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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位置在第八排的第三个。

军统中不乏美女，戴老板左右逢源如鱼得水，风流事举不胜举。他最宠爱的是被他称为“华妹”的陈华。这个陈华，是当年军统中的“一枝花”，不仅貌若天仙，而且很有头脑，帮戴笠办过不少大事，戴笠有一次与陈华春风一度过后，不禁感慨万千地说“华妹，我的天下，有一半是你替我打出来的”。

  军统美人陈华晚年出版的回忆录

陈华出身寒微，迫于生活的压力，她十三岁时就沦为了雏妓。在十六岁那一年，被孙中山麾下参军、后任上海警备局司令的杨虎一眼看中，成为了他的情人，陈华从此脱离了妓院的火坑。

背靠大树好乘凉。这个杨虎，对陈华来说，无疑是好大一棵树。他资历很深，早年加入同盟会，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孙中山兴师伐袁。杨虎任江苏军总司令，海军陆战队司令兼代理海军总司令。1922年任广州非常大总统府卫士队长、广州非常大总统府参军。1924年任北伐讨贼军第二军第一师师长。孙中山逝世后，杨虎追随蒋介石与之结为拜把兄弟。1927年任上海警备司令。是年4 月12 日，杨虎与陈群一起，在白崇禧指挥下，具体执行了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5 月7 日，杨虎被蒋帮委任为“清党委员会”委员，杨利用“清党”之机，先后在上海、杭州、宁波等地谋杀共产党人陈延年、宣中华、何赤华、杨眉山、王鲲、宣中禅、董子兴、卓兰芳、胡蕉琴、吴子衡等多人。并与陈群、黄金荣、杜月笙沆瀣一气，上海人民斥为“养（杨）虎成（陈）群。”

193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华邂逅了戴笠。当时戴笠正在组建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急需各方面的人才。而陈华也看出了戴笠的前途远在杨虎之上，于是便投奔到戴笠的麾下，成为了一位闻名遐迩的复兴社美人。陈华不仅漂亮，而且工作能力很强。她在为戴笠网络人才方面贡献甚大，如她巧妙地说服刘戈青、李福让等九人为戴笠所用，受到戴笠赏识。这九人后来都成为了军统的铁血杀手，尤其是刘戈青上任军统上海站行动组长之后，为刺杀汪伪汉奸中的重要头目立下汗马功劳，这让戴笠对陈华这位军统美人更为刮目相看。

 
对年轻美貌且头脑过人的陈，戴笠深为喜欢，为了得到她，可谓是耍尽了手段，费尽了心机。但他的种种示爱，都遭到陈华的拒绝。戴笠为此很是惆怅与忧伤。后来陈华得知戴笠身世也很苦，尤其是戴笠改名的故事感动了她：穷困潦倒的戴笠1926年报考黄埔军校时，所带的钱花光了，那天正下大雨，有人随手送了一个斗笠给他，并帮他付了旅馆欠费。这个人就是后来军统高层徐亮。为纪念这段友情，他便改名为“戴笠”。

两人同病相怜，共同的悲苦经历，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他们很快就黏在了一起，陈华从此成为戴笠一生中唯一全始全终的红粉知己，以至于戴笠认为监视汪精卫、孙科这样最重要的间谍任务都要交给陈华。当然，陈华凭借自己过人聪慧和非凡的能力，也从来不辱使命，戴笠对她宠爱有加。

 
正如唐生明所说，戴笠确实是个很奇怪的人。作为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一生，享尽了荣华富贵。他名下的汽车、房产自然不少，但现金、珠宝却不多。因此，他对待女人多以玩弄手段为主，难得见到他花钱引诱女人。在陈华与戴笠私处的时候，戴笠常被陈华调侃，“小气鬼、铁公鸡，还是我掏腰包，免得你肉痛……”而戴笠反陪笑脸，不以为忤。抗战时期，陈华在上海间谍战立下汗马功劳，受戴笠之邀飞到重庆，住戴笠曾家岩寓所里。戴笠为陈华摆下的庆功宴，竟然是四菜一汤，而且色香味俱无，弄得陈华哭笑不得。

 
不仅如此，戴笠见陈华身穿貂皮大衣、长统皮鞋全是舶来品，外国货，而抗战时重庆物质十分缺乏，竟然要陈华将这套行头留下来，以作送礼之用。就这样，陈华只得裹着一床棉被飞到香港的家中。连情人的东西也不放过，戴笠的大肆搜刮财物的手段由此可见一斑。

 
抗战胜利后，戴笠从蒋介石对他的态度中，渐渐感觉到蒋介石对他有所戒备的猜忌，不由得产生“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感慨，便曾将自己的堪忧前景告诉了陈华。1946年3月初，戴笠前往北平之前，在陈华住处过夜，这是陈华与戴笠最后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上床。就在那一夜，戴笠的心情却十分沉重。他郑重地对陈华说：“华妹，我老实告诉你听，老头子不要我，我就死”。

 
陈华认为此时戴笠已抱有死心。因为当时抗战胜利后，作为特务组织的军统有可能撤销，而此时戴笠风头正劲，其组织连同外围有数十万之众，又有美国人撑腰，戴笠想先当警政部长，后谋海军司令的位置，这引起了蒋介石的猜疑与不满。

蒋介石是一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他用人的历来作风是，防止部下和他的系统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他一生最重视特工和军事，也最怕这些部门的人权重震主。戴笠确实有野心，他自认为有“治国平天下”的本事。他曾与胡宗南计划，将来接蒋介石的班。但在蒋介石活着的时候，他并不敢推翻老蒋。他还要依靠蒋去发展势力。 
 
第二天一早，戴笠便离开陈华前往北平。戴笠走后，陈华一直处于忐忑不安之中。3月17日，军统香港特别区少将区长、上海市统一委员会秘书长王新衡打电话告诉陈华，戴笠从青岛正在飞往上海，中午一起在家中为戴笠接风。陈华在王新衡家等了很久，到机场接机的王新衡回来告诉她说：“飞机没接到。”陈华脱口而出：“飞机摔掉了！”在场的人大吃一惊，而陈华不免露出一丝难言的苦笑，勉强支撑走出了王家大门，乘车绝尘而去。

历史是这样记载戴笠死去的消息的：3月17日下午1时零6分，戴笠所乘的飞机到达南京上空。1时13分，炸弹爆炸，飞机坠落于南京江宁板桥镇戴山。机上人员戴笠以下13人全部遇难。

戴笠乘坐的飞机爆炸后，军统局的调查人员拿出十三张遗留的残骸照片要陈华辨认。她一眼就认出了戴笠，除了她熟悉的那几颗金牙以外，那高高举着的右手，右拳呈捏着的状态，她可以想象到戴笠临死前的情形，那是他开枪射击后的习惯，子弹发出后，总是挺帅气地将手往上一扬……以至于她始终认为戴笠是自杀求死的。他开枪打死了驾驶员，导致飞机失控，撞山爆炸。这种想法自然来源于这位军统美女与戴笠最后的一夜情。戴笠的 “华妹，我老实告诉你听，老头子不要我，我就死”的那句话让她终生难以忘怀。

陈华后来移居香港，开了一家理发店谋生。40多年以后，82岁的陈华出了一本回忆录讲述这段往事，她依然坚持戴笠自杀求死的说法。这个回忆录名为《陈华女士回忆录》，分上下两册，1988年1月由台湾独家出版社出版，为读者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民国旧事。

不久后，饱经人间风雨的陈华病逝于香港，昔日名噪一时的军统之花归于尘土。（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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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杨秀琼是鼎鼎大名的大明星，为何委身于一个妻妾成群的军阀屈居排名十分靠后的侧室？

历史，是用来叹息的。

 杨秀琼

《中华》画报的封面女郎杨秀琼

                            “美人鱼”：众多冠军集一身

杨秀琼1918年生于广东东莞县杨屋村。东莞有“游泳之乡”之称，杨秀琼的家乡杨屋村地处东江下游，河汊纵横。屋前屋后，尽是池塘。这里属亚热带，一年四季气候温和，所以春夏秋冬随时都可

以跃进大江里游泳。

杨秀琼的父亲杨柱南对子女的体育很重视，在杨秀琼刚刚学会走路时，父亲就教她下河学游泳了。据说她不到10天就学会游泳了，被当地老百姓赞为天资超常的“游水神童”。

10岁那年，即1928年，杨秀琼跟随父亲迁居香港。父亲杨柱南安排女儿到尊德女子学校读书，并利用在南华体育会从事游泳工作的便利条件，对子女进行比较正规而严格的训练。杨秀琼耐力好，爆

发力强，动作准确，轻快敏捷。游泳、体操、田径都样样精通，还经常在刮10级台风时的海水里畅游，在大风大浪中磨练了意志，而且很好地训练了其游泳技能。

初出茅庐，杨秀琼就一鸣惊人。在1930年香港全港游泳大赛上，年仅12岁的杨秀琼一举夺得50米和100米自由泳两项冠军，一时间名声鹊起。

第二年，杨秀琼又参加了香港至九龙渡海比赛，再次摘取桂冠。1932年，杨秀琼再度获得全港游泳比赛的50米和100米自由泳两项冠军后，她接到澳大利亚体育会的邀请，前往维多利亚参加游泳表演，成绩又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此后，她更加从严训练，且从不间断，对游泳事业情有独钟，锲而不舍。

全国性的赛事终于来了，1933年10月，国民党主办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中央体育场揭幕。这次运动会，第一次把女子五项游泳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各地女选手纷纷参赛。杨秀琼和姐姐杨秀珍

一起，作为香港队选手参加了比赛。杨秀琼先在50米自由泳中以38秒2力压群芳，接着在100米仰泳、100米自由泳、200米俯泳中又勇夺冠军，在女子200米接力赛中，她与刘桂珍、杨秀珍、陈焕琼、梁泳娴合作，取得第五块金牌。这次游泳比赛，几乎成了杨秀琼的“个人秀”。

在当时全国最高级别的赛事上，一个年仅15岁的少女居然囊括全运女子游泳全部金牌，打破女子游泳全部全国纪录，确是罕见之举，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从此，“美人鱼”的雅号不胫而走，

杨秀琼成为了十分耀眼的体坛明星，举国上下对她都赞不绝口。

1933年12月出版的第77期《良友》（80多年前老上海最畅销的画报之一），封面上刊登了一个身材窈窕的美丽女子的大照片，这个美女就是杨秀琼。另一本画报《中华》的封面上，杨秀琼更是极大胆地穿上了一件分体式泳装，仪态万方。

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型比赛中，都能看到杨秀琼的倩影。在1934年5月1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10届远东运动会上，被誉为“中国游泳四女杰”的杨秀琼、刘桂珍、陈焕琼、粱泳娴都是广东人。

在这次比赛中，杨秀琼不负众望再创辉煌，获女子50米自由式、100米自由式、100米仰泳、200米接力赛团体冠军。她不仅创造了新的全国纪录，而且还打破了当时远东运动会的纪录。尤其在接力赛中，她的表现征服东亚。在前三位选手都落后于其他选手的情况下，最后一个上场的杨秀琼赶超了其他选手，获得了第一名。这个冠军来之不易，杨秀琼赢得了国际声望。回国后更是红极一时，甚至受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接见，林森还跟她及姐妹们合了影。

1934年8月1日杨秀琼到达南京，在南京运动会作游泳表演，受到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的接见。在南京，杨秀琼成了记者们争相报道的人物，当时有报道这样描写她：“风度雍容华贵，双眸明亮

，性格爽朗。穿玉色衣服，赤足趿高跟拖鞋……”可见其不仅十分漂亮，而且还很时尚。1934年12月第99期的《良友》，将杨秀琼和宋美龄、胡蝶、丁玲等人一起，誉为当代十大标准女性。

                      陈璧君为“美人鱼”醋海兴波

在奢靡的旧中国上流社会，拥有漂亮脸蛋、曼妙身姿的杨秀琼，很快从体育名人变成了一朵交际花。大报小报上充斥着杨秀琼的各种花边新闻。鲁迅也曾评论过“美人鱼”——“我觉得中国有时是极爱平等的国度。有什么稍稍显得特出，就有人拿了长刀来削平它。以人而论，孙桂云是赛跑的好手，一过上海，不知怎的就萎靡不振，待到到得日本，不能跑了；阮玲玉算是比较的有成绩的明星，但‘人言可畏’，到底非一口气吃下三瓶安眠药片不可。自然，也有例外，是捧了起来。但这捧了起来，却不过为了接着摔得粉碎。大约还有人记得‘美人鱼’罢，简直捧得令观者发生肉麻之感，连看见姓名也会觉得有些滑稽。契诃夫说过：‘被昏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手里。’真是伤心而且悟道之言。但中国又是极爱中庸的国度，所以极端的昏蛋是没有的，他不和你来战，所以决不会爽爽快快的战死，如果受不住，只好自己吃安眠药片。”(《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鲁迅在文中提到的“美人鱼”，就是杨秀琼。

她甚至和当时的许多高官闹出“绯闻”，如一代权奸汪精卫等。汪精卫的太太陈璧君曾为她吃过醋。

 
民国时期，凡遇盛大的落成典礼和开幕典礼等，都要邀请“名媛”剪彩。所谓“名媛”，乃是指名门闺秀、电影明星、戏剧名演员和体育冠军等。杨秀琼当时名震全国，所以成为剪彩最合适的“名

媛”。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部以“共赴国难”为名，汪蒋重又合作。通过政治分赃，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改组派的两个主将顾孟余和陈公博，分任了铁道部和实业部部长。

长江南北的铁路交通，原被大江所切断，南北火车不能直通，客货要过江换车。顾孟余当了铁道部长后，建造了火车渡轮，从此南来北往的火车都可以渡江了，旅客和货物都不必换车，这一项铁路

运输上的改进设施，汪精卫和顾孟余引以为是他们当政后的一件“德政”。为了自我表扬，通航时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典礼，顾孟余以部长身份主持，汪精卫以院长身份亲临观礼。举行这样一个盛典，剪彩非请大名媛不可。于是，汪精卫特地派人去上海邀请“美人鱼”杨秀琼掌剪，并待以上宾之礼，招待她寄寓在当时南京最高档的旅馆中央饭店内。

邀请名媛剪彩，本来是件寻常的事情。然而当剪彩完毕，大伙上岸时，杨秀琼竟搭着汪精卫的臂膀同行，且边走边笑谈，显得很亲热；而且上了车，汪精卫又把杨秀琼先送到寓所再回家。可是，这

一情况传到陈璧君耳朵里，却使得她醋海兴波。原来在汪精卫的随从人员中，陈璧君布置着她的耳目，汪精卫还没有到家，他的一举一动已先一步报告了陈璧君。陈璧君遂严阵以待，只等汪精卫回家，她就兴师问罪。果然，汪精卫一踏进卧室，陈璧君就气呼呼地碰上了房门，接着外面人听到室内乒乒乓乓的响闹声。有位汪的贴身副官跑到房门口从钥匙洞里看个究竟，只见陈璧君边骂边摔东西，汪精卫也说尽了好话，才得休战开门出来，只见汪精卫的脸上就多了几道汪夫人“赏赐”的血痕……

                         与“北国第一骑师”陶伯龄结婚

1935年10月，第六届运动会在上海举行。此时已出名的杨秀琼因耽于逸乐与交际，体力远不及以前。在50米自由泳决赛时，被广东队刘桂珍夺去。这是她成名后第一次的失败。不过又获得100米自由泳和100米仰泳两项冠军，并以1分23秒和1分37秒4的良好成绩，再破远东和全国纪录。这时杨秀琼仅仅17岁。

真正的失败还是1936年。这年8月，第11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召开，中国政府派出76名国手参加，杨秀琼作为唯一的中国游泳队女子选手参赛。经过17天的海上航行，杨秀琼体力不支，加上竞技状态江河日下。在选拔赛中她虽以1分21秒2和6分45秒2的成绩谱写了100米和400米的自由泳的全国新纪录，但与世界强手相去甚远，终没能进入决赛。

回国后，杨秀琼饱受诟病。当时的《时代漫画》上，刊登了漫画家鲁少飞的漫画《蛋的时髦》，极尽嘲讽之能：画面上是杨秀琼坐在游泳池边捧着一只大鸭蛋在痴痴地出神。
　　
1937年，杨秀琼与“北国第一骑师”陶伯龄结婚。夫妻俩密定避孕，十年后才要孩子，以便不分心，专注于体育事业。但是，日本军队的炮声，打破了杨秀琼蜜月的美梦。生逢乱世，就注定了其悲剧命运。
　　

南京失守后，蒋介石迁都重庆，杨秀琼和丈夫被邀到重庆参加全国游泳比赛。在这次比赛中，“美人鱼”一洗奥运会的耻辱，夺得女子游泳赛八项全能冠军，再次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蒋介石首肯后，军阀范绍增将杨秀琼纳为第18房姨太太

当杨秀琼在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中一举夺得五项冠军时，在场观看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认她为干女儿，还特意送给她一辆美国紫竹牌小轿车。宋美龄也是游泳爱好者，她对这个干女儿很喜欢。

在重庆举办的那场杨秀琼狂揽女子游泳赛八项全能冠军的全国游泳比赛上，杨秀琼的美貌引起了军阀范绍增的极大兴趣。

范绍增，人称范哈儿，原是四川刘湘部下四大师长中最有实力的一个。在蒋介石入川前夕，他遵照蒋的密谕，接管了刘湘所辖的部队，一举登上刘湘的宝座。蒋为了笼络他，让宋美龄收了他为干儿

子。从此，范绍增有恃无恐，更是不可一世。

在武夫当国的民国年间，军阀中妻妾成群者不在少数。那么谁的姨太太最多呢？川军将领范绍增。他的姨太太多达四十位，可谓旷古奇闻。不过，范绍增风流而不下流，对姨太太们很讲感情，不象军阀张宗昌、杨森之流经常强暴良家女子，且不把姨太太们当人看。在将杨秀琼娶到家之前，各具美色的众多姨太太中，范绍增特别宠爱千姿百媚的是十七姨太，对之百依百顺，恩宠备至。球场上、泳池中，常可见到两人追逐嬉戏的身影。自古美人多是非，其风流韵事在重庆颇多传闻，有好事者将其撰为《十七姨太外传》，印刷成书后颇吸引眼球，许多人争相购买，一时洛阳纸贵，一书风行，满城相传。

范绍增经过蒋介石的首肯，强占了杨秀琼，并强迫陶伯龄与杨“离婚”，并在次日《重庆日报》头版头条发布：“南国美人鱼杨秀琼与川军司令范绍增将军结婚”，小标题为：“杨秀琼与陶伯龄离

婚”，旁边印着他们亲自签署的“离婚书约”。

杨秀琼被迫当了范绍增的第18房姨太太，那年，她才19岁。她像一颗耀眼的流星，闪亮于黑暗的天幕间，瞬间便悄然坠落了。在这件事上，蒋介石实在没起好作用，首肯自己麾下的军阀讨小老婆，还是第18房，这位当时全国的最高统帅够无耻的了，如此驾驭与纵容部下，难怪后来他失去天下。

抗战胜利后，上海滩《侨声报》的编辑们，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聘请杨秀琼为报社记者，一时被街头小报和社会新闻类杂志许多媒体所关注。不过，这位新闻界的“美人鱼”却很少真正去采访新闻，不久，这份工作也就不了了之了，但在当年上海滩评比最美女记者时，也曾是折桂的热门人选之一。

杨秀琼后来从内地返回香港，不久又远渡重洋，漂泊异乡，到加拿大温哥华侨居。从此再没回国，于1982年10月10日溘然病逝于异国。消息传来，国内外报纸对她的逝去都有刊载。作为中国女子游泳运动曾经的传奇，历史将永远记得她。（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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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舟史海笔勤耕
功过是非论纵横
求索春秋千古意
奇篇独领见真情

文字：辞赋专家周晓明

书法：书法名家赵方平

谨对二位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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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的国民党军队中，也曾出现过堪比狼牙山五壮士的抗日英雄，其视死如归的惨烈事迹惊天地泣鬼神。她们就是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期间在战场上集体殉国的七名军统女译电员，被称为“军统七姐妹”。

军统青浦训练班女学员

抗战开始后，日本图谋以武力强迫中断“第三国”的援华活动。1939年冬，日军占领了南宁，切断了我国通越南海防的国际交通线。
　　
1940年春，日本对滇越铁路狂轰烂炸；6月迫使法国接受停止中越运货的要求。尽管如此如此，日寇并不罢休，9月，日本侵入越南，并与泰国订友好条约，滇越线全面中断。滇缅公路成了唯一的一条援华通道。
　　
缅甸是东南亚半岛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西屏英属印度，北部和东北部与中国西藏和云南接壤。滇缅公路是中国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日军据此还可以威胁中国西南大后方。缅甸对于盟国中的

中英双方来说都有重要战略意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短时间内席卷东南亚，随即矛头直指缅甸。
　　
为了保卫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缅甸，中英早在1941年初就酝酿成立军事同盟。中国积极准备并提出中国军队及早进入缅甸布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23日，中英双方在重庆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形成。
　　
然而，由于英军轻视中国军队的力量，过于高估自己，又不愿外国军队深入自己的殖民地，一再拖延阻挠中国远征军入缅，预定入缅的中国远征军只好停留在中缅边境。然而，1942年1月初日本展开进攻后，英缅军一路溃败，这才急忙请中国军队入缅参战。由于已经失去作战先机，造成缅甸保卫战的失利。这主要由于英国极端坚持先欧后亚的既定战略，战局一旦不利，便对保卫缅甸完全失去兴趣，而是一再撤退，使中国远征军保卫缅甸的作战变成了掩护英军撤退的作战。
　　
尽管如此，中国远征军却仍然在第一次缅战中作出了让英美盟国盟军钦佩的战绩，并达到了一定的战略目的。从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开始与日军作战，至8月初中英联军撤离缅甸，历时半年，转战1500余公里，浴血奋战，屡挫敌锋，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多次给英缅军有力的支援，取得了同古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东枝收复战等胜利。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异域作战，情报工作尤为重要。戴笠控制下的军统随即派出人员随同远征军出发，其中就有一批青浦特训班的女学员，到远征军中担任译电员。其中有七名女译电员随同新三十八师作战。

 
1942年春，曾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孙立人将军率新三十八师于抵达缅甸，其时，西线英帝国缅甸军步兵第一师及装甲第七旅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粮尽弹缺，水源断绝，陷于绝境。孙将军奉命派113团星夜驰援，刘放吾团长16日下午四时率部赶到巧克伯当。英缅甸军司令史莱姆将军4月17日亲往会晤，命令该团乘汽车至平墙河地区会同安提司准将之战车，攻击并消灭平墙河北岸约两英里公路两侧之敌。18日凌晨113团会同安提司准将之战车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至午即攻克日军阵地，歼敌一个大队，解除了七千英军之围，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五百余人。仁安羌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第一个胜仗，及盟军在亚洲战场唯一的胜仗，孙立人以不满一千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己的敌人，救出近十倍于己的友军，蒋中正颁发四等云麾勋章表彰孙立人的战绩。美国罗斯福总统亦授予他“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则授予他不列颠帝国司令勋章。
　　

由于日军实在太凶猛了，仁安羌战后，英国方面决定弃守缅甸，撤往印度，新三十八师掩护英联军撤退。4月下旬，英军撤过曼德勒后继续向西逃往印度。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副司令官杜聿明因对英国人感到不满，拒绝了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要他撤往印度的指示，而执行了蒋介石令他北上撤回云南的命令。结果杜聿明所率的第五军因遭到日军阻击和追击，丧失了穿越野人山的最好时机，半数葬送在野人山中。

擅长审时度势的一代名将孙立人则认为野人山不可行，当机立断撤往印度，率新三十八师向西撤往印度。在新三十八师部的七名军统女译电员随同撤退。由于当时日军已经控制了主要交通要道，前进速度很快，远征军撤退中不断遭到日军的袭击，死伤累累。

这支队伍真成了“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但他们顽强不屈，一直在和沿途遇到的日军作殊死搏斗。当他们退到印缅边境的当坡时，护送电台的小分队突遭日军的伏击。

情势十分危急，因为当时中国士兵已经弹尽力竭。转眼周围的掩护人员全部牺牲，剩下的七名军统女译电员被敌人追到一个山坡上，凶神恶煞的日军如潮水般扑了上来。

突围无望，不死即降，此外别无选择。只见这七名军统女特工人员宁死不屈，毫不犹豫地迅速砸毁电台，每人高呼一声“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随即拉响手雷，跳下山崖，没有一个落到日军的手里。

天地为之黯然。七人中只有一个最年轻的姚姓女译电员因手雷没有爆炸而未死，但坠崖后四肢骨折，无力移动。四天后被亲中国的克钦族游击队发现，终因伤势过重，留下最后的叙述后，也在异国的土地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在国内的军统总部对远征殉国的七名女译电员曾进行了隆重的追悼，军统唯一的女少将姜毅英亲致祭词，并在重庆漕丝厂她的办公室窗外，种下了七枝连根的美人蕉，军统人员称为“七姐妹花”。

这次殉难的七名军统女译电员都是青浦等几个训练班招收的青年学生。长期服务于军统局的国民党陆军中将沈醉先生解放后在接受外调的时候才知道，在这七姐妹中，居然有两个是共产党员。当然，至死，也没有人知道她们的真实身份。在那个如火如荼的时代，在救国理想的感召下，有多少热血青年为国捐躯，终于迎来了抗战的最终胜利！

从中国军队入缅算起，中缅印大战历时3年零3月，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伤亡近20万人。英勇无比的中国远征军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抗日战争史上极为悲壮的一笔。他们不仅重新打通了国际交通线，使得国际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而且把日军赶出了中国西南大门，揭开了正面战场对日反攻的序幕，钳制和重创了缅北、滇西日军，为盟军收复全缅甸创造了有利条件。（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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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由来，首先得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年秋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产物之一。尽管这所学校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但其招生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国民党人，而是包括更多的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学生。可以说，中山大学是为当时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特殊学校。

从1925年开始，到1929年，每年都有一批人由中国远涉重洋，辗转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几年里，莫斯科成为当时中国的革命精英荟萃的地方。 1927年7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同时命令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1930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学宣布解散，走完了短短5年的历程。但是，中山大学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却是相当深远的，其中“28个半布尔什维克”就是在中山大学诞生的。

根据学界普遍的说法，“28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在1929年夏召开的中山大学“十天大会”上诞生的。他们后来大都成为了我党早期的领导人，其领头者就是王明。中大第一期的300多名学生中，王明在入学一年后就成为“学生公社”的主席，在中大崭露头角。原由很简单，就是他紧紧跟随中大副校长米夫，取得了米夫的信任。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又逐步获得了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信任。他以“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将一批学生拉拢在自己周围。

1929年夏，中山大学照例召开了一次学期总结。大会的中心议题是：中山大学党支部执行的路线是否正确。在当时，路线问题无疑是一个决定生死的问题。大会争议异常激烈，迟迟难以下决断，一直开了10天，史称“十天大会”。在无法找出更圆满的解决方式的情况下，大会只好决定，用举手表决的方法，看谁拥护中大支部局的报告。结果大多数学生反对这个报告，只有29个人支持，其中的徐以新因为年纪小、个子低、态度也不坚定，还只是个团员，被称为“半个”。从此，人们便把他们称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

以后的王明宗派集团就是从这29个人发展起来的。由于当时没有记录，29个人的名单并不确定，按学界比较通行的说法，“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指以下29个人而言的，他们是：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孙济民、杜作祥、宋潘民、陈原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新。 

这29个人，进入中山大学的时间并不是一样的，王明、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盛忠亮、张琴秋、陈原道等，是在1925年入学的第一期学生，沈泽民虽然是1926年才插班进来的，但他也属于第一期学生之列；杨尚昆、李竹声是1926年进校的第二期学生；其他的人员，基本上都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进入中山大学学习的。还有一个人比较特殊，那就是夏曦。他是1928年春成立的特别班（或称老头子班）里的一名学员。这个班的学员有不少都是年纪较大、经验较丰富的中共领导人，如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杨之华、杨子烈、施静宜等。

“28个半布尔什维克”中有女性4人，即孟庆树、张琴秋、朱自舜、杜作祥。沈泽民和张琴秋当时已是夫妻，沈泽民牺牲后，与沈泽民同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陈昌浩又成为了张琴秋的第二任丈夫；孟庆树则是王明当时追求的对象，回国后不久也结成了夫妻。

“28个半布尔什维克”归国以后，其结局大不相同，有的成了开国功勋，有的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有的则成了可耻的叛徒，有的则默默无闻，还有的下落不明。

成为了开国功勋的有杨尚昆、张闻天（洛甫）、王稼祥、张琴秋、陈昌浩、何克全（凯丰）、王盛荣、徐以新。

其中，在建国后担任职务最高的是杨尚昆。他与张琴秋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中最早就认识和改正了错误的人。杨尚昆1907年生，四川潼南人。杨尚昆献身革命70余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1988年春召开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邓小平称作“革命元老”的杨尚昆当选为国家主席，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继毛泽东、刘少奇、李先念之后的第四任国家主席。

张琴秋，曾经担任过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师长，还亲自指挥打过仗，是红军历史上惟一的女性将领（语出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介绍我军各个历史时期重要将领的《解放军将领传》）。她在革命战争及和平建设时期都有出色的业绩，解放后又是共和国第一代女部长（任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王稼祥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他到达中央苏区后不久，就支持毛泽东担任红军的领导工作，在遵义会议上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首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951年起，长期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张闻天有“红色教授”之誉，因他在理论研究上高于留苏的其他人，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大力拉他，而张闻天因缺乏国内实际工作经验，一时也对他们的主张表示赞同。１９３１年初，他回到上海任中宣部部长，后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通过实践，他逐步认清了“左”的错误危害，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大力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会上，张闻天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又替代博古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延安整风时，他检查了过去的教条主义倾向，要求到实际工作中锻炼。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外交领域，历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八大”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陈昌浩是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党政军“三驾马车”（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之一；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是长征时期最大一支红军主力部队的主帅。他这个人在28个半中比较另类。首先，他是唯一一个真正指挥过军队的统帅；其次，他的功大过也大。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他功不可没，西路军的毁灭他也难逃其责。他精明强干、英勇善战，对敌斗争坚决，他冒着风险坐飞机向黄安城里敌人扔手榴弹的故事很一直为四方面军的人津津乐道；但张国焘为了清除异己，残杀红军将领，他又是重要帮凶。西路军受挫后，陈昌浩性格变化极大，晚年胆小怕事，豪气全无，文革时更是选择了自杀之路。

何克全（凯丰）这个人，最着名的事情就是他在遵义会议上指责毛泽东“不懂马列、打仗全靠《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但在后来也改正了这一错误。凯丰曾在后来的中共党内重要会议上又一次站起来说：“现在，我宣布收回我在遵义会议上的观点，坚决拥护毛泽东来领导我们的红军。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党，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红军。谁反对毛泽东我就反对谁！”凯丰对敌斗争还是很坚决的，曾被敌人逮捕坐牢，坚贞不屈。长江局时期，凯丰对王明的做法是不满意的。还有，着名的《抗大校歌》就是他写的，他还主持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建国后，先后任东北局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委员兼沈阳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马列学院院长。1955年3月在北京逝世。

王盛荣，湖北武汉人。1907年出生在武昌区汉阳门外一个贫寒的渔民家庭，十几岁时就给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送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革命。1920年入武昌纱厂。1924年在上海做工，参加了五卅运动。1926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任共青团兴国县县委书记。1931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了长征，在中央纵队干部团工作。遵义会议后任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部长、团中央武装工作部部长。1937年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中组部地方科长。1947年任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1950年任中南工业部副部长。1957年任湖北省冶金厅副厅长（受副省级待遇）。文革中遭打击。1979年平反。2006年去世。

徐以新，浙江衢州人，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中央军委机要秘书。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从苏联回国后分配到鄂豫皖根据地，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鄂豫皖苏区的外交委员会主任，年仅20岁。到川陕苏区后负责与杨虎城部的统战工作，与杨签定互不侵犯协议，派武志平建立秘密交通线。后因反张国焘被关押，直至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才被释放。延安时期先后任鲁艺政治部主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兼中央管理局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驻外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因工作出色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表扬。1994年去世。

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的有秦邦宪（博古）、沈泽民、陈原道、夏曦、宋盘民、殷鉴。

秦邦宪，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1931年4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这期间曾犯过“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又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1936年任中共中央代表，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38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和南方局组织部部长。1941年后，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任新华通讯社社长。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2月以中共代表身分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会议。同年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汇报工作，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遇难。

沈泽民，浙江桐乡人。大作家沈雁冰（茅盾）之弟。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任党中央机关报《热血日报》编辑。1926年春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任该校政治经济学教师。1928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担任大会翻译工作。1930年10月回到上海。1931年初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4月调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被中共中央指定为鄂豫皖分局书记。5月，中共鄂豫皖分局正式成立，张国焘自任书记，他任常务委员。1932年1月主持召开中共鄂豫皖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共鄂豫皖省委，被选为书记。同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负责全面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同年 11月20日，因病在黄安县天台山芦花冲去世。

陈原道，安徽巢县人。留苏回国后先后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顺直省委组织部长。1931年2月，赴天津任中共河北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实际上主持省委工作。4月8日，陈原道夫妇在开展工作时不幸被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和折磨，他和薄一波等同志一道，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建立了狱中秘密党支部，被选为狱中秘密党支部第一任书记，为团结和保存党的力量，纯洁党的组织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32年9月，陈原道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同年11月，党中央调陈原道任江苏省委常委兼上海革命工会党团书记，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1933年1月7日，由于叛徒的出卖，陈原道再次被捕，并很快被转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利诱，他横眉冷对，坚贞不屈，严词拒绝，痛加斥责，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1933年4月10日，陈原道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时年31岁。其妻刘亚雄也是苏联留学生，曾任顺直省委秘书长，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刘亚雄之父刘少白更是传奇人物，他曾是山西的大地主、省议员，后追求进步，遣散家财支持革命。

夏曦，湖南益阳人。早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毛泽东是校友，以后和何叔衡一起创办学生联合会，也是新民学会的成员，他和毛泽东等人一道参加了驱逐张敬尧的运动，是当时湖南革命运动的先驱者，夏曦本人不仅当选过中共中央委员（第五次全代会上），而且也曾经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1年1月，夏曦被派往洪湖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从1931年到1934年，他积极贯彻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犯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给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党团组织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造成了重大损失。夏曦在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杀掉数万自己人。他自己身边4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3个！完成了四次大肃反的湘鄂西根据地由原来的人马5万多人减员为4千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这些数字都只统计了军队被杀者，未将地方上的冤魂统计在内。考虑到湘鄂西的面积，哪怕采用最保守的统计数字，该区肃反战果赫赫，为各区之冠。红3军这时的兵力仅相当于两个团，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最后，贺龙对夏曦说：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大约也感到人马太少，故而默默无语。以红军装备之紧张，红三军竟然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1934年6月，夏曦在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上开始认识和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1935年11月参加长征。1936年2月途经贵州毕节时，不幸溺水牺牲。

宋盘民：从苏联回国后，分配到湘鄂西根据地工作，曾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少共中央分局书记，红三军九师政委。他因不满肃反扩大化，被同为28个半的夏曦作为改组派抓了起来，后贺关趁夏曦不在把宋释放，夏回来后，又把宋抓了起来并于1933年12月公审枪毙。

殷鉴，曾在唐山煤矿做地下工作，1931年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被捕后关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即着名的草岚子监狱），为所谓“61人叛徒集团”的成员，在薄一波等人被营救前病逝于狱中。

“28个半布尔什维克”中，李竹声、王云程、孙济民、盛忠亮、汪盛荻、朱阿根等少数几个人回国后便脱离了革命队伍，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其中的另有一些人，在归国后没有什么令人瞩目的表现，如朱自舜、何子述、杜作祥（女）、萧特甫、李元杰、王保礼等，既没有什么好事，也没有做什么坏的事，平平淡淡，不知所踪，远不如他们在中山大学时那样“领风气之先”。

作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领军人物的王明和其妻孟庆树，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始终不予悔改，而是一意孤行，一错到底。1956年赴苏治病，中苏关系破裂后，站在苏联一边与中共为敌，1974年病死于莫斯科。孟庆树夫唱妇随，与其夫走上了相同的人生道路，1983年病死于莫斯科。
 

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便妄下断言：“‘二十八个半’没有一个好人。” 于是，旧事重提，凡在大陆、还在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均遭到审查，有的甚至被关进监狱而丧命，幸存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平反。（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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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映霞一生中的两次婚事都轰动一时，初嫁郁达夫，再嫁钟贤道。其实在婚外，她还有两件隐秘的情事，与两大政客有染，一是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另一则是“特工王”戴笠。

         王映霞与郁达夫

从“富春江上神仙侣”到劳燕分飞
　　
王映霞1908年生于杭州，其父金冰逊很早就去世了，她随母亲住到外祖父--杭州名士王二南的家中，并随母姓。她自幼跟着外祖父研习诗文，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基。1923年，考入了浙江女子师范学校。

杭州女师人才辈出，王映霞是她们中的一位佼佼者。她品学皆优，相貌又出众，在女师的名气很大。学生时代的王映霞爱好文学，对文坛的风云人物很关注。王映霞始知鲁迅、郭沫若，后来才知道郁达夫，并对郁达夫的文才十分倾倒。

郁达夫是位风流才子，他十三岁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与比邻的“赵家少女”，就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的初恋之情，大约在同一时期，他还与倩儿等两位姑娘有过恋情。留学日本期间，他与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儿等产生过恋情。后藤隆子被郁达夫昵称为“隆儿”，是郁达夫下宿处附近的“小家女”。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馆的侍者，玉儿也是侍女。191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期间多次嫖妓，并写下成名作《沉沦》。
　　
1917年，二十一岁的当郁达夫从日本回国省亲时，奉母命与乡绅大户孙孝贞之女孙兰坡订婚。后郁达夫为孙兰坡改名为孙荃，意即孙家香草之意，爱惜与尊敬充盈其间。

1922年3月，郁达夫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归国。5月，他主编的《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7月，其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发表。1923年至1926年间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大、广东大学等校任教。1926年底返沪后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发表了《小说论》、《戏剧论》等大量文艺论著。此间，他在安庆时与妓女海棠曾产生荒唐恋情，在北京与妓女银娣也有频繁交往。直至遇到王映霞，郁达夫才在情场上浪子回头，专心于对王映霞的感情。

郁达夫和王映霞相识于一次很偶然的机会，那是1927年，他三十一岁，王映霞才19岁。邂逅王映霞，郁达夫惊为天人，一见倾心，遂求再见、三见，这位青春美丽的才女也经不住自己崇拜的大作家的苦苦追求，于是两人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1928年4月，郁达夫、王映霞在上海举行了婚礼，两颗心走到了一起，共度人世风雨。

富春江畔，郁达夫名义上的夫人孙荃仍伴着郁老夫人苦守闺愁；上海滩上，郁达夫终抱得美人归。不管怎么说，这对美人才子的结合，在当时的文坛被传成佳话。当时柳亚子赠诗郁达夫，其中“富春江上神仙侣”一句传诵一时。

郁达夫并未给王映霞隆重的婚礼。像一切纯情少女一样，王映霞醉在爱情的浓蜜中，顾不上计较。她对郁达夫也无尽地满意，甚至还在自传里写：每月开支为银洋200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家庭了。其中100元用之于吃。物价便宜，银洋1元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60个鸡蛋，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

婚后王映霞发挥了妻子的柔情，除了竭尽所能与郁达夫共同建立一个爱的窝巢之外，并有目的地每天准备了鸡汁、甲鱼，黄芪炖老鸭，想尽了办法要把丈夫的肺痨病体加以补养。郁达夫也以“日记九种”的形式把他对王映霞的爱登在报刊上，使人们都知道他有一位贤淑、聪明、美丽的好妻子。这时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夫妻俩更加恩爱有加，过了五年甜蜜的生活。一九三三年，举家由上海迁到杭州，建了一座“风雨茅庐”居住下来。

郁达夫夫妇移居杭州后，与当时的上流社会有了很多的交往，极喜结交名人的王映霞也由此成为一颗交际明星。与其相识几十年的汪静之曾经说过：“王映霞最爱郁达夫带她去认识所有的朋友，专门同人家交际。”

对于自己当时的这一段生活，王映霞自己也回忆说：“(初回杭州)，这就很自然地给我招来了不少慕名和好奇的来访者，增添了麻烦和嘈杂。从此，我们这个自以为还算安静的居处，不安又不静起来。比如，今天到了一个京剧名角，捧场有我们的份；明天为某人接风或饯行，也有给我们的请帖。什么人的儿女满月，父亲双寿，乃到小姨结婚等等，非要来接去喝酒不可。累得我们竟无半日闲暇，更打破了多年我们家中的书香气氛。我这个寒士之妻，为了应酬，也不得不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们来往了起来，由疏而亲，由亲而密了。所谓‘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正是我们那一时期热闹的场面。同时因为有东道主的招待，我也就饱尝了游山玩水的滋味，游历了不少名胜。”

王映霞之美，令时人叹为观止。据当年曾去过“风雨茅庐”的日本历史学家增井经夫回忆：“(王映霞)漂亮得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她在杭州的社交界是颗明星，而她在席上以主人的身份频频向我敬酒，说‘增井先生，干杯!’时，就把喝干了的酒杯倒转来给我看，确是惯于社交应酬的样子。又有她那深绿色翡翠耳环和手镯，在灯光下摇曳闪烁的情景，至今还很清晰地如在眼前。想起来，那个时候大概是郁先生最幸福的时期吧，一下子就在饭馆里款待十个客人，实在是豪兴不浅。”

作为新女性的王映霞很介意名分，从一开始她就希望郁达夫与孙荃离婚后再嫁，但郁达夫的矛盾与拖延使她这一心愿没能达成，勉强可算是个两头大”的格局。在1932年郁达夫杭州养病题赠映霞的一首七律《登杭州南高峰》中还有意无意中会将王映霞视为“妾妇”：
　　
　　病肺年来惯出家，老龙井上煮桑芽。
　　五更衾薄寒难耐，九月秋迟桂始花。
　　香暗时挑闺里梦，眼明不吃雨前茶。
　　题诗报与朝云道，玉局参禅兴正赊。
　　
这里郁达夫以朝云比王映霞。朝云是苏东坡的小妾，也姓王，也是杭州人。苏东坡对朝云非常钟爱，在她死后曾作《悼朝云诗》寄托哀思，朝云因此以古代文人侍妾的代名词而名世。郁达夫此诗题名《寄映霞》，自然是有欠妥当，所以后来他又将“朝云”改为“霞君”。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使王映霞的妾妇身份可谓“名至实归”：郁母七十大寿时，郁达夫曾带王映霞回富阳老家拜贺。寿堂前郁母高坐，原定由各门夫妻依次同拜，郁母临时又改变了主意，改由男归男，女归女，从大房到小房依次拜寿。郁达夫兄弟三人，他行三。轮到小房媳妇拜寿时，王映霞刚欲上前跪拜，孙荃见状从左侧快步插入，抢在王映霞之先朝婆婆下拜了。郁母见小房媳妇孙荃拜过了，就从座位上立起身，以示拜寿结束。
 
达夫郁的赠诗及郁母与孙荃的态度都明白无误的说明在郁家王映霞不过是“姬妾”！这是王映霞所无法容忍的。思想上的距离、年龄上的悬殊、性格上的差异，使他们隔膜愈来愈多，不得已由王映霞外公王二南先生出面让郁达夫写了“保证书”和“版权赠予书”给王映霞。从此，郁达夫对王映霞产生了一个非常坏的印象，他觉得王映霞把金钱、物质看得比什么都重，是一个未脱尽世俗的女子。于是“幻灭的悲哀”涌上心头。此后，二人误解日深，裂痕越来越大。

后来郁达夫又在家中发现了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又发现了戴笠与王映霞亦有染，致使夫妻反目王映霞离家出走，后经友人调解，一场风波才告平息。然而感情的裂痕却愈裂愈深，终至最后在新加坡恶脸相向。郁达夫推出《毁家诗纪》，详细叙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回应，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下，这对当年的“神仙侣”最终以“协议离婚”而分道扬镳。

与“特工王”春风暗度，曾经在武汉为戴笠打过胎

1990年代初，郁达夫的生前好友、著名诗人汪静之撰文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文中说王映霞曾经在武汉为戴笠打过胎。

汪静之与郁达夫在1922年夏参加《女神》出版一周年纪念会上一见如故，其妻符竹因乃王映霞在杭州女子师范时的同学，两家由此来往密切相交甚笃。据汪静之回忆，1938年春夏间他与家人到武昌避难，当时达夫也全家在武昌，两家是近邻，常相往来。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随政府慰劳团到前线劳军，有一天王映霞对符竹因说：“我肚里有了，抗战逃难时期走动不便，我到医院里请医生打掉。医生说：‘要你男人一起来，才能把他打掉。男人不同意，我们不能打。’达夫参加慰问团去了，要很多天才会回来，太大了打起来难些，不如小的时候早打。竹因姐，我要请静之陪我到医院去，装做我的男人，医生就会替我打掉。请你把男人借我一借。”符竹因听了满口应承，吩咐汪静之陪王映霞过江到汉口一家私人开的小医院里作了流产手术。过了一段时间汪静之到郁达夫家看他回来没有，王映霞的母亲说：“没有回来。”汪看见郁达夫与王映霞的长子郁飞满脸愁容，就问他为什么不高兴?孩子说昨夜妈妈没有回来，王映霞的母亲也对汪静之说王映霞昨夜被一辆小轿车接走后至今未回。第二天汪静之再去探望，却见王映霞一脸的兴奋和幸福，对汪大谈戴笠的花园洋房是如何富丽堂皇如何漂亮，流露出非常羡慕向往的神情，汪静之马上悟到昨天她夜不归宿的原因了，也联想到她为什么要在郁达夫外出时去打胎。汪静之在《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中说：“我当时考虑要不要告诉达夫：照道理不应该隐瞒，应把真相告诉朋友，但又怕达夫一气之下，声张出去。戴笠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人称为杀人魔王。如果达夫声张出去，戴笠决不饶他的命。太危险了!这样考虑之后，我就决定不告诉达夫，也不告诉别人。”

后来汪静之离开武汉赴广州，不久郁达夫也到南洋去了，此事便一直埋在汪静之心底，直到汪偶然看到王映霞指责郁达夫的两篇回忆文章。出于替郁达夫辩护的目的，汪静之才撰文回顾了几十年前的这段往事，该文现保存于上海鲁迅博物馆。汪静之与郁达夫夫妇同为好友且从无罅隙，兼之郁达夫生前对戴笠的怀疑，汪的回忆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郁达夫与戴笠同为浙江老乡，戴笠1912年曾在杭州的浙江第一中学堂读书，而这所学校的前身就是郁达夫的母校杭州府中学堂，由此看来，郁、戴还是前后同学。当时的交际是极其重视同乡同学关系的，这层关系可能是郁、戴交往的一个契机。据郁达夫1936年2月14日的日记记录：“发雨农（戴笠字雨农）戴先生书，谢伊又送贵妃酒来也。”这是戴笠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郁达夫日记中。当时郁已赴福州任福建省政府参议，戴笠竟将贵妃酒追踪送到了福州，并且还是“又送”，可见郁、戴在杭州的交往就已非常密切。据史料记载，抗战爆发前，戴笠曾在杭州举办多期特别训练班，经常在杭州一带活动、停留，估计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戴笠其人，据其朋友称“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色，他不但到处有女人，而且连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皂白，这是他私德方面，最容易令人灰心的”。由此可见，戴笠与郁达夫结交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是借机接近王映霞。

郁达夫对戴笠的用意有所觉察。据郁达夫在福建省政府的同事、后来曾长期担任省主席陈仪秘书的蒋授谦回忆，郁达夫“移家杭州之后，适戴笠来杭养病，常到达夫家中作不速之客，偶一留饭，赏赐服务人员特别优厚，而达夫则惮于应酬，因此动南游之兴。其写给陈仪简短的信，大意是说慕陈氏治绩，欲来闽观光，如得一席之地以赞盛治，深以为幸。”郁达夫初到福州，与蒋授谦同在公报室做事并且来往很多，跟他讲这番话很有可能。“不速之客”戴笠频频造访，肯定要引起郁达夫的反感和怀疑，而据郁达夫的朋友回忆当时郁家没有女佣，这个被戴笠“赏赐”的“服务人员”只能是王映霞，郁达夫之所以如此佯称，可能是羞于言戴笠厚赠王映霞的缘故。
　　

发现王映霞与戴笠的奸情后，郁达夫愤怒已极，而王映霞却无所谓，干脆不辞而别，郁达夫长夜不眠。窗外王映霞洗涤晾晒的纱衫还挂在那儿，郁达夫越看越气，又毫无办法，拿笔饱浸浓墨在那纱衫上大写：“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并成诗一首：

　　　　　　　凤去台空夜渐长，挑灯时展嫁衣裳；
　　　　　　　愁教晓日穿金缕，故绣重帏护玉堂。
　　　　　　　碧落有星烂昂宿，残宵无梦到横塘；
　　　　　　　武昌旧是伤心地，望阻侯门更断肠。

“侯门”当指戴笠的府邸，对它郁达夫只能是“更断肠”。但郁达夫也有办法，他在报上登出“警告逃妻”的启事，使得王映霞颜面尽失，肝肠寸断。于是戴笠通过中间人来做郁达夫的工作，郁达夫又在报上登出：“道歉启事”，王映霞写了一纸“悔过书”，双方于是言归于好。这时武汉局势吃紧，郁达夫答应了新加坡星州日报之聘，带着王映霞远赴南洋。
　　
王映霞到了新加坡后，难舍远方的情人，天天与郁达夫吵架。郁达夫忍无可忍，便将“毁家诗记”寄到香港的《大风旬刊》发表。内容包括两年来郁、王婚姻触礁的点点滴滴。用十九首诗和一阕词，事无巨细全部记录了下来，并加以注释，用词尖刻，不留余地。使得王映霞品格扫地，气得七窍生烟。一连写了几封信寄到《大风旬刊》，大骂郁达夫是“欺膝世人的无赖文人”、“包了人皮欺骗女人的走兽”、“疯狂兼变态的小人。”于是互揭疮疤、形同分水、冷战分居，最后王映霞演出第二次逃家的新闻。
　　
一九四零年八月中旬，王映霞只身返国。经香港飞往战时首都重庆，郁、王两人在新加坡、香港、重庆分别刊出离婚启事。

王映霞走后，郁达夫冷静下来，对她仍是思念不已，有诗为证：

　　　　　　　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
　　　　　　　秋雨茂陵人独宿，凯风棘野雉双飞。
　　　　　　　纵无七子为衷社，尚有三春各恋晖；
　　　　　　　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

郁达夫希望以母子之情去打动王映霞，妄想她幡然悔悟，然而一切已无法挽回了。

后来郁达夫在新加坡与广播电台工作的李筱英同居。李筱英是福州人，在上海长大，暨南大学文科毕业。中英文造诣均佳，具有非凡的语言天才，银铃般的声音令人着迷。然而由于郁达夫儿子的坚决反对，两人未能成婚。

不久，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战火迫近新加坡。郁达夫辗转逃到印尼，娶了华侨少女何丽有为妻。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郁达夫无缘无故地被人诱出杀害，尸骨无存，终年49岁。后来谣传又起，给郁达夫加上了一条为日本宪兵队任翻译的汉奸罪名。至今郁达夫之死，仍然是个迷，好事者猜测，多半是戴笠的军统趁乱世所为。

王映霞梅开二度再嫁钟贤道

王映霞回到重庆后，开始了新的生活。1945年冬，任妇女指导委员会保育院保育员，次年6月，任军事委员会特检处秘书，随即到外交部担任文书科科员。王映霞在重庆的工作和生活，都得益于军统头子戴笠的鼎力相助。

在外交部担任文书科上班的第一天，她刻意打扮了一番，穿上一身凹凸有致的花色旗袍，足登三寸高跟皮鞋，加上她那“荸荠白”的皮肤，确实是艳光四射。她款摆腰肢走进办公室时，四座皆惊。
　　
王映霞清楚地知道，红颜易老，青春不再，她必须有效地把握自己犹存的风韵，而且还要尽量摆脱“郁达夫弃妇”的阴影。于是努力重塑淑女的形象。除了化妆和衣着外，往日故交在重庆的反而很少往来，谨言慎行。不久，经过精心准备，她又重在社交界抛头露面。商会会长王晓籁成了她的干爹。王映霞凭她的家世、学识、美艳、机敏，再加上岁月的磨炼、爱情的波折、饱经世故，已是人情练达，还有人见人怕的戴笠撑腰，真是左右逢源，日子过得顺风顺水。
　　
1942年4月，由曾代理民国国务总理兼外长、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做媒，王映霞在重庆再披嫁衣。新郎钟贤道是江苏常州人，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任职于重庆华中航业局，是王正廷的得意门生。王映霞与钟贤道的婚礼冠盖云集，贺客如云，极为排场，宴宾三日，王莹、胡蝶、金山这些当时的大明星也前去赴宴。郁达夫的朋友、专栏作家章克标在《文苑草木》中说：“他们的婚礼是十分体面富丽的。据说重庆的中央电影制片厂还为他们拍摄了新闻记录片。他们在上海、杭州各报上登载了大幅的结婚广告，而且介绍人还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见这个结婚的规格之高，怎样阔绰。”著名作家施蛰存还专门为王映霞赋诗一首：“朱唇憔悴玉容曜，说到平生泪迹濡。早岁延明真快婿，于今方朔是狂夫。谤书欲玷荆和壁，归妹难为和浦珠。蹀蹀御沟歌决绝

，山中无意采蘼芜。”

山城重庆为之轰动，有说法称：“钟贤道拐了个大美人!”

对于这次隆重的婚礼，王映霞本人也是念念不忘，1983年她在《阔别星洲四十年》(载1983年7月14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一文中回忆说：“我始终觉得，结婚仪式的隆重与否，关系到婚后的精神面貌至巨。”

一九四六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而死。王映霞顿失凭依，辞去外交部的文书工作，急流勇退，过着朴实无华的主妇生活。随丈夫到了芜湖，生了一子一女。

钟贤道对王映霞非常体贴，婚前他就对王映霞许诺要把她失去的年华找回来，婚后他让王映霞辞去工作专事家政。解放前夕，当时的达官显贵都纷纷逃往台湾，钟贤道却退了预订的机票，留在了大陆。解放后，钟贤道到上海航联保险公司工作，生活比较安定。“三反”运动中，钟贤道被怀疑贪污受到审查，经调查为冤案。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起因是她在重庆外交部工作时参加过国民党，幸亏只是口头参加，既无党证也没缴过党费，向组织说清楚这段历史后即被解禁。王映霞关押期间，钟贤道心急如焚，探视、送物，竭尽所能关怀备至。回家后，钟贤道在锦江饭店开了个房间让王映霞安心静养，又带她到外地旅游散心，“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钟贤道对王映霞极为慷慨大方，对自己却非常节俭，王映霞对此深为感激，感谢命运给了她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港湾。

1980年，与王映霞过了38年平静婚姻生活后，钟贤道病逝于上海，终年72岁。

对于自己婚姻中的两个男人，王映霞晚年在自传中作了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飘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她在《王映霞自传》中对郁达夫和钟贤道都有所提及。只不过，全书一共五十四章，直接讲到钟贤道的只有五章，绝大部分篇幅还是围绕着郁达夫展开。这个男人曾让她心醉，也让她心碎，还让她到了生命终了也无法与其脱离干系。那个给她尘世幸福的平凡男人钟贤道，只是和她共同经历生活风雨，只是和她相互扶将，只是和她平淡度日，只是拿她当作宝贝宠着爱着，却没有留下更多的故事。

晚年岁月，风采依然。

王映霞的晚年，除患轻度白内障和心脏病外，并无大病，日常生活全自行料理。她长期一人独居上海，不愿与儿女们共同生活。

偶然间，她开始动笔写一些文章——关于郁达夫的往事，关于与鲁迅、许广平、陆小曼、丁玲、庐隐等的交往。

1986年，王映霞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她整理了郁达夫书信四十九通，结集成册，出版了《达夫书简——致王映霞》。又写了《半生自述》、《王映霞自传》，在大陆和台湾出版。另编就她
与郁达夫的散文合集《岁月留痕》等。

1990年，已83岁的王映霞应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刘绍唐先生和原《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先生之邀，以“杰出大陆人士”的身份访问了台湾。在台北三个月，她拜访了久违四十年的老友陈立夫、胡健中，参观了张大千的故居摩耶精舍，畅游了阳明公园。

90岁之后，她身体日衰，生活不能自理，独居发生困难。儿女们盛邀她前往，她又不肯，便请雇工料理。一直到最后的岁月，因为不小心腿摔成骨折，她才不得不来到杭州与女儿住在一起。

杭州是王映霞从小生活的地方，女儿经常用轮椅带着她去西湖走走，走在如诗如画水光潋滟的湖畔，常常会有游人情不自禁地赞叹：“竟有这么漂亮的老太太!”

2000年2月，王映霞病逝于杭州，终年92岁。与钟贤道合葬于杭州南山公墓。(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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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马克沁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支能自动连续射击的机枪。这是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全自动机枪，每分钟可发射600余发子弹。这种机械的运动描述起来复杂而抽象，但要是亲自看上一眼，人们会立即叹服于它的精巧与妙思。正是马克沁机枪中，人类第一次运用了复进簧、可靠的抛壳系统、弹带供弹机构、加速机构、可靠调整弹底间隙、射速调节油压缓冲器等机构。至今，专业的枪械研制人员依然遵循着由马克沁首创的火药气体能量自动射击三大基本原理——枪管后坐式、枪机后坐式和导气式。

发明天才曾两次无奈去国，后终于研制出了全自动机枪。

海勒姆·史蒂文斯·马克沁1840年生于美国东北部缅因州，由于家贫14岁被迫辍学去当一个马车制造商的学徒。马克沁早年生活坎坷，为谋生一度曾去加拿大。全凭刻苦自学的马克沁，在少年时代就崭露头角。他亲手制作的各种精巧仪器无不显示出富有创造性的天才。回到美国后，除了为生计奔波外，他每天都要跑到叔叔的工厂中去研究他的各种发明。由于在电器方面的发明较多，马克沁不断遭到当时美国的电器行业霸主——爱迪生公司的排挤，只好离开美国到伦敦去开辟新的电器市场，并在那里定居。当时正值欧洲大陆战火纷飞，敏感的马克沁很快意识到制造武器是一个极好的赚钱机会，于是他转变了自己的钻研方向，投向速射武器领域。

19世纪的欧洲正处于殖民主义扩张时期，为满足战争需要正在寻求新式武器。需求的牵引使马克沁全身心地投入了对这个极为广阔的市场的关注。他决心发明新式武器来取代那些非常笨重、射速低下的机械式武器。他科学地断言，单管机枪利用后坐能量来完成自动装弹、自动射击等动作，理论射速可达600发／分。正如一切大胆的设想必然遇到怀疑一样，不仅英国政治家们深表怀疑，而且欧洲的武器专家也不断报以轻蔑的讪笑。但是，马克沁是勇敢的探索者，一旦认准了目标，就勇往直前，决不后退。

应该承认，对于研制武器开始他的确是个“门外汉”。他个人在武器方面的学识是很有限的。然而，马克沁是个善于思索而勇于实践的人，从不跟随别人爬行。他决心探索新的作用原理。一次，他使用老式斯普林菲尔德步枪射击后，发现自己肩膀上被后坐力挤压得青一块、紫一块。这说明枪的后坐具有相当的能量，这种能量来自于枪弹发射时产生的火药气体。马克沁正是从人们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后坐现象中，为武器的自动连续射击找到了理想的动力。马克沁首先在一支老式的温切斯特步枪上进行改装试验，利用射击时子弹喷发的火药气体使枪完成开锁、退壳、送弹、重新闭锁等一系列动作，实现了单管枪的自动连续射击，并减轻了枪的后坐力。马克沁在1883年首先成功地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支自动步枪。后来，他根据从步枪上得来的经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他的枪管短后坐自动射击原理。他还改变了传统的供弹方式，制作了一条长达6米的帆布弹链。为机枪连续供弹。为给因连续高速射击而发热的枪管降温冷却，马克沁还采用水冷方式。马克沁在1884年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支能够自动连续射击的机枪，射速达每分钟600发以上。

马克沁不仅是天才的发明家，也是杰出的机械师。1884年他在伦敦建立一家小型工厂并从美国运来新型铣床。由于缺乏专用设备，枪管无法加工只好外购，其他零件完全由他亲手制造。马克沁夜以继日地赶制了几挺样枪，第一次试验配备6发子弹，仅用1．5秒就全部发射完毕。试验成功了！伦敦的头面人物闻讯接踵而至，甚至连皇室显贵也登门观看机枪试验。

马克沁与他发明的马克沁机枪

1893-1894年在马塔贝尔，马克沁机枪经历第一次战斗洗礼。由英国查特公司的50名警察配备4挺马克沁机枪组成的队伍在90分钟内诱使5000名手持长矛的祖鲁人发动数次冲锋。当骠悍的土著人靠拢后，马克沁机枪才开始射击，结果在英军阵前堆积3000多具尸体。经受实战考验，又经多次反复改进，马克沁机枪性能日臻完善。

由于浪费子弹，开始的时候，马克沁机枪订单很少

以往人们使用的枪都是非自动枪，子弹需要装一颗发一颗。战争胜利的决定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装弹速度的快慢，很多人还没有来得及填上第二发子弹就莫名其妙地被击毙了。而马克沁的机枪问世后，射击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发射瞬间，机枪和枪管扣合在一起，利用火药气体能量作为动力，通过一套机关打开弹膛，枪机继续后坐将空弹壳退出并抛至枪外，然后带动供弹机构压缩复进簧，在弹簧力的作用下，枪机推弹到位，再次击发。这样一旦开始射击，机关枪就可以一直射击下去，直到子弹带上的子弹打完为止，能够省下很多装弹时间。但是另一方面，连续射击却会造成子弹不受控制地发射，浪费也就在所难免。所以在刚刚起步的时候，马克沁机枪总是没有订单。

为了促销，1884年马克沁在英国举行了自动机枪问世的发布会，各国都有代表出席会议，中国也派了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李鸿章出席。当时表演的是速射，机枪在半分钟内一口气打出了300发子弹。李鸿章大开眼界，连声感叹：“太快了，太快了。”但是当时正值中法战争前夕，积弱的清政府没有给李鸿章多少可以调用的银子。李鸿章虽然希望自己筹建的新式军队也能有这样的武器，可是当他发现这样的枪会浪费大量子弹后，也不得不自叹“太贵了，太贵了”。其实不仅仅是李鸿章，就是很多法国人、俄国人也认为马克沁的机枪太浪费军火，不愿意购买。然而，在德国，他却获得了相当数量的订单。

中国驻外使节考察马克沁机枪，图中大树刚被机枪打断

马克沁机枪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威力无比

真正让马克沁出风头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德军装备了马克沁重机枪，在索姆河战斗中，一天的工夫就打死60000名英军，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从那以后，各国军队相继装备马克沁重机枪，马克沁由此成为闻名的杀人利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随处可见马克沁的身影，因为它杀人速度快，杀伤力量大，因此交战双方都对马克泌青眼相加，美、英、德、意、日等国都大量采用了马克沁重机枪。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二战的死亡人数才会突破5500万。据抗日老兵回忆，马克沁开火时，只能看到一片弹雨，人遇上了，立即就被打成马蜂窝。马克沁杀人时，就像割柴草一样。人海战术在马克沁面前，完全失效，上一批死一批。

纵观历史，能导致战争的进程为之改变，并能影响整个武器发展方向的，除了马克沁机枪之外，没有第二件武器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正如英文版《武器装备百科全书》说：“马克沁机枪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自从拿破仑时代起曾经使用过的战术完全没用了”。

马克沁又研制出了枪械的消音器，揭开了无声枪时代。

机关枪在射击时声音特别大，噪声让人觉得心烦意乱。所以发明机关枪之后马克沁就开始琢磨怎么才能让枪发射时的声音小一点。他发现，通过某种装置使枪弹击发时排出的气体作旋转运动，就可充分消除噪声。他还鼓励喜欢打猎但却讨厌猎枪噪声的儿子加入研究。1908年3月25日，马克沁获得了一项有关消音器的专利。2天后，他的儿子珀西也获得了一项关于消音器的专利。珀西的专利和珀西本人其后发明的消音器被公认为一种真正实用的消音器。

马克沁的儿子珀西得知美国总统塔夫脱也很喜欢打猎，于是，他将自己发明的消音器送给了塔夫脱总统。总统把它装在自己喜爱的猎枪上。没有了噪声的烦恼，总统觉得自己的狩猎技术大步提高。总统收下消音器的消息很快传到军界，立即引起军方的注意。他们在珀西猎枪消音器的基础上，于1912年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支微声步枪。之后，美国军界一鼓作气，很快就在微声步枪的基础上研制成功了无声手枪，主要供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和特种部队使用。

有这样的一则趣事：第一批无声手枪制成后，美国总统的一位好友也挑选了一支，打算作为礼物送给总统。有一天他悄悄带着这支手枪和试验用的沙袋走进白宫。当时，总统正在办公室里和客人讨论某项基金的问题，没有注意到好友的到来。好友就想恶作剧一下，顺便试试无声手枪究竟怎么样。于是他将沙袋放在总统办公室外面的角落里，用手枪向沙袋连射10枪，结果周围根本没人有任何反应。好友后来把这个过程讲给总统。在政界打滚多年的总统顿生恐惧，说道：“要是换成了别人带着这种武器闯到我的办公室来，我的脑袋就是搬家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啊！”总统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恐怖分子使用这样的无声机械后，确实给社会的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马克沁机枪在战场上大显身手长达半个世纪，这在近代兵器史上是极为罕见的。马克沁在枪械方面的其他发明还有短后坐自动步枪、导气式自动步枪和枪机后坐式自动手枪等。他晚年致力于无烟火药生产工艺和航空问题研究。。他的许多发明，至今依然广泛地应用于现代武器中。（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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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右到左：

宗泽《早发》:“繖幄垂垂马踏沙,水长山远路多花。眼中形势胸中策,缓步徐行静不哗。”

龚自珍《已亥杂诗 76》:“文章合有老波澜，莫作鄱阳夹漈看。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

王昌龄的《出塞二首》其一：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龚自珍的《已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亢银中 :

 自号一丑

 国家一级美术师

 中国骈文网顾问

 中国民族艺术家协会副会长

 国家友好画院特聘画师

 山西翰墨缘签约书法家

 ......

 亢银中博客：http://blog.sina.com.cn/yctkyz

胡奇才是员虎将，他生于1914年9月，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原名胡其财。他1929年参加革命活动，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过长征，时任红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政委。1938年8月，党中央派遣干部增援山东，组成山东干部大队，胡奇才任大队长。不久任山东纵队第一支队司令员兼鲁中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从此坚持鲁中抗战达七年之久。先后担任山东纵队第一旅副旅长、鲁中军区参谋处处长，指挥所部进行葛庄战斗、临朐战斗，攻克沂水城，打击顽军势力，粉碎日寇“扫荡”。鲁中人民至今还记得当年为鲁中根据地的巩固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胡奇才司令。1987年，迟浩田到沂蒙山区视察，有一七旬老翁特地向他打听胡奇才同志，并当场唱出了当年歌颂临朐战斗胜利的歌谣：“胡奇才，不简单，指挥八路打冶源；打死鬼子三十三，活捉一个翻译官。”迟浩田听后感慨万千，回京后即亲笔写下了这首歌谣，敬赠胡奇才老将军。

胡奇才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奇才率部急驰东北，于1946年10月底组织并打胜了新开岭战役。10月间，国民党政府为实现先南后北逐次占领全东北的目的，集十万兵力分三线进犯南满根据地。我辽东军区拟集结主力保卫丹东，掩护首脑机关和后勤各单位转移。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司令员胡奇才根据战场形势机动处置，果断决定将已经分散的全纵队迅速收拢，把敌中路军二十五师诱至宽甸地区新开岭，歼敌8000余人，俘敌师长以下6000余人，缴获无数。战后，敌人从三面向我压来，南面是鸭绿江，情势万分危急，他沉着指挥部队迅速撤离战场，穿过桓仁原始森林向辑安地区转移。途中，带着6000多名俘虏，还要不断与追敌交火，异常艰险。这段历程，后来被改编成电影《逆风千里》。

新开岭战役，是辽东我军首次大捷，在自卫战争敌强我弱形势下，首创东北我军一役歼敌一个整师的战例，扭转了南满战局，受到中央军委、东北联军总部的通令嘉奖。正是在新开岭战役中的出色表现，使林彪记住了胡奇才。

林彪亲点虎将胡奇才去一线指挥作战的塔山阻击战，是解放战争时期东北野战军第4、11纵队在辽沈战役中，为保障主力夺取锦州，于锦州西南塔山地区对增援锦州的国民党军所进行的一次防御作战。

塔山地处锦州、锦西之间，东临渤海，西靠虹螺岘山和白台山，是国民党军西进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路，也是东北我军堵住国民党援军的必守之地。为保障主力夺取锦州，第4、11纵队共8个师奉命在塔山地区组织坚守防御，阻击敌军驰援锦州的92军21师、62军等11个师。敌强我弱，阻击任务艰巨，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示阻援部队：“准备在此线死守不退”；“必须死打硬拼……”

塔山阻击战准备时间短促，作战持续时间长、规模大，从兵力上说敌多我少，装备上敌优我劣，地形上敌高我低，而且四纵是仓促占领防御阵地的。林彪善于用兵，更善于用将。谁适合攻城，谁适合追击，谁适合防守，他心中都一清二楚。为什么把防守塔山的重任交给四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四纵有一个非常“狠”的副司令员胡奇才。四纵的老兵都知道，谁要叫胡奇才“狠”上了，不死也要被扒层皮。

林彪从来没有亲点某人指挥某战，此战他发出了其军事生涯中唯一的点将命令：塔山战役刚打响不久，林彪就给四纵发急电，点名叫副司令员胡奇才立即到十二师的一线去指挥。要用最好的连队守住阵地，并且每天要向总部发四次电报报告战况。林彪明确让四纵打阵地战，决不允许为保存实力打运动战。每个指战员都要明确自己在战场上的位置，决不允许后退半步。塔山无山，只是个无险可守的村庄。情势危急，东北联军总部命胡奇才奉林彪之令亲临塔山指挥。他多次到阵地观察，及时改变了只守村后小山的部署，构筑起坚固的村落防御体系，坚守村庄，控制村边通道。10月10日开始，他指挥塔山部队与敌激战六昼夜，抵住了敌人六个师的轮番攻击，打得敌人寸土未进。蒋介石难以置信，乘飞机亲临塔山观察，叹道：“没有料到，三个军在海空军配合下，就是打不过塔山。”

在这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为残酷的阵地防御战中，四纵坚守塔山阵地六昼夜，寸土未失，以伤亡3000余人的代价，毙伤敌副团长以下官兵6222名，俘敌667名。胡奇才不负林彪厚望，在这场艰苦卓绝的防御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直到塔山战斗结束，作为总预备队的一纵也没有派上用场。

毛泽东发来嘉奖电：四纵在，塔山在！林彪高兴地说：是啊，没想到四纵打得这样好，打的是政治仗啊。罗荣桓称赞：四纵打得好,像这样的阻击战范例，在我军历史上还是少有的。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到达北平，在西郊机场举行阅兵式，由四十一军(四纵)组成阅兵队伍。毛泽东向“塔山英雄团”的旗帜行注目礼。

解放后，胡奇才历任辽东军区、辽西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52年5月，他主动要求赴朝鲜战场参观学习，任东北军区赴朝参观团团长，兼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六十八军副军长，工作半年。同年12月，进入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班学习。1954年10月毕业，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分管军务、装备、科研等项工作，参加过天安门、人民大会党、钓鱼台等大型维修和修建工程，参加过“两弹”试验基地、指挥及防护防御阵地建设等保密工程，参加过勘察筹建军事工程院校和军事工程机械等项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胡奇才后来曾四次重访塔山，每次都长久地站在当年的前沿阵地沉默不语。他告诉老伴：我是塔山阻击战的幸存者，做梦都梦到这地方，死后我一定要回塔山，这样我的灵魂才能够安息。1997年7月3日，胡奇才在北京逝世。他被葬在了塔山743位烈士合葬墓的后面，和他一起长眠在这里的还有其他七位参加过塔山阻击战的老将军，他们是：吴克华、莫文骅、欧阳文、江燮元、李福泽、焦玉山、江民风。这八座将军墓墓碑的样式、规格、材质都一模一样，正面镶嵌着烤瓷的将军半身彩照和红五星，墓碑背面是将军的生平简介。
　　
胡奇才著有回忆录《坎坷的路》。（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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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毅英

              江山大美人

江山军统，与奉化总统，湖州中统，青田将军，并为中华民国时期浙江之“四绝”。这主要是由于军统的创建者戴笠及继承者毛人凤均为江山人。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系统内，军统重用与领导是同乡的江山人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了。于是偏居浙西一隅的江山青年纷纷加入军统行列。戴笠常利用他们监视其他非江山籍的特务。这些江山籍特务，被称为“特务中的特务”。在军统局里，江山籍特务相互交谈时，常有意说江山话，不让别人听懂，成为军统中最强大的派系。

军统中的江山人，以“一戴三毛”最为著名，“一戴”即戴笠，“三毛”即毛人凤、毛森、毛万里。他们四人，皆身居要职，被称为军统巨枭。据有关统计，当时国民党中校级以上的军官，江山人就占了70多位，少将以上的江山人有20名左右，可见其强大的势力。在军统内，戴笠和毛人风对江山人都十分信任，他们最亲信的江山籍的军统特务有14人，是他们的“江山子弟兵”。这是内部的叫法，外部则称为“十四亲信”，姜毅英就是这“十四亲信”的其中之一。

姜毅英1908年5月生于浙江江山县的一个普通人家，父亲是个木工。她原名姜鹤英，长相十分漂亮，天生丽质的她从杭州第一高中毕业后，考入了杭州警察学校，1933年毕业。毕业后，入军统局任译电员，因工作勤奋、译电业务拥熟，旋升任军统厦门电台主任报务员，兼任监察台密码破译工作，加发双位工资。姜毅英在情报工作方面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位高手级的老师-----她是“军统电讯第一人”之称的魏大铭的得意门生。

                                      破密建奇功

破译敌方电报密码，是军统获取敌方情报的一项经常性的极其机密的工作。军统头目戴笠对此一向很重视，专门设立了译电科。戴签后又呈请蒋介石批准，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特种技术研究室，专门从事日伪密码破译工作，以军统局第四处（电讯）处长魏大铭兼任该室中将主任，在该室任破译工作的特务，多为译电员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共30多人。作为魏大铭得意门生的姜毅英，也被调入这个研究室从事破译密电的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即1941年12月初，姜毅英破译了日本军部无线电密码，侦知日军将于同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的绝密情报。她即将此情报交戴笠亲自处理，戴笠极为兴奋，立刻将电报转呈蒋介石。蒋介石喜不自禁，迅即批示：“速通知美国政府。”
　　

奉蒋介石之命，戴笠当即迅电军统局美国站站长肖勃，命他立即转告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郭镕权，郭镕权接此重要情报自然不能稍迟，迅速转致美国五角大楼海军司令部。
　　

盛气凌人的美国人一向轻视中国，对中国的情报工作自然也瞧不上眼，因而对中国提供的情报，付之一笑。
　　

美国人的自负，换来了沉重的代价。由于美方丝毫没有采取预防措施，结果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和海军航空兵于美国时间1941年12月7日凌晨突袭珍珠港，使美军太平洋舰队遭到灭顶之灾，日军大获全胜。
　　

军统破译了日军密码的情况，日方并不知晓。因此，姜毅英继续破译日军密电，又得知以下情报：1941年12月7日日军愉袭珍珠港成功后，特派谍报员吉川少尉前往侦察愉袭效果。吉川化装成中国驻美使馆外交人员，来到珍珠港的阿兰高地，在一家日本人开设的秘密联络点——春湖阁餐厅，与这里的坐探人员取得联系，得知12月7日美军停泊在珍珠港的舰窿和舰载飞机，除3艘航空母舰围未返航而幸免外，其余120艘您艇及海空军官兵3000余人、飞机188架，全被日军炸毁。吉川还了解到，当日军份袭珍珠港时，美军官兵正在兵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饮酒狂欢，全然不知死神即将降临。
　　

日军的偷袭证实了军统情报的可靠性，美方开始对军统刮目相看。后来，美国海军司令部主动找戴笠，协商成立了“中美情报合作所”，由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准将梅乐斯任副主任。从此，大
批美国特务人员及特种装备，源源进入中国。这一中美情报深度合作局面之形成，姜毅英自然是功不可没。

凭着破译了日本军部无线电密码的绝世功劳，姜毅英被国民政府军委会由中校破格提升为少将，并被军统提拔为军事委员会特种技术研究室译电组组长，成为了军统唯一的女少将。

也有资料说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密电的是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局）的池步洲。历史上有太多的扑朔迷离，孰是孰非，只能由历史去评说了。

                                 雨农女校长

姜毅英的丈夫叶文照，也是浙江江山人，是军统第四处电台报务负责人之一。姜毅英任少将后，架子大了，脾气也大了，叶文照无法忍受，便与姜毅英离了婚。
　　

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姜毅英由上海逃往台湾，并一直在保密局工作，直到毛人凤去世才脱离军统，改任台北国立雨农小学校长（戴笠字雨农，这所小学是为纪念戴笠而设的），从此专注于教育工作。

姜毅英于2006年初在台北市永和正中路的家中去世，享年98岁。姜毅英后代中比较出名的是其孙女倪雅伦，是台湾岛上的一个名模。（刘继兴）

姜毅英孙女倪雅伦，台湾名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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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古以来就被人们合称为“开门七件事”，意思是说，不论贫贱富贵，从早上一开门开始，一天的生活都离不开这七件东西。而宋朝人吴自牧编撰的《梦梁录》中却列了八件事：柴、米、油、盐、酒、酱、醋、茶。不过，酒算不上人们每天的生活必需品，因而到了元代，“酒”渐渐被除去了，成为“七件事”。元剧中常有“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词句。

在古代，一些风雅之士也免不了为这“开门七件事”而惆怅满怀。喜欢涂鸦文字的他们，曾写下了一些给有关“七件事”的饶有趣味的诗，尽管这些趣味中夹杂着些许苦涩。

最早写“开门七件事”的诗，见于元人杂剧《刘行首》二折：“教你当家不当家，及至当家乱如麻；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明朝著名画家、诗人唐伯虎曾在新旧之交的除夕夜，写下来一首《除夕口占》：“柴米油盐酱醋茶，般般都在别人家；岁暮清淡无一事，竹堂寺里看梅花。”

有一首无名氏之作也写到“开门七件事”，题为《避债》：“前门索债乱如麻，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亦管他娘不得，后门走出看梅花。”

另一首无名氏的《无题》也很风趣：“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而今七字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

还有一首无名氏题为《百叹》的诗：“柴米油盐酱醋茶，而今件件费绸缪；吞声不敢长嗟叹，恐动高堂替我愁。”

古代还有一位主妇以《开门诸事》为题写给花心的丈夫的一首诗，颇有才华：“恭喜郎君又有她，侬今洗手不当家；开门诸事都交付，柴米油盐酱与茶。”

随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开门七件事都随之而进步。在现代中国大多地区，柴已被石油气、天然气和煤气等所取代。开门七件事在生活上所花的时间已大不如前了。如今开门七件事的含义已与古时有别，主要泛指与人民有切身利益的必备事情。（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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