可以坐在树荫下歇息片刻。和青春的记忆有关，但饮下山泉之后，我又突然明白，原来纯洁也是一种力量。无非我们相信浑浊之后，把它忘记得太久了。

《那一曲军校恋歌》写的是几个军校女学员不同的爱情。在如今的大街上，爱情也算烂了街了；在如今的书摊上，爱情也算烂了市了。但那些爱情都与爱无关，叫性；《那一曲军校恋歌》中叶小米、郝好、朱颜、丁素梅、姚小遥、马小蕾们的爱情，就显得别具一格。她们每一个人的爱情和爱情的过程都不一样，但在共性上，又是相同的：那个时候，她们都相信爱情。于是这爱情不管多么曲折，核心又是相同的：纯洁。她们刚刚还是一群唧唧喳喳的城市女孩，转眼就穿上了军装。在特殊的军校环境，遇到了另一群各不相同的男人，任天行、廖凡、张雪飞、孙宏雷、彭鹏、邓海云、陈骁、郭福来、庞尔，也就遭逢了几段不一样的爱情。由于军校的规则，三年的军校生活，使所有的爱情都只开花没结果。于是这些爱情更加埋在了心底。随着军校生活的结束，每一个女孩，在心里，都变成了另一个女人。这个宿舍里的女兵，或美丽，或可爱，或有些心计或小心眼；因为爱情，或变得快意，或变得嫉妒，或变得丑陋；但是，所有的爱情都不是逢场作戏，所有的爱都是真实的；所有的限制也是真实的，所有限制的执行者，大队长朱金亮，班主任老安和老洪他们，执行起来也是真实的；因其纯洁，连丑陋都变得美丽；因其真实，连限制都变得动人。如小说中“我”也就是叶小米的爱情，现实中有些缥缈，但到心里，又变得那么强大和实在；一个爱情，像磐石一样，整日压在这少女的心上。当她跟这男人任天行分别的时候，随着火车汽笛一声长鸣，她好像才刚刚懂得什么叫爱情。

我突然有些怀疑，二十年前和三十年前的时光，真是这么纯洁吗？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可有些傻。不是人傻，是这搏斗傻。因其傻，因其傻与青春相连，它又显得格外宝贵。青春易逝，长存于心，所以作者用了回忆的笔法。陈华在这部小说中，多次写到对军营熄灯号的留恋，如同我常常想起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火车汽笛长鸣一样。它再一次证明，纯洁是一种力量，它力量之大，甚至能够战胜污浊，及后来吞噬我们的一波又一波的生活。

由于内容，带来这部小说的创作手法，也是两个字：朴素。陈华重视的不是手法，而是朴素地表达。朴素的结构，朴素的情节，朴素的细节，朴素的人的内心；在众多浮躁、虚华、莫衷一是的文字中，又显示出它格外的力量。

这是这本小说的价值。

                                  ２００８，４。北京

刘震云：面对世界，这回我以胖瘦论

█我写作不是生活感动了我，而是生活的理儿拧巴了我

记者：在聊你的新作《我叫刘跃进》之前，咱先聊些别的。你算没算过，你写作多长时间了？

刘震云：我大学毕业那年发表作品，1982年，算来也二十五年了。当时我二十出头，比现在的80后还年轻，转眼之间，也小五十了。这件事本身，让我非常拧巴。夜里做梦，还是当兵时候的事，十六七岁，指导员推门进来：“刘震云，经我们研究，你考大学的事，又不算了。”我拉着指导员的胳膊哭：“指导员，好不容易考个大学，咋又不算了呢？”一梦醒来，已经小五十了。倒也不是感叹岁月流逝，而是二十五年之后，我成了另外一个人。

记者：过去你是什么人，现在又是什么人？

刘震云：就写作而言，我家世的传承非常脆弱。我妈不识字，我妈她妈也不识字，到了我开始以文字为生，一梦醒来，后脊梁又出另外一层汗。我小时候有三个理想，一，到镇上做个厨子，和刘跃进的职业一样；二，到一个乡村戏班子里去敲梆子，月光下，清脆嘹亮；三，当一名乡村教员，在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中，想些自己的心事。这三个职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生活在我外祖母身边。是上大学把我害了，让我成了第四个人：作者。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外在身份的改变，对一个人并不关键，关键的是，第四条道路上，你遇到的全是前三条道路上不同的动物，你也就变成了第五种动物。

记者：从《一地鸡毛》到《故乡面和花朵》，再到《手机》，从写作风格上，你有几次大的变化。回头来看，你对自己的变化满意吗？

刘震云：一个作者，和厨子、敲梆子、乡村教员的最大区别是，后者的精髓是重复，羊肉烩面，今天要做得和昨天一样，否则就倒了牌子；敲梆子，更要重复，而且要重复到点上，否则就乱了；小学课本，也不能一学期一变，老师受得了，学生还受不了呢；但一个作者的价值，与上述职业恰恰相反，下一篇作品，要和上一篇作品不一样。一样就成了废话。当然这是一个常识，不是我发现的真理，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作者，都希望自己在写作的生涯中，有几次华丽的转身。我对自己的转身，判上六十分吧。所以说它及格，不是说它的舞台动作多么漂亮，而是这些转身我不是有意的，是这些作品本身要转身。这是转身和转身的区别。

记者：说的具体点。

刘震云：如果是一个人的身体，基本上还是从下往上走的。《一地鸡毛》说的是吃的事，小林的生活证明，家里的一块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要重要；《故乡面和花朵》，到了人的脑子，相对于理性思维来讲，我们每天胡思乱想的价值，没有它的充斥，我们会不会自杀；到了《手机》，是探讨说对想的背叛，嘴对心的背叛，当我们的生活充满背叛和假话时，我们是多么地愉快。用句通俗的话，转身的过程，还算从形而下到形而上。

记者：《我叫刘跃进》是不是第四次转身呀？

刘震云：想这么做呀。不知这回能否转好。这回说的不是身之前，或身之中，而是心之间，出现的横七竖八的拧巴；这个拧巴，对于人类历史的伟大作用。过去说的是人和事，这回说说事的理儿。

记者：“拧巴”这个词，好像就是从你这里来的。

刘震云：“拧巴”这个词不是从我这里来的，我也是在生活中学的。它的近义词是“别扭”。所有的人和事都别扭着。更大的别扭是，所有人对这个“别扭”无能为力，大家还得按照这种“别扭”走。这样的结果是，走起路来不可能不走形，所有的细节和骨节点会出许多笑话，一个严肃和庄严的事情，结果变成了一出喜剧。一天十件事，有八件事拧巴着。它对我的伟大影响是，不单要写这样一篇作品，还改变了我的整体写作观，即为什么要写作。许多作者都说，他们写作，是因为生活感动了他，或愤怒了他，他有话要说。这是人和生活的直接关系。过去我也这么做过，但我现在与他们不同，我要写作，是因为生活的理儿拧巴了我，我试图通过写作，把骨头缝里散发出的拧巴给拧巴回来。是人和理之间的关系。这样做不单是为了写作，也是为了我自己。整天被世界拧巴着，不找个途径校正一下，恐怕离忧郁症就不远了。或者叫一种心理治疗。当然，我拧巴回来的道理，是不是另一种拧巴，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想说的第二层意思是，这种拧巴不但存在于今天，也存在于过去；不但存在于中华民族，也通行于全人类。在人类的历史上，悲剧频仍；但所有的悲剧都经不起推敲，悲剧之中，一地喜剧。原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喜剧时代。但我说的喜剧，不是事件的可笑，而是一件庄严的傢具，内部楔和榫的不对接，傢具的表面，又油光水滑。

记者：写作的二十五年，你还有什么变化？

刘震云：我过去吃饭特别快，这一筷子夹的东西还没嚼完，下一筷子又塞到了嘴里。嚼的东西也是乱的。上了饭桌，五分钟，我就吃撑了。快五十的时候，我才学会了吃饭，可以慢一点，没人跟你抢；嚼完一嘴，再说下一嘴。我三十岁之前特别瘦，三十多岁，四十多岁，开始胖了，有了双下巴。后来觉得脑满肠肥也有些喜剧，如今又瘦了。让我感到拧巴的是，当我重新瘦下来时，见到我的人都说：“你是不是有病啊？”我才知道这个世界已被胖子统治着，我深受胖子理论的压力。在《我叫刘跃进》里，我把这个拧巴的理论又拧巴了一下。

记者：是当成观察生活的一个角度吗？

刘震云：起码算一个方法论吧。生活的内在重要，生活的外在也挺重要的。内在是通过外在表现的。《一地鸡毛》时，说起人来，我曾以老张老李小林论。街上走着的人万万千，每个人跟每个人的秉性都不一样，每个人怀揣的阴谋诡计也不一样。但到了称呼，我们都以老张老李计。而姓张的，在中国有几千万。久而久之，老张跟老张之间真差不多了。古代的衙役和押送犯人的公差，常叫“张千”“李万”，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到了《故乡面和花朵》，开始以男女论，比老张老李更好计算了，男女，世上只有两个人。这回《我叫刘跃进》以胖瘦论。基本的国情是，胖子统治着瘦子。

记者：二十五年的写作，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刘震云：我笨就笨在，对“极致”这个词，过去忽略和大意了，没有早一天与它成为朋友。生活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段话，一个词，或书中，或生活中，你与他晚交五年，你就会晚觉悟五年；这时对你的耽误就不是五年，而是十年。“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破万年愚”，“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在生活中，把事做绝了，显得有些毒，绝了后路；但艺术与生活不同，艺术是另一场战争，讲究孤军深入，讲究置之死地而后生。当然，不是说一篇作品中要死许多人，那样又简陋了，而是活着的人内心的深入。同时它还表明，我深入思考的能力还很差，不但体现在细节上，更体现在作品的整体和结构上。我说的另一层意思是，它除了跟觉悟有关系，还跟功力有联系。当你觉悟到这一点的时候，你的功力跟没跟上去，也是问题。有时苦恼还在这个地方。刚才我给自己打六十分，剩下的四十分，“极致”这词，要占二十五分。对不起读者是次要的，对不起自己也是次要的，你也对不起时间。

记者：“极致”这个词，你是觉悟在《我叫刘跃进》之前，还是之后？

刘震云：之前。所以这次我要把“拧巴”写得极致。当然，极致不等于凶狠；喜剧时代的凶狠，往往更荒唐，更好玩，也更幽默罢了。“极致”的另一层含义是，欲是“极致”，欲不能有意，不是你歪曲傢具的表面，表面还是油光水滑，是傢具的楔和榫，本身就错位得这么厉害。当然，这身是否转好了，还要时间来判断。

█羊吃狼是一种幽默，但我想要的，是雪山下的幽默

记者：回到《我叫刘跃进》上，你曾说过，刘跃进是阿Q他外甥？

刘震云：我回头又想了想，这种说法也不准确。鲁迅把阿Q写极致了，但他的极致，和《我叫刘跃进》的极致又不一样。阿Q是个癞痢头，又有些脑残，智商出了问题，引起对事物的判断有误差，最后糊里糊涂上了刑场。这样的极致，从外到里，都有些表面化了。我说这话不是不尊重鲁迅，而是《阿Q正传》本身，就是漫画化的作品。周先生写的时候，就是这么打算的。而刘跃进不漫画，他不脑残，他是我们每天出门看到的正常人。出门看到，关起门来也看到。或者，他就是我们自己。刘跃进精明极了，买根葱，买头蒜，事先都有算计。说过假话，占过小便宜，但也不杀人放火。如果把人分成羊和狼的话，他是一头像我们一样的羊。问题在于，世界上所有的狼，都把自己打扮成羊，和蔼可亲，俗话说，“披着羊皮的狼”；而世界上所有的羊，又在装大尾巴狼，装腔作势。刘跃进做人没有问题，活上一辈子，活个“善良”，或就剩下“善良”，虽然他还活着，但现在就这么盖棺论定，不会有太大的闪失。问题是，刘跃进像我们一样，智商虽然没问题，但思维的逻辑是混乱的；智商欲是聪明，逻辑欲是混乱。我们每天遇到的人，十个人，九个半是难缠的。难缠不是说他不善良，而是说起话来，跟他说不清楚。他会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接着又说成第三件事，或把三件事说成一件事。照这样的逻辑办事，事情不阴差阳错才怪呢。当太阳照常升起的时候，我们每天遇到十件事，怎么会没有八件事是拧巴着呢？我写刘跃进，不是对这个人感兴趣，而是对这个人的思维逻辑感兴趣。这是我和以前写作，对人物感情的区别。

记者：说起羊和狼，有人说，《我叫刘跃进》是一个羊吃狼的故事，你认同这种看法吗？

刘震云：它是一个什么故事并不重要，刘跃进是一个厨子，他丢了一个包，包里装着他的全部财产，他在找包的过程中，又捡到一个包，包里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涉及到“狼们”的几条性命，许多人开始找刘跃进。故事就是这么个故事。如果只是要写这么一个故事，我写不过三天，马上会失去兴趣。羊和狼的区分，就像胖和瘦的区分，无非是观察人和世界的一个角度，引起我兴趣的，除了刘跃进的思维，还有世界的偶然。我们出门上街，碰到每一个人，都是偶然。坐地铁两人挨着是偶然，街上两车相撞是偶然，有时杀人也是偶然。必然是一个规律，在生活中是重要的；偶然在生活中是不是另一种规律，同等重要呢？还有寻找，羊找羊不稀奇，狼找狼也不稀奇，因为一个偶然，羊在找狼，狼在找羊，找亲人都没有这么急切，一波一折，都没有这么激动和撕心裂肺，就有点意思了。它似乎符合冥冥之中的另一种规律。但这些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当一件事变成另一件事，接着变成了第三件事时，在刘跃进面前，在刘跃进思维逻辑面前，出现了一种不可掌控的状态；寻找刘跃进的人，因为秘密的丢失，也出现一种不可掌控的状态；当两种不可掌控的状态碰到一起，又会发生化学反应，出现第三种不可掌控的状态。而这种不可掌控的状态，或大或小，我们每天都会遇到。而且出现的方式是突如其来。接着出现的是什么呢？啼笑皆非的拧巴，拧巴出的是悲剧，也是喜剧。

记者：我从媒体上看到一个词，叫“刘氏幽默”，谈谈你对幽默的理解。

刘震云：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有趣味的人，一种是没趣味的人。没趣味的人，比例上要占百分之九十。在有趣味的人中，又分两类，一种人一说话你就笑，另一种人他说时你没笑，出了门你突然笑了，回到家洗洗睡了，突然又笑了；回家笑，跟出门笑又不一样，出门笑的是细节，回家笑的是整体。前一种人叫说笑话，后一种人叫幽默。还有第三种人，他说着说着把你说哭了，突然你“噗啼”又笑了。破涕而笑，啼笑皆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这三种人，都不是我向往的。对于幽默，还有第四种人，他说时你没笑，事后也没笑，偶尔想起，在心里笑了，叫会心一笑。这时他笑的，就不是大海表面的浪花，而是海底深处的涡流和潜流。它们的根本区别是，前三种幽默笑的是词语，是事件；后一种幽默，说的是事件背后的不同的见识。前三种皆在表面，在山间或山头，后一种，被雪山覆盖着。前三种，笑完就完，后一种，保质期特别长。

记者：我们谈一谈创作的初始，比如讲，你怎么想起来，要写刘跃进这么一个人。

刘震云：对于写作，与作品中的人物相遇，我曾经跟朋友说过一个“去汴梁”的理论，因是肺腑之言，我愿意再说一遍。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写什么，与谁相遇，皆是误打误撞，没想那么多。写了二十多年，突然悟到，你与你要写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相遇，也像坐地铁与谁相遇一样，看似偶然，其实是一种必然。与坐地铁不同的是，一趟地铁坐下来，你与你身边的人一句话没有，而与作品中的人相遇，日日夜夜相伴，久而久之，就成了亲人。也许冥冥之中，你们本来就是亲人，无非在这个路口相遇了。觉悟到这一点十分重要，你从这个路口出发，从此知道你的写作不是你一个人。因为这个人是你的亲人，你们从不同的地方出发，在这棵大树相遇了。“大哥，哪里去？”原来都是去汴梁。吸烟说话，又投脾气，于是结伴而行。走着走着，更熟了，开始说些各自的烦恼和压在心底的话。到了汴梁，因各自要做小买卖，两人揖手而别。过了多少年，再相互想起，相遇犹如当年。磕着烟袋说：“老刘也不知怎么样了？”它带来的结果是，你对这种缘分更加珍惜。两人的相遇，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人的一辈子，遇不到几个能说得着的人。于是，夜里躺到车马店睡觉，睡前说话，就可以说得更持久也更加深入。说着说着，鸡叫了，天也亮了。

记者：在《我叫刘跃进》中，我发现你的语言也有大的变化，幽默之外，似乎更加简洁和沉稳了，一句是一句。你曾经说过，一个作家，要对自己的语种负责，这是你有意的追求吗？

刘震云：不仅是我的追求，是每一个作者都应该做到的。这是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作者，与其他只把语言当话说的人的区别。比如讲，我们的脚是用来穿鞋的，而做皮鞋的，却要承担皮鞋发展的责任。当然，这种追求不能是表面的，语言只是枝叶，内容却是根本。语言的样式，应是内容自然生发的。至于《我叫刘跃进》的语言，不过有些家常罢了。这几年，我对“家常”这个词，有了新的认识。我也有过把一件事往深刻里说的阶段。后来我才知道，一个人还在把事往深刻里说，证明他还没有到达深刻的阶段。到了深刻的阶段，他就开始由深刻往家常里说了。你还没有登上这座山，说的全是山顶的事，好像无比美妙；站在这山头上的人，却摇着草帽，开始说山下的鸡鸣和炊烟了。这是一把标尺。看到一个作者、导演、艺术家等，还在努力把一件事往深刻里说，千万不要因为这深刻以为他是大师，恰恰因为他费劲还是一个徒弟。孔子是个思想家吧，儒学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但我们看一看《论语》，说的全是家常里短。登山的人，还在以上唬下，以大唬小；山顶的人，却在以下比上，以小比大。举重若轻，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记者：说到孔子，听说你对他也有新的见解。

刘震云：新说不上。孔子本来就那样，是我们用我们的混乱思维，如刘跃进之思维，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一误会也是两千多年。老人家说过一些话，徒弟们整理出来，盛行两千多年，成了中华民族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没有错，话也没有错，话那么用也没有错，问题在于，我们对说这话的老人家，误解可就大了。对说话人误解了，接着对他的话的误解，可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这是演了两千多年的一出喜剧。主角已不是孔子，而是运用孔子的人。先说至圣先师的定性吧。我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有极端责任心的忠厚人，错了，孔子是一个极端刻薄的人。《论语》开篇一段，说过这么一句家常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认为朋友远道而来，孔子很高兴。事到如今，我们还把这标语挂到机场或酒店。但我们从来没有设身处地替他想一想，如果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得很深入也很开心，突然闯进一个人，不显得多余吗？正是跟身边的人没话说，突然来了一个人，才这么高兴，给了他一个脱身的理由。至于闯进来这人，是不是朋友，还另说着呢。只是给摆脱身边的人，提供了一个借口。我说这话的前提是，子又曰：“人生有一知己足矣。”可见身边缺说得着的朋友。这么拐着弯骂人，我们硬是没听出来。再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被我们当成建立社会秩序的纲领。如果社会已经这样了，这不是废话吗？恰恰街上都是乱的，君没君的样子，臣没臣的样子，爹不像爹，儿子也不着调，才让孔子这么着急。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孔子认为的君臣父子，和大家认为的君臣父子，皮不一样，瓤也不一样。更深一层意思是，孔子着急的也不是君臣父子，而是生活的整体，借从上到下这些人，提纲携领说一下罢了。《论语》通篇下来，多是骂人的话。我们把这种幽默，当成了正经话来听。什么叫幽默，这种误解才叫幽默。

█文学与影视  我首先遇到的不是这件事，而是一个人

记者：提到你，不能不说到影视。因为你的许多作品被改成了电影，你觉得这是件好事吗？

刘震云：好事坏事且不论，这是件丢人的事吗？一妇不从二夫，搁在一百年前，是件值得提倡的事；说到手艺，不管是放到清朝，或是秦朝，会舞枪，也会弄棒；会吹笙，也会打鼓；会撵狗，也会打鸡；都不是件坏事。抛开这些，单从我家族事业的传承来说，也与从一而终的理论背道而驰。我从小生长的村庄叫“老庄”，但它的历史比美国还短，仅仅有一百年。这村庄是我外祖父他爹开创的。我母系家族的人逃荒，肥沃之地不收留，遇到这盐碱不毛之地，三不管，才落下了脚。他们维持生计的手段是熬盐。但熬盐之际，也捎带熬碱。推着独轮车十里八乡吆喝：“老刘家的盐来了！”也顺带吆喝：“老刘家的碱来了！”盐和碱，在同一辆独轮车上。到了我，小说写完，被改成电影，和我外祖父当年的做法是一样的，我没有辱没先人。

记者：问题是，大家都觉得，小说的文本价值，要比电影高。

刘震云：如果这是大家的看法，这个“大家”也是多么地糊涂和拧巴呀。糊涂还不是糊涂在这件事本身，而是糊涂在时间。唐朝初年，写诗并不被人看重，高尚的文体是六朝骈文。到了宋初，律诗又成了高尚的，新生的词，被人说成淫词小调，也被人瞧不起。元杂剧，本也是下九流戏场子一个文本。到了明清，小说本小，由书场说书转换的，祖师爷是柳敬亭，当一个作者，是多么高贵的职业吗？如今看来，从唐朝到清朝，文体高贵与低贱的转换，也就转眼之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各种文体，都出了各自优秀的作者。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李清照、柳永，关汉卿和王实甫，罗贯中和曹雪芹，他们的伟大，非分出一个三六九等吗？单就小说与戏剧的比较，小说也有味同嚼蜡的，戏剧除了出过关汉卿和王实甫，还出过莫里哀和莎士比亚。你对英国人说，巴尔扎克一定比莎士比亚高贵，他们非跟你急了。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作者，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柳敬亭的后代，手无缚鸡之力，一辈子，写了几段有意思的故事，会心的人，看了会心一笑罢了。祖上同为下九流，就别在文体和职业上争个高下了。如果是“大家的看法”，大家又一次把世界拧巴了。他们把我的职业说高贵了。

记者：这是对大家看法的不屑吗？

刘震云：如果这种不屑不违反法律的话，我还真这么做了。因为在我写作的生涯中，我吃“大家的看法”的亏太多了。这种看法还不局限在文体的转换，对文学本身，他们的看法，也让我无所适从。当年《一地鸡毛》写出来，大家的看法全是不屑，说小说咋能这么写呢？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没有结构的起承转合，全是小林每天的流水账，自个儿写日记可以，写成小说，就差得大发喽，比《塔铺》退步喽。一年后他们又说好，给我扣了个“新写实”的帽子，也不管我爱不爱戴。《温故一九四二》用的是调查体，但也不是调查的写法，从历史到现实，从资料到采访，是没经加工的材料的拼接，把许多不相干的事，扯到了一起。这座房子盖成之后，大家又说我疯了，四不像啊这是，偷懒呀这是。干脆将它从文学的家门赶了出来。后来又说是“波澜壮阔和震撼人心的民族心灵史”。《故乡面和花朵》，二百万字，书出来之后，许多大家和“大家”齐声说：看这书的人不会超过十个，看懂的不会超过三个。事到如今，据我收到的，在大学写博士论文的，有二百五十多篇；不但看懂了，论文写的，比小说还深刻。《一腔废话》写出来，他们又不屑，说从头至尾，就是一腔废话。到了《手机》，仅仅因为小说和电影前后脚出来，他们又说我投降了影视。写作的二十五年，我就是在非议和指责声中长大的。跟中国所有的孩子，是在家长和老师的指责中长大的一样。和这些孩子不同的是，大人说自个儿的孩子只是“不争气”，他们说我干脆是“叛徒”。我真不能信他们的。我也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大家的看法，和到火车站接人一样，总想接到熟悉的朋友，对陌生有一种本能的抗拒。首先，他们希望你和过去的别人一样，他们好有一个参照。等你成了你自己不是别人之后，他们又希望下一个你，和上一个你一样。《故乡面和花朵》之后，许多朋友也谆谆教导我，就照《一地鸡毛》那样写多好，出什么幺蛾子。我难以遵循他们的是，并不是我不愿意写“一地鸭毛”，而是那个时候的我，已经过去了，我已没有那样的状态和心绪。我的心绪，飞向了另一条道路。像被大人指责的孩子一样，事到如今，我也有些青春期的逆反，凡是大家说好的，我得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事不靠谱；凡是他们说不能干的，我反倒起了兴致。

记者：消消气，咱们把话题拉回来，具体谈一谈你在文学和影视两种文体中的转换。

刘震云：我没生气，我是说这么个事，大人就是这么一帮大人，大家就是这么一帮大家。至于说到我在两者之间的转换，那就是另一种拧巴了。实际情况是，我并没有转换。我实际的能力，比我外祖父还差。我外祖父除了熬盐，还会熬碱，我除了会写小说，对戏剧和电影半通不通。这种转换不是由我，而是由我的朋友们完成的。在小说和影视的转换上，我首先遇到的不是这件事，而在这件事之前，我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搞电影的。一本小说出版了，我的朋友看了，说：“我把它改成电影好吧？”我说：“好。”就好像我家地里的萝卜，过去都是生拌着吃，我的朋友说，也可以炸丸子。刚才我说过，与书中的人相遇，两人投脾气，结伴去“汴梁”；现在走着走着，又遇到第三个人，正好也投脾气，大家一块上路。事情就这么简单。我倒是从这种转换中，从我的朋友们身上，从两种文体之间，学到好多东西。那是另一座山。跟着朋友到另一个山头，再打量自己原来的山，原来也有许多毛病。譬如讲，“极致”这词的重要性，我就是从这些转换，这些朋友们身上学到的。我想说的还不是这个，两种文体之间，有把可能变成可能的，也有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这里的沟壑和深浅又大了。我和冯小刚导演合作过《一地鸡毛》和《手机》，多年前的一天，他说，《温故一九四二》，也想拍成电影。我刚才说过，《温故一九四二》是调查体，没有完整的故事，也没有相对集中的主人公，与通常的改编背道而驰。为此开了一个论证会。会开了一下午，大家皆曰，这是不可能的。会开完，剩下我和冯导演。记得那天很热，我们俩站在一棵树下，我问：“还改吗？”他说：“改。”看他也背道而驰，我们就上了路。去了河南，陕西，山西，重庆，开罗等。最后也就改成了。

记者：说到《温故一九四二》，我听看过这剧本的朋友讲，特别震撼。

刘震云：如果说震撼的话，那也不是因为我，一是因为冯导演，没有他，就没有这个剧本；二是因为一九四二这件事本身。一场旱灾，饿死三百万人，肯定不是灾荒的原因，也不是战争的原因，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三百万灾民，对于自己被饿死的态度。我们认为他们会愤怒和悲伤，不，我的河南乡亲，临死之前，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最后一次幽默。逃荒路上，老张马上要饿死了，他临死前，想到的不是妻离子散的生死之别，而是想到了两天前被同样饿死的朋友老李。他说：“老李前天死了，我比他多活两天，值了。”饿殍遍野，人吃人，已不是多么新鲜和不道德的事。一个人在逃荒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就倒下被饿死了。后来的逃荒者，扒下他的衣服，掏出一把刀子，从他屁股蛋子上割肉。他本来死了，被刀割疼，突然又活过来了。他仰起脸，看着拿刀子的人：“大哥，我还行。”拿刀子的人说：“大哥，你不行了。”他想了想，觉得自己真不行了，转头又死了。造成这场悲剧的原因，从委员长到日本人，再到县衙一个伙夫，阴差阳错，是另一场幽默。我刚才说过，世上所有的悲剧都经不起推敲，悲剧之中，一地喜剧。一九四二引起我震动的，不是这场悲剧，而是各种层面错位之间，出现的幽默。

记者：《我叫刘跃进》，也被改成了电影。

刘震云：那也是因为，我先遇到了韩董（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接着遇到了马俪文导演。我发现他们也是不同的人，能跟他们学到很多东西，就跟他们上路了。

记者：说说马俪文。

刘震云：马导演是个急性子，不但反映在生活中，也反映在创作上。《我叫刘跃进》原想拍成《寅次郎的故事》那样的电影，由于她的加入，这列火车极大地提速了，拍成了《这个杀手不太冷》这样的东西。由山田洋次到了吕克"贝松。当然说的不是形式，首先改的是内容。本来说的是羊和羊之间的事，是她把羊领到了狼群里。她也不是一个从善如流的人。看了样片，我非常震撼，是一部过去没有的新鲜的电影。

记者：还有什么作品会被改成电影？

刘震云：改不改不由我说了算。关键看能不能在路上，再碰到一个人。其实在我的作品中，最适合改成电影的是《口信》。讲了一件上个世纪初贩驴的事。但也不是贩驴的事，而是有这么一句话，要从甲地传到乙地，历经磨难，经过数人的嘴，有贩驴的，有在戏班子打鼓的，还有起鸡眼的，终于使这句话飞越了高山大河。但口信传到乙地，已是两年之后，话走形了，人也面目全非了。但没有一个导演打电话给我，说这事咱俩会心了。惟一说这篇小说适合改电影的是王朔，但王朔又不是导演。

记者：换一个角度，你让作品加入影视，是不是也有名利的考虑呀？许多人都说，如果你的小说不被改成电影，你的影响和名气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大。

刘震云：首先，名利也不是一个坏词。当年我外祖父卖盐卖碱，在方圆五十里也很有名。一听说老庄的老刘来了，证明有滋有味的盐和碱也来了。具体到文学和影视，又不同于熬盐熬碱，所以名和利要分开说。单说名，作为一个作者，我从来没想成为名人。因为我知道，一个作者，永远成了不了名人。什么叫名人？走到街上，人家要认出你来。什么人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必须跟他的工作性质相联系。那就是：他的工作过程，必须展现在大家面前。如政治家，布什会见谁，大家天天看到；如，奥尼尔打篮球，罗拉尔迪尼奥踢足球，过程也展现在你面前；靠影视出名的不是作者，不是导演，而是演员，他工作的过程，也通过银幕展现在大家面前。这几个职业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那张脸，老在你面前晃。一个作者的创作过程是在书桌前，电视直播一个作者写书，有人看吗？作者和名人，是两种不同的动物。但他有可能写出几篇好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家知道罢了。我在我们村里，大家都知道我，“这是老刘家的大小子”；去了外村，就成了陌生人。二者我都能适应。至于利，我倒不得不考虑。这跟创作没关系，跟生活有关系。萝卜多卖一道，让人去炸丸子，可多得一点散碎银两，补贴家用。这跟我外祖父卖盐又卖碱是一样的。我说这个前提是，我是一个自由作者，我是以写作为生的，这是我跟“专业作家”的区别。“专业作家”月月有工资，在下没有；我没有因为这个职业，拿过纳税人一分钱。生活不至于狼狈，才可以更好的写作呀。正因为此，我在这方面没有道德负担。

记者：有没有想过将来当导演？

刘震云：首先，导演和作者一样，也不是一项多么高贵的职业。既然文学在我们家不祖传，我撂下文学去当导演，也不算辱没先人。但我不准备这么做，也不会这么做。这个“不会”不是选择的“不会”，而是能力的“不会”。我清楚地知道，文学和电影虽然有亲戚关系，但它们是两匹不同的动物，脾气秉性不一样，要去的目的地也不同。一个要去汴梁，一个要去长安。两地不但地理不同，风俗不同，连说话的口音都不同。我去过汴梁，不证明我能去长安。就是到了长安，也会晕头转向。更别说要做小生意了。外祖父卖盐又卖碱，盐和碱都是厨子需要的，但他从来没想到要当厨子。我觉得我外祖父是明智的。比这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作为一个导演，除了会导戏，还有一项繁重的工作，那就是还得会导演生活。而导演生活，也不是我的长项。初次见到我的人，都说我文弱，不会高声说话，一定好脾气；真正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的涵养还有待提高。我协调不了人，我把事情说不清楚。

记者：你说作者和导演都不是高贵的职业，那么在你看来，什么职业是高贵的？

刘震云：职业无所谓贵贱，关键是，这个职业，是否出了高贵的人。从古至今，王侯将相，也多是下三滥。我住的小区门口，有一个修鞋的师傅，湖北人，修起鞋来，一针一线，一板一眼，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冬天带一蜂窝炉，中午吃饭，把饭加热；闲暇之时，也抽支烟；夕阳打在他的脸上，我觉得这个人特别高贵。不是鞋匠这个职业是否高贵，是他把这个职业带高贵了。

█文学界  各自在不同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

记者：谈一谈文学界的朋友吧。

刘震云：王朔，莫言，刘恒，贾平凹，苏童，海岩，李敬泽，邱华栋等，都是我存在心里的好朋友。我从这些朋友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读他们的文章，我不在意这些文章的结构或语言，而在乎他们怎么把相同的东西看成了不同。技艺是多数人能达到的，独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少数人拥有的。我和贾平凹沟通起来比较困难，他说的陕南话，十句话，我九句半听不懂。他说：“普通话，是普通人说的。”一次我去西安，我们聊没多聊；第二天我走的时候，他让人送来三斤多“老白家”的羊肉，刚出锅，热烘烘的。捧着这羊肉，我跟他的心一下沟通了。李敬泽和邱华栋，是我读书的指导老师。我写出一篇作品，出版之前，都先求教于他们。他们总能说出我事先没想到的话。至于说到文学界，人口众多，鱼龙混杂，就是另一种情况了。这个界和其它地方一样，无非有两种人，一种是有趣的人，一种是无趣的人。但这个界又和其它界不一样，一个铁匠无趣，照样可以铸造出大铁锅；作者要的是想象力，如果这个人无趣，怎么能写出有趣味的作品呢？文学界会多，有时跟一些人在一起开会，我会烦躁不安。不是这些人不义正辞严，也不是这种义正辞严没有道理，而是房间的空气不好。我从中闻到了一股腐朽的气息。证明我们在不同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我还见不得那些苦大仇深、真理在握的人。我从他们身上，又闻到了虚伪的气息。如果他们真要伸张正义的话，他们可以从自身做起，不要纳税人养着，先做到自食其力。在文学界，也开始胖子多，瘦子少了。这是另一种幽默。

记者：咱们换一个话题，说说你的故乡河南。据我所知，你有三个长篇，都是以故乡为题目，中短篇中，和故乡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刘震云：我吃过不少故乡的亏。吃亏不吃在血液和土壤，而吃在说话，说话的习惯。世界上再没有一方水土，养出像河南人那么幽默的人。河南人，跟其他地方的人说话不一样；河南人跟其他地方的人，也是两种动物。河南人一九四二年幽默，到了今天还幽默。一幽默就到了极致。换句话，河南人不正经说话。到人家家里去，人问：“吃了吗？”他既不说吃，也不说不吃，而是说：“你先吃。”说这话不是要吃你们家饭，而是一种风趣。人到他家，他首先说：“又是吃过饭来的？又是不吸烟？又是不喝酒？”河南人会答：“吃过昨天的了，不吸差烟，不喝孬酒。”这就是正经说话。当我把这习惯从河南带出来，发现在生活中屡屡碰壁。不管是形而下或形而上。大家全把玩笑当正经话来听了。平常误会也就罢了，如果一个朋友翻脸，事就大了。本是一句玩笑话，待朋友翻脸后，会把上次的玩笑，下回当正经话来说；时间一变，地点一变，人的态度一变，把同样的话放到不同的环境和氛围中，这话立即就变了味，一下就将我置于死地，无法顺着原路回到原来。话的变味，比朋友翻脸还让人可怕。比这更恐怖的是，如果翻脸的是生活，我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久而久之，我也不这么说话了。我也开始不苟言笑了。我已经不是我了。我已经不是河南人了。我只好把这种对待世界的另一种姿态，放到我的作品里，接着用雪埋起来。这也是支撑我写作的另一个原因。我要把拧巴的世界再拧巴一下。

记者：最后两个小问题，你对你目前的生活满意吗？

刘震云：如果是指物质生活的话，我对生活的要求不高。我不是世家子弟，我外祖父是一个熬盐熬碱的。能自食其力，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就满足了。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如果是指广义的生活，我最大的困惑是，别人四十不惑，我过了四十，怎么惑倒越来越多呢？还有一点，我对不起时间。并不是我做事不努力，而是对一些事，一些人，一句话，一个词，觉悟得太晚了。作为一个作者，就会反映到作品里。对不起读者是次要的，对不起自己也是次要的，对不起时间，事就大了。子又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春去秋来，我深有感触。

记者：下一部作品是什么？

刘震云：有趣的人和事，不同的言和理。

记者：祝你写出更大的作品。

刘震云：谢谢。如果能在去汴梁的路上，再碰到几个知心朋友的话。

                                             本稿采写：孙聿为

北京青年报：肖扬 (2007年4月22日)

　　《手机》之后新作《我叫刘跃进》5月开拍打响作家电影第一炮———

　　中影集团吹响了“作家电影”的号角，刘震云的电影《我叫刘跃进》被喻为“第一炮”，文弱的刘震云上了“前线”却不着急往前冲，对着记者慌忙摆手：“我不是炮手，我就是一个炮弹。”但是作为炮弹的刘震云暗自在“刘跃进”身上填进了不少火药，想炸一炸当今的阿Q们，狡黠的他专等人们乐开了花的时候再引爆。刘震云心里可是“憋着坏”呢，他暗想：“你们就乐吧，哄堂大笑就叫喜剧？朋友，简陋了。”

　　记者手记

　　亲和的刘老师，把我们都骂了

　　穿着宽松的中式大袄，刘震云站在北京的白家庄路口，一副文学青年早起未及舒展筋骨般的慵懒闲适，他身子斜向阳光，但气质并不因这温暖而洋溢流动。他带着寂寥的神情，对于周遭，有几丝互不相干的抗拒。而他周身的姿态让我觉得他其实是立于故乡河南某个村口的宽厚土路前，袖着手望着面前的人群，闻着他们急匆匆的鞋底掀起的土地的腥气。

　　刘震云本人并不认可这种描述。他觉得自己裹挟在人群里，时时刻刻在与人同行，为了表现这种“投入”，他逢人必称“老师”，永远自称“小刘”，只许他夸奖别人“甚是不错”，别人一赞他，他便受委屈似的头一歪，笑一笑，盯着你认真地说：“您骂人。”

　　用《手机》骂了不少人的刘震云也会很脆弱地感叹“社会多复杂啊”，他那犹如河南小曲的、扭扭歪歪的语调和抑扬顿挫的话音加重了他在现实中的虚无缥缈。只是谈起笔下的虚构人物，刘震云却是当成熟识的老友一样，独自呷下一口酒却如与人对饮：“冥冥之中，也许本来就是亲人，无非在这个路口相遇了，‘大哥，哪里去？’原来都是去汴梁。吸烟说话，又投脾气，于是结伴而行。走着走着，更熟了，开始说些各自的烦恼和压在心底的话。到了汴梁，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两人揖手而别。过了多少年，再相互想起，磕着烟袋想：‘老刘也不知怎么样了？’”

　　这种只留存于他脑海中的创作状态听起来甚是让人神往。而如今的刘震云又想起了昔日汴梁大道上的哪位同行旅者？答曰：“一个叫‘刘跃进’的人，河南厨子，做胡辣汤和羊肉烩面。”刘震云把“刘跃进”介绍为一只闯入狼群的羊，一个“阿Q”的外甥，这些都有点抽象难于理解，后来刘震云说起了他的表哥，现在一建筑工地当厨子，理想多得很，没有一项是实现得了的，但他从来不怪自己，总怪自己生不逢时。他说假话，给食堂买菜吃点小回扣。一个厨子做好饭是他最大的事，但他每天关心的不是工地的食堂，偶尔还打电话给刘震云说说萨达姆被绞的事情……听到这里，我似乎已经看到了“刘跃进”的鲜活光影，知道刘老师再次使出了“小人物、大感觉”的杀手锏，但是这种大感觉并不是在说“刘跃进”想的事情有多大，而是“刘跃进”的名字宏大到芸芸众生，这样算来，我们也都将是阿Q的外甥或者外甥女———使劲亲和我们的刘老师，最终还是把我们都骂了。

　　说刘跃进

　　关键词: 阿Q外甥  羊吃狼   萨达姆兄弟

　　■刘跃进是特“阿Q”的一只羊，跑进狼群里，结果却让狼自杀了

　　■哄堂大笑就叫喜剧?朋友，简陋了。《我叫刘跃进》要避开的，就是这类喜剧

　　记者：您之前放出口风说“刘跃进”是只让狼群自杀的羊？他身上到底会发生什么？

　　刘震云：刘跃进是个厨子，厨子丢了个包，包里装着他的全部财产。刘跃进找包时，又捡到一只包，包里有一个U盘，牵涉到另一生活圈的几条人命，故事由此开始。其实羊和狼只是一个比喻，譬如一只羊，在羊群里遇到点倒霉事，无意中闯到了狼群里；狼该吃羊啊，万没想到，因为这只羊的出现，几头狼自杀了，这就是《我叫刘跃进》要讲的故事。
　记者：刘跃进本人是只特聪明的羊还是一只会咬人的疯羊？

　　刘震云：他啊，他就是特“阿Q”的一只羊。阿Q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吃亏当成占便宜。如今满大街走的，都有阿Q的影子，尽管阿Q那时候没有超女，没有CBD，没有互联网和U盘。其实我们都是阿Q的后代，可是，现在我们每个人又都不承认自己是阿Q，那么我不说刘跃进是阿Q，我说刘跃进是阿Q他外甥行不行啊？

　　记者：“刘跃进”就是这么一个带着喜剧色彩的小人物？

　　刘震云：不是那么简单，喜剧不是笑话和噱头，不存在于生活大海的表面，而存在于海底深处的涡流和潜流，甚至于悲剧之中。比如我做厨子的表哥曾义愤填膺的萨达姆被绞。绞一个人，绞得满脸血痕，不但我表哥看不下去，全世界都看不下去。但这不是事情的结束，接着又绞萨达姆同母异父的兄弟易卜拉欣。有前车之鉴，这回该绞得好点吧，“哐当”一声，头又被绞掉了。还不如上一回绞得好。接着找头掉的原因，原来，易卜拉欣的体重和绞绳的长度，事前在比例上没计算好。作为政府的重要帮手，他们也许从小算术不及格。于是，这种喜剧，就历历在目于我们面前。该哭还是该笑，喜剧本身都难以拿捏。而我们通常理解，哄堂大笑就叫喜剧。朋友，简陋了。《我叫刘跃进》要避开的，就是这类喜剧。

　　说作家电影

　　关键词: 大月饼  韩三平  马俪文

　　■中国电影像块华丽的月饼，可惜馅是馊的，该给大家端上一碗卤煮火烧或羊肉泡馍了

　　■韩三平原来想劫粮，但现在他不劫粮了，开始劫运粮的人了，提出了“作家电影”的概念。

　　记者：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把《我叫刘跃进》列为中国作家电影的第一炮，您的担子不小。

　　刘震云：“作家电影”的概念是韩三平提出来的，所以这第一炮是他打的，我只是第一发炮弹。他对中国电影很是忧虑。忧虑其病灶是：内容缺失。中国电影正在加速变成八月十五的月饼，包装十分华丽，还附带赠送许多配件；价钱越来越昂贵；但一层层剥开，底层那块月饼，馅是馊的。他说，我们能不能像曹操劫粮道一样，从根上做起呀。那时只说要做一部有内容有营养的电影，哪怕是一碗卤煮火烧或羊肉泡馍呢，别再让观众吃味同嚼蜡的大月饼了，没想到今年他又把他的思想发展了，不劫粮了，开始劫运粮的人了，提出了“作家电影”的概念。

　　记者：可是据我所知，这个概念法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提过，中国其他导演八十年代也提过，您作为新一代的“运粮的人”，被韩三平劫走，他肯定希望您把这次的“粮食”变得与众不同。

　　刘震云：法国的“作家电影”还是沉闷晦涩的“艺术片”，探索人的意识和潜意识；过去中国其他导演的“作家电影”也是老、少、边、穷，注重残缺的民族元素，法国和中国其他导演的意思是“作家电影就应该拍得让人不懂或睡觉”，这些都不是“领导”想要的。“领导”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好看。但好看不等于胡扯，好看不等于没内容。什么内容呢？首先是当下的生活，不能让西方再认为我们还生活在秦朝和唐代；其次，电影要跟看电影的人息息相关；三，颠覆大片的概念，不能说花钱多、场面大、动刀动枪就叫大片，真正的大片是人内心的洪流，洪流有多大，作品就有多大。

　　记者：听说剧本已经被您改了15遍了。

　　刘震云：一个作品要改15遍不是件好事。我也想一次把它写好，但我没有这个能力。拍《手机》时，我跟冯导演去过一次现场，爨底下，因为剧本上的一行字，摄影师赵非老师让七八个助手从这个山头爬到那个山头，连爬了五个山头，又说，都不对，还回到第一个山头上去吧。后来这场戏没用。不是五个山头不对，是我写的有问题。这样的问题在剧本中不是一处两处，后来我跟小刚说，“导演，对不起，我没写好剧本。”这个不好有两层含义，一，没用功；二，写得天花乱坠，跟现场对接不上。《手机》本来能拍得更好，没有更进一步，仅仅是我这块出了问题。有了这个教训，我觉得除了要写15遍，剧本的真正完成，应该在现场。编剧要到前线去，编剧要待在战壕里。
记者：您这次力荐马俪文作为《我叫刘跃进》的导演，但是在她拍《桃花运》时，许多传闻在质疑她的导演能力。

　　刘震云：怀疑本身没有错，但问题是谁在怀疑。如果怀疑者本身就值得怀疑，这怀疑可被解读为赞扬。找马导演执掌《我叫刘跃进》我是三顾茅庐，一开始她并没有答应，直到看了剧本，又提出许多意见，我照她的意见一改再改，她才答应执掌这个帅印。《我叫刘跃进》前几稿讲的只是羊群里的故事，羊和羊之间，也能产生动人心魄的悲歌和九转回肠的喜剧。但马导演看了之后，不满足在羊群里转悠，是她把羊领到了狼群里。看过她的《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和《我们俩》，就会发现她拍一部电影是因为热爱生活而不是利用生活，这是她和其他许多导演的区别。再者，她是一个懂幽默的人，只有懂幽默的人，才能知道什么叫喜剧。她有一句名言是：“真正的良家妇女，是做了潘金莲的事，又没失身”。让我和“领导”瞠目结舌。

　　说电影与小说

　　关键词: 大象

　　■电影和小说是两种不同的动物

　　■既写小说，又写电影，等于自个儿向自个儿学习，从客观上讲，等于既拽了大象的尾巴，又抱了它的大腿

　　记者：在中国作家中，您涉足影视圈算深的，在人们印象中，作家去写剧本会变轻浮了，会把人的手“写坏”，您不怕沾染上影视圈的这种浅薄气息？

　　刘震云：我怎么觉得我把手写好了呢？首先，电影和小说是两种不同的动物，不但奔跑的姿势、速度、身子起伏的节奏、嘴里喘的气息不一样，要去的目的地也不相同，一个要到山林里捕获狍子，一个要到大海里捕鲸。

　　如果小说是大海，电影就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大海表面风平浪静，小说关心的是海水底部的涡流和潜流；电影恰恰相反，关心的是河流遇到礁石激起的浪花，如果遇到悬崖，它就叫瀑布。如果是吃饭，电影关心的是上到桌上的一盘菜，色、香、味俱全，而小说关心的是厨房里操作的过程，剥葱剥蒜，菜下到油锅里，腾出的火苗和“滋啦”的声音。

　　小说的节奏很犹豫，电影的态度很坚决。写小说的人写剧本，会给电影的结构、节奏、情节、细节带来身后和深厚的动因；写过剧本的人再回头写小说，会给小说带来节奏和情节上的坚硬和爆发力。既写小说，又写电影，等于自个儿向自个儿学习。从客观上讲，等于既拽了大象的尾巴，又抱了它的大腿，对大象的理解，就少了一份瞎子摸象。

　　说影视圈

　　关键词: 临时组织  汴梁

　　■影视圈的特色大体有三个特点：一，皆胸怀大志；二，大部分没文化；三，理想实现不了，从来不怪自己

　　■对于作家来说，这里是观察人性的好地方

　　记者：那对于复杂的影视圈呢？作为作家，您不怕沾染点坏毛病？

　　刘震云：我也像阿Q一样，对这个圈画不圆。这地块人口众多，鱼龙混杂，取个中间数，大体有三个特点：一，皆胸怀大志；二，大部分没文化；三，跟我表哥一样，理想实现不了，从来不怪自己，总怪自己生不逢时。这地块的工作是以“临时组织”的生产方式出现的，也就是剧组，竖杆大旗呼啸而来，几个月后又土崩瓦解，它又是名利场，由不得你温良恭俭让，要的就是刺刀见红，所以这里的冰点和沸点，与别处不一样。大千世界零度结冰，这里五十度就挂了霜花；世界一百度开水，这里五十度水就沸腾了。这里的冰点和沸点是一样的。表演是他们的工作，但在生活中，他们都真相毕露，来不及装假。正因为其真，再没有一潭水像这里混浊，再没有一潭水像这里清澈。对于作家来说，这里是观察人性的好地方。

记者：与当作家创作太辛苦有没有关系？因为在外人看来，影视圈似乎更容易得名得利，而当作家往往很寂寞。

　　刘震云：作为作家我没有感觉艰辛，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是误打误撞，写到哪儿算哪儿；二十多年后方咂摸出别一番滋味。如果把写作当作一条人生道路，那么你与你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这一刻的情绪、感觉、如悲如泣和九转回肠，原来也无法刻意，二者相遇也是风云际会，也是一种缘分，在冥冥之中，也许你们本来就是亲人，无非在这个路口相遇了。所以说，我写作不辛苦，我写作的时候就是在跟这些人就个伴儿，我不写的时候才辛苦呢。不写见不着老刘。写作的日子心情舒畅，不写的时候长吁短叹，离忧郁症已经不远了。我一直想说，曹操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我说，何以解忧，唯有写作；但我一直不敢说，怕有人说我有病。

　　说朋友

　　关键词: 冯小刚  王朔  酸菜粉丝

　　■我和冯老师是知心朋友，知心是最大的生产力

　　■我和王朔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那种别扭是王老师要酸菜粉丝，而我非要粉丝酸菜

　　记者：说说跟你密切的导演，比如您和冯小刚合作过两个作品，一是《一地鸡毛》，一个是《手机》，有消息说您和他会再度合作一部电影？

　　刘震云：如果人和人的关系有四种：不认识、认识、熟人、朋友的话，我和冯老师是知心朋友。我和冯老师的合作过程非常愉快。愉快的标志是，我向他学习了很多东西。但因为两人总在做不同的事，当想共同做一件事时，会出现脚步倒不过来点的问题。但去年冬季，在去东北的飞机上，我和冯导演约了一个步伐点，2008年年底，我们来拍一个早已准备好的电影。我期待与冯老师并肩作战的日子。因为知心是最大的生产力。

　　记者：前不久王朔出来大爆料，骂了一些人，又给许多人道了歉，虽然骂的人中间没有你，但道歉的名单中有你。

　　刘震云：我们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饭桌上，王老师要的菜叫酸菜粉丝，我非要粉丝酸菜，为此闹了别扭。岁月流水，我们竟一年多没说话了。最后，我发现我错了，事物的本质就是酸菜粉丝。老王前一段站出来说话，话说得有些语无伦次。但我们看一个人，不但要察其言，还要观其行。就“行”来讲，作为一个作家，王朔是一个伟大或卓越的作家无疑。

　　记者：老王刚出了一本书叫《我的千岁寒》，您怎么评价？

　　刘震云：我在街上买了一本，老王又托人送我一本。这本书的自白、序言没写到位，想跟正文连上，没连上，皮连肉不连；正文有七万多字，后一半像电影剧本，就不说了，单说这前三万多字，写一个觉悟之前和觉悟之中的人，在一个地方，从这个地方又到另一个地方，对时间、空间和万物的感觉和觉悟，就写得荡气回肠。他在路上倒没遇到朋友，他把自己当成了朋友。好久没见过这么宏大婉转的文字了，使人有目送飞鸿、手挥五弦的感觉。有人说是语言实验，但语言在这里并不关键；关键是，它出现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觉悟状态。随着时间的打磨，这三万多字，会发出耀眼的光辉。

    离婚那天，大家都出来看，贾祥开着小手扶，拖斗里坐着老婆孩子，去乡里扯离婚证。扯完离婚证，小孩看着卖糖葫芦的老头伸手要糖葫芦，要不到就哭。贾祥停了机，就给小孩去买。老婆在车斗里还哄孩子:“小二小三别哭了，你爹去给你们买糖葫芦了!”

    拖拉机开回村，七间瓦房老婆和孩子住了三间，另四间贾祥与美兰住。不过美兰结婚以后，表现比较好，仍和以前一样，一点不娇气，仍做饭，仍喂猪，该炖兔子仍炖兔子。出来进去，与贾祥又说又笑。大家看了，气愤过后，倒也满意，说:“这样也不错，美兰也有了着落。只苦了贾祥他老婆!”

    也有人说:“他老婆也不是东西，以前借她个笆斗都借不出!”

    村里有三间大砖瓦房，以前是大队支部办公室，现在改成了村办公室。贾祥从塘沽回来处理公务，也在村办公室。不过这时办公室干净许多，没了骚气，换了啤酒气。贾祥当了头人以后，不让人砍高粱，不坐飞机，统治村子就用一架录音机。到乡里开会，带个红灯牌录音机，把吴乡长往里边一录，带回来让小路打铜锣，将村里男女集合在一起，开录音机一放，不用他再传达。他躲到一边喝啤酒。三瓶喝过，录音机放完，他摸着头:“听清楚了?”

    大家说:“听清楚了!”

    会马上结束。大家满意;吴乡长听说申村放他的录音，也满意。

    这时村里照常出些案子。出些盗贼、破鞋、孤老一干杂事。贾祥一概不管，也不设案桌问案。村务员小路有些不满意，说:“贾祥，该问案了!”

    贾祥却说:“出一两个孤老破鞋，不影响四化!”

    拔腿就去了塘沽。

    他一出发，村里更乱，申村成了破鞋、孤老、盗贼们的天地。一次，光天化日之下，一对男女在麦秸堆里睡觉，被人抓住。大家摇头叹息，对贾祥不满意，说他只会当个乙方，不会当村长，把个好端端的村子给弄乱了套。消息传到乡里，乡里吴乡长也不满意。一次贾祥从塘沽回来，吴乡长把他叫到乡里批评:

    “贾祥，你这样弄可是不行，村里都乱了。你以为一搞商品经济，就不要党的领导了?赶紧给我想法子治治!”

  贾祥摸着头听批评，听完也很恼火，说:

 “治治就治治，回去就治!治治这些龟孙!我让这些龟孙自由，这些龟孙却不会自由，回去就治!”

    但贾祥回到村里，却不会治。娘的，孤老破鞋盗贼，你怎么治?又不能天天看住他（她）们。这时村务员小路又在猪圈捂着铜锣劝他，建议重新实行祖上的“染头”与“封井”制度。小路说:“贾祥，用吧，一用就灵，重典治乱世!”

    贾祥这次没骂他，说:“好好好，咱染头，咱封井，渴死这些鬼男女!”

    果然，一染头，一封井，村里马上大治。贾祥封井还不封一般的井，封机井，除了不让喝水，还不让浇地。小路日日夜夜守在机井旁边，拿铁锹叉腰看着。村里三个月不出孤老和破鞋，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纷纷说:

    “就得这样治!”

    这时乡里的头人换了吴乡长。吴乡长爱骑嘉陵。一听街里“突突”响，就是吴乡长。吴乡长一来村里，就去找贾祥。吴乡长这人工作干得不错，一来村里就讲:

    “咱们可得发展商品生产!”

    讲过，与贾祥一起就着猪肚喝啤酒。吴乡长能喝四瓶，喝了就红脸;贾祥能喝三瓶，喝了就摸头。两人红脸摸头一阵，“嘿嘿”一笑，吴乡长骑着嘉陵就回去了。去年吴乡长家盖房，贾祥去帮过忙，给他弄了几根钢筋梁;贾祥老婆有病，贾祥不在家去了塘沽，大家都说:

    “去找吴乡长，去找吴乡长!”

    大家带贾祥老婆找了吴乡长，人家马上给批了个条，让贾祥老婆住进医院。大家说:

    “吴乡长这人仁义，对得住贾祥!”

    这时恩庆肝硬化已经到了全硬，硬得像石头，不能再在街上晒太阳。贾祥一次从塘沽回来，不计换届时差额的旧仇，亲自开着小手扶，把恩庆拉到乡里看病，感动得恩庆躺在车厢里，捂着肝腑掉泪:

    “贾祥，知道这样，早让给了你，还差他娘的什么额!”

    贾祥倒说:“该差还得差。”

    到了乡里，贾祥又去找吴乡长，批条让恩庆照了X光。照过X光，恩庆又撑了几天，终于死去。据说临死时手里还握着一个空酒瓶，嘴里喊着:“新喜，新喜。”

    可新喜这时在塘沽当监工，也不知他要对新喜说些什么。死后，全村老少都去送烧纸。以前的情妇美兰也去了，不过没哭，大家有些不满意。贾祥也去给恩庆送丧，祭到坟前一只煮熟的兔子。

    这时发生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恩庆死后三个月，贾祥又一次从塘沽回来，突然在村里提出，他要与老婆离婚，与美兰结婚。美兰以前与恩庆看过大喇叭，现在大家都说贾祥这人不仁义，恩庆刚死三个月就闹这事，不仁义;人家美兰刚到你家做过几天饭，就想人家，不仁义。也有人说贾祥对不起老婆。可贾祥还是要离。众人劝他不住。这时村里的村务员新换成了小路，小路已经一把胡子，声音变得沙哑，一次也在猪圈捂着铜锣说:“祥弟，不能离，不说弟妹贤惠，只是这美兰，以前可是恩庆用过的!”

    贾祥大怒:“放你妈的狗屁!你住的房子你爹没用过?你不也照样住!”

    弄得五十多岁的小路很尴尬，捂着铜锣跳出猪圈，三天不敢到贾祥跟前，嘴里老念叨:“离就离，谁不让你离了?”

  贾祥离婚是真想离，就是贾祥他老婆不想离。掰扯几个月，贾祥说:“给你两万块，跟小孩过去吧!”

    老婆想了想，哭了一回，离了。

    这时村里没了五类分子。老孙、孬舅、宋家掌柜兄弟等一干老人，都死了。没死的给平了反。据说老孙临死前神志已不太清醒，临死前又唱起了讨饭的曲子;孬舅临死时恶狠狠甩下一句话:

    “照我年轻时的脾气，挖个坑埋了他!”

    把床前伺候他的人吓了一跳。但这个“他”到底指谁，谁也没猜出。

    孙、申、宋诸家留下的子弟，福印、三筐、八成、白眼之类，埋葬了老人，都加入了贾祥的农民建筑队，去了塘沽挖晒盐池子。宋家掌柜的一个女后代美兰，过去在支部办公室开喇叭，现在喇叭坏了，恩庆又患了肝硬化，在家无事做，也投奔贾祥，不过没去塘沽，就在贾祥家做饭。前支书新喜这时四十多岁，还不算太老，也加入了贾祥的建筑队去塘沽。由于他是党员，贾祥给他安排了一个监工，在工地拿个尺子跑来跑去量土方。不过据说到塘沽还是爱吃小公鸡，一次让他买菜，他克扣菜金，给自己买了只烧鸡，撕吃时被人发现，差点被三筐八成之类推到晒盐池子里。这时恩庆已患了肝硬化，仍在村里当着他的支书。

    这时村里、公社要进行机构改革，公社改叫做乡，大队改叫做村，支书改村长，地分给各家种。大家开始有些不习惯，觉得改来改去改不过口，叫起来有点解放前的味道，不过久而久之就习惯了，说:

    “还是叫村、乡合适!”

    接着村里要改选头人。这时恩庆已到了肝硬化后期，脸黄黄的，常披一个大袄，坐在支部办公室门前晒太阳，自己抱一个酒瓶喝酒。村里人人情太薄，地一分，没人再请恩庆吃兔子喝酒。恩庆打野兔子又没力气，只好不吃兔子光喝酒。大喇叭坏了，美兰不开大喇叭，也不来支部，恩庆也就搬回家住，只是晒太阳才来这里。倒是贾祥何时从塘沽回来，见到这位黄脸支书，把他请到家里，让炊事员美兰炖只兔子一块吃。兔子冒热气上来，美兰就红脸，恩庆只顾低头喝酒吃兔子。村里机构改革，本来还应恩庆当村长，可贾祥觉得老让一个肝炎病人拿着公章，一年一度往他乙方合同上盖，有点不合适，便在酒桌上对恩庆说:

    “庆叔，你岁数也不小了（这年四十八岁），身体又有病，甭操那么多心了，真不行我来替替你，你去郑州看病!要行呢，你就对乡里说说!”

    没想到黄脸恩庆一下将兔腿摔到地上:“鸡巴!”走了。弄得贾祥挺尴尬。本来这事也就是商量商量，商量不成贾祥也不恼，仍当他的乙方。没想到乡里出了新点子，说这次选村长要搞差额，两个选一个。村里人一听就恼了:哪个龟孙想的这歪点子，两个选一个，自己不操心，推给了大家!从祖上到现在，没听说两个选一个!贾祥一听这办法倒喜欢，到处对人说:“咱们搞差额，咱们搞差额!”

    便站出来与恩庆差额。差额选举本身并不复杂，大家的儿孙都是贾祥乙方的工人，恩庆有病不说，还喝过酒吃过兔子搞过人家闺女，一差就把恩庆差了下去，贾祥被差上了。乡里看贾祥表现不错，曾捐款两千元修小学，恩庆又到了肝硬化后期，也同意贾祥当。

    贾祥从此成了村长。盖章不用再找恩庆。贾祥当村长以前，显得在村里呆得时间多;贾祥当村长以后，显得在塘沽呆得时间多。在村里大家仍叫他乙方;到塘沽大家反喊他村长。恩庆村长被差下来，小脸更黄，整日无事可做，更是整日蹲在家门口晒太阳。本来支部门口太阳更好，可他说什么不再到那里去。大家看他在家门口晒太阳，双手捂着肝腑，反觉得他可怜，说:

    “恩庆以前也给村里办过好事!”

    又觉得将贾祥选上去有些愤愤，说:

    “这回可是通过咱们的手把他弄上去的!”

    “他他妈也不在塘沽干活，倒盖了七间大瓦房，现在当了村长，又不在村里呆着，合适全让他占了!”

    当然这话也就是背后说说，见了贾祥仍呼乙方。

                                            六

     申村的现任村长是贾祥。这时村子已发展成四百多口。贾祥与我同岁，小时候是个疙瘩头。记得在大荒坡割草，别人打架，他就会给人家看衣服;别人下河洗澡，他也给人家看衣服。没想到成人之后有了出息，当了村长。

    贾祥的父母我也很熟。他的爹我叫留大舅，他的妈我叫留大妗。留大舅爱放屁，一个长屁，能从村东拉到村西;留大妗说，夜里睡觉不敢给贾祥捂被头，怕呛死。留大妗眼睛半明半暗，不识东西南北，但竟通晓历史，常用镰刀叨着土，坐在红薯地里给我们讲“伍云昭征西”。就是手脚有些毛糙。据贾祥说，一次一家人围着锅台吃饭，吃着吃着，留大舅竟吃出一个老鼠。贾祥二十岁那年，留大舅留大妗相继去世，留给贾祥一间破草房，一窝“咕咕”叫的老母鸡。院子里还有几棵楝树，被贾祥刨倒，给父母做了棺材。然后贾祥开始跟人家学木工。学会了做小板凳，做方桌，做床，做窗棂子。干了五年木工，他背着家伙，进了一支农民建筑队，随人家到千里之外的天津塘沽盖房。春节回来神气不少，新衣新帽不说，腰里还别着个葫芦球似的收音机，走哪响哪。在建筑队混了两年，贾祥更加出息，葫芦似的收音机不见了，他自己也跟甲方签订了一个合同，开始回申村招兵买马，组成一支新建筑队。下分大工，小工，刀工，瓦工，泥工，木工，挺细。贾祥说:

    “人家是甲方，咱就是乙方!”

    村里人纷纷说:“贾祥成了乙方，贾祥成了乙方!”

    对他刮目相看。

    贾祥成了乙方，就有了乙方的样子。街上走过，过去爱袖手，现在不袖了，背在身后;头也不疙瘩了。村里人见他都点碗:

    “贾祥，这儿吃吧!”

  “贾祥，我这儿先偏了!”

    贾祥背着手说:“吃吧吃吧!”

   这时贾祥洗澡，别人给他看衣服。据说贾祥的乙方开到塘沽以后，先给甲方挖了一个晒盐池子，后盖了一溜工棚。不过这时贾祥不常在塘沽呆着，委托一个本家叔当副乙方，领工干活，他常一个人坐火车回来种地。不过这时他的地用不着他种，村里早有人替他种下;谁种的也不说，有点像当年新喜恩庆砍高粱做好事。贾祥也不大追究。两年乙方下来，贾祥不再要父母留下的草房，自己挨着村西支部办公室，一拉溜盖了七间大瓦房，瓦房上不用大梁，用了几根钢筋条子。上梁那天，大家都去看。贾祥还花几千块钱买了一架手扶拖拉机，和老婆孩子串亲戚，就开着它去。村里有人顺路搭车，贾祥也让搭，说:

    “从哪儿下，事先打招呼，好停机!”

    村里人都说:“看不出，贾祥这孩子有了出息，比当年宋家掌柜还阔气!”

    可调查组到村里一查，挨门挨户地问，老二老三地问，硬是没一个说恩庆不好的，都说恩庆清正廉洁，会当支书，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搞，就知道领人砍高粱，查来查去没查出恩庆的问题。恩庆还委屈得什么似的，说什么不当这个支书。倒是崔书记又来安慰他:“你他妈还查不得了?查查又没撤你的支书，你还拉什么硬弓?再拉真撤了你!”

    恩庆这才不说什么，忙招呼村务员八成扛枪去打兔子。

    我当时在村里已是一个翩翩少年，曾在牲口场里叼着烟问老二老三:“二舅三舅，背后那么邪乎，怎么一见调查组就软蛋了?”

    老二老三倒瞪我一眼:“日你先人，谁告恩庆，谁就是咱申村的仇人!把恩庆撤下来，再换一个狗日的，说不定还不如恩庆哩。恩庆吧，也就喝喝酒吃吃兔子，搞搞地主闺女，再换一个，说不定该吃咱搞咱闺女了!”

    从此大家见了恩庆，反倒一脸和气。恩庆在街上走，大家都说:

    “恩庆，这儿吃吧!”

    “恩庆，我这儿先偏了!”

    恩庆一眼一眼的血丝，不停地打呵欠:“吃吧吃吧。”

   然后骑上一辆破自行车，也不告诉人他到哪里去。有时干脆连美兰公开载上，到集上赶集，吃烧饼，喝糊辣汤。大家都不在意。

   恩庆支书当到一九八二年，之后下台，之后患肝硬化死去，这是后话。

    渐渐弄得兔子见了恩庆就发愣，不过恩庆见了犯愣的兔子挺和蔼，不骂兔子。

    吃了兔子，恩庆嘴里容易发腥。为了去去腥味，恩庆就喝两口酒。喝来喝去喝上了瘾，一天不喝酒就牙关发紧。晋家开的小卖部里，记满了支书欠的账。年终收账，恩庆让他扛走了一只搁在瓦房里的马车轱辘子。以后大家找恩庆办事，兄弟斗殴、婆媳吵架也好，划宅基地也好，领结婚证也好，都主动将恩庆请到家“意思意思”，然后再说事。不过恩庆喝酒有这点好处，吃过兔子一定要喝酒，但喝酒时不一定非吃兔子。到人家里吃饭，哪能那么讲究?腌个白菜疙瘩也能喝。渐渐这成了一个规矩，大家断案办事之前，先得请恩庆喝酒。谁家不请，大家反倒说这家小气。弄得恩庆老婆天天满街找恩庆，怕他多喝:

    “这个鳖孙不知又躺在了哪个鳖窝里!”

    “人家的饭好吃，酒好喝，跟人家过吧!”

    弄得主人家很尴尬，正在酒桌上坐的恩庆也很尴尬。本来恩庆就与老婆有些矛盾，不回家睡觉，这时恨恨地说:“怎么不死了你!”

    老婆便哭:“你让我怎么死?”

    恩庆说:“上头有电线，下头有机井，当中还有农药，随便你哪样，我拉都不拉!”

    老婆“呜呜”哭着回了娘家。

    老婆回了娘家，恩庆更放开胆子喝。喝来喝去，大家反倒把人家恩庆给害了，恩庆成了一个酒精中毒患者，像当年老孙一样，开始夜里睡不着觉，半夜半夜围着村子乱转。

    酒能移性。这时宋家掌柜的一个后代叫美兰的女孩中学毕业（脸长了一些，但鼻子眼还可以），恩庆派她到大队部去开扩大器，每天早晨喊人下地砍高粱。美兰一大早去大队部放喇叭，恩庆往往连床都没起，满屋骚气。渐渐便传出恩庆搞了宋家掌柜的后代闺女。但大家又觉得反正搞的不是自己的闺女，谁也不去管，任他搞。倒是孬舅（这年五十六岁）一次气不平，五更鸡叫掂一根粪叉到村西大瓦房里，一脚将门踹开（连门都没有插），堵住被窝里一对男女，据说还“咕叽”“咕叽”像小公鸡叫呢。恩庆搞的是五类分子的闺女，捉事的也是五类分子，恩庆本想开他们的斗争会，但后来想了想，从床上扔给孬舅一根烟:

    “成了老申，回去吧!”

    第二天拿笔写个条，批给孬舅两大车青砖，让他到大队砖窑上去拉。我当时十六岁，曾跟孬舅与他的儿子白眼赶牲口去拉过这砖。当时孬舅喜气洋洋的，对我说:“倒不是贪图这两车砖，照我年轻时的脾气，挖个坑埋了这两个狗男女!”

    这时村里都开始反对恩庆，都叹息说:

    “原来恩庆还不如新喜，喝酒吃兔子，还搞人家闺女!人家新喜不就吃个瓜果梨桃吗?咱倒反对人家新喜!”

    倒是新喜不这么认为，见了恩庆说:“老弟，你支书比我干得强!”

    这时恩庆剩了一身骨头架子，说:“强也强不到哪儿去。这个鸡巴支书，不是好干的!”

  有人告到县里，说恩庆一堆问题。县里派调查组到公社。公社崔书记不像周书记，对人不包庇，说:“这龟孙整天这么舒坦?查查他去!”

    恩庆从此当了支书。恩庆当支书以后，一改新喜当支书时的毛病，不通过小喇叭吆喝人，不吃鸡，不撒尿，不吃瓜果梨桃，只是深更半夜带头领人砍高粱，一热就甩掉上衣。大家都跟他甩上衣。光膀子干活，成了申村一时的社会风尚。这年高粱大摞大摞推到场上，大家劳累过后，都很欣喜，说:“到底恩庆比新喜强，虽然当了支书，还领着大家干活，连个小鸡都不吃!”

    村里出现鸡鸣狗盗的案子，恩庆也开斗争会，坐飞机。一到开会，他挨门挨户下通知，把个村子治理得平平安安。大家皆大欢喜，都说:“到底恩庆比新喜强!”

    恩庆支书当了两年，身子也开始发胖，腿开始发粗，但他锐气仍不减当年，干事情风风火火，咋咋唬唬，地里干活仍走在最前边，一出汗就甩褂子，开会仍挨门通知。倒是大伙这时说他:

    “支书当了两年，还没个支书的样子，动不动就甩褂子!”

    “当支书没个支书的样子，开会他挨门通知!”

    恰好这时恩庆与老婆闹矛盾，从家里搬出，住到村里三间瓦房里。

    三间瓦房里一住，恩庆逐渐有些支书的样子。夜里一个人睡觉，没人闹仗，第二天早起容易睡过头。为了不耽误干活，他只好用新喜的办法，通过小喇叭喊人，让别人先去砍高粱。别人砍了半晌，他才起床揉着眼去。大清早冷得很，不脱褂子。家常便饭吃久了也想吃些荤腥，吃些瓜果梨桃。第二天早起不想泼尿盆子。但恩庆努力克制着自己，尿盆争取两天泼一次，瓦房里也不是太骚气。嘴馋的时候，自己跑到地里摘些野山里红吃，捉些蚂蚱蝈蝈用火烧烧吃，真不行用枪打一只野兔子吃。正好崔书记时常下来调查工作，也喜欢吃兔子肉。所以崔书记一来，恩庆就打发村务员八成（一个本家兄弟）去打野兔子，回来炖上。工作汇报完，兔子也炖烂了，两个人一块吃兔子。有时野兔子打不来，只好到老二老三家借家兔子。不过家兔子味道不如野兔子。久而久之，恩庆吃兔子吃上了瘾，一天不吃兔子就浑身没力气。不管崔书记来不来，只好让八成两天煮一只小公兔，一天吃架子，一天喝汤儿。挨门挨户捉兔子，大家又感到新喜来了，对恩庆产生意见，说:

    “怎么恩庆也成了新喜!”

    不过想想还是比新喜强:“恩庆吃吧，也就一样兔子，还分两天吃，不像新喜，瓜果梨桃小公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