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上这几天对气候变化大会纷纷扬扬的报道，不由地让我回想起在丹麦刚刚度过的340多个悠闲日子。

12月，大海扬波，阴云低徊，初雪又该覆盖广阔寂静的草地与树林，大山雀啄着灌丛中的红果子，海鸥在阳台上空盘旋，街边橡树与杨树的叶子都掉光了，商店张灯结彩，派对一场接一场，孩子们天天盼着圣诞的来临……

丹麦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据说还是国民感觉最幸福的国家之一，现在在那儿，穷国与富国正为拯救地球而吵得不可开交。

透过会场内外环境、政治、科学的种种纷扰，有一个基本事实已无可否认：人类的生活生产方式出了问题，地球生态系统已不堪重负。

对此，每一个人都该有所反思、有所改变。

但人们还在讨价还价，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增加对方的义务，说到底，是因为贫富不均，是贫富之争。而归根结底，造成地球不堪重负的社会根源，又与贫富不均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人类对资源与财富的分配与占有，出了深层次问题。

应对气候变化，现在都在倡导“低碳”经济与“低碳”生活。所谓“低碳”，其实就意味着低资源（能源）消耗。从生活上讲，这世界上的穷人过的都是身不由己的低碳生活；但从生产上讲，穷国往往技术落后，从资源利用效率来看，往往运行着高碳经济（当然碳总量可能比不过富国）。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已成为碳排放大国，因此在气候变化议题上也已成为聚焦目标之一。但中国尚未获得世界富人俱乐部资格，那些富国也不想想，在中国制造的多少东西最终都是为他们消费的？这部分的碳排放该算在谁的头上？

30多年前，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警告世人地球资源来源有限；30多年后，世人意识到，不仅仅地球资源有限，而且地球对资源使用后果的承受能力有限——人类消耗资源排放的废气废水废物，已经让地球开始发烧、内分泌紊乱、生理失调……

从加拿大和丹麦回到中国，有时坐在小区的草坪上，盯着辅路边大大小小的摊贩，四环路上日日夜夜奔腾不息的车流——从那儿传来的噪声似乎永不停歇地冲击着我的耳鼓。有时，我会想：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人在路上奔波？他们的脚步和车轮为何那么匆忙？

在加拿大和丹麦，你很难看到如此日日夜夜繁忙的车流和人群。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似乎比我们要悠闲得多，他们到点就会下班，周日银行都不开门，很多商店也休息，除了酒吧咖啡馆。那儿的人们似乎有大把时间喝咖啡、晒太阳、露营、滑雪、躺在草地上看书……然而，日夜奔波、消耗身心与资源、不断排放温室气体的人，却比不上喝咖啡晒太阳、开始讲求绿色低碳生活的人富裕。

这个世界就这么奇怪这么不公平。

我指的是普通人，老百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每天过得往往要比一个普通丹麦人紧张得多，但一个普通丹麦人的生活水平要比一个普通中国人优裕得多。普通中国人辛苦劳动创造的价值都到哪里去了？那么悠闲自在的丹麦人为什么有那么多财富可供享用呢?他们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厚!普通丹麦人也并不比普通中国人聪明。问题出在哪里？

当然，普通丹麦人的生活水平无法与中国的富人群体相比，在中国，有些人生活的奢侈浪费绝对世界领先。丹麦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国家通过高税收高福利拉平贫富差异，而且这种政策是他们国民之间自愿的选择，因此丹麦人才成为世界上最感到幸福的国民之一吧。而在中国，很多人过得那么辛苦，谁能说与少数人过得格外跋扈豪华没有关系呢？

我常常想，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的能力已如此强大，如果全体人类能够均衡分配资源和财富，那么，谁都不用争抢、奔波，谁都不用担心资源和财富不够，其实，现有的资源、人类的生产能力早已足够所有人享用。问题就在于，在这个世界上，总是一部分人拥有太多，而另一部分人获得太少，于是，所有人，得到太多的与从来不足的，都容易变得疯狂，疯狂地消耗，疯狂地攫取，疯狂地排放，因此，地球也随之变得疯狂起来。

从根本而言，要解决地球的生态平衡，就需要解决人类的财富平衡问题。这又是一个多么古老的问题。

“均贫富”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梦想，因为不同时代的人们，都会发现贫富差异是诸多社会苦难的根源，但一直没有人找到解决贫富差异的好办法。农民起义没有解决，共产主义运动也没有解决。历史、现实、哈耶克等的分析都已经证明，通过专政、专制、公有制、计划经济那一套来实行均贫富，最后只能“通向奴役”，实际的结果，依然是少数人作威作福，多数人受苦受难。

但在丹麦和加拿大这样的高福利资本主义国家，我似乎看到了希望之光。他们的做法实际上是在民主政治、自由市场之内通过选民的自愿选择（投票支持相关政治派别和法案），交纳高税给民选政府，通过透明、公正、有效的社会福利机制实现国家二次分配，拉平贫富差距。在人类的历史上，是这种高福利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一次以和平、美好、可持续的方式近乎实现了均贫富的理想。

很多了解了丹麦、加拿大社会福利制度的中国人都会感叹：人家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毫无疑问，丹麦、加拿大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以专制和公有制为社会主义标志的话。但的确在丹麦这样的国家，做一个普通工人农民远比在中国做一个工人农民体面，丹麦的工人农民既能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又不会比别人缺少休闲时间。

同样欲解决贫富差异问题，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通过专政、专制、公有制、计划经济这一套，这套办法与高税收高福利的资本主义，到底区别何在呢？为什么社会主义均贫富的梦想最终纷纷破产？

有一个区别很少有人指出。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起初，人们对均贫富的认识不可能整齐划一，愿意贡献自己的财富来实现均贫富理想的人往往并非多数。面对这种情况，社会主义采取的办法是用枪杆子逼迫、以笔杆子愚弄，把均贫富放到道德与法制制高点，以均贫富的名义赋予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的特权，通过剥夺大多数人，快速让人民“提高觉悟”，变成“大公无私”的“新人”，其长处是见效快，问题是人们的权利差异不但没有拉平，反而扩大，权力差异很快就将导致新的或明或暗的财富差异；而资本主义采取的办法是慢功细活，以公民的权利平等为基础，通过经济危机的教训、爱与同情的教育，通过广泛自由的辩论、讨论，使越来越多选民转变思想，直至形成社会共识，然后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主张国家二次分配的政党才能上台，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和法律才能出台。可以说，像丹麦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均贫富的努力是“渐进的”、“温和的”、“尊重民意的”，他们坚持在民主、法治、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内进行均贫富，如此，他们的政策渐渐得到多数选民自愿自觉的支持，当政策出现问题，也不至于缺乏讨论、监督、调整的可能。

把福利资本主义的办法推向全球，为了在全球均贫富，通过全人类民主选举的办法，建立一个能担当起在全世界进行二次分配职能的世界政府，是否可能呢？

这个世界政府，将在民主、自由、法治的基本框架之内，向富人征税，然后为各国人民提供基本福利；当这样一个世界政府成立时，人类也将真正成为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再也没有人推卸责任，再也不会有人疯狂地争抢或疯狂地消耗了。

福利资本主义的办法好是好，但在像全球气候变化这样的议题上，让人难堪的紧迫问题是：老天给人类的时间够不够用？到什么时候，人类在这样的议题上才能自觉自愿地达成共识、协调行动呢？

我提出一个猜想，未来，也许会有那么一天，当全球环境问题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环境问题终将改变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总有人会去寻求更快更简单粗暴的方法。

为我们的子孙祈祷吧。

▲孜荣牧场的雪山

12月3日-12月10日，我在西藏。

朝拜了神山，结交了康巴汉子与康巴女人。

在那神山脚下，遇到了善良美丽的圣女。她们是我前世的妹妹。

▲扎拉寺

▲娘拉寺

▲神山下的圣女

▲我在林芝机场

中毒症状是每次打开或关闭资源管理器，都会没来由地启动ie,打开各种广告网页。删除那些可能的带毒程序之后，试用Norton杀毒软件、Windows木马清道夫、Advanced systemcare等各种软件及工具，企图消除病毒或制止Ie的自动启动行为，均告无效!

在我下载、安装、删除那两个流氓软件的全过程中，我电脑中这些防毒杀毒软件也从未报警。多次运行扫描，也不能查出病毒所在。

试用Eset online scanner,来了一通在线扫描查杀，报告说查杀了11个病毒，但其实都是些不要紧的东西。打开资源管理器，依然会自动开始广告浏览!说明病毒仍逍遥自在。

实在没办法，只好重新打开用户账户控制。

哇，从此四海安宁、天下太平!

再没有莫名其妙的广告网页骚扰我了。

常有国内的“电脑专家文章”告诉我们，“Vista的用户账户控制简直是个垃圾”，多数人始终把它关闭，就当不知道它的存在。

但实际上，Vista的“用户账户控制”才是世上最强的防毒软件。

（最妙的是，在打开用户账户控制的情况下，一会儿Norton杀毒软件便发现了这个病毒并将之清除——关闭用户账户控制时，却怎么也清除不了，大概它采用了某种方法伪装成正常的系统进程。在确认病毒清除后，可重新关闭用户账户控制，如果你觉得它烦人的话。

用户账户控制造成不便，往往因为某些老的软件与它冲突。）

这是新浪的进步，也体现着中国言论自由的进步吧。

被销尸灭迹的文章无非有关那个“傻×”艾未未。参见： http://nightheart.spaces.live.com/blog/cns!BFAA9035C92A81C5!765.entry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idWriter=11681082&Key=900379917&BlogID=949843&PostID=20428292

从网上的资料看，灵水村是北京第二个全国历史文化名村（另一个是爨底下），有1000多年村史，明清两代先后出过22位举人，因此称为“举人村”。

这是村口“灵水举人村”的牌子。

同行的有十几位俱乐部会员，除了我拿着最基础的Nikon D40相机带标准镜头，其他人都长枪短炮，设备精良的样子。我不掺和任何有关相机或镜头牌子、参数、价格、用法的讨论，也不怎么听带队专业摄影师的讲解，我只管自己四处踅摸，希望用自己的眼睛发现一点什么。

“西和店？”

他们从这个荒废的破落门楼前过去了，我决定钻进去探索一番。

进了门楼，是两段老墙隔成的一段小巷。杂草丛生。

小巷尽头往右拐，便看见了紧闭的院门。冬日，正午的阳光照在院门上。

多少年前，当院子的主人还在，此时该是热腾腾的午饭准备时分。我该咳嗽一声，以作问讯。

院门外正对的墙上这两个字，看上去很有年头了，不知道什么意思。

院门用木头门闩闩着，但挡不住我的好奇，我用手指轻易地将门闩移开，推门进了院子。

眼前四座残破的老房子，围着阳光、残雪、枯草、瓦堆。雪上没有一丝人迹。

穿过荒院中的积雪，进到木门敞开的房间，这应该是主人的卧室了。回望院中，晶莹逼人。

阳光洒在废弃的旧炕上。

请主人原谅我冒昧的拜访吧。

从荒院的另一侧小门出来，发现已置身于另一家农户的院内。正在院中作奔马状撒欢的小男孩惊讶地问：“你怎么来的？”

“不告诉你。嘘……”我神秘一笑，怕他嚷嚷。赶紧溜走。

 偌大的灵水村，留守的村民主要是老人和孩子了。年轻人要么去了北京城打工，要么已在城中定居。

我们在灵水村51号院吃的农家饭。女主人告诉我们，呆在村里种田不挣钱，靠天吃饭，今年收成就很差，“就院子里堆的那点玉米啦”。“那点玉米”风干了，倒像花一般好看。

村西北角，残破的龙王庙戏台遗址，“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前垃圾满地。

废墟间，古柏依然苍翠。有生命的树比没有生命的土石建筑更长久。

据说，离灵水村不远，有一座始建于元代的天主教堂，但我没有时间去寻找。

另一棵古柏，站在村后的山坡上。

史料说，灵水村中曾有72口水井。如今大多废弃了，但我在路边发现了一口依然在使用的水井。

村西北，阳光中另一棵老树，似虬龙飞舞。

从村西北的小山上俯瞰灵水村。据说，整个村子的形状模拟的是一只玄武灵龟，那些屋顶便是龟甲上的图案了。

周围的山峦很漂亮，希望以后有机会去爬。

最好的方式是在村中的农家院借住十天半月，然后每天早出晚归往一个方向探索。

51号农家院一天包吃住的报价是60元，有自家烧的暖气。

最后，不能不提此次活动的技术指导、摄影师肖诗白先生。

他是拍摄两栖类与爬行类的行家。当天在吃饭的农家院我们正好收看了CCTV10一个访谈肖先生的节目，题目就叫《追踪五步蛇》，有关他在梵净山追踪拍摄五步蛇的历险。

从节目及与肖的对话中学到几点：

1.北京也有一种毒蛇，叫短尾蝮，是一种灰色不起眼的蝮蛇；

2.北京有一个蛇类专家叫马式曾，也是北京最好的蛇咬伤治疗专家；

3.五步蛇也是一种蝮蛇，头部像一片枯叶，在准备攻击时尾部会像雨刷一样不断摆动，但不像响尾蛇那样尾部有角质环，声响较小；

4.五步蛇情急之下也会喷射毒液，不要让伤口碰着毒液，否则也可能中毒；

5.被毒蛇咬伤时，迅速清洗伤口，可用嘴吮吸，但不要如传言的那样使劲包扎——因为一旦松开包扎，毒液会更快地随血液流向心脏，更危险；毒蛇咬伤的伤口往往会迅速肿胀，往往也包扎不住；（适当包扎是有益的，不能太紧不能太松，可每隔一段时间松会儿，以防组织坏死）

6.肖曾被竹叶青咬伤手指，后来肿得像胡萝卜，而且身体相应的半边都肿了，从半边脖子到半边腰，三四个小时后才到医院得救；

7.有些毒蛇甚至能将毒牙穿透自己的下颌来咬伤你抓住它脖子的手，因此抓蛇时手不能太靠上，当然也不能太靠下；抓蛇时一般先用叉子叉住它的脖子，然后再上手抓，小心它回头咬你；

8.肖在梵净山碰到过一个当地村民，就是被五步蛇穿透它自己的下颌咬伤的，后来在床上躺了数月，拣回一条命，但被咬伤的那只手后来萎缩得很小，失去功能；

9.在一部国外的纪录片中，我好像曾看到专家提着毒蛇的尾巴让它倒吊着，那蛇似乎软软地垂着。难道这样是安全的吗？肖说不行，它会翻过来咬你。

10.“我现在已经不拍这个了，现在主要做水下摄影。”肖说，“怎么你想抓蛇吗？很危险。”

是的，有机会我想试试。因为我很恐惧，只有抓过了，才能真正克服这种恐惧吧。

荀子曰：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

善哉。

2.

这个社会为什么“不可救药”？因为人心与人心的交流是那么困难，所以人与人的合作共赢那么困难，时时处处都发生着愚蠢的本来不必的冲突。
唯一的希望在于人智慧的提高，每一个人都能逐渐培养和共享基本的交流智慧。交流的智慧需要从交流中学习，学会倾听，学会体会他人的真意。
民主社会比专制社会好，一个重要（但往往被忽视）的好处就是：在民主社会，公开、真实的辩论和交流很多，因此可以通过种种社会训练提高民众的交流智慧。

“我的写作不会厌倦，因为写作于我，并不仅仅为表达自己……”

他顿住话语，似乎有些茫然，转头望着窗外灰色的空气。

“不，表达自我远不是我写作最重要的动力和源泉。有些人看我的写作中用了那么多‘我’，便以为我是个自恋或只关注自我表达的写作者，他们将来会意识到他们错了。”

“我有我独特的写作方式和写作内容，有独特的思维、想象、情感，但这些独特性还不是我不会厌倦的全部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决定性的因素是你通过写作追求什么。”

他使劲儿盯着不幸的来访者，将“什么”拉长了音调：

“我写作不为别的，我全部的写作都是为了探索人生和这个世界。”

“写作既是对探索的记录，写作本身也是我探索行动的一部分，写作又必然成为探索的对象。如果探索无止境，只要世界还存在未知，人生还存在谜团，我的写作使命就没有完结，我的写作就将永远饱满、新鲜。”

“我写，不是为了取悦你，也不为取悦我自己，我为了求知，为了那些可能我自己都难以接受的真理。”

2.

“万事万物都是我的燃料
   我燃起熊熊大火
   把自己投入火中”

他把上面这几行字从书页里一古脑地掰下来，连着扔进了壁炉。顿时屋里似乎增加了些热度，他转过身向来访者微笑。

“抱歉，屋里很冷。这些字显然也是在一个冬天写的，冬天里写的字像雪地里继续保持活跃的生物——它们的皮囊下面总不缺乏浓缩高热的东西，很耐烧。”

“你这壁炉要烧掉多少本书，才能过完一个冬天？”来访者问。

“实际上，一本也没有。”他推开窗户，一股冷风吹得来访者直打寒噤。

指着窗外狂舞的雪花，他大笑：

“你以为这些雪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扔进壁炉的每一个字都不会浪费!这场雪不就是我的那本书么？”

“我可以燃烧万物和自己，也可以冰冻和结晶，我需要做的，不过是向造物主学习。”

“爬到那儿天就要黑了!”山里的牧羊人向我们喊。

其他人不想往上走了，我没有停。

那是晚秋的下午，我们在司马台古长城脚下一个树叶深黄的小山村里刚安顿下来。

我们并不是来登山的，可第一眼看到这古画轴般的山峰及山脊的断壁残垣，我就心动了。

真正向峰顶冲锋时已经4点，高处的长墙看起来伸手可及，没有多远吧。

然而，没有径直的路可走，也没有明显的路可沿，我是此山完全的陌生人，不认得它满身褶皱中的任何一条，只能拉着荆棘、扶着石块，走到走投无路时便立即转折，寻觅新的缝隙——没有思索或犹豫的停顿，如即兴的舞蹈。如飞翔。

半小时后，我已踩在那些明代的乱砖之上。

东边山脊，半圆的冷月像蓝纸上一枚浅浅的印章。

四望都是灰冷苍茫的山峦。

沿着断壁残垣大致向西，一堆带刺的灌木丛拦住去途。

我钻进去，穿过去，眼前是一段险峻陡坡。

U型陡坡的对面，站着一座残破的敌楼，夕阳已近地平线。

这段古长城全部塌坏，变成了好像泥石流现场的陡坡，两边看起来没什么落脚点，不知道下面的那些灌丛能不能挡住我滚落的身体——万一我失足的话。

我在陡坡前蹲着想了几分钟。对面的敌楼肯定没时间爬了，问题是从哪儿下山，要不要转身顺来路回去。

我没有转身，我选择了看起来最陡峭的下山路。

手脚并用往下哧溜时，其实我不知道我的脚下一步会遇到什么，能不能找到可靠的支撑，会不会最终无路可走、不得不退回原路。

而且，我没有时间犹豫，我的耳鼓已听到黄昏鸟群的扇翅。

半小时后，我回到山脚。

登山的路没有那么容易，也没有那么难。

 
★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这种列举来认清我们目前环境的糟糕状况，认清这种糟糕状况怎样通过我们每个人的日常表现呈现出来。我们相信，通过我们自己和身边每个人的所作所为来确认我们社会环境的糟糕状况，比列举和咒骂社会个别恶劣事件来得更为深入。
 
★我们并不幻想人人都能自觉摈弃这些“不应该”的行为。要真正改变社会道德状况和环境，实现道德公约，决定性因素还在于政治的性质。当然，政治的改变又不能缺少人的改变和人的推动——从精神意义而言，每个公民对此都负有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但显然，其中有些人应在现实与历史中承担着并将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如果你不能承担更大的责任，至少请努力保持自己的良知和独立头脑，不混淆是非美丑，不充当反动势力的帮凶。

★重申这些似乎不言自明的“是非”，是试图重新擦亮中国社会的镜子，也是企图燃起对一个更良好社会的公共希望。当很多人陷于困顿无言、逃避无视，当全社会谬种流传、万马齐喑，我们需要这种希望。

★对于中国千千万万沉默的多数而言，与其说这是一份“道德公约”，不如说我们只是想重新要回我们自己的精神尊严。用捷克思想者哈维尔的话来说，我们不过是想在他们的社会之外有一点我们自己的社会生活。

★对这些我们眼中的“公民不应该”行为，无论发出者或接受者，恐怕每一个身处其中者都能找到一堆理由为自己辩护。但如果人人都把所有罪恶推到体制和他人身上，自己却不担负对抗体制之恶的哪怕一点点责任，谁都等待别人创造条件，改变又如何可能呢？所以，让我们“从我做起”，或者“从我不做”起吧。

★“批判别人头头是道，你们自己能做到吗？”很多人会质问。我们也扪心自问。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有一种喜欢骂别人却不自省的流行病，也有一类对社会批评者格外苛求的道德家。我们不是圣人，不是道德家，不是革命家，只是普通中国公民，唯有努力以一个合格公民的要求自律自勉，并与您共勉。

★没有哪一个人天生懂得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也没有哪一个社会一开始就信奉平等公正自由民主。我们相信进步的可能，从我开始，从一个个人的内心开始。如果我们自己相信，那么，就从我们开始，去一点点做好了，不问收获，不计路途有多漫长……

引言

今天，中国很多人内心的迷惘、焦虑和无奈是空前的。明明知道身边的许多事不合理、不公正、不健康、不美好，明明知道有许多事情应该按照更进步的理念、循着更合理的方法取得更好的结果，但现实却偏偏不！似乎总有无数坚硬的、变态的力量在压迫、切割、扭曲着我们的人性和良知。不合理的现实不仅不允许被改变，更时刻禁锢和毒化着我们的身心。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做着言不由衷、身不由己、苟且偷安的事!

我们痛感，改变中国人的这一异化与变态状况实在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关心我们族群前途的人，关心孩子命运的父母，关注自我提升的每一个灵魂，都应该听到自己内心发出的呐喊：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怎么办？我们不想把责任只推到环境和他人身上，不幻想恶劣的制度和潜规则会自己变好。在推动制度变革的同时，我们需要更多自觉自尊的个人。中国公民应当从现在开始，捡拾起自己的良知和判断，从自己开始做出改变!

如果我们内心企盼生活在一个更加健康和公正的社会里，我们就有理由认清，作为一个称职的公民，什么行为是不正当的，因而是不应该去做的。有一些事我们要“从我做起”，有一些事则必须“从我不做起”。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一场“我不做”行动。

当今中国，很多荣辱是非早已完全颠倒，比如“诚实”已等于“无能”，“欺骗欺压”称为“顾全大局”，“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成为“扰乱治安”“颠覆国家”，腐败往往“不得不为”，贪官污吏大谈道德，黎民百姓仍在叩谢天恩，莘莘学子还在表演山呼万岁，安全校舍从不安全，放心食品从不放心……当此之世，公民何为？唯有通过“我不做”行动，方能宣示我们对这一切黑暗和丑恶的不认同、不妥协！

我们相信，越来越多良性细胞的坚持和团结，终能改变整个机体的命运！这个社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为了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能生活在一个健康美好的社会里，让我们从“我不做”做起！

这里列举了上百项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严重腐蚀社会道德的行为。有些是针对一般公民的，因为正是潜藏在我们每个人行为中的不当，累积成了整个社会的堕落；另外一些是针对特殊身份人群的，他们承担着影响社会现实的重要角色，他们的行为更多地决定着我们社会的状况。

中国公民不应该的24种行为

1. 容忍对个人自由的压制，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2. 容忍对个人宗教信仰的压制，包括所有合法的宗教活动；

3. 容忍对自身权利的侵犯与剥夺，包括被非法跟踪、搜查、拘禁、传讯和收容；

4. 容忍对个人财产的侵犯与强占，包括非法没收、强制拆迁、无偿使用、强制征用等；

5. 参与或容忍损害社会公正和公共利益的活动；

6. 参与或容忍败坏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的活动；

7. 单纯追求物质生活的极大增长，仅仅关注一己之私；

8. 丧失对社会公正的认知，无视种种不公正现象，全盘接受一个弱肉强食的生存环境；

9. 对损害社会公德的人和事视而不见，不为改善社会风气出力；

10.放弃理性思考，采取人云亦云的奴才生活态度；

11.接受人格分裂的精神状况，阳奉阴违，口是心非，长期生活在虚伪和谎言之中；

12.接受利益至上、吃亏可耻的价值观，推崇极端的自私自利行为；

13.忽视人格价值，单纯以财富多寡、权势大小为成功依据；

14.无视他人的不幸和苦难，丧失同情和怜悯之心；

15.容忍和参与对政府官员、司法人员、教师、医生、企业领导、客户行贿；

16.容忍和参与严重浪费公共资源的活动；

17.容忍和参与破坏生态环境和耗竭自然资源的活动；

18.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违心话、官话和鬼话，做虚假的表态，不依据良心和常识说真话和人话。

19.参加各类虚假的、候选人被内定或强加的各类所谓选举活动；

20.参与各类选举活动时进行违心的、迎合式的虚假投票；

21.忽视孩子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的培养；

22.容忍整个教育体系对孩子进行愚民式、灌输式教育；

23.主动迎合腐败的教育体制，参与对教师行贿送礼的各种活动；

24.放弃公民的参政权利，容忍各类不合理不公正的规章制度。

政府官员不应该的15种行为

1.忘记自身的人民公仆身份，习惯于发号施令和作威作福；

2.对民众的疾苦麻木不仁，却主动逢迎利益集团和财势分子；

3.对普通民众的呼吁和诉求采取不作为态度，对财富阶层的要求积极响应与配合；

4.依靠权势或以受托办事为由索要和收受财物；

5.依靠权势或以受托办事为由对他人性侵犯；

6.协助他人对政府官员进行贿赂活动；

7.参与买官卖官的各种活动；

8.瞒报各类重大事件、事故及其真实原因；

9.谎报各类虚假政绩或夸大政绩；

10.包庇和姑息给人民生命财产和公共资源带来重大损失的责任官员；

11.包庇和姑息给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带来极大损害的政府官员；

12.压制民众的各种合理合法诉求活动，包括上访、静坐、集会、写标语、写抗议信和大小字报、游行、示威等；

13.依靠手中的权力和公共资源，在娱乐场所享受声色犬马之欢；

14.疏于对家庭的教育责任，致使亲属子女在外为非作歹，行贿受贿；

15.选拔官员时任人唯亲，“择劣汰优”，将有能力、有才学、诚实正直的人摒除在外，助长阿谀逢迎、溜须拍马的败坏之风。

法官和其他司法官员不应该的7种行为

1.放弃秉公执法的原则，使司法公正遭到践踏；

2.向权力、金钱和美色屈服，不按法律和公平原则判案；

3.把个人利益置于司法公正之上，根据利益多寡衡量如何判决；

4.容忍行政权力对司法程序和结果的干预，出卖法官和检察官的良知；

5.无视弱势人群的艰难处境和维权诉求，恃强凌弱；

6.站在权贵和利益集团一边，对民众的合法权利实施压制；

7.心甘情愿使法庭沦为权势的工具，而不是保护公民权利不受侵犯的圣殿。

军人不应该的5种行为

1.对平民开枪；

2.动用国家军事资源参与经商谋私活动；

3.使用国家武装保障权贵和黑恶势力的非法利益；

4.枉法参与走私和买卖军火活动；

5.公然侵占和掠夺公共资源。

警察不应该的7种行为

1.不按法律执法，任意践踏法律的尊严；

2.利用职权压榨和盘剥普通百姓；

3.利用职权侵占人民财产和公共资源；

4.依附权贵和利益集团，主动放弃按法律执法；

5.忽视民众的疾苦，对人民采取敌对态度，积极镇压弱势群体；

6.通过收受贿赂为黑恶势力和权贵阶层提供保护；

7.利用非法手段欺压民众，包括非法关押、刑讯逼供、非法拘禁、恐吓、殴打、奸污、暗害等。

知识分子不应该的18种行为

1.无视大多数民众生活在痛苦、不幸、不公义之下的现实，只顾追求一己之私利；

2.容忍正义得不到伸张的各种事件、灾难、迫害与压榨；

3.出卖良知，与权贵和利益集团同流合污；

4.放弃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对社会和政治进行批评的责任；

5.放弃开启民智、揭露不公、批判权贵、弘扬道德的重任；

6.放弃人道主义的基本立场，不尊重人的生命，漠视人的权利；

7.主动为权贵和利益集团献计献策，给人民生活带来更大的伤害；

8.参与损害社会公正、恶化伦理道德、毁坏生存环境、耗竭自然资源的活动；

9.鼓吹反人权、反民主、反公正、反法治、反自由的各种观点和思想；

10.参与压制和迫害持不同意见、不同观点的人；

11.鼓吹金钱至上、权力万能的价值观，瓦解社会文化道德基础；

12.偷换概念，用物质生活的改善取代基本人权；

13.推崇和散布玩世不恭的生命哲学，涣散社会风气；

14.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与世界各国为敌，制造混乱的意识形态；

15.宣扬肤浅的爱国主义，制造大陆台湾之间的紧张气氛；

16.宣扬和扩大民族矛盾，制造敌对心态，加剧汉族和各少数民族间的矛盾；

17.参与不法商业活动并获取利益；

18.为获得声望和个人利益参与和实施学术造假。

中小学教师不应该的6种行为

1.放弃良知和职业操守，利用职权收受礼品和贿赂；

2.充当学校鹰犬，压制学生身心的正常发展；

3.把学生当作奴隶随意驱使，鼓励学生告密；

4.随便打骂学生；

5.任意侮辱学生的人格，造成学生心理的严重损害；

6.压制学生的独立思考，打击报复不服从老师权威的学生。

大学教师不应该的8种行为

1.不学无术、误人子弟、枉为人师；

2.放弃授业解惑的教师职责，利用职务便利大肆捞取财富；

3.为学生谋取不正当利益及不正当升学机会，并借机收受贿赂；

4.抄袭和剽窃他人学术成果；

5.为获得声望和个人利益而昧着良心制造虚假学术成果；

6.参与商业活动谋取个人私利；

7.用为官之道来代替为师之道，败坏学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8.纵容或默许学生在从事科研活动时抄袭、剽窃或弄虚作假。

演艺人士不应该的8种行为

1.争先恐后地参与欺骗民众、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宣传活动；

2.出演歪曲历史、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影视节目；

3.为了金钱和名声出卖灵魂，主动扮演卫道士和鹰犬；

4.为获得名声或个人利益而出卖色相；

5.为获得名声或个人利益而依附权贵与黑恶势力；

6.参与配合虚假宣传需要而非追求艺术价值的各种文艺活动；

7.追逐虚荣和名望，甘愿堕落，忘记公众人物应有的品德示范职责；

8.向压制屈服，放弃艺术创作的原则，主动进行自我审查。

新闻出版者不应该的7种行为

1.放弃新闻从业者的良知和职业操守，参与制造虚假的新闻报导；

2.参与制造粉饰太平、掩盖真相的电视新闻节目；

3.主动配合新闻审查，枪毙或删改真正有新闻价值的稿件；

4.主动配合内容审查，取消优秀出版选题或删改有真正思想内涵的作品；

5.忽略新闻本职工作，热衷于参加各种可以获得酬劳的商业活动；

6.对社会真实和人民疾苦麻木不仁，热衷报道财富和权贵阶层的活动；

7.在新闻节目中用虚假的个人煽情，诱导民众的同情心和判断力远离真相。

企业家不应该的13种行为

1.利用腐败手段勾结官员，获取非法利益；

2.利用腐败手段勾结国家银行获取贷款；

3.与官员和黑恶势力勾结，强取豪夺人民的房屋和土地；

4.利用政策保护，牟取市场垄断地位，破坏公平竞争机制；

5.通过贿赂官员和建立利益共同体，将公共财产占为己有；

6.依靠国企资金优势操纵股票市场，坑害广大股民；

7.钻营官场，利用权势在市场上进行不公平竞争；

8.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由不守信用，随意承诺，破坏市场信用体系；

9.为达到利益最大化，牺牲产品和服务质量，损害人民的利益和生命安全；

10.忽视企业行为对社会及生态环境的影响；

11.作为雇主在企业里称王称霸，不尊重员工人格，随意辱骂和惩罚员工；

12.利用权力胁迫下属为自己做不正当的事，包括与自己发生性关系；

13.以工作需要为借口，沉溺娱乐场所，嫖娼和包养情妇。

（2009年11月1日中国公民石涛、刘县书、张松、罗亚旗、严勇、门延文等起草于北京，敬请所有中国公民转发和完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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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与希望
——关于《中国公民不应该的100种行为》的几点说明
 刘县书张松

 
★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这种列举来认清我们目前环境的糟糕状况，认清这种糟糕状况怎样通过我们每个人的日常表现呈现出来。我们相信，通过我们自己和身边每个人的所作所为来确认我们社会环境的糟糕状况，比列举和咒骂社会个别恶劣事件来得更为深入。
 
★我们并不幻想人人都能自觉摈弃这些“不应该”的行为。要真正改变社会道德状况和环境，实现道德公约，决定性因素还在于政治的性质。当然，政治的改变又不能缺少人的改变和人的推动——从精神意义而言，每个公民对此都负有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但显然，其中有些人应在现实与历史中承担着并将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如果你不能承担更大的责任，至少请努力保持自己的良知和独立头脑，不混淆是非美丑，不充当反动势力的帮凶。

★重申这些似乎不言自明的“是非”，是试图重新擦亮中国社会的镜子，也是企图燃起对一个更良好社会的公共希望。当很多人陷于困顿无言、逃避无视，当全社会谬种流传、万马齐喑，我们需要这种希望。

★对于中国千千万万沉默的多数而言，与其说这是一份“道德公约”，不如说我们只是想重新要回我们自己的精神尊严。用捷克思想者哈维尔的话来说，我们不过是想在他们的社会之外有一点我们自己的社会生活。

★对这些我们眼中的“公民不应该”行为，无论发出者或接受者，恐怕每一个身处其中者都能找到一堆理由为自己辩护。但如果人人都把所有罪恶推到体制和他人身上，自己却不担负对抗体制之恶的哪怕一点点责任，谁都等待别人创造条件，改变又如何可能呢？所以，让我们“从我做起”，或者“从我不做”起吧。

★“批判别人头头是道，你们自己能做到吗？”很多人会质问。我们也扪心自问。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有一种喜欢骂别人却不自省的流行病，也有一类对社会批评者格外苛求的道德家。我们不是圣人，不是道德家，不是革命家，只是普通中国公民，唯有努力以一个合格公民的要求自律自勉，并与您共勉。

★没有哪一个人天生懂得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也没有哪一个社会一开始就信奉平等公正自由民主。我们相信进步的可能，从我开始，从一个个人的内心开始。如果我们自己相信，那么，就从我们开始，去一点点做好了，不问收获，不计路途有多漫长……

作者：Jim Jubak

译者：d_coke
       如果让经济学家来界定幸福，那我们的幸福还幸福吗？

      在上周末野营的时候，我花了很长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当宾夕法尼亚的夕阳逐渐消失在群山之后的时候，我的朋友Pamela说道“瞧啊，我包里的东西都不是我需要的。”正是这句话让我产生了这个想法，并思考到现在。
    在野营的第一天，远离城市，你站在篝火旁边，通常会冒出这句话。而且，根据我的经验，几天过后，这句话很可能就会变为“怎么不能洗个热水澡？就不能有杯没有虫子，干净点儿的咖啡？”
不过，对于大萧条背景下的这次野营，在寒冷的10月天里，这句话的含义似乎更多了。夜里，可能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想了很多，我们买的东西都是我们需要的吗？是不是有些根本就不需要？我知道，我有这样的东西。
为了消费而消费
让我们看看硬币的另一面：我们所拥有的和所花销的都是有价值的吗?都让我们感到真正的快乐了吗？这些天来，我常常感觉到，我的很多花销实际上只是习惯而已。那些能让真正我高兴东西，用五个手指头就可以掰算出来。剩下的，   有一部分帮我完成了一些重要的工作，其他的，基本上可以称之为垃圾了。
从纯粹的经济角度而言，由于我对自己消费习惯的不满，将会导致自己减少消费。于是，自己的不快可能使经济发展减缓，甚至引起GDP下降。
GDP对于我们的价值
众所周之，GDP并不会反映出在经济增长中我们的感受如何。
飓风，痛苦的作俑者，却可以大大促进GDP的增长，因为幸存者们需要重建家园。对可预防疾病的治疗促进了GDP增长，但通过简单的改变生活方式去真正的预防疾病却无益于GDP。
当拿起最近的GDP季度报告的时候，如果看到“这个季度的GDP上升了2%”，我们的感觉就会好很多。我们的这种“不错的感觉”和这些经济发展报告联系到了一起。
还有，这个更大一些，从国家社会角度而言，我们把GDP增长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把GDP增长作为了唯一的目标。
有一个假设，尤其是在经典经济理论中，认为GDP的增长实际上就是人们生活质量的增长。其实，主流的经济理论并没有完全忽视幸福，不过，它们认为“幸福”就是“效用”。那什么是“效用”？这有一个非常标准的经济学定义：一种商品所具备的，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能力。
效用是主观的
这个定义对于现代社会并不十分合适，因为我们作为消费者，有很多需求都是广告和促销制造出来的，这些营销手段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对已经获得的商品和服务不满，从而制造更多的需求。
在以前，回到18世纪，19世纪，效用概念的初衷是避免主观判断。给一个饥饿的人更多的食物，明显会获得更大的效用。同样，给伦敦贫民窟的人一栋设施齐备的房子，也是一个效用增加的例子。
当然，获得这些商品和服务他们一定会很高兴。
那个时候，很容易理解，当时的经济发展目标就是使大部分人获得最大的效用。
而今天，贫富差距的鸿沟把人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获得了他们真正需要的和希望满足的，而还有一部分却在为生存挣扎，效用这个概念变得愈加主观。
衡量幸福，以国家为单位
在现代社会，究竟什么可以称为快乐？
1972年，不丹国王Jigme Singye Wangchuck认为，他的这个喜马拉雅迷你国家需要某种比GDP更为重要的东西。他的目标是在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传承弘扬传统价值观，让他的国家有别与其他国家。
他的最终目的是希望提高不丹人民的幸福感。为了衡量实现这个目标的进程，他引入了一个指标，称之为国民幸福总值[GNH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一眼你就可以看出，GNH指标里充斥着主观判断，甚至都可以把不丹王国里的每个峡谷填满。这个国王决定了什么可以使他的人民幸福，这个国王决定了哪些价值观需要保留，因为他认为人民喜欢。例如，在所有的政府机关里，都要求着装不丹传统长袍；至少60%的国土保持森林覆盖；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等。
日渐关注的幸福总值
不丹国王有着良好的声誉，他还认为更多的民主也会增加人民的幸福感。所以，在2006年，他退位于他的儿子，并由其主持建立新的君主立宪体制。
对于国王的这些努力，最坏的情况就是这个指标体系和GDP系统并没有区别，即在这个体系中所有经济活动也都是有益的，无关乎人的感受。
这些年来，不丹政府对于GNH体系的投入不断增加。GNH已经从一个模糊的“感觉好”的标准发展成为一系列，由多个可量化衡量工具组成的指标体系。
不丹政府研究中心提出的GNH指数是基于对1000余个家庭的调查。这个调查包括了将近300个问题，如：你的压力有多大？你有过自杀的念头吗？（研究中心的调查表以及部分答卷）
对于我们这些以GDP为目标，追求客观增长的人来说，不丹研究中心充满宗教色彩和严重主观的调查问卷看起来可能很天真。不过，西方学术机构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却证明了不丹的方法是可行的。例如，研究表明，持续日记，通过记录自己的生活经历完全可以获得一个有效的标准去衡量幸福。而这些“主观”数据做为全国的整体精神状态和国民身体健康状况结合，就可以得到一个同实际的幸福状态相当接近的数据。经过学术论证提出的这个幸福标准是完全客观可信的，并且可以以此在国家之间进行幸福比较。
国家的微笑也是需要理由的
2006年，英国莱斯特大学的Adrian White公布了世界上第一个幸福指数国家排名。尽管这是这个指数的第一次排名，不过看起来还是蛮准的。
在178个国家的排名中，前10名主要是北欧国家，丹麦，第一名；冰岛，第四名（注意，这是破产前）；芬兰，第六；瑞典，第七。（不知道为什么，挪威排到了第十七）
美利坚很牛的排到了第23，在加拿大的后面，它第10，不过在英国的前面，它第41；法国第62；日本第90。排名的最后几名倒是没有意外：刚果民主共和国，第176；津巴布韦，第177；以及布隆迪，第178。
不丹排到了第8名。它是前20名的国家里面唯一一个GDP非常低的国家，那里发生着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确定问题的一个方法
不丹并不是在默默的单独行动。它举行了多个关于GNH的国际会议，利用现在的经济形势和财政危机，向西方发达国家的政要们提出了这个想法，GNH，并把它作为发展GDP的另一个选项。法国总统萨科奇在最近就提出了一个幸福指数草案；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其任内也建立了一个非官方的幸福研究机构。
大家的姿态很好，不过，不丹还提醒我们，当我们把提高幸福作为GDP的一个平衡项的时候，幸福指数的关键应该是确定问题所在，然后政府为解决问题作出努力。.
不丹的近期调查问卷显示有自杀倾向的人在增加（约5%），尽管这个数字基本不能变成现实，而且还有些误导在里面，但从数据角度而言，确实显示出自杀倾向在上升。这就促使这个国家的第一位民选首相，Jigme Thinley，自省，并找出不丹人民的生活在哪些方面应该更好但却没有。
     一个国家的政府为她的人民的幸福程度不断努力，并且用幸福指数确定国家的发展大计。这种努力本身就在证明着国内幸福总值的力量。
我很希望华盛顿注意到了不丹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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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丹麦回到中国已两个多月了，今天还收到桑讷堡图书馆发来的一个邮件，通知我原来预约的一本书可以去借了。

把这通知贴这儿，当个纪念，趁机也复习一下丹麦语吧。

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

想闻欢唤声，虚应空中诺。

……

在网络中，在古代汉语的历史文本中，能找到许多《子夜歌》，出自不同时代、不同作者。据说最早的《子夜歌》出自晋代吴地一位名叫“子夜”的女子之手（《唐书乐志》），是她奠定了后来《子夜歌》千年的缠绵悱恻的基调。

夜读《子夜歌》，仿佛从那夜空和大地中听到无数怀春伤情女子的声声叹息。

千年以来，总是重情深爱的女子为薄情郎所苦吗？

那么多深挚的诗文，最后几乎都是同样的悲哀：“侬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欢行白日心，朝东暮还西……”

这让我羞愧，为全体男性感到一种羞愧。

却又不知道该怎样补偿。

依我的愿望，我想去补偿她们，千年以来的诗文中，所有那些为情所苦、在月下婉转低徊空旷寂寞的身心啊。

有什么办法呢？

我可以化身完美情郎，与她月下相拥，给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缠绵；我可以不离不弃，善始善终，努力给她一个圆满的结局……

但有一件事我做不到。

千年以来伤心女子络绎不绝星罗棋布，她们寂寞热烈的心思如山中葳蕤的草木，我却只有一个局限于时空的身体，我只有一颗心，虽然我以为我的身心能够给她们每一个人饱满的爱，但这想法本身已是“犯罪”，已经犯了不忠不专的大罪，足以让“她”哀怨控诉：“欢行白日心，朝东暮还西”……

何况我根本无法真的变出千万个“我”，每一个“我”都可以给每一个伤心失意人一份终生完美的爱。

没有办法。

看来一万年之后，“我”也没有解决这个难题。因为，如果一万年后的“我”找到了方法能够突破时空的牢笼，那么,那时的“我”一定会回到“过去”（包括“今天”）数千年里的每一个月夜，给每一个伤心人以安慰，不让任何一份美好的爱情演变成伤痛。

如果能够，“我”一定会这么做。一定会。

黄昏是对世界温暖、忧伤的一个证明

多么简洁，优美

只需把一些零乱的光线撒在叶片的大提琴上

就完成了

你往往错过清晨的霜或深夜的星光

但请不要再错过黄昏的伞状花序

2.

夜晚是一座巨大的森林

每时每刻从天空向地面生长

星光是花，灯光是一种小果实

夜晚受到人们很多误解

他们说夜是黑的，什么也看不见

其实什么都看得见

他们说太阳出来驱走黑夜

其实那座恢弘的密林一直都在天上

只不过没有人抬头寻找

世界的主要成分是夜晚

人类的主要任务是拥抱

而太阳，

不过是这永恒森林中过眼云烟的花朵

3.

错过黎明的人

错过的不仅仅是霜的白描、露水的珍宝

把我们隔开的是身体吗

没有身体，心灵与心灵该相互依偎

如晨雾与晨雾，草丛与草丛

（草丛的心一直在身体外面）

黎明正属于这样一种时分：

我们身体的盒子半开半合，

有些部分还在沉睡，

有些部分已溜出去偷欢

清晨

一颗露水会拥抱路上遇到的另一颗露水

一个跑步的人会拥抱擦肩而过的另一个陌生人

4.

黄昏的一切
夜晚的一切

清晨的一切
我都不带走
留下来给你

那创造者已应允

请尽情占有、传播和歌颂

这美好的一切

从不因占有和传播而褪色

也不因歌颂而骄横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这个世界还抱有信心

                                                （诗与图：刘县书）

当一枚新鲜的果子在清晨的枝头宛转啼鸣
梦还在赶路，睡眠却已到尽头
冷风依稀，磨尖的鸟喙

啄着我们晦暗的身体

直至它发亮，直至它死亡

第二部分之五：护党救国运动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中共发起广州暴动之后，汪精卫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
前往法国。汪精卫一走，国民党中失去了政治上能够制约蒋介石的重量级人物，蒋介石又
开始独揽大权。１９２８年２月，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统一
了国民党各派，使持续了半年之久的国民党党内斗争暂时告一段落。蒋介石统一全党后，
于１９２８年４月重新开始北伐，这次北伐军进军非常顺利，除了在济南和日军发生小规
模冲突以外，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挡，仅仅两个月后的６月８日就攻占了北京，宣告北伐
成功。

蒋介石这次北伐之所以非常顺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得到了英美等西方诸国
的支持。在前一次北伐时，苏联支持国民党，而西方诸国支持北洋军阀。蒋介石于１９２
７年４月暴力反共以后，西方诸国开始放弃对其他腐败军阀的支持，转而支持蒋介石。蒋
介石统一中国之后，美国带头承认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其他西方诸国不久也承认了南京政
府，使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成为被国际上公认的合法政府。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战败后从北
京逃往奉天的途中，被日本关东军阴谋炸死。张作霖死后不久，继承父位的张学良宣布“
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新疆的杨增先不久也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使中国在军阀混
战了十几年后，首次出现全国统一的局面。

按照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的设想，在武力统一中国以后，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治的国
家。作为孙中山政治思想中核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把建立
民主政治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目标之一。但孙中山并没有准备在革命成功后立即在中国实
现民主政治，而是要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逐步实现民主化。“军政”阶段
是指在军事革命时期，由革命军的军政府实行独裁的“军法之治”，这时既没有宪法也没
有议会。在军政府的军事统治下，用暴力推翻反革命政权，建立以三民主义为纲领的国民
政府。在国民党夺取政权，统一中国后，进入“训政”阶段。“训政”阶段是指在地方上
进行局部的民主化试验，对人民大众进行民主政治的指导和训练，但这时全国仍由中央政
府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等待人民大众的政治觉悟成熟以后，最后进入“宪政”阶段
。在“宪政”阶段由成熟的国民进行选举，制订宪法，然后解散独裁的中央政府，建立民
选政权，最终实现真正民主化的“宪法之治”。

根据孙中山的“三段论”民主化设想，蒋介石在统一中国后，于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５日代
表国民政府宣布“军政阶段”正式结束，１０月３日发表了进入“训政阶段”的宣言，宣
布组建一个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成的国民政府，这就是孙中山设想的
“五权分立”政治体系。但这种五权分立政体居然在政府中设立立法院和司法院，使立法
权和司法权均处于被国家政府所领导的地位，这与西方民主国家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独
立于国家政府之外的“三权分立”体系是背道而驰的。所谓“五权分立”，只是把五种权
力集中于国民党之下的独裁体制，所有五院的院长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命，皆由国民党
员担任。

当然这种由中央政府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是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当时国民
党中并没有人对“五权分立”的国民政府提出异议。蒋介石自己出任国家元首的国民政府
主席，由胡汉民等人出任立法院长等高级职务。可是在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问题上，蒋介石的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内极大的反对。

１９２８年２月２１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名义宣布“三大”代表的产生方法
：在全部大会代表名额中，由中央指定一半，省市选举一半，而尚未成立党部的省市也由
中央圈定代表。按照这个方法，全部４０９名大会代表中，２１１人为指定代表，１２２
人为圈定代表，真正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只有７６人。这样一来，“三大”的代表几乎全
是蒋介石的御用代表，“三大”也就成为蒋介石个人包办的大会。

这简直是制造蒋家天下！大量的国民党人开始愤怒了，他们纷纷指责蒋介石借大会之名窃
党造派，把持中央，以发展其个人之地位。而反对蒋介石军政独裁最坚决的，是以陈公博
为首的“改组同志会”。１９２７年底汪精卫辞职前往法国后，陈公博和顾孟余、王乐平
等人组织起“改组同志会”，即所谓改组派。改组派主张恢复国民党１９２４年的改组精
神，重新改组中国国民党。陈公博办《革命评论》，顾盂余办《前进》等刊物，与南京的
蒋介石政权进行“笔战”。陈公博在《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一文中指出：“今
日国民党已被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劣绅、土豪所侵蚀盘踞盗劫把持，孙总理的三民
主义已被他们所篡改，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已被他们抛弃，南京的中央已成为
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

陈公博生于广州，其父是原广西提督陈志源。陈志源早年参加了同盟会，起义失败后入狱
。此后陈公博开始以打工为生，后来又去当兵，做过班长、司务长。１９１４年陈公博考
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１９１７年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老师陈独秀的教导下，接受
了共产主义思想。北大毕业后，陈公博回广东法政学校任教。１９２０年陈独秀到广东任
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和陈公博等人一起组织起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社会主义青年
团。１９２１年，经陈独秀提议，陈公博作为广东代表，去上海参加中共的“一大”。陈
公博在中共建党初期担任中共广东区委组织委员，但１９２３年陈公博去美国留学后，宣
布脱离中共，被中共开除党籍。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一年后获硕士学
位。１９２５年陈公博回到广州，在广东大学当教授。陈公博最初得到廖仲恺的赏识，后
来又被汪精卫看中，１９２５年国民政府成立时，陈公博担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在
廖仲恺遇刺后，接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陈公博一直是国民党左派的支持者，在各次党
内斗争中，均站在汪精卫的一边。

汪精卫的政治信条是基于民主思想的“均权”与“共治”，这与蒋介石的政治信条“专权
”与“独裁”是根本对立的。虽然汪精卫公开发表谈话时说：他只是同情改组同志会，并
不是改组会成员。但汪精卫对改组派有极大的影响，是改组派的“精神领袖”。改组派以
国民党内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他们要求在国民党内实行民主，在国民党内引起了
很大反响，一时间其组织发展很快，在全国各地和香港，以及日本、法国、新加坡、越南
等地都建立了分会，全盛时期成员曾多达万余人。改组派在蒋派的南京国民党区内也有相
当的力量，凡南京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几乎都有改组派的组织。

在“三大”开幕前夕的３月１１日，陈公博、顾盂余、何香凝、王乐平等第二届中央执监
委员十三人，联名发表《关于最近党务之宣言》。《宣言》指出：“北伐胜利以后，党中
腐化分子及投机分子却违反民众要求，至人民之权利，则一无所获。而万民所望之党的‘
三大’，其代表选举法及代表产生法，将近百分之八十之代表，为中央所圈定与指派，将
本党民主制度之精神，蹂躏殆尽。本党曾反对段棋瑞之善后会议，以其为少数军阀政客所
操纵。今本党最高权力机关代表之产生，亦与类似。按照此种办法，则所谓代表者，己完
全丧失其意义。同人等对此违法之代表产生法，虽屡次提出异议，而主持中央者，竟充耳
勿闻。为此，对此种之会誓不承认。”

改组派的这篇檄文，在国民党中掀起了大澜，不少反对或不满蒋介石的大会代表也提出辞
呈表示抗议。３月１４日，中央大学学生、国民党员吴健带动一批党员到南京市党部请愿
，要求召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讨论出席“三大”代表的问题，人们高呼：“反对蒋委员
长阴谋篡党夺权！”，“坚决反对蒋委员长包办操纵大会代表！”。南京市党部被迫同意
在夫子庙大礼堂召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大会由吴健主持，全市十个区党部的代表都参加
了会议，在会议通过《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案》后，忽然一群暴徒冲向主席台
殴打吴健和其他主持人，紧接著大批军警赶来冲进会场，大打出手，打伤多人，并当场逮
捕代表七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三一四”事件。

“三一四”事件后，改组派的南京分会被暴徒捣毁，改组派在南京已无法立足，于是他们
转移到上海，以法租界为基地，建立起“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
”，继续进行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斗争。

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的除了改组派等文人团体外，还有很多军人将领。北伐胜利时，国民
革命军共有８４个军，２２０多万人，这还不包括张学良的数十万东北军。如此庞大的军
队，给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对中国近代化构成严重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年度财政
收入约４亿５千万元，除去１亿元用于偿还各种外债以外，实际可以动用的财政约３亿５
千万元，其中３亿元为军事费用，占政府支出的８０以上。所以蒋介石在北伐胜利后提出
裁军，本来是有充足理由的。

但蒋介石的裁军计划，却引起了很多国民军将领的强烈抵制，因为蒋介石要搞的裁军只裁
旁系部队，却不裁他的直系部队。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有四个集团军，除了第一集团军是蒋
介石的嫡系部队以外，第二集团军是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三集团军是阎锡山的晋军，第四
集团军是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部队。此外张学良的东北军，张发奎的粤军，唐生智
的川军，以及一些地方上的杂牌军，都是非嫡系的旁系部队。这些旁系部队并非绝对服从
于蒋介石，对于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显然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于是蒋介石想通过裁军来除掉
不听从他命令的旁系军队。

蒋介石这个带有私心的裁军方案，当然引起各路旁系部队将领的强烈反对，蒋介石首先拿
对他威胁最大的李宗仁桂系部队开刀，结果李宗仁害怕蒋介石暗算，于１９２９年２月私
自潜出南京，脱离南京政府重返广西。在蒋介石召开“三大”之前，白崇禧又宣布辞职抵
制蒋介石包办“三大”，拉开了桂系和蒋介石直接对抗的序幕。

在一片反对和抗议声中，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５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蒋介石包办的大会上，通过了很多处分反对蒋介石之人的决议案。
蒋介石在主席团报告中说：“今日讨伐叛徒，以国家论，是为讨伐叛将；以党论，即为讨
伐反革命分子。此等叛党分子，应由大会开除其党籍。”结果大会通过李宗仁、白崇禧等
人的“叛党乱国罪”，永远开除党籍，改组派领袖陈公博永远开除党籍，顾孟余开除党籍
三年。对汪精卫则予以书面警告的处分，处分汪精卫的理由是“迹近纵袒弄兵，酿成广州
共变”。

在“三大”结束后，蒋介石于１９２９年４月开始讨伐桂军，分兵三路进攻广西，与桂军
经过几次激战，结果桂系军大败，６月桂军将领李宗仁、白崇禧逃往香港，第一次蒋桂战
争结束。虽然蒋介石在蒋桂战争中取得了军事胜利，但在政治上却进一步陷入众矢之的。
１９２９年５月，以改组派为核心、联合其他国民党的反蒋派别，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国
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唐生智、张发奎、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代表参加，阎锡山、冯玉
祥也与之建立联系。

“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发表宣言，呼吁恢复党权，“铲除叛徒蒋中正的一切势力
”，“打倒盗窃党权政权的蒋介石”。宣言中还特别声明不承认蒋介石包办的“三大”，
声称南京政府的一切命令与外交等皆无效力。“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尊远在法国
的汪精卫为领袖，号召“迎吾党领袖汪主席归国护党”，组织护党政府和护党革命军，直
捣南京政府，肃清反动势力。

１９２９年９月１７日，张发奎在湖北打出“护党救国军”的大旗，发表《拥汪讨蒋宣言
》，电请汪精卫回国：“主席回国方可对国内军事发挥号召力，对官兵之影响尤为重大。
即使返国不能深入军中，亦可居香港以指导军事，策励士气。”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决
定回国抗蒋。临行前他与陈公博等人联名发表一篇《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最
近对时局宣言》，历数蒋介石的十大罪状：“习于专制，私利是图，首内启本党之纠纷，
复外援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以自固；啸聚群小，把持政权，摧残民众，排除异己……”
。汪精卫在这篇《宣言》提出五项主张：改组国民政府，筹备召开真正的“三大”，否认
蒋介石包办的“三大”以及会上通过的一切决议案，否认蒋介石出卖国家经济权利的一切
秘密文件。汪精卫说反蒋运动是“一常厚主势力与封建势力的大决战，广大党员应奉献自
身于民主势力，将血作水，以溉民主势力之根，将身作肥料，以沃民主势力之果。”

当时中国除了政界、军界掀起强大的反蒋运动外，在学术界也引发了民主与独裁之争。胡
适在１９２９年蒋介石发表训政的“约法之治”后，发表了著名的“人权与约法”的文章
，指出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国民众的代言人，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违反了人民的基本
人权。胡适主张首先建立保障人权的宪法，开放“党禁”，实施多党政治，建立一个“以
法治国”的人民参政国家，而不是“以党治国”的一党独裁体制。

胡适这样的批评并不局限于蒋介石，还牵扯到了孙中山，在学术界与钱端升等专制拥护派
学者进行了激烈的笔战。但胡适提倡的人权思想并没有在国民党政界引起共鸣，国民党内
的民主派汪精卫等人虽然主张实行党内民主，但并不主张立即放弃国民党一党专政而搞西
方式的多政党体制。胡适的民主思想实在走得太远了。

１９２９年１０上旬，汪精卫来到香港，使改组派和“护党救国军”的精神大振。然而汪
精卫曾经在１９２７年带头反对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特委会”，所以双方有很
大的隔阂，但这次为了反蒋的共同目的，双方重新言归于好。汪精卫回国后，以“中国国
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各路“护党救国军”发出委任状
和番号。其中第一、二路的番号留给阎锡山和冯玉祥，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锋
、何键、李宗仁，分别委以第三、四、五、六、七、八路军总司令。他一人统领六路反蒋
大军，一时声势极盛。

但这只七拼八凑的队伍内部矛盾错综复杂，指挥不灵，步调不一。不到半年，汪精卫的六
路反蒋大军很快被蒋介石各个击破或收买瓦解。虽然汪精卫的南方反蒋军队失败，但北方
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反蒋军队，并非汪精卫的六路反蒋军那样的乌合之众，而具有相当的战
斗力。１９３０年初，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和李宗仁组成反蒋联军，１９３０年４月１日，
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在潼关、桂林
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三个司令部下辖七十余万军队，组成八个方面
军向南京围攻，浩大的“中原大战”爆发了。

“中原大战”爆发后，阎锡山电请汪精卫北上主持党务。在阎、冯等人的发起下，改组派
和西山会议派等反蒋各派，在北京联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汪精卫
被奉为“扩大会议”的领袖。本来左倾的改组派和右倾的西山会议派是势不两立的对头，
然而双方在遭到蒋介石的排斥打击后，深感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对抗蒋介石的军人独裁。
于是双方暂时摒弃前嫌，握手言和。

１９３０年８月７日，“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汪精
卫、陈公博等人的改组派、谢持、邹鲁等人的西山会议派，以及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军
事实力派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汪精卫主持，颁布了《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宣布成立国民
政府，阎锡山当选政府主席。在领导分工上，汪精卫主党，阎锡山主政，阎锡山和冯玉祥
共同主军。

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军队和阎冯联军都损失惨重，双方共有３０余万人伤亡，为中华民
国建国以来的首次恶战。此时决定战局的胜败就在于张学良的东北军，东北军加入哪个阵
营，就会使哪个阵营取得胜利的主动权。所以蒋介石和阎冯等人都在拉拢张学良，阎锡山
给他送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蒋介石也送来了同样的委任状，还同时将
数百万元巨款汇至沈阳，但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初期一时间持袖手旁观的中立态度。

１９３０年９月，战局向有利于蒋介石军队的方向发展。９月１７日，张学良发出了拥护
南京中央政府的声明，派东北军入关，在十余天时间内先后接收了天津、北平和河北等地
，使阎、冯联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纷纷败退。１１月４日，阎锡山、冯玉祥见大势已
去，联名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长达七个月的中原大战遂告结束。

阎、冯联军败阵后，１９３１年元旦汪精卫在天津发表下野声明，并准备宣布解散改组派
，反蒋运动一时进入低潮。此时蒋介石不仅任国民政府主席，又开始兼任行政院长，独揽
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但不久蒋介石因为软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又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反蒋
大潮。

胡汉民本是与汪精卫一起最早参加同盟会的元老，但胡在１９２５年的廖仲恺被刺案中，
因涉嫌而被迫出国。胡汉民回国后寓居上海“闭门读书”，不直接参与国民党的政事。１
９２７年４月蒋介石请胡汉民去南京，共商反共之事，胡汉民欣然同意，第一次与蒋介石
合作。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８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胡
汉民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主持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关键时刻帮了蒋介石的大忙，替他
支撑起了“另立中央”的门面，与当时武汉的汪精卫正统国民党中央相对抗。１９２７年
８月蒋介石下野后，胡汉民由于不愿和汪精卫合作，随之也辞职出国考察。

１９２８年９月胡汉民回国后，再次与蒋介石合作。１９２８年１０月，胡汉民帮助蒋介
石组成了五院制的国民政府，尊蒋介石为主席，自己当立法院长。此后胡汉民在新国民政
府的建设上出力颇多，对蒋介石打败阎冯的“护党救国军”也帮了大忙，在这段时间胡汉
民和蒋介石的合作比较密切。然而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后，越来越不尊重胡汉民这
位“老前辈”，蒋胡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胡汉民常对人说：“我在中央不过是一个开会
机器罢了。”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胜利后，又设想招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的“约法”，选举总统，
用法律程序确立自己作为国民党领袖的地位和独裁权力。此时胡汉民也开始反对蒋介石的
独裁，坚决反对蒋介石搞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总统制，也不同意制定“约法”，从而发
生蒋胡的“约法之争”。１９３１年２月２８日，蒋介石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汉民骗到
总司令部，逼胡辞去立法院长职务。次日胡汉民提出辞呈，将党部、政府职务全部辞去，
被宪兵押送南京郊外汤山温泉别墅软禁。

胡汉民被扣压一事，在国民党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１９３１年３月１４日，汪精卫在香
港发表了《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斥责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
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１９３１年
４月３０日，国民党中央四位监察委员古应芬、林森等人，发表了《弹劾蒋中正提案》的
通电，指责蒋介石排除异己，制造独裁，要求对蒋进行撤职查办。５月３日，两广将领陈
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数十人联名发表通电，拥护“四监委”弹劾案，要求释放胡汉民
，蒋介石下野。

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７日，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等人，效法孙中山当年在广州召
开非常国会，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
国”的旗号，提出凡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赞成反蒋者（共产党员除外），
均自然成为非常会议的委员。陈济棠、李宗仁等人邀在香港的汪精卫出任领袖，在汪精卫
的主持下，于５月２８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

本来胡汉民和汪精卫在孙中山逝世后就长期不和，宁沪汉合流期间，汪精卫到上海胡汉民
府上登门求见，胡汉民竟拒之门外。然而这次在反蒋的共同目标下，两人又重新合作。汪
精卫对人说：“过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之所以能专横跋扈，就
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
在一起去跳。”

这次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是一个反蒋势力的大联合，除了以前参加反蒋的改组派和西
山会议派外，又新添了胡汉民派，后来南京的林森和孙科也前来参加反蒋队伍。但派别越
多，派系之间的矛盾也越大，使汪精卫经常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１９３１年９月初，广
州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正在此时，９月１８日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
“九一八”事变，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对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１年这一段国民党人反对蒋介石独裁斗争的历史，国共两党的历史
书都有所曲解。由于台湾国府是蒋介石政府的班底，台湾的历史书把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
１年的反蒋斗争，曲绘为蒋介石消灭“新军阀”的派系斗争；大陆共产党的历史书，也把
这一段反蒋斗争描绘为国民党内部“狗咬狗”的权力斗争，这些都人为地歪曲了当时国民
党人反对蒋介石军人独裁的斗争。尽管这场反蒋斗争中可能包含有一些权力斗争的因素，
但后来国民党内几乎所有非蒋介石嫡系的政治派别和军队，都站到了反蒋的一边，说明蒋
介石的独裁在国民党内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这场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政治运动和军事行动，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应该属于正义和进步的。

如果没有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蒋介石的军事政权在广大国民党人的反对下，也未必能维
持很久。如果历史真是这样的话，蒋介石不但当不成民族英雄，反而要成为袁世凯那样搞
复辟倒退的民族败类。所以不但共产党感谢日本侵略的“帮忙”，蒋介石也感谢日本侵略
的“帮忙”，帮他从专横的独裁者走上了民族英雄的宝座。

（未完）

【作者：林思云/ 太长了，不转贴了，网址：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wangjingwei_linsiyun.htm】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自责辞去国民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出国。蒋介石接任国民党主席
和中央军委主席，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蒋介石上台后，虽然一改孙中山和汪精卫时代
的亲俄政策，但并没有和苏联人摊牌。苏联当时受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孤立，在海外只
有中国国民党一个朋友，所以也不愿轻易和国民党把关系搞糟，苏联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
，撤回态度傲慢的顾问季山嘉，重新派态度比较谦虚的鲍罗廷出任国民政府顾问，使苏联
和国民党的关系一时得到了缓和。

蒋介石上台后，１９２６年７月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始北伐。据近年的一些研究资料显示，
苏联对国民党政府提供了高达数百万美元（当时价格）的军事援助。当时中国是个穷国，
各个军阀并没有多少钱购买军火，而资本主义国家“死的商人”军火商，决不会象苏联那
样提供无偿的军事装备，所以苏联的援助使各个军阀部队在军事装备上，大大劣于北伐军
。比如大军阀之一张宗昌的部队，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枪，连军服也长年不更新，士兵们
一个个蓬头垢面，还有很多人连鞋都没有。部队里发的一点军饷全被各级军官装入自己的
腰包，张宗昌自己也生活非常靡烂，有妻妾４２人，其中２１人是白人。这样的军队没有
战斗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苏联的援助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允许共产党人在北伐所到之处发动工农，并在军队
中进行帝国主义问题、农民问题的激烈宣传。当时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来就很痛恨
，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又使中国人的仇外情绪火上浇油，使北伐军和外国人造成了严重摩
擦。１９２７年１月３日，北伐军不顾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外国租借的国际条约，强行进入
英国在汉口的租界，和英国的海军陆战队发生了交火，双方各有死伤。１月６日，北伐军
再次强行进入在九江的英国租借。如果是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大英帝国肯定再次纠集八国
联军惩罚中国，但一次大战后英国的国力大大衰退，只好默认中国军队武力收回汉口和九
江租借。

可是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７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后，激愤的士兵的狂乱行动，引起了造成很大
国际麻烦的“南京事件”。北伐军进入南京后对外国领事馆、教堂、商社等进行了武装袭
击，打死英美法意等国６人，打伤数十人。特别是英国领事被北伐军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
龙刀斩首示众，英国领事夫人被２７名北伐军士兵轮奸至重伤，此外还有上百名外国妇女
被北伐军士兵强奸。北伐军的“暴行”使列强们十分震惊：义和团又来了！英美在长江上
的数艘军舰开始向南京城内炮击报复，打死南京市民２０００余人。不过日本军舰被政府
下令不得开炮，日本舰队司令驶回上海后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说：他奉命不准开炮，以
至海军保护侨民不周，无面目以见国人。（据日本报道，日本在“南京事件”中重伤５人
，被强奸者３５人）。

蒋介石对这种情况非常担心：这样下去北伐势必引起各国列强的干涉，就要破灭国民党消
灭军阀统一中国的大业。蒋介石认为这一切都是共产党的帝国主义理论煽动所造成的，不
和共产党分家，北伐就不能成功。蒋介石下了“分共”的决心。尽管蒋介石的“分共”主
张得到大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支持，但当时蒋介石身兼各种要职，培植私人势力，搞军
事独裁的倾向也十分明显，所以反对蒋介石独裁，请汪精卫回国重新担任国民党领导人的
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也感到众怒难犯，只好请汪精卫回国主持大
局，蒋介石给汪精卫拍电报说：“如果先生再不回国的话，我就要出国了”。

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于１９２７年２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在汪精卫途
径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斯大林希望汪精卫回国后重用陈公
博等左派人士，嘱咐汪精卫说服蒋介石不要赶鲍罗廷回国。原来苏联将最高顾问季山嘉换
为态度比较谦虚的鲍罗廷后，仍和蒋介石龌龊很多。一次鲍罗廷对蒋介石说：“你想让众
人不说话是不可以的。我告诉你一个故事罢。古时西方有一个国王，极讨厌大臣们说话。
有一天，他对大臣们说：‘你们说话太多了，我不喜欢。’大臣们说：‘只有狗是不会说
话的，陛下要我们不说话，只有去找狗。”蒋介石认为鲍罗廷有意羞辱他，又要赶鲍罗廷
回苏联。汪精卫向斯大林表示回国后要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并做好蒋介石等右派
的工作。

北伐军攻克汉口后，原来在广州的国民政府迁往汉口，而蒋介石的北伐军总司令部却设在
南昌。在汉口的国民政府要求蒋介石把北伐军总司令部迁往汉口，而在南昌的蒋介石却要
求把国民政府迁往南昌，两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蒋介石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拒绝把司
令部迁往南昌的作法，显然出于私心。在蒋介石看来，驻扎汉口的部队都不是他的嫡系部
队，他到南昌必然处于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蒋介石和武汉国民政府的迁都之争，使人们
更加感到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危险。

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０日，就在汪精卫回国的途中，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
。这次会议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反蒋会议，与会者们一致认为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一意培植私人势力，现在又挟军力与党和政府对抗，制造军事独裁。如果不及早加以抑制
，蒋介石必将成为袁世凯第二。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议案，“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
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等，均意在提高党权，削弱蒋介石的个人权力
。会议还通过今后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汪精卫为首的７人集体领导。汪精卫在缺
席的情况下，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

北伐军占领南京后，蒋介石的北伐军司令部迁往南京，这时国民党已形成在汉口的国民政
府和在南京的蒋介石派系两大阵营，两个阵营都拉拢汪精卫加入他们的阵营。以当时汪精
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加入哪个阵营就会大大加重该阵营的砝码。７０年前的交通
不比现在这样快捷，１９２７年４月１日汪精卫乘坐的邮轮到达上海时，北伐军已经攻占
了上海。蒋介石派他的私人代表吴稚晖前往码头迎接汪精卫，在这以前，蒋介石向全军发
表欢迎汪精卫回国领导的通电：“自今以后，所有党政、民政、财政、外交等等，均须在
汪主席领导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统帅全军而服从之。”４月３日，汪精卫到法租
界孙中山的故居，和蒋介石以及在沪的国民党高级军政干部会谈。

吴稚晖说：“现在共产党以武汉为中心，从城市到农村都在搞暴动，武汉的国民党已被共
党所胁持，迟早要被吃掉”。蒋介石说：“目前我党已处于一个危险时期，也是一个转折
关头，如果让共党再猖狂下去国民党就要垮台，现在一切党国命运在于汪主席复职。”汪
精卫说：“蒋先生要兄弟来究竟要做些什么呢？”蒋介石说：“第一是复职。第二是把苏
俄代表鲍罗廷赶走，此人在武汉成了太上皇，非把他赶走不可。第三是分共。这三件事必
须坚决做，立即做，请汪主席指示。”

汪精卫回答说：“联俄容共的政策为总理手定，不可轻言更改。此事事关重大，须召开四
中全会做出决定。党的民主制度、组织原则是必须遵守的。”吴稚晖站起来激动地说：“
汪兄弟，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要讲什么组织原则，还要对共党心存幻想。”接著李宗仁
、李曾石等人纷纷发言，反对汪精卫的意见，要求汪精卫不要偏袒中共。汪精卫一时间成
为众矢之的，但他仍然坚持原则，毫不退让。最后汪精卫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
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这时吴稚晖忍不住激动，扑通一声跪倒在汪精卫面前，流著眼泪说：“汪先生，汪主席，
看在党国面上，你就放弃袒共立场，留在上海领导吧！”汪精卫被此举搞得不知所措，拔
腿逃避上楼，口中连声说道：“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最后会
议就在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气氛中结束。

汪精卫和蒋介石等人第二天继续开会，这次汪精卫改变了昨天的强硬态度，同蒋介石达成
了初步协议。协议规定：一、４月１５日由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
二届四中全会上决定一切；二、通告共产党暂停在国民政府内的一切活动，听候中央开会
决定；三、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从蒋总司令的指挥。汪精卫知道蒋介石是暂时
的妥协，为了从政治上压倒蒋介石，汪精卫私下找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要求陈独秀发表一
个不反对国民党的宣言，堵住蒋介石说共产党要搞暴动的口实。

４月５日，汪陈两人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宣
言说：“中国共产党坚决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
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宣
言最后说，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到底，绝不受人离间。

《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激怒了国民党的右派。本来国民党的右派并不支持蒋介石的独
裁，只是赞成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他们原来寄希望于汪精卫回国后带领他们反共，遏制蒋
介石的独裁。可是《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表明汪精卫坚决容共的态度，使国民党中大
部分反共又反蒋的人士，不得不归集于蒋介石之下共同反共，使蒋介石成为反共英雄。如
果汪精卫当时打出坚决反共的旗帜，就很可能会得到大部分国民党人的拥戴，就有可能阻
止蒋介石后来的军事独裁。可是当时汪精卫并没有看清大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士要求“分共
”的呼声，坚决执行孙中山的容共政策，使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号召力大为下降，也从反
面为蒋介石的独裁铺平了道路。

《汪陈联合宣言》不仅是汪精卫悲剧的开始，也是陈独秀悲剧的开始。当时共产党内的激
进分子，也非常不满国民党的越来越明显的排共政策，要求共产党不再寄人篱下，主动离
开国民党单独搞革命。陈独秀发表与国民党联合到底的《汪陈联合宣言》，被大部分共产
党人认为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的宣言，此后不久就罢免了陈独秀总书记之职。

汪精卫在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之后，就乘船前往汉口。汪精卫到达汉口后，受到大量
群众的夹道欢迎，使汪精卫非常感动。在１０万民众参加的“迎汪大会”上，汪精卫说：
“中国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表明了汪精卫
坚决执行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正当汪精卫在汉口高呼“反共即是反革命”的时候，在上海
的蒋介石却于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发动了武力清共的命令，这就是所谓的“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中，关闭了共产党在上海的总工会和党部，解散了工人纠察
队，大肆抓捕共产党员，三天之内就处死３００余人，逮捕５００余人，还有数千人失踪
。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汪精卫说
：“蒋介石的反共，只是一种借口。其反革命之行动，丧心病狂之至，自绝于党，自绝于
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４月１８日，汪精卫又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说
：“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为反动，罪恶昭章。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
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著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为了对抗武汉的正统国民政府，蒋介石干脆在南京也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以免在名分
上输给武汉国民政府。４月１８日，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邀请国民党中的老牌反
共分子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自己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
党公开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

尽管汪精卫竭力主张联共，但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中的反共情绪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共
产党的农民运动过于激烈，而国民党的中下层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他们的父母亲友在
故乡被共产党农会揪斗，使他们愤愤不已。最后连革命军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父亲，也被
绑游街示众。何健在一怒之下，指使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了“
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人和亲共分子数百人。“马日事变”后共产党向国民党武汉政府
施加压力，要求惩处“不法军官”，但大部分国民党官员却袒护许克祥，使许克祥安然无
恙。

此时共产国际也感到武汉的国民党靠不住，密令武汉的中共自己组织“工农革命军”，改
组国民党武汉政府，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公有制。共产国际派印度人鲁易将此密令，即所
谓《五月指示》转交武汉的中共中央。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鲁易到达武汉后，却在把《五
月指示》交给中共以前，先交给了汪精卫。原来鲁易过分相信汪精卫，认为汪精卫铁心站
在共产党一边的左派，出示密令以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希望汪精卫和共产党共同奋斗。

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后大吃一惊，密令中写到：一、无视国民党的禁令，实行自下而
上的土地革命。二、在湖南湖北组织一只由２万共产党员和５万工农组成的工农革命军。
三、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四、
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

汪精卫看完《五月指示》后冷汗直冒：原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从内部颠覆瓦解国民
党，根本没有和国民党一心合作的诚意。于是汪精卫由拥共一百八十度转为反共，成为一
个坚决的反共人士。

汪精卫随后找苏联最高顾问鲍罗廷，汪精卫说：“玩火者必自焚，我们要使火烧向敌人而
不是烧向自己。”鲍罗廷不解地问道：“汪先生，你所说的敌人是指谁？”汪精卫拿出《
五月指示》的抄件说：“鲍罗廷先生大概已经看过这个指示了吧？如果共产党执行你们共
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国民党就完了。可以警告你们，你们打错主意了！”鲍罗廷不知道汪
精卫怎么会得到这个密件，他急忙解释说：“我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但这个指示我知道
。如果中共要执行这个指示，国共合作必将破裂，这是我极不愿意看到的。我将说服陈独
秀，希望不会发生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态”。

鲍罗廷本人的确也不赞成共产国际的这个极左指示，《五月指示》传达到中共后，很多领
导人也十分恼怒。１９２７年７月４日，在鲍罗廷的主持下，中共在汉口三教街紧急召开
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书记陈独秀首先发言说：“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革
命的形势已转入严重的阶段，资产阶级已经叛变。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袖
汪精卫，乃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其政府即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虽然汪精卫对
工农革命中的过火行动比较反感，对鲍罗廷同志的态度也不十分友好，但这是小资产阶级
在革命中动摇性的表现。”

鲍罗廷接著说了汪精卫找他谈话的经过，然后说：“我十分遗憾地接到汪精卫签署的通知
我回国的命令，看来他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但我们还是要争取他，希望他能坚持三大政
策，扭转当前的局势。”陈独秀又说：“汪精卫的思想我很了解。他从法国回来后就找我
发表共同革命的宣言，说明他是主张三大政策的，昨日如此，今日也如此。至于土地革命
，我在五大开会时讲过，政策是正确的，但必须防止过火行动，不要使武汉国民政府走上
蒋介石的道路，不要逼汪精卫走分共的道路。”

陈独秀和鲍罗廷主张对汪精卫进行妥协，暂不执行《五月指示》的命令，放弃激进的土改
运动，争取和汪精卫继续合作。但是陈独秀的妥协主张却遭到大部分激进共产主义分子们
的反对。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人均明确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李立
三更提出要陈独秀作检讨检查错误。

第二天，中共宣布改组，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由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领
导小组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五人领导小组当即起草了一份《宣言》，于１９２７年７月
１３日公开发表。《宣言》说：“目前，革命已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刻，武汉国民党中央和
国民党政府最近已公开准备政变……。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
员……。”

看到中共发表的宣言后，汪精卫于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拿出《五
月指示》说：“我们从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同志们，目前
本党已经到了严重的关口，必须在这个会上作出生与死的抉择。”到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
，孙科、李宗仁、唐生智等，纷纷发言支持分共，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反对，声称三
大政策是孙总理亲自制定的，违背三大政策就是总理的叛徒。但陈友仁的发言遭到与会者
的一致反对，最后陈友仁不得不退出会场。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
在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但汪精卫说：“我们不象蒋介石那样搞武力
清党，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这是最稳妥的步骤。”本来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打算象
蒋介石那样武力清共，而是准备让共产党和平地退出国民党，汪精卫也声称要“保护共产
党人之身体自由”。可是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激进指导下，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所辖的二十
军军长贺龙等人，于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

南昌起义使武汉国民政府放弃了和平分共的政策，开始搞武力分共。１９２７年８月８日
，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武力分共”决议案。在武汉也开始了
大肆逮捕处死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彻底破裂。

国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还是在于两党的方针目标有根本的差异，两党合作其实不过是
一种相互利用。国民党利用联共争取苏联的军事经济支援，而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来发展自
己的势力，两党最后走向诀别，也是终究要发生的必然事件。蒋介石搞暴力镇压共产党固
然不对，但如果共产党能够采取陈独秀等人的妥协政策，不搞激进的共产主义暴力运动，
共产党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的联合，可能会持续更长一些。

第二部分之四：第一次反蒋的失败

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抛开国民党干革命的《五月指示》密令，是造成武汉国民政府“分共”
的直接原因。为什么共产国际会突然传来一个《五月指示》呢？这与当时苏联内部进行的
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权力斗争有关。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持比较现实的态度，要求中国
共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而托洛斯基却持比较激进的态度，
要求中国共产党抛开国民党干革命，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

斯大林通过苏联驻国民党政府顾问来指导中国革命，苏联顾问鲍罗廷是斯大林的代表，而
托洛斯基却通过共产国际这个组织来指导中国革命，带来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印度人
鲁易则是托洛斯基的代表。这样的双重指导，也给中共带来了很多麻烦，中共内部也分为
现实的斯大林派和激进的托洛斯基派，在当时似乎支持激进革命论的人占了上风。在南昌
起义问题上，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３日斯大林派来接替鲍罗廷的苏联代表罗米那兹，强烈反
对中共搞武装暴动的南昌起义，但并没有说服中共的激进派。

汪精卫看到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抛开国民党干革命的《五月指示》后，开始要求以个人身份
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进行所谓“分共”。当时武汉政府的大部分国民党人
都赞成分共，只有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和外交部长陈友仁等很少数人反对分共。宋庆龄反
对分共的理由，和后来中共的华国锋等“凡是派”差不多，声称凡是孙中山生前亲自制定
的方针政策都不能变，否则就是总理的叛徒。

汪精卫反驳宋庆龄等“凡是派”的意见时说：“孙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根据其三民主义
之原则来发展他的观点，改变他的策略。当初他联合袁世凯，后来经过事实的教训就发动
了讨袁，当初他依赖陈炯明，后来他又义无反顾地发动征讨陈逆。如果孙先生看到今天武
汉的形势，看到共党正虎视眈眈地欲篡我党之权、我党之军，他会怎样？他一定会改变他
的三大政策的。”

本来汪精卫和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打算象蒋介石那样武力清共，而是准备让共产党和平地
退出国民党。但共产党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的“南昌起义”后，使
武汉国民政府的和平分共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弯，也开始逮捕处死共产党人。汪精卫
后来检讨说：“由于我的误谬纵容，才使共产党发展到这个地步”。汪精卫的“容共”政
策使他在国民党内部的威信受到很大影响。

武汉国民政府开始“清共”后，武汉政府和南京蒋介石政府之间的根本分歧就消失了，很
多国民党人开始要求分裂的武汉和南京政府重新统一。１９２７年８月初，冯玉祥分别致
电宁汉政府，请求双方重归于好，合二为一。武汉政府坚称自己是正统政府，斥责蒋介石
违背党统党纪，在南京另立政府是“以军治党、以党窃权”，是搞个人独裁的结果。汪精
卫提出宁汉政府重新联合的前提必须是蒋介石下台，南京方面的国民党人要求宁汉统一的
呼声也很高，特别是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军队的势力膨胀，也从侧面催促蒋介石下台。

正巧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在１９２７年８月初的徐州作战中，又败于孙传芳的军队，蒋介
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提出需要“休息一下”，于８月１２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８月
１４日正式发表下野宣言，前往日本访问。蒋介石的下野使汪精卫等反蒋派松了一口气，
８月１９日汪精卫代表武汉政府发表《迁都南京宣言》，汪精卫以为从此国民党就可以实
现“以党治军”的文人领导，消除军人独裁的疾患。

但汪精卫却想错了，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谁枪多谁发言权就大的强权社会，各路将军拥兵自
重，汪精卫这样的文人政府根本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管束，更不要说进行领导。蒋介石
宣布下野后，支持蒋介石的人纷纷离开南京，南京又成为李宗仁、白崇禧桂系军人掌权的
军人政权，所谓“才驱走虎，又来了狼”，桂系军人依靠手中的兵权，并不服从汪精卫文
人政府的领导。孙中山是一个文人革命家，最早跟随孙中山干革命的汪精卫等人也均是文
人政治家，没有效忠于自己的嫡系军队。作为文人政治家的汪精卫要想在枪杆子里面出政
权的社会中搞民主政治，几乎是一种空想。

随著北伐的进行，国民革命军中桂系军队的势力大大扩张，但桂系在党内却没有什么地位
，于是统治南京的桂系实力派把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元老请来，帮他们在政府中撑
腰。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中最早开始反共的一派，１９２５年１１月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
的孙中山灵前，召开过反共排共的西山会议，当时汪精卫主持下的广州国民政府在二届一
中全会上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案》，并宣布开除林森等１８人的党籍。

然而西山会议派并没有就此绝迹，他们仍在坚持活动。后来西山会议派迁往上海，在上海
自行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广州的正统国民政府相对立。在汪精卫和陈独秀发表国共
两党合作的《联合声明》时，西山会议派的上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
斥责汪精卫的行为是“卖党、卖国之罪，愿与国人共弃之。”蒋介石在南京另立政府后，
作出了恢复林森等１８人党籍的决议，但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并不承认这个决议，所以西山
会议派对汪精卫耿耿于怀，极力反对汪精卫当国民党的领袖。

１９２７年９月１１日，武汉政府、南京政府和西山会议派的三方人士，在上海召开了宁
、汉、沪三方中央委员谈话会，讨论宁汉政府合并和统一党务的问题。西山会议派的张继
发言说：“既要统一党内各界同志，就要承认上海的中央党部，就要废除二届一中全会上
的《弹劾西山会议案》。这个非法决议案是当时左倾路线的产物，必须宣布废除，否则怎
么能团结统一党内同志？”

汪精卫反驳说：“中央的决议岂可任意废除，除非由将来的四中全会作出新的决议。”汪
精卫的发言遭到宁、沪代表的强烈反对。李宗仁说：“我们迁都南京后，于６月７日宣布
林森、张继等１８位同志恢复党籍的决议，所以才有今日统一党务的基础。汪同志，你也
不必再坚持过去的决议了。”

汪精卫仍坚持说：“南京的决议我们武汉中央并不知道。现在我提议：西山会议派决不能
参加二届四中全会，但为了团结同志，可容纳个人参加，不能容纳上海党部。二届四中全
会必须在武汉召开，否则我们武汉的同志不参加会议。”这时宁、沪代表们开始翻汪精卫
的旧帐，指责汪精卫反共不力，贻误了党国事业。宁方代表自称他们是反共的先进，而沪
方代表则更标榜他们是反共先进中的先进，这使汪精卫不得不自责说：“武汉方面防范共
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

在这种拔剑张弩的气氛中，孙科突然站起来提议说：“各位，兄弟提出一项折衷办法，由
宁、汉、沪三方共同组织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过渡，先使合作告成，然后再谋补救
的办法。”孙科的折衷方案得到了大部分代表的同意，由于孙科是武汉方面的代表，汪精
卫不好坚持反对，也勉强同意这个方案。

后来在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操纵下，推举出１４名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表，汪精卫虽然
名列第一，但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人占据多数，使特委会成为一个桂系军人、西山会
议派、以及孙科等人的联合体，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等国民党中的重量级人物，均反
对这个中央特别委员会。由于当时蒋介石和胡汉民均已下野，汪精卫也于９月１３日通电
下野，表示抗议特委会。汪精卫从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又转为反对桂系的军人统治。

汪精卫下野后，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虽然靠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名义执掌国民党中央政府
，但他们在军事实力上无法和蒋介石相比，在党内的资历声望又无法与汪精卫相比，所以
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政权注定难于长久。汪精卫辞职后，张发奎、李济深等人，在广
东召开了迎汪回粤大会，联名邀请汪精卫回广东指导革命。汪精卫于１０月２１日前往广
州，然后于１０月３０日召集在粤的中委会成员开会，通电全国否认南京的特别委员会的
合法性。汪精卫说：“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非全国代表大会
无权取消。成立特委会取代中委会职权，等于取消了中委会，不合党的法统和组织原则。
”汪精卫邀集外地的中委会委员前来广州，在广州召开四中全会。面对汪精卫的攻势，南
京的孙科等人也发出通电，坚持特别委员会不能取消，邀请各地中委会委员到南京召开四
中全会。国民党又出现了宁粤分裂的局面。

就在宁粤双方对峙之时，蒋介石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０日从日本回到上海。原来不少国
民党人看到蒋介石走后无人能够解决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混乱局面，纷纷电请蒋介石回国复
职，出面收拾混乱的残局。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本来是反蒋的，但汪精卫公开反对他们的
特委会后，使他们的政权已难于支撑，所以也表示同意蒋介石回来复职。蒋介石在这次访
问日本时办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征得宋太夫人同意他与宋美龄的婚事，二是得到了日本方
面对北伐的理解和支持。

北伐军１９２７年３月进入南京时，发生了针对外国人的暴行，为此英美军舰曾向南京城
中炮击报复。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１日，英美法意日５国向武汉和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同时提
出了通牒，要求国民政府正式道歉，惩罚责任者，以及对被害者进行赔偿。南京的蒋介石
在列强提出通牒后的第二天发动了“清共”的４月１２日政变，作为对列强通牒的无言回
答。本来西方列强对苏联支持下的国民党势力的迅速发展十分担忧，蒋介石的反共政变使
英美日等以反共为第一国策的各列强，有了一块石头落地的安心感，所以没有再向国民党
要求道歉和赔偿。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争取英美日各国的政治支持和经济
援助。当时在中国如果没有外国政治和经济的援助，是不可能掌握政权的。蒋介石一旦离
开苏联的援助，就必须寻找新的援助国，蒋介石把眼光转向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但由
于以前国民党和苏联的关系太深，如果只是进行平和的分共，未必能消除英美日等国对国
民党反共之诚意的疑虑。所以蒋介石一不作二不休，用共产党人的鲜血来换取西方列强的
信任。果然西方各国对蒋介石的坚决反共大加赞赏，开始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这也是蒋
介石后来能够在国民党的多次内斗中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为什么会发生杀戮外国人的南京事件问题上，国外学者比较倾向于北伐军战士自发地发
起反外仇外事件。当时北伐军战士在共产党代表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教育下，相信
中国的贫穷落后皆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掠夺所造成，所以非常痛恨作为“侵略者”的外
国人，自发地发起了杀戮外国人的事件。也有人认为南京事件是苏联的阴谋：由于当时蒋
介石反共的迹象已经比较明显，苏联顾问密令在蒋介石军队中的共产党员挑动士兵杀戮外
国人，这样就使蒋介石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敌对化，从而断绝蒋介石投靠帝国主义国家的后
路。但苏联人的计谋却起了反作用，不但没有阻止蒋介石投靠西方国家，反而促成了蒋介
石彻底反共的决心。

蒋介石在１９２７年９月末到１１月初的访日期间，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
义则等政府要人进行了多次密谈。日方要求蒋介石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履行孙中
山以前的诺言（据说孙中山以前曾以满蒙的特殊权益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交换条件）
，蒋介石则要求日本不援助张作霖，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日本不援
助张作霖，支持反共反苏的国民革命取得成功，承认国民党在中国建立政府，并保证向蒋
介石提供一笔巨额借款。蒋介石则表示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坚决反共到底。蒋介
石访日期间还与美国驻日本的特使进行了会谈，得到了美国支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
的许诺，而蒋介石则许诺保障美国在中国的一切权益。蒋介石利用“下野”进行的外交活
动，取得了日美等列强的政治经济支持，大大增加了他在国民党中的政治资本。

蒋介石一回到上海，就立即给汪精卫拍电报“负荆请罪”，毕竟汪精卫在党内有相当的地
位威望，得到汪精卫的谅解才能顺利复职。蒋介石在电报中说：“此后党国重任，惟兄是
赖。凡能于党国有益，则弟必尽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图，不渝始终，以尽区区之意。若兄
能来沪晤商一切，胜幸焉……”汪精卫见蒋介石有诚意，就于１１月１６日乘船赴上海和
蒋介石谈判国民党各派的联合问题。没有想到汪精卫一离开广州，张发奎等人就发动了一
场倒桂政变，将桂系在广州的部队缴械，尔后张发奎指挥的粤军在梧州一带和桂军相持。
共产党人则乘广州城内空虚之机，在叶挺、叶剑英的领导下于１２月１１日发动了广州暴
动。

共产党的起义部队自称“红军”，和回师镇压暴动的张发奎第四军发生了激战，使广州遭
到了极大的损害。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共产党此次暴动，可说是毫无理性，烧杀
之惨，实无前例。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张发奎等人以
共党在后方捣乱，破坏其统一两广的大计，愤恨之余，遂也恣意杀戮。下令凡见颈系红巾
的，即格杀勿论。人民分不出孰为红军，孰为第四军，只知有红巾亦死，没有红巾亦死。
一时广州全市鬼哭神嚎，无辜人民被杀的不计其数。大火数日不绝，精华悉被焚毁。

广州暴动之后，全国哗然，一片声讨之声。张发奎等人见众怒难犯，均宣布辞职前往香港
。而蒋介石派、西山会议派、以及桂系军人派则借机攻击汪精卫，他们说汪精卫和张发奎
等人勾结共产党，蓄意制造了焚杀广州事件，甚至有人说汪精卫本人就是共产主义分子，
一时间搞得汪精卫说不清辩不明。南京的特委会要求查办汪精卫，白崇禧甚至找上海的青
帮头目杜月笙下绑票暗杀汪精卫。后来虽然查明广州事件和汪精卫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汪
精卫作为广州地区的政府首脑难以逃避责任，于是汪精卫１２月１６日发表了引退政界的
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

汪精卫前往法国临行之前，陈公博前来送行。汪精卫劝陈公博也一起去法国，陈公博却提
出相反意见，陈公博说：“我总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国。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先生本
可不必走的，却走了。四中全会快召开了，李宗仁、胡汉民都离开了，拥护汪先生的人不
是没有。凭汪先生的资历和威望，还担心选不上国民政府主席？”

汪精卫说：“蒋介石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边合作？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
我的办事原则。与其受人之羁縻，不如离去。”陈公博说：“我的想法与汪先生不同。合
则留，不合则去，虽然有古君子之风，但我认为每个国民对国家都有一份责任。我的处世
原则是：合则留，不合则打，打不过才去。我也知道留在上海有一定危险，但我要作一个
斗士，上海就是我的斗场。我手下没有兵，但我手中有笔，有一批朋友，我要同蒋介石展
开理论上的战斗！”

汪精卫走后，陈公博联合国民党内的一批反蒋民主人士组成了“改组同志会”，即所谓“
改组派”，在上海办杂志和蒋介石进行理论上的斗争，汪精卫则成为改组派的精神领袖。

汪精卫一走，国民党中就没有了能够制约蒋介石的重量级人物，蒋介石又开始独揽大权。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２８日，在蒋介石的压力下，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特委会宣告结束
，１９２８年１月４日蒋介石回到南京正式复职。在蒋介石的主持下，２月２日召开了二
届四中全会，统一了国民党各派，使持续了半年之久的国民党党内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二
届四中全会明文取消了孙中山在一大时制定的联俄联共三大政策，凡因反对三大政策而被
开除党籍的人一律平反。

这次蒋介石重新上台接受了以前搞独裁引起党内强烈反对的教训，特别注意不给人造成独
裁的印象。蒋介石只作军事委员会主席，把最高职位的国民政府主席让给了谭庭楷。此外
蒋介石还建议除了南京中央政府之外，再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建立四个政治分会，
以便互相进行监督。广州、武汉、开封、太原的政治分会主席由掌握军队实力的李济深、
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

蒋介石统一全党后，于１９２８年４月重新开始北伐，这次北伐进军顺利，于６月８日攻
占北京。７月６日，蒋介石在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陪同下，前往北京西山碧云
寺霭见孙中山灵位，蒋介石热泪盈眶地向国父之灵报告他生前统一中国的愿望已经实现。

孙中山晚年在国民党中的作风近似于独裁，但国民党是由孙中山一手建起，孙中山在党内
具有无人可比、不可动摇的威望。汪精卫则是国民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汪精卫接班后，改
组国民党建立了新的集体领导体制，也得到了国民党人的拥护。然而蒋介石上台后，却要
学孙中山独揽一切的独裁作法，但蒋介石本人又没有孙中山那样的巨大威望，所以蒋介石
挟军队搞军事独裁的做法，在国民党内引起了极大的反感和反对，这也是后来国民党内部
激烈斗争频繁不断的主要原因。

这次汪精卫反蒋失败，虽然与汪精卫拘泥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没有把握好国民党内部反
共的呼声，搞反共过于迟缓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汪精卫没有一只效忠于他本人的军
队，无法制止各路军人的拥兵自重，无法建立中央政府的有效权威。在具有“枪杆子里面
出政权”历史的中国，汪精卫这样没有军队背景的文人政治家，要想遏制蒋介石的军事独
裁，自然是非常艰难的。

第二部分：《打倒独裁者蒋介石》

第二部分之一：起草总理遗嘱的人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北京的满清政府依然
存在，满清政府的手中还握有比革命军更为强大的军队。这时中国面临两种选择，一种选
择是双方采用武力对决的手段，在中国进行一场大流血的“南北战争”，胜者用武力统一
中国。如果双方一时间僵持不下，中国就有南北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危险。另一种选择是双
方采用和平的议和方法统一中国，当时和平议和的关键掌握在袁世凯手中，“南北战争”
能够避免吗？人们把视线聚焦在袁世凯身上。

现在中国人一提起袁世凯，就条件反射地在头脑中浮现出一个“窃国大盗”的形象，简单
地把袁世凯划为开历史倒车的人民公敌，但实际上的袁世凯并非如此简单。由于袁世凯是
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的敌人，所以国共两党的历史书都对袁世凯大加诋毁，把袁世凯描绘
成一个充满权力欲的野心家，一些历史书还误传袁世凯出卖谭嗣同等人的恶迹。其实１９
１２年，袁世凯在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心中的威信，要远大于孙中山。在清末，袁世凯就象
当年苏联的叶利钦一样，是清政府中改革家的代表，清政府后期的诸多改革，多数出自袁
世凯之手。在叶利钦上台以前，谁会预测到他会从民主的旗手变成独裁的君王呢？袁世凯
也象叶利钦一样，上台前也曾赞美声一片。

孙中山的民国临时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了两个最基本条件：清帝退位和采用西方式的共和制
国体。对于清帝退位，袁世凯等汉族大臣基本全部赞成，可是在打倒清帝后，中国该采用
什么国体的问题上，双方意见分歧较大。袁世凯本来是梁启超等人“开明专制”的支持者
，也认为中国不适合搞共和制。不过袁世凯还是同意了南方政府采用共和制的方案，但要
求中华民国总统有近似于独裁的权力。最后南方政府同意了袁世凯的集权总统方案，南北
政府合并，使中国避免了内战和分裂的危险。

如果说袁世凯有什么“功绩”的话，应该首推“统一中国”。当时革命党人十分激进，不
少人提出了分省自治的提案，如果当时没有袁世凯坚持维持一个强权的中央政府，中国很
可能就要分成几个国家。另外蒙古和西藏当时是清王朝的藩属国，辛亥革命后，俄国和英
国曾设法谋求蒙古和西藏脱离中国，但袁世凯积极与列国交涉，保全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
的主权。

袁世凯出任第一任中国民国总统，并非窃取了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而是当时的
众望所归。袁世凯虽然赞成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但并不赞成孙中山的
“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而倾向于搞开明专制。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的革命目标是“
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辛亥革命虽然实现了三民主义中推翻
异民族统治的“民族主义”目标，可是在平均地权、男女同权方面等“民权主义”和“民
生主义”方面，却几乎没有达成当初的目标。不少同盟会成员批评孙中山不应该放弃同盟
会当初的平均地权、男女同权等革命目标，汪精卫也向孙中山进言，希望同盟会不要仅仅
满足于打倒满族人政府，但孙中山却以为这样的妥协是必要的。

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０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多位
南方政府人员组成临时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曾邀请汪精卫这位全国著名的反清英雄
出任广东省都督，这对于一个还不到３０岁的青年来说，是极有诱惑力的官职，但汪精卫
却婉言谢绝，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不作官，不作议员”的承诺，于１９１２年９月携陈
璧君一齐前往法国留学。

为了在议会中对抗袁世凯的总统强权，同盟会联合其他一些党派，在１９１２年８月成立
了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出任国民党理事，宋教仁出任理事代理，但国民党的实权基本上掌
握在宋教仁手里。随著政局的发展，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袁世凯的开明独裁路线的分歧越
来越大，最后发展成为公开的斗争。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宋教仁
在上海被暗杀，南方的革命派一齐举起了反袁的旗帜，这就是所谓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开始后，汪精卫应孙中山之招，从留学的法国紧急回国，参加革命。但“二
次革命”的革命军在袁世凯的强大政府军面前很快土崩瓦解，１９１３年９月１日的南京
陷落，标志著“二次革命”失败。“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亡命日本，汪精卫亡命法
国。

“二次革命”失败后，汪精卫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前汪精卫以为中国的一切罪
恶之源就是满清政府，只要打倒了满清政府，中国就一下会变成一个民主强盛的国家。但
是汪精卫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曾经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竟然得到这样一个结局，革命不但
没有使中国民主强盛起来，反而比以前清王朝的时代还要糟糕。一个人对一个事业投入的
越多，对事业失败的悲痛和挫折感就越大。汪精卫曾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都交给了革命，
却换来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使汪精卫的革命理想消失得无影无踪。汪精卫一下从一个
狂热的革命青年，变成一个踌躇多疑的政治家。

在法国，汪精卫进入法国里昂大学攻读社会学。汪精卫在法国学习很勤奋，似乎想远离政
治的漩涡，但中国政局的发展，又把汪精卫带回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中。１９１４年７月
，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１９１５年１２月，袁世凯废除共和制，改中华民国
的国号为“中华帝国”，自己宣称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在中国引起了新
一轮反袁运动，就是所谓的“三次革命”。汪精卫在孙中山的急招之下回国，参加了反袁
护国军。袁世凯军队在反袁军面前节节败退，袁世凯不得不在１９１６年３月宣布取消帝
制，恢复共和制，并在６月６日急病而死。

尽管汪精卫一直是反袁先锋，把袁世凯称为“人民公敌”，但袁世凯并不记恨汪精卫，反
而非常欣赏汪精卫的胆识和才能。在汪精卫流亡法国期间，袁世凯曾经托蔡元培找汪精卫
，请汪精卫回国作总统府的高级顾问，但汪精卫拒绝了袁世凯的邀请。从历史上来看，汪
精卫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追逐权力的野心家。

“三次革命”表现出中国的老百姓对几千年来延续的帝制已经厌烦，使在中国复辟帝制的
企图再也无法得逞。虽然“三次革命”成功地阻止了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但孙中山的国民
党并没有得到政权。袁世凯死后，政权依然掌握在握有枪杆子的北洋军阀手中。当时中国
之所以形成军阀混战的局面，是由于中国没有征兵制、也没有军官退休制度。当时在中国
征召士兵并不是由国家机构统一进行，而是由各路将军私人征召，这就形成了士兵不忠于
国家而忠于个人的私家军制度。

孙中山虽然长年从事革命，在民众中也有较高的威信，但由于没有自己的私家军，所以一
直无法走上政坛。这使孙中山痛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感到有必要创建一只效忠于
自己的军队。但孙中山本人的职业原是医生，自己并不懂军事，也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
而孙中山周围的忠实追随者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等人都是书生，没有会带兵打仗的将
军。孙中山开始著重搜罗军事人才，在日本军事学校毕业的蒋介石，很快受到了孙中山的
青睐。

１９１７年苏联成立以后，开始了输出共产主义的革命外交，中国成为苏联革命外交的最
重要国家。苏联宣布放弃沙皇时代与中国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民对新兴的苏
联政权产生了极大的好感。苏联看中了孙中山的国民党，而孙中山也正好急需外国的支援
，以前积极支持孙中山的日本在提出苛刻的２１条后，已经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感。于是孙
中山开始在苏联的援助下筹建一只完全效忠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１９２４年６月创建了
黄埔军校，委派蒋介石出任校长。

由于孙中山接收了苏联援助，苏联要求孙中山和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孙中
山答应了苏联的联共要求。但孙中山的联共政策，特别是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
民党，在国民党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对之声。很多国民党的高级干部，包括汪精卫和胡汉民
，以及刚从苏联考察归来的蒋介石也都反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只有廖仲恺积极支持联共
。所以国民党的联共政策基本上是靠孙中山个人的威信强行实施的，这就为孙中山死后国
民党内的清党清共，埋下了伏笔。

１９２４年１０月，直系军阀冯玉祥在北京发动了政变，北京出现了段祺瑞、冯玉祥、张
作霖的临时联合政府。临时联合政府邀请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事，于是孙中山在汪精卫等
人的随行下前往北京。孙中山到达北京后立即病倒，送协和医院诊断为肝癌，从此卧床不
起。１９２５年２月，孙中山病情加剧，急忙电请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人赴京。汪精
卫等人本以为孙中山会主动提出立一个遗嘱，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可是一直到２月２４日
，仍不见孙中山有立遗嘱的意思，于是汪精卫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商定，先为孙中山起
草一个遗嘱，再根据孙中山的意思修改。

孙中山的遗嘱由汪精卫起草，汪精卫写好遗嘱后，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一起来到孙中山
的病榻前。汪精卫眼含泪水对孙中山说：“希望总理留下一些话，好让我们去做。我们恳
请总理生前留下遗嘱。”宋子文和孔祥熙也说：“汪先生是代表在京的政治委员会提出这
个意见的”。

孙中山问：“你们要我说什么呢？”

汪精卫说：“我们预备好了几句话，读给总理听。总理如果赞成，便签个字，当作总理的
话。如果总理不赞成，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话，我可以代笔记下来，也是一样。”

于是汪精卫掏出写好的遗嘱，大声朗读起来：“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
中国之自由平等……”孙中山听完后说：“好呀，我很赞成。”没有一字添改。于是这篇
汪精卫写的“总理遗嘱”，就当作孙中山的政治遗嘱公开发表。

为什么孙中山没有主动提出自己的遗言，为什么孙中山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仍然是一
个不解之谜。由于孙中山没有指定接班人，结果造成了后来国民党内部长期内斗不断，这
也是孙中山埋下的不幸之种。也由于孙中山没有指定接班人，国民党内没有人敢接任总理
之位，只好宣布取消总理制，把总理这一称呼永远让给孙中山。此后国民党的领导体制开
始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

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中，汪精卫是呼声最高的接班人。汪精卫是同盟会中资格最老的一辈
，有敢于自我牺牲的英雄光荣史，有革命成功后不谋求当官的君子风度，更有鲜有人比的
文才和口才，这在国民党中都是无人可比的。加之汪精卫的个人生活作风也非常为人称道
，汪精卫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中，都是鲜有人能
够做到的。

在１９２５年７月１日，孙中山原来的大元帅府改组，改为国民政府，设国民政府主席为
最高领导人。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汪精卫以全票当选国民政府主席，成为孙中山以后第一
位国民党领导人。但汪精卫却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就是他没有一只忠于它的私家军，在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社会中，汪精卫这样的文人书生，注定不能在最高领导人的位置
上坐得太久。

第二部分之二：短暂的汪主席时代

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国民党总理孙中山逝世。由于孙中山逝世前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
人，汪精卫以他在党内的资历和声望，被推举为孙中山之后的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１９
２５年６月２６日，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国民党总理的
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今后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撤销孙中山生前
的大元帅府行政机构，将国民党的最高行政机关改称国民政府。

１９２５年７月１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任中央军事委
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７月２日，汪精卫在１０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
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汪
精卫的发言得到了在场军民的热烈欢迎，到处响起“拥护汪主席”的口号，这是汪精卫一
生中最为辉煌的日子。

汪精卫的国民政府遵守孙中山“联俄、联共、辅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积极任命了一批共
产党员位居国民政府的要职。比如汪精卫任命共产党员的谭平山为中央党部的组织部长，
毛泽东为宣传部长，林伯渠为秘书长，帮助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使共产党的势力
在国民党中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一时间汪精卫领导的国民政府似乎一切顺利，但一个多月
后发生的廖仲恺暗杀事件，一下使汪精卫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

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由各种势力混杂而成的政党，党内分有不少派阀。在孙中山生前，各
个派系畏于孙中山的威望，没有出现激烈的派系斗争。但孙中山殁后，国民党失去了威振
全党的重秤，党内的派系斗争开始表面化和激烈化。当时国民党主要分为左派和右派两派
：左派支持孙中山的联共“三大政策”，其代表人物是廖仲恺，右派则反对孙中山的联共
政策，其代表人物是胡汉民。汪精卫则是中间偏左的立场。

胡汉民也是一直在国民党内地位很高的人物，曾多次在孙中山不在时，代理孙中山的大元
帅职务。孙中山去世后，胡汉民也是很有希望接任国民党领导人位置的候选人。然而在新
成立的国民政府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这使胡汉民非常不满。原来
在东京同盟会时代，胡汉民和汪精卫本是生死之交的密友，胡汉民曾为营救汪精卫而披心
沥血。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在权力面前，他们之间的友谊开始破裂，胡汉民开始支持
党内的右派反对汪精卫。这正应验了中国的古话：“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权力
对人的腐蚀作用实在太大了。

１９２５年８月１９日，廖仲恺在国民党部大门前，遭５名枪手的枪击身亡。廖仲恺被刺
案惊动了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汪精卫亲自组成了特别委员会，调查廖仲恺被刺案的凶手
。可是汪精卫没有想到调查的结果，却显示出胡汉民是刺杀廖仲恺的幕后策划者。汪精卫
念及当年他们两人在东京时代的旧情，没有公开处分胡汉民，只是将胡汉民以国民政府特
使的名义派往苏联考察。１９２５年９月２２日胡汉民前往苏联，但汪精卫这个举动被一
些国民党左派批评为有徇情枉法之嫌。

廖仲恺一死，汪精卫就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遭到一批国民党右派的猛烈反对。由
于右派的台柱人物胡汉民被迫离职出国，国民党右派在广州政府已无法立足，于是他们跑
到北京另立中央。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３日，戴季陶、林森等一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
中央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召开了自称为“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
，这就是所谓的“西山会议”，与会者也被称为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以反对联俄联共、
反对汪精卫“左倾”为主要议题，通过了一系列反对联俄联共的决议案，并罗列汪精卫“
为共产党护符”的九大罪状，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以观后效。

虽然右派的反汪气焰十分嚣张，但由于最为重要的军权仍掌握在左派手里，所以西山会议
并没有形成很大气候。１９２６年４月１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
代表大会”，汪精卫在会上重申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三大政策，汪精卫说：“西山会议
派打出反对联俄联共的旗帜，就是打出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旗帜，所以成为总理的叛徒，革
命的蟊贼”。

汪精卫的左派立场得到了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高度评价，在汪精卫当政期间，共产党的确
得到汪精卫很多的关照，要不是汪精卫后来当了“汉奸”，共产党很可能要把汪精卫和张
学良并列起来，誉为反蒋英雄。在“国民党二大”上，汪精卫当选执掌最高权力的中央执
行委员会主席，但此时蒋介石却以“流星般的速度上升”，成为党内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
号人物。

１９２４年１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戴季陶
等人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而蒋介石不但不是中央委员，连候补委员都不是。但１９
２４年５月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后，一举成为国民党党军：国民革命军的实际最高领
导人。在中国往往是得军队者得天下，蒋介石凭借掌握的军权，在国民党中的地位飞速上
升。当然蒋介石的跃升，在相当程度上也得益于汪精卫的大力提拨和重用。１９２５年１
０月，汪精卫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东征陈炯明的命令，汪精卫亲自任命蒋介石
为东征军总指挥。汪精卫那时还没有想到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字辈蒋介石，居然会在一年后
成为掌握国民党的实权人物。蒋介石东征陈炯明取得胜利后，在国民党中名声大振。１９
２６年１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国民
革命军总司令，成为国民党中最有实力的人物。

不过蒋介石能够飞速掌握国民党的实权，还与汪精卫过于淡泊权力有关。汪精卫在党内的
资格最老，和孙中山的关系最近，又有敢于自我牺牲的英雄事迹，所以汪在国民党内的声
望首数第一。汪精卫为人诚实、不贪钱财、特别是在个人生活方面，汪精卫不抽烟、不酗
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腐败的中国政界，是一种非常清高的存在，和他周围的
污浊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是类似于“圣人”的偶像，是大家非常尊
敬的革命老英雄。但大家总是对汪精卫敬而远之，在国民党内从来没有形成过所谓“汪精
卫派”，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有句格言说：“水至清则无鱼”，汪精卫品格过于清廉，所以愿意跟随他的人就很少
。在中国善于玩弄权术的人总是以“封官许愿”等物质刺激的方法，来召集网罗自己的跟
随者。汪精卫不但不搞“封官许愿”，还对自己的部下要求很严，由于跟汪精卫干捞不到
什么好处，所以愿意跟随汪精卫的人就很少。另外汪精卫也不会用“结拜兄弟”等方法来
拉拢有权势的人，蒋介石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精卫结为“拜把兄弟”，但
都被汪精卫婉言谢绝。按照西方的标准，汪精卫这样有出色口才笔才，又有充分政治责任
感和生活清廉的人，是非常理想的政治家。可是汪精卫这样西方型的政治家，却不适合于
中国污浊的政治土壤，这也是汪精卫一生的悲剧所在。

对于具有走向权力顶峰野心的蒋介石来说，汪精卫是一个需要排除的障碍。蒋介石刚开始
时是以一个积极拥共的左派形像出现，曾发表声明痛斥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反汪行为，得到
了汪精卫的信任和重用。但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后，就开始向
反共的右派靠拢，成为右派的领袖人物。为什么国民党内会出现强大的反对“联俄联共”
的右派势力呢？这其实与苏联的中国政策有关。

１９２３年列宁的秘书马林访问孙中山，表示苏联准备在政治和军事上，积极支持孙中山
的国民党。孙中山对苏联也很有好感，两人一拍即合，达成了协议。从此苏联向孙中山提
供大量的金钱武器，孙中山靠苏联的支援建立起黄埔军校，创建起一只国民党自己的军队
。但孙中山得到苏联支持的代价也不小，孙中山特聘苏联人鲍罗廷为国民党的政治顾问，
鲍罗廷在国民党中有极大的发言权，国民党的各项政策行动都要征求苏联代表的同意。孙
中山殁后，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决心完成孙中山的遗志，北伐统一中国。但北伐所需的武器
军费，全靠苏联人提供，随著苏联对国民党援助力度的加大，苏联派遣了大批军事顾问进
入国民革命军的各个师团。

但苏联顾问们并不懂尊重中国的礼节和习惯，在国民党军队中以傲慢的太上皇身份出现，
对国民党军队的内部事物指手画脚，引起了很大一部分国民党军人的反感，也使很多国民
党领导人怀疑苏联有在政治军事上控制国民党的野心。蒋介石曾叹息说：“呜呼，赤化也
，共产也，俄人掌握政权也。”接替鲍罗廷的苏联顾问季山嘉到任后，对中国人更是非常
傲慢，特别是季山嘉与国民党军队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私人关系极差，季山嘉见到蒋介石
，不是冷笑就是挖苦，几乎反对蒋介石的每一项计划，这促成了蒋介石反俄的决心。

更为糟糕的是，季山嘉改变了以前苏联逐步改造国民党的计划，开始公然帮助中国共产党
在国民党中扩充势力，试图让中共从内部颠覆国民党，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季山嘉向
国民军的各个师团派遣共产党员作党代表，当时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８０的党
代表都由共产党员担任。然而季山嘉的激进赤化行动，遭到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
派的强烈反对。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国民军最精锐的中山舰，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
下，忽然驶入黄埔，中山舰除去炮衣摆出战斗阵势，停靠在黄埔军校旁，有搞军事政变的
嫌疑。尽管到现在为止，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仍然不很清楚，但有不少迹像表明可能是苏联
顾问季山嘉策划的。中山舰长李之龙是共产党员，中山舰的行为又让人联想到俄国十月革
命时巡洋舰炮击冬宫的历史画面，所以蒋介石认定共产党要搞暴动，于是下令包围苏联顾
问公馆，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将第一军中的党代表全体免职，并逮捕了中山舰长李之
龙。

当时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又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这么大的行动事先不通知
汪精卫，显然是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和汪精卫对抗。汪精卫对蒋介石无视合法国民党中
央政府而擅自行动的行为非常愤怒，准备召集中央委员处置蒋介石的越权行为，但大部分
中央委员却都替蒋介石说话，赞同蒋介石的排俄排共行动。汪精卫看到他这个最高领导人
已被蒋介石架空，如果他和蒋介石搞直接对抗，势必引起国民党内部的严重分裂。既然国
民党中央的大部分人都赞成蒋介石，为了维护国民党的整体利益，汪精卫决定以主动辞职
的方式，把政权交给蒋介石。

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２日，汪精卫在临时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上说：“我是革命政府和党的
代表，这件事的发生我也有责任，我只责己不责人，一切均由我不能尽职所造成，我将引
咎辞职。此事一切善后工作，均由蒋同志去办。”当时汪精卫之所以轻易把政权让给蒋介
石，是因为当时汪精卫以为蒋介石和他的对抗只是出于政治观点的不同，没有想到蒋介石
上台后会搞个人独裁。汪精卫本是一个淡泊权位的人，本来并没有和蒋介石争权的野心，
但当蒋介石明显在国民党内搞个人独裁后，汪精卫才站出来成为反蒋的核心人物。

１９２６年５月１１日，汪精卫离开广州前往法国马赛。汪精卫辞职后，广州国民政府于
６月６日推选蒋介石为中央军委主席兼北伐军总司令。后来蒋介石又出任国民党中央常委
主席，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蒋介石的排俄排共政策虽然得到了国民党中相当的支持，
但国民党北伐还要依靠苏联的经济军事援助，还没有和苏联摊牌的资本。所以蒋介石在处
理中山舰事件时，提出“对人不对俄”的方针，要求俄国撤回顾问季山嘉，重新派鲍罗廷
任国民政府顾问。苏联接受了国民党的要求撤回了季山嘉，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一时得到
了缓和。

蒋介石上台后，立即开始著手北伐。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北伐军攻占了南昌、武昌，这引
起了北方军阀们的震惊。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等人组织起“安国军”和北伐军对抗。
安国军司令张作霖开始在北京搜捕共产党员，许多共产党员逃入苏联大使馆避难。由于苏
联是北伐军的总后台，张作霖不顾国际法，派军队强行进入苏联大使馆抓捕共产党人，并
搜缴出多份机密文件，包括蒋介石和冯玉祥向苏联借款的契约书以及苏联向北伐军提供武
器的清单表。张作霖从苏联大使馆抓出的中共最大级人物是李大钊，张作霖是一个头脑简
单的武夫，立即判李大钊等二十人死刑，包括李大钊十七岁的女儿。

北伐军在军事上的进展虽然顺利，但蒋介石的独裁作风却引起了很多国民党人的反感。尽
管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大部分国民党领导人站在蒋介石一边，赞成他排俄排共的“敢行”
。但是蒋介石当权后表现出来的独裁霸道，又让人们回想起作风民主的汪主席的好处，于
是“拥护汪主席，请汪主席回国复职”的呼声四起。１９２７年２月，孙科等人组成“迎
汪行动委员会”，以国民党临时中央会议的名义，致电汪精卫，敦促他回国复职。蒋介石
后来也挡不住“拥汪”的浪潮，只好也打电报请汪精卫归国复职。在法国的汪精卫收到了
雪片般飞来的请求他回国复职的电报，最后蒋介石也打来电报说：“如果先生再不回国的
话，我就要出国了”。

汪精卫看到这些电报后感叹道：“看来我不回去不行了”。１９２７年２月下旬，汪精卫
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从此汪精卫开始了他与独裁者蒋介石的斗争。但此时的蒋
介石羽毛已经丰满，汪精卫手里又没有军队，已经无法有效地抗衡蒋介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