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世界

政府与公司：为商业的学术

刘仰 — Sun, 22 Nov 2009 02:18:56 GMT+8

    商人的地位如今已大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情形，商业的法则也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连学术界也不例外。于是，一些专门迎合商业潮流的图书便大量出现。有一些是迎合普通人发财梦想的，搞一些成功商人的案例，犹太人经商的秘诀之类，把普通人挑逗得跃跃欲试。另有一些是迎合已经发了财的成功人士，目的是让他们显得有点文化，或者在现有基础上更上一层发财楼。例如高价管理学培训、EMBA、高价国学班等等。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似乎也捕捉到了这个时代风气。
    许倬云先生出生于江苏无锡，在台湾大学拿了硕士，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拿了博士，在世界各地很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包括中国大陆的几所大学。很多人并不一定知道许倬云教授，如果告诉你，许倬云先生是那个偶像明星王力宏的舅公，可能会有点感觉。再说一点许先生的闲言碎语。很多年前，李敖在台大历史系读硕士的时候，许倬云教授是系主任，因为李敖批评他，李敖说的“棒杀”指的就是许倬云先生，许先生便当面斥责李敖，从此两人几十年不来往。
    许倬云先生的著作文章很多，很多我都没机会拜读。但是，近几年许倬云先生有两本书在大陆比较时髦，一本叫《从历史看管理》，还有一本是《从历史看组织》，我抽空拜读了。感觉上，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为了提高商人的文化素质，有把历史庸俗化的倾向。从这两本书的形成看，有些是许先生针对高级工商管理人士的演讲，性质上多少类似高价国学班，因而历史在这里就变成了为商业服务的工具。这种与时俱进不能一概否定，但是，它究竟有多少真知灼见，值得怀疑。
    许倬云先生的书，把中国古代政府比拟为现代公司企业，皇帝好比是董事长，宰相好比是总经理。因此，中国的历史就简化为公司化管理的历史。有时候是董事长独揽大权，自己亲自兼任总经理，例如秦始皇；有时候是董事长、CEO职权清晰，例如汉朝的大部分时间；有时候是CEO篡权，例如王莽；有时候是公司破产，例如改朝换代；有时候是总经理太多，相互牵制，董事长权力很大，例如清朝等。那么，公司的客户呢？就是全国的老百姓，因此，政府与百姓的关系，变成了企业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开疆拓土就是公司开发新市场等。
    以前经常看到“麻辣三国”之类解说古代历史的另类方式，一些时髦的说法也掠过耳边，例如诸葛亮同学、梁山泊黑社会等。看了许倬云先生的书才发现，原来这种风气的潮流中，也有大历史学家的身影。我不知道是谁影响了谁，但是，看了许倬云先生的书，我认为，历史还可以这样写：刘邦组建了一个“汉记”新公司，自任董事长，萧何这个CEO干得还不错。这倒确实让人们对于历史有了一个新的理解方式。这种方式粗听起来还是蛮有道理的，比方说，公司管理层的选拔，是采取家族制的方式，只用亲戚朋友，像蒋介石一样形成四大家族？还是采用开放式的方式，不拘一格地选拔各级管理人才？许先生还对比说，科举制度好比公司向社会招聘人才，学校制度好比公司内部自己培养人才。这类表述方式虽然比较牵强，现代企业的管理层人士大概也能够听懂。比喻是否恰当是否合理，则是另一回事，听课的高级管理人士也未必会关心和探讨。
    比方说，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是否就算让市场规律自己发挥最大的作用？汉武帝集权及其之后的衰落，是否就算计划经济短暂的巨大成就？如果像许先生所说，教育就是培养客户，那么，所谓“愚民政策”是否就算欺骗消费者的长期手段？如此说来，现代企业家哪个不希望大搞“愚民”教育，培养忠实的消费者？如果现代企业不搞愚民化的消费者培养，难道眼睁睁地看着消费者投入其他公司的怀抱？按照许先生的框架性结构，消费者对公司产品忠诚度的改变，就等于国民对政府忠诚度的改变。在市场行为中，消费者喜新厌旧的选择权无可厚非，但是，在政府和国家之间，国民真的可以这样“自由”选择政府吗？
    把政府比拟为现代公司，虽然看上去有不少新颖之处，但是，从本质上说，这种类比是不合适的，因此，工商管理人士如果想从这种类比中得出历史经验来指导企业管理，恐怕也未必能有真的收获。比方说，现代企业的董事长之所以地位比较稳固，是因为公司之外的国家法律保护了私有财产的权利。如此说来，是否意味着政府也只能是私有化的？国民选举国家元首是否等于消费者选举董事长？听起来总是有点奇怪吧，而且好像也不可能出现这种状况。再比如说，在市场活动中，一条街上麦当劳和肯德基比邻而居很正常，两个公司争夺同一个市场的消费者。但是，有没有可能两个政府同时管理同一个国家？“天无二日”难道可以变成“天有多日”？于是，再出一个“后羿射日”，让神话故事也有了企业化的解释？
    按照许先生把历史庸俗化的解读，历史上政府与国民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彻底垄断、没有竞争的市场。学习了许先生高论的工商管理人士，是否都会将追求彻底的市场垄断当成自己的目标？而且，对于现实中的企业来说，董事长的权利是受到法律保障的，CEO很难篡权。但是，公司化的政府中，皇帝的权利是没有更高权威保障的，皇帝时时要担心CEO篡权，甚至还要担心消费者篡权。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这种董事长的管理方式，与现实的企业有很大的不同。那么，皇帝董事长的管理方式，对于现实企业真的能融会贯通吗？再进一步说，现实公司董事长的权利由于有企业之外的更高的法律保障，公司不用组建武装力量。而对于一个政府来说，皇帝的权利以及国家的权益，一定需要军队来保护。由此，许先生的类比似乎就变成：每一个企业都应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比方说当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或者一批穿黑西装、戴墨镜的打手、保镖，如此一来，许先生的大学问岂不变成要求现代企业都黑社会化？
    许倬云先生的学问成就，自然会有其他人作评价，但是，许先生为了迎合商业社会，将自己的大学问庸俗化，试图讨好商业社会，试图向商业精英展现文化的魅力，实际上漏洞百出。我并不是说大学问家不需要影响商业社会，但是，如果影响只是一味迎合，那就会降低了学术的水平，降低了学者的价值，让学术染上浓浓的钱味。学术也就不成其为学术，而变成以学术为幌子的包装，目的只是在商业社会中招蜂引蝶，招引一些有钱人上门消费而已。事实上，类似许倬云先生在这两本书中的学术庸俗化，在当今世界正越来越多，这也可能是真正的学术生存困难的原因。这也可能是商业社会瓦解真正学术精神的一个例子。

政府与公司：为商业的学术

治理虚假广告：别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刘仰 — Sat, 21 Nov 2009 06:29:23 GMT+8

    最近，国家工商总局正在修订《广告法》，名人代言广告又引起人们的关注。继葛优、郭德纲之后，赵忠祥、侯耀华又成为焦点人物，因为，他们曾经代言的广告被指属于虚假广告。侯耀华是道歉了，据说老赵不服要上诉，恐怕也不会像他想的那样摆脱干系。针对这一情况，国家工商总局相关负责人近日说，在修订的《广告法》中，建议增加广告“参与人”作为广告主体，以便一旦出现虚假广告，消费者可依据民法原则，向“参与人”索求民事责任。这个建议需要分析一下。
    这个建议的前半部分比较实事求是，名人所代言的广告，名人在其中只是“参与人”。“参与人”基本上是一个中性词，难以判定参与到什么程度。一般来说，一个虚假广告真正的责任人应该是厂商、广告商和发布商，名人虽然也参与其中，但是，名人只要与厂商、广告商、发布商没有除了报酬之外其他的经济关系，基本上就是单一关系的“参与人”。虽然名人在虚假广告中也有获利，但是，真正非法获利的大头，是厂商、广告商和发布商。因此，如果打击虚假广告只盯着名人，很可能会造成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结果。
    在虚假广告问题上，人们应该分清主次，名人代言的责任是应该追究，但是，代言的名人绝不是虚假广告的主要责任人。虚假广告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以及见利忘义发布广告的媒体。只盯着名人，某种程度上是资本家和媒体一起转移人们的视线。比方说前几年葛优代言的广告，造成全国范围数十万群众被欺骗，后果非常严重。葛优退回了全部的代言费，那家机构也因违法而被查处，但是，发布这一广告的媒体呢？如果没有媒体的狂轰滥炸，仅凭一个葛优说几句话，就能让几十万人上当？那么，葛优把钱都退出来了，媒体当初收的巨额广告费呢？有没有退出来，用以赔偿受骗群众的损失？
    因此，对待虚假广告，首先需要明确的第一责任人，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第二责任人，是见利忘义的媒体；第三责任人，才是代言的名人。由此，要说到国家工商总局建议增加“参与人”的另一个内容，这个建议说，一旦出现虚假广告，受害的消费者可以向代言的名人索求民事责任。我认为，这部分内容不具操作性，也不合理。比方说三聚氰胺奶粉，吃死了人，受害者家属如何向广告代言人索赔？很显然，受害人应该向企业索赔，或者向发布这一广告的媒体索赔。现在一般的情况是，如果事情闹大了，资本家也要倒霉；如果事情不太大，代言的名人最倒霉。但是，不管事情的后果有多严重，有一个真正的参与人、重要的参与人，几乎没有任何责任，那就是媒体。在虚假广告的生态链中，只有媒体旱涝保收：发布虚假广告的时候，大肆收钱；虚假广告出现问题时，又严正地批判，博得好名声。这种状态合理吗？
    我并非同情那些代言的名人。但是，基于公平的概念，一件事情造成了坏的结果，要追究责任，一定要分清责任的主次轻重。虚假广告现象把矛头一味对着名人，实际上是不公正的体现。我们知道，在商业社会里，偶像之类的名人、明星，大多都是资本的附庸。他们寄生在资本的身上，主要工作就是为资本涂脂抹粉、歌功颂德、做牛做马，以换得资本的青睐，再换得自己的荣华。因此，一旦资本家出现了虚假广告，很容易就抛出名人、明星当替罪羊。虽然这些资本的寄生虫也不值得多大的同情，但是，社会一味痛打明星这条落水狗，要么是让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偷着乐，要么就是媒体与资本家联手，转移人们的视线。
    所以，在虚假广告中，名人的责任在我看来很简单，没收代言所得，再根据情况处以数量不同的罚款和其他处罚，就够了。虚假广告的受害者要追究责任，追不到代言的名人头上，而应该追到资本家和媒体的头上。鼓动受害者向代言的名人索求民事责任，某种程度上也是资本和媒体虚晃一枪，把玩偶一样的名人、明星拉出来做一下挡箭牌。等到受害者发现此路不通、另找方向的时候，资本家已经偷着乐了很久了。从根本上说，一个社会金钱至上的风气不改变，赚钱第一，发财成为所有人的第一需求，那么，这个社会的虚假广告就不可能减少，只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当一个社会在金钱至上的同时，还在贬低道德、践踏道德，那么，虚假广告就是这个社会在自食其果。《广告法》属于法制的范畴，应该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解决不了虚假广告的根本问题。

勿将“钓鱼执法”妖魔化

刘仰 — Fri, 20 Nov 2009 02:03:49 GMT+8

    上海“钓鱼执法”昨日有了宣判结果。由于本人对该案的具体细节没有全面的了解，不便对审理结论做出评价。在媒体报道上，看到这样的字眼：“原告律师表示，‘倒钩’是‘栽赃式执法’的典型表现，与行政执法的正当性不相符合，与诚实信用原则不相符合，对社会的公序良俗也是沉重打击。”我觉得这段话的表述有问题，因此，有必要讨论一下“钓鱼执法”的问题。
    对于“钓鱼执法”，首先应该认识到，它是法制的产物，尤其是重视证据的产物，“钓鱼执法”只是取证手段是否合法的问题。因此，上面引用的媒体文字，不知道是媒体加工过的文字，还是原告律师的原话。基于法律语言的精确性要求，上述引用文字的问题之一是，至少应该在“栽赃式执法”前面，加上类似“本案”这样的字眼，而不应该全面否定一切“钓鱼执法”。其次，只有加上“本案”这样的限制，才不会让人误以为“钓鱼执法”只是行政执法的问题，事实上，在很多执法领域，都有如何界定“钓鱼执法”的问题。第三，说“钓鱼执法”是对公序良俗的沉重打击，至多也只能限定于本案，而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化。因为，执法的目的本身就是保护公序良俗，对于“黑车”之外很多违背公序良俗、甚至违法的现象，取证手段的不当，并不能说取证的对象本身就是公序良俗的体现。
    搜索了一下“钓鱼执法事件”发生以来的相关评论，发现很多评论都有将“钓鱼执法”妖魔化的倾向，“钓鱼执法”似乎成了众矢之的的罪恶。例如，媒体评论中不少这样的标题：“钓鱼执法危害猛于虎”，“钓鱼执法是黑社会思维”，“钓鱼执法践踏道德”，“钓鱼执法是时代的悲哀”，“钓鱼执法是利益驱动”，“钓鱼执法是公权匪化”，“钓鱼执法是司法放纵”等等。这种不加特殊限定、普遍性全称否定“钓鱼执法”的评论，实际上就是在妖魔化。如果认识到“钓鱼执法”只是取证手段合法性的问题，那么，正确的理解应该是针对取证手段的方式、对象，而不是“钓鱼执法”要求掌握违法证据这一出发点。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电视连续剧《神探亨特》风靡全国，我当时就与他人讨论过“钓鱼执法”的问题。比方说，《神探亨特》中的女警察要打击卖淫嫖娼，便化装成“站街女”吸引嫖客，算不算“钓鱼执法”？其实，这也是一种“钓鱼执法”，目的就是取证。只不过，女警察化装成“站街女”，从取证手段上说有规定和要求。穿得像“站街女”一样，不算违法，但是，化了妆的女警察不能像“站街女”一样用语言和肢体动作过度挑逗行人。这种规定的意义在于，“钓鱼执法”不能引诱假设中的无辜者犯罪。因此，女警察一般只能等色狼主动上前，一旦色狼谈定价钱，就算证据确凿。男警察也有扮演嫖客抓妓女的，但同样有限制。比方说，为了对卖淫交易取证，男警察不能与卖淫女真的发生性关系，然后付钱，然后就算证据确凿，而是有一条底线，比方说不能脱内裤，等到对方有了脱内裤的动作，美国男警察掏出的应该是警徽等身份证件，而不是其他。否则，取证手段本身也涉嫌违法。因此，“钓鱼执法”在各国执法机构都有采用，其是否合理只在于过程和手段的具体限度，而不在于“钓鱼执法”本身的出发点。
    在关于“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的相关报道、评论中，只有少数文章站在比较客观、理性的立场分析“钓鱼执法”。事实上，世界各地的执法机构都经常采用“钓鱼执法”，除了上述针对卖淫活动外，其他如针对贩毒、商业贿赂、情报交易、间谍等等，执法部门都经常采用“钓鱼执法”以打击犯罪。其实，警方或特工的卧底常常就会触及到“钓鱼执法”是否过头而违法的敏感界限。卧底的最佳状态就是自己身在其中了解情况，而不主动推动和建议犯罪，更不能自己亲自参与犯罪。但是，在具体过程中，卧底如果不表现突出，就很难受到犯罪组织的信任，很难掌握更多、更机密、更准确的情报，因此，为了“表现突出”、获得信任，分寸把握不好，也会使卧底的“钓鱼执法”出现过头而自身违法的情况。各种“钓鱼执法”过头而本身违法的现象在西方国家实际上也经常出现，一旦出现超出限度的过头行为，西方国家的执法部门也将受到批评，有关责任人也会因此而受处罚。因此，一般认为，对于“钓鱼执法”的取证手段要有限定，比方说，钓鱼执法的对象应该是有较为明确违法嫌疑的人，而应该避免诱使无辜者违法。
    掌握“钓鱼执法”的限度是其中的关键，这里还有一个附带因素。一旦执法的结果与金钱、升职等奖励挂钩，“钓鱼执法”就容易超出限度，这种情况在“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中也有迹象，在西方国家也有发生。这里又要说到本人一贯强调的观点，在法律之上，还应该有道德。一群没有道德只有金钱欲望的小人执法，再严格的法律，结果也不会令人满意。黑社会也能讲法制，但是，有严格法制的黑社会对于社会的危害更大。我们在讲法制的时候，丝毫不应该放松道德要求。此外，有些法律规定本身不合理，如果再配合“钓鱼执法”，就更容易遭到各界的批评。

总的来说，“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的确有取证手段超出限度而过头的情况，但是，人们还是应该客观看待“钓鱼执法”，“钓鱼执法”实际上是各国执法部门经常使用的手段，对于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也是有效的手段之一。我们更应该关注“钓鱼执法”取证手段的法律限度问题，而不应该将“钓鱼执法”妖魔化。将一切“钓鱼执法”都称之为“栽赃”，实际上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钓鱼执法”超出限度的现象并非只是中国特色，将这一事件变成攻击中国的机会，是把“钓鱼执法”妖魔化的原因之一。这一事件本来可以成为很好的普法宣传教育机会，但是，由于存在将“钓鱼执法”妖魔化的倾向，反而弱化了对执法者和普通群众的教育意义。

从马格尔尼到奥巴马

刘仰 — Thu, 19 Nov 2009 11:21:14 GMT+8

    西元1793年，乾隆八十大寿的时候，英国派出马格尔尼为使臣，到清朝为乾隆祝寿。这一事件中有一个细节，在日后的200多年间一直被人反复提起，这就是马格尔尼对乾隆皇帝采取什么礼节。是按照中国的要求采取双膝下跪，还是用英国的礼仪采取单膝下跪？迄今为止，当年马格尔尼究竟采用了什么下跪方式，还有争论，但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这里只想说一下礼仪问题。
    马格尔尼面对乾隆的时候，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他的个人行为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是代表一个国家的行为。在中国和英国之间，英国使臣见中国皇帝，到底采用中国礼仪还是英国礼仪，反映了两国国家实力和地位的关系。在那个年代，中英双方很重视这个问题。按照马格尔尼自己的说法，他最终是采取了英国的礼节。按照中国人的记载，马格尔尼实际上接受了中国的礼仪要求。还有一些人认为，其实马格尔尼在不同的场合，采取了中、英两种不同的礼节，这种通融实际上也被中国方面接受了。这种笔墨官司的背后，显示出中英两国对于礼仪都很在乎，一个具体的礼仪细节，往往反映出很多背后的国家含义。
    中国历来讲究礼仪和礼节，从日常生活人与人的交往，到国与国的交往，对于礼仪的规定都很仔细。尤其在国与国之间，每一个礼仪实际上体现了不同的国家关系。比方说著名的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押，与他同去的人不少投降了匈奴。匈奴威胁苏武投降，苏武不从，匈奴人便让他在寒冷的草原上放羊。苏武始终竖着从汉朝带来的旌节，以显示自己是汉朝使臣的身份。十九年后，苏武终于回到汉朝，当年的旌节虽然已成为光杆，但仍被苏武牢牢持在手中。汉朝的人们被苏武感动，因为他从一个礼仪的细节上清晰地传达了一个信息：尽管个别人会投降，但全体汉朝人民不会向匈奴投降，国家不会投降。这样一个小小的外交礼仪细节，就能传达出丰富的含义。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有不少外交活动，他在礼仪方面的举止，遭到美国国内的很多批评。比方说，今年4月的时候，奥巴马会见沙特国王时，一个鞠躬的动作，就引起了美国国内的批评。但是，这个问题还不是很大。

前不久，奥巴马到了日本，与日本小国王见面，奥巴马又鞠了一个大躬，几乎是90度弯腰，美国国内的批评声、骂声一片接一片。举几个例子。

    《洛杉矶时报》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你还能低到什么程度？”美国广播公司说奥巴马的礼节实际上很“尴尬”，因为，即使按照鞠躬的礼节，鞠躬时也不应该有身体接触。也就是说，奥巴马一边鞠躬一边握手，实际上是不懂礼节。一些美国网民也发表了意见，一个美国网民针对这张照片说，“奥巴马对日本国王说：国王，我能为您擦鞋吗？”还有一个美国网民说：“奥巴马不是在鞠躬，而是看到地板上有一日元，准备去捡，因为一日元可能比一美元值钱。”等等。
    一般来说，现代国际间的外交活动，元首级人物见面，礼仪都采取双方平等的通用礼仪，而不会再像马格尔尼那个年代，双方还要计较采取哪一方自己的特殊礼节。比方说最平常的握手，就是双方平等的，再亲密一点的拥抱、亲脸颊等，也是双方平等的。因此，在国家平等的原则下，鞠躬即使被用作礼节，也应该是互相的。而奥巴马的鞠躬，除非对方也鞠躬，否则就是不平等的。因此，站在一个通常惯例的立场，奥巴马的鞠躬，的确很伤美国的面子。更何况在外交场合，一般惯例不会采用鞠躬这种方式。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奥巴马太嫩，没有外交礼仪方面的常识和经验，他只把自己的礼仪当成个人行为，还以一个普通人的心态，面对拥有国王身份的、地位更高的人。作为个人，奥巴马的礼节无可厚非，但是，作为美国总统，奥巴马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礼节实际上代表了美国，美国媒体批评奥巴马对日本国王“点头哈腰”，实际上就是美国不可能向日本“点头哈腰”，而奥巴马的动作，无疑在羞辱全体美国人。
    奥巴马对沙特国王的鞠躬虽然也遭到批评，但没有向日本国王鞠躬所遭到的批评或骂声严厉，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与日本的关系。不管日美之间有什么条约，有一个前提是没有变的：美国是战胜国，日本是战败国，美国在日美关系中，实际上的地位要比日本高。而奥巴马的鞠躬完全颠倒了这个关系。当年克林顿曾经向日本国王有一个微微的“疑似鞠躬”，遭到了美国社会的批评，克林顿当时被媒体称为“向日本谄媚”。

此后，美国前任副总统切尼见日本国王的时候，站得笔直，毫无弯腰点头的迹象。要知道，切尼副总统的身份，其实要比日本国王低一个级别，但是，切尼还是采取了平等的礼仪。显然，切尼之类比年轻的克林顿、奥巴马更懂得外交礼仪的含义的重要性。

因此，奥巴马向日本国王鞠躬后，日本媒体报道说，连日本国王本人都有点惊讶，有点不适应。美国国内甚至有人说奥巴马此举就是“叛国”。

白宫方面对于各种批评和骂声解释说，奥巴马只是向日本国王表示尊敬，别无他意。白宫方面的解释也许是对的，但是，这种解释只能解释奥巴马的个人行为，而不能解释奥巴马身为美国总统的国家行为。因此，奥巴马在外交场合的频频失礼，确实显示出他不具备当一个国家元首的基本素质，而且，对于克林顿的历史教训也显得无知。奥巴马太年轻，以为随意的个性化能够吸引年轻人，却不明白，国家礼节上容不得多少随意和个性。奥巴马不久前访问欧洲的时候，媒体大肆传播他的几张照片，有的说他偷窥萨科奇的漂亮老婆，有的说他与某夫人十指相扣过紧、时间过长，有的说奥巴马老婆看到奥巴马当众吻美女，露出吃醋的表情等等。奥巴马没有意识到，这些报道和评价其实是对一个国家元首形象和国家形象的伤害，反而可能很陶醉于这种明星般的八卦感觉。奥巴马这次北京之行，在人民大会堂与胡锦涛主席握手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失礼”的动作。本来，双方正面相对，右手相握，是很正常平等的礼仪，但是，奥巴马在右手相握的同时，伸出左手，搭在胡锦涛主席的胳膊上。这种故意显示亲密的随意动作，也是“失礼”的行为。
因此，我们从奥巴马在外交场合一系列的“失礼”行为可以看出，奥巴马更多地是把自己当成了明星，把外交行为当成个人行为。奥巴马真的还没有具备做一个国家元首的准备。他的这种心态能否当好一个美国总统，已经成为很多美国民众的怀疑。更让人奇怪的是，美国政府里其实应该有这方面的礼仪专家，指点奥巴马的外交礼仪，但是，我们明显看出，奥巴马严重缺乏这方面的基础训练。或许这也是他所称的“变革”的一部分。然而，层出不穷的“失礼”，实际上将严重危及奥巴马的形象。用中国老百姓的大白话说，失礼就是不懂规矩。

没完没了地道歉，没完没了

刘仰 — Wed, 18 Nov 2009 02:43:22 GMT+8

2100

    今年7月，我写了一篇文章《没完没了地道歉》，说的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向150多年前在加州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华人道歉。当时有人说，迟到的道歉没有意义，还有人说，道歉总比不道歉好。而我认为，一连串的道歉还会越来越长，道歉某种程度上是事后将以前的犯罪成果合法化。11月16日，看到来自澳大利亚的一则报道。恕我偷懒，或者才思枯竭，在7月份文章的标题“没完没了地道歉”的道歉后面再加一个“没完没了”——西方人又道歉了。
    西方人此前的道歉都是针对印第安人、毛利人、夏威夷人、华人、黑人等，我们看得出来，这些都是非西方民族。而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这次道歉的对象是白人，奇怪吗？报道称，上个世纪约有50万儿童在澳大利亚的福利院里住过。人们常常以为，西方的儿童福利院、老人院是多么的文明，但是，陆克文道歉的对象就是这些当年在福利院的儿童，相隔时间并不长，很多人还活着，当天有900多位曾经在儿童福利院受过虐待的人，现场聆听了陆克文的道歉。其中有一位妇女说，她进福利院的时候只有6岁，但是，进福利院的第一天就被强奸了。报道指出，在上世纪澳大利亚儿童福利院里呆过的白人儿童，普遍遭受过虐待，很多儿童还沦为农场的苦力。
    这个情况似乎让中国人不太好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西方人大规模地虐待白人儿童？我来简单解释一下。我在《中国没有榜样》一书中说，中国要发展现代化，只能寻找中国的自己的道路，西方国家的发展方式，没有一个可以成为中国的榜样。比方说英国。人们常常只说英国工业革命以后的成就，但是，人们很少注意，英国在工业革命后，造成巨大的贫富两极分化，英国是如何处理的。马克思在伦敦撰写了《资本论》，但是，无产阶级革命却没有在当时工业化最发达的英国发生，这是为什么？原因就在于移民。
    英国向海外移民一方面是掠夺殖民地，拓展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也是转移国内因贫富差距两极分化而造成的大批失去生活依靠的无产者和穷人。在各个西方国家里，英国在这方面是做的“最成功”的。英国把罪犯、穷人转移到海外殖民地，自己国内便“干净”和“安定”了。狄更斯的小说里有不少可怜的英国儿童，他们也是英国转移的对象。殖民地对于英国来说，就是一个排污口，把国内大批不安定、不好看的人都送出去，有些是自愿的，更多是强迫的。对照中国来说，如果中国按照英国的模式发展，世界上有哪块地方可以转移几千万、上亿的最贫穷的中国人口？
    这些被英国转移出去的本国贫穷人口，到了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无一不是屠杀当地土著人，抢夺土著人的一切财富，美国如此，新西兰如此，澳大利亚也如此。今天美国似乎对印第安人“很好”，还为了拉选票向黑人道谦，像是大团结的样子。中国如果要按美国的发展模式，等于要让本国80%以上的人口从中国土地上“消失”，让剩下的人，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留下来的人其中一部分还要做奴隶。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本质上就是这个意思。追根溯源可以说，希特勒就是向美国人学习屠杀印第安人，掠夺本国内部一部分人的财富，让另一部分人富起来。
    有些国家内部人口比较单一，没有其他民族可以屠杀、消灭，便学习英国的样子，转移国内生活困难的人群，最典型的就是日本。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的目的之一，就是向那里移民。这是我们中国发展工业化、现代化必须面临的问题。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相结合，必然造成贫富两极分化，贫富两极分化就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随时有可能点燃火焰。如果我们不能像西方国家一样，可以将这些不安定的贫困人口转移出去，让他们另找出路，我们的现代化应该怎么办？很显然，我们就不能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而要限制资本的自由，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对于英国来说，向海外转移贫穷人口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70年代。澳大利亚这次道歉的对象，就是二战之后英国向澳大利亚“输送”的一批贫困儿童。他们中有的是孤儿，有的只是与父母失去联系的流浪儿童。英国当时这么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增加澳大利亚的人口规模。于是，减少英国国内不好看、不安定的贫穷人口，增加澳大利亚的人口便结合在一起，成为英国的政策。据报道，二战以后共有15万英国儿童被“输送”到英国的殖民地，其中一部分到了澳大利亚（前文提到的50万儿童，包括二战以前的，大多已经去世了）。这一政策实际上就是国家政府执行的种族主义政策，而这个“种族”未必是遗传、血缘、文化上的种族或民族，而是经济上的种族。也就是说，英国国家机器对于国内的“穷人族”采取的种族主义政策。这些人遭受了悲惨的经历，仅仅因为他们是穷人。由此，我们是否能理解某些被西方洗脑的人发出“穷人活该”的论调，背后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对于西方国家“个人权利至上”的说法，是否有了新的认识？“个人权力至上”，只是富人的权利而已。
    因此，陆克文向这些移民儿童的幸存者道歉了。其实，陆克文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做错什么，他是为澳大利亚政府道歉。而澳大利亚政府的行为，本质上也是因为英国。那么英国呢？有报道说，英国政府宣布，英国首相布朗“将”向移民儿童道歉。然而，人们还是要说，道歉有用吗？对于那些遭受非人待遇的受害者，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还活着，也已经垂垂老矣，即便给一些赔偿，又能如何？但是，陆克文的道歉中并没有提到赔偿。这是西方“文明”国家有意识、有计划地针对本国“穷人族”的长期犯罪。于是我们又对另一个问题产生了疑问：当人们说西方国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时候，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些消息为何从来没有报道过？
    我相信，西方国家各种各样的道歉，今后还会越来越多。西方的近代历史可以从道歉开始划分，名义上那是一个文明的历史，但是，西方真正进入初步文明，充其量只从一连串的道歉开始。当人们追溯这些道歉的真相，看到的全都是西方被掩盖的野蛮史。长期以来，西方的这种野蛮行径被西方自己以及西方世界的崇拜者掩盖了，他们向中国宣传西方种种好处的时候，却没有把真相告诉我们：西方少数人富裕的代价到底是什么？未来，我的这个文章标题还会再没完没了地加长吗？

中国回应奥巴马的外交辞令

刘仰 — Tue, 17 Nov 2009 07:56:35 GMT+8

    俗话说，“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本人今天一早写了一篇《美国外交辞令的话外音》，说的是昨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海讲话中的一些弦外之音。我在文章里说，相信中国领导人能够听明白奥巴马的话外音，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奥巴马美妙的外交辞令下，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问题在于，中国听明白了美国的意图，知道了美国的小算盘，应该如何回应？今天上午，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见了面，中午，胡主席发表了一个讲话。简单分析一下。
    我在《美国外交辞令的话外音》中说，奥巴马吹捧中国，说世界大事要由中国和美国共同解决，其中关键，奥巴马点明了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我们看胡主席是怎么回应的。胡锦涛主席的讲话，首先接过了奥巴马的橄榄枝，顺水推舟。既然奥巴马说，世界大事没有中国和美国的合作不行，胡主席便指出，要加强中美两国高层和其他层面深入交往，保持密切沟通。并且希望“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我在以前的文章里提到，必须要让美国意识到，与中国合作，美国的好日子还能延长一点；不与中国真诚合作，美国的处境只能很快越来越糟。今天的美国，就是一百年前的英国，今天的中国就是一百年前的美国，今天的中美关系，就是一百年的美英关系。英国人当年退居第二线的痛苦抉择，就是美国今天不得不面临的。这个事实已经在“面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这个陈述中表明了，但是，表达得比较含蓄。
    针对二氧化碳排放问题，胡主席说：“我们同意扩大两国在气候变化、能源、环境领域的合作，在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和各自能力的基础上，同有关各方一道推动哥本哈根大会取得积极成果。”请注意其中“有区别的原则和各自能力的基础上”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就是把奥巴马的皮球踢回去了。意思就是说，中国当然会关注这个问题，也会尽自己的责任，但是，中国不会按照美国的意思的办，中国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决定，美国也应该根据美国已经大量排放了200年的现实，尽到美国自己的义务。胡主席的这个表态，不软不硬，相信美国人也听明白了。
    至于“遏制中国”的问题，胡锦涛主席的讲话避开了奥巴马急于表白、急于讨好的势头。胡主席说：“在会谈中，我向奥巴马总统强调，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尊重和照顾双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话等于在说，美国此前“遏制中国”的战略，其实就是伤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而对于中国的核心利益，胡锦涛主席的讲话中透露，奥巴马只是重复了美国政府过去的陈词滥调，例如，坚持一个中国，遵守三个联合公报，“在台湾等问题上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之类。当然，外交谈判的具体细节与向媒体发布的内容会有差别，但是，胡主席的这个讲话显示，奥巴马领导的这一届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上，并没有比过去几届美国政府有更多的进展。
    说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胡锦涛主席的讲话也显示了中国人的智慧，避开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上美国所急需的“帮助”，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胡主席说：“我们强调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通过对话谈判，妥善解决伊朗核问题，对维护中东和海湾地区的稳定十分重要。”在此后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对此问题的表述是，“双方欢迎一切有助于南亚和平、稳定、发展的努力，支持阿富汗、巴基斯坦为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内稳定、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的努力，支持印度和巴基斯坦改善和发展关系。双方愿就南亚问题加强沟通、对话与合作，共同促进南亚和平、稳定和发展。”这个表述同样很微妙，按照美国的说法，在阿富汗、巴基斯坦打击恐怖主义，是美国的事情，也是美国军队进入该地区的理由。但是，《中美联合声明》的这一表述显示出中国的态度：打击恐怖主义是阿富汗、巴基斯坦自己的事情，其他人所作的，只属于“一切……努力”的范畴。中国不沿着美国的思路说，我们是否介入阿富汗、巴基斯坦问题，不争着表现中国也想发挥影响力，而是遵守了尊重别国主权的原则。因此，美国邀请中国参与阿富汗、巴基斯坦事务，立即就显示出美国在针对别国事务上一贯的粗暴态度。
    在经济问题上，胡锦涛主席的讲话鲜明地表达了中国的态度，胡主席说：“我向奥巴马总统强调，当前形势下，我们两国应该有更加坚决的态度，反对和抵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奥巴马随后表示：“我们同意要保持开放的市场和自由流通的商业，这在两个国家都会有助于我们共同的繁荣。”那么，奥巴马的表态能够落到实处吗？今年以来，已经有一系列的事实说明，美国在中美经贸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因此，在随后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有了这样的话：“双方积极评价第二十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成果。双方重申在会议中所作承诺并期待其得到全面落实。”这番话的背景是，美国高官曾经许诺，不再出台针对中国的新的保护主义措施，也就是说，已经发生的就当它发生了。中国人的表述是：就算退一步，接受既成事实，你美国的承诺能够在未来兑现吗？在国际交往中，美国能够做到诚实守信吗？中国只是“期待”。当然，我们希望在“期待”的同时，中国还能有其他强有力的手段，当美国人背信弃义的时候，能够教训美国。
    奥巴马还说，“美国要更多的储蓄，少花费，还要减少我们长期的债务，而中国要在更广泛的政策当中进行一些调整，使它的经济恢复平衡，并且还要促进国内的需求。”这个话的意思说得白一点，就是说，中国经济过于依靠向美国出口，所以不平衡。美国以后要少花钱，少从中国进口产品，而中国要扩大内需，多从美国进口。奥巴马随后说：如此一来，“一方面会导致更多的美国的出口和就业机会，而且在中国会带来一个更高的生活水平。”奥巴马最后补充的这句话，前半句对美国的好处是真的，后半句对中国的好处未必是真的。在奥巴马的表态中，没有体现出美国会放宽高科技向中国出口的限制，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在以前的文章里提过，中国扩大内需到底为了谁？难道中国扩大内需，对美国开放市场，就是要让中国成为可口可乐、麦当劳、星巴克、好莱坞电影等美国消费品的最大消费市场吗？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中国人愿意多花钱，愿意多买点美国的东西，但美国是否依然只想把垃圾卖给中国，而不拿出点货真价实的东西？胡锦涛主席的讲话多处提到双方互利，美国这个小心眼能否做到，还真得以观后效。

德堡预示惊天卧底《无间道》？

美国外交辞令的话外音

刘仰 — Tue, 17 Nov 2009 01:08:57 GMT+8

    奥巴马终于来中国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外交活动，国内外媒体都说，奥巴马打破了一个惯例，以前的美国总统都是上任以后第二年出访中国，而奥巴马是上任第一年就访问中国。这个外交惯例的改变，说明了什么？从一个角度看，这件事有正面意义，因为它显示出奥巴马更加重视中国，中国的地位似乎提高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改变也不算什么，因为奥巴马将访问中国与其他事情混在一起，有顺便捎带手的意思，而没有显示出“特别”。此外，第一年就访问中国，明显也是有求于中国，比方说，国内外媒体都说，美国希望中国能更多地支持美国国债，可见，改变惯例是因为美国国内的麻烦事。有评论说奥巴马不得不安抚中国这个美国最大的债主，但是，安抚债主是否意味着要借更多的钱？
    不管怎么说，这场外交活动已经清楚地发出了信号，中美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大量的外交辞令比平常蕴含更多的信息。例如，奥巴马昨天在上海说，世界上很多事情离开美国和中国是办不好的。这似乎又搬出了G2的概念。但是，世界上什么事情离开中美不行？奥巴马在讲话中紧接着举例说，关于全球变暖、二氧化碳排放，中国应该尽更大的义务。于是，我们看到，外交惯例的改变，外交辞令的表面，给了中国不少面子，但是，本质上还是要中国尽更多的义务，说白了，就是要中国出更多的钱。那么，其他能够得到好处的事情，美国为何不说离开中国不行？比方说在中东石油问题上，在超主权货币上？因为，那些事情如果离不开中国，明显要让中国获利，因此，对于美国的外交辞令来说，不说也罢。
    二氧化碳问题美国为何一定要拉着中国？美国的理由很简单，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排名世界第二，所以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中国尽更多的义务。连中央电视台也持这种论调。但是，法国人似乎头脑更清楚，法国环境部长近日说，美国才是气候变化问题最大的障碍。美国在此之前的态度，大家都知道，一直冠冕堂皇地说话，从来不做具体的改变，本质上就是只要享受，不想花钱治理。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发达国家到2020年，减排40%，美国只答应减排4%。为了负隅顽抗，美国在全世界找不到帮手，便盯上了中国，目的是把中国拉入它的阵营，为它分担全世界的压力。而中国早就说了，按人均来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远远低于美国和发达国家，中国不该和发达国家处在同一水平，按同样的标准来要求。美国不管这个。所以，美国的外交辞令等于说，给你中国一点名义上的甜头，要让中国出更多的钱。
    再比如说，奥巴马的外交辞令说，美国不谋求遏制中国。中国人听起来也不错，但是，对于外交辞令的理解要多绕几个弯。奥巴马说美国不谋求遏制中国，事实上就在说，以前美国一直在谋求遏制中国。而且，这个外交辞令还模糊了事实，美国以前不只是在“谋求”，而是确实做出了遏制中国的一系列事情。今天的外交辞令说“不谋求”，似乎在说美国以前只是“谋求”，只是想了一下，连事实都不愿承认，这就是外交辞令背后的话外音。这些甜言蜜语的外交辞令背后，美国有没有给中国所需要的实惠？比方说台湾统一问题，美国有没有承诺不向台湾军售？其他比如新疆、西藏问题，中国外交部几天前明确反对奥巴马要会见达赖，奥巴马会用外交辞令对此做出承诺吗？
    在昨天已经出现的一系列外交辞令中，有一个表述值得关注。奥巴马说，希望中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发挥更大的作用，帮助实现那一地区的稳定。要知道，中国在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影响一直是很大的，而且关系一直很好。美国在阿富汗动武，并扩大到巴基斯坦，目的之一实际上就是遏制中国的一个步骤，就是要减弱中国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如今美国在阿富汗、巴基斯坦遇到了摆脱不掉的麻烦，又提起了中国。中国如果傻乎乎地陶醉于这种外交辞令，帮助美国在该地区解决了问题，光荣是美国的，不是中国的。中国在该地区的实惠也会减少，因为，美国即使不向该地区增兵，赖在这个地区长期不走，也已经是肯定的局面。换句话说，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已经因为美国的介入而下降了。美国的外交辞令表现出，如今似乎是受美国的恩惠，中国又重新在该地区发挥一点美国需要的作用，而根本无视中国原先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更大。
    奥巴马访问中国的重头戏即将开始，因此，昨天在上海放出的外交辞令，不过是一个预设话题、预设地位的热身，相信中国的领导人能够听懂这些外交辞令背后的话外音。关键是，中国的很多老百姓喜欢直来直去，容易被花言巧语、甜言蜜语的外交辞令打动。在这些外交辞令的攻势下，某些中国老百姓很可能对于美国的这次外交活动以及美国的国家形象产生新的幻觉。美国的媒体在描述这场外交活动时，说中国最大的担心只是外汇储备的贬值，这也太小看中国人了，把中国人放到像他们一样一切只为钱的守财奴水平上。货币贬值固然是中国人关心的，但是，勤劳的中国人同样愿意以勤劳的方式，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是，我们看到什么？今年以来，美国把自由经济的漂亮口号扔在一边，已经对中国发起了10起贸易调查，保护主义大棒子乱飞；从西元2001年到2008年，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减少了三分之二；美国只要求中国开放美国有优势的市场，却管束中国有优势的领域；这些不平等的事实，并不是一些外交辞令就能掩盖的。
    因此，这两天我们还要多从美国人的外交辞令中，听出更多的话外音。

德堡预示惊天卧底《无间道》？

“啃老族”与宅男宅女

刘仰 — Mon, 16 Nov 2009 03:10:00 GMT+8

    宅男、宅女这个词汇应该来自日本，大致是说一些年轻人不愿出门，长期呆在家里。但是，这个词汇进入中国以后，并不很流行。前几天看到一条报道说，中国目前有近百万大学毕业生不能顺利就业，他们最害怕别人称他们为“啃老族”。中国的“啃老族”与日本的宅男、宅女有一些相似，但并不一样。前一阵看了一个日本关于宅男、宅女的电影，恰好又遇到一位一半时间住在日本的中国朋友，便聊起这个话题。
    日本的这个电影说的是东京的一名男子，足不出户已经十年。我问那位每年在日本呆半年的朋友：有那么夸张吗？他说，十年没听说过，几年不出门的宅男宅女，在日本的确是有的。几年不出门，在家里干什么？宅男宅女还有一个称呼叫做“屏幕族”，显然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有电脑，每天对着屏幕，也可以满足各种各样的消遣。但是，不出家门又没有工作，靠什么生活？日本的那部电影里，那个宅男的收入是他父亲每月寄给他的钱。我的朋友说，日本前几十年积累了不少财富，有些家庭确实很有钱。对于这些有钱的家庭来说，子女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孩子便呆在家里，父母会给他们一些补贴。然而，东方人的传统并不希望孩子完全靠父母，所以，父母给的钱一般也不会很多。没想到适得其反，造就了一批宅男宅女。朋友说，日本很多宅男宅女之所以不出门，就是在家里可以把生活标准降得很低，除了必要的开销之外，其他都节省了。在我看来，这也是害怕社会竞争的结果。当然，害怕的另一个原因是，竞争实在太过激烈残酷。
    中国出现的“啃老族”有一点与日本的宅男宅女是相似的，都是靠父母的钱。但不同在于，中国人普遍的家底并不厚，这种依靠父母的现象还不是很普遍，也不被大家认可，因此，“啃老”一词在中国明显带有贬义，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们也很怕别人称他们为“啃老族”，而不像日本，那么多人甘心当宅男宅女，甚至成为一种流行。据报道，日本目前至少有10万宅男宅女。与日本整个人口相比，似乎不算很高。但是，它之所以成为日本社会担忧的社会问题，关键在于心态。在中国，貌似宅男宅女的“啃老族”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但是，在日本，它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流行，其羞耻感的缺乏和社会对此的无能为力，才是人们真正担心的。这可能是社会富裕、经济停滞的另一个后果。
    日本的那个电影中，宅男的日常生活用品都靠网络或电话订购，送货上门的服务便很发达。他的主要食物是披萨饼，家里空的披萨饼盒已经砌起了一堵比人还高、宽好几米的墙。有一次他又订了一个披萨饼，送货的是一个女孩。可能因为大热天，加上频繁的高强度送货上门太辛苦，女孩把货送到后，突然在门口昏倒。本来，送披萨饼都从“狗洞”一样的小窗口塞进来，宅男再把钱递出去，双方不用见面和接触，但是，由于女孩晕倒，宅男不得不将其扶进家里，调理一番，女孩苏醒了。女孩对宅男的生活很是羡慕，聊了一会，因为还有送货工作，便离开了。此后，十年不出门的宅男突然对女性有了向往，老是想这个送披萨饼的女孩。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他又打了披萨店的电话，再次要求送货上门。没想到，这次来送披萨的是一个老头，老头显得很生气，频频接电话、打电话。原来老头是披萨饼店的老板，正在抱怨，找不到工作的人手，不得不亲自干起送货上门的苦差事。宅男问披萨店老板：上次那个送货的女孩呢？老板说：辞职了，也做起了宅女。宅男问老板：知不知道女孩的家庭地址？老板说了一个不太准确的地址。
    宅男又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终于决定穿上鞋子，走出家门，他要去找那个女孩。阳光对于他很陌生。当他走出家门的时候，发现东京的街道上居然没有人！车也很少，有几辆行驶的汽车或摩托，基本上都是送货的。这个情节显然是电影的夸张。宅男宅女能够缓解城市交通，也算电影导演的一个“创意”。宅男找到了披萨店老板说的那个粗略地址，挨家挨户地问，结果发现，家家都是宅男宅女，都是长期不出门的人，没人知道邻居家的情况。看样子，宅男宅女对社会治安也有益处。宅男终于找到了那个女孩的家。女孩不愿出门，觉得做宅女挺好。宅男劝说了半天没用，估计十年没出门，没与人接触，说话技巧也差了。宅男失望地离开，突然发生了地震。电影故事到此结束，似乎只有走出家门的宅男才侥幸逃离了死亡。
    这部电影反映了日本人对于日益普遍的宅男宅女现象的担忧，本质上与中国人以“啃老”为耻有点接近。一个社会的年轻人如果失去了活力，成为社会的寄生虫，这个社会就会坐吃山空，离衰败不远了。就目前来说，日本的宅男宅女与中国的“啃老族”还有差别。日本的宅男宅女更多是主动地，而中国的“啃老族”主要还是被动的。因此，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就业等社会问题，“啃老族”有朝一日变成时髦光荣的宅男宅女，也不是没有可能。这确实需要引起注意。中国近来经常关注“富二代”的话题，在我看来，日本的宅男宅女大致属于“富三代”、“富四代”，比大肆挥霍的败家子稍好一点，但已缺乏面对社会竞争的勇气，祖辈的财富给了他们逃避的可能。
    日本的这个宅男宅女电影还反映了一个问题。该宅男十年不出门，显然也没去看望过父母，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父亲每月寄来的钱，这种人情冷漠很可怕。父子之间的亲情，只剩下了钱。想想这个宅男如果有下一代会怎样？当然，他更可能是没有下一代。有报道说，日本有宅男宣布与卡通人物结婚，还有报道说，仿真充气娃娃也成为宅男、宅女的喜爱。这些每天面对屏幕的宅男宅女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某种程度上也提供了日本卡通业发达的一个原因。确实，很多日本的宅男宅女都是卡通迷。这可能是他们脱离社会、心智发育不健全的体现。

从“拍卖处女膜”看经济与道德

刘仰 — Sun, 15 Nov 2009 03:00:28 GMT+8

韩德强的《中国反思》

    韩德强先生的《中国反思》刚刚上市。韩先生将他的一本新书送给我的时候说，签名就算了吧。韩先生在大学教书，演讲的机会比较多，他演讲的内容大多针对当今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时政。因此，韩先生在《中国反思》一书的“自序”中写道：“本书收录的演讲，就是我参与这场跨世纪争论的一个记录。以《中国反思》为名，既是呼应《中国不高兴》，又是希望能深化这一主题。”所以，我较认真地读完了韩德强先生的这本书，彷佛天南地北地听了韩先生的一系列演讲。
    我认为，《中国反思》这个书名可以有两种解读。第一个层次就是对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反思。韩先生是人大经济学的博士，这一反思自然离不开经济。读完韩先生的书，一个明确的感受是，韩先生特别强调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比方说在讲到遇到灾难或意外的时候，究竟是靠保险公司来解救，还是依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社会风气，韩先生写到：“假如说我这个人是个坏蛋，大家都在谴责我，但是只要我投了保，我就不怕大家的谴责。假如说没有一个保险公司的话，那我就需要做一个好人，一旦我遇难的时候大家才能帮助我。有了保险公司，我做一个坏人其实也没什么事。”虽然这个论述看上去有点极端，我们不能因此而取消保险公司，但是，它确实触及到保险公司这种商业机构和商业行为，对于人们日常行为潜移默化的深层影响。尤其当保险公司成为救危济困唯一的商业机构，或者巨大的灾难发生，保险公司因为“不可抗力”的免责条款而脱身的时候，我们更容易感受到，人们的日常行为和行为的结果，的确都将受到保险公司商业原则的很大影响。也就是说，经济活动实际上对人们的道德是有很大影响的。
    那么，我们就需要反过来问一个问题：经济学家在揭示经济规律、制定经济规则的时候，是否需要考虑道德因素？有一类经济理论确实认为，经济规律就是自身单纯的规律，在自由的名义下，“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调节交易双方的行为。很显然，这种理论剔除了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因素。最典型的一个表述就是这类观点的祖师爷亚当-斯密的一个说法：面包师给大家提供面包，不是因为仁慈，而是要养活自己的自私。那么，对这种观点不加批判地接受并发扬光大后，会有什么结果呢？比方说卖淫，在自由的名义下，卖淫的交易双方完全符合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因此，只要经济活动剔除了道德，笑贫不笑娼就是必然的。
    好像是去年，有一则西方的报道。一个金发美女的在校大学生，在网络上公开拍卖自己的“处女膜”，据说几番竞价后，该小块处女膜的网络举牌价已达数百万美元，不知道最后是否成交。市场经济在自由主义的呵护下，对于这种行为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反而会以自愿、自由、公平、竞争等听上去很不错的原则和概念，助长或推动这一行为。因为，在剔除道德因素后，拍卖处女膜行为也完全符合单纯的经济规律，它甚至已经摆脱了“初夜权”、“处女崇拜”、“卖淫”等有争议的词汇，纯粹变成了一个物品的拍卖：那是一个女人一生中唯一的、暂时的一个“物品”啊！当然，修复处女膜也许要甄别，否则，唯一性失去，拍卖价值就降低了。是自己的“物品”为何不能拍卖？是“物品”其他人为何不能买？再比如，美国社会在金融危机之前，连人寿保险也以“圣餐证券”的名义打包上市，进入证券市场，虽然有人指出这是希望被保人快死的“发死人财”，严重违背人类的基本道德，但依然被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肯定。当人们觉得这种行为不太合适的时候，其实就是道德在作用，而且，道德几乎是抵制这种行为唯一的方式。
    经济活动抛弃道德因素，除了在交易过程中会出现上述“正常”的自由，还会在结果上造成不道德的后果，这就是加大贫富差距，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自由地弱肉强食”是韩德强先生对这一现象的表述。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该避免两极化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反过来，纯粹以道德原则来代替经济行为，而应该在经济活动中注入道德因素。比方说前面提到的面包师，如果只按经济规律办事，面包师缺斤短两、以次充好、加一点苏丹红、三聚氰胺之类的东西就是必然的选择。即便在法律上禁止，也不能阻止他产生做出上述行为的内心动机。而只有道德，才能让面包师发自内心地抵制这种行为，以保持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有利的经济环境。那么，当面包师养不活自己的时候，又应该如何呢？这就需要全体社会的道德选择，需要避免贫富两极分化的经济制度和救济方式。换句话说，经济规律不是可以脱离道德而单独存在的规律，在制定经济制度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道德前提，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自由主义因为把经济规律单纯化、非道德化，把经济规律与道德绝缘，便会造成经济行为过程和结果上的不道德。
    当人们对当今在中国社会种种触目惊心的现象感到愤怒的时候，有多少人意识到，中国社会种种令人反感的现象，其实就是因为把经济规律自然化、单纯化，让经济原则脱离道德因素的结果？当人们把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自由主义当成绝对真理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如果经济活动脱离社会道德的制约，必将造成无数不合理的经济现象和结果？
    对于韩德强先生的新书《中国反思》这一书名的第二层解读，就是以中国的传统来反思当今的现实。韩德强先生在书中多次提到，当今经济活动在自由的名义下，掩盖着大量的不平等。人们也能清楚地看到这种不平等的事实和结果，却又因为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唯一正确性，让人们对此无可奈何，连反思或批判的念头都不容易产生。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自由地弱肉强食”呢？我们如果对照中国的传统社会，就会发现其中的关键。人们评论中国传统社会，经常使用的词汇就是“小农经济社会”。小农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在生产资料占有上处于相对公平的状态。这一相对公平，使得大多数社会成员在参与经济活动的时候，彼此实力相当，从而在经济基础上保证了自由的存在与合理。当我们论述“小农经济”的合理性时，并不是说要回到小农经济社会，而是要理解其社会意义上的本质。我在《中国没有榜样》一书中指出，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实质上就是农业社会条件下的中产阶级社会。虽然小农经济的形式今天已不可能继续使用，但是，如何在工业社会条件下，实现小农经济“中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是需要当今中国人认真考虑的。中国古人采用小农经济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让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地稳定并领先世界，今天我们该如何在新的财富创造方式下，实现这个目标？
    资本主义对于农业社会最大的改变在于，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发生了彻底改变。以土地相对平均占有的小农经济，在工业条件下，因为土地财富价值的大为降低而失去了存在前提。工业条件下的土地价值更为集中，更为非平均化，例如矿脉、油田的价值远超过庄稼地，而资本的高度集中，使得矿脉、油田之类不可能像庄稼地那样，相对平均地拥有。这种现象在工厂也同样出现，大型机器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被高度垄断，原因就在于资本的高度集中，使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高度集中。正是这种资本导致的生产资料不平等，才造成了自由名义下弱肉强食的不平等。而在农业社会的小农经济状态下，生产资料相对平均地分散，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自由经济所导致的不平等。
    工业社会条件下如何实现“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中产阶级社会本质，是一个难题。公有制是曾经被广泛实践过的方式。公有制实际上就是把所有的生产资料都集中起来，名义上归全体人平均所有。而公有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生产资料名义上归全体人所有，如何与每个人想自己真实拥有妥善结合。美国社会被描绘为工业社会条件下最成功的中产阶级社会，但事实上，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偷换了概念。它继承了中国小农经济社会蕴含的“中产阶级社会”的概念，却没有能够像小农经济一样，在生产资料上实现全社会相对平均地分配。美国中产阶级的财富集中体现在住房、汽车、证券等形式上，这些东西实际上不是生产资料，而是消费品。唯一与生产资料有点关联的证券，也因为金融衍生品的过度虚拟化、与真实财富创造的严重脱离而泡沫化。因此，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只是借助了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外壳，而没有实现本质。
    那么，以中国传统来反思当今中国现实，乃至反思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的现实，我们如何能找到出路？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工业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必须面临的重大问题。西方社会目前的解决方案是政府力量主导的高福利。高福利是财富形成后，在财富分配上的相对平等。它不管财富是怎么来的，因而会严重忽略财富产生方式上的不道德。因此，在自由主义理论保护下生产资料高度集中的资本主义，很容易对这一高福利方式造成伤害和危机。因为，在高福利方式下，大多数人都是被动的，而不会像小农经济那样，个个主动地创造财富。这种被动也使得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很容易被忽略。而且，一旦被垄断的生产资料获得财富的能力降低，它所造成的结果，不只是个别企业的破产，而是整个社会的崩溃。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因此，违背自由经济理论，保护大企业免于破产，等于保护全社会，这种状态等于是少数大资本家绑架了全社会。
    中国社会如何借助中国的传统，对于当今西方资本主义以及中国引入资本主义的后果进行反思，寻找到更为合理的制度方式，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会在以后将自己的一些想法整理出来。其中的关键就在于韩德强先生所言，在经济活动中，道德因素决不能或缺，反而应该成为重要的前提，经济规律应该受到道德前提的约束，而不是单纯的自然规律。其次，要在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条件下，实现生产资料的全民相对平均占有，这需要新的制度。而这个新制度的形成，其前提依然是道德。这个道德就是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和每一个的个人利益的结合。此处不再赘述。韩德强先生的《中国反思》在我看来，提出了这个问题，但还没有明确的答案。我希望有机会能与韩德强先生一起，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资本主义有多大前途？

刘仰 — Sat, 14 Nov 2009 02:40:15 GMT+8

    大约一周前，路透社中文网上推出一篇署名曹豫生的博客文章，标题是《2009—中国左派扎堆出书》。对于“左派”、“右派”的划分，其实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在中国国内如此，在西方国家也一样。因此，我不太喜欢用左派、右派这样的概念，偶尔一用，只是为了方便。该文作者大概也有这种感觉，因此，在描述左派的时候，对于同“左派”相对的思想、观点或派别，作者没有采用“右派”这个词汇，而使用了“中国自由主义者”这样描述性的词汇。这个文字方式似乎让人觉得，所谓“左派”是不要自由的，是自由的敌人。当然，作者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指出，“左派”的帽子是“中国自由主义者”认定的。换句话说，作者认为，自由主义者用一种专制的方式，认定某些人是反对自由的“左派”，便强行派发了“左派”的帽子。因此，作者认为，中国“左派”其实是中国自由派制造出来的敌人。
    作者的这一观点比较合乎实际。大致来说，凡是中国自由主义者不喜欢的人或观点，用作者的话说，自由派都“拳打脚踢”地将其归入“左派”。因为，在中国，“左派”这个词汇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红卫兵，因而，在命名上首先就把自由主义者不喜欢的对象列入了喜欢暴力的嫌疑对象，却无视自由主义自身的行为才是真正的思想暴力。这让我想起过去的一个说法，开帽子店。自由主义的帽子店里，只有两种帽子，一个叫自由派，戴在自己头上；另一种叫左派，强行戴在所有与他们自己观点不同的人的头上。这种方式对他们所提倡的自由，本身就是一个讽刺。从另一个角度看，自由派这种强行扣帽子的手法，也的确没有充分的道理，比方说，被自由派划为“左派”的人士，很多都不认为自己是左派。这种否认并不全是想避嫌，而确有对左派概念的不同理解。中国自由派的这一手法只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主张的唯一正确性而制造敌方阵营的方式，某种程度上，与美国流行多年新保守主义异曲同工，因此，也让人们看出中国自由派的血统渊源。
    该文列举了西元2009年中一系列“左派”的新书，从《中国不高兴》开始，以下有本人的《中国没有榜样》，黄纪苏的《与精英保持距离》，江涌的《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韩德强的《中国反思》，王小东再版的《天命所归是大国》，以及“洋左派”恩道尔的两本新书等。因此，本人也被列入了“左派”的行列。本人对此是否认账，讨论的意义不大。该文作者指出，在西元2009年之前的二、三十年间，此类批评自由派的声音，实际上是被自由主义一元化的状态压制了。确实，当人们说网络是比较自由的新媒体时，这类声音首先在网络上自由地发声。到了西元2009年，终于逃脱了自由主义的舆论专制，从网络发展到平面媒体上，才呈现出“扎堆出书”的现象。从而破坏了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让自由主义者咬牙切齿，形成了围攻的架势。
    从市场的效果看，“左派”新书能有较大的发行量，自由主义者认为是经济利益驱动。这首先是自由派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自由主义者的关键主张之一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因此，用经济利益驱动来指责、贬低他们眼中的“左派”，其他人可以做，自由主义者却很难这么做，否则就是自打耳光。其次，所谓“左派”新书的市场成效，事实上也说明自由主义对于中国百姓的吸引力正在下降，而批评自由主义的声音，正越来越多地贴近了中国的普通人、普通读者。这种贴近恰恰是自由主义提倡的民主精神，只不过因为这一民主不合乎自由主义者的理想，而让自由主义者很不舒服，显示出他们只要自己的民主，不给别人民主的心态。
    从该文作者的前后行文看，他所列举几本“左派”新书，似乎只有黄纪苏的《与精英保持距离》他看了一半，其他几本，有的作者明确说没看，有的比较含糊。对于我来说，其中只有江涌的《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还没有拜读，其他都读过，因此，说点意见可能更有点底气。自由主义有一个巨大的生存依托，那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顾名思义，可以简单认为是“以资为本”。因此，自由主义的根本是建立在资本自由的基础上。曹豫生的文章指出，在上述左派人士中，学经济出身的韩德强先生理论水平较高，因此，我就借用韩德强先生在《中国反思》中的观点来阐述一下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孪生关系。
    实际上，韩德强先生在《中国反思》一书中的很多观点，与我的观点基本一致。比方说，在“以资为本”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首先是资本的自由，资本的自由就会造成严重的不平等。以市场经济来说，资本的自由必然造成大资本在自由的名义下对于小资本、无资本者的掠夺和奴役。房地产商和银行所造就的“房奴”、“卡奴”，已经从词汇上表达了这个含义。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一个身强力壮的人与一个矮小瘦弱的人打架，前者一定喜欢自由，因为，自由能够保证前者绝对获胜。以言论自由来说，大资本也很容易在自由的名义下，形成对于小资本、无资本者的话语权垄断，这一垄断也正是自由主义者前几十年间形成对于批评自由主义声音普遍压制的原因，因为，自由主义背靠着大资本，对于言论和舆论实施了自由的独裁。所以，批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对资本肆无忌惮地自由横行的批判。自由主义将这一批评命名为“左派”，发起巨大的舆论攻势，实际上是生怕失去他们背靠大资本所获得的既得利益和未来利益。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有些是被牵着走的基层人士，他们只是被自由主义的理论吸引，还缺乏在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社会中生活的真实感受。近日，国外发布的一个大型调查也许能说明一点问题。英国BBC委托加拿大的“全球扫描”民意调查机构和美国马里兰大学，做了一项世界性的大型调查。时间是西元2009年6月19日至10月13日，调查对象涉及美国、法国、德国、巴西、墨西哥、巴基斯坦、乌克兰、俄罗斯、印尼、波兰、捷克、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27个国家。共有29000人参与了调查。调查结果内容比较多，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结论很有意思。在全体被调查人员中，只有11%的人认为资本主义运转良好，89%的人对资本主义表示不满。在全体被调查人群中，有23%的人认为资本主义有致命缺陷。在法国，这个比例高达43%，在巴西、墨西哥以及以颜色革命著称的乌克兰，认为资本主义有致命缺陷的，都超过了30%。美国的情况相对特别一点，25%的美国人认为资本主义运转不错，但是，这个比例是所有被调查国家中最高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民众，对于资本主义运转情况正面认可的比例，都没有超过20%。我很遗憾这个调查中没有中国。
    这个调查说明，在西方国家或者说在中国之外，对于资本主义及其孪生的自由主义的认可，实际上比例是很低的。美国认可资本主义的比例最高，正是因为美国是资本主义体系中最身强力壮的，因此，相对来说，自由主义对于美国，比其他国家更能获得利益。这个调查对于我来说有两个遗憾。一是没有中国，我不知道受中国某些自由主义精英的影响，当前中国对于资本主义的认可程度是否比美国还高，是否因为还没有广泛深入地感受资本主义的自由，让很多中国人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孪生状态有更多的理论幻想。第二个遗憾是，这个调查没有历史对比，因此，难以看出中国之外的人们对于资本主义态度的历史变化过程。
    从这个世界性大型调查的结论上看，对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实际上正是全世界的大势所趋。事实上，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至少在某些方面也迎合了这一趋势，至于他能否真正做到，扭转美国“以资为本”、资本极度自由的现状，还需假以时日的观察。在被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强行认定的“左派”中，据我了解，相当多的人并非像自由主义者想象的那样，是要剥夺资本的自由。换句话说，批评资本的自由主义，并非自由派想象的“左派”，是要彻底回到公有制。例如，韩德强先生、黄纪苏先生以及我本人，都主张回到中国的传统。中国的传统在资本主义问题上，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资本依然拥有自由，但是，整个社会不是“以资为本”，资本的自由要受到社会整体利益的控制。这种观点也许是自由主义者不愿接受的，因为他们完全站在资本的立场上，控制资本的自由，就是控制他们自由地赚钱。反过来看，如果自由主义者连这种控制都不能接受，他们只能接受被历史淘汰的命运了。

胡德堡预示惊天卧底《无间道》？

刘仰 — Fri, 13 Nov 2009 01:46:31 GMT+8

    美国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发生后，我曾经写文章指出，“哈桑少校的行为究竟纯粹是心理问题，还是宗教问题，甚至，是否可能是恐怖行为，目前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必须面对的难题”。美国社会是很想把它局限在心理问题，中国的一些专家也按照美国人的这个思路，在哈桑的心理方面深入挖掘线索。从哈桑少校小时候的经历，配上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精神分析法，再联系到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那个哈桑少校的校友，前几年那个杀了32人的韩国学生赵承熙，再加上哈桑平时的性格等等，个人心理问题引发枪击案似乎板上钉钉了。美国人只想把这个事件局限在心理问题上，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免得人们对战争的正义性有更多的议论，二是免得对国内自发的恐怖行为有更大的恐惧。然而，美国人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最新的报道指出，哈桑至少在近两年，一直与一个名叫奥拉基的穆斯林教长保持联系。安瓦尔-奥拉基早就被美国情报部门视为重点人物，他在弗吉尼亚的一个伊斯兰教堂布道，其布道以激进的反美而闻名。到目前为止，人们发现，哈桑不光去教堂听奥拉基的布道，而且还与奥拉基有十几份电子邮件的往来。而且，美国情报部门违反人权、隐私权之类，早就截获了这些邮件，但是，并未对哈桑采取行动。早在西元2007年，哈桑就公开说，如果美国把美国的穆斯林送去中东与穆斯林作战，会发生“不幸事件”。如今，“不幸事件”真的发生了。这几天，美国情报部门乱了套，开始互相推卸责任。尤其是，奥拉基目前在也门，却在其个人的英文网站上发表声明，公开称赞哈桑是“英雄”，是“有良知的人”。这更让美国情报部门无法面对公众的质疑。
    与美国情报部门的手忙脚乱相比，有一些美国人的头脑开始清楚起来。美国前总统布什的助手布莱克曼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发生后，奥巴马的表现令人失望，布莱克曼说：“事实上，他（指奥巴马）一开始就显得非常随便，这表明他没有能力担任总统。他不足以胜任他目前的角色。”虽然胡德堡枪击案发生后，奥巴马在不同的场合已经发表过三次讲话，但还是被一些美国媒体批评。或者说，随着事件的深入发展，针对这一事件批评奥巴马的美国媒体越来越多。一些批评已经像布莱克曼一样，清晰地指出，奥巴马不是一个合格的美国总统。那么，奥巴马有可能做不到四年就下台吗？胡德堡枪击案对于奥巴马未来的政治生涯会有什么影响？美国人对此经常是绕着圈子说话，我想替美国人挑一下窗户纸。
    哈桑少校即便最终不被定为恐怖分子，但是，他与恐怖分子的联系已经摆脱不开了。而这一切，仅仅因为哈桑是一个穆斯林。在号称宗教信仰自由的美国，对于他人的信仰，美国一般不敢随便议论，但是，不议论不等于不想。如果哈桑仅仅因为其信仰，就能造成这么“骇人听闻”的惨剧，那么，美国还有很多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会怎样？会不会很容易再自发地产生第二个、第三个、……哈桑？这个问题的矛头甚至直接指向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
    去年奥巴马竞选的时候，他的信仰就成为被攻击的对象。西元2008年，美国《新闻周刊》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受访的美国人有12%认为奥巴马就是穆斯林，26%认为奥巴马曾经信仰过伊斯兰教。奥巴马自己则反复声明，他从来都是基督徒。对于伊斯兰教稍有了解就会知道，奥巴马的辩解是无力的。奥巴马的生父是肯尼亚的黑人穆斯林，按照穆斯林的规则，奥巴马的母亲嫁给穆斯林后也成为穆斯林，生下的孩子也是穆斯林。虽然奥巴马的母亲后来改嫁了，但是，奥巴马的继父依然是穆斯林。而且，奥巴马随母亲和继父在伊斯兰教势力强大的印尼度过了孩提时光，他在印尼就读的学校就是穆斯林学校。因此，西元2008年7月，美国《纽约客》周刊在封面上用漫画的形式，把奥巴马夫妇描绘成恐怖分子。

背景画像是拉登，壁炉里燃烧的是美国国旗，地点在白宫。

    奥巴马在竞选时度过“穆斯林信仰”的难关，似乎与鲍威尔有关。当时鲍威尔批评奥巴马的竞选对手麦凯恩时说：“他们总是在捕风捉影地暗示奥巴马是恐怖分子。我当然明白政治是怎么一回事，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彼此算计。但这种言论却太出格了。我甚至曾听到过共和党某些大佬私下里说，奥巴马是个穆斯林。但事实上，他是基督徒，而且从来都是。但我想问的是，如果奥巴马是穆斯林，那又怎么样？！在美国作一个穆斯林有什么不对吗？如果一位信仰穆斯林的美国孩童，梦想有朝一日成为美国总统，这有什么错吗？”鲍威尔的话，在当时也许比较能够被人接受，但是，在哈桑事件发生后，鲍威尔的话所起的作用就要大打折扣了。当鲍威尔说：“在美国作一个穆斯林有什么不对吗？”人们会说，看看哈桑少校就知道对不对。
    哈桑少校枪击事件背后日益呈现的宗教因素，很自然地就让人们把更多的担心投射到奥巴马的信仰上。奥巴马在竞选时，有一次说出“我的穆斯林信仰”这样的话，虽然说是“口误”，但是，奥巴马当选之后，还是承认了自己的“穆斯林背景”。美国人有理由怀疑，在信仰问题上，奥巴马有没有说实话？有没有在撒谎？今年4月，奥巴马在访问沙特时，向沙特国王鞠躬，再次引起人们对他信仰的猜疑。按照美国的形式主义，美国是不能向任何王权鞠躬的（但是，可以向王权统治下的石油鞠躬），然而，身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却以穆斯林的方式向国王鞠躬，让部分美国人很不舒服。今年4月前后，奥巴马在几个穆斯林国家访问时说，美国不会与“伊斯兰人民为敌”，而事实上，美国正在与伊斯兰世界开战。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已经奠定了这种开战的理论基础。难道奥巴马是要改变美国执行了近20年的国策？因此，有一些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已经说，奥巴马就是伊斯兰世界在美国最大的卧底。哈桑事件给了这种说法以最充分的想象空间。尽管奥巴马在胡德堡军事基地的讲话中，强调美国在宗教信仰上的多元化，强调要对凶手绳之以法，但是，奥巴马的信仰，毫无疑问会再次成为美国社会说不出口的焦点。
    奥巴马的信仰问题，首先在于他本人是否在这个问题上诚实，对于穆斯林来说，一旦信教就不能脱离，否则视为叛教。其次在于，胡德堡事件让人们怀疑穆斯林信仰还会对美国造成怎样的伤害或影响。也许，美国人对于奥巴马依然还保留着期待，然而，这种期待的实现日益艰难。奥巴马即将访问中国，但是，人们没有忘记奥巴马说在访问中国后，要在“适当的时机”会见达-赖。昨天，中国外交部明确反对奥巴马计划会见达-赖的决定。加上奥巴马上台后对于中国采取的保护主义做法，奥巴马的中国之行能否取得实质成效，令人怀疑。尤其是，奥巴马能否在西藏、台湾、新疆问题上改变美国的一贯做法，让中国满意，决定了美国能否从中国这里得到它想要的东西。
    如果奥巴马不能在中国有所收获，布莱克曼所说“他没有能力担任总统”，恐怕就会成为美国国内一个强大的舆论。克林顿时期，美国保守势力为了制服克林顿，搞出了莱温斯基的丑闻，最终让克林顿不得不让步。而奥巴马同样有小辫子和软肋，比方说，奥巴马是否真的出生在在美国？奥巴马所称在夏威夷出生的证明，为何不向美国公布原件？而肯尼亚方面至少提供了两个证人，证明奥巴马是在肯尼亚出生的。因此，奥巴马如果不能让美国国内的某些人满意，当年弹劾克林顿的方式沿用到奥巴马身上，并非没有可能。这可能是胡德堡枪击案给奥巴马带来的最大政治威胁。

“拒春”与“叫春”

刘仰 — Thu, 12 Nov 2009 01:21:08 GMT+8

    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导演找我，我对上春晚没兴趣。
    这样一种表述方式，简称为“拒春”。“拒春”像禽流感之类的病毒一样，有一系列变种。例如，春晚导演其实没来找过我，我就提前高调表示了没兴趣。或者春晚导演确实远远地看了我几眼，就已经把我排除了，我还是要大声向全国人民宣布我没兴趣。就好像谈恋爱找对象，其实是对方看不上我，我却偏要说是我看不上她，其实是对方甩了我，我却打肿脸充胖子说是我甩了她。或者，我还可以委婉点说，兴趣不太大，有点进退自如的意思。日后如果没进春晚，可以显示我事先的清高；如果真的进了春晚，显得盛情难却，勉为其难。至于绝对不可能进春晚的，还可以高分贝地说，我对春晚一点兴趣都没有，甚至更加坚决地发誓：永远不上春晚！
    上述“拒春”病毒的主动变种，还可以有其他的形式。“拒春”病毒变种、变异的成功，关键在于，春晚导演不可能出来消毒，春晚导演不太会对簿公堂，把真没兴趣、假没兴趣、谁对谁没兴趣都说清楚。也就是说，春晚导演没有疫苗，“拒春”病毒便开始到处传播。
    最近“拒春”病毒闹得比较凶的，是我的一个同乡，一个名叫周立波的上海人，余秋雨大师称其为上海滩百年一人。上海有自己的滑稽戏传统，从老一辈的姚慕双、周柏春，到后来的王小毛，到现在的周立波，事实上是有一个滑稽戏的传承。余秋雨大师“百年一人”的说法，有明显夸大的成分。至于夸大成分究竟有多少，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当我对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说：这个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这种夸大不会遭到白眼，反而会让孩子的父母很开心。但是，当这个孩子长到半大不大，成天挂在嘴边说：刘先生说我肯定有出息！就让这个孩子和我本人变得难看了。
    周立波的海派清口我看过。从上海滑稽戏的角度，还是不错的。比方说，周立波最精彩的一个节目是模仿几十年前上海的“打桩模子”。一写到这里，上海以外的读者可能就糊涂了，“打桩模子”是什么？简单说，就是在市场经济还不发达的时候，上海街头各种做非法生意的人，例如倒外汇的，倒兑换券的，倒进口手表的，倒各种票证的等等。由于没有固定经营场所，只能站在街上，向行人拉生意。与流动的行人相比较，他们经常是站着不动的。上海人比较有幽默感，称这类人是在街上“打桩”。周立波的这个系列表演对上海人来说比较精彩，但是，对于上海以外的观众是否有吸引力，是一个大问题。孔庆东先生给周立波打80分，并非没有道理。然而，这个80分要斟酌一下。我不知道孔庆东先生是否属于老好人类型，有一类老好人打分的时候，最低分就是80分，最高分也就85分，百分制变成了5分制。作为周立波的同乡，我如果给他打分，就要在两个不同的系统里打分。在上海滑稽戏的系统中，周立波的确可以得到百分制的80分。但是，出了上海滑稽戏的系统，进入普通话系统，周立波也许只有百分制的60分。
    赵本山、小沈阳等全国知名的二人转出身的表演人物，也许对周立波是一个刺激。“拒春”好像是周立波自己先说出来的。这个“拒春秀”背后有一个心态：东北等地出了很多全国知名的类似滑稽表演家，堂堂大上海，居然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全国性搞笑明星？我认为，周立波的确有走出上海、走向全中国的心愿。就像余秋雨大师有走出中国，走向全世界的意愿一样。周立波的这种心态表现在他的一个看似漫不经心的表述中：他们是吃大蒜的，阿拉是喝咖啡的。这一漫不经心其实有用心良苦的潜台词：连吃大蒜的（上海人认为臭）都能红遍中国，阿拉喝咖啡的，与世界接轨的，难道不能红遍中国？说实话，这个心态明显属于山西老陈醋。
    吃大蒜与喝咖啡的对比，还有一个更深的渊源。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很多原先属于天桥把式的艺人，被纳入“曲艺团”。这些人最能体会翻身的感觉，从旧社会的下九流，变成新社会的艺术家。其实，上海滩的滑稽戏也有这样的经历。在当前国家扶持的艺术团体日渐式微的状态下，周立波以类似郭德纲的方式，在上海靠剧场演出而获得不错的成绩。但是，郭德纲某些时候只是表现出对于吃官粮的不恭敬，让人体会到他的自信和本分。而周立波在疑似摆脱吃官粮后，立即回到旧社会，表现出十里洋场对于土包子的轻蔑与不屑。与郭德纲相比，周立波的这种表现，已经不是自信和本分，而是油头粉面、西装革履下的无理傲慢。这种背靠洋人文化看不起中国土包子的心态，也许决定了周立波无法红遍全中国。于是，索性来一个“拒春秀”，也算临时性红一阵。
    “拒春”并不排除周立波真的可能上春晚。因此，我们就发现，种种“拒春”病毒的变种、变异，其实都是“叫春”，都是要引起春晚的注意。如果实在勾搭不上春晚，那就退而求其次，可以短暂地引起全国人民的注意，这个“叫春”也算有成果，至少算热闹一下，而且还能显得自己水平很高，春晚水平很差。如果将来上了春晚，那是盛情难却，帮一个忙；如果将来上不了春晚，更显得自己一贯正确，无伤大雅。事实上，与周立波类似的一系列“拒春”病毒的变种、变异，之所以会成为向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叫春”，变成向全国人民“叫春”，正是因为春晚有很大的吸引力，让很多人垂涎欲滴。吃不到葡萄的时候，只好以酸葡萄来“叫春”了。所以，高调公开的“拒春”病毒大多是酸葡萄心态，目的就是“叫春”。

柏林墙是怎么建起来的？

刘仰 — Tue, 10 Nov 2009 23:50:44 GMT+8

    20年前，原东德宣布开放边界后不久，柏林墙便被拆了。20年过去了，人们旧事重提，但大都只说柏林墙被拆除的那些故事。这也难怪，20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很多亲历者还在，有些还能津津乐道地挖掘一些记忆。然而，对于柏林墙是如何建起来的，人们说的并不多。最多就事论事地说说，建于何年何月，长宽高多少等等。事实上，拆墙比建墙容易。解读拆墙只需解读建墙之后的20多年历史，解读建墙则需要解读建墙之前的200多年的历史。
    2000多年前，中国人建了一道长城。几百年后，1900多年前，罗马人在英国也建了一道哈德良长城。那都是青史留名的墙。那时候，建起一道墙，都有共同点：建墙者认为自己代表文明；被墙拦截在外的，都是被文明判定的野蛮人。那时候，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一规律在后来有点走样，但依然重复地出现于各种各样的建墙项目中。例如，种族隔离区的墙，美墨边界拟建的墙，以色列占领区的墙，都透露出“文明”拒绝“野蛮”的这个古典含义。事实上，柏林墙的建立，也是建立于这个古典含义的基础上。
    但是，除柏林墙之外，所有其他“文明”拒绝“野蛮”的墙，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文明与野蛮体现于不同的民族。有的是真实地体现，例如中国的长城，罗马人的哈德良长城；有些是虚假的体现，例如种族隔离的墙，美墨边界拟建的墙。唯独柏林墙，把文明与野蛮的标志，在同一个民族之间强行划分。这使我们不得不问：为何在同一个民族中，会产生这样的划分？同一个民族中划分出的文明与野蛮，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这便是探讨柏林墙为何建立的意义，它需要解读柏林墙建立之前一段较长的历史。
    欧洲宗教统治时期，欧洲人的墙大致有两个：一是贵族的城堡，拦截了低等级的老百姓；二是教堂的墙，划分了地狱与天堂。宗教统治权丧失后，欧洲换了两道墙：一是国与国之间的墙，这道墙在国家和民族之间时而重合，时而不同。它造成在墙的两边，以文明的名义，玩着野蛮的游戏。而造起这堵国与国分隔之墙的人，都认为在自己所造墙的内部，都是文明的。事实上，我们还看到在欧洲国家之墙的内部，另有一堵墙日益高大。它延续自旧贵族的等级之墙，只不过贵族换了一群人。在向大众灌了自由、民主、平等的迷魂汤之后，一道金钱筑成的阶级之墙，在欧洲每一个国家内部公然矗立。于是，在国与国的高墙两边，“文明”与“野蛮”大肆对抗；在欧洲各国内部的阶级之墙两边，文明与野蛮疯狂厮杀。
    终于有一些人看不下去，他们很正确地指出：欧洲几百年来所有张扬的文明，都是被包装的野蛮；欧洲所有的文明故事，都掩盖着真正的野蛮本质。他们的观点得到了印证。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世界大战，都是被伪装成文明的野蛮露出了狰狞，都是打破或重建国家之墙的野蛮混战。这种野蛮原先只对国家之墙以外，才具有文明地行使野蛮的权利；或者只对欧洲种族之外，才具有合法地行使野蛮的文明借口。此时，整个欧洲打破了所有虚假的文明之墙，直接以野蛮对付野蛮。整个欧洲集体疯狂的野蛮，将他们的本性、本质彻底暴露。野蛮的根源就在于抢钱，这个文明建立在抢钱基础上：理论是抢钱的理论，成功是抢钱的成功，失败是抢钱的失败。个人要抢钱，国家要抢钱，民族要抢钱。没有钱，这个文明就完蛋。几百年用来包装的文明故事安在？
    于是，一部分欧洲人决心摆脱野蛮，他们终于建立了柏林墙。建墙的欧洲人，依然像古典时期一样，认为自己才是文明，柏林墙之外的，是被事实证明了其野蛮的欧洲。所以，这堵墙已不完全按照国家、民族的界限而建立，而是把重点针对欧洲范围内曾经最疯狂表现野蛮的那个民族、那个国家。柏林墙的建立，事实上是一部分欧洲人试图改邪归正，摆脱野蛮、趋向文明，不要再疯狂抢钱的选择。同时，他们也准备随时消灭柏林墙之外抢钱的野蛮。然而，欧洲的文明是有缺陷的，它不得不生长于野蛮的土壤，想把野蛮剔除干净的柏林墙建造者，在欧洲文明的氛围中，依然难以摆脱其野蛮习性。柏林墙两边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只有一点差别：谁把野蛮包装得更好看？包装是一个金钱行为，因此，谁有钱，谁就能把野蛮包装得更好看、更像是真文明，这是一个必然结果。于是，曾经想拒绝野蛮的欧洲人，因为包装野蛮的简陋，不得不看着自己建起的墙被拆除，不得不看着墙另一边的人，用成功抢来的更多的钱，把野蛮包装得花里胡哨，从而再次获得文明的称号。

舒曼飞跃铁丝网的著名照片

柏林墙刚刚建起的时候，有一个名叫舒曼的东德士兵，在最后的关头，飞跃铁丝网，来到了另一边。一张照片将舒曼定格为历史的象征。柏林墙两边的人给予他不同的评价，把野蛮包装的更漂亮的西方，将其视为英雄。

柏林街头在原地的舒曼塑像

然而，在柏林墙被拆除20年后，这位英雄呢？人们发现，当年投奔西方、投奔自由的舒曼英雄，在柏林墙被拆除之后的第9年，因生活苦闷，很自由地自杀了。罗马尼亚的人民也向往把野蛮包装得更华丽的自由世界。在柏林墙拆除后不久，罗马尼亚发生了血腥的暴力变革，以野蛮的方式，投身“文明”的怀抱。然而，在柏林墙被拆除20年后，罗马尼亚有一份民意调查，询问1989年以前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哪个更好？也就是说，在那次血腥暴力变革之前的生活和流血变革之后20年的生活，哪个更好？统计数据显示，认为1989年以前生活更好的，比认为现在生活更好的罗马尼亚人，高出4个百分点。
我不得不认为，柏林墙的拆除，是包装野蛮成功者的胜利。它对于只将野蛮做简陋包装的柏林墙建造者，对于主动建墙一方的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包装上的幻觉，以为华丽的包装就是真的文明。他们远远地只看到五颜六色的包装，看不到超豪华包装的内部。直等到他们投身那个包装的世界，才发现超豪华、超浮夸包装的里面，依然还是野蛮。未来还会有新的柏林墙建立吗？未来还需要新的柏林墙吗？不需要了。西方文明一切为抢钱的野蛮本质不改变，建不建墙都一样。没有了虚假划分文明与野蛮的人造之墙，也许能让人们更清楚、更直接地看到华丽包装之下的野蛮，而不需要隔着一堵高墙，把包装的错觉当成了天堂。

美国社会两极化

刘仰 — Mon, 09 Nov 2009 23:23:33 GMT+8

    几千亿美元的资金砸下去，美国经济终于引来触底反弹的复苏。虽然对于复苏的预期各有不同的判断，经济复苏是大家的心愿，但是，复苏的果实却不能让大家分享。与急急忙忙的经济复苏相反，美国并没有急急忙忙改变令社会大多数人失望的失业率。原先奥巴马已经说过，到今年年底，美国的失业率可能会达到两位数。但是，刚刚过去的10月份的数据表示，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达到10.2%，为26年来最高。当初美国财长向议员们下跪，那个急迫让多少人感动，如今看来，这一跪，为的只是资本家。有谁为改变26年来最高的失业率这么急过？
    这个事情有点意思，前一段时间，美国的失业率一直在9-10%之间徘徊，显然不太情愿突破两位数的大关，或者想拖延一段时间再突破，以符合奥巴马总统的“预见”。但是，上个月，有人质疑美国失业率的数据统计有水分，误差很大。美国政府有关部门随后表示这只是个别基层的统计失误。然而，质疑之声一起，10月份的失业率统计立即就超过了10%，让人怀疑在此之前的统计数据“误差”究竟是失误还是故意？目的只是为了掩饰与经济复苏形成反差的失业率上升。而且，10月份的失业率数据是否还有失误或故意，这依然令人怀疑。然而，与美国富人的欢天喜地相比，失业率高攀，也没怎么令民主美国难堪。昨日，道指再次站上1万点。彷佛在说：失业率与我无关；或者在说：失业率越高，我就涨得越快。
    美国媒体11月7日报道，在美国社会的普通人中，百万富翁的比例只有1%，但是，在美国国会中，百万富翁的比例高达44%，最有钱的议员，个人财富超过2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是在不包含私人住宅的前提下，由议员们自己上报的数字。可以设想，如果包含私人住宅，美国国会的百万富翁比例，也许要翻倍。美国媒体报道，这些国会议员很多在金融危机中损失了财富“数字”。于是我们看到，美国经济复苏最抢眼的表现之一，就是股市的上升，似乎就是针对议员们的“数字”损失。因而，经济复苏的数字游戏，与普通百姓的失业率，基本上没什么关系。
    说它没什么关系似乎还不对。刚刚过去的2009年第三季度的统计显示，80%的美国企业盈利都超过预期，盈利超预期的美国大公司数量，比15年来任何一个季度都多。这个结果与美国遏制不住上升势头的失业率放在一起，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美国社会的大公司、企业，正与普通民众产生日益明显的两极分化。经济复苏对于大公司、大企业有利，对于民众没什么好处。甚至可以说，美国的经济复苏就是以牺牲民众利益为代价。而且，当前美国社会的舆论还表示，明年美国的失业率还会更高。我们不知道明年失业率的更高，是挤出统计水分的结果，还是现时发展的结果，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反正，这一预测已经表示，美国的经济复苏至少首先是美国富人的好消息。对于美国穷人，要么是没份，要么是再等一等，等到何时，那就看美国资本家何时开恩。
     看到美国的现实，我们再回味国内某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什么市场化，私有化，国有企业改制，反对“国进民退”，等等。我不是说反对私有制，要回到公有制时代，而是说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不应该误导中国对私有制以及市场经济产生迷信，以为照搬美国的做法，中国就能繁荣发展。看到今天美国两极分化的状况，我们就能理解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动不动就拿美国对照中国是在为谁说话，以及这些资用文人的立场可能会带来的后果：私人老板借复苏东风赚钱，像美国一样，忽视普通民众失去工作，失去谋生能力的状况。对此，中国政府已经要求国营企业不能随意裁减员工，同时还要求，即使私营企业，一次裁员超过一定数量，也要向当地劳动部门通报，由政府部门对其实施核查与监督。这是中国没有被主流经济学家彻底忽悠、照搬美国所保留的好处。
    此外，中国政府在某些事情上也改变了以前盲目照搬美国的方式，比方说国营企业老总的高薪制度，在金融危机之后，已经有了相关的制度规定。在中国的体制下，这些规定比较容易实现。反观美国，虽然美国对于企业高管的高额薪酬也有限制的要求，但是，美国的体制使得这一要求难以真正实现。美国资本家在日子难过的时候，也不说什么独立性了，立即有奶便是娘，要挟美国政府必须救它。美国政府当然乖乖听话，奥巴马上台的时候也拿了华尔街不少钱嘛，限制高薪只是喊给老百姓听听。在这个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下，关心资本家的复苏，远超过关心普通人的失业。一旦因为抛弃民众利益而使资本家恢复元气，美国资本家便开始摆脱政府的钳制，重新享受高额薪酬的好处。近日，美国高盛公司CEO宣称，银行实现高额利润与发放高额奖金正是经济复苏的信号。此话说得比较委婉，但是，它已经表明了美国资本家的一个态度：真正的经济复苏，首先是资本家的赚钱。但是，民众利益在哪里呢？在美国，有谁说过这样的话：民众失业率降低，民众收入提高，才是真正的经济复苏的信号？没有，至今我没有听到。而且，我们还知道，像高盛这样的大公司，它的宝座经常就自然而然地换成了美国政府高官的太师椅。
    中国的老百姓有时挺可怜，被主流经济学家灌输了一堆垃圾思想，总以为美国就是天堂，总以为中国现实的不如意是因为没有学得像美国一样。他们很多时候不知道，他们所遭受的不良处境，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就是因为照搬美国的结果。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社会依然维护和扩大两极分化的现实，难道还不能给我们一点警示？美国社会与中国不同，10%的失业率，美国还可以从资本家牙缝里扣一点东西出来，给失业的民众发放失业补助。中国的人口基数比美国大很多，整体财富数量也不如美国，像美国一样造成两极分化，造成只顾资本家、不顾普通人的局面，中国从哪里搞钱给大批失业的民众发放补助？中国有点钱，还不得不中了美国的圈套，借给了美国，让人时时担心“肉包子打狗”的结局。
    结论其实很简单，美国有该学的地方，但决不能不动脑筋、不顾中国现实地照搬。时刻牢记中国的现实，深入了解美国的本质，才是我们对于中国、美国应有的态度。美国人说的好听话，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鹦鹉学舌的大道理，我们不能只听其表面，还要认识其实质。这个道理说起来好像挺简单，真正要做到并不容易。

有多少国内热钱神出鬼没？

实名推荐：人治与法治的关系

刘仰 — Mon, 09 Nov 2009 05:39:50 GMT+8

    北京大学对于学生录取即将增添一个新办法，除了正常高考分数线录取之外，大约有3%的招生对象可以通过全国各地的中学校长，具以实名向北大推荐，被推荐的学生由北大进行面试，面试合格者依然要参加高考，但在录取时可以享受比录取分数线降低30分的照顾政策。北大的这个实施办法还有一些具体细节，但是，本质上很简单：中学校长的推荐如果被认可，可以值30分。
    这个方案一出来，立即引起很多议论。新浪网的调查显示，68%的网民反对这一方案，认为它将造成对多数人的不公平，24%的网民支持这一方案，认为它能弥补高考机制的不足。（上述数据的采样范围为6000多人，随着采样范围的持续扩大，可能会有变化，但已基本说明了一些问题。）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人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高考统一分数线录取，就是严格的法治，但是，统一分数线的严格法治并不完美，其不完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徇私舞弊难以彻底制止；二是有些好学生一次考试失误便失去机会也不合理；三是分数考核的组合方式是否符合人才的要求也值得怀疑。在分数制度的严格法治下，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不用多举例，违背严格分数法治而最终成为有用人才的案例也并不少见。因此，面对分数线的严格法治，如何让其更加合理，如何避免单纯法治的缺陷，就是一个问题。
    在单纯法治观念下，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更加完善的法治，这种方式基本上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唯一合理的、可行的方式。然而，北大的实名推荐法，实际上是在这种法治体系中，明确加入了“人治”的内容。根据具体条文来看，它所加入的人治成分也是有限的，而不是决定性的。然而，网络调查的结果显示，即便这样一点“人治”的成分，也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由此可以看出，大多数中国人对于“人治”的态度。
    在我看来，法治迷信是应该破除的。毫无疑问，一个社会必然需要法治。但是，以为法治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或者只有法治才能实现最好的结果，实际上是对法治错误的迷信。从本质上说，法也是人制定的，法也是人执行的，因此，任何法治都不可能没有人治的成分，任何法治都是人治的结果。问题只在于，法治与人治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我认为，法治与人治的关系，简单说在于两方面，一，所有的法治只有好人来制定、好人来执行，才能有好的结果；二，为防止装好人或者好人变坏，对于“好人”也应该由法治实施监督。在这里，我们实际上触及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本质差异。西方文化认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本质上都是坏的，因此，法治或者说制度才是唯一的保障。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同样是法治，好人与坏人执行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法治的基础上，还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好人的法治”。有些人将“好人法治”误以为是单纯的人治，这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与迷信单纯法治一样，都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这也是造成网络调查中三分之二网民反对的原因。
    三分之二的网民反对的理由是基于对公平的认识，事实上，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法治也不能体现绝对的公平，只能体现相对的公平。相对公平的合理性，某种程度上，也需要“好人的法治”。北大的实名推荐方案，其实就体现了“好人法治”的精神。首先，这一方案对于推荐者的资格有相应的要求，某种程度上就是要求推荐者是一个值得社会信赖的“好人”；其次，对于这个“好人”同样有监督，至于监督方式或惩罚措施是否合理，还可以讨论；再次，即便是“好人”的推荐，其作用也不是决定性的，而是被法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因此，总体上说，虽然北大实名推荐的方案在细节上还有值得探讨的地方，但是，在总体精神上，我认为它符合“好人法治”的中国传统，而且，这一传统具有值得肯定的合理性。
    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实也是人治与法治的结合。科举是选拔官员的制度，事实上，推荐制度长期与科举制度相伴随。但是，中国科举制度最发达的宋朝，对于推荐也制定了严格的法治。其中包括推荐失误的连坐制，也就是从推荐的结果上看，如果一个官员造成不良后果，其推荐者也要承担责任。即便在今天的西方社会，推荐也是经常出现的现象。西方所欠缺的，是对于推荐这一人治做法的法治约束。而这一点，中国古人早就意识到了，并且在实践中做到了。
    单纯的法治并不完美，中国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个结论。单纯的人治也不可能完美，中国的历史同样对此做出了验证。中国古人的宝贵经验是，法治一定要与人治相结合，只有形成“好人法治”，才是更为合理、更为朝向完美的制度。因此，为了实现“好人法治”，中国古人将道德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将道德作为对全社会共同的第一要求，以便最大限度地实现“好人法治”。这是中国人的智慧，却常常被误认为只是单纯的“人治”。北大实名推荐制某种程度上是在向“好人法治”这个传统的靠拢，能否行之有效，能否被社会广泛接受，还有疑问。而这个疑问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当今社会，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人们对道德的作用已经产生普遍的怀疑。道德重建能否实现，道德要求和道德自律能否成为中国社会的未来现实，还令人担忧。因此，对于这一方案能否实现合理的相对公平，也就成为大多数人反对的理由。
    事实上，如果没有道德重建，仅凭单纯的法治，难以解决很多社会问题。极端一点说，如果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坏人，法治的相对公平，也只是对于坏行为的公平，对于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并没有好处。因此，“好人法治”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要实现这个目标，道德重建绝不可缺。

美军基地枪击案：战争正义性被怀疑

刘仰 — Sun, 08 Nov 2009 06:04:39 GMT+8

    11月5日，一名美军少校在美国最大的胡德堡军事基地，携两支枪，进入军事基地中的“准备中心”，类似体检机构。当时现场约有300多名军人和医护人员，正在进行一些相关的身体检查，因此，这300多人都没有武器。这个名叫哈桑的美军少校进入现场后，跳上一张桌子，向在场的“战友”连续开枪，发射了100多发子弹。到目前为止，已有13人死亡，30人受伤。
    此事发生后，美国朝野震惊，奥巴马也以“骇人听闻”来形容这一事件。但是，美国社会对于这一事件的定性和评论，还在朦胧犹豫之中。尤其是关于凶手哈桑少校的动机，依然不清楚，在某些事实的认定上，表现得言辞谨慎。但是，有些问题明摆着，难以回避。哈桑少校是军事基地的一名心理医生，其本职工作是为士兵做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缓解美军士兵面对战争所形成的心理压力。相关报道指出，今年5月间，在美军驻伊拉克巴格达某军营，一名美军士兵，刚在心理诊所做完心理治疗，出门后便立即开枪，打死6名“战友”，打伤多人。半年后，类似的军营枪击案从海外基地转移到美国国内军事基地，凶手从接受心理治疗的士兵，变成提供心理治疗的医生，显然，心理问题已经成为美军的重要问题。
    美国社会本来心理问题就多，心理医生生意比较兴隆，这个现象自有其原因，此处不多加分析。自从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军中的心理问题更显得突出。人们可以说这是战争残酷、压力等等原因，但是我认为，一个更重要的深层原因就是人们对于这场战争“正义性”的怀疑。平民百姓、公众舆论乃至全世界的舆论，对于美国伊拉克战争的正义性早就发出大量的怀疑；反战情绪、反战游行在美国也时常公开进行；伊拉克等被占领区老百姓的态度，也早已没了美军刚到巴格达时的期待和欢迎；伊拉克、阿富汗百姓的日常生活日益艰难，而且百姓的生命财产长期处于危险之中；美军实现最终目标的日子遥遥无期；上述等等，对于美国国内民众的影响比较容易看见，而对于美国士兵的影响，则不容易出现在公众视线里。
    我认为，伊拉克战争多年以来，美军士兵冒着生命危险，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不相信美国政府关于这场战争“正义性”的谎言，只不过由于军人服从命令的天职，以及相对优厚的当兵报酬，美国对军队报道的舆论控制，使得士兵对此不能公开表露。然而，并非所有的美军士兵都只把自己当成惟命是从的战争机器，美军士兵在战场上其实有更多的机会来反思自己杀人行为、送死行为的“正义性”问题。士兵在根本问题上难以发表反对意见或怀疑态度，其对战争“正义性”的怀疑就很容易具体表现为心理问题。中国人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正在美军那里得到验证。只不过美国死不承认自己“失道”，依然强调自己是“得道”，美国政府的行为与事实的严重反差，让战场上的美国士兵无所适从。美军只把它当成是士兵面对战争残酷的心理问题，试图用心理治疗的方式来安慰士兵。事实上，对于战争“正义性”的怀疑不解决，这种心理治疗也就不会有什么效果。对于接受心理治疗的士兵如此，对于提供心理治疗的心理医生同样如此。这就是身为军队心理医生的哈桑少校被怀疑有心理问题的根本原因。
    宋晓军先生在胡德堡枪击案的第一时间发表意见说，美国社会大量充斥的暴力现象，以及美国动辄以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的惯常方式，也是造成这一枪击案的原因，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经常使用暴力的，自己总有一天也会受到暴力的影响，自己也将承受暴力的伤害，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因果报应的必然。如果美国不是经常使用暴力手段，不是让暴力手段和暴力宣传在各种媒体上畅行张扬，那么，即便有人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也不一定会用暴力方式来发泄。因此，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也是美国自食其果的一个事例。
    在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中，还有一个问题，正被美国社会小心翼翼地掩饰，这就是哈桑少校的宗教信仰。哈桑少校是美国人，来自巴勒斯坦，信仰伊斯兰教。而美国自海湾战争以来的军事行动，几乎都是针对伊斯兰世界，因此，身为穆斯林的哈桑少校更容易对这一战争行为的“正义性”产生深入的怀疑。有报道说，哈桑少校因为其信仰，而在美军中遭到歧视。然而，哈桑少校在采取行动之际的具体行为，目前并没有成为广泛关注的话题。例如，哈桑少校即便在军营里，也经常穿着阿拉伯长袍，在发生枪击案的当天上午，哈桑也是穿着阿拉伯长袍在基地内的便利店购物。枪击案发生时，哈桑跳上桌子向“战友们”开枪射击，同时也大呼宗教口号。因此，哈桑少校的行为，究竟纯粹是心理问题，还是宗教问题，甚至，是否可能是恐怖行为，目前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必须面对的难题。
    虽然美国总统奥巴马说，这一事件的所有真相都要找到，但是，真相找到之后，能否全部公开，这是值得人们怀疑的。因为，在我看来，事件的真相就是对美国发动这场战争“正义性”正在美国社会遭受深入而广泛的质疑。奥巴马竞选时也说过要撤军之类的话，但是，奥巴马上台后，还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计划向阿富汗派出更多的军队。相反，连卡尔扎伊这个美国傀儡也开始公开宣布说塔利班是兄弟，美国的日子确实不好过。虽然有评论说，胡德堡枪击案可能会暂时搁置美军向阿富汗的增兵计划，但是，能否让美国承认其战争行为的“非正义性”，能否让美国认识到自己已经处于“失道寡助”的境地，我看，恐怕很难。

《隋朝来客》是高台跳水还是纵身跳崖？

刘仰 — Sat, 07 Nov 2009 00:01:04 GMT+8

    两年前，一部国内小成本电影《爱情的牙齿》，使我注意到该片导演庄宇新的名字。庄宇新在电影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大致属于学院性质的电影人。《爱情的牙齿》在故事结构性、完整性、呼应性等方面虽然也有遗憾和缺陷，但是，作为一个导演的电影处女作，还是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使人对这名新晋导演有所期待。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庄宇新，得知他在拍摄下一部电影，我特意向他表达了这个期待。因此，由庄宇新导演的新作《隋朝来客》公映的时候，我几乎在第一时间观看了这部电影。但是，看完之后我在犹豫，是否应该说话客气点？因为，《隋朝来客》令人失望，是一部没有新意、缺乏创意的平庸之作。
    影片在结构上分为两个大段落，前一部分发生在隋朝。导演虚构了隋朝的一次选秀，这并非皇帝选老婆那种选秀，而是影射当今选秀的才艺选秀。获奖者的名号不是皇后或妃子，而是隋朝小姐。这一虚构使得历史真实等评价方式毫无意义，只剩下丑陋不堪的隋朝选秀与当今选秀的对应线索，例如，隋朝选秀评委中出现了疑似杨二的人物。隋朝小姐选出来之后，在送往京城的路上，两名隋朝的“贱客”无意中落入一个无底洞穴，被封冻于地下冰川。直到当今社会，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地下冰川。一名违法乱纪的现代奸商因为断电，需要用大量冰块让冷库里的大批猪肉不发臭、不变质，便偷盗地下冰川里的冰块，无意中将两名封冻于地下冰川的隋朝“贱客”带到了现代社会。两名隋朝“贱客”在隋朝有着与两个年轻女性的人物关系，在现代社会也类似地建立，从而引出不少“笑果”。这样一个前后两段的故事结构，与很多年前张艺谋导演、张艺谋、巩俐主演的《古今大战秦俑情》很像，因此，严重缺乏新意。
    在电影表现手段上，庄宇新导演一改《爱情的牙齿》中严肃性、思想性的文艺片风格，以截然不同的姿态，投身于现代波普艺术的怀抱，借用大量网络时代的现代元素和手段，大肆恶搞，在低级趣味的道路上，津津有味编排着每一个情节和细节，水平接近临时搭建的大篷表演，几乎等同于现代社会恶俗现象的大杂烩、大集合：好色、潜规则、卡通化、装嫩、同性恋娘娘腔、丑女、矫情、绿帽子、偷情、偷窥等等，甚至还有民间科学狂人，号称与牛顿、爱因斯坦、霍金、居里夫人是同班同学，一系列网络时代的特征，一一呈现，但是，毫无创造性可言，仅仅只是恶搞的罗列和呈现。影片中古今两段式结构，使人不知道导演究竟是在借古讽今，还是在借今讽古；从学院派到彻底恶俗，使人不知道导演究竟是要向恶俗挑战，还是向恶俗彻底投降。
    整个电影故事缺乏逻辑性和现代合理性，随意编造也只是为了恶搞。例如，大款奸商要与网络美女作家偷情，以投资拍电影的名义搞点“潜规则”，便想办法把老婆支出门，然后在家里偷情，结果被临时返回的老婆撞上。这种情形只是宾馆、酒店、旅游业不发达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陈年往事。在21世纪的网络时代，大款的偷情哪里还需要使用如此老掉牙的手段？从这里我们也能发现，导演赤裸裸地冲入网络时代的恶俗世界，其实对于这个世界只有浮光掠影的表面感受，缺乏深入的认识和体验，因而，影院里的笑声如同几年前的相声一样，大都属于强行挠胳肢窝的拙劣行径。导演纵有一点批判意识，也因为对批判对象的本质缺乏深入了解和体验，而让批判变成高举白旗的投降，甚至成为对观众智商和审美能力的挑衅。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以及韦伯作曲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也在电影中位列被恶搞的名单，让人看到导演的学院修养与恶俗世界的距离，至少在这两个环节上，观众未必理解导演的趣味和用意，更显示出导演自觉弃良为娼的可悲。前不久我曾经评论过话剧《操场》，这种略带光荣感、略带无奈感、略带投机性、略带自觉性的弃良为娼，在这两者身上得到相同的体现。我们不知道该称赞还是该不屑。
    影片《隋朝来客》中也有网络时代爱情主题的矫情浪漫，同样没有任何创造性。纯洁爱情的线索细若游丝，在导演的安排下，让人看不懂纯洁的爱情向往究竟是恶俗世界的希望，还是被恶俗世界彻底歼灭的广陵绝响。如果说在这个环节还让观众有所期待，那也不是导演的手法，不是演员的表演，而是女演员王子文的天生丽质。美女是天生的，人们爱看美女，只是爱看美女，与这个电影无关，与电影的情节无关，与恶俗世界无关，与摆脱恶俗世界的愿望无关。美女游离于电影之外，看看剧照，看看该美女其他场合的照片，效果也一样。
    我们可以理解小成本电影的粗糙，但是，我们的谅解只在于小成本电影制作上的省钱，而不能谅解创作观念的低成本化、肤浅化。《爱情的牙齿》曾经让庄宇新站到一个高台上，我们期待他的电影新作会是一次高台跳水，即使动作有不完美，本来也可以原谅。但是，《隋朝来客》让我们看到，这一低水准的高台跳水，下面并不是碧清的水池。我们看不到期待中最后压水花的效果，只看到高台跳水的下面是冰冷的水泥地。导演急吼吼地想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占据一个份额，改变《爱情的牙齿》叫好不叫座的局面。然而，导演在恶俗世界面前表现出的无能为力，可能已成为其导演生涯中的污点和耻辱，类似陈凯歌的《无极》。如果导演不能自觉意识到这个危局，那么，这次乏善可陈的高台跳水，很可能就是导演的纵身跳崖。也许，我的评价有点危言耸听，那是因为，基于《爱情的牙齿》所形成的期待，依然还有一丝尚存。下一次，如果还有下一次，庄宇新导演将面临更加挑剔的目光。我们希望看到庄宇新未来能够表现出面对恶俗世界的精神力量，而不是投降。

浦东迪斯尼乐园能快乐吗？

刘仰 — Fri, 06 Nov 2009 02:53:43 GMT+8

    从去年开始向媒体吹风，到今年项目获得批准，上海浦东迪斯尼项目经历了一年的时间，似乎已经扫清了一切政策障碍。虽然社会各界反对声音不小，但是，这个项目依然昂首挺胸地跨过了黄浦江，即将在浦东变成现实。一年前，关于这个项目的宣传评论说，“全国房价的风向标在上海，上海房价的风向标在浦东”。如今，浦东迪斯尼项目被批准了，这个句式俨然变了味道：原来，浦东的房价将受迪斯尼很大影响，原来，中国房价的风向标是靠米国迪斯尼乐园制定的。
    赞成浦东迪斯尼项目的人们，拿出一系列的数据，比方说迪斯尼乐园建成后，每张门票200-300元人民币，每年游客3000万，由此可以带动多少就业和相关产业，拉动多少GDP，等等。很多年以前，我曾经接触过餐饮业。在餐饮业的可行性报告中，大致都有类似的数据：总投资多少，餐桌、座位多少，上座率多少，人均消费多少，每天翻台率多少，然后得出结论说，多久可以收回投资，从而“可行性”成立。事实上，这种可行性报告，很多都是纸上谈兵，人们不会按照可行性报告的预期到某家饭店吃饭。一家饭店投资失败，损失不算太大，浦东迪斯尼项目也这样一厢情愿地计算投资回报，后果就等着瞧吧。
    近几年来，中国的学术界和现实操作层面，已经开始反思GDP挂帅的发展模式。然而，浦东迪斯尼项目似乎没有受此反思的影响，依然沿着GDP挂帅的旧思路，就经济论经济地摆弄着经济数据，以证明其合理性。香港迪斯尼的不尽如人意似乎没有引起重视，似乎长三角的中国人比珠三角的中国人更喜欢迪斯尼文化。上海成为未来金融中心的蓝图还在描绘的时候，上海借助“米老鼠”反而抢先具有了成为米国文化中心的架势。
    拉动经济的模式并非毫无是处，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拉动真实的财富创造。迪斯尼乐园所拉动的是旅游或娱乐。旅游景点、山水风光往往因为天生的地理因素，不能随意决定。而迪斯尼乐园的方式，无疑是制造一个人造的旅游景点。此类人造景点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各地很多，失败的也很多。浦东迪斯尼决定吸取教训，搞一个最大的，在名头上就让无数中国人内疚——没去过最大的人造景点，愧为中国人啊！这种以最大的名声，带着胁迫性质地想当然，后果很可能适得其反。中国人有一句话，“不到长城非好汉”，那是指长城。难道浦东迪斯尼要把这句话改头换面，“不到迪斯尼非中国人”？按照每年3000万游客的预计，20年就是6亿中国游客，浦东迪斯尼的如意算盘几乎就建立在每个中国人一生中必到迪斯尼玩一次的基础上。100多年前，一个欧洲人曾经做过这样的如意梦：如果中国人都放弃筷子、改用刀叉吃饭，光卖刀叉就能赚多少钱啊！然而，中国人就是不愿放弃筷子。未来我们也许会看到，中国人对于迪斯尼的热情，绝没有预期者想象得那么高。而且，随着米国不可避免的衰落，这种热情只会越来越低。
    退一步说，就算迪斯尼项目具有一定的吸纳财富、聚集财富的效果，为什么一定要放在上海？就全中国来说，上海已经有很多优势，如果迪斯尼项目单纯从GDP上说也有作用，为何不能放在相对落后的地区？为何不能用人造景点的方式，给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很多缺乏生计的人们，建造一个长期的饭碗？反而要在已经很富裕的上海，让它具有更大的吸金能力？只让富者更富，不让穷者富起来？即使从投资的角度，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投资成本也会低得多。浦东迪斯尼显然不是以吸引外国人为目标，而是瞄准了中国人的口袋，那么，这个迪斯尼项目放在中西部地区，是否对吸引中国人更有利？是否对全国平衡发展更有利？对于香港迪斯尼的负面影响是否也会少一点？
    浦东迪斯尼项目，据说米国不用掏一分钱，只用他们的文化品牌，就获得了40%以上的股权。我不知道这一项目占用的土地是否算入投资，如果是，那就等于说，米国人不用花钱，仅凭他们的米老鼠，就占据了中国的一块土地。即便不是，中国人真金白银地掏钱，米国人靠着米老鼠就占有近一半的股份，米国文化真的这么值钱？米老鼠文化真的这么值钱？在什么状况下米老鼠以及米国文化会这么值钱？那就是对米国以及米老鼠抱有难以改变的崇拜之情的时候。这种崇拜也会导致判断失误，以为别人也像他一样崇拜，以为别人也会认为米国的米老鼠文化真的很值钱，真的很愿意为此花钱。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因崇拜而生的误判，将会越来越清晰摆在决策者面前。
    浦东迪斯尼项目是长期崇米的结果，从经济模式、房地产模式、文化模式上长期崇米的结果。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个项目遭到的反对也不小，其并不光明的前景，其可以预判的暗淡前景，将会给崇米情结当头浇一盆最大的冷水，未必是一件坏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这个项目的建设周期是5年，等它建成后，再运行5年，也就是说，再过10年，我们再来用事实验证这个结论。

金融危机与全球化：格林斯潘危言耸听？

美国大兵的“性福”

刘仰 — Thu, 05 Nov 2009 01:55:32 GMT+8

    奥巴马执政满一年，民众支持率下降。奥巴马挺会说话，说这一年对他来说，只是一个热身。奥巴马竞选及上台前后，对美国民众有很多承诺，如今，没了新婚蜜月的恩爱，美国民意调查显示，认为奥巴马信守了诺言的，只有48%。上个月，奥巴马在出席一个同性恋集会时再次承诺说，他会废除美国军队中对于同性恋“不问不说”的政策，弄得同性恋挺开心。奥巴马在竞选时曾经批评过美军执行了十几年的这一“新”政策，虽然奥巴马的这一承诺依然有可能只是一个承诺，但还是受到了同性恋者的欢迎。美国的同性恋者对此有很多期待自不用说，美国之外的同性恋者似乎也在美国老大的关照下假想性地沾了光。
    美国军队中对于同性恋“不问不说”的政策之所以说它是“新政”，是因为自从美国建国以来，美国军方对于同性恋一直采取严厉的否定态度，美国军队不允许同性恋，美国军队如果发现同性恋者，会开除同性恋者的军籍，同性恋不得不离开军队。“不问不说”的政策始于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时期，它对于美国军队已经执行了200多年的对于同性恋的旧政策来说，是一个新的宽松政策：只要“不问不说”，双方装作不知道，就可以相安无事。奥巴马似乎要在克林顿对于同性恋的“新政”基础上，再进一步，要给美国军队带来新的变革。如果深入一点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艾滋病如洪水猛兽地蔓延，美国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态度负面评价远远超过正面，同性恋在80年代严重地处于低潮。为何到了西元1993年，同性恋与艾滋病的关系还没有摆脱的时候，克林顿突然违背当时美国社会的普遍认识，让美国军队对同性恋采取了宽松政策呢？我认为，关键就在于美国大兵的“性福”。
    美国建国以后，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向海外派兵。美国大规模向海外派出军队，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此之前，美国军队的数量也不多。军队驻扎本土与派往海外相比，美国大兵的“性福”就成为一个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军队远赴欧洲作战，时间不长，美国大兵的性福问题还没有形成清晰的政策。美军参战时，欧洲各国已经打得不可开交，损失惨重，各国社会经济也遭到极大破坏。那时候的美军凭借其富裕，很容易在欧洲当地找到良家妇女。比方说，欧洲主要参战国的男性青壮年大量损失，在法国，适婚年龄的女性数量大大超过男性。在英国本土，工厂里工作的女性已经超过60%。加上文化的接近，美国大兵临时性解决性福问题，有比较好的条件，物质手段加上本国男性青壮年的减少，为“外来的”美国大兵提供了条件。
    二战时期，美军派往海外作战的时间延长，美国大兵的性福，像各个参战国一样，成为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德国的办法是号召雅利安女性积极与士兵“谈恋爱”、生孩子，日本的做法是随军慰安妇，美军的做法有点望梅止渴。美国组织很多好莱坞女明星劳军，以大腿和胸脯安慰美国大兵的眼睛，美国大兵随身携带女明星的照片以及色情杂志比较普遍，从而使得西方世界一改欧洲上流社会对于小乳房的审美，大乳房的审美趣味由于美国大兵的喜好而流行全世界。当然，美军望梅止渴地解决性福问题，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其他的手段。对此，美军基本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例如，那一时期被指控犯下强奸罪行的美国大兵，很多都被美国军事法庭轻判，送回美国本土了事。至于没有受到指控的，那就视而不见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美国开始长期在世界各地驻军，驻扎海外的美国大兵的性福，就成为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其中主要方式是，在美军长期驻扎的地区或国家，当地的色情业、卖淫业都合法化或公开化，例如泰国、南越、韩国。在美国本土，卖淫业的合法化依然有争议，只有部分州允许其合法化。但是，在海外，凡是有美军长期驻扎的地方，卖淫业的合法化已经成为解决美国大兵性福问题主要手段。然而，即便如此，美国大兵的性福依然不能完全满足，强奸事件时有发生。驻韩美军一位军官面对美国大兵对当地女性的强奸行为时说，有钱就去找妓女好了，搞什么强奸。顺便说一下，美国军队主要是招募的志愿兵，待遇还是很高的，不像义务兵，没什么钱。
    二战以后美军形成的解决美国大兵性福问题的“潜规则”，主要还是靠异性，这符合美军长期以来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和政策。但是，这一“潜规则”做法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失效了。老布什总统开始的海湾战争，使得美国军队大量驻扎于中东。由于巨大的文化差异，用驻军伴随卖淫业来解决美国大兵性福的“潜规则”，在中东地区难以复制。对此，美军不得不改变方式。改变之一就是增加女兵数量。目前美军中的女兵占14%左右，然而，靠女兵解决性福，效果有限。除非女兵个个都是性解放、滥交的拥护者，否则，依然难以应付僧多粥少的局面。因此，美军中对于女兵的性骚扰案件大增。伊拉克战争中还出现了一个现象，女兵怀孕人数大大增加。究竟是因为战争的压力使然，还是因为害怕上战场，用怀孕来逃避，这是美军的问题。
    总之，美国在伊斯兰文化地区的大量驻军，美军的性福成为棘手的难题。因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何在老布什总统发动海湾战争后，克林顿上台不久，就不顾美国国内艾滋病造成的对同性恋的抵制态度，对美国军队中的同性恋采取“不问不说”的宽松新政，其目的无非是为解决美国大兵的性福问题提供一个新的途径。这种方式还与美军的招募方式有关。美国军队不是强制性地义务兵制，而是像中国宋朝一样，采取志愿兵的招募制度。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还是很强的。每当有大战爆发，面对死伤严重的局面，招募志愿兵就会出现兵源不足的现象。对此，美军采取了多渠道的方式，比方说，将当兵与移民相结合，将当兵与上大学相结合，将当兵与高报酬相结合等。因此，美军对同性恋宽松的新政，也是扩大兵源的方式之一。
    由此我们再看奥巴马对于克林顿“新政”试图进一步改变的承诺，就会有新的发现。如果美军真的从伊拉克、阿富汗迅速撤军，那么，奥巴马给予同性恋的承诺很可能就是又一个空头支票。相反，如果美军继续长期驻扎中东，并继续增加兵力，说不定他会将美军中的同性恋合法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支持奥巴马兑现承诺的同性恋者，其实是变相地支持美国向中东或中亚地区继续增兵。与奥巴马做出这一承诺前后的另一个报道说明了一部分问题。一份美国的报道说，美国军方已经证实，同性恋不会减弱军队的战斗力。与前文提到的女兵相比，女兵很容易用怀孕来逃避战争，从而降低军队作战能力，同性恋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非同性恋者有理由替美国的同性恋者感到悲哀，美军对同性恋态度的转变，名义上是人权之类的口号，实际上是让同性恋更多地上战场，安心打仗，顺便为解决美国大兵的性福提供新的方式。其功效类似日军的慰安妇，但效率比日军高，成本比日军低，人权的名义也比慰安妇好听得多，这也是美国人精明算计的一个体现。而且，同性恋也很反对人们说他们娘娘腔，当兵正好可以一展雄风。而且，一般认为，同性恋比较花心，长期固定关系的比例不高，军队里大都是年轻小伙子，正好符合同性恋的胃口。至于是不是去送死，就不好说了。反正支持者已经说了，同性恋不会降低美军作战能力。
    然而，不管用什么口号，不管显得多人道，不管人权的主张说的多好听，人们都有理由问一下：美国在世界各地驻扎军队，目的究竟何在？难道美国在世界各地驻军是天经地义的？

国家战争与色情业

资本、明星共招摇

刘仰 — Wed, 04 Nov 2009 03:15:09 GMT+8

    金融危机让股市萎靡不振了一段时间，使一些有钱人身价缩水，很多人失去了翻云覆雨的暴富机会。他们等了许久，终于听到了危机已经触底反弹的集结号，于是，曾经受伤或蛰伏的资本动物又开始重振旗鼓。在美国，道指一度超过了1万点，形势似乎一片光明，有人宣称这是一个漂亮的V字型反弹。但是，那只是有钱人的喜悦，美国失业率官方公布为9.8%，近日被人指出，这个官方的失业率有虚假瞒报的数据水分，美国官方立即说，这是基层统计的失误。然而，为了不让失业率反衬出资本狂欢的丑陋，美国真正的失业率被掩盖。美国作家恩道尔近日指出，美国的失业率其实已经达到20%。虽然恩道尔没有提供数据来源，但是，像加州这样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区，失业率在15%左右，已经是事实。
    由于美国模式的榜样作用，这场资本重新狂欢与底层民众口袋空空的对比图景，也在近期的中国出现。随着新股重新发行、创业板出现等一系列的动作，在很短的时间里，一批新面孔加入了中国亿万富翁的行列。与此同时，有报道指出，中国基层的部分民众，8年内收入没有变化。当中国经济被人夸成世界经济发动机的时候，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形势依然有多重的困难。然而，狂欢的资本并没有表现出“共度时艰”的真诚，而是提前开始“摘桃子”，抢收丰硕的果实。“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如今已没有了“先”字。没有了“先”，自然也就没有了“后”。没有了“后”，有钱人就变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
    在中国近期的“造富”运动中，还出现了一批娱乐明星，继余秋雨成为“准”亿万富翁后，黄晓明、李冰冰、冯小刚等人也在极短的时间里加入到亿万富翁的行列。除此之外，陈好、张羽、邓婕、徐帆、黄圣依、杨子等，都纷纷成为某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这些明星成为大股东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来不参加股东大会，不关心上市公司的真正业绩，也许只等着股价的上升。《证券日报》近日的报道指出，目前能够被看到的明星，是因为这些公司要上市而公布了相关资料，但是，还有更多的明星正“潜伏”在有上市计划的公司中。
    著名财经专家叶檀近日再次发文质疑余秋雨等人获得股权的合法性。与此同时，潜伏的明星是如何“潜入”即将上市的公司，也开始被广泛质疑，其中，尤其是疑似明星邓婕和徐帆，已经被怀疑涉嫌内幕交易。有关专家指出，这些内幕交易如果被证实，将按刑法处理。然而，真相会清晰吗？以美国为榜样的股市造富运动，给中国的造富以理论、手段、先例，以及光荣感，质疑他们的合法性也被某些人反过来质疑：你有什么权利质疑？多年以前，胡润搞了一个中国富豪榜。多年以来，曾经在这个榜上出现的名字，现在已经有多少消失了？他们的消失并不是破产、缩水，而是被抓了，或者逃亡国外了。那么，近日出现的一批明星富豪，未来也会重演胡润富豪榜的故事吗？
    即便明星富豪轻松暴富的行为找不出非法的事实，我们也应该问：这种现象合理吗？他们已经因为占领娱乐制高点而从粉丝那里大赚特赚、风光无限，如今，他们又利用已有的财富，在资本市场借助看不清的暧昧手段而占尽先机。这种富者越富的现象，这种不断加大贫富差距的现象，是我们希望的合理社会吗？明星暴富成批量的出现，使得全社会开始怀疑诚实劳动的意义，使得投机日益成为不容置疑的风气。前不久的报道指出，很多明星都拥有外国护照，换句话说，他们正在赚中国人的钱，为外国缴税。拥有外国护照与成为国内企业的大股东，两者不一定完全重合，然而，这样的明星给中国老百姓塑造了怎样的榜样？资本与明星的紧密联合，使得这个社会日益三十年代化。奢华、排场、纸醉金迷等等金钱世界的丑陋，正破坏着社会的公正。
    这是膜拜美国的人们希望看到的结局，而且，他们希望这样的结局由自己来体现。资用文人们为了给资本的腐化帮腔造势，偏偏把这种现象称为中国的劣根性。事实上，中国历史上，资本家、娱乐明星从来不是社会的榜样。中国历史突出官本位、轻视资本、轻视娱乐，有它的不合理处，但是，如果批判历史的目的只是想颠倒过来，让资本成为社会的主导，这种批判就显得别有用心。资本的造星运动，既创造了娱乐明星，也创造了资本明星，同时也给无数大众灌输了愚民的迷魂汤。他们背弃诚实劳动的原则，或者降低诚实劳动致富的价值，通过商业明星、资本明星、娱乐明星的号召力，轻松地将大众口袋里并不很多的财富，转移了地方。他们造富的本质，就是转移财富的技巧，而没有真正的创造。
    一些资用文人还用“仇富”这样的字眼来描绘人们对于上述不合理现象的质疑。事实上，中国人并不仇富，中国老百姓无不希望以诚实的劳动发家致富。诚实的劳动，真实地创造财富，才是真正的光荣，才能真正地心安理得。中国人只是不希望看到，借助美国的财富方式，用各种各样貌似世界惯例的手段，把转移财富变成社会的榜样。这不是一个健康的中国，随着某些法律的美国化、与世界接轨，这些行为就算合法，也不合理。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将诚实劳动变为社会的主流，这才是中国老百姓的合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