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录李白《别鲁颂》

                           一

    鲁迅写给徐梵澄的第二封信，有云：“贫贱而肆志，富贵则骄人，中国现在嚷口号的人，大致皆有此病。”

    徐梵澄先生以为：“‘肆志’出《嵇中散集》，是先生校刊过的。‘贵得肆志，纵心无悔。’”（《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
    好像不对。

    ‘贫贱而肆志，富贵则骄人’，鲁迅这话，似是出自《史记·鲁仲连传》。“（田单）欲爵之。鲁连逃隐於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於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

    我向来崇仰徐梵澄先生的学问，从先生的文字中找出一处疑似‘硬伤’，有几分沾沾自喜。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而愚者之为愚者，或不在千虑之九九九失，正在此一得之后的沾沾自喜。

                        二

      鲁仲连与令狐冲对照：

     鲁仲连：“与富贵而诎於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

     令狐冲心想：‘此时我已无路可走，倘若托庇于少林派门下，不但能学到神妙内功，救得性命，而且以少林派的威名，江湖上则是无人敢向方证人师的弟子生事。’但便在此时，胸中一股倔强之气，勃然而兴，心道：‘大丈夫不能自立于天地之间，腼颜向别派托庇求生，算甚么英雄好汉？……’”

    令狐冲心想：‘……任教主当了教主，竟然变本加厉，……我辈学武之人，向以英雄豪杰自居，如此见辱于人，还算是甚么顶天立地的好男儿、大丈夫？’想到此处，不由气往上冲……

    鲁仲连：“平原君欲封鲁连，鲁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聊城乱，田单遂屠聊城。归而言鲁连，欲爵之。鲁连逃隐於海上。”

    令狐冲：“听上官云赠了自己八字颂词，甚么‘寿比南山、福泽无穷’，……若是当了副教主，这八字颂词，只怕就此永远跟定了自己，想到此处，觉得十分滑稽，忍不住嗤的一声，笑了出来。这一声笑显是大有讥刺之意，人人都听了出来，霎时间朝阳峰上一片寂静。……”

     最终，令狐冲与任盈盈‘偕隐’梅庄。

                              三

    金庸鉴定“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

    令狐冲与陶渊明，在精神气质上确有不少相似相通处，我在《笑傲江湖与魏晋风度》诸文曾约略谈及。

    陶渊明追忆自己“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跟令狐冲也不是没有相似之点的，可惜陶潜的早年经历，史籍记载无多，难能一一对照。

    陶、狐二人的经历，不是很有可比性。

    在各自的时空，陶渊明、令狐冲在政治生活中的分量，尤其不同。令狐冲“大吵大闹一番后悄然归隐”，陶渊明无非小吵小闹一番后，归田园居。

    个人浅见：与令狐冲经历相似的，不是陶潜，是鲁仲连。

    鲁仲连‘义不帝秦’，令狐冲‘拒盟’魔教。

                          四

     2009年，在接受《时代周报》专访时，金庸回忆起他与柏杨一次“剧烈”的关于秦皇的辩论。“柏杨认为秦始皇很好，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把一些乱七八糟的小国统一成为一个国家，所以秦始皇对中国有贡献。”金庸则“认为秦始皇坏到透顶。”

    我一直以为：《笑傲》的‘江湖’就是现世的‘天下’，‘一统江湖’即指‘混一天下’。

    金庸应该不反对‘一统’，他反感反对的，恐怕是秦始皇那种伴疆域一统而偕来的思想钳制、精神奴役。此意，我在早前的文字中多次谈及，但也自知证据不足而太多臆测的成分。而这篇《时代周报》专访，相当程度上可以证实我的臆测。

    再联系金庸以前金庸对电影《英雄》的批判（“把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秦始皇拍成了这个样，和历史上的形象截然相反，欺骗观众。”），应不难理解金庸（及令狐冲）对任我行和他的‘一统江湖’理想的极大恶感。

    从《笑傲江湖》的字里行间，得出以下结论，应该不算多么武断：

    任我行一旦‘一统江湖’，也会像嬴政那样焚书坑儒摧残文化，亦将控制舆论、“偶语者弃市，腹诽者诛，道路以目”；也会穷兵黩武不顾生民死活，也会追求长生不灭万寿无疆。

   ‘一统江湖’的任我行，亦将操生杀富贫贵贱“六柄”，控文武威德‘四位’，垄断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斯时的“江湖”，势必“万事皆决于上”“命为制，令为诏”“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任我行所追求的‘一统江湖’，乃是‘君师合一’的‘一统江湖’。

   任我行们“振长策而御宇内”“执敲扑而鞭笞天下”。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独夫民贼，任我行事；黔首亿兆，匍匐为奴。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乃下令“更民名曰黔首”（《史记·秦始皇本纪》）。‘江湖’既已‘一统’，往古对于‘民’的种种称呼，也要统一口径唤作‘黔首’？可有恰当的现代语词与之对应？感谢林嘉祥先生！在2008年提供出“黔首”的最好译文：“你们是个屁啊！！”

                          五

    在《奏<广陵>，要杀人！》文中，我曾谈过：“如果秦始皇没有像任我行那样猝死，多活2、30年，各种典籍势必荡然无存，整个民族文化价值终将丧失。”

    后来读到新出版的《金庸散文集》收录的《‘明月’十年共此时》，此文金庸写于1976年1月。也即是说：在写完《笑傲江湖》六年后，金庸写出此文，纪念《明报月刊》创办10周年。

    其中有些文字，与我在此文的猜测很有些相合，故转录于下：

   “秦始皇要烧尽普天下的书籍，只保留极少数的医卜种树之书。这强力的摧残，使得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黄金时代风消云散，然而，中华文化并没有给他毁灭。只因为秦朝统治的时期很短，来不及毁灭一切，有些书籍给人藏在墙壁里，后来找了出来；有些书籍给人记在心里，后来默写了出来。如果秦朝延长到二三百年，很难想像今日的中华民族是否依然存在。”

     倒不是说金庸的看法必然正确。只是，更喜欢看到与我相同相似的观点，也属人之常情。

                          六

                           七

    辩论中，金庸并指称：“你（柏杨）是受到M洗脑。”金庸当然知道柏杨并不曾在M治下生活过，‘洗脑’云云，应该指柏杨的历史观受M影响殊深。

   “很多中国历史学家讲秦始皇好的，我认为不好。”，金庸的表达，不够准确，‘讲秦始皇好的’，不是‘很多中国历史学家’，而是‘今天的很多中国历史学家’。两千多年间，嬴政在世人心目中的总体形象相当负面。也不是无人说秦始皇好话，很少就是了。贾谊《过秦》所言“秦王怀贪鄙之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历代为人认同。

    只是这几十年‘劝君少骂秦始皇’之后，一个戕贼人性、毁灭文化的暴君，才被捧成了不容非议的‘英雄’，洵属可悲之至！

    活在‘千古一帝’治下的屁民们，没有自由，没有思想，没有文化，没有尊严，没有人格……他们所有的，是有幸活在一个伟大的帝国并且很有希望坐稳了奴隶所感到无比自豪与荣光！

   今日的黔首，身为古屁民的后人，齐声讴歌始皇帝，光荣归于吾皇，哈利路亚！

   惭愧！鄙人思想觉悟太低，只好认同许倬云先生“不能盲目地爱国，我要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人类社会跟个别人是真实，国是经常变动的，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多少罪恶是以国家之名在进行。”之论。

                         八

   “令狐冲却是天生的不受羁勒。在黑木崖上，不论是杨莲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权，旁人随便笑一笑都会引来杀身之祸，傲慢更加不可。“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笑傲·后记》）

    “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於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

     方证又道：“……任教主非将我正教各派尽数诛灭不可。除非咱们人人向他磕头，高呼‘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阿弥陀佛！’”……令狐冲不禁笑了出来，说道：“正是。晚辈只要一听到甚么‘圣教主’，甚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全身便起鸡皮疙瘩。晚辈喝酒三十碗不醉，多听得几句‘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忍不住头晕眼花，当场便会醉倒。”

                         九

    前几年，由张五常发其端，关于开掘‘秦始皇陵’的争论，喧嚣一时。

    我反对现时发掘‘秦陵’，因为：【一】现在的技术条件，做不到九分的文物维护。【二】现在的体制，很可能令嬴政的腐尸成就权贵们的盛宴。

    如天佑华夏，切实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我看不出发掘秦陵有什么不可以。

    争论中，发掘的反对者有以‘挖祖坟’为词者。万世一系？这些朋友的家谱，保存真好，隔了两千年也能查出自己系出嬴秦，血统高贵？

    俺可不成！家族追溯到明代，已经空白。即使上溯秦代，我的祖先也没可能是伟大的始皇帝，只可能是‘大帝’治下苟延残喘的一介屁民，啼饥号寒，辗转沟壑。

    反对发掘‘始皇陵’，那是否应该一视同仁，推动立法，使华夏大地上每一坟茔都不得被破坏？

    帝王陵是今日国人的祖坟？贫民的墓，就不是祖坟了？眼球啊，忒也势利！

    曾侯乙墓挖了，没人觉得怎样。一动‘秦陵’，就如丧考妣？中山靖王的坟被掘开，是考古奇观。却断乎不可以铲下汉武帝‘茂陵’一抔土？

    做不到‘人人生而平等’，‘人人死而平等’也属虚妄？

    地宫可开，骸骨不应破坏。无论残存多少，都应该郑重收集起来，在‘秦陵’范围内，或地上或地下，选一块一米见方的土地，挖坑，埋了，立碑：“嬴政之墓”，以供对秦始皇或赞或贬的人们前往凭吊，有什么不可以？

    死了几十几百几千年，还占着赖着那么大一块地方，像话吗？

    历代皇帝的坟，不应被破坏，但可以给他挪挪地方，缩小居住面积，跟平民一样规格，即可。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窃天下者，是为‘皇帝’。独夫既窃劫天下财货以供一己之享乐于生前，并且将大笔社会财富带到地下，真不要脸到家！

  李-慎之先生明确指出：“专制主义在中国，从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自称皇帝算起，已经有两千两百年的历史了……他对全体中国人的影响可称‘浃骨沦髓’”。 

    《书剑恩仇录·后记》，金庸谈到：“历史学家孟森作过考据，认为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

    写小说的人，喜欢各式历史传说，何故？

    金庸的答案，在《书剑》的“后记”中，没有谈。

    在《雪山飞狐·后记》中，金庸谈说：“在小说中加插一些历史背景，当然不必一切细节都完全符合史实，只要重大事件不违背就是了。至于没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小说作者自然更可选择其中的一种说法来加以发挥。……但《吴三桂演义》中说李自成为牛金星所毒杀，未免自由得过了份。”——向来我把这节文字，看作金庸为“写小说的人喜欢传说”给出的答案。

    以‘野史’‘传说’为凭藉，铺陈出历史人物的传奇故事，虽说‘捕风捉影’，到底还有‘风’‘影’可供追寻。月晕而风，烛影斧声，容易取信于人。于正史无既据，于野史又无凭，杜撰出历史人物的种种善举恶行，太也儿戏！甚焉者，不免厚诬古人，有给历史人物栽赃的嫌疑。

    《金庸作品集》这次最新修订，我感觉多数改得并不好，实不可取。但我绝对赞成“（因为）尹志平真有其人,道号‘清和真人’,乃丘处机之徒,后曾任全真教掌教,将其写得品行不堪,有损先贤形象,今在第三版改名‘甄志丙’”（花城版《神雕侠侣》240页）

   ‘顺治出家’为‘清宫四大疑案’之一，对这一传说，梁羽生、金庸两位‘写小说的’，都很喜欢，不肯放过，分别写入自己的《七剑下天山》与《鹿鼎记》。

     案中案，‘疑案’之中，有更大的‘疑案’。凭藉《七剑下天山》一书，梁羽生一手炮制（并独立侦破）了比‘顺治出家’更具爆炸性的‘清宫第五大疑案’——康熙弑父：

     “康熙皇帝阴侧恻地问道：‘那么，你认识这个清凉寺的监寺老和尚是什么人？’……阎中天咚咚的一直叩头，大着胆子回道：‘皇上恕臣无罪，这老和尚有点像先皇……’……康熙皇帝两道眼光，直盯在他的面上，说道：‘这老和尚就是前皇，经今晚这么一闹，还用认识他的老臣子才看得出吗？’……康熙急颤声厉叱道：‘你，你，你还不好好、服侍父皇？’阎中天定了定神，一弯腰将老和尚挟起，闭住眼睛，用力一挟，只听得老和尚惨叫一声：‘玄烨，你好！’清代的开国君主，竟然不死在仇人剑下而死在儿子手上。”（《七剑下天山》）

    倘若当时顺治的存在已经对康熙的帝位形成迫在眉睫、实质性的威胁，康熙下此毒手，也索罢了。

    康熙心知老父对皇位再无贪恋，仅仅因为“这么一闹，还用认识他的老臣子才看得出吗”，便即辣手弑父。

    这还是人吗？

    还有丁点儿人性吗？

                          二

    1994年，金庸撰写《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其中有句话，看似寻常，其实古怪，“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

    有点废话啊。

    愚以为：金庸此言，有感而发。

    四十多年前，吾国历史学界的主旋律：清官比贪官更坏。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假若官员清廉自持，拒腐蚀永不沾，这样子老百姓能吃到的苦头未免太少，阶级矛盾于是大见缓和，极大地麻痹了劳动人民的斗争精神……这样的所谓‘清官’，良心大大的坏了坏了！

    皇帝，既为‘地主阶级的总头子’，自然更被认为罪大恶极，没什么好东西。

   “加强阶级斗争，阶级观点，批判吴晗，评斥《海瑞罢官》，只是教我们如何认识历史、文学，即是‘封建社会，地主官僚阶级，从来无一好人，无一好事’，勖我们如是想，如是说而已，……”（《吴宓日记》第七册３３８页）

    在‘批判邓拓座谈会’上，吴宓先生虽知与时论不合，仍是发言‘赞美中国之王道’，坚称：“古帝王亦有爱民而行善政者。”（第七册４３２页）——这与金庸“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的观点，完全一致。

    梁羽生先生则异于是。

    梁先生一直工作在香港左翼文化圈的《大公报》，他的武侠小说所体现的历史观，与网友总结的《官方史学家速成法》煞是合拍：

   历史人物基本上只分为好人和坏人两种。

   历史上劳动人民任何时候都是好人；统治阶级任何时候都是坏人。

   历史上劳动人民任何时候都是勤劳、勇敢、聪明和正确的；统治阶级任何时候都是懒惰、软弱、愚蠢和错误的。

   从有史以来到1949年以前，凡是无法无天、杀人越货的，都是反抗黑暗统治，是英雄好汉；1949年之后的，都是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1976年以后的，都是犯罪分子。　

    心知老父对皇位早无贪恋，仅为细故，便即辣手弑父，这哪是人干的事？须知这‘小玄子’，他的职业，却是皇帝！各种型号的屎盆子，尽情扣他脑门上，准没错。 

    在拙文《当时并辔，桃李春风——谈梁羽生与金庸》中，我说：“梁羽生是真‘左’。思想深处的‘左’，弥漫于他的武侠小说。举凡帝王官僚皆是混蛋，历代造反集团个个完美。”

    也不是没有特例。

   《女帝奇英传》中的女帝，反倒美得跟朵花似的。

    即是对武则天的美化，梁羽生亦与官方口味保持了高度一致。《女帝奇英传》发表的前一年，新朝‘文化班头’郭沫若新编历史剧《武则天》，刊于《人民文学》，对武媚娘极尽涂脂抹粉之能事。十几年后，擅长‘紧跟’的冯友兰老先生，更是放声讴歌：“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太宗雄略高宗弱，则天代起继唐功”“则天继续太宗业，唯一法家女英雄”！

    《女帝奇英传》的许多情节，尤其一些于史无据、纯出虚构的情节，直接脱胎于郭剧《武则天》。例如武则天剖白自己放逐儿子的用意、毒杀太子的成了宰相裴炎。当武则天收服上官婉儿，《武》剧所拟的二人对白，几乎原封不动地被搬到《女帝》。

    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也不是每个帝王都被丑化。上千年来名声奇臭的几个人，反被极大地美化了。据说是要‘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同样从事着皇帝这样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苦乐不均，待遇各异。武媚杀子，嫌疑重大，梁羽生给找人顶杠。康熙完全没有可能弑父，梁羽生非要逼他下手。

   美化，丑化。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

   用陈幸妤女士的话来说，‘太超过’了！

  最新版《碧血剑》，金庸新加一‘注’。其中有云：“《碧血剑》撰写于‘左’思潮大泛滥之时，对李自成的描述自以为可能比较公允，比较符合历史事实，其时作者尚在海外左派报纸工作，其后遭到严重批判斗争及围攻……”（花城版《碧血剑》页70）——从中很能见得梁、金二先生当年写作环境之畸形、所承受压力之巨大。

   金、梁的老上司、当年《大公报》总编辑罗孚说自己“曾经劝梁羽生写太平天国作为名山事业”。可惜，那种“凡是无法无天、杀人越货的，都是反抗黑暗统治，是英雄好汉”的思维定势不曾得到彻底反思，梁羽生可能写出的《洪秀全》，比姚雪垠已经写出的那部《李自成》不会更有长久的价值。

                       三

     同一个玄烨，在《七剑》被丑化，于《鹿鼎》被美化。

     有朋友“觉得康熙才是粉饰自己几至圣人的成功案例，他孙子乾隆做过头反落了下乘。”这话，我感觉大有道理。不过，在‘粉饰’之外，康熙应该还是很有几分为人民服务的诚意的。《鹿鼎记》的问题在于：夸大了这份诚意，轻忽了康熙的‘粉饰’。

     对‘德先生’，金庸还算认同，不够坚持。对古代的贤人政治，却又始终不能忘情（从晚年金庸对老邓的全面输诚，亦可见得）。

    尤其身当乱世衰世末世，多数国人分外想望祈求明主贤君。金庸于此，竟未免俗。小说中，表现得不可能太显明。在《鹿鼎记》附录的《康熙朝的机密奏折》中，今不如昔之感，却是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例如：

    “康熙很重视稻米品质，经过多方试种，培育出一种优良品种，发交各地官绅试种。……康熙在南巡之时，见到民舟中满载猪毛、鸡毛，问起用途，得知是用作稻田肥料，其后即下旨试验，效果甚好。比之后世不经实验而大搞卫星田，不注意品种肥料而只虚报瞒骗，康熙的种稻实践是科学化得多了。”

                           四

    梁羽生《女帝奇英传》小说脱胎于郭沫若《武则天》，金庸编剧的《绝代佳人》电影，改编自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

    那个年月，郭沫若被当局捧为‘文豪’‘旗手’，冇法子，无论出于衷心还是违心，大家只得为这老王八蛋抬轿。

    今年年初，金庸接受《时代周报》访问，谈起自己在“长城电影公司”的经历，“当时是左派电影公司，他们要讲阶级斗争，讲贫富悬殊，要打倒有钱人，但是电影老是讲阶级斗争，人家是不喜欢看的。”金庸当时也辛苦写过几个电影剧本，可能是‘讲阶级斗争’不够，领导不满意，通不过，没拍成。

   曾经一度，‘左’的思潮阴霾了整个世界，尤其举世的知识界。梁羽生的中学时期，已是很‘左’。金庸的四十年代，对国民政府很不认同，却不大见‘左’的痕迹。之后1948——1959年，金庸在‘左翼’香港文化界的十年，耳濡目染，不能对其作品绝无影响。

   金庸小说，尤其早期作品的某些情节，也是讲到“贫富悬殊”“要打倒有钱人”的。似乎‘有钱’是有钱人的‘原罪’，一切针对有钱人的不人道行为，都是可以原谅的，甚至，应该被鼓励的。

　　轿中坐着个身穿粉红衫子的肥胖妇人，无独有偶，两名轿夫竟也是一般的身材瘦削，走得气喘吁吁。轿旁有名丫鬟，手持葵扇，不住的给轿中胖妇人打扇。……黄蓉一不做、二不休，拔出峨嵋钢刺，弯下腰去，嗤的一声，便将她左耳割了下来。那胖妇人登时满脸鲜血，杀猪似的大叫起来。……黄蓉道：“你们两个又壮又胖，干吗自己不走路？要饶命不难，只须听我吩咐……两个轿夫呢？还有这小丫鬟，你们三个都坐进轿子去……你们夫妻平时作威作福，仗着有几个臭钱便欺压穷人。眼下遇上了‘姑娘大王’，要死还是要活？”……黄蓉道：“好，今日轮到你们两个做做轿夫，把轿子拾起来！”……那胖妇人无奈，只得矮身将另一端轿杠放上肩头，挺身站起。这对财主夫妇平时补药吃得多了，身子着实壮健，抬起轿子迈步而行，居然抬得有板有眼。黄蓉和郭靖齐声喝彩：“抬得好！” （《射雕》花城版441页）

     黄蓉这样做，真够十足邪恶！

    黄家老爹喜欢割人舌头，“这些哑仆个个都是忘恩负义的奸恶之徒，黄药师事先查访确实，才一一擒至岛上，割哑刺聋，以供役使”，勉强还算师出有名。黄家幺女割人耳朵，被割的地主婆没做过什么啊？坐坐轿子，奸耶恶耶？值得受此酷刑？

    多年以后，金庸讲说：“在道德上，武林中人很看重的是，滥杀无辜不对，对不会武功的人动手也不对。”如果《射雕》此一情节，是为了表现黄蓉的‘不对’，也罢。但我感觉金庸写此即使不是抱持欣赏态度最起码也是投以毛毛雨无所谓的眼神。被金庸抬举号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郭靖，目睹了全个过程，不仅不予制止，并且从旁呐喊喝彩。所谓‘民’者，难道只是一个笼统的泛称，而不具体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穷人是‘民’，无辜的富人就不是人，不属于‘民’？

    此节文字，刻意凸显轿中人的‘肥胖’与二轿夫的‘瘦削’，对比鲜明，似乎人一变‘肥’，割其肥耳，就天然地具有了正当性。

    金庸说是‘对不会武功的人动手不对’，难道对着不会武功的肥胖的有钱的一个女人动手就对了吗？

    也许，惹怒金庸与黄蓉的，不是地主婆坐轿，而是“有几个臭钱”？

    莫非这才是传说中的正宗的‘仇富心理’？

    经黄蓉簸弄，抬轿的改坐轿，坐轿的去抬轿，一种“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的快感？

    如此‘蓉儿’，像不像宋版刘胡兰？

                             五

    或谓：在《射雕》的时代，全国性的‘丐帮’组织不可能存在。须知：那可是咱们穷人的队伍啊！就没有，也得有。

    又谓：即是存在某一全国性的乞丐团体，觉悟也不会这么高，保家卫国，公而忘私什么什么的。问题是：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对勤劳勇敢聪明伶俐的古代劳动人民什么感情什么态度？丐帮那可是古代可能有的最接近‘无产者’的群体，将人类的各种优点荟萃一身，天经地义！

    洪七公之‘洪’姓，从字形来看，带‘水’，切合‘北丐’身份（五行学说中，北，属水），从字音来说，谐‘红’。是红帮主，不是黑帮主。红司令啊，不是黑司令。

                          六

    脱离《大公》之后的金庸，更多刻划亘古不变的人性（金庸自称“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  “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

    梁羽生作品，则更强调人的阶级性。

    或者按周作人先生《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分类，后期金庸属‘言志派’，梁羽生是‘载道派’。

    这一分野，在金庸《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说得明白：

    “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地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将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艺术主要是求美、求感动人，其目的既非宣扬真理，也不是明辨是非。…… 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那不是太委屈了他们么？”  

                                 七

   小说戏剧中，描写历史人物，‘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是最理想最恰当的态度。

   无奈，标准太高，几乎没人可以做到。

   誉人略增其美，不要紧。过了，才要不得。或将此人本没有的优点，全数强加于其身，使之呈现出一幅‘高大全’的面目，即是‘美化’。

   毁人稍益其恶，艺术的夸张嘛，也没啥。把各色屎盆子全扣到某人脑门上，‘人类所具有的缺点，此人无不具有’，那就太‘丑化’了。

   何必呢？

   “哪知黄蓉越骂越是刁钻古怪，武林中许多出名的坏事与他本来全无干系，却都栽在他的名下。给她这么东拉西扯的一阵胡说，似乎普天下就只他一个歹人，世间千千万万桩恶事皆是他一人所作所为。倘若单是说他大做阴毒坏事，欧阳锋本来也不在乎，可是黄蓉数说他做的尽是江湖上诸般不流的下三滥勾当，说见他向灵智上人苦苦哀求，又叫沙通天做‘亲叔叔’，硬要拜彭连虎为‘干爹’，为的是乞求一张毒药的秘方，种种肉麻无耻，匪夷所思；曾听得他一再向完颜洪烈自荐，要做他的亲兵队长，得以每晚在赵王府中守夜。”

    黄言，前半，‘单是说他大做阴毒坏事’，还不算太‘丑化’。后半，“硬要拜彭连虎为干爹”云云，理所当然不可不戒地要算‘丑化’了。

                        八

   《书剑恩仇录·后记》：“乾隆修建海宁海塘，全力以赴，直到大功告成，这件事有厚惠于民。我在书中将他写得很不堪，有时觉得有些抱歉。”

    于此，有人大表不解与不满，认为对康熙、乾隆大加赞美，大大不妥。写得不堪，理所应当。描写皇帝，又何须客气？！

    即使对于‘地主阶级总头子’的皇帝，也不宜随意将其丑化，过份夸大其缺点，或将他没有的缺点加于其身。

   ‘古帝王亦有爱民而行善政者’。对康熙这样的帝王，若是其人确有相当多的美点，为何不可‘大加赞美’？只是要把握分寸，做到誉人不增或略增其美，即可。

                        九

     我倒不觉金庸《书剑》‘丑化’了乾隆。

    并非仅为乾隆的皇帝身份，才认定无论怎样描写他都不能算‘丑化’的。

    我个人对乾隆的评价偏低。

    金庸对乾隆的实际评价，似乎很高。金庸曾言：“以前有很多人问我最喜欢哪些历史人物，如果让我选，我最想当哪个历史人物。其实中国历史上最舒服的人就是乾隆皇帝，他一生下来就是皇帝人选，也没皇位争夺问题，一生舒舒服服当个太平皇帝，还为中国扩张了很大的版图，享受荣华富贵至死，他的人生算是很圆满的。”

    也许，《书剑》并不完全体现金庸对乾隆的真实看法，才会让他后来“觉得有些抱歉”。

    之所以有违初衷而“在书中将他（乾隆）写得很不堪”，恐怕也不是《后记》中说的“小时候在海宁、杭州，到处见到他御制诗的石刻，心中实在很有反感”那样单纯，我怀疑还是跟他当时的工作环境有关，在‘左’风劲吹的《大公报》，写各类文字，很不可以对一个‘封建帝王’加以赞美的。

    在《书剑》，金庸刻划乾隆，有点违心罢？

    金庸写作《书剑恩仇录》，是在1955年2月到1956年9月。同期，1956年6、7月份，金庸还在《大公报》发表过一些戏评。到了2006年，金庸写道：“这些戏评当年均为《大公报》所写，对来自北京的京戏赞多弹少，略有政治偏见，但尚不失公正。”（《金庸散文集》28页）——在当时的工作环境下，金庸已经尽力使自己不违心说好话，不过，要说这些戏评完全戒除了‘违心’的成分，恐怕就有失公正了。

                           十

    鄙人对乾隆评价很低，金庸对乾隆评价甚高。

    金庸似乎自觉他的《书剑》‘丑化’了乾隆，却不妨碍有人从此书看出对乾隆的‘美化’。

    孰对孰错？

     我决不相信世界上某一种或某一人的历史观是完全正确的。每个人，只要感兴趣，都可以就某一历史事件或人物发表自己的看法，或以史著，或以小说，或以杂谈，都可以的。

    前提是：【一】脑袋长在自己肩膀上，不唯上，只唯实。独立思考，说出的是自己老实的私见。郭沫若那种跟屁虫、叭儿狗式的所谓‘史学’，最要不得。当然，世俗政权更不应该介入学术领域，除非：【二】像阎崇年那样，公然逾越人类文明底线，为种族屠杀开脱为文字狱辩护（注1）。只有这一种情况，世俗政权才可以也必得出面制止。就像在德国，有人为纳粹翻案，公众不答应，官方要发声。

    守住底线，看法错了，也不算错——我决不相信世界上某一种或某一人的历史观是完全正确的。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同样的错误认识，自己想错，与附和权贵的跟错，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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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百家讲坛》我没看过，‘掌掴事件’之后，才看到阎崇年先生的种种高论，确乎够极端，为任何文明社会所不能容。

   阻止阎崇年继续大放厥词，错了吗？

   然则，对一个老人出以（哪怕仅为象征性的）暴力手段，对吗？

   头大！我是越来越搞不懂是非对错了。

   1905年，为唤醒国人，陈天华蹈海自绝。1970年，三岛由纪夫剖腹自杀。2001年，韩国汉城二十人公开斩断手指，以血抗议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

   何等血性！

   掌掴阎崇年——舍此，似无它法——阻止其极端言论的散布。自断一指，以赎对老人下手之罪错。这样做，似乎更完满些。

   以上，随口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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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有自己的观点并且坚持自己的观点，总是好的。无奈这种坚持，往往走到偏执。似乎某人已经掌握了全宇宙的绝对真理，可以排斥、压倒一切不同意见。

    各人意见不同，是正常的。对某一人某一事，只允许表达一种意见，才是变态。

    专制思想，在草民阶层，也居然根深蒂固。

    面对不同观点，可以商榷，亦可痛驳。至若加以谩骂，甚或造作谣言攻击持不同意见者，无乃太无力，太无聊？！

    难以想像：一个人，对自己的观点，有着怎样的不自信，才会出此下策想到要靠谎言来撑持？

    于是，金庸的祖上，经某些朋友引荐，终于在今天光荣的入了‘旗籍’，成了‘包衣’。

                         十二

2009年1月，《时代周报》记者李怀宇问：“你做新闻的信条是什么？”

金庸答：“英国报人史各特（C.P.Scott）讲：“事实不可歪曲，评论大可自由。”（Comment is free，but the facts are sacred）……这一点是我们办《明报》必要的信条。”

事实不可歪曲，评论大可自由。做新闻如此，看历史亦应如是——当然，评论一至自由到阎崇年程度，大大不可。

我是从《鹿鼎记》第一次知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事在我之前学过的中学历史教材中，根本不提。

历史没有真相，但我们可以尽可能地接近真相。当年满清入关的种种事实，不应因后来的转变以及现世的需要加以淡化、扭曲、篡改。

由一个小部族，统治一个庞大的国家，当然不对。然而，历史已经这样走过来了。说白了：当年顺服异族统治的，是我的祖先，您的祖先，是我们大家的‘历史共业’。　
    因此：我们只能面对清朝200年的治绩，说长论短。评论，或可自由？未必一定要说好，一律只允许说坏话，是否过于霸道？

更可笑的是：为了贬抑清朝，而刻意抬高明代。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汉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

    亲娘的拳头，未必比后妈的拳头来得好受。甚至，亲娘虐待子女，更见其无人性。明朝的种种不堪，实不宜仅因其汉族政权性质而加以讳饰。

    找替罪羊，把文明衰落的一切责任全推到满族人头上，于是我们每个人皆一身轻松，好玩吗？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从1912年算起，汉人治理这个国家，近百年了。我们已经学习了西方最先进的思想，而国家仍未臻于富强，公民社会杳如黄鹤，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迄未生根……

   明代之后若仍由汉人掌权，中国即可从容应付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免除近代的一切屈辱—— 我们怎么好意思做这样的假设？怎么好意思？

                      十三
　　

    一个人，对清代的治绩有所肯定，他，或他的祖先，就是‘包衣’？

    如此‘包衣’，何其多也！

    余英时先生经常在《明报月刊》发表文章，是《明月》的资深作者。1974年，《明报月刊》“百期纪念”，余先生回答《明报》记者提问，其中谈到：“如果我们肯撇开民族的偏见，撇开大汉族主义的观点，撇开汉族自大的观念，然后整理历史，我们可以发觉清代的皇帝不一定比明代差……康熙有他的长处，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少见的好皇帝……明太祖没有康熙好。明太祖本身当然有功有过，可是从改善一般人民的生活来说，就比不上康熙……（满清政权）并不见得比汉人政权更专制”（余英时《从中国传统看学术自由的问题》）

   可以说：余英时与金庸，在对明清两代与康熙皇帝的评价上，观点几乎一致。

   再如刚过世的唐德刚先生，说得更加斩金截铁：

    “从中国传统史学（包括《二十五史》和《通鉴》）的观点来看，满清二百六十八年实在是中国史上最值得称颂的一个朝代。论武功，它开疆拓土、四向扩张，幅员之广阔在中华民族史上是没有前例的。……论文治，则清初康雍乾三朝一百三十余年的国泰民安，制度上轨道、政治有效率，真是‘三代以下无斯盛’！——满清也是我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全国性‘徭役制’的一个朝代。若论政府对人民的剥削，清朝实在是最少的啊！论经济，康雍乾三朝，人丁剧增、民丰物阜也不在同时欧洲之下；……所以我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朝的满清，实在是不可小视的。可是近百年来它却为中外史学家糟蹋得不成个样子，实在是很不公平的。”（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金庸说的，一定对？

    余英时说的，一定对？

    唐德刚说的，一定对？

    当然不是！

    问题是：您的观点，就一定对？

    唯有一点，几乎可以确定：缺乏普遍的对异见的包容、尊重，这个民族，只能与现代文明越行越远。

                                                  2009、11、21

                      —— 戏改杜甫《春日怀李白》句

                           一

   与很多朋友一样，本人最早读到的金庸传记，是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初版，费勇、钟晓毅编著《金庸传奇》。由此《传奇》，才稍稍得知查先生的大致生平。
  《金庸传奇》，有一章节，《侠义平生》，记录了金庸与王世瑜之间的恩怨：

    很多年前，王世瑜在《明报》打工，职位是信差。他办事勤快、机灵，深得金庸欢心，便升为校对，后又升为助理编辑、编辑，一直做到《华人夜报》的总编辑。升职之快，一时无二。但由于王世瑜与查夫人在编辑风格上产生矛盾，因而离开《明报》，进入《新报》，并创立《新夜报》。王世瑜在《新夜报》上不停地制造新闻，贬低金庸。当时有人劝金庸告他，金庸却没有那样做，只是笑笑说：“小孩子嘛，总是这样的。”不放在心上。
　　王世瑜后来自办《今夜报》，赚了钱，便把报社卖掉，全家移民加拿大。金庸一听王世瑜不办报了，立刻邀请他回来主持《明报晚报》，并任《财经日报》社长。
　　金庸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见，可谓侠骨柔肠，豪侠风度。

   此后，我读到更多关于金庸的资料，这才发觉金、王之间并非单方面的恩德。
   1967年，香港‘左派’暴民在一小撮人操纵下，发动暴乱，史称‘六七风暴’，当年8月24日，香港商业电台播音员林彬先生因多次在节目中谴责暴力，在车中被人浇上汽油，活活烧死。几天后，金庸家中收到一份邮件。金庸后来回忆道：“我家曾经收到一个邮包炸弹，王世瑜发现邮包可疑，于是报警。”，这枚炸弹，可不是闹着玩的，不像‘菠萝炸弹’，仅仅意在恐吓。金庸说：“警方就在我跑马地家门口引爆了那个炸弹。”（张圭阳《金庸与明报》）
   当时若非王世瑜警觉，后果将如何？死？伤？重伤？没事？各种可能性，都是有的。然而，作为被拯救者，只能往坏的方向设想。而不应作如是想：就算炸弹炸开，本人有百灵呵护，必能逢凶化吉。真要这样想，那还是人吗？
   金庸对王世瑜始终如一的优容宽待，相当程度上，是出于一种‘感恩’心理？
  ‘炸弹事件’之后二十几天，1967年9月22日，《华人夜报》创刊，社长是查夫人朱枚女士，王世瑜出任总编辑兼督印人。其后，朱枚与王世瑜因办报方针不合，多次口角冲突，王世瑜带多名记者离开《华人夜报》，自办《今夜报》……
     “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儿.……不是焦大一个人（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你们就做官儿享荣华受富贵?……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与老板娘大起冲突的王世瑜先生，或许有这么一星半点的‘焦大’心态？
     知道也做到‘感恩’，没有‘仗义平生’那样光彩，其实不容易的。

                    二

   以上，题外话。
   言归令狐冲正传。
   网上一位极熟的老友，他的某一论调，却是我极端不能同意的：

  “很不喜欢令狐冲对岳不群一味的容让和姑息的态度.在<笑傲>的后部,连傻子都能看出岳君子的奸诈和虚伪,令狐居然对其还是一再容忍已到了懦弱的地步.岳不群几次险些要了令狐冲和任大小姐的命,可令狐居然还要求一再的放过岳不群.这已经是令狐性格上致命的弱点.我觉得金老爷子在这一点上把令狐写得有点假了,偏离了人性的真实.”

   对这种看法，我不理解，也太理解。

                      三

    鲁迅曾言：“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阮籍嵇康，就是如此。……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我认为令狐冲与鲁迅眼中“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阮籍嵇康本是一路货色（参见拙文《<笑傲江湖>与魏晋风度》）。莫大先生便曾感叹“令狐世兄，你不但不是无行浪子，实是一位守礼君子”
    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
   《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师长有尊，朋友有旧。”
   “朋友有旧”。“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令狐冲待向问天，是这样的。
   “师长有尊”。以师长之纪而言之，师为岳不群亦待之如张三丰。令狐冲是这样的。

    盈盈已经警告过“你师父要杀你”而岳不群本人也已直承“那日在黄河舟中、五霸冈上我便已决意杀你”，之后，师徒比剑，“令狐冲剑尖刺到对方腋下，猛然间听到他这一下尖锐的叫喊，立时惊觉：‘我可斗得昏了，他是师父，如何可以伤他？’当即凝剑不发……”（花城《笑傲》1403页）

   “他是师父，如何可以伤他？”此语此念，真可见令狐冲“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

                      四

    “ 过去二十年中，自己自幼至长，皆由他（岳不群）和师娘养育成人，自己一直当他是父亲一般。”（花城《笑傲》1410页）
    对令狐冲而言，岳不群既是‘师’，更是‘父’。
   ‘以父子之纲言之，父为瞽叟亦目之以石清【注1】’，令狐冲是这样的。

   “岳不群虽然数次意欲杀他，但二十多年来师徒而兼父子的亲情，在他心中已是根深蒂固，无法泯灭，一想到这个大奸谋的主持人并非岳不群，便不自禁的感到欣慰，倘若死在左冷禅手下，比给师父害死是快活百倍了。”（《笑傲·三八·聚歼》）
    岳不群，不是一个人，代表了某一政治家类型。

   “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笑傲·后记》）。
    康熙朝权臣明珠身上，即见三分岳不群特色。史载：“（明珠）见人辄用甘语柔颜，以钩探其衷曲”“务谦和，以招来新进，异己者以阴谋陷之……对人柔颜甘语，百计款曲，而阴行鸷害，意毒谋险。”
    纳兰明珠的品格，较诸岳不群，未见得更不卑劣。纳兰容若的性行，比令狐冲只有更其高洁。而“容若性至孝，太傅（明珠）尝偶恙，日侍左右，衣不解带，颜色黝黑，及愈乃复初。太傅及夫人加餐辄色喜，以告所亲。”（徐乾学《皇清通议大夫一等侍卫佐领纳兰君墓志铭》）。
   “明珠既擅政，簠簋不饬，货贿山积。”，这些，纳兰性德哪有不知之理？知道了，又怎样？与父亲决裂，划清阶级界限？怎么会！那是20世纪已经‘进化’了的国人的拿手好戏。纳兰成德，还不会玩这个。

                      五

      田伯光一拍桌子，说道：‘是了，你是华山令狐冲，是江湖上的一号人物。’（《笑傲》119页）

     令狐冲受恩深重。行走天地间，一个无依无助的孤儿，而为岳不群收养，‘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授以武功。在岳不群对《辟邪剑谱》动念之前，令狐冲被江湖中人普遍认为是最有可能接岳师衣钵的首席大弟子。在《笑傲》的江湖世界，各大门派的‘少侠’们，没有谁获致这样的地位。

    令狐冲的一切，都是岳不群给的。说岳不群对令狐冲恩同再造，并不过分。

    “岳不群性子温和，待他向来亲切，他自小对师父挚爱实胜于敬畏。”（《笑傲》1309页）在令狐被责罚‘面壁’之前，看书中所写岳、狐师徒的几次谈话及相处，二人感情真是极好。岳师对首徒，确是相当厚待。若说全出于伪装，既不可能，也不必要。

                        六

     一人踩了另一人一脚，踩人者极为大度：“没事的，回去洗洗就好了。”，被踩者答：“看来，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了。”

    今日神州，遍地可见类似的角色错乱。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屁民们，一个赛一个深明大义，齐声颂扬饿死整死千万屁民的元首。 若说当代国人完全忘却了‘感恩’，也不确切。唯有一种‘感恩’，畸形发达。而感恩的对象——纳税人以亿万资财供养的肉食者们——却是最不需要被感激的。阎崇年之流的‘感恩论’竟至充斥朝野，弥漫全国。

    加害者们，大声疾呼‘宽容’‘XX’。

    身为受惠者，说出的却总是施与者施恩不望报的思想。

    1942年的罗斯福总统，对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

    今天的‘爱国者’们动辄以罗斯福此言来证明二战期间美利坚民族对华夏的所有援助支持是完全不需要被感谢的。思维错乱，至于极点！罗斯福的话，只可证明美国人是知道好歹、懂得‘感恩’的。国人引录罗斯福语，莫非试图证实文明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甚至比美利坚野蛮人更不知‘感恩’？

    不是这样的。在《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的社论中，中共极其坦白的宣示：“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

    《笑傲江湖》没有角色错乱，令狐冲尤其没有思维错乱。

    例如“ 令狐冲…本是十分聪明之人，当时原也已经想到，自己轻轻点了陆大有两处穴道，怎能制其死命？只是内心深处隐隐觉得，就算陆大有不是自己点死，却也是为了自己而死，男子汉大丈夫岂可推卸罪责，寻些藉口来为自己开脱？”

    又如：“盈盈道：‘……像你这样的人，到哪里都不会死，就算岳氏夫妇不养你，你在江湖上做小叫化，也决计死不了。他把你逐出华山，师徒间的情义早已断了，还想他作甚？’”（1076页）——这话，由旁观者盈盈说来，并无不妥。换了令狐自己来说，“像我这样的人，到哪里都不会死，就算岳氏夫妇不养我，你在江湖上做小叫化，也决计死不了。我不欠岳不群丁点人情！”这像人话吗？！

    令狐冲是人，说的是人话：“‘我刺伤了师父，又震断了他腿骨，真是……真是……’盈盈道：‘你懊悔吗？’令狐冲心下惶愧已极，说道：‘我实是大大的不该。当年若不是师父、师娘抚养我长大，说不定我早已死了，焉能得有今日？我恩将仇报，真是禽兽不如。’”（1076页）

                          七

    任大小姐对待‘江湖散人’，极端地不礼貌。而“群豪大声欢呼‘圣姑！圣姑！’，一齐躬身行礼。瞧这些人的神情，对盈盈又是敬畏，又是感佩，欢喜之情出自心底”

    即使面对‘嗟来之食’，除非您有黔敖先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的骨气，否则，‘一饭之恩’，也不能忘。

   嫌援助太少，嫌态度不好，那是可以拒绝的，没人强迫你接受。一旦接受了，便只有感激的份儿，再没有抱怨的资格。

    父辈、祖辈曾经接受过他人与他国的好意，作为后人，我们只好概括承受。如无力报答，将这份好意记在心里，也是好的。

    只有自卑感超级强大、自信力全然丧失的人或民族，才会吝于从自己口中诚挚说出‘感谢’二字。

    至于自己对他人的恩德，少说为宜。喋喋不休，止增笑耳。

    有人对信陵君讲说：“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愿公子忘之也。”（《史记·魏公子列传》） 

    而按照某些朋友的逻辑，加以演进，最后的结论只能是：全世界都欠他、他家、他贵国的，都应对之鞠躬致谢。而他、他家、他贵国是不需要感谢任何人、家、国的。

    感恩报恩，只有一个原因。还是人，使自己残存一点人性。 

    忘恩悖恩，则可以有一万个理由。

    要求别人或别国完全不考虑己方的个人或国家利益，只为你活着为贵国着想，这样的想头，是否稍稍有那么几分无聊甚至无耻？

    《圣经》上说：“施比受有福。”按照某些人的混帐逻辑，而极端化，那就应该‘施者’对‘受者’感恩。正因为我慷慨地接受了帮助，才使尔等良心安宁，得以体会无上幸福。

    您甭说，这种人还真是有的。大名鼎鼎的让·雅克·卢梭，便有如此修养。“当我屈服於人们的再三恳求，不得已接受了某种馈赠的时候，与其说是为了利益，还不如说是为了得到和平与安宁。赠与者无论花费了多少，实际上他还是欠我的，因为我付出的更多。”

    以金庸遭遇的‘炸弹事件’为例，金庸需要感激王世瑜吗？当时都在炸弹边缘，王世瑜如不警觉，他自己也将灰飞烟灭。

    然则，金庸不需要对王世瑜感恩吗？          

    令狐冲身上，有着浓重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色彩。

    但是，自由主义不等于弃绝人情、忘怀恩义。

　 “现在青年的误解，也和醉人一般。……你说婚姻要自由，他就专门把写情书寻异性朋友做日常重要的功课。你说要打破偶像，他就连学行值得崇拜的良师益友也蔑视了。你说学生要有自主的精神、自治的能力，他就不守规律不受训练了。……你说要脱离家庭压制，他就抛弃年老无依的母亲。……你说青年要有自尊底精神，他就目空一切，妄自尊大，不受善言了。”（陈独秀《青年的误会》）

                           八

    现代社会，以纳税人的钱款来保障每一有智并且有志读书的公民接受教育，是当局的责任，并且也只是当局的责任。

    然而，‘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

    某些贫困大学生，受私人捐助得以求学，却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封信没有一句感谢的话。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仍是惊心。

    有论者由此看出中国教育的失败，这都什么眼神？恰恰相反，此类事件，正代表了吾国社会教育的空前成功。

    认贼作父，以友为仇。一登基，就屁颠屁颠地跑去给史大林祝寿，将劫夺我外蒙160万领土的魔头称作‘中国人民的慈父’。同年，詈骂为中国教育沥血一生的司徒雷登，使其中风而死。美国人退还‘庚款’创办清华大学，乃是‘文化侵略’，罗刹鬼占了‘庚子赔款’的最大份额而分文不吐，反倒天经地义。

    今日捐资助学的人们，实大有武训遗风。而早在1951年，“行乞兴学”的“千古奇丐”武训，已经被定性为“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之后，陶行知被批判，晏阳初被批判，‘万世师表’的孔子被掘坟……

    批判人性、蔑视亲情，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学生揪斗老师，‘校友’打死校长，夫妻互相揭发，友朋彼此告密，兄弟反目，族人疏离，诸父诸舅，皆成路人……

    陈寅恪先生眼中‘吾中国文化之定义’的‘三纲六纪’，惟剩‘君臣’一纲，可疑地存在着。却非“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而是：君为桀纣，颂之以尧舜。

    那段历史，并不会因为我们的刻意遗忘而消失不见，沉淀在我们血液里，刻进我们骨髓深处，永久流传在国人的心底。

    失落了中国文化与伦理的我们，是被‘转基因’了的中国人。

    我自以为很能理解网友对令狐冲善待师父岳不群的不理解，但我绝不认为“金老爷子在这一点上把令狐写得有点假了,偏离了人性的真实”  

    也许，正是我们自己的人性被成功扭曲了。甚至，部分地丧失了人性。

    看出了父、师的奸诈和虚伪，便应与之恩断义绝甚至反戈相向。那么，一旦您的父亲或是恩师，被革命群众鉴定为“走-资派”‘坏分子’“美蒋特务”“人民公敌”呢？

    或者，正因为我们有着与父母划清界限、批斗侮辱老师的集体记忆，这才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令狐冲看出了父、师的奸诈虚伪，便应对他翻脸不认甚至‘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严酷无情’？

    1952年，陈寅恪先生《吕步舒》一诗（“证羊见惯借耝奇，生父犹然况本师。”），已经记录了孝道与师道的凌夷。

    传统中国人，‘恩义’观念甚重。正如金庸《韦小宝这小家伙》所言：“在民间的观念中，‘无法无天’可以忍受，……甚至于，‘无赖无耻’的人也有朋友，只要他讲义气。但‘无情无义’绝对没有，被摒绝于社会之外。……‘情义’是最重要的社会规律，‘无情无义’的人是最大的坏人。传统的中国人不太重视原则，而十分重视情义。……不孝父母绝对不可以，出卖朋友也绝对不可以。”   

    几十年的社会教育、全民教育，功德完满。终于，塑造出一个（总体上）不知感恩为何物的伟大民族。吾辈栖迟其间，无比幸福，因为，我们踩踏的地板，已经是地狱的天花板了。

    西谚有云：“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灵魂。”

                                                      2009、9

 【注1】瞽叟，大舜之父，多次谋害子舜。

        石清，《侠客行》中的父亲。“回头向石破天瞧了一眼，心中突然涌起感激之情：‘这孩儿虽然不肖，胡作非为，其实我爱他胜过自己性命。若有人要伤害于他，我宁可性命不要，也要护他周全。今日咱们父子团聚，老天菩萨，待我石清实是恩重。’双膝一曲，也磕下头去。”

                                 ——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一

    我一直知道自己断不会遭遇夏曾佑、陈寅恪、金克木诸先生那样‘书读完了’的困境。

    我一直都知道的。

    前几日到烟台新开张的‘书城’一转，仍是格外感觉凄凉。“想看、好看、应看的太多的书，我再也看不完了！”

    感觉格外凄凉，因为已经到了‘方吾生之半路’的年纪。

    伟大领袖铁木真教导我们说：“石头无皮，人命有尽。”年光有限，好书难穷，既知读不完，基本上就不看新出的畅销书了，总感觉其中炒作的成分太大（是！金庸小说也畅销。不过在我读金书的八十年代初，好像没大有炒作这回事）。

    也知因此错过了其中少数有价值的东西，不以为憾。

    虽孤陋寡闻，易中天先生近几年的暴得大名，我还知道。他的“讲坛”，与巨著，竟不曾看。

    真该挤出点时间，把黎东方先生的《细说三国》检出，重读一过。

    前些日子，几位网友先后推荐易中天《谈金庸》文，忍不住搜来一读，确实被雷到了，真真‘大吃一斤’！

    在一篇文章中，见到这么多这么深刻的傲慢与偏见，真不容易。

    笑死人了！

                       二

    易中天曰：“看武侠小说要什么心得体会？笑死人了！”

    愚以为：有这句话，表明易中天对武侠小说的态度，已经够了。《谈金庸》中其它的文字，真可以不写。写了说了，对金庸对武侠小说毫发无损，却适足以暴露易中天自己的偏狭与自负、思维混乱与胡搅蛮缠。

    易先生的思维混乱、胡搅蛮缠，容后再说。

    这里，先要申明：我不认为易中天的否定金庸否定武侠小说一定就错。

    向来服膺海耶克的“自由的精神，就是对自己是否正确不是很有把握的精神。”

    对各类文学作品，我自有评价。对这些评价，也有自己的坚持。

    好在我还知道自己从不曾被授权作文艺女神的代言人，鄙人的看法——如世间每个人的看法一样——无论自己有着多大的确信，仍有可能是错误的。

    刘绍铭先生曾言：“中国没有一本伟大的小说不是通俗的，小说一词原意也是通俗的。西方小说的起源，也是走通俗的路子……水浒红楼变了经典，是我们‘追封’的结果。”

   （各种类型的、整体意义上的）‘小说’之外，元杂剧与莎剧，最初也被认作‘不入流’，多少年后，才被公认为经典。

    我认为也坚信：虽然金庸达不到曹、莎二翁的高度，其作品，多年以后仍将成为公认的经典。

    同时，我还晓得自己并不曾被授权作了文艺女神的发言人，鄙人这一看法——像世间每个人的看法一样——无论自己有着多大的确信，极有可能仍是错的。    

   ‘小说’这一文类，曾经在整体上被认作‘通俗’，后来才被‘雅’化，‘武侠小说’可能也如此，但不必然如此。

    关汉卿、莎士比亚，从‘戏子’而‘大师’，金庸有可能、但未必将走过类似的通路。

     易中天轻视武侠小说，在我看来，当属偏见。

    幸亏我还记得自己姓什么，因此，时时自警：我眼中的‘偏见’，未必不是‘正见’。我自以为的‘正见’，可能反是‘偏见’。

    更可能，两种相反的意见，各自都包含有极大的偏见。

    我并不比他人更能代表真理，手上也不曾掌握最后的权衡。我只是一个带有各种局限性的人。只要还是人，其观点（尤其在人文领域）就不必然是正确的，无论他自己有着多大的确信。

    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非一二人可定。我说了不算，易中天说了，也未必算。

    金庸的文学地位，惟天下后世能定。

    当‘未定’之时，今世的天下人，每一个，只要感兴趣，尽可各抒己见。

    现在说了，并不白说。大家各自表达出各自的意见，融汇至于天下、后世，才能最后形成相对比较公正的评价。革命导师马克思教导我们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

    只是，切忌自信太过。

    偏见不可免，傲慢最可笑。

    傲慢过度，自我膨胀，是可以‘笑死人’的！

                              三

      鄙人发文于网上，至今三年有余。三年来，多承朋友们批评指教，实深感激。

     不过，有些朋友的批评套路，却实在碍难承教。

     一种套路：先断言“你的动机一定是、只能是如此如此！”接着，大棒已经抡圆，痛陈他所认定的这一动机的种种荒谬、不良，甚至邪恶。

     晕菜！当时就懵了。

     这样做这样写的动机，我自己都不明白，他怎么全知道？

     雷死个人！

      一个人，做一事，往往有着复杂的心理动机。无意识、前意识，甚至其本人也不甚明瞭，他人怎会全知道？

    不意这种“找动机”的游戏，竟在易中天手上，大放异彩：

   “他深知，时代不同了，口味也在变。……”

   “他很清楚，‘媚雅’不过花招，‘媚俗’才是本分。”

   “这一点金庸老兄心里比谁都清楚。”

     我就纳了闷了：你易中天老兄如何深知‘金庸深知’？怎么那么清楚‘金庸很清楚’？并且心里比谁都清楚“金庸心里比谁都清楚”？

    易先生，您贵姓？

    耶稣说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不怕，不怕！他（们）自己未必晓得的，有易中天晓得。

    易先生站立的高度，应该不低于基督耶稣。

    耳畔，响起‘二当家’的干嚎，“显灵啦！娘子，快出来，看、看、看 上帝！”

    吓死个人！

                           四

    写小说，或是说评书，采取‘全知视角’，把‘他深知’‘他清楚’这样的话，用在自己虚构的人物身上，这太正常了！

    分析某一（虚构的）艺术形象的人物性格，用这种话，已经有些不妥，尚属可以接受——毕竟，这一人物的某些东西，已经被固定在纸上并且只是固定在纸上了。

    探讨曾经活过或者正在喘气的真实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居然说出‘他深知’‘他清楚’‘他心里比谁都清楚’的话，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了。

     可笑之极！

                        五

   “文字本是由我经手，意思则是我所喜欢的。要想而想不到，欲说而说不出的东西，固然并不想霸占，觉得未始不可以借用。”（周作人《永日集·序》）

   喜欢抄书，是我与知堂老人唯一的相似处。

   这里，抄一段丁学良先生的文章：

  “1994 年，我在香港看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刚发行的一套四册厚书，……我立刻给马若德（通译：麦克法夸尔）邮去一套，一段时间后，他在电子邮件中问我：‘这些文章的可靠性如何？它们是否够格都被视为严肃的历史研究？’他的疑点源于部分文章在描述文革中重要当事人在关键时刻是怎么‘想’的，他们的‘思绪’和‘心情’如何，而有些当事人早已丧命于文革时期。马若德疑问：‘这些作者当时并没有机会与当事人接触，他们是怎么获知那些当事人内心的思考和情绪的？’”

   如马若德，方为真‘学者’。

   丁学良先生，由此想到某些人，“情不自禁地把自己变成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大圣，具有看穿别人内心活动的特异功能。”

    这话，用在某人身上，显得怎么就那么合适？

   易中天先生，相比那套书的作者们，自然更高一等。他不仅深知金庸深知什么，并且，将他假定的这些金庸的‘深知’，当作了批判的靶子，予以痛击。

   先是断言“你的动机一定是、只能是如此！”接着，抡圆大棒，痛批他自己所认定的别人的这一动机的种种荒谬、不良，与可笑。

   不知真正可笑的，竟是哪位？

   笑死人了！
     

                             六

    《孟子》记录了齐宣王给老孟所下考语：“‘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

    忖度他人的用心，而断以己意，虽圣人不免，且优为之。我辈庸人，却也不妨希圣希贤，‘予忖度之’一番。

    只是：

    第一、您猜的，也许对。猜错了，更可能。因此：不要过分武断，总得给别人更给自己留点余地。

    不妨听听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是如何对着清华学生讲话的。梅校长的口头禅，被学生们总结为：“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这话，如出自官僚之口，是别一回事。由一位学者，一位教育家（民国的校长，不是‘副部级’的官僚）说出，应非圆滑世故，是一种宽和、平等、探讨、不自是、谦冲自牧的态度。

    挥去那令人恶心的‘致命的自负’。

    第二、如丁学良先生言“那些文章的作者不能在这个关节点（当事人是怎么‘想’的，‘思绪’和‘心情’如何’）上毫无交代。”

    易中天说金庸‘深知’‘清楚’某些东西，这样的‘大胆假设’原也无妨，别忘了还要‘小心求证’。胡适先生说：拿证据来！

    易中天如许结论，根据何在？   

    有吗？

    第三、“有几分资料，就说几分话。在资料不充分的关节点上，（麦克法夸尔）就提出一种以上的可能性，让读者比较和判别哪种可能性的高或低。”（仍见丁学良文）

    易中天指称金庸在小说里‘弄些琴棋书画、佛理禅机’，是为了‘哄骗’文化人。就算您说的在理，那也与鲍小姐类似，是‘局部真理’罢？

    金庸痴迷围棋的故事，都是谣传？如其不是、不全是，则一位小说家在生活中痴迷于围棋，他的小说里，也就出现了围棋，还有比这更自然的事？怎么在易先生眼中，便成了“哄骗”？

    金庸对佛教的信仰，再怎么不坚定，长久以来多少总是有点兴趣，有点虔诚罢？金庸小说中出现了‘佛理禅机’，很稀奇？易先生，您如何确定金庸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一门心思为了‘哄骗文化人’？

    易《谈金庸》：“不知是受了批评家的误导呢，还是金庸自己别有所图，他特爱往自己的小说上贴膏药。其中包治百病的一贴叫‘爱国主义’……”

    窃以为：要饭的，捡破烂的，甚至于一个‘通俗’的武侠小说家，也是可能有、可以有‘爱国主义’情感的，一旦将这种情感，赋予自己创造的小说人物，就成了‘贴膏药’？

     然则，查良镛‘贴膏药’的历史，很长久了！

    “我在小学念书时，历史老师讲述帝国主义欺压中国的凶暴。讲到鸦
片战争，中国当局如何糊涂无能，无数兵将英勇抗敌，但枪炮、军舰不及英国以致惨遭杀害，他情绪激动，突然掩面痛哭。我和小同学们大家跟着他哭泣。这件事在我心中永远不忘。……”

    年纪小小，就懂得用眼泪作粘合剂，给自己贴一副‘爱国主义’膏药？小小顽童，可笑可笑！

                       七

    易中天《谈金庸》一文，分毫无损于金庸小说的价值，却适足以自暴己丑： 一个如此享大名的人物，居然可以思维混乱到这样的地步！

     且恭聆易先生之高论：

    “金庸靠什么拯救了武侠小说？不是靠‘学问’或‘文化’。那些玩意卖不了几个钱。要是能够卖钱或者卖大钱，学富五车的泰斗们早就发了。这一点金庸老兄心里比谁都清楚，所以他的小说只会叫《射雕英雄传》，不会叫《宋元之际历史剧变的哲学反思》或《论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他之所以还要捣鼓那些劳什子，是为了哄骗‘文化人’……你只要弄些琴棋书画、佛理禅机在里面，他（刘按：‘文化人’也）就上钩了。”

    看不懂！

    第一、据说易先生的著作，此后很是‘卖了几个钱’，有点‘发了’，何以故？因为里面的‘学问’与‘文化’太丰富？还是因为那些书根本就是一包草？

    第二、“他的小说只会叫《射雕英雄传》，不会叫《宋元之际历史剧变的哲学反思》或《论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这句话，我颠倒反复读了十多遍，还是看不出易先生要表达什么意思。

    非仅金庸小说，各类小说，本来就不大可能取一个学术性很强的书名。而世间确有‘学者小说’在，真正的‘学者小说’，其中也确有学问、文化在。这些小说会不会、该不该取一个《XX反思》《论XXX》的名目？

    不开玩笑，我是真看不懂易先生要表达什么意思。

   不免疑问：易先生所言，是人话？是神谕？

                              八

    易言：

   “（金庸）做得并不天衣无缝。比方说，让书中人物说现代话、做现代动作、有现代思想等。这只能徒然地让人感到滑稽。好在我们并不当真，也就没人计较。”

   果然大人大量！瞧人易中天这话说的，大方极了，漂亮之至！

   对武侠小说如此仁慈，对金庸网开一面，这又何必？

   较真一次又何妨？

   无须网开一面，也不必降低标准，把金庸和他的武侠小说，与其他任何作家的历史题材作品一视同仁好了。

   虽然金庸自称非常注意避免，但仍难以避免“让书中人物说现代话、做现代动作、有现代思想”。 金庸，做不到天衣无缝！

    《三国演义》人物，说的都是三国话？做的都是三国动作？想的都是三国思想？ 罗贯中，做得天衣无缝？

   《水浒》人物，说的都是北宋话？做的都是北宋动作？想的都是北宋思想？ 施耐庵，做得天衣无缝？

    莎剧《亨利四世》人物，说的都是四世话？做的都是四世动作？想的都是四世思想？ 莎士比亚，做得天衣无缝？

   同理，《汉宫秋》做得如何？《长生殿》做得如何？现当代所有的历史剧，又如何？

   现当代历史小说家中，哪一位做得天衣无缝？谁笔下的古代人物完全没有“现代话、现代动作、现代思想”？

   天衣无缝？哦，卖糕的！真是笑死人！

   文学家，生活在各自特定的时代，即使以远古为背景创作小说，他的时代的某些特征或多或少总会在作品、人物之上，留下投影。人皆如此，谁能避免？

    1979年，金庸在香港中文大学，与金耀基先生等人座谈，已经毫不惭愧的表示：“我身为现代人，不免有现代人的思想，作品表现的情思，不尽合古人那一套，不足为奇。”（见《诸子百家看金庸》）

   “让书中人物说现代话、做现代动作、有现代思想”，乃是通病，超过一定限度，才会（如易所言）“徒然地让人感到滑稽。”

   易中天能否指示出哪些历史题材作品比金庸小说更少‘现代话、现代动作’？哪些作家做得更好？

   无须网开一面降低标准，把金庸和他的武侠小说，与其他任何作家的历史题材作品一视同仁好了。

   瞧人易中天把话说的，大方极了，漂亮之至！

   然而，有意思吗？

   建议易中天先生承包‘时光隧道’的修造工程。哪位作家，要写北宋故事，请您乘坐“现代—北宋”航班（或地铁）。嘟儿，驾！您到了！

   到了那一天，也许（也未必）我们能见到有史以来第一部完全没有“现代话、现代动作、现代思想”的“天衣无缝”的历史小说。

   到了那一天……

  ‘时光隧道’，何时可通？

   盼死人了！

                           九

   易言：“如果金庸式的爱国主义也能管用，那打鬼子还用得着咱们英勇的八路军？”

   哪位小说家的‘爱国主义’是管用的？用来打鬼子顶好顶好？

   套用易中天的模式，是否可以推论：易中天如是说，是因为他深知他清楚他心里比谁都清楚用这种话来向‘英勇八路’献媚一定很有效果？

   英勇的八路，在短短八年时间，先后组织大规模对日作战达2次之多，平型关伏击战与‘百团’，合计毙敌逾千，战绩何辉煌！还有地道战、地雷战、地瓜战……再加小兵张嘎，日本鬼子终于扛不住了，只好投降。1945年的中国，乃一跃成为二战四大战胜国与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这小日本鬼子，在‘二战’中打得驻东南亚美军英军落荒而逃，一到英勇的中国人手上，却原来这么不经揍，笑死人了！

                                 十

   易言：

   “‘通俗文学’这个概念似是而非的，把文学分为‘俗’与‘纯’则不伦不类。在我看来文学只有两种，即‘市场的’和‘非市场的’，非市场的文学可以完全按照艺术规律去写作，市场的文学则只能按照市场的规律来运作。”

    易中天，果然名不虚传！简单几句话，就够我想老半天的了……还是想不明白！

    我在想，真的在想。

    稿费、版税出现之前，似乎所有‘文学’都是‘非市场’的。又似乎不全是。关汉卿、莎士比亚的剧团是要直接面对他们的衣食父母的，而观众们，是可以不买帐，拍屁股走人的。老关、老莎编写剧本时，要不要考虑这个“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人民群众赞成不赞成、人民群众支持不支持、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人民群众喜欢不喜欢、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人民群众答应不答应、人民群众热衷不热衷、人民群众爱好不爱好、人民群众向往不向往、人民群众关心不关心、人民群众理解不理解、人民群众服气不服气”的问题啊？他们能“完全按照艺术规律去写作”吗？尤其那个曾被西方人评为‘有史以来最色情文学家’的老莎，剧本里满是下流话，老莎写剧本时，这些话，打算说与谁听？

     关汉卿、莎士比亚的戏剧，‘市场的文学’乎？‘非市场的文学’乎？

    我还在想，真的还在想。

    稿费与版税形成制度之后，哪些作家是“完全按照艺术规律去写作”的？哪些又是“只能按照市场的规律来运作”的？

    个人浅见：凡不以发表为目的并且终于没有一个读者的文学作品，皆属‘非市场文学’；作者想发表也发表了并且还换回钞票的作品，95%以上，只好归为‘市场文学’。

    “完全按照艺术规律写作”，这样的文学家真有，我也真信。无奈难以逐个证实。版税一分钱没少要，一边点票子，一边郑重声明：“俺可一点都没考虑市场问题啊，俺这可完全是按照艺术规律写作的啊，俺向来守身如玉哈……”

    其谁能信！

    总不成让一个个文学家皆以‘开胸验肺’的民工为楷模，也来个‘开膛见心’？

    问题也不是完全不可解决。 既然易中天先生发明了这样牛X的作家作品分类法，最终解释权当然归属易先生所有。他说哪个是‘市场文学’哪个就是，说哪个是‘非市场文学’，当然就‘非’了。

    一旦被老易鉴定为‘非市场’，哗！畅行无阻，怎么写都成。什么添加剂（文化、爱情、爱国精神、现代意识、意义、价值、微言大义、哲学思想、琴棋书画、佛理禅机……），都可以的。

    老易说你‘市场’，而阁下居然不肯自甘堕落。罪状，计开：

     一、“他之所以还要捣鼓（琴棋书画、佛理禅机）那些劳什子，是为了哄骗‘文化人’，或者说是用来解除这些人的心理障碍。”

    二、“（金庸）深知，时代不同了，口味也在变。一味的只弄些花拳袖腿大大的不行，还得爱情的干活。”

     三、“金庸小说中唯一有点意思的是《鹿鼎记》。但意思也有限，丑陋却昭然。有人说韦小宝是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个‘阿Q’，甚至说他是‘中国人的镜子’，意思说《鹿鼎记》和《阿Q正传》一样或差不多深刻，一样或差不多有文学价值。可惜在我看来不是什么差不多，而是差得远。阿Q最后是被杀了头的，韦小宝呢？享尽了荣华富贵以后，带着一大群老婆同去云南，‘从此隐姓埋名，在大理城过那逍遥的日子’去了。这可是差了十万八千里！【刘国重学习笔记一：小说深刻与否，要看主人公被砍头没有。】……金庸在骨子里是不会有什么现代意识的。”

    四、“往自己的小说上贴膏药。其中包治百病的一贴叫‘爱国主义’。”

    五、“金庸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往所谓的‘雅’文学上靠，总想弄出点有意义，价值，微言大义，哲学思想什么的来。”

     ……        ……             ……

    有罚，有赏。古龙先生因为安守本分，易老师很满意，提出表扬：

     “相比之下，古龙就清醒得多也诚实得多。实在得多也可爱得多。他写书是为了‘换酒喝’，我们读他的书是为了‘找乐子’。谁也不当回事，结果反倒是个事。”【学习笔记二：“让武侠小说也能在文学的领域中占一席地，让别人不能否认它的价值，让不看武侠小说的人也来看武侠小说！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不知易中天如何理解古龙先生多次表达的这一‘愿望’？】

  “（古龙）不喜欢掉书袋，谈什么哲学和文化【学习笔记三：人家易老板已经说话了，广大‘古迷’念念不忘津津乐道的古龙小说的‘哲理’云云，以后不要再提了。谢谢！】。因此不讨遗老遗少和‘精神中产阶级’或‘知道分子’（均为王朔发明之词）们喜欢。”

   综合易中天以上论述，是否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只要你写的是‘市场的文学’（是与不是，统统地交由易中天鉴定），便绝对不可以掺入文化、爱情、爱国…等等私货？你居然胆敢掺入？那更足以证明你的作品，乃是不折不扣的“只能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市场文学’！

   有这么胡搅蛮缠的吗？

   缠死个人！

                           十一

    易又言：“通俗文学就是这个套路。”

   明知通用的‘通俗文学’的说法‘似是而非’‘不伦不类’，易先生居然仍是慷慨收用了。这种作风，似有‘媚俗’嫌疑？当然，由易老师行来，恐怕就不能叫‘媚俗’，而是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这可让人羡慕死了！ 

                     十二

    文化、爱情、爱国精神、现代意识、意义、价值、微言大义、哲学思想、琴棋书画、佛理禅机……所有这些，似乎在易老师看来，全不是武侠小说可以涉足的，最起码，一旦武侠小说写到了这些东西，作者的居心就难免有些叵测，动机非常可疑。

    请教易老师：还剩下了什么，是武侠小说可以写的？再还能写什么，而不致惹您老讥笑？

    您老好歹给留出一条活路，好不好？

    真是愁死人！

                             十三

    这易中天够狠的，哪知还有比老易更狠的狠角色——德国鬼子汉学家，顾彬。

    将其无耻谰言，撮要转录于下：

    “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的内在力量，他们的力量都去了哪儿？以前是政治，而现在则卖给了市场！”

    “中国当代作家，他们是真正的作家，还是商人？”

    “在德国，余华和莫言写的只能算是通俗文学，不是严肃文学，他们的作品是不能进入文学史的，他们作为通俗作家的身份也相当低。”

    “中国当代作家最大的问题之一，我觉得是不知疲倦，写完了一本以后马上写第二本，每年都能出新作，莫言43天就能写成一本好几百页的小说。而德国小说家四五年写一本。”

    “现在的（中国）作家都是为了钱而写作。他们写作不会少写一句话，而一定会多写一句话。因为多写一句话，他们可以多拿一点钱。……德国翻译家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都是意译，都是减缩的。中国的小说都太冗长了。”

    “马原公开对我说他不写作了，要写电视剧。但剧本不是文学，那是垃圾，马原在出卖自己，一个严肃的作家不应该这样。”

    “我对阿城非常失望，除了剧本，他什么都不写了，这是作家么？根本不是。他把文学卖出去了，文学应该是和作家本人的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余华、格非、苏童、莫言）他们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

    似乎顾彬比易中天更极端，好在没那么势利眼，那么的双重标准。视各自的创作表现，将中国当代的小说家们，以同一尺度衡量【注1】。

    不知在易中天眼中，余华、苏童、莫言、马原、阿城诸人，是‘完全按照艺术规律写作’呢？还是“只能按照市场的规律来运作”？

                     十四

   《谈》文中，易中天多次称引王朔的高论，还有‘王朔发明之词’。王朔的作品，我基本都读过。不知：在易中天法眼观照之下，王朔的小说，算得‘非市场文学’？王朔‘完全按照艺术规律写作’？

    惭愧！易中天的书，俺没读过。更想知道：易中天看易中天的书，作何评价？‘非市场文学’？

    易先生写作时，从来没有、一点没有考虑销路问题？是“完全（！）按照艺术规律写作”的？

    在网上查了，《谈金庸》一文，收录在易中天的一本散文集里面，书名：《你好，伟哥》。给自己的书，起这样既‘伟’又‘哥’的名目，也是‘完全按照艺术规律’？老易完全没想过藉此吸引读者眼球【注2】？

    读者们可能的反应，永远、绝对在易中天视野之外？像《谈金庸》这样在文中加一点噱头，断乎不为博读者一笑？

    真是笑话！

                       十五

    ‘艺术的规律’这玩儿太深奥，留给‘学者’们去谈。卑之无甚高论，我只谈我还能理解的事：

     再‘通俗’、再‘市场’的作家，也不太可能有那么唯一、那么明确的目的性。

    版税制度形成之后，完全不考虑市场的吾国文学家，应该还有，寥寥可数。 

    在易中天所言“完全按照艺术规律去写作”与“只能按照市场的规律来运作”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太广阔的中间地带，可供才人挥洒。

    要说‘高雅’，英伦之约翰逊博士自然不及吾国易中天教授。不过呢，200多年来，也没有谁指认约翰逊博士就是一‘俗人’，偏偏说出那句“世界上除了白痴，没有人会选择写作这个职业，除了为钱”俗话的，正是这位约翰逊老先生。

                        十六

    易文，似乎写得很放松，却也很不缺乏‘大字报’‘大批判’神韵。

    先扣帽子，再敲棍子。次序，断乎不可颠倒。

    不给你先戴上‘市场文学’‘只能按照市场的规律运作’的高帽，下手敲棍子时，怎能理直气壮山河？

    ‘市场’的帽子，给你戴牢了，棍子自可为你而敲（以下，纯属模拟）：

    再让你说‘文化’！再让你写‘爱情’！再让你谈‘爱国’！再让你意义、价值、微言大义、现代意识、哲学思想、琴棋书画、佛理禅机……

    你也配？！

                         十七

   “赵太爷一见，大声喝道：‘阿Q，你这个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阿Q不开口。赵太爷跳了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你怎么能会姓赵！—— 你哪里配姓赵！’”

   “范进因没有盘费，走去同丈人商议，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道：‘不要失了你的时了！……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是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你心！”

                         十八

     一旦，这顶帽子飘走了呢？，

     或者，‘市场’的帽子几乎人人有份呢？

     如果赵太爷自己也未必姓‘赵’，而那些‘天上的文曲星’们，大多数的作家（易太爷也在内？）都不是“完全按照艺术规律写作”的，皆有‘按市场规律运作’嫌疑，您啊易老师，之后您对于金庸小说的所有指控，全是诛心之论、出于自由心证，还有哪一项站得住脚？

                         十九

    易中天曰：“看武侠小说要什么心得体会？笑死人了！”

    俺以为：有这句话，易中天表达出自己对武侠小说的态度——未必就错——已经够了。《谈金庸》中其它的文字，真可以不写。写了说了，对金庸对武侠小说的价值毫发无损，却适足以暴露易中天自己，躐踏最基本的学术轨范，一味胡搅蛮缠。

     易先生，笑死人不偿命啊？

                             二十

     如果易中天的批评（批判）套路能够成立，恐怕没几个文学家——尤其是那些在小说、戏剧还不被普遍尊重的时代写作的文学家——还站得住。

    东施效颦，跟着易老师，学写大字报。

    只将易老师的大作，稍作改动：

   【一】曹雪芹靠什么拯救了言情小说（“空空道人…将《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因见…其中大旨谈情……”）?不是靠“学问”或“文化”。那些玩艺没啥实惠，这一点曹霑老叔心里比谁都清楚，所以他的小说只会叫《红楼梦》《风月宝鉴》，不会叫《梦的解析》或者《闺阁诗分类研究》。他之所以还要鼓捣那些劳什子，是为了哄骗“文化人”，或者说是用来解除这些人的心理障碍。文化人有个毛病，就是不管干什么，哪怕是看小说，也要有个理由或说法，比如接受教育、提高修养、陶冶情操什么的。言情小说和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和说法都不沾边，可又挡不住诱惑。现在好了，读《红楼》就是读文化，就是谈学问，大可心安理得。完事以后，还可以大谈心得体会。其实，看言情小说要什么心得体会?笑死人了!然而这正是曹雪芹的高明之处或者说狡猾之处。其他言情小说家只知道俗众好哄，不知道文化人更好骗。你只要弄些诗词曲赋、琴棋书画、佛理禅机在里面，他就上钩了。哄骗俗众，弄得再大，也是杂牌。如果文化人认可，那就是“官兵”，可以“弄个参将总兵干干”。但你要以为《红楼梦》里头那些半生不熟的文化哲学什么的就是咱们中国文化，那就太寒碜人了。 的确，曹雪芹的本事是不但“媚俗”，而且“媚雅”，但归根结底还是“媚俗”。

   【二】莎士比亚戏剧，完全是对准受众的口味来的。你要刺激吗？有！你要安慰吗？有！你要血腥吗？有！你要笑话吗？有！甚至连温馨浪漫，潇洒风流，忧郁伤感他都有，一应俱全，听凭诸位各取所需好了。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找到自己想看的东西。当然大家都喊好。

   【三】莎士比亚、曹雪芹们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往所谓的“雅”文学上靠，总想弄出点有意义，价值，微言大义，哲学思想什么的来。

   在这里，我丝毫没有把金庸拔高到与曹、莎并肩的用意。

   有点绕，希望我能表达清楚。

   一部杰作，一部劣作。两部作品中，存在许多相同的原素，例如文化、爱情……

   则，这些原素之存在，完全不能证明劣作之所以为‘劣’，就像这些原素之存在不能证明杰作之所以杰出一样。

   如果这些原素之存在，足以证明劣作之所以为‘劣’，则，这些原素之存在，同时也必然证明所谓的‘杰作’，也是劣货。

   即使，金庸小说乃是有史以来最差劲的作品，易中天这种‘胡屠户式’的批评方式，也根本不靠谱。如果以这种方式就能推翻金庸小说，那它也完全应该可以抹掉《红楼》。

   如果，您这套方式，不能适用于《红楼》，又凭什么以此来否定金庸——即使他的小说极为恶劣？

   朋友们帮我想想下面的逻辑是否可通：因为你这部小说很差，这部低级小说并且有着一些高级小说里面才有的原素，所以啊，这部小说，真差！（简化：因为差，所以差！）

   结论：易中天批评金庸小说里有着‘文化’‘爱国’‘琴棋书画’等等原素，毫无意义，全是废话！

   具体论证这些原素在某作家的小说中运用的如何好如何不好，方为正道王道。

   不知我说清楚没有？

   不行！脑子不好使，又太绕，说半天也未必清楚。

   累死个人！

                       二十一

    王朔说金庸‘俗’，易中天鉴定金庸小说为‘市场’，这两个案例，很值得供心理学家研究。

    饶宗颐、许倬云、余英时、柳存仁、陈世骧、夏济安、何清涟、章培恒、宗璞、刘再复诸先生从未看轻金庸的武侠小说，相反，对其评价甚高。

    也许，越是像王朔易中天这样不雅不俗、半雅半俗、不上不下、不高不低之人，越需要通过指斥他人之‘俗’、‘市场’，来表现、证明自己是一个高雅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猜猜，还是可以的。至于王朔、老易的心思是否确实如此，俺不敢断言。俺不深知，俺不清楚，俺心里更不比谁都更清楚！

    ‘深知’‘清楚’，是易中天们的专利。这种话，我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真这么说了，我怕会笑死个人！

    笑死人了！

 【注1】顾彬先生对金庸的评价，如下：

    金庸只是个传统的作家。

    对德国当代文人来说，金庸的写作方式早就过时了。对我来说，金庸在写作上代表的是一种退步。

    顾彬对金庸的评价也不高，但似乎并不低于他对莫言等人的评价。

 【注2】之后，在网上，又读到易中天的一篇旧文：《和何满子先生过招》。文中有云：“也没法子。满子先生是名人，随便写什么，都有人看。我等无名之辈，如不弄个‘骇人听闻’的标题，那文章就没准没有人去读。”

                                 2009、8

  补记：  

   中评社台北9月18日电／“行政院长”吴敦义上任以来，今天第一次到“立法院”接受质询，3名民进党“立委”王幸男、蔡同荣、叶宜津有备而来，要给他好看，……　

   蔡同荣：“如果说要当‘行政院长’，依你的性格，你半夜都会举手同意啦（刘按：应指吴敦义权欲熏心，迫不及待急不可耐也）。”
    吴敦义：“蔡委员，蔡委员，我很敬重你过去多年为台湾的人权做了很多的奋斗，你现在要用你的思考揣测我，就加我的罪吗？——你对不起你过去多年为人权奋斗的历史。” 　

    蔡同荣为之语塞。

   ‘用自己的思考揣測他人，便加他人以罪’，易中天、蔡同荣，异曲同工。

    私下揣测他人的用心与动机，是难免的。公开把这份揣测讲出来，已经不妥，再以这种对他人用心的恶意的揣测为根据，来指责他人的罪错，更是大错特错。

    傅斯年先生指出：“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元培）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　

    易中天谓：“金庸在骨子里是不会有什么现代意识的。……他的小说…那股子封建伦理和专制政治的尸臭，捏着鼻子也能闻出来。”——似乎易中天自己，‘骨子里’很有‘现代意识’？殊不知：不提供任何证据地指控他人‘哄骗’，‘用自己的思考揣測他人，就加他人的罪’，这种伎俩，距离‘现代’太远太远，一股子蛮不讲理和思想专制的恶臭，扑鼻而至。

                                              2009、9、19

  补补记：

     中国的封建制，到秦朝已经结束。所以，‘封建伦理’这词，我不能用。而 ‘尸臭’这样高雅的语词，我又实在不好意思用。

     有些东西，太高远，想学，学不会。惭愧惭愧！

                                               2009、9、28 

     金庸晚年作为，多出于：【一】求名。【二】逐利。【三】民族主义。

     其中，一高于二。而三，绝不比一二更次要。

     说的只是我的一点感觉。

     纯属臆测，绝无凭据。

                        一

    查良镛先生，当他的早年、壮年，于小说创作、《明报》社评诸方面，皆能坚守自由主义立场。时时处处，可见天才的闪光。越到老来，金庸身上的庸人气息就越发浓重。甚至令人有不敢相认的感觉：这个老人，便是金庸？

   “日暮而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查先生晚年，谈不上‘倒行逆施’，有些颠三倒四倒是真的。最新事例，便是他的厕身‘中国作协’。

    查先生，老了。老人，有老人的胡闹。“不甘寂寞，趋时投机，自忘其丑，此甚足使人见之摇头叹息者也。……若更勉强向世味上浓一番，恐添一层罪过。……（老人）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势力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病正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如三上弃自由主义而投入法西斯的潮流，即其一例，以思想论虽似转旧，其行为则是趋新也。”（周作人《老人的胡闹》）

     知堂此篇，指桑骂槐，说的是日本71岁老学者山上参次，真意却在讥嘲自己的老哥鲁迅。而文中的意思，又未见得完全不适用于金庸的晚年。1999年的金庸，在西子湖，发出了‘新闻记者要向军队学习’的号召，便很有“弃自由主义而投入法西斯潮流”的味道。【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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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1959年5月20日，金庸创办《明报》。早在1959年11月7日的《明报》社论中，金庸即已宣称“本报乃民族主义者”。整整40年后，金庸悍然有‘记者学军’之宏论，实为民族主义情绪的极端化，如果说金庸此论，确有讨好官府的动机，相信也不是主要的。

  而‘民族主义’一旦走向极端，与‘法西斯蒂’相差也仅一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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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老翁何所求？金庸偌大年纪，仍是汲汲营营，不知贪图甚么？

    “孔子曾说，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得的范围也是颇大，名利都在内。”（仍见知堂《老人胡闹》文）

    金山寺，乾隆老儿遥望长江之上风帆点点，迷惑：“江中有船几许？”金山寺方丈答：“只有两艘，一艘为名，一艘为利”

                     二

    时至今日，金庸的‘为利’甚至‘唯利’，已是尽人皆知。

    但我从不认为金庸将‘利’字放在第一位。

    虽然在1991年的香港富豪排行榜中，金庸仅列第64位，但金庸所缺，分明不是‘利’。

     而是‘名’——尽管金庸早已名满天下，而为华夏（非仅香江）其他任何富翁所不及。

                    三

    1923年，向恺然先生以‘平江不肖生’之名，发表《江湖奇侠传》于《红杂志》，万众争读，红极一时。其后，根据此书拍摄的电影《火烧红莲寺》一拍、再拍……而十八拍。大红！

    可以说：现代武侠小说和武侠片，皆是从平江不肖生开始的。

    平江不肖生，无名吗？

    在获得俗世的巨大声名的同时，所谓的文化、学术界，却对不肖生及他的小说视而不见，似乎只有沈从文《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认真评论过他这位湖南老乡。

    到了四十年代，平江不肖生的名声便已衰歇。到金庸开始创作武侠小说的时候，读《江湖奇侠传》的人只有更少。

    很巧合，金庸开始创作武侠小说是在1955年，而大陆官府正式禁绝武侠小说正在1955年。禁绝之前，不肖生的读者已经不多。之后，当然就没了。

    后来，老一代武侠作家的小说随金、梁、古的作品登陆而解禁。只是，今日，读过或想读《江湖奇侠传》的朋友还有几个？

    平江不肖生，有名吗？

                      四

     古龙写在《欢乐英雄·序》：“我们这一代的武侠小说大约是由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开始，至王度庐的《铁骑银瓶》和朱贞木的《七杀碑》为一变，至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又一变。”

    享盛名于草根阶层，在社会上层默默无名；短期内声名大震，几十年后湮没无闻。

   谁能保证：金庸，断不会步其先辈向恺然、王度庐、朱贞木之后尘？

   金庸本人知道吗？确定吗？自信吗？

                      五

   南齐创业之主萧道成，在遗诏中说：“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时来，遂隆大业。”

   在《金庸，一捆矛盾》文中，我曾谈到：“从事于被其时代认为‘未入流’的文学品类的创作，而能及身见到自己的作品的经典化，金庸几乎是中外古今第一人。”这固然是金庸的幸运处，又何尝不是烦心处？因为，这一‘经典化’，不是‘完成时’，而处于‘进行时’。基础已在，却又未尽坚稳。

   金庸需要在生前尽可能多地抓住一些东西，以使自己（！）确信：金庸小说的成为经典，并不是他与众多读者论者的幻觉，而是经过了保险、再保险的。

   金庸晚年之饵央视、入作协，皆可作如是观。

                            六

    金庸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的母亲，名为‘徐惠禄’（后改‘徐潮生’），金庸自己的母亲，名为‘徐禄’，几乎可以肯定：金庸是以自己母亲的名字为处女作主人公的母亲命名的，表达的是作者本人对亡母的思念依恋。

   《书剑》中，徐惠禄与于总舵主的感情，很是暧昧。再联想到她的芳名，这事情其实越想下去越会觉得别扭。改名，也就势所必然。

    此事，我在2007年的《 陈家洛：从‘私生子’到‘世家子’》已经谈过。结论：金庸写《书剑》时，只怕料不到多年以后还有这么多人读它，更没想到有闲人如我会细加推求。使用这个名字，只是为了自己对母亲的小小心意。小说写了，发了，红了，之后？随风而逝……

    约10年前，金庸曾对读者谈起自己的小说现在仍是受到这么多读者欢迎，他觉得很意外，也很开心。以上，是我复述当时谈话的大意，原话，一时查不到。但‘很意外’三字，我记得很清楚，定是在金庸口中讲出的。

   所以，金庸生平两大事功，武侠小说与《明报》企业，在他心目中一向主次分明。“我写小说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副业，我主要是要办报纸。报纸要吸引读者，那么我写点小说就增加点读者。”“〈明报〉是我毕生的事业和荣誉，是我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  

    以武侠小说享盛名数十载甚至可能延及后世，这在金庸，正是‘不虞之誉’。得来意外，自然‘开心’，往往也就信心不足。     

                             七

    查先生早年，多经患难，因此，可能会把钱看得贵重，这个，应该是有的。然而不少论者将‘逐利’视为金庸做事的第一甚至唯一动机，此论，鄙人断乎不敢苟同。

    多年来，金庸捐出超过4000万财产，以他的身家论，不算特多，也不好说太少罢？

    我从不认为金庸将‘利’字放在第一位，有两事为据。而这两件事，也都与他的《明报》相关。

    1966年1月，金庸创办《明报月刊》，目的在于“保藏中华文化中值得宝爱的东西。”当时的中国，在文化上已经彻底没落沉沦，几乎成了俄苏文化的殖民地（此谓‘亡天下’），而查先生，无论对他的国学深浅作何评价，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热爱，相信不会遭到太多质疑。查先生自言：“中国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的”。风雨如磐中，查先生创办《明月》，此中所体现的‘民族主义’情感，是可敬而可悲悯的。

    《明报月刊》被查先生定位为“推广知识与文化交流的非营利刊物”。《明月》盈利，投入《明月》。《明月》亏蚀，《明报》垫补。而《明报月刊》编辑部的房租水电等项费用，也全部由《明报》承担。这样不想赚钱不能赚钱的刊物，怕不是很多文化商人肯办罢？

   ‘时间就是金钱’，查先生的时间，可能比你我的时间，更值一点钱。而在《明月》初创、胡菊人先生接办之前的一年多，查先生为这份刊物投入太多时间精力。到了今日，这个人居然被描画成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是否稍失公道？

    《明报》企业的好名声，主要得自金庸的《明报》社评，以及《明报月刊》这份海外数一数二的高品质的学术刊物。‘自古文人皆好名’，这话，是金庸说的。他的创办《明月》，除了出于一份民族主义感情外，可能也存在求名的因素。如确，那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只要不损伤他人利益、不欺世盗名、不过分哗众取宠，即为大好。我甚至认为：某种程度上，正是几千年中才智之士们对于名声的渴望，推动着人类浩荡前行。

武侠小说出身不正，‘妾身未分明’。

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谈，曾同时谈及儒、释、道三家：，他认为“大乘佛教普渡众生的大慈大悲十分伟大，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也崇高之至”。可惜“我们大部分普通人是做不到的”，然后金庸就大谈“中国传统的处世之道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第四十四章）其出发点可以说是自私自利的，然而是十分高明的自私自利。一个人能克制欲望，能够知足，能够适可而止，做事不太过分，就不会受到羞辱，不会垮台，倒也合乎自私自利的原则，终究对己对人都大有好处。”（见于《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66页）

     此文，一个多月前已经开始写了。现在还是烂尾楼，一则近来苦夏，诸事无心，二则，头绪太繁，须慢慢理顺。

预计此文仍将往裹脚布方向发展，查先生晚年的许多事，都会拿来一谈。

感谢新老朋友一向的鼓励支持，以及指教。

     金庸小说，在未来的小说史上，或将占据相当崇高的地位。而这一地位的取得，却是有着太多的侥幸的成分。如果中国不是发生了旷古未有的大变局大变动大变异，金庸能否成为最好的武侠小说家都很成问题。

    金庸得到的，是本不属于他的份外的东西。

    容我细说。

    小说一门，在中国，向来并不发达。‘五四’之前的绝大多数小说家，其写作态度都带有游戏性质，而在小说结构上尤其不用心。这一点，连最为宝爱中国文化的陈寅恪、梁漱溟先生也是承认的。陈寅恪先生就认为：“至于吾国小说，则其结构远不如西洋小说之精密。在欧洲小说未经翻译为中文以前，凡吾国著名之小说，如水浒传、石头记与儒林外史等书，其结构皆甚可议。”金庸占了时代优势，汲取西洋小说之长，而‘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葆持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将《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诸作，置诸中国‘古典小说’的行列，其实并无惭色。

    ‘新文化运动’之后，小说家们作为一个整体，才真正不再把小说视为‘闲书’，认真从事。

     胡适先生一直将他一手推动的‘新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对比欧洲文艺复兴的成就，华夏难免相形见绌，致有‘小巫’之叹。

    原因很简单，中国文艺复兴，乃是夭折了的文艺复兴。

    欧洲文艺复兴持续约300年，华夏文艺复兴，仅得30年。

    （约1919-1949）30年间，杰作迭出，而堪称‘伟大’的作品，实付阙如。

    ‘武侠小说’、‘通俗小说’的先天性缺陷，确实极大限制了金庸的小说成就，只得与西洋大仲马相伯仲。

     不要说整个欧洲，即以法兰西一国论，高于或与大仲马比肩的小说家，一堆一堆的。而在吾国，自古以来，成就达到大仲马程度的，有几个？

    1949，天地玄黄。

     之前的‘文艺复兴’，尚在草创阶段。在文艺各领域，最有希望取得最高成就的，是金庸这一代人。而事实上，这一代人，却是最倒霉的。上一代的沈从文们，虽然未尽其才，毕竟曾露头角。而这一代人，还没露头呢，已被踩杀。

    这一代人，以各种因缘，得能逃出的，约1%。包括了金庸、高阳、白先勇、余光中、饶宗颐、何炳棣、余英时、许倬云、贝聿铭、夏志清、唐德刚、黄仁宇、刘若愚、李政道、丁肇中、杨振宁……等人，而最终，在各自领域，这些人分别取得了、代表了他们那一代人的最高成就。

    那99%呢？还没露头呢，已被踩杀。

    “我坐在岸上
    垂钓，背后是一片枯干的荒野”（查良铮译艾略特《荒原》

    节录今年年初《时代周报》对金庸的访谈：

    时代周报：“我到北京访问过李君维先生，当年他跟你一起考进《大公报》。”
　　金庸：“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跟我一起考进《大公报》的。我到香港来跟他有关，本来要派他到香港来，他刚刚结婚，不来，那么，报馆就派我来了。他现在怎么样？”
　　时代周报：“李君维年轻时写小说很像张爱玲，非常可惜，后来几十年都不能写小说了，就在北京的电影公司任职。”
　　金庸：“这个人蛮好的，当时在上海，他穿得漂漂亮亮的。如果他不是结婚，派他到香港来，我就不来了，那我就糟糕了，我在上海要经过‘反右’，一定反进去，‘文-革’一定糟糕，‘反右’和‘文-革’两次一定非常糟糕的。说不定‘文革’的时候就死了，武侠小说也不会写了。李君维后来不写文章也好，逃过‘反右’，逃过‘文-革’了。”

    金庸，是人才。李君维先生，何尝不是人才？而全国的李君维，又有多少？

    金庸坐在（维多利亚海湾的）岸上垂钓，背后是一片枯干的荒野……

    运动场上，一人低头尽力向前跑去。跑得累了，这才往前一瞧，空无一人！回头看去，十数人尾随身后，而运动场上，一片狼藉，九成以上的竞技者不知被谁的黑棍敲晕、砸死，这位实力很强却绝非最强的竞技者，居然得了金牌……

    金庸得到的，是本不属于他的份外的东西。

    如此，能有十足自信吗？

金庸，虚伪吗？

   当然！

   然而，金庸的虚伪程度并不过份。

   有论者指认金庸简直虚伪到不行，我想那是把他的矛盾也归到了虚伪的范围了。

   金庸的性格，充满矛盾。因此，立场摇摆，出语前后大异，行事颠三倒四。

   对于他自己的小说，金庸的看法，在不同的场合、时间，表述即大不相同。

   1999年，金庸断言：‘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新闻自由！’然而，几年后，他接受大陆《时代周报》采访，又说：“办《明报》跟你们办时代周报不同。如果今天晚上港督打个电话给我：‘查先生，这个问题你明天怎么写怎么写。’我就把这个电话录音下来了。我明天去报告英国政府，明天就炒他鱿鱼了，所以港督是不敢这样做的。任何香港政府的人员想要干预舆论，你录音下来确定证据，告诉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马上把港督召回……”

    实事，有时比小说更有趣。有时，某人的行状，又与小说的情节，存在微妙的相通、相似处。

    此文，只是将某些非常巧合的东西，放在一起，瞎扯。

    而已。

                                                       一

《射雕英雄传》的最初版本中，《九阴真经》的作者，乃是菩提达摩，其中的一段梵文，便称作“达摩遗篇”。

 此后，金庸修改旧作，《九阴真经》由原初的佛家武功，一变而为道家。其作者，也就成了北宋末年主持刊印《政和万寿道藏》的黄裳。

黄裳复仇的故事，并不深刻，却很有味道。

黄裳的仇家“将他家里的父母妻儿杀了个干干净净”，而黄裳“逃到了一处穷荒绝地，躲了起来。……出得山来，去报仇雪恨。不料那些敌人一个个都不见了。……他独自躲在深山之中钻研武功，日思夜想的就只是武功，别的甚么也不想，不知不觉竟已过了四十多年。……黄裳见那小姑娘已变成了老太婆，心中很是感慨，但见那老婆婆病骨支离，躺在床上只是喘气，也不用他动手，过不了几天她自己就会死了。他数十年积在心底的深仇大恨，突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那谁也躲不了的瘟疫，便是大限到来，人人难逃。”

这种事，应该很多的。（我所知的）最近的事例，出在鲁迅先生身上。

曹聚仁《鲁迅评传》引述孙伏园的说法：

“鲁迅先生的复仇观念最强烈；在日本时，每于课余习些武艺，目的就在复仇。幼年被人蔑视与欺压，精神上铭刻着伤痕，发展为复仇的观念。后来鲁迅回国，见仇人正患不名誉的重病，且已到了弥留，街谈巷议，并传此人患病的部分，已经脱落，有人在茅厕中发见。鲁迅只好苦笑，从此收拾起那一把匕首。

（后来）鲁迅常常从书架上拿下那把匕首，来当裁纸刀用……”

                   二

 大约也是曹聚仁、孙伏园谈到的“在日本时”，鲁迅先生自有他另类的故事。

 鲁迅晚年曾对增田涉说过，自己“在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上级命令他去暗杀某要人，临走时，他想，自己大概将被捕或被杀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怎样生活呢，他想明确知道这点，便向上级提出了……”

“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鲁迅先生庶几近之。‘复仇意识强烈’“每于课余习些武艺”，目的，仅在为自己报私仇，积极性特高。这时的鲁迅先生，就想不起“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怎样生活”了。

“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鲁迅这节文字，据说是在讥刺他的二弟周作人。用到鲁迅自己身上，未见得更加不合适罢？当然，须将‘奋袂’，改为‘拔剑’而起。

 以顾惜老母为借口，拒绝暗杀指令，也属常人之常情，不足深责。

 不过啊，这样的鲁迅先生，被戴上了一顶‘骨头最硬’的纸糊高帽，这才真真令人齿冷。

                  三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

 对于武侠小说，鲁迅所作评价似乎比胡适先生更高。与这位“戛剑生”的“复仇观念最强烈”有关？

 严家炎将《铸剑》读作‘武侠小说’，不是没有道理的。

 好玩的是：对于同时代作家的武侠作品，无论胡适先生还是鲁迅，都是摒绝不读的。至于他们的家人，就不然了。

 胡夫人，江东秀女士，酷嗜武侠小说，唐德刚追记：“金庸巨著，胡老太太如数家珍。金（庸）君有幸，在胡家的书架上，竟亦施施然与戴东原、崔东壁诸公揖让进退焉。”（见唐氏《胡适杂忆》）

 鲁迅先生的如夫人，许广平女士，在致鲁迅的书信中，自称“好读飞檐走壁，朱家郭解，扶弱除强故事，遂更幻想学得剑术，以除尽天下不幸事。”

 鲁迅的母亲，则最喜张恨水说部。鲁迅就经常为老太太搜罗张著。张恨水也写过几部武侠小说，只不知鲁迅买过没有？他家老太太读过没有？

                            2009、4、12

<谈谈金克木先生所谈的金庸>

一

  金庸小说，拥有经国先生与邓伯这样的读者，作者真可以自豪三分。而金克木、余英时、许倬云诸先生居然也是热心读者，金庸才应该十二分的骄傲。

    政治人物的文学鉴赏品位，颇为可疑，不足为凭。

   ‘真的英明，第一就得有自知之明。’（《鹿鼎记》杜撰康熙语）这一点，邓伯庶几近之，他相当直白地言说：“我读的书并不多。”

     一个‘读书很少’的人，居然读过你的书，那是相当的偶然，未见得如何荣耀。

     金克木《书读完了》一文，讲的是前辈夏曾佑、陈寅恪的故事，隐隐然说出的，却是自己的心事。

    ‘书读完了’的一代文宗，读过金庸的作品，并且津津乐道，这才‘荣于华衮’。

     “东方不败，独孤求败，这二位是金庸小说中虚写的人物。我看时禁不住心中连连叫好。……（金庸）迈过前人难有后继，虽有败笔，仍卓然自成一家。……金庸所著大小十四品中已有一半以上含见道之意。……”（金克木《与小说对话：不败求败》）

      这篇短文中，金克木先生先后谈到了《笑傲江湖》《神雕侠侣》《天龙八部》《侠客行》《飞狐外传》人物，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感觉金克木先生读金庸小说，比我熟？

                     二

    金庸国学，深浅几何？

    那要看以何种坐标来衡量。金庸的学问，较诸章太炎、陈寅恪、钱基博、钱钟书、余英时诸大师，真正浅薄得很。

    但在‘国学’二字响彻云霄而‘国学’水准沦落到历史最低点的中国大陆，有资格菲薄金庸的人，没有几个。

    以上，是我2007年旧文《金庸国学，深浅几何？》中的妄言。

    而金克木先生，无论如何，都算是这‘几个’中的一个。

                        三

       甲乙何许人也？

    居然粉墨登场。

    金克木先生写文，好用‘（甲、乙）对话体’。

   《与小说对话：不败求败》一文，‘甲’‘乙’二兄未见出场，然而，此文，仍是‘与小说对话’，不仅与金庸小说‘对话’，并且有对金庸本人‘喊话’：

   “金庸阁下除办报外仿佛以史学佛学自负，对于以小说知名，尤其是以武侠小说知名，自己是不是有点觉得未展所长，以末技得虚名，似不免略感怏怏？依我看则大可不必。阁下所透露的史学佛学见解，论水平未必是‘超一流’，若著书立说也不见得能称首席什么家，得什么国际大奖。然而以史学佛学入小说，在武侠中讲‘破相’，那就超人一等了。……”

    瞧不上金庸的‘史学佛学见解’，以金克木先生的学养、辈份，够资格。

    金克木先生却不具备南京大学董健院长的高度，对董健眼中‘连当副教授都不够格’的金庸的学问，所作估计并不甚低。

   ‘超一流’、‘首席’、‘国际大奖’，这样的标准，金庸达不到。大陆学人中，达标的，又有几个？

                   四

    《与小说对话：不败求败》，是金克木先生1995年的作品。

     金庸读过未？

     应该、也许、可能、大约没读过。

     不过，对于金克木先生的质询，金庸倒是曾有答复。

     在三年以前。

     1992年，金庸在牛津大学作了半年访问学者，回到香港，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本来打算静下心来作学术研究，然而我个性不合，学术的基础也不好，现在努力，已做不成世界一流的学者了”

                    五

     时空倒错，‘二金’对话：

     1995年，金克木：“阁下所透露的史学佛学见解，论水平未必是‘超一流’，若著书立说也不见得能称首席什么家，得什么国际大奖。”

     1992年，金庸：“本来打算静下心来作学术研究，然而我个性不合，学术的基础也不好，现在努力，已做不成世界一流的学者了。”

                     六

     “甲乙何许人也？

      居然粉墨登场。

      各有自家言论，

      原来一样心肠。”（金克木《末班车·对话》）

                     七

     谈到金庸治学，还有一事，虽与金克木先生无涉，不妨在此一并谈谈。

     2005年，有记者问：“您说自己晚年的心愿是做一名学者，但是你在年轻的时候第一选择是从政做外交官，后来您做了一名记者，办了一份报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金庸‘悍然’答复道：

   “因为记者、政治家、作家没有真正的快乐啊，我现在的想法觉得自己学问太差，如果照我自己意思，最好小说也不写，从大学开始就专门研究历史，研究外国文学，那么到现在大概跟其他大学教授的学问差不多了。……我花那么多时间写小说娱乐别人，自己却没什么好处的，办报纸给人家看，自己没什么好处的，而做学问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乐的。……”

    有网友对此痛加批驳。尤其“写小说娱乐别人，自己却没什么好处”一语，更被视为不可思议。

    金庸凭藉他的小说、报业，获得财富、名声，种种莫大‘好处’。远的不说，前几年李泽厚与陈明‘浮生论学’，便曾谈及“金庸一次在三联就拿了一千五百万”，言下大有眼热之意。这‘一千五百万’，难道不是白花花、硬通通的‘好处’？

   ‘自己却没什么好处’云云，金庸这不‘睁眼说瞎话’吗？

    或许，金庸所指‘好处’，与网友理解的‘好处’，不是‘都一处’。

    古人所谓‘为己之学’，追求在学问品德上的继长增高，而与虚名、财货无涉。

    金庸说的“做学问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乐的”，这份‘快乐’，略似宋儒周敦颐所心许的‘孔颜乐处’。‘饭疏食饮水，曲躬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问题在于：以金庸的个性，能做到这些吗？

     “从大学开始就专门研究历史，研究外国文学……”，板凳须坐十年冷啊！金庸哪里是肯于皓首穷经之人？

     仍是今生的性格，却带着今天的觉悟，让金庸再活一世，他会坚定的走向纯学术的道路吗？我不相信！

     人心苦不知足。做不到的事，未免心有余憾，闲时想想，也倒罢了。说出来，就很没意思了。

     无论是谁，皆不宜奢想得到整个世界。

                                                                                      2009、4、18

参见拙文《金庸国学，深浅几何？》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3b23301000874.html

         【附录】  金克木    《与小说对话：不败求败》
　　　　          　　
　　
　　东方不败，独孤求败，这二位是金庸小说中虚写的人物。我看时禁不住心中连连叫好。好在哪里？说得出来吗？作者在书中把话都说完了；我还说什么？“不说白不说，白说也要说。”这也是名言。那就说几句吧。
　　东方之所以不败乃是不用刀剑而用一根绣花针，又来去如鬼影，不仅超音速，只怕还想超光速吧？无论怎样锋利的刀剑也难迎斩细小的绣花针。细如毫芒看不见，快如旋风抓不住，说变就变，忽在当前，忽在背后，针一刺上就致命，谁能躲得开？他当然不败了。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过时了。大不如小，粗不如细，多么壮实的健美身体也抗不了艾滋病毒。
　　独孤是孤独一人没有对手，求败而不可得。什么原故？那是因为他破而不立，不停地破，破十八般兵器，还能破不可见的“气”的内功。破字当头，不立任何东西，那就只有我破你，你破我不着了。你破我什么？我什么也没有，只有破，我“后发制人”，专挑你的毛病。这“后”不是时间先后，是先找毛病后发武器。你不能没有毛病，我就专制你的毛病。你不能没有空隙，我就钻空子扎进去。你的武当剑如太极圈，不停画圈子，大圈套小圈，圈圈不息，连成一气，没有空子了吧？我一看准，就后发刺你的圈子中心。圆心一点上不能再画圈，你还逃到哪里去？什么圆圈没有圆心？有心就可破。
　　东方独孤不败求败，妙在不言中。东方不出面，独孤不在世，两人不相遇，都没有可破之处。但是东方是教主，并非孤独一人，那就不能不死。他只好一出面就死，死在他的同性恋者身上，死于情。到底是情之一字未能勘破。赤练仙子李莫愁不是唱 “问世间情是何物”死于绝情谷吗？独孤一人，无情无剑，所以独存千古，求败不得。
　　金庸阁下除办报外仿佛以史学佛学自负，对于以小说知名，尤其是以武侠小说知名，自己是不是有点觉得未展所长，以末技得虚名，似不免略感怏怏？依我看则大可不必。阁下所透露的史学佛学见解，论水平未必是“超一流”，若著书立说也不见得能称首席什么家，得什么国际大奖。然而以史学佛学入小说，在武侠中讲“破相 ”，那就超人一等了。好比不会武艺的痴公子段誉，只在无意中学了一着“凌波微步 ”就到处能“逃之夭夭”，而且有个时灵时不灵的“六脉神剑”，看不见，摸不着，弹指一挥间忽然有效，就能出其不意露上一手。这道理在《金刚经》、《法华经》里并非唯一高妙思想，而移入武侠小说立刻产生“裂变、聚变”威力无穷了。又如《侠容行》中的石“杂种”“郎君”，呆头呆脑，一片天真，然而处处机缘凑巧，矛盾相成，最后以不识字超过了识字人，以不知道“我是谁”超出了一切有“我”之人，尤其是那位大“我”发狂的大宗师白自在。这只是“无我”的一解。这一解在佛学中算不得什么最高深的了不起理论，不过是参禅的一个“话头”法门，但在小说中就是“ 超凡入圣”了。阁下仿佛总想在小说中不讲而讲一点什么道理。这种以佛观史的见解未必 “超凡”，但进入小说，特别是武侠小说，就大大“脱俗”了。无言胜有言，不武胜武，愚而智，弱而强，似佛似道，所以能迈过前人难有后继，虽有败笔，仍卓然自成一家。前有梁羽生，后有古龙，俱写侠情，各有殊胜，然抒写人情佛理尚逊一筹。
　　三闾大夫屈原有大志，自以为有冶国才，留下的不过是长诗《离骚》。孔夫子能治国平天下，也不过留下一部《春秋》。自负甚高者难平“我慢”之气，毕竟是 “贪、嗔、痴”三毒未净，烦恼难除。以毒为药，以药解毒，药王无嗔乃能解脱。他的关门女弟子程灵素能毒自己以救人，超乎生死，在至情中超越了情，为女中魁首。金庸所著大小十四品中已有一半以上含见道之意。独孤实不孤独，还何必求败？迂夫子虚竹上人投下那一枚棋子，一心救人，“难得糊涂”，遂掌“逍遥”，“得大自在” ，又何必再“具五神通”？
　　 求败不败，实在难得，不能诈败。
　　 不败求败，寂寞难堪，不是虚伪。
　　 小说仍然是小说。不是现实，也不是理想。
　　
　　附录二    答复两位网友：

  　一、　金老的境界，可以不受阿堵物的羁绊，自然会认为写小说娱人却于己无益。
    我辈却不能脱离为金钱而拼搏的悲哀，故金老叹之而众人咭。

    二、老金头就是一老顽童，赌起气来跟小孩子没什么两样~

【回复】：

    老金头就是一老顽童，赌起气来跟小孩子没什么两样~ ——这话最好，我也感觉：向来如此。
    查先生生平，怕是确实有些吝啬，其原因，可能：一、出于天性。二、年轻时吃苦过来，每一钱都看的贵重。
    当老先生年轻、没钱时，未必会想甚么“写小说对自己没好处”罢？与你我一样，还是要为稻梁谋的。所以：他到晚年再说这些，我能理解，仍是感觉不是很有意思。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 苏轼  《卜算子》

                      　一

    “令狐冲…随即省悟：‘风太师叔剑法如此了得，当年必定威震江湖。……方生大师既看得出，向大哥自也看得出。’”（《笑傲·十九·打赌》）

　　“那老者（冲虚道长）点头道：‘……令狐公子，你曾得华山风清扬前辈的亲传吗？’令狐冲心头一惊：‘他目光好生厉害，竟然知道我所学的来历。……”（《笑傲．２６．围寺》）

    “任我行道：‘不敢，不敢。老夫于当世高人之中，心中佩服的没有几个，数来数去只有三个半……我所佩服的，乃是剑术通神的风清扬风老先生。风老先生剑术比我高明得多，非老夫所及，我是衷心佩服，并无虚假。’”（《笑傲。二七。三战》）

     廿五年前，华山，风清扬风头正健。方生求识面，冲虚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天，未遂人愿。“风清扬心灰意懒、惭愧懊丧而退隐”（《笑傲·后记》）

     如风清扬未遭挫辱，其政治前途，将为何如？

    “岳不群道：‘……当年五岳剑派争夺盟主之位，说到人材之盛，武功之高，原以本派居首，只以本派内争激烈，……这才将盟主之席给嵩山派夺了去。”（《笑傲·九·邀客》）

    25年后，‘五岳并派’，‘五岳派’掌门人的产生方式，乃是‘比武夺帅’。

    25年前，‘五岳剑派’推举盟主，从岳不群的回忆来看，其方式，仍是‘比武夺帅’。

    难以想象：约25年前的华山派以及整个五岳剑派，有比风清扬武功更高者。

    如风清扬未遭挫辱，他，已经是‘五岳剑派’盟主了。

    或者当时华山，有资望甚高而武功逊色之耆宿，则此人或许在名义上担任‘盟主’，而由风清扬握实权办实事，就像后来桃根仙设计的那样，“令狐冲就是桃谷六仙，桃谷六仙就是令狐冲。令狐冲来当盟主，就等于是桃谷六仙当盟主”。

    一旦此老倦勤或逝去，风清扬再接任‘盟主’，便如水到渠成。

                       二

    这里，需要厘清‘华山派’及‘五岳剑派’的相关历史问题。

    先说华山派：

    【一】创派甚早，不可知。（我向来认为：最好不要把《笑傲江湖》中‘华山派’与《碧血剑》中的‘华山派’混作一谈。详见拙文《山头林立——谈<笑傲江湖>之政治军事格局》。）

    【二】70多年（或稍早）前，与‘衡山’‘嵩山’等，合组‘五岳剑派’。

    【三】六七十年前，华山派两位大师岳肃与蔡子峰南下莆田，窃得《葵花宝典》。稍后，此《典》即遭‘日月神教’夺取。

    【四】约50年前，因为对《葵花宝典》的理解不同，华山一分为‘气’‘剑’二宗。

    【五】25年前，‘剑’‘气’二宗高手在玉女峰斗剑，‘气宗’胜出。岳不群的师父，作了‘华山派’掌门。

　　【六】约17年前，岳不群继任掌门。

    在西湖‘梅庄’地牢中，任我行曾问：“华山派的掌门人还是岳不群罢？”

　　任我行被困12年。

    因此，至少在12年前，岳不群已经接任了‘华山派’掌门之职。

　　这里，大胆假设，暂定为１７年前。

    而‘五岳剑派’，其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凡经三变：

    【一】约70年前，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华山派’‘衡山派’‘恒山派’‘泰山派’‘嵩山派’走到一起来了，合组‘五岳剑派’。

    （可能）当时的‘五岳’联合较为松散，有联盟，无‘盟主’。

    【二】约25年前，五派共推‘盟主’，左冷禅就任。

    【三】小说描写的‘现在’，五岳‘并派’，岳不群成为‘五岳派’的（总）掌门人。

     从‘五岳’之间关系的演进，稍稍可以看出‘中国三千年政治’（《笑傲·后记》语）日益‘中央集权化’的轨迹。

    以上结论，是我从《笑傲江湖》中寻章摘句得出的，附录相关描述，于下：

   （最新修订之）花城版，《笑傲江湖》1141页：

    冲虚道：‘……五岳剑派在武林崛起，不过是近六七十年的事，虽然兴旺得快，家底总还不及昆仑、峨嵋……’

　　花城版《笑傲江湖》1146页：

    方证道：‘……华山弟子偷窥《葵花宝典》之事，也流传于外。过不多时，即有魔教十长老攻华山之举。　……算来那时候连你师父也还没出世呢。……其时华山派已与泰山、嵩山、恒山、衡山四派结成了五岳剑派，其余四派得讯便即来援。华山脚下一场大战……岳肃、蔡子峰两人均在这一役中毙命，而他二人所笔录的《葵花宝典》残本，也给魔教夺了去，……’

    花城版《笑傲江湖》1149页：

    方证道：‘华山派岳肃、蔡子峰二人录到《葵花宝典》不久，便即为魔教十长老所杀，两人都来不及修习，宝典又给魔教夺了去。因此华山派中没人学到宝典中的丝毫武功。但两人由于所见宝典经文不同，在武学上重气、重剑的偏歧，却已分别跟门人弟子详细讲沦过，华山派后来分为气剑两宗，同门相残，便种因于此。……’

    花城版《笑傲江湖》334页：

    岳不群在石上坐下，缓缓的道：‘二十五年之前，本门功夫本来分为正邪两途……正邪自辨，旁门左道的一支终于烟消云散，二十五年来，不复存在于这世上了。’

    花城版《笑傲江湖》336页：

    岳不群叹了口气，缓缓的道：“五十（刘按：三联版为‘三十’）多年前，咱们气宗是少数，剑宗中的师伯、师叔占了大多数。再者，剑宗功夫易于速成，见效极快。……要到二十余年之后，才真正分出高下，这二十余年中双方争斗之烈，可想而知。”

    花城版《笑傲江湖》336页：

    “岳不群道：‘……当年五岳剑派争夺盟主之位，说到人材之盛，武功之高，原以本派居首，只以本派内争激烈，玉女峰上大比剑，死了二十几位前辈高手，剑宗固然大败，气宗的高手却也损折不少，这才将盟主之席给嵩山派夺了去。……当日玉女峰大比剑，我给本门师叔斩上了一剑，昏晕在地……’”

                                 三

     风清扬如未遭挫辱，已经是当日江湖‘四巨头’之一，‘五岳剑派’的盟主了。

     之前，风清扬却还不是华山派掌门人。

     不要紧。

     因为当日的华山派，除风清扬外，再无人具备竞争‘五岳盟主’的实力，所以，风清扬，在推举‘盟主’之前，应该会先成为华山派掌门。

     一旦风清扬成为‘五岳盟主’，那就相当于获得正式的国际承认，‘气宗’人再想有所更动，千难万难。他们选在推举‘盟主’之前，先调开风清扬，再发动对‘剑宗’的攻击，也是为内外情势所迫，狗急跳墙了。

     现在不做，将来会后悔——再没机会了。

     如此，风清扬提前出局。

     即将发生的对外关系的变动，引发、加快了内部政争。

      ‘气宗’所发扬的，正是我华夏傲视世界的‘窝里斗’精神。这一伟大精神，当２５年后‘五岳并派’之时，在‘泰山派’再次闪熠光芒。

     追忆往事，岳不群言辞恳切，痛心疾首。“本派内争激烈，……这才将盟主之席给嵩山派夺了去。”然则，当初‘剑’‘气’二宗，哪方挑起‘内争’屠杀同门？莫非岳君子久已遗忘？

    风清扬在‘传剑’过程中，对师侄岳不群大表不满，更似尚有余恨。当年‘玉女峰斗剑’，岳不群是参加的，至于作用多大，书中未表。如果说在背后出主意以‘江南娶亲’的骗局调开风清扬的正是岳不群，我不觉得奇怪。这种手段，凸显‘君子剑’作风。而岳不群得以继任掌门，或许便以此次所出奇谋所立殊勋为张本。——当然，只是假设。

    也许，风清扬对岳不群反感，原因很单纯。他这样率性之人，对伪君子反感，是纯天然的。

                     四

    风清扬传授令狐冲‘独孤九剑’，此举未必包藏着（对岳不群的）极大恶意，最起码也有些恶作剧。你岳不群不是成天‘哼哼’教导弟子们‘气重于剑、纲举目张’，我偏引领你门下大弟子学习重剑不重气的‘独孤九剑’，气死你丫的！

   “你是岳不群的弟子，我本不想传你武功。但我当年……当年……曾立下重誓，有生之年，决不再与人当真动手。……我若不假手于你，难以逼得这田伯光立誓守秘，你跟我来。”

    这话说的！您老隐居多年，大家都以为您已经不在了，谁也没三顾‘思过崖’请您出头啊，还不是您自己不甘寂寞，施施然自己跑出来了，现在居然想起要“逼得这田伯光立誓守秘”不泄露自己行踪，您早先那算干嘛？

    全是托词，自欺欺人！

    之所以传给令狐冲剑法，除了要‘恶搞’岳不群，应该还有三个原因：

    【一】小说作者需要风清扬出场，并传授剑法。

    【二】我在《独孤九剑与葵花宝典》曾谈到，‘独孤九剑’不属‘华山派’固有武功，因此也不必然非要传给本派弟子。不过呢，看风清扬的意思，华山派虽令他半生悲苦，风老终竟未忘香火情。一般情况下，风清扬只要不甘心令‘独孤九剑’失传，他还是选择授予华山派本门弟子。

    【三】数月中，风清扬作为唯一目击证人，看到了冲、灵情变的全过程。不禁对令狐冲大起怜惜之感。怜惜令狐冲，就是怜惜25年前的自己，彼我皆是‘伤情之人’。

    令狐冲痛苦如此，天塌地陷日月无光。这样的痛苦，风清扬也曾身历。‘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惺惺相惜，风清扬由是对令狐冲大起好感，希望能帮他做点什么。

    “华山两宗火并之时，风老前辈刚好在江南娶亲，得讯之后赶回华山，剑宗好手已然伤亡殆尽，一败涂地。……风老前辈随即发觉，江南娶亲云云，原来是一场大骗局，他那岳丈暗中受了华山气宗之托，买了个妓女来冒充小姐，将他羁绊在江南。……江湖上都说，风老前辈恼怒羞愧，就此自刎而死。”

    那位江南的小姐，比岳灵珊更见绝情！只有在《书剑恩仇录》，我们才见到了她的结拜姊妹：

    “无尘道人少年时混迹绿林，劫富济贫……有一次他见到一位官家小姐，竟然死心塌地的爱上了她。那位小姐却对无尘并没真心，受了父亲教唆，一天夜里无尘偷偷来见她之时，那小姐说：‘你对我全是假意，没半点诚心。’无尘当然赌誓罚咒。那小姐道：‘你们男人啊，这样的话个个会说。你隔这么久来瞧我一次，我可不够。你要是真心爱我，就把你一条手膀砍来给我。有你这条臂膀陪着，也免得我寂寞孤单。’无尘一语不发，真的拔剑将自己的左臂砍了下来。小姐楼上早埋伏了许多官差……”【注1】

                               五

      风清扬，在华山派，其地位、立场相对超然。约略与徐复观眼中的胡适先生相似，“凡偶有文化之争，先生不必居于两造者之一方，而实为两造所共同期待之评判者。”

    一旦华山派二‘宗’互斗，有风清扬在，他自然不容许‘气宗’屠杀‘剑宗’，但以他的个性，也断不会支持‘剑宗’毁灭‘气宗’。其武功，又足以镇安‘剑’‘气’，压下这场纠纷。

    无论如何，风清扬作为仲裁者、评判者的角色，将更为凸显。大有可能就势成为众所诚服的新任掌门人。

    而这，恰恰是岳不群和他师父最不想见到的。

                        六

    如风清扬一帆风顺，可能会先接任‘华山派’掌门，再拿下‘五岳剑派’盟主。

    这，只是‘可能’。

    永远只是‘可能’。

                        七

    风‘清扬’之名，似出《诗经》“婉兮清扬”句，而其个性及遭际，更像‘楚辞’的作者，三闾大夫，屈原。冰雪节操，志行高洁。振衣弹冠，正道直行。前半生得意，后半世失志，后半生一直回想当年的失坠，心怀愤懑难平，思虑蹇产不释。

    风清扬生存的时世，同样“溷浊而不清”“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感觉风清扬与屈原有着相似的困惑。“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將哫訾慄斯喔咿嚅唲以事妇人乎？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汜汜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卜居》）“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

　　屈原生平，史籍记载无多。从《离骚》《九章》看它们的作者，其最终失坠，势所必然，我不觉得惊奇。我所惊奇的是：这个人，居然也曾得君行志？

　　人苦不自知，屈原尤无自知之明。就他那个性，也想不从权力角斗场败下阵来？太简单，太幼稚！

　　自怨自艾：咋就不用俺呢？俺对怀王最忠诚，俺工作能力很强啊！

　　有个屁用？！

　　“‘世上最厉害的招数，不在武功之中，而是阴谋诡计，机关陷阱。倘若落入了别人巧妙安排的陷阱，凭你多高明的武功招数，那也全然用不着了’……说着抬起了头，眼光茫然，显是想起了无数旧事。令狐冲见他说得甚是苦涩，神情间更有莫大愤慨……”

　　武侠小说中的“武功”是一种靠长期锻炼而形成的可对他人身体造成极大伤害的超能力。历来如此，只《笑傲江湖》例外。《笑傲》中的“武功”有更多更深内涵。《笑傲》当然是武侠小说，同时金庸又是把它作为政治小说来撰构的（“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我因此认为，这本书中的“武功”所指就不是单纯的“以拳脚内力伤人的能力”，它所代表的应是政治生活中一个人以军事才能为主的所有工作办事能力的总和——以阴谋手段对付政敌的能力却不属“武功”范畴，那是别一领域的事。

　　《离骚》通篇，喃喃自语。看我多清洁、多纯粹、多善良，怎么会走到这种地步？为什么呢？

    可笑到家！角斗场上，谁说要比试干净、纯洁、善良？要的是脸够厚，心够黑，手够脏！这才是克敌制胜的根本。

    两千年后，蒋中正写在日记中的两段话，或许能让屈原清醒一点？“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

                               八

    如风清扬未遭挫辱，他，可能就是‘五岳剑派’盟主了。

    这，只是‘可能’。

    永远只是‘可能’。

    即使过了‘华山派’这关，华山派上下为了集体荣誉与利益，相忍为‘华’，一致推举风清扬为掌门人，出头角逐‘盟主’大位，他要面对的，是左冷禅。

    阁下洁身自好，别人与群众打成一片  ；您有所不为，他不择手段；兄弟不屑玩阴谋诡计，对手可是阴谋阳谋无忌。

    你风清扬不就是武功高强吗？照样玩死你！

    当‘五岳剑派’进一步合并为‘五岳派’（类似于‘邦联’转化为‘联邦’，当然是‘山寨版’），令狐冲在方证、冲虚的运动下，本已决意拿下‘五岳派’掌门人之位，他的武功，高过左冷禅、岳不群（这一点，令狐冲很自信，方证、冲虚对他有信心），最终，成功了没有？

    令狐冲的遭遇，对照25年前的风清扬，大可同病相怜——皆为儿女私情所困。

    对手的操作手段，25年来，如出一辙。我怀疑当年撺掇着‘风师叔’到江南娶亲的，便是岳不群，原因在此。

    有网友指出：“二十五年前岳不群想必还非常年轻，在华山派人微言轻，应该起不了什么作用啊。那个计谋，不太可能是他出的。”

   ‘玉女峰斗剑’，参与者多是岳不群的长辈，他作为华山‘气宗’后起之秀，跻身其间，‘人’不算太‘微’。尤其当荣辱存亡之际，更需群策群力，任何组织都不会再如以往那样论资排辈，足以力挽狂澜的建言，无论由谁提出，相信都会被第一时间采纳的。

    岳不群可能会在背后出主意，做决定的，自然轮不到他。

    我也不过是怀疑，而已。

    当事人多已故去，岳不群自己不说，别人是无从知道实情的。这样的光彩事，岳君子自然虚怀若谷不肯说起。因此，一切皆在飘渺有无之间。

    鄙人并且推己及人，不免要怀疑风清扬也对岳不群的作用有所怀疑，而风老，同样苦于无从确定。

                            九

    岳不群，对四书五经熟透。不知当他读到《孟子》“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的篇章时，作何感想？

    朱熹注：“孤臣，远臣；孽子，庶子。”

    岳不群自然不是正面意义上的‘孤臣孽子’，但同样“操心也危，虑患也深”，苦心孤诣，艰苦卓绝，这才谋得‘辟邪剑谱’、夺得‘五岳派’掌门之位，‘故达’。

　  25年来，先是岳不群的师父，再是接师父掌门之位的岳不群，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最大的噩梦，便是风清扬。

    风清扬，一直在他们身后。

   “风太师叔这些年来一直在思过崖畔隐居，原来是忏悔前过，想是他无面目见武林中同道……”这是令狐冲的猜想。不过，想来风清扬最初回到华山，未尝不是因心有不甘，意图反攻倒算。

     但他什么都不能做，怎么做都是错。

    将‘气宗’弟子全数诛杀？风清扬下不去手。

    杀死‘气宗’的首恶，而容留其徒众，令他们改换门庭，改宗‘剑宗’信仰？如此造就一大批口是心非之徒，恐怕又非风清扬所乐见。“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屈原《卜居〉）

    将‘气宗’弟子逐出华山，把‘剑宗’残众召回？如封不平、从不弃这样的人，风清扬又羞与为伍。‘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同上）

    风清扬重回华山，未尝不是心有不甘，意图反攻倒算。但他终究将意识到：自己什么都不能做，怎么做都是错。

    犹豫瞻顾间，风清扬只能让自己在华山后面的‘思过崖’苦住。

    只得苦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风清扬把自己，住成了‘隐士’。

                                 十

     “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笑傲·后记》）

    如是！如是？风清扬这种类型的人物，‘每个朝代都有’？

    金庸可能嫌厌‘武功’‘武技’‘武艺’‘武术’这些语汇过于低级陋俗，他喜欢用的，是‘武学’一词。

   ‘武学’，是相对‘文学’的。

    很多情况下，尤其在《笑傲江湖》中，金庸都在以‘武’说‘文’。

    风清扬，是自屈原以下，历朝历代，怀抱淑世理想，有济世之才而无厚黑之术的所有的失意文人的典型。

    蹭蹬失意，是他们唯一的结局。

                       十一

　　岳不群，则是另一类文人的典型。

      钱钟书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岳不群虽非‘气宗’理论之制定者，实实在在，他是‘气重于剑’理论在当世的总代理，岳先生把理论喊得山响，却绝不打算实践理论，全不受理论制约。在嵩山少室山‘三战’之时，为了留住任我行等人，岳不群自告奋勇，出来与弟子令狐冲对打，关键时候，他毫不犹豫地使出了‘剑宗’的招式。岳先生，‘剑宗’云乎哉？‘气宗’云乎哉？正宗的变色龙也！

    仍在嵩山，之太室山，‘五岳派’推举掌门，‘比武夺帅’。岳家一门于焉大放异彩。岳灵珊、岳不群、林平之先后击败强敌。岳不群内功还行，可也有限。其女其婿，内力空空，全靠神奇招式克敌。只恨俺当时不在现场，不能咨询岳掌门：您这是玩的哪一套？‘气宗’云乎哉？‘剑宗’云乎哉？俺怎么看不明白啊？——俺这也只是想想而已，即在现场，俺也不敢问。一问，岳老师的‘辟邪剑法’非把俺当‘邪类’给‘辟’了不可。

　　　　　　　　　　　　十二

      廿五年前，华山，风清扬风头正健。

    廿五年后，嵩山，当任我行、向问天等‘魔教’大佬与方证、冲虚等‘正教’巨头不期而遇，风清扬仍是他们的话题。

    方证道：“岳先生，难道风老先生还在人世么？”

　　岳不群道：“风师叔于数十年前便已……便已归隐，与本门始终不通消息。他老人家倘若尚在人世，那可真是本门的大幸。”
　　任我行冷笑道：“凤老先生是剑宗，你是气宗。华山派剑气二宗势不两立，他老人家仍在人世，于你何幸之有？”
　　岳不群给他这几句抢白，默然不语。……　

  　任我行笑道：“你放心。风老先生是世外高人，你还道他希罕你这华山派掌门，会来抢你的宝座么？”岳不群道：“在下才德庸驽，若得风师叔耳提面命，真是天大的喜事。任先生，你可能指点一条明路，让在下去拜见风师叔，华山门下，尽感大德。”说得甚是恳切。任我行道：“第一，我不知风老先生在哪里。第二，就算知道，也决不跟你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真小人容易对付，伪君子可叫人头痛得很。”岳不群不再说话。

    此节文字，大有深意。

    25年来，岳不群，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他最大的噩梦，便是风清扬。25年了，岳不群一直在寻访他的师叔，却怎么也没料到风师叔就站在他的身后。

   要论《笑傲江湖》一书人物刻划的成功，任我行犹在令狐冲以上。相信不少读者有令狐冲一样的感受。“对任我行的心情更是奇特，虽憎他作威作福，横行霸道，却也不禁佩服他的文武才略。”

    我自己，读这段文字，对独夫任我行居然大起好感。 

   【一】同为巅峰人物，任我行明白风清扬的品格、趣舍。

   【二】任我行对风清扬表示了相当的善意，虽然有些惠而不费，也算难得。

   【三】任我行所耽虑的，反是风清扬的安危。

    以武功论，岳不群哪堪‘独孤九剑’一击？但任我行明显认定武功超绝的风老，斗不过岳不群的。

    “世上最厉害的招数，不在武功之中，而是阴谋诡计，机关陷阱。”，风清扬经多年反思得出的这一痛彻结论，对于权谋大宗师任我行，常识而已。

                   　　 十三

　  金庸答读者问，论说曹操，‘在历史学角度来看是了不起的人’‘但他一旦占了某个城市，就下令屠城，实在太过残酷而没必要，如果他不做这些事，早就统一中国了。’
　 ‘早就统一中国了’云云，感觉金庸很有些个天真，他受儒家思想（如‘仁者无敌’‘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等等）影响颇深。
　　当孟子说这话时，揆之往史，还有点道理。而自暴秦以来，几乎都是‘嗜杀人者’最终一统了‘天下’（或‘江湖’）

    嬴政、任我行们一手血腥屠杀，一手思想控制。终于造就“一个奴性天成的族类，凶残而卑怯，他们所需要者是压制与被压制，他们只知道奉能杀人及杀人给他们看的强人为主子。”（知堂语）

    屠杀具有强大的震慑效果。震慑草民，更震慑政敌。

    看啊，我杀人给你看！你行吗？不行？滚蛋！

    风清扬的选择隐居，我觉得与被‘气宗’的疯狂杀戮吓到有莫大关系。

   “虚竹惊道：‘为什么又要宰杀梅花鹿？你今天不是已喝过生血了么？’……童姥笑道：‘是你逼我宰的……我这口怨气无处可出，我只好宰羊杀鹿，多杀畜生来出气。’”（《天龙八部·35·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 我为何要滥杀无辜？自然是你逼的！这些生灵，完全因你而死！

    咋啦，受不了这浓重血腥气？那你还玩个啥子？

    以滥杀无辜的方式，童姥逼虚竹与己合作，曹操迫对头退出竞争；童姥要宰的是鹿，曹操所杀的是人，

    话说回来，在权势者眼中，‘麋鹿’与‘草民’也没多大分别。《鹿鼎记》有话说得好： “‘人为鼎镬，我为糜鹿’……世上百姓都温顺善良，只有给人欺压残害的份儿……总是死路一条。‘未知鹿死谁手’，只不过未知是谁来杀了这头鹿，这头鹿，却是死定了的。”

　　　　　　　　　　　十四

　　廿五年前，风清扬明白了‘江南娶亲’的骗局时，震惊于人可以无耻到这种程度。

　　回到华山，满目所见，皆是血污。风清扬震怖于人可以残忍到如此地步。

　　“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

    视人间道义为无物，以无量人头作筹码。这样奢侈的政治游戏，哪里是风清扬所能玩得转玩得起的？

　　风清扬总算明白了，自承无能与失败。

　　三闾大夫，至死未悟。

　　　　　　　   　　　　　　　　十五

      屈原曰：“……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

    詹尹乃释策而谢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事。”（＜楚辞．卜居＞）

　　　　　　　　　　　　　　　　　２００９、５、２１

附记：

      谈风清扬，就不得不谈‘独孤九剑’，本拟一帖了之，无奈头绪太繁，只得分为两题：本文，与《独孤九剑与葵花宝典》。                                                                         　　　　　　　　　　

参见拙文：

《独孤九剑与葵花宝典》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3b2330100cv24.html

   【注1】写作《书剑》时的金庸，身在香港左翼文化阵营。那个阵营当时的主旋律：起来造反的，都是好人。地主官僚，全部坏透。

    从《书剑》中，隐约可以听出这个旋律。例如‘无尘道长断臂’一节，当初他与官家小姐如何勾搭成奸？细味原文，似乎无尘所为，也与田伯光无异。

    痞子运动好的很！‘即便是土豪劣绅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也敢踏上去打滚’。这一套，乾隆年间的无尘，已经身体力行了。

                      一

      煌煌大宪，例有《总纲》。《葵花宝典》，亦有《总纲》，开宗明义，曰：欲练神功，引刀自宫！

     “方证道：‘华山派岳肃、蔡子峰二人录到《葵花宝典》不久，便即为魔教十长老所杀，两人都来不及修习，宝典又给魔教夺了去。因此华山派中没人学到宝典中的丝毫武功。但两人由于所见宝典经文不同，在武学上重气、重剑的偏歧，却已分别跟门人弟子详细讲论过，华山派后来分为气剑两宗，同门相残，便种因于此。’”（《笑傲·30·密议》）

     蔡子峰、岳肃两位前辈，为了探求写在《葵花宝典》的无上真理，付出沉重代价。为了将‘葵花’种上华山，把自己的脸皮永远地留在了莆田。

     唯一遗憾的是：苦于魔教作梗，《葵花》的种子终于未能在华山撒播开来。要不然，那景象将十分壮观。华山派弟子见面打招呼，原本十分的庸俗浅薄，‘你吃了没？’ ，中经《葵花宝典》的洗礼，一变而为庄严肃穆， ‘今天，您，自宫了没有？’

    ‘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华山派的虾兵蟹将，或曰人民群众，甚至连‘葵花’的叶片也没瞧见，但这绝不妨碍他们起来起来要为真理而斗争，为了《葵花》主‘气’还是尚‘剑’拼得你死我活鱼死网破。

     诚如上世纪杜衡先生所言，所谓的人民群众，“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的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

                    二

     说句公道话，华山派掌门岳不群先生处心积虑图谋《辟邪剑谱》，是历史形成的，他在继承，也完成了华山派列祖列宗的光辉遗志。　　

     华山派的一个重要信仰，便是《葵花宝典》。而《辟邪剑谱》正是《葵花宝典》的变种。

     华山派，一直存在。百年前，经蔡子峰、岳肃二人自莆田少林盗回《葵花宝典》，华山派这才面目大变。

     因为对《葵花宝典》的理解存在歧义，华山派这才一分为‘剑’‘气’二宗。似乎纯粹的学术论争，引发了血腥的权力斗争？恐未必尽然。更可能，某些野心家出于权力斗争的目的，这才故意挑起了学术论争。除了‘捍卫真理’，还有什么更好的理由支持他们理直气壮地对同门兄弟展开屠杀？

     也许，两种因素都是存在的。

                     三

    ‘独孤九剑’与《葵花宝典》，各自的光芒，交汇到了一个人——风清扬——身上？

    粗略看，是这样。

    风清扬，是当世‘独孤九剑’的唯一传人。

    而“华山派所以有气宗、剑宗之分，据说便是因那部《葵花宝典》而起。”，风清扬却属‘剑宗’，或多或少、正面负面，他应该受过《葵花宝典》的影响。

   ‘独孤九剑’与《葵花宝典》，各自的光芒，交汇到了一个人——风清扬——身上？

    实则，不是。

    风清扬，昂首天外，矫矫不群。岂是区区‘华山’一派、‘尚剑’一宗所能牢笼者？

    在方证大师与任我行口中，风清扬都是华山派‘剑宗’成员。我认为这一点还须斟酌。

    或许方、任二氏皆采最简单的黑白分类法。而风清扬，其实立身于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

    风清扬，是华山派的人；但‘独孤九剑’，不是华山派武功。

    总不成独孤求败老先生也是华山派弟子？

    风清扬曾对令狐冲说起“独孤九剑的剑法你师父没见识过，这剑法的名称，他倒听见过的。”，如果‘独孤九剑’确属‘华山派’武功，华山派资深成员岳不群，便不会只闻其名而未见其形。

    “令狐冲…一转念间，心道：‘是了，这独孤九剑并非本门剑法，太师叔是说……’”令狐冲既知风清扬是自己华山一派的‘太师叔’，同时，他也清楚“独孤九剑并非本门剑法”。

    风清扬应该是以意外机缘，从华山派之外，习得‘独孤九剑’的。又或许，他的武功，学自某位华山派前辈。那么这位前辈（或前辈的前辈）也只能是从华山派以外习得“独孤九剑”。

    田伯光眼中的晚年风清扬“神气内敛，眸子中英华隐隐，显然内功着实了得”——风老不仅‘剑’术高绝，内力（‘气’也）也不容小觑。

    在华山派，风清扬的地位、立场相对超然。

    倾向性总难免的。因为‘独孤九剑’本身更重剑意而对练‘气’相对忽视，确实更接近于‘剑宗’。笼统地将风清扬归到‘剑宗’，也可以。

    认定《葵花宝典》更注重‘剑招’，这才有了华山‘剑宗’。‘独孤九剑’也重‘剑招’，却是其固有宗旨，与《葵花宝典》没关系。

    严格说来，风清扬应该算是、只好算是华山派剑宗的‘同路人’。

                       四

     独孤九剑，与《葵花宝典》，精神完全不同，甚至正相反。

     独孤，求自由。葵花，要自宫。

    ‘独孤’，单数。一意孤行，独往独来，分明‘大人先生’气象。

    《葵花》，复数。一日当头照，万里葵花开，塑造太监妾妇人格。

    ‘独孤九剑’，刚，大中至正；

    《笑傲。10·传剑》：“风清扬道：‘独孤九剑，有进无退！’”

    《葵花宝典》，邪，阴风阵阵。

    《笑傲·31·绣花》：“突然之间，众人只觉眼前有一团粉红色的物事一闪，似乎东方不败的身子动了一动。但听得当的一声响，童百熊手中单刀落地……”

     “独孤九剑”反对教条；《葵花宝典》强化威权。

     关于“独孤九剑”，在回答“请说明‘无招胜有招’的境界”的问题时，金庸说：“整个社会其实还存在著教条主义，什么都有某某主义，这样招数都已经固定，其实社会千变万化，很多事情是古人想不到的，像现代科技的电脑网络，恐怕列宁、孙中山都想不到吧！教条不适用，正如无招，没有固定的信念，发生什么事情，就用实际的方法解决。”（《金庸散文集》240页）

     而《葵花宝典》，在‘日月神教’，必然与《教主宝训》相纠葛。“那男孩（童百熊之孙）道：“（我）都背得出。一天不读教主宝训，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读了教主宝训，练武有长进，打仗有气力。……每个人都应该读教主宝训，听教主的活。”（《笑傲·31·绣花》）

     我在《破译<葵花宝典>》已经谈到过：“葵花之亲日、媚日，无与伦比。它所指向的是广大模范教徒，奴性天成，完全丧失独立思考的意愿与能力。《葵花宝典》本是那位老太监成长为一名好奴才的本钱与夸耀，到了魔教教主手上，功用即大不相同。要倚靠它和‘三尸脑神丹’来对所有教众进行半强制性的洗脑工程，阉割其身体与灵魂。”

     向日葵啊，一旦获得了语言能力，也会像神教教徒歌颂教主那样，去歌颂太阳？

    “一人道：‘众兄弟都说，一生之中，最有意思的就是这几天了，咱们每天都能见到圣教主。见圣教主一次，浑身有劲，心头火热，胜于苦练内功十年。’另一人道：‘圣教主光照天下，犹似我日月神教泽被苍生，……人人见了欢喜，心中感恩不尽。’”（《笑傲·39·拒盟》）

     风格即人！‘独孤九剑’代表了独立人格、自由精神；《葵花宝典》昭示着奴隶道德、向日热情。

     金庸曾说：“人要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要有独立的人格才行，这样才能超越组织、群体的束缚。”，我认为，在‘独孤九剑’的剑意之中，完满地体现了这一点。

     至于《葵花宝典》的妙用，正在于教人匍匐在地，丧失独立人格，满心喜悦地，就缚于组织、群体。

                     五

     2001年，金庸到访台湾。《中国时报》征集了一百个（书面）问题，请他回答。

     其中一问：“葵花宝典（辟邪剑法）和独孤九剑相较，哪个更强？ ”

     金庸答道：“应该是独孤九剑会赢吧！”

     小说家本人给出的，未必就是最终答案。但他的观点，总应被第一优先考虑——尤其作者所谈，是对‘武功高低’这样的技术性问题的看法。

    ‘独孤’可赢《葵花》，邪不胜正，仅是原因之一。

    ‘葵花’、‘辟邪’以‘快’取胜。以快打慢，以更快胜较快。而无论如何快，总是‘有招’，总有辙迹可寻，总有招式用完之时，总可乘隙击之。

    ‘独孤九剑’行无辙迹，漫无成法。乃以无招胜有招，因为没有招式，所以永远有招式，致人而不致于人。

     无论从武学还是哲学的角度来说，‘根本无招，如何可破？’都已到了最高境界，无以尚之了。

    ‘独孤’胜《葵花》，也并不代表凡练过‘独孤九剑’的人一定能打赢《葵花宝典》的修习者，其间变量，仍多，仍大。

     假设独孤求败与写作《葵花宝典》的老太监生于同一时代，二人比试，其结果，当如金庸所言，“应该是独孤九剑会赢！”

     当风清扬对上东方不败，输赢就不好说了。

     需要先说明一点：东方不败‘天下武功第一’的名号，是在风清扬不在场的情况下，喊出来的。

     风清扬归隐，在25年前。东方不败成为魔教教主，则在12年前。他自称‘武功天下第一’，当在篡位之前。而据东方不败自言，他在日月神教，承任我行教主破格提拔，爬升极快，很短时间便由‘副香主’升为‘光明左使’。由此数端，似可推论：东方不败武功大成，足称‘天下第一’，很难早于他篡位之前十数年。当时，风清扬已经不在了（“冲虚道：‘……江湖上都说，风老前辈恼怒羞愧，就此自刎而死。’”）

     大略而言，25年前，‘天下武功第一’乃是风清扬；之后的‘天下武功第一’，才是东方不败。二人，没有交集。

     两个‘第一’，却不是并列第一，而是两个不同年级的各自的第一名。

     然而，东方不败的可怕，正在这里！

     他的被公认为‘天下武功第一’，根本不靠《葵花宝典》！

    ‘正教’中人嘴上不服，心里是承认东方不败‘武功第一’的。否则，他们也无须发扬‘阿Q精神’，一致把东方不败称作‘东方必败’了。

     何以心服？当然不是听信了种种关于东方不败的神话传说的结果。‘正教’中必有人曾吃过东方的亏、领教过不败的厉害。

     东方不败12年前篡位成功，先是意气风发整顿教务，过了一段时间（不知几年），他才开始修习《葵花宝典》，之后，东方不败几乎就没有离开过‘黑木崖’，更不可能与人交手了。

     要之：没学《葵花》的东方不败，已经是他们那一级同学中的第一名了。分数，可能比上一年级第一名的风清扬同学差点，差不多。

     东方不败原有武功，再加上‘葵花宝典’，一旦与风清扬对决，胜负尚在未定之天。

     令狐冲在黑木崖，自承武功远不及东方，事实如此。却不足证实‘独孤’不及‘葵花’。

     风清扬曾言：“独孤大侠是绝顶聪明之人，学他的剑法，要旨是在一个‘悟’字。”——我想此‘悟’应非‘顿悟’，乃是‘渐悟’。需要不断的在实战尤其与超一流高手的实战中体会领悟。

     正以此故，风清扬才会勉励令狐冲“再苦练二十年，便可和天下英雄一较长短了。”

     在黑木崖对上东方不败时，令狐冲练‘独孤九剑’未满一年，而能得东方不败‘剑法很好’一赞，其表现，相信已超出风清扬预期。

     令狐冲能有如此成就，固然靠他自己的‘悟性’，也应感激任我行、冲虚道长两位武学大师的陪练、琢磨之功：

    “此时令狐冲所遇的，乃是当今武林中一位惊天动地的人物，武功之强，已到了常人所不可思议的境界，一经他（任我行）的激发，‘独孤九剑’中种种奥妙精微之处，这才发挥得淋漓尽致。……使这‘独孤九剑’，除了精熟剑诀剑术之外，有极大一部分依赖使剑者的灵悟，一到自由挥洒、更无规范的境界，使剑者聪明智慧越高，剑法也就越高……”（《笑傲·20·入狱》）

    “令狐冲此时方知，适才如此冒险一击，果然是找到了对方剑法的弱点所在，只是那老者剑法实在太高……他一逞而成，心下暗叫：‘侥幸，侥幸！’只觉得一道道汗水从背脊流下，当即躬身道：‘前辈剑法通神，承蒙指教，晚辈得益非浅。’这句话倒不是寻常的客套，这一战于他武功的进益确是大有好处……”（《笑傲.26.围寺》）

                        六

      “上古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后人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只好都归到黄帝的身上，于是黄帝成了上古的大圣人。中古有许多制作，后人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创始的，也就都归到周公的身上，于是周公成了中古的大圣人，……这种有福的人物，我曾替他们取了个名字，叫‘箭垛式的人物’”（胡适《<三侠五义>序》）

    独孤求败，在我看来，也算‘箭垛式人物’。

    只是，胡适先生所言‘箭垛式人物’，是指不同的年代的不同的人们将不同的发明、制作、传说都归到某一年代的某一人物头上。而金庸却有些自我作古，也许他实在够偏爱自己创造的‘独孤求败’这个名字这个人物，自相矛盾地，把《神雕》《笑傲》中两种不同的神奇剑法的知识产权全归到独孤求败名下。

    《神雕》“独孤剑法”，与《笑傲》“独孤九剑”大相径庭。此事，07年，我曾在《杨过.独孤求败.令狐冲》一文中谈起过。这里，可再补充一点，‘独孤剑法’重‘气’（内力），而‘独孤九剑’重‘剑’（招式）。

     可怜的独孤求败，假设真的沦落到了华山派，算‘剑宗’？是‘气宗'?

                        七

    ‘剑’重于‘气’？正确！

    ‘气’重于‘剑’？也正确！

    ‘剑’与‘气’同等重要？还正确。

     如果仅仅是个人观点、做法，都可以的，走得通。

    ‘剑’重于‘气’？错！

    ‘气’重于‘剑’？也错！

    ‘剑’与‘气’同等重要？还错。

        如果这些‘教条’，无论哪一种，被普遍信奉，皆属偏至、偏执。

     我不相信世间有绝对真理存在。

     一个人带点教条主义，没啥要紧。可怕的是：偏是有人偏要把自己的偏执的教条强加于众人，令其信受奉行。

     己所不欲，滥施于人，固然可恶；己之所欲，强加于人，更加让人恶心。

                        八

     华山派‘剑’‘气’二宗的分歧，终于在华山派曾经的‘弃徒’令狐冲身上和谐了。

     论‘剑’，令狐已得独孤‘根本无招如何可破’之真意；望‘气’，令狐乃获无上内功典籍《易筋经》的传授。

     不可限量，不可限量！

                                2009、5、4

参见拙文：  【破译金庸密码】之《笑傲江湖》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3b23301008emp.html

《杨过.独孤求败.令狐冲》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3b233010006za.html

                ——查慎行

                      一

    世间确有天才在。
    天才，也是人。是人，就有病。
    没病的人，不存在。没病的书，不存在。
    小昭姑娘唱道：“地下东南,天高西北,天地尚无完体。”
    曹雪芹一生心血所聚之《红楼梦》，亦非无懈可击。俞平伯先生便曾指出《林黛玉谈诗讲错了》，“第四十八回，香菱跟黛玉学诗，黛玉告诉她说：‘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好像不错，实则大错特错。当真做律诗，把虚字对实字，实字对虚字，岂不要搞得一塌糊涂？难道林黛玉这样教香菱而《红楼梦》作者又这样教我们么？……恕我不客气说，恐非抄者手民之误，实为作者的笔误。……作者偶尔笔误，忘记校正……固无伤其日月之明。其原本当作：‘虚的对虚的，实的对实的。’可谓毫无疑问的了。”——曹雪芹的大脑，也有短路时候！

      举世推崇之莎剧，几百年来，被‘发现’的、确定不移的毛病，很多了。
    老莎，已经不在了。别人，谁也没资格替他修正作品（指出错误，还行），即使是世所公认、错到没法再错的错误。
    金庸，是天才作家？我认为他是。有朋友认为不是或绝对不是，这个，我很能理解。
    金庸（或任何一位作家）的文学成就、地位，非一二人所能定。读者中，微渺如我，不能定。伟大如经国先生，或是邓伯，亦不能定。
    2006年，网上一位朋友，可能刚听说邓曾‘屈尊’读过金庸小说，兴奋到不行，似乎金庸小说，经邓氏一阅，身价陡增十倍。而金庸的文学地位，已有钦定，再无改移了。这位朋友可能以为——曾经，韦小宝也是这样想的——搞政治行的，干什么都行。实则，就算是鸟生鱼汤，其品位、格调，又何尝必然高过你我？
    金庸（或任何一位作家）的文学成就与地位，惟天下、后世能定。
    金庸是否为天才作家，此处，贯彻邓伯遗训，可以‘不争论’。
    至少，金庸作品应该有着较长久的价值，值得对它横挑鼻子竖挑眼。
    好物，尤需改良，冀其更‘良’；破鞋，直须掷弃，哪堪再‘破’？
    挑错无罪，找病有理！
    只是，太太太太太冒险。
    很可能文本无错，反是挑错的人错了，一不留神，恣意卖弄了自己的无知。
    罗大佑20年前就提醒过，“小心革别人命的角色被人革命”。找别人病的角色，自然也要小心让人找出破绽（此处‘绽’字，读如‘锭’）。
    好在攸关的不是人命，只是一点点脸皮。
    自觉有把握的，俺才敢写。不确定的，三缄吾口。
    人，不是神。鄙人的知识、视野，尤其局限得紧。自以为有把握的，仍可能犯错，朋友看到了，还望不吝指正。
    一时丢脸，不要紧。一世丢人，才要命。几年来，多蒙朋友们赐教，俺已经改掉了拙文中不少错漏，承情之至，实深感激！
    只是，恕我直言，大胆妄测：朋友们，也都是人，帮我指出的错误（以及此文中我给金庸挑错过程中可能的错误），未必一定都错。即使确实错误，也希望能给俺一点思考理解接受的时间。如鄙人稍一坚执己见，一顶顶‘不虚心’等大帽子就不断扣压过来，请恕老朽头窄，承当不起。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是上帝在启示选民、领袖在训示屁民，不是朋友间平等切磋探讨的态度。
     海耶克“自由的精神就是对自己是否正确不是很有把握的精神”语，我生平最喜，恒常以此自警，也望朋友们深思海氏此语，是否还有那么三分道理。
     话休絮烦，言归正传：
     找病，给找病的人找病，给给找病的人找病的再找病……
     盍兴乎来？
     不亦快哉！

                                  2009、3、22

补记：

        《红楼梦》第二回，“这政老爹的夫人王氏，……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刘按：即贾元春），这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一位公子，说来更奇，……取名叫作宝玉。”

        《红楼梦》第十七回，“贾妃乃长姊，宝玉为弱弟，……那宝玉未入学堂之先，三四岁时已得贾妃手引口传，教授了几本书，数千字在腹内了。其名分虽系姊弟，其情形有如母子。”

     只有‘戚序’‘舒序’两个版本，将第二回的‘次年’改为‘后来’，而俞平伯等人很确定地指出：此为后人所改，非雪芹手笔。

     《射雕》中，黄蓉的年龄先后兜不拢，这样的错误，雪芹翁也犯过。

     但金庸小说中的失误，仍是远多过《红楼梦》，何以故？当然是因为曹雪芹的才分高于金庸，也因为曹雪芹的写作态度比金庸更严正——他没稿费版税可拿！

     还有一大不同，亦不容忽略：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面对的，是约百万字的一部书稿。金庸所写、所改，则是十五部小说，近千万字。同时，他还要打理《明报》。无论如何，一个人的精力，照顾不来，不能面面俱到。

                     二

    鄙人祖籍缅甸，难免有些子腼腆，故不敢腆颜直接抛出自己的破砖，还是：　　　　

         【转贴】 金庸小说考据一束[马大勇文] （节录）

   《书剑恩仇录》第二十回末注一云： 
    陈家洛之母姓徐名灿，字湘苹，世家之女，能诗词，才华敏瞻，并非如本书所云为贫家出身。笔记中云：“京城元夜，妇女连袿而出，踏月天街，必至正阳门下摸钉乃回。旧俗传为‘走百病’。海宁陈相国夫人有词纪其事，词云……” 
    案：此段文字系书末注释。小说可以虚构，注释则是作者引历史真实以与小说情节相比对的。可是此处以“海宁陈相国”指陈家洛之父世倌，故以徐灿为陈家洛之母，这犯下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
    经核查，注释中所谓的“笔记”系指钮琇所撰《觚剩》，徐灿事见于该书卷四《燕觚·燕京元夜词》条。《觚剩》刻成于康熙年间，可见这个徐灿不可能是乾隆时人物陈家洛的母亲。
    那么《觚剩》中的“陈相国”是谁呢？稍检文献，即可知此人是指明末清初之海宁人陈之遴，而不是乾隆朝之文渊阁大学士陈世倌。陈之遴（1605－约1666），字彦升，号素庵，崇祯十二年（1639）进士，清顺治九年（1652）拜相，新朝制度，多出其手。因所谓“结党营私”，顺治十三、十五年两次被流放沈阳，约卒于康熙五年。徐灿为其继室夫人，湘苹其字，又字深明，江南吴县人，其词特擅胜场，有“南宋以来，闺房之秀，一人而已”（陈维崧《妇人集》）之誉。徐灿生年不可考，卒年在康熙十八年（1678）以后。近叶嘉莹先生主编、中国书店出版社梓行《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于清代词人入选五家，湘苹《拙政园诗余》其一也，其造诣可知。
    我很奇怪的是，金庸先生于清代文史用功邃深，又稔熟乡邦文献，此注中乃百密一疏，将明末清初人误为雍正、乾隆时人，前后相差近百年，实为罕见之“硬伤”。而此书流行近半世纪矣，竟无人为指出，亦可异也哉！ 

          三、    谈《笑傲江湖》两处失误 

   《笑傲·掌门》一章：桃谷六仙与计无施打赌，输赢不问可知。六仙正四处张罗赌债，适逢恒山派急于寻访令狐冲接任掌门，六仙义不容辞，帮忙找人，索价白银千两，竟在酒楼巧遇令狐，得偿所愿……
     事情一步步推演，似乎并无不妥之处。
     但桃谷六仙与计无施赌的是：计无施坚称令狐冲既已答应定闲接任恒山掌门则必然践诺，六仙则认定令狐冲断不会“去跟老尼姑、小尼姑们磨菇”（三联版《笑傲》1126页）。
     令狐冲在少林与岳不群比剑，受伤昏迷，此后一直和任我行、盈盈、向问天在一起，直至与六仙偶遇。期间绝无机会对六仙、计无施告知自己接任掌门的最终决定。至于昏迷之前，扰乱纷集，他根本没有时间精力认真思量、作出决定……
     桃谷六仙那是何等英雄人物！输了且要混赖。如何会在输赢未定之时，亟亟找钱还债？莫非已受过保先教育，事事先知先觉先行？
     金庸这一疏忽，着实不小。
     当年我读《笑傲》，发觉此一漏洞，惊喜不已：原来金庸也是人啊！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金庸也不例外。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我于此处得焉。                     

    《笑傲》另一处失误，就不只是疏忽了。
     27章《三战》：任我行、盈盈、向问天受困少室山，任我行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谈笑用奇、连蒙带唬，逼使正教方同意三战定胜负，出战人选由己方决定。一战任我行对方证，胜；二战任我行连斗左冷禅，败；两方胜负全看第三场。正教由武当冲虚出战，任我行则请出令狐冲作为生力军上场，冲虚自承不敌，本来正、魔两造胜负已分，不意岳不群挺身而出，替代冲虚道长与令狐对决。想以当年师徒之情引动令狐冲俾其佯输于己。比剑过程中，又隐隐作出允许令狐重回师门及劝导女儿灵珊与他重归旧好的承诺。令狐冲亦不能不动心，终于还是感念盈盈恩义，不忍她如花岁月而终老僧寮，将岳击败，岳不群恼羞成怒……
     此事由我述来，淡乎寡味，宛如“流水之帐”（出自《皇清鹿鼎公韦小宝语录》），金庸下笔写来，却是异彩纷呈、花团锦簇，煞是好看。
     但这种好看，只是“虚好看”。事态如此发展，绝对不符合情理。

     可以断言：师徒比剑这一情节根本不会发生。
     岳不群的伪装可以欺骗他人，但在向问天尤其是任我行眼中从来无所遁形。
     令狐冲对岳的师恩难忘，任氏父女、向问天无不深知，而岳不群此举之用心，以三人的绝顶聪明，怎不洞若观火？一旦令狐冲受其诱骗，形格势禁，三人不能不履行承诺，被幽囚于少林。而他们似乎在隔岸观火，毫无作为，一任事态发展到盲人瞎马、夜半深池的险境。倒像是刻意要考验令狐对盈盈的感情似的。这种念头，出于盈盈的小儿女情肠则可，对任、向这种只顾利害的铁血政客来说，是无异于自杀的疯狂。尤其任我行，甫从梅庄地牢脱困，又将长居少林僧牢，复位报仇无望，一切王图霸业亦将成空。他如何甘心？
     他（们）势必采取一切手段，尽最大努力，避免这一场师徒之战的发生。
     问题是：有办法避免吗？
     办法不仅有，而且简单到令人难以置信：既然出战人选由己方决定，岳不群换下冲虚并不曾违反游戏规则，任我行完全可以让向问天或盈盈代替令狐冲应战，其时任我行不知而岳不群亦不欲人知自己修习《葵花宝典》，以原本武功论，‘天王老子’高出岳不群太多，在岳不群的大弟子令狐冲眼中“向问天实有过人之能，武功之高，除了太师叔风清扬外，生平从所未睹”（《笑傲》735页》），击败岳不群，何足道哉？三（四）人正可高蹈远引、振衣而去，何等轻松自在、无惊无险！

     有朋友道是“你这边上了向问天，那边的冲虚也要‘挺身而出’”，这种情况，我想应该不会出现。任我行赢了第一场，连战第二场，倒也罢了。冲虚对令狐，已经认输，仍不甘心，再去找个软柿子捏？这也太失一代武林宗师之风范了，况且冲虚老道只怕也没有岳君子那么厚的脸皮。

     之前的冲虚道长已经在回顾历史，“贫道忝居武当掌门，于正教诸派与贵（魔）教之争，始终未能出甚么力，常感惭愧……”在与魔教的长期斗争中，冲虚、武当明显消极怠工，这次，居然不惜豁上自己的脸皮和武当派的清誉？转軚，未免也忒巨忒快。
     让向问天换下令狐冲对阵岳不群，这种处理方式，愚钝如我，且能想出，何况任我行这样的一世之雄？任我行容或有百密一疏，盈盈与向问天又无一而非聪明绝顶人物，何以都不曾想到？况且三人之上，又有更加绝顶聪明的金庸先生？
     金庸于此恐怕不是没想到，而是为制造师徒对决的冲突，刻意为之。金庸作品集的修订，应以此类错误为先。报上连载，为吸引读者而使高潮迭起，也算不得已，但为流传后世计，一些假高潮、虚好看，能删则删，于《作品集》的价值有益无损。
     大海，又何惜乎几朵浪花？

                                     2006、7、21

        　  四、 《连城诀》的几处疑似漏洞

                       （一）

      二三人联手窃、劫到一件宝物，互不信任，唯恐被人独吞，于是想尽办法互为牵制、彼此监视，而一觉醒来，宝物仍是不翼而飞。这样的桥段，在推理、侦探小说中常见。

   《连城剑谱》居然在万震山、言达平、戚长发三师兄弟的联合监守之下，不见了！不知金庸设置这样的情节有无受到他一向乐读的西方推理小说的影响？

    当夜，《连城剑谱》实为老三戚长发所得。“那晚我等你二人睡得像猪猡一般，便悄悄起身开了铁盒，将剑谱塞入抽屉之下与桌子的夹层之中，第二天早晨，剑谱自然无影无踪。”（花城版《连城诀》376页）这节内容，是作者这次修改旧作所加，不见于之前的各版本。

     感觉：画蛇添足，纯属多余！

    《连城诀》，毕竟是武侠而非推理小说。从头到尾，根本无须交代戚长发的作案细节。

    不说，比说了，更为可信。

    多年之后，言达平自发地承包了三师弟戚长发的田、宅，掘地三尺，也要找出《连城剑谱》。当年，他与万震山居然就把那张桌子轻轻放过？《连城剑谱》又非细物，是写在一本并不薄的书册《唐诗选辑》上面。

    如此解释，那还不如不解释。

    即是在现实生活中，某些犯罪分子甚至不曾掌握小说中的神奇‘武功’，而其作案手段，仍然高明到神乎其神的地步。况一代武师、‘铁锁横江’戚长发乎？

    不解释戚长发的作案手段，反而较为可信。至少，比让戚长发将《剑谱》放到桌子的夹层更加可信。

    戚长发怎么得手的？到底放在什么地方？听凭读者各自放任想像好了。

                       （ 二 ）

   “那晚我等你二人睡得像猪猡一般……”

    这位戚长发先生，良心忒好。只顾偷偷摸摸藏起《剑谱》，一心等着看二位师兄明晨的惊诧眼神。

    何不趁势宰了两只‘猪猡’，可免多少后患？

    “梅老先生向我苦笑着摇摇头，道：‘我的第三徒儿最厉害，抢先冷不防的在我背上插了一剑，老头儿才逼得跳江逃命。’（狄云颤声道：‘甚么？真是我师父先动手？’）……”（花城版《连城》87页）

    同是为了取得《连城剑谱》，戚长发的手段前后差异太大。对师尊残忍如彼，对师兄慈悲至此。可信吗？

    “他们师兄弟合力杀了他们师父。受业恩师都要杀，相互之间又有什么情谊？”（花城版《连城》285页）

    有机会下手，戚长发没有可能不下黑手毒手辣手。只是，师兄弟三人，武功相若。徒手击毙（即使已经沉睡的）两位师兄，大不易。尤其是梅念笙教导三个弟子，只教他们“剑招变化”，根本不让他们知道“以内功相济”的道理，以致弟子们“内力太过不足”（《连城》289—290页）

    假如戚长发手里有刀呢？

    似乎，书中应有所交待：在入睡之前，三人相互、多次搜身，务期将所有兵刃放到受铁链牵制的三个人都拿不到的地方。

    如此，问题就解决了。

    解决了吗？

    赤手空拳的戚长发甫一发难，两头死猪便会醒来，同仇敌忾，很可能联手将老三给毙了。

    一旦戚长发以‘点穴’功夫，将二位师兄放倒呢？

    自可放手整治二人，戚长发应该不会手软。

    干净利落，一了百了，可免将来多少后患。

    死到临头，万震山、言达平也真能睡得着，并且“睡得像猪猡一般”，这心理素质，啧啧……

    所以，小说在这里，有一个死结，解不开的。

    整个过程写得、说得越含糊越好。细节交代愈清楚，实际效果反倒愈糟。

    二三人联手窃、劫到一件宝物，互不信任，唯恐被人独吞，于是想尽办法互为牵制、彼此监视，而一觉醒来，宝物仍是不翼而飞。这样的桥段，在推理、侦探小说中常见，并且可信！

    在推理小说所设置的情境下，杀人不难——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一本小说，题名便是《杀人不难》。当然，要论杀人手段之繁复、高明，仍以‘中国之侠’为胜——难在灭尸。一旦尸体被发现，杀人者的麻烦，就大了。

   “至于近代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杀人盈野，行若无事，谁去管他尸体如何。”（金庸《卅三剑客图·洪州书生》）

                      （三）

    《连城剑谱》既已到手，戚长发“回家藏入衣箱的旧衣服间”，不意被女儿戚芳用来夹鞋样、绣花样，带去了一个山洞。这个山洞，是狄云戚芳“常去玩耍的地方”（279页），而不为戚长发所知。

    “戚长发是个极工心计之人，……不见了书，拚命地找，找不到，便装作没事人一般，暗暗察看，用各种各样的样子来侦查试探，看是不是狄云这小子偷了去？是不是女儿偷了去？”（325页）

    之前，戚长发漫不经心，不曾发现那个山洞，也还罢了。一旦对女、徒起了疑心，此人心思细密，稍加留意，没有找不到山洞的道理。

   《唐诗选辑》就放在山洞里的一个针线盒中，一望即知，探手便得。

    这里，贡献一点浅见。可以也应该稍加解说：某日，狄云戚芳再入山洞，发现有蛇虫作客于此，戚芳心有余悸，自此，少去了。

    耶和华上帝对蛇说：“……我又要叫你与女人终身为仇，你们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旧约·创世纪》）

                              2009、7、17

                               一

    最新修订版《射雕英雄传》中，黄老邪对其女徒梅超风的情感，有些个暧昧，不料却是受了欧阳修的恶劣影响。

   “‘阶上簸钱阶下走，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这几句词，是师父潇洒瘦硬的字体，用淡淡的墨写在一张白纸笺上。……‘江南柳，叶小未成荫。十四五，闲抱琵琶寻。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据书上说，欧阳修心里喜欢他的外甥女，做了这首词，吐露了心意。他见到十二三岁的外甥女，在厅堂上和女伴们玩掷钱游戏，笑着嚷着追逐到阶下天井里。欧阳修见外甥女美丽活泼、温柔可爱，不禁动心。后来外甥女十四五岁了，更加好看了，欧阳修已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子，他只好‘留心’，叹了口气，做了这首词。后来给人看到了，惹起了挺大风波。欧阳修那里在做大官，道德文章，举世钦仰，给朝里御史们大大攻击。其实，他只心里赞他外甥女小姑娘美貌可爱，又没越礼乱伦，做诗词过份一点，也没什么大不了。不过，师父（黄药师）为什么特别爱这首词，写了一遍又一遍的？”（花城版《射雕英雄传》369—370页）

   这首词，应为（双调）《忆江南》，而《射雕》所引，并不完整。全词如下：

     江南柳，

     叶小未成阴。

     人为丝轻那忍折，

     莺怜枝嫩不胜吟。

     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

     闲抱琵琶寻。

     堂上簸钱堂下走（二‘堂’，或作‘阶’），

     恁时相见早留心。

     何况到如今。

   有三句词，让金庸给和谐了，令欧词不通，几至不可读。

   删去最敏感的三句词，是希望维护黄老邪的形象？维护欧阳文忠公的形象？

                  二

   欧阳修妹婿，名为张龟正。他的女儿，多数相关记载中，被称为“张氏”。

   金庸真要稍稍维护、回护文忠公，按理说，有件事是需要在小说中言明的，而竟不曾道及！

  ‘张氏’，确是欧阳修甥女。而舅甥之间，完全没有血缘关系。

   “公甥张氏，妹婿龟正之女，非欧生也。幼孤，鞠育于家，嫁侄晟。”后张氏与仆人陈谏私通，审讯中，“其语皆引公未嫁时事，词多丑异。”（王铚《默记》）

   “同母之亲，惟存一妹。丧厥夫而无托，携孤女以来归。……今方公私嫁娶，皆行姑舅婚姻；况晟于臣宗已隔再从，而张非己出，因谓无嫌。乃未及笄，遽令（张氏）出适。”（欧阳修《滁州谢上表》）

    “修妹适张龟正，龟正无子而死，有龟正前妻之女，才四岁，无所归，以俱来，及笄，修以嫁族兄之子晟。后在晟所与奴奸，事下开封府。狱吏附致暧昧之言，及修。”（《神宗实录本传》）

   如《神雕侠侣》言，宋人最重礼法。即便人人皆知张氏只是欧阳修名义上的外甥女，欧阳修仍不免“给朝里御史们大大攻击”。并且攻击的力度，不会因此稍减。

   今人看法，或稍异于宋人？

   不佞也曾读书，着实有限。翻检《默记》《神宗实录本传》诸书，超出我的能力之外。

   民国十三年，胡适先生著有一文，《欧阳修的两次狱事》，谈张氏一案甚详，收在第三集《胡适文存》。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出一阅。

   以上，我所引录的相关记载，皆从适之先生此文攘窃而来。

   那首《忆江南》，又不见于《六一词》。鉴于“欧诗多被后人删削”，胡先生仍感觉“此词大概不是伪造的。虽然不一定是为张氏作。”

                      三

      凤髻金泥带，

      龙纹玉掌梳。

      走来窗下笑相扶，

      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

      弄笔偎人久，

      描花试手初。

      等闲妨了绣功夫，

      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

   欧阳修这首《南歌子》，见于多数宋词选本，不像《忆江南》那样冷僻、且可疑。

   感觉这首词所表现的情致，倒与新版《射雕》桃花岛上黄老邪梅超风师徒的日常相处有那么（也只）三分相似。

   胡适先生认为这首词“也是写一个很放浪而讨人欢喜的女孩子，此女子确不是娼女，乃是住在他家的。大概张氏一案不全出于无因。”

                      四

     欧阳修确如《射雕》言，“道德文章，举世钦仰”，并且延及后世。近人陈寅恪先生认为：“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曾经，欧阳修对苏东坡大倒苦水：“少时有僧相我：耳白于面，名满天下。唇不著齿，无事得谤。”

   无事得谤，哎呀苦也！

   虽则欧阳修与张氏事，可能性甚大。而张氏一案，只好归为疑案，不能定谳。胡适先生下笔也很矜慎，不曾遽下断语。

   万一啊，如传闻属实，欧、张间确有其事，这是否有点像中国版、古装戏的《洛丽塔》？

                                                    2009、8
 
                              几处失误

    金庸一九八六年四月写的一篇《向中国画的大师们致敬》，其中谈到：“中国艺术又讲究融会贯通，流注中国文化的整体精神。所以王维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见作家出版社《金庸散文集》70页）

    此处有误。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一语，不是“王维说”，而是“说王维”。语出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三联版《侠客行》376页，“石清心想：……自己（对儿子）有疏教诲，未始不是没有过失。”
   “未始不是没有过失”？这话通吗？

   ‘对儿子有疏教诲，未始不是自己的过失’，似乎通顺一些。

     三联版《鹿鼎记》105页，“海老公道：‘唔，公公现下……眼睛瞎了，这世上就只有你一人照顾我，你会不会离开公公，不……不理我了？’韦小宝道：‘我……当然不会。 ’……语气诚恳，势要海老公非大为感动不可……”

   “势要海老公非大为感动不可”，这话怎么读着那么别扭？

    叠床架屋，够繁琐。

     ‘势要’与‘非…不可’，意思重复了。

    可删‘非’字：势要海老公大为感动不可。

    仍嫌太繁，则‘不可’，亦可删也：势要海老公大受感动。

    或：料想海老公非大为感动不可。

       花城版《天龙八部》1189页，“那书呆子又向玄痛道:‘大和尚,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必有仁。’你勇则勇矣,却未必有仁,算不得是真正的君子... ’”（三联版文字，也与此完全相同。）

         冤案！‘子’，从来不曾如此‘曰’过！

        ‘子曰’的是：“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论语·宪问》）

         网友南窗寄傲生，帮我作了补充：

       “检香港明河版，也作‘勇者必有仁’；但连载版《天龙》第八十回《函谷八友》则作‘勇者不必有仁’，不误。　看来可能不是金庸最初写错了，而是后来排版的错误。”

       花城版《天龙八部》，，541页：“段誉跟着奔出几步，只因走得急了,足下一个踉跄,险些跌倒,乘势向左斜出半步,这才站稳,这一下恰好踏了‘凌波微步’中的步子。他无意踏了这一步,居然抢前了数尺,心中一喜,第二步走的又是‘凌波微步’,便即追上了那大汉（乔峰）。两人并肩而前……”

    并肩而前？怎么可能？

    花城《天龙》，235页，段誉在伯、父之前，表演‘凌波微步’，“段誉六十四卦走完，刚好绕了一个大圈，回归原地。”

    心有灵犀，乔峰自觉不自觉地陪着这位段公子大兜圈子？

    若是乔峰走直线，而段誉走‘六十四卦’，那就更有趣了。乔峰奔逸绝尘，而段誉瞠若乎后矣。因为：两点之间，唯直线距离最短！‘曲线救国’有理，‘曲线赛跑’岂非胡闹？

    窃以为：在541页，最好稍加解释，表明段誉当时用的只是‘凌波微步’的内功心法、调气功夫，不曾守‘凌波’之旧辙、走‘微步’之故步。

    ‘金庸江湖’网友，小剑仙，赞助：

    《天龙八部》中乔峰家的棉花纺车，据我所知中国用棉花纺织应该是元朝，最早也是南宋时期。元朝之前棉花也是种植也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而直到朱元璋时期才把棉花大量推广到江南和中原。

 铁血丹心论坛，网友‘孤竹’赞助：

 三版《射雕》中，周伯通的年龄被大大减少，从白须老人变成长须中年人。但在《骑鲨遨游》一回中，三版的周伯通突然又一下子成了白须白发的老儿，不知你看过的版本中可有此疏漏？
    二版中四位顾命大臣，三版画蛇添足改为军机处四位顾命大臣，本人记得军机处在雍正朝设立，顺治朝怎会有？

    网友‘玉至’兄赞助：

    “郭靖谢了，负起黄蓉，上马走了五里路，果见路边有三间大屋，砖墙甚高，门前停着三辆独轮车，一辆车上装了十几只米袋，一辆装的是硬柴黑炭，另一辆装的是蔬菜、油盐、红薯、鸡鸭之类食物。……（花城版《射雕》第1111页）
    按：红薯自明代始传入我国，郭靖所生活的南宋时代不可能得有此物。

     三联版《笑傲江湖》861页：“教主向来机警万分，别人只须说半句话，便知他心意，十拿九稳，从不失误。”

     如其‘十拿九稳’（很有把握），就做不到“从不失误”；‘从不失误’当为‘十拿十稳’（绝对有把握）。

    ‘十拿九稳，从不失误’，在‘误’与‘不误’之间。
　　 我承认有些个过分吹求，可也不自觉是在无理取闹。
　　 例如“黄金如粪土，朋友值千金”，这话，对？错？
　　 当然对！这是‘俗话’，亿万人民说了多少年，怎么好算错误？
　   当然错！金岳霖先生稍一寻思，便得出“出卖一个朋友，可得千两大粪”（大意）的结论。
　　‘十拿九稳，从不失误’不像‘黄金如粪土，朋友值千金’那样极端，逻辑也是不够严密。这类话，如金庸交由‘桃谷六仙’们来说，则我绝无异词——六仙的脑筋本来就欠清楚。但向问天在金庸小说中，最是心细如发、思维缜密之人，因此，有朋友认为金庸是故意这样写以切合人物个性身份，我觉得不是。

     花城版《笑傲江湖》，1409页，“盈盈格格一笑，大声道：‘不错，恭喜阁下（指岳不群）。这等灵丹妙药，制炼极为不易，我教下只有身居高位、武功超卓的头号人物，才有资格服食。鲍长老，是不是？’”(三联版文字，也与此完全相同。）

    “头号”，是唯一的，即是第一号。某一教派的‘头号人物’，不仅是‘身居高位’，而必须身居最高位。只可以用到教主身上。

     花城版《笑傲江湖》1188页，“众武士认得上官云是本教职位极高的大人物，见他向任我行参拜，又见东方教主确是冒充假货，而权势显赫的杨莲亭被人折断双腿……”

    ‘冒充假货’？似不妥。不是错，只是易于引发歧义：虽属真货，却自甘堕落，去‘冒充’了‘假货’。

      ‘冒充假货’，根本无须如此繁琐。改为‘冒充的’、‘假货’都可以的。

     如有朋友认为这一条是吹毛求疵，我将坚决承认。

        这几天，翻了翻梁文道《常识》，在79页，读到一处常识性错误：“（原有的竹林）几乎殆尽。”

     真是啰嗦！‘殆’字，已经包含了‘几乎’的意思。

     三联版《笑傲江湖》第1166页：“命运之蹇，着实令人可叹。”

    ‘可’字，已涵‘令人’意。此句，改为‘着实令人叹惋’或‘着实可叹’好些。

     这一点，我不是很自信。也许，‘失误’的不是作者，反而是我。

     给人挑毛病，最易自暴己丑。

     挑错到此，还是打住罢。太冒险了。

                                  2009、3、12

 附录：   答网友

    在这张帖子下面，有网友留言：

    “查某的小说毕竟还是快餐，真当名著深入的研究，那是有毛病……”

     答复，如下：

     老朽痴活数十载，竟不曾见到一个人是没有病的。因此，误以为：人有病，不丢人。

     对自己的一些观点，不能不自信，亦不可太自信。自知受出身、智力、视野等方面的限制，我以为对的，未必一定对，一如胡适先生所言，“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

    而您，您是没有病的。您眼中的（文化）‘快餐’，便绝对是‘快餐’。惟有经过您老法眼鉴定，一部作品才铁定成为‘名著’。

    莫非…您便是传说中的缪斯女神？

    太运气了！我可以采访您吗？您几时来的？坐什么飞行器？宙斯他老人家好吗？你们那里搞不搞计划生育？……

    感谢您远道过访，愧无以赠。只好送您两句话，老子说的，“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2009、7

　　　　 　　　　
     倪氏（倪匡、亦舒）兄妹、金庸，分别在科幻、言情、武侠领域独擅胜场，并足千秋。时人称作“香港文坛三大奇迹”。　

     倪匡出走‘武侠’写作‘科幻’、亦舒走出困境创作《喜宝》，后面，都有金庸推动。　　　

    因为倪匡那如众周知的政治立场，其作品进入大陆，为时甚晚。我曾用了一个月时间，连读100多部倪匡科幻，但觉头昏脑胀晕头转向。至于倪匡《一看》、《二看》、《三看》、《四看》、《五看金庸小说》，我虽闻名久矣，而竟一直未见，似乎大陆就一直未出版过，我倒是从旧书摊淘到一本破旧的《大侠金庸》（北方文艺，1992年版），内容选自倪匡“五看”，区区200页纸，中间还撕了几页。　

    这次，购得重庆大学出版社新出《金庸茶馆》丛书，10册，倪匡《看金庸小说》，占其五。　这才得窥全豹，幸何如之！　　

     虽然倪匡的许多观点非我所能苟同，还是得承认：倪匡的金评，煞是好看。好看的原因之一，是他的评论中鲜见高深的文学理论，而金庸本人，早已经坦承自己“并没有受过什么文学理论影响，也不相信什么文学理论。”（见《金庸茶馆》之《诸子百家看金庸》卷）

    理论文字，自有其价值，不是区区在下所能抹杀的。无奈限于个人资质，全无学术修养，读到高文典册的种种理论文章，总是头大。比较而言，我还是喜欢倪匡这种拉杂而谈散漫无忌的态度。　　

     倪评，最擅借题发挥，随意生发。信手拈来，皆成妙谛。倪匡评金庸，得天独厚：【一】倪匡自己也是小说家，能见他人所不能见，言他人所难言。【二】数十年老友，知根知底。独能结合金庸生平逸事，纵论其小说人物、情节。　　

    《三看金庸小说》，倪匡追忆起某年与金庸同游夏威夷。“一日，街头闲逛，看到一位艺术家在街头用玻璃在创作，……发现了一件作品，当时就爱不忍释，由金庸买了下来。这件艺术品的标题是‘心囚’，用玻璃塑造了一个看来极其痛苦、极求解脱的人被困在一张网中。这张网，其实根本网不住这个人，空隙极大，这个人随时可以穿网而出。可是这个人却像是丝毫不知道可以穿网而出一样，在网中苦苦挣扎。这张网，是来自这个人内心的拘束，是一张心网。再不想拘束的人，也突不破这张网。”——以此‘心囚’，倪匡补充阐释了金庸写在《笑傲江湖.后记》中的那句‘解脱一切欲望而得以大彻大悟，不是常人之所能’，别开生面，趣味十足。　

     此事，非倪匡不知。此语，又非倪匡不能道。其他评论金庸的作者（如我），无此条件，实难免有瞎子摸象、凿空悬揣之弊。

     倪匡自吹“是天下写汉字写得最多的人”，光武侠小说，就写了几百本。“高阳常常洋洋自得，说他写得最多，后来我（倪匡自称）忽然在台湾出现，他甘拜下风，说文字有奥林匹克的话，他最多是铜牌而已。”小说、剧本、杂论，倪匡各样都来，写得又飞快，总字数早已过亿，实在写太多了。就我目力所及，无论中外，没有一个作家‘码字’量超过倪先生的。写的太多，文字难免粗糙。论文笔，倪匡比亦舒，似多有不及。

　　　　
                          二

      于后辈武侠作者，金庸对温瑞安，独加青眼。温氏对金庸的小说，更是推崇备至，不止推崇，并细加研讨，期与众多武侠读者‘奇文共赏析’。于是，就有了《谈<笑傲江湖>》《<天龙八部>欣赏举隅》《析<雪山飞狐>与<鸳鸯刀>》这三部厚重的评金大书。　　

     我向来认为温瑞安先生的散文写得比小说要好。其文，宗胡兰成，文辞间氤氲回漾，乃竟大有‘狐气’，真第一等文字。

     曾经有多位朋友批评我‘主观’解读《笑傲》，坦白说，这种批评，我不是很服气，倒不是自以为不‘主观’，而是相信任何读者对任何作品的解读必然‘主观’。为这个，我写过约千字，来作解说。这次读温瑞安《析〈雪山飞狐〉》，才注意到同样的意思，温先生早已经表达过。温瑞安坦承他的《析雪山飞狐》是在“冒险作主观性的批评（当然任何‘批评’和‘意见’都是主观的）。不过在‘主观’之余，力求‘客观’，避免‘武断’而已。”　

    温瑞安先生仅用几十字，说的比我那一千字还清楚明爽，令俺愧汗不已。　

　　　　　　　
                       三

　　　　
     倪匡记《金庸一二三》：“金庸不喜欢享受特权……图书展览，（金庸的）明窗出版社有参加。照说，他要看书展，径自进入即可，但他一样守规矩排队，苦候多时，竟不得其门而入……”　　

     温瑞安眼中笔下的金庸：“吃完晚餐之后，他付了账，起身要走，忽然，桌上的餐巾掉下地来，我见了，侍应生见了，都想去拾，金庸却敏捷地俯下身去，自桌子底下拾起了餐巾，摆回桌上。金庸当然不瘦，而且是略为发福，以他的身分和给的小费，掉了餐巾仍不惜亲自弯下身去拾起来，态度温和，我顿想起《天龙八部》用来形容身在高位但和气可亲的段正淳的一句话：‘大富大贵而不骄’。常有朋友问起金庸是怎么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常引用这一句话。”（《王牌人物金庸》）  　　　

     两件小事，未见得金庸品格便如何高尚，却真实呈现出‘海宁查氏’后人的查良镛，世家子弟，第一等的教养。　

    ‘大富大贵而不骄’云云，源出《论语》，“（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子贡所言之‘富’，应该已经涵有‘贵’（地位高）意。‘（季子）位高金多’，方为大‘富’。

     《庄子》倡言“不贱门隶”。《连城诀·后记》中，金庸谈到‘我爸爸妈妈对他（指家中的老长工）很客气’。金庸待人，继承了父母的厚道。其弟查良钰到金庸香港的家里住了两个月，看到金庸“让孩子们叫司机‘陈叔’。他们全家对长期在家服务的菲律宾女佣也非常好，完全像对自己家人一样。”

     金庸眼中的丹麦王子哈姆莱特,“具有相当强烈的民主思想，在谈到地位、阶级和财富的时候，总是表示不耐烦。……他是王子，但把霍拉旭当作朋友，不喜欢听到是他‘仆人’的话。……他与卑微的演员们谈话的时候，态度与对朝中大臣们谈话一模一样。他认为，国王和乞丐都是人，重要的分别是他们作为一个人的价值，而不在于阶级地位。”（《金庸散文集》82页，《再谈<王子复仇记>》，作于1954年）

     实现人人平等，永远没有可能。切实平等待人，却是作人的基本品格。真正的‘高贵’，绝不会以富贵骄人。《庄子》道是：“势为天子，而不以贵骄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财戏人。”

    台湾花蓮‘液香扁食店’的老闆戴榮光回憶經國先生第一次到店裡吃扁食時的情景。“當時店裡有一位老阿嬤剛吃完扁食，一看見有大人物來，急著站起來讓座，但蔣經國請她慢慢來不要急，並扶著老阿嬤走出店門”。 
    曾有人看到林肯总统正在擦鞋，吃惊不小，“总统先生，你自己给自己擦皮鞋啊？” “是啊”，林肯莫名惊诧：“怎么，你又经常给谁擦皮鞋？” 比林肯更早，美国第四任总统杰斐逊，一日携孙漫游乡间，路遇一黑奴，黑奴谦恭致意:‘早上好！杰斐逊先生.’杰斐逊赶忙脱帽微笑，点头回礼，他孙子却高傲地把头扭向一边，待黑人走过，杰斐逊教训他:‘你难道要让一个黑人奴隶表现得比你更有教养吗?’

     越是刻意表现‘高贵’，越是‘贱相’毕露。小人乍富，泥腿子跃升高位，时时不忘踩到别人头上，享受‘人上人’的快乐，会场就坐，也要女服务员代他挪动椅子，洋洋得意，顾盼自喜，貌似‘尊贵’，究其实，纯粹暴发户作风，真真比黑奴更无教养。

     对下骄，对上，必谄。欺下者，同时媚上。西哲费希特有言：“任何一个自认为是别人主人的人，他自己就是奴隶。如果说实际上他未必总是奴隶，但他终究具有一个奴隶的灵魂，并且在随便哪一个比他更强大的人面前，他就会无耻地爬行。”

　　　                   四　　

     金庸、倪匡、黄霑、蔡澜，又并称为‘香江四大才子’。　

     最近，蔡澜对倪匡谈及：‘我最不喜欢的是国内的人，将我们称为四个才子，金庸先生是一个巨人，其他三人，永远不能相提并论。’，倪匡深表赞同，蔡澜感慨：“今后的数千年，有人提到查先生生平，也许顺道记录了有这么几个朋友，这已是我们一生的成就了。”（山东画报出版社《蔡澜谈倪匡》页351）　　

    倪、蔡二公，未免过谦。但我仍感觉：以上所言，自有道理。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是著述家的良好愿望与自我期勉，至于作品能否传世，委实渺茫得很。我这两年才开始读蔡澜书，很短，很平常，却自有一种特殊的回味，当下佩服的很，深信蔡‘才子’之称，不是盖的。然而，时间又是残酷的。历史上的每个时代（30年罢）的文化界，都有数十成百风云人物，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其中大多数，早已湮没无闻。《旧约.传道书》所谓“过去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很无奈的事。 

    近代以还，各类文学作品（不特武侠小说）满坑满谷，实在太多，就中得能流传天下后世的，总是少数。未来的世纪，如何论定金庸的文学成就，暂且不谈，其书传世，应无问题。而倪匡的科幻、温瑞安的武侠，数量太多，我总感觉：他们的部分作品，恐不免要湮没。

     有一天，倪匡的部分科幻作品没人看了，他实开‘金学’先河之五《看金庸》，也许反能传世。温瑞安的一些武侠作品无人再读，没准他的《谈《笑傲江湖》》反而读者益众。

     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或曰：预言。话说的有点早，验与不验，五十年后，再看。　　　

                                                                                                                                 2009、3、3

　　附录：

           黄霑《不文集》与段誉‘不伦恋’

     金庸的老朋友黃霑以词曲名世，而其‘咸湿作品’《不文集》，尤其脍炙人口，其间有一则《妈妈的故事》：

　         　有位小姑娘想嫁,邻家小伙子阿华,
             她先去问她爸爸,爸爸劝她不要嫁;
            “因为小伙子阿华,和你同一个爸爸!”
             小姑娘泪如雨下,就去请教她妈妈,
             妈妈听罢女儿话,就说:
             "女啊你嫁吧!邻家小伙子阿华,
             阿华虽是你爸爸生下,但你爸不是真爸!"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过，故事中人物的复杂关系，与《天龙八部》中的段誉跟王玉嫣、木婉清这几位‘妹妹’的情缘倒有八九分相似。

    《不文集》最早刊登在1973年的《明报周刊》上，当时《天龙八部》已经完成7年了。

    金庸、倪匡、黄霑、蔡澜并称“香江四大才子”，在金庸眼中，蔡澜“说黄色笑话更是绝顶卓越，听来只觉其十分可笑而毫不猥亵，那也是很高明的艺术了。”——原来，像黄霑一样，蔡澜的‘不文’，也是大大的。

     最近我刚买到《蔡澜谈倪匡》一书，书中多处谈到金庸，其看法我很能同意，抄录于下：
　　 “虽然说查（良镛）先生的武侠小说第一，古龙的第二，但是第一和第二之间，相差个十万八千里。”　
　　蔡澜对倪匡道：‘我最不喜欢的是国内的人，将我们称为四个才子，金庸先生是一个巨人，其他三人，永远不能相提并论。’，倪匡深表同意，然后蔡澜感慨：“今后的数千年，有人提到查先生生平，也许顺道记录了有这么几个朋友，这已是我们一生的成就了。”

                                         2008、9

几许少年俦侣,同游日，酒与情浓。而今看,斜阳归路,芳陌又飞红。

——百剑堂主    题《书剑恩仇录》

一

梁羽生先生葬礼，金庸致送挽联，署名“自愧不如者”，我很希望这里表达的，是查先生的真实感受。如其违心立论，就很不合适了。表面上是谦抑，骨子里，却是傲慢。‘大傲若谦’的姿态，待生者，可。对逝者，不妥。

坦白说，我不相信金庸真的自觉小说写得不及梁羽生。好在‘自愧不如’云云，仍可作多种解释，不见得唯一指向作品，也可能金庸自愧品格、涵养…不如梁先生。

此前我一直认为梁羽生的小说写得不够好。如今，梁先生过世了。我仍是感觉：梁先生的作品，写得并不佳。

各说各话，实话实说。有朋友喜欢梁先生的作品，对其评价甚高，不是‘谀墓’。至若违心地把自己认为不好的说成很好把高的说成最高，写一堆谀墓文字，怕也不是对逝者表达敬意的恰当方式。

我看梁先生其文、其学、其诗，总体印象，一个字，“平”。再详细些，两个字，‘平平’。彻底说清，四个字，‘平平无奇’。

梁先生之‘平’，在水平线之上，而非以下。

二

南朝梁简文帝说的好，“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严，文章切须放荡。”

梁羽生立身谨严方正，无奈他的文章也过嫌‘谨严’，而‘放荡’不足，或者说根本放荡不起。所谓‘放荡’，也非仅指古龙那样满纸‘酥胸玉臂’，梁氏颇为自负的“小说没有出现邪正不分，是非混淆的问题”（《金庸梁羽生合论》），也是‘放荡不起’的表现之一。

梁羽生写小说，‘戴着镣铐跳舞’，并且，同时戴两副镣铐。一副，是他本人方正的天性给自己铸造的。另一副，是过分重视意识形态的工作环境所造就。

写小说，需要想象力，写武侠小说，尤其需要一份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梁羽生的想象力，似嫌不足。如写作文艺小说，成就可能更大些。历史小说，就不好说了，如果梁羽生受思想控制的状况没有改变，写历史，很可能成为第二姚雪垠。

古龙的学问，不及梁羽生。其小说成就，却高于梁氏。得力于：【一】想象力丰沛。【二】自由挥洒，放荡无碍。

三

真是奇了怪了！对梁羽生小说作佳评的朋友，说的写的，立论重点，多是夸誉其诗词造诣，恍惚看到甲、乙两人会话：

甲：梁羽生的小说写得真是好！

乙：好在哪啊？

甲：里面的诗词、回目写的太好啦！

这种话，怎么听着这么讽刺又这么熟悉呢？类似的话，我记得《天龙》段誉说过，“‘这一株（茶花），想来你是当作至宝了，嗯，这花旁的玉栏干，乃是真正的和阗美玉，很美，很美。”

小说本身的内涵、文采、人物塑造，才是‘花’；作者自拟的书名、回目、诗词，只是‘栏’。后者，是‘椟’，前者，方是‘珠’。

武侠小说家中，梁羽生诗词写得最好；诗词作者中，梁羽生武侠小说写得最好，如斯而已。

假设（仅仅是假设）：曹雪芹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增删’，头脑一发热，把书中的回目、诗词全给删了，书名，也改的滥俗无比，例如《一个男人与三八个女人的故事》，则《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势必降低，终不失为世界一流之艺术杰作。

当代还有一位畅销书作家，喜欢在小说里，夹带自己创作的诗词，那就是琼瑶女士。琼瑶的诗词，真是烂，比她的小说，更烂。假设（仅仅是假设）：琼瑶请到了全宇宙最优秀的诗人，匿名为她创作诗词，顶替她小说里那些烂诗酸词，这些诗词，无疑将为其小说增色，但绝不妨碍未来的《文学史》作此定评：“琼瑶女士，超一流的诗人，不入流的小说家。”

说琼瑶小说‘不入流’，也许稍过。

她的小说，也很‘平平’，诗词，更‘平’。

梁羽生的诗词、小说之‘平’，在水平线以上。

琼瑶的小说、诗词之‘平’，在水平线以下。

四

网上某人《说剑录》，有云：“国学造诣，梁公是诸多武侠作家中公认的第一人，诗词联都可一读，金庸的《射雕》中郭靖黄蓉向一灯求医，过渔樵耕读四关，尽是沿袭前人笔记，初版《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的解元身份也被革掉了，因为书中陈家洛的诗是歪诗，解元的诗怎么都不会写这么糟，因为金庸也知自己国学欠缺，强作解人反而贻笑大方，所以用了这个扬长避短的法子。可再怎么扬长，也不至于给人留下一个梁公国学不及金庸的概念。”

读讫此文，蘧然有悟：古来学问最大的中国人，是屈原、陶潜、李白、杜甫他们四位。何以知之？他们的诗，写得最好！

司马光老先生，就算拼了老命，也写不出秦少游那样妙趣天成的诗作，因此：秦观的学问，比司马光，高出太多，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呵呵。

随意打个比方，不是说金庸的学问直追司马君实，好在：同时，说梁羽生的词置入《淮海集》可以乱真，也是笑话。

《沧浪诗话》有云:“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

诗词，不是‘旧学’（‘国学’一词，易引发歧义，故以‘旧学’代之，不是我有意要偷换概念）的全部，连‘大部’也算不上。

诗词，梁羽生写得比金庸好，在对联（写及读）方面，也胜金庸一筹。除了这两项，梁羽生对古典诗歌的阅读量与鉴赏力高过金庸？对诸子百家比金庸更通透？对民间文化比金庸更谙知?读‘正史’比金庸更熟？读‘野史’比金庸更熟？对中国历史的总体把握与深入思索比金庸做得更好？对琴棋书画比金庸更了解？对汉语言文字的运用比金庸更自如？……

这位网友道是“国学造诣，梁公是诸多武侠作家中公认的第一人”，“公认”？最起码已故胡河清先生断乎不会认同。胡河清看金庸：“他有着一个古老的名宦世家的血缘。他的情感体验,尤其具有一种饱经沧桑的家世感,‘接通’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处…… 和曹雪芹一样,金庸出身在一个破落的旧贵族家庭。他们都具有深远的家世感,从而从遗传密码和贵族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同时‘破落’又使他们降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领略到了民间情感生活的深广天地。”

胡河清的看法，与我合拍，而其表达之精准，却非鄙人所堪达致，故长幅引录之。

胡河清的论点，对曹霑，适合。对金庸，适合。对高阳，也适合。对梁羽生，不合适。

梁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流于表面，未能深入。

2007年，我写过一篇《金庸国学，深浅几何？》，袭用‘国学’一词，现在看，不是很妥切。已经用了，也无意再改。那篇文字中的大的观点，今天仍不觉有修正必要，：

“‘国学’不是记诵之学，也不是混饭吃的工具。除了葆有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对故国历史深怀温情，还要能‘化’。对故国文史，金庸从不缺乏温情，更贵在能‘化’。金庸于‘文’能‘化’，具见他的小说。金庸于‘史’能‘化’，具见他的《明报》社论。以《资治通鉴》为范，他对当世中外情势的把握、预测，令人惊叹。论对典籍的把握，金庸比陈寅恪王国维钱基博他们自然远为不及，但金庸对历史、现实的穿透力、预知性，并不逊色于陈钱。”

金庸这些方面的优长，却不是梁羽生所能梦见的。

要论对旧典籍的通透、对老传统的温情、对民族性的理解,“接通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处”，这些方面，这一甲子（60年）的小说家中，没有人比金庸、高阳达到更高的高度。

五

一个问题，严沧浪早就讲的很清楚了。“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的品质，或良或莠，不取决于诗人读书的多寡、学问的深浅。

诗词写得贼好，表明诗人的学问断乎不会差，不证明其学问如何博大。

梁羽生的诗、词，真的写得好？写得真是好？

六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当科举制度尚未取消，那时的蒙童入学，基本教材，就是所谓“《三》《百》《千》《千》”，此外，还有一项基本训练，就是：识平仄，对对子。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以这份‘童子功’为基础，坚持学下去写下去，不出十年，作出一首格律严整四平八稳的诗、词，根本不难。林语堂就指出：旧时代每个识字的中国人，无一例外，都是诗人（大意）！

从沈佺期、宋之问算起，千年来中国曾经出过多少位“准诗人”？有几百万人了罢？其中，得以‘名世’的诗人，有几多？而在名世的诗人的《全集》里面，足以‘传世’的诗作，又得几篇？

概括言之：古典诗词，易学而难工。

‘易学’云云，不是说三天五天便可成就，而是指：只要幼时有点基础，再坚持写下去，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写得似模似样。

梁羽生的外祖父，延续了以往的旧家风，梁曾追忆：“我是小时候就由外祖父教我诗词的’（梁羽生《笔花六照》116页）

金庸的诗词造诣，确实不及梁羽生。

金庸没有这样的外祖父。

梁羽生的诗、词，真的写得好？写得真是好？

梁氏诗词，写得‘像’诗词，也‘是’诗词，甚至是水平线以上的诗词，再高的评价，只怕不太好说罢？

从沈佺期、宋之问算起，“水平线以上”“可读”的诗词，上亿，多梁羽生的，不多，少梁羽生的，不少。

济慈说是：“如其诗之来，不像叶子长在树上一般自然，还是不来好。”而梁羽生诗，我总感觉:为作诗而作诗，并无多少真实自然的诗情诗意。当然，金庸的诗，也多如是。20世纪50年代的‘三剑楼’中，诗词真正写得好的，是‘百剑堂主’陈凡先生。

因此，在《金庸国学》文中，俺说：“梁羽生的诗词，意境不高，他掌握了一门侪辈不懂的技术，至于艺术，谈不到的。其诗词倘能传世，要看一百年后还有多少人看他的小说。小说无人看，他的诗词也就归于悄寂。”

当然，梁先生的诗词，我所读有限。确实希望朋友们能帮忙找出梁氏一首数首诗作，将之放到《中国诗歌史》（或缩小范围：《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中，仍自有其地位，足以独立传世。

如此，我很乐意修正自己的错误。

有吗？

七

然后，再来谈“郭靖黄蓉向一灯求医，过渔樵耕读四关，尽是沿袭前人笔记”等细节问题。

如果不“沿袭前人笔记”（及元人旧曲），由作者自己来写对联、出谜语、作散曲，效果更佳？

金庸自知非其所长，请老友梁羽生替他写对联、出谜语、作散曲，会比‘前人笔记’中的联、谜（及元人旧曲）更优异？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古为今用，有何不可？

最起码，可以让读者尤其年轻读者见识华夏文明中比较优秀的部分，比作者自己填几首二流词作派到小说人物名下，似乎更为可取。

金庸，长于藏拙；梁羽生，拙于用长。

古典章回体小说，从来都是由作者来为书中人物作诗填词。然而，‘从来如此，便对么？！’

小说先是强调“此人是才子啊，会作诗！”，读者兴味大增，急读其诗，嗯，不错！比乾隆老儿的诗还要好，无奈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怎么看也不似才子之诗。

夏济安先生，便因为金圣叹大刀阔斧 “删去（《水浒》中）许多无聊的诗词，（使naration紧凑生动）”等原因，把金氏派定为“《水浒》的最大功臣”（上海三联书店，夏志清《鸡窗集》 218页）

梁羽生代他的小说人物写的诗，有点多。删除一半，可能更好。此一问题，看他1966年那篇《金庸梁羽生合论》，分明自己已经意识到了。可惜，梁先生晚年，没能将旧著修改一过。

梁羽生对名声，尤其身后的‘千秋万岁名’，相对淡薄。

人各有志，各行其是，应该尊重，勉强不得。

八

古为今用，人为我用，如何用？

鄙见：第一，看合不合适；第二，再考虑合不合理。

《射雕》桃花岛上的对联，初版为“绮罗堆里埋神剑，箫鼓声中老客星”（台湾学者叶洪生评述：“借清人吴绮诗句，作为黄药师自况之用。其诗意境高远，饶有壮志消沉‘埋神剑’，英雄年迈‘老客星’，不堪回首之概。”），后面的事，或许就与梁羽生有点关联了。‘宋女唱元曲’，差百年，已经见笑于梁氏，这里可是‘宋亭挂清联’，隔了四百年，这笑话闹大了。修改后的正式版本，就变成了金庸自拟的“桃花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

后联代前联，‘神剑’犹在，神韵失半。

仅仅是我的个人浅见：尽可保留前联，不必改换。

为避免误导读者，可在正文之下，加注：此联语，实为清人吴绮所作，姑且移用到此。

现代人，创作古代题材的小说，有些地方，如其实际效果相差很大，便无须拘泥。

以上，是我的个人浅见。当与不当，俺也没把握。姑妄言之罢。

九

以上内容，写于09年2月中旬，先期贴在网上，有朋友看了不高兴，指责鄙人对梁先生大不敬——似乎人一旦过世，连他的作品‘平平’，也说不得了。

“平平”，也非恶谥。只是说：一般，不够。

传统的‘为尊、亲、贤者讳’，我知道，也尊重，但（现在看来）理解不充分，此前我一直以为是该当讳言其品格缺憾。文学艺术成就等等，还可以随意谈说自己的真实感受。

原来不是？

原来不是！

很疑惑：鄙人真的正在或已经违反了华夏的良风美俗？

疑惑归疑惑，但我回看前文，没有一字是违心立论，因此，也不特别感觉有自我检讨的必要。

前文中，对梁羽生先生的品格，并无一语冒犯。也非有意讳言，我向来尊敬梁先生的为人。无奈，道德完人，未必同时便是文章巨子，这个，我也不能说假话。

此文在09年2月17日之后，便呈烂尾楼的态势。短期烂尾，也不是坏事，终于在4月份，读到09年3月号《明报月刊》登出的金庸《痛悼梁羽生兄》，文中写道：“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流了很多眼泪，拿起笔来，写了一副很粗糙的挽联……我知道文统兄一生遭人误会的地方很多，他都只哈哈一笑，并不在乎，这种宽容的气度和仁厚待人的作风，我确是远远不及，这是天生的好品德，勉强学习模仿也学不来的。”证实了我前文“‘自愧不如’云云，也可能金庸自愧品格、涵养…不如梁羽生”的猜想。

我之所以不信金庸‘自愧不如’语是指他的小说不及梁羽生，因为这与他以前的说法太矛盾。尽管说得委婉，但金庸对自己‘新武侠小说第一人’的地位从来当仁不让。在花城版《飞狐外传·后记》（2003年作）中，金庸言道：“现今我坐飞机长途旅行，无可奈何，手提包中仍常带白羽、还珠、古龙、司马翎的武侠旧作。”这是把‘新’‘旧’武侠小说一锅炖了，其间并无有梁羽生的份儿。更早前，金庸回答读者提问，称‘我个人最喜欢的武侠作家，第一就是古龙，第二是上官鼎（刘兆玄），然后是司马翎、卧龙生、慕容美。’这似乎专言‘新派’武侠名家，其间，仍没梁羽生什么事儿！此事，我在07年便已谈过，并指：对梁羽生不公平！

金庸、梁羽生，当时并辔，共擅盛名。其后二人分分合合，其间曲折，一言难尽。金庸竟未将老友羽生列入“个人最喜欢的武侠作家”名单，我感觉其间意气的成分颇重——金庸不至于认定梁羽生的成就竟不及卧龙生罢？

                                                          十

细考梁、金曾经的交恶（甚至决裂）的经过，居然找不出彼此间有何私人恩怨。

因为那篇《金庸梁羽生合论》，二人有些不愉快。即是此事，也不尽然出于个人恩怨。

有些朋友指金庸只写一短文（《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来回应梁羽生《合论》之举为‘明智’。愚以为：梁、金各自的作为，不全然是‘明智’与否的问题。

金庸没有脱离‘大公报’系统之前，他，以及梁羽生，其身份略似《笑傲》的‘江湖散人’，自由度相对高些，却仍须受黑木崖节制。没点组织纪律性，那怎么成？！

金庸曾言：“人要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要有独立的人格才行，这样才能超越组织、群体的束缚。” 1959年，金庸自立门户，脱离《大公》，创办《明报》，从此‘且自逍遥没谁管’矣！到了1966年，他的旧上司、《大公报》总编辑罗孚创办新刊《海光文艺》，向金庸约稿，金庸写给他一篇两千字短文，罗孚便觉“算是给了面子。”（罗孚语）

其时，梁羽生还在人家手下呢！当大领导以‘组织’的名义，亲切地要求您写一篇命题作文，径予拒绝，只怕甚难！不仅不得拒绝，还要卖力去写，让领导满意让组织放心。

于是有《金庸梁羽生合论》，近两万言。

组织不高兴，领导不开心。

《合论》发表后，《大公报》内部是打算组织对梁羽生‘批评’‘教育’的，未果。

事后，《大公报》副总编辑的陈凡先生，痛斥梁羽生犯了原则性错误，“你这样说金庸的好话，当心将来死无葬身之地！”

50年代初，梁羽生、金庸、陈凡（百剑堂主）联袂撰述武侠小说，并于报上合写《三剑楼随笔》，“当时并辔,桃李媚春风.几许少年俦侣,同游日，酒与情浓。”

十年后，仅仅因为政治立场歧异，三位好友非惟分道扬镳，竟成水火不容之势。感念畴昔，不知当时三人作何感想？

‘政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毒瘤’（拿破仑语），在20世纪中国真正体现到淋漓尽致。

一叹！

十一

在最新修订的花城版《射雕英雄传》，金庸新加一长‘注’，其中有云：“评者以本书‘宋代才女唱元曲’为笑，作者撰写武侠说部，学识浅陋，于古代史实未能精熟，但求故事热闹，细节不免有误。”

这里的‘评者’，当指梁羽生。实则，梁羽生并无指认金庸“学识浅陋，于古代史实未能精熟”，而是说：“宋人不能唱元曲，这是常识问题，金庸决不会不知道。这也许是由于他一时的粗心，随手引用，……”
    金庸个性之倔强——用他小说中常用的话说，就是“畺桂之性，老而弥辣”——于此事表现至为显明。不是说我错了吗？算我错好了，我承认，并且连你们没有指出的错误，也一并承认！

也有朋友以为梁羽生是‘看出’《射雕英雄传》中‘宋代才女唱元曲’错误的第一人。《射雕》1959年连载完，《金梁合论》写于1966年，七八年间，近百万读者，只要稍稍有点文学常识，‘看出’问题，应该不难。

梁羽生不是‘看出’错误第一人，是第一个‘指出’错误的，其他‘看出’的读者们，未必把这所谓错误真当回事。

梁羽生就把这所谓‘错误’当回事吗？

有可能的。梁羽生的性格中颇有多端寡要、太重细节的特质。

仍另有可能。

唐振常先生追忆“五十年代大批判胡适的一个座谈会”：

“沈尹默先生讲话最妙，他说一次去看胡适，胡适正在写文章，但见案头满是打开的书，边看边写。沈老说：‘这哪里是做学问的样子？’我（唐振常自指）当时心想，做学问不是这个样子，又该是什么样子？事后想来，奉命批胡，沈老正话反说，不得不然。……此种事，可悲在时代，不在奉命批判者。”

或许，如沈尹默先生，梁羽生知道组织安排他写《合论》，‘说金庸的好话，要当心将来死无葬身之地’！无奈梁先生天性厚道，大阵仗地痛批老友未免太不好意思了。只好专挑一些细枝末节的所谓‘错误’，指摘讥笑，聊以塞责也。

梁先生，真是厚道人！“在十年‘文-革’期间，我只写武侠小说和棋枰，文史小品杂文等等均已停写。”（梁羽生《笔花六照》页117）停写杂文，方得避免以笔杆伤人。对那个时代那个组织稍有了解，就知道梁先生能做到这点有多不易。

金庸说：“我知道文统（刘按：梁先生原名“陈文统”）兄一生遭人误会的地方很多，他都只哈哈一笑。”

我不能肯定，只觉有可能：因‘宋代才女唱元曲’一节，梁、金之间颇不愉快，其间，也有‘误会’存焉。

就在前几年，梁先生对记者谈到《金梁合论》发表后《大公报》系统山雨欲来的对他的‘大批判’，兀自心有余悸。梁先生说这些，不见得是刻意为自己辩白，总有些希图还原真相的用心。希望大家知道他当时的处境，明白他的苦衷。

为这篇《金梁合论》，倪匡对梁羽生大加挞伐，过分了。

                         十二

梁、金二氏，年龄相仿。当他们的学生时代，皆对当时国民政府深致不满，都算‘进步青年’。

梁羽生，比金庸，更‘进步’。

少年查良镛讨厌国民政府，却未曾滑向另一方。其言其行，皆不见‘左’痕。金庸1947年10月进入《大公报》，后来他对陶杰谈起：“ 我投身《大公报》，心里很佩服《大公报》当时的‘不党’‘不卖’…… ”

1948年后，《大公》左转，金庸随之转左，随人俯仰而已，不是出于他的本意。

梁羽生是真‘左’。思想深处的‘左’，甚至于弥漫他的武侠小说：举凡帝王官僚皆是混蛋，历代造反集团个个完美。

从40年代到70年代的梁羽生，吾‘左’一以贯之。

70年代末，风向逆转。之前的信仰，一夕之间，全成笑谈。据说这对梁先生刺戟甚大。‘进步’青年，到老来，转为基督徒。一个真挚的爱国者，晚年20载，却托命异国。

三剑楼，余晖掩映。应陈凡（百剑堂主）请，金庸曾赠与老友一套《作品集》。梁、金二位老友的交谊，更加有所恢复。

梁先生过世之前，金庸专程到澳洲雪梨探望，仓促间，未带礼品，留下一张空白支票。自然，可以预见：梁先生逝世之后，支票仍为空白，永远空白了。

金庸这张空白支票，虽有空头人情嫌疑。而‘人间重晚晴’，当人天永隔之际，两位老朋友得见一面，终竟是好的。

我刚得知唐德刚先生昨日逝世，不胜唏嘘。那一代的中国人啊！多少家国与个人的簸荡、苦难、恩怨……

十三

梁羽生一生，似乎很平顺，没有什么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实则，难称一帆风顺。也曾遭遇过极大打击。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梁羽生的父亲(像金庸的老父一样）在‘土改’中被镇压。

金庸后来与香港的‘左派’彻底决裂，我感觉：或多或少，与此事有关。

父亲的噩耗传到香江，金庸说他连哭了三天三夜。

父亲的噩耗传到香江，梁羽生如何反应，尚属未知。但并不能断言：他比金庸，更不痛苦。

对于每个人，对于每个中国人，尤其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父亲的死于非命，都属人生中至为惨痛的经历。

这一痛苦，如此深彻，以至于必须寻找一定的精神支撑。金庸后期皈依佛学、梁羽生晚年信奉基督，我感觉与他们各自丧父的经历不能完全无关。

如今，梁先生逝去，一切的恩怨、悲喜也就一风吹尽。

唯上帝抚慰安歇他的灵魂。

2009年2月17日，一稿

09年10月30日，续完

参见拙文《金庸国学，深浅几何？》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3b23301000874.html

【附录一】：答网友

网友‘红楼春外春’，在拙文之后，回帖，如下：　
 

一　　
　　“‘国学’不是记诵之学，也不是混饭吃的工具。除了葆有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对故国历史深怀温情，还要能‘化’。对故国文史，金庸从不缺乏温情，更贵在能‘化’。金庸于‘文’能‘化’，具见他的小说。金庸于‘史’能‘化’，具见他的《明报》社论。以《资治通鉴》为范，他对当世中外情势的把握、预测，令人惊叹。论对典籍的把握，金庸比陈寅恪王国维钱基博他们自然远为不及，但金庸对历史、现实的穿透力、预知性，并不逊色于陈钱。”　　　
　　                  二、　
　　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
　　勒因飨高句丽、宇文屋孤使，酒酣，谓徐光曰：“朕方自古开基何等主也？”对曰：“陛下神武筹略迈于高皇，雄艺卓荦超绝魏祖，自三王已来无可比也，其轩辕之亚乎！”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其群臣皆顿首称万岁。　
               　　三、　　
　　深切悼念我国伟大的国学大师石勒先生逝世一千六百七十五年。　
　               　四、　
　　谀墓且不可为，况谀生乎？

鄙人答复，如下：

　　前段，是正在写的一文的一节，此文开头，我写的是：“各说各话，实话实说。有朋友喜欢梁先生的作品，对其评价甚高，不是‘谀墓’。至若违心地把自己认为不好的说成很好，写一堆谀墓文字，怕也不是对逝者表达敬意的恰当方式。”
　‘谀生’，比‘谀墓’，实在更为丢脸，我会努力让自己相信：俺不是这幅德行。
　　无论对逝者，还是生者，是否为‘谀’，不在评价高低，而在诚实与否。是真实看法，则评价再高，想也非‘谀’。
　　美军进入伊拉克第十天，似乎作战艰苦之极，几位朋友垂询：战争何时结束？俺一概答复：再有十天，定可攻占巴格达。
　　为这个，我到现在也还沾沾自喜，却也没狂妄到以国际战略大师自居——几十年间我预测了几百件事，就准了这一次啊。　
　　像鄙人,或是石勒先生,预测准确的，只有一事。金庸在《明报》社评中，预测准确的，只有一次？

石勒‘预测’准确的那一事，似乎‘未卜先知’，但仍有‘事后诸葛’的嫌疑。对，我知道他‘不知书’，容俺慢慢道来：
　　“立六国后”，石勒一开始就知道不好，刘邦最早还犯过糊涂，这是不是表明：石勒比刘邦，更高明？石勒“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之言表现了他‘伟大的谦虚’？　　
　　不是！　
　　刘邦、石勒，立足于不同的历史时空。刘邦时代的创见，到了石勒之时，可能已成为常识。在刘邦之前，除去秦朝十几年，中国一直‘封地建国’，高度自治。所以当时的社会心理、刘邦的人生经验都使他和他们认为“立六国后，刻印授之”是正常的。
　　在石勒之前几百年，除了短暂的分裂时期，中国一直中央集权、行郡县制，整个社会心理也将其视为主流。所以，石勒虽比刘邦更文盲，也能迅速感觉出“立六国后，刻印授之”之举太胡闹。
　　又：我说的是金庸因知书才对未来之事预测准确（‘以《资治通鉴》为范，他对当世中外情势的把握、预测，令人惊叹。’），把这个当作金庸旧学不错的表现之一。您说的可是：石勒不知书，就猜对了以前事。并且靠这一件事，便赐石勒以“国学大师‘的冠冕。这这这……怎么都不好混作一谈罢？　
　　大政治家往往具备第一流的直觉，是‘术’，不是‘学’。

【附录二】

吴绮《程益言邀饮虎邱酒楼》

新晴本色满鱼汀，小憩黄罏画浆停。
   七里水环花市绿，一楼山向酒人青。
   绮罗堆里埋神剑，箫鼓声中老客星。
   一曲高歌情不浅，吴姬莫惜倒银瓶。

2009、2、17

【附录三】金庸追怀老友羽生

2009年02月18日08:10  来源：《北京青年报》

“萍踪侠影归去，笔翰文心长存——一代武侠宗师梁羽生创作成就回顾座谈会”日前在香港中央图书馆举行。多位梁羽生故友包括金庸、电影导演张鑫焱等出席。金庸对好朋友的离世感到难过，他说，梁羽生人品非常好，不计较，对输赢不执著，“我不如他”。对于武侠小说的现状，金庸慨叹新小说和作者大不如前，并寄语年轻人如果要写武侠，必须了解中国古代的情况，以历史为依据。
　　“我们曾经是同事，每天在一个办公室里谈武侠小说，非常投缘。”据金庸追溯，梁羽生写第一部小说《龙虎斗京华》的时候，还没有出版，同事们就已围在一起看，金庸也大赞好看，“很精彩”。在金庸看来，梁羽生的每一部小说都有“侠气”。他说：“梁羽生认为武侠小说中，宁可无武不可缺侠，只要有侠气，不懂武功都没有关系。” 金庸还笑言，梁羽生写东西喜欢讲求有历史根据，严格遵循历史，写得规矩，正邪分明。“不像我，脱离历史，不规矩。我的历史根底不如他，但是写得好看。”
　　梁羽生曾这样评价自己和金庸在武侠上的地位：“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对此，金庸表示，不能说自己就把武侠小说发扬光大了，但新派武侠小说是梁羽生开创出来的。“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他的中文程度比我好多了。”金庸说。

　10000字　

      关于《鹿鼎记》、韦小宝，两年多前，我曾写过一篇《逃出‘无间道’——敬谈康熙朝第一伟人韦公小宝》，意犹未尽，一直想接续着有所申说，而思路凌乱，感觉总贯串不起来，故迁延至于今日。

      既是“短歌微吟不能长”，也就不强求贯串，任其为碎片，想到什么写什么，捡到篮里都是菜，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再无话？那就没话找话。

      是为记。

                 小心，别打到了令尊

 我大清‘鹿鼎公’韦小宝的光辉的童年时代，可惜在《鹿鼎记》中缺乏详细记载，我们只得凭空揣想了。想韦公幼时，雄姿英发，定是生动活泼的很，喜欢往人多的地方凑，浑水摸鱼乱中取利。

 这样出身‘丽春院’的大院孩子，不见得是华夏专利。在古希腊，也曾有一位妓女的少爷，最大爱好：往人多处乱扔石头，大哲第欧根尼见了，好心提醒：“小心啊，别打着了你父亲。”

 凡我所见，皆为幻象，我看到的是：疯狂的石头，穿越时空。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飘飘扬扬，洒落在康熙朝的扬州。

 只不知：这些石头，韦小宝捡到了没有？往人堆扔石头，这种事，韦公幼年做过没有？砸到了他爹没有？

                          锁链，整个世界

 韦小宝的令堂韦春花女士，和他那位‘五族共和’的令尊，凑到一起，整个就是一对卖淫嫖娼分子。

 韦女士长期工作在“丽春院”的第一线，任劳任怨。她吃的不是自己的，穿的不是自己的，住的不是自己的，用的不是自己的……因为：她自己，也不是自己的。

 韦春花，是标准无产者。而韦小宝的令尊，运气不好，赶上了大清皇朝的‘严打’，一顶‘流氓罪’的帽子，是逃不掉的。

 当‘无产者’，遭遇‘流氓’，而胡天胡帝，鼓捣出的最美的收获，便是韦小宝。

 韦小宝既具如此得天独厚的禀赋，再加上后天的不懈追求勤勉努力，难能不成为‘流氓无产者’的光辉样板、完美代表。

“韦小宝自小在妓院中生长，妓院是最不注重道德的地方；后来进了皇宫，皇宫又是一个最不讲道德的地方。在教养上，他是一个文明社会中的野蛮人。为了求生存和取得胜利，对于他没有什么是不可做的，偷抢拐骗，吹牛拍马，什么都干。做这些坏事，做来心安理得之至。”（金庸《韦小宝这小家伙》）

 “为了求生存和取得胜利，没有什么是不可做的”，正是‘流氓无产者’的典型特质。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韦小宝以意外机缘，追随茅十八走上了革命道路，由扬州，而北征，抵达帝都。漫漫长途中，韦小宝失去了锁链，而终将获得整个的世界。

 韦小宝就像他用来给玄烨起草奏章的那纸“宋徽宗敕制的金花玉版笺”，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韦小宝掌成虎爪之形，指运擒拿之力，一把抓起笔杆，饱饱的蘸上了墨，忽地拍的一声轻响，一大滴墨汁从笔尖上掉将下来，落在纸上，登时将一张金花玉版笺玷污了。那亲随心想：‘原来伯爵大人不是写字，是要学梁楷泼墨作画。’……既似北宗李思训的斧劈皴，又似南宗王摩洁的披麻皴，实集南北二宗之所长。”

韦小宝本来一无所有，完全没有负担，因此也就像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样无所畏惧。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跌到了也无所谓，爬起来，拍拍灰土，从头再来过。

“韦小宝暗自庆幸：‘刚才老乌龟（海大富）将我打出窗外，我居然没将匕首插入自己身体，当真远气好极。’ 将匕首插入靴筒，心想：‘西洋镜已经拆穿，老乌龟既知我是冒牌货，宫中是不能再住了。只可惜四十五万两银子变成了一场空欢喜。他奶奶的，一个人哪有这样好远气，横财一发便是四十五万两？总而言之，老子有过四十五万两银子的身家，只不过老子手段阔绰，一晚之间就花了个精光。你说够厉害了罢？’肚里吹牛，不禁得意起来。”（《鹿鼎记》206页）——这番自我安慰，着实带有几分‘阿Q气’，若论其潇洒出尘、不凝滞于物，更是阿Q所远为不及的。

                    精神胜利大法

 “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如此克敌制胜，自然无往不利。阿Q,真真不愧为“精神胜利大法”之最大最后的集大成者。

  金庸自称：“我写韦小宝就想到鲁迅先生写阿Q，他写阿Q 主要是写阿Q 的一种精神胜利法……”因此，当我们从《鹿鼎记》中看到韦小宝的“优胜记录”，应该不会感觉太突兀太奇怪：

 茅十八、韦小宝初进北京，即被大太监海大富制服，满洲兵“将茅十八和韦小宝用绳索牢牢绑起。绑缚之时，不住向茅十八拳打足踢。韦小宝忍不住口中不干不净，但两个重重的耳刮子一打，也只好乖乖的不敢作声。众大汉叫了两顶轿子来，又在二人口中塞了布块，用黑布蒙了眼，放入轿中抬走。韦小宝……此刻只好自己心下安慰：‘他妈的，老子好久没坐轿了，今日孝顺儿子服侍老子坐轿，真是乖儿子、乖孙子！’但想到不知会不会陪着茅十八一起杀头，却也不禁害怕发抖。”（三联版《鹿鼎记》95页）

 ‘精神胜利’，又非阿Q一人专利，体现的是华夏民族整体的国民性格（金庸说自己“将观察到、体验到的许许多多的人的性格，主要是中国人的性格，融在韦小宝身上了”），在《鹿鼎记》中，也就不可能让韦小宝独得其秘，‘精神胜利’的群众基础，必然是广泛的：

 “其时明亡未久，人心思旧，却又不敢公然谈论反清复明之事，茶坊中说书先生讲述各朝故事，听客最爱听的便是这部敷演明朝开国、驱逐鞑子的《英烈传》。……听客听来兴致最高的，却是如何将蒙古鞑子赶出塞外，如何打得众鞑子落荒而逃。大家耳中所听，是明太祖打蒙古鞑子，心中所想，打的却变成了满洲鞑子。汉人大胜而鞑子大败，自然志得意满。”（《鹿鼎记》79页）——无非意淫嘛！

  然而，我总感觉：‘精神胜利大法’，体现在《鹿鼎记》主人公与群众演员身上，更体现在小说作者金庸身上,尤其体现在作者在小说中对‘罗刹’（俄罗斯）的描写上。

金庸给康熙年间的中国凭空捏造出个‘神龙教’，有深意焉。‘神龙教’最恶心的地方，不在内部的装神弄鬼乌烟瘴气，而在它对外跟俄国人的挤眉献媚勾搭成奸。

 何平《侠义英雄的荣与衰》，是我衷心赞佩的一篇大文。但感觉文中某些表述，仍待商榷，例如：

“英雄道义的另一明显特点就是强烈的汉族中心主义。……它表现为对汉文化圈以外、华夏文明以外的文化状态和文明成果缺乏细致观察、深人体会的耐心和推己及人、对等平视的姿态，多少取一种猎奇态度。……对异质文化的观察表现没有那种平实亲切的大家气度。……《鹿鼎记》中对旧俄的描述，除金庸一贯的诙谐穿插其中、尚可称道外，其余乏善可陈。……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这节文字，未免太‘学理化’了，忽略了金庸当年面对某些事物的复杂的感情因素。

 鄙人感觉：金庸在1969-1972年创作《鹿鼎记》讲到俄国人的时候，心态极度不平衡甚至变态。

 一个稍具民族情感的现代华夏文人，在谈到写到俄国（无论新旧）的时候，居然是一种“对等平视”的眼光“平实亲切”的态度，怎么可能？当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太炎先生便曾敬挽“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寺）应继魏忠贤。” 章先生另写一联挽孙，更有“武关无故入盟秦”句。

 前几日，俄国军舰，很无奈，‘被迫’以五百发炮弹，击沉我商船‘新星’号，国人多有伤亡。俄外交部发言人安德烈·涅斯捷连科说，“俄方对这样的惨剧感到非常遗憾，但过错方在‘新星’号货船”。

 卧槽榻马！

 如果此时我正写一篇康熙朝的故事，会不会浓笔写雅克萨之战？写时犹能抱持“对等平视”的眼光“平实亲切”的态度？我会不会让主人公上了俄国摄政女王的床？会不会让中国军队剥掉罗刹鬼的裤子？总之采一种‘轻侮’的姿态？……

  应该会。

 “而阿Q自己也不说，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间或瞪着眼睛道：‘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我承认这种心态很变态，根本是在意-淫，但总比今日仍对俄国苦害‘单相思’要正常罢？

  1969——1972年，金庸写作《鹿鼎记》的时候，因为这个邪恶民族的存在，中国面对的还不是一艘货船几条人命的问题，而是亡国与亡天下的威胁。

 我认为“《鹿鼎记》中对旧俄的描述”，确实“其余乏善可陈”，也许是“不能”，同时更是有意“不为”。

 俄罗斯，一个极度邪恶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产生了存在着并且壮大，是耶和华老人家创世过程中最大的败笔。

 1849年10月，林则徐辞云贵总督，回乡养疴。途经长沙，曾与左宗棠一晤。左倩林详谈应付英吉利等海上强国之方略，林则徐却说：“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

 再一年，林文忠公辞世。他生前所言，终于一语成谶！中国最危险的死敌，永远是也只能是北极熊俄罗斯。左宗棠终于‘见之’！在他1885年逝世前，亲眼目睹了俄罗斯怎样鲸吞蚕食了华夏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华夏有几个150万？！若非左宗棠勉力撑持、艰难百战，新-疆160万领土也难免不糟践于‘熊’掌。

 “君等当见之”！金庸1945年主编《太平洋杂志》，1946年到《东南日报》做事，从此进入报界。作为关心国运民瘼的一位报人，金庸对当时苏联匪军在东北沃土上奸淫抢掠的累累罪行会一无所知？外蒙古156万平方公里的中国故土怎样被红罗刹劫夺而去，金庸会一无所知？ 

《鹿鼎记》在《明报》连载，始于1969年10月，结束于1972年9月。正是在1969年，中俄彻底决裂，俄国数十万大军压境，全面战争一触即发。

 当年3月的‘珍宝岛战役’，短短四十年，我们不会这么快就遗忘了罢？

 俄国的原子弹，对准中国，马上引爆！记得也是1969年。

【待续、仍待续】

黏指民族

《鹿鼎记》第5回：“康熙在路上问道：‘鳌拜这厮家里有多少财产？’韦小宝道：‘索大人初步查点，他说一共有一百三十五万三千四百一十八两银子。’他将这数字说成是索额图点出来的，将来万一给皇帝查明真相，也好有个推诿抵赖的余地。这等营私舞弊、偷鸡摸狗的勾当，韦小宝算得是天赋奇才。他五岁那一年上，一个妓女给他五文钱，叫他到街上买几个桃子，他落下一文买糖吃了，用四文钱买了桃子交给那个妓女，那妓女居然并未发觉，还赏了他一个桃子。在韦小宝看来，银钱过手而沾些油水，原是天经地义之事，只不过如果给人查到，却总得有些理由来胡赖一番。这是他头上挨了不少爆栗、屁股上给人踢过无数大脚，因而得来的宝贵经验。”

这个韦小宝，具备如此天赋，要是不从政，太屈才了。

金庸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中写道：“人的性格每个人都不同，这就是所谓个性……我一定是将观察到、体验到的许许多多的人的性格，主要是中国人的性格，融在韦小宝身上了。”

“在韦小宝看来，银钱过手而沾些油水，原是天经地义之事”，这是韦小宝的‘个性’，还是“许许多多的人的性格，主要是中国人的性格，融在韦小宝身上了”？

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先生写过一篇《黏指民族》：“染指，中饱，分羹，私肥，这是中国民族亘古以来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贩夫小卒文武老幼男女贤愚共同擅长的技术。……这染指性已经是中国人之第二天性了。……中国人向来认为钱不沾手，违反天性，‘粪夫挑粪，亦必蘸一蘸’……”

                闹乱君臣百万般  

    推背图第四十二象乙巳谶曰：‘美人自西来，朝中日渐安。长弓在地，危而不危。’颂曰：‘西方女子琵琶仙，皎皎衣裳色更鲜，此时浑迹居朝市，闹乱君臣百万般。’
　　苏荃，这个女人不简单。既有政治眼光、政治才干，更不缺乏政治野心，在政治操作上，她才是真正能赏识韦小宝的‘知己’。韦小宝的手腕，很有几分不入流，但苏荃有眼力看出这种手段的潜力与杀伤力。
　　她最终投向韦小宝，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政治上的长线投资，非仅为生米熟饭、嫁鸡随鸡也。韦大人拍苏荃马屁就是“荃姐姐若是要去做官一定能做到很大的官”

                       雅量

《世说新语。雅量》：“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韦小宝道：“这事说来话长，咱们上得岸去，待兄弟跟大哥详说。”向天边瞧了一眼，说道：“那边尽是黑云，只怕大雨就来了，咱们快上岸罢。”一阵疾风刮来，只吹得各人衣衫飒飒作声，口鼻中都是风。
　　吴六奇道：“这场风雨只怕不小，咱们把船驶到江心，大风大雨中饮酒说话，倒有趣得紧。”韦小宝吃了一惊，忙道：“这艘小船吃不起风，要是翻了，岂不糟糕？”……江中浪头大起，小船忽高忽低，江水直溅入舱来。韦小宝…这时脸色也已吓得雪白，不过跟这个“龙”字，却似乎拉扯不上甚么干系了。吴六奇笑道：“韦兄弟，我也不识水性。”韦小宝大奇道：“你不会游水？”吴六奇摇头道：“从来不会，我一见到水便头晕脑胀。”韦小宝道：“那……那你怎么叫船驶到江心来？”吴六奇笑道：“天下的事情，越是可怕，我越是要去碰它一碰。最多是大浪打翻船，大家都做柳江中的水鬼，那也没甚么大不了……风雨声中，忽听得吴六奇放开喉咙唱起曲来……韦小宝心道：“原来这出戏叫作《沉江》。甚么戏不好唱，却唱这倒霉戏？你要沉江，小弟恕不奉陪。”

                ‘化尸粉’的起源

  金庸自记其《卅三剑客图》，“写于1970年一月和二月”。

《鹿鼎记》则是从1969年10月24日开始在《明报》连载，1972年9月23日完工。

《卅三剑客图·二十七·洪州书生》：“……那书生又走了进来，说道：‘日间那坏蛋太也可恶，我不能容他，已杀了他的头！’一挥手，将那恶少的脑袋掷在地下。成幼文大惊，道：‘这人的确得罪了君子。但杀人之头，流血在地岂不惹出祸来？’书生道：‘不用担心。’从怀中取出一些药末，放在人头之上，拉住人头的头发搓了几搓，过了片刻，人头连发都化为水……（出吴淑《江淮异人录》）杀人容易，灭尸为难……王尔德名著《道灵格雷的画像》中，凶手杀人后，胁迫化学师用化学物品毁灭尸体，手续既繁，又有恶臭，远不及我国武侠小说中以药末化尸为水的传统方法简单明了。章回小说《七剑十三侠》中的一枝梅，杀人后也以药末化尸为水。至于近代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杀人盈野，行若无事，谁去管他尸体如何。”

《鹿鼎记》第三回：“海老公道：‘挑些化尸粉，把尸首化了。’……韦小宝应道：“是！是！”拿起那青色白点的三角瓶子，打开瓶塞，从药箱中取了一张白纸，倒了少许药末出来，便即撒在小桂子的尸身之上。……只听得小桂子尸身的伤口中嗤嗤发声，升起淡淡烟雾，跟着伤口中不住流出黄水，烟雾渐浓，黄水也越流越多，发出又酸又焦的臭气，眼见尸身的伤口越烂越大。尸身肌肉遇到黄水，便即发出烟雾，慢慢的也化为水，连衣服也是如此。”

《鹿鼎记》中‘化尸粉’，‘出吴淑《江淮异人录》’？

金庸写作以上所引《卅三》《鹿鼎》两节文字，大致同期，相差，或许十几天，至多几十天。

“近代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杀人盈野，行若无事，谁去管他尸体如何”，金庸自己的小说，程度不算太过，却也大多类此。

“杀人盈‘野’”，犹可说；杀人盈（紫禁）城，不好办。皇宫大内，帝后自可随意宰人，海大富、韦小宝辈杀人，必得‘灭尸’，‘化尸粉’于是大派用场。

                            2009、3、13

小结：

此文，写在《也说梁羽生》前，今晨稍有增益。事实上，《梁》文本来是这个总题下的一章，太长，令其单独成篇。

‘一纸兴亡看覆鹿’，今年俺会接续着谈《鹿》下去，内容势必很多且杂，打算全部放在这贴膏药里，不另开新帖了。

我对梁羽生先生没有恶意。

如果‘道德’与‘文章’可以划等号，，俺就应该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最最豪的文豪。哈哈呵呵！舍我其谁？

可惜，不是。

我对梁先生的作品，评价偏低。对梁先生的品格，很尊敬。那篇帖子，怕一时写不完。趁势将梁先生的作品认真复读。

原拟的题目是《康熙与乾隆，美化与丑化》，主旨：金庸记《鹿鼎》‘美化’了康熙，金庸《书剑》梁羽生《七剑》分别‘丑化’了乾隆康熙。

何谓‘丑化’？

    “哪知黄蓉越骂越是刁钻古怪，武林中许多出名的坏事与他本来全无干系，却都栽在他的名下。给她这么东拉西扯的一阵胡说，似乎普天下就只他一个歹人，世间千千万万桩恶事皆是他一人所作所为。倘若单是说他大做阴毒坏事，欧阳锋本来也不在乎，可是黄蓉数说他做的尽是江湖上诸般不流的下三滥勾当，说见他向灵智上人苦苦哀求，又叫沙通天做‘亲叔叔’，硬要拜彭连虎为‘干爹’，为的是乞求一张毒药的秘方，种种肉麻无耻，匪夷所思；曾听得他一再向完颜洪烈自荐，要做他的亲兵队长，得以每晚在赵王府中守夜。”

    黄言，前半‘单是说他大做阴毒坏事’，不是‘丑化’，后半，算。

    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的勉励鞭策，点滴在心。

    俺很老了，人老了，难免昏悖。有得罪朋友的地方，在这里，学习央视，表示‘真心的歉意’。

    也颇妄想：朋友们，革-命小将们，甭跟这糊涂老头一般见识。

    谢谢，谢谢。此致

                    革-命敬礼！

参见拙文：《不敢‘谀墓’——平视梁羽生》

http://www.17xie.com/read-499764.html

《逃出‘无间道’——敬谈康熙朝第一伟人韦公小宝》

http://www.17xie.com/read-12399.html

                      ——杨宪益 

                    一

    安徒生《皇帝的新装》，看前半部分，非常‘东方’的故事，至于结尾，美中不足，未免太‘西方’了。

    在东方，那个妄言“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的傻孩子，其结局不外：

    [一]、话没说完，就让人堵上一嘴的马粪。

    [二]、被强行送进‘非正常人类研究中心’，供科研之用。

    [三]、在人民群众的不断教育下，痛悟前非，深切认识到“这衣服多么合身啊！式样裁得多么好看啊！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这真是一套贵重的衣服！”

    [四]、皇帝稍作示意，义愤填膺的人民群众一拥而上，将其掐死或踩死。

    [五]、不等领袖示意，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群众早已迫不及待，仍是一拥而上，……

    这傻孩子，不外这五种结局，如果他落在东方。

    在东方，领袖的旧衣永远洁净朴素，皇帝的新装永远璀璨夺目。

   ‘全国人民乔装打扮’（王朔语），化国家为剧院，俾全民作演员。演戏，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东方啊东方！

                   二

    令狐冲这傻蛋，也曾误入‘黑木崖’的戏台，看一帮‘做戏的虚无党’，正卖力演出：

     “……阴暗的长殿之中却是近百人伏在地下，口吐颂辞。令狐冲心下说不出厌恶，寻思：‘……这样一群豪杰之士，身处威逼之下，每日不得不向一个人跪拜，口中念念有辞，心底暗暗诅咒。言者无耻，受者无礼。其实受者逼人行无耻之事，自己更加无耻。这等屈辱天下英雄，自己又怎能算是英雄好汉？’……殿中颂声大作，都说教主仁义盖天，胸襟如海，大人不计小人过，众部属自当谨奉教主令旨，忠字当头，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立下决心，为教主尽忠到底……只听得有人向任我行揭发东方不败的罪恶，说他如何忠言逆耳，偏信杨莲亭一人，如何滥杀无辜，赏罚有私，爱听恭维的言语，祸乱神教。有人说他败坏本教教规，乱传黑木令，强人服食三尸脑神丸。另有一人说他饮食穷侈极欲，吃一餐饭往往宰三头牛、五口猪、十口羊……各人所提东方不败罪名，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加琐碎。有人骂他喜怒无常，哭笑无端，有人骂他爱穿华服，深居不出。更有人说他见识肤浅，愚蠢胡涂；另有一人说他武功低微，全仗装腔作势吓人，其实没半分真实本领。……接着又听一人说东方不败荒淫好色，强抢民女，淫辱教众妻女，生下私生子无数……”

    此时的令狐冲，像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个傻孩子，完全不能进入角色，他他他丧心病狂，居然“心想：‘东方不败为练《葵花宝典》中的奇功，早已自宫，甚么淫辱妇女，生下私生子无数，哈哈，哈哈！’想到这里，再也忍耐不住，不由得笑出声来。这一纵声大笑，登时声传远近。”

     这‘纵声大笑’，饱含讥嘲。听闻此笑，圣教主任我行他老人家的反应我们还没看到，广大人民群众早就义愤填膺怒火中烧，“长殿中各人一齐转过头来，向他怒目而视。”

      想来教徒们一则看圣教主先前对此人甚好，向他下手，难保不会拍马屁而误拍到马蹄上，太不识趣。再则，大家掂量令狐冲的武功，只怕自己打他不过，一旦动手，难免要以身殉教。就像后来鲍大楚长老说的那样“咱们若得为教主殉身，原是十分荣耀之事，只不过却损了神教与教主的威名。”（《笑傲.36.伤逝》）这这这，如何使得？！黑木崖上，阿Q成群！“一犯（阿Q的忌）讳，不问有心与无心，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神教教徒们眼看令狐冲气力似乎不小，打起来自己吃亏的机会可太大了，自然“变换了方针，改为怒目而视。”

    要不，这帮义愤填膺忠字当头的神教教徒，早就一拥而上了。

    在东方，那个妄言“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的傻孩子，其结局不外：

    [一]、话没说完，就被父亲将嘴堵住。

    [二]、被强行送进‘非正常人类研究中心’，供科研之用。

     ……  ……

     黑木崖上，任大小姐盈盈，扮演了“不等他说话，先堵上他嘴”的角色。“盈盈知道他闯了祸，抢过来挽住了他手，道：‘冲哥，他们在说东方不败的事，没甚么听的，咱们到崖下逛逛去。’令狐冲伸了伸舌头，笑道：‘可别惹你爹爹生气。’二人并肩而出……”

                               三

     古怪！古怪！

     查良铮（穆旦）与查良镛（金庸），一在天津，一处香江，地北天南。居然不同的笔下，描述了相同的场景。莫非穆旦先生也曾身在‘黑木崖’看过戏来？

　　    “慷慨陈词，愤怒，赞美和欢笑
　　     是暗处的眼睛早期待的表演，
　　     只看按照这出戏的人物表，
　　     演员如何配置精彩的情感。”（穆旦《演出》）

     一如‘黑木崖’上，演出人人有份，绝不落空。而：

　    　“终至台上下已习惯这种伪装，
　　     而对天真和赤裸反倒奇怪：
　　     怎么会有了不和谐的音响？
　　     快把这削平，掩饰，造作，修改。”

    ‘黑木崖’上，所有的群众演员都极端敬业，倾情奉献，卖力演出，唯有‘天真，赤裸’的令狐冲，“忍耐不住，不由得纵声大笑”，大家少不得要“一齐转过头来，向他怒目而视”——广大人民群众很紧张、很纳闷：“怎么会有了不和谐的音响？快把这削平，掩饰，造作，修改”！

    每个人都匍匐尘埃，口吐无耻之言，身行无耻之事，这份‘无耻’，摊到每个人头上，感觉就很稀薄了。

    一旦某一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自由的风 ”，如此，你让大家怎样去面对自己？！

                      四

    “阴暗的长殿之中却是近百人伏在地下，口吐颂辞”，难道这‘近百人’被逼做此无耻之事，心中竟全无怨愤？鲁迅说的好：“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所以，神教教徒断不会对圣教主不敬，只好向令狐冲‘怒目而视’。

     慢慢就习惯了。“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鲁迅《论睁了眼看》）

     慢慢地，教徒们会教育自己相信：自己说这些话，做这些事，都是出于对‘泽被苍生’的圣教主的一片忠爱之心，不仅不丢脸，并且光彩的很！“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同上）                

     我相信：‘黑木崖’上的圣教主，是幸福的。广大教徒，早晚也将体会到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并且会越来越感幸福。“人世的幸福在于欺瞒，达到了一个和谐的顶尖。”（穆旦《哀悼》）

                      五

      在东方，领袖的旧衣永远洁净朴素，皇帝的新装永远璀璨夺目。

      化国家为剧院，俾全民作演员。

      演戏，

      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2009、1、28

　　　　附录：【谈《笑》之八】黑木崖与黑木令

         逍遥芜皋上,杳然望扶木。

　　　　　洪柯百万寻,森散复旸谷。

　　　　　灵人侍丹池,朝朝为日浴。

　　　　　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见烛。

　　　　　　　　　　——陶潜　　读《山海经》

 　　历史上的商鞅，并不像半世纪来宣传的那样正面，2000年来人们对他毁誉参半，实则此人很有些邪魔外道气息。变法之初，有‘徙木立信’故事：商鞅立三丈之木于南门，能搬到北门者赏50金，秦人不信，唯有一人试为，果得赏金。商鞅藉此事树立威信，其后商鞅虽立法苛酷，而秦人战栗不敢稍违。

      金庸1969年完成《笑傲》，当年即开始撰写《鹿鼎》。《鹿鼎》中神龙教的口号是“个个生为教主生，人人死为教主死，教主令旨尽遵从，教主如同日月光”，神龙教也把教主视为太阳。与‘日月神教’教义相似的根本不是‘明教’，而正是《鹿鼎》中的‘神龙教’。《鹿鼎。19回》回目是：“九州聚铁铸一字，百金立木招群魔”（查慎行诗），金庸注曰：“‘百金立木招群魔’句，本书用以喻神龙教教主先以甜头招人归附，然后施行严刑峻法，部勒教众”。

      制作‘黑木令’的原材料，或许便是商鞅当年让人搬动的那根‘三丈之木’？

      如此解释，坦白说，我自己都觉得有几分牵强，尤其是这只能解释‘黑木令’，而全然与‘黑木崖’无关。

      也许，可以换个角度思考。

      黑木崖是日月神教圣教主的居所，而教主在该教教义中被认作太阳的化身。

      也就是说：太阳神站在黑木崖上。

      日在木上，而木在日下。（好玩的是：金庸的‘查’姓，倒像‘日下黑木’的象形文字，可惜颠倒了，成了‘木下落日’）

      关键是：太阳之下，真有树木吗？只要想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成语，这个问题的答案就不言自明了。‘桑榆’所指，即为日落处。

      《论衡》：“儒者论日，旦出扶桑，暮入细柳。”——日出与日落处，皆有‘木’生焉。

     《山海经》：“ 扶桑者，大木也，日之所居 ”。

     《淮南子。地形篇》：“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

      此教称作‘日月神教’——《山海经》另载有一种树木‘柜格松’，是“日月所出入之所”。

     《山海经。西次四山经》：“崦嵫之山，其上多丹木…赤符而黑理”。

     崦嵫山是夕阳隐没处。《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王逸注曰：“若木在昆仑，言折取若木以拂击蔽日使之还却也”——折木拂日，是为了使红太阳永不沉落。

      那么，为什么叫作‘黑’木崖呢？

      一、“丹木…赤符而黑理”

      二、烈‘日’之下，‘木’当焦黑吧？

      三、 我们聊且跟随令狐冲的担架队一起进入了‘黑木崖’景区：

     “一行人……到得一道大石门前，只见横额上刻着‘日月光明’四个大红字”（1191页）。

      此后“到得崖顶，太阳已高高升起。日光从东射来……牌楼上四个金色大字‘泽被苍生’，在阳光下发出闪闪金光”。

      然后“出来四人，都是身穿紫袍”。在紫衣人引导下，他们见杨莲亭‘穿一件枣红色缎面皮袍’。最后才看到‘身穿粉红衣衫’的东方不败……

      黑木崖上，字是（金）红的，衣是（紫）红的——在太阳（教主）的光辉照耀下，自然一切赤红。

      红与黑搭配，色调极为协调。上面红彤彤一片，下面黑漆漆一团。

     “令狐冲站在殿口，太阳光从背后射来，殿外一片明朗（红也——刘注），阴暗（黑了——刘注）的长殿之中却是近百人伏在地下，口吐颂辞……”

      在‘日月光明’的牌坊底下却是无穷黑暗。在口说的光明正大背后，隐藏着不尽的黑幕、黑箱、黑心、黑夜……

      问：魔教怎么可能起这样的名字来讽刺自己？

      答：他们不会，但小说家会！

      单聘仁（‘善骗人’）之名是他父母给起的吗？当然不是，是曹雪芹起的。

      黑木崖为何被称作“黑”木崖，类似《围城》中鲍小姐之所以是“鲍”小姐：“方鸿渐就受了鲍小姐的引诱。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如果由其他人来作此诠释，一定会被蔑称为胡乱联想，幸好这句话几乎是钱钟书的夫子自道——见于发表前经钱先生阅看、杨绛著《记钱钟书与〈围城〉》

　　　　　　　　　　　　　　　　　　　　　　　　２００６、１２

                锁在云雾中。

                寻常望不见，

                偶尔露峥嵘。

                      ——佚名

                        一

    为甚么要让莫大先生活下来？

    当《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时，莫大已经死在华山‘思过崖’那个黑洞之中、乱剑之下。

    而在修订版的《笑傲江湖》中，当冲、盈合奏完一曲《笑傲江湖》，“突然之间，墙外响起了悠悠的几下胡琴之声……胡琴声缠绵宛转，却是一曲《凤求凰》，但凄清苍凉之意终究不改。令孤冲心下喜悦无限：‘莫大师伯果然没死，他今日来奏此曲，是贺我和盈盈的新婚。’”

    金庸，还是让莫大败部复活、死里逃生，这又何必？何苦？

    求生，是人的本能，即如令狐冲，在黑洞中也曾枉杀无辜，没办法，可理解。我对莫大先生，也绝无“恶之欲其死”的用心。莫大，是冷酷江湖丛林的一星火、一点温情，对此人，我只有珍惜，全无恶感。

    关键是，经过那个黑洞，莫大的情感生命、政治生命，已经死亡，留下的，只是躯壳。

    虽说‘神龙现首不现尾’，但莫大毕竟不是矫情之人，既然来在了两位知友的婚宴，现身一面又如何？

     独自一人时，莫大犹可想出种种方法，麻醉自己，忘记自己。置身于稠人广众之间，避无可避，才不得不让自己面对“我是谁？”的问题。

     莫大先生，你是衡山派的武学名家啊！如今衡山派在哪里？你是江湖上一大门派的掌门人啊！你的那些门生弟子，又在哪里？

     走出那个黑洞，莫大的情感生命、政治生命，已经死亡，只剩躯壳而已。

     1948年12月，‘北大同学会和校庆会’在南京举行。校长胡适先生发表沉痛演词：“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作五十生日。我用很沉重的心情，叙述他多灾多难的历史，祝福他长寿康强。”最后，先生自谓‘乃一不名誉之逃兵’。言毕声泪俱下，哽咽不能语，在场者莫不掩面而泣。

    莫大是否也算得“一不名誉之逃兵’？从黑洞之中、乱剑之下，您老孤身逃脱，您的那些门生弟子，去到哪里了呢？

    莫大的视界，没有胡适先生的深广，而其凄苦之情，只有更沉重。毕竟当时北大的形体还在，而衡山派，而今安在哉？

    艰难守业（或‘夜’）成孤愤，挥剑长空涕泪横！

    活下来，莫大难能不成为风清扬第二。风老，自华山派‘剑宗’被灭，几十年，自我放逐，离群索居，独自咀嚼、吞咽过往的愤恚与沉哀。

                   二

   《笑傲江湖》有两大主题，相互碰撞：“一统江湖”（手段：灭门）与“笑傲江湖”（归宿：隐居），贯串全书始终。

   《笑傲江湖》第一回，写的就是‘福威’林氏家族的被‘灭门’，然后，读者随林家大少爷一路走来，到了衡山，目睹衡山派刘正风的试图‘归隐’，“刘正风追求艺术上的自由，重视莫逆于心的友谊，想金盆洗手……无法做到，卒以身殉，因为权力斗争不容许。”（《笑傲。后记》），终于刘氏一家及其门人弟子被‘灭门’……情节迤逦而下，直到第39回，泰山、嵩山、衡山、华山四派被集中‘灭门’，第40回也就是全书最末一回，因为圣教主任我行的意外死亡，令狐冲与盈盈乃得‘偕隐’。

   ‘灭门’与‘隐居’，两大主题，相互碰撞，贯串全书始终。
   《笑傲江湖》一书，又有两大基调：“笑傲江湖”与“潇湘夜雨”，也就是同出‘衡山派’门下的刘正风的《笑傲江湖》之曲，与莫大先生的《潇湘夜雨》。也是纵贯全书始终。

   【始】：《笑傲江湖》第二回《聆秘》，作者就安排莫大先生在一家小酒馆，拉起了他的胡琴。稍后，第七回《授谱》，令狐冲第一次聆听到刘正风、曲洋琴箫合奏的《笑傲江湖》，然后“一曲‘潇湘夜雨’在松树后响起，渐渐远去。”。

   【终】：到了小说最末一章，在冲、盈的合卺仪式上，先是二人合奏《笑傲江湖》，“一曲既毕……突然之间，墙外响起了悠悠的几下胡琴之声……”

                      三

    据说莫大先生“一曲《潇湘夜雨》，听得人眼泪也会掉下来”，可惜，整部《笑傲江湖》，竟只为莫大先生举办过一场“《潇湘夜雨》演奏会”。其它场合，莫大演奏的曲目，全不是《潇湘夜雨》。

    第三回《聆秘》，“门口伊伊呀呀的响起了胡琴之声，有人唱道：‘叹杨家，秉忠心，大宋……扶保……’‘金沙滩……双龙会……一战败了……’”“胡琴之声渐响，调门一转，那老者唱道：‘小东人，闯下了，滔天大祸……’”——先后弹唱的是国剧《李陵碑》与《三娘教子》。

    第七回《授谱》，“忽然间耳中传入几下幽幽的胡琴声，琴声凄凉，似是叹息，又似哭泣，跟着琴声颤抖，发出瑟瑟瑟断续之音，如是一滴滴小雨落上树叶。费彬心头一震：‘潇湘夜雨莫大先生到了。’但听胡琴声越来越凄苦，莫大先生却始终不从树后出来。费彬叫道：‘莫大先生，怎地不现身相见？’……”

    等到莫大先生‘现身相见’，以凌厉的剑法诛杀费彬，然后，“莫大先生退后两步，将长剑插入胡琴，转身便走，一曲‘潇湘夜雨’在松树后响起，渐渐远去。”

    第廿五回《闻讯》，“莫大先生不答，拿起倚在板凳旁的胡琴，咿咿呀呀的拉了起来……莫大先生的琴声渐趋低沉，静夜听来，甚是凄清。”

     第四十回《偕隐》，“胡琴声缠绵宛转，却是一曲《凤求凰》”。

    只得悬揣：莫大先生先后弹奏的，无不带有《潇湘夜雨》的调子。这一基调在每一个音符中体现出来，以致在喜乐的《凤求凰》曲中，“凄清苍凉之意终究不改。”

    “笑傲江湖”与“潇湘夜雨”，两大基调，纵贯全书始终。

                       四

     无论《笑傲江湖》，还是《潇湘夜雨》，都是对立于“一统江湖”的。

     区别在于：《笑》的对立，更坚决。《潇》的对立，更妥协。

    《笑傲江湖》与《潇湘夜雨》，不是对立的，确是对应的，就像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夜雨’对‘笑傲’，‘江湖’对‘潇湘’。

    《笑傲江湖》与《潇湘夜雨》，艺术风格，迥然不同。党同伐异，是艺术家的通病。《笑傲江湖》之曲的创作者曲洋、刘正风，自然要对“潇湘夜雨”莫大先生的曲风说三道四：“奏琴往而不复，曲调又是尽量往哀伤的路上走。”“所奏胡琴一味凄苦，引人下泪，未免太也俗气，脱不了市井的味儿。”

   《笑傲江湖》，为艺术而艺术；《潇湘夜雨》，为人生而艺术。

   《笑傲江湖》，超现实；《潇湘夜雨》，太现实。

   《笑傲江湖》，酣醉；《潇湘夜雨》，警醒。

   《笑傲江湖》，光风霁月；《潇湘夜雨》，梅雨时节。

   《笑傲江湖》，如怨如慕；《潇湘夜雨》，如泣如诉。

   《笑傲江湖》，是箫，是笑，是傲；《潇湘夜雨》，是枯，是哭，是苦。

   《笑傲江湖》，古琴；《潇湘夜雨》，胡琴。

   《笑傲江湖》，阳春白雪；《潇湘夜雨》，下里巴人。

   《笑傲江湖》，贵族的；《潇湘夜雨》，市井的。

   《笑傲江湖》，仰望星空；《潇湘夜雨》，坐困愁城。

   《笑傲江湖》，高亢；《潇湘夜雨》，沉郁。

   《潇湘夜雨》，阴；《笑傲江湖》，阳。

   《潇湘夜雨》，晦；《笑傲江湖》，明。

    金庸自承在小说中会“投射一些自己的影子”，归结到《笑傲江湖》，我感觉金庸是把自己‘投射’到两个人物身上。莫大先生的《潇湘夜雨》，代表着金庸的理智；令狐冲《笑傲江湖》，代表热情。

    在《后记》中，金庸写道：“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不论诗词、散文、戏曲、绘画，追求个性解放向来是最突出的主题。时代越动乱，人民生活越痛苦，这主题越是突出。”——为何吾国艺术，个性解放的主题最突出？或者正因为国人的个性被压抑的够长久够深重？《笑傲江湖》，金庸写在最不可以‘笑傲’的（1967—1969）年代。

   ‘一统江湖’无可避免！夜雨如织，笼盖世界，无处逃脱。在现实层面，在可操作性上，‘笑傲江湖’？绝无可能！——这是我个人从《潇湘夜雨》曲中听出的沉哀。

   《笑傲江湖》，是不死的精神追求；《潇湘夜雨》，是无奈的现实世界。

    在乐人莫大先生的唱词（‘金沙滩……双龙会……一战败了……’‘小东人，闯下了，滔天大祸……’）中，透出的那份无力感甚至挫败感，如此沉痛。

                       五

     在金庸眼中，他以自己的想像虚构的、出身‘华山派’的令狐冲，是一个“天生的隐士。”

     在《射雕英雄传》第39回，金庸又借丘处机之口，谈起历史上与‘华山’也大有渊源的一位‘隐士’：“陈抟老祖生于唐末，中历梁唐晋汉周五代，每闻换朝改姓，总是愀然不乐，闭门高卧。世间传他一睡经年，其实只是他忧心天下纷扰，百姓受苦，不愿出门而已。及闻宋太祖登基，却哈哈大笑，喜欢得从驴子背上掉了下来，说道天下从此太平了。宋太祖仁厚爱民，天下百姓确是得了他不少好处。”

     曾有读者疑惑“金庸为何会认定一个过度重视文字而轻视武功的朝代，宋朝，乃是中国的盛世”，金庸回复说：虽然“国防不强，所以常受人侵略”，但“宋朝是中国最兴旺的时代，当时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整个生产力兴盛，不论生产、技术、文化、艺术都是全世界最高的……每一个时代都有优缺点，应该全面检讨，它的文官制度、考试制度健全、人民安定。”

     远在1999年金庸就表示：要写一部中国通史，“换一个角度，与以前的历史观完全不同的人民的历史观来写历史。用人民的观点去看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起到了什么作用，他们在当时的生活过得好还是不好，由此来评判统治者的功过是非。”，楼梯响了十年，也没见人下楼。这部金版《中国通史》，我们一个字也没看到。但金庸这种“人民的历史观”久已在几十年来他的各种论述中现出端倪。如《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所言“宋太祖仁厚爱民，天下百姓确是得了他不少好处”，代表的，应该是作者本人的观点、态度。

     这一“人民的历史观”，在作者自称“没有历史背景”的小说《笑傲江湖》中，仍自有其体现。

                  六

 “千秋万载”，纯粹幻想。

“一统江湖”，有无可能？

 不少朋友坚持：绝无可能！

 说的也是。考察华夏‘江湖’的历史，江湖上的各种门派、帮会、教别，从来就没有被真正“一统”过。

 然而，作者自言“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一旦我们将视线由‘江湖史’‘武林史’转向‘政治史’‘军事史’，则‘一统江湖’，有无可能？

“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应该从周王朝的建立起算。此后三千年，中国是否出现过类似少林派、武当派、日月神教、五岳剑派、峨嵋派、青城派、丐帮等群雄并立的局面？出现过其中一派削平群雄、一统江湖的事件无有？

秦始皇可曾‘一统江湖’？

朱元璋有无‘一统江湖’？

多尔衮没有‘一统江湖’？

曹操、朱温是否曾部分地‘一统江湖’？

铁木真难道不是‘一统’了更为浩瀚的‘江湖’？

“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笑傲。后记》）。我部分赞同作者“不影射”的自我表白。任我行还真不是在‘影射’历史上或现实中的哪一个政治人物。

任我行，不是一个人，他代表了一种政治家类型。从任我行身上，折射出嬴政、曹操、朱温、铁木真、朱元璋……等等独夫的共同的人格特质。“每一个朝代中都有。”

 我想：金庸并不反对‘一统’，例如他在小说及其它论述中，对赵宋的统一天下即很认同。

金庸的无奈可能在于：宋，属于少数特例。多数情况下，总是任我行这样的人，以这样的方式，‘一统’这样的‘江湖’。

 在《笑傲江湖.后记》中，金庸写道：“政治上大多数时期中是坏人当权。”

 在《鸳鸯刀》结尾，金庸却说“‘仁者无敌’！这便是无敌于天下的大秘密。”——所谓‘仁者无敌’，只是孟子天真的想当然。孟子也还讲过：‘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历史却似专与孟夫子大开玩笑，真相是：一统江湖、‘能一之’的、无敌于天下的，从来都是不仁者、嗜杀人者！

 任我行一旦‘一统江湖’，也会像嬴政那样焚书坑儒摧残文化（“咱们神教一统江湖之后，把天下文庙中的孔夫子神像搬出来，又把天下武庙中关王爷的神像请出来，请他们两位让让位，供上咱们圣教主的长生禄位！”）；也会像嬴政那样控制舆论、“偶语者弃市，腹诽者诛，道路以目”（‘你们以前都在东方不败手下服役，所干过的事，本教主暗中早已查得清清楚楚，一一登录在案。但本教主宽大为怀，既往不咎……但若有谁胆敢作逆造反，不服令旨，那便严惩不贷。一人有罪，全家老幼凌迟处死。’）；也会穷兵黩武不顾生民死活（”方证道：‘……三位来到敝寺，杀害八人，此事却又如何了断？’任我行道：‘那又有甚么了断？我日月教教下徒众甚多，你们有本事，尽管也去杀八人来抵数就是。’”）；也会追求长生不灭万寿无疆（“任我行哈哈大笑，说道：但愿千秋万载，永如今……”）

‘一统江湖’的任我行，亦将操生杀富贫贵贱“六柄”，控文武威德‘四位’，垄断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斯时的“江湖”，势必“万事皆决于上”“命为制，令为诏”“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任我行所追求的‘一统江湖’，乃是‘君师合一’的‘一统江湖’。

任我行们“振长策而御宇内”“执敲扑而鞭笞天下”。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独夫民贼，任我行事；黔首亿兆，匍匐为奴。

金庸本人不可能反对‘一统’，他反感反对的，恐怕是秦始皇那种伴疆域一统而偕来的思想钳制、精神奴役。此意，我在早前的文字中已多次提及，但也自知证据不足而臆测的成分过多。看到最近《时代周报》对金庸的专访，部分证实了我的臆测，蛮开心。

访问中，金庸回忆起他与柏杨一次“剧烈”的关于秦皇的辩论。“柏杨认为秦始皇很好，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把一些乱七八糟的小国统一成为一个国家，所以秦始皇对中国有贡献。”金庸则“认为秦始皇坏到透顶。”

再联系金庸以前金庸对电影《英雄》的批判（“把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秦始皇拍成了这个样，和历史上的形象截然相反，欺骗观众。”），应不难理解金庸（及令狐冲）对任我行和他的‘一统江湖’的极大恶感。

李-慎之先生更明确指出：“专制主义在中国，从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自称皇帝算起，已经有两千两百年的历史了……他对全体中国人的影响可称‘浃骨沦髓’。

辩论中，金庸并指称：“你（柏杨）是受到M洗脑。”金庸当然知道柏杨并不曾在M治下生活过，‘洗脑’云云，应该指柏杨的历史观受M影响殊深。

“很多中国历史学家讲秦始皇好的，我认为不好。”，这话金庸的表达似不够准确，‘讲秦始皇好的’，不是‘很多中国历史学家’，而是‘很多现在的中国历史学家’。两千多年间，嬴政的总体形象相当负面，少人为他说好话。只是这几十年‘劝君少骂秦始皇’之后，一个戕贼人性、毁灭文化的暴君，才被捧成了不容非议的‘英雄’，可悲之至。

 贾谊《过秦论》：“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金庸说“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如此，我们不妨看看靖节先生对秦始皇其人与秦灭六国其事的看法,或者有助于我们了解令狐冲对任我行及其‘一统江湖’理想的观感：

 “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饮酒》第二十首）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指荆轲）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咏荆轲》）

　  陶渊明对秦政最痛彻的批判，在《桃花源诗》，“赢氏乱天纪”！

    粗略来看，陶渊明与令狐冲，风马牛不相及。但五柳先生正自有他“抚剑独行游”的“少年壮且厉”（陶潜《拟古》）时代，朱熹说的是对的：“隐者多是带性负气之人。”

    司马迁看留侯张良的画像，“状貌如妇人好女”。然而，少年时的张良“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居下邳，为任侠。”
     金庸最为敬仰的两个历史人物，一为范蠡，另一个，便是张良。‘大吵大闹一番后悄然归隐。’

     张良博浪一击，所要刺杀的，正是暴君嬴政。

     金庸本人不可能反对‘一统’，他反感反对的，恐怕是秦始皇那种伴疆域一统而偕来的思想钳制、精神奴役。

     这种历史观，在金庸的幼年已现端倪，“我小时候读《三国》，全面站在刘备的蜀汉一方，决不承认蜀汉居然会比东吴、晋朝先亡，为此和我大哥激烈辩论了几个小时。大哥没有办法，只好搬出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来，指着书上清清楚楚的几行字，证明蜀汉为邓艾、钟会所灭，我才悻悻然服输，生气大半天，流了不少眼泪。”

     历史是残酷的，多数情况下，只能是嬴政、司马昭、朱元璋这种‘任我行’人物最终一统江湖。

    《笑傲江湖》之曲的源头，是《广陵散》，而嵇康正是在被司马昭杀害之前，弹奏生平最后一曲《广陵散》。

     如此江湖，怎生笑傲？

    《笑傲江湖》，是不死的精神追求；《潇湘夜雨》，才是无奈的现实世界。

     金庸对朱元璋的评价，也很负面，大体跟吴晗《朱元璋传》的最初版本的观点基本一致（我还怀疑金庸《袁崇焕评传》的文风颇受吴晗《朱传》影响）。而吴晗也是被M批了之后，这才亟亟修改旧稿，把朱皇帝写的不那么太像暴君。

                     七

     在《任我行不死？！》一文中，我曾谈过：冲虚准备来对付任我行的炸药完全无效，任我行的计划，是攻击已倾巢而出实力空虚的少林寺和武当山，他根本不会把自己送上恒山等冲虚来炸他。结论是：若非死亡的意外降临，此人终将一统江湖、宰制天下。
     任我行，不是一个人，他代表了一种政治家类型。并不是每一个任我行类型的政治人物都最终一统江湖，金庸也不是不可以描写他的最终挫败，但那就不是“中国三千年政治的普遍现象”了，是特出情况。

     考察当年的‘江湖’，方证、冲虚、定闲、莫大为‘同志’，志在阻止‘一统’，任我行、东方不败、左冷禅、岳不群算同类，前仆后继，誓要‘一统江湖’，两类政治人物已经缠斗了百年，该是收官时候了。任我行们永远处于攻势，方证们永远是守势；方证们有太多道义原则要坚守，任我行们则肆无忌惮，为达目的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结局如何，不待蓍龟而后知也。

     有朋友读了拙文《任我行不死？！》，道是：“如果任我行不死？！！有什么关系,令狐冲一样娶任MM”……”

     孩子话！

     任我行不死，会让令狐冲迎娶盈盈吗？

     任我行复辟刚一成功，已是“双眉渐渐竖起，阴森森的道：‘不听我吩咐，日后会有甚么下场，你（指令狐）该知道！’……　任我行侧着一只左目，向二人斜睨，鼻中哼了一声，道：‘盈盈，你就只要丈夫，不要老父了，是不是？’”（《笑傲。绣花》）——我实在想像不出也不敢去想当时的任我行的表情究竟何如。

      稍后，看着任我行与教徒们在‘成德殿’卖力演出，令狐冲“再也忍耐不住，不由得笑出声来。”此时“盈盈知道他闯了祸，抢过来挽住了他手”拉着令狐冲逃命也似地离开成德殿、黑木崖，当时的任盈盈似乎内心充满恐惧，她怕什么？怕谁？（《笑傲江湖》最早的版本，写道：“盈盈知道他闯了祸，抢过来挽住了他手，道：‘冲哥，他们在说东方不败的事，没什么听的，咱们到崖下逛逛去。’令狐冲伸了伸舌头，笑道：‘别惹你爹爹生气，说不定他要砍我的脑袋。’”）

      待到总决战之前，令狐冲心知多半无望，还是尝试着询问：“盈盈，你是不能随我去的了？”此时任我行的态度尚未可知，而“盈盈早已珠泪盈眶……说道：‘我若随你而去恒山，乃是不孝；倘若负你，又是不义。孝义难以两全，冲哥，冲哥，自今而后，勿再以我为念。’……令狐冲深知盈盈的心意，待任我行率众攻打恒山，将自己杀死之后，她必自杀殉情。”——即算任我行无意阻止冲盈的婚事，但格于种种情势，任盈盈也未必能破除一切，与令狐冲走到一起。而此次一别，几乎可以肯定是二人最后一面（“令狐冲大醉下峰，直至午夜方醒……头痛欲裂，想起自今而后，只怕和盈盈再无相见之期……”)

      再退一步说话，任我行未死，而“令狐冲一样娶任MM”，又是何种境况？令狐冲与任盈盈，躲进小楼，自成‘一统’，悠然合奏他们的《笑傲江湖》之曲，小楼以外，沸反盈天，满世界充溢弥散着“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宏大马屁之声，这这这这这画面，是否太讽刺也太恐怖？斯时，那《笑傲江湖》之曲，又将吹弹出怎样一种音调？

    桃源久已迷津，无路以避暴秦。

    赤日普照，谈何笑傲？

                       八

 时代的巨轮，正朝着他所期期以为不可的方向，浩荡前行。而他，深感自身之无能为力。当此境遇，或‘知其不可而为之’，或心知无望而放弃作为。莫大先生的反应，接近第二种。

莫大先生，妥协性太大，而抗压性不足。

这种妥协性，在嵩山‘并派’之时，表现最为充分：

   在嵩山‘封禅台’上，莫大先生表态，反对“五岳并派”之议。左冷禅则语带威胁：“莫大先生，我嵩山派弟子大嵩阳手费师弟，在衡山城外丧命，有人亲眼目睹，说是你莫大先生下的毒手……”莫大先生先是‘心中一凛’，后则“心中一宽……心想原来他只是凭费彬尸身上的剑创推想，并非有人泄漏，我跟他来个抵死不认便了。但这么一来，衡山派与嵩山派总之已结下了深仇，今日是否能生下嵩山，可就难说得很。”，再然后，左冷禅一大套说辞，“这番话听来平和，含意却着实咄咄逼人，意思显是说，倘若莫大先生赞同合派，那么杀死费彬之事便一笔勾销，否则自是非清算不可。他双目瞪视莫大先生，问道：‘莫兄，你说是不是呢？’莫大先生哼了一声，不置可否。左冷禅皮笑肉不笑的微微一笑，说道：“南岳衡山派于并派之议，是无异见了。”，这话，不再被莫大先生否认，实际就是默认。

    自然，莫大的‘衡山派’实力不足，无力与左冷禅‘嵩山派’相抗，其明哲保身，可以理解。

   ‘衡山派’的实力，原就不及‘嵩山派’，衡山第二高手刘正风一门被左冷禅铲除后，更是弗如远甚。而左冷禅之所以能放手对付刘正风，一则找到刘氏‘结交魔教’的所谓证据，更重要的是：‘衡山派’内部，莫大与刘三之间分歧严重。如师兄弟二人和衷共济，‘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左冷禅未必敢轻动。

   “刘正风道：‘莫师哥由此见嫌，绝足不上小弟之门，我师兄弟已有数年没来往、不见面。’”实则，莫、刘二人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无非艺术见解不同。而竟闹到势如冰炭的地步，莫大先生要承负比刘三爷更大责任。衡山派的掌门人是你莫大啊！刘正风尽可以闹意气耍艺术家脾气，身为掌门人的莫大先生，没有资格！师兄弟先后被人各个击破，全派归于覆灭，死后莫大何颜去见拣选他做掌门人的师尊及衡山派列祖列宗？

    “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刘正风不是智者，莫大先生更算不得仁者。

                       九

  压抑得太久了，莫大先生的苦闷，倾泻在《潇湘夜雨》中。再说与谁呢？跟弟子们说？除了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外，别无意义。

  也许，他太需要找人倾诉，所以才在小酒馆‘邂逅’令狐冲。顺便告知令狐“江湖上人言纷纷，众口铄金”“都羡慕你艳福齐天”。

  “令狐冲退开两步，手按剑柄，说道：‘不知是谁造谣，说这些无耻荒唐的言语，请莫师伯告知。’莫大先生道：‘你想去杀了他们吗？江湖上说这些话的，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你杀得干净么？……’”——似乎莫大先生于此感触殊深，莫不是他自己，也正身受流言之苦？

  刘正风‘洗手’之前，衡阳城的酒馆中，江湖中人早有议论，“除了刘三爷的亲传弟子之外，你们在城中可遇着了衡山派的其他弟子（帮手照顾客人）没有？”“太不给刘三爷脸面了”“刘三爷…的造诣，早已高出掌门人莫大先生很多……刘三爷门下的弟子，个个又胜过莫大先生门下的……听说双方在暗中已冲突过好几次。刘三爷家大业大，不愿跟师兄争这虚名……”——果然是“江湖上人言纷纷，众口铄金。”

 “刘某此刻心中已清清楚楚，想必是我莫师哥到嵩山派左盟主那里告了我一状，说了我种种不是……左盟主只听了我莫师哥的一面之辞，便派了这么多位师兄来对付小弟，连刘某的老妻子女，也都成为阶下之囚。”——这话出自刘正风之口，入于当时逾千贺客之耳，合情合理得很，而竟存疑不信的听众，会有几人？

  莫大先生干掉嵩山费彬，刘正风方始自知先前对师兄多有误解。刘正风知道，还有曲洋知道，这二人，死了。令狐冲明白，仪琳也明白，这二人，不会跟江湖上任何人说起此事。还有我们读者，跟随令狐冲的脚步，看到一切，明瞭一切。

 问题是：当年‘江湖’之上，再也无人晓得！

“江湖上说这些话的，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你杀得干净么？”看来莫大先生勾结嵩山派残害师弟一家的美名，逃不掉的。

 当年衡山之上，刘正风一家惨遭屠戮，莫大先生也身受重创。一则他掌领的衡山派实力因此大减。再则，他在江湖上的形象以及作为政治领袖的声望大受打击，更苦在：有苦说不出，明明被侮辱被损害，世人咸认为他莫大先生占了莫大的便宜。

‘嵩山派’在衡山放手屠杀‘衡山派’门人，哪里把掌门人莫大放在眼里？！目中无人，莫此为甚！

 一个充满无力感的落拓豪杰。莫大性格中自有三分懦弱。而读者往往忽略他的懦弱，因为：莫大先生‘秒杀’费彬的过程太刺激，给人的印象太深刻。实则，莫大杀费，固然为了师弟刘正风，更要为给自己出一口恶气，泥人还有三分土性子呢！

 杀人之后，我感觉莫大的内心很矛盾：既想让左冷禅知道，又怕敢教左冷禅知道。希望左知道，是表明自己不惮还以颜色，‘衡山派’莫大先生不是好惹的！怕左知道，想想左冷禅可能做出的报复，令人不寒而栗。

  除了这次的‘偶露峥嵘’，莫大先生一似隐身人，在空中飘来飘去，飘来飘去，飘来飘去……

                     十

   小酒馆中，莫大对令狐冲细述衷肠：“左冷禅……这一密谋由来已久，虽然深藏不露，我却早已瞧出了些端倪。操他奶奶的，他不许我刘师弟金盆洗手，暗助华山剑宗去和岳先生争夺掌门之位，归根结底，都是为此。”——这份见识，先就了不起。

  左冷禅“不许我刘师弟金盆洗手”，莫大事先并不知情。“暗助华山剑宗去和岳先生争夺掌门之位”，这个，莫大是事先知道，还是事后方知？如果事先知道，莫大做何反应？会试图阻止吗？最起码不会帮忙左冷禅吧？

                   一一

   1999年，为阻止米洛舍维奇的野蛮的种族屠杀政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南联盟发动空袭，战事自以美军为主，英法德意诸国希望在战场上发挥更大作用而不得，老大不高兴，后来有西欧军事学家认识到：不是美国太傲慢，实在西欧的军事技术落后美利坚10数年，过多参与战事，不仅帮不上忙，甚至碍手碍脚。英法德意诸国在这场战争中，也自有其作用，就是摇旗呐喊以为声援，为山姆大叔提供道义支持。

  能否想像：德国某位将军，未得国会与总理允许，擅自调兵开赴南斯拉夫前线，支援美军？

  然后，我们再把镜头闪回到“（左冷禅）暗助华山剑宗去和岳先生争夺掌门之位”的那一刻，我们看到了什么？

　《笑傲江湖.10.传剑》记录了目击证人陆大有的证词：“ 好几个人拜山，嵩山、衡山、泰山三派中，都有人在内……那封不平道：‘……现下我已禀明五岳盟主左盟主，奉得旗令，来执掌华山一派。’……嵩山派那姓陆的老头…极力替那封不平撑腰……泰山派、衡山派那两个人，说来气人，也都和封不平做一伙儿。他们三派联群结党，来和华山派为难来啦。就只恒山派没人参预。”

  “他们（嵩、衡、泰）三派联群结党，来和华山派为难”，是陆大有的个人观感，只怕岳不群、封不平、陆柏、左冷禅…所有当事人都会作此感想罢？‘泰山派’‘衡山派’来人，绝不单纯，他们代表着整个泰山、衡山派的政治、外交立场。衡、泰两派在这次纠纷中，武力帮助有限，其作用，就是摇旗呐喊以为声援，为左冷禅‘嵩山派’的干预政策提供道义支持，斯时‘华山派’掌门岳先生的政治前途，很难被看好（令狐冲刚巧在此刻习得‘独孤九剑’之事，无法预期），‘泰’‘衡’两派，如此表态，也是政界常情，永远要跟胜利者（左冷禅与封不平）站到一起而已，而已而已。

   　很难想像：衡山派门下，参与如此重大的事件，事先敢于不征得衡山派掌门莫大先生的同意。

      若果真如此，那只能证明：莫大在衡山，已被彻底架空，再无人当他领袖了。而且天门在泰山，也被同时架空。想来不至于此罢？

      假设：在南斯拉夫战争中，有德国某将军，未得国会与总理允许，擅自调兵开赴南斯拉夫前线，支援美军，这是何等行径？可以视同‘叛国罪’罢？

     ‘华山派掌门之争’与‘南斯拉夫战争’两事终有区别，稍显比拟不伦，则我们把场景调转回华夏：类似春秋战国时期，‘华国’有‘公子封’，与‘公子岳’争夺王位失败（实为上代之事，兹从简），率残部出逃在外。多年以后，身为‘霸主’的‘嵩国王’左冷禅派兵，联络‘衡国’‘泰国’军队，将‘公子封’送归‘华国’，逼迫‘华国王’岳不群退让王位……试想：‘衡国’与‘泰国’各自的领军者，仅仅代表其个人意志？未经两国国王准许，敢于擅自出兵？

     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而这种事，莫大先生还做过第二次，针对的，竟是他的老朋友令狐冲。“忽听得山道上有人叫道：‘五岳剑派左盟主有令，令狐冲不得擅篡恒山派掌门之位。’……其余数十人都已上峰，却是嵩山、华山、衡山、泰山四派的弟子……这数十人分成四列，手按剑柄，默不作声……”

     当‘五岳并派’之时，‘泰山派’跳出多人，投向左冷禅，反对本派掌门。其时，‘泰山派’掌门天门道人根本没料到如此变生肘腋，完全手足无措。假如此前已经先后两次有‘泰山派’的中层管理人员不奉自己号令，参与重大政治外交事件，帮忙左冷禅，则虽愚鲁如天门道人，面对‘并派’时的内讧，会毫无思想准备？

     “他们三派联群结党，来和华山派为难来啦。就只恒山派没人参预。”——这话，是书中人陆大有说的。这二十个字，却是小说作者金庸写的。

      字里行间，已经暗含褒贬了。

     ‘恒山派’掌门，定闲师太，政治智慧远高于泰山天门（她命令狐继位，真正神来之笔，有魄力，更具想象力，大气！）；政治操守，又非衡山莫大能望其项背，其品格较助华山岳君子，更判若云泥。当左冷禅联合各派逼岳不群退位之时，不肯落井下石的唯有恒山定闲。而当定闲与‘恒山派’在福建遇险，岳不群见死不救。当令狐冲遵定闲遗命继任恒山掌门，岳不群又为虎作伥加以阻拦，全不想当年自己遭遇相似境况衡山派如何待他。     

      时代的巨轮，正朝着他所期期以为不可的方向，浩荡前行。而他，深感自身之无能无力。当此境遇，或‘知其不可而为之’，或心知无望而放弃作为。莫大先生的反应，接近第二种。而“极力反对五派合并”（《笑傲》1440页）的定闲师太，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第一等人物。

      莫大先生随波逐流，定闲师太逆水行舟，无论怎样行事，同样不能阻挡‘五岳并派’的滔滔洪潮。

      天下，是嬴政、司马昭的世界；江湖，是左冷禅、任我行的江湖。

      桃源久已迷津，无路以避暴秦。

      赤日普照，谈何笑傲？

     ‘笑傲江湖’，是不死的精神追求；‘潇湘夜雨’，才是无奈的现实世界。

                     一二

     “叹杨家，秉忠心，大宋……扶保……金沙滩……双龙会……一战败了……”
      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抄段张爱玲《倾城之恋》，呵呵）

                                       2009、1、26

12000

参见拙文：《任我行不死？？！！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3b23301000571.html

《倚天长剑飞寒铓——金庸、張藝謀不同視角下的暴君秦始皇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3b233010005sw.html

                            ——亚伯拉罕·林肯

                      一
 

     “月光下只见一个儒生手执长剑，端立当地，正是师父岳不群。”（三联《笑傲》261页）——看岳不群的服装，是‘儒生’，而其‘端立’的造型，更似‘儒生’。

     有句美国俗话说，如果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那就是一只鸭子。此言甚好。同理，一个人，服装像儒生，造型像儒生，说话像儒生，那么，他，便是一儒生。

    当宁中则初见林平之，看他‘生得太俊，不像是练武的胚子’，半开玩笑地为新弟子规划了‘练武’之外另一份辉煌前程：“不如跟着你（岳不群）念四书五经，将来去考秀才、中状元罢。”

    似乎在岳夫人看来，岳不群先生学有专精，其学术专长：一是通晓《紫霞秘笈》，二是精研《四书五经》。

    岳不群，江湖人称‘君子剑’，他本人更是‘正人君子’曲不离口，例如‘君子和而不同’‘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等等，皆孔子名言也。

   ‘华山派’的正堂‘正气堂（或轩）’之‘气’，标举的应当就是孟子的‘浩然之气’（文天祥《正气歌》：“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岳不群，是武学家、政治家，也是道学家、理学家。

    岳不群这一政治人物的形象，从何而来？

    2000年，金庸在岳麓书院演讲时提到：自《天龙》而后，自己‘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尝试，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

    写完《天龙八部》，金庸即着手《笑傲江湖》的创作。

    岳不群这一人物形象，从何而来？

    从现实中来！表达了金庸“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

    金庸创作《笑傲江湖》的当时与之前，正是需要‘伪君子’也创造了大批量、高质量‘伪君子’的年代。

　　黎澍先生指出：当时“不断的思想改造，实为宋明理学翻版，专门制造伪君子也。”于此，李锐先生赞佩：“大家都曾经挨整受罪，但都没有像他这样，联系古人假道学概括得如此高妙。”

     岳不群，是伪君子、假道学。

     痛定思痛，黎澍先生所言，乃是事后的精辟的概括总结。大约在《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的同时，《明报》开辟一新栏目，《北望神州》。实则，金庸自1948年来在香港尤其是1959年创办《明报》之后，‘北望神州’是他的一以贯之的坚持。在不间断的‘北望’中，金庸不难从当时的报刊宣传中体会到强烈的虚假气息，模范人物一个一个，层出不穷。不说谎，做不成大事，不造假，甚至无以自存。国民诚信，扫地以尽。

     伪君子创造伪君子，伪君子被批量复制、克隆，“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那是一个需要‘伪君子’也创造了大批量、高质量‘伪君子’的年代。

     那个年代，‘岳不群’太多了。

                       二

     岳不群这一人物形象，从何而来？从现实中来，表达了金庸“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

     当然，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可能受到前辈作者或同时代作家作品的影响。金庸曾道：“从古人书中取材，文学创作向来如此。”

    台湾武侠小说研究者叶洪生先生便指认：卧龙生的小说《飞燕惊龙》出版在前，所以《笑傲江湖》中的伪君子岳不群是抄自卧龙生所创造的‘假好人’。

    陈世骧先生所言“读武侠小说者亦易养成一种泛泛的习惯……所求者狭而有限，则所得者亦狭而有限”，这一点，叶先生庶几近之。显见叶先生作成了一个笼子，把所有武侠小说罩在里面，让它们自我复制，自我消费，似乎笼子以外，再没有世界。

    金庸写的是‘武侠小说’，当然会受到其它武侠作品的影响，但没有金庸对‘武侠’之外中西古今文学作品的广泛的借鉴吸收，其‘集大成’，从何谈起？

    欲刻划一‘伪君子’，古今中外各类文学作品中有多少形象可资借鉴？金庸不此之图，非要去抄取一个二流作家卧龙生的‘假好人’？

    叶洪生的抬举，金庸不曾接受，事实上也无从接受。一九九八年，在科罗拉多大学举办的“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金庸对此有所解说，“岳不群是伪君子，他的原型相信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乡愿，德之贼也。’乡愿就是伪君子，孟子形容这种人“媚于世”、‘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中国社会中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有伪君子，不必到书中去找‘原型’。”

    孔、孟之论，金庸都引述到了。其实还可以再加上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的名言：“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

    岳不群毅然‘自宫’，练剑，藉此拿下‘五岳派’掌门的大位。如此‘君子剑’，当得起‘国妖’名号。

                       三

     令狐冲是岳不群的反动，正如贾宝玉是贾政的反动。任何时代，都有岳不群、令狐冲这两类人物的存在。

     鲁迅认为：“崇奉礼教的……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君子剑’岳不群，便是如此‘崇奉礼教’罢？ 

   “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令狐冲，即是这种“老实人”？

    鲁迅所言‘老实人’，是嵇康、阮籍。而令狐冲的《笑傲江湖》之曲，正改编自嵇康的《广陵散》。在《后记》中，作者并指出：“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由此看来，令狐冲在作者意念中，是竹林七贤、陶渊明一流人物。

    岳不群这样的伪君子、假道学，令狐冲有幸遇到并师从之。魏晋时代的‘岳不群’，阮步兵亦曾遭遇到、惊叹过，并纪录在案。

    以区区数十字，概括岳不群这类人物的人格特质、精神气象，我做不到，自有人能做，并且在一千多年前，已经做过了：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阮籍《咏怀》第六十七首）

    金庸小说中的‘君子’，与阮籍诗中的“洪生”，两个形象的吻合度，在80%以上。

    请尝试论之：

     洪生资制度——【一】、岳不群微笑道：“……本派不像别派那样，有许许多多清规戒律（刘按：虚怀若谷，犹嫌不足！）。你（指林平之）只须好好遵行这七戒，时时记得仁义为先，做个正人君子，师父师娘就欢喜得很了。”（三联《笑傲》280页）

      【二】令狐冲微微一笑，风清扬这几句话当真说到了他心坎中去，听来说不出的痛快，可是平素师父谆谆叮嘱，宁可性命不要，也决计不可违犯门规，不守武林规矩，以致败了华山派的清誉……

    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一个青衫书生踱了出来，轻袍缓带，右手摇着折扇，神情甚是潇洒……（林平之）眼见这书生颏下五柳长须，面如冠玉，一脸正气，心中景仰之情，油然而生，……心念一动：‘这位神仙般的人物，莫非便是华山派掌门岳先生？……　’”　

     堂上置玄酒——“岳不群引着众人来到后堂。林平之见梁间一块匾上写着‘以气御剑’四个大字，堂上布置肃穆。”

     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一]、“林平之冷笑道：‘你娘也真喜欢令狐冲。为了这小子，你父母不知口角了多少次。’岳灵珊讶道：‘我爹爹妈妈为了大师哥口角？我爹妈是从来不口角的，你怎么知道？’林平之冷笑道：‘从来不口角？那只是装给外人看看而已。连这种事，岳不群也戴起伪君子的假面具……’”

      【二】、“这‘夺命连环三仙剑’是华山派剑宗的绝技，……气宗好手仔细参详这三式高招‘夺命连环三仙剑’。诸人想起当日拚斗时这三式连环的威力，心下犹有余悸，参研之时，各人均说这三招剑法入了魔道，但求剑法精妙，却忘了本派‘以气驭剑’的不易至理，大家嘴里说得漂亮，心中却无不佩服。……（岳夫人）见丈夫突然使出这三招，心头大震：‘当年两宗同门相残，便因重气功、重剑法的纷争而起。他是华山气宗的掌门弟子，在这时居然使用剑宗的绝技，倘若给外人识破了，岂不令人轻视齿冷？……’”

     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  【一】、岳不群在石上坐下，缓缓的道：“二十五年之前，本门功夫本来分为正邪两途。”……岳灵珊道：“爹爹，咱们所练的，当然都是正宗功夫了。”岳不群道：“这个自然，难道明知是旁门左道功夫，还会去练？只不过左道的一支，却自认是正宗，说咱们一支才是左道。但日子一久，正邪自辨……”

     【二】向问天冷笑道：“岳先生能言善辩，令人好生佩服，只不过和‘君子’二字，未免有些不称。这般东拉西扯，倒似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了。”岳不群淡淡的道：“自君子的眼中看出来，天下滔滔，皆是君子。自小人的眼中看来，世上无一而非小人。”

     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一】、“刘正风得到讯息……忙迎了出来，没口子的道谢。岳不群甚是谦和，满脸笑容的致贺……余沧海心怀鬼胎……哪知岳不群见到他时，一般的深深一揖，说道：‘余观主，多年不见，越发的清健了。’……岳不群名字虽然叫作‘不群’，却十分喜爱朋友，来宾中许多藉藉无名、或是名声不甚清白之徒，只要过来和他说话，岳不群一样和他们有说有笑……”

     【二】、“刘贤弟，倘若真是朋友，我辈武林中人，就为朋友两肋插刀，也不会皱一皱眉头。但魔教中那姓曲的，显然是笑里藏刀，口蜜腹剑，设法来投你所好，那是最最阴毒的敌人。他旨在害得刘贤弟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包藏祸心之毒，不可言喻。这种人倘若也算是朋友，岂不是污辱了‘朋友’二字？古人大义灭亲，亲尚可灭，何况这种算不得朋友的大魔头、大奸贼？”

                        四

      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一】令狐冲…向师父、师娘躬身行礼，道：”师父、师娘，弟子试演田伯光的刀招。”岳不群点了点头。陆大有向林平之道：“林师弟，咱们门中规矩，小辈在尊长面前使拳动剑，须得先行请示。”林平之道：“是。多谢六师哥指点。”（三联《笑傲》275页）
    【二】“陆大有倒很守规矩，第一碗先给二师兄劳德诺，第二碗给三师兄梁发，以下依次奉给四师兄施戴子，五师兄高根明，第五碗本该他自己吃的，他端起放在那少女面前，说道：‘小师妹，你先吃。’那少女一直和他说笑，叫他六猴儿，但见他端过馄饨，却站了起来，说道：‘多谢师哥。’林平之在旁偷眼相瞧，心想多半他们师门规矩甚严，平时虽可说笑，却不能废了长幼的规矩。”

     讲究长幼之序、宗门规矩，不是坏事。但是：一则，过犹不及，讲规矩，不宜太过分、太刻意。再则，规矩，不可徒存形式。须有真情贯注其间，规矩的存在才有价值。

     张宗子谓：“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一无‘真气’，二无‘深情’，岳不群与他的‘华山派’，其弊正在于此。

     想令狐冲那厮，何曾指望别人对他唯唯诺诺奉命唯谨？他哪是这块材料！但事实摆在那里，“师兄弟姊妹间，人人以他是大师兄，一向尊敬，不敢拂逆。”（三联《笑傲》213页） ，这种局面，想非令狐冲个人促成，只能由岳不群领导下的华山派的“尊卑设次序”的‘企业文化’所决定。

     华山派中，有规矩，无真情。不仅无真情，规矩之存在，并且直接扼杀真情。当日华山‘思过崖’上，令狐冲大病要死，陆大有“飞奔下崖，去告知了劳德诺等师兄弟。”华山派弟子们也知“岳不群虽有严训……眼下他既有病，上去探病，谅亦不算犯规。但众门人仍是不敢一同上崖，商量了大伙儿分日上崖探病……”（三联《笑傲》326页）

     凉薄势利，乃至于此！

     令狐冲先后混迹于华山、恒山，对两派的不同风格、情味，感受极深切，“这些日来，和这些尼姑、姑娘们共历患难，众人对他既恭敬，又亲切……华山众同门中，除陆大有外，反而无人待他如此亲厚，突然要中途分手，颇感难以启齿。”（三联《笑傲》985页）

     岳不群与他的‘华山派’，一无‘真气’，二无‘深情’。表面雍容肃穆、一团和气，内里蝇营狗苟、冰寒肃杀。岳不群接任掌门之前‘气宗’对‘剑宗’的屠杀暂且不提，在岳掌门英明领导下，华山派已是热闹非凡。师父杀死弟子，女婿杀死女儿，二弟子是工贼叛徒内奸，大弟子先是被他的师弟们集体监视接着被师父赶出师门临行且不忘给他戴一顶窃贼的高帽子，四弟子被杀不过一日，其他弟子早已喜笑颜开，乐哈哈乐哈哈，华山派弟子笑开颜……

     有朋友认为：“如有任我行和岳不群供人选择，还应选岳不群，因为任我行比岳不群更坏。”

     此论，鄙人实难苟同。

     关键在于：任我行与岳不群均非普通人，而是政治领袖。短期看，作为政治领袖，任我行的危害，的确也大于岳不群。而从长期看，在斫丧民族元气、戕害民族精神上，很难说哪个更弱。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政治领袖的品德、作风，对于治下群氓，风行草偃，有着潜移默化的力量。

     华山派众弟子的集体表现，深堪玩味。在小说开场，他们谈论‘大师兄’何等亲切，一旦令狐冲见疑见嫌于师尊，立见冷眼冷落。他们集体坚信大师兄是窃贼？冷落他是出于义愤、一腔不可遏止的正义感？想来绝非如此，说穿了，十几年的交情，不及师父的眼色要紧，一群势利之徒！令狐冲，乃是异数，因为令狐冲的天性极强韧，岳不群对他的教育彻底失败，除此之外，岳老师的教育几乎完满无缺，‘君子剑’的流水线培养出了一整批的‘小君子剑’或称‘君子小剑’……

     尽管华山派弟子未必看清‘君子剑’的真面目，但并不妨碍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追随伪君子的脚步。

     个人伪善，危害有限。一个政治领袖的虚伪必将促成整个群体的虚伪。然后，在这一群体中出现任何缺德病狂之事，都已经不值得惊奇了。

     孔子强调诚信，《论语。颜渊》：“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期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而今日华夏之道德沦落、诚信荡然，老一辈表演艺术大师如五号【注一】诸人不能不任其咎。

     不过，要论所能祸害的范围，当然是任我行的更为广达。他是真正可以‘一统江湖’的不世出的枭雄，而岳不群，做到‘五岳派’掌门已经到头，能否坐稳，还成问题。

     岳不群类型政治人物，可以危害数十万人。任我行们足可危害数千万屁民，从这一意义上说，“任我行比岳不群更坏”，是成立的。

       【注一】我很赞同许倬云先生对此公的评价：“‘小忠大奸的伪君子’……对人的小恩小惠非常多，但是大节有亏，就是‘姑息养奸’……扮演一个‘伥’的角色……心理学上有个例子：苏菲亚罗兰当年演过一部片，女孩子被强奸之后，却全心全意屈服于施暴者。另外金庸小说《射鵰英雄传》里杨康的妈妈包惜弱，也可以说是同样的模式。”

                      五

     金庸笔下的伪君子岳不群，神情气象逼肖阮籍诗中之‘洪生’，是否便可以此断言：岳不群的形象，乃从《咏怀》诗生发而出？

     这话，我不敢说。叶洪生先生那样斩截的决断，俺没有。

     卧龙生的小说《飞燕惊龙》出版在《笑傲江湖》之前几年，叶洪生先生便以此断定《笑傲江湖》中的伪君子岳不群是抄自卧龙生所创造的‘假好人’。按照这一逻辑，既然阮籍的《咏怀》诗写在叶先生诞生之前一千多年，是否可以我断定：叶先生‘洪生’之名，出自‘洪生资制度’一诗？叶先生（或其尊人）也希望“委曲周旋仪，姿态愁人肠”？

     不是的。‘洪生’一词，意为“大儒”，本无贬义。很多的伪君子，貌似‘洪生’。却不是每一‘洪生’，皆如阮籍诗中的形象。

     不过呢，与其说‘君子剑’的形象源出卧龙生‘假好人’，我倒觉得出自《咏怀》诗的可能性大些。

     都不是的。“从古人书中取材，文学创作向来如此”，而所取材的对象，很难是单一的。

    ‘洪生’与‘君子’，情与貌，略相似。因为这种‘伪人’，每个时代都有，千载之间，而被两个有心人阮籍与金庸分别记录在案。

     面对相同的刺激，两位作者乃有相似的反应。

                       六

    “岳不群眼见剑尖只须再沉数寸，便能杀了令狐冲，此时自己生死也是系于一线，如何肯即罢手？拚着余力，使劲一沉，剑尖已触到令狐冲眉心，便在此时，后心一凉，一柄长剑自他背后直刺至前胸。”
     一代表演艺术大师，香消玉殒。或可挪借朱湘先生诗，《寻》，以作岳不群诔词：

      “你可以寻遍天堂，

       从日生的时候寻到日死：

       还燃起白烛夜中去寻觅———

       你决不会寻到一种东西，

       假君子！

       你可以游遍阴曹,

       看火油的锅里千人惨死;

       这些鬼魂,无论多么叛逆,

       他们总远强似一种东西,

       假君子!”

                                 2008、12、25

参见拙文：《好一座假山！———初谈岳不群》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3b233010007gg.html

《华山天下险！——再谈岳不群》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3b233010008oy.html

【附录一】  简论叶洪生之《论剑》

   一   导言

     金庸，第三次大修旧著，做的是加法，不是减法。修改过程中，难免有处理不好让人感觉‘书不如故’的地方，却仍值得肯定。

    不肯写新的，改旧的，也好。

    即便新版真的不及旧版，好在《金庸作品集》早已流播天下，真要看旧版，亦非难事。

    有那么二十年，金庸太累。从1955年算起，到约1975年，金庸写小说、社论等等，得文约2000万字。平均每日码字两千有余。

    最近的二十年，金庸太闲！基本上就没见发表新作品。

    慰情聊胜无。不肯写新的，改旧的，也不坏。新版旧版之相辅,即早晚心力之相形也.

    想想金庸也满可怜。不改，读者（如我）要找病的。修改吧，争议四起。冇法子，凡事有所得必有所失。

    金庸很幸运，那么多人关注他的作品。

    期待金庸的第四次修改旧作。或加或减，期于至当。

    金庸，第三次大修旧著，总是值得肯定的事。虽然，我仍感觉：修改过程中，多有处理不够理想的地方。 

    新版的好处，倪匡先生已经谈得很多很好。拙文主谈新版之失。

                                           2009、6

             二    “旁人听来毫无意义”

   “维廉走进来。她（马利亚娜）是多么活泼地向他飞过去！他搂住她那穿着红色制服的身躯，让那白缎子小背心紧紧贴在他的胸前，心情是何等的愉快！”（歌德《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

   歌德走笔至此，居然不曾这样描写：马利亚娜问维廉：“你一天想我几次？”维廉说：“一天至少想两百次。”马利亚娜道：“两百次不够，我要三百次。”维廉说：“我一天想你四百次，上午两百次，下午又两百次。”马利亚娜接着道：“你吃饭时也想我，就多一百次，一天想五百次。”

《维廉。麦斯特》的下文是：“谁肯在这里继续描写，谁又适于述说两个爱人的幸福!老女仆喃喃抱怨着躲到一边去，我们也随她走开，让这两个幸福的人儿单独留在那里。”行文至此，小说这一章节，也就结束了。

   面对类似的境况，‘谁肯在这里继续描写’？？大有人在！例如金庸这次修改《神雕侠侣》，添加了这样的情节：杨过与小龙女在英雄大会久别重逢时，小龙女问杨过：“你一天想我几次？”杨过说：“一天至少想两百次。”小龙女道：“两百次不够，我要三百次。”杨过说：“我一天想你四百次，上午两百次，下午又两百次。”小龙女接着道：“你吃饭时也想我，就多一百次，一天想五百次。”
   有朋友认为：以杨过的个性，应该不会说出这么肉麻的言语，鄙人大不谓然，我感觉：恋爱中的男女，什么昏话都可能脱口而出的。

   问题不在于杨过等诸多书中人物会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而在于就算可能说也未必一定要写在书上。小说又不是当年皇帝老儿的起居注，讲求有闻必录。适当的留白，是必须的。

   与其将此看做歌德与金庸的差距，毋宁看做壮年金庸与晚年金庸的差距更适合。因为：‘谁肯在这里继续描写’的道理，壮年的金庸也还明白。

  “天色渐渐黑了，李文秀坐得远了些。苏普和阿曼手握着手，轻轻说着一些旁人听来毫无意义、但在恋人的耳中心头却是甜蜜无比的情话。”（《白马啸西风》三联版344页）

   杨过、小龙女的对话，就算符合二人性格，但在读者看来，当然‘毫无意义’，写入书中，多此一举。

   《射雕英雄传》写郭靖远离大漠、与母亲分别一年多之后重新相聚，惜墨如金，只用了十二个字：“郭靖母子相见，自有一番悲喜。”

    我并不把王朔对金庸小说之‘金馒头’称呼，视为一种恶谥。

   齐白石画过一幅写意的大白菜图，题句“牡丹为花中之王，荔枝为果之先，独不论白菜为蔬之王，何也？”在白石老人看来，白菜既为菜蔬之王，则馒头亦可视作“面食之王”，馒头的价格远低于各种精美的宫廷点心，其价值？只有更高。

   馒头，大气、朴素，少雕琢，无花巧，淡乎寡味，却也是人间至味。

   这人间至味，被败坏，黑手却出自作者本人。

   金庸小说是朴素的，元气淋漓，不事雕琢。而此次大修，金庸丧失、背离了以往的朴素。馒头，不像馒头，倒像是北方人家过年时在素白的饽饽上印上红点，透出说不出来的一份喜气，同时也就不免染上一份说不出的俗气。

   感觉金庸这几年所做的，竟是为万里长城贴瓷砖的工作。如全部贴上瓷砖，效果又未必不佳。金庸则是每隔二里贴两平米的瓷砖，便徒见其斑驳陆离了。 

                             2008、11 、

                三   黄药师的户口问题

                    《山坡羊》，黄蓉还唱？
      

                        ——【明】 李贽

一

《精选雅笑》中，收录有一则《割股》的好玩故事，“有父病延医者，医曰：‘病已无救，除非君孝心感格，割股可望愈耳。’子曰：‘这却不难。’遂抽刀以出，逢一人卧于门，因以刀刲之。卧者惊起，子抚手曰：‘不须喊！割股救亲，天下美事。’”

‘天王老子’向问天，向先生，利用新结拜的兄弟令狐冲，救出老领导任我行，此时他们完全有条件携令狐一起脱困，然而，为了崇高的革命目的，向问天居然伙同任教主，把令狐冲扮成任我行，让他独自在地牢煎熬了两个多月。

这种行径，有朋友很是理解，认为完全合理。向问天的动机，朋友推测是出于对任我行教主的一片‘愚忠’之心。

不自禁想起上面的‘割股’故事。

果真以为‘割股’能够‘救亲’，从自己大腿上割肉，煮给老爹品尝，这是‘愚孝’。割着别人的肉，来救自己的爹，天下乃有如此‘孝子’？‘愚孝’云云，更是笑话，那位嚷嚷‘割股救亲，天下美事’的朋友，不知比你我机灵活泛多少倍！

卖了别人的命，尽着自己的忠。让结义兄弟时时面临生命危险，向问天藉此来表达对领袖的忠心，这就是传说中的‘愚忠’？

敢情易牙竟是‘千古忠臣’之楷模！向问天所出卖的，还仅是自己的结义兄弟，主子齐桓公想吃人肉，人家易牙先生可是把自己的小儿子也活活烹杀，敬献桓公！

二

当‘忠孝不能两全’时，优先考虑为国尽‘忠’，有朋友以此推论：在为“（教）主”尽‘忠’与对‘友’仗‘义’之间，向问天自然应当选择前者。

然而，‘忠孝不能两全’，说的是为了尽‘忠’而不得不在‘孝道’上有所欠缺，却不是要彻底背叛孝道，为了国家把老妈卖了，为了君王将亲爹送上祭坛，这算什么事啊？

就算‘忠’高于‘义’，也不代表一个人可以通过出卖朋友的方式来为主子效忠。

三

“韦小宝站起身来，说道：‘回皇上：……不过我对皇上讲究忠心，对朋友讲究义气，忠义不能两全之时，奴才只好缩头缩脑，在通吃岛上钓鱼了。’……康熙道：‘你对朋友讲义气，那是美德，我也不来怪你。圣人讲究忠恕之道，这个忠字，也不单是指事君而言，对任何人尽心竭力，那都是忠。忠义二字，本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你宁死不肯负友，不肯为了富贵荣华而出卖朋友，也算十分难得，很有古人之风。你既不肯负友，自然也不会负我了……’”（三联版《鹿鼎记》1827页）

一个人，能出卖朋友，必有出卖君主的胸怀。肯放心地把结义兄弟独自抛撇在险境，当性命交关之时，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危难中的领袖弃如敝屣。

“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同样道理，一个轻易出卖朋友的人，绝无可能真正对君主尽忠，更不要说‘愚忠’了。

四

对于任我行教主，向问天是忠臣？

那个滑头的小流氓韦小宝，也比向问天更像一个忠臣的样子。

韦公公小宝曰：“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韦氏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前明长公主刺杀康熙眼看要得手时，韦小宝想都没想，挺身为康熙挡了一剑。

韦小宝舍身卫护玄烨，固然出于一片忠君之心，也为了自己对‘小玄子’的那份兄弟之义。

任我行对向问天，也以兄弟相称，二人似乎也是份属君臣、情同兄弟。当任我行遇到生命危险时，向问天即使做不到韦小宝那样舍身代死，最差，也不至于独自逃生罢？

五

“任我行叹了口气，说道：‘向兄弟，这件事我实在好生惭愧。你曾对我进了数次忠言，叫我提防。可是我对东方不败信任太过，忠言逆耳，反怪你对他心怀嫉忌，言下责你挑拨离间，多生是非，以至你一怒而去，高飞远走，从此不再见面。’向问天道：‘属下决不敢对教主有何怨怪之意，只是眼见情势不对，那东方不败部署周密，发难在即，属下倘若随侍教主身畔，非先遭了他的毒手不可。虽然为本教殉难，亦属份所当为，但属下思前想后，总觉还是先行避开为是。倘若教主能洞烛他的奸心，令他逆谋不逞，那自是上上大吉，否则属下身在外地，至少也教他心有所忌，不敢太过放肆。’”（三联版《笑傲》858页）

任我行对属下，向来恩威并用。此时，已经开始‘敲打’这位向兄弟了。向问天避无可避，当然要对自己当年的‘一怒而去，高飞远走’有所解释。所谓“属下倘若随侍教主身畔，非先遭了他的毒手不可……属下思前想后，总觉还是先行避开为是。”，话说得很技巧，其实也很坦白，轻描淡写地坦承了自己当年的胆怯怕死。

至于“属下身在外地，至少也教他心有所忌，不敢太过放肆”云云，更体现了向先生极为高明的语言艺术。

黑木崖，日月神教的总部。12年前，东方不败发动的，是一场典型的‘宫廷政变’。黑木崖上，任我行、东方不败、向问天三巨头并立，而东方不败“ 部署周密，发难在即”，此时向问天走下黑木崖，会令东方不败“心有所忌，不敢太过放肆”？还是暗自庆幸任我行教主前面的‘防火墙’已经崩塌，更加肆无忌惮？

闯贼攻破北京，明朝廷文武百官四散奔逃，原来不是贪生保命，他们唯恐跑得太慢，是为了让自己尽量远的“身在外地”，这才让李闯“心有所忌”，不敢对崇祯皇帝“太过放肆”？

李闯让他们失望了，显然没有因此‘心有所忌’，而是步步紧逼，‘九难师太’的老爸，可怜巴巴，只剩一个太监王承恩在身边陪着，吊死煤山。

东方不败也让向问天失望了，居然未因向问天“身在外地”而“心有所忌”，反而更加快了政变的步伐，迅即囚禁教主任我行，登上大位。

向问天如非“思前想后，总觉还是先行避开为是”，确实“非先遭了东方不败毒手不可”，12年后也就无人赶到西湖‘梅庄’，救脱任教主了。

难道向问天未卜先知：东方不败政变成功，绝对不会杀害任我行？

太神奇了！

六
　　　
　　多年来，任我行虽了解‘向兄弟’为人，却未必晓得向兄弟一夜之间就获得了如此神奇的预见眼光、特异功能。向问天的解释，也就听听而已。　
　　向问天有救驾之功，任我行日后要夺回教主尊位少不得还要多多倚靠此人，而“中国成功的政治领袖，第一个条件是‘忍’，包括克制自己之忍、容人之忍……”（金庸《倚天屠龙。后记》），任我行装糊涂的本事向来很有一套的。听了向问天的说辞，任我行乃大为首肯，　“点头道：‘是啊，可是我当时怎知道你的苦心？……’”
　　　　
　　七
　　
　　　
　　向问天逃离黑木崖，教东方不败‘心有所忌’是虚的，免受池鱼之殃，不要‘遭了东方不败毒手’才是真的。
　　在《黑木崖一战》，我已经谈到：向问天在12年前的那场宫廷政变中，严守了‘中立’立场，由着你们（任与东方）玩去，（天王）老子不参乎了！　
　　向问天如此识相，远离是非之地，不曾坏了东方不败的大事。东方不败成功篡位上位后，也不会亏待老朋友，向问天不仅未遭毒手，也保全了自己‘光明右使’的权位。似乎12年间，东方不败旧任的‘光明左使’一职，虚悬，无人出任。则‘光明右使’向问天已经是日月神教第二号大头领了。古来于易代之际，前朝老臣而能有向问天的遭际，难得之至。
　　
　　　
　　八
　　
　　12年间，向问天先后两次，对两任教主，不辞而别，离开黑木崖。　
　　第一次，是为了贪生保命，免遭东方不败毒手。第二次，按照倪匡先生的说法，则是“胆色过人，在东方不败势焰熏天之际，面对魔教和正派人物的追杀，毫不畏惧，一心一意，只想将任我行救出来，是天下好汉的榜样。”　
　　12年前，向问天明知任教主随时面临不测之祸，怕死，夹着尾巴逃了。12年后的向问天，乍一听闻任教主的消息，不顾一切，迅即就道，冒死营救。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你早干嘛去了？　
　　这两个向问天，是一个人吗？
　　
　　

九

不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做坏事，只要你能让人看了讨厌、碍眼，即已构成犯罪，罪名？“可恶罪”！

“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许多罪人，应该称为‘可恶的人’。（鲁迅《而已集》）”

日月神教与神龙教，都涌现出了一批罹罪的老家伙，罪名各各不同，究其实质，都是倒霉在这“可恶罪”上面。

苏荃、杨莲亭这样夤缘骤进、平步高升之人，要实际掌握大权，非杀大臣、老臣不足以立威。如其还有继位企图，仅仅贬黜老臣尚且不够，只有将老臣尽数（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诛戮或圈禁，才有指望。

无根道人代表‘神龙教’全体‘老兄弟’，向洪安通教主与夫人哀求“饶了我们几十个老兄弟的性命……便叫我们老头儿一起滚蛋罢”，此议深获教主夫人苏荃女士嘉许，叹为“异想天开之至”！

几千年来，‘一朝天子一朝臣’乃是惯例。新皇即位，往往要贬黜父皇生前倚信的老臣。皇子继承皇位，以当时的社会伦理而论，具有十足的正当性、合法性，把老臣赶回老家，免得在朝堂碍眼、碍事，也就罢了，他们对新皇的威胁并不大。

苏荃、杨莲亭的继承权，则完全没有合法性。

哪一天东方教主告别‘千秋万载’、洪教主再不“寿与天齐”，谁能保证这帮‘老头儿’不会重回日月教、神龙教，找寻他们失去的天堂？

就算你决意退出角斗场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你曾经的勋绩、资历、威望摆在那里，不会随你的隐退而‘一风吹’，因此，你就犯下了最不可恕之‘可恶罪’，成为罪人中的罪魁！

“洪夫人道：‘我不过二十几岁，那也没有功劳了？’钟志灵迟疑半晌，道：‘不错，夫人也没有功劳……’”——钟志灵倚老卖老，必死无疑。“站在钟志灵身周的七名白衣少年一听，长剑同时挺出，一齐刺入钟志灵身子。　七剑拔出，他身上射出七股血箭，溅得七名白衣少年衣衫全是鲜血。”

“童百熊仰天大笑，说道：‘我和东方兄弟交朋友之时，哪里有你（杨莲亭）这小子了？当年我和东方兄弟出死入生，共历患难，你这乳臭小子生也没生下来，怎轮得到你来和我说话？’”——童长老遭遇杀身之祸，与前教主任我行的会谈不是大问题，对杨莲亭一贯的轻蔑、对杨氏继承权的威胁，方为取死之因。

童百熊与东方不败‘八拜结交’，向问天与东方教主的交情无此深厚，而向问天在教中的地位比童百熊高、武功比童百熊强，对杨莲亭权柄的威胁自然更大。

尤其向问天历史上曾经反对过东方圣教主，犯有严重的路线错误，凭什么要求东方不败与杨莲亭对他，比对童百熊更客气？

杨莲亭要对童百熊下毒手，东方不败彻底纵容——当然，这是向问天离开黑木崖之后的事了。

如果向问天不曾离开黑木崖，东方不败、杨莲亭会对向问天下手吗？

向问天逃离黑木崖之前，东方不败、杨莲亭已经对向问天下手了吗？

十

童百熊终于做了杨莲亭的囚徒，他“拖着极长的铁链，说到愤怒处，双手摆动，铁链发出铮铮之声。”

铁链，铁链，又见铁链！

这根‘铁链’，记得此前有人已经戴过了。

我说的，还不是地牢中的任我行的手上的那根。

‘凉亭’中，令狐冲初遇向问天，只“见他双手之间竟系着一根铁链，大为惊诧：‘原来他是从囚牢中逃出来的，连手上的束缚也尚未去掉。’”

向问天像非洲的土著人那样，特喜欢全身挂满装饰品，这才在离开黑木崖后，找来铁匠给自己精工锻造、安上了这根铁链？似乎不像。

实则，在离开黑木崖之前，向问天已经作了东方不败杨莲亭的囚徒。

有朋友怀疑“向问天一定被囚于黑木崖吗？为什么不可能是下崖之后被擒，再脱逃再被追杀？”，我认为此种可能性不存在。

且看向问天的自述，“我一下黑木崖，东方不败那厮便派出大队人马，追杀于我，又遇上正教中一批混帐王八蛋挤在一起赶热闹……”，整个过程由向问天说来恍如惊险影片，环环相扣，时间紧凑至极。向问天“遇上正教中一批混帐王八蛋”之后，再遇到的，就是令狐冲了。

十一

这根‘铁链’，令狐冲见过，任我行没见过。

某一时间，似乎向问天也不想让任我行知道自己戴过这件装饰品。因此他才面对任我行作真情告白：“直到最近，才探知了教主被囚的所在，便即来助教主他老人家脱困。岂知我一下黑木崖，东方不败那厮便派出大队人马，追杀于我……”

“岂知”？

中外古今，越狱潜逃的，成千论万。唯有向问天如此天真，认定：越狱成功，万事大吉，再不会有人追拿缉捕逃犯……

 十二

任我行被囚12年了，向问天一直没有“探知教主被囚的所在”，等到他在黑木崖上做了东方不败的囚徒，居然就“直到最近，才探知了教主被囚的所在”。

莫非河北省的黑木崖的牢房，与浙江省的西湖‘梅庄’的地牢之间，有一条电话热线？

 十三

12年前，向问天离开黑木崖，是为了逃命。

12年后，向问天第二次离开黑木崖，更是为了逃命。

向问天一旦越狱潜逃，东方不败那厮必然要“派出大队人马，追杀……”

被追杀的旅程，太可怕。但是，不逃，顷刻间便要首身异处。

 十四

就算你决意退出角斗场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你曾经的勋绩、资历、威望摆在那里，不会随你的隐退而‘一风吹’，因此，你就犯下了最不可恕之‘可恶罪’，成为罪人中的罪魁！

向问天被囚禁，是因为犯下这‘可恶罪’，而不是让杨莲亭发现了他心怀故主、要去搭救任我行。

因此，自向问天逃离黑木崖之后两三个月，日月神教总部‘黑木崖’，并无通令‘梅庄’加强监狱管理的任何表示。

 十五

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如果不是向问天运气好，从黑木崖成功越狱，那就只有束手待毙的份了。

逃离黑木崖，最后还是个死。日月神教的潜在实力何等庞大，没有谁比向问天更清楚。如今已被定性为“反教大叛徒向问天”，以后的岁月，随时面临数万教徒的追杀，今朝不知明日事，多活一天，也是赚的。

‘凉亭’中，若无令狐冲仗义援手，向问天已经死了。

置之死地而后生。要保全性命，再考虑恢复自己在神教中的权力地位，唯一出路：推翻东方不败的统治，干掉东方不败的性命！

我的看法，与倪匡先生仍是正相反。

倪先生认为：为了让老领导任我行脱险，向问天才甘冒大险。

鄙意则谓：为了最终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向问天才决意要救任我行出险。

欲图自救，必得救任。非先救任，不足以自救。只有与任我行结成‘反东方’的统一战线，打到东方不败，才会有向问天的好日子过。

向问天独身走下黑木崖，一路逃亡，逃亡……

向问天与任我行并肩战斗，不断出击，出击，再出击……

在少林寺那么凶险的境地之中，有天纵英明的任教主罩着他，向问天仍是安全的。甚至不需要向问天出手，一切，任教主安排妥当，三战，两胜！向问天尾随教主，挥一挥衣袖，作别少室山上的云彩，潇洒地像金庸的表哥徐志摩‘再别康桥’。

志摩诗云：“险——不用说，总得冒，不拼命，哪件事拿得着？”向问天、任我行终于重回黑木崖，面对‘天下武功第一’东方不败，再凶险不过。没法子，要拿回各自失落的权杖，这种险，总得冒。东方不败一日不死，他们自己就死无葬身之地。

东方不败终于一败涂地。

向问天从来都是政坛不倒翁，这一次日月神教的政局大变动中，他，像12年前一样，还是大赢家。保全了性命，铲除了政敌，并且取得了更高的‘光明左使’的权柄。

  十六

为投‘江南四友’所好，向问天搜罗了范中立的画、张旭草书、《广陵散》曲谱、《呕血》棋谱，在在皆是世间可遇而不可求的罕物儿，要搜罗齐备，岂是短期内能做到的？

向问天“探知了教主被囚的所在”，应当不是他自言的“最近”。

向问天心思缜密无比，一直在做着搭救任我行的种种准备。

却又引而不发。

救不救？什么时候去救？这个，由东方不败决定。

向问天这种类型的‘政治人物’，可以叛卖任何人，自己的性命最紧要。任何原则性的教条（如忠、如义）都不足以束缚其手脚，作为与不作为，全视是否对自己最有利而定。向问天，不会做任何人的忠贞不二之臣。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相互那么多、那么久的恩恩怨怨，向问天对东方不败怎么可能没有戒心？总要给自己留条后路、退路吧？

以常识论，向问天自然要做两手准备。以革命的两手，随时准备对付、反击东方不败的反革命的两手。

救不救任我行？什么时候去救？这个问题，向问天交由东方不败作决定。

君臣怡怡、和乐且湛，自然万事好说。撕破脸皮，大不了鱼死网破！你既不仁，我绝不义，讲啥子温良恭俭让？还有对你客气的？

我们看到：向问天一戴上那根手链，飞奔去救任我行！

十七

若非天上掉下个呆狐狸，向问天获得令狐冲的意外相助，凭他自己，能否救脱任我行？

不好说。

那要先看监守任我行的四个狱卒身上，有无，有多少、多大的弱点。

“黄钟公道：‘……都因属下四人耽溺于琴棋书画，给人窥到了这老大弱点，定下奸计，将那人……将那人劫了出去。’”琴棋书画，何等雅事！然而在厚黑政治的背景下，确实要不得，真真‘老大弱点’。

金庸认为‘决断明快’乃是成功政治家必备要件之一。因为令狐冲的意外出现，向问天及时迅速的变更了原定的营救计划，顺利救出任氏。就算没有令狐冲，向问天也必然先以江南四友的这一‘老大弱点’为突破口，成败皆有可能。至于向问天原先制定的具体计划如何，猜起来太累，放下。

‘江南四友’并非东方教主的铁杆亲信，东方不败如何敢将如此重大而敏感的差使交付他们？原因之一，在黄钟公馈赠令狐冲疗伤圣药时可略见端倪：“我兄弟既无门人，亦无子女”，这样，向问天（或其他营救者）就无从绑架‘四友’所爱之人，要挟于彼。

  恐惧，源于爱欲。‘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除了琴棋书画，江南四友是否再无贪恋爱欲？

千古艰难唯一死，唯黄钟公不怕死，所以，死了。

剩下三友呢？

“众人正惊惶踌躇间，黑白子忽然大声道：‘教主慈悲，属下先服一枚。’说着挣扎着走到桌边，伸手去取丹药。……任我行目光向黄钟公等三人瞧去，显是问他们服是不服。　秃笔翁一言不发，走过去取过一粒丹药服下。丹青生口中喃喃自语，不知在说些甚么，终于也过去取了一粒丹药吃了……”

只要‘四友’中还有贪生怕死的，向问天总可以先礼后兵，馈送雅玩无效，则继以威迫。

三友中，黑白子最贪恋生命。此外，他还酷嗜《吸星大法》。

周伯通对武功的热爱，出于天性，纯粹的学术兴趣。黑白子不是老顽童，他一直缠住任我行要苦学《吸星》，当有更远大的抱负。黑白子的本性，绝不是隐士，他不会甘心终老梅庄，心念中时时觊觎着更高的地位、更大的权力。

‘梅庄’地牢的堡垒，最容易从黑白子身上攻破。

救任我行，最大的困难就是不知他被囚的具体所在。不论以何种手段，向问天只须探知了地方，其它钥匙、牢门、铁链等等，都不是问题。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向问天对‘四友’的底细了解通彻，‘四友’对易容上妆后的向问天完全无知。向问天的武功、智计，又远在‘四友’之上。就算救任我行不成，向问天从‘梅庄’全身而退，应该没有问题。

十八

在传统文化未遭彻底破坏之前，国人所言‘忠臣’，务期正色立朝、犯颜直谏，匡正君主的过失，当‘忠’与‘道’相联结，彼此统一于一人，华夏传统的‘忠君之道’仍自有其可取之处，未容全盘抹杀。荀子所谓“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如其全无风骨，一味地迎合阿顺于君王，迷信盲从，孟子道是：“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汝）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向问天在逃亡途中滥杀无辜，在少林寺赞助任教主滥杀无辜。任我行把令狐冲弃置地牢，向问天默许。‘日月神教’这个邪教大搞个人崇拜，向问天主持仪式（ “向问天右手高举，划了个圆圈，数千人一齐轨道，齐声说道‘江湖后进参见神教文成武德泽被苍生圣教主！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忠臣乎？佞臣乎？

“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向问天……是政治人物。”（《笑傲。后记》）

向问天不是一个人，代表着历史、现实中的某一政治家类型。

《笑傲江湖》，稗官野史也。如果向某人出现在皇皇正史之中，忠臣乎？佞臣乎？

无论如何，此一‘两姓家奴’，可以毫无愧色地健步跨入《贰臣传》的光辉行列。

十九

以上，完全是我对《笑傲江湖》一书、向问天其人的‘主观’看法。

是人，非神。一个人看完一本书对书中一个人物写出的一篇评论，谈的当然是自己的个人观点，能不‘主观’？谁啊？

有些‘大词’，我一看就头大。例如：辩证、全面、客观……

真能做到，这些，多么美好神圣的词汇！

然而，可能吗？

忆往昔，那最早、最大声喊出‘辩证全面客观’的大人物，所说、所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不辩证全面客观的话，和事。

任我行，代不乏人，其人格特质：自大狂，致命的自负。

“鲍大楚大声道：‘圣教主不是凡人，他老人家是神仙圣贤，便是佛，便是菩萨！’……任我行听着属下教众谀词如潮……心想：‘这些话其实也没错。诸葛亮武功固然非我敌手……孔夫子的才智和我任我行相比，却又差得远了。’”

有朋友指出：你的评说，太‘主观’！鄙人绝不以此为嫌。当然主观，还用说吗？就像我不会因为被提醒‘正在喘气’而自豪或羞愧一样，大家都在喘气啊！

然后我又非常‘主观’地去想象朋友的心思。为何要把‘主观’与‘太主观’作为一种不名誉，特意提出来？是不是因为：我的表达，与他的看法，不一致？跟他想法差不多，我就‘客观’。假如不一样？坏了，主观！太主观！太太主观！

我实在拎不清：朋友自己的想法，主观乎？客观乎？

一个人，虽荣幸地归到万物之灵的队列，最好也不要忘记人的有限性。“人知其一，莫知其它”，不丢人。

辩证全面客观，是另一形式的‘通天塔’，能建成吗？

自然科学，我不懂，不谈。至于人文领域，我根本不相信‘绝对真理’之存在。

无求备于一人。不要求每个人做到辩证全面客观，则每个人都可以尽情表达各自的不尽正确的观点看法，整个社会声音多元、观念互补，其综合效果，全社会对各类事物就可以形成比较辩证全面客观的看法。要求每个人做到辩证全面客观，那么谁的观点最‘辩证’最‘全面’最‘客观’？又由第二个‘谁’、以什么标准来判断？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谁的官位最大，谁就最‘辩证’最‘全面’最‘客观’最接近真理！而真理既经觅出，其他人等只好噤口，其它各种不够‘辩证全面客观’的观点势须自动消音。全社会只存在一个声音、一种‘真理’，这样的结局，辩证吗？全面吗？客观吗？

不求辩证全面客观，而辩证全面客观存；强求辩证全面客观，则辩证全面客观亡。

贰拾

此文，是接着上一篇《黑木崖一战》的思路，写成的。在《黑木》贴后，有朋友留言，认为金庸写小说时不会动那么多心思。

我绝对赞成他的看法。

万九九九九，我猜错了，当然作者不会动这些心思。

万一我猜对了，作者仍然不需要动那么多心思。

我们某些简单的动作、话语，背后往往隐藏着太多太复杂的心理动机，意识、潜意识、无意识，我们自己未必了然。小说中的人物，其一举一动，作家是否都用了很大心思去详尽分析了他们的最细微的心理活动？第一，不需要。因为：第二，做不到！

小说家只须写‘其然’，不须解释其‘所以然’。人物性格初步形成，其行事，有其自身的轨迹。小说家这样写而不那样写，靠他的人生阅历、对人性的认识，有时根本靠的是直觉。

大文学家，像按自己形象造人的上帝，只创造，不解释，李白自夸：笔参造化。又像扶乩的乩童，记录，不管何意，愚民喧呼：有鬼上身！

2003年，与金庸对谈时，王蒙的一段话说得再好不过：“至于（《红楼梦》）这本书还能起一些别的作用……我觉得这些都是曹雪芹自己没有认识到的。愈是伟大的作家，他自己不一定认识得到，但作品达到了。”

对于《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人物，托尔斯泰说：“他们做了现实生活中必定会做的事，而不是我想让他们做的事。”金庸自己也说：“大致我先想几个人物想充分了，然后就让这几个人根据他们的个性去活动，有时候人物不受控制越过笔端自己发展……”

因此，我首先要自己面对的，是小说文本。只要感觉逻辑上足以自洽，便坦然写出，愚者一得，而聊备一格。不会拘执于要为作者代言。我还是赞同清人谭献的观点:“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
    有我自己的底线：全合作者本意不可能，只求不过分悖离。

二一

“政治上大多数时期中是坏人当权……一向有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隐士。”，这是作者写在《笑傲江湖。后记》中的一节文字。邪教中的向问天，数十年来一直是最大的当权派之一，难道作者试图借这个人物的塑造，描写中国三千年政治中‘好人当权’的少数特例？

拙文《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给向问天卸妆》，是从朋友之‘义’上质疑向问天的品格。此篇《忠臣？佞臣？贰臣？——给向问天再卸妆》，则试图从臣道之‘忠’来揭开（我所见）向问天真面目。

实则，两文主旨并非要从道德上打倒‘天王老子’，只是写出我读到的不同于倪匡等人视角的向问天：不是‘侠客’，是‘政客’；不做‘忠臣’，更不‘愚忠’。

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向问天“做了政治生活中必定会做的事”、对自己最有利的事。

好制度使坏人欲作恶而不能，坏制度让好人欲从善而不得。把向问天定位为‘坏’，有失厚道。

我只能说：以现代政治文明作参照，类似日月神教的政治、制度，十足邪恶。

二二

2006年8月，从乱纸堆中找到上世纪写的一篇旧文，《给向问天卸妆》，重新整理一过，贴到网上，这是我妄谈《笑傲》的第一篇文字，此后围绕《笑傲》书，断断续续，写出三十几篇。

写到这《给向问天再卸妆》，我对《笑傲》，已经无话可说。

肇端于向问天，终结于向问天，鄙人并无预先的规划，一步步走到这里。

此中因缘，实不可解。

                                    2008、9、6

参阅拙文：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给向问天卸妆》
　　
　　http://www.17xie.com/read-12391.html

   《白首相知犹按剑——再再给向问天卸妆》

http://www.17xie.com/read-12390.html

  河洛地区，却是华夏民族的老根，是我们的精神故乡。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陈公子名‘家洛’，完全不错。

  金庸给自己第一部小说的主人公取这样一个朴素的名字，意在向曾经灿烂今日蒙尘之华夏文明致敬？

  怀旧！怀旧是金庸小说在海内外广大阅读者中引发的集体情绪。

                    解读“三尸脑神丹”解毒

‘日月神教’教主的专利，三尸脑神丹，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鲍大楚道：‘服了教主的脑神丹后，便当死心塌地，永远听从教主驱使……属下自今而后，永远对教主忠心不贰……’”　
　　‘日月神教’是金庸虚构的一个‘教派’，而在‘教派’中，甚么东西对教徒之‘脑’有着如此强大的控制力量？　
　　‘三尸脑神丹’，是否象征着这一‘教派’的教旨、教义、教条？
　　不从象征意义去理解这个‘三尸脑神丹’，则《笑傲江湖》又多一漏洞：任我行把《葵花宝典》传给东方不败，但并不曾（也不可能）传授研发、调制‘三尸脑神丹’的专利技术，东方不败一上台，咋就无师自通了呢？　
　　“再者，不同药主所炼丹药，药性各不相同，东方教主的解药，解不了任我行所制丹药之毒。”——新教主上台后，自然要搞出自己一套新的教旨、教义。配料与前差不许多，配方，不妨再斟酌。
　　教徒，在教主面前，吞服‘三尸脑神丹’，似乎隐喻着教主对教徒大脑的彻底的占领、占有、占据。从此教徒必须无限笃信这位教主的教义，至于迷信的程度。
　　黄钟公自杀，‘神教’的长老，王诚，怒斥为“畏罪自尽”，丹青生怒不可遏，要与王诚拼命。然而，终于“丹青生想起已然服了三尸脑神丹，此后不得稍有违抗任我行的意旨，一股怒气登时消了，只是低头拭泪。”，书中这四句话，尤其‘怒气登时消了’语，意涵极之幽眇微妙，怕不是‘敢怒而不敢言’那么简单。
　　丹青生等人之前也曾服过伪教主东方不败的真的如假包换的‘三尸脑神丹’，为什么金庸不在任我行杀死东方不败之后轻轻带上一笔：在东方不败的某一‘密室’中发现了谮主东方不败配制的解药，分发丹青生等人，为他们彻底解除‘东方牌三尸脑神丹’的毒性？
　　写《明报》连载时疏忽了，后来金庸几次修改，加上这一情节不难啊？
　　我的理解是：无论‘东方牌’还是‘任记’的‘三尸脑神丹’，根本就没有解药。
　　虽然书中多次出现‘解药’一词，那也非‘解药’，是名‘解药’（套用佛经语）。
　　 ‘三尸脑神丹’由两部分组成。“（桑三娘）从桌上拿了一枚丹药，用指甲将外面一层红色药壳剥了下来，露出里面灰色的一枚小圆球……‘三尸脑神丹’中藏有僵伏的尸虫，全仗药物克制，桑三娘所剥去的红色药壳，想必是克制尸虫的药物”。
　　下面，我一概把“里面灰色的一枚小圆球”称作“内核”，而把“外面一层红色药壳”称为‘外壳’。
　　“内核”内，就是‘三尸神’的‘尸虫’，而“外壳”，是“克制尸虫的药物”。
　　书中写道“这三尸脑神丹中里有尸虫，平时并不发作，一无异状，但若到了每年端午节的午时不服克制尸虫的药物，原来的药性一过，尸虫脱伏而出……”——‘原来的药性’中的‘药’字，指的是‘三尸脑神丹’原装的‘外壳’。而“克制尸虫的药物”，指的就是那所谓的“解药”。
　　“内核”加上“外壳”，才称得起正宗的“三尸脑神丹”。只有‘内核’而无‘外壳’，教主的‘三尸脑神丹’就失去了在精神上控制教徒的作用。而所谓的“解药”，其化学成分，与“外壳”完全一样！
　　‘解药’不仅不是解药，而且是“不解药”，是为了让‘三尸脑神丹’可持续地发挥作用。它对‘三尸脑神丹’完全不具备解除、解脱、解咒、解毒的效果，却是在稳定、巩固、充实、提高！
　　人死病去根。不服‘解药’，只能等死，死了，‘三尸脑神丹’就解了。服了‘解药’，就再给教主当一年精神上的奴隶，年复一年，永无解脱之日。
　　教徒每年服下教主恩赐的‘解药’，是否意味着：教主不间断地，用自己鼓捣出的伟大‘教义’，对广大教徒，进行深入的思想饲服与灌输？
　　分派‘解药’，在端午节。端午所纪念的，是屈原。三闾大夫固然是大诗人，他对他的楚王感情又极其深厚，乃以妾妇自居、以‘美人’自譬（如“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之句，比比皆是），日月神教的‘圣教主’，也希望广大教徒达到这样的思想境界罢？　
　　‘三尸’之说，出自道家。《云笈七谶》：“人身有三尸神即三虫,上尸名彭倨又号青姑,好宝物,令人陷昏危。中尸名彭质又号白姑,好五味,增喜怒,轻良善,惑人意识。下尸名彭矫又号血姑,好色欲而迷人。”
　　‘三尸脑神丹’的‘内核’，就是这‘三尸’、‘三虫’，代表了人的各种欲望。幸好包有‘外壳’，那是“克制尸虫的药物”，代表了‘禁欲’？教徒们禁绝了一切欲望，方能心无旁骛，“死心塌地，永远听从教主驱使”（这是鲍大楚长老的誓言）。
　　禁欲既久，必然走向反面，彻底的纵欲。‘三尸脑神丹’的‘外壳’，一旦被‘尸虫’咬破，“钻而入脑，咬啮脑髓，痛楚固不必说，更且行事狂妄颠倒，比疯狗尚且不如……其人行动如妖如鬼，再也不可以常理测度，理性一失，连父母妻子也会咬来吃了。当世毒物，无逾于此。”
　　《抱朴子。微旨》则谓：“（三尸神）欲使人早死，此尸当得作鬼，自放纵游行，飨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所为过失。”，敢情这‘三尸神’特喜欢给人打小报告！
　　接收小报告的‘上天’的‘司命’，在‘日月神教’，约等于‘圣教主’罢？
　　许多科幻小说都有这样的恐怖猜想：未来的统治集团会在每个人的脑子里植入芯片，密切关注此人的‘思想动向’，一旦发现‘不良思想’，信息马上传到统治者那里，然后，世界就清凉干净了……
　　‘三尸脑神丹’自然没这么玄乎、这么高科技，未必全无这种隐喻意味。
　　东方不败死了，吃过他特制‘三尸脑神丹’的教徒，怎么办？
　　不怎么办，什么都不必干。
　　老教主一死（或被罢黜），他搞的那些教义、教旨、教条，自然失去了对教徒们的吸引力、号召力、凝聚力，‘三尸脑神丹’的魔咒，自动解除。
　　无奈，老牌‘三尸脑神丹’还没失效，新教主的‘三尸脑神丹’已经送到嘴边。
　　旧的思想禁锢，甫解，
　　新的思想禁锢，更烈。
　　
　　
　　
　　
　　
　　附录一：[豹胎易筋丸]
　　
　　
　　
　　与《笑傲江湖》“日月神教”形态接近的，不是《倚天屠龙记》的‘明教’，而是《鹿鼎记》中的‘神龙教’。
　　与任我行教主的‘三尸脑神丹’相似的，也不是张无忌教主的“七虫七花膏”，而是洪安通教主的“豹胎易筋丸”
　 “豹胎易筋丸”照样也有“解药”，而这所谓的“解药”，也与“三尸脑神丹”的“解药”一样，完全不具备解除、解脱、解咒、解毒的效果，却是在稳定、巩固、充实、提高！
　　‘豹胎易筋丸’与整个神龙教的精神完全一致。金庸如是解释《鹿鼎记》第十九回的回目：“‘百金立木招群魔’句，本书用以喻神龙教教主先以甜头招人归附，然后施行严刑峻法，部勒教众。 ”，‘豹胎易筋丸’的服用过程与此相似，“韦小宝依样葫芦，跟着照做，接过‘豹胎易筋丸’，当即吞服，过不多时，便觉腹中有股热烘烘气息升将上来，缓缓随着血行，散入四肢百骸之中，说不出的舒服……”，那种感觉，似乎很‘甜’（‘教主先以甜头招人归附’），然而“胖头陀叹了口长气，道：‘我服豹胎易筋丸，这是第二次了，那真是死去活来，现在还常常做噩梦。我本来很矮很胖……一个矮胖子，在三个月之内，身子忽然拉得长了三尺，全身皮肤鲜血淋漓，这番滋味好不好受？’”，整个过程，惨过凌迟之刑（‘然后施行严刑峻法，部勒教众。’）
　　“豹胎易筋丸”能够迅速、全面改变一个人的形体特征，为何是‘豹胎’而非‘熊胎’‘驴胎’？难道豹子的胚胎（或胎盘）中正含有‘变’的基因？
　《周易.革》:“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幼豹身上并无花纹，难看的很，长成后则绚烂斑斓，相较幼时，几近脱胎换骨。
　　彻底控制了一个人的身体，同时也就极大程度地操纵了此人的思维意识。所以‘豹胎易筋丸’除了令人‘革面’的疗效外，未尝不能使人有所‘洗心’。
　 ‘豹胎易筋丸’的‘筋’，与《易筋经》的‘筋’，是一根‘筋’吗？
　　有无改变‘脑筋’的涵义？
　　瞎猜瞎猜，莫怪莫怪！

                              2008、8、19

附录二：

端午：日月神教的盛大节日

    “这‘三尸脑神丹’中里有尸虫，平时并不发作，一无异状，但若到了每年端午节的午时不服克制尸虫的药物，原来的药性一过，尸虫脱伏而出……”（三联版《笑傲》850页）

    “盈盈俯身在他（岳不群）身边低声道：‘每年端午节之前，你上黑木崖来，我有解药给你。”（《笑傲》1429页）

    ‘日月神教’教徒每年得到‘三尸脑神丹’解药，如果晚于端午节，就来不及了。

     也是在每年端午，教主任我行先生例行大宴群臣。

    “向问天道：‘就是东方不败发难那一年，端午节晚上大宴，小姐在席上说过一句话，教主还记得么？’任我行搔了搔头，道：‘端午节？那小姑娘说过甚么话啊？那有甚么干系？我可全不记得了。’向问天道：‘教主别说小姐是小孩子。她聪明伶俐，心思之巧，实不输于大人。那一年小姐是七岁罢？她在席上点点人数，忽然问你：爹爹，怎么咱们每年端午节喝酒，一年总是少一个人？……’”（三联版《笑傲》860页）

    看来，神教对教徒工作成绩的考核，固定在每年5月5日公布。有功的，赏解药，并有其它奖励；有过的，扣发解药，或伴以多种惩处。

    特殊情况下，神教的权力格局，会在这一天，重新洗牌。

    为何定在端午？

    还是要从‘日月神教’的教名、教义中寻索。日月神教崇拜太阳，又将教主视为太阳神化身。而端午，古时又称‘天中节’，唐韩鄂《岁华纪丽》这样解释端午：‘日叶正阳，时当中夏’，是说端午节处于夏季的正中，即‘正阳’位置，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一天，太阳才是最当中的。此日，‘日月神教’的教主，自然也就更加‘如日方中’了。

    ‘三尸脑神丹’发作，更在“每年端午节的午时”，而“午时”，即是正午11点到13点，称为“日中”、“日正”，其时太阳挂在天空中央，是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

     结论：历史上某一时期（就是《笑傲江湖》故事发生的时期？），中国人把‘端午’视为一年中太阳升起最高的一天，而‘午时’，正是一天中太阳升起最高的时刻，这一天的这一刻，也就是‘日月神教’教主——太阳神的化身——最显威灵的时刻。

                                 2009、1、3